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正在组织军队、奔走于汉阳矿工和农民赤卫队之间的时候，我被一些同国民党勾结的民团抓到了。那时候，国民党的恐怖达到顶点，好几百共产党嫌疑分子被枪杀。那些民团奉命把我押到民团总部去处死。但是我从一个同志那里借了几十块钱，打算贿略押送的人释放我。普通的士兵都是雇佣兵，我遭到枪决，于他们并没有特别的好处，他们同意释放我，可是负责的队长不允许。于是我决定逃跑。但是直到离民团总部大约二百码的地方，我才得到了机会。我在那地方挣脱出来，跑到田野里去。
我跑到一个高地，下面是一个水塘，周围长了很高的草，我在那里躲到太阳落山。士兵们追捕我，还强迫一些农民帮助他们搜寻。有好多次他们走得很近，有一两次我几乎可以碰到他们。虽然有五、六次我已经放弃希望，觉得我一定会再被抓到，可是我还是没有被发现。最后，天黑了，他们放弃了搜寻。我马上翻山越岭，连夜赶路。我没有鞋，我的脚损伤得很厉害。路上我遇到一个农民，他同我交了朋友，给我地方住，又领我到了下一乡。我身边有七块钱，买了一双鞋、一把伞和一些吃的。当我最后安全地走到农民赤卫队那里的时候，我的口袋里只剩下两个铜板了。
新师成立以后，我担任党的前敌委员会书记，原武汉警卫团的一个指挥员余洒度，任第一军军长。余多少是因部下的态度而被迫就任的，不久他就逃到国民党那里去了。现在他在南京给蒋介石工作。
这支领导农民起义的小小队伍，穿过湖南向南转移。它得突破成千上万的国民党部队，进行多次战斗，经受多次挫折。当时部队的纪律差，政治训练水平低，指战员中有许多动摇分子。开小差的很多。余洒度逃跑以后，部队到达宁都时进行了改编。陈浩被任命为剩下来大约一团兵力的部队的指挥员；后来他也‘叛变’了。但是，在这个最早的部队中，有许多人始终忠心耿耿，直到今天还在红军中，例如现任一军团政委的罗荣桓，现任军长的杨立三。这支小队伍最后上井冈山②的时候，人数总共只有一千左右。
由于秋收起义的纲领没有得到中央委员会批准，又由于第一军遭受严重损失，而且从城市观点来看，这个运动好象是注定要失败的，因此中央委员会这时明确地批评我。我被免去政治局和党的前委的职务。湖南省委也攻击我们，说我们是‘枪杆子运动’。尽管这样，我们仍然在井冈山把军队团结起来了，深信我们执行的是正确的路线。后来的事实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部队补充了新兵，这个师人员又充实了，我担任了师长。”
①从国民党左派观点来看的这个事件和这个时期一个有趣的叙述，见唐良礼[译音]著《中国革命内幕史》（一九三〇年伦敦）。②井冈山在湘赣边界，是个不可攻破的山寨，原来为土匪所占。史沫特莱所著《中国的红军在前进》（一九三三年纽约）一书对共产党攻占此山及后来在那里的情况有所记述。
五
苏维埃运动（下）
“从一九二七年冬天到一九二八年秋天，第一师守住了井冈山的根据地。一九二七年十一月第一个苏维埃在湖南边界的茶陵成立了，第一个苏维埃政府选举出来了。主席是杜修经。在这个苏维埃以及后来的苏维埃中，我们推行了一个民主的纲领，采取温和的政策，建筑在缓慢而不断的发展这一基础上。这样一来，井冈山就遭到党内盲动主义者的斥责，他们要求对地主实行抢、烧、杀的恐怖政策，为了使他们丧胆。第一军前敌委员会拒绝采用这种策略，所以被头脑发热的人污蔑为‘改良主义者’。我因为没有实行更加‘激进的’政策，遭到他们猛烈的攻击。
一九二七年冬天，两个以前在井冈山附近当土匪头子的王佐和袁文才参加了红军。这使红军的实力增加到将近三团人。王、袁都被任为团长，我是军长。这两个人虽然过去当过土匪，可是率领队伍投身于国民革命，现在愿意向反动派作战。我在井冈山期间，他们是忠实的共产党人，是执行党的命令的。
一九二八年五月，朱德来到井冈山，我们的队伍会了师。我们一同制订丁一个计划，要建立一个包括六个县的苏区，逐步地稳定并巩固湘赣粤边区的共产党政权，并以此为根据地，向更广大的地区发展。这个战略同党的建议是相反的，后者一味作迅速发展的空想。在军队内部，朱德和我得同两个倾向作斗争：第一个倾向是要立即进攻长沙，我们认为这是冒险主义；第二个倾向是要撤退到广东边界以南去，我们认为这是‘退却主义’。根据我们当时的看法，我们的主要任务有二：分地和建立苏维埃。我们要武装群众来加速这个过程。我们的政策主张自由贸易，优待被俘敌军，以及总的来说主张民主的温和主义。
一九二八年秋天，在井冈山召开了一个代表会议，出席的有井冈山以北的苏区的代表。在苏区的党员中，对于上述各点仍然有一些意见分歧。在这次会议上，各种不同的意见充分地发表出来子。少数人认为在上述政策的基础上我们的前途大受限制，但是多数人相信这个政策，因此当宣告苏维埃运动将获得胜利的决议案提交表决的时候很容易就通过了。但是，党中央委员会还没有批准这个运动。直到一九二八年冬天，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的消息传到井冈山的时候，才得到批准。
对于那次代表大会所采取的新路线，朱德和我是完全同意的。从那时起，党的领导人和农村地区苏维埃运动的领导人之间的分歧消除了，党恢复了一致。
六人的决议总结了一九二五年到二七年的革命和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秋收起义的经验。它的结论是赞成把重点放在土地运动上。大约在这时候，红军开始在中国其他地方出现。一九二七年冬天，湖北西部和东部发生了暴动，为建立新苏区打下了基础。在西面的贺龙和在东面的徐海东，开始建立自己的工农军队。徐海东活动的区域成了鄂豫皖苏区的核心，后来徐向前和张国焘去了那里。一九二七年冬天，方志敏和邵式平在邻接福建的江西东北部边界，也开展了一个运动，后来发展成为强大的苏维埃根据地。广州起义失败以后，彭湃率领一部分忠心耿耿的部队到海陆丰去，那里成立了一个苏维埃，由于它执行盲动主义的政策，很快就被摧毁。它的一部分军队在古大存指挥下从那个地区突围，同朱德和我取得了联系，后来成为红军第十一军的核心。
一九二八年春天，由李文林、李韶九领导的游击队，开始在江西的兴国、东固活跃起来。这个运动以吉安一带为根据地，这些游击队后来成为第三军的核心，而这个地区本身则成为中央苏维埃政府的根据地。在福建西部，张鼎丞、邓子恢和后来变成社会民主党人的傅柏翠，建立了苏维埃。
在井冈山‘反冒险主义斗争’时期，第一军打败了白军两次攻占井冈山的企图。对于我们正在建立的那种机动部队说来，井冈山证明是绝好的根据地。它有很好的天然屏障，种的农作物足够供给一支小小的军队。它方圆有五百里，纵横约八十里。本地人有另外的名称，叫它大小五井；真正的井冈山是附近的一座早已荒废的山。五井这个名称是从山麓五口大井得来的，即大、小、上、下、中五井，山上的五个村就是以这五口井相称。
我们的队伍在井冈山会师以后，进行了改编，著名的红军第四军创立了，朱德任军长，我任党代表。一九二八年冬天，何键的部队发生起义和哗变以后，井冈山来了更多的军队，这样就产生了红军第五军。彭德怀任军长。除了彭德怀以外，还有长征途中在贵州遵义牺牲的邓萍；一九三一年在江西牺牲的黄公略；和滕代远。
来了这么多军队，山上的条件变得很差了。部队没有冬衣，粮食奇缺。我们有好几个月几乎只靠吃南瓜过活，战士们喊出他们自己的口号：‘打倒资本主义吃南瓜！’——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就是地主和地主的南瓜。朱德留下彭德怀守井冈山，自己突破了白军的封锁，一九二九年一月，我们的第一次守山就此结束。
第四军这时迅速而顺利地展开了打通江西南部的战斗。我们在东固建立了苏维埃，和当地的红军部队会合。我们接着分兵挺进永定、上杭和龙岩，在这几县成立了苏维埃。红军来到以前就存在于这些地区的战斗的群众运动，保证了我们的胜利，帮助我们能够在稳定的基础上，非常迅速地巩固苏维埃政权。通过群众性的土地运动和游击队活动，红军的影响扩大到了其他几个县，但是共产党人到后来才在那里充分掌握权力。
红军在物质上和政治上的情况都有了改进，但是还存在着许多不良倾向。例如‘游击主义’就是一种弱点，反映在缺乏纪律，极端民主化和组织涣散上面。另一种需要克服的倾向，是‘流寇思想’——不愿意安心做建立政权的艰苦工作，喜欢流动、变换环境，喜欢新奇的经历和事件。还有军阀主义残余，个别指挥员虐待甚至殴打战士，凭个人好恶，对人有所歧视或者偏爱。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在闽西古田召开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以后，许多这样的弱点都被克服了。大会讨论了改进的办法，消除了许多的误解，通过了新的计划，这就为在红军中提高思想领导奠定了基础。在这以前，上面所说那些倾向是十分严重的，而且被党内和军事领导内的一个托洛茨基派别利用了来削弱运动的力量。这时开展了猛烈的斗争来反对他们，有些人被撤销了党内职务和军队指挥职务。刘恩康——一个军长，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据揭发，他们阴谋在对敌作战时使红军陷入困境而消灭红军。几次作战失败后，他们的计划就暴露得非常明显了。他们恶毒地攻击我们的纲领，反对我们的一切主张。经验已经证明他们的错误，他们被撤去领导职务，在福建会议以后，他们就没有影响了。
这次会议为在江西建立苏维埃政权铺平了道路。第二年取得了一些光辉的胜利。几乎整个江西南部都落入红军之手。中央苏区的根据地建立起来了。
一九三〇年二月七日，江西南部召开了一个重要的地方党会议，讨论今后苏维埃的纲领。当地党、军、政代表都出席了会议。会上详细讨论了土地政策的问题，由那些反对分配土地的人所发动的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被打败了。会议决定分配土地，加速建立苏维埃，在这以前，红军只是组织地方的和乡的苏维埃，在这次会议上，决定了建立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对于这个新的纲领，农民报以热烈的拥护，这有助于在后来的几个月中打败国民党军队的围剿。”
六
红军的成长（上）
毛泽东的叙述，已经开始脱离“个人历史”的范畴，有点不着痕迹地升华为一个伟大运动的事业了，虽然他在这个运动中处于支配地位，但是你看不清他作为个人的存在。所叙述的不再是“我”，而是“我们”了；不再是毛泽东，而是红军了；不再是个人经历的主观印象，而是一个关心人类集体命运的盛衰的旁观者的客观史料记载了。
他的叙述越接近结束，我越发需要询问他自己的事情。当时他在做什么?当时他担任什么职务?遇到这种或那种情况，他抱什么态度?我的提问，总的说来，使得他在这最后一章自述中有几处提到自己：
“逐渐地，红军的群众工作改进了，纪律加强了，新的组织方法也摸索出来了。各地的农民开始自愿帮助革命了。早在井冈山时期，红军就给战土规定了三条简明的纪律：行动听指挥，不拿贫农一点东西；打土豪要归公。一九二八年会议以后，曾经作 了很大努力争取农民的支持，在上述三条之外，又添了八项。这八项是：
一、上门板；①
二、捆铺草；
三、对老百姓要和气，要随时帮助他们；
四、借东西要还；
五、损坏东西要赔；
六、和农民买卖要公平，
七、买东西要付钱；
八、要讲卫生，盖厕所离住家要远。
最后两项是林彪加的。这八项执行得越来越成功，到今天还是红军战士的纪律，他们经常背诵。②另外还向红军宣讲三项守则，作为主要任务：第一、对敌人要斗争到死；第二、要武装群众；第三、要筹款帮助斗争。
早在一九二九年，李文林、李韶九领导的几支游击队，经过改编加入了红军第三军。第三军由黄公略指挥，陈毅任政委。在同一时期，朱培德的民团有一部分哗变，加入了红军。他们是在一个国民党指挥员罗炳辉率领下投奔共产党营垒的。他对国民党感到幻灭而愿意参加红军。现在他是红二方面军第三十二军军长。从福建的游击队和红军正规部队骨干，又创立了红军第十二军，由伍中豪指挥，谭震林是政委。后来伍中豪作战牺牲，由罗炳辉继任。
红军一军团也是在这个时候建立的，总司令是朱德，我是 政委。它由第三军、林彪指挥的第四军，和罗炳辉指挥的第十二军组成。党的领导是前敌委员会，我是前委主席。那时一军团已经有一万多人，编成十个师。在这支主力之外，还有许多地方的独立团、赤卫队和游击队。
除了这个运动的政治基础以外，红军的战术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军事上的胜利发展。我们在井冈山采取了四个口号，提纲挈领地说明了我们所采用的游击战术，而红军就是从这种游击战中成长起来的。这些口号是：
一、敌进我退！
二、敌驻我扰！
三、敌疲我打！
四、敌退我追！
这四个口号最初为许多有经验的军人所反对，他们不赞成我们所主张的这种战术。但是，后来许多的经验都证明这种战术是正确的。一般说来，凡是红军背离了这些口号，他们就不能打胜仗。我们的军力很小，敌人超过我们十倍到二十倍；我们的资源和作战物资有限，只有把运动战术和游击战术巧妙地结合起来，我们才能有希望在反对国民党的斗争中取得胜利，因为国民党是在雄厚得多的基础上作战的。
红军的最重要的一个战术，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在进攻时集中主力，在进攻后迅速分散。这意味着避免阵地战，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红军的机动性和神速而有力的。‘短促突击战’，就是在上述战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在扩大苏区时，红军一般地采取波浪式或潮水式的推进政策，而不是跳跃式的不平衡的推进，不去深入地巩固既得地区。这种政策同上面说过的战术一样，是切合实际的，是从许多年集体的军事经验和政治经验产生出来的。这些战术，遭到李立三的激烈批评，他主张把一切武器集中到红军中去，把一切游击队合并到红军中。他只要进攻，不要巩固；只要前进，不要后方；只要耸动视听的攻打大城市，伴之以暴动和极端的行动。那时候李立三路线在苏区以外的党组织中占统治地位，其声势足以强迫红军在某种程度上违反战地指挥部的判断而接受它的做法。它的一个结果，是进攻长沙；另一个结果是向南昌进军。但是在这两次冒险中，红军并没有停止游击队的活动或把后方暴露给敌人。”
①这条命令并不象听起来那么神秘费解。中国房子的木板门是可以轻易卸下来的，到晚上常常卸下来放在板凳上临时当床使。②红军有一个这样内容的歌曲，也是每天唱的。
六
红军的成长（中）
“一九二九年秋天，红军挺进江西北部，攻占了许多城市，多次打败了国民党军队。一军团在前进到离南昌很近的时候，突然转向西方，向长沙进发。在进军中，一军团同彭德怀会师了，彭德怀曾一度占领长沙，但为避免遭占极大优势的敌军所包围而被迫撤出。彭德怀在一九二九年四月曾不得不离开井冈山到赣南活动，结果它的部队大大地增加了。一九三〇年四月，他在瑞金同朱德和红军主力重新会合，接着召开了会议，决定彭德怀的三军团在湘赣边界活动，朱德和我则转入福建。一九三〇年六月，三军团和一军团再次会师，开始第二次攻打长沙。一、三军团合并为一方面军，由朱德任总司令，我任政委。在这种领导下，我们到达长沙城外。
大致在这个时候，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成立了，我当选为主席。红军在湖南有广泛的影响，几乎和在江西一样。湖南农民都知道我的名字。因为悬了很大的赏格不论死活要缉拿我、朱德和其他红军领导人。我在湘潭的地被国民党没收了①。我 的妻子和我的妹妹，还有我的兄弟毛泽民、毛泽覃两个人的妻子和我自己的儿子，都被何键逮捕。我的妻子和妹妹被杀害了。其余的后来得到释放。红军的威名甚至于扩展到湘潭我自己的村里，因为我听到一个故事，说当地的农民相信我不久就会回到家乡去。有一天，一架飞机从上空飞过，他们就断定飞机上坐的是我。他们警告那时种我的地的人，说我回来看我的地了，看看地里有没有树木被砍掉。他们说，如果有砍掉的，我一定会向蒋介石要求赔偿。
但是第二次打长沙失败了。国民党派来大批援军，城内有重兵防守；九月间，又有新的军队纷纷开到湖南来攻打红军。在围城期间，只发生一次重大的战斗，红军在这次战斗中消灭了敌军两个旅。但是，它没有能占领长沙城，几星期以后就撤到江西去了。
这次失败有助于摧毁李立三路线，并使红军不必按照李立三所要求的那样对武汉作可能招致惨败的进攻。红军当时的主要任务是补充新的兵员，在新的农村地区实行苏维埃化，尤其重要的是在苏维埃政权的坚强领导下巩固红军攻克的地区。为了这些目的，没有必要打长沙，这件事本身含有冒险的成分。然而如果第一次的占领只是一种暂时的行动，不想固守这个城市，并在那里建立政权的话，那么，它的效果也可以认为是有益处的，因为这对全国革命运动所产生的反响是非常大的。企图把长沙当做一种根据地，而不在后面巩固苏维埃政权，这在战略上和在战术上都是错误的。”
我在这里要冒昧。打断一下毛泽东的叙述，对李立三提供一些令人感到兴趣的情况。李立三是湖南人，法国留学生。他经常来往于上海、汉口之间，因为共产党在这两个地方都设“地下”总部，到一九三〇年以后，党的中央委员会才迁到苏区去。李立三是中国共产党人中最有才华的一个人，也许也是最难以捉摸的一个人，大概也是中国所产生的最够得上成为托洛茨基的一个人。从一九二九到一九三一年，李立三统治了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一年他被解除了政治局的职务，派到莫斯科去“学习”，至今仍在那里。李立三也和陈独秀一样，对农村苏维埃缺乏信心，他主张对长沙、武汉、南昌那样的战略大城市采取大举进攻的策略。他主张在农村搞“恐怖”，来打掉地主豪绅的气焰；主张工人发动“强大的攻势”，举行暴动和罢工，使敌人在自己的地盘上陷于瘫痪；主张在苏联支持下从外蒙和满洲展开北面的“侧击”。也许在莫斯科心目中他的最大“罪过”是他在一九三〇年认为中国是世界革命的“中心”，这就否认苏联的这个地位。
现在话归原处：
“但是李立三既过高估计了那时候红军的军事力量，也过高估计了全国政局的革命因素。他认为革命已经接近胜利，很快就要在全国掌握政权。当时助长他这种信心的，是蒋介石和冯玉祥之间的旷日持久、消耗力量的内战，这使李立三认为形势十分有利。但是在红军看来，敌人正准备内战一停就大举进攻苏区，这不是进行可能招致惨败的盲动和冒险的时候。这种估计后来证明是完全正确的。
由于湖南事件、红军撤回江西，特别是占领吉安以后，‘李立三主义’在军队里被克服了。而李立三本人在被证明是错误了以后，很快就丧失了党内影响。但是，在‘李立三主义’被确定地埋葬以前，军内曾经历一个危急的时期。三军团的一部分人赞成执行李立三路线，要求三军团从红军中分离出来。但是，彭德怀对这种倾向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维持了在他的指挥下的部队的团结和他们对上级指挥部的忠诚。但是，第二十军在刘铁超领导下公开叛变，逮捕了江西苏维埃的主席，逮捕了许多指挥员和政府干部，并在李立三路线的基础上对我们进行了政治的攻击。这件事发生在富田，因此称为‘富田事件’。富田在苏区的心脏吉安的附近，因此这个事件引起了一时的震动，有许多人想必认为革命的前途取决于这个斗争的结局。幸而这次叛乱很快就被镇压下去，这是由于三军团的忠诚、党和红军部队的总的团结，以及农民的支持。刘铁超被逮捕，其他叛乱分子被解除武装和消灭。我们的路线重新得到肯定，‘李立三主义’确定地被镇压下去了，结果苏维埃运动随后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这时南京被江西苏区的革命潜力完全惊醒了，在一九三〇年年底开始了对红军的第一次围剿。②敌军总数超过十万，兵分五路开始包围苏区，以鲁涤乎为总指挥。当时红军能动员起来抗击敌军的部队约有四万人。我们巧妙地运用运动战术，迎击并克服了第一次围剿，取得了巨大的胜利。我们贯彻执行了迅速集中和迅速分散的战术，以我主力各个击破敌军。我们诱敌深入苏区，集中优势兵力突然进攻孤立的国民党部队，取得主动地位，能够暂时包围他们，这样就把数量上占巨大优势的敌人所享有的总的战略优势扭转过来。
一九三一年一月，第一次围剿完全被打败了。我认为红军如果不是在围剿开始时创造了三个条件，那末这次胜利是不可能的：第一、一军团和三军团在集中的指挥下统一起来了；第二、清算了李立三路线；第三、党战胜了红军内和苏区内的AB团[刘铁超]及其他现行反革命分子。”
①毛泽东在大革命中曾把这些地的地租用于湖南农民运动。②这次围剿在杨健[译音]著《中国共产党现况》（一九三一年南京）一书中有详尽描述，颇有兴趣。
六
红军的成长（下）
“仅仅经过四个月的喘息，南京就发动了第二次围剿，以现任军政部长何应钦为总司令。他的兵力超过二十万，分七路向苏区推进。当时红军的处境被认为非常危急。苏维埃政权管辖的区域很小，资源有限，装备缺乏，敌人的物质力量在各方面都远远超过红军。但是，红军仍然坚持迄今赖以制胜的战术来对付这次进攻。我们放敌军诸路深入苏区，然后集中主力突然攻击敌第二路，打败了好几个团，摧毁了他们的进攻力量。我们马上迅速地相继进攻第三路、第六路、第七路，逐个击败他们。第四路不战而退，第五路被部分地消灭。在十四天中，红军打了六仗，走了
八天路，结果得到决定性的胜利。蒋光鼐、蔡廷锴指挥的一路军，在其他六路被击溃或退却以后，没有认真打一仗就撤退了。
一个月以后，蒋介石亲身出马统率三十万军队，要‘最后剿灭“赤匪”。协助他的有他最得力的将领陈铭枢、何应钦、朱绍良，每人负责一路大军。蒋介石指望用长驱直入的办法占领苏区，‘荡平赤匪’。他一开始就每天进军八十里，深入苏区的腹地。这恰恰给红军提供了最合适的作战条件，蒋介石的战术很快就被证明犯了严重错误，我军主力只有三万人，我们进行了一系列杰出的运动，在五天之中进攻了五路敌军。第一仗红军就俘虏了许多敌军，缴获了大批弹药、枪炮和装备。到九月间，蒋介石就承认第三次围剿已经失败，在十月间撤退了他的军队。
这时候红军进入一个比较和平的成长时期。发展是非常迅速的。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一日召开，中央苏维埃政府宣告成立，我担任主席。朱德当选为红军总司令。就在这个月，发生了宁都大起义，国民党二十八路军有两万多人反正，参加了红军。他们是由董振堂、赵博生率领的。赵博生后来在江西作战牺牲，董振堂今天仍然是红五军军长，五军团就是由宁都起义后过来的部队建立的。
红军现在发动自己的攻势了。一九三二年它在福建漳州打了一个大仗，占领了这个城市。在南方，红军在南雄进攻了陈济棠，而在蒋介石的战线上，红军猛攻乐安、黎川、建宁和泰宁。它攻打了赣州，但没有占领。从一九三二年十月起，直到长征西北开始，我本人几乎用全部时间处理苏维埃政府工作，军事指挥工作交给了朱德和其他的人。
一九三三年四月，南京开始第四次，也许是败得最惨的一次‘围剿’。①这一次红军第十仗就把敌两个师解除了武装，俘虏了两个师长。敌第五十九师被部分消灭，第五十二师被全部消灭。这一仗是在乐安县的大龙坪和桥汇打的，红军一举就俘虏了一万三千敌军。蒋介石最精锐的部队国民党第十一师，接着也被消灭，几乎全部被缴械，它的师长受了重伤。这几仗构成了决定性的转折点，第四次围剿随即结束。蒋介石当时写信给他的战地司令官陈诚，说他认为这次失败是他一生中‘最大的耻辱’。陈诚是不赞成搞这种围剿的。他当时对人说，在他看来，同红军作战是一种‘终身职业’，也是一种‘无期徒刑’。这话传到蒋介石那里，他就解除了陈诚的总司令职务。
为了他的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围剿，蒋介石动员了将近一百万人，而且采取了新的战术和战略。蒋介石根据德国顾问们的建议，在第四次围剿时就已经开始采用堡垒体系。在第五次围剿中，他就完全依赖这个了。
在这个时期，我们犯了两个重大的错误。其一是在一九三三年福建事变中没有能同蔡廷锴的部队联合。其二是放弃了我们以前的运动战术，而采用错误的单纯防御战略。用阵地战对付占巨大优势的南京军队，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因为红军无论在技术上或者在精神上都不适合于阵地战。
由于犯了这些错误，由于蒋介石在围剿中采用新的战术和战略，加上国民党军队在数量上技术上占压倒的优势，到了一九三四年，红军就不得不努力去改变它在江西的迅速恶化的处境了。其次，全国的政治形势也促使我们决定将主要的活动场所迁移到西北去。由于日本侵略东北和上海，苏维埃政府早在一九三二年二月就已经正式对日宣战。但因苏维埃中国遭到国民党军队封锁包围，宣战自然不能生效。接着，苏维埃政府又发表宣言，号召中国所有的武装力量组成统一战线，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一九三三年初，苏维埃政府宣布愿在下列基础上同任何白军合作：停止内战，停止进攻苏区和红军，保障民众的公民自由和民主权利；武装人民进行抗日战争。
第五次围剿于一九三三年十月开始。一九三四年一月，在苏维埃首都瑞金召开了第二次中华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总结革命的成就。我在会上作了长篇报告，大会选举了中央苏维埃政府——就是现在的这批人员。不久以后，我们就准备长征了。长征开始于一九三四年十月，在蒋介石发动他的最后一次围剿刚好一年以后，这一年作战和斗争几乎不断，双方的损失都很大。
一九三五年一月，红军主力到达贵州遵义。在随后的四个月，红军几乎不断地行军，并且进行了最有力的战斗。红军经历了无数艰难险阻，横渡中国最长、最深，最湍急的江河，越过一些最高，最险的山口，通过凶猛的土著居民的地区，跋涉荒无人烟的大草地，经受严寒酷暑、风霜雨雪，遭到全中国白军半数的追击——红军通过了所有这一切天然障碍物，并且打破了粤、湘、桂、黔、滇、康、川、甘、陕地方军队的堵截，终于在一九三五年十月到达了陕北，扩大了目前在中国的大西北的根据地。
红军的胜利行军，胜利达到甘、陕，而其有生力量依然完整无损，这首先是由于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其次是由于苏维埃人民的基本干部的伟大的才能、勇气、决心以及几乎是超人的吃苦耐劳和革命热情。中国共产党过去、现在、将来都忠于马列主义，并将继续进行斗争反对一切机会主义倾向。它之所以不可战胜，所以一定取得最后胜利，其原因之一就在于这种决心”。
①在许多关于剿共战争的报道中，对于进攻苏区的大围剿次数，众说纷纭。有的作者说“围剿”共达八次之多，但是南京所进行的这几次大动员，有些完全是防御性的。红军指挥员口中只有五次大围剿。每次直接卷入的南京军队兵力大致如下：第一次，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到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万人；第二次，一九三一年五月到六月，二十万人；第三次，一九三一年七月到十月，三十万人；第四次，一九三三年四月到十月，二十五万人；第五次，一九三三年十月到一九三四年十月，四十万人（共动员了九十万以上的军队进攻三个主要苏区）。一九三二年南京没有发动大围剿，当时蒋介石用五十万左右军队在红区周围设防。但这一年却是红军发动大攻势的一年。显然南京在一九三二年的防御活动被许多作者误解为大围剿了，因为南京当时是把它作为“剿共”来宣传的。但红军没有这么谈论，蒋介石也没有。
第五篇
长征
一
第五次围剿
华南苏区的六年，注定是要成为长征这部英雄史诗的前奏曲的。这六年的历史动人心魄，但是只有零星的记载。我在这里即使要概括地介绍一下也是很难做到的。毛泽东简单地谈到了苏区的有机发展和红军的诞生过程。他谈到了共产党怎样从几百个衣衫褴褛、食不果腹的年轻然而坚决的革命者建立起一支有好几万工农所组成的军队，最后到一九三〇年时已经成了政权的争夺者，其威胁严重到使南京不得不对他们进行第一次大规模的进攻。第一次“围剿”和接着的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围剿”完全以失败告终。在每次这样的战役中红军都几旅几旅地、整师整师弟消灭了国民党军队，补充了自己的武器和弹药， 招来了新兵，扩大了地盘。
在这期间，在红军非正规部队的这道不可逾越的防线后面，生活究竟是怎样的呢?我们这一时代的一个令人惊异的事实是，在华南苏区的全部历史中，竟没有一个“外来的”外国观察家曾经进入过红区——世界上除了苏联以外唯一的这个由共产党统治的国家。因此，外国人所写的关于华南苏区的一切材料都是第二手材料。但是，这些记载不论是友好的还是敌意的，现在可以证实几点重要事实，这些事实清楚地说明了红军所取得的人民拥护的基础是什么。土地给重新分配了，捐税给减轻了。集体企业大规模地成立了，到一九三三年，仅江西一地就有一千多个苏维埃合作社。失业、鸦片、卖淫、奴婢、买卖婚姻都已绝迹，和平地区的工人和贫农生活条件大为改善。群众教育在情况稳定的苏区有了很大的进展。在有些县里，红军在三、四年中扫除文盲所取得的成绩，比中国农村任何其他地方几个世纪中所取得的成绩还要大，这甚至包括晏阳初在洛克菲勒资助下在定县进行的“豪华”的群众教育试验。在共产党模范县兴国，据说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有文化的——比那个有名的洛克菲勒资助的县份还高。
许多不偏不倚的材料现在至少已经证明了这一些。但是，关于这个小小的苏维埃共和国生活的其他方面虽然越来越多地可以搞到文献材料，我们仍然只能从理论上来加以探讨，而这又不属本书的范围。比如，要是当初红军坚守住于南方的根据地，并且得到巩固，他们会有什么成就?这马上使我们进入了纯粹臆测的领域，所得结论自然受到主观因素的制约。无论如何，关于南方苏区的猜测，现在主要是只具有学术兴趣的事了。因为到一九三三年十月，南京已发动了它的第五次， 也是最大的一次反共战争，一年之后，红军终于被迫实行总退却。当时几乎人人都认为完了，认为这是为红军送葬出殡。他们这种估计错误到多么严重的程度，要到几乎两年以后才看得出来，因为那时将要发生一场惊人事件，使蒋介石总司令的性命掌握在共产党的手中，这样的卷土重来在历史上是很少有先例的。而在这以前，蒋介石有一阵子却真的相信了自己的吹牛——他已经“消灭了共产主义的威胁”。
对红军进行的战争到了第七个年头，要想消灭他们的尝试才取得了显著的成功。当时红军对江西的一个很大部分和福建湖南的大块地区，有实际行政控制权。在湖南、湖北、河南、安徽、四川、陕西诸省还有其他的苏区，只是与江西苏区并不连接而已。
蒋介石在第五次战役中对红军发动了大约九十万军队，其中也许有四十万——约三百六十个团——实际参加了赣闽苏区的战争和对付鄂豫皖苏区的红军。但是江西是整个战役的枢纽。红军在这里能够动员一共十八万正规军，包括所有后备师，它还有大约二十万游击队和赤卫队，但是全部火力却只有不到十万支步枪，没有大炮，手榴弹、炮弹和弹药来源极其有限，这全部是在瑞金的红军军火厂中制造的。
蒋介石采取了新战略，充分利用他的最大有利条件——优势资源、技术装备、外面世界的无限供应(红军却同外面世界隔绝)机械化战术，一支现代化空军，可以飞航的作战飞机近四百架。红军缴获了少数几架蒋介石的飞机，他们也有三、四个飞行员，但是他们缺乏汽油、炸弹、机工。过去经验证明，进犯红区，企图以优势兵力突袭攻占，结果要遭到惨败，蒋介石现在改用新的战略，把他大部分军队包围“匪军”，对他们实行严密的经济封 锁。因此，这基本上是一场消耗战。
这样做代价很大。蒋介石修建了几百、几千英里的军事公路，成千上万个小碉堡，可以用机关枪火力或大炮火力连成一片。他的又攻又守的战略和战术可以减弱红军在运动战上的优势，而突出了红军兵力少、资源缺的弱点。实际上，蒋总司令在他的著名第五次围剿中等于对苏区修建了一条长城，逐步收拢，其最后目的是要像个铁钳似的夹住和击溃红军。
蒋介石聪明地避免在公路碉堡网以外暴露大部队。他们只有在得到大炮、装甲车、坦克和飞机滥炸得非常良好掩护下才前进，很少进到碉堡圈几百码以外。这些碉堡圈遍布江西、福建、湖南、广东、广西诸省。红军由于被剥夺了佯攻、伏击或在公开交战中出奇制胜的机会，不得不采取新战略，他们开始把他们的主要力量放在阵地战上，这一决定的错误及其错误的理由，本书以后还要述及。
据说第五次战役主要是蒋介石的德国顾问们设计的，特别是已故的冯·西克特将军，他曾任纳粹陆军参谋长，有一个时期是蒋介石的首席顾问。新战术是彻底的，但进展缓慢，代价浩大。作战进行了几个月，但是南京对敌军主力还没有打出决定性的一击。不过，封锁的效果在红区是严重地感觉到了，特别是完全缺盐这一点。小小的红色根据地是越来越不足以击退它所受到的全部军事和经济压力了。为了维持这次战役中所进行的一年惊人的抵抗，尽管红军否认，但我怀疑对农民想必进行了相当程度的剥削①。但是同时必须记住，红军的战士大多数都是新分了土地和获得了选举权的农民。中国的农民仅仅为了土地，大多数也是愿意拼死作战的。江西的人民知道，国民党卷土重来意味着土地回到地主的手中。
南京方面当时认为它的歼灭战快要成功。敌人已陷入重围，无法脱身。除了在国民党收复的地区进行“清剿”以外，每天还从空中进行轰炸和扫射，消灭的农民当有千千万万。据周恩来说，红军本身在这次围困中死伤超过六万人，平民的牺牲是惊人的。整块整块的地方被清除了人口，所采取办法有时是强迫集体迁移，有时更加干脆地集体处决。国民党自己估计，在收复江西苏区的过程中，杀死或饿死的人有一百万。
尽管如此，第五次战役仍没有定局。他没有能达到消灭红军的“有生力量”这个预期目标。红军在瑞金举行了一次军事会议，决定撤出，把红军主力转移到一个新根据地去。这次大远征为期达整整一年，计划周密，很有效能，这种军事天才是红军在采取攻势阶段所不曾显过身手的。因为指挥胜利进军是一回事，而在如今已尽人皆知的西北长征中那样的困难条件下，胜利完成撤退计划又是另外一回事。
从江西撤出来，显然进行得极为迅速秘密，因此到红军主力——估计约九万人——已经行军好几天以后，敌人的大本营才发现他们已经撤走了。红军在赣南进行了动员，把大部分正规军从北线撤下来，由游击队换防。这种行动总是在夜间进行的。到全部红军在赣南的雩都附近集中后，才下令作大行军，这是在一九三四年十月十六日开始的。
连续三夜，红军把部队分成西、南两个纵队。第四天晚上他们出其不意地进发了，几乎同时攻打湖南和广东的碉堡线。他们攻克了这些碉堡，敌军惊惶奔逃。红军猛攻不停，一直到占领了南县的全部的碉堡工事封锁网，这就给他们打开了通向西方和南方的道路，红军的先锋部队就开始了他们轰动一时的长征。
除了红军主力以外，成千上万的红区农民也开始行军——男女老幼、党与非党的都有。兵工厂拆迁一空，工厂都卸走了机器，凡是能够搬走的值钱东西都装在骡子和驴子的背上带走，组成了一支奇怪的队伍。随着征途的拉长，这些负担大部分都得在中途扔掉，据红军告诉我，成千上万支步枪和机枪，大量机器和弹药，甚至还有大量银洋都埋在他们从南方出发的长征途上。他们说，现在遭到成千上万警备部队包围的红区农民有朝一日会把他们从地下挖出来，恢复他们的苏区。他们只等着信号——抗日战争也许就是那个信号。
红军主力撤出江西后，经过了许多星期，南京的军队才终于占领红军的主要城市。因为成千上万的农民赤卫队和游击队在少数正规人员领导下仍继续坚决抵抗到底。这些红军领袖不怕牺牲，自愿留下来，他们许多人的英勇事迹今天仍为红军所津津乐道。他们打了一场后卫战，使主力能够突围远去，南京来不及动员足够部队来加以追逐和消灭与行军涂上。即使到一九三七年，江西、福建、贵州仍有一些地方由这些红军残部据守，而在最近政府宣布又要对福建开始进行一次“最后肃清”的反攻战役。
①这个词放在这里很难听，我查了其他资料，其实这些都是翻译的使用方法不同造成的——“虽然红党们否认，可是我敢说，在这一次围剿中，红军艰苦地抵抗这一年，一定在农民身上征发了不少的人力与物力。”以上是另外的翻译，提供给大家，请按照自己的喜好阅读——ZRED。
二
举国大迁移
红军成功地突破了第一道碉堡线以后，就开始走上它历时一年的划时代的征途，首先向西，然后向北。这是一次丰富多彩、可歌可泣的远征，这里只能作极简略的介绍。共产党人现在正在写一部长征的集体报告，由好几十个参加长征的人执笔，已经有了三十万字，还没有完成。冒险、探索、发现、勇气和胆怯、胜利和狂喜、艰难困苦、英勇牺牲、忠心耿耿，这些千千万万青年人的经久不衰的热情、始终如一的希望、令人惊诧的革命乐观情绪，像一把烈焰，贯穿着这一切，他们不论在人力面前，或者在大自然面前，上帝面前，死亡面前都绝不承认失败——所有这一切以及还有更多的东西，都体现在现代史上无与伦比的一次远征的历史中了。
红军说到它时， 一般都叫“二万五千里长征”，从福建的最远的地方开始，一直到遥远的陕西西北部道路的尽头为止，其间迂回曲折，进进退退，因此有好些部分的长征战士所走过的路程肯定有那么长，甚至比这更长。根据一军团按逐个阶段编的一张精确的旅程表①，长征的路线共达一万八千零八十八里，折合英里为六千英里，大约为横贯美洲大陆的距离的两倍，整个旅程都是步行的，有些是世界上最难通行得小道，大多数无法通行车辆轱辘，还有亚洲最高的山峰和最大的河流。从头到尾都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斗。
有四道主要的防御工程，在钢筋混凝土机枪阵地和碉堡网的支援下，包围着中国西南②的苏区，红军必须先粉碎这四道防线才能到达西面的没有封锁地区。在江西的第一道防线于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一日突破；在湖南的第二道防线于十一月三日占领；一个星期以后，在湖南的第三道防线经过血站之后陷入红军之手。 广西和湖南的军队在十一月二十九日放弃了第四道也是最后一道的防线，红军就挥师北上，深入湖南，开始直捣四川，计划进入那里的苏区，与徐向前领导下的四方面军汇合。在上述的日期中间，共打了九次大仗。南京方面和地方军阀陈济棠、何键、白崇禧沿途一共动员了一百十一团的兵力。
在经过江西、广东、广西、湖南的征途上，红军遭到了非常惨重的损失。他们到达贵州边境时，人数已减少了三分之一。这首先是由于大量运输工作所造成的障碍，当时用于这项工作的竟达五千人之多。因此先锋部队被拖了后腿，有时敌人得以在行军途上遍设障碍。其次，从江西出发时一直不变地保持着一条西北向的路线，因此南京方面可以预计到红军的大部分动向。
这些错误所造成的严重损失，使红军在贵州采取了新的战术。他们不再直线前进，而是开始采取一系列的转移视线的运动，使南京的飞机要弄清楚主力部队逐日的具体目标越来越困难。经常有两个纵队，有时多到四个纵队，在中央纵队的两侧从事一系列的声东击西的活动，而先锋部队则采取钳形攻势。装备方面只保留了最低限度的最轻便的必要装备，运输部队由于每天遭到空袭，改为夜间行军，人数亦大为减少。
蒋介石为了防止红军过长江进入四川，把大量部队从湖北、安徽、江西撤出，匆匆西运，要想（从北方）切断红军的进军路线。每个渡口都有重兵设防，每只渡船都撤至长江北岸；所有道路都封锁起来；大批大批的地方清仓绝粮。南京还另派大批部队到贵州去增援地方军阀王家烈的烟枪部队，后者终于被红军几乎全部消灭了。另外又派了军队去云南边境，设立障碍。因此，红军在贵州遇到了一、二十万的军队的迎击，后者在沿途遍设障碍。这就使得红军不得不在贵州进行了两次反方向的大行军，对省会做了大迂回。
贵州境内的作战占了红军四个月的时间。他们一共消灭了五师敌军，攻占了王家烈省主席的司令部，占领了他在遵义的洋房，招了二万新战士入伍，到了省内大部分大小村镇，召开了群众大会，在青年中间培养了共产党干部。他们的损失有限，但渡江仍有问题。蒋介石在川桂边境迅速集中兵力，封锁了去长江的捷径短道。他现在把歼灭红军的主要希望寄托于防治红军渡江上面，妄图把红军进一步驱向西南，或者驱进西藏的不毛之地。他电告麾下的将领和地方军阀：“在长江南岸堵截红军乃党国命运所系。”
突然，在一九三五年五月初，红军又回师南向，进入云南，那里是中缅和中越交界的地方。他们在四天急行军后到达距省会云南府十英里处，地方军阀龙云紧急动员一切部队进行防御。与此同时，蒋介石的增援部队从贵州过来追击。蒋介石本人和他的夫人原来在云南府逗留，这时赶紧搭上法国火车到印度支那去。一大队南京轰炸机每天在红军上空下蛋，但是红军仍继续进来。不久，这场惊惶结束了，原来发现红军向云南府的进军不过是少数部队的佯攻。红军主力已西移，显然想在长江上游少数几个通航点之一龙街渡江。
长江的在尽是荒山野岭的云南境内，流经深谷高峰，水深流急，有的地方高峰突起，形成峡谷，长达一、二英里，两岸是悬崖峭壁。少数的几个渡口早已为政府军所占领。蒋介石感到很高兴。他现在下令把所有渡船撤至北岸焚毁，然后他命自己的部队和龙云的军队开始包抄红军，希望在这条有历史意义的和险阻莫测的长江两岸一劳永逸地把红军消灭掉。
红军好像不知道自己的命运似的，仍继续向西面的龙街分三路急行军，那里的渡船已经焚毁，南京的飞行员报告，红军一支先锋部队在造一条竹桥。蒋介石更加信心百倍了，造一条桥要好几星期时间。但是有一天晚上，有一营红军突然悄悄地倒过方向，强行军一天一夜，像奇迹一样，走了八十五英里，到傍晚时分到达附近其他一个唯一可以摆渡的地方——皎平渡。他们穿着缴获的国民党军服，在黄昏时分到了镇上，没有引起任何注意，悄悄地解除了驻军的武装。
渡船早已撤到北岸——但没有焚毁！（红军远在好几百里外，反正不到这里来，为什么要烧掉渡船呢？政府军可能是这样想的。）但是怎样才能弄一条船到南岸来呢？到天黑后，红军押着一个村长到河边，大声喊叫对岸的哨兵，说是有政府军开到，需要一只渡船。对岸没有起疑，派了一只渡船过来。一只“南京”部队就鱼贯上了船，不久就在北岸登陆——终于到了四川境内。他们不动声色地进了守军营地，发现守军正在高枕无忧地打麻将，枪支安然无事地靠在墙边。红军叫他们“举起手来”，收了武器，他们只得张口瞠目地瞧着，过了好久才明白，自己已成了原来以为还要三天才能到达的“土匪”的俘虏。
与此同时，红军主力部队大举进行了反方向进军，到第二天中午先锋到达皎平渡。现在过河已不是难事了。六条大船昼夜不停地运了九天。全军运到四川境内，没有损失一兵一卒。渡江完成后，红军马上破坏了渡船，躺下来睡觉。两天后蒋军到达河边时，他们的敌军的殿后部队在北岸高兴地叫他们过去，说游泳很舒服。政府军不得不迂回二百多英里才能到最近的渡口，因此红军把尾巴甩掉了。总司令一怒之下飞到了四川，在红军的进军涂上部署新的部队，希望在另外一个战略要冲——大渡河——切断他们。
①《长征记》，一军团编（一九三六年八月预旺堡）。②为东南之误。——译注
三
大渡河英雄（上）
强渡大渡河是长征中关系最重大的一个事件。如果当初红军渡河失败，就很可能遭到歼灭了。这种命运，历史上是有先例的。在遥远的大渡河两岸，三国的英豪和后来的许多战士都曾遭到失败，也就是在这个峡谷之中，太平天国的残部，翼王石达开领导的十万大军，在十九世纪遭到名将曾国藩统领的清朝军队的包围，全军覆没。蒋介石总司令现在向他的四川的盟友地方军阀刘湘和刘文辉，向进行追击的政府军将领发出电报，要他们重演一次太平天国的历史。红军在这里必然覆灭无疑。
但是红军也是知道石达开的，知道他失败的主要原因是贻误军机。石达开到达大渡河岸以后，因为生了儿子——小王爷——休息了三天，这给了他的敌人一个机会，可以集中兵力来对付他，同时在他的后方进行迅速包抄，断绝他的退路。等到石达开发觉自己的错误已经晚了，他要想突破敌人的包围，但无法在狭隘的峡谷地带用兵，终于被彻底消灭。
红军决心不要重蹈他的覆辙。他们从金沙江（长江在这一段的名字）迅速北移到四川境内，很快就进入骁勇善战的土著居民、独立的彝①族区的“白”彝和“黑”彝的境内。桀骜不驯的彝族从来没有被住在周围的汉人征服过，同化过，他们好几百年以来就一直占据着四川境内这片林深树密的荒山野岭，以长江在西藏东面南流的大弧线为界。蒋介石完全可以满怀信心地指望红军在这里长期滞留，遭到削弱，这样他就可以在大渡河北面集中兵力。彝族仇恨汉人历史已久，汉人的军队经过他们的境内很少有不遭到惨重损失或全部歼灭的。
但是红军有办法。他们已经安全地通过了贵州和云南的土著民族苗族和掸族的地区，赢得了他们的友谊，甚至还吸收了一些部族的人参军。现在他们派使者前去同彝族谈判。他们在一路上攻占了独立的彝族区边界上的一些市镇，发现有一些彝族首领被省里的军阀当作人质监禁着。这些首领获释回去后，自然大力称颂红军。
率领红军先锋部队的是指挥员刘伯承，他曾在四川一个军阀的军队里当过军官。刘伯承熟悉这个部落民族，熟悉他们的内争和不满。他特别熟悉他们仇恨汉人，而且他能够说几句彝族话。他奉命前去谈判友好联盟，进入了彝族的境内，同彝族的首领进行谈判。他说，彝族人反对军阀刘湘、刘文辉和国民党；红军也反对他们。彝族人要保持独立；红军的政策主张中国各少数民族都自治。彝族人仇恨汉人是因为他们受到汉人的压迫，但是汉人有“白”汉和“红”汉，正如彝族人有“白”彝和“黑”彝，老是杀彝族人，压迫彝族人的是白汉。红汉和黑彝应该团结起来反对他们的共同敌人白汉。彝族人很有兴趣地听着。他们狡黠地要武器和弹药好保卫独立，帮助红汉打白汉。结果红军都给了他们，使他们感到很意外。
于是红军不仅迅速地而且安然无事地高高兴兴过了境。好几百个彝族人参加了“红”汉，一起到大渡河去打共同的敌人。这些彝族人中还有一些还一直走到了西北。刘伯承在彝族的总首领面前同他一起饮了新杀的一只鸡的血，他们两人按照部落传统方式，歃血为盟，结为兄弟。红军用这种立誓方式宣布凡是违反盟约的人都像那只鸡一样懦弱胆怯。
这样，一军团的一个先锋师在林彪率领下到达了大渡河。在行军的最后一天，他们出了彝族区的森林（在枝茂叶繁的森林中，南京方面的飞行员完全失去了他们的踪迹），出其不意地猛扑河边的安顺场小镇，就像他们奇袭皎平渡一样突然。 先锋部队由彝族战士带路，通过狭隘的山间羊肠小道，悄悄地到了镇上，从高处望河岸望去，又惊又喜地发现三艘渡船中有一艘系在大渡河的南岸！命运再一次同他们交了朋友。
这怎么会发生的呢？在对岸，只有四川两个独裁者之一刘文辉将军的一团兵力。其他的四川军队和南京的增援部队一样还在不慌不忙前来大渡河的途上，当时一团兵力已经足够了。该团团长是个本地人；他了解红军要经过什么地方，要到达河边需要多长时间。那得等好多天；他很可能过这么告诉他的部下。他的老婆又是安顺场本地人，因此他得到南岸来访亲问友，同他们吃吃喝喝。因此红军奇袭安顺场时，俘获了那个团长，他的渡船，确保了北渡的通道。
先锋部队的五个连每连出了十六个战士自告奋勇搭那艘渡船过河把另外两艘带回来，一边红军就在南岸的山边建立机枪阵地，在河上布置掩护火力网，目标集中在敌人外露阵地。时当五月，山洪暴发，水流湍急，河面甚至比长江还宽。渡船从上游启碇，需要两个小时才能到镇对岸靠岸。南岸安顺场镇上的人们屏息凝神地看着，担心他们要被消灭掉。但是别忙。他们看到渡河的人几乎就在敌人的枪口下靠了岸。现在，没有问题，他们准是要完蛋了。可是……南岸红军的机枪继续开火。看热闹的人看着那一小批人爬上了岸，急忙找个隐蔽的地方，然后慢慢地爬上一个俯瞰敌人阵地的陡峭的悬崖。他们在那里架起了自己的轻机枪，掷了一批手榴弹到河边的敌人碉堡里。
突然白军停了火，从碉堡里窜出来，退到了第二道、第三道防线。南岸的人嗡嗡地说开了，叫“好”声传过了河，到那一小批占领了渡头的人那里。这时，第一艘船渡船回来了，还带了另外两艘，第二次过河每条船就载过去八十个人。敌人已经全部逃窜。当天的白天和晚上，第二天，第三天，安顺场的三艘渡船不停地来回，最后约有一师人员运到了北岸。
但是河流越来越湍急。渡河越来越困难了。第三天渡一船人过河需要四个小时。照这样的速度，全部人马辎重过河需要好几个星期才行。还没有完成过河，他们就会受到包围。这时一军团已挤满了安顺场，后面还有侧翼纵队，辎重部队，后卫部队陆续开到。蒋介石的飞机已经发现了这个地方，大肆轰炸。敌军从东南方向疾驰而来，还有其他部队从北方赶来。林彪召开了紧急军事会议。这时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和彭德怀都已到达河边。他们作出了一个决定，立即执行。
红军一军团
①当时称“倮倮”。——译注
三
大渡河英雄（下）
安顺场以西四百里，峡谷高耸，河流又窄、又深、又急的地方，有条有名的铁索悬桥叫做泸定桥。这时大渡河上西藏以东的最后一个可以过河的地方。现在赤脚的红军战士就沿着峡谷间迂回曲折的小道，赤足向泸定桥出发，一路上有时要爬几千英尺高，有时又降到泛滥的河面，在齐胸的泥沼中前进。如果他们能够占领泸定桥，全军就可以进入川中，否则就得循原路折回，经过彝族区回到云南，向西杀出一条路来到西藏边境的丽江，迂回一千多里，很少人有生还希望。
南岸主力西移时，已经过河到了北岸的一师红军也开动了。峡谷两岸有时极窄，两队红军隔河相叫可以听到。有时又极辽阔，使他们担心会从此永远见不了面，于是他们就加快步伐。他们在夜间摆开一字长蛇阵沿着两岸悬崖前进时，一万多把火炬照映在夹在中间的河面上，仿佛万箭俱发。这两批先锋部队日夜兼程，休息、吃饭顶多不超过十分钟，这时还得听精疲力尽的政治工作者向他们讲话，反复解释这次急行军的重要意义，鼓励他们要拿出最后一口气，最后一点精力来夺取在前面等着的考验的胜利。不能放松步伐，不能回信，不能疲倦。胜利就是生命，失败就必死无疑。
第二天，右岸的先锋部队落在后面了。四川军队沿路设了阵地，发生了接触。南岸的战士就更加咬紧牙关前进。不久，对岸出现了新的部队，红军从望远镜中看出他们是白军增援部队，赶到泸定桥去的！这两支部队隔河你追我赶，整整一天之久，红军先锋部队是全军精华，终于慢慢地把精疲力尽的敌军甩到后面去了，因为他们休息的时间久，次数多，精力消耗得快，因为他们毕竟并不太急于想为夺桥送命呀。
泸定桥建桥已有数百年的历史，同华西急流深河上的所有桥梁一样都是用铁索修成。一共有十六条长达一百多码的粗大铁索横跨在河上，铁索两端埋在石块砌成的桥头堡下面，用水泥封住。铁索上面铺了厚木板作桥面，但是当红军到达时，他们发现已有一半的木板被撬走了，在他们面前到河流中心之间只有空铁索。在北岸的桥头堡有个敌军的机枪阵地面对着他们，后面是一师白军据守的阵地。当然，这条桥本来是应该炸毁的，但是四川人对他们少数几条桥感情很深；修桥很困难，代价也大。据说光是修泸定桥“就花了十八省捐献的钱财。”反正谁会想到红军会在没有桥板的铁索上过桥呢，那不是发疯了吗？但是红军就是这样做的。
时不可失。必须在敌人援军到达之前把桥占领。于是再一次征求志愿人员。红军战士一个个站出来愿意冒生命危险，于是在报名的人中最后选了三十个人。他们身上背了毛瑟枪和手榴弹，马上就爬到沸腾的河流上去了，紧紧地抓住了铁索一步一抓地前进。红军机枪向敌军碉堡开火，子弹都飞迸在桥头堡上。敌军也以机枪回报，狙击手向着在河流上空摇晃地向他们慢慢爬行前进的红军射击。第一个战士中了弹，掉到了下面的急流中，接着又有第二个，第三个。但是别的人越来越爬近到桥中央，桥上的木板对这些敢死队起了一点保护作用，敌人的大部分子弹都迸了开去，或者落在对岸的悬崖上。
四川军队大概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战士——这些人当兵不只是为了有个饭碗，这些青年为了胜利而甘于送命。他们是人，是疯子，还是神？迷信的四川军队这样嘀咕。他们自己的斗志受到了影响；也许他们故意开乱枪不想打死他们；也许有些人暗中祈祷对方冒险成功！终于有一个红军战士爬上了桥板，拉开一个手榴弹，向敌人碉堡投去，一掷中的。军官这时急忙下令拆毁剩下的桥板，但是已经迟了。又有几个红军爬了过来。敌人把煤油倒在桥板上，开始烧了起来。但是这时已有二十个左右红军匍匐向前爬了过来，把手榴弹一个接着一个投到了敌军机枪阵地。
突然，他们在南岸的同志们开始兴高采烈地高呼：“红军万岁！革命万岁！大渡河三十英雄万岁！”原来白军已经仓惶后撤！进攻的红军全速前进，冒着舔人的火焰冲过了余下的桥板。纵身跳进敌人碉堡，把敌人丢弃的机枪掉过头来对准岸上。
这时便有更多的红军蜂拥爬上了铁索，赶来破灭了火焰，铺上了新板。不久，在安顺场过了河的一师红军也出现了，对残余的敌军阵地展开侧翼进攻，这样没有多久白军就全部窜逃——有的是窜逃，有的是同红军一起追击，因为有一百左右的四川军队缴械投诚，参加追击。一两个小时之内，全军就兴高采烈地一边放声高唱，一边度过了大渡河，进入了四川境内。在他们头顶上空，蒋介石的飞机无可奈何地怒吼着，红军发疯一样向他们叫喊挑战。在共军蜂拥渡河的时候，这些飞机企图炸毁铁索桥，但炸弹都掉在河里，溅起一片水花。
安顺场和泸定桥的英雄由于英勇过人得到了金星奖章，这是中国红军的最高勋章。我后来在宁夏，还会碰到他们几个，对他们那样年轻感到惊讶，因为他们的年纪都不到二十五岁。
四
过大草地（上）
安然渡过了大渡河以后，红军进入了相对来说是自由天地的川西，因为这里的碉堡体系还没有完成，主动权基本上操在他们自己手里。但是战斗之间的困难还没有结束。他们面前还需进行两千英里的行军，沿途有七条高耸的山脉。
红军在大渡河以北爬上了一万六千英尺高的大雪山，在空气稀薄的山顶向西望去，只见一片白雪皑皑的山顶——西藏。这是已是六月了。在平原地带天气很热，可是在过大雪山时，这些衣衫单薄、气血不旺的南方战士不习惯于高原气候，冻死不少。更难的是爬荒凉的炮铜岗，他们可以说是自己铺出一条路出来的，一路砍伐长竹，在齐胸深的泥淖上铺出一条曲折的路来。毛泽东告诉我，“在这个山峰上，有一个军团死掉了三分之二的驮畜。成百上千的战士倒下去就没有再起来。”
他们继续爬山。下一个是邛崃山脉，又损失了许多人马。接着他们过美丽的梦笔山，打鼓山，又损失了不少人。最后在一九三五年七月二十日，他们进入了四川西北的富饶的毛尔盖地区。同四方面军和松潘苏区会合。他们在这里停下来作长期的休整，对损失作了估计，重整了队伍。
一、三、五、八、九军团九个月以前在江西开始长征时有大约九万武装，现在他们的镰刀锤子旗下只剩下四万五千人。并不是全部都是牺牲的，掉队的，或者被俘的。作为防御战术，红军在湖南、贵州、云南的长征路上留下一小部分正规军干部在农民中间组织游击队，在敌军侧翼进行骚扰和牵制活动。成百上千条缴获的步枪一路分发，从江西到四川给国民党军队造成了许多新的多事地区。贺龙在湖南北部仍守住他的小小的苏区，后来又有萧克的部队前去会合。许多新建的游击队都开始慢慢地向那里移动。南京要赶走贺龙还得花整整一年时间，而且那也是在红军总司令部命令他入川以后才做到的，他的入川行动在极其艰难险阻的情况下经过西康才完成。
江西的红军到这时为止的经历为他们提供了许多值得反省的教训。他们交了不少新朋友，也结了不少新怨仇。他们沿途“没收”有钱人——地主、官吏、豪绅——的财物作为自己的给养。穷人则受到了保护。没收是根据苏维埃法律有计划进行的，只有财政人民委员部的没收部门才有权分配没收物资。它统一调配全军物资，所有没收物资都要用无线电向它报告，由它分配行军各部队的供给数量，他们往往迂回在山间，首尾相距足足达五十英里以上。
“剩余物资”——红军运输力所不及的物资——数量很大，就分配给当地穷人。红军在云南是从有钱的火腿商那里没收了成千上万条火腿，农民们从好几里外赶来免费领一份，这是火腿史上得新鲜事儿。成吨的艳也是这样分配的。在贵州从地主官僚那里没收了许多养鸭场，红军就顿顿吃鸭，一直吃到——用他们的话来说——“吃厌为止”。他们从江西带着大量南京的钞票、银洋和自己的国家银行的银块，一路上凡是遇到贫困地区就用这些货币来付所需的物资。地契都已焚毁，捐税也取消了，贫农还发给了武装。
红军告诉我，除了在川西的经验以外，他们到处受到农民群众的欢迎。他们大军未到，名声早就已经传到，常常有被压迫农民派代表团来要求他们绕道到他们乡里去“解放”他们。当然，他们对红军的政纲是很少有什么概念的，他们只知道这是一支“穷人的军队”。这就够了。毛泽东笑着告诉我有一个这样的代表团来欢迎“苏维埃先生”！①但是这些乡下佬并不比福建军阀卢兴邦更无知，后者曾在他统辖的境内出了一张告示，悬赏“缉拿苏维埃，死活不论”。他宣称此人到处横行不法，应予歼灭！
在毛尔盖和茂功，南方来的红军休整了三个星期，在这期间，革命军事委员会、党和苏维埃政府的代表开了会讨论未来计划。读者想必记得，四方面军早在一九三三年就在四川占了根据地，原来是在湘鄂皖苏区组成的。它经过河南到达四川的长征是由徐向前和张国焘领导的，关于这两位老红军，下文还将述及。他们在四川的战役卓有成效——但也烧杀过甚——整个川北一度都在他们影响之下。他们在毛尔盖与南方来的布尔什维克会师时，徐向前部下约有五万人，因此一九三五年七月在川西集中的红军全部兵力几近十万人。
这两方面军在这里又分道扬镳了，一部分南方来的军队继续北上，余下的就同四方面军留在四川。当时对于应采取什么正确行军路线有不同的意见。张国焘是主张留在四川，在长江以南恢复共产党的势力。毛泽东、朱德和“契卡”的大部分委员决心要继续到西北。这个踌躇不决的时期由于两个因素而打断了。一个因素是蒋介石的军队从东、北两个方向调入四川，包围红军，在这两部分红军之间成功地打入了一个楔子。第二个因素是把这两部分红军隔开的那条河是四川的急流之一，这时河面突然上涨，无法相通。此外还有党内斗争的其他因素，不需在此详述。
八月间，以一军团为先锋，江西主力继续北征，把朱德留下在四川指挥，和徐向前、张国焘在一起。四方面军在这里和西康要多留一年，等贺龙的二方面军来会合后，才向甘肃进军，引起一时的轰动，这在下文再说。一九三五年八月领导红军进入川藏边界的大草地的是指挥员林彪、彭德怀、左权、陈赓、周恩来和毛泽东，江西中央政府的大部分干部和党中央多数委员 ，开始这最后一个阶段的长征时约有三万人。
在他们面前的那条路成最危险紧张，因为他们所选择的那条路线经过藏族人部落和川康一代好战的游牧的藏族人所居住的荒野地带。红军一进入藏族地带，就第一次遇到了团结起来敌视他们的人民，他们在这一段行军途中所吃到的苦头远远超过以前的一切。他们有钱，但是买不到吃的。他们有枪，但是敌人无影无踪。他们走进农民的森林和跨国十几条大河的源流时，部族的人就从进军涂上后退，坚壁清野，把所有吃的、牲口、家禽都带到高原去，整个地区没有了人烟。
①音译Soviet的第一个汉字“苏”是个常见的中国姓氏，加上“维埃”两字，很容易被当作一个人的姓名。
四
过大草地（下）
但是沿途两旁一、二百码以外就很不安全。许多红军想去找头羊来宰，就没有再回来的。山区的人民躲在浓密的树丛中，向进军的“入侵者”狙击。他们爬上山去，在红军鱼贯经过又深又窄的山口只能单行前进时，就推下大石头来压死他们和他们的牲口。这里根本没有机会解释什么“红军对少数民族的政策”，没有机会结成友好的联盟！藏民的女酋长对不论哪种汉人，不分红、白，都有不共戴天的宿怨。谁帮助过路的人，她就要把他活活用开水烫死。
由于不抢就没有吃的，红军就不得不为了几头牛羊大仗。毛泽东告诉我，他们当时流行一句话叫“一条人命买头羊”。他们在藏民地里收割青稞，挖掘甜菜和萝卜等蔬菜，据毛泽东说，萝卜大得可以一个“够十五个人吃”。他们就是靠这种微不足道的给养过大草地。毛泽东幽默地对我说，“这是我们唯一的外债，有一天我们必须向藏民偿还我们不得不从他们那里拿走的给养。”他们只有俘获了部族人以后才能找到向导引路。他们同这些向导交上了朋友，出了藏族境界之后，许多向导继续参加长征。有些人现在是陕西党校的学员，有朝一日可能回到本土去向人民解释“红”汉和“白”汉的不同。
在大草地一连走了十天还不见人烟。在这个沼泽地带几乎大雨连绵不断，只有沿着一条为红军当向导的本地山民才认得出像迷宫一样的曲折足迹，才能穿过它的中心。沿途又损失了许多人员和牲口。许多人在一望无际的一些水草中失足陷入沼泽之中而没了顶，同志们无从援手。沿途没有柴火，他们只好生吃青稞和野菜。没有树木遮荫，轻装的红军也没有带帐篷。到了夜里他们就蜷缩在捆扎在一起的灌木枝下面，挡不了什么雨。但是他们还是胜利地经过了这个考验，至少比追逐他们的白军强，白军迷路折回，只有少数的人生还。
红军现在到达了甘肃边境。前面仍有几场战斗，任何那一仗如果打败，都可能是决定性的失败。在甘肃南部部署了更多的南京、东北、回民军队要拦阻他们，但是他们还是闯过了所有这些障碍，在这过程中还俘获了回民骑兵的几百匹马，原来一般都认为这些骑兵能一举把他们消灭掉的。他们精疲力尽，体力已达到无法忍受的程度，终于到达了长城下的陕北。一九三五年十月二十日，即他们离开江西一周年的日子，一方面军先锋部队同早在一九三三年就已在山西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小小根据地的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军会师。他们现在只剩下了二万人不到，坐下来以后方始明白他们的成就的意义。
25、26、27师会师
长征的统计数字①是触目惊心的。几乎平均每天就有一次遭遇战，发生在路上某个地方，总共有15个整天用在打大决战上。路上一共368天，有235天用在白天行军上，18天用在夜间行军上。息下来的100天——其中有许多天打遭遇战——有56天在四川西北，因此总长5000英里的路上只休息了44天，平均每走114英里休息一次。平均每天行军71华里，即近24英里，一支大军和它的辎重要在地球上最险峻的地带保持这样的平均速度，可说近乎奇迹。（原文数字都是中文大写，为了特别突出而且更加直观，我全部换成了阿拉伯数字——ZRED）
红军一共爬过十八条山脉，其中五条是终年盖雪的，渡过二十四条河流，经过十二个省份，占领过六十二座大小城市，突破十个地方军阀军队的包围，此外还打败、躲过或胜过派来追击他们的中央军各部队。他们开进和顺利地闯过六个不同的少数民族地区，有些地方是中国军队几十年所没有去过的地方。
不论你对红军有什么看法，对他们的政治立场有什么看法（在这方面有很多辩论的余地！），但是不能不承认他们的长征是军事史上最伟大的业绩之一。在亚洲，只有蒙古人曾经超过它，而在过去三个世纪中从来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举国武装大迁移，也许除了惊人的土尔扈特部的迁徙以外，对此斯文·赫定在他的著作《帝都热河》一书曾有记述。与此相比，汉尼拔经过阿尔卑斯山的行军看上去像一场假日远足。另外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比较是拿破仑从莫斯科的溃败，但当时他的大军已完全溃不成军，军心涣散。
红军的西北长征，无疑是一场战略撤退，但不能说是溃退，因为红军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其核心力量仍完整无损，其军心士气和政治意志的坚强显然一如往昔。共产党人认为，而且显然也这么相信，他们是在向抗日前线进军，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心理因素。这帮助他们把原来可能是军心涣散的溃退变成一场精神抖擞的胜利进军。进军到战略要地西北去，无疑是他们大战役的第二个基本原因，他们正确地预见到这个地区要对中、日、苏的当前命运将起决定性的作用。后来的历史证明，他们强调这个原因是完全对的。这种宣传上的巧妙手法必须看成是杰出的政治战略。在很大程度上，这是造成英勇长征得以胜利结束的原因。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次大规模的转移是历史上最盛大的武装巡回宣传。红军经过的省份有二亿多人民。在战斗的间隙，他们每占一个城镇，就召开群众大会，举行戏剧演出，重“征”富人，解放许多“奴隶”（其中有些参加了红军），宣传“自由、平等、民主”，没收“卖国贼”（官僚、地主、税吏）的财产，把他们的财产分配给穷人。现在有千百万的农民看到了红军，听到了他们讲话，不再感到害怕了。红军解释了土地革命的目的，他们的抗日政策。他们武装了千千万万的农民，留下干部来训练游击队，使南京军队从此疲于奔命。在漫长的艰苦的征途上，有成千上万的人倒下了，可是另外又有成千上万的人——农民、学徒、奴隶、国民党逃兵、工人、一切赤贫如洗的人们——参加进来充实了行列。
总有一天有人会把这部激动人心的远征史诗全部卸下来。在此之前，我得继续写我的报道，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写到红军在西北的会师。我把毛泽东主席关于这一六千英里的长征的旧体诗附在这里作为尾声，他是一个既能领导远征又能写诗的叛逆：
红军不怕远征难，
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
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
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
三军过后尽开颜。
①《长征记》，一军团编（一九三六年八月预旺堡）。
第六篇
红星在西北
一
陕西苏区：开创时期
在江西、福建、湖南的共产党人于一九二七年起逐步建立起他们反对南京的根据地的时候，中国其他各地到处都出现了红军。其中最大的一个地方是鄂豫皖苏区，占了长江中游这三个盛产大米的省份的很大一部分地区，人口有二百多万。那里的红军开始是由徐海东指挥的，后来徐向前来领导，徐向前是黄埔军校一期生，在国民党军队中当过上校，是广州公社的老战士。
在他们西北方向的远远的山区里，另外一个黄埔军校生刘志丹当时正在为目前陕西、甘肃、宁夏的苏区打基础。刘志丹是个现代侠盗罗宾汉，对有钱人怀有山区人民的一贯仇恨。在穷人中间，他的名字带来了希望，可是在地主和老财中间，他成了惩奸除恶的天鞭。
这个乱世的豪杰生于陕西北部群山环抱的保安，是个中农的儿子。他到榆林去上中学，榆林位于长城南面，是陕西同蒙古商队进行兴旺贸易的中心。刘志丹离开榆林以后就进了广州的黄埔军校，一九二六年在那里结业，就成了一个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军队的青年军官。他随军北伐到了汉口，国共分裂时他正好在那里。
一九二七年南京政变后，他逃脱了“清洗”，在上海为党做秘密工作。一九二八年回到故乡陕西省，恢复了同当时在冯玉祥的国民军中的以前的一些同志的联系。第二年他在陕西南部领导了一次农民起义。起义发生的地点就在最近西北事变中南京轰炸机轰炸了东北军先锋部队、造成了很大损失的华县附近。他的起义虽遭血腥镇压，陕西省的第一批游击队核心却由此产生。
刘志丹在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二年的生涯仿佛一个万花筒，其间历经各种各样的失败、挫折、捣乱、冒险、死里逃生，有时还官复原职，不失体面。他率领下的小支部队几经消灭。有一次他还担任保安的民团团长，他利用职权逮捕了好几个地主老财加以处决，这出于一个民团团长之手，是很怪诞的行为。因此保安县长被撤了职，刘志丹只带领了三个部下逃到了邻县。那里的冯玉祥部下一个军官请他们赴宴，在酒酣耳热之间，刘志丹和他的朋友把他们的主人缴了械，夺了二十支枪，逃到山间去，马上就纠集三百个左右的追随者。
但是这支小小的部队遭到了包围，刘志丹提出议和。他的要求被接受，他担任了国民党军队的上校军官，在陕西西部驻防。他在那里又开始反对地主，于是又被围剿，这次遭到了逮捕。主要由于他在陕西哥老会的势力，他再次得到赦免，但他的军队改组为一个运输旅，由他任旅长。但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是他第三次又故态复萌。他的驻区的一些地主向来享有免税优待（这是陕西地主的一种“传统特权”），拒绝向他付税，他马上逮捕一些人，结果豪绅们都武装反他，要求西安方面把他撤职惩办。他的军队遭到包围解散。
最后在悬赏缉拿他的首级的情况下他被迫退到保安去，但是有他自己旅里许多年轻的共产党官兵跟着他去。他终于在这里着手组织一支独立的军队，于一九三一年举起一面红旗，攻占了保安和中阳①两县，在陕北迅速展开活动。派来攻打他的政府军常常在战斗中投诚过来；有的逃兵甚至从山西渡过黄河来投奔他，这个不法之徒的大胆勇敢、轻率鲁莽很快在整个西北名闻遐迩，传开了“刀枪不入”的神话。
从我所能收集到的一切超然的证据来看，似乎没有疑问，在陕西头一两年的斗争中，对官僚、税吏、地主的杀戮是过分的。武装起来的农民长期积压的怒火一旦爆发出来，就到处打家劫舍，掳走人俘，扣在他们的山东省寨里勒索赎金。他们的行为很象普通的土匪。到一九三二年刘志丹的徒众在陕北黄土山区占领了十一个县，共产党特地在榆林成立一个政治部来指导刘志丹的军队。一九三三年初成立了陕西的第一个苏维埃，设立了正规的政府，实行了一个与江西类似的纲领。
一九三四年和三五年间，陕西红军迅速扩大，提高了素质，多少稳定了他们所在的地区的情况。成立了陕西省苏维埃政府，设立了一所党校，司令部设在安定。苏区有自己的银行、邮局，开始发行粗糙的钞票、邮票。在完全苏维埃化的地区，开始实行苏维埃经济，地主的土地遭到没收，重新分配，取消了一切苛揖杂税，设立了合作社，党发出号召，为小学征求教员。
这时，刘志丹从红色根据地南进，向省会进逼。他攻占了西安府外的临潼，对西安围城数日，但没有成功。一个纵队南下陕南，在那里的好几个县里成立了苏区。在与杨虎城将军（后来成了红军的盟友）的交战中遭到了一些严重失败和挫折，但是也赢得了一些胜利。军内纪律加强，土匪成分消除后，农民就开始更加拥护红军。到一九三五年中，苏区在陕西和甘肃控制了二十二个县。现在在刘志丹指挥下有二十六、二十七军，总共五千人，能与南方的西方的红军主力有无线电联系。在南方红军开始撤离赣闽根据地后，陕西这些山区红军却大大加强了自己，后来到一九三五年，蒋介石不得不派他的副总司令张学良少帅率领大军来对付他们。
一九三四年末，红二十五军八千人在徐海东率领下离开河南。十月间他们到达陕西南部，同刘志丹所武装起来的该地一千名左右红色游击队会合。徐海东在那里扎营过冬，帮助游击队建立正规军，同杨虎城将军打了几次胜仗，在陕西南部五个县武装了农民，成立了一个临时苏维埃政府，由陕西省“契卡”的一个二十三岁的委员郑位三任主席；李龙桂和陈先瑞为红军两个独立旅的旅长。徐海东把这个地区留给他们去保卫，自己率二十五军进入甘肃，在成千上万的政府军包围中杀出一条血路来到了苏区，一路上攻占了五个县城，把马鸿宾将军的回民军队两个团缴了械。
一九三五年七月二十五日，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军在陕西北部的云长整编为红十五军团，以徐海东为司令，刘志丹为副司令兼甘晋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一九三五年八月，该军团遇到了王以哲将军率领的东北军二个师，加以击败，补充了新兵和亟需的枪支弹药。
这时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八月间陕北来了一个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一个名叫张敬佛的胖胖的年青人。据告诉我消息的人（他当时是刘志丹部下的参谋）说，这位张先生（外号张胖子）有权“改组”党和军队。他可以说是个钦差大臣。
张胖子开始着手收集证据，证明刘志丹没有遵循“党的路线”。他“审问”了刘志丹，命令刘志丹辞去一切职务。现在可笑的是，或者说奇怪的是，或者也可以说既可笑又奇怪的是——不过，反正这是遵守“党纪”的一个突出例子：刘志丹不但没有反诘张先生凭什么权利批评他，反而乖乖地接受了他的决定，放弃了一切实际指挥权，象阿基利斯②一样，退到保安窑洞里去发闷气了！张先生还下令逮捕和监禁了一百多个党内军内其他“反动派”，心满意足地稳坐下来。
就是在这个奇怪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南方的红军先遣部队，即在林彪、周恩来、彭德怀、毛泽东率领下的一军团在一九三五年十月到达。他们对这奇怪的情况感到震惊，下令复查，发现大多数证据都是无中生有的，并且发现张敬佛不仅越权，并且本人受到了“反动派”的欺骗。他们立即恢复了刘志丹和他所有部下的原职。张胖子本人遭到逮捕，受到审判，关了一个时期以后，分配他去从事体力劳动。
这样，在一九三六年初，两支红军会合起来尝试著名的“抗日”东征，他们过了黄河，进了邻省山西，仍由刘志丹任指挥。他在那次战役中表现杰出，红军在两个月内在那个所谓“模范省”攻占了十八个以上县份。但是他在东征途中牺牲的消息，不象许多其他类似的消息那样不过是国民党报纸的主观幻想。他在一九三六年三月领导突击队袭击敌军工事时受了重伤。但红军能够渡过黄河靠他攻占那个工事。刘志丹被送回陕西，他双目凝视着他幼时漫游的心爱的群山，在他领导下走上他所坚信的革命斗争道路的山区人民中间死去。他葬在瓦窑堡，苏区把红色中国的一个县份改名志丹县③来纪念他。
在保安，我看到了他的遗妻和孩子，一个六岁的美丽的小男孩。红军为他特地裁制了一套军服；他束着军官的皮带，帽檐上有颗红星。他得到那里人人的疼爱，象个小元帅一样，对他的“土匪”父亲极感自豪。
但是，虽然西北这些苏区是围绕着刘志丹这个人物发展壮大的，但不是刘志丹，而是生活条件本身产生了他的人民这个震天撼地的运动。要了解他们所取得的任何胜利，不仅必须了解他们所为之奋斗的目标，而且要了解他们所反对的东西。
①中阳在山西省，怀疑此地为甘肃省镇原县之误——译注。
②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的英雄，因与统帅亚伽梅农争吵，生气退回帐篷——译注。
③即保安——译注。
二
死亡和捐税（上）
西北大灾荒曾经持续约有三年，遍及四大省份，我在一九二九年六月访问蒙古边缘上的绥远省的几个旱灾区。在那些年月里究竟有多少人饿死，我不知道确切的数字，大概也永远不会有人知道了；这件事现在已经被人忘怀。一般都同意三百万这个保守的半官方数字，但是我并不怀疑其他高达六百万的估计数字。
这场灾难在西方世界几乎没有人注意到，甚至在中国沿海城市也是如此，但是有少数几个中国国际赈灾委员会的勇气可嘉的人，为了抢救一些灾民，冒着生命的危险到这些伤寒流行的灾区去。他们中间有许多中国人，也有一些外国人如德怀特·爱德华兹、O.J.托德和一个杰出的老医生罗伯特·英格兰姆。我有几天同他们一起，走过许多死亡的城市，跨过一度肥沃、如今变成荒芜不毛之地的乡野，所到之处无不感到怵目惊心。
我当时二十三岁。我想我是到东方来寻找“东方的魅力”的。我以为自己是个冒险家，那次绥远之行就是那样开始的。但是在这里，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蓦然看到了人们因为没有吃的而活活饿死。我在绥远度过的那一段恶梦般的时间里，看到了成千上万的男女老幼在我眼前活活饿死。
你有没有见到过一个人--一个辛勤劳动、“奉公守法”、于人无犯的诚实的好人--有一个多月没有吃饭了？这种景象真是令人惨不忍睹。挂在他身上快要死去的皮肉打着皱折；你可以一清二楚地看到他身上的每一根骨头；他的眼光茫然无神；他即使是个二十岁的青年，行动起来也象个干瘪的老太婆，一步一迈，走不动路。他早已卖了妻鬻了女，那还算是他的运气。他把什么都已卖了--房上的木梁，身上的衣服，有时甚至卖了最后的一块遮羞布。他在烈日下摇摇晃晃，睾丸软软地挂在那里象干瘪的橄榄核儿--这是最后一个严峻的嘲弄，提醒你他原来曾经是一个人！
儿童们甚至更加可怜，他们的小骷髅弯曲变形，关节突出，骨瘦如柴，鼓鼓的肚皮由于塞满了树皮锯末象生了肿瘤一样。女人们躺在角落里等死，屁股上没有肉，瘦骨嶙嶙，乳房干瘪下垂，象空麻袋一样。但是，女人和姑娘毕竟不多，大多数不是死了就是给卖了。
我并不想要危言耸听。这些现象都是我亲眼看到而且永远不会忘记的。在灾荒中，千百万的人就这样死了，今天还有成千上万的人在中国这样死去。我在沙拉子街上看到过新尸，在农村里，我看到过万人冢里一层层埋着几十个这种灾荒和时疫的受害者。但是这毕竟还不是最叫人吃惊的。叫人吃惊的事情是，在许多这种城市里，仍有许多有钱人，囤积大米小麦的商人、地主老财，他们有武装警卫保护着他们在大发其财。叫人吃惊的事情是，在城市里，做官的和歌妓舞女跳舞打麻将，那里有的是粮食谷物，而且好几个月一直都有；在北京天津等地，有千千万万吨的麦子小米，那是赈灾委员会收集的（大部分来自国外的捐献），可是却不能运去救济灾民。为什么？因为在西北，有些军阀要扣留他们的全部铁路车皮，一节也不准东驶，而在东部，其他国民党将领也不肯让车皮西去--哪怕去救济灾民--因为怕被对方扣留。
在灾情最甚的时候，赈灾委员会决定（用美国经费）修一条大渠灌溉一些缺水的土地。官员们欣然合作--立刻开始以几分钱一亩的低价收购了灌溉区的所有土地。一群贪心的兀鹰飞降这个黑暗的国家，以欠租或几个铜板大批收购饥饿农民手中的土地，然后等待有雨情后出租给佃户。
然而那些饿死的人大多数是在不作任何抗议的情况下死去的。
“他们为什么不造反？”我这样的问自己。“为什么他们不联成一股大军，攻打那些向他们征收苛捐杂税却不能让他们吃饱、强占他们土地却不能修复灌溉渠的恶棍坏蛋？为什么他们不打进去大城市里去抢那些把他们妻女买去，那些继续摆三十六道菜的筵席而让诚实的人挨饿的流氓无赖？为什么？”
他们的消极无为使我深为迷惑不解。我有一段时间认为。没有什么事情会使一个中国人起来斗争。
我错了。中国农民不是消极的；中国农民不是胆小鬼。只要有方法，有组织，有领导，有可行的纲领，有希望——而且有武器，他们是会斗争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在上述这种背景下，我们得悉共产党人在西北特别受人民欢迎，是不应该感到奇怪的，因为那里的情况对于农民群众来说同中国其他地方一样，都没有根本的改善。
二
死亡和捐税（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