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
①占领新加坡的日军当局在1943年5月设立的制度。当时征召本地青少年接受基本军训，提供军服与住宿。受训后，他们在军中做些琐碎的事务性工作。
②1943年夏末，一些日本船只在新加坡海港被炸毁之后，日本宪兵队怀疑关在樟宜俘虏营里的平民策划了这次行动，就突击搜查监狱，逮捕了57人，包括3名妇女。他们被严刑逼供，到1944年5月侥幸活着的人才获释。由于这次逮捕行动是在10月10日进行的，所以称为“双十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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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独立路--李光耀回忆录--第八章 战后谱恋曲
第八章 战后谱恋曲
动身之前，母亲千方百计地要我跟华族女子订下个名分，免得我将来娶个英国妻子回来……母亲先后给我介绍了三个背景不错、社会地位也不差的女子，我却无动于衷。她们年龄适中，家道丰厚，相貌也可人，就是引不起我的兴趣。我有了芝，已经心满意足了
1942年2月15日《海峡时报》出版了最后一期的一大张报纸后，宣布停刊；1945年9月7日复刊。那天第2版有一则加框新闻写道：
“‘东京时间’在马来亚结束
马来亚将不会再用日本时间……将来使用的是1942年2月15日以前的本地时间，比格林威治标准时间早七个半小时。”
恢复使用新加坡的自然时间，加上战争爆发时为节省用电开始调快的半小时，使我心情舒畅。
两天前，印度第15军开抵丹戎巴葛和岌巴港。lO0名通讯员先登岸，他们代表世界各地的报纸和新闻社。随后是英国军官和印度军官率领的印度军队；他们全副武装，以便随时应付任何突发事件。他们分散到丹戎巴葛和岌巴港各处以及岌巴港对面的火车站，然后开往市区。交通要道还都由日本兵把守着，以确保从港口和哥烈码头通往主要道路的交通顺畅。我看到第一批印度军乘坐卡车开到史丹福路，这使人想起1942年参加过战斗的印度军。我记得他们在战争中表现差劲，排成整齐的行列投降，还有数千人倒戈参加了印度国民军，我感到不安。
一两天后，清一色的英军登陆，开进市区，我这才比较放心。那是人们欢腾庆祝的日子。他们觉察到日治时期的噩梦终于结束，好日子就要回来了。种种好兆头出现了。军人慷慨地分赠香烟，那是盒装海军牌香烟；战前的存货卖完之后，三年来人们一直买不到。军人也带来优质啤酒、尊尼沃克威士忌和戈登纯杜松子酒，这些东西全都流人了市场。我们相信很快就会有大量的白米、水果、蔬菜、肉类和罐头食品，虽然这样的情况还要过些时候才会到来。在头几个星期里，人们欢欣鼓舞，兴高采烈，欢迎英国人回来。
1945年9月12日，星期三，听说会举行受降仪式。上午10点半左右我步行到市政局大厦，在对面的大草场上等候。我并没有白等。只见以日军总司令板垣征四郎大将为首的七名高级日军将领，在戴红便帽和臂章的英国宪兵引导下，从谐街走过来。他们跟许多日本军官不一样，不是拖拖沓沓地走，而是一本正经，面无表情，凝望前方。人们吹口哨，发出嘘叫声和嘲笑声。日军将领是奉了天皇之命，前来签署正式降书的。后来人们看到许多军官承认战败，纷纷解除武装，把武士刀放下排起来，成了战俘。但走上市政局大厦台阶的七名将领，却代表并未在战场上打败的军队。他们原本会战斗到死，使憎恨他们的新加坡人完全相信，他们决不投降，宁可在烈火中跟大家同归于尽。
45分钟后，英国东南亚指挥部总司令蒙巴顿勋爵亮相了。他身穿白色海军制服，同行的有海陆军将领，还有七八名代表同盟国部队的军官，包括印度军官、中国军官、荷兰军官等。他脱下军帽，向在台阶前面组成警戒线的士兵欢呼三声。
过去的生活不复返
到了1946年初，人们很快发现，新加坡过去的和平、稳定、自由、舒适的生活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市内到处是穿制服的士兵，新开设的咖啡馆、酒吧和舞厅挤满了士兵。战前的殖民地商行无法立即重新开业，因为原来的英国员工不是已不在人世，就是由于被长期拘留而需要休养。商船没有定期开来，英国本土货物也不多。战前商品流通的情形要恢复过来看来还需要好多年。连过去替政府工作的本地人也回不了办公室，不少人一直失业。新局面乱成一团。正如在英国那样，小商贩兴旺起来。大部分日常买卖仍然在黑市进行。黑市成了自由市场。
街上有无数的吉普车和摩托车，却没有新汽车和巴士。有轨电车陈旧不堪。路上到处坑坑洼洼。电话用得太久了，线路有故障，声音不清楚，却更换不了；电力供应也不足。一切都需要时间才能恢复正常。在沦陷时期的苦难岁月里，我们一直在怀念过去的好日子，生活在期望之中。这样的期望往往从怀旧开始，高得不切实际，注定会破灭。基础设施失修了，房地产没了，人们病了、老了、死了。生活得从现有的低水平继续下去，真叫人扫兴。
话又说回来，经过日本军管政府的恐怖和高压统治，哪怕英国军管政府有不少缺点，生活还是好过得多。英国官员和平民看出本地人欢迎他们回来，也以同样的热情回报，办事尽心竭力。许多英国官兵跟同他们打交道的本地人分享军方的配给品、香烟和洋酒。不少本地人会说英语，了解英国文化，了解英国的政体；连没受过教育的人也对接触到的英国殖民制度有似曾相识的感觉。
“海峡土生华人”早就成了殖民地社会的一部分，对殖民地社会重新出现自然高兴万分。他们虽然保留了大部分的华族文化，不少人却已经不再讲自己原来的方言，只以巴巴马来语交谈。早期移民没把家眷从中国带来，娶了本地妇女为妻，他们是这些移民的后裔。多数海峡土生华人效忠于英国人，送子女到英校受教育，希望子女将来能在以英语作为行政语言的殖民地当专业人士和政府雇员。最忠心的加入了海峡侨生公会，人称“皇家华人”，公会的主要负责人受封为爵士。
但“皇家华人”只占华族人口十分之一左右，其余是新近到新加坡、说中国话的华人。他们说的不是英语，面是自己的方言，主要是闽南话、潮州话、广东话、客家话和海南话。他们的子女进华校，学华语。这些人跟英国当局绝少接触，过着自己的生活，到战后还是跟战前一样，没有融入新加坡社会。
他们的效忠对象是中国，不是英国。日本侵略中国之后，进入马来亚森林同日本人作战的正是他们，其中多数成了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游击队员。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是马来亚共产党的武装组织，他们盼望将来不但赶走日本人，也赶走英国人。日本在英军反攻之前突然投降，出现了权力真空，麻烦来了。
人民抗日军占领了马来亚内地一些小镇，下令当地人筑起拱门欢迎他们，把他们当作抗日战争的真正胜利者。他们在当地掌了权。幸好他们没在新加坡这样做，但也制造了大混乱。他们身穿形形色色的卡其布制服，头戴模仿中国八路军的布帽，在胜利的时刻显得飞扬跋扈，强行征用房地产。他们成立人民法庭，立即处置各族敌奸。在一次事件中，20名华族探员被逮捕，塞进猪笼等候审讯。
抗日军以商人过去跟敌人勾结为由，向他们勒索敲诈。许多显要人物被迫向人民抗日军大量捐献，以便赎罪。年轻的流氓利用抗日军的证件，在市区公开敲诈勒索曾经跟日本人打过交道的人。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来势汹汹，加上私会党党徒借机声称他们也曾参与抗日，在这种情形下，英国部队根本无法恢复法律和秩序，局面一片混乱。幸好因交通不方便，大多数的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局限于在马来亚活动。那是他们以前的活动地盘，所以他们在那里较能发挥影响力。
抗日军暗藏武器
英国军管政府宣布，每一个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成员交出武器就可以得到350元。从1945年12月到1946年1月，大约6500名抗日军，包括在新加坡的数百名，上交了武器。1946年1月6日，英国人在市政局大厦外面举行一个仪式，一小队抗日军穿上制服，列队接受蒙巴登勋爵的检阅，并由蒙巴登勋爵给16名领袖别上勋章。陈平获颁缅甸星章(1935。”45)和战争勋章，他紧握拳头回礼。报上当时形容他是共产党游击队的司令。官方承认抗日军为打败日本作出了贡献，这就使他们有了地位，借此尽量扩张势力。与此同时，他们把许多武器暗藏起来，准备将来使用。
共产党把一些受英文教育者吸收到正在形成的统一战线中。一批所谓的知识分子——律师、教师、莱佛士学院毕业生、从剑桥大学回来的学生——组成了马来亚民主同盟，总部设在桥北路自由舞厅内舞池上方的几个破旧房间里。他们诱骗老菲利普·何亚廉出任主席，使民主同盟显得体面。他们需要他作掩护，以便利用民主同盟作为外围组织。老菲利普·何亚廉是个律师，也是我家的朋友，因为认识他，我偶尔会到民主同盟走动。民主同盟成立的意图看来倒还合法。英国已经宣布组织马来亚联邦，包括九个马来士邦和槟城、马六甲两个海峡殖民地，不包括新加坡。那就是说，新加坡会继续成为英国殖民地。这是不能接受的。民主同盟要求让马来亚和新加坡作为一个整体独立。
菲利普·何亚廉协助起草宪法。我虽然看过草稿，却没参与其事。共产党方面认为，宪制改革的主张无关重要，他们要的是全部的权力。民主同盟不过是个外围组织，目的是动员受英文教育者协助他们实现目标。1948年共产党采取武装斗争的形式反对英国，民主同盟宣布解散。
在日治时期的三年半里，我目睹了人世间许多不公平与荒谬的事。这段教育，战争一结束也就完成了。如果说我因此而获得一张现实生活的大学文凭，那么，新加坡光复后第一年的所见所闻，则是我的研究生课程。这个时期的情形跟我记忆中30年代殖民地时期的情形大不相同。从拘留营出来的英国文官纷纷回国疗养，临时凑合的政府部门由英国军管政府临时官员掌管。
担任主管的英国准将、上校和少校都知道，他们的任期只到复员为止。一旦复员，职务会全部解除，得恢复平凡的平民生活。意识到这点之后，许多人尽量利用手中的权力。他们的需要嘛，唉，跟日本军官没什么差别——找些便于随身携带的值钱的小玩意儿，到时带回英国。因此这类玩意儿很吃香。得到好处后，他们发出许可证和提供稀有物资，给本地人一个发财的机会。但他们跟日军有点不一样，他们不欺负人，也不压迫人。
日本人下台了，许多房子空置着。我们得离开华厦的住房，维多利亚街的店屋又不合适，母亲和我开始物色新居。欧思礼路是个中产阶级住宅区，1942年欧洲人离开之后，一度住的是日本平民。我们在欧思礼路38号和40号找到了两栋一模一样的房子，两栋房子里还有些笨重的家具，但都人去楼空。我们决定投标租下38号。我到敌产管理处找主管吴乔治，他是个在爪哇出生的华人，是我家的朋友。他欣然批准让我们以战前租金租下这栋房子。
欧思礼路38号房子很大，格局凌乱，共有五间卧室，后面还有三间，最初原是工人房。我们租下之后，很快就住满了人。韩瑞生夫妇携带年幼的女儿从槟城回来，成了我们的房客。后来我动身到英国读法律时，这里热闹得很。这条街上其他房子也都住满了人，因为战时遭破坏的房子还没条件修复，而人口却增加了。人们从马来亚和新加坡南部的廖内群岛回来。许多华人也像我的表亲一样，从印尼逃难而来。
父亲重回蚬壳石油公司工作，担任新加坡巴西班让仓库主管。这个时候我得决定怎么谋生。到公开市场做买卖，还是不愁没钱赚。但货物种类不一样了，风险也大了，该买进哪些紧俏的货物卖给军人，我可不在行。于是便去找主管公共工程的英国军官们，向他们打听有没有建筑工程可做。经过两三次的努力，终于同军管亚历山大路日军货仓的一个印度旅谈成了生意。我跟一个个头高、身材瘦削的英国少校洽谈，他需要工人清理货仓内的日本货，然后把英军的货物搬进去。我和原籍上海的朋友刘友霖找了10O到150个工人给他，工资是每人每天2元。弟弟金耀当财政，也负责发工资。每天收工时，由军方点算工人，付钱给我们，再由我们发给工人。还有些建筑上的活儿另外计算。货仓工作由1945年10月开始，我一直忙到次年5月。新加坡总工会的活动基本上影响不到我们。除了1月30日和31日罢市两天以外，工人们天天清理货仓，把新的货物搬进去。
1946年3月的一天傍晚，金耀领了钱准备发给工人，骑脚踏车回家途中，发生了严重事故。一辆罗厘行经维多利亚纪念堂时，不知怎的撞到他，拖着他走了好一段路，几乎把他的左臂给扯断，他的脸部也受了伤。我赶到医院看他。我们一家人一向相处得很融洽。金耀见到我，问的第一件事是钱有没有丢失。我听了不由得心痛。那不过是几百块钱而已，可见他对工作是多么认真。我尽量安慰他。幸好外科医生替他动手术，一切顺利。不过，他痛了几个月，不能走动。
到英国去读法律
我一面担心金耀的情况，一面也想到尚未完成的学业和对芝的感情越来越深。能不能很快在莱佛士学院读完文凭课程，我并不乐观。学院至少要一年后才能复课，我还要多花一年到一年半的时间才能毕业，算起来就要浪费两三年的时间。我跟母亲商量，如果动用她的积蓄和首饰，外加我在黑市和包工赚到的钱，家里就负担得起我和金耀两人到英国读法律课程的费用。于是我打消了回莱佛士学院争取女皇奖学金的念头，而计划尽快到英国去。
1945年10到11月间，我介绍芝认识莱佛士图书馆(国家图书馆的前身)的管理员，使她当了图书馆的临时雇员。她一家人搬到了德文莎路一座浮脚楼，离我家有一英里，我经常送她回家。有时我们会中途停下来，到欧思礼路圣诺犹太教堂一个安静的角落坐下来谈心。日本宪兵队的一个分部过去就设在附近。1945年l1月，我手头宽裕，买了一辆二手汽车。那是一辆战前的莫里斯牌汽车，换上了来自英军的部件。后来生意比较好，几个月后我把它卖掉，赚了一笔，换一辆经过修理的战前的福特牌V8型汽车。在日治时期，这辆汽车很可能是日军将领使用的。
除夕我带芝到安珀路振裕园参加一个年轻人的社交集会。振裕园是李浚源夫人在海边的房子。李浚源夫人是海峡土生华人的老前辈，丈夫去世了，非常富有。社交集会结束前，我牵着芝的手走到对着大海的花园。我告诉她我不打算再回莱佛士学院，要直接到英国读法律，三年后获得律师执业资格才回来，问她愿意不愿意等。芝问我知不知道她比我大两岁半。我说知道，还仔细考虑过了，我少年老成，朋友大多比我大。此外，我要的是跟我同样成熟的伴侣，不是入世未深、需要我照顾的那种；而另外再找到跟我同样成熟，兴趣也相同的女子，可能性很小。芝答应等。我们没告诉双方的家长。要他们同意等那么久，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就是我们相处的方式：勇敢地面对遇到的个人难题，设法解决，既不躲避，也不置之不理。这次求爱终于开花结果。同年，即1946年，我开始策划如何离开新加坡。
3月间我写信给中殿法学协会，附上剑桥高级文凭考试成绩。中殿法学协会是英国伦敦四个培养律师的组织之一。不到一个月就接到回信，说我亲自报名就会录取。当时开始有船开抵丹戎巴葛港，载英军回国复员。我拿着信找让我包工的英国少校，问他有什么办法可以让我搭上一艘运兵船。少校让我同负责运送军队的军官接洽。1946年5月间，我见了他的一个下属。我给对方留下了深刻印象，因为当时很少本地人能说流利的英语，语法和用法都不成问题，又不带浓重的本地口音。我向他解释了自己的难题，告诉他战争中断了我的学业，耽误了我五年的时间，如今中殿法学协会录取了我。我出示中殿法学协会的来信，说我迫切需要坐船到英国去。对方同情我的遭遇，答应帮我的忙。7月间我接到便条，通知说能安排我登上一艘运兵船，在1946年10月送我到伦敦。
在忙碌奔波准备离开新加坡的两个月期间，我跟母亲一起到处寻找能顶得住英国冬寒的毛衣。我们在双溪路结霜桥旧货市场找到了用得上的大部分寒衣。双溪路旧货市场战前是买卖贼赃的地方，战后又活跃起来，专门售卖从英军那里弄来的物品，其中不少是英国当局送给复员回国的英军的物品。母亲买了一个四角有金属保护套的大木衣箱，把一张地毯、一床被褥、一件外套、两件运动衣、两条法兰绒裤和一套皇家空军巴拉瑟亚军服呢大衣全塞了进去。皇家空军大衣是向谐街最好的裁缝定做的。
动身之前，母亲千方百计地要我跟华族女子订下个名分，免得我将来娶个英国妻子回来。有几个学生带了英国妻子回来，往往闹得很不愉快，家人不高兴，最后不是婚姻破裂，就是小两口到英国定居，因为他们无法在英国殖民地社会立足。在殖民地社会里，人们如果不是以屈尊俯就的态度对待他们，就是公开冷淡疏远他们。母亲先后给我介绍了三个背景不错、社会地位也不差的女子，我却无动于衷。她们年龄适中，家道丰厚，相貌也可人，就是引不起我的兴趣。我有了芝已经心满意足了。后来我决定把真相告诉母亲。母亲精明得狠，一发现我打定了主意，将来不大可能带个陌生的英国女子回来，就不再找人了。她对芝的态度变得像个未来婆婆似的友善亲热。
我曾经告诉过母亲，芝是柯守智的女儿，在莱佛士学院英文和经济两科考试成绩压倒我。在我们制造胶水的那段日子，她也见过芝，到过她的家。芝的父亲是银行家，在华侨银行办事。他在爪哇出生，就像我父亲和祖母一样。芝的母亲是在新加坡出生的海峡土生华人，跟我母亲一样。我们背景相似，在家里使用同样的语言，传统习惯一样，食物也一样。
芝是在美以美女子中学受教育，16岁考完剑桥高级文凭考试进入莱佛士书院一个特别班，准备争取女皇奖学金，可惜没争到。她后来告诉我，她在等待白马王子。出现在她面前的王子是我，但我不是骑着白马前来，而是骑着硬胎脚踏车到来。1940年她进入莱佛士学院。我们在晚宴上和野餐时见面。当时我跟她保持一定的距离，因为我读第一年，适应方面有些困难；此外我也不急于接近女孩子，还不想找对象。我们偶尔在社交场合和讲堂碰面，彼此很友善，但关系谈不上亲密。1943年到1944年，我们在不同的境遇下重逢。经历了三年半的日治时期，我身心都成熟了，开始用不同的眼光看她。芝关在公寓里做家务，学华语，有书就看，而且随时可以参与制造胶水的生意。
她生长在一个大家庭里，兄弟姐妹共八人，童年在保守家庭里受到充分的照顾，生活很愉快。家道还算不错，上学、到莱佛士学院和其他地方都有汽车接送。她家很重视举止得体。搬到德文莎路之后，有一回我从图书馆用电单车送她回家，让她坐在后座。她母亲见了既惊愕又担忧，狠狠地训了她一顿：人们会怎么想呢？谁会娶你？不久，她家又搬回巴西班让，那里离市区很远。那时多亏我有了汽车，可以开车子继续追求她。
在1946年9月前往英国之前，我们相聚的时间很长。动身前，我叫住在我家的表弟林哈罗德在一两天内拍下我们一系列合影。我们当时年纪轻，又相互爱恋，渴望把生命中的这个美好时刻记录下来，作为我离家到英国三年的纪念品。分别后什么时候能重逢，我们不晓得。我跟她一样，盼望她能回莱佛士学院，赢得读法律的女皇奖学金，到英国跟我团聚。她是铁了心跟我，我感觉得到。我也决心不辜负她。
1946年9月16日，就在我23岁生日这天，我登上丘纳德公司的“大不列颠号”客轮，在甲板上向她挥手告别。她热泪盈眶，我也不禁掉下眼泪。父母亲、弟妹和一些朋友，还有韩瑞生，到码头给我送行，祝我一路顺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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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独立路--李光耀回忆录--第九章 从伦敦到剑桥
第九章 从伦敦到剑桥
两星期后，我坐下来写信给帕里教授，告诉他我决定离开伦敦经济学院转到剑桥。我接到他生气的回信：“让我告诉你，我们拒绝了其他学生，我还想尽办法劝学院当局录取你。你的作为显示我看错了你，我不该轻易帮助你……”
“大不列颠号”是丘纳德公司的6．5万吨客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它的航线是从英国的利物浦经大西洋到美国的纽约。从英国南安普敦开到新加坡的客轮都没它这么大，速度也没它这么快。这次，“大不列颠号”满载着回英国复员的军人，此外大约有40个亚洲人，多数是华人。每个房舱的搭客，比平常收费时分配的搭客多了一倍，但我能搭上这艘船，就感到高兴了。离开新加坡17天后的10月3日，船开抵利物浦。
没有人知道我要来，没人来接我，我连怎么到伦敦也不晓得，又要确保大衣箱和两个皮箱跟我一起安全地下船。由香港政府赞助留学的香港学生有伦敦殖民部官员接他们，我事前知道了，决定跟着他们坐顺风车。列车深夜开到伦敦，接着我坐的士尾随香港学生到伯爵阁维多利亚同盟宿舍。分配给我的是底层一个地窖似的没窗的房间，同样是双层床铺位，有如在“大不列颠号”轮船上。同房有大约20个非洲学生和加勒比海学生。这又使我吃了一惊。我一向没在现实生活里见过非洲人，只在照片上看过。他们身上所发出的奇异气味，跟新加坡各民族群体所发出的大不相同。我毫无心理准备，一夜睡不好。
第二天早上，我坐地铁到市区。按照宿舍女总管的指点，在银行站下车，很快在格雷斯丘奇街找到了有利银行。我身上有张有利银行的300英镑汇票。我开了个户头，提出30英镑，然后直奔中殿法学协会。我把院方来信、剑桥高级文凭、出生证明书和身份证明书(当时新加坡还没设立护照办事处)一起交给柜台书记。接着注册交费，拿到一张证明我是中殿法学协会学生的学生卡。一切手续的办理方式都很随便，谈不上有什么人情昧。中殿法学协会许多地方都被炸坏了。图书馆设在一所瓦楞铁皮圆顶、水泥地的临时房子里，没有餐厅。给学生的指示并不多。
接着我得找住所。我在电话簿里查到基督教青年会的地址，搭地铁到托特纳姆考特路。我向秘书解释自己处境困难，问他能不能让我租个房间。他答应了，但只能租三天。分配到的房间只住我一个人，有张单人床，配上洁白的床单；有张小书桌；还有洗脸盆，也有热水。厕所在外面，是公用的。总的来说，房间陈设简朴、干净、实用。这下我轻松多了，马上搬进去。基督教青年会会所底层有个游泳池。我在新加坡的时候经常游泳，便带了泳裤到游泳池去。看到蒸气从水里冒起，我满怀高兴，预料水是温暖的，也许比新加坡的海水还温暖。我跳进水里，不禁大吃一惊。冰冷的水使我透不过气来，只觉得肺部简直要爆炸，于是我就尽量快速游动，以促进血液循环。我不晓得在寒冷的气候里，水里的一点温热，竟然会在空气中引起冷凝作用。
随后我天天到汉普斯特德一带找房子，每隔三天就得向基督教青年会要求续租房子。我发现汉普斯特德不是殖民地学生聚居的地方，它离中殿法学协会很远，却不像伯爵阁那么邋遢，是个好得多的住宅区。基督教青年会秘书给我最后一次的租期是12天。到期后，我发现菲茨姜道8号有房间出租。菲茨姜道是条美丽静谧的大路，两旁都有树木，走不远就是瑞士村地铁站，13号巴士的车站也很近。我搭13号巴士就可以直接到靠近伦敦经济学院的斯特兰大街。
我还得进人伦敦经济学院，那不是件容易的事。两个星期前学期已经开始了，回国的复员军人要进大学的太多了。我要求见法律系系主任帕里教授，向他解释日治时期我损失了三年半的时间，这回幸亏搭上到英国的运兵船才能这么快就来到英国。我还不知道原来可以把申请表格先邮寄过来。我拿出剑桥高级文凭考试成绩，证明自己是1939年新加坡和马来亚最优秀的学生，说服他相信，我虽然逾期入学，但要赶上其他同学是完全不成问题的。他同情我，录取了我。
在欧洲六年战争时期，几乎所有英国青年都被征召入伍。六七届学生的学业因此中断了，他们不得不在完成学业之前当兵。战前进不起大学的青年，现在有资格申请退伍军人补助金，结了婚的还可以获得妻子和子女津贴。他们是从战场上回来的军人，态度严肃认真，渴望弥补失去的时间，决心取得成功。
当时只要讲师和讲堂排得过来，所有英国大学都尽量招收学生。伦敦经济学院爆满了，学生常常连坐的地方都没有，只能站着。这里通风设备差，冬天想开窗透点新鲜空气的人最不受欢迎，很快就有人前来把窗子关上。在学生过多的情况下，来自殖民地的学生就得排在第二位。他们没打过仗，没牺牲过自己的事业，英国学生自然有权优先获得所有大学的学额。其他学生主要来自白人地区——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来自殖民地的少之又少。
生活很奇特。伦敦经济学院像座忙碌的酒店，跟新加坡莱佛士学院完全两样。莱佛士学院生活既悠闲又优雅，学生住在宿舍里，可以优哉游哉地走去讲堂，或到休息室闲聊。辅导课每次只有两三名学生参加，最多是四名。伦敦经济学院却是座多层建筑物，学生坐电梯冲上冲下，人人都忙着到一些地方做一些事，听课必须分秒必争。我在伦敦经济学院听完一堂课．就得冲过斯特兰大街到国王学院听第二堂，然后搭地铁或巴士到尤斯顿伦敦大学学院听第三堂。三所学院当中，伦敦大学学院环境最好，因为它离开伦敦中区热闹地带，学院内还有医院，比较有学院气氛。
第一学年初期，伦敦经济学院大门正厅出现了一个有意思的场面。大约有一个星期时间，代表各个俱乐部——工党俱乐部、自由党俱乐部、保守党俱乐部和社会主义俱乐部——的学生站在贴着俱乐部海报的临时小窝棚旁边分派小册子，招收新会员。最积极地向殖民地学生宣传的是共产党人，他们成立了“社会主义俱乐部”。我跟所有俱乐部都保持一定的距离，认为最好是慢慢摸索着前进。
在“文化震荡”这个短语出现之前，我也受到了“震荡”。气候、衣着、食物、种族、风俗、习惯、街道、地理、旅行安排都不同。除了懂得英语和具有少许英国文学知识，以及过去跟英国殖民地官员有过交往以外，其他对我来说一概生疏。
现在我一星期花6英镑租了一间大卧室兼起居室。对一个没收入的人来说，这是个大数目，幸好还供应早餐。卧室里有个煤气炉，也有个可以拉动的煤气圈。我得把几个先令塞进一个计量表里，才能生火煮饭。做饭成了苦差事，食物一律要配给。可以不用配给票进餐的餐馆则贵得很。买来的配给品我不懂得怎样煮来吃，况且分量也不够。即使分量够，我也不晓得怎样分开一星期食用。我没有冰柜，那时也还没有人撰写有关如何在大卧室兼起居室里的煤气圈上煮东西的书。
我有过惨痛的经历。煮牛奶溢了出来，熏咸肉、牛排和肉块煎得缩水，在房间里留下浓重的气味，冒着天寒打开窗户和门通风，几个小时后依然不散。睡衣和布帘都有味道，可怕得很。三所学院餐厅的午餐都使人发腻，难吃得要命。为了换换口味，我有时光顾莱昂街角餐馆或它的分店。那里的食物也同样腻人：冷肉煎饼面多肉少，否则就是用油酥煎的香肠。我只好蘸芥末吃，外加小圆面包和牛油。
晚上又冷又寂寞。每天晚上我跟许多英国白领文员一起搭地铁到瑞士村地铁站，不必再到殖民地学生聚居区，感觉很好。但在住所里总是孤零零的一个人。由于没有公共的餐室和起居室，人人都进自己的房间关上门，早上早餐有人送进来或自行解决。家务遇到困难，不知该怎么办，我便找英国女孩子帮忙，她们是合租顶楼的六个年轻的办公室秘书。她们教我到哪里买肉，没有冰柜怎样让牛油牛奶保鲜(留在窗沿保冻，放在屋里会发酸)。
同学教我把手巾洗了挂在洗脸盆的镜子上晾干，可以省下6便士，这却不适用于衬衫和内衣。通常衬衫穿不上一天便会被伦敦的煤烟弄脏。我异常气恼，不为什么大事，而是我在新加坡认为理所当然的小事。在家里我一切需要都有人照顾。饭有人煮，皮鞋有人擦，衣服有人洗，也有人熨，而且要什么就有什么。如今我样样都必须自己动手。生活非常累人，外加要花很多时间走路。路走得太多，坐巴士和地铁时间也太长，我疲惫不堪，没有足够的精力坐下来静静读书和思考。
一天在伦敦经济学院上完宪法辅导课之后，我找讲师谈话，他叫格兰维尔·L·威廉斯。根据伦敦经济学院的记录，他来自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在那里考取了博士学位。我向他打听剑桥大学和那里的生活情况。他说，剑桥跟伦敦大不相同，是个小镇，就靠大学生存。那里生活悠闲得多，学生和教师都骑脚踏车代步。听起来很吸引人，我决定去走走。
决定转到剑桥
1946年l1月底我到剑桥去，遇到了莱佛士学院的学生黄塞西尔。他进了菲茨威廉宿舍，那是个非院校机构，专门收比较穷的学生，收费也低得多。塞西尔带我去见菲茨威廉学监威廉·撒切尔。学监的职位相当于一所学院的院长。撒切尔给人印象深刻。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佛兰德斯受了重伤，脸上留下疤痕，荣获了军事十字章。由于硬腭受过伤，说话受影响。他强烈信奉基督教原则，对发奋图强的不幸者很有同情心，教师和学生都很尊重他。我把自己的难题告诉了他，不知怎的他喜欢上了我。那年的春季学期定于1947年1月初开课，他表示准备在这个学年录取我，只要塞西尔愿意让我住进他的房间。塞西尔马上答应了。我既感激又喜出望外，回伦敦办好应办的事，收拾了行装。1月初我在国王十字车站坐上火车，大约两小时后到达剑桥，转坐的士到贝尔沃路36号塞西尔的住所。
两星期后，我坐下来写信给帕里教授，告诉他我决定离开伦敦经济学院转到剑桥。我接到他生气的回信：“让我告诉你，我们拒绝了其他学生，我还想尽办法劝学院当局录取你。你的作为显示我看错了你，我不该轻易帮助你。你的忠实的D·休斯·帕里。”收到信后我决定亲自去见他，解释自己为什么离开伦敦。我到他的办公室面对他，准备接受应得的处分。我叙述了自己在第一学期所面时的生活问题：从一个小城市，来到一个有几百万人口的大城市，人人都匆匆忙忙地以快得不得了的速度做事，我感到不知所措。此外我也照顾不了自己。
他听了我的倾诉，看来相信了我所说的一切。他对我说，我早该告诉他这一切，他本来可以安排我住到宿舍里，我的一切需要都会得到照顾，语气几乎是原谅了我。如今回顾那些岁月，我为自己没留在伦敦感到庆幸，留下的话日子肯定不好过。但他特别照顾我、我却辜负了他，总感到后悔。70年代末期他出任伦敦大学校长，我成了新加坡总理，一度想写信给他，最后认为最好还是忘了过去。也许我是应该写信的，告诉他我没忘记他的恩典。
不过伦敦也不是没有优点。对未来的律师来说，这里可以借鉴的地方很多。在伦敦经济学院的第一学期，政治学教授哈罗德·拉斯基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跟其他许多以前没修政治学的学生一样，听了他的一些课。他个子小，长得不起眼，头脑却灵活极了，说话很有魅力。他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对许多殖民地学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不少人后来掌了权，他们自认为从拉斯基那里学来了理论，并根据他的理论推行不恰当的政策，结果搞垮了本国发展不足的经济。多亏我在执政之前，在能起坏作用之前，就看到了多个经济体失败的经验。从而提醒我这样做是危险的。
在接触这类政治主张之前，我在莱佛士学院第一年上经济课时，至少是在征税的课题上，已被灌输英国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基本经济教科书是温和社会主义者贝纳姆的著作，公共财政教科书是战后工党财相多尔顿编写的。他们所用的术语臆断一些税收是进步的，另一些是退步的：所得税是公平进步的，因为赚得多就得多缴税，税率也更高；对食盐和进口货征收一律的税额或征收国产税是退步的。这些社会主义价值观损害了英国的经济成长。倡导这样的主张的人没考虑到人性的特点，因为累进税会扼杀勤奋工作和创造财富的主动性，尤其是扼杀了有本领、有能力这样做的人。
拉斯基的社会主义理论
我听过两三次拉斯基讲课，那是我第一次接触社会主义理论，立即被吸引了。世界上每一个人在生活中都应该机会平等，在公平和井井有条的社会里，不应由于人们或他们父母的地位而出现贫富悬殊，这样的主张我认为是非常公平的。我对不同的种族和人民，都不分彼此。我们是英帝国的一部分，我相信英国人是在牺牲英籍其他民族人民利益的情形下过着优裕的生活。因此，拉斯基和伦敦经济学院当时所倡导的主张对殖民地学生有吸引力。我们都要独立，都要保住自己的财富。
我当时以为，有没有财富，主要取决于有没有领土和自然资源，雨量是否充足，是否有可发展农业的肥沃土地或林地、有价值的矿藏和石油、天然气。只有在掌权若干年以后，我才认识到，新加坡不同种族的表现不一样，同一个种族内部各类人的表现也不一样。我尝试过以好些方式来缩小差距，都不成功，只好逐渐得出结论：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人──他们的天赋才能，加上受过的教育和训练，以及他们和他们政府的组织结构。知识和对技术的掌握，在创造财富时是至关重要的。
夺取领土的斗争曾导致后果不堪设想的战争，谁也不是赢家。但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通过国际贸易和交换货物劳务进行的竞争，使参与的所有国家的产值得到最大限度的增加。为了争取最高的国民总产值，人们必须在自由市场里相互竞争，同时在大体是自由的市场里跟其他国家竞争。但我不相信在我逗留英国期间，任何殖民地学生都了解这一点。他们以为，取代了离开的英国人，他们会自动富起来。
拉斯基的社会主义理论中有不少马克思主义的分析。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确实通过拥有更多资本和权力剥削其他人，由于人的产值超过他维持生存所需要消费来的数量，雇主或地主因此可以拿走多余的部分，这个看法我同意。我之所以讨厌共产党人，根源在于他们采用列宁主义的方法，不在于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理想。日本投降后，我见过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在新加坡如何残酷无情，他们立即向被怀疑当过奸细或出卖过他们的事业的人报复，根本不设法证明对方有罪。甚至他们所穿的制服，所戴的软布帽，他们的言谈举止傲慢自大、咄咄逼人，也都使人反感。我发现，伦敦经济学院的共产党人同样热心地向人强行灌输他们的看法，利用一切手段(包括利用准备跟孤独的殖民地学生交朋友的年轻妇女)，迫不及待地促使人们改变信仰。
我也在英国报纸上读到，苏联人曾经利用占领军，在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建立共产党政权。两件事使我感到反感：捷克斯洛伐克外长马萨里克被杀害，从窗口堕地“跌”死，共产党人因此可以接管；匈牙利红衣主教明森蒂挺身为自己的天主教信仰辩护，受到了骚扰，不得不躲进布达佩斯美国大使馆避难。剑桥法律学院讲师杰克·哈姆森是个天主教徒，他对这些事情气愤得不得了。消息传来的当天早上，上课时他花了一小时不讲契约法，却大谈苏联共产主义的邪恶，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也使我对共产主义更加反感。
但是建立平等、公正和公平社会的主张，对所有殖民地学生都有吸引力。英国费边主义者①建议一步步地走向这个理想社会，那就不必砍富人的头，不必没收他们的财富。一切分阶段进行，不扰乱经济，不制造社会动乱，通过征富人一辈子的税，通过在他们去世时抽重重的遗产税，便能剥夺他们的财富。这一来，他们的子女就得在跟穷人子女平等的基础上从头开始。我当时看不出有什么破绽。我年纪太轻了，不知道英国律师在订信托契据时巧妙得很，使政府难以征收太多遗产税。
费边主义方式深深吸引了我。从英国回来后，我订阅他们的杂志和小册子多年。但是到了70年代初期，他们的不谙世事使我感到绝望。有一期杂志的内容令人难以接受，那是有关教育的。两个校长写了一篇严肃的文章说，英国的综合学校制度失败，不是因为办学方法不对，而是因为最优秀的教师仍然在教最优秀的学生。文章认为最优秀的教师应该教最差的学生，后者需要前者教导才能获得平等，好学生无沦如何都会有好成绩。这种强求一致的主张我可受不了，于是不再订阅他们的杂志。
对于马克思主义，我所获得的最有价值的教训，是在1955年到1959年学华语的时候。雄心勃勃的工会亲共活跃分子几乎天天午餐时间都到我的办公室来教我一小时，有时晚上到我家再教。他们用《人生观》等书名吸引人的小书教我，实际上是在宣传通俗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但最发人深省的，是跟老师一起读毛泽东原著。一篇有关共产党人如何摧毁敌人的文章，使我对毛泽东的看法感到不安。文章题目是《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非对抗性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对抗性矛盾是敌我矛盾。分析的关键是“人民”的定义。根据毛泽东的精确分析，“人民”的定义因时间和形势而异。例如当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时，反对日本的都是人民，因此国民党是人民。1945年抗战胜利后，敌人日本被打败了，国民党在中国掌权，代表民族资本家和地主剥削群众，国民党成了敌人，反对国民党的都成了“人民”。我读毛泽东辩证法这个样本时得出结论，一旦英国人离开新加坡，如果人民行动党执政，我就会变成敌人。毛泽东说：“对敌人不能仁慈。”
另一番新天地
剑桥就在北海风可以吹到的平坦的沼泽地以南，比伦敦冷得多，也潮湿得多。1946年的冬季是50年来最寒冷的，也是最漫长的。尽管如此，在伦敦待过之后，剑桥是另一番天地。在战争刚结束的年代，这个地方上的集镇宁静安详。车辆不多，脚踏车不少，私人汽车只有三几辆，外加一些巴士和卡车。多数大学教师、学院研究生、导师、讲师和教授都骑脚踏车，包括菲茨威廉学监本人和一个受人尊敬的、名叫温菲尔德的在大学执教的律师。后者75岁左右，骑脚踏车动作还挺麻利。大学生活跟莱佛士学院差别不大。
我花8英镑买了一辆脚踏车，二手的，还管用，但跟我1939年在新加坡买的漂亮的礼里牌脚踏车自然不能相比。这是一辆设备十分简单的脚踏车，20多年来由学生们一手转一手地传下来。车把前有个柳条篮子，用来放书籍、学生袍等东西。脚踏车没有链罩，我跟大家一样，骑的时候用夹子夹住裤管。这里的生活叫人不满意的地方有的是，可健康多了，也愉快多了——没有煤烟，没有尘埃，没有喧闹的车辆来往，没有巴士，也没有地铁。我精神振奋了。
我很快就适应了新的生活方式。我骑脚踏车到处逛，下雨也不例外。买了件连帽粗呢风雪大衣，这是海军部的剩余物资。风帽既能保持头部干爽，又能撩到背后。虽然毡不如羊毛那么暖和，但也顶事。三餐问题不大，自己不再煮了。菲茨威廉的食物还是以英国传统方式烹调，谈不上可口，但比较有营养，有足够的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深海鳕鱼和大比目鱼都很老，不像我在新加坡吃惯的近海鱼那么好吃。完全没有配菜。所有菜看都加盐和胡椒，有如在“大不列颠号”一样。不时会有奇特的荤菜，像鲸鱼肉，腥得不得了，难以下咽，还有罐炖野兔肉，这是英国佳肴，可我始终不喜欢。我在清洁潮湿的沼泽地骑脚踏车，吃得又不差。1952年回新加坡后，蒙蒂罗医生替我用X光检查肺部，他通知说我在英国读书时期患过轻微的肺结核，幸好痊愈了，在X光片里只显现白色的一块。无论如何，我还是为能到剑桥读书而高兴。留在伦敦的话肯定好不了。
为了锻炼体魄，我决定参加划船俱乐部。最初不是坐船到河里，而是在河边练习划桨，坐在一艘不动的练习艇里，接受如何握桨，如何伸展身体往后拉以及把脚放在什么地方的训练。经过三星期每星期两次的训练之后，我便正式划船。第二个定期下河划船的日子，下午有暴风雪，我以为练习会取消便没去，过后受到了严厉的责备。七个船员和舵手都到了，由于我缺席，凑不够八个人，划不成。我认定英国人必定是疯了，于是放弃划船，离开俱乐部。从此骑脚踏车从宿舍到讲堂听课，听完再骑到菲茨威廉用餐，借此锻炼身体。
法律系第一年预备班学生人数大约只有30人，比伦敦的200人少得多。上大学的多数是前国民服役人员，他们获得特许，读两年便能考取学位，不必三年，因此直接进入第二年。他们是跟我一起读第二年。在这之前，我得读第一年预备班，总共要读三年。所以，第一年跟我在一起的英国学生是直接从中学来的十八九岁的年轻人，我当时已经23岁。还有几个学生来自马来亚，包括20岁的杨邦孝，他来自吉隆坡(90年代他担任新加坡大法官)。我第一个学期没上课，邦孝借笔记绘我。笔记写得很工整，很全面，对我没听过的课做了很好的概要记录。他的笔记是我求之不得的，因为剑桥课程标准所规定的科目跟我在伦敦第一年的课程不一样。伦敦的水平更高，包括宪制法和契约法。剑桥要学生先了解历史背景，所以必须修英国法律制度，这在律师考试里是完全没有关连的。对于罗马法，伦敦和剑桥的重点也有所不同，但我应付过去了。我非这样做不可。在大学的复活节假期里，我拼命补完没学过的功课，赶上了其他同学。到5月第一年淘汰考试举行时，我已经准备得不错了。
严冬过后是愉快的夏天。树木葱葱郁郁，剑桥焕发出新的光彩，学生都穿上颜色鲜艳的上衣，我心情也愉快得多。三个星期后的6月，考试成绩在评议会揭晓时，我欣喜雀跃。我和另几名学生考获一等荣誉。我拍电报把好消息告诉父母。
学监只凭我过去的学业成绩，就让我直接进入第二学期，我为没叫他失望感到高兴。同学们都管学监叫比利·撤切尔。我在菲茨威廉停放脚踏车，准备进去吃午餐时，他看见我，停下来祝贺我。我可以感受到他十分满意。1946年12月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告诉我：“李，当你到剑桥来，你是来参加一支特别的队伍，就像参加近卫骑兵团，不只是参加军队而已。你得出人头地。”我回答说会设法争取一等荣誉。他严肃地望着我说：“李，拿不到可别失望。在牛津和剑桥，你需要有天才的火花，得与众不同，才能获得一等荣誉。”当剑桥的考官们认定我与众不同时，我心中的石头才放了下来。
传来最好的消息
我买了一辆二手摩托车，那是军方剩余的旧物资，样子不怎么好看，引擎却不错，花了我60英镑。突然之间，我变得能够快捷地来来去去。我到剑桥乡下到处兜风，到那些坐巴士和火车到不了的地方观光。遇到农民竖立告示牌招请工人来采樱桃或草莓也欢迎其他人来买的地方，我会停车下来买。6月底芝写信告诉我，她考到了一等文凭，现在大有希望赢得到英国读法律的女皇奖学金。我有把握她会赢得奖学金。临近7月底传来了最好的消息。芝从新加坡拍来电报说，她获得了女皇奖学金。但是在1947年10月开始的学年，殖民部找不到任何大学可以让她就读，她必须等到1948年。我开始动脑筋，看看如何能使她到剑桥来。
我去找菲茨威廉的主管书记巴雷特。他年近50，长得肥胖，既能干又有经验，来来去去的学生多的是，他都见过了。他知道学监喜欢我。我告诉他，一个新加坡女朋友很聪明，获得到英国深造的最好的奖学金，想读法律，不晓得怎样才能在秋季学期开学前及时进人剑桥。他眨了眨眼对我说：“你知道学监跟格顿学院的女院长巴特勒小姐很熟，如果你能求学监跟巴特勒小姐说情，情形可能不一样。”既然有这种可能，我当然高兴。
离新学年开学只有两个月。我要求见学监。他不但接见我，还愿意帮忙。8月1日他写信给巴特勒小姐，为了保险起见，也写信给剑桥另一所女学院纽纳姆学院的院长。两边都立即回信。纽纳姆准备在1948年录取。巴特勒小姐更积极，准备在1947年10月提供一个特别保留的学额，只要芝具备入学资格。撤切尔写信绘我，把两份答复都附上。我赶到设在卡姆河畔银街附近的考试委员会，告诉他们芝是在1936年参加剑桥高级文凭考试的。他们查出她考试成绩优异，是当年名列第一的学生；我拿到了一份查核过的考试成绩副本。
接着我写信到格顿学院，要求见巴特勒小姐，她表示愿意见我。8月6日早上，我依约见她。我告诉她，我的朋友柯小姐很聪明，比我还聪明，在莱佛士学院就读期间曾多次排名第一，名次在我之上。我也说，我迟了一个学期才来剑桥，在第一年淘汰考试中考得一等成绩，相信柯小姐也会一样。巴特勒小姐戴眼镜，头发银白，有点富态，外貌慈祥，待人友善。一个华族青年赞扬自己的女朋友学业成绩比自己好，把她给逗乐了，她很想知道这个女孩子是不是那么出类拔萃。同一天我拍电报告诉芝：“格顿学院接受你入学。公函随后就寄出。现在就做好准备吧。”
8月底芝在新加坡登上一艘运兵船。10月初，她终于抵达利物浦。我在码头上焦急地等待着。分离一整年之后再见到她，我兴高采烈。我们立刻启程，坐火车到伦敦。在伦敦，事前我已经向一个英国同学借来一辆莫里斯·牛律牌汽车，我驾车载着芝到处观光，甚至在当天带她到布赖顿看铺满小石子的海滩。在伦敦逗留五天后，我把汽车还给同学，两个人坐火车到了剑桥。
学监的回信
这时我已经适应了剑桥的生活，虽然老马识途，但还是遇到新的问题。菲茨威廉的初级导师兼财务总管庞兹分配给我的房间，是在剑桥以南三英里的地方，我吓呆了。格顿学院是在市镇的北边。我千方百计物色离芝比较近的房间，始终找不到。庞兹不讲情，我向学监上诉，他的回信语气很慈祥，但不乏一丝冷冰冰的幽默：
亲爱的李：
……你申诉说要去看未婚妻路途遥远，或者说是妻子吧，因为你显然希望她会成为你的妻子。实际的路途不像你所说的那么远，尤其是在爱情提供了动力的时候。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读过伟大的神话，但你会记得，有位先生天天晚上游过博斯普鲁斯海峡，为的是见他心爱的女子。与此相比，到格顿是小事。不幸的是，一天晚上那位先生游过海峡时淹死了，但你是否非得在路上因疲乏而死，我很怀疑。然而如果你能在格顿附近找到房间，我们会尽力跟你配合，发出许可证。所以，如果你想去找找看，就找找吧。
顺便说说，格顿学院会不会赏识你那么快跟这个少女结婚，我没把握，因为他们会顺其自然，而且是恰当地假定，在爱情的最初的光芒下，人们只会花很少时间读书。但我太老了，不能对一个男士和他心爱的人提什么忠告。
你的真诚的
W．S．撤切尔
一星期后，我在菲茨威廉附近的“哈里斯上尉的马厩”找到一个房间。哈里斯上尉养马和猎狐狗，我是他唯一的学生房客。租金很贵，光是床铺和早餐每星期9英镑，洗澡等其他服务另外算。我别无选择，方便嘛。随后两年我就住在这里，直到1949年夏天离开剑桥。
现在可轮到芝面对“文化震荡”了。冬天她不习惯穿用厚呢绒做的衣服和笨重的大衣，还有那用羊毛衬里的长靴。呢绒衣是用衣料配给票买来的；这些衣物压得她好不辛苦。何况格顿学院又是在市镇西北两英里的地方，她不会骑脚踏车，只好乘巴士去上课。她的方向感一向不算好。今后只好靠她自己去闯了。
但是，她运气很好。她接受我的建议，第一年选修经济学，准备参加第一阶段荣誉学位考试。由于她当年在莱佛士学院念过经济学，功课应该不难应付，所以有闲余时间可以修读法科。可是，当经济学研究主任，一个名叫玛乔里·霍兰的美国人，发觉芝已经在莱佛士学院念过三年的经济课程后，认为再读下去是浪费时间，便叫芝去见她的丈夫哈里·霍兰教授。当时，霍兰教授是法学院里权力很大的人物，也是三一学院的特别研究员。他帮芝取得特别通融，即所谓豁兔权，她可以直接参加法科第二：阶段的资格考试。这跟另一所受承认的附属大学的毕业生所享受的优惠待遇相同。然而芝直接修读第二年的课程，并非一帆风顺，她还得适应这里的地理环境、食物、气候，以及诸如罗马法之类的新科目，还有讲师们的奇腔怪调。有一名爱尔兰讲师所讲的话，听起来不知所云。
经过几个星期的大幅度调整之后，芝对我说，她发现我跟以前完全不一样。过去我是一个开朗、乐观的活跃分子，没有事情能够难倒我，而且能尽情享受人生的乐趣；现在可不同了。尽管我深得人心，受比利·撤切尔的特别照顾，而且在1947年阳光灿烂的夏季里心情特别愉快，但我却似乎变成了一个强烈的反英分子，尤其是心中萌生要铲除英国对马来亚和新加坡殖民统治的意念。我在伦敦和剑桥的一年里，思想的转变逐渐具体化。这种变化从1943年日本占领新加坡时期便开始了。如今我所看到的，是英国本土的英国人。我怀疑他们是否能本着新马人民的利益治理这两个地区。在新马的英国人对推动殖民地的进步毫无兴趣，他们所在乎的是这些殖民地给他们带来的高级职位和丰厚薪金。在国家的层次上，英国人所关心的，主要是如何输出马来亚的树胶和锡，赚取美元外汇，以支持百病丛生的英镑。
芝谈起我的思想如何转变之后，我开始自我审察，看看这种转变到底是怎么发生的。莫非是我在英国劳动阶层当中所受的种族歧视引起的？这些英国低层人士，包括男女巴士剪票员、商店女售货员和餐馆的女招待，加上我在汉普斯特德找房子时碰到的几个女房东。好几次，我到瑞士村地铁站附近接着“空房出租”牌子的房屋询问时，女房东一发觉我是华人，便说房间已经租出去了。后来，我为了避免再碰钉子，便先打电话告诉女房东说我的名字叫Lee，拼写起来是一个L加上两个e，但我是华人。如果她们不愿把房间租给华人，可以当场拒绝，兔去我登门询问的麻烦。
我所碰到的英国上层社会人士，如剑桥大学和中殿法学协会的教授、导师、秘书和图书馆管理员，都很有教养，而且彬彬有礼，乐于助人，只是有点拘谨。英国学生大体上都举止文雅，甚至很友善，一般都表现得很得体。当然，每一回碰到运动队伍争名次，或是大学的校队队员和替补队员争资格时，种族歧视便抬头了。亚洲学生几乎不可能加入板球、擞揽球或划船等主要的运动队伍；划船队是最受尊崇的。
不过，如果说这一切都出于种族歧视，也不尽然。阶级制度也是症结所在。对我这个来自年轻而且富流动性的移民社会的人来说，这是另一种奇异现象。即使在白人学生当中，那些出身于著名公学的，也处在有利的地位。至于其他学生，他们之所以渴求学院的院旗，是因为将来可以把它列入履历表，而且可以作为未来干大事的垫脚石——任何学生只要具有划船校队队员的资格，未来的职业便有了保障。同样道理，一个学生如果当上剑桥学生联合会主席，便有助于成为工党或保守党选区的未来候选人，或是在这些政党的研究局谋得一职。
要考最好的成绩
我对这些额外的活动不感兴趣。我决定集中精力设法考到最好的成绩，因为一旦考到第一，我回新加坡时，情况就不同了。另一方面，我很渴望同工党的政治领袖接触，特别是同那些能够帮助我的人接触。我的愿望是早日结束英国的殖民统治，建立一个包括新加坡的独立的马来亚。工党比保守党较为同情英国殖民地的独立愿望。在我参加的集会中，英国保守党人仍然以低沉、圆润的声调，大谈“英王与帝国”。我也希望同将来可能在主要政党里头扮演重要角色的英国学生接触。在我日后同新加坡和马来亚的殖民当局纠缠不清时，这种联系自有好处。因此，我抱着浓厚的兴趣，开始研究英国的政治制度。
英国的国会民主制度，似乎能发挥很好的作用。一场包括经济、社会和政治等方面的惊人革命，正在我眼前和平地展开。1945年5月，英国选民把丘吉尔和他的保守党推下台，虽然丘吉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英国争取到胜利。选民把艾德礼和工党拥上台，因为他们答应给英国带来历史上最深远的改革。艾德礼政府履行的纲领，目的在于创造一个福利国，负责照顾英国各阶层人士从生到死的福利。可是，反对党却没有提出强烈的抗议，也没有街头流血事件。只有保守党议员在国会和选区里就人们的负担能力这一课题展开辩论，声称改革应有所节制和按照常识办事时。才使用激烈的言语。这一点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刻。
国民保健服务法案于1948年通过后不久，我到剑桥摄政街一家眼镜店领取所配的眼镜。我预料这副眼镜需要五六英镑。在柜台旁，眼镜店老板骄傲地对我说，我不需要付钱，并请我在一份表格上签名。我很高兴，心想，这样一个文明社会，确实能使人民过着优雅的生活。几个月后，我在牙科诊所也碰到同样的情形。至于学院的医生，他连请我在表格上签名也省了，因为我已经在他的病人记录簿里登记了。这又使我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当然，我是英籍民，有权享受新制度给予的福利。不过，报上的消息说，许多法国人和其他欧陆人士也纷纷到英国看免费牙医。我想这未免太过分了。但当时法国人的确比英国人穷得多。我对英国人所进行的改革，深表钦佩。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制度本身的公平。英国政府创造的社会，使每一个人——不论贫富，也不论是属于上层、中层或下层阶级，都能有相当不错的生活水准。这期间物资仍然缺乏。战时开始实施的粮食衣物配给制度，一直延续到50年代中期才由保守党政府取消。但是，茶、糖、巧克力、牛油、肉类、熏肉和鸡蛋的配给，却取消不了。经济耐用的布料市面上有的是，价格也合理，只是非凭配给票购买不可。
当时我年纪还轻，满怀理想，根本不了解政府的负担是何等沉重。更糟的是，在这么一个平均主义制度下，每一个人所感兴趣的，主要是他能够从共同资源中得到些什么东西，而不是他应该怎样工作，为共同资源做出贡献。其实，个人设法多赚钱，以改善生活条件，在人类进化史上，是进步的动力。我是到60年代掌管新加坡之后，才了解政府负担的沉重。小如弹丸的新加坡，比英国穷困得多，在想到要如何重新分配财富之前，我面对的挑战是如何开拓税源和创造财富。因此，当时根本无法谈论重新分配财富的问题。
这期间，我从家书和英国报纸的零星消息中，得知新加坡眼看就要发生麻烦了。马来亚共产党正挑起工潮和引起社会不安。罢工罢市、政治骚乱时有所闻。到1948年6月，马共开始在内地射杀英籍树胶园主。马共游击队又回到森林里去，殖民地政府宣布马来亚进入“紧急状态”。而在公开的宪制舞台上，根本看不到任何政治力量，只有一些软弱无力、毫无骨气、受英文教育的领袖，他们巴不得顺应和讨好英国统治者。我深切感到在我这一代人回到新加坡的时候，我们必须填补这个政治舞台。我于是加人剑桥大学工党俱乐部，并经常参加他们的集会，特别是每逢星期五晚上，工党政府的部长到俱乐部畅谈该党向国会提出的各种纲领时，我一定出席。
难得的教训
这是一个令人振奋和变革的时代，也是民主社会主义发挥作用的时代。一切都显得那么开明。工党政府的卫生部长贝文以极端刻薄的言词，指保守党“连害虫也不如”后，便使国民保健服务法案在国会通过。工党也替地方当局兴建了许多房屋，以低廉的租金出租，它们是靠政府大量津贴，才能把租金压低的。工党也扩大福利的范围，以确保“安全网”能照顾到所有不足以应付最低生活需求的人家。对我来说，他们的最低生活需求，跟我记忆中新加坡被日本人搞得一穷二白之前的情况相比，简直是奢侈的享受。这是一个难得的教训，关系到如何确保社会公正的问题。
我这一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到英国留学的新马学生，完全接受了工党政府的公平合理纲领。我们也很向往成熟的英国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宪制传统和容忍精神，使得权力和财富都在和平中进行基本的转移。我们把在英国所看到的一切，拿来同新加坡和马来亚比较。新马人民大多数没受教育。报纸软弱无力，对基本问题一概不理，只管报道重要人物的来来往往。所谓重要人物，多数是白人老板和周旋于他们之间的本地人。总之，新马的情况显得落后，前途未可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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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费边(Fabian)原是古罗马的将军，以使用迂回战术闻名。19世纪80年代在英国兴起的以温和改良手段实现社会主义的思潮，就称为费边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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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独立路--李光耀回忆录--第十章 有个奋斗的目标
第十章 有个奋斗的目标
现在我才知道，我已经引起新加坡政治部的注意。我的名字将列在他们的监视名单中，原因不外是我在马来亚大厦发表过一些反英反殖的演说。他们知道我不是在闹着玩，而是个立场坚定的人。我想最好他们也知道，在宪制上我的行动是光明正大的，同时我和共产党没有联系，也不同情共产党的作为……
这期间，我和芝讨论了两人在英国的生活，并着眼于未来。我们认为最好趁12月圣诞假期静悄悄地结婚，并严守秘密，料想如果向芝的父母亲征求意见，他们一定会很不高兴。格顿学院也未必会赞同；学院的学监就给我写过信，提醒我这一点。女皇奖学金当局也可能表示异议。但我们都是20多岁的人，已经成熟了，也有自己的想法。我们的一个来自艾文河畔斯特拉特福的朋友不知道我们的真正动机，把当地的一家小旅馆介绍给我们，认为那是欢度圣诞假期的理想地点。我们还可以到举世闻名的莎士比亚剧院观赏莎翁名剧。然而我们一到达艾文河畔斯特拉特福，便把此行的真正目的告诉当地的婚姻注册官，并在住上两个星期后，便依照手续结婚了。我们在前往艾文河畔斯特拉特福途中，曾在伦敦稍作停留，以便我到摄政街给芝买一枚白金的结婚戒指。回到剑桥以后，芝用一条项链把戒指挂在脖子上，而不是戴在手指上。
尽管生活发生了变化，我们仍然一如往常地努力读书。我要确保自己能够达到参加第一阶段荣誉学位考试的程度。芝在应付第二年的课程时有点困难，恐怕要到第三年才能见曙光。1948年5月，考试又到来；6月，成绩在评议会大厦公布。我在第一阶段荣誉学位考试中获得一等成绩。芝在法科第二阶段资格考试中，获得二等成绩，她感到很失望。其实，她参加的不是荣誉学位考试，并非真正重要。我安慰她，然后两人决定到欧陆度假两星期。
我们不想参加团体旅行，自己安排在巴黎逗留五天，再到瑞士逗留一星期，最后一站是威尼斯。
巴黎到处积满污垢，阴沉一片，经过德国四年的占领，情形更糟。幸亏德军司令决定违抗希特勒的命令，撤退时没把整个城市摧毁。比起英国人来，法国人显得很穷。他们不像英国人那样自豪和有组织。巴黎的公共交通比伦敦差得多，双节长巴士看起来又古怪又笨拙，转弯时不容易操纵。交通一片混乱，司机的态度都很粗鲁。法国人在搭巴士或到商店柜台付款时，都不会像英国人那样排队。他们在车门口推推搡搡，上下车都乱挤一通，甚至他们在说“对不起，先生”时，也使劲把你推到一边。巴黎的地铁，票价比伦敦便宜许多。但在1948年那个时候，一般列车都很肮脏，通风设备又差，空气不新鲜。车上的乘客只顾自己，很少替别人着想。在伦敦，男士会站起来把座位让给女士，年轻人也会让位给老年人。我离开巴黎时，心里对英国人更加敬佩。在社会准则和政府给人民提供设施方面，法国肯定比英国低几级；所谓设施就是人们现在所说的基础设施。
然而对讲究吃的人来说，法国餐是顶呱呱的。牛排的滋味特别美，酱料也异常可口，葡萄酒更是第一流。即使是简单的凉拌菜，也蛮好吃，例如用又大又红又甜的番茄为料，加上少许橄榄油和酸醋拌成的那种，如果跟烤牛排和法国面包一道吃，味道再好不过。尤其是法国面包，比英国的松脆，好吃得多。我和芝都不想再吃英国的标准菜肴了。
我们乘夜班火车从巴黎到日内瓦去。醒来时，只觉得空气很新鲜，气候凉爽。日内瓦真是个洁净无瑕的城市。街道上汽车很少，来往川行的有轨电车都很干净；鲜花正在灯柱的半中腰怒放(不知怎么浇水的)。我们下榻的布里斯托尔旅馆(战前这家旅馆的住客显然都是英国人)，所有的床都铺上美丽的白被单，还有白桌布、白面包，食物更是美味可口，一切都干干净净，但是价钱一般比法国要贵。瑞士还是那么纯朴，战争既没使物资匮乏，也没带来污秽、阴沉的景象。
我们从日内瓦往南走，到洛桑和卢加诺。我们越南下，所见的城市就越肮脏。从同行的游客口中，我们得知威尼斯很邋遢，到处散发着臭味。于是，我们决定退掉在威尼斯旅馆预订的客房，而在卢加诺多住几天。我们从一家收费较便宜的旅馆转到另一家叫“辉煌”的旅馆。这有什么不好？人生难得有这么一次。我们在卢加诺痛痛快快地过了五天。每天面对着壮丽迷人的湖光山色，享受有效率和周到的服务，又有极合口味的食物，可以用一瓶不到10先令的纳夏特葡萄酒送下肚。接待处的职员看着我，问我是不是华人。我说：“是的，不过，我是从新加坡来的。”对方说：“啊，蒋介石。”他不晓得我和中国人之间的区别。我并不以蒋介石为荣，因为他被中国人民解放军逐出了中国大陆。其实我已料到欧洲人会一成不变地把我看成中国人。我们这几天所过的，依然是有生以来最快乐的假期，观光，漫步，吃，喝啤酒、葡萄酒和香滨。我发觉瑞士人很守纪律，做事能干有效，又很讲究实际，而且待人态度得体，礼貌周到，只是不够热情。他们不会要求你帮什么忙，反过来他们自己似乎也缺乏慷慨的本性。总之，他们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回到剑桥之后不久，弟弟金耀也从美国到英国来，跟我们在一起。他随身带着精美昂贵的尼龙丝袜、可以快速晾干的衬衫以及漂亮的行李——这一切都是在经济紧缩的英国买不到的。美国看来像个物产丰富的仙境，也像童话中溢流着牛乳和蜜糖的丰饶羊角。因此，我早年对美国的印象是，一个资源丰富、物质条件优越的社会。但是，我却跟英国人抱着同样的看法，认为美国人缺乏经古老文明熏陶的高雅素质。他们过于急功近利，过于鲁莽急躁，过于雄心勃勃，认为世界上没有做不成的事，也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10月，我们开始修读最后一年的课程。我们井井有条地做功课，并埋头苦读。上课听讲，撰写论文，做作业交给督导审阅，也到图书馆读书，或是在“哈里斯上尉的马厩”我租用的房间里温习功课。但是生活并非只是读书。有时在周末或傍晚，我会骑脚踏车到格顿去，芝就利用校工宿舍里的煤气灶煮些新加坡菜肴。我常常邀请杨邦孝和埃迪·巴克一起去。巴克也是莱佛士学院的同学，刚到英国修读法科。有时，我把一个星期配给的肉用咖喱煮了一次吃完。芝也用黄油面条、鸡肉(取代猪肉)和辣椒粉(取代生辣椒)炒“稞条”，吃起来也蛮可口。
这时候，我们的生活已经做了适当的调整，而且同有关各方也建立了良好的联系。我能够请剑桥大学一些第一流的法科督导辅导我，他们都是三一法学院的研究员；三一法学院是当时剑桥大学的主要法学院。第一年年底我考获一等成绩之后，就能够说服他们做我的督导，虽然当时我是菲茨威廉的学生。这些督导来自不同的背景。我最好的督导是特雷弗·托马斯，他心地很好，脑筋灵活，条理分明。
我同几个英国学生结交，他们多数是剑桥大学工党俱乐部的活跃分子，后来在1950年的大选中，以工党候选人的身份参加竞选；其余的修读法学的各种分科，后来成为国际法、比较法和工业法的杰出教授。他们是一批聪明绝顶的青年，也是我的好同伴。
1949年 2月，我代表剑桥大学到牛津大学参加模拟法庭的辩论会(正式辩论)，主持法官是塞勒斯先生。其他见习律师似乎抓不到有关法律问题的细微点。我一抓住，塞勒斯先生脸上便露出笑容。他在裁判时，对我赞誉有加。但是，我没参加过剑桥学生联合会的任何辩论会。我认为这么早就道出心里话，是不明智之举。等我们返回新加坡，同朋友们商定所要采取的路线之后再表露也不迟。
不过，我在伦敦期间，倒有几次到下议院听演讲。有些工党议员对殖民地学生极为友善(反之，保守党议员对殖民地学生的自由愿望往往嗤之以鼻)。伊顿和斯劳区工党议员芬纳·布罗克韦常常在威斯敏斯特(英国国会所在地)的大厅里跟我会面，以便把入门券送给我，好让我到旁听席旁听。工党里有一些著名的演说家。记得1947年我第一次到英国国会旁听时，见识了工党议员斯塔福·克里普斯如何以锐利的言辞，把保守党影子内阁的殖民部大臣驳斥得毫无招架的余地。他是一个头脑敏锐的人。
获得唯一的特优奖
1949年5月，我们参加法科的最后考试。6月成绩公布，我相当满意。我在法科第二阶段的荣誉学位考试中，考到一等成绩，并获得那年唯一的特优奖。芝也考获一等成绩。我们拍电报把好消息告诉我们的父母。我本来应该考到更好一点的成绩，但一等成绩也够好的了，可以作为我返回新加坡以后展开另一阶段生涯的优异标志。根据剑桥大学的规则，一个法科学生在考获学位之前，必须“完成”至少九个学段，一个学段是八个星期，必须住在学院宿舍或是当局批准的住所。芝在剑桥大学只有六个学段的时间，我也只有八个学段。我们得到特别的豁免，都获准在6月21日仲夏日领取学位。
剑桥大学决心维持悠久的传统。这种传统随着岁月的流逝，越来越显得奇特，但却增加了剑桥作为一个古老学术中心的神秘性。在举行毕业典礼那天，学生以所就读学院的资历高低为序，排成一行，然后在导师带领下，走进几座法学院附近的评议会大厦。他们一进里面，便每次五人，每人握着导师右手的一根手指，由导师逐一把他们带到身穿礼袍坐着的校长跟前。学生和导师也依照他们获得的学位，穿上相关的礼袍。等待领取学位的学生身穿短礼服，肩上报着一条缀有白兔毛的垂巾，在背后晃来晃去。导师把学生介绍给校长，校长于是一面说着拉丁语，一面把学位颁授给学生。比利·撤切尔以学监的身份亲自带领我和其他学生走上前去，菲茨威廉的学生因为不属于剑桥大学的任何学院而排在最后。典礼举行过后，我们在指导教师和其他同学陪伴下，到评议会大厦外边的草坪去拍了不少照片。三一法学院几位教过我和芝的法科讲师，以督导的身份也到场同我们分享快乐，特雷弗·托马斯也在。杨邦孝把当时的情景一一摄入镜头。
接着我们转到三一法学院托马斯的套房，开香槟再庆祝一番。另一位讲师 T·伊利斯·刘易斯博士也来参加。我们都很亲切地叫他 TEL(姓名第一个字母的缩称)。他教过我们，是个威尔士人。他有副讨人喜欢而显得滑稽的面孔，秃头，细微的白发散在两边，脸上戴着无框眼镜。他对我和芝说：“如果是男孩子，就把他送到三一法学院来。”
1952年我们的大儿子显龙出世时，我写信给三一法学院的高级导师，预先给他订了个学额。可是，19年后显龙到剑桥大学深造，却决定进入三一学院，也就是当年牛顿所建立的最优秀的数学学府。在三一学院的优秀导师教导下，他以两年时间修完三年的课程，并获得数学一等荣誉学位。
在举行毕业典礼那天所拍的照片当中，我最珍惜的是比利·撒切尔站在我和芝中间的那一张。我没有令他失望，我的“女友”也一样。撤切尔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为人精明，富有洞察力，而且对手下的学生不借花费许多时间细心教导。有一天，我在他的套房同他一起喝茶时，他指着几个正在特朗平顿街挖掘泥土的工人说，他们在短短三个小时里就喝茶休息两次，过去和战争期间他们的工作态度就不这样。现在他们不愿意卖力工作，国家是不会进步的。我原本以为他是一个反动的老头子，但他教的却是经济学。几年之后，我得出的结论是，他知道国家的经济靠什么才会增长。又有一回，他对我说：“你是华人，你们华人有数千年的悠久文化作后盾，这是极为有利的条件。”1949年6月，就在我们快要离开剑桥的时候，一天早晨他邀请我和芝最后一次在一起喝咖啡。他轻拍一下芝的手，然后看着我说道：“他太急躁了。别让他老是这样匆匆忙忙。”他对我的性格果然看得很透彻；但他也晓得我这一生有个认真奋斗的目标，而且一日不实现，绝不罢休。
既然毕业了，我们就趁机外出度假10天，这一次是乘旅行车到英格兰和苏格兰游览观光。但是，我们对法科的研究还没完成。要在新加坡当律师，单靠剑桥大学的学位是不够的。我们还得在英国取得普通律师资格或是能到高等法院办案的律师资格。我们于是加人中殿法学协会。中殿法学协会是英国四个法学协会之一，负责教导法科学生和鉴定学生的律师资格。
我们旅行回来便设法住在伦敦，不久找到了一个居住单位，距离菲茨姜道我的旧住所不远。可是在芝方面，家务和学习总是难以兼顾。于是，我们决定不上法学协会的课，留在康沃尔的廷塔格尔独自苦读，准备参加律师资格的最后考试。
我们曾经在这个地方的一座庄园旧宅里度过几次假期。这座旧宅由梅勒太大和她的三个儿子协助管理。梅勒太太为人通情达理，乐于助人，对我们的饮食照顾得很周到。整座房屋就住我们两个人，到了夏天才有其他几个住客。我们舒服地坐在椅子上休息，或是沿着周围的乡间小路散步，呼吸新鲜的空气。温暖、潮湿的西南风吹得我们心旷神情。我们唯一的娱乐就是收听英国广播公司的国内广播，所用的派耳牌收音机是我从剑桥买来的，它给我们带来许多轻松欢乐的时刻。我发觉收音机比电视更能起刺激作用。我们听过好些节目，包括第一系列的“里思讲座”，由罗索主讲，讲题是《权威与个人》。罗素老人的声音优美，带点旧式的声调和发音。他的讲话闪耀着智慧的光芒，他能用简单高雅的词语表达自己的思想。晚饭后则有《又是这个家伙》的轻松娱乐节目，由托米·汉利主持。他所讲的笑话逗人发笑，不下流，有趣，不谈性，也没有双关语。
在运动和消遣方面，我打高尔夫球，大半是一个人打，地点在阿瑟王城堡旅馆的九洞高尔夫球场。除了假期以外，这座球场平时空无人影，加以场内多丘陵又多风，像我这样一个笨瓜，有这么一个球场，正是求之不得。它使我保持身体健康。我和芝花费许多时间寻找打失的高尔夫球，却往往找到别人打失的，质地比我的好。芝也趁机采摘野生蘑菇，由梅勒太太替我们煮，味道倒是挺鲜美的。
马来亚大厦里的谈论
我们在中殿法学协会勉强果腹的餐室就餐，食物可就不那么可口了。为了要取得律师资格，我们每个学段必须在协会的餐室“进晚餐”3次，这是所有学生都必须遵守的。换句话说，我们必须乘坐7个小时的火车，到帕丁顿车站。但这也让我们有机会在布赖思斯顿广场的马来亚大厦，会见马来亚和新加坡的朋友。我们所谈的，是留学伦敦的英国殖民地学生所喜欢谈论的课题，那就是我们未来的自由斗争。在我的莱佛士学院同学当中，有些在政治上是很活跃的，如吴庆瑞和杜进才。
吴庆瑞是我就读莱佛士学院时期的经济学导师。他在伦敦经济学院修读理学士课程。杜进才则在伦敦大学攻读生理学理学士课程。他们和其他几个人组织了一个称为“马来亚论坛”的团体，目的是要在学生当中培养政治意识，同时促使包括新加坡在内的马来亚独立国早日成立。论坛的成员来自所有种族群体，包括马来人、华人、印度人和欧亚裔。而论坛本身，既非左，也非右，完全不涉及意识形态问题。它采取反殖立场，但主张非暴力，同马来亚共产党毫无关系。论坛的成员举行集会时，往往邀请英国的政界人物、工党政府的初级部长如伍德罗·怀亚特或是保守党和自由党的国会议员来演讲。
我们大谈了一阵子之后，便从马来亚大厦出来，到大理石拱门，并沿着埃格韦尔路一间一间地到酒廊痛饮一番。英国的啤酒糟透了，谈而无味，又带有浓浓的英国特有的“苦涩”味道。即使经过多年之后，我还是不喜欢英国啤酒。可是当年我们这些穷学生，除了喝啤酒以外，哪里喝得起其他的酒呢？谈醇啤酒价钱很贵，威士忌则贵得叫人动也不敢动。我们只好一面喝啤酒，一面畅谈我们回到新加坡之后所要干的大事。
我离开英国之前，决定同马来亚共产党驻伦敦非正式代表林丰美接触。林丰美于1934年获得女皇奖学金，但是后来他对读书失去兴趣，却被共产主义事业吸引。他参加律师资格考试，从未及格，剑桥大学学位也不曾考到。他留在伦敦，出版一份亲马共的油印小报，叫做《马来亚箴言报》，内容糟透了，是一种粗糙的宣传品。但他本人却是一个意志坚强的家伙。我打电话约他会面，他约我在《每日工人报》办事处外见面。《每日工人报》是英国共产党的机关报，设在舰队街附近。我带着芝一起去。芝认识他，原来芝的哥哥是他的朋友。
他真是一个怪人，不直接到我们能够谈话的地方，而是带我们绕了一个大圈子，穿过狭窄的街道，毫无必要地东转西转，最后才在一个工人出入的酒廊兼餐室停下来。这地方显得很僻陋，而且具有浓厚的无产阶级气息。开始时我们讲了一些社交上打趣的话，接着我单刀直入问他为什么所有共产党人都把他们统一战线中的社会民主主义工人一举吞没，并且引用共产党人在捷克和匈牙利的所作所为做例子。他极力否认这一点，而且表示这两个国家的社会民主主义分子加入共产主义阵营，是因为深信共产主义事业比他们的优越。我认为他完全脱离现实，只生活在自己编织的美梦中，而他本人则是这个美梦中的一个伟大的革命家。
一两个月后，我接到新加坡警察总监福尔杰的一封信。他认识我的父母，并且听说我在康沃尔，就邀请我和芝到他在德凡郡瑟斯顿的老家作客。我们在他家住了三天。他所感兴趣的，是衡量我是一个怎样的人；我感兴趣的，是同他接触，并且看看战后的英国殖民地警察首长是怎样的一个人。我们一起打高尔夫球。我的球艺很差，但却度过了一个有意义的周末。现在我才知道，我已经引起新加坡政治部的注意。我的名字将列在他们的监视名单中，原因不外是我在马来亚大厦发表过一些反英反殖的演说。他们知道我不是在闹着玩，而是个立场坚定的人。我想最好他们也知道，在宪制上我的行动是光明正大的，同时我和共产党没有联系，也不同情共产党的作为，因为我们不久就要返回新加坡了。
1950年 5月，我们到伦敦去，参加律师资格的最后考试。那个周末，刚好碰到一大批足球迷，我们下榻的旅馆，大门小门从早到晚一直砰砰作响，使我们完全不能集中精神温习功课。但考试结果没有什么不同。我们必须为不在伦敦而付出代价。因为不在伦敦，我们没听有关讲师讲课，而这些讲师正是主要科目的主考人。他们根据所教的新个案出考题。没有人获得一等文凭。我考获二等文凭，名列第三；芝则考获三等文凭。不过一切还算顺利。1950年6月21日，我们根据典礼的要求，戴上假发，穿上礼袍，在中殿法学协会的宴会大厅里，获颁律师资格。生命即将由此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
想到就要回家，我十分高兴。回顾过去四年在英国的生活，我相当满意快慰。我目睹饱受战争摧残的英国，人民并不因为他们蒙受惨重的损失而沦为失败主义者，也不因为在战争中取得胜利而变得傲慢自大。伦敦市区每一个被炸过的地方，都整理得干干净净，残瓦断垣都整齐地堆叠在一边，有些还种上花草灌木，使废墟显得不那么刺眼。这是英国人所表露出来的含蓄的自豪感和讲究纪律的一部分，
英国人对自己人和外国人都彬彬有礼，令人敬佩。给人印象最深的是驾车人士所表现的礼貌态度：你向有权先行的车子挥手示意，对方也向你挥手致谢。这真是一个文明社会。我也很怀念剑桥大学。就在这所大学里，我跟不寻常的一代一起学习。他们都是20多岁的归国战士，有些甚至30多岁，结了婚，有孩子。他们亲眼看过死亡与破坏，变成很认真严肃的人。有些人大难不死侥幸归来。菲茨威廉就有一个学生因为所驾驶的飞机坠毁，脸部严重烧伤，尽管再三施行整容手术，看起来仍然叫人心痛。然而他战胜了自己。他知道自己脸容毁损变形，头几次碰面会把陌生人吓一跳，所以尽量表现出一种自然、自信和毫不自怜的神态。由于不向命运低头，他的生活过得最有意义，
当时的剑桥并不是属于那些只求玩乐、以华而不实的作风互相炫耀的年轻人的。不错，校内有几个在和平时期服役刚刚期满或是豁免服役的青年，但他们是少数，起不了带头作用。倒是那些复员后入学的学生，也就是那些带着丑陋的战争伤疤的学生，使战后的剑桥大学成为一个学习如何收拾战争残局的地方。我有幸跟这一代的英国人一同生活，一起学习。
当然，那时候也有过并不愉快的遭遇，主要出自一些不得不为我服务的英国男女，他们也许觉得服侍一个邋遢贫穷的亚洲学生有损尊严。有些女房东尤其刻薄和顽固。可也有像廷塔格尔的梅勒太太和伦敦中国协会的管理人杰克逊太太那样的英国人，她们待我非常好。我负笈英国数年，最难以忘怀的就是杰克逊太太。会所设在戈登广场的中国协会，是英国政府利用庚子赔款设立的。协会向所有华族学生开放。会所靠近伦敦市中心，我觉得对华族学生最为方便，何况地方又是那么清静。
杰克逊太太对所有学生都很友善，对我一开始便特别和蔼。大学放假期间，由于我的地址从剑桥改为伦敦，又从伦敦改为剑桥，再从剑桥改为廷塔格尔，戈登广场16号便成为我的通讯处，也是我们存放备用皮箱或书籍的地方。我和芝在伦敦没有家，所以时常到中国协会去。我们可以在里头用热水、肥皂和干净的脸盆洗去身上要命的煤烟灰，一分钱也不必付，只需带着自己的浴巾就行了。由于协会会所免付租金，所以杰克逊太太也能够给我们提供上好丰富的下午茶，每人只需付1先令而已。
至于不如意的小事有哪一些呢？在战后初期英国物资短缺的岁月里，如果你不是外国留学生，你无法想象在伦敦租用起居兼卧室两用的房子，生活是多么困难和不便。房东太太只提供早餐。早餐过后，我和芝便得离开房间，好让房东太太打扫。我们只好到公共图书馆去读书，午餐和晚餐则在餐馆解决。因此能找到一个清洁宁静的地方休息和梳洗，简直是莫大的奢侈享受，何况还是免费的。
意想不到的后果
1956年，我在伦敦参加有关新加坡前途的宪制会谈时，特地到戈登广场探望杰克逊太大。她看见我异常高兴，我又何尝不是这样。但我跟中国协会的联系，却使我在政治上面对意想不到的后果。好多年后，我在新加坡政治部的档案里发现一些旧报告，指我和芝经常到中国协会去，以便同来自中国的亲共分子打交道。当时，毛泽东在中国内战中即将取得全面的胜利，紧跟着在1949年10月1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有一份报告甚至说芝是一个比我还要激进的左翼分子。我对政治部的报告完全失去了信心。
我和芝搭乘荷兰邮船“威廉勒伊斯号”返回新加坡。“威廉勒伊斯号”是来往于南安普敦和新加坡之间最好的轮船，很新，又有冷气设备，所提供的印尼和荷兰饭食顶呱呱，还有几百名身穿民族服装的爪哇侍应生殷勤服务。这该是我们告别英国的一次大胆花费。我们住头等舱的两个舱房，旅途中始终很愉快。我只有两次晕船，一次是在船抵大西洋的比斯开湾时，另一次是船在阿拉伯海航行的时候。我吃不下饭，只吃点不涂牛油的烤面包和牛肉干。除此以外，全程是令人难以忘怀的。
8月1日，我们抵达新加坡。回到家的感觉真好！我知道我的生命从此将进入一个不同的阶段，而且是一个异常不同的阶段。很快地就有人使我意识到今后可能面对的危险。虽然我们住的是头等舱，可是那位系着领结亲自上船来的移民官福克斯先生，却要我安分和识趣。他让我和芝一直等到最后，才查看我们的护照，然后莫测高深地说：“李先生，我想我们会多了解你的事。”我瞪他一眼，不睬他。他存心恐吓我，我可不会被他吓倒！
后来，我发现他给我记下的黑点，包括怀疑我在1949年8月到布达佩斯出席世界青年节大会。那年暑假，苏联利用匈牙利充当东道主，举办这个由共产党组织的大会，设在伦敦的国际学生联盟则邀请英国的有关团体参加。有些马来亚和新加坡学生之所以接受邀请，是因为这不过是一个出国廉价旅行的大好机会，只需付回程的火车旅费而已。吴庆瑞、莫里斯·贝克、我的弟弟金耀和其他许多人都去了。然而他们一到那里，林丰美和新加坡一个秘密共产党员约翰·伊巴却让他们组成一支代表队，举着“马来亚为自由而战”的横幅列队游行。英国情报人员得到这个消息，考虑到有些人回新加坡之后可能闹事，便把参加者的名单寄给新加坡政治部，其中包括K．Y．Lee。政治部人员跟我父母亲面谈，然而由于父母亲对我们的行动一无所知，无法作出任何澄清。结果，当局不晓得他们心中的可疑人物是我的弟弟D．K．Y．Lee(DennisKimYewLee)，而不是我——H．K．Y．Lee(HarryKuanYewLee)。
不过，在有关我的档案中，却有其他的报告使我与众不同，从而使我成为“威廉勒伊斯号”最后一名办妥手续下船的乘客。1981年，一名研究员把1950年 6月28日总督府的一份会议文件拿给我看。原来在这次会议上，政治部主任奈杰尔·莫里斯建议在我和芝从英国回到新加坡时，立刻扣留我们。但是警察总监福尔杰，也就是那位不久前邀请我们到他在德凡郡的老家度周末的先生却不同意。会议记录还进一步记述总督、英军总司令和辅政司支持福尔杰的看法。他们认为我们两人都出身名门，如果逮捕我们，公众的反应一定很坏。相反地，他们表示如果善待我们，并把我们争取过去，那就有利无弊。有人认为英国驻东南亚最高专员麦唐纳，“就是—个适当的东道主，因为他经常邀请学生共进晚餐”。事实上，我们返回家门几个月后，麦唐纳便邀请我和芝到他府上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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