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大声地清楚他说出意见——但这仍还可能吗？有许多时候，最简单的和最无分歧的真理，在它能传播出去以前须伪装一下，最人道和最神圣的思想，得象小偷一样戴上假面具和面纱偷偷摸摸地从后门运出，因为前门有巡捕和当局的雇佣军们看守着。历史一再会重现这样荒谬的情景：煽动一个人或一个信仰去反对另一个人或另一个信仰的反而受到宽容和鼓励；而一切妥协的倾向，所有和平的理想却借口他们危及了一些宗教的或非宗教的团体而加以怀疑和镇压。他们被打上“失败主义者”的烙印，由于他们世界性的人道主义者的倾向，他们很可能会暗中破坏虔诚的或爱国的热情。这样，在加尔文所建立的恐怖之下，卡斯特利奥和他的信徒们不敢公开传播他们的观点。一个代表宗教宽容的宣言，一个如同卡斯特利奥等人所设计的那样的对人类博爱的呼吁，甚至在当天就会被精神上的专政的禁令所挫败。
因此，必须要以机巧来对抗暴力。有人特地杜撰了一个名字叫“马丁努斯·比利阿斯”，据说是一本新书的作者。实际上这是卡斯特利奥的书，扉页上出现了假名和假印刷地点（马德堡，而不是巴塞尔）。但最主要是书的内容。表面上，这本书是科学或神学论文，实际上却是营救被迫害的无辜者的呼吁书。它看起来好象有些书生气，内容是博学的基督教士和其它权威人士在讨论问题。（原文是拉丁文，翻译过来就是：）“有关异端，是否应该迫害他们，应该怎样处置他们，许多有学问的新老著作者作了阐述。”确实，无论是谁，只要他翻几页《论异端》就会完全相信，这本书只是一本虔诚的神学小册子。因为在这本书里，他会找到天主教会最著名的神父们——圣·奥古斯丁、圣·克莱索斯托姆、圣·杰罗姆的主张和伟大的新教权威（诸如路德和塞巴斯蒂安·弗兰克）或无党派人道主义者（如伊拉兹马斯）著作中的选段，和平地并列在一起。此书当然只是一册摘自各种不同的哲学家们著作的法理学和神学汇编。它的目的是帮助读者对有关因难问题树立一个不偏不倚的观点。但是，略作一较深入的检查，就能发现，这本书只摘录对异端判决死刑认为是不正常的那些意见。那本书的机巧，那唯一的恶意，在于它的极度认真。事实上，它在权威们谴责用极刑对付异端的许多文章中，插进去一个看来会使加尔文感到特别恼怒的名字：加尔文自己的名字。约翰·加尔文在他自己受迫害的日子里曾经散播过反对残忍地求助于火和剑的观点。杀害塞维特斯的凶手，加尔文，被以前的加尔文谴责为违反基督教义。下面是加尔文署名的文章：“使用武器对付那些被教会逐出的人，并否认他们拥有全人类共同的权利是反基督教义的。”
但是，衡量一本书的价值是它公开表示了什么，而不是隐藏的看不出来的意义。在给沃登堡公爵的献辞中，卡斯特利奥是一丝不苟的。这篇献辞的开头和结尾，把神学选集的编辑者提高到逃亡的论战者的水平之上。虽然给公爵的献辞不过寥寥十几页，但它们是主张思想自由和在欧洲有一个神圣避难所的首次记载。虽然所写的仅对异端有利，献辞仍为后来那些因要求政治上或哲学上的独立而遭到迫害的人们，作了生动的辩护。对精神正义宿仇的斗争，对那些希望镇压与他们宗派相反意见狭隘性的狂热者的斗争，在此明确地展开了。现在，那宗教限制的概念胜利地对抗着宗教宽容的概念，后者的散布，是在地球上清算仇恨的唯一方法。
卡斯特利奥以不带偏见的逻辑性，明晰地、无可辩驳地发展了他的论点。争论的问题是：对纯粹思想上触犯的异端是否应加以迫害、处死。但在讨论这个问题以前，卡斯特利奥质问道：“异端这一术语真正的含义是什么？”我们对谁可加以异端的称号而不失公正？卡斯特利奥口答如下：“我不相信所有名为异端的是真正的异端……这一称号在今天已变得如此荒谬、”如此可怖、具有如此耻辱的气氛，以致于如果有人要去掉他的一个私仇，他发现最容易的方法就是控告这人是异端。一旦其它人听到这可怕的名字，他们就吓得魂飞魄散，掩耳不迭，就会盲目地不仅对被说成是异端的，而且对那些胆敢为他讲一句好话的人进行攻击。”
卡斯特利奥拒绝传染上这样的迫害歇斯底里症。他知道，每一时代都会发现一群新的倒霉鬼，成为倾注集体仇恨的怨府。有时候是由于他们的宗教信仰，有时候是由于他们的肤色、他们的种族、他们的血统、他们的社会意识、他们的哲学。那些比较小和弱的团体的成员们，被用来作为潜藏在我们身上这么多的精力发泄的靶子。口号和时机可以改变，但中伤、蔑视和破坏是不变的。现在，卡斯特利奥宣称，一个聪明人是不会被这样诽谤性的言论所蒙骗，也不会由于群众本能的愤怒而随波逐流的。他怀着进一步献身于公正和正义的决心，一次又一次地探索着公理。因此，就异端而论，“马丁努斯·比利阿斯”拒绝采取权威性的态度，除非他能全面掌握这一个词的重要意义。
然而，异端是什么呢？卡斯特利奥一再回到这个问题上。因为加尔文和宗教法庭的其它审问官宣称，《圣经》是唯一有效的法律文件。比利阿斯非常仔细地在《圣经》的字里行间中寻找着。瞧，他在经典里找不到那个词和那个概念。因为，首先要存在着一个教义的系统、一个正教、一个统一的教义，“异端”这个词才有可能得以流传。要先确定教会，然后才有人背叛教会。在《圣经》里，我们的确发现有关不信教者和有必要对他加以惩罚的记载。但这并不是说，一个不信教者因此就是异端。塞维特斯事件为此提供了证明。那些被称为异端的人，特别是再洗礼教徒，坚持称他们是真正的和真实的基督教徒，把耶稣基督尊为最崇高的和最敬爱的典范。因为从来没有一个基督教徒把一个突厥人、一个犹太人或一个异教徒叫做“异端”。异端一定完全是在基督教范围内所犯的罪行。这样，我们得出了一个新的定义：异端者，虽身为基督教徒，但不承认“真实的”基督教义，顽固地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偏离“正”道之谓也。
现在，我们得出了我们的定义了吗？天哪，在五花八门的解释中，我们怎样才能决定什么是“真实的”基督教义，或什么是上帝旨意的“正确”解释呢？我们能够从天主教的、路德派的、兹温格利派的、再洗礼派的、胡斯派或加尔文派的注释中找到异端的定义吗？在宗教事务上，有没有这样一个绝对确定的，使《圣经》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东西？卡斯特利奥是够勇敢的，他向刚愎自用的加尔文挑衅：用一个不过分的“不”字作答。《圣经》的含义时而清楚时而含糊。这位根本上笃信宗教的人写道：“宗教的真理是在它们神秘的性质之中，在经过一千多年之后，它依然处于不断的斗争之中，直到精神上的爱启示我们，并最终下了结论，鲜血才会停止。”任何人解释的《圣经》都会有错误，所以宗教宽容是基督教徒的首要责任。“如果所有的东西是象上帝的存在那样一清二楚的话，基督教徒就可以很容易地在宗教事务上想到一条路上去。正象所有的国家都因承认存在着一个上帝而联合起来。然而，既然一切都是模模糊糊的，基督教徒就应停止互相谴责。如果我们比异教徒聪明，那么，让我们表现得比他们更好、更有同情心吧。”
卡斯特利奥在他的专题论文中更进了一步。他认为，任何人，虽承认了基督教真理的基本原理，但未能以某种方式取悦于已确立的权威，就被称为异端。因此，异端（在这儿我们终于触及到了事情的核心）不是一个绝对的而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对一个天主教徒来说，一个加尔文派教徒当然是一个异端；对等地，对一个加尔文派教徒来说，一个再洗礼派教徒当然也是一个异端。一个人在法国是作为真正的信徒，而在日内瓦却是一个异端。反之亦然。凡在一个国家里将成为一个处火刑的罪犯，而在他的邻邦就被推戴成为烈士。“有鉴于在一个城市或一个地区，他们把你称为真正的信徒，而在另一个城市或毗邻的地区，他们蔑视你为一个异端，因此，凡有人希望不被干扰地生活，他必须有象城市和乡村那么多的信仰和宗教。”现在卡斯特利奥得出了他最后的和最大胆的公式。“当我思考什么是真正的异端时，我只能发现一个标准：我们在那些和我们观点不同的人们的跟里都是异端。”这看来简单之极，几乎陈腐又如此显而易见。但是要说得如此坦率，在那些日子里就需要巨大的道德上的勇气。这一公式的重要性是：在整个时代，领导者们（无论是红衣主教还是教士，天主教徒还是路德教徒）追猎异端是荒谬的，是由于错觉所造成的。成千上万的人受到迫害，被非法判处死刑，被绞杀、溺毙、烧死。他们是无辜的，因为他们没有犯过任何反对上帝和国家的罪行：他们的行动范畴并没有远离他们的同代人，只是在看不见的精神世界里有距离。在世俗的法律上，又有谁被授权去指导他的伙伴的思想，或者把后者最根本的和最私下的信念认为是一个罪行呢？不是国家，也不是任何建立起来的权威。我们在《圣经》上读到过“以尘世君王之物还诸尘世君王”（《圣经》马太福音第二十三章）；卡斯特利奥引用了路德的话，大意是，尘世的王国只能指挥肉体；就灵魂而言，上帝不希望任何尘世的法律得以盛行。国家有权坚持要求每一子民按外界的和政治的制度办事。因此，任何对内心世界的道德、宗教和（允许我加上）艺术上的信念进行官方干涉，都意味着滥用职权和侵犯公民的神圣权利，只要以上这些方面不明显地涉及背叛政府的实质（用近代的术语来说，只要他们不进行政治煽动）。鉴于“涉及到这些事务时，每一个人都可以个人求助于上帝”，发生在内心世界的事是无需对政府负责的。政府当局和个人见解没有任何关系，那么，为什么他们一碰到一些在哲学信念上与自己不同的人就唾沫四溅暴跳如雷呢？为什么要立即报告警察局呢？为什么要这样杀气腾腾地仇恨人呢？没有和解的精神，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人道。只有当我们大家都抑制住自己的不宽容时，才能和平相处。在获得信仰的统一之前，我们即使时时意见相左，至少也要做到共同了解，彼此相爱，和平相处。
“异端”是不应对这些屠杀、对这些玷辱了人名字的野蛮的迫害负责的。他们无可非议。不能因为一个人的思想或信念而找他的岔子。在这个被幻觉和狂热搅乱了的世界上，总是有那么多的罪行，它们是随盲信和理论家的急躁而来的。这些理论家们不承认（除他们自己以外的）任何其它的思想、宗教或哲学是真实的。卡斯特利奥无情地嘲笑如此肆无忌惮的疯狂。“人们是如此坚信他们自己意见的可靠性，或者更确切他说，是他们的错觉肯定了他们自己意见的可靠性，以致于常置别人的意见于不顾。狂妄自大产生残忍和迫害，因此，一个人将不会容忍其它人在任何方面持不同的意见。虽然在今天有多少人口就有多少意见，但所有的教派都在谴责其它的教派，并希望至高无上地统治别人。那就说明了为什么会有流放、驱逐、监禁、火刑和绞刑，以及为什么打手们一直力图镇压那些看来会使我们的老爷们和主子们不顺眼的人的原因。他们常常因为一些说不出的理由而暴跳如雷。”一方的顽固，导致了另一方的顽固。其结果是精神上的不宽容，其结果“是残忍，是野蛮，是干兽性行为的欲望。我们今天看到许多人由于被诬蔑而激动，以至于看到有人判了死刑，先仁慈地绞死他，再点火焚尸，他们也会怒气冲冲。”
只有一件事能把人类从野蛮主义中拯救出来——宗教宽容。我们的世界大得足以容纳许多真理。如果人们互相友好的话，就能和睦地同住。“让我们彼此宽容吧，让我们不要谴责别人的信仰吧。”追猎异端人和任何一种对不同观点的迫害一样，是不必要的。鉴于加尔文，为了开脱罪责，祈求权贵们不邮使用火和剑去消灭异端，卡斯特利奥恳请那些当权者“倾向于仁慈那边，永远不要屈服于煽动你去谋杀的那些人。因为，当你面对最后审判时，他们不会站在你的旁边帮助你；他们为了为自己辩护什么都干得出来。请相信我，如果基督今天还在世，他不会建议你去杀害那些叫着基督名字的人，即使在某些细节上他们可能有错，或有可能偏离了正确的道路也罢。”
就象在正常情况下需要解决学术上的问题一样，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平心静气地讨论了那棘手的问题：所谓的异端究属有罪或无罪。在仔细地权衡了正反两方面的理由之后，他要求建立一个自由精神的城市，使那些被追猎的可怜虫有可能有一个避难之所。虽然卡斯特利奥明确地肯定自己的立场，但仍然很谦逊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反观那些宗派主义者，就好象市场上的小贩一样，大声吹嘘他们教条主义的货色。这些气量狭窄的教义至上主义者们，每一个人都从布道台上发出这样的尖叫：只有他，而不是别人所兜售的，是真正的信仰；只有通过他的声音和言论，上帝的意志才得以宣扬。而卡斯特利奥只是简单他说：“我不向你们自称为上帝派未的先知，我从群众中来，厌恶争论，唯一的愿望是：不要通过争吵，而通过有同情心的爱；不要通过外在的实践，而通过心中内在的礼拜来寻求建立宗教。”教义至上主义者彼此对话时犹如小学生对小学生、奴隶对奴隶，但人道主义者却象兄弟对兄弟、人对人地讲话。
然而，一个真正人道的人看到不人道的行为不能不强烈地感到震动。一个诚实的作家的思想受到同时代的狂妄严重干扰的时候，他的手不可能继续写出教义的叙述；在他的神经因正义愤慨而震动时，他的声音只能颤抖。这样，从长远观点看来，关于查佩尔高台殉难一事，卡斯特利奥不能够把自己只限制或局限于书生气的质问上。就在那儿，一个无辜的人在难以言喻的折磨中被处死。以爱宗教为名，一个学者消灭了另一个学者，一个神学家消灭了另一个神学家。
塞维特斯受难的形象、对异端的大量迫害，使得卡斯特利奥从书叶中抬起头来，去寻找究竟是哪些人在煽动如此暴虐的，究竟是哪些人自命是上帝的虔诚的仆人，徒劳地试图为自己的不宽容辩护。加尔文凶猛地注视着卡斯特利奥，后者宣称“不论这类事情何等的令人毛骨悚然，那些罪人们的罪还要毛骨悚然。他们披着基督的外衣，倾其全力去干罪恶行径，还宣称他们的所作所为符合上帝的愿望。”卡斯特利奥知道，那些当权的人们，常求助于一些宗教的或哲学的理论，力图证明他们的暴行是正当的。但是鲜血玷污了它所代表的理论，暴行贬低了它所要辩护的思想。米圭尔·塞维特斯不是根据基督的命令，而是根据约翰·加尔文的命令被烧死的，这是整个基督教世界的耻辱。卡斯特利奥宣称：“在今天，当那些自认为是基督教徒的人被其它基督教徒们毫不仁慈地用火、用水、用剑屠杀掉、受到比杀人犯和强盗更为残酷的待遇时，还有谁还愿意成为一个基督教徒呢？当人们看到，在今天，不管是谁，只要在一些微不足道的细节上，同那些攫夺了权力的人有所不同，就要以基督的名义被活活烧死，即使象塞维特斯，在火焰中仍呼喊着基督，并大声宣布他是基督的信徒也无法幸免，那么有谁愿意继续礼拜基督呢？撒旦再坏还能比把呼喊着耶稣名字的人烧死更坏吗？
因此，这位可敬佩的人道主义者认为必须排除错觉，以为殉道者和被害者仅仅只是因为在智力的水平上同当时的当权者有所不同。他看到当权者往往滥用他们的权力，而他自己，则是世界上独立支持被迫害者和被追猎者事业的唯一弱者，他绝望地提高声音，用一首热情入迷的赋格曲结束他的呼吁。
“噢，世界的创造者和王，您看到了这些事情了吗？难道说您已如此改变、如此残忍，与本来的您相反吗？在您住世时没有人比您更温和、更仁慈、更忍受损害了。您被鞭笞、毒打、嘲弄，戴上荆冠并和两个贼一起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在受辱中，您为那些对您干了可耻的恶行的人们祷告。难道说您现在竟如此改变了吗？我以圣父的名义析求您：难道说这真是您的意志吗？将那些不了解您的箴言的伟大的人溺毙，割尸抽肠，撒盐。用剑肢解，烤以文火，无所不用其极地折磨至死。噢，基督，是您下令并赞同这些事情的吗？那些组织如此的屠杀，剥您子民的皮并把他们剁成肉酱的人，真的是您的仆人吗？当人们在如此的暴行中呼唤您的名字作证，好象您在渴求人肉，您真的在场吗？如果您，基督，真的下令于了这些事，那么撒旦还有什么可做呢？说您下命令干撒旦的事，这是何等可怕的渎神！把那种只有通过魔鬼的意志和创造发明能力才能得以实现的事，却又归咎于基督的那部分人，是何等的卑鄙放肆啊！”
只要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写了《论异端》一书的序，只要他写了这一页，他的名字就将永垂于人类的历史。因为他的声音是那样寂寞。在一个武器铿锵声盖没了说话声并以战争为最后仲裁的世界里，他祈求觅求知音，是没有什么希望的。虽然虔诚的牧师和圣者一再向健忘的人类传播福音，最人道的要求，仍然是必须恢复他们的记忆力。谦逊的卡斯特利奥接着说：“毫无疑问，我没有说过前人没有说过的话。除非统一了认识，重述什么是真的，什么是正义的，那决不会多余。”因为在每一时期，暴力会改头换面重新出现，坚持精神事业的人们也要继续不断地更新以与之斗争。他们决不应借口说那时对他们的压力太大而去寻找避难之所。因为，凡是有必要要说的，不能说是说得太多了，真理决不会白说。即使《圣经》不能胜利，它却宣告了永存。凡是在这时刻礼拜它的，就光荣地证明了恐怖不能支配自由精神，即使在那最残酷的世纪中，人道的声音仍有其地位。
第七章 良心反对暴力
凡是试图残酷无情地压倒他人意见的人，对反对意见总是极端敏感的。因此，当整个世界竟然敢于讨论处决塞维特斯一事时，加尔文就认为这是极大的不公平：他们居然不把这个行动评价为一次虔诚的、最合全能的上帝心意的行动而热情地接受它。加尔文此人，仅仅因为意见上的分歧就把一个同胞残酷地烧死了。加尔文希望别人同情他而不同情那个牺牲者。“如果你能知道我所受到的哪怕是十分之一的痛骂和打击的话’，加尔文写信给一个朋友说，“你就会对我所处的悲剧地位表示同情。恶狗从四面八方朝我狂吠，向我倾注难以想象的谴责之间。那些和我同一营垒的人，出于妒忌和仇恨，对我的攻击甚至比我的罗马天主教敌手更为猛烈。”加尔文发现，尽管他从《圣经》中引经据典，并为他的论据大声疾呼，但在塞维特斯被害之后，却只能在反对声中滑脚溜走。他勃然大怒了。良心上的不安使得他神经过敏烦躁不安，因此，当加尔文一听到卡斯特利奥和巴塞尔的其他一些人准备驳斥他时，他就紧张了，惊惶失措了。
任何具有独裁气质的人的第一念，就是镇压或压制与他本人不同的意见。加尔文一听到来自巴塞尔的消息，还没有来得及读一读《论异端》这本书，就坐在写字台前，写信告诫瑞士各宗教会议禁止此书流通。特别是，再也不能允许讨论了。“日内瓦业已说过。”不管是谁，要想在塞维特斯的真相上打主意，根据总的原则，就要被诬蔑为：邪恶、愚蠢、虚伪、异端或者渎神——因为，那就表示在反对加尔文。加尔文勤笔勉思。一五五四年三月二十八比他写信给布林格说，巴塞尔印了一本书，扉页上用的是一个假名字，在此书中，卡斯特利奥和柯利奥力图证明不应运用权力来清除异端。这样的一种教义绝对不能任其扩散，因为那是“怀有恶意地要求面面俱到，以表明异端和读神不应被视为可以惩罚的罪行。”“火速，火速，压制这些提倡宽容的人们！”我们教会里的牧师务必要注意不让谬种流传，即使现在已晚了一些，但愿这也能合上帝的心意。一次呼吁还不够。于是，第二天，他的心腹西奥多·特·贝齐便写了一封更加急切的信：“在扉页上您将发现印刷的地点是马德堡。依我愚见，这马德堡一定是在莱因河畔。许多这样那样的丑事均源出于此。我只能自问，如果人们‘宽容’那恶棍在此书序言中的满纸污秽的话，那么基督教还能再完整无损吗？”
然而这样的言论发表得已太迟了。在大张挞伐之前，辩论业已开始。当第一本书运到日内瓦时，愤怒就象火山那样喷发了。什么？难道真有人要把人道置于教规之上吗？对于那些怀有邪恶目的的人，难道可以不迅速地将其送上火刑柱，还要温和地、以兄弟般的态度待之以礼吗？难道可以允许基督教徒们随心所欲地解释《圣经》，而不是将这一特权留给日内瓦的宗教法庭吗？对教会（加尔文自然而然地把这看作是他自己的教会）来说，这大概是最严重的危机了。一声令下，日内瓦同声喊出了“异端！”人们呼喊着：“一个新的异端出现了！”而其中，尤为危险的是“比利斯主义者”异端。从此，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在信仰问题上，“比利斯主义者”就象征着宗教宽容的教义。这个词是根据书的署名作者马丁努斯.比利斯（卡斯特利奥的化名）创造出来的。“地狱之火在地球的表面蔓延开来之前，我们一定要将其扑灭。”特·贝齐写到这第一次公开提出的宽容要求时愤怒而疯狂。他说：“自从基督的世界诞生以来，从未听说过此等丑事。”
日内瓦召开了战时政务会。是否应对卡斯特利奥的攻击作出回答？兹温格利的继承人，布林格（日内瓦人如此急切地求他迅速地禁止那书）从苏黎世写来了一封措词尖锐的信，要旨是，除非大张挞伐地进行镇压，否则事情就会很快地被遗忘。最好是对此置之不理。加尔文在新近的尝试中并不很成功，所以他宁愿谨慎地留在幕后。他让他的一位年青的信徒西奥多·特·贝齐去干从神学方面进行鼓动一类的事情。贝齐，因对“恶魔似的”教义的宽容政策进行有力的、压倒之势的猛烈攻击，而得到了那独裁者的欢心。
总的来说，西奥多·特·贝齐是一个虔诚而公正的人，他多年来对加尔文忠心耿耿就是为了得到在适当时候继任他的上司这一酬报。他极端仇视任何精神自由的空气，在这一点上他甚至超过了加尔文（奴性往往超过创造精神）。他发表了许多耸人听闻的言论，从而在思想史上博得了“邪恶的荣耀者”的名声。“良心的自由是恶魔的教条。”要消灭自由，最好是用火和剑去摧毁那些犯了可憎恨的独立思想的人们。特·贝齐宣称：“无论怎样残酷，暴政总比让人随心所欲好……异端不应受到惩罚的论点，和杀长弑母不应处死的论点同样地荒谬。因为异端之罪千倍于杀长弑母。”读者可以从以上所列举的例子中判断出这一小册子在对“比利斯主义”的讨伐中已堕落到何等残忍和愚蠢的地步！什么？难道要按“伪装成人的妖怪”的要求，待他们以人道吗？不，教规第一，人道第二。教义现正处于危险存亡之秋，作为宗教领袖，绝对不可让步而鼓励仁慈。因为这种仁慈将是“恶魔的而不是基督教徒的仁慈。”在这儿（不是最后一次），我们遇上了好战的理论——“残酷的人道”。特·贝齐说，人道是对人类的一种犯罪，因为人类只能通过钢铁一般的教规和毫不宽容的严格，才能走向理论上的目的。“我们不能宽容那几条贪食的狼，除非我们准备飨它们以整群整群的好基督教徒……名曰仁慈，实为残酷是最可耻的。”就这样，特·贝齐狂热地执意要消灭比利斯主义者，他继续恳求当局“用道德的利剑打击他们”。
卡斯特利奥富于同情心，他向仁慈的上帝高声祷告，祈求最终结束这一兽性的屠杀，现在，日内瓦的那位牧师受仇恨的驱使（其认真程度不亚于卡斯特利奥的同情心），恳求那同一个上帝让屠杀不间断地持续下去，“并赐予基督教的领袖们以宽宏大量和坚韧不拔的品质，去灭绝那群乌合之众。”然而，即使是那样的杀戮灭绝了他们，也不能满足特·贝齐的复仇欲望。异端不仅要被处死，而且在处死他们时一定要尽可能地缓慢，使他们感到痛苦。他用虔诚的呼喊预先为每一种难以想象的折磨辩护：“如果要按照他们犯罪的程度加以惩罚的话，我认为很难找到一种恰如其分处死的方式来严惩他们所犯下的穷凶极恶的罪行。无论谁，读到如此为神圣的恐怖而辩护的赞歌、为野蛮行为而辩护的残酷论点时，都会感到恶心。但我们还是得把它们牢记在心吧，如果我们有可能领会新教世界所面临的危机——任凭自己让日内瓦人的仇恨和狂热所驱赶，去建立一个新宗教法庭；如果我们有可能领会到那些有思想的人们在向这些疯狂挑衅对是何等的勇敢，为了宗教宽容，把自己的生命孤注一掷，冒了何等大的风险。贝齐在进行大肆诽谤的同时又提出要求说，为了挫败宗教宽容这一可怕的思想，从此以后一定要把这一教义的每一个朋友，每一个“比利斯主义”的辩护人都当作“基督教的敌人”来对待，因此要把他们当作异端活活烧死。“对他们个人，我们应按照我所提出的每一点来教训他们，无神论者和异端必须由地方当局惩处。”可以肯定，卡斯特利奥和他的朋友们必然知道，如果他们受自己良心的敦促，继续为象塞维特斯那样的歹徒辩护的话，等着他们的将是什么。特·贝齐使他们明白了即使杜撰一个印刷地点和一个化名也不能使他们免于受迫害。“每个人都知道你是谁，你的意图是什么……我警告你们时间还来得及，你们——比利斯、蒙特福特，和你们全体。”
仅从表面看来，特·贝齐的文章不过是学究式争论的一篇来稿。但上文所摘引的威胁性言论却显示了它的实际意义。争取精神自由的卫道士们最后终于认识到，每一次他们要求人道待遇，就是把他们的生命投入危险之中。特·贝齐急切地希望“比利斯主义者”的领袖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会轻率从事，于是谴责后者是胆小鬼。这位日内瓦的牧师轻蔑地写道：“他这个人在其它方面是如此的勇敢，说了那么多同情和仁慈的话，就象这本书上所表现的那样，但他却是一个胆小鬼，因为他只敢戴上面具之后才把头伸出来。”写这段话的人也许是希望卡斯特利奥会接受警告，谨慎地躲到幕后去；也许他真的希望卡斯特利奥会自行暴露。但不管怎么样，卡斯特利奥迅即应战了。事实证明，那日内瓦的正教正竭力促成排外的教义，并系统地将它付诸实践。这一事实迫使卡斯特利奥（虽然是一个狂热的爱好和平者）公开宣战。他看到决定性的时刻业已开始。虽然米圭尔·塞维特斯已经死了，但除非把对他所犯下的罪行向法庭（其成员都是基督教徒）上诉，那第一次火刑的烬余木头将会被用来烧死上百个，不，上千个同样的人们。原来不过是一次孤立行动的谋杀，将会僵化成为一个原则。卡斯特利奥暂时中断了学术研究，开始专心致志地起草他那个世纪最重要的起诉书：控告约翰·加尔文以宗教的名义，把米圭尔·塞维特斯送到查佩尔处死。虽然这一“答加尔文书”主要针对一个人，但是它在道德方面所表现出来的活力，却证明这是一篇闻所未闻的、最光彩夺目的檄文。它反对用法律压制言论，用教条压制思想，用永恒的卑鄙压制永恒的良心自由。
年复一年，卡斯特利奥认清了他仇敌的为人，也越来越熟悉了他的手段。加尔文善于把对他个人的每一次攻击，都转化为对教义、对真正的宗教、甚至对上帝的攻击。因此，卡斯特利奥在“答加尔文书”的一开头清楚地表明，他既不接受也不谴责米圭尔·塞维特斯的观点，也不建议对宗教上的和注释方面的问题作出任何形式的判决，他只是对那个人，约翰·加尔文提出谋杀的指控。他不让诡辩性的曲解篡改他的论点，以一个有造诣的律师的精雕细琢的文风，为他所辩护的案件进行了陈述。“约翰·加尔文今天享有大权，我只能希望他具有甚至比我所知的更为温和的气质，但是他最后重要的公开行动，却是一个血腥的死刑，继之以对一大群虔诚的人们进行威吓。那就是为什么我，一个厌恶杀戮的人（难道全世界不都是这样吗？），依靠上帝的帮助，要使加尔文之心大白于天下，或者，至少把那些被他引入歧途的人们带到正路上来。”
“一五五三年十月二十七日，西班牙人米圭尔·塞维特斯为了他的宗教信仰在日内瓦被烧死。火刑的教唆者是加尔文，本城大教堂的牧师。由于这一处决，掀起了许多抗议，特别是在意大利和法国。为对付这些抗议，加尔文出了一本书。看来此书是最巧妙地着过色的。作者的目的有三：为自己辩护、攻击塞维特斯、并证明处死塞维特斯是公正的。我建议对此书进行一次批评性的审查。根据加尔文经常好争论的作风，他很可能会将我形容为塞维特斯的一个学生，但我希望没有人会因此而误解。我不是为塞维特斯的论点辩护，而是要抨击加尔文的虚假论点。我绝对不考虑讨论受洗、三位一体和诸如此类的事情。我手头甚至没有一本塞维特斯的书，因为加尔文把凡能到手的书全烧掉了。因此，我不知道塞维特斯提出的究竟是什么。我至多只是嘲笑加尔文的错误，这些与原则分歧毫无关系。我希望向每一个人讲明白这个嗜血成性已成疯狂的是怎样的一类人。我不会象他对付塞维特斯那样对付他。他判处塞维特斯火刑，并将他所著的、被认为是犯了罪的书付之一炬。现在，甚至在塞维特斯死了之后，加尔文仍继续漫骂他。加尔文在杀人焚书后，居然还有脸向我们提起这些书（当然是断章取义的），那好象是先放一把火，把房屋烧成灰，然后再邀请我们去参观各个房间里面的摆设。至于我，既不会烧死一个作者也不会烧掉他的书。我所抨击的书对任何人都是公开的，任何人都可以得到。两种版本都有。一种拉丁文，另一种法文。为了避免可能出现毛病，我将在每一句引文处注明章节出处，同时象原文一样标出对每一章节的答复。
这样的讨论就再坦率不过了。在上述的书中，加尔文毫不含糊地为自己的观点辩护。而卡斯特利奥象一个检察官利用被告的证物一样，利用了这本可以为大家理解的“展览品”。卡斯特利奥一字不漏地重印了加尔文的书，因此没有人能够说批评者伪造了或篡改了他对手的观点，或者怀疑批评者删节了加尔文的原话。这样，对塞维特斯的这次审理就要比日内瓦的第一次审理要公平得多：当时被告被关在黑暗而潮湿的地牢里，证人均被拒绝，不许辩护律师出庭。卡斯特利奥决意让整个人造主义者世界自由地讨论塞维特斯案的每一细节，决心使其道德上的问题大白于天下。
对某些基本的事实，不可能会有争论。那个人，当被火焰吞噬时，大声宣称自己是无辜的，却由于加尔文的教唆，并得到日内瓦市行政会的同意，而被残酷地处死了。卡斯特利奥继续问道：“米圭尔·塞维特斯真的犯了什么罪？既然约翰·加尔文并没有掌握政治大权，而只掌握了教会大权，那么他怎么能够把这纯粹是神学上的事务移交给市行政当局呢？日内瓦市行政当局有什么权利以莫须有的罪名处决塞维特斯呢？最后，又根据什么人的许可、根据什么法律或成文津把这外国神学家在日内瓦处死呢？
关于第一个问题，为了肯定米圭尔·塞维特斯犯了什么罪，卡斯特利奥查阅了档案记载和加尔文的陈述。卡斯特利奥所能找到的唯一罪名是塞维特斯由于受某种无法解释的、刻意标新立异的渴望所驱使，“冒失地歪曲了福音书”。于是，加尔文对塞维特斯的全部指控是，那西班牙人独立地、武断地解释《圣经》，这导致他（塞维特斯）的结论不同于加尔文的基督教会教义所表达的方式。卡斯特利奥回击说：“难道塞维特斯在宗教改革的芸芸斗士中，就是唯一独立地、武断地解释福音书的人吗？如果有人散播了武断的解释，因此就脱离了宗教改革的真正教义，那么还有谁敢说三道四呢？难道这样的各抒己见不正是宗教改革的一项基本要求吗？那些福音派教会的头头们除了要确立一个重新解释《圣经》之权外，他们还在忙些什么呢？难道加尔文本人和加尔文的朋友法里尔在以这样的方式重建教会而努力的人们中不是最勇敢和最果断的吗？”不单是加尔文自己表现了对革命的过分热中，而且他在这方面过多的作为给别人以走得太远而已濒临危险的印象。在十年的进程中，他作出的革新，比天主教会在六个世纪来所作出的更多。加尔文，作为最勇敢的改革家之一，是无权在新教教会范围里把作出新的解释诬蔑为罪行的。
“然而，加尔文想当然地认为他自己是一贯正确的，认为他的观点是正确的，任何与他持不同观点的人都是错误的。”这就使卡斯特利奥引出了第二个问题：是谁授权加尔文去判定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不真实的呢？“当然，加尔文告诉我们，每一个不跟着他唯唯诺诺的撰稿者都是心怀叵测的坏人。因此他要求不光阻止那些与他有不同意见的人写文章，而且阻止他们发言。这表明只有他一个人有资格阐述他认为是正确的东西。”现在卡斯特利奥坚持认为，永远不会有任何人，也不会有任何党派有资格说：“只有我们知道真理，和我们不同的所有意见都是错的。”所有的真理，特别是宗教真理都是可争论的和有分歧的。“过分绝对地对只有上帝才知道的秘密作出裁决，表现出好象我们参与了他最秘密的计划似的，那是放肆。还有，如果幻想我们能够肯定掌握诸如此类的事情，并幻想我们能清楚地代表它们，那是十足的妄自尊大。因为，实际上我们对它们是一无所知的。”
自从有了世界，五花八门的灾祸就是教条主义者们的工作。那些人毫不宽容地坚持他们自己的观点和意见是唯一可靠的。正是这些狂热性使他们要求按照他们自己的模式统一思想和行动。他们自我吹嘘，争论不休，扰得世界不得安宁，他们把本来应该平行不悖，并列的思想变为敌对的和充满杀气的争论。卡斯特利奥控告加尔文精神上的不宽容如下，“所有的宗派把宗教建立在上帝的语言上，每一宗派的成员们把他们自己的宗教当作是唯一的真理拥有者。但是，根据加尔文的说法，只有一个宗派是正确的，其它宗派一定要服从它。当然，对于约翰·加尔文大师，他自己的教义看来是真的，而其它宗派的领导人也对他们的信念抱着相同的态度。加尔文说别人是错误的，而别人说加尔文是错误的。加尔文要想成为至高无上的法官，而别人也这样想。那么，由谁来决定呢？不管怎么说，是谁任命加尔文为至高无上的、拥有独一无二的权去判决极刑的仲裁人呢？加尔文是根据这——上帝的言词中取得这资格的，但别人也同样提出有此权利。或者，可能，加尔文向我们保证他的教义是无可争辩的。在谁的眼睛里无可争辩呢？在他自己的，在约翰·加尔文的眼睛里。如果真理真象他宣称的那样显而易见，那又为什么他要写那么多的书呢？为什么他不允许其它人花一些时间去掌握对他是那么一目了然的事实呢？为什么不给一个机会就把他们打倒在地而使他们丧失了认识真理的可能性，就象他已领会的那样呢？
卡斯特利奥因此提出了一个决定性的论点。加尔文僭取了他没有资格授予的地位——在精神和宗教事务上至高无上的仲裁人的地位。如果他认为塞维特斯的观点是错误的，他该做的是通知塞维特斯，他在什么地方迷失了道路。但加尔文不是有理性地和善地进行辩论，而是轻易地诉诸武力。“你一开始就逮捕了你的敌手塞维特斯，把他投入监狱。在审讯中，除了那西班牙人的一些仇敌外，你排除了所有的人。”加尔文乞灵于教条主义者的老法宝：发现论争逐渐对他不利时，就不再听放手的话，把他的嘴塞起来。如此求助于审查制度暴露了他对一个人或一个教义的不安全感。卡斯特利奥好象预见到自己的命运似的，继续诉说加尔文道义上的责任。“让我问你一个问题，加尔文先生。如果你同一个人为继承权问题进行诉讼，而你的放手从法官那里取得了一个裁定：只有他（敌手）有资格讲话、而你却被禁止不得开口，难道你不立即抗议这不公平的对待呢？我们投入了一场有关信仰的争论，为什么你要求我们缄口不言呢？难道你不是已深刻地认识到你论点的弱点了吗？你是否非常害怕结论将不利于你，使你丧失独裁者的地位？
为了召唤一个证人，卡斯特利奥把抗议中止了片刻。一个著名的神学家，因为反对传教士约翰·加尔文，愿意作证说：上帝的法律禁止地方当局使用暴力压制纯精神上的过失。这位现在被召来作证的大学者、著名的神学家乃是加尔文本人。在这件事上他很不情愿地进入证人席。“加尔文发现混乱不堪，所以他立即谴责别人，以免他自己被怀疑。但是，很显然，只有一件事造成了上面的混乱情况，那就是他作为迫害者的态度。对塞维特斯的判决是在他的唆使下作出的，那在日内瓦，也在整个西方世界，激起了惊恐和愤怒。现在他试图把自己亲手的作为所引起的责难栽到别人身上去。他改变了当他还是受迫害者一员时所唱的调子。当时他写了成篇累犊的文章痛骂并反对这种迫害。我愿从加尔文的《原理》一书中抄下一章，免得我的读者怀疑我。”
一五五四年的加尔文，很可能会把写出卡斯特利奥行将摘录的那些话的加尔文送上火刑柱。因为在《原理》中加尔文曾写道：“把异端处死是罪恶的。用火和剑结束他们的生命是反对人道的所有原则的。”但一旦他攫取了至高无上的权力，就迫不及待地在他的书中删去了人道的要求。在原理的第二版中，上面所摘引的语句已被谨慎小心地修改过。正如拿破仑，一当上第一执政，就留意收购和烧毁能到手的雅各宾派写的描写他年青时代的小册子。同样，日内瓦教会的头头一旦成了一个迫害者而不再是被迫害者的一员，就急于要镇压一切了解他以前要求过节制的人。但卡斯特利奥不愿让加尔文从他自己所说过的话里滑掉。他逐词逐句将它们复写了下来进行驳斥。卡斯特利奥在引文结束以后接着说：“现在，我的所有的读者，把加尔文原来的宣言，同他今天的文章和行为比较一下，事情就很清楚了：他的现在同他的过去之不同犹如光明之与黑暗。国为他已经处死了塞维特斯，他现在想要把一切持有与他不同意见的人同样地处死。他，立法者，抛弃了自己的法律，要求处死持不同意见者……加尔文要处死别人，因为他害怕他们会揭露他的反复无常和他的蜕化变质，使他成为注目的中心。对此，我们还会感到惊诧吗？那些干坏事的最怕光天化日了。”
但卡斯特利奥要的是光天化日。他坚持认为加尔文应义不容辞地向全世界解释：为什么一个曾经是自由思想的倡导者会把塞维特斯活活烧死在查佩尔。因此审讯要毫不宽容地继续下去……
两个问题解决了。对事实进行的平心静气的研究表明，米圭尔·塞维特斯的罪行，如果有的话，也是在纯粹精神方面的。此外，即使那西班牙人偏离了加尔文认为是正确的解释，也永远不该作为普通犯罪对待。加尔文，为了镇压和他持不同意见的人，竟诉诸尘世的权力，卡斯特利奥问道，那是为什么呢？思想家之间的分歧只应该用思想的工具来处置。“如果塞维特斯拿起武器来对付你，你就有权利找市行政会帮助你。但是，由于他反对你的唯一武器是笔，为什么你要用火与剑抨击他的著作呢？告诉我，为什么你去找地方当局做你的后台呢？”
一个国家在良心问题上没有管辖权，在维护神学教义上市行政会不应插手，因为那只与学者们有关。市行政会的业务是保护一个学者，正如它保护一个匠人、一个雇工、一个医生，或者别的任何公民，使他们免受坏人之害。只有当塞维特斯试图谋杀加尔文时，市行政会经请求才能进行干预，保护加尔文。但是，由于塞维特斯除了使用理性的争辩来推动他对加尔文的攻击外，什么也没有干，加尔文理该用辩论和合乎逻辑的理由为自己辩护。卡斯特利奥对加尔文的批驳不容置疑。加尔文试图证明，自己的所作所为是支持了一个更高、更神圣的命令。卡斯特利奥认为，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一个神圣的或基督教的命令会去杀人。加尔文求助于摩西律，他宣称，摩西律命令用火和剑消灭不信教者。卡斯特利奥激烈反驳说：“真没想到。加尔文是怎样求助摩西律呢，我看他会摧毁所有城市中的居民点、牲口和家具。如果他调得动足够的军事力量的话，他一定会攻打隐匿着他认为是异端教义的法国和其它一些国家，一定要把他们的城市夷为平地，杀死男人、妇女、孩子，甚至胎儿。”加尔文在他的自辩书中宣称，整个基督教教义将全部灭亡，除非那些负有保卫教义天职的人有足够的勇气把那坏疽性的肢截掉。对此，卡斯特利奥回答道：“把不信教者从教会中开除出去是教士们所考虑的，他们有资格革除异端的教籍并逐出教徒会议，但无权处死他们。”在福音书中没有，在世界上任何道德专题论文中也从来没有要求过这样的不宽容。“作为最后的一着，你敢说就是耶稣他自己教你去烧死你的信徒吗？”于是卡斯特利奥向加尔文咆哮了，此人的“双手滴着塞维特斯的鲜血”，写出了如此荒谬的自辩书。因为，加尔文继续宣称，他是为保卫教义而被迫烧死塞维特斯的，他是被迫去保护上帝的旨意的；因为，象所有诉诸于暴力的人一样，加尔文一再试图为使用暴力辩护，说那与一些超越个人的利益有关。现在，在最阴郁的世纪长夜里，犹如一道闪光，卡斯特利奥提出了不朽的名言：“把一个人活活烧死不是保卫一个教义，而是屠杀一个人。我们不应用火烧别人来证明我们自己的信仰，只应为了我们的信仰随时准备被烧死。”
“把一个人活活烧死不是保卫一个教义，而是屠杀一个人。”这一格言何等的真实而清楚，何等的不朽而人道。在这段精辟的话里，卡斯特利奥一锤定音，对杀害塞维特斯的人作出了宣判。你也许可以从逻辑学、伦理学、民族或宗教上找到借口证明处决一个人是正当的，但你不能掩盖刽子手和教唆者的个人责任。总有一些特定的人要对流血行为负责，杀人是不能用抽象的哲学格言加以宽恕的。真理可以传播但不能强加。没有一个教义能因为狂热性而变得更正确；没有一个真理能因为狂热性而变得更真实。也不能靠吹捧一个教义或者一个真理而去传播教义或者真理，更不必说通过杀害出于良心而拒绝那“真理”的人，来使一个教义或者哲学变得更真实。观点和概念是个人的经验和事务，除了隶属于持有它们的个人以外，不从属于任何人。它们无法加以训练和控制。一个真理可能会援引上帝的名字一千次，可能会一再宣称它本身的神圣不可侵犯，但没有批准它去毁坏上帝所给予的一个人的生命。生命比任何教条更神圣。虽然，对于加尔文教义和宗派来说，为了不朽的思想，腐朽的人们是应该灭亡的，这些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卡斯特利奥主张说，每一个为了他的信念被折磨被屠杀的人都是无辜的受害者。精神事务上的高压统治不单是对精神的犯罪，而且也是徒劳无功的。“我们不要强迫任何人，因为高压统治不能使人进步。那些试图强迫别人接受真理的人，其愚蠢不亚于一个人手持木棒把食物塞进病人的嘴里。”因此，其结果必然是对持有异议者进行镇压。“要最后剥夺你们的官员们使用武力或进行迫害的权力。要给予每一个人自由地使用舌头和笔的权力（因为，这是圣·保罗的意思，他说：‘你们可能都在预言……你们想要预言，并禁止人用舌头说话’）。你们很快就会知道，一旦从高压统治下解放出来，自由将会创造何等的奇迹！”
审查了事实，回答了问题。现在，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予以总结并以被凌辱的人道名义宣判。历史批准了这一判决：一个名叫米圭尔·塞维特斯的人，上帝的追求者，“《圣经》的学生”被杀害了。加尔文是控告人，是审讯的教唆者；日内瓦市行政会负有实际上执行这罪行的责任，从精神上对此案进行复查，证明上述宗教的和尘世的当局都越出了各自的司法权。市行政会无权对一种精神上的违犯作出判决。”加尔文的罪行更大，他把责任强加给地方当局。“由于受到你的证言和你同谋的影响，市行政会将一个人判处了死刑。但市行政会在这一件事上无权采取行动，也无法加以判别，就象瞎子不能辨别颜色一样。”加尔文犯了两重罪：教唆罪和执行那可憎行为罪。不管他将不幸的塞维特斯投入火焰的动机是什么，他的行为是罪大恶极的。“你把塞维特斯处死，或是因为想了他之所说，或是因为根据他内在的信念说了他之所想。如果你们杀他是因为他表达了他内在的信念，你们杀他是因为他说了真话，即使说的是错话，但那也是真的，他不过说了他相信是真实的东西。另一方面，如果你们仅仅因为他的观点是错误的而把他处死，那么，在采取如此极刑之前，你们也有责任试图使他相信你们认为是正确的那些观点；或者，为此目的而摘录《圣经》，足以证明你们没有其它选择，只能下令把一切犯错误的人都处死，虽则他们的错误就在于坚信真理。”加尔文没有正当的理由，就杀死了一个持异议者，这是犯了预谋杀人罪，三倍的杀人罪。
犯罪，犯罪，犯罪，好象号角三响，卡斯特利奥的判决向全世界公布了。人道这一最高的道德权威已经作出裁定。但是，身后的补课不能使死者复生。恢复一个已死者的名誉，又有什么用呢？不，现在最根本的是保护活着的人。给不人道的行为打上耻辱的烙印，这样才有可能防止无数同样的行为。不光是要宣布约翰·加尔文其人有罪，加尔文的书，充满了极其可怕的恐怖和高压的教义，必须宣布为不人道。卡斯特利奥责问他已作出宣判的那一个人说：“你难道没有看到你的书和你的行为将导向何处吗？很多人强调他们是在保卫上帝的荣誉，但今后要想屠杀人类的‘上帝保卫者’将以你作为证明。他们将跟随你，走同样灾难的路。象你一样，他们将用血来玷污自己的双手。象你一样，他们将把那些持有与自己不同意见的人送上绞刑台。”“这并非是危险的、孤立的、狂热的个人，而是狂热主义的一种罪恶精神。有自由思想的人必须反抗的不仅是独裁主义者、教条主义者、矫在过正者和残忍的杀人狂，而且是任何求助于恐怖的思想。卡斯特利奥的话恰好是在持续一百年之久的宗教战争爆发之前，他的预言应验了。“通过你嗜血的祈祷，造成或将要造成那么多的鲜血，甚至那最残酷的使用大炮轰炸的专制暴君也望尘莫及——除非上帝对可怜的人类发慈悲，使君主们和其它统治者们看清真相而中断那血腥的勾当，那血还是要流。”
即使象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那样主张宽容的温和的宗教改革者，看到被迫害者和被追猎者的痛苦，也觉得已不可能保持漠不关心了，他感动得高声祈求上帝，绝望地祷告上帝赐尘世以更多的人道——就这样，我在引用过的这一对加尔文的批驳中，卡斯特利奥雷鸣般的吼声是对一切因狂热仇恨而成为和平破坏者的诅咒。他的书以庄严的祷告结尾：“这种臭名昭彰的宗教迫害在但尼尔时代早被摧毁。因为先知的敌人们对先知的作为无懈可击，为了通过他的信念对他加以攻击，他们凑在一起了。同样的事也在今天发生。当敌人的行为无懈可击时，人们就会以大棒对准敌人的“教义”。他们知道那些当权者，由于自己没有主张，很容易被人说服，因此，采取这样的策略是极端灵巧的。就这样，那些把“教义不可侵犯”喊得最响的总是那压迫弱者的人。呜呼，他们“神圣的教义”将是耶稣在最后审判日中厌恶地抛弃的。到其时，他将主持对行为的审判而不是对教义的审判。当他们对他说：“主啊，我们站在你的一边，按照你的指示办事。”他将回答说：“去你们的，你们这些罪大恶极的人！”
第八章 暴力干掉了道德
很少有人会象卡斯特利奥那样猛烈地攻击过一个精神上的暴君；很少有人会有卡斯特利奥在《答加尔文书》所表现的那种狂怒。人们从它的绝对的真实和明晰中可以想象得到，《答书》能教育那些最冷漠的人们：如果他们不立即起来反抗日内瓦的镇压，在新教统治下的思想自由、欧洲思想家们的自由就会丧失殆尽。根据一切可能性来判断，在卡斯特利奥对审判并处塞维特斯以火刑一事进行了无懈可击的论证之后，全体西方世界善于思考的人们都会赞同他的判断。在这样一个案件中，一个敌手被如此可怕的攻击所打倒，而且肯定将会永远被压倒。但卡斯特利奥的宣言在结束加尔文不妥协的正统观点方面，却是不会失败的。
然而什么都没有发生！这令人眼花缭乱的攻击，这光彩夺目的要求宽容的呼吁，看来没有产生任何效果。原因是最简单最残酷不过了：因为卡斯特利奥的《答加尔文书》在当时被禁止付印。在加尔文的唆使下，这本书在向欧洲的良心发出呼吁之前，就被审查制度扼杀了。
在最黑暗的时刻（其时手抄本已经通过作者在巴塞尔的好友在民间流传），日内瓦的当权者通过他们谍报人员的探查，知道卡斯特利奥将出的书对他们的权威是危险的挑战。他们立即予以打击，凶猛的打击。在这样的情况下，可怕的是：一个占有压倒优势的国家组织对付孤立的个人。加尔文只因为塞维特斯在教义上与他观点不同，就残暴地把塞维特斯活活烧死。他多亏了片面的审查制度的帮助，才能使他的残暴行径不受到干涉。卡斯特利奥想以人道名义提出抗议，却拒不被受理。事实上，巴塞尔市行政当局没有理由禁止一个自由市民——他还是大学里的一位教授呢——打笔墨官司。但加尔文是一个老奸巨滑的策士，他巧妙地隐在幕后提线，通过外交渠道进行反击。一个正式的抗议出笼了（不是以加尔文的名义而是由日内瓦市出面），反对卡斯特利奥对“教义”的攻击。其结果是巴塞尔市行政会和巴塞尔大学面临着一个棘手的选择：或者是禁止一个自由作家的事业，或者是为维护这一事业而去反对一个强大的联邦。事情几乎总是这样：强权压倒了正义，权力胜过了道德。巴塞尔市精明的参议员们认为与其碰得头破血流，还不如牺牲一个人。因此，他们下令禁止任何非严格正统的著作出版。这一法令使卡斯特利奥无法出版他的《答加尔文书》，使加尔文高兴地叫嚷：“背着人叫的狗不咬人，可不用害怕”。
正象炽热的柴火消灭了塞维特斯的声音，现在卡斯特利奥的声音被审查制度消灭了。恐怖再次维护了“权威”。卡斯特利奥被缴械，他不能再写作了。不，更糟的是，他被剥夺了为自己辩护的权利。他那胜利的敌手以加倍的愤怒予以回击，却不允许他还手。几乎过了一个世纪，《答加尔文书》才得以出版。卡斯特利奥在这本小册子里以预言式的口气说：“为什么你把己所不欲的施诸于人呢？我们争论的是宗教事务，然而，你为什么要压制你对手的言论自由呢？”
面对恐怖政治而无处申诉。在沮丧和无可奈何之中，卡斯特利奥不得不屈服。在那武力压制理智的时代，被压迫者聊以自慰的是对胜利者的征服表示无限的蔑视。“你们的言词和你们的武器，只不过是从过去的专制统治那里捡来的破烂货。它们只能给你一个暂时的统治，但决非是精神上的。这一统治的基础是高压而不是对上帝的爱。我不羡慕你们的权力和你们的武器。我有其他的权力和武器——坚定纯正的信念：坚信上帝会帮助我，赐予我恩典。即使在一段时期里，真理被当时眼花缭乱的‘公正’所压倒，但没有人能够永远压倒真理。让我们不要对那杀害基督的尘世审判注意吧，让我无视那些只使暴力事业胜利的法令吧。上帝的天国决不在这世界上。”
恐怖再次占了上风。每况愈下，加尔文的世俗权力因他的罪恶而确实加强了。在历史的编年上，要寻找故事里诗一般的公正是徒劳的。我们不得不适应这一现实：历史乃是万神殿的反映，它的活动既非道德又非不道德。它既不惩恶又不报善。因为它不是根据正义而是根据力量。它总是把胜利分配给有权势者，任其肆无忌惮、为所欲为。一般说来，在世俗事务上它总是替为非作歹者撑腰。
加尔文虽然被人攻击为冷酷无情，但他很明白只有一件事能救他，那就是更无情地使用武力。在历史上我们一再发现规律的运用：无论谁诉诸武力一定得干到底；无论谁建立了一个恐怖统治一定得无所不用其极。无论是在审判塞维特斯时或是以后，对加尔文反抗只会使他更加坚信，作为握有全权的统治者，残暴地镇压、无休止地恫吓敌手、无情地扑灭任何反抗，是巩固极权主义权力的唯一方法。从一开始，加尔文就热中于控制共和主义少数派的投票而使日内瓦市行政会陷于瘫痪。在该团体逐次开会席位中，那些在物质上和道义上都依靠加尔文的来自法国避难的新教教徒，都被批准给予日内瓦公民权，从而有投票权。于是市行政会就按照加尔文的意见行事。他的信徒塞满了公职的位置。共和派的影响逐渐被暗中破坏掉。虽然，老派的日内瓦爱国人士，即那些曾经为日内瓦的自由流过血的民主派人，很快就觉察到那些外国人是有组织地推荐上的，但他们的不安为时已晚了。他们秘密集会讨论，怎样从清教徒的控制下挽救那残存的最后的一点独立。公众的情绪越来越紧张。本地人和外来移民之间频繁在街头吵架。虽然造成的伤害并不严重，只有两人被石子击伤。
加尔文可只等待有一个借口。他现在能够进行一次蓄谋已久的政变了。这些小口角被扩大为一个“可怕的阴谋”，据说“只是由于上帝的恩惠”它才得以挫败。独裁者的镇压一次接一次。共和派的头头被逮捕（其实他们跟闹事全然无关）、被逼供、直到独裁者取得了他所需的证据。“证据”表明，他的反对派正计划一次大屠杀，加尔文和他的支持者们将被杀害，而外国军队将进入该城。这一所谓阴谋的“坦白交待书”是用残暴的酷刑逼供取得的。“通敌、既已“证实”，刽子手就可以动手了，所有（即使在极细微的事上）反对加尔文的人都要被处死。只有那些逃出日内瓦的人才能幸免。当“正义”完成时，全城留下的唯一政党是加尔文的私党。
清洗了日内瓦的持不同政见者之后，加尔文该高枕无忧因而宽宏大量了吧。但是自从修昔的底斯、色诺芬、波卢塔克以来，所有历史和传记的读者们都知道，胜利的政治寡头们势必更加严酷。专制暴君永恒的悲剧在于：他们必须继续不断地吓唬有独立思想的人们，甚至在敌手已被解除武装和剥夺了言论之后也如此。如果一个被压垮了的敌手一声不吭，但仍拒绝厕身于暴君的佞幸和奴才之列，那么，此人的继续存在就成为一个烦恼的来源。现在加尔文已除掉了他所有的政敌，只剩下了一个人。那神权执行者的仇恨，就激化集中于这一人。这人就是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
但是要对卡斯特利奥发动一次有效的猛攻也非易事。除非引诱他打破那谨慎的沉默而开口。卡斯特利奥厌倦公开争吵。伊拉兹马斯型的人道主义者很少是持久的斗士。党徒们不断地围猎叛教者，他们的惯伎对人道主义者来说，不过是不齿于学者的卑鄙行为。在表明了真理之后，人道主义者认为再反复表示抗议就是多余的了。他们很少是宣传家。在塞维特斯案件中，卡斯特利奥已畅所欲言。他尽其可能地为纪念那西班牙的烈士辩护，他对用暴力压制道德的谴责比同时代的其他人更为有力。但是时机对他不利，他肯定看到暴力仍将无限期地掌权。因此他决定等待，直到在得到较有利的赞助时，重新开展宽容和不宽容之间的斗争。他虽失望但百折不回，于是又回到学术研究上去。巴塞尔大学最后任命他为教授，他几乎完成了他认为一生中最重要的工作——将《圣经》翻译成拉丁文和法文。在一五五五年和一五五六年，他没有撰写过论战文章。
但加尔文和日内瓦人从谍报人员那里探得，卡斯特利奥在大学里，在亲近的朋友圈子中，继续散播人道主义的观点。虽然他的双手被束缚住了，他仍能自由发言。那些主张不宽容的“十字军”们注意到，越来越多的学生接受了他反对宿命论教义的无可辩驳的论证。“十字军”们不禁恼怒万分。大凡一个人只要在道德上占优势，就能发挥力量和影响。因为他的精髓能在无穷的空间扩散，他信念的散播宛如投石于河引起万千波纹。因为卡斯特利奥不肯屈服，因此必须粉碎他。于是设置了一个圈套，引诱他回到“异端”的战场上来。他大学里的一个同事被物色出来，此人愿意干挑衅的勾当。他写了一封友好的信，用含蓄的措词表示他的问题纯然是神学上的。他要求卡斯特利奥就宿命论教义发表自己的看法。卡斯特利奥同意进行一次公开辩论，但他还来不及开口，听众中就有人站起来诅咒他是异端。卡斯特利奥很快就意识到是怎么一回事了。他不为自己辩护以免落人陷阱而授人以柄。他停止了讨论，他大学里的同事不同意进一步迫害他。然而日内瓦仍不甘心。一计不成，另生一计。接着几次挑战要求公开辩论，卡斯特利奥不加理睬。到处流传着谣言和小册子，企图逼卡斯特利奥摊牌。他的敌人们嘲弄他翻译的《圣经》，谴责他是匿名诽谤信的作者，极为可憎的中伤广为传播。就好象一声令下，反对他的风暴就从各个角落拔地而起。
狂热者的肆虐无孔不入。这一点，不抱偏见的人道主义者都能看清了，肯定有人打算加害这位卓越的虔诚的学者的肉体和生命，现在他已被剥夺了发言权。恶毒的迫害也使他赢得了很多友好的支持。德国宗教改革的老前辈梅兰克森引人注目地成了卡斯特利奥的支持者。正象早期的伊拉兹马斯一样，梅兰克森现在被那些居心叵测的人所厌恶。对这些人来说，生命的意义不是建立在和解上而建立在争吵上。梅兰克森写给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一封信，信上说：“以后因工作过多，我将不跟你通信了。我缄口不言的另一个原因是，我深感遗憾看到，在那些聪明而高尚的朋友们中间我是何等严重地被误解。然而我对大作的风格的估价永远是非常高的。我的这封信是为了明确转达我的全面赞同和证明我最真挚的同情。我相信我们将团结在永恒的友谊上。
“你正当的控诉，不仅针对着主要的分歧意见，同时也针对着那野蛮残暴的行为。某些人以此攻击真理的朋友，这加剧了我的忧虑，使我不断地感到苦恼。根据古老的传说，巨人是从泰坦族的血中兴起的。同时，企图统治朝廷、家庭和群氓的诡辩家们认为学者们是实现他们目标的障碍，他们是从僧侣的种子里长出来的。但是上帝知道该怎样保护他残余的羊群。
“我们一定要象先哲们一样忍受我们所无法改变的事物。我发现年龄对我的痛苦是一种缓解。我期待着在不久的将来能进入夭国之堂，远离如此残忍地搅乱尘世教堂愤怒的风暴。如果我活着，我将乐于同你讨论许多事情。再见。”
梅兰克森在上面那封写给卡斯特利奥的信里，希望他的信（很快就成为无数流传的手抄本）能对保护卡斯特利奥有所帮助，并尽其所能地警告加尔文，要他停止疯狂地迫害那伟大的学者。梅兰克森对此事的重视无疑地影响了整个人道主义世界，甚至连加尔文的一些老朋友也劝他讲和。例如，有名的学者和神学家弗朗西俄斯·鲍德温在写给日内瓦的信中说：“梅兰克森关心你们迫害此人而感痛苦。梅兰克森完全不赞同你的种种谬论。这些，你们该清楚了吧！你们继续不断地把卡斯特利奥描写为撒旦第二，与此同时却把梅兰克森尊为一个天使，那又有什么意思呢？”
然而，要想教育或者满足一个狂热之徒，那是徒劳的。奇怪（或合乎逻辑）之极，梅兰克森的信对加尔文起了相反的作用。后者反对卡斯特利奥的基本态度因梅兰克森的支持而加强。加尔文深知这些主张和平的学者们对他的军事独裁的威胁，要比洛约拉和耶稣会的成员们更为危险。那些敌对的团体，只不过教条对教条，言论对言论，教义对教义。而卡斯特利奥要求的则是自由。加尔文认为，这些攻击是对他的个人行为基本原则的攻击，对一元化权威等概念的攻击，以及对正统的实质性的攻击。一旦发生冲突，司令部内和平主义者比公开战场上的敌人更为可怕。梅兰克森的信提高了卡斯特利奥的威望。正因为如此，从那以后，加尔文的愿望就是彻底毁灭卡斯特利奥。这是一场白刃相接的战争。
正如塞维特斯事件一样，当战役转为歼灭战时，加尔文甩开了挡箭牌——尼克拉斯·德·封丹，拔出了剑。现在加尔文打算给卡斯特利奥以粉碎性的一击，他将他雇用的贝齐打发走。他不再考虑是非曲直；不再关心《圣经》及其阐释；不再关心真伪。他只想迅速消灭卡斯特利奥。但是这时他却想不出适当的理由攻击卡斯特利奥，因为后者已退出论战，重新开始了研究工作。由于没有确凿证据，因此无论如何要任意制造出来一根足以打烂那可恶的卡斯特利奥的棍子。加尔文抓住了一个惜口，说他的谍报人员在一个过路商人的行李中寻出一份匿名的讽刺文章。但是没有一丝一毫的证据足以肯定卡斯特利奥是文章的作者。实际上卡斯特利奥确实不是，但既然业已决定“迦太基人必须灭亡”——就是说卡斯特利奥必须消灭——加尔文使用了疯狂而庸俗的辱驾，认定作者就是卡斯特利奥。加尔文的驳斥文章《恶棍的谬论》不是一个神学者同另一个神学者合于礼仪的讨论，而是一种疯狂的发作。他使用了醉酒的烂水手所使用的肮脏语言，谩骂卡斯特利奥是小偷、流氓、渎神者。这位巴塞尔大学的教授被指责为光天化日盗窃木柴。这些野蛮的小品文一页比一页更为下流，结尾是“愿上帝消灭你，撒旦！”
加尔文诽谤性的小册子可作为最出名的例子之一。从中可以看出宗派交恶是怎样贬低了一个卓越的学者和文学大师。那也可作为对政治家的告诫，向他们显示，当他们不能约束自己的感情时，他们的作为会是何等的愚蠢。受这可怕的错误的想法所激起，打击了一个可尊敬的人，使巴塞尔大学的评议会因此受到了理性的震动。他们取消了以前禁止印行卡斯特利奥著作的决议。一所欧洲高标准的大学，不能容忍他们领固定束修的教授之一员，在人道主义世界的前面被指责为小偷、无赖和流氓。因为很明显，那样的谴责和“教义”的讨论全然无关，它只是庸俗的诽谤。评议会明确授权卡斯特利奥作一次公开的反驳。
卡斯特利奥的回答是一个令人钦佩的人道主义者论证的典范。他是一个非常宽宏大量的人。他敌手的仇恨不能毒害他的思想，敌手方面的任何卑鄙行径也不能使他卑鄙。从一开始他就表现出非凡的镇定。“我对公开讨论是不热情的。我十分愿意和你取得兄弟般的谅解，以基督的精神，而不采取这样粗鲁的相互指责的方式，那肯定会损害我们教会的威望。但是，由于你和你的朋友们已经打破了我和平合作的梦，我作为一个基督教徒，如果还心安理得地克制自己，不去回答你狂暴的攻击，那看来就与我的职责不称了。”卡斯特利奥接着揭发加尔文手法的欺诈性。因为加尔文在《谬论》的初版里，公开宣称卡斯特利奥是上述匿名小册子的作者。但在再版时，事实已证明他肯定错了。那日内瓦的独裁者撤回了控告，让事情不了了之，而不是坦率地承认地谴责卡斯特利奥是不公平的。卡斯特利奥证明了加尔文所说是不真实的：“是或不是，你难道不知道你称我是小册子的作者是没有根据的吗？教我怎么说呢？或者是你明知那是不公平的，却还提出谴责，在这情况下，你是欺骗；或者是你依然未能确定，那么你的控告是轻率地提出的。无论何种情况，你的作为都是卑鄙的。因为你的每一个论点都是虚假的。我既没有写那小册子，又没有把它送到巴黎去印刷。如果它的扩散是一件罪恶的犯法行为，那么那罪恶是你的，因为那小册于是通过你才广为人所知的。”
把加尔文攻击他的借口的无聊揭露之后，卡斯特利奥转而嘲笑那抨击方式的粗鲁。“你储存了大量的谩驾术语供你调遣，在说出你全部的心里话时，你说溜了嘴。在你拉丁诽谤语里，你一口气地把我说成是渎神者、中伤者、罪大恶极者、狂吠的恶狗、一个粗鲁无知、野蛮的卑鄙小人、一个不敬神的窜改《圣经》者、一个嘲弄上帝的蠢才、一个无耻之徒、一条肮脏的狗、一个流氓和一个坏百姓。你八次叫我恶棍（我认为你的意思是至少与“二流子”一词有关），你所说的，就是这些恶毒的语言。”它在印刷品中占了整整的两页，你为你的书选了个题目叫《恶棍的谬论》。它末了的一句话是：“愿上帝消灭你，撒旦！”从题目到结论，整篇文章用同一格调写成。虽然文章的作者有受到使徒般的热诚和基督的好心鼓舞的好名声。如果你的信徒们也染上了那种气氛，如果那证明了你的信徒们酷肖他们的大师，那么，愿祸害降于那些你所领导的人。但是这些谩骂不能损我于丝毫……有朝一日真理会胜利，而你，加尔文，将被迫向上帝讲清楚你是如何辱骂别人的，以拯救他们，也拯救你自己。基督死了，你可能不害臊了。你竟不记得耶稣亲口所说的话：“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加的，难免公会的审判。”一种完全纯洁的意识使卡斯特利奥情绪高涨。他针对加尔文所提的最严重的控告，说什么卡斯特利奥在巴塞尔偷过木柴一事而继续冷静地为自己进行辩护。他不无冷嘲地写道：“如果我干了此事，那当然是严重违法。但诽谤是同等严重的罪行。让我们暂且假定那控告属实，假定我真的偷过木料，那是因为根据你的教义，我注定要那么干。为什么你要为那事而不恤谩骂我呢？如果上帝注定我命该如此，因而我不可能不偷的话，你们不该同情我吗？如果事情果真如此的话，为什么你要让叫喊声和谴责声上达天听呢？是要防止我不再偷吗？如果因为上帝注定我命该是一个小偷，那你的大作就不该责备我了，因为我是被迫出此的。根据你的说法，我无法抑制自己去偷。仔细斟酌，那抬高了我的身份。”
在如此嘲弄了加尔文荒谬的控告之后，卡斯特利奥接着解释，那控告的基础是何等的脆弱。在莱因河涨大水时，他同其他几百个人，带了铁钩把河里漂浮的木材拖了上来。法律不仅允许将浮木和河上发现的东西划归个人，而且城市当局特别请求巴塞尔的公民们去捞取，因为河水泛滥，浮木对桥梁有危险。卡斯特利奥能够提供证明，巴塞尔市政当局曾为犯有“偷窃行为”付给他和其他一些“小偷们”一笔报酬即“一笔可观的钱”。在读了这一反驳之后，甚至连日内瓦的狂热分子也不再想重提这一荒谬的诽谤了。因诽谤而出丑的不是卡斯特利奥，而是加尔文。
谎言，对事情曲为之解，都不能挽回加尔文的面子。独裁者急于用他的权力清除一个政敌。他象在塞维特斯事件中干过的那样，不恤用不正当的手段去窜改真理。卡斯特利奥的品质清白无暇。他写情给加尔文说：“让那些审判员们为所欲为吧。任何人，只要他作出判断时不带任何偏见或仇恨，我都不怕听他的意见，那些自少就知道我的人，知道我经常处于贫困的境遇之中，很多人都能够证明这件事。一定要我找证人吗？难道你不知道我过去的生活吗？我正直的品行不容有丝毫的怀疑。这点你的学生们是应该知道的。事情就是这样，唯一能够加在我身上的控告只是我的教义同你们的不相符合罢了。因此，我必然是错误的。但是你怎么敢把如此恶毒中伤我的报告扩散出去，井将此事同向上帝的名字的呼吁联系起来呢？呼吁上帝为你全然受仇恨和愤怒所鼓动的控告作证，加尔文，难道你没看见这是何等的可怕吗？
“我也可以呼吁上帝的。因为你已经呼吁他支持你对我轻率的控告。我要向他呼吁，因为你不公正地谴责了我。如果我说了谎而你说的是真话，那么我祈求上帝按照我罪过的程度而进行惩罚。同时我请求我的同胞剥夺我的生命和荣誉。如果我说了真话而你是一个弄虚作假的起诉者，我祈求上帝保护我免于堕入我敌手所设的陷阱。我还要祈求他在你死之前给予你悔过的机会，那样，你所犯下的罪行才不致于危及你灵魂的拯救。”
这调子和加尔文的是何等的不同。这是一组明显的对比：有自由精神而没有偏见的人的调子和一个充分自信的人的调子的对比；永存的人道主义气质和教条主义气质的对比；还有，一个唯一的愿望是保留自己持有个人意见权利、与世无争的人和一个过于自信、永不安心、直到全世界都对他唯唯诺诺的独裁主义者的对比。良心上洁白无暇的人说话总是有节制的，而狂热分子却滔滔不绝散布着恐吓和仇恨。心灵一旦被仇恨的乌云所遮盖，就会一团漆黑。真正的精神上的业绩不可能由狂热分子完成，业绩只听命于沉默、镇静、学会自制和温和的人。
然而党徒们永远不会关心公平而只关心胜利。他们永远不想向别的观点让步，他们只坚持他们自己的。卡斯特利奥的反驳一出现；对他的攻击就重新开始。的确，辱骂卡斯特利奥是“狗”、是“野兽”之类的人身攻击和荒谬的偷木料云云的无稽之谈是悄然撤回了，甚至加尔文也不敢继续重弹旧调。攻击迅速转向神学阵地。日内瓦人再次开动印刷机。西奥多·德·贝齐再次担此重任。他对主子比对真理更忠心。在日内瓦官方出版的《圣经》上（一五五八年），他竟这样编排，在序文中就恶毒攻击卡斯特利奥，以致读上去他自己倒象是渎神者。贝齐写道：“撒旦，我们的宿仇已经认识到不能象以往一样阻碍上帝旨意的前进，就使用了更危险的方法。长期以来，没有《圣经》的法文翻译本，或者至少没有名实相称的翻译本。现在撒旦已经发现和轻浮无耻心灵一样多的翻译者。它可能还会发现更多，除非上帝及时制止它们。如果读者要我举一个例子，让我提出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把《圣经》译为拉丁文和法文吧。卡斯特利奥此人的名字，因其忘恩负义和厚颜无耻，也因为企图把他导入正路无效而引起的许多麻烦而在我们教会中为人周知。因此，我们认为，我们良心上的责任，是打破迄今为止的沉默，并警告一切基督教徒反对此人——那撒旦的特选子民。”
要用比较明确的措词谴责一个学者为异端是困难的。但卡斯特利奥，“撒旦的特选子民”，无需再保持沉默了，由于梅兰克森来信的鼓励，大学评议会已经恢复了这被迫害的人言论自由的权利。卡斯特利奥对达.贝齐的回答十分深奥，也可以说，几乎是神秘的、悲苦的。他对那种自称献身于精神事务、实则屈服于不受控制的仇恨的人只能感到遗憾。他深知加尔文主义者不想传播真理，而只是保持他们自己教义的垄断地位。除非把他（卡斯特利奥）从道路上清除掉，正象他们先前把神学上和政治上的敌手清洗掉那样，他们是不会安心的。至于卡斯特利奥，他拒绝堕入如此的仇恨深渊。他预言似地写道：“你在煽动当局图谋置我于死。要不是你的书使所有读过它的人都明白你的意图的话，我是永远不敢下此断语的，即使我早就知道你的意图也罢。你知道，一旦我死去，那我就不可能回答你了。你感到我的继续生存是一个梦魇，因为你看出当局不会同意，即使在你压力下也没有同意。你使我被普遍地仇恨，使我在世人的眼里不被信任。”虽然卡斯特利奥确信他的仇敌们在谋害他的性命，他却以诉诸他们的良心而满足。他对那些自称为基督的仆人说：“请告诉我，从什么地方可以证明你们对我的态度是由于耶稣的要求呢？甚至当犹大把耶稣交给当局忠实的追随者时，他还是用仁慈的语调同他那虚伪的信徒说话，而且在十字架上，他为将他处死的人祈祷。但是你在于什么呢？因为在某些教义和形形色色的观点上，我和你有所不同，你就到处迫害我，还怂恿别人象你们自己那样恶毒对待我。在你们内心深处，一定非常痛苦。你们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将要受到他彻底的谴责。例如，‘凡憎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者’，这些是简单的真理，它载于《圣经》，只要思想不受神学上曲解影响的人，在查阅宗教经典著作时都容易理解这一真理。而你自己，嘴上说得好听，书上写得好看，为什么不把同样的教义用在日常生活里呢？”
卡斯特利奥知道达·贝齐只是一个马前先行。加尔文既是道德领域的暴君，又是现实世界的暴君，是杀气腾腾地仇恨卡斯特利奥、叫嚣要消灭他的根源。卡斯特利奥因此绕过贝齐，直接写信给加尔文。“你自称为基督教徒；你诉诸福音书；你站在上帝旨意的立场上；你自吹你的思想全部献身于实现上帝的意志。你自信精通福音的真理，但如果你要教育别人，为什么不首先教育你自己呢？你怎么敢在布道台上大声呵斥那些作伪证的人的同时，让你自己的著作继续作伪证呢？显然，你意欲破坏我的自尊。你既狂妄又自信，好象你就坐在上帝的旁边，而他把他内心的秘密全告诉了你。请反省吧，不要等到为时太晚了。试一试吧，如其可能，怀疑一下你自己是否十全十美。那样你就可以看到别的许多人所能看到的东西。摆脱你那自毁的自负吧；摆脱你对那么多人，特别对我的仇恨吧。让我们互相出于好心而竞赛吧，那样，你将发现把我说成是不虔诚的说法，跟你选定我犯有不名誉的过错一样，都非事实。请容忍我们在有关教义上和你少许的分歧吧。两个虔诚的人，在观点上可能有所不同，但心灵上是一致的，那难道不可能吗？”
被教条主义者和狂热分子攻击，却用较人道和解的精神回答，难道真有这样的人吗？这不是嘴上说说而已，卡斯特利奥本人，在同强加于他的斗争中，就是一个活生生的典范。他并不用轻蔑还轻蔑；用仇恨还仇恨。他写道：“我知道，如果我象你一样，对你提出那么多的控告，那么，我就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逃亡了。”接下去，他试图重新处理这场争论。他认为，这不过是学者之间常有的一场争论。虽然他的敌手正磨刀霍霍意图杀他，他还是又一次伸出和解和友谊之手。“为了基督的爱，我祈求你尊重我的自由，不要再用不实的控告来压服我吧。让我保留我自己的信念不受压制，我也完全同意你保留你的信念。不要再认为凡与你有不同意见者一定是错的，应该以异端罪处以火刑……当我看到有那么多虔诚的人们，用与你不同的方法解释《圣经》，那使我忠于基督的信念更坚定了。毫无问题，我们两人之间，肯定有一个人是错的，但那无妨于我们彼此相爱。终有一天主将把迷途的羔羊引到正路上去。我们两人当然知道（或必须知道）的一件事是对基督教博爱的责任。让我们实践此事，并通过实践闭上我们敌对的嘴吧。你相信你的观点是正确的；别人同样相信他们的观点是正确的。好啦，让我们中间最聪明者表明他们是最友爱的吧！让我们不要因为自己聪明而傲慢吧！上帝全知道。我们一定要记住：上帝‘使高贵者卑贱，使卑贱者高贵’。
“当我写这些话时，我的心渴望着爱。我向你提供爱和一个基督教徒的和好。我吁请你对我表示爱。上帝和圣灵在上，我是发自内心才这样做的。
“如果你无视我所能做的，继续用你发自内心的仇恨攻击我；如果我不能说服你象一个基督教徒爱他弟兄那样爱我，我只能保持沉默了。愿上帝作我们的法官，在你我之间，按照我们为他服务忠诚的程度来作出判决吧！”
那样动人心弦的呼吁竟会毫无结果，这简直令人难以相信。但我们道德性质方面的矛盾之一是：理论家被禁锢在一个狭窄的概念中，对其他概念一概视而不见。因此象这样的呼吁，虽然十分人道，但不能为其所动。思想上的偏见必然导致行动上的不公正。当个人或一个国家成为眼光狭小的、狂热主义者的捕获物时，就没有互相了解和宽容的余地了。加尔文对卡斯特利奥动人的呼吁无动于衷。那不过是一个人急于求和的呼吁，并非公开宣讲，并非争论，也不想把他个人的观点强加于他人。那虔诚的日内瓦牧师驳回了这“魔鬼”要求基督教徒式和解的呼吁。他所做的是开始给卡斯特利奥身上刺上新的魔鬼的花纹，轻蔑和煽动的毒气加强了。为了使卡斯特利奥蒙受嫌疑，或者至少成为笑柄，加尔文编造了新的谎言。这可能是加尔文所发动的攻击中最背信弃义的。尽管当时在日内瓦看戏是有罪的，但在日内瓦神学院中加尔文的信徒们却上演了一出“虔诚”的学校喜剧。剧中的德·帕服·卡斯特罗很显然就是卡斯特利奥的影射，他作为撒旦的主要仆人出场，在剧中要他说：
“对于我，不过是一个为任何人服务的人。
为了钱，干什么都一样。
因此，我看不到别的事物……”这是歪曲的诽谤。一个终身在使徒般贫穷中度过、靠卖文为生的人，一个宗教宽容的辩护士竟是一个为罗马教皇服务的职业煽动家。这样的言论是经过日内瓦的领袖们批准，不，是得到他们鼓励的。加尔文主义者的积怨深仇，旷时日久，使他们无法再辨别真理和诽谤。他们所关心的只是禠夺卡斯特利奥在巴塞尔教授的席位，亲眼看到他的著作被烧掉，如其可能，连同他本人一起烧掉。
这些心怀仇恨的人交上了好运；一次，在日内瓦进行的例行性的、挨家挨户“访问”中，发现有两个自由市民正在研究一本书，书上没有加尔文的出版许可。扉页或末页没有作者的名字，也没有出版地点。这本文艺小品《悲痛地向法兰西忠告》散发着异端的气息。这两个人立即被带到宗教法庭；由于害怕拶刑和拉肢刑，他们很快就承认这本书是卡斯特利奥的一个侄子借给他们的。猎手们立即跟踪上这新的足迹，希望最后把困兽驱入绝境。
这本书之“邪恶是因为塞进了错误”，它正是卡斯特利奥的新作。他已重犯旧的“错误”。看来，伊拉兹马斯式愿望已经无可药救了，竟然祈求在怒气冲冲的教会内部和平解决争端。当时，在他热爱的法国，宗教迫害已开始取得血腥的收获。他不能再沉默下去了。新教徒在日内瓦人的煽动之下，拿起武器反抗天主教徒。好象卡斯特利奥能预见圣·巴塞隆美日的大屠杀和胡格诺战争的恐怖一样，在那危急时刻，他觉得自己是迫不得已说明那样的血洗是无益的。他解释说，没有一种教义，或其他种教义的本身是错误的，但是试图强迫一个人去信仰他所不信的，才是不变的虚伪和犯罪，地球上所有的邪恶，都源于这“违心的迫使”。心地狭窄、嗜血成性的狂徒们试图继续不断地压制良心。然而，正象卡斯特利奥接着表明的那样，试图强迫一个人公开声明接受一种他所反对的信仰，不但是不道德和不合法的，而且也是愚蠢和荒谬的。象这样的拉伕入伍成军来支持一种哲学或者一种信念，只能罗致一批伪君子而已。拶刑、拉肢刑或任何高压，只能建成一个有名无实凑满人数的党派。依靠算术上弄虚作假的代价来获得改变宗教信仰者，只能使得真正的信徒和外界同样地被骗罢了。卡斯特利奥的话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那些希望最大可能地赢得那些游移不定的支持者的人，很象是一个笨人。他有一个大酒桶但只有很少的酒，为了有更多的酒，他把桶装满了水。结果，酒没有增加，反而把笨人原有的好酒给糟蹋了。那些认为被迫立誓信奉某种宗教的人，真的象他们宣称那样已经信奉了那宗教的观点，这是荒谬的。因为，如果让他们自行选择的话，他们会说：‘我真诚地相信你们是不公正和暴虐的，而你们强迫我立誓信奉的却是虚假的。’坏酒不能靠强迫别人喝它而变好。”
因此，卡斯特利奥有力地、一次又一次地重申了他的信心：宗教的不宽容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战争，只有通过宽容才能实现和平。一种哲学或一种宗教不能依靠拶刑、战斧和大炮去建立，只能依靠影响别人，使他们不受强迫地去接受一种信念；只有依靠真正的了解，才能避免战争并把思想连结在一起。因此，让我们任凭那些愿意成为新教徒的成为新教徒吧；那些确实愿意成为天主教徒的继续当天主教徒吧。既不强迫这部分人，也不强迫那部分人。在南特，在无数毫无意义的牺牲者的墓上，敌对教义的双方达成了协议。而在之前的一代，一位寂寞而痛苦的人道主义者，却预示了南特法令的诞生。那法令使法国建立了宗教宽容。“法兰西，我对您的忠告是，停止强制、迫害和杀害良心吧，代之以让每一个信仰基督的人自行其是。”
在日内瓦，建议法国天主教和新教和解，不必说是视为滔天罪行的。其时，加尔文秘密地煽动法国的胡格诺派教徒拿起武器。没有比加尔文侵略成性的基督教会政策和卡斯特利奥的人道主义与和平建议更不协调的了。独裁者收紧了所有的线，以确保压制卡斯特利奥的《忠告》。信使很快地被派遣到界内各点，捎去给各新教当权者的忠告信。加尔文的组织是如此的有力，以致于在一五六三年改革教会的宗教大会通过一项这样的决议：“教会特通报卡斯特利奥所著一本名为《悲痛地向法兰西忠告》的书业已出版，此书危险绝顶，兹警告信徒们对此书警惕勿懈。”
狂热分子在卡斯特利奥的“危险”著作没有流通之前，再一次成功地把它扼杀了。是的，书是被扼杀了，但是作者，这位沉着、坚定、反教义、反教条主义的哲学家，又该怎么对付呢？一定要结果他。不准他说话是不够的，一定要破坏对他的支持。西奥多·德·贝齐又一次应召使用绞索。他把《对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辩护和非难的回答》一文奉献（虽然仅此一奉献）给巴塞尔的牧师们，说明该采取什么步骤来对付卡斯特利奥。贝齐暗示说：“时候到了，时机成熟了。宗教的正义将要对付这个异端和异端们的朋友”，这位虔诚的神学家使用了大量诽谤性的语言，嘲骂卡斯特利奥为说谎者、渎神者、邪恶的再洗礼者、神圣教义的亵渎者、卑鄙的拍马者、不仅是所有异端的保护人而且也是一切通奸犯和罪犯的保护人。最后，他被诬蔑为刺客，他防身的武器是在撤旦铁工场中锻造的。说真的，贝齐一怒之下骂出来的话竟如此语无伦次，以致许多恶谥彼此对消了。但是从这火山喷发的激动中，清楚地暴露出要一举取消卡斯特利奥发言权的决心，如有可能，结果他的性命。
狂热分子已经清楚地暴露了他们打算把卡斯特利奥作为异端押上审判庭。控告无耻地、不带一块遮羞布地公开了。一纸要求送到巴塞尔的宗教会议，要地方当局立即行动起来。卡斯特利奥将作为公敌而加以逮捕。但不幸的是出了一点小障碍，使得罪恶企图未能立即付诸实现。根据巴塞尔的法律，如没有人向当局递交一份书面的起诉书，检察便不能开始。仅仅因为一本书持有不同的意见，还不足以构成检察的理由。显然，在这情况下，正常的程序是加尔文和德.贝齐向卡斯特利奥提出控告。但加尔文遵照他业经反复试验、被证明为有效的战术，宁愿留在幕后，而怂恿别人去承担责任。在维也纳和日内瓦对付塞维特斯所用过的方法，将是最合适的。一五六三年十一月，贝齐的书刚出版，就有一个全然没有资格、名叫亚当.冯.博登斯丁的人，以异端为借口，向巴塞尔当局用书面控告卡斯特利奥。可以断言，这个亚当·冯·博登斯丁，是最不适于扮演保卫正教的角色的人了。他是臭名昭彰的卡尔斯塔达的儿子。路德把他当作一个危险的狂热分子, 把他从维滕贝格大学开除出来。此外，他又是确定无误的反宗教分子帕拉塞尔苏斯的学生。要他装腔作势地充当新教教会的栋梁，那是荒谬绝伦的。博登斯丁的起诉书不过重复了德·贝齐书上混乱的论点。在起诉书上，卡斯特利奥被形容为：一个罗马天主教徒、一个再洗礼者、一个自由思想者、一个渎神者，再加上一个通奸犯和罪犯的保护人。不管控告是真是假，这一书面的控诉（这文件迄今未逸失），已符合了法律上的要求。现在巴塞尔当局没有其他的选择，只好开始立案检察。加尔文及其同党达到了他们的目的，卡斯特利奥必须低头悔罪了。
卡斯特利奥就上述控告为自己进行辩护是很容易的吗？博登斯丁的热心过了头，他控告卡斯特利奥的罪状竟是矛盾百出，其荒谬是很明显的。何况在巴塞尔，每个人都知道卡斯特利奥为人无可指责。结果被告不是象塞维特斯那样，立即被逮捕、锁上链、坐进牢、被粗暴地对待，而是作为一个大学教授，应传到评议会对指控进行答辩。
他宣称（事实如此）原告博登斯丁是一个被利用的稻草人。他坚持加尔文和德·贝齐是这一控告的真正教唆者，必须亲自出庭。“由于他们如此恶毒地攻击我，我真诚地请求你们给我为自己辩护的机会。如果加尔文和德·贝齐行为诚实，让他们出庭来证明他们控告我所犯的罪行吧。如果他们相信自己做对了，就没有理由害怕巴塞尔的法庭。因为，他们轻而易举地就在整个世界面前攻击了我……我知道，我的原告人是有权有势的，但上帝同样是非凡的，他对人审判不因人的地位而异。我知道自己是一个无名之辈，地位低微，比较不为人知。但上帝注视着低微者，如果低微者的鲜血因不公正而流出，他会要求赎罪的。我承认法庭的裁判权。我宣告，如果我犯了任何一条被控的罪行，我当用头颅作抵。”
面对如此坦率的要求，加尔文和贝齐不愿照办。他们不出席巴塞尔大学的评议会。看来这恶毒的控告将归于失败了。但卡斯特利奥的敌人们却突然得到意外帮助。出现了一些事情灾难性地支持了怀疑别人是异端的人，他们认为将卡斯特利奥与异教徒联系起来对己有利。一件怪事被揭发了。有一个富有的外国人，表面上出身贵族，在巴塞尔行政区宾宁根的别墅住了二十多年。人们都知道他是琼·达·布鲁格斯。他在资产阶级圈子里深受敬爱。他死于一五五六年，巴塞尔人倾城出动参加了大规模的葬礼。灵柩安放在圣·伦纳德大教堂的地下室。很多年过去了，一个几乎不可信的消息开始流传。它断言这卓越的外国人不是贵族或商人，而是一个不名誉和被剥夺了公民权的大异端，《奇书》一书的作者大卫·乔里斯。当屠杀再洗礼教徒时，他神秘地从佛兰德失踪了。当巴塞尔人听到，他们在此人生前死后都给予如此殊荣的，却是一个真正信仰的敌人！在大为羞愧之余，为赎回他们对骗子的好客和信任，当局庄严地审判了那早已死去的罪犯。异端的尸体被挖掘，腐烂的碎片在广场的断头台上悬挂了几天。之后，连同一大批异端著作，在巴塞尔市场焚烧了。数千观众目击了那可厌的场面。在这中间，当然有卡斯特利奥，他和大学里其他的教授们并肩站在一起。试想象一下他的感受吧。大卫.乔里斯在流亡巴塞尔期间，同卡斯特利奥结成了亲密的友谊。他们曾共同携手，试图救助塞维特斯。看来乔里斯是马蒂纳斯.贝利奥《论异端》匿名作者的一员。这一点多半已可肯定，卡斯特利奥从来不曾相信过那宾宁根别墅的居民会是普通的商人，象那流亡者自称的那样。他必定从一开始就知道自称是琼·德·布鲁格斯的真姓实名。无论如何，在实际生活中和在著作中都表现出宽容的卡斯特利奥是永远不会扮演告密者角色的，也不会拒绝向一个人伸出友谊之手，虽然乔里斯已被全世界的教会和地方当局所驱逐。
卡斯特利奥和那最臭名昭彰的再洗礼教徒可疑关系的被揭露，在一个不适当的时候支持了加尔文主义者的告发。很明显，卡斯特利奥事实上是某个大异端教徒的保护人和恩主，那么为什么他不会是所有异端的保护人呢？祸不单行，与此同时有人提出证明，说卡斯特利奥同另一邪恶的异端伯纳迪诺·奥基诺过从密切。此人一度是天主教方济各会的修士和卡浦金斯的代理主教，因布道而在全意大利享有声誉。奥基诺被宗教法庭革出教门，亡命瑞士。但即使在那儿，在他成为改革教会的牧师以后，也因其观点的进步性质而引起了惊诧。特别是他最后的一本书《三十次对话》包括了对《圣经》的一种解释，是在新教徒世界被当作为渎神的。因为伯纳迪诺·奥基诺引用了摩西律，认为多妻制（虽然他还不敢建议）在理论上是可以接受的，而且《圣经》是认可的。
这一本书是卡斯特利奥从意大利文译为拉丁文的。它采纳了上述诽谤性的论点，表达了其它许多正统教会认为是不能容认的观点。这异端论文是以拉丁文形式付印的，因此，卡斯特利奥无疑要对扩散那最“可憎”的观点负责。对奥基诺已经提出了诉讼，在当前的情况下，翻译者自然而然地被当作是同伙，该受到与那意大利作者同样的谴责。就这样，加尔文和德·贝齐不间断地含糊地指出，卡斯特利奥是最危险异端的中心。这一断言，因卡斯特利奥和大卫·乔里斯、伯纳迪诺，奥基诺亲密关系的被揭露而被大为肯定。不能再指望巴塞尔大学会继续对这样的人伸出保护之手。卡斯特利奥的案件在审判开始前就已经输掉。
一个提倡宗教宽容的新教徒，能指望从当时主张不宽容的人那里得到什么呢？卡斯特利奥从他的朋友伯纳迪诺·奥基诺的下场想必该知道了——虽则后者直到卡斯特利奥去世，他的罪还没有受够。奥基诺一度是从意大利到苏黎世避难的牧师。他被苏黎世驱逐出境，当局甚至不同意他延期的恳求。他已七十六岁，贫困，新近丧妻，但没有人怜悯他的不幸。虔诚的神学家们乐意让他携带着他无辜的孩子们重新流亡。时值隆冬，山路积雪。他的敌手们认为情况越坏越好。如果那不幸的老人死于路边，他们会感到高兴。喔，他总得在世界的什么角落找一个栖身之所。那些放逐他的狂徒们决定在路上设置种种困难，免得好心人过份向他和他的孩子们供应温暖和庇护所。他们赶在他前头写信，警告那些好心的基督教徒，要将这样一个不幸的人拒之门外。他一定要受到象麻疯病患者那样的待遇。年老的学者象一个乞丐似的离开瑞士。在雪中挣扎上路。夜宿厩棚。他掉头向北，横穿德国到纽伦堡。那里的新教徒们也对他进行了警告，但允许他住一段时间。他最后的希望是能在波兰找到一些好心人，能给他和他的孩子们以生计和庇护所。但即在波兰，不宽容分子对他也太过份了。他逃到摩拉维亚，在一五六四和一五六五年之交，在赤贫中死去。他象乞丐一样被埋葬在一个被遗忘的坟地里。
卡斯特利奥开始知道他的朋友奥基诺所遭受的长期苦难中的较早一段，他知道自己也可能会有同样的下场。他将作为异端而被审讯。他本人唯一的罪行是太仁慈。在如此普遍不人道的时代里，他不能期望人道，又不能期待同情。塞维特斯的保护人也有可能遭到塞维特斯同样的命运。十六世纪的不宽容已把扼杀者的手卡在最危险的人——主张宽容的使徒的喉咙上了。
但是，很幸运，那些狂徒们所盼望的至高无上的胜利——亲眼看到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在监狱里，在流放中或在火刑柱上毁灭，却未偿所愿。死亡把卡斯特利奥从残酷的敌人手中拯救了出来。由于长期过劳他强健的体格被损坏了。他已无力去抵抗那么多的忧患，那么大的激动了。一直到最后，他勇敢地，虽然是徒劳地作战着——在大学里，在书斋里，他一直继续斗争。最后他被迫卧床。他得了不能控制的呕吐症，直到他负荷过重的心脏停止跳动为止。一五六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逝世，卒年四十八岁。诚如一个同情他的朋友在一切都过去以后所说的那样：“靠上帝赐助，把他侥幸地从敌人的魔爪下夺了回来。”
他的死结束了那场诽谤的战役。他的同胞们最后终于认识到，在保卫巴塞尔市最高尚的人方面，他们是何等的不热情，但一切都为时已晚了。他财产之少说明了这伟大的学者是何等的贫穷，屋子里没有留下一小块银器碎片。他的朋友们得提供丧葬费，代他还清零星债务，扶养他的孩子们。就象作为无耻的异端控告一事的补偿那样，卡斯特利奥的葬礼是道德的胜利。在他被控告为异端以后，那些胆怯地避之唯恐不迭的人，现在急于要表明他们是何等爱他和尊敬他。葬礼中灵车后面紧跟着大学里所有的成员，灵枢由学生们扛到教堂，葬在地下室。三百个学生捐款立了一块墓碑，上面镌了这样的铭词：
“献给我们著名的导师，感谢他渊博的知识和纪念他纯洁的一生。”
第九章 两极相通
度过动乱骚动的年代，雨过天晴，苦尽甘来。经历了各种战争的创伤，不幸即止，和平将来。但在这服丧期中，有人痛苦，亦有人哀。
——玛格丽特，达·奥特丽区的歌曲
看来斗争已过去了。加尔文除掉了卡斯特利奥，摆脱了这唯一具有杰出智慧的敌手，同时，也使得他的在日内瓦的政敌们钳口结舌。这位独裁者就可以没有阻碍地发展他的政策。独裁者们一旦克服了早期不可避免的危机以后，往往认为自己的地位可以巩固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正象人的机体一样，经过一段时间不舒服以后，就适应了新的物质环境。因此，国家同样能适应新的统治方法。那老一代人经常痛苦地把现存政权的暴力和他们记忆中很久以前较为好过的日子进行比较，过了一阵子，他们都死去了。青年一代人没有那样的回忆，在他们认为当然的新的传统中成长。在一代的过程中，他们被一种思想决定性地限制着。这样，经过二十年加尔文的僧侣政治，产生了这样的情况：独裁者的新十诫，从神学概念发展到形成实体。客观他说，我们得承认这位组织者非凡的能力，他深思熟虑，从一开始取得胜利以后，便着手工作，使他的体系渐渐发展成为世界范围的，他建立了钢铁般的秩序而使日内瓦成为行为方面的典范。宗教改革的成员们从西方世界各地到“新教的罗马”朝圣，他们对如此可钦佩的神学统治样板赞美不已。姑且承认，僵死的教规和斯巴达式的坚韧业已建立并推向全面，即使它的代价是单调代替了生气勃勃和多样化，毋庸置疑的精确代替了快乐也罢。但是，作为回报，教育在人文科学中被提高到一个合适的地位。学校、大学和福利机构办得无与伦比；科学也得到了精心的栽培。随着学院的创建，加尔文不仅带来了第一个新教文化中心，同时也建立了一个类似“耶稣会”（由他以前的学生洛约拉创办）的团体，实行同样的逻辑教规，同样的钢铁意志。教士们和神学家们用第一流的神学武器装备着，日内瓦派遣他们到各地传播加尔文教义。这位大师早就下定决心，他的权威和他的教诲不能仅仅限于这一瑞士城市内。他的权力欲迫使他把统治遍及大陆海洋。他希望欧洲，不，希望世界会接受他极权主义的制度。苏格兰已在他的掌握之下，那多亏了他的使者约翰·诺克斯；荷兰、斯堪的纳维亚、丹麦以及德国的一部分已经渗透了清教徒精神；在法国，胡格教派正集会以作决定性的一击。如果时来运转，《原理》可能成为全球的基本原则，而加尔文主义可能成为西方文明世界思想和行为的唯一方法。
这样一个胜利势必决定性地改变欧洲的文化，表明在加尔文主义的印记所到之处很快就成为至高无上。日内瓦教会所及之处，它都有力量加强它所渴望的道德上的和宗教上的独裁统治（即便这种统治是短暂的也罢），一个特殊的印记就打在国家的生活之上。公民们或臣民们乐于“纯洁无暇地”执行他们道德上的和宗教上的义务；情欲和自由意志被驯服归化，直至被控制得井井有条；生命呈现阴郁单调的色彩。一个坚强的性格是那样有效地使自己在一个民族的日常生活中成为不朽，直到今日，在那些加尔文主义曾占优势的城市里，过客在大街上还能认出它持久的影响，诸如表现在举止方面的克制，在衣饰上的不修边幅，行为上的不拘小节，以至在建筑风格方面的庄重。加尔文主义煞费苦心，在影响所及之处，抑制个人主义冲动的要求。加强对权力的控制，使每个人成为典型的好仆人，成为持久从属于社会的人———言蔽之，成为最正式、最理想、最完美无暇的中产阶级典型的一员。这样断言是有相当道理的，因为没有其它的因素能象加尔文主义那样有力地推进促成产业主义成功的绝对服从要素。因为加尔文主义对青年反复灌输是诸如宗教责任，毫不迟疑地接受平均思想和机械化。切忽忘记，一个国家总是通过决心组织其臣民才能增强其军事力量的，那些艰苦卓绝、坚韧顽强的航海家和殖民主义者们，先是荷兰人，接着是英国人，征服并开拓新大陆的，主要都是清教徒出身。这些世代的清教徒帮助塑造了北美洲的特性，因此，美国和加拿大的巨大成功应主要归功于从毕伽来的教条主义传教士们教育的影响。
毫无疑问，在今天，一九三六年（四百年前，伊拉兹马斯逝世；日内瓦决定全部按照福音和上帝的旨意生活；加尔文第一次莅临日内瓦），值得我们庆幸的是那著名的“教规”并未以其最犀利的形式在新教的全欧洲成功地建立起来。由于仇视美、快乐以及生命本身，加尔文主义者对光辉浩瀚的生命和艺术上豪华的挥霍大发脾气。他们的制度苛刻而有秩序，对创造性的表演设置禁令，对彩色的火焰覆以柩衣。在文明史上，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欧也曾被如此统治过。正如在以后的几世纪中他们在日内瓦阉割艺术；正如他们控制英国后迅即把精神世界上最美丽的花朵——莎士比亚剧院践踏在地；正如他们清除了教会里的图画和雕塑艺术，以反复灌输对上帝的敬畏作为人间欢乐的代替品。就这样，在整个欧洲，他们规定：热情只在以一种虔诚的形式，把人类引向上帝时才能予以宽容。其它的热情表现形式是作为反对他们对摩西律的说明而必须严加谴责的，如果他们达到了目的，这世界将变得何等的稀奇古怪。欧洲精神会经历衰退，会自行满足于神学上的无益而琐细的分析，再也不会有永无止境的自身发展和转变了。因为，如不用自由和快乐施肥，世界就会变得贫瘠不毛、毫无创造，而生命，如被严肃的制度束缚，就会变成冻僵的死尸。
值得庆幸的是，正如非斯巴达的希腊人不会向斯巴达式的严厉就范一样，欧洲不允许其本身教规化、清教徒化、“日内瓦化”。僵化的加尔文主义只在欧洲的一小部分取得胜利，而且，即使在那儿也很快地让出了位置。加尔文的神权统治不能长期强加于任何国家，当独裁者一死，顽强的现实就把他要实行的毫不宽容的“教规”缓和下来。到最后，事实证明，温暖的情感比抽象的教条更有力，生命的汁液透过了强加的镣铐，冲破了所有的束缚，缓和了所有的严酷。正象一块肌肉不能无限期地处在紧张状态，或者一种激情经常持续地白热化一样，在精神领域内的独裁统治不能永远保持它无情的激进主义。它甚至很少能持续到一代以上。
这样，加尔文的不宽容教规可能比所希望的更快地缓和下来。很少有在一个世纪流逝以后，一种教义会和它开始传播时完全一样。如果我们认为后来的加尔文主义等同于加尔文的加尔文主义，我们就会犯严重的错误。毫无疑问，即使在让·约克·卢梭时代，日内瓦人仍忙于争论，究竟是否应该禁止戏院，而且他们自问“美术、究竟是表示人类的进步还是人类的罪恶——而在这以前很久，加尔文主义粗糙的棱角就已经磨光，对上帝旨意僵死的说明已按人类的需求予以改写。进化的潮流为了本身神秘的目的知道怎样去约束它的创造物。永恒的进步从每一种制度那里所接受的仅仅是合乎需要的部分，而将限制自己的都抛弃掉，就象我们扔掉水果皮一样。人类在实现其伟大的计划中，独裁者们不过是暂时的力量。那些把生命的格调禁锢在机械反应范围内的愿望，只能在短期内能达到目的，因为，接着生命就会导向一个比较有力的出口。就这样，通过奇妙的修改，加尔文主义却由于其要阻碍个人自由的狂热决心，产生了政治自由的思想。荷兰、克伦威尔统治的英国和美国，这三国是近代自由主义的雏型，给国家的自由和民主思想带来宽广的视野。近代最重要的一份文件，美国独立宣言，就是由清教徒精神所产生，而这一宣言反过来又对法国人权宣言的形成施加了决定性的影响。两极相通是最奇特的转化的景象。最彻底地浸透了不宽容的国土，成为欧洲宽容的中心。正是那些加尔文宗教统治过的地方，卡斯特利奥的理想后来实现了。那日内瓦城，加尔文曾在那里烧死过塞维特斯（因为那西班牙人胆敢同独裁者持不同的意见），在一定的时候却成为那时还活着的反基督者服尔泰——“上帝之敌”的避难所。这一“反基督者”是被加尔文的继承者，圣皮挨尔大教堂的传教士们恭敬地邀去访问的。他们毫不迟疑地同这一无神论者进行哲学上的讨论。此外，还是荷兰，那些在地球上除此地外找不到栖息处的人们，笛卡尔和斯宾诺莎著书把人类从教会主义和传统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不侈谈奇迹的芮农，则宣称让僵化的新教徒们去推进理性主义者的启蒙运动乃是奇迹。但他们确实那么做了。那些在其它国土上由于信仰和观点而受到迫害的，都逃到加尔文主义的荫影下寻求保护。两极相通了。卡斯特利奥和加尔文死后两个世纪，前者的要求和后者的要求：一方面是兄弟般的宽容，另一方面是宗教，肩并肩地、和平地在荷兰、英国和美国共处。
卡斯特利奥的理想，和加尔文的理想，比它们的创造人活得更久。当一个人死亡时，看来可能有一个短暂的空白——死者的言行升华为空虚，可能在几十年内都处在沉默之中，就好象地球成了死者的棺材似的。没有人私下低语卡斯特利奥的名字；他的朋友们或死或消失；他所发表过的极少的著作逐渐变得不可得；没人敢印他未发表过的作品。可以想象，他战斗过的战场，他生活过的生命都化为乌有。但历史以不可思议的路径移动着。他的敌手显然的绝对胜利促成了卡斯特利奥的复活。加尔文主义在荷兰的胜利太彻底了。由狂热的教派锤炼出来的传教士们以为在新近征服的土地上理应比加尔文更严厉。然而不久，在这些顽固的人中间（他们曾经成功地反对那些自称有权统治旧世界和新世界的人），对抗又重起。荷兰人不能容忍他们新近得到的政治自由被在良心领域内的教条高压统治所扑灭。有些教士开始抗议（后来称他们为“抗辩者”），反对加尔文主义极权主义的要求。在他们寻求精神上的武器反对不留情的正统观念时，他们忽然想起了一位先行者。他几乎已成为传奇人物，库恩赫茨和其他自由派新教徒发掘出了卡斯特利奥的著作。从一六0三年起，开始重印著作的原版和荷兰文翻译本。它们获得了普遍的注意并引起了读者日益增长的钦佩。
很显然，卡斯特利奥宗教宽容的理想没有在坟墓中腐烂，在寒冬之后它活了下来，现在以崭新的活力开出了花朵。热中于宗教宽容者并不满足于重印大师的著作，他们还遣使到巴塞尔把遗留下来的手稿弄到手。这些著作被带回荷兰，出版了原著和翻译本。这样，在卡斯特利奥死后半个世纪，荷兰豪达出版了他的选集：（一六一二年）。复活了的卡斯特利奥随即成为争议的中心，并第一次有了一大堆信徒。他的影响传播甚广，虽然几乎是非个人的和隐姓埋名的。卡斯特利奥的思想在他人的著作和斗争中重新生活。著名的阿明尼阿斯教派主要是以他的著作中的论点来支持和拥护自由改革的新教主义的。当一个再洗礼教徒在库尔以异端的罪名受审时，甘特纳，瑞士格里松地方的一位传教士极力为被告辩护，并在出庭时手持“马丁努斯·比利斯”的书。非常有可能（虽然这假设缺乏文献证明），笛卡尔和斯宾诺莎曾直接受到卡斯特利奥思想的影响，因为卡斯特利奥的著作在荷兰现在几乎已家喻户晓了。不管事情可能怎么样，宗教宽容的事业已不单独被知识分子和人道主义者所支持，它逐渐地成为低地国家全体人民的事业，他们都已倦于神学上的争论和宗教上的兄弟阋墙之战。在乌得勒支和约上，宽容的思想成为管理国家事务的武器，它强有力地把抽象化的领域具体化，并扎根在坚实的地球上。卡斯特利奥曾向红衣主教们热诚地呼吁，要求他们尊重别人的观点，现在自由了的人民都听到了，并体现在他们的法律之中。从这第一块土地（它将成为世界的领土）起，宽容的理想开始征服每一纲领每一观点。一个国家紧接着一个国家接受了卡斯特利奥的启示，谴责对宗教和哲学思想的迫害。在法国革命中，个人的权利最终得到了保证。法国革命宣称，人是生来自由和平等的，他们有权表示自己的意见，声明他们的信仰不受限制。到了下一世纪，十九世纪，这个过程更加速了。自由的概念——民族自由、个人自由、思想自由，终于被文明思想作为不可剥夺的准则所接受了。
　　(全书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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