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走在路上，身体和心灵已纷纷碎裂，又重新弥合。今天，我的肩膀裂开了一块，那碎裂的声音如同靴子踏在枯枝上的一声脆响。细微的“卡嚓”一声，落在地上是一声微弱的钝响。我拾起那碎片，以我最佳的游击解剖学的知识，将其安了回去，用一根苇叶绑好，继续走。昨天是我的右腿碎了一块掉了下来。我始终没有放弃希望：有一天我那不相干的鼻子会碎掉一大块，让我能有副不太冲动，更为驯顺的模样。这倒不是因为我要有悖于总检查官及那个来自坦皮科的家伙，而是为了让滑雪帽不至于撑得鼓鼓囊囊的。
昨天，13日，死神，穿着橄榄绿，来到我们近旁，就在10或15米开外。我告诉卡米洛，那有20米，等军人们走远了，我们走过去精确测量，政府军巡逻队经过之处，距我们的所在整10米。此时，恰如一年前，每一秒钟，生与死在交战。掷一枚硬币，赌生命胜出或死亡胜出。正面或反面，就像甘丁弗拉斯的电影，其中他边走边唱着：“你在思念着什么？女人，你在思念着什么？……”马塞罗跟甘丁弗拉斯解释说，那意思是：“女人，从我们的母亲夏娃起……因为在第一场全球大灾变中……”而甘丁弗拉斯以此做答：“女人就像一朵花，需要你去浇灌她，当你前去浇灌她，哦，前去浇灌她……”
且不管甘丁弗拉斯，硬币在空中旋转着，而我们，拖拽着自己缓慢前进，没有水和食品，只有泥泞和充足的荆棘——多到一旦标明价格、投入股票市场，足够偿付墨西哥的全部外债。“可惜一文不值。”卡米洛对我说。“我们的血也一样。”我的另一自我加上一句，此君随处携带的不是行李，而是怀疑论，从不言倦。
我注意到我的感觉开始迟钝下来。就在那天，距死神十步之遥，我正倚在石头上。一点一点地，我伏下身去，无声无息地，我端起枪，瞄准有响动的方向。我什么也没有想，只有时光凝固在我紧扣扳机的手指上——没有恐惧也没有勇敢，仿佛我正置身其外注视着这一切，仿佛我已极为疲倦，仿佛我已经很多次看过这一场景，在电影里，在历史中，在生命中，在死神处。迟钝，我说。“像一架机器，”我的另一个自我说。
卡米洛什么也没说，他只是嘟囔着：隔着十米，有30个大兵，我们就3个，用高级点儿的数学一算就知道，我们的一个对付十个才能活下来。卡米洛嘟囔着他的运算结果。我什么也没算，我所看到的一切，是扣在扳机上的手指，一动不动，犹如一幅定格的画面在一部无终了的影片里反复播放。卡米洛并未上过牛津或马萨诸塞（是这么写吧？），他不过是在丛林村落里读了二年级，在群山里学了数学。我自己则想着一个有关扳机和手指的绝妙的双关语……可另一自我正告我：这可不是沉溺于性幻想的时候……
是我说了“一年以前”吗？我在撒谎，那是一年多以前，去年一月。一年前，二月，我们正在圣克利斯托瓦尔大教堂谈和平。今天我们在丛林中谈战争。为什么？有人问过那个人为什么吗？为什么他要欺骗我们？为什么他假装保证即将达成政治协议，接着却运起魔掌、实施恐怖？
哦，我接着对他说，其实是对卡米洛说，对我的笔记本的这一页说起身体的这块那块纷纷碎落，而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卡米洛没搭话，他已倒在向日葵下进入了梦乡。头上，直升机以其“卡嚓—卡嚓”的锋刃之声包围着我们，我想起了在索西语中，“卡嚓”的意思是“驴”，我从直升机的“驴—驴”之声中回到我的笔记本上。我的另一个自我，叼着我的烟斗对我说：“没用，没人会读的。”而我的笔记本，不同于往日，未置一词，听任我告诉它我的身体怎样出现了细小的裂隙，它怎样渐次加深，尔后，有一块裂开掉了下来。我试着将其安放回去，用苇叶系住，不疼。我担心的不是这个，而是我是不是安错了呢？要是原本是右边的，我安到了左边呢？或是相反？如果犯了这种错误，其政治后果又当如何？显然，到目前为止，尚未出现问题，因为并未发生两侧同时碎落的情形……我的另一个自我凑过来读了最后几行嘟囔着：“没人会读的。”当直升机将其领地放弃给蟋蟀之时，他假装睡去了。
今天，一个爱和友谊的日子。这里，除了死神没有别的女人，除了她的致命之吻，没有别的爱……
又及：
……可预知的责备。无论如何，我宁愿死在这里，也不愿有一天要面对埃娃，要试着对她解释为什么我没能救下斑比的录像带，她的《丛林书》，她的佩德罗?因方特和米拉斯拉娃演的《漂流学校》。埃娃说斑比是女的，赫里伯托说斑比是男的。埃娃争辩说：你看她的眼睛就能明白她是女的。赫里伯托说，明明是男的，因为他长犄角。“反正，结尾的时候他会带着女朋友离开。”赫里伯托争辩道。你看，这哪是孩子，不过是个儿小罢了。
丛林深处的消息——萨帕塔民族解放军公报 死神曾来造访（2）
又及:
……带着破碎的心，忆起了一个蔑视的姿态。托妮塔也在逃往群山中的人群中。她有一双新的白鞋子，某处的某些好人送给她的。托妮塔把鞋子抱在怀里。“为什么不穿上呢？”在第N次拒绝让我亲一下之后，我问她。“那，会弄脏的。”以拉坎顿丛林中一个6岁女孩的不可思议的逻辑，她回答。我再没见到她……
又及自荐为超级政府的顾问:
我，卷土重来的附言，建议政府撤销针对那个副司令的逮捕令。其结果是，自他知道自己被追捕后，已变得令人无法忍受。我并不是说他迷上了死亡。相反，现在他自认是恶魔约翰，而且老是对我们说，不用担心，那方神圣就要来救我们了……这还不是最糟的。目前他会通宵达旦地跟我们大谈一旦他遇上了那个莫妮卡或那个如此这般的艾米，他当如何如何。他又当如何呢，请相信我，不是什么斯文事儿。我的判断力制止我记述那些细节。我尝试劝阻他，便告诉他说那部电视肥皂剧早就演完了，他就说他要去看《玛里玛》。我提醒他说该抵制维萨电视台，他回答说他可以去看打呼噜小猫。我针锋相对地指出：阿兹泰克电视台也在悬赏他（副司令）的头，他就叨咕些什么，诸如“总有一天，这个国家会有一个客观的电视台”。他走开了，睡眼惺忪地嘟囔着：“我们该怎么办，我们不就是该死在这自空中一览无余的地方吗……”我告诉他，我们是该“活着”，可他已充耳不闻。只有军用飞机的噪音和猎户星座覆盖着他的漫漫无眠之夜……
又一次说再见。祝你健康，J?M?塞拉特的一小段旋律作纪念和结束语：
我不曾回还
并非我已遗忘，
我只是迷失了
回归之路……
僭越法律的罪犯副司令
在群山间逃窜
马科斯
众说纷纭 恰帕斯，痛苦与希望之名（1）
何塞?萨拉马戈
1721年，查理－路易?色贡达（Charles-LouisdeSecondat）曾经提问：“波斯人？但怎么可能还有波斯人呢？”尽管这一问题以看似单纯的方式提出，但还是无法掩饰他尖刻的讥讽。自从这位孟德斯鸠伯爵写作著名的《波斯人信札》至今将近三百年，可直到今天，关于人类关系的所有历史问题中这最基本的一个，我们仍然无法解答。事实上，我们仍然不能理解一个人如何曾经是“波斯人”，而且，更为荒谬的是，今天仍坚持做“波斯人”。如今全世界都在试图使我们相信惟一值得想望和大有裨益的事情是成为那些广泛流传和人为折衷的术语所习惯性称之为的“西方”（在心理、时尚、趣味、习惯、兴趣、狂热以及思想上）——或者，在所有尚未达此至高境界的太常见的事例中，以某种似像非像的方式——无论是通过劝服的力量还是当劝服失败的时候，通过更激进的、武力的方式——至少成为“西方化的”的混杂物。
成为“波斯人”意味着成为一个独特的人，一个不同的人——或简单说，成为“他者”（the“other”）。波斯人这一存在足以使制度运行混乱无序、七分八裂；波斯人甚至能够将世界上所有政府最向往的权力的至高宁静搅乱，而这是不被容许的极端。
印第安原住民曾经是现在仍然是巴西的波斯人（在那里无地农民如今代表着另一类型的波斯人）。美国的原住民一度也是波斯人，但现在几乎不是了。印加、玛雅和阿兹台克人一直是波斯人；今天他们的后裔，无论在何地仍是波斯人。
在危地马拉、玻利维亚、哥伦比亚和秘鲁，生活着波斯人。还有极多数目的波斯人生活在墨西哥那苦难的土地上，塞巴斯蒂奥?萨尔加多在那里用充满探询的精确相机拍下了令人深思的人像，面对这些人像时我们震惊不已。他们在问：你们这些北方的、南方的、东部的、西部的“西方人”以及“西方化”的人，你们这些如此有教养、如此文明、如此完美的人怎么能够对我们——恰帕斯的“波斯人”——缺乏起码的理解和体察？
这真的只是一个理解的问题——理解那些观看所表达的情感、他们的庄严、他们生活在一起的朴实方法、他们的齐心协力、荣辱与共；理解大屠杀中的惟一幸存者的双手，在他女儿的头顶像庇护的翅膀一样张开；理解这条川流不息的生死之河，这流淌的鲜血，这重生的希望，这几个世纪以来一直为要求尊严和正义而生的人的沉默，这最终耐性已耗尽的人被压抑的愤怒。
六年前，墨西哥修订了宪法，遵从由外部引发的新自由主义“经济革命”，政府无情地终止了农业改革和土地分配。这使得无地农民可能拥有一小块耕地的希望破灭了。原住民相信通过组织成民间团体，他们可以捍卫其历史性的权利（或仅仅是他们的拥有的权利，如果你认为原住民部落在墨西哥历史中没有位置）。他们独力坚持拒绝任何类型的暴力，虽然他们的处境令暴力的回应具有充分的理由。
起初，这些团体有天主教会的支持，但这种保护对他们来说没什么用处。他们的领袖和代表经常被监禁，州政府和大地主不断加强联合，谋取双方共同的利益和特权，他们有计划地、坚决地、残酷地迫害原住民。迫害者残暴地将原住民从他们祖先的土地上逐出，高山、丛林在许多时候成为他们最后的避难所。在那里，在高山和深谷的浓雾中，反抗的种子开始萌发。
恰帕斯的原住民不是这个世界上惟一被侮辱和被侵犯的人民。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不管种族、肤色、习俗、文化还是宗教信仰，我们如此骄傲自己是其中一员的人类，始终知道如何去侮辱和压迫那些他们仍然称之为同类的人们，这是多么悲哀的反讽。我们发明了自然界不存在的东西：残酷、折磨和蔑视。通过对种族划分的荒谬运用，我们已将人类划分为不可和解的几类：富人与穷人、主人与奴隶、强者和弱者、智者与愚者。而且在每一类下我们又不断划分子类，以便变化和随意繁殖蔑视、侮辱和侵犯的理由。
近年，恰帕斯已经成为墨西哥最被蔑视、侮辱和侵犯的人们能够重新发现从未彻底失落的尊严和荣誉的地方；压制了几百年的沉重墓石已被粉碎，新生的、与从前不同的生者队伍得以通过，他们之后是无尽的死者队伍。此时的男人、女人和孩子们只是要求尊重他们不仅作为人、作为人类的一部分的权利，也要求他们今天和明天继续作为原住民的权利。他们起义，最主要地是源于一种只有荣誉和尊严才能产生和孕育出的精神力量，尽管他们的身体仍然遭受着饥饿和各种常见的苦难。
恰帕斯高地的另一边，不仅是墨西哥的政府，也是整个世界。人们企图将恰帕斯问题化减为仅仅是一个地区冲突，运用国家法律便可控制局面，而这些法律也可以进行调整，以适应他们所代理的经济和政治权威的战略战术。可是，正在恰帕斯山区和拉坎顿丛林中相持中的问题，却越出墨西哥国境，到达尚未放弃、亦永远不会放弃梦想和希望、不会放弃对普遍公平与正义的要求的人的心坎上。
正如那个独特的人物，他的名字为我们熟知——起义军副司令马科斯写到过的，这是“一个包含着许多个世界的世界，它是一个世界，团结的，也是多元的”，我想加上自己的话，这个世界宣称成为“波斯人”的权利不容变动，任何时候当他或她想成为波斯人时，除了自己的根之外，不需要遵从任何其他东西，这一点对所有人、在所有时候都一样。
众说纷纭 恰帕斯，痛苦与希望之名（2）
毫无疑问，恰帕斯群山起伏的高地是我所见过的最令人惊异的风景，但那也是暴力和犯罪猖獗的地方。成千上万的原住民，由于缄默或对萨帕塔民族解放军（EZLN）公开表示同情而被以“不可饶恕的罪行”驱逐出他们的家园，被塞进临时搭建的棚屋营地，那里没有足够的食物，一点点饮用水却永远是被污染的，结核、霍乱、麻疹、破伤风、肺炎、斑疹伤寒以及疟疾等各种疾病正在吞噬大部分的成人和孩子。所有这一切都在漠不关心、视而不见的政府和医疗机构的眼皮底下发生。
大约六万士兵——是现在墨西哥军队固定兵力的三分之一——以保障公共秩序为名占领了恰帕斯州。
然而，事实拆穿了谎言。墨西哥军队保护了一部分原住民，不仅是保护他们，同时教育、训练、武装这些大体上依赖和服从于革命制度党（PRI）的原住民，该党已经不间断的执政事实上是专政了六十年。这些原住民——决不是惊人的巧合——组成了不同的民团，组建的目标只有一个，去承担最肮脏的镇压任务：攻击、强暴、杀害他们自己的兄弟姐妹。
阿克岱尔是1492年以侵略和征服开始的可怕悲剧中的一段插曲。在整个五百年的历史中，伊比利亚美洲的原住民（我有意用这个术语为的是并不逃避对葡萄牙人之后在巴西所做的一切的审判，葡萄牙人继续种族灭绝的过程，在地理大发现时期300－400万巴西印第安人到1980年只剩下20万）被人从杀害他们的士兵手中转到剥削他们的主人手中，这中间还要经天主教会之手，教会使印第安人的上帝变成了另一个，但他们最终没能改变印第安人的精神。
阿克岱尔屠杀之后，那里开始听到电台里传出“我们胜了”的说法。不知情的人也许会认为这不过是刽子手粗野挑衅的宣言。但他也许错了。这些话是希望的讯息，勇敢的语言，他们像拥抱一样穿过电波联结起原住民的部落。当他们为死者哭泣的时候——五百年的死难者名单上又增加了45人——原住民们坚忍的抬起头，对彼此说道，“我们胜了”，因为事实上，它只能是一次胜利，一次伟大的胜利，所有胜利中最伟大的一次，以这种方式经历了侮辱、侵犯、蔑视、残暴、折磨之后仍然活着。这是精神的胜利。
伟大的乌拉圭作家爱德华多?加莱亚诺讲述马科斯怎样到达恰帕斯，对原住民讲话，而他们不能理解他的故事。“于是，他走进了雾蔼，学会了听，学会了说”。雾蔼阻止人们看见，但它同时是敞向另一个世界——原住民的世界，波斯人的世界——的窗。让我们停止言说，让我们学习看，学习听，也许我们终能理解这一切。
（滕威译）
众说纷纭 一份萨帕塔人的书目
——马科斯访谈录（节译）
加西亚?马尔克斯
2001年3月
编者按：2001年3月间萨帕塔民族解放军副司令马科斯和其他24名司令一起长征到首都墨西哥城。马科斯和他的人住进了城南的国家人类学和历史学学院（ENAH），将其作为临时宿舍。在这里，他接受了哥伦比亚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加西亚?马尔克斯和他主编的杂志RevistaCambio一名记者的访谈。全文以《马科斯如是说》发表在该杂志上，这里节译的是最后一段。
加西亚?马尔克斯：在这一片混乱之中，你仍有时间阅读吗？
马科斯：是的，因为若是不这样，我们又该如何？大敌当前，士兵们会擦拭武器，振作士气。对我们说来，我们的武器是我们的语词，所以我们必须时常光顾我们军械库。
加西亚?马尔克斯：你所说的一切，就内容与形式而言，显出了鲜明的文学背景。它从何而来，你又是如何实现的？
马科斯：这得自我的童年。在我家中，语词被赋予极为特殊的价值。凭借语言，我们进入世界。我们不是在学校而是通过读报学会了阅读。我的母亲和父亲鼓励我们读书，那使我们最为快捷地接触到新事物。通过这样、那样的途径，我们意识到语言，不是作为彼此交流的方式，而是作为建构事物的方式。那似乎比一种义务或作业更令人快活。当地下墓穴时代到来的时候，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并不高估语词的价值。语言被降到了次等。当我们进入原住民社群的时候，语言成了飞去来器。意识到表达特定事物时语言的失效，那迫使你去琢磨语言的技巧，去反复推敲语词将其武装起来或解除武装。
加西亚?马尔克斯：是否刚好相反——我们对语言的过分控制造成了这个新的时代？
马科斯：那像一个搅拌器。你不知道最初扔进去的是什么，可倒出来的是鸡尾酒。
加西亚?马尔克斯：能不能谈谈你的家庭？
马科斯：那是一个中产阶级家庭。我父亲，一家之主，在拉扎罗?卡尔迪亚斯时代是个乡村教师，据他说，那时候，他们会为了一个教师是共产党员，而削掉他的耳朵。我母亲也是个乡村教师，后来，我们搬了家，最终成了中产阶级，我是说，那种没有真正生存困难的家庭。这是在外省，文化的地平线是地方报纸的社会版。外面的世界，大城市，墨西哥城的诱人之处是他们的书店。终于，省里有了书市，我们可以找到一些书。加西亚?马尔克斯、富恩斯特、卡洛斯?蒙斯瓦伊斯、巴尔加斯?略萨，不论其思想倾向，这只是举几个例子，我们的父母带书给我们，让我们读到这些作品。《百年孤独》意味着如何阐释那些岁月中的外省生活，《阿尔特米奥?克鲁兹之死》则是解释了什么导致革命是如此，[卡洛斯?蒙斯瓦伊斯]的《弥撒日》则解释了中产阶级的经验。从某种意义上说，尽管有些赤裸，《城市与狗》是我们的自画像。其中应有尽有。我们以获知文学的方式了解世界，我相信，这塑造了我们。我们不是通过新闻频道了解世界，而是通过小说、散文和诗歌。这使我们与他人相当不同。这是我们的双亲赋予我们的目镜，而其他人可能以大众媒介为目镜或者只是一块磨玻璃，因此他们无法看到发生中的一切。
加西亚?马尔克斯：在所有这些读物中堂?吉诃德在哪儿？
马科斯：我12岁时，他们给了我一本非常精美的书，一部精装书。那是《拉曼却的堂?吉诃德》。我已经读过，读的是少儿版。那是一本十分昂贵的书，是我一直在期待的最为特殊的礼物。莎士比亚随后而来。但如果我按阅读的顺序说，首先是“拉美文学爆炸”，然后是塞万提斯，然后是加西亚?洛尔卡，然后整整一个时期全是诗，你也要对此负部分责任。
加西亚?马尔克斯：这中间也有存在主义和萨特吗？
马科斯：不。那要迟一些。在我们明确地触及存在主义文学，在那之前是革命文学的时候，用正统说法说，我们已经定型了。所以当我们走向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时候，我们已被文学的讽刺和幽默严重污染过了。
加西亚?马尔克斯：这里面没有什么政治理论读物吗？
马科斯：在第一阶段，没有。从我们的ABC我们走向文学，然后才是理论和政治文本。大约是在我们上高中的时候。
加西亚?马尔克斯：你的同学认为你是、或可能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吗？
M：不，我不这么认为。他们中不少人曾说，我是个萝卜——红皮白心。
GM：你现在在读什么？
马科斯：堂?吉诃德是我的枕边书，我经常带在身边的是加西亚?洛尔卡写的《吉普赛民谣》。《堂?吉诃德》是政治理论读物中最优秀的书，其次是《哈姆雷特》和《麦克白》。没有比《哈姆雷特》、《麦克白》和《堂?吉诃德》更好的途径去理解墨西哥政治制度中的悲剧和喜剧。它们远胜于任何政治分析专栏。
加西亚?马尔克斯：你是手写还是用电脑？
马科斯：用电脑。除了在行军时我手写，因为没时间工作。我打草稿，然后一改再改。别以为我在开玩笑，但是我完成一篇文章的时候，可能是第七稿。
加西亚?马尔克斯：你正在写什么书？
马科斯：我曾试着书写荒诞，尝试向我们自己解释自己，那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已经意识到我们是一个悖论，因为一个革命军队并不图谋夺取政权，而一支军队的本分是打仗却不去打桩。我们所遭遇到的全部悖论是：我们已经在与文化渠道完全疏离的部分成长起来，变得强壮有力。
加西亚?马尔克斯：如果所有人都知道你是谁，为什么还要戴着滑雪帽？
马科斯：卖弄风情的一点残留物罢了。他们不知道我是谁，他们也不在乎。在这儿发挥作用的是今天的副司令马科斯，而不是昨天他是何许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