“不一定， ” 莫雷回答， “从逻辑上来看， 它可能代表两者都是。 ”
莫雷总是力求精准。
费曼露出微笑， “那么，我们就让大家各自下结论好了。 ”
莫雷假笑，走进研讨室。费曼发现揶揄莫雷很好玩；莫雷则每次都会被他激怒。我悄悄把费曼指给雷看。
“另外那个是谁？”他问。
“莫雷·盖尔曼。 ”
“喔，那个夸克家伙。 ”
“对，是那个夸克家伙。 ”
“他们俩老是那样说话吗？”他问。
我耸耸肩，我很少看到他们俩同时出现。
“他们让我想到我爸和我妈。 ”雷说。 TWELVE研讨会开始后，费曼大声说， “喂，史瓦兹，今天你是在几维的世界？”
这不是我第一次听到他这么嘲讽，他的意思是指弦论需要额外的维度。但他的语气是温和的，这可是有意义的，因为费曼的嘲讽并不总是这么温和。所以我并不觉得能从这种嘲讽看出他对这个主题所抱持的立场。我站在那里跟雷一起等待着接下来的进展，同时感到自己有点紧张。我已经预期会看到一场激辩：费曼和莫雷会不会联手对付史瓦兹，还是最后会演变成他们两人彼此对战？我觉得有点不好意思把雷带来这里，这就像父母的争吵被朋友听到一样。
史瓦兹露出微笑，开始讲话，他看上去一点也不拘谨。他甚至说了几个笑话，但几乎没有人笑。多年后，史瓦兹打趣地告诉我，在他成名后类似的笑话总能引起哄堂大笑。
费曼和莫雷礼貌地聆听，只问了几个专业的问题，没有嘲弄的评论。
几分钟后，我看向雷，他已经睡着了。
演讲结束后，在研讨室后侧的茶点桌旁，我向费曼介绍了雷。
我已经警告雷不要找碴，而且看在老天的份上，不要问有关心理学或形而上学的问题。我先前已经告诉雷，费曼在医生的吩咐下不能讨论形而上学。当时他怪怪地看了我一眼，但我相信他会表现出最好的一面。费曼转向我。
“这场研讨会有没有让你对你感兴趣的‘胡说’理论，学到什么有用的东西了吗？”
“你一直知道我感兴趣的是弦论？”
“这是我们系里唯一的胡说理论。 ”他说。
“如果这理论是胡说， ”雷问， “你怎么还来？”
费曼露齿而笑， “我是来吃饼干的。 ”
我们跟着人群走到研讨室外的走廊。那位一直在偷听我们谈话的蒙特利尔的访客走过来。
“我觉得我们不该劝年轻人不要研究新理论，只因为它们不被物理学的传统所接受。 ”他说。
他的挑战语气让我觉得他可能很擅长在柏克莱的集会中宣扬反对文化帝国主义。但费曼并没觉得有任何不悦。
“我不是叫他不要研究新事物， ”费曼说，然后他看着我， “我只是说， 无论你选择研究什么， 都要对你的研究提出最严厉的批评。
还有，研究的理由要正确，除非你真的相信，否则就不要研究。因为如果最后没有成功，你会落得浪费许多时间的下场。 ”
那位访客说， “我研究自己的理论已经十二年了。 ”
费曼问他研究的是什么理论，他简短地描述了一下。到最后，他似乎因为没有引起我们的瞩目而显得有些焦急。我觉得光是礼貌地倾听，我们就应该获颁“给愚蠢理论相同时间礼遇”这项运动的大奖，我确定这人也一定是支持这项运动的人。他似乎也感觉到了这一点，因为他加了一句， “物理界花了许多年的时间才认可爱因斯坦。他们也要许多年的时间才会认可史瓦兹。我不在乎他们是不是也要那么久才认可我的研究。事实上，这是一种恭维。等到我的研究终于获得认可时，这会使一切更加甜美。 ”
我觉得这家伙的态度绝对不会博得费曼的好评，但他似乎听得很专心。等这家伙说完后，费曼礼貌地点点头，仿佛学到了什么新知。 TWELVE然后他看着我说， “那就是我所说的浪费时间。 ”
那位访客忿忿地离去了。雷对费曼说， “老兄，你怎么那样对他说话？太冷酷了。 ”
我用手肘顶顶雷。
费曼说， “你不喜欢我刚才对他说的话？为什么？他想要认可，我给他认可。我认可他是个自大的傻瓜。 ”
就在这时，海伦出现在大厅另一端，手里拿着一封信，显然是费曼的。她比了一个手势，我想她是指她会把它留在他的办公室。
费曼点点头。然后她看到我，叫我过去。我用眼神警告雷“小心你说的话！ ”他回我的眼神像在说“什么？”我不放心让费曼单独跟雷相处，但是当海伦叫你时，你也只能服从。
等我终于从她位于转角的办公室回来后，走廊上已经空无一人，研讨室只剩下雷和一些奶油饼干。
“怎么样？”我问， “他以后还会不会跟我说话？”
“放轻松， ”他说，然后加了句， “你需要抽点大麻。 ”
“雷，闭嘴！ ”我四处张望，确定没人听到这句话。当时我并不知道，费曼自己也试过大麻，甚至迷幻药。
“别担心，一切都很顺利。谁叫我们哥俩好呀。喂，你怎么没告诉我他得过诺贝尔奖。 ”
“他告诉你这个？”
“是啊。 ”
“我听说他从来不谈这个。他认为诺贝尔奖不公平，也很容易让人分心，可以说它是一个虚幻的神。他告诉我，当第一位听说这件事的记者在半夜打电话给他时，他叫记者在适当的时间再打来，然后就挂断了。 ”
“或许那真是他的感觉。 但他说不定也感到很光荣。 那是人性，不是吗？也许他在面对你时，没像面对我那么坦白。 ”
“你们还真是哥俩好啊。 ”
“你知道他还跟我说了什么吗？他终于向我解释你们物理学家在做什么，还有那么做的原因。 ”
“真的？”
“真的。 ”
“他怎么说？”
“门儿都没有， ”他说， “你别想这么轻易得到答案。你自己去问他吧。最好你能找到自己的答案。 ”
“你现在的语气跟费曼一模一样。 ”我说。
“我们在一些事情上看法的确相同。 ”
我没再追问。但我心想，我总会设法从费曼那里得到答案。
THIRTEEN 13一九八八年，我以前在柏克莱的同学开始写有关弦论的内容，现在它已成为物理系研究生的必备参考书。他原本计划在一年后，也就是一九八九年的六月（ “顶多加减一个月” ）完成它。延期写完的情况并不罕见，但是这本书一直到一九九八年才出版。他花了十一年才写完，比原先预计的时间长了十倍以上。为什么？因为弦论很深奥。有许多有名的故事表明，在早期、甚至在较近的年代，也只有极少数人了解相对论和量子理论。但我们可以毫不怀疑地说，即使今日，也没有人了解弦论。
本质上，大多数的新理论都是主动探索的结果，它们来自新的物理原理，或者需要解释或配合的实验事实。但弦论的源起不同，它跟盘尼西林一样是在无意中发现的。理论物理学家仍在寻找弦论所代表的新的物理原理。实验物理学家则在钻研可以在实验室测试的实验结果。研究弦论的物理学家就像古生物学家一样，总是耐心地挖掘，仿佛他们正在揭开某种不明起源的巨大的生物骨骸。
这一切都始于一九六七年的夏天。当时还没获得诺贝尔奖的莫雷，到西西里岛艾利斯（Erice）的埃托里·马约拉纳中心（CentroEttore Majorana）讲学。他谈到 S-矩阵理论的一些议题，也就是史瓦兹的博士论文指导教授吉欧佛烈·休一直支持、但还未获得成功的理论。观众席中有一位名叫加布里尔·维纳齐亚诺（GabrieleVenez i ano，当时在以色列工作）的意大利籍研究生。莫雷跟往常一样擅长分类，维持希腊风格，他讨论了质子和中子的撞击数据中那些惊人的规律现象。 这激起维纳齐亚诺的兴趣， 他花了一年的时间，总算找到一个简单的数学函数，神奇得可以描述这些规律现象。这可是货真价实的“神奇” ，因为维纳齐亚诺没有运用任何物理学的理论来导出这个函数；他只是发现了可行的数学而已。物理学家又花了两三年的时间，才提出这个函数“为什么”可行的原因。这个原因在一九七〇年首度由南布（Nambu）和萨斯坎（Susskind）提出，他们发现如果在建立模型时不把质子和中子视为点粒子（pointparticle） ，而是振动的细微弦，维纳齐亚诺的数学函数就会来自一个基本理论。
结果，这个看似简单的构想在内容的丰富程度及数学计算的难度上，都远远超过当时任何人的想像。此外，虽然它是个有关粒子组成的物理模型，但它不是一个物理“原理” （例如光速是恒久不变的） ，它无法在你整理发展这个理论所有的可能方法时，引导你思考。这也是弦论这么难的原因之一。
在试着两次提出弦论的问题后，有一天下午我走进费曼的办公室，想问他真正的想法。
“我们可以谈一下弦论吗？”我问。
“我不想谈弦论。我对它的了解不多。 ”他把目光移回自己的工作上。 “你想谈弦论，就去找史瓦兹。 ”
“我找过了。 ” THIRTEEN“再去找，我正在忙。 ”
“它太难懂了，而且我想决定它是不是值得我去了解。 ”
“我已经跟你说过，这一点只有你才能决定。 ”
“你不觉得它从某方面看很有希望吗？”
“很有希望？有什么希望？它有希望告诉你质子的质量吗？
没有。它到底有希望告诉你什么？”
“唔，还没人知道要怎么从中得出定量预测，但是……”
“你错了。它的确做了定量预测。你知道那是什么吗？”
我瞪着他，脑袋里一片空白。
“它要求我们要住在十维世界才行。一个需要十维世界的理论合理吗？不合理。我们看得到那些维吗？看不到。所以它把它们卷拢成无法探测的微型球体或圆柱体。它唯一做的预测还不得不用解释来消除，因为它与实际观察不符。 ”
“我知道……还有很多要理清的问题。但我感兴趣的是弦论有把所有已知的物理作用力，统一成单一理论的潜力。这甚至包括重力。 ”
他奇怪地看着我，脸上有种你跟天主教的主教聊天，却不经意地问到他的太太和子女时，他脸上可能会出现的那种表情。
“一个统一场论。这不就是我们大家想要的吗？”我问。
“我不‘想要’任何东西。自然跟我‘想要’什么无关！你怎么知道有一个统一场论？说不定有四个！说不定每个作用力都有一个！我不知道。我不会告诉自然，它该做什么。自然会告诉我。这个讨论根本没有意义！也开始让我厌烦！我再说一次，我不想讨论弦论！ ”
他说到最后，声音大了起来，还开始挥舞手臂，我吓坏了。首先，我以为我们之所以研究物理，是因为我们对自然的美丽与简洁怀有热情，而四个理论在我看来并不怎么简洁。其次是因为从他脸上的表情看来，我怕他会站起来打我。我想我最好赶快走人。
“听着，我很报歉，不过我只是想了解你的看法。 ”
“我的看法？我的看法是你正处于低潮期，你想急着找些东西来研究。 ”
“这有什么不对吗？”我问道。
“你不该来找我谈弦论。 ”
“你的意见对我很重要。 ”
“就像我以前跟你说的，真正对你重要的，不是我的意见，而是‘你的’意见。 ”
“对不起，打扰你了。 ”我说着，准备离开。
“听着， ”他说， “选择研究主题跟爬山不一样。你不是因为它已经在那里而研究它。如果你真的相信弦论，你不会来这里问我，而是来这里‘告诉’我。 ”
我觉得自己像刚被爸爸责骂的小男孩。回到走廊后，我又被责骂了一次，这次是被“妈妈” 。我遇到海伦，虽然她是整层楼的秘书，但主要替费曼和莫雷工作。这位中年女性虽然瘦小，却有对抗他们两人的勇气，如果她想对付我，更是不费吹灰之力。她皱着眉，不高兴地瞪着我。
“你跟费曼教授说了什么，让他这么生气？”她问。
我耸耸肩。
“你应该知道，当他在工作时，你不该去打扰他。 ” THIRTEEN“我想我大概选错了话题。 ”
“哲学？”她问。
“不是，是弦论。 ”我说。
“噢，老天，那一样糟。 ”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我说。
“也许吧， ”她说， “什么问题？”
“如果大家都对史瓦兹的研究这么怀疑，为什么他还能在这里待九年？”
她看了我一眼。我不知道那是代表“你是说你不知道？”还是“这关你什么事？”但一会后，她低声说， “有人罩着他。 ”
“啊，是谁？”我说。
她回答， “莫雷。 ”
FOURTEEN 14以后的几天， 我在办公室都待到很晚。 以前我曾听康斯坦丁说，莫雷和他女儿已经疏远了好几年，后者加入后来成为美国马列主义党的党派，而且是位狂热分子。虽然莫雷嘲弄地称里根（Reagan）为“雷枪” （Ray-gun） ，但丽莎反里根的程度已经到了高唱“打倒里根，资本主义反动分子的头目！ ”的程度。
我坐在书桌前，思考丽莎的政治观和莫雷暗中对史瓦兹那颠覆性理论的支持，认识到最具讽刺意义的是，这两者之间具有某种相似性。 其实丽莎的政治观之于主流政治观， 就像弦论之于主流看法，或者早先莫雷发现或发明的分数电荷之于主流观点。
就理论而言，女儿是否从父亲那儿继承到对显而易见的事实无动于衷的能力，例如我们的世界没有弦论中的额外维度、或阿尔巴尼亚缺乏食物、衣服和庇护等资讯？他们是不是都有看穿现实的外观、深入根本真相的天赋（或者说都像中了咒语）？
我的沉思被莫雷打断，因为我再度听到他对着电话筒吼叫的声音。这让人感到不安，倒不是会对我造成困扰，反正我还嫌我的办公室太安静了。对于仍在想着共产主义的我来说，我之所以不安，是因为想到在话筒另一端、遭受他这番长篇大论攻击的可怜人。我FOURTEEN决定如果海伦可以跟他提这件事，我也可以。我多少会教他一些道理。
我走到走廊时，心跳开始加速。毕竟，莫雷需要海伦。在我看来，除了他和费曼以外，海伦也是这个系的灵魂人物，而我则是可消耗品。莫雷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毁了我的前途。我开始想像最糟的结果，比如系里不再供应我纸和粉笔，或是我的办公室会被迁到锅炉室，或是在丽莎的协助下，迁到阿尔巴尼亚去。不过等我走到莫雷的办公室门口时，吼叫声已经停止了，我松了一口气。
我注意到他的门开着一条缝，这很不寻常。莫雷和费曼通常会把门关上，既能减少被学生和我这类年轻同事打扰的机会，也可以挡掉那些偶而爱来骚扰一流学校的疯子。这些疯子会带着他们的新发现过来，例如速度比光子快的粒子，或宇宙是一个煎饼，而我们则是糖浆；不管他们相信的是什么，他们总认为自己是新的爱因斯坦。如果你不幸遇到这些尚未被世人发现的天才，可能得耗上几个小时。你在拒绝他们时也得小心，因为他们有时带着武器。在柏克莱大学， 有一次一个人遭拒后， 带着刀在物理系大楼外徘徊了好久。
我的博士论文指导教授也曾提到，有一次在哥伦比亚大学，有一个人在被拒后带着枪回来，由于教授外出，他就杀了秘书。
我从门缝偷偷向里张望，原本以为会看到他靠在椅背上，微笑着享受刚刚的胜利。但我看到的却是一个似乎快要心碎的男人，他的手肘撑在书桌上，头埋在手掌里，表情悲痛。我想对他吼叫的心情完全消失，相反地，我为他感到难过，我不知道是什么令他如此伤心。第二天，我向希腊“先知”康斯坦丁寻求答案。他告诉我，莫雷的太太最近因癌症去世了。
我决定不再偷听，快点离开，可惜太晚了，他已经看到了我。
“有什么事吗？”他说。
我站在那里，像被逮到一样。我要说什么？我是来告诉你别再对别人大吼大叫，然后我决定不再暗中调查你的事？
“哈啰，进来。 ”他从门缝里认出是我。
我打开门走进去，觉得很不自在。
他接着说， “我想再次谢谢你把你弟弟那本很棒的书送给我。 ”
几年前，我弟弟史蒂夫还在念高中时，写了一本有关芝加哥地区的鸟类的书。莫雷热爱赏鸟，也是自然保护主义者。他可以倒背如流地说出不同鸟类的特征，就跟他说玛雅语那么自在。他或许也可以流利地说出上玛雅地区的鸟类特征。因此当我搬到隔壁时，就送了他一本我弟弟的书，庆祝乔迁之喜，尽管乔迁的人是我。
“你真好。 ”他继续说。
“我跟我弟说你在读它时，他很兴奋。 ”
莫雷露出微笑， “有什么可以帮忙的？我前天在约翰的弦论研讨会上看到你了。 ”
这似乎是个好机会。
“我在想……不知道你对弦论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它很有希望。 ”
“在哪一方面有希望？”在有了和费曼那次的对话经验后，我问得很小心，不想再说出任何蠢话。但我一出口却又说错了话。因为只要稍微懂一点弦论的人都应该知道，为什么有些人会认为它很有希望。费曼可能会为此轰我一顿，但莫雷似乎并不介意。
“它有可能统一所有的自然作用力。找到可以包容重力、电力FOURTEEN和所有作用力的单一理论，这是爱因斯坦的梦想。这难道不会对我们有所启发？想想看，光靠一个简单的公式，就能解释粒子的多样性、以及它们所有的互动！ ”
“但人们还是非常怀疑。 ”
“他们有权利怀疑，但这仍是值得做的事。听着，将近十年前，我把约翰带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甚至不知道重力和弦之间的关联。
那时候我不知道弦会有什么用途，只知道它一定很重要。它实在太美，不可能不重要。但是别人不一定要有相同的看法。后来，当约翰和格林发现它和重力的关联时，那一刻实在令人感动，而约翰就在加州理工，也让我感到既光荣又高兴。但是有些影响力大的人并不了解这些，他们狂热地反对，甚至充满敌意。 ”
“我想那些人没看出它和实在的关系。 ”我说。
“这是因为弦论可以说是最不正统的研究。创造这个理论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发现，而不是发明。他们在寻找的是原本就存在的事物，而不是为了符合实验数据而创造某个事物。现在的进展很缓慢，但他们正一片片拼出一个独特、一致的理论。这也是我支持他们的原因，我的直觉告诉我，那当中一定有些东西存在。我就像在努力维持一个为濒临绝种的理论而设的自然保护区。 ”
后来我发现，其实费曼并不反对弦论这样的理论已经“存在” 、只是等着人们挖掘出来的想法。但费曼认为，唯有原理或对自然的观察才能引导我们找出正确的理论，而不是靠科学家对统一化的执着。这是费曼的巴比伦作法：热爱现象，而非解释。
因此费曼蔑视弦论，而莫雷支持它。这就是费曼和莫雷：被彼此的天分吸引，又因彼此的哲学观而相斥，两人就在这种平衡下在各自的轨道上运转着。不知为何，我无法想像他们两人当中少了其中任一人的情景。所以当费曼去世时，我总觉得莫雷会飞出轨道，就像地球如果突然消失，月球会脱离轨道一样。
科学的目标或许在于描述真实，但只要是由人类进行的科学，人的特质必定会对这种描述留下印记。费曼型的人遵循数据，而莫雷型的人则受哲学观指引、 并在明确分类自然的需求下行事。 最后，可能是某一类型或者两种类型的人都成功了，如果是都成功，这时就会有一个调停者出来证明如何调合他们的理论，如同费里曼·戴森（Freeman Dyson）为费曼图所做的事。如同在量子力学中，能量不是被视为粒子就是波，不同的看法可能都是正确的，它们只不过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同一个多面向的奇迹——自然。
莫雷被证明是个成功的保护主义者。尽管有不小的压力要求不要和史瓦兹续约，但他最近反而小幅升迁，成为资深研究员，并且又获得三年的新合约。虽然莫雷没有为他争取到正式永久职位，但就目前来讲已经够用。
等我对莫雷太太过世的事有所了解后，我对于他仍能专心替史瓦兹争取这么多，感到由衷地佩服。玛格丽特生病超过一年，她得的是大肠癌，而且已经扩散至肝脏，无法救治。
起初， 莫雷面对癌症的态度跟费曼差不多： 学习有关它的一切，充分参与治疗的决策过程。到了最后，他们的做法有些不同。费曼跟平常一样遵循数据——他知道已经回天无力，任何人都帮不到他什么。但莫雷不太能接受以他的聪明才智及所有现代科学的可用资源，依然无法拯救玛格丽特的事实，她是他唯一真正的朋友。即使在得知没有治疗希望后，他还是绝望地想以实验性疗法保住她的性FOURTEEN命，并期望这段期间能有新的疗法问世。
在这段期间，他仍设法让史瓦兹继续在加州理工待下去。
康斯坦丁告诉我，目前的普遍看法是，玛格丽特过世后的这段时间里，莫雷变得温和了许多。他不像以前吼得那么大声，也很少发火。康斯坦丁说，他好像不是以前的莫雷了。我从没听说过“以前的莫雷”是什么样子，但在观察他一年后，我也发现他好像逐渐变得好脾气了许多。我没再听到他的吼叫声。我很好奇，是因为他的精力已被耗尽了，还是有更深层的因素？是不是在丧失至爱后，他找到了更好的生活方式？我终究还是为他感到遗憾。不是因为他不再觉得有必要大吼大叫，也不是因为他不再认为自己必须一再证明自己有多么出色，而是因为他先前五十二年的生命是这样度过的。
FIFTEEN 15黄昏时， 康斯坦丁和我走在橄榄树人行道上， 校园里非常安静。
雨从昨夜下到今晨，已经逐渐变小了。橄榄树的树枝在刚刚露脸的太阳的余晖里闪烁着。前不久，费曼建议我去看看附近一栋宿舍的一个大学生。现在我终于决定前往，并找了康斯坦丁跟我一起去。
他两眼通红，这又是跟梅格厮混一夜的结果，他们先是在好莱坞某家非常红的酒吧喝洒，然后他的菲亚特就在雨中抛锚了。那辆车很不错，但不太可靠，不过对康斯坦丁来说挺好用的。他和梅格搭拖吊车回家，然后做了一整夜的爱。康斯坦丁提过几次，他和梅格在智识层面并不契合，但在其他方面显然还不错。在我看来，他们似乎是天生一对，就像《大都会》 （Cosmopolitan）和《雪茄迷》
（Cigar Aficionado）杂志的封面模特儿。
我觉得一个人去有点寂寞，所以很高兴他答应一起来。他就是这样的人，随时准备冒险。
“这个人有什么特别，为什么费曼要叫你去看他？”他问。
我耸耸肩。费曼只说会挺有趣的，而且他在念“有趣”
（interesting）时总会强调第一和第三个音节（IN-ter-ES-ting） 。那位大学生收集蜘蛛，我猜他的收藏也许倒值得一看。 FIFTEEN康斯坦丁优雅地走在潮湿的人行道上，他脚上那双考究的意大利鞋上连一滴水都没沾到。水泥路面上八成有一个凹洞，我不小心踩进一个深水坑，把球鞋都弄湿了。就在我甩掉脚上的水时，康斯坦丁问我要不要跟他一起合作研究。
“别管弦论了， ”他说， “也别想用数学解量子色动力学。电脑才是答案所在。 电脑才是我们的未来。 你要想成功， 就得现在加入。 ”
康斯坦丁研究量子色动力学，但他属于为数愈来愈多的电脑物理学家，在所谓晶格理论（lattice theories）的领域进行研究。既然人类显然解不开量子色动力的方程式，他们就采取由电脑来破解的方式。而既然无论电脑的运作速度有多快，都无法处理时空连续体的无限点，晶格理论学家就必须以有限的晶格点重写这些方程式，因此才被称为晶格理论学家。
康斯坦丁的提议令我吃惊。他的语气听起来有点像雷在谈他的女朋友和她在贝勒维尔的工作。雷曾经说， “以后你就会看到，有一天电脑会无所不在。它们会像电影《2001：太空漫游》①（2001：
A Space Odyssey）里的主控电脑‘哈尔’ （HAL） 。 ”
“或许吧， ”我说， “但它们会捡垃圾吗？”
“不会，我想我的工作不会被抢走， ”他说， “但我打赌它们一定能吸大麻。 ”
“那样的日子会很悲惨。 ”我说。
“也不尽然， ”雷说， “它们不会取代人类，只会辅助人类。如① 着名导演斯坦利·库布里克的代表作，电影探究先进科技的前景及危险性。在一次外太空探险任务中，一台名为HAL9000 的智能电脑给宇航员带来了威胁，宇航员们不得不一次次冒着生命危险改变原计划。——编注果有‘哈尔’一起吞云吐雾，开起派对来一定更有趣。 ”
我在写电脑程式方面有一点经验，但我不觉得它们可以增加派对的乐趣，也不觉得它们是无解理论的万灵丹。我喜欢康斯坦丁，但我并不真的相信他的做法。从电脑获得答案，就像从黑盒子找答案一样。我认为它们可以提供解答，亦即数字结果，但是我们以数学方法亲自解开或逼近方程式时所获得的了解，却是电脑无法提供的。基于这个原因，我甚至不信任经由电脑得出的解。我以前从没向康斯坦丁提过这些想法，也看不出现在跟他提这些有什么好处。
此外，我不相信这个做法，并不代表它是不对的，或我不该采取它。
我必须把它跟我个人的直觉相互权衡，因为晶格理论比弦论流行得多，对在未来取得永久职也有用得多，而且我说不定很喜欢跟康斯坦丁合作。
“嘿， ”他看出我的犹豫， “我们计算质子的质量。这是任何人用纯粹的数学都无法做到的。 ”
他说得对。对实验主义者来说，质子的质量很容易测量，但在理论上，质子的质量取决于质子内的夸克、以及它们透过强作用力的互动，这是量子色动力学中还没有人知道要怎么解的问题之一。
康斯坦丁的电脑解法却造成轰动：即使许多怀疑电脑的人也对他的答案之精确感到惊异。
他对我眨眨眼， “它把我送到加州理工了，不是吗？”
我们找到那位“蜘蛛人”的宿舍，他前来应门。此人长得瘦瘦的，身上穿着一件印有加州理工英文字样的超大 T 恤。房间很大，采光充足，但我觉得他可能并不喜欢这样。我想，就算待在洞穴里，他可能也同样舒服；这房间的主要房客——数百只蜘蛛，大概也是FIFTEEN差不多的感觉。
房间里挤满牌桌，摆放方式很符合数学效率，但对人类并不方便，牌桌之间几乎没有供人经过的通道。桌上放着一排排的小塑胶杯，每个杯子里都装着一只蜘蛛，或至少一只长得像蜘蛛的昆虫，大大小小、毛的秃的都有。他不时向我们介绍哪些是有毒的。
“它们爬不出来， ” “蜘蛛人”说， “你们看。 ”他把一个杯子斜放，证明杯子的表面对蜘蛛来说太滑，所以它们爬不出来。这些杯子的表面涂了蜡？还是喷了聚丙烯酰胺 ①（PAM）？我不知道，但无论他的诀窍是什么，都很有效。我心想，幸好有效。然后我好奇地想，万一发生地震怎么办？去年十一月犹瑞卡附近就发生了 7.2级的地震。而康斯坦丁的想法显然比我要实际很多。
因为他在看过这些收集后问道， “你睡哪里？”
这时我才惊奇地发现这里没有床，连一张椅子都没有，只有这些放蜘蛛的桌子。
“桌子底下。 ”蜘蛛人回答。
“女孩子一定很喜欢。 ”康斯坦丁说。
“我都是到她们那里去做那档子事。 ”
从他的兴趣和加州理工的女学生很少的情况来看，他居然还找得到做那档子事的机会，让我觉得很不可思议。我甚至觉得他不需要做那件事，他看起来已经爱上这些蜘蛛。
接着我们就离开了。
“我在想费曼为什么要你去看那些？”康斯坦丁说。
① 具有絮凝粘合、降阻、增稠、悬浮、成膜等多种功能。可用于石油开采，水处理、造纸、高吸水性树脂、冶金和洗煤等领域。——编注“我不知道，但他说得对，这的确挺有趣的。 ”我说。
“病态得有趣。 ”他说。
我耸耸肩说， “我觉得他看起来很快乐。 ”
“嗯……有时病态的人最快乐。他们因为病得太重，所以根本不知道怎么才是不快乐。 ”
他点了枝雪茄。
“史瓦兹可能也很快乐。他可能在一堆弦下面睡觉。 ”他慢慢呼出一口翻腾的烟雾，悠悠地说道。我看他吸得好像很满足，突然很想吸根烟。
“你想想看再告诉我要不要研究晶格， ”他说， “我至少可以跟你保证一件事……你绝对不必睡在满是蜘蛛或弦的桌子下。 ”
我们边说边朝物理系的大楼前进，然后我看到费曼在远处走着。前几天我一直在找他，希望能与他不期而遇，看他还会不会跟我说话。我跟康斯坦丁说待会再去找他，然后朝费曼走去。
等我走到他旁边时，费曼正在全神贯注地凝视一道彩虹，脸上充满热情，一付他以前没见过彩虹的神情，或像这可能是他最后一次看到彩虹。
我谨慎地走向他。
“嗨，费曼教授。 ”
“你看，一道彩虹。 ”他说，但并没有看我。我松了一口气，因为他的语气里没有残留着过往的任何不悦。
我跟他一起注视那道彩虹。如果你真的专心看它，会觉得它令人非常难忘。在那段岁月，这不是我平常会做的事。
“我很好奇古人对彩虹的想法。 ”我沉思着说。古代有许多根FIFTEEN据星辰而产生的神话，我想彩虹看起来应该同样神秘。
“这个问题应该问莫雷。 ”他说。后来我终究测试了费曼的说法，问了莫雷这个问题。我发现在土着文化和古文化方面，莫雷果然是本活百科全书，他甚至收集文化遗产。我从他那儿得知，纳瓦霍人 ①（Navajo）视彩虹为好运的象征，但有一些其他的印第安族视彩虹为连接生者与死者的桥梁。我记不得那些部落的名称，因为莫雷念它们的方式实在太正确，以至于我根本听不出来。
“我只知道， ”费曼继续说， “根据一个传说，天使把金子放在彩虹的彼端，只有裸体的男人才拿得到。好像他们没有别的事好做一样。 ”他露出一抹调皮的微笑。
“你知道是谁最早解释彩虹的由来吗？”我问。
“笛卡儿。 ”他轻声回答。过了一会，他直视着我，问道： “那你觉得彩虹的哪一个特色，让笛卡儿产生做数学分析的灵感？”
“唔，其实彩虹是圆锥体的一段，当水滴被来自观察者后方的光线照射时，会呈现出弧状的光谱颜色。 ”
“然后呢？”
“我想他的灵感来自于他发现可以藉由思考单一的水滴，以及它的几何位置来分析这个问题。 ”
“你忽略了这个现象有一个重要的特色。 ”他说。
“好吧，我放弃。你认为是什么启发了他的理论？”
“我会说他的灵感来自于他认为彩虹很美。 ”
① 居住在亚利桑那，新墨西哥和犹他州东南部的美洲印第安人，是美国同时期的美洲印第安人部落中人口最稠密的。纳瓦霍族人以豢养家禽，技术熟练的纺织者，制陶者和银匠而着名。——编注我怯懦地看着他，他回视我。
“你的研究进行得怎么样了？”他问。
我耸耸肩， “没什么进展。 ”我真希望自己能像康斯坦丁一样。
对他来说，一切似乎进行得很顺利。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回想一下小时候——对你来说，那应该还不是很久远的事——你小时候喜欢科学吗？它是你的最爱吗？”
我点点头， “就我记忆所及，它一直是。 ”
“我也是， ”他说， “记住，这一切应该是很有趣的。 ”他说完就走开了。
SIXTEEN 16在我认识费曼的短暂期间，他对我的生活一直有很大的影响，连我自己都不确定原因何在。我知道他不会是良师。费曼会避开任何与系里及行政有关的事务，对自己指导的博士后研究生或学生也很少提供协助。他甚至会请海伦寄格式化的奇特信函给跟他合作过、离开加州理工已经两年的资浅物理学家，说明他无法再替他们写推荐函，因为过去两年中他没有追踪他们的研究。他会努力避开任何他不感兴趣的活动。他有时很粗鲁，会刺伤人，但我每次看到他时，第一次遇到他时的那种感情就会自动浮现。为什么？
当时我并不知道答案，但是今日，身为两个孩子的爹，我终于认出这种感情。即使在历经五十余年的沉浮，即使在生命逐渐萎缩的岁月，费曼一直保持着赤子之心，生气蓬勃、快乐、爱玩、调皮、充满好奇……对什么都感兴趣。加一点头发，去掉一些皱纹，再加上健康，就可以看到五十年前在布鲁克林区，用自己编的意大利语大声责骂违规驾驶的年轻费曼。
在像费曼这样有赤子之心的成年人身边，会让你想对一切提出质疑，例如我们在生活中所做的一切，因为那些都是我们必须做的事——或至少我们以为自己该做的事，像是我们本想到户外看彩虹，却不得不待在室内和同事或客户开无聊的会，或是按照我们并不热爱的既定路线来规划职业生涯，只因为它应该是通往成功的路线。费曼以令人惊异的诚实态度面对他人和自己，就像我的两个小儿子，你没法强迫他做他不想做的事，就算做了，他也会抱怨。我则相反，在我还能选择自己要走的路时，我却在踏出步伐前就已妥协。对我来说，什么才是值得做的？什么能赋予我的生命意义？是弦论？晶格理论？还是能“窝在”某个地方，例如加州理工？
费曼在他的办公室里告诉我，他怎么找到自己在生命和物理学中的定位。
我原本就应该研究物理学。你知道我怎么知道的吗？我小时候有一个实验室，我常在那里玩。我总说我在做实验，其实我从没真的做过。等我上了大学后，才知道什么叫做实验。实验是检视构想的方法。但我的实验不是。我的实验是做一个光电池，它会在你走过它前面时发出钟声，或是让收音机能发挥作用之类的事。我的实验不是要找出某件事物，而是为了好玩。我常在我的实验室里玩，也常修收音机。当时在这个城市，又是在大萧条期间，而我只是个男孩，所以那没有花很多钱……我替我自己做了一个工具箱，买了零件。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光是制造东西就让我玩得很高兴。
后来我发现理论分析也很好玩。我到麻省理工时原本念的是数学系。我去找系主任，然后问他， “除了教更高等的数学以外，高等数学的用途是什么？”而他回答， “如果你一定要问这个问题，就别继续念数学。 ”
他说得对极了，也教了我一课。
我之所以选择数学，只是因为我发现自己可以把数学念得很SIXTEEN好。而且我不知道从哪里得到数学是属于高等层次的观念。其实我对数学感兴趣完全是拜应用科学所赐，但我先前并没看清这一点。
我对数学有兴趣，也对一切有用途的事物感兴趣。我所谓的用途是指应用、了解自然，然后“运用”这份了解，有所作为。不只是要创造更多这类逻辑的事物，这种怪物。当然，这么做没有什么错。我不是要贬低数学家。人人的兴趣各自不同。但我发现我的兴趣不在证明的精确，而在被证明的事物上，但这并不是数学家惯有的态度，他们通常偏好分析并建构证明的本质这类事情。我则对以数学关系证明的事实更感兴趣，因为我想运用它们，所以这两种态度是不同的。
我找到自己在物理学中的定位，这就是我的生活。对我来说，物理学比世上任何其他的事物都来得有趣，否则我不可能研究它。
SEVENTEEN 17我站在厨房里啜饮浓郁香甜的蒸馏咖啡，一点也不知道这将是我一生中最糟的一天。
我起得很早，因为我从大学时代就认识的一位教授要来城里。
以前他一直是我的良师，但我们已经有多年没见过面。我们约好在学术俱乐部见面，一起吃顿早餐，或者该说是他的午餐。然后他得飞回波士顿，我则得赶去看医生。
在那时候，对我来说所谓的“早起”是指十点左右。这让我听起来像个懒人，但自从大学时代起，我就养成工作到三更半夜的习惯。这是物理学家的传统，而且这传统至少可以追溯至十七世纪的笛卡儿。他从没在中午以前起床过。他必定是这传统的创始人，由于人们不了解情况，所以他就赢得了懒人的名声。但他还是设法创造了物理学、数学和哲学上的革命。对一个懒人来说，这成绩还真不错。
在念研究所时，我总会把研究浪漫化。我睡得晚、工作得晚，参加派对也玩得很凶。 我心想， 我或许无法在三个领域造成大革命，但至少在这些方面，我可以像年轻的笛卡儿那样。基于时间限制，再加上我几乎把所有的思维与精力都投注在研究上，所以我跟外界SEVENTEEN没有多少接触。即使是派对，也大多是跟其他的学生在一起。但无论是和当代的同侪来往、或和古代的同好神交，我都觉得很满足。
对我来说，不同时代的物理学家，例如爱因斯坦和牛顿（当然也包括笛卡儿） ，都跟我属于同一社群，就像住在别处的物理界朋友一样。我们都是一个崇高团体的成员，每个人都对理论物理学的殿堂有奠基的贡献。
在成为加州理工的教员后，不知为何，事情变得不太一样：我的热情不再。我发现自己在研究弦论时，眼光经常飘向时钟，只要有机会就找借口分心。我跟同侪没多少来往，倒是晚班的大楼管理员对我特别亲切，不过我熬夜不是在讨论物理学，反倒学了不少有关墨西哥职业足球的知识。
我前一天之所以熬夜是因为我的旧瘾复发：写作。那还是从我们在深夜搞的《巴斯克维尔的猎犬》放映派对萌生出来的想法。那一晚我和邻居在看电影时，跟往常一样喊一些改编的有趣对话，这时我突然想到，这部片实在太适合拿来消遣，于是我开始参照《空前绝后满天飞》①（Airplane）的台词，写这部电影的搞笑版剧本。
《空前绝后满天飞》在一年或更早前推出后，我至少看了五遍。
虽然自从九岁起，我就断断续续地写了些短篇故事，但我总觉得不好意思跟加州理工的人提及我在写电影剧本的事。物理学家，特别是理论物理学家，通常是像传教士般的人物，或者说非常恃才傲物。写文学作品或许还可勉强接受，但是写电影剧本绝对会被认① 1980 年上映，被美国影片公司誊为“史上十大诙谐逗趣影片之一” 。讲述一位杰出的飞行员，因机长食物中毒致死而被迫去接管控制飞机航行，之后和他的女友——机上的女向导及副手如何在高空中愉快地闪躲飞机、应对机上的宗教狂热分子的故事。——编注为连智识修养最差的一类都不如。我应该对物理学着迷，而不是福尔摩斯。
我在十一点半抵达学术俱乐部，要跟我的教授朋友碰面时，心里还在想着这件事。在大学时代，我们向来亲近，我在想是不是要问他对我的研究困境和新兴趣有什么意见。我不确定他会有什么反应。当他抵达时，我想到的第一件事情是，他看起来跟我离开大学时一模一样：身体发福，满头灰发，再加上一大把胡子，像个叔叔。
我甚至觉得自己对他那件运动夹克还有印象。唯一不同的地方在于他胡子上多了一块面包屑，那应该是那天早餐后留下的，而不是来自我的大学时代。但我发现这块面包屑令人感到特别亲切。
侍者送来面包和黄油，那是位穿着正式的半工半读的学生。我们各自从精致的高脚杯啜了些饮料，然后开始浏览菜单。我没有问他目前在研究什么，他在二十年前做过一些很棒的研究，但我记得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好像没发表过多少论文。我告诉他，我在研究弦论。弦论从七十年代初刚开始发展时，他就知道这个理论，但他很惊讶听到还有人在研究它。我在心中把他归类于大而化之的那一群，而不是相对的怀疑论者。
“你在规划职业生涯时要小心， ”他说， “跨的领域不要太大，否则会不好找下一份工作。如果想树立名声，你的研究要有一定的连贯性。 ”
“有时我觉得我永远都不会再写论文了。 ”
“这需要时间，不要慌。 ”
“我没有慌，反倒比较像……沮丧。 ”
“我们都走过这一段，这是整个过程的一部分。 ” SEVENTEEN“也许我不适合这一行。 ”我说。
“听着，我对你有信心。你要坚持下去。 ”
“谢谢。 ”
他轻笑起来。 “不过，如果不干这一行，你会做什么？”
“我没认真想过。 ”
“你当然不用。 ”从他说这话的方式，我不知道他是觉得我没有能力做研究物理学以外的事，还是单纯地认为除了物理学以外，其他的事物都不存在。
“对了，我在写东西。 ”我终于说出口。
“写东西？”他似乎有点困惑，仿佛他唯一想得到的与“写”
有关的就是练习书法。 “你在写什么？”他问。
“电影剧本。 ”
“什么？电影剧本？”
他说这话的口气有点怪，好像他是我父亲，而且说的是：你是说最近你动的这个手术……是变性手术？
“你究竟为什么做这种事？”他突然激动起来。
“我不知道。大概是因为喜欢吧。 ”
我低头看菜单，开始不自在。
我说， “这里的奶油浓汤真的很不错。 ”
这个场景显得很不真实，而笨拙地改变话题也无法使我脱困，但是身为乐观主义者，我还是勇敢尝试了。
“我们真的该点餐了，我待会还得赶去看医生。 ”
“听着， ”他说， “这是你欠你自己、我和许多人的，你必须继续研究物理。我们花了无数时间训练你，而且是好几年的时间！你不能就这样丢了它，包括你的才华，你的学业，这是一种侮辱，一种不敬！而这全是为了什么？小说？那些没有价值的好莱坞垃圾？”他的脸变得通红，胡子上的早餐屑也掉了下来。
我被他的愤怒吓了一跳。 一方面， 我并不是说我想放弃物理学；另一方面，我很想说：你竟敢告诉我，我要怎么过日子？但他的话唤起了我的羞愧心。我怎么在写这种没用的好莱坞垃圾？我试着让步。
“我并没说我要到电影业找工作。 ”
“那你写剧本是为了什么？”
“只是兴趣而已。 ”
那位学生侍者经过。
“你要记得自己的责任。你很有才华，要好好把握你的人生。 ”
那位侍者朝我会心一笑，他八成以为我们是父子。
我点了奶油浓汤和煎蛋卷。教授也点了煎蛋卷，但没点奶油浓汤。显然他对堕落知识分子的用餐建议不感兴趣。午餐进行到一半时，他的胡子上又沾到一块新鲜的面包屑。我们开始聊一些普通的话题。等我去看医生的时间终于到了时，我松了一口气，但事后证明我这口气松得还太早。
如果我的眼界更广的话，我应该会觉得“面包屑教授”那通教训的话很有趣。他困在狭窄的领域，无法欣赏别人的创造力。但是当时我没有这个眼界，而他的教训真的让我很焦躁。最后，我终于找费曼谈了这件事。虽然他对现代文学多少有些轻视，但他尊敬作家，他似乎尊敬所有需要想像力的工作，那是他最推崇的特质。
有一阵子，我也想过要写小说。你知道，我经常讲学，也就是SEVENTEEN说，在我讲话时，它们会被记录下来，但那是取巧的写作。所以有一次在英文系的派对上， 我故意打趣地问他们， 我要怎么开始写作，结果那位我非常敬重的教授说， “你要做的就是写。 ”
我拿起格林童话，觉得它们应该不会太难写……毕竟怎么写都行，因为里面有天使、巨人之类的东西，还有各种魔法，所以要怎么编都行。于是我说， “我要写一个这种故事。 ”
结果我写不出任何故事，只能把看过的内容组合起来。只可惜当我重新组合时，我的情节几乎大同小异，没有任何巧妙、特别或惊人之处，但我看的下一个故事总是会有令人惊奇、跟其他故事不同的地方。它里头也有巨人，但情节本身和意外的转折都非常不同……于是我说： “这里再也没有发挥的机会。 ”然后我又看了一个故事，却发现它也截然不同。所以我觉得自己没有编新故事的想像力。
这并不代表我的想像力不好。事实上，我觉得科学家做的事比虚构故事难得多，科学家是思考或想像已经存在的事物，写故事却是构思不存在的事物。科学家在了解事物在小规模和大规模的层次如何运作时，经常会发现结果跟原先的预期极为不同，这需要很丰富的想像力才办得到！我们要有丰富的想像力才能想像出原子、它们的存在及可能的运作方式，或是制作元素周期表。
但科学家的想像力总是跟作家不同，差别就在于是否受到检验。科学家想像某件事，然后神说“不对”或“目前为止还不错” 。
当然，这里的神就是实验，这位神也可能说， “不对，不一致。 ”有时你说， “我想像它是这样运作的，如果是的话，你们应该来看看。 ”
然后其他人来看，但他们看不出来，糟糕，你猜错了。但是在写作中，没有这种检验存在。
作家或艺术家可以想像事物，当然也会对它的艺术感和美感感到不满，但这种不满的尖锐和绝对程度，跟科学家所面对的不同。
对科学家而言， “实验之神”总是存在，而且它可能会说， “老兄，这很不错，但不是事实。 ”这两者之间有很大的差别。
假设现在有一个伟大的“美学之神” 。只要你作画，无论你喜不喜欢它，无论它是否令你满意，即使它只是有时让你不满意，你都得把它交给“美学之神” ，然后这位神会说， “这不错”或“很糟” 。
过了一阵子，你的问题会变成如何发掘出与这个作品相匹配的美感， 而不只是你个人对它的感觉。 这跟我们的科学创造力比较类似。
此外，写作也跟数学或科学不同，它不是一个知识体。知识体会不断扩大，聚集一切，就像一个由人类共同建造的庞然巨物，这其中会存在不断的进步。 但你能说 “我们每天都会变成更好的作家，因为我们已经看过以前的作品”吗？你能说我们写得更好，是因为先前其他人已经教我们怎么做，所以现在我们才能继续发展吗？但这却是科学与数学的方式。比方说，我看过《包法利夫人》 ，一本很棒的书。当然，它没描述别的，就只描述平凡人。我对历史不是很有把握，但我想《包法利夫人》应该是最先开始描写平凡人的小说。如果其他人的小说也跟它一样，我一定会很高兴。但现代小说的撰写手法不再那么娴熟、细腻。我看过少数几本，觉得它们令人无法忍受。
EIGHTEEN 18我的医生在城里一家小诊所看诊。诊所没多远，所以和“面包屑教授”一起吃过午饭后，我直接走路过去。那一天，天气很好，阳光普照。诊所里消过毒，但也不是很干净。虽然我事先有约，仍等了四十分钟。我利用等候的时间构思电影剧本，就跟我以前思考物理学的构想一样，所以我不介意等候。
这位医生年纪较长，有点超重，脸圆圆的，很亲切，很像那种笑脸模型， 因此更加让别人注意到他几乎全秃的头。 让这位医生看，我觉得挺自在的，毕竟他要触诊我的睾丸。对于能碰它们的人，我可是很挑剔的，尤其是当对象是男性的时候。
“它们像这样已经多久了？”他问道。
起初我以为他在开玩笑。
“像怎样？”我问。
“这些肿块？”他说。
肿块？我开始困惑。他在说什么？
“这里。 ”他边说边指给我看。
他说，从医学角度来看，它们在这阶段只是可疑的肿块，但从我睾丸上的肿块看来，它们几乎可以确定是癌症。
以我的年龄来说，这算是很罕见的。我两边的睾丸各有一个肿块，他说这实在很罕见，可能是值得发表的个案。我觉得他的声音里似乎有一丝兴奋，毕竟他以前曾在一个声誉卓着的专业协会担任过会长之职。但我实在太过震惊，所以也不觉得他的话冒犯了我。
我唯一想到的是，不可能有这种事。
他告诉我下一步是验血，看某种荷尔蒙的含量有没有增加。他说，我们应该和外科医生预约。我觉得自己血色尽失，跌坐到椅子上。这时他终于发现我是一个人，不是实验室里一无所知的可怜小狗。他略微开朗地说（我猜他这么说大概是为了安慰我） ，如果癌细胞没有扩散，在他们割除我的睾丸以后，荷尔蒙药丸和人工修复术可以让我过几近正常的生活。我心想，不知这位“笑脸先生”所谓的“几近正常”是什么意思。对我来说，如果忘了服药，声音就会提高八度，可以说一点也不正常。还有，我要怎么跟女朋友解释那些假睾丸是没有功能的？我心想，不可能，我的生活永远不可能“几近正常” 。
就这样，我的生活在一瞬间变色。我外婆在四十岁时就死于癌症，她的肿瘤长在膀胱和肾脏之间。她相当富有，但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波兰，医学能做的也不多，那显然是慢性死亡，而且极度痛苦。当时有吗啡，但没有用。我母亲经常含着眼泪说，她每晚都听到她母亲痛苦地尖叫。她还告诉我有一天晚上她到朋友家过夜，当她回家时， 父亲痛骂她前一晚抛下濒死的母亲、 忘了家人的痛苦。
从那以后，她再也没有跟朋友出去过。后来，外婆过世。几年后，希特勒毁了她的家庭和朋友，而他们也不必在各种忧虑之间求取平衡。至今，我母亲仍无法忘怀家人的痛苦，我也一样。即使到了二EIGHTEEN十多岁，癌症仍是最大的恐惧。
那一年似乎是加州理工的癌症年。在面对逼近的死亡时，费曼采取了所有谨慎的抗癌措施，同时冷静地接受这件事。莫雷则为了救他罹患癌症的太太，几近疯狂地对抗它，他的惊慌和悲伤清晰可见。我会怎么面对它呢？我还可以活多久？我想到自己常替费曼感到遗憾，但现在看来，其实我才是那个可怜的笨蛋。
在得知这个消息后，我先是恍惚地四处乱晃。如果先前我无法专注于物理学，现在我几乎无法把心思放在任何事情上。我连简单的交谈都办不到。但我仍跟平常一样敷衍搪塞，而且跟谁都没说。
康斯坦丁把我带到一边，问我是不是在吸毒。我猜雷大概也是这么想的。一人独处时，我替自己感到悲哀。我经常哭，有时甚至一连数小时。几天后，等我的大脑再度开始运作后，我几乎无时无刻不想着死亡， 心中老有一种沉重的感觉。 死亡已经成为我的生活重心。
我望着校园里的橄榄树，看着美丽弯曲的树形和赏心悦目的灰色；地景、天空，我公寓里灰白色的墙面和乳白色天花板相接的美丽线条，这一切突然显得珍贵无比。我想到望着彩虹的费曼，那就是现在的我，绝望地想体会生活的点点滴滴，即使是曾令我恼怒的经验。
几天后，医生打电话来。验血呈阴性反应，荷尔蒙含量也没有增加。安心、狂喜接踵而来，但随即又攸然幻灭。
“检验经常会呈阴性反应， ”他说， “其实它没有多大意义。 ”
我再度不知所措，相当困惑，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如果没有多大意义，为什么还要检验？”我说。
“它是确认诊断最简单的方法。但还有其他方法，这些其实都是形式上的手续。 ”
“你会做切片检查吗？”
“不会，我们通常割掉整个睾丸。 ”
“但是有两个睾丸。 ”
“恐怕我得说，这么大的肿块向来是恶性的。 ”他说。我看恐怕我比他更害怕这一诊断。 “等你过来，我们再谈吧。 ”然后他挂上电话。上帝抛弃了我。
我觉得非常茫然，我是怎么陷入这种情况的？我拥有物理博士学位，根据我读过的一份研究，这代表平均而言，我大约比“笑脸医生”聪明 25%。但他是专家，而我只能乞求他百忙之中抽出时间跟我解释。我决定开车到南加大的医学院，自我学习，从书上查有关肿块和睾丸的一切。 一路上， 我幻想自己找到一大堆良性的解释，例如它可能是囊肿或睾丸的拇囊肿 ①（bunion） 。
不幸的是，睾丸似乎不会有这种情况。那些书上的解释似乎都支持这位医生的说法。
回家后，我坐在豆袋椅上。户外，白天的暑气逐渐消退，西斜的阳光变得诱人， 不再热得令人发昏。 门外中庭的水池旁空无一人，只有邻居的猫蹲在池边的水泥地上。我最近刚学会珍视生命与自然，于是就望着那只猫，心想，它那种蹲伏和突然扑击的动作真可爱，就像在练习失去已久的远古猎术。
然后我发现原来它不是独自练习，它正在玩弄自己捉到的小老鼠。它会蹲伏着不动，等到那只老鼠尝试逃跑时，才扑过去捉住它。
① 拇趾基节处与鞋帮摩擦部位出现的囊状膨出。——编注 EIGHTEEN一会后，它才放开老鼠，然后重复相同的游戏。这时我发现大自然的美丽温和再也无法带给我平静，反而让我沮丧地想起，不幸就是会发生，也让我想到费曼和他动的无数癌症手术。但若上帝在玩弄费曼，至少他似乎很享受仅余的岁月。但我想那只可怜的老鼠大概没这么好运。或者，我也一样。
雷走过来。
“ ‘里昂纳德山’好像乌云罩顶。 ”他说。
我还是没有告诉他肿块的事，但“乌云”是藏不住了。于是我耸耸肩，他露出微笑。
“别担心， ”他说， “雷博士带了药来。这虽然不是医生处方，但一定有效。 ”
“去他的医学， ”我说， “不过我抽得太多了。 ”我突然思忖到，抽大麻跟肿块有没有关系。
“我要点烟。 ”他说，没理我的反应。
我站起来找火柴，他拿起一篇有关弦论的论文，一目十行地匆匆浏览着。它跟大多数的物理研究论文一样，里面全是方程式。
“这是理论物理，但看起来好像只是数学。 ”他说。
“这叫做有目的的数学。 ”我说。
“我厌恶数学，这都是因为我爸， ”他说， “他是工程师，出身贫民区，也就是西班牙哈林区。该死的是，他一直想让我也成为工程师。对他来说那是生存问题，不学数学，就等着领救济金吧。所以他会考我算术，每次只要我答错，砰！他就会打我，而且总是很用力，真的很痛。在我父亲面前连犹豫都不行，根本别想。九乘以八是多少？砰！六乘以十二是多少？砰！这就是我恨数学、但也很擅长它的原因。 ”
他点燃烟斗，然后让我吸。我想吸得要命。
“不用了，谢谢。 ”我一说出口就后悔了。
“我爸应该强迫我吸麻药，而不是强迫我做数学。这样我长大后会讨厌麻药，爱上数学。也许我会成为物理学家，跟你一样。不过我现在也不错，跟着名的科学家相处，每天睡到中午。管他的，反正我喜欢清垃圾。我每天很早下班，可以到外面走走。 ”他又扫视了一遍那篇论文， “我打赌你得很专心才能研究这类东西。 ”
“是啊。 ”我说。我觉得我了解他的感受。我就像他和他父亲的综合体，我强迫自己学习不想学的东西，然后在自己找答案的速度不够快时痛打自己。
他又把烟斗递给我，这次我接受了。
NINETEEN 19我走向费曼的办公室，牛仔裤的膝盖部位裂了一条缝，法兰绒衬衫已经穿了三天。但我根本没注意，我的全副心思都在想费曼和我终于有共通点了：逼近的死亡。也许我们俩可以组一个双人支援团体。
我注意到海伦正站在她的门口，和一位学生聊天。
“哈啰。 ”我走近时，她跟我打招呼。
“嗨。 ”我回应道，然后停在信箱那里，假装整理我信箱里两封无聊的垃圾邮件。我设法在那里逗留，不想让海伦用嘘声把我赶离费曼的门口。终于，她的电话响起，她匆匆走进办公室。我快速经过，然后敲费曼的门。没人回答，我又敲了一次。
“什么事？”里面传来模糊的声音。
我打开门，走进去。他坐在躺椅上，看着手上的一叠论文。然后他抬头看到我。
“我正在忙，不能跟你聊。 ”他说。我还没来得及反应，他又说了一句， “走开。 ”
“我有一个物理问题。 ”我说。
当然，这根本不是真的。但如果我说我来是为了私人理由，我可能永远别想能多待会儿。我当然也不会脱口说出真相，我来找你聊天，因为我们俩都快因为癌症而死了。
他踌躇了一下后说， “现在不行。 ”
他的语气变得温和了些，看来他认为我来找他是要谈真正的物理问题。
“好，那什么时候比较合适？”
“我不知道，下礼拜看看。 ”
不能下礼拜，我说不定下礼拜就死了。
我说好，然后往后退， “反正你帮得上忙的机会也不大。那是个有关量子光学的问题，我想你已经有很多年没想过这方面的问题了。 ”
我研究所的好友马克·希乐利（Mark Hillery）在新墨西哥找到一个研究量子光学的职位。在我研究弦论的期间，我们断断续续地通过电话聊过几次他和我的研究，不过大多是在管理员太忙、无法和我闲扯的夜晚。如同写作，我也没有跟同事提过我涉足量子光学的事。那会被视为低层次的领域，因为应用性太强了。但费曼喜欢物理学的所有领域，而且他总是很喜欢挑战。
我开始关门，但动作很慢。
就在我快要关上门时，他说， “等一下。 ”
他的好奇心被我勾起来了，最重要的是，他想向我证明，物理世界里没有他不能提供精辟见解的问题。
“你的问题是什么？”他问道。
我的策略奏效了。现在我得想一个问题，这并不难。
量子光学上的重大问题之一，是描述激光束穿透晶体等材料时NINETEEN会有什么行为。由于材料介质的存在，它们的行为跟穿透真空时相当不同。马克和我已经发现，我们可以用我博士论文中的方法（藉由无限维的近似法） ，建立特定晶体内个别原子的模型，在一些假定和大量数学之上，发展出雷射光和晶体如何互动的理论。
目前已经有一个描述这些交互作用的理论，但它跟我们的方法相比，差异在于不是得自个别原子的理论。相反地，它是把原子晶格粗略估计为具有特定宏观性质的连续介质，这些性质均可由实验测出。如果这晶体是一杯水，则老方法会将杯里的水视为具有诸如密度、黏性、折射率（它如何弯曲光线的计量法）等特定宏观性质的液体，而忽略它是由称为水分子的细微物质所构成的实质。我们的方法是从水分子开始，然后得出其他的一切。由于我们并没有忽略“细节” ，如果我们真能得出其他的一切，这显示我们的方法显然比老方法优越。但是我们的做法远比老方法来得复杂，因此为了执行它，我们必须创造自己的简化近似法。主要做法是采用我的无限维方法。既然老方法和我们的方法都涉及近似法，从这个角度来说，二者都没高明到哪处。然而，我们还是认为以我们的方法重新修改理论，或许可以导出一些物理学上的新见解。如同费曼的液态氦研究，这个理论将是为特定情况、而不是为量子色动力学或弦论等基本理论所创造的模型。它似乎很有趣，所以我们就研究它。
马克把我们的理论和先前的理论互相比较，有一晚他打电话来说它们不一致。我查阅十五年前提出那个理论的论文，结果我发现他说的一点不错，两者的结果虽然相似，但有一大冲突。显然，这两个理论中有一个是错的，而我们认为可能是我们的。我们不是在哪里犯了一个数学错误，就是做了不合理的假定。我认为和费曼讨论的话，这会是个不错的话题。
费曼非常明白我们那个理论背后的构想，然后，他开始向我证明在物理世界的确没有任何他无法提供精辟见解的问题。事实上，在接下来的半小时里，他所提供的看法比我两个月内所想到的还多。他轻轻松松就超越了我，我原本应该感到沮丧，但我却觉得很兴奋，因为他喜欢我们的构想。
然后我告诉他，我们的理论跟另一个理论有冲突。
“你了解他们的理论吗？”他说。
“我看过那篇论文，能看懂大多数的内容。 ”
“看得懂？你看得懂，并不代表它就是正确的。当你自己也可以导出同样的结论时，你才真的了解它，然后或许你会相信它。 ”
过了一会，他补充说， “当然，你可能会发现它是瞎扯，事实上我怀疑它就是胡扯，因为在我看来，你们做的每一件事都很对。 ”
“但那理论已经存在十五年了。 ”我说。
“好， ”他说， “所以它不只瞎扯，还瞎扯了很久。 ”
我笑出声。
后来我们一直没机会谈同样逼近我们的死亡，但它默默支持着我们。因为在我们交谈的短暂时光中，我不像平常一样老担心着自己的癌症。当我们在谈量子光学时，世界变得奇妙而刺激。我觉得费曼也有相同的感觉。
TWENTY 20又到了看笑脸医生的时候。我走向诊所时胃再度开始紧绷，等我走到那里， 我的脸色一定苍白得吓人， 因为这次他们并没让我等，而且立即带我到诊察室，还说如果我喜欢的话可以躺下来休息。我心想，是啊，现在他们对我很好，因为他们替我感到难过。
躺在像纸那么薄的床垫上，我开始想像未来我可能要面对的那些可怕程序。手术原本就可怕得令人不敢想像，接着还有永无止境的试验、注射、X光、也许还要照放射线或做化疗，这代表我的身体会进一步受损。可怕的恶心感，头发、甚至眉毛和睫毛都会掉光。
过了几分钟，医生打开门。我坐直身体，突然觉得体内的肾上腺素激增。他似乎有点惊讶只有我一个人，接着他准备退出去。
“医生？”我叫住他。
“我已经要求做专家会诊， ”他说， “他们都是我们这里最好的专家，他们很快就会过来。 ”
然后他走出去。他听起来有点冷酷。我好奇地想，不明白这代表什么意思。我的命运到底会怎样？我觉得惊慌，不知道究竟怎样才是最糟糕的事。我重新躺好。
等他回来时，他还带了别的人来，而且不止一位，而是两位专家，我猜大概是来见证他对我这个病的兴奋感的。他向他们介绍我的病情。接着，他们三人就严肃地站在那里，讨论起我的睾丸。他们跟物理学家不同，都穿着白外套。不知为何，这让整件事变得更可怕。仿佛他们穿上白外套，是为了避免碰到我遭摧残的身体。
有位专家向另一位低声说了些话，他们双双点头。
第二位专家离开了，第一位则看向我。
“你是有肿块， ”他对我说， “但它们不是癌症，甚至连肿瘤都不是。你很健康。 ”
我望着他，心头的重担解除，整个身体放松下来，彷佛注射了什么灵丹妙药。泪水在我的眼眶打转，然后顺着脸颊留下来。我看着笑脸医生，心里突然开始想，早先你说这些肿块是恶性的，为什么他们会认为这些肿块没关系？他们的指头能照 X 光吗？你们是行哪种医？少数服从多数吗？笑脸医生看出我满脸的疑问。
“两边的肿块是相同的。 ”他解释道。
“它们就像镜子里的影像， ” 那位专家说， “肿瘤不会长成这样。
所以你一定从出生起就有这些肿块。你很健康，难道以前没有医生发现这件事？”没有，我的睾丸先前一直是处女地。
笑脸医生道歉，至少对他们来说，事情已经结束。但是对我来说，事隔多年后，我还是很难相信笑脸医生弄错了。每次看到报上有关睾丸癌的文章，我都会觉得胃不太舒服，脑袋里血液流失，而我得坐下才不致昏倒。每次我去看跟这无关的病，并且要求医生顺便检查我的睾丸时，他们总会奇怪地看着我。
现在我终于克服了这一点。我猜如果当时我真的得了睾丸癌，现在可能早已作古。我生殖器的问题是天生的。 “对称”拯救了我。
TWENTY ONE 21我在开车回公寓的路上，有两次差点因兴奋过度而导致严重的车祸。我心想，如果在得知我并不会病死后却出车祸死了，会有多讽刺。此外，人不用得癌症也会死。只要一时的不慎，死亡就会来临。你上了车，你的病已到了晚期，但却毫不知情，直到你猛踩煞车的最后一刻。
我努力平抑情绪，但在看过医生后，我觉得自己实在很兴奋。
我们的身体八成会释出某种狂喜荷尔蒙。如果你可以把它包装起来，一定可以致富，但它可能会被列为非法品。它肯定也让我很难专心开车， 而且对我的心理也有影响， 因为现在我的痛苦已经结束，找人倾诉的需求应该已经降低，但我突然觉得很想告诉别人自己经历的一切。
我最先找的人是雷。他扔了一天的垃圾后刚洗完澡，当时正在水池旁蹓跶。他在听我说时，脸上闪过一系列的表情，仿佛在片刻之内，他就已经经历悲伤的所有阶段，从震惊、否认、愤怒、绝望到接受，然后是安心。他用力地抱住我。靠着他时，我可以感到他下巴上的短胡须，像细磨砂纸一样擦着我的脸颊。我闻到一股爽身粉的味道和一丝残留的垃圾酸味儿。他放开我后，只说了一句， “我很高兴你没事了。 ”
我们决定我应该放几天假，雷也是，至少也要放一天。我们俩开派对直到深夜。第二天早上，他打电话请病假（为我喜极而病） ，然后我们继续欢闹。我们享受自己喜欢的一切，像在庆祝生命，我们早餐吃披萨，中午吃汉堡，晚上吃披萨和汉堡，中间还会抽很多大麻，喝很多啤酒，有时也会来根雪茄。
那天傍晚，雷也宣布了一个惊人的消息：他要离开了，跟他那位替微软工作的新情人搬到贝勒维尔。她说他可以跟她住一阵子，直到他找到工作，所以他正在考虑放弃现在的清洁夫工作，学学电脑编程什么的。他终于要开始运用他的数学天分，我猜他终于决定了不再惩罚他自己和他父亲。
说也奇怪，我兴奋沸腾的情绪居然立刻冷却下来。我已经很寂寞了， 想到在城里跟我最亲近的朋友要离开， 我更加感到一阵晕眩。
我本该替他感到高兴，可又觉得自己像是遭了一记重击。
到了第二天早上，我们这场马拉松式的派对让雷和我都开始不舒服起来。雷再度打电话请病假，这次可是有正当理由的。我整天躺在床上，靠吃阿斯匹林和喝茶度日，同时思考一个问题：在能继续活下去后，我究竟要过什么样的生活？
外面的天气热得令人发昏，就像广播里说的， “反季节温暖” 。
或许吧，但这也提醒我夏天快到了，本学年即将结束。我想想自己已经完成和还没做的事，发现我几乎没完成多少事。没有伟大的发现， 甚至没有可发表的作品， 除非马克和我能想出我们的光学理论。
但我还活着。我回想起和费曼的谈话。对我来说，生活和事业向来显得非常复杂，但在他口中，它们却很简单。他曾说，如果连大猩TWENTY ONE猩都做得到，我当然也可以。但我不是大猩猩，我担心最后的结局。
我猜大猩猩也许不会担心。是不是随着年龄增长，我们就会慢慢意识到其实事情没有我们最初想的那么复杂或重要？
我回到加州理工时，发现错过了跟康斯坦丁有关的大新闻。后来我们没有再谈过合作的可能性。现在他的博士后职位即将结束，而他也在雅典找到新工作，秋天就要上任。这些都是新闻，但不是大新闻。
康斯坦丁的名声来自于根据量子色动力学理论，通过电脑计算质子的质量。但现在大家都在传，他把问题输入电脑的时候，采取的方式并不诚实。没有任何一种方法，可以把从数学理论的实际连续的空间得出的方程式，转译为电脑能够处理的有限格点，所以晶格理论是技术，也是科学。你努力遵循那些可靠性和准确性最高的原则。运用晶格理论比纯粹的数学工作难验证，因为你虽然可以追踪这个问题的设立方式，但在心智上无法经历电脑在执行计算时的所有步骤。根据一些蜚短流长，康斯坦丁是反过来做，他知道质子的质量是多少，所以在设定他要做的计算时通过操弄参数来得到正确的答案。或许这只是细微的差异，但绝对有必要公开。
康斯坦丁并没否认，而且假装不在意这些纷扰。他只是挥挥手臂，以他在讨论希腊或美国政治时那种无事不晓的自信，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这有什么大不了， ”他说， “我只是用我知道的来调整我的电脑模式。每一个人都这么做。 ”但他的烟抽个不停，看起来可是一点也不轻松。
我替他感到难过，但也有点生气。他是我的好朋友，我信任他。
我仍然觉得基本上他是个值得信赖的人，但以后我很难像从前那么尊敬他。我没有告诉他我对癌症的恐惧。
但我想告诉费曼。
我用查看信箱那一招，确定海伦没看到我后，快速敲了下费曼的门就冲了进去。他正躺在长椅上休息，没在工作，而且似乎不介意被人打扰。
为了打破沉默，我提到康斯坦丁的争议，他只是耸耸肩。
“我还没看他的论文，对这件事的了解不够多。你要我说什么？”
“我以为你会说‘卑鄙的家伙！ ’之类的。他这么做是因为他认为重要的是成功，而不是发现。 ”
“见鬼了，我才不要替这人做心理分析。但是除了你朋友的研究有没有作假以外， 你应该也要操心很多人读过它、 却无法分辨吧。
这世上实在有太多人都没有保持怀疑的态度，或是不了解自己在做什么。他们只是跟着做。这就是我们的现况，追随者太多，领导者太少。 ”
我坐下来，不想再谈康斯坦丁的事。我想谈谈自己，于是我向费曼描述了我那场癌症经历。
他摇摇头。 “至少你这个傻物理学家只伤了自己， 没伤害别人。 ”
他说， “知道吗，有很多医生告诉我，他们没法替我动手术，但后来我找到一位敢替我动手术的医生。那场手术非常长，也很彻底。
当然，他仍然有可能漏掉。你事前永远无法知道，只能等着瞧。 ”
他闭上眼睛。
我仔细端详他。今天他看起来很衰弱，脸庞苍白、瘦削，布满皱纹。我第一次没把他当做物理学家、传奇人物，或者跟我同一个TWENTY ONE走廊、有时是朋友的人；今天，他只是一位老人。
他睁开眼睛，我望着他。
“你在想我看起来不太好。 ”他说。
“不，你看起来很好。 ”我撒了谎。
“别骗人了，你知道吗？”
“什么？”
“你的气色也没好到哪里去。 ”
我露出微笑。 “最近两周比较辛苦。 ” 我决定不提那两天的狂欢。
他绽出一个淡淡的微笑， “说不定最后为了庆祝还差点累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