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鲁格否认他知道任何计划。他命令施图尔纳格尔释放在巴黎被捕的党卫队保安处人员。然后，他又劝施图尔纳格尔说：“我看你最好换上便服躲藏起来。”
但是有着像施图尔纳格尔这样军阶的自尊的将军是不会选择这样的出路的。在巴黎的拉菲尔旅馆举行了令人不可思议的通宵的香槟酒会，会上由奥伯格将军率领的被释放的党卫队和保安处军官与曾经逮捕他们的陆军将领们握手言欢（如果叛变成功，这帮党卫队人员肯定要被枪决）。施图尔纳格尔在酒会结束以后便坐车回德国去，因为他原已接到命令要他回柏林去报到。
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曾在那里指挥过一个营的凡尔登停下来再看一看这个著名的战场。但是也是为了执行一个个人的决定。他的司机和警卫员听到一声枪响。他们发现他在一条运河里挣扎。子弹打穿了一只眼睛，另一只也受了重伤。他被送到凡尔登陆军医院，受伤的那只眼睛也被切除了。
但这并没有使施图尔纳格尔免于厄运。在希特勒的火急命令下，这位双目失明、处于绝望之中的将军被解到柏林。他被押上人民法庭，躺在一张小床上听法赖斯勒的辱骂。8 月30日，他在普洛成西监狱被绞死了。
冯·克鲁格元帅拒绝参加叛变，这一决定性行动并没有能够使他得救，正如弗洛姆在柏林所采取的类似的行动不能使自己得救一样。斯派达尔在评论到这位迟疑不决的将军时说道：“命运不会饶恕那些虽有信念但没有足够的决心把信念付诸实行的人。”现在已经得到证明，12月20日才被处决的冯·霍法克上校在严刑拷打之下招出克鲁格、隆美尔和斯派达尔曾参与叛变计划。据勃鲁门特里特说，奥伯格曾对他说过，霍法克在初次提审中“招出”
克鲁格。勃鲁门特里特还说，这位元帅从奥伯格那里亲自听到这一消息后“开始显得越来越忧虑起来”。
从前线来的消息也不能使他精神振奋起来。
7 月26日布莱德雷将军率领的美军已经突破在圣洛的德军阵地。4 天以后巴顿将军率领的新建立的第三军团越过这一缺口到达阿夫朗舍，打开通往布里塔尼和南方的卢瓦尔河的道路。这是盟军进攻的转折点，7 月30日，克鲁格报告希特勒大本营说：“整个西线已被突破……左翼已经崩溃。”到8 月中旬，所有留在诺曼第的德军都被围在法莱附近的狭小的袋形阵地内，希特勒下令不得再往后退。元首现在已十分讨厌克鲁格，责怪他使西线遭受挫败，并且疑心他想要带着队伍投降艾森豪威尔。
8 月17日瓦尔特·莫德尔元帅来接替克鲁格。克鲁格事先并不知道自己已被免职，只是到莫德尔突然出现后才知道的。希特勒通知克鲁格，要他报告今后在德国的行踪。这是一个警告，说明他已被怀疑与7 月20日的叛变有关。第二天他写了一封长信给希特勒，然后就驱车回家了。他走到梅茨附近服了毒药。
在缴获的德国军事档案中发现了他致希特勒的遗书。
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不在人间了……生命对我已经失去了意义……隆美尔和我……早已预见到今天的形势。我们的话没有人听……
我不知道在各方面都受过考验的奠德尔元帅是否能控制目前的局势……如果他控制不住，如果你所期望的新武器不能成功，那末，我的元首，下定决心结束这一场战争吧。德国人民所遭受的苦难实在太大了，现在已经到了结束这种恐怖的时候了。
我一直敬佩您的伟大……如果说命运比您的意志和天才还要强大的话，那么上帝也是如此……
希望您现在也表现足够的伟大，在必要时结束这一场毫无希望的斗争……
根据约德尔在纽伦堡的口供，希特勒一声不响地看完了这封信，然后未加评论地交给约德尔。几天以后，在8 月31日的军事会议上，希特勒说：“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克鲁格如果没有自杀的话，也无论如何要被逮捕的。”
接着就轮到德国群众的偶像隆美尔陆军元帅。
当冯·施图尔纳格尔将军自杀未遂，双目失明，神志不清地躺在凡尔登医院手术台上的时候，他喃喃地道出了隆美尔的名字。
后来冯·霍法克上校在柏林艾尔布莱希特亲王街的秘密警察的监狱中受不了酷刑，也招认隆美尔曾参与7 月20日阴谋。霍法克引证隆美尔元帅曾经对他说过的话：“告诉柏林的人，他们可以指望我。”希特勒听了这句话以后十分震惊，他因此作出决定：他所宠信的也是在德国最受欢迎的这位将军必须死去。
隆美尔当时住在伯奈的野战医院里。他的头盖骨、两个太阳穴和颧骨受了重伤，左眼也受了严重的损害，脑袋上尽是炸弹碎片。为了避免遭到进攻中的盟军的俘虏，他先从这个野战医院被迁至圣一歇尔曼，在8 月8 日那天又迁到乌尔姆附近赫林根的自己的住宅里。他从前的参谋长斯派达尔到赫林根去访问他。第二天，9 月7 日，斯派达尔就被捕了。这对隆美尔是第一个警告，说明会有什么下场等待着他。
“那个病态的撒谎者现在已经完全疯了！”隆美尔在与斯派达尔谈话中谈到希特勒的时候这样说，“他正在对7 月20日案件的谋反分子发泄他的虐待狂！他不会就此罢手的！”
隆美尔现在注意到，保安处的人员正在监视他的住宅。他的15岁的儿子原来在高射炮中队服役，现在暂时告假回家来服侍他。当他和他的儿子—同在附近森林中散步的时候，他们两人都带着手枪。希特勒在腊斯登堡大本营收到霍法克招出隆美尔的证词副本后，就下令处决隆美尔。但是办法与众不同。后来凯特尔对纽伦堡的提审人员解释说，元首认识到，“如果这个赫赫有名的元帅，德国最得人心的将军，被逮捕并押上人民法庭的话，这将是一件非常丢脸的事”。因此希特勒同凯特尔商量好，让隆美尔知道控告他的证据，让他选择要么自杀，要么以叛国罪在人民法庭受审。如果他选择自杀的话，他死后可以获得具有全副军事荣典的国葬仪式，而且可以保全他的家属。
于是在1944年10月14日中午，希特勒大本营有两位将军驱车来到被党卫队用5 部装甲车团团围住的隆美尔的住宅。一位将军是威廉·布格道夫，一个长着酒糟鼻子、同凯特尔一样对希特勒唯命是从的酒鬼；另一位是与他有着同样性格的、他的陆军人事处的助手恩斯特·迈赛尔将军。他们事先通知隆美尔，他们是从希特勒那里来的，准备同他谈一谈他“未来的职务”问题。
凯特尔后来作证说，“我在希特勒的指使下，叫布格道夫带着一份招出隆美尔的证词到他那里去。如果证词是真的，他要对后果负责；如果是假的，他会得到法庭的开释。”
“你还命令布格道夫带一点毒药给他，是不是？”检察官问凯特尔。
“是的。我告诉布格道夫带上毒药。假如有此需要，隆美尔也好使用它。”
在布格道夫和迈赛尔到达以后，事实真相就清楚了：他们不是前来商谈隆美尔的未来职务的。他们要求和这位元帅单独谈话，于是3 人到隆美尔的书房去。
“几分钟以后”曼弗雷德·隆美尔后来追述道，“我听见父亲上楼到母亲的房间去。”他接着说：父亲同我走进我的房间。他开始缓慢地说：“我刚才不得不告诉你的母亲，我将在15分钟内死去……希特勒指控我犯了叛国大罪。鉴于我在非洲服役有功，给了我一个服毒自杀的机会。那两位将军带来了毒药。这种毒药在3 秒钟之内就能致人于死命。如果我接受的话，对我的家庭将不会采用在这种情况下的例行措施……我还可以得到国葬待遇。一切都准备停当了。在15分钟年你将接到从乌尔姆的医院打来的一个电话，说我在赴会途中因脑病发作死去了。”
事情果然就是如此。
隆美尔穿着他那件旧的非洲团皮前克，手里拿着元帅的节杖，跟着两位将军上了车。车行一二英里后在森林旁的路上停下来，迈赛尔将军和党卫队司机走下车来，隆美尔和布格道夫仍留在车上。1 分钟以后，当下车的那两个人回来的时候，隆美尔已直挺挺地死在座位上。布格道夫不耐烦地走来走去，似乎担心会误了他的午餐和午饮。隆美尔夫人在与丈夫告别15分钟以后，接到预期的从医院打来的电话。主治大夫报告说，两位将军带来了元帅的尸体，他是因大脑栓塞致死的，这显然是前次他头盖骨受伤的结果。实际上布格道夫横蛮地禁止解剖尸体。“不要动尸体，”他大叫道，“一切柏林都已经安排好了！”
一切的确是已经安排好了。
莫德尔元帅发布一道冠冕堂皇的命令，宣布隆美尔因“7 月17日受伤”
不治身死，对“我国最伟大的指挥官之一”的牺牲表示哀悼。
希特勒给隆美尔夫人的电报说：“您丈夫的死给您带来巨大的损失，请接受我最真挚的吊唁。隆美尔元帅的英名将永远和北非英勇的战役联系在一起。”戈林在电报中表示了“默哀”：我们都希望您的丈夫能继续活在德国人民之中，但是他却因伤英勇地与世长辞了，这深深使我伤心。
希特勒下令举行国葬。德国陆军高级将领冯·伦斯德在举行国葬仪式时致悼词。他站在裹着叄遄制斓穆∶蓝迕媲八担八男氖鞘粲谠椎摹薄?
斯派达尔说：“在那些在场的人看来，这个老军人［指伦斯德］似乎精神颓丧，心情惶惑……在这里，命运给了他担当马克·安东尼这一角色的独特机会。他一直保持着他这种道义上的无动于中的态度。”* 德国陆军骄矜自负的军官团所受到的耻辱是很大的。它的3 个卓越的元帅——维茨勒本、克鲁格和隆美尔——牵连在试图推翻希特勒的阴谋里，1 个被绞死，另外2 个被逼自杀。它不得不眼看着它的数十名高级将领被押进秘密警察的监牢，在人民法庭上通过公审丑剧被合法地谋杀。军官团虽然有着自豪的传统，但在这史无前例的形势下，并不能团结一致。它力图要保持它的“荣誉”，但其方法，至少在一个外国观察家看来，只能使它丢脸和堕落。在那个奥地利下士出身的人的淫威下，惊慌失措的军官团领袖们只好摇尾乞怜，卑躬屈膝。
因此，当冯·伦斯德元帅站在隆美尔尸体前面致悼词的时候精神颓丧、心情惶惑，就毫不足怪了。他同其他的将领一样，已经够低三下四了，但是希特勒现在还要逼着他们受尽一切屈辱。伦斯德亲自接受了所谓军事“荣誉法庭”执行法官的任务，希特勒设立这个法庭的目的是要把所有参预7 月20日案件的军官嫌疑犯全部从陆军中开革出去，这样他们就不能受军事法庭的审问，而是作为平民不光彩地移交给草草审判的人民法庭。这个“荣誉法庭”
不允许被控告的军官为自己辩护，它只是按秘密警察所提供的“证据”行事。
伦斯德对于这种限制并没有提出过抗议，另一个法官古德里安将军也没有抗议过。古德里安在炸弹案发生以后被任命为陆军参谋总长，在他的卧区录中，他曾承认过这是一个“不愉快的任务”，法庭的审问是“凄惨的”，而且提出了“最困难的良心问题”。这无疑是实情，因为伦斯德、古德里安和其他法官——都是将军——把数以百计的军官从陆军中开革出去，这样侮辱他们不算，还要把他们去送死。
古德里安干的勾当还不止于此。他以参谋总长的名义发布过两道堂皇的命令，向最高统帅保证全体军官对他永远效忠。第一道命令是7 月23日发布的，它谴责谋反分子不过是“很少数的军官，其中有一些是已经退休了的。
这些人丧失了一切勇气。他们由于怯懦和软弱，宁愿走耻辱的道路，而不走一个高尚军人应该走的唯一的道路——尽职和荣誉的道路”。因此他庄严地向元首保证“陆军中将军、军官和士兵的团结一致”。
同时那个早已被黜的冯·勃劳希契元帅赶紧发表一个强烈谴责这次政变的声明，保证继续向元首效忠，对一向瞧不起将军们、连勃劳希契也不放在眼中的希姆莱被任命为补充军司令表示欢迎。另一位失宠的人，退休了的雷德尔海军元帅，因为怕自己被人怀疑至少曾同情过这些谋反分子，也急急忙忙赶到腊斯登堡当面向希特勒表示忠诚。7 月24日，老式的军礼被强迫废除了，代之以纳粹式的敬礼，以“作为陆军对元首的不可动摇的效忠和陆军与纳粹党之间最紧密的团结的象征”。
7 月29日古德里安警告参谋总部的所有军官，从此以后必须带头做效忠于元首的好纳粹分子。
参谋总部的每一个军官必须是一个国家社会主义的军官领袖……这不仅要表现在他对政治问题的模范态度上，而且表现在根据元首的主义对年轻指挥官进行政治教育的积极合作上……
上级军官在评定和遴选参谋总部军官的时候，应该首先考虑他们性格和精神的特征，其次才是才智。一个坏蛋也许永远是非常狡猾的，但在患难时期，他就经不起考验，因为他是坏蛋。
我希望参谋总部的每一个军官马上表示他自己己接受我的看法，并且当众宣布。凡是办不到这一点的人，应该申请辞去参谋总部的职务。
据现在知道的材料，并没有人申请辞职。
一个德国军事历史学家评论道，这样一来，“参谋总部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整体的历史，可以说就此结束了”。参谋总部这个由优秀军事人才组成的组织，是由夏恩霍尔斯特和格奈斯瑙所创立并由毛奇发展成为国家支柱的。它曾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统治德国，控制过魏玛共和国。它甚至逼使希特勒摧毁冲锋队，杀害其领袖，因为他们反对它。但是，到了1944年夏天，它却被贬低到成为一群摇尾乞怜的、吓破了胆的人的可怜的团体。对于希特勒不会再有任何反抗，连批评也不会再有了。曾经不可一世的陆军，同第三帝国的所有其他的机构一样，与希特勒同流合污了。陆军的将领们现在已麻木不仁，十分缺乏当时发动政变时的那几个人所具有的勇气，以至于连提高嗓子说话（更不必说采取行动）来拦住那个独夫的手都不敢。虽然他们现在完全认识到，这个独夫正在迅速地把他们和德国人民带到他们可爱的祖国有史以来最可怕的灾难道路上去。
这些人都是作为基督教徒培养成人的，受过旧道德的熏陶，以爱惜荣誉自豪，在战场上能视死如归，然而他们精神上和意志上的麻木不仁一至于此，实在令人惊异。不过，如果读者还记得本书最初几章扼要叙述过的德国历史的进程的话，这也许并不是难于理解的。这一进程把盲目服从尘世间的统治者看作是日耳曼民族的最高道德，并且鼓励奴颜婢膝。现在这些将军们认识到他们对之匍匐在地的人的罪过了。古德里安后来回忆起希特勒在7 月20日事件以后的情况。
在他身上，严厉已变成残酷，虚声恫吓已变成干脆撒谎。他常常毫无顾忌地撒谎，却一口咬定别人在撒谎。他再也不信任任何人。同他打交道一向是够麻烦的，现在倚直是成了一种痛苦，并且是越来越加剧的痛苦。他经常失去一切自我克制的能力，使用的语言越来越粗暴。他周围的亲信中，现在已没有人能起约束的影响了。
虽然如此，现在只有这个人，这个半疯癫的、在身心方面迅速堕落了的人，能够把败退中的军队振作起来，并且使这个被打得一塌糊涂的国家打起精神来，正如他在1941年大雪纷飞的冬天在莫斯科所做的那样。他运用了那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在德国任何其他人——陆军、政府和人民中间——都缺少的意志力量，几乎是匹马单枪地把这个痛苦的战争拖延了差不多一年之久。
1944年7 月20日叛变的失败，不仅是由于陆军中和文职人员中的最能干的一些人的难以理解的愚蠢，弗洛姆和克鲁格性格上的致命弱点，这些叛变者在每一关头碰到的坏运气。它的失败还由于所有使这个伟大的国家得以继续维持的人：将军们和文官们，穿军服和穿便服的德国人民群众，没有进行革命的准备。事实上，尽管他们受尽苦难，有被击败和为外国占领的悲惨前景，但他们并不想革命。他们仍然接受并且支持国家社会主义，虽然它给德国和欧洲带来了堕落。他们仍然把希特勒看作是国家的救星。
［古德里安后来写道］当时，无可驳辩的事实似乎是，大多数德国人民仍然相信阿道夫·希特勒，如果希特勒死了，他们会认为谋杀者杀害的是唯一能够使战争胜利结束的人。
勃鲁门特里特将军虽然没有参加叛变计划，但是如果他的上司克鲁格能够坚强些，他一定也会支持叛变的。他在战争结束之后还发现，至少“在平民中有一半人在听到德国的将军们参加了推翻希特勒的计划时大吃一惊，因此他们痛恨这些将军们。在陆军中间也表现同样的情绪”。
希特勒用一种无法解释的催眠术——至少在我这个非德国人看来是如此——始终得到这一伟大民族对他的忠诚和信任。不可避免地，德国人民像一群不会说话的牲畜一样，但是怀着一种使他们不同于牲畜的虔诚的信念，甚至热情，盲目地跟着他跳下悬崖，投向国家的灭亡。
第三十章 德国的征服
战争打到了德国本土。
希特勒还没有来得及从7 月20日炸弹案的震动中恢复过来，便又面临着法国和比利时的丢失及东战场的巨大攻势。敌军以压倒优势兵力从四面八方向帝国进逼。
从1944年6 月10日开始的俄国夏季攻势，节节胜利，到8 月中旬，红军打到了东普鲁士边境，在波罗的海地区包围了德国50个师，深入到芬兰的维堡，消灭了中央集团军，而且在六个星期内在这条战线上推进了400 英里，到达维斯杜拉河与华沙隔河相望。同时，在南线从8 月20日开始发动新攻势，月底就占领了罗马尼亚和供给德军天然汽油唯一重要来源的普洛那什特油田。8 月26日，保加利亚正式退出战争，德军开始从该国仓皇撤退。9 月间，芬兰也退出战争，并向拒绝撤离其领土的德军开火。
在西线，法国迅速解放了。在新近成立的美国第三军团司令巴顿将军身上，美国人找到了一位坦克将军，与在非洲的隆美尔一样骁勇善战。7 月30日他攻克了阿夫朗舍之后，即让布里塔尼自生自灭，而开始向在诺曼第一线的德军进行大包抄，向东南推进到卢瓦尔河畔的奥尔良，然后转师向东推进到巴黎南面的塞纳河。8 月23日盟军抵达巴黎东南方和西北方的塞纳河，两天以后，雅克·勒克莱克将军所率的法国第二装甲师和美国第四步兵师就攻进了巴黎。被德国占领了4 年之久有法兰西荣誉之称的这一伟大城市解放了。人们发现法国抵抗运动部队已经基本上控制了巴黎，还发现塞纳河上的桥梁——其中有许多都是艺术品——均未遭受破坏。在法国的德军残余部队现在正在全线撤退之中。在北非战胜隆美尔的蒙哥马利，于9 月1日晋升为元帅，率领加拿大第一军团和英国第二军团在4天内挺进200 英里，从塞纳河下游通过有历史意义的1914—1918年和1940年的战场进入比利时。9 月3 日攻陷布鲁塞尔，次日又攻克安特卫普。盟军进展神速，德军甚至来不及破坏安特卫普的港口设备。这对盟军说来是一件大喜事，因为该港障碍一旦扫清之后，即可成为英美军队的一个主要供应基地。
在英加军队的南面，古特尼·Ｈ·霍季斯将军率领的美国第一军团以同样速度攻入比利时的东南方，到达1940年5 月德军致命的突破从那里开始的缨斯河，攻占纳缪尔和列日的堡垒，使得德军没有时间进行防守。在第一军的南面，巴顿的第三军团攻占了凡尔登，包围梅茨，进抵摩泽尔河，并在贝耳福尔山峡与法美第七军团会师；该军团在亚历山大·派契将军指挥下于8 月15日在法国南部海岸一带登陆，迅速挺进到罗尼河流域。
到8 月底，西线德军已损失50万人，其中半数是被俘的；并且损失了几乎全部的坦克、重炮和载重汽车。已经没有什么东西能用来保卫祖国了。曾经大肆吹嘘过的齐格菲防线实际上已无人防守，也没有武器防守。西线绝大多数德军将领都认为大势已去。斯派达尔说：“地面部队已经不再存在了，更不要说空军。”于9 月4 日重新被任命为西线总司令的伦斯德在战后对盟军提审人员说：“就我个人来说，战争在9 月间就结束了。”
但对阿道夫·希特勒来说，却不是如此。8 月31日，他在大本营对一些将军们训话，试图给他们灌输铁的意志并鼓舞士气。
我们在必要时将在莱因河上作战。这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在任何情况之下都要战斗下去，正如腓德烈大王所说，要一直打到那些该死的敌人之中有一个精疲力竭不能再战为止。我们要作战到底，一直打到赢得在今后50—100 年内能够保障德国民族生命安全的一个和平局面为止，这个和平局面，首先不能像1918年那样再一次地沾污我们的荣誉……我活着就是为了领导这一战斗，因为我知道，如果在这一战斗的背后没有铁的意志，这场战斗是不能胜利的。
希特勒在严厉批评陆军参谋总部缺乏铁的意志之后，对他的将军们透露了他坚信前途有望的一些理由。
盟军之间的关系变得十分紧张的时候，他们决裂的日子就要到来了。历史上所有的联盟迟早都是要垮台的。不管怎样艰难，唯一的办法是等待恰当的时机。
戈培尔受命组织“总动员”的工作。新被任命为补充军司令的希姆莱，动手建立25个人民步兵师以防守西线。在纳粹德国，关于“总体战”的计划和言论尽管很多，但是国家的资源却远远没有全部利用起来。由于希特勒的坚持，在整个战争时期日用品的生产仍然维持着庞大的数字，这显然是为了保持民心和士气。而且他仍然迟迟未实行战前制定的动员妇女进工厂工作的计划。1943年3 月，当斯佩尔打算要妇女进工厂时，他说：“牺牲我们最珍贵的理想，这个代价太高了！”纳粹思想认为德国妇女应该呆在家里，而不是在工厂里，因而她们就一直呆在家里。在战争的头四年，当英国有225 万妇女从事战时生产的时候，德国只有18.2万妇女干着同样的工作。德国在和平时期有150 万人当家庭佣工，战时还始终保持这一数字。
现在敌人已经打到大门口，纳粹首脑们慌起来了。
15岁到18岁的孩子和50岁到60岁的男子都应召入伍。在大学、中学、机关和工厂里到处搜寻入伍者。
1944年9 月到10月有50万人参加了陆军，但是没有规定要妇女进机关、工厂去替代这些入伍者。军备和战时生产部部长艾伯特·斯佩尔向希特勒抗议说，技术工人的应征入伍严重影响到军火生产。
自从拿破仑时代以来，德国士兵就从来没有需要去保卫祖国的神圣领土。那时以后的普鲁士的和德国的战争都是在别国领土上进行的，受到破坏的也是别国的领土。现在军队已陷入困境，因此对他们进行了大张旗鼓的激励士气的工作。
西线战场的士兵们！
……我希望你们保卫德国的神圣领土……坚持到底！……
元首万岁！
陆军元帅冯·伦斯德。
集团军的士兵们！
……只要我们一息尚存，决不放弃德国一寸土地……任何人不战而退，都是民族的叛徒……
士兵们！我们的家乡，我们的妻室儿女的生命系此一战！
我们的元首和我们的亲人对他们的士兵是有信心的！……
我们的德国和亲爱的元首万岁！
陆军元帅莫德尔。
虽然如此，可是由于大势已去，逃兵的数目一天比一天多。希姆莱为了防止逃亡，采取了严厉措施，9 月10日他下了一道命令。
某些不可靠的分子似乎相信，只要他们向敌人投降，战争对他们来说就结束了……
每一个逃兵……都将受到应得的惩罚。而且他的可耻的行为会给他的家属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他们统统要被枪毙。
第十八步兵师的霍夫曼一舒恩福恩上校对部下说：我们队伍里的叛徒逃到敌人那边去了……这些杂种泄露了重要军事秘密……骗人的犹太造谣者用小册子来哄骗你们，想要把你们都变成杂种！让这些犹太人放毒吧！……至于那些忘掉荣誉的可耻叛徒，他们的家庭必须为他们的叛国行为抵罪。
9 月间，发生了一件使德国将军大惑不解的、他们称之为“奇迹”的事情。在斯派达尔看来，这是“1914年法国的‘马恩河奇迹’在德国的变相重演。盟军的猛烈进攻突然沉寂下来”。
盟军的司令官，上自艾森豪威尔将军开始，一直到今天还在争论为什么当时进攻会沉寂下来；而对德国的将领们来说，这是完全不可理解的。到9 月的第二周，美军已经进到亚琛前面和摩泽尔河上的德国边境。德国已暴露在盟军面前。蒙哥马利在9 月初已经催促艾森豪威尔把他的全部供应和储备物资交给英加军队、美国的第九军团和第一军团，以便在他的指挥下在北方发起猛烈攻势，急速插进鲁尔区，夺取德国的主要兵工厂，打开通往柏林的道路并结束战争。艾森豪威尔拒绝了这一建议。他要求在一条“宽阔的战线上”向莱因河推进。
但是他的军队进展太快，供应不上。每一吨汽油和军火必须要从诺曼第海滩上运进来，或者从瑟堡的唯一的港口运进来，再由汽车运三四百英里才能到达前线。9月的第二周，艾森豪威尔的军队便因缺乏供应停足不前。同时又碰到出乎意料的德军的抵抗。伦斯德在两处重要据点集中了他能调动的兵力，因此在9 月中旬能够至少暂时阻止了巴顿第三军团在摩泽尔河的前进，霍季斯第一军团在亚琛前面的前进。
在蒙哥马利催促下，艾森豪威尔同意了一个大胆的计划：夺取阿纳姆附近下莱因河畔的桥头堡，从而取得从北面包抄齐格菲防线的阵地。这一计划和原来蒙哥马利挺进鲁尔区直捣柏林的意图相差很远，但它也可以提供一个战略基地，以备日后之用。这一进攻是9 月17日开始的，第一步行动是把从英国基地起飞的两个美国空降师和一个英国空降师大批空投下来。但是由于气候不佳，由于空降部队恰恰降落在他们事先没弄清楚的两个党卫队装甲师之间，再加上没有充足的陆军从南面接应，进攻因此失败了。经过10天猛烈的战斗之后，盟军撤出阿纳姆。降落在这一城市附近的英国第一空降师约9000人，只剩下2163人。在艾森豪威尔看来，这次挫折“充分证明更加艰苦的战斗还在后面”。
可是他仍然没有料到，在那年冬天圣诞节到来之前，德军力量已经充分恢复，可以在西线发动一次令人猛吃一惊的袭击了。
希特勒垂死的孤注一掷
1944年12月12日的晚上，一群西线战场上的德国高级指挥官被召到伦斯德的总部去，他们被搜取了腰间佩带的武器和手里的公事包，然后被装进一个大汽车里，在没有亮光的乡野雪地里开了半个钟头，目的是弄得他们晕头转向，最后停在一个很深的地下室通道前，原来这是希特勒在法兰克福附近泽根堡的大本营。在那儿这些人第一次知道了少数最高参谋官和指挥官一个月前就已经知道的事：元首准备在4天内在西线发动一次强大的反攻。
自从9 月中旬艾森豪威尔的军队在莱因河以西德军前线受阻以来，希特勒的脑子里就盘算着反攻的念头。虽然美军第九、第一和第三军团在10月间就曾试图再度发起攻势，如艾森豪威尔所说，要“猛扑”莱因河，但是遇到阻碍，进展缓慢。
10月24日在一场苦战之后，一度是查理曼大帝的帝国古都亚琛向盟军投降了，这是盟军占领的第一个德国城市，但是美军还是不能突破，攻到莱因河的防线。不过，在整个战线上，美军以及在北方的英军和加拿大军正以消耗战拖住越打越弱的德军。希特勒意识到继续这样保持守势只不过是拖延末日的到来。他那发热的脑子里涌现出一个大胆设想的计划：夺回主动权，发动攻势，切断美军第三和第一军团，深入安特卫普，夺取艾森豪威尔的主要供应基地，压迫英加军队沿比利时和荷兰边境撤退。他认为这一攻势不但会使英美联军遭受惨败，从而使德国西部边疆不再感受威胁，而且使他能转过来对付俄国军队。俄国军队虽然在巴尔干半岛方面仍在前进，但从10月以来已在波兰和东普鲁士的维斯杜拉河上受阻了。这一攻势还会很快地打通阿登森林，1940年德军的大突破就是从这里开始的；而且德国情报人员知道这里只有4 个很弱的美军步兵师防守着。
这是一个大胆的计划。希特勒认为这个计划一定会使盟军措手不及，在他们有机会整顿以前击溃他们。但是有一个弱点。德军不但比1940年时削弱了，尤其是空军力量，而且它碰到的对手是一个资源雄厚得多、装备好得多的敌人。德国将军们赶紧提醒元首注意这种情况。
伦斯德后来说：“当我在11月初得悉这一计划的时候，我大吃一惊。希特勒根本没有和我商量过……很显然，要执行这样一个野心勃勃的计划，现有的兵力实在太少了。”伦斯德和莫德尔知道同希特勒争论是毫无用处的，他们决定提出一个替代的计划，他们希望这个计划一方面能满足希特勒坚持发动进攻的愿望，一方面能把进攻局限于除去美军在亚琛的突出地带。然而，这位德军西线总司令对于改变元首意图是不抱什么希望的，他甚至不愿参加12月2 日在柏林举行的军事会议，而派他的参谋长勃鲁门特里特去。但是参加会议的勃鲁门特里特、莫德尔陆军元帅、哈索·冯·曼特菲尔将军和党卫队赛普·狄特里希将军（后两人将指挥两支担任突破任务的装甲大军）
都不能改变希特勒的决定。深秋以来希特勒就为他的最后的孤注一掷到处搜罗残兵余卒。
11月间，他居然拼凑了近1500辆新的或改装的坦克和重炮，12月又再拼凑了1000辆。他还征调了28个师，包括9 个装甲师，供突破阿登森林之用；此外还有6 个师，准备在主要攻势发动之后进攻阿尔萨斯之用。戈林还答应凑3000架战斗机。
这是一支相当可观的力量，虽然远比不上1940年伦斯德在同一战场上所使用的兵力。但是要拼凑这样一支兵力，意味着取消对东线德军的增援，东线的德军司令官们认为这种增援是击退俄国准备在1 月发动的冬季攻势所必不可少的。当负责东线战场的参谋总长古德里安表示异议时，希特勒痛斥了他一顿。
用不着你来教训我！我已经在战场上指挥了5 年德国陆军，在这一时期中我所获得的实际经验，参谋总部无论谁想比也比不了。我曾研究过克劳塞维兹和毛奇，而且把所有施利芬的文件都念过。我比你清楚得多！
当古德里安抗议说，俄国准备以压倒优势的兵力进攻并且列举了苏军兵力的数字后，希特勒大声说道：“这是自成吉思汗以来最大的虚张声势！这些胡话是谁说起来的？”
12月12日晚上，被搜去公事包和武器的将军们聚集在泽根堡元首大本营，他们发现这位纳粹统帅，正如曼特菲尔后来回忆时所说：“背已驼了，面色苍白，有些浮肿。他弯着腰坐在椅子上，两手发颤，尽力隐藏那只随时要发抖的左臂。他是个病人……走路时一条腿拖在后面。”
然而希特勒的精神却仍然同从前一样高涨。将军们原以为最高统帅会给他们讲一讲反攻的全面军事形势，而他却给他们谈了一通政治和历史的大道理。
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像我们敌人那样的联盟，成份那样复杂，而各自的目的又那样分歧……一方面是极端的资本主义国家；另一方面是极端的马克思主义国家。一方面是垂死的帝国，英国；另一方面是一心想取而代之的原来殖民地美国……
联盟中的每一个伙伴在参加时都抱有各自的政治野心……美国企图继承英国的衣钵；俄国想要取得巴尔干……英国打算保住它在……地中海的地盘……眼前这些国家就在争吵不休。谁能够像蜘蛛那样坐在网中央，注意形势的发展，他就可以观察到这些国家间越来越加深的矛盾。
如果我们发动几次攻击，这个靠人为力量撑住的共同战线随时随地可能霹雳一声突然垮台……
只要我们德国能保持不松劲……
要紧的是打破敌人认为胜利在握的信念……战争最后要看哪一方认输。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要让敌人知道，不管他们怎样，他们决不能叫我们投降。决不能！决不能！
将军们散会时，这个动员演说还在他们的耳朵里嗡嗡地响着。
他们谁也不相信——至少他们后来这样说——阿登攻势会成功，但是他们仍然决心尽最大的能力去执行命令。
他们这样做了。
12月15日夜间，德军在亚琛以南的蒙却奥和特里尔西北的埃赫特纳赫之间的70英里的战线上进入他们的进攻阵地。这天晚上很黑，下着霜，浓雾笼罩着阿登森林附近崎岖的大雪覆盖着的群山。根据天气预报，会连着几天有这样的气候，估计盟军的飞机在这期间不能起飞，德国的供应线可以免遭诺曼第那样的浩劫。连着5 天天气都帮了希特勒的忙，这个完全出乎盟军总司令部意料的德军行动，在12月16日早晨获得初步进展以后，接连几次突破盟军阵地。
12月17日夜间，一支德军装甲部队到达斯塔佛洛，它距美军第一军团总部驻扎地斯巴只有8 英里，美军仓皇撤退。更重要的是，它距一个存有300 万加仑汽油的巨大美国供应站只有1 英里。假如这个供应站被德国装甲部队占领，它就会进展得更远更快，因为德军非常缺乏汽油。由于汽油供应不上，它的装甲部队不断放慢进展速度。斯科尔兹内的所谓第一五○装甲旅，穿着美式军服，驾驶着缴获的美军坦克、大汽车和吉普车推进得最远。约有40辆吉普车穿过被击溃的前线，其中有几辆一直进抵缪斯河。
但是在美军第一军团4 个战斗力不强的师在阿登森林被击溃以后，其他零星部队坚强的临时抵抗却使德国的进展缓慢下来。同时，它们在蒙却奥和巴斯托尼德耳突破处南北两翼坚守阵地，使德军只能通过狭长的突出地带前进。美军在巴斯托尼的这一场抵抗决定了德军的命运。
巴斯托尼这个公路交叉点，是防守阿登森林和其后面的缪斯河的关键。
如果防守坚固，不但能够阻止曼特菲尔率领的第五装甲军沿主要公路向缪斯河上的迪囊进攻，而且能够牵制准备进一步推进的大批德军。12月18日早晨，曼特菲尔的装甲部队的前哨离巴斯托尼只有15英里，而城内只有一些准备撤退的美军一个军的参谋人员。在17日晚上在莱姆斯休整的第一○一空降师奉命以最大速度赶到100英里以外的巴斯托尼。大汽车开着灯跑了整整一夜，在24小时内赶到该城，比德军到得稍早一点。这是一次有决定性的行军比赛，德国人输了。德军虽然包围了巴斯托尼，但要把部队绕过它，继续向缪斯河推进，是有困难的，他们不得不把强大部队留下来牵制这个公路交叉点，试图把它拿下来。
12月22日，德国第四十七装甲军司令海因里希·冯·卢特维茨将军写信给美军第一○一空降师师长Ａ·Ｃ·麦克奥利夫将军，要求巴斯托尼守军投降。他收到一封后来传得很广的只有一个字的回信：“呸！”
圣诞节的前一天是希特勒在阿登森林赌博的决定性的转折点。德国第二装甲师的一个侦察营在前一天到达缪斯河上迪囊以东3 英里的高地，等候开坦克的汽油和援军以便沿斜坡直冲缪斯河。汽油和援军都没有到来。美国第二装甲师突然从北面打来。巴顿的第三军团的几个师已经从南面攻上来，其主要目的是解巴斯托尼之危。曼特菲尔后来写道：“在24日的晚上，已经看得很清楚，我们的行动已成强弩之末。我们现在知道我们的目标是绝对达不到了。”德国狭长的突出阵地两翼所受的压力实在太大了。圣诞节的前两天天气转晴，英美空军大显身手，大肆轰炸德国供应线和驶上狭窄崎岖的山间公路的军队和坦克。德军向巴斯托尼作最后一次尝试。德军在圣诞节整天——从早上3 点钟开始——发动了一系列的攻击，但是麦克奥利夫的守军屹立不动。第二天，巴顿第三军团的装甲部队从南面突破，为守军解危。对德军说来，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如何从狭长走廊地带撤退，以免被切断和消灭了。
但是希特勒对于任何撤退的建议都是听不进去的。12月28日晚上，他召集了一个大规模的军事会议。他不但不听从伦斯德和曼特菲尔的劝告，及时把德军从突出阵地撤出来，反而命令继续猛攻巴斯托尼，重新向缪斯河推进。此外，他还坚持马上向南方阿尔萨斯发动进攻，那里的美军战线由于巴顿派了几个师北上进攻阿登森林而变得薄弱了。将军们声称，他们既没有足够的兵力向阿登森林继续发动进攻，也没有足够的兵力向阿尔萨斯发动进攻，对于这些话希特勒充耳不闻。
先生们，这一行我已经干了11年了，而且……我从来没有听人向我报告过一切事情都已准备得完全好了的……准备永远不会完全。这是很明显的。
他滔滔不绝地说下去。将军们看得明白，他们的总司令说着说着，早已看不见现实而置身于云雾之中了。
问题在于……德国是否有意志继续生存下去和是否遭到摧毁……这场战争失败，德国人民就毁灭了。
他接下去又花了很多时间谈了罗马帝国的历史，谈了七年战争中普鲁士的历史。最后他又回到当前的迫切问题。尽管他承认阿登攻势“并没有获得预期的决定性胜利”，但是他声称这一战役已经带来了“整个形势的转变，在半月以前没有人相信这种转变是可能的”。
敌人不得不放弃所有的进攻计划……他们不得不把已经精疲力竭的部队拖上战场。他们的作战计划完全被打乱了。他们在国内受到严厉的批评。目前是敌人心理上很不利的时刻。敌人已经不得不承认在8 月以前决定战局已没有希望，也许到明年年底也不能……
末了这句话是承认最后失败吗？希特勒连忙想纠正这种印象。
先生们，我必须补充说……你们决不能认为我会（那怕是极为遥远地）预计到战争将要失败……
我从来不懂得什么叫“投降”……在我看来，今天的形势并不新鲜。我经历过比这糟糕得多的形势。
我提这些只是因为我要你们了解为什么我要这样狂热地追求我的目标，为什么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把我拖垮。虽然焦虑使我苦恼，甚至损害我的健康，但没有东西能够丝毫改变我继续作战直到最后胜利为止的决心。
至此他呼吁他的将军们拿出“全部精力”来支持这次攻势。
那时候我们将……彻底打垮美军……那时候我们看吧。我不相信敌人能长期抵抗45个德国师……我们仍将掌握命运！
太晚了！德国缺少能把他的话兑现的兵力。
元旦那天，希特勒以8 个师的兵力攻打萨尔地区，并且命令海因里希·希姆莱率领一个军团从上莱因河的桥头堡发动猛攻。在德国将领们看来，让希姆莱带兵简直是在开玩笑。这两起攻势都没有获得进展。从1 月3 日起以两个军共9 个师的兵力向巴斯托尼所发动的总攻，展开了阿登战役中最激烈的战斗，但也毫无所获。到1月5日，德军已放弃夺取这一重镇的希望。他们面临着被英美军队反攻切断的危险，这一反攻是1 月3 日从北面发动的。1 月8 日，莫德尔所率领的军队在巴斯托尼东北的豪法里兹有被包围的危险，这时他才接到准许撤退的命令。到1 月16日为止，恰好是希特勒以他最后的兵力军火作赌注发动攻势的一个月之后，德军又回到他们开始攻击的战线。
德军死伤和失踪约12万人，损失了600 辆坦克和重炮，1600架飞机和6000辆汽车。美国损失也很惨重：死亡8000人，受伤48000 人，被俘或失踪21000 人，还损失了733 辆坦克和反坦克炮。但是美军能补充他们的损失，而德军却办不到。他们已经把［1096］最后的招数都使出来了。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军的最后一次大反攻。它的失败不仅使西线的失败成为不可避免，而且也葬送了东线的德军，因为希特勒将他的最后的后备力量投入阿登战役，这一行动的不利后果马上就显示出来。
希特勒在圣诞节后第三天向他的西线将领发表的冗长训话中，对俄国战场仍然十分乐观。虽然巴尔干半岛已经丢失，但德军从10月以来仍然坚守着波兰和东普鲁士的维斯杜拉河的阵地。
［希特勒说］很不幸，由于我们的宝贝同盟军的叛变，我们不得不逐步后撤……但尽管如此，我们大体上还能守住东战场。
但能守多久呢？古德里安在俄军包围布达佩斯之后，曾在圣诞节前夕和元旦早晨两度向希特勒乞求援兵，以便应付俄军在匈牙利的威胁和应付他预料苏联将于1 月中旬在波兰发动的攻势，但是毫无结果。
［古德里安说］我曾指出，由于西方盟军的轰炸，鲁尔地区已经陷于瘫痪……可是我又指出，另一方面，上西里西工的工业区仍然能够全部开工，德国军人工业的中心已经移到东方了。如果上西里西工失守，我们在几星期内就将遭到失败。但是这些话等于白说。我受到驳斥，在最没有基督教气氛的环境中度过了一个十分惨淡的圣诞节前夜。
但是古德里安在1 月9 日第三次再到希特勒的大本营去。他带着他的东线谍报处长盖伦将军，盖伦企图用地图和其他图表向元首说明，在俄国即将于北方发动的攻势下，德国所面临的十分危急的处境。
［古德里安说］希特勒大发雷霆……他说这些图表是“完全荒谬”的，并且命令我把制图表的人关到疯人院去。我当时也发了火说：“如果你要把盖伦将军送迸疯人院，最好让医生证明我也是疯子吧！”
希特勒硬说，东线战场“从来没有拥有像今天这样强大的后备力量”。古德里安反驳道：“东线战场是个空架子，只要突破一点，全线都会崩溃。”事情果然如此。
1945年1 月12日，科涅夫率领的集团军从华沙南面维斯杜拉河上流的巴拉诺夫的桥头堡出击，向西里西亚推进。在其北面，朱可夫率领的集团军跨过华沙南面和北面的维斯杜拉河，华沙在1 月17日失守。再往北，俄国两个军团，占领了半个东普鲁士，并且挺进到但泽湾。
这是大战以来俄国发动的最大攻势。仅仅在波兰和东普鲁士两地，斯大林就投入了180 个师的兵力，其中很大一部分是装甲师。它们锐不可当，势如破竹。
古德里安说：“到1 月27日［苏联发动攻势15天以后］，俄国的声势浩大的进攻很快就使我们有全军覆没的危险”那时东西普鲁士已经被切断。
就在这一天，朱可夫从卢本跨过奥得河，在两星期内前进220 英里到达德国本土，离柏林只有100 英里了。最最严重的是，俄军已经占领了西里西亚的工业基地。
负责军火生产的斯佩尔在1 月30日，希特勒上台的十二周年纪念日，给希特勒打了一个报告，指出西里西亚失守的影响，“战争已经失败”，报告开头便这样说，接着他冷静而客观地作了说明。自从盟军大举轰炸鲁尔区以来，西里西亚的煤矿就为德国提供了60％的煤。现在铁路、发电厂和工厂所储存的煤只够用两星期。因此，斯佩尔说，在西里西亚失守以后，德国所能生产的煤只等于1944年生产的1/4 ，钢只等于1944年的1/6.这就预示出1945年是灾难的一年。
古德里安后来叙述说，元首晃眼看了一下报告，念了第一句之后便叫人把它收在保险柜里。他拒绝单独接见斯佩尔，他向古德里安说：“……我拒绝再单独地接见任何人……［他］总是说些使人不愉快的话。我受不了！”
1 月27日下午，在朱可夫的部队渡过奥得河，离柏林只有100 英里的时候，希特勒大本营发生了饶有趣味的事。这时大本营已迁至柏林总理府，此后，一直到最后，大本营都没有再移动。
25日那天急得团团转的古德里安去见里宾特洛甫，要他设法同西方马上接洽停战，以便使剩下来的德国军队能集中起来对付东线俄军。这位外交部长马上到元首跟前告密，于是那天晚上希特勒把［1098］古德里安大骂了一顿，并且指控他犯了“叛国罪”。
但是在两个晚上以后，东线的灾难性的打击使得希特勒、戈林和约德尔反而认为没有必要向西方要求停战了。他们深信西方盟军由于害怕布尔什维克的胜利所带来的后果会自动找上门来。1 月27日元首会议记录的片断还保
存了这场戏的一部分。
希特勒：你们认为英国人对俄国的这一切进展会感到高兴吗？
戈林：他们当然不希望我们会挡住他们，而让俄国人占领整个德国……他们当初并不希望……
我们会像疯子一样地抵挡他们，而让俄国人节节进逼，现在差不多占领了整个德国……
约德尔：他们一向对俄国人怀有戒心。
戈林：如果这种情势发展下去，几天之内我们就会［从英国人那里］收到电报。
第三帝国的首脑们就这样把他们的最后希望系在一根游丝上。这些人曾经缔结了对付西方的纳粹一苏联条约，但是到最后他们还是不能理解为什么英国人和美国人不跟他们一道去击退俄国的进犯。
德国军队的崩溃
1945年的春天，第三帝国的末日很快地来到了。
垂死前的痛苦是在3 月里开始的。到了2 月，由于鲁尔区大部分已经成为一片废墟，上西里西亚又沦于敌手，煤的产量降到1944年的1/5 ；而且由于英美轰炸使得铁路和航运瘫痪，这些煤很少能运出去。元首会议上的主要议题是缺煤问题。邓尼茨抱怨说，因为没有燃料，他的舰只有很多无法开动；斯佩尔耐心地解释说，由于同样原因，发电厂和军火工厂也陷于停顿状态。
罗马尼亚和匈牙利油田的丧失，加上德国人造汽油工厂遭到轰炸，使得汽油非常缺乏，以致迫切需要投入战斗的战斗机大部分不能起飞，被盟军的空军炸毁在飞机场上。由于坦克缺乏汽油，很多装甲师不能出动。
对“神奇武器”的指望最后也放弃了。不仅是人民大众和士兵，甚至于像古德里安这样讲实际的将军们，都曾一度把他们的希望寄托在这种武器上。当艾森豪威尔的军队重新占领法国和比［1099］利时的海岸时，用以袭击英国的Ｖ-1飞弹和Ｖ-2火箭发射场，除了在荷兰还保留了几处以外，其余差不多全部丧失了。当英美军队进抵德国边境以后，德国向安特卫普和其他军事目标发射了约有8000枚这种飞弹，但造成的损失微不足道。
希特勒和戈林曾经想要依靠新的喷气机把盟军的空军赶跑。如果缺乏这种飞机的英美飞行员未能成功地采取对策的话，希特勒的想法是可能实现的，因为德国人已经制造了1000多架这种飞机。盟军的老式战斗机是无法同德国喷气机在空中较量的，但是这种喷气机极少能够起飞。制造供喷气机使用的特殊汽油的炼油厂已经被炸毁了，为了使喷气机能够起飞而建造的加长跑道很容易被盟军驾驶员发现，把停在机场上的喷气机炸毁。
海军元帅邓尼茨曾经向元首保证，新的用电力发动的潜水艇能在海上创造奇迹，再度给北大西洋上的英美生命线以灾难性的打击。但是到1945年2 月中旬为止，新制造的126 艘这种潜水艇，只有两艘下了水。
至于那使伦敦和华盛顿十分焦虑过的德国原子弹计划，也没有什么进展，这是因为希特勒对它没有兴趣，同时希姆荣又逮捕了许多原子科学家，怀疑他们对党国不忠，或者是把原子科学家派去从事他认为是更重要的一些无聊的“科学”试验。1944年底英美两国政府大大松了一口气，他们已探悉到德国人在这一次战争中不可能有原子弹。现在已有85个师兵力的艾森豪威尔的军队，于2 月8 日开始向莱因河进逼。他们预计德国军队只能采取拖延战术，而且为了保持实力，会退到江面辽阔、水流甚急的极难强渡的莱因河对岸去。伦斯德就曾提出过这样的主张。但是在这里，也像在其他的地方一样，希特勒在这些吃败仗的日子里总不愿听撤退的话。他对伦斯德说，这不过意味着“把灾难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而已”。因此，德军在希特勒的坚持下守住了阵脚，但是并没有能守多久。到2 月底，英美军队在杜塞尔道夫以北好几处地方进。抵莱因河。两个星期以后，他们已经牢牢控制了摩泽河以北的莱因河左岸。德军死伤和被俘的又有35万人，其中被俘的占29.3万人，大部分武器和装备均已损失。
希特勒又大发雷霆。3 月10日，他最后一次再把伦斯德革职，换上来的是在意大利长期苦战坚守的凯塞林元帅。2 月间，元首在［1100］大怒之下已经打算宣布废除日内瓦公约。他在19日的会议上说：“让敌人知道我们决心用我们手头所有的一切手段为我们的生存而战。”既不上火线却又嗜血成性的戈培尔博士怂恿希特勒采取这一步骤，他建议将所有被俘的飞行员一律立即枪毙，作为盟军猛烈轰炸德国城市的报复。当有些在场的将领从法律的角度提出反对意见时，希特勒愤怒地反驳道：见他的鬼！……如果我毫不含糊地表明：我不体恤俘虏，不管报复不报复，我根本不考虑敌军战俘的权利，那么，不少［德国］人在他们开小差以前就会好好想一想。
这是希特勒的追随者第一次看到，在他的世界征服者的使命失败以后，他决心像沃丹在瓦哈拉那样，要投入一场血腥的大屠杀中，不仅要使敌人而且也要使德国人民同归于尽。在讨论结束时他要邓尼茨海军元帅“考虑这一步骤的利弊，并火速汇报”。
第二天邓尼茨带来了他的报告，这个报告典型地显示了邓尼茨的为人。
这件事如果实行，弊多利少……总而言之，最好还是维持一下外表，同时把我们认为必要的措施实行起来，但不必事先就宣布。
希特勒勉强同意了这个报告。正如前面已经提到过的，虽然被俘飞行人员和其他战俘（俄国人除外）没有普遍遭到屠杀，但有好些被杀害了，而且老百姓也被教唆用私刑打死用降落伞着陆的盟军飞行人员。有一个被俘的法国将军名叫梅斯尼，是按照希特勒的命令蓄意加以谋杀的。盟军战俘被迫长途行军，在途中没吃没喝，同时又遭到盟军在空中的扫射，很多战俘断送了性命。德国的意图是想把这些战俘运到内地去，以免被进攻的盟军所解放。
希特勒要德国士兵“在开小差以前好好想一想”的问题不是没有根据的。
在西线开小差的人，至少是在英美军队进攻前面尽快投降的人，正在急剧地增加。2 月12日凯特尔以“元首的名义”下了一道命令说，任何士兵“骗取假条或用伪造证件旅行……将被处死刑”。3 月5 日西线Ｈ集团军总司令勃拉斯科维兹将军［1101］下令：一切散兵游勇……以及自称掉队而在寻找其队伍者，就地审讯枪决。
4 月12日，希姆莱更进了一步，他下命令说，对任何放弃市镇和重要交通中心的指挥官“均可处以死刑”。守卫莱因河桥头的一些不幸的指挥官已经成了这道命令的牺牲者。
3 月7 日午后，美军第九装甲师到达雷马根附近的高地，距莱因河上游可布林斯25英里。使美国坦克部队惊异的是，他们看到在莱因河上的鲁登道夫铁路桥仍未遭受破坏。他们马上从斜坡冲到河边。工兵们急忙地切断他们所能找到的一切爆炸物的引线。一个步兵排冲过大桥，当他们到达东岸时接连发生两起爆炸。大桥震动了一下，但仍屹立着。守在岸边的缺乏战斗力的德军很快就被击退了。坦克冲过桥去，傍晚在莱因河东岸建立了坚强的桥头堡阵地。德国西部最后一个天堑就这样越过了。
几天以后，3 月22日晚上，巴顿的第三军团在美国第七军团和法国第五军团的配合下，打了一个漂亮仗，拿下萨尔一巴拉丁那特三角地带以后，又在美因兹以南的奥本海姆渡过莱因河。3 月25日，英美军队已经完全控制了莱因河西岸，并在两处地方渡河建立了坚强的桥头堡阵地。在6 周之内希特勒在西线的兵力损失1/3 ，并且损失了差不多可以装备50万人的武器。
3 月24日早晨两点半钟，希特勒在他的柏林大本营召集军事会议研究对策。
希特勒：我认为奥本海姆的第二个桥头堡是最大的危险。
赫维尔[ 外交部代表] ：那儿的莱因河河面并不宽。
希特勒：足有250 米。在这样险要的河上，只要有一个人睡着了就会带来可怕的不幸事件。
最高统帅想要知道是否“能派一个旅或相当的兵力到那里去”。一位副官回答说：[1102]目前派不出到奥本海姆去的部队，在赛纳军营只有5 门反坦克大炮，它们将在今天或者明天准备好，要在几天以后才能投入战斗。
几天以后！就在他们开会的时候，巴顿已经在奥本海姆建立了一个7 英里宽、6英里深的桥头堡阵地，而且他的坦克正向东面的法兰克福推进中。
当年一度强大的德国军队曾以其不可一世的装甲军在欧洲横冲直撞，而在目前这种危机的时刻，最高统帅所考虑的不过是拼凑5 门“要在几天之后才能投入战斗”的破烂的反坦克大炮，去抵挡敌人强大的装甲部队的进攻，由此可见其所处困境之一般。
到了3 月的第三周，美军已渡过莱因河。3 月23日晚上，蒙哥马利所率领的英、加、美强大盟军开始强渡下莱因河，分兵向德国北部平原和鲁尔区推进。这时候希特勒把他的仇恨从进逼的敌人那里转移到曾给他赢得德国历史上最大胜利的德国人民的身上。现在在这失败的冬天里，他认为人民已经同他的伟大相比是远远配不上了。
希特勒在1944年8 月对纳粹地方领袖的演讲中说，“如果德国民族在这次斗争中被击败的话，它想必是太衰弱了：它在历史面前没有能够证明它的英勇气概，注定只能遭到毁灭”。
他的身体很快地垮了下来，这也使得他的心理受到有害的影响。指挥作战的紧张，接二连三吃败仗所带来的震惊，久居地下室缺乏新鲜空气和活动的有损健康的生活，更加经常的大发脾气，以及他遵照江湖医生莫勒尔的劝告每天服用的有毒性的药品（这也是同样重要的因素）——这一切使他在1944年7 月20日事件以前，健康已经受到损害。7 月20日那天的爆炸，震破了他两耳的鼓膜，常常引起他头晕目眩。在炸弹事件以后，他的医生们劝［1103］他去长期休假，但是他拒绝了。他对凯特尔说：“如果我离开东普鲁士，它就会沦于敌手。只要我在这里，它就保得住。”
1944年9 月，他病倒了，不得不躺在床上。11月间，他回到柏林时恢复了健康。但是他再也没有能恢复对自己可怕的脾气的控制力。1945年前线来的消息越发不妙，他暴跳如雷的时候就愈来愈多了。他发脾气时总是手脚发抖，无法控制。古德里安将军曾描写过好几次这种时刻的情况。1 月底，当俄国人已经打到距离柏林100 英里的奥得河时，这位参谋总长开始要求把在波罗的海地区被切断的几个德国师从海上撤出来。这时希特勒向他发作起来。
他站在我面前晃着拳头，我那好心肠的参谋长托马尔不得不抓住我的衣襟，把我向后拉了一把，他怕我会被揍一下。
据古德里安说，几天以后，1945年2 月13日，他们两人又在俄国战场形势上大吵了两个钟头。
他站在我面前，举起拳头，脸上气得通红，全身发抖。狂怒使他变成了另一个人，完全丧失了控制自己的能力。在每一次发作之后，他就在地毯边上走来走去，然后猛地在我面前停下来，重新指着鼻子骂我。他几乎是放开嗓门嘶叫，两只眼睛鼓得要脱出来，额边的青筋也暴了起来。
就是在这种精神状态和健康情况下，这位德国元首做出了他一生中最后的重大决定之一。3 月19日，他下了一道总命令，要把所有德国的军事、工业、运输和交通设备以及所有的储备统统毁掉，以免它们完整地落入敌人之手。这些措施要在纳粹地方领袖和“民防委员们”的协助下由军事人员执行。
命令最后说：“一切指示与本命令相抵触者均属无效。”
这就是说，德国要变成一片荒漠不毛之地。可以使德国人民在战败后维持生存的任何东西都不能保留下来。
坦率的军备和战时生产部长斯佩尔，从以前和希特勒的谈话中已经预料到他会发出这样野蛮的指示，因此在3 月15日曾写了一个备忘录，坚决反对这种犯罪行为，并重申他认为战争已经失败的意见。3 月18日晚上，他亲自将备忘录交与元首。
[ 斯佩尔说]4至8 星期内，德国经济将要最后崩溃，这是可以料定的……经济崩溃以后，战争就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即使在军事上也是如此……我们必须尽力保持一个基础，那怕是一种最原始的状态的基础，使这个[1104]民族能够继续生存下去……我们没有权利在战争的现阶段进行一种可以影响这个民族的生存的破坏行动。如果我们的敌人要摧毁这个曾经无比英勇地作过战的民族，那么，这个历史的耻辱应完全由他们承担。我们有责任使这个民族有一切的可能在遥远的将来得到复兴……
但是自己的命运已经注定的希特勒，对于他曾经表示过无限热爱的德国民族的继续生存是毫无兴趣的。他对斯佩尔说：如果战争失败，这个民族也将灭亡。这种命运是不可避免的。没有必要考虑这个民族维持一个最原始的生存基础的问题。恰恰相反，最好由我们自己动手把这些基础破坏掉，因为这个民族将被证明是软弱的民族，而未来只属于强大的东方民族[ 俄国].而且，在战争以后留下来的人不过都是劣等货，因为优秀的人已经战死了。
因此第二天，这位最高统帅公布了他那臭名昭著的“焦土”政策的指示。
元首的秘书马丁·鲍曼在3 月23日也发了一道同样野蛮的命令，这位胆小如鼠的人物现在在希特勒宫庭中的地位超过任何其他纳粹暴吏。斯佩尔在纽伦堡法庭上叙述道：鲍曼的命令旨在把德国东部和西部的人口，包括外国工人和战俘在内，移至德国中部。数以百万计的人必须徒步旅行。对他们的生存，没有准备任何条件，而且在当时的情况下，也没有办法准备。
这势必要造成不可想象的饥荒。
假如希待勒和鲍曼的其他命令——他们还发出一系列的补充指示——都付诸执行的话，数以百万计的尚未在战争中死去的德国人也要送命了。斯佩尔在纽伦堡法庭上总括各种“焦土”命令说，必须摧毁的有：所有工厂、所有重要的电力设备、自来水厂、煤气厂、食品店、服装店；所有的桥梁、铁路和交通设备；所有的河道、船只；所有的机车和货车。
德国人民之所以能够幸免这一次最后的灾难，除了因为盟军的进展神速使得这次巨大破坏无法执行之外，是由于斯佩尔和一［1105］些军官尽了他们非凡的努力。他们（终于！）直接违抗希特勒的命令，在国内四处奔走，保证重要的交通、工厂和商店不被那些死心塌地服从命令的军官和纳粹党棍们所炸毁。
德国陆军的未日现在来临了。
蒙哥马利元帅所率领的英加军队，在3 月的最后一周渡过下莱因河，向东北推进，直趋不来梅、汉堡和波罗的海边上的卢伯克。同时，辛普逊将军率领的美国第九军团和霍季斯将军率领的美国第一军团分别迅速地从北面和南面绕过鲁尔区。4 月1 日，他们在利普施塔特会师。莫德尔元帅的Ｂ集团军，包括第十五和第五十装甲军团，共计21个师，被包围在德国最大工业区的废墟之中。它们撑持了18天，在4月18 日投降。德军325000名官兵被俘，其中包括30名将官，但莫德尔不在其内。他不愿做俘虏，自杀身死。
莫德尔的部队在鲁尔的被围，使得德国西线出现了一个200 英里宽的大缺口，美国第九军团和第一军团的部队已无须再牵制鲁尔区，现在正通过缺口直趋德国心脏易北河。通往柏林的道路已经大开，在美国这两个军团和德国首都之间只有几个零星溃散的德国师。4 月11日晚，一天内挺进了大约60英里的美国第九军团先头部队到达马格德堡附近的易北河，第二天就在河岸建立了桥头堡。美国人离柏林只有60英里了。
艾森豪威尔现在的目的是要在马格德堡与德累斯顿之间的易北河上与俄国人会师，把德国分裂为二。虽然艾森豪威尔遭到丘吉尔和英国军事首脑们的严厉抨击，责备他没有抢在俄国人前面到达柏林，因为对他说来这本是轻而易举的事，可是艾森豪威尔和他的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的参谋们此时却急于要想同俄国人会合以后马上向东南进攻，以便夺取所谓“民族碉堡”。
据说希特勒正在那里聚集残部，打算在南巴伐利亚和西奥地利之间的几乎无法越逾的阿尔卑斯山中作最后抵抗。
“民族碉堡”其实只是一个幻影。它只存在于戈培尔博士的宣传中和中了这种宣传之计的艾森豪威尔总部的小心翼翼的人们的心上。早在3 月11日，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的情报就提醒艾森豪威尔说，纳粹正在策划在山区修建攻不破的堡垒，而且希特勒将要亲自从伯希特斯加登的巢窟中指挥防守。情报说，冰天雪地的山崖是“几乎攻不破”的。
［情报又说］在这里，迄今为止领导德国的那些力量，将能依靠天险和最有效的秘密武器，继续存在下来，准备东山再起。这里的轰炸不着的工厂将生产军火，粮食和设备将贮藏在巨大的地下崖洞里，经过特别选拔的年轻人将受游击战的训练，整个地下军队因此能得到装备和指导，以便从占领军手中解放德国。
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的情报处，看来几乎已经有英美侦探小说作家渗透进去了。总之，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对这份异想天开的情报是认真对待的。艾森豪威尔的参谋长比德尔·史密斯将军为“在阿尔卑斯山中进行旷日持久的战争”的可怕的可能性大伤脑筋。他担心它会使美国人的生命遭受巨大损失而且使战争无限期拖延下去。
这是诡计多端的戈培尔博士最后一次以他的恫吓宣传成功地影响了战争的战略过程。希特勒最初诚然考虑过退到奥地利—巴伐利亚深山中去进行最后的抵抗，因为他是在那儿附近诞生的，一生中大部分的私生活是在那里度过的，他喜爱那里，在伯希特斯加登山上的上萨尔斯堡上又有那唯一可说是属于他自己的家，但是他迟疑不决，把事情耽误了。
4 月16日美军进抵纳粹党召集大会的所在地纽伦堡，同时朱可夫率领的俄国军队从奥得河上的桥头堡出击，在4 月21日进抵柏林郊区。维也纳已在4 月13日失守。4月25 日下午4 点40分美军第六十九步兵师的巡逻部队与俄军第五十八近卫师的先遣部队在柏林以南75英里的易北河上的托尔高会师。德国南北被切断了。阿道夫·希特勒被孤立在柏林。第三帝国的未日已经到来。
第三十一章 众神的末日：第三帝国的末日
希特勒原来打算在4 月20日，他56岁生日那天，离开柏林前往上萨尔斯堡，在神话般的巴巴罗沙山间堡垒中指挥第三帝国的最后决战。政府各部大部分都已南迁，汽车上满载着政府文件和拼命要离开这注定要沦陷的柏林的疯狂的官员。10天以前，元首也把他的大部分侍从人员送往伯希斯特加登，去收拾他的山间别墅伯格霍夫，专候他的到来。
然而命运已经注定他再也看不到他那心爱的阿尔卑斯山上的山间别墅了。他没有想到未日会来得这样快。美军和俄军正神速地向前推进，以会师于易北河上。英军已兵临汉堡和不来梅城下，被占领的丹麦有被切断的危险。
在意大利，博洛尼亚已经沦陷，亚历山大率领的盟军正在向波河流域推进。
俄军在4 月13日拿下维也纳以后，沿着多瑙河挺进，而美国第三军团也在顺河而下准备和俄国人在奥地利的希特勒家乡林嗣会师。在战争期间一直在修建宏伟的大礼堂和体育场以作纳粹党的首府的古老城市纽伦堡已被包围，美国第七军团的一部正绕过纽伦堡向纳粹运动的诞生地慕尼黑挺进。柏林已听到俄国重炮的隆隆声了。
办事糊涂的财政部长、曾经在牛津大学领过罗得奖学金的施维林·冯·克罗西克伯爵，一听到布尔什维克党人要来了，便离开柏林仓皇逃向北方去了。
他在4 月23日的日记中写道：“整整一星期，噩耗不断传来。我国人民似乎正面临着最不幸的命运。”
希特勒是在上年11月20日由于俄军的逼近，最后一次离开他在东普鲁士腊斯登堡的大本营来到柏林的。自从东线战场战事爆发以来，他很少来柏林，如今他就一直呆在柏林了。
12月10日，他才离开那里，到瑙海姆浴场附近的泽根堡的西线大本营去指挥那场冒险的阿登战役。阿登战役失败后，他在次年1 月16日回到柏林。直到他的末日为止，他都在总理府。总理府的大理石的大厅已被盟军炸成废墟了。他就在下面50英尺深的地下避弹室中指挥他的正在崩溃的军队。
他的健康在急剧恶化。2 月间第一次见到他的一个年轻陆军上尉，后来在回忆当时他的容貌时说：他的脑袋微微晃动。他的左臂松弛地垂着，手颤动得很厉害。他的眼里射出一种无法形容的闪烁的光辉，给人以恐惧的、极不自然的感觉。他的面色和眼圈使人感到他已经精疲力竭。他的一切动作都和衰老的人一样。
自从7 月20日炸弹事件以来，他对任何人都不信任，甚至党内老伙伴也不例外。“所有的人部欺骗我”，3 月里他向一位女秘书这样发火道：我没有可以信赖的人。他们都背叛了我。这使我难过……假如我出了什么事，德国便没有领袖了。我没有继承者。赫斯疯了，戈林失去了人民的拥护，希姆莱不会得到党的赞同，而且他根本不讲艺术……你去想吧，有谁能做我的继承者……
人们也许会认为，在这样一个历史关头还在大谈继承问题，未免不够实际，但在纳粹疯人国，人们却不这么想。不但元首为这个问题伤脑筋，而且我们不久将会看到，那些主要继承候选人，也为这个问题着了迷。
虽然希特勒身体已经垮了，而且由于俄国人打到了柏林和西方盟军占领了德国本土，可怕的未日已迫在眉睫，但是他和他的几个最疯狂的追随者却顽固地盼望能在最后一分钟出现奇迹，使他们得救。他们之中，戈培尔尤其如此。
4 月初的一个夜晚，戈培尔向希特勒朗读其元首喜爱的一本书：卡莱尔所著的《腓德烈大王史》。他所朗读的这一章叙述的是七年战争中最黑暗的日子，那时这位大王已感到日暮途穷，他对他的大臣们说，如果在2 月15日以前他的运气仍不好转，他就要放弃战争，服毒自杀了。这一段历史的确很合时宜，戈培尔无疑是用极其戏剧化的方式朗诵的。
“英勇的国王！[ 戈培尔继续念道] 请您再等一等，您那受难的日子就要过去了。您那交好运的太阳很快就要拨云雾而升起来照耀着您了。”2 月12日，俄国女皇死了，勃兰登堡王室的奇迹就出现了。
戈培尔告诉克罗西克，希特勒的眼睛里“充满了泪水”。这场动人的情景，我们就是从克罗西克的日记中看到的。
他们在这本英国人写的书的鼓励之下，从希姆莱的无奇不有的“研究”室的档案里调了两张预卜吉凶的星象图来研究。一张是在1933年1 月30日元首就职时为他卜算的；另一张是一位无名星象学家在1918年11月9 日魏玛共和国诞生之日为它卜算的。戈培尔把这两个非凡的文件加以重新研究以后所得出来的结论告诉克罗西克：一个惊人的事实已经看得很清楚，两张星象图都预卜战争要在1939年爆发，并且预料到1941年以前的胜利和以后的节节失败，以及1945年初，特别是4 月的前半月的最大的打击。4 月下半月我们将要获得暂时胜利。然后是停滞状态，一直到8 月，才会有和平。在今后3 年内德国的处境很困难，但从1948年开始德国就会东山再起。
用卡莱尔和星象图的“惊人”预言所武装起来的戈培尔，在4 月6 日对败退中的士兵发出了动听的呼吁：元首宣称时来运转就在今年……天才的真正品质在于它能意识到和确知即将到来的转变。元首知道转变到来的确切时刻。命运给我们带来了这个人，因此在这内外交困的时刻，我们将要亲眼看到奇迹……
不到一个星期，4 月12日的晚上，戈培尔自信奇迹的“确切时刻”已经到来。这是情况进一步恶化的一天。美国人已经出现在德骚一柏林公路上，最高统帅部匆匆下令炸毁公路附近的两个最后剩下来的军火工厂。从此以后德军只能依靠手头现有的军火作战了。这一天，戈培尔住在布赛将军在奥得河前线的古埃斯特林的总部里。布赛对他保证说，俄国要突破防线是不可能的，又说他要坚守这道防线，“直到英国人踢我们屁股为止”。戈培尔在第二天将这些话告诉了克罗西克。
[ 戈培尔重述道] 那天晚上他们一起坐在总部里，他发展了他的理论，根据历史的逻辑和正义，情况肯定是要起变化的，正如七年战争中发生了勃兰登堡王室的奇迹一样。
“这一次又是哪一位俄国女皇要死掉呢？”一位军官问。
戈培尔也说不上来。但是，他回答道，命运“带来的可能性是多种多样的”。
当这位宣传部长那天深夜回到柏林的时候，皇家空军把这座都城的市中心又炸成一片火海。总理府和威廉街的阿德隆饭店的废墟在焚烧中。在宣传部大楼的石阶上，一位秘书迎接戈培尔并告诉他一件紧急消息。“罗斯福，”
他说，“死了！”
从总理府到威廉广场的大火的照耀中看得很清楚，部长面色忽然开朗，精神一振。
“把最好香摈酒拿出来！”戈培尔喊道，“给我接元首的电话。”
希特勒在马路对过的地下避弹室里躲避轰炸。他拿起电话机。
“我的元首，”戈培尔说，“我向您祝贺！罗斯福死了！星象图里写得清清楚楚，4 月下半月是我们的转折点。今天是星期五，4 月13日。［其实已经过了午夜。］转折点到了！”
希特勒的反应没有记录下来，但由于他从卡莱尔和星象图那里获得了鼓励，他的反应是可以想象得出的。不过戈培尔的反应是有记录的。他的秘书说：“他欣喜若狂！”
那位昏庸的施维林·冯·克罗西克伯爵也高兴得要疯了。当戈培尔的国务秘书打电话告诉他罗斯福死讯时，他叫了起来，至少是在他忠实记录的日记里是如此。
这真是历史的天使降临了！我们感到她在我们的房里鼓翼的声音。难道这不是我们引颈翘望的运气转变吗？
第二天早晨他打电话给戈培尔表示他的“祝贺”。他得意洋洋地把这件事记在日记里。打电话似乎还不够，他又写了一封信，欢呼罗斯福的死是“老天的惩罚……上帝的礼物”。
长期以来掌握大权并在古老的欧洲大学里受过教育的部长先生们，如克罗西克和戈培尔之流，竟然死抱住星象图的预言不放，在柏林的熊熊大火中为美国总统的死亡而兴高采烈，认为这是上帝在最后的刹那间把第三帝国从迫在眉睫的灾难中拯救出来的千真万确的迹象！柏林演出的最后一幕戏就是在这种疯人院的气氛中演到最后闭幕的。
4 月15日，爱娃·勃劳恩来到柏林与希特勒相会。德国人很少人知道她，至于她和希特勒的关系，知道的人就更少了。她做他的情妇已有12年以上。
正如特莱佛—罗伯尔所说的，为了她的婚礼和葬礼，她在4 月间来到了柏林。
她在本书最后一章里担当了一个有趣的角色，但她本人却不是令人感到兴趣的；她不是彭帕朵儿伯爵夫人那样的人物，也不是一位罗拉·孟特兹。
毫无疑问，希特勒非常喜欢她，而且同这个脾气随和的女人在一起感到轻松，但他总是不让她露面，不让她到他分设各地的大本营去，而他在战争年代中大部分时间是在大本营度过的，甚至极少允许她到柏林来。她总是幽居在上萨尔斯堡的伯格霍夫，消磨时光的方法是游泳、滑雪、读廉价小说，看无聊电影、跳舞（这是希特勒所不赞成的）和没有个完的打扮，为了那远离的爱人而憔悴。
元首的司机埃里希·肯普卡说：“她是德国最不幸的女人。她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是在等候希特勒。”
在纽伦堡一次提审中，凯特尔元帅描述了她的形象。
她身材苗条，容貌秀丽，大腿很美——人们可以看出——她沉默寡言，是一位非常、非常美丽的金发女人。她很少露面，人们很少看到她。
她出身于中下层家庭，父母亲是巴伐利亚人。纵然希特勒是个独裁者，她的双亲当初坚决反对她和希特勒的暧昧关系。她曾在海因里希·霍夫曼在慕尼黑开设的照像馆工作，霍夫曼将她介绍给希特勒。这件事是在吉莉·拉包尔自杀以后一、二年发生的。我们知道，希特勒的这个外甥女曾经是他的一生中一次非常热烈的爱情的对象。爱娃·勃劳恩看来也常常被她的爱人逼得要发狂，虽然她的情况与吉莉·拉包尔有所不同。爱娃住在希特勒阿尔卑斯山别墅的一套房间里，但因为不能忍受长期别高之苦，她在他们相识后的最初几年曾两度要想自杀。但是她渐渐地习惯于那令人沮丧的既非妻子、也非情妇的暖昧身份，满足于做一个伟大人物的唯一女伴，尽量享受极为难得的共同在一起的时光。
她现在下了决心要同他死在一道。同戈培尔博士夫妇一样，她也不愿意生活在一个没有阿道夫·希特勒的德国里。“那样的德国是不宜于一个真正的德国人活下去的。”她临死前在地下室里对著名的德国女试飞驾驶员汉娜·莱契这样说。爱娃·勃劳恩头脑简单，在思想上对希特勒可以说毫无影响，这也许就是他愿意跟她在一起而不愿同一位聪明的女人在一起的原因。
但是很显然，他对她的影响，就像对其他很多人的影响一样，是绝对全面的。
希特勒的最后重大决定
4 月20日是希特勒的生日，这一天颇为平静地过去了，虽然在地下室里参加庆祝的空军参谋长卡尔·科勒将军在日记里写着那是迅速崩溃的各个战线进一步遭受灾难的一天。所有纳粹元老戈林、戈培尔、希姆莱、里宾特洛甫和鲍曼都在座。此外还有仍然活着的将军们，如邓尼茨、凯特尔、约德尔和克莱勃斯。最后一个人是新任、也是最后一任的陆军参谋总长。他们向元首祝贺生日。
尽管情况很不妙，元首并不特别沮丧。正如在3 天以前他曾对他的将军们所说，他仍然相信“俄国人在柏林城下要遭到最惨重的失败”。将军们比他更了解情况，他们在庆祝会后的例行军事会议上敦促他离开柏林到南方去。他们解释说，一两天内俄国人就要把通往南方的最后逃生之路切断了。
希特勒迟疑不决，未置可否。他显然不能面对这样一个可怕的现实：第三帝国的首都马上就要被俄国人攻占了，而早在几年以前他就宣布这些俄国人的军队是已被打垮了的。为了向这些将军们表示让步，他同意建立两个分开的司令部，如果美军和俄军在易北河上会师的话，他准备派邓尼茨海军元帅去指挥北方的司令部，至于南方的司令部也许会派凯塞林去；他对后者的任命还拿不定主意。
当天夜间，大批人员撤离柏林。元首最信任的两个老部下希姆莱和戈林也走了。戈林所带领的汽车大队满载着从他的豪华公馆卡林霍尔运出的金银财宝。这两个纳粹元老在离开柏林时，都相信他们亲爱的领袖死期快到，都相信自己将是继承人。
他们都没有再见到他。当天晚上也溜到比较安全的地方去的里宾特洛甫，也没有再见到他。
但是希特勒却还没有死心。在生日的第二天，他下令给党卫队将军菲里克斯·施坦因纳，叫他向柏林南郊的俄国人发动全面反攻，柏林地区的所有一兵一卒，包括空军中的地面部队，都必须全部投入战斗。
“所有按兵不动的司令官”，希特勒向留守柏林指挥空军的科勒将军喊道，“都要在5 小时内被处决。你自己也必须拿你的脑袋保证最后一个人也要投入战斗。”
发命令那天和第二天，希特勒一直都在焦急地等待施坦因纳的反攻消息。这是他多么脱离现实的又一例子。施坦因纳并没有反攻。他压根儿就没有这么做。这次反攻仅仅存在于这位穷途末路的独裁者的狂热的脑海中。当他最后被迫正视现实时，风暴就大作了。
4 月22日，希特勒走向毁灭途中的最后转折点到了。从早晨[1113]开始一直到下午3 点钟，他都在打电话，就像前一天那样，试图从各个指挥站了解施坦因纳的反攻情况。没有人知道。科勒将军的飞机找不到反攻的影子，地面指挥官也找不到它，虽然反攻应该是在柏林以南两三英里的地区进行。
甚至连施坦因纳本人，虽然他还活在人间，也无影无踪，更不要说他的部队了。
希特勒在下午3 点例行的军事会议上大发雷霆。他怒气冲天地要求知道施坦因纳的消息。凯特尔、约德尔等人都毫无所知。但是将军们却带来了其他消息。由于把军队从柏林北面撤退下来支援施坦因纳，这样就大大削弱了北面阵地，俄军已经突破阵地，它的坦克部队已经到达城内。
最高统帅听到这样的消息实在受不了。所有还活着的见证人都说他已经完全丧失了控制力。他一生中从来没有发过这样大的火，这就是未日了，他尖叫道。每个人都背叛了他。除了背叛、撒谎，腐化和怯懦之外，没有别的。
一切都完啦！好吧，他愿意留在柏林。他愿意亲自保卫第三帝国首都。谁愿意走，就可以走。他愿意在这里以身殉国。
别人表示不同意。他们说，如果元首退到南方去，还是有希望的，在南方，斐迪南·舒埃纳尔元帅在捷克的集团军和凯塞林所率领的大量军队仍然完整。已离开柏林到西北去指挥军队的邓尼茨和希姆莱（我们将要看到他正在为自己打算）都打电话来敦促元首离开柏林。甚至里宾特洛甫也打电话来说，他要搞一次拯救全局的“外交妙计”。但是希特勒对他们已经没有信心了，甚至于对他的“俾斯麦第二”也失掉信心了——这是他以前在一时兴到为之的时候曾经称呼他那外交部长的名字。他对大家说，他已经做出了决定。
为了向他们表明他的决定是不能收回的，他叫了一位秘书来当场面授了指示，并命令马上广播出去。这个指示宣称，元首将要留在柏林，保卫它到底。
随后希特勒把戈培尔叫来，他邀请他、他的妻子和六个孩子从他们在威廉街花园的被炸得一塌糊涂的公馆中迁到“元首地下室”来。他知道，至少这位狂热的忠实的追随者和他的家属是愿意同他坚持到最后的。接着，他翻阅文件，把他认为应该毁掉的检出来交给一名叫尤利乌斯·夏勃的副官带到上面花园中去烧掉。
最后到了那天晚上，他把凯特尔和约德尔叫来，命令他们到南方去指挥残余军队。在战争期间一直在希特勒身边的这两位将军和最高统帅最后告别时的情况都留下了很生动的记载。
当凯特尔说他不愿意离开元首他去的时候，希特勒回答说：“你要服从我的命令。”一生中从未违抗过元首命令、甚至叫他去搞罪恶滔天的战争犯罪行为时也唯命是从的凯特尔没有再讲下去，但不那么俯首贴耳的约德尔却憋不住了。虽然他对元首忠心耿耿，替他卖了不少力气，但仍保留了一点军人传统。在他这个军人看来，最高统帅是在放弃他对军队的指挥，在大难临头之时推卸自己对他们的责任。
“你在这里没有办法指挥，”约德尔说，“你身边没有进行领导的参谋部，怎样进行领导？”
“那么，戈林能够在南方把领导责任负起来。”希特勒反驳道。
当有人指出没有一个士兵愿为那位帝国元帅作战时，希特勒打断他的话：“你说的作战是什么意思？还有什么仗好打的！”甚至疯狂的征服者眼睛里的阴翳也终于消失了，或者说至少是上天在他平生最可怕的最后几天中使他清醒了一阵子。
希特勒在4 月22日的大发雷霆以及他留守柏林的最后决定引起了一些反响。在柏林西北的霍亨里亨的希姆莱，从党卫队派驻大本营联络官赫尔曼·菲格莱因打来的电话中获得了第一手消息，他对部下大喊道：“在柏林的人全都疯了！我现在怎么办？”
“你马上到柏林去。”希姆莱的重要部下之一、党卫队办公厅主任戈特洛勃·伯格尔说。伯格尔是那些真诚相信国家社会主义的头脑简单的德国人之一。他哪里知道他的可敬的首长希姆莱，在党卫队瓦尔特·施伦堡将军的鼓动下，已经与瑞典的福尔克·伯纳多特伯爵联系，商洽西线德军的投降问题了。“我要到柏林去，”伯格尔对希姆来说，“你也有责任去。”
那天晚上到柏林去的是伯格尔而不是希姆莱。他的柏林之行是一件有意义的事，因为他第一手描绘了希特勒在重大决定之夜的情况。当伯格尔到来时，俄国炮弹已经在总理府附近爆炸起来。他发现元首“沮丧不堪，完全垮了”，不禁大为震惊。他对希特勒决定留在柏林表示敬意，他说：“在人民赤胆忠心地长期作战之后，谁也不能抛弃他们。”可是这句话却引起元首又发了一顿脾气。
［伯格尔后来追述说］元首一直一言不发，这时忽然尖叫起来：“大家都欺骗了我！没有人告诉我真实情况！军队欺骗了我！”……他继续不断地大声喊叫。他的脸色又青又紫。我想他随时会晕倒下来……
伯格尔也是希姆莱战俘管理处的处长。在元首恢复平静以后，他们讨论了有关一批重要的英、美、法战俘，哈尔德和沙赫特等德国犯人以及前任奥地利总理许士尼格等人的命运问题。这些人正被运往东南以免落入进犯德国的美军之手。伯格尔那天晚上要飞到巴伐利亚去主持此事。他们两人还谈到在奥地利和巴伐利亚已经有分裂主义者暴动的消息。一想到在他的原籍奥地利和第二故乡巴伐利亚竟会发生叛变，希特勒又痉挛起来了。
［伯格尔写道] 他的手、腿和脑袋都在颤抖；他继续不断地喊：“把他们统统枪毙！把他们统统枪毙！”
到底这个命令是枪毙所有的分裂主义者，还是所有的重要囚犯，还是一起都在内，伯格尔并没有搞清楚，但是这位头脑简单的人显然认为应该包括所有的人在内。
戈林和希姆莱试图取而代之
科勒将军没有参加4 月22日的元首军事会议。他要照顾空军，“除此之外，”他在日记里写道，“一天到晚受侮辱，我也受不了。”
科勒在地下避弹室的联络官埃卡德·克里斯蒂安将军于下午6 点15分慌慌张张地打电话给他说：“这里正在发生历史性的、对战争最有决定意义的事情！”两小时以后，克里斯蒂安来到柏林郊外维德派克一瓦尔德的空军司令部，亲自向科勒报告：“元首已经垮了！”克里斯蒂安，这位和希特勒的一位女秘书结婚的忠诚纳粹分子急得喘不过气来，除了断断续续告诉科勒，元首决定以身殉国并焚毁文件外，别的甚么也说不出来。于是空军参谋总长不顾英国空军刚刚开始的大规模的轰炸，即刻动身去见约德尔，想弄清楚那天地下避弹室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科勒在柏林与波茨坦之间的克拉姆普尼茨（没有最高统帅的最高统帅部的临时大本营现在设在这里）见到约德尔，约德尔把全部悲剧告诉了他。同时他还对科勒透露了一件还没有人告诉过科勒的事情。这件事在以后几天疯狂的日子中还产生了一个戏剧尾声般的发展。
“至于说到［和平］谈判，”希特勒对凯特尔和约德尔说，“戈林比我能搞得更好些。戈林是精于此道的。他很会和对方打交道。”约德尔现在把这些话重复给科勒听。
这位空军将军认为他有责任马上飞到戈林那里去。由于敌人有监听站，用无线电通话说明新发生的情况是既困难又危险的。戈林在几年以前就被希特勒正式任命为他的继承人、现在元首又有意叫他去担任和平谈判的事，这是丝毫不能耽搁的。约德尔同意这种看法。4 月23日早晨3 点30分，科勒坐了一架战斗机飞往慕尼黑。
中午时分他到了上萨尔斯堡，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戈林。这位正在期待（说得好听一点）继承之日到来的帝国元帅竟出乎意料地小心谨慎起来。他说，他不想上他的“死敌”鲍曼的圈套；从事情的发展来看，他的谨慎是有根据的。他已陷于进退两难的困境。“如果我现在行动起来，”他对他的顾问们说，“我可能被斥为卖国贼；如果不采取行动，就要被指责为在危急存亡关头没有尽到责任。”
戈林把住在伯希斯特加登的总理府国务秘书汉斯·拉麦斯召来，征求他在法律上的意见；他又从保险柜里拿出一份1941年6 月29日希特勒的命令。
这道命令规定得明明白白，如果希特勒死去时，戈林将是他的继承人；如果元首不能视事时，戈林将代表他。大家一致认为既然希特勒留在柏林等死，在最后时刻与各个军事指挥部和政府机构割断了联系，他已不能视事，因而戈林根据这道命令有明确的责任把权力接管过来。
但是戈林小心翼翼地给希特勒打了一个电报。他要把这一权力的委托肯定下来。
我的元首！
有鉴于您已决定留守在柏林堡垒内，请问您是否同意我根据您1941年6 月29日的命令，马上接管帝国全部领导权，代表您在国内外充分自由地采取行动？如果在今晚10点钟还没有从您那里得到回音，我将认为您已经失去行动自由，并且认为执行您的命令的条件已经具备。我将为了国家和人民的最大利益采取行动。您知道在我一生这最严重的时刻我对您的感情，非语言所能表达。愿上帝保护您，使您能克服一切困难迅速来此。
您的忠诚的赫尔曼·戈林。
就在当天晚上，希姆莱与伯纳多特伯爵正在几百英里之外的波罗的海边卢伯克的瑞典领事馆内进行会谈。忠诚的海因里希——这是希特勒对希姆莱的呢称——并没有要求继承权力；他已经在行使这种权力了。
他告诉这位瑞典伯爵，“元首的伟大生命快要结束了”。他说，一两天之内，希特勒就会与世长辞。因此希姆莱催促伯纳多特马上告诉艾森豪威尔：德国愿意向西方投降。希姆莱又说，在东方，战争仍将继续打下去，直到西方国家来接替这一抗俄战线为止。现在这个自揽第三帝国独裁权力的党卫队头目竟是这样的天真，或者说竟是这样的愚蠢，或者说竟是这样的天真和愚蠢！当伯纳多特要求希姆莱将他的投降请求写下来的时候，他匆匆地在烛光下起草了一封信——因为那天夜里英国空军前来轰炸，卢伯克的电灯全灭了，他们两人是在地下室商议的。希姆莱在信上签了字。
戈林与希姆莱很快地发现，他们的行动都失之过早了。虽然希特勒与他的部队和政府部长们的联系，除了无线电之外，都被切断了（因为到23日夜间，俄国人差不多已完成了对柏林的包围），但是现在他仍要表明，只靠他的人格力量和威信仍能够控制德国，而且只要他通过悬在地下避弹室上空的气球里的叽叽作响的无线电发报机讲一句话，就能够敉平“叛国阴谋”，即使是他最重要的追随者所发起的“叛变”。
斯佩尔和另一位出色的妇女目击者（关于她在柏林最后一幕戏的动人表现，下文即将述及）曾详细地记述了希特勒收到戈林电报时的反应。斯佩尔是在4 月23日晚上坐了一架小飞机到被围的首都来的，飞机降落在离总理府只有一个街区的横贯动物园的东西轴心大街东头的勃兰登堡门附近。斯佩尔获悉希特勒决定留在即将被攻陷的柏林不走的消息之后，特地前来与元首告别并向他坦白承认，由于“对个人的忠诚与对国家的责任之间的矛盾”（这是他自己的话），他不能不违背元首的焦土政策。他完全估计他会以“叛国罪”被捕，而且可能被枪毙，毫无疑问，如果独裁者知道斯佩尔在两月以前曾试图要杀害他以及其他没有被施道芬堡炸死的人时，他一定会把他枪毙的。
原来这位杰出的建筑师出身的军火部长虽然常常以超政治自豪，但也同其他的德国人一样，终于觉悟了，虽然为时已迟。当他最后知道他的亲爱的元首决定要通过焦土政策毁灭德国民族时，他下定决心要刺杀他，他的计划是在柏林地下室召开全体军事会议时将毒气送进通风设备。因为不只是将领们，而且戈林、希姆莱和戈培尔等人一定会参加会议，他希望将第三帝国的全部纳粹领导和最高统帅部彻底消灭掉。他弄到了毒气，查看了空气调节系统之后发现花园里的空气进口管子上装上了一个12英尺高的烟筒，这是希特勒为了防止破坏亲自下命令安装的。他发觉将毒气注入烟筒而不被花园里的党卫队卫兵发现是不可能的。因此他放弃了他的计划，希特勒又一次免遭暗算。
现在，在4 月23日那天的晚上，斯佩尔向希特勒全部坦白了他拒绝执行盲目破坏德国残余设备的经过。使他大吃一惊的是，希特勒竟未表示愤恨，也没有发脾气。也许希特勒为他的年轻朋友——斯佩尔刚过40岁——的坦率和勇气感动了吧。他对斯佩尔一向具有深厚感情，并且认为他是一个“艺术家同行”。根据凯特尔的记载，希特勒那天晚上显得异常镇静，他下定决心数天之内在这里死去这件事，好像给他带来了精神上和心情上的平静。但是这是前一天大风暴以后的平静，也是另一个大风暴前夕的平静。
因为戈林的电报这时已经送到总理府。鲍曼终于找到了一个机会。他先把它扣压起来，然后这个阴谋能手将它作为“最后通牒”和“窃取”领袖权力的一种叛逆企图递交给元首。
“希特勒怒不可遏，”斯佩尔写道。“他大骂戈林，他说他早已知道戈林已经完蛋了，他腐化，吸毒。”这句话使这位年轻的建筑师“大吃一惊”，他奇怪为什么希特勒会让这样一位人物身居高位如此之久呢？希特勒平静下来后又说：“让戈林去谈判投降罢，反正谁去谈判都没有关系。”这句话也使斯佩尔迷惑不解。但是希特勒的这种心情不过维持了一会儿功夫。
在讨论结束以前，希特勒在鲍曼的怂恿下口授了一道命令，用电报通知戈林，说他犯了“叛国罪”，理应处以死刑，姑念其长期效劳党国，如果马上辞去全部职务，可免一死。电报饬令戈林即刻回电是否辞职。这还未能使这个蛆虫一样的鲍曼得到满足。他私自打了一个无线电报给驻在伯希斯特加登的党卫队总部，命令即将戈林及其部下和拉麦斯以“叛国罪”加以逮捕。
第二天黎明之前这位第三帝国的第二号人物，纳粹头目中的最傲慢、最富有的角色，德国历史上的唯一的帝国元帅和空军总司令成了党卫队的阶下囚。
3 天以后，在4 月26日的晚上，希特勒谈起戈林时所讲的话，比在斯佩尔面前所讲的强烈得多。
到地下避弹室来的两位最后客人
又有两位有趣的客人这时来到元首地下避弹室的疯人院。他们是憎恨成性而且特别憎恨戈林的著名女试飞驾驶员汉娜·菜契和里特·冯·格莱姆将军。他们在4 月24日接到命令，要他们从慕尼黑动身回到柏林，听最高统帅面授机宜。但是他们的飞机在4 月26日晚上降落在动物园机场时，被俄国的高射炮的炮弹击伤，格莱姆的脚被炸坏了。希特勒走进手术室，医生正在给将军包扎伤口。
希特勒：你知道为什么我召你来？
格莱姆：不知道，元首。
希特勒：因为赫尔曼·戈林已经背叛了我和祖国。他背着我和敌人建立了联系。他的行为是懦弱的表现。他违抗我的命令逃到伯希特斯加登，从那里他给我打了一封可耻的电报。它是……
当时在场的汉娜·莱契说，元首的脸开始抽筋，呼吸急促得像要爆炸似希特勒：……一个最后通牒！一个愚蠢的最后通牒！现在什么都完了！我一切都没有了！没有人效忠，没有人看重荣誉，我什么失望都尝到过，我什么背叛都碰到过！现在又加上这个！一切全完啦！什么对不起我的事都对我干了！
我已立即下令把戈林作为帝国叛徒逮捕了，革掉他所有的职务，把他从所有机构中赶出去。这就是我召你来的原因。
希特勒就这样在地下室里任命躺在床上治伤的受宠若惊的将军为空军总司令，其实他完全可以通过无线电提升格莱姆，那样也可以不致使他成为瘸子，并且使他能够留在总部里，那是唯一能够指挥残余空军的地方。同莱契小姐一样，格莱姆原来打算并且十分愿意同元首一起死在地下避弹室里的。
但是3 天以后，希特勒命令格莱姆离开柏林去处理一件新的“叛国”案件，因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犯“叛国”罪的在第三帝国的领导人中已不止戈林一个人了。
在这三天中，汉娜·莱契有足够的机会目睹地下避弹室疯人院里的疯子生活，其实，她自己也参加了这种生活。由于她同希特勒一样容易感情冲动，她所留下来的记载是阴惨可怕，惊险多变的，但是大体上是真实可靠的（作者把这个记载与其他目睹者的报告核对过），因此它在这部历史书的最后一章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4 月26日，她同冯·格莱姆将军到达的那天深夜里，俄国开始炮轰总理府，炮弹的轰隆声和墙壁的倒塌声增加了地下室的紧张气氛。希特勒把这位女飞行家叫到一旁。
“我的元首，为什么你要留在这儿？”她说，“为什么要使德国失掉你？
元首必须活下去，德国才能活下去。人民要求你活下去。”“不，汉娜，”她说元首这样回答她，“如果我死去，这是为了我们国家的荣誉，这是因为我作为一个军人，必须服从自己的命令，保卫柏林到底。”
［他继续说］我的好姑娘，我原来并没有打算这样做。我曾经坚信在奥得河的岸边可以保卫住柏林……当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仍旧失败以后，我是比别人都感到惊慌。在柏林被围以后……我相信我的留守会使全国军队效法我的行动前来解救柏林之围……不过，我的汉娜，我仍抱有希望。温克将军的军队正从南面打过来。他必须而且一定会把俄国人击退，以便解救我们。那时我们将举行反攻并守住阵地。
这是那天晚上希特勒所表现的一种情绪；他仍对温克将军的解围抱有希望。但是不到一会儿功夫，当俄国对总理府的炮轰达到十分猛烈的时候，他又陷入绝望中了。他给莱契一瓶毒药，另一瓶给格莱姆。
“汉娜，”他说，“你是那些准备与我同归于尽的人中的一个……我不希望我们当中任何人被俄国人活捉，也不希望我们的尸体被他们发现……爱娃同我决心把我们的尸体烧掉。你们想自己的办法罢。”
汉娜将毒药交给格莱姆，他们两人决定在“最后时刻真正到来时”将毒药吞下去，而且为了万无一失，在服毒之后将紧绑在他们身上的重型手榴弹上的引线拉掉。
一天半以后的28日，希特勒的希望，至少是他的幻想，又复燃了。他在无线电话上对凯特尔说：“亟盼柏林解围。海因里希的军队在于什么？温克在什么地方？第九军团怎么样了？温克什么时候能与第九军团会师？”
莱契描写那天希特勒的情形时候说：他在地下室里踱来踱去，手里晃摇着被手汗浸湿得快要破碎的公路地图，只要有人在场，他就同他策划温克战役。
但是温克“战役”，正如一周以前施但因纳的“反攻”一样，不过是元首的幻想而已。温克的军队和第九军团一样已被消灭了。在柏林北面的海因里希军队正仓皇向西撤退，为的是宁可当西方盟军的俘虏而不当俄军俘虏。
4 月28日，地下避弹室这些走投无路的人整天都在守候着这3 支军队、特别是温克的军队的反攻消息。俄国先头部队距总理府只有几条街，他们在从东面和北面以及从西面通过毗邻的柏林动物园逐步向总理府推进中。当援兵毫无消息时，希特勒听了鲍曼的谗言，又认为发生新的叛国阴谋了。晚上8 点钟，鲍曼打了一个无线电报给邓尼茨。
掌握军权的人不但不督促军队前来解围，反而保持沉默。叛变似乎已代替了忠诚。我们仍守在这里。总理府已成废墟了。
不久以后鲍曼又给邓尼茨打了一个电报。
舒埃纳尔、温克等人必须火速前来解围，以证明他们对元首的忠诚。
现在鲍曼是在为自己讲话。希特勒已经下了决心在一两天内死去，可是鲍曼却想活下去。他也许不能继承元首，但是不管谁做继承人，他都希望在幕后进行操纵。
那天夜间，伏斯海军少将终于给邓尼茨打了一个电报，说一切与陆军的无线电联系都已断了。他迫切要求海军的无线电能够供给一些外界的消息。
不久消息果然来了一些，不是从海军部来的，而是从宣传部的收听站发来的。
这消息使阿道夫·希特勒大惊失色。
原来地下避弹室中除了鲍曼之外，还有一个纳粹官员想活下去。这人就是希姆莱在总理府的代表赫尔曼·菲格莱因，一个在希特勒统治时代爬上高位的典型人物。他系马夫出身，做过赛马的骑师，识字不多，后来成为臭名昭著的克里斯蒂安·韦伯的部下，韦泊是希待勒最老的党徒之一，喜欢养马。
1933年以后，他靠营私舞弊发了一笔横财，养了很多赛跑的马。菲格莱因受到韦伯的帮助，在第三帝国内爬到很高的地位，成了党卫队所属部队的将军。
1944年，他被任命为希姆菜在元首大本营的联络官后不久，同爱娃·勃劳恩的妹妹格利特结了婚，这就进一步提高了他在大本营的地位。所有后来还活着的党卫队的头子们都一致认为，他同鲍曼联成一气之后，就迫不及待地在希特勒面前出卖他的党卫队主子希姆莱。菲格菜因虽然声名狼藉，愚昧无知，但似乎仍具有贪图活命的本能。当船快要下沉的时候，他是看得出来的。
4 月26日那天，他悄悄地离开了地下避弹室。第二天下午希特勒才发现他失踪了。这引起了多疑的元首的猜疑，他派了一支武装的党卫队搜查队去寻查。他们发现他身穿便服藏在俄国即将占领的夏洛登堡区他的家里。他被押回总理府被褫夺党卫队的大队长官衔，并且被拘留起来。菲格莱因的企图逃跑马上引起了希特勒对希姆莱的怀疑。这位党卫队首领有意离开了柏林，到底打的是什么主意呢？在他的联络官菲格莱因擅离职守以后，他一直没有消息。现在消息来了。
我们已经知道，4 月28日是地下避弹室中十分难熬的一天。俄国人在日益逼近。温克的反攻或其他任何的反攻都音讯全无。被围的人们通过海军的无线电千方百计探询柏林以外的事态发展。
宣传部的无线电收听站收到伦敦英国广播公司的一则发生在柏林以外的事情的消息。这是路透社从斯德哥尔摩发出的新闻，它极其耸人听闻，难以置信，因此戈培尔的一位助手海因兹·洛仑兹在4 月28日深夜仓皇跑过遍地弹坑的广场，来到地下避弹室，将收抄下来的这一消息交给他的部长和元首。
莱契写道，这则消息“给全体在场的人一个致命的打击。群情哗然，男男女女都因震怒、恐惧和绝望而齐声嚎叫起来”。以希持勒为最厉害。女飞行家写道：“他像一个疯子似地大发雷霆。”
海因里希·希姆莱，这个忠诚的海因里希也遗弃了这条即将沉没的船。
路透社的电讯谈到他和伯纳多特伯爵的秘密谈判以及他打算使西线德军向艾森豪威尔投降。
希特勒对于希姆莱的绝对忠诚从不怀疑，这个打击实在不能再大了。莱契说：“他的面孔通红，变得几乎认不出来……希特勒在一阵子狂怒之后失去了知觉，整个地下室一时鸦雀无声。”戈林至少还曾请求元首许可他接管。
但是这位“忠诚”的党卫队全国总队长连请求都不屑于提出；他一点招呼不打便叛了国，和敌人进行了联系。希特勒在稍稍清醒以后对他的部下说，他所遇到的所有叛国行为莫此为甚。
几分钟以后收到的消息说，俄军已经逼近离总理府只有一条街的波茨坦广场，可能在30小时以后，即4 月30日的早晨，就会攻打总理府。这个打击和这个消息标志着未日来临。这逼使希特勒马上作出他一生中最后的决定。他在黎明时同爱娃·勃劳恩结了婚，立下遗嘱，派遣格莱姆和汉娜·莱契去出动全部空军轰炸逼近总理府的俄国军队，并且命令他们将希姆莱作为卖国贼加以逮捕。
“一个卖国贼决不能继承我为元首！”汉娜说他当时对大家这样说：“你们必须出去做到使他绝不能继承我。”
希特勒已等不及对希姆莱进行报复了。不过这位党卫队首领的联络官菲格莱因现在却在他的掌握中。他从禁闭室里将马夫出身的党卫队将军提出来，严加审问关于希姆莱的“叛国”情况并指控他与希姆莱同谋。在元首的命令下，菲格莱因被拖到总理府花园里枪决了。他娶了爱娃·勃劳恩的妹妹做妻子这件事也帮不了他的忙。爱娃也没有出力去搭救他妹夫的性命。
“可怜的、可怜的阿道夫，”她对汉娜·莱契低声说，“所有的人都抛弃了他，出卖了他。宁肯死一万个人，也不能让德国失掉他。”
德国虽然失掉了他，但爱娃在那最后的时刻里却赢得了他。4 月29日凌晨1 点到3 点之间，希待勒为了酬劳他的情妇的忠诚不贰，满足了她的愿望，正式同她结婚。他一直认为婚姻会阻碍他把全部精力献身于领导他的党获得政权，领导他的国家称霸世界。
现在已经没有什么要他领导的了，而且他的生命也要结束了，他可以安全地同爱娃做几小时的夫妻。
戈培尔找来一位名叫瓦尔特·瓦格纳的市议员，他当时正在离总理府几排房子不到的一支人民冲锋队的队伍里作战。这位感到惊奇的议员在地下避弹室的一间小会议室里主持了结婚仪式。从现在仍保存着的结婚证件中可以看出元首的一位秘书称为“死婚”的部分情况。希特勒要求，“由于战事的发展，结婚预告只能口头宣布，其他一切拖延婚事的事情均需避免”。男女双方宣誓他们是“纯亚利安人种”，而且“没有使他们不能结婚的遗传病症”。
死到临头，这位独裁者仍坚持要遵守形式，只有在填写他父亲的名字（出生名为施克尔格鲁勃），母亲的名字和他们的婚期时他留下了空白。他的妻子签名时先用“爱娃·勃劳恩”，写到“勃”字，就划掉了重签上“爱娃·希特勒，原姓勃劳恩”。戈培尔和鲍曼作为征婚人也签了名。
在简短的仪式之后，元首的私室里摆下了阴森森的结婚早餐。席上有香摈酒。除了他的秘书们、留下来的将领克莱勃斯和布格道夫、鲍曼和戈培尔夫妇外，他连素食厨师曼齐阿里小姐也请来参加婚礼宴会。有一阵子谈话集中在过去的黄金时代，以及鼎盛时期中党的同志们。希特勒怀念地谈到他在戈培尔结婚时做傧相的情景。即使到了最后的时刻，这位新郎还免不了老习惯，要说个不停，回顾他这戏剧性的一生中的各个高潮时期。他说，现在全完了，国家社会主义也完了。死对于他倒是一种解脱，因为他的相交最久的朋友和支持者都出卖了他。结婚宴会上笼罩着阴郁的气氛，有些客人噙着眼泪溜掉了。希特勒最后也溜掉了。他在隔壁房间里，把一位名叫格特路德·荣格夫人的女秘书找来，开始口述他的遗嘱。
希特勒的遗嘱
他的遗嘱是两个文件。正如希特勒所希望的，遗嘱已被保存下来。它们同其他的文件一样，对于本书是很有意义的。它们证实了这个曾经以他的铁腕统治德国12年多、统治大部欧洲达4 年之久的人物没有从他的经验中学习到任何教训。即使是从多次挫败和毁灭性的最后失败中，他也没有能够吸取任何教训。不错，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曾回想起他年轻时在维也纳街头流浪的时代，曾回想起他早期在慕尼黑的喧闹的啤酒馆时代。他咒骂世界上一切的坏事都是犹太人干的，不断吹嘘他那半瓶子醋的宇宙理论，叹息命运再度击败德国，使它不能得到胜利和征服的机会。他把他对德国民族和全世界的遗言看作是对历史的最后的呼吁。希特勒在这个遗言中，重弹他在《我的奋斗》一书中的空洞的老调，又加上了些最后的谎话。作为一个已无可救药地被绝对权力完全腐化了的醉心权势的暴君的墓志铭，这个遗言再也恰当不过了。
希特勒称之为“政治遗嘱”的东西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他对后代的呼吁，第二部分是他对未来的具体指示。
自从我竭尽绵薄，在德国被迫参加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充当一名志愿兵以来，已经有30多年了。
在这30名主中唯一指导着我全部思想、行动和生活的是我对人民的热爱和忠诚。这种热爱和忠诚给了我力量，使我能够作出人世间最艰难的决定……
说我或者任何其他的德国人在1939年要战争，是不真实的。需要和煽动战争的，完全是那些犹太血统的或为犹太人的利益服务的国际政容。
我曾经为限制和控制军备提出过无数次建议，这是后代任何时候也抹煞不了的，也不能把战争爆发的责任推到我的头上。我也从来没有希望在可怕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还会再有一次以英国或美国为敌的世界战争。时光会飞逝，但是在我们城市和建筑物的废墟上，对最终要负责任的人们的仇恨将永远不会消失。他们就是对眼前这一切负有责任的人们：国际犹太人集团和他们的支持者。
接着，希特勒重复了他的谎言：他在对波兰发动进攻的前3 天，曾向英国政府提出合理解决波德问题的办法。
仅仅由于英国统治集团需要战争，这才遭到拒绝。他们之所以需要发动战争，一方面是由于商业上的原因，一方面是他们受到国际犹太人集团的宣传影响。
其次，他不仅把千百万人死于战场和轰炸的“全部责任”，而且把他大肆屠杀犹太人的“全部责任”，都推到犹太人的身上。然后，他就谈起他所以决定留下来与柏林共存亡的理由。
这6 年的战争尽管遭受种种挫败，但终有一天会被认为是一个民族争取生存的最光荣、最英勇的表现而载入青史。在6 年后的今天，我不能抛弃这个国家的首都……我要与千百万留守在这个城市里的人们生死与共。而且，我不会落到敌人手中。我知道他们正需要由犹太人导演一场新戏，采取悦他们歇斯底里的群众。
因此我决定留在柏林，在我认为元首与总理职位已经不能维持下去的时刻，以身殉国。看到我们农民和工人的无比功勋和业绩，看到以我的名字命名的年轻一代所做的史无前例的贡献，我将含笑与世长辞。
遗嘱再往下是号召全体德国人“决不放弃斗争”。他终于不得不承认，国家社会主义目前已经完蛋了，但是他向同胞们保证，由于士兵和他本人的牺牲，种子已经撒了下去，有朝一日会生长起来……在一个真正团结一致的民族中，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将要获得光荣的再生。
希特勒在临死以前还要对陆军，特别是军官团，进行最后一次侮辱，他认为他们对这次惨败负有主要责任。虽然他承认纳粹主义已经完蛋，至少是暂时完蛋了，他仍然命令三军将领以各种手段加强士兵们对于国家社会主义的信仰，以便提高他们的抵抗精神，并特别强调这一事实：我，作为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创建者，宁愿牺牲而不愿怯懦地辞职或者投降。
接着他就讽刺陆军的军官团：希望我们的陆军军官将来像我们的海军那样，把决不放弃一城一地看作是荣誉攸关的问题；尤其重要的是，指挥官们必须至死也要忠诚地克尽职守，做出光辉的榜样。
其实恰恰是希特勒的坚持要坚守“一城一地”“至死”（如斯大林格勒），才造成了军事上的灾难。但是在这方面，也正如在其他方面一样，他没有吸取到教训。
他的“政治遗嘱”的第二部分涉及继承问题。尽管第三帝国已在烈焰和爆炸中化为废墟，希特勒在没有指定继承人、决定继承人所必须任命的政府组成人员以前是不肯死去的。首先他不得不将以前指定的继承人除掉。
在我去世以前，我将前帝国元帅赫尔曼。戈林开除出党，并剥夺1941年6 月20日命令中授与他的一切权力……我任命邓尼茨海军元帅为德国总统和武装部队最高统帅。
在我去世以前，我将前党卫队全国总队长兼内政部长海因里希·希姆莱开除出党并革除他的一切职务。
他认为陆军、空军和党卫队的将领们都背叛了他，使他不能获得胜利。
因此他能够选择的继承人只能是在他的征服战争中不能起大作用的小小海军的首领了。这一选择也是对陆军的最后嘲笑，因为陆军在战争中出力最大，死人最多。他还最后一次地谴责了自从建党以来除戈培尔以外两个最亲密的合作者。
戈林与希姆莱不仅对我不忠，还瞒着我，违背我的意志私自与敌人谈判，并非法地企图夺取国家控制权，从而给整个国家带来了无法弥补的耻辱。
在开除了叛国者和指定了继承人以后，希特勒又指定了邓尼茨的新政府的组成人选。他们都是“诚实的人”，他说，“他们会以一切手段完成继续作战的任务”。戈培尔将出任总理，鲍曼为“党务部长”——这是一个新职务。赛斯一英夸特，这个奥地利的卖国贼和新近担任荷兰总督的刽子手，被任命为外交部长。斯佩尔，同里宾特洛甫一样，被丢弃了。但是自从1932年被巴本任命为财政部长一直蝉联到现在的施维林·冯·克罗西史伯爵仍将继续保持他的职位。此人是一个傻瓜，但必须承认，他在尽力保全自己方面却是个天才。
希特勒不仅任命了他的继承人的政府，他还给它下了一道最后的典型的指令。
最重要的是，我命令政府和人民要竭尽全力拥护种族法律，无情地打击一切民族的毒害者国际犹太人。
交待了这一点之后，这位德国最高统帅就完了。时间是4 月29日，星期日，早晨4 点钟。希特勒把戈培尔、鲍曼、克莱勃斯将军和布格道夫将军召来做见证人，他在“政治遗嘱”上签了字，然后他们也在这个文件上签字。
随后他又迅速地口述了他的私人遗嘱。在这一部分遗嘱中，他回顾了他的奥地利下层中等阶级的出身，解释他为什么要结婚，为什么要同他的新妇一道自杀；他还处理了他的财产，他希望这笔财产足够使他的遗族维持温饱的生活。希特勒倒是没有像戈林那样利用他的权势为自己捞一笔大财。
在斗争的年代中，我曾认为我不能承担结婚所给我带来的责任，但是现在，当我生命行将结束之际，我决定与我有过多年真诚友谊并自愿在柏林已遭围困之时来到这里与我同生共死的女人结婚。
她自愿作为我的妻子同我一道死去。这就弥补了由于我服务于人民而进行工作给我们两人所带来的损失。
我的所有财物，不论其价值多少，都属于党，如果党不存在了，就归国家。假如国家也灭亡了，那我就用不着再交待了。我这些年来所收集的绘画从来没有打算作为私藏，而完全是为了在我的故乡多瑙河畔的林嗣建立画廊之用。
他指示遗嘱执行人鲍曼把所有值得作为私人纪念品的东西交给我的亲属，并给他们一笔足够维持一个小资产阶级生活水平的费用……
我的妻子同我决定死去，以免遭受被推翻或者投降的耻辱。我们希望我们的遗体将在我服务于人民12年来进行大部分日常工作的地方立即火化。
希特勒在口述两份遗嘱之后已经精疲力竭，回到室内睡了。这时天已破晓，曙光照到他生命中最后一个安息日的柏林。全城被浓烟笼罩着。俄国人大炮的直射程之内的房屋在倒塌、焚烧。他们离威廉街和总理府已经不远了！
希特勒睡觉以后，戈培尔和鲍曼就马上忙碌起来。希特勒在他们作为见证人签过字的“政治遗嘱”中，曾明确指示他们两人离开柏林参加新政府。
鲍曼十分乐意服从这一指示。尽管他对元首忠诚，但是如果他能避免的话，他是不想同元首一道同归于尽的，他一生中唯一希望的是在幕后指挥的权力，也许邓尼茨仍会给他这种权力。这是说，如果戈林在得悉元首去世的消息后不篡夺宝座的话。为了确保戈林不致篡夺，鲍曼马上给在伯希斯特加登的党卫队打了一个无线电报。
……如果柏林和我们沦于敌手的话，必须将4 月23日的卖国贼消灭。战士们，负起你们的责任！这关系到你们的生命和名誉！
这是一道要谋害戈林和他的空军将领的命令，鲍曼早已使党卫队将他们逮捕了。
戈培尔博士与鲍曼相反，但与爱娃·勃劳恩一样，是不愿意在他们敬爱的元首已经逝世的德国活下去的。他早已把命运交给了希特勒。只是由于希特勒，他才得以飞黄腾达。他一直是纳粹运动的主要预言家和宣传家，而且在制造纳粹神话方面仅次于希特勒。为了使这些神话能够流传下去，不但元首应当壮烈牺牲，作为元首最忠实的追随者，唯一没有背叛元首的党内元老，也必须壮烈地死去，给后世留个榜样，有朝一日能够使国家社会主义的火苗重新燃烧起来。
当希特勒休息之后，戈培尔似乎就是怀着这样的心情回到他那地下室的小房间里去写自己对当代和后代的遗言的。他把他的遗言叫做“元首政治遗嘱的附录”。
元首已经命令我离开柏林……到他所任命的政府里去担任一员领导。
我一生中还是第一次必须坚决拒绝服从元首的命令。我的妻子和孩子们也同我一起拒绝服从。
在最危急的时刻抛弃元首，实为人情和忠贞所不许；何况在今后余生中，世人将把我看作是一个可耻的卖国贼和下贱的无赖，我不仅将会失掉同胞们对我的尊敬，也会失掉自尊心……
在元首被叛逆的梦魇缠绕着的战时这些最危急的日子中，少不得要有一个人无条件地陪着他直到最后牺牲……
因此我相信我正在为德国人民的前途做一件最好的事情。在今后艰苦的岁月里，树立榜样比活着更重要……
基子这种理由，我同我的妻子一起，并代表我们的儿女（他们太小了，还不能表示他们的意见，如果他们的年龄比现在大一些，也会毫无保留地同意我们的决定）表示坚定的决心：即使帝国首都沦于敌手也不离开它，而要在元首的身边结束我的生命。因为如果我不能生活在元首的身边并为他服务，生命对我个人来说是没有任何价值的。
4 月29日早晨5 点半钟戈培尔写完了他的遗言。柏林已经破晓，但战争的烟火遮住了太阳。在地下避弹室的电灯光下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头一件事情是如何通过附近的俄国防线将元首的遗嘱带给邓尼茨等人，以便为后代永远保存下来。
为了带出这个文件的副本选择了三名信使：希恃勒的军事副官维利·约翰迈那少校，党卫队军官和鲍曼的顾问威廉·山德尔，以及前一天晚上带来希姆莱叛变恶耗的宣传部官员海因兹·洛仑兹。多次获得奖章的约翰迈那负责领导这一小组，设法通过红军防线。他要把这个遗嘱的一份副本交给斐迪南·舒埃纳尔元帅，后者的集团军仍完整地坚守在波希米亚山中，而且希特勒已任命他为新的陆军总司令。布格道夫将军在递交舒埃纳尔的文件里附了一封信说，希特勒是在“今天收到希姆莱叛变的骇人听闻的消息之后”
写了他的遗嘱的，“这是他的不可变更的决定”。山德尔和洛仑兹要把他们的副本带交给邓尼茨。山德尔的副本中也附了一封鲍曼的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