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传
回顾我的一生，有时我不禁这样想：如果有人提议我再活一世的话我愿意让我的一生再重演一次。当然，如若可能，我也希望把某些不幸的遭遇变得更顺利些。但是，我知道我这个希望是不可能重演的。然而，最接近重演的似乎就是回忆了。为了使回忆尽可能地保持久远，就应当把它记下来。
我出身贫寒，幼年生活在穷苦卑微的家庭中，后来，承蒙上帝的祝福，我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生活优裕，在世界享有声誉，且一帆风顺。我的子孙或许愿意知道我的那些处世之道，可以用以借鉴。
从一位伯父的笔记中，我了解到我们富兰克林家族在英国诺桑普顿郡的爱克顿教区至少住了三百年，并且，全家有30英亩的自由土地和一个铁器作坊。当时，家族中的长子都要被培养成继承这种行业的人，而我的伯父和父亲就是按照这个老规矩走过来的。
我的祖父汤姆斯有四个儿子。我的父亲约瑟最小，但是，他很年轻就结婚了。大约在1682年，我的父亲带着妻子和三个孩子，跟着一批追求宗教自由的人来到美国的新英格兰。
我的父亲共有两个妻子，第一个妻子生了四个孩子，第二个妻子也生了十个，我家共有十七个孩子。我的妈妈是我父亲的第二个妻子，名叫阿拜亚·福求，是彼得·福求的女儿。我是家中最小的孩子，生于波士顿。
我的父亲想让我献身于宗教事业，所以，8岁的时候，把我送到了语法学校去念书。父亲和他的朋友们都相信，我一定会成为一名好学生。
正如他们所料，当时，我进步很快，不久就成了班里的优等生。但是，因为家庭人口众多，家里供不起我上大学，所以，不到一年，我父亲就给我转了学。之后，父亲把我送进了另一所学校，让我学习书法和算术。在这里，我很快就学会了一手清晰的书法，但算术却不及格。
在我10岁的时候，父亲让我退学回家帮助他经营制造肥皂和蜡烛。但是，我不喜欢这个行业，因为我们住在海边，所以，我很早就擅长游泳，后来又学会了划船。每当我和其他小朋友在船上玩的时候，他们总是让我当船长。特别在遇到困难时更是如此。而我则总是当孩子头。由于小时候的记忆，所以，我渴望去航海，但他不同意。
因为我从小就喜爱读书，所以，一直把全部零用钱都花在书上。因为喜爱《天路历程》，我一开始就收集约翰·班扬文集的单独发行的小册子。以后我把它们卖了，用这笔钱又买了柏顿的《历史文集》。当然，这些是开本很小的，由小贩们贩卖的书籍，价格便宜。正当我的求知欲那样旺盛的时候，可当时业已决定我不做牧师了，所以，没有机会阅读更适当的书籍，迄今此事仍是我的遗憾。
因为我对书感兴趣，所以，父亲决定把我培养成为一名印刷工人。当时，我的一个哥哥盾姆士已经从事印刷工作。在1771年，詹姆士从英国回来，带回了许多印刷工具，一台印刷机和许多铅字，他准备在波士顿开业。
没用多长时间我就掌握了印刷技术，成了哥哥的得力助手。并且，这时我有机会阅读较好的书籍了。
当时，有一个名叫马太·亚的先生，他是个非常聪明的商人，经常到我们的印刷铺里来。在他家里藏书颇多，他注意到了我，邀我到他的藏书室里去，并借给了我一些书籍。就从这时我爱上了诗歌，写了几首小诗。那时我哥哥认为写诗可能日后有用，所以鼓励我并且命我编写两首应时故事诗。但是，我父亲却反对，他嘲笑我的诗歌，他说诗人一般都是穷光蛋。这样我幸免成为一个诗人。但是，在我一生中散文的写作对我十分有用，而且是我发迹的一种主要手段，因此我将告诉你，我是如何在这一方面获得一点小小才能的。
在我的镇上还有另外一个爱好读书的孩子，名叫约翰·高令斯，我和他往来甚密。有一次，我和高令斯进行了一次关于妇女应否受高等教育以及她们有否从事研究工作的能力的辩论。高令斯认为妇女受高等教育是无益的，她们也没有能力学好。由于是辩论的缘故，所以，我和他持相反的意见。但是，我们的辩论毫无结果，于是，我们就分手了，以至好长时间不想再见面。之后，我就把论据写成书面材料寄给他。他答复了，我又回驳。就这样，我们通了三四封信。后来父亲偶尔发现并看了我的文章。
父亲借此和我谈了很多有关写作的知识，他告诉我，拼写正确，用词恰当，这是我的高明之处，但他认为我的表达能力不强，主题不明确。
我认为父亲说得非常正确。从那以后，为了提高写作能力，我更加注意练习了。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我学到了不少东西，并且逐步提高了写作能力。那时，虽然没有多少时间从事写作，但是，我仍渴望能成为一位出色的英文作家。
为了能实现这个愿望，我开始阅读大作家的作品以提高自己。苏格拉底的著作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被他的推理方法迷住了，并决定在辩论中采用他的方法。
在与别人辩论时，哪怕对方的知识比我渊博，我仍能熟练地诱使对方陷入自相矛盾的困境。而且，无论如何，他们也摆脱不了这种困境。所以，在辩论中我总是获胜者。
这种辩论方法，我使用了几年，之后，我只保留了其中一部分要领。在论述论点时，我常说"如果我没有错的话，恐怕是这样的吧"或"我想是这样的吧"。我从来不使用"当然了"、"毫无疑问了"这样的字眼。我认为这种方法是大有益处的。用这种方法，我能很有利的说服别人同意我的见解。在辩论中，人们都以阐明自己的观点从而取得一致的意见为目的。讲话时的态度应使善意的人们不反对你，这才是聪明的。
1720年或1721年，我哥哥开始出版一份报纸，叫《新英格兰报》。这将是在美洲殖民地出版的第二份报纸。
我哥哥的一些朋友很聪明，喜欢为报纸撰写一些小故事。这使得报纸富有情趣，增加了销路。他们常来拜访我们，我很喜欢倾听他们谈论他们的作品是如何博得好评的，我被他们的谈话所激励，决定也试着为报纸撰稿。但是，当时我仍然是个孩子，哥哥一定不会同意让我在他的报纸上刊载稿件的。于是，我就用了一种奇特的字体写了一篇故事，并在夜里把它扔在印刷厂的门口。
第二天上午，哥哥的朋友们照例来访，他们朗读并且评论了我的作品。我对他们的赞扬感到十分得意。之后，我又写了几篇故事，同样也都受到了好评。当我厌倦了这种把戏的时候，就不再保密了，并宣布这些文章的作者就是我。
知道作者是我之后，哥哥的朋友们对我的评价更高了。但是，他们对我的赞扬却使我哥哥大为不快。因为，他怕我会因此变得更加自负。
后来，我们报纸上发表了我的一篇谈论政治的文章，触怒了议会。哥哥为此被拘留了一个月。我想那原因可能是由于他不愿意披露作者的姓名吧。后来，我也受到了法院的传讯。虽然，我的回答没有使他们达到目的，但他们在教训了我一番后还是放我走了。也许，他们认为，作为学徒应该保守师傅的秘密吧。
在哥哥被拘留期间，我主持了报务。在报上我大胆地对统治者进行冷嘲热讽，我哥哥倒很喜欢这些文章。但是另外一些人却开始对我有了恶劣的印象，他们认为我是一个有着诽谤讽刺癖好的天才青年。当我哥哥被释放的时候，州议会发出了一道命令：禁止詹姆士·富兰克林继续出版。
哥哥的朋友们在印刷厂里聚会商讨对策，有的提议改换报名，但是，哥哥不肯接受这项提议。最后，哥哥决定以"本杰明·富兰克林"为出版商继续办报。后来我与哥哥有了分歧意见。我决定宣布自己是自由的。当时，我气愤的是他常常打我。其实，他不是个坏人，也许是我惹得他发脾气的缘故。
当我哥哥知道我要离开时，他嘱咐波士顿所有印刷厂的师傅都不要雇用我。他为我重新找工作设下了障碍。结果，所有印刷厂都拒绝给我工作。在这个时候，我无路可走了。于是，我决定离开这里。
因为，纽约是有印刷厂最近的地方，所以，我打算去纽约。但是，父亲不同意我去纽约，他认为我必须和哥哥在一起。
我知道，如果我公开去纽约的话，他们所有的人都会阻拦我。于是，我请我的朋友高令斯帮忙，他给我想了一个小小的妙计。他跟一只纽约州的帆船船长讲好了让我搭乘他的船，说我是他的一个年轻友人，因为使一个不正经的女孩子怀了孕，她的朋友们又逼着我娶她，所以我无法公开地出现或上船。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我卖掉了一部分书籍，凑了一点钱，悄悄地上了船。因为是顺风，三天后就可以到纽约了。这样，一个年仅17岁的男孩子，既没有一封介绍信，也不认识当地的任何人，口袋里仅有少量的钱，到了一个离家几乎300英里之遥的地方。
此时，我对航海的兴趣已经消失了。由于我学会了一种手艺，并且自信是一个很好的技术工人，我去找当地的印刷铺老板，年老的威廉·布莱福德——他是宾夕法尼亚的第一个印刷铺老板，后来又从那里搬到了纽约，我请他收我为伙计。他那里生意不多，人手已经够了，所以他不能雇用我。但是他说："我在费械的儿子最近失去了他主要的助手阿克拉·罗斯，他病故了。如果你到那里去，我相信他一定会雇用你。"
费城离纽约有100英里的路程。为了得到这份工作，我出发了，坐船到安蒲，留下我的箱子和铺盖，以后由海路运来。
在途中，我们遇到了狂风，风把船上破烂的帆撕成碎片，因此，我们无法驶入小河，狂风却把我们吹到长岛去了。当时，有一个喝得烂醉的荷兰乘客失足坠入海中，当他正往下沉的时候，我伸手入海抓住了他乱蓬蓬的头发，最后，总算把他到了船上。掉入水中之后，他清醒了不少。他从口袋里拿出一本书来，要我替他去弄干，然后就睡觉去了。我一看原来是我多年来最心爱的作家班扬的《天路历程》，荷兰文版，用上等纸精印，还附有铜版插图。可以说，这本书是我见过的印刷装订最好的版本。
据我所知，班扬是把对话混进叙述中的第一个人。他的这种写法让读者非常感兴趣，在最动人的部分，读者宛如身历其境一般。笛福的《鲁滨逊飘流记》和《宗教求爱》、《摩尔·富兰德尔》、《家庭教师》等都成功地模仿了这种方法。
在靠近长岛的地方，因为海滩海浪澎湃，乱石丛生，我们发现无法在该地登陆。不久，岸上有人来了，他们对着我们大声呼喊，我们也向他们呼叫，但是，由于风太大、浪太响，我们彼此听不清对方所说的话，所以，无法相互表达自己的意思。过了一段时间他们走开了。
天黑了，我和船老板，还有那个全身透湿的荷兰人一同挤在小小船舱里。浪花打在船头上，漏进舱来打在我们身上，结果，没过多久我们身上几乎跟那个荷兰人一样了。我们躺了一夜，根本就没有睡着。第二天，风渐渐小了，我们努力想要在天黑前到达安蒲，因为我们已经在水上过了三十小时，既无食物，又无淡水。
当天晚上，我发高烧，上床睡了。晚上喝了许多水，出了大半夜的汗，烧终于退了。第二天上午，向着50英里以外的柏林敦徒步前进，在那里，据说有船可以送我直达费城。
两天后，强打精神，又经过一番艰苦的跋涉，我终于赶到了柏林敦。碰巧，有一只小船，正准备去费城。在一个星期日的早晨，到达了费城。
当我到达这个城市时，我身上肮脏不堪，饥寒交迫，精疲力竭，工作服的口袋里塞满了衬衣和袜子。我形影相吊，举目无亲，身边仅有一先令和一个荷兰币。
我来到大街上，走进一家面包店，买了3个便士的面包，有三大块。因口袋装丁衣袜，只好把面包夹在腋下，嘴里还啃着一块。
走在市场大街上，正好路过我未来的妻子里德小姐家的门前。当时，她恰好在门口看到了我，她还以为我是故意做出这副滑稽可笑的样子。
当我塞满了肚子后，就把剩下的面包送给了一位同船的妇女和她的孩子。
第二天早晨，我去见印刷厂老板安德鲁·布莱福德。他热情地接待了我，并请我吃早饭。但是，因为他刚刚录用了一名新工匠，所以，他不能给我工作。
他告诉我有一个叫凯谟的人，最近在费城新建了一所印刷厂，也许能雇用我。
我到了凯谟的新印刷厂后，发现凯谟的印刷厂只有一台陈旧的印刷机和一小箱铅字。并且，他的印刷机也坏了，不会修理，我为他修好了机器。他答应一旦准备就绪，就可以让我来印刷他的诗作了。
几天后，凯谟派人请我去印他的诗。此时，我发现，这两个印刷厂老板对印刷业都缺乏技术训练。布莱福德根本没有受过专门训练，也没受过教育。凯谟虽然读过书，但他根本不知道如何使用印刷机，对外部世界，一无所知。并且，他的脾气也很坏。
凯漠不喜欢我为他工作却住在布莱福德家里，于是他安排我住在里德先生家。现在我的外表，比里德小姐见到我在大街上大口嚼面包时的样子要体面多了。
在这里，我尽量地不去想波士顿，也不想让那里的人知道我住在哪里，当然，我的朋友高令斯除外。在费城安顿之后，我给高令斯写信，让他为我保守秘密，不要告诉任何人，我在哪里。但是，我的姐夫罗伯特·霍姆斯是一位船长。这艘船，在波士顿与道拉瓦之间航行。因为纽格斯尔位于费城道拉瓦河下游的40公里处，当船到达纽格斯尔时，他打听到了我的下落。
霍姆斯写信告诉我，由于我的出走，全家都非常的不安，而且还催我赶快回家，并向我保证，只要我回去，一切都可依从我的意愿。
我回信感谢他的忠告，在信中我竭力证明，我的过失并没有像他所想象的那样严重，并阐明我离开波士顿的理由。
当我的回信到了霍姆斯手中时，他恰好和兼任宾夕法尼亚州与道拉瓦州的州长威廉·基夫先生在一起。霍姆斯向他提到了我，并把我的信给他看了。
州长读了我那封信，当他知道我的年龄时，好像很吃惊。他告诉霍姆斯，我是一个前程远大有作为的青年，只是需要别人的帮助。他确信，如果我办一家印刷厂，我一定会获得成功。他说，如果需要帮助，他一定会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我，并且，保证把公共事务的印刷任务全交给我。
这也是霍姆斯后来才告诉我的，在此之前我对州长的上述反应一无所知。有一天，州长和另一位绅士科伦那·富兰契来到凯谟的住宅。来找我。他彬彬有礼地和我谈话，并说了许多赞美的话。他表示很想成为我的朋友，并为我没能在他到来之前去拜访他而感到遗憾。
听到他的话，我感到受宠若惊，凯谟在一旁更感惊奇，他的神情像只木鸡。州长建议我自己开业，而且表示对我的成功确信无疑。他和富兰契都一再向我保证将帮助我得到政府的印刷生意。
我告诉他，不知道父亲是否会同意我建立印刷厂。威廉先生说他坚信他会劝我父亲同意的，他将给他写封信。
州长在给我父亲的信中对我倍加称赞，还赞扬了他为我制定的计划，说如在费城开办印刷业，必然会使我发迹。大约在1724年4月底，有一艘小轮船准备开往波士顿。我告别了凯漠，说是去看望我的老朋友。这次，我们的船顺利地到达了波士顿。此时，我已离开这里七个月了。
我突然回到波士顿，家人见到我都大吃一惊。看到我，大家都很高兴，对我表示热烈欢迎，惟独哥哥与众不同。
之后，我到印刷厂去看望哥哥。哥哥此时的衣着打扮比我为他工作时讲究多了，从头到脚一身新西装革履，戴着手表，口袋里装满了银币。谁料，哥哥看到我，只打量了我一下，然后，又继续干活去了。
父亲收到了州长的信，显然很惊奇。我父亲觉得，州长让一个离成年还差三岁的孩子建厂，实在不是高明做法。我父亲问州长的为人怎样。，霍姆斯也为这项计划说好话，父亲仍然认为这样做不够稳妥。
于是，父亲给州长回了一封措辞委婉的信，感谢他对我的慷慨帮助。在他看来，我太年轻了，不能胜任一个重要而又庞大的企业的管理工作。所以，他自己仍然拒绝帮助我。
我的朋友约翰·高令斯对我和他讲的费城的情况感到欣喜若狂，他决心也到那儿去。当我还在等我父亲的回答时，他已经出发了，而且告诉我他将在纽约等我。
回到波士顿的一段时间，我发现，我跟哥哥之间没有和解的可能，于是，我决定回到费城。哥哥也答应让我回到费城去，他告诫我对当地人士切忌讽刺和诽谤，应当谦恭有礼，好获得人们一致的好评。他还告诉我靠不断的辛勤劳动和耐心节约，到我21岁时我或许能有足够的积蓄开业。倘若到了那时候，我的积蓄接近所需的费用，他会帮我凑满不足之数。这次去纽约我获得全家人的同意和祝福。
帆船停靠在罗特岛的新港，我去探望哥哥约翰。他在这里已经住了好几年，并且，结了婚。他很热情地接待了我，因为他一直很爱我。
我来到纽约，高令斯正在等我。当我住在波士顿时，我把大部分工余时间用来和他谈天。他的学识获得了一些牧师和其他绅士们的尊敬。看起来，他的前程似锦。但是，高令斯养成了酗酒的坏习惯。他告诉我，自从到纽约之后，他每天都喝酒，赌博也输掉不少钱。我不得不替他还清在纽约的债务，还要为他支付去费城的路费。这使我感到十分烦恼。
高令斯打算在银行工作，并弄到了几份推荐书。但是，因为酗酒，他没找到工作，只好继续和我住在一起，开销都由我支付。他知道我手里有钱，所以他总是向我借钱。他还和我保证一旦找到工作立即还债。没多久，他已从我手里借了很多。对此，我不免有些忧虑，但是，我真不知该如何是好。
当喝多了的时候，他常常大发雷霆，并且，有时我们常常因为他的酗酒恶习争吵不休。最后，高令斯遇到了一位船长。这位船长正为一位正在西印度的绅士的孩子聘请家庭教师。船长决定雇佣高令斯。这样，高令斯离开了我。他答应把他的第一次薪水寄给我还债，但从此他就杳无音信了。
当基夫州长看到我父亲的回信时，他说我父亲太谨小慎微了。他说："既然你父亲不肯帮忙，那么，这件事情包给我吧。你开一个需要从英国买的物资清单，我派人去买。至于债务，当你有能力的时候再还吧。我决心要培养出一名出色的印刷工人，而且我确信，你一定会成功。"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态度非常诚挚，以至使我对他是否会信守诺言没有丝毫怀疑。后来，我才听说，人人都知道州长就是那种到处许愿又从不兑现的人。如果其他人知道我要依赖州长建厂，我的那些深知州长为人的朋友，一定会劝我婉言谢绝。但是，我从来也没向他求援，因此，我怎么能怀疑他的慷慨资助呢。我还是相信，他是世界上最好的人之一。
我向州长呈报了一份开办一所小印刷厂所需的物资清单。我计算了一下这些物资大约价值100英镑。他同意了。我们还讨论了卖书卖报的优越性，以及在我们印刷厂中印刷物资的供应问题。我将会见一些出版商和生产印刷设备的厂家。他告诉我，如果我亲自去英国将再好不过了，这样，我一定能得到最好的设备。
那时候，在伦敦和费城之间只有一艘轮船航行。但是，此时离开船还有好几个月，因此我继续和凯谟一起工作。我们相处得很快活。但他对我要建立自己的印刷厂是一无所知的。
就在这个时候，我注意上了里德小姐，对她产生了爱慕之情。我爱她，也尊敬她。我有充分的理由确信，她对我也是如此。但我们还太年轻，刚过18岁，而且我即将扬帆远航。她母亲认为不要操之过急，在她看来，如果我们是真诚相爱，最好还是在我回来以后再结婚。因为那时，我将着手建立自己的企业。
在准备去伦敦之前，基夫州长十分喜欢和我在一起。他经常邀我去他家做客，并喋喋不休地提及让我在印刷业里出人头地。并告诉我，他要写信把我推荐给他的朋友们，甚至还说要为我写一份贷款介绍信，这将为我提供我办厂所需要的钱。并且，他还叫我在某个时候去取这些信。但是，每当我去取信时，他总是告诉我，"等以后再说。"
就这样反反复复地已经到了要起航的时候了，而且起航的日期已推迟了好几次。最后，我实在是急了，就到州长那儿去取信件，他的秘书告诉我，州长很忙，船在纽格拉斯停泊时他将去那里，信会在那儿交给我。
这次我与詹姆士·腊尔夫同行。据说，他要在英国开办企业。但是，后来我才知道他和他岳父母的关系不好。他打算把妻子扔给岳父母，而且永远不再回来。
我告别了朋友，并与里德小姐立下了海誓山盟。然后，离别了费城。船到了纽格斯尔，我去找基夫州长。和上次一样，他的秘书用世界上最甜蜜的语言接待了我，并告诉我说，因为州长正忙于处理极其重要的事情，所以，他不能见我，不过，答应把信送到船上，还说，州长祝我一帆风顺，早去早归。
我回到船上的时候，感到有点奇怪，但仍然没有疑虑什么。船上的旅伴中有一位叫田纳，是个商人。还有一个叫安德烈·汉密尔顿的，是费城一位有名的律师。这两位绅士后来都成了我的朋友。
不久，听说富兰契带来了信，于是，我立刻到船长处去要我的信件。船长告诉我，所有的信件都装在一个邮袋里，但是，他一时找不出我的信。他说，到达英国之前，可以让我检查邮袋，从中找出州长给我的信。
当船快到英国的时候，我去找信，发现有六七封是州长亲笔写的，但是，没有一封是写给我的。其中一封是写给一家文具店的，另一封是写给英国一家印刷厂的。我以为这两封信就是州长答应为我写的信件。
1724年12月22日，我到达伦敦。到达伦敦后，我先去了文具店，并把那封信交给了店老板。我告诉店老板，这封信是基夫州长写的，但是，他说："我根本不认识这个人。"并且，这封信根本就不是州长写的。文具店老板告诉我："这是雷德斯坦写的。"他把信交给我时说，雷德斯坦虽是名律师，但为人很不老实。他与他没有任何往来，更不能收他的信。说完，转身就走了。
此时，我开始怀疑州长的为人是否诚实了。然后，我去找我的朋友田纳先生，并把此事告诉了他。他说，没有一个人相信州长，而且他相信，州长根本没为我写过信。对州长要给我开一封信贷介绍信一事，田纳先生付之一笑，他说州长根本没有提供信用贷款的资金。
听到这些，我整个人都傻了，脑子里一片空白，我对今后将干什么感到担忧。"和印刷工人在一起，你的业务能力会得到提高。在你回到美国时，这对你是大有益处的。"田纳向我提议说。
那一段时间，我一直在问：为什么一位堂堂的州长要愚弄一个一贫如洗，天真幼稚的孩子呢？或许州长想讨好任何人，却又没有什么东西可给，所以只好开空头支票了，也或许他对此已是习以为常了吧。
我和詹姆士·腊尔夫一起来到英国，在这里，我们是亲密无间的朋友。我们一起住在一家我们所能找到的最便宜的旅店里，不过，他的钱已经在来英国的旅途中花完了。所以，在他寻找工作这段时间里，我们两人只好靠我一个人的钱生活。他到很多地方找工作，如：印刷厂，剧院，然后又到律师事务所里找工作，但是，他没能找到任何工作。而我的情况比他要好一点。我很快在一家著名的印刷厂——帕莫印刷厂里找到了工作。在这个印刷厂里，我大约干了一年。在这一年里，我干得非常卖力。但是，由于我和腊尔夫经常去看戏，并到其他娱乐场所，所以，我所挣的钱全都花光了，就连我带来的钱也用得一干二净。
这段时间我还犯了我一生中一个重大错误，如果能够重演一生，我愿意纠正这一错误。在英国那段时间，腊尔夫似乎已把他的妻子和儿女抛到九霄云外，而我也渐渐地忘记了我与里德小姐的海誓山盟。我只给她写过一封信，告诉她不能很快回去。其实，由于我们的开支，我一直没有钱支付旅费。
腊尔夫一直没有找到工作。他写得一手漂亮的字，而且精通文学。于是，腊尔夫决定离开伦敦去一所乡村学校找工作。但是，腊尔夫对于做一名乡村教师并不感到满足。他深信总有一天会时来运转，对自己的前途信心十足。然而，让我感到意外的是，他不想让人知道他当乡村教师，于是改用我的名字。
没过多长时间，他给我写了一封信。他告诉我，他在一个小村里安顿下来，教十一二名孩子阅读与写作。他还让我给他回信，收信人写"富兰克林校长先生"。
之后，他不断地来信，有一次，他寄来了当时正在写的一首冗长的史诗，要我批评和指正。这些我都照办了，但是，我却劝阻他不要继续写诗。告诉他那些毫无希望地追逐诗神的人的愚行。但是，我一切的努力没有任何作用，他的诗稿不断地寄来。
后来，因为我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让他无法原谅，所以，我们就绝了交。
不过，失去了腊尔夫的友谊以后，我倒发现解除了一个重负。这时我开始想预先积蓄一点钱了。为了得到较优越的职位，我离开了帕莫，到一家规模更大的印刷所——林肯协会广场的瓦特印刷所去。我在这里工作直到离开伦敦为止。
为了能更方便的工作，我搬到了一个离工厂较近的地方去住，房租也很便宜。在瓦特印刷厂里，其他工人都嗜酒如命，而我在工作中只喝白开水。于是，他们就给我起名"白水美国佬"。
几周之后，一些工人也采用了我的生活习惯，吃适量的热早餐，热乎乎的早餐，既便宜，又可以使人头脑清醒。他们不再用白酒、面包和奶酪开始一天的生活了。
在这家印刷厂里，我和一个叫威格特的聪明小伙子成了朋友。威格特与大多数印刷工人相比，他曾受过较好的教育，他懂拉丁语、会说法语，又喜欢读书。我教他和他的一位朋友游泳，他们很快就学会了，并且，游的很好。
教威格特游泳，进一步加深了我们之间的友谊。后来，他说，我们可以靠在印刷厂里的工作，维持自己的生活，一起去游历整个欧洲。
我非常同意他这个想法，我也曾在我的好朋友田纳先生面前提及过此事。闲暇时，我常常和田纳先生聊上几个小时，他劝我应该考虑回费城。并且，告诉我他很快就要回费城了。他正采购大量物资，打算在费城开个商店，还提出要带我回去做他的助手。
田纳先生是个很讲信用的人，他总是按时还债。他答应，一旦我做生意，就派我去西印度经商。如果我经营得法，他将允许我自己独立开业。
因为我早已厌倦了伦敦，并且，费城给我留下了许多美好的记忆，我渴望回到那里。所以，我欣然地接受了他的要求。无论如何，我认为这项工作是大有可为的。
我告别了印刷业。我想，这也许是永远告别了这一行业。我们订购了各种货物，并且目睹这些货物打好包装，上了轮船。一切工作都已准备完毕，我们还有几天的时间可供自己支配。
出乎意料的是，就在这时候一位大人物——威廉·温特莫邀请我去见他。我并不认识他，但是，我还是去拜访了他。
他找我的主要原因是，他听说我擅长游泳，几小时就教会了威格特游泳。他有两个儿子，计划外出旅行，请我在他们出发前教会他们游泳，而且答应事后一定不会亏待我。但是，他的儿子不在伦敦。我想到，如果答应了这项工作，也不知道将在什么时候回国，所以，我没有接受这项工作。
现在现想想那件事，如果当时我在伦敦开设一所游泳学校，我定会发一笔大财。
就这样，我在伦敦度过了十八个月。在伦敦，大部分时间我都在勤奋工作，虽然我的经济状况没有得到改善，但是我却结交了许多有趣的朋友，而且阅读了大量的书籍。在1726年7月23日，我们从格来维森起航，10月11日，到达了费城。航行中，我为未来的生活制定了一项计划，而且一直到老都能相当忠实地履行它，这是我自己没想到的。
抵达费城之后，发现费城发生了一些变化。戈登少校当了州长。
凯谟那时开了一家较好的印刷厂，他有充足的设备和新的印刷机及铅字，虽然没有技术高超的工人，但总算雇佣了一些工人。看起来，生意也十分兴隆。
原本我就没脸再去见里德小姐。再说，在我离开费城，接到我的信，对我能否回来感到失望之后，她的朋友劝她嫁给了罗杰斯。
和罗杰斯生活在一起，里德小姐从来没有幸福过，并很快就离开了他。当里德小姐听说罗杰斯还有一个妻子时，里德小姐便拒绝与他同居，并且不再用他的名字。由于负债，罗杰斯于1727年逃到了西印度，后来死在了那里。
田纳先生在水街买了一家商店，我集中了全部精力经营生意，并学会了会计。不久，我就成了做生意的行家。我们住在一起，他把我当成亲儿子一样，我也尊敬和热爱他。
但是，好景不长，我20岁的时候，疾病使我遭到很大痛苦，而且差一点丧命。这时，田纳先生也病了很长时间，最后去世了。
如果不是我们两个都病了，我相信，我们还是可以友好地处下去的。他去世时，给我留下了一点钱，但是，商店侄闭，我也失业了。
身边的人都劝我重操旧业，而且，凯谟还给我很高的年薪让我去为他经营印刷厂。因为，我去了，他就可以抽出很多时间去推销文具和书籍了。
在伦敦我就听说凯谟名声不怎么好，因此不想再与他共事，但是由于找不到其他工作，所以，只好接受了他的建议。
凯谟用微薄的工资雇用了四名没有受过训练的工人，还有一名在牛津大学读过书的年轻人为他工作的人，名叫乔治·卫布。凯谟出钱雇卫布为他工作四年。当时使用金钱雇佣劳力是非常流行的。
卫布只有18岁，并且，一名牛津大学的学生处境如此寒酸，是非常罕见的。他告诉我，他在英国的格罗塞斯特上过中学，并写了一些文章，这些文章在格罗塞斯特的报纸上发表过。之后，他被送入牛津大学，并在那里学习了将近一年。但是，卫杰并不知足，他向往伦敦，他希望成为一名演员。
他让家里给他寄了一些钱，收到家里寄给他的钱后，连债也没还就离开了牛津。他步行到了伦敦，并与一伙坏人为伍。没多久，他的钱被挥霍得一干二净，而且也没有找到工作。
卫布没有钱，也没有工作，只有沦落街头。后来他遇到了一个人，此人正在招聘工人。贫困交加的卫布立即签了合同，然后上了一艘轮船来到了美国。但是，他从来没有告诉过他的朋友他做了些什么。
卫布是心地善良，头脑聪明，善于交际，但却游手好闲，性情怠惰的人。
在凯谟的印刷厂里，我很快就明白，为什么凯谟愿意给我那么高的工资。他打算让我教他的工资微薄、缺乏训练的工人。一旦我教会了他们，凯谟就可以解雇我。尽管如此，我还是高高兴兴地工作，教他的工人提高工作成效，替他把印刷厂办得井井有条。
当然，我的积极心态也得到了回报，我和工人们相处得非常融洽。并且，因为凯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教他们，而从我这里则每天都能学到些本领，他们很尊重我。我在这里结交了许多朋友。我为凯谟做事，他本人当然也对我很好。
不过，虽然凯谟是老板，但是，事实上，我样样都干，是我在管理整个印刷厂。但是，随着工人们技术的提高，我还能有多大用处呢？当凯漠付给我第二季度工资时，他报怨说工资太多了。我发现自己在工作中的重要性每况愈下，他变得越来越不那么愉快，而且常对我的工作吹毛求疵，随时都想和我吵架。尽管如此，我仍然耐着性子继续工作。
不过，后来发生的一件小事使我们的友谊破裂了。有一次，我听到外边一声巨响，于是把头伸向窗外，想看个究竟。而此时，凯谟正好在街上，一抬头就看见了我。他怒吼着让我少管闲事。听到他的怒吼，左邻右舍的工人都向外看去，而且都听到了他是怎样向我讲话的。然后，他走进印刷厂继续和我吵架，我一言，他一语，我们之间都说了不少的气话。
经过这件事，凯谟决定解雇我。依照合约他应当给我三个月的工资，而现在他却说，他没有义务给我这么多的钱。随后，我拿起帽子，扬长而去。
临走时，我托一个叫休哥·梅莱笛斯的工友把我的东西带到我的房间。当天晚上，他来了，我们一起议论了我的事情。
梅莱笛斯为人忠厚，对我十分尊重。梅莱笛斯告诉我，凯谟的一切财产都是靠借债得来的，债主早就有些心神不安了。并且，凯漠常常是挣到一点钱就满足，从不图大利。同时，他记帐也不认真。梅莱笛斯断定，凯漠的企业必定会倒闭。梅莱笛斯告诉我，他父亲对我的印象不错，评价也很高。如果我愿意与他合伙的话，他相信，他父亲一定会帮助我的。他说："我与凯漠的合同将在春天期满。到那时，我们的印刷机和铅字就能从伦敦发来。我知道我技术不行，你可以出技术，我提供物资，我们对半分红。"
我想了想，认为他的这项计划是可行的，于是，表示同意。当然，他的父亲也同意了这项计划。
一切谈妥之后，我就向他父亲提了一份我们需要的物资清单，并且派人去采购这些物资。但是，在设备没到之前，这项计划需要保密。而我还得到别的印刷厂去找工作。但没能找到，只好闲着。
就在那时，凯谟听说邻近的新泽西州计划印一些纸币。因为只有我会做各种铅字和雕牌，他担心别人雇用了我，抢走他的生意。所以，凯谟捎信来，说了些好听的话，并请我回去。
我回到了凯谟那里，接受了了这项工作，我还制造了美国的第一台铜版印刷机，并铸造了许多印刷纸币所需要的雕版。
我和凯谟一起到了新泽西州的首府柏林敦，顺利地完成了这项工作。
这桩生意让他赚了不少钱，以至于能把他的企业维持更久。
我们在柏林敦差不多住了三个月。这期间，我在议会里交了许多朋友，他们喜欢和我而不是和凯谟谈天。他们还常邀我去家里做客，把我介绍给他们的朋友，对我十分友好。
在这期间，我们也会见了许多大人物。总监督官爱沙克·笛卡先生对我说："我确信，你将很快地把凯谟这个人排挤出印刷业，而且会在费城发一笔财。"当时，他对我想在费城或其他地方建厂的事并不知晓，后来，这些朋友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在我讲述我们正式开业之前，最好让你知道当时我对道德伦理的看法，你可以看出这些观念是怎样影响我未来人生的。从柏林敦回到费城不久，印刷机及其他设备就从伦敦运到了。但是，在凯谟知道这个消息之前，我与梅莱笛斯客客气气地离开了他。
之后，我们在市场附近租了一座房子。为了减少开销，我们让托马斯·高弗利及其全家入了股，他们付一部分房租并为我们提供伙食。就在我们一切准备就绪时，我的朋友乔治·哈斯给我们送来了一名工人，他是哈斯招聘工人时，在街上遇到的。哈斯的帮助虽小，但却很及时。对我来说，这比得到更大的帮助，还要使我高兴。也可能正是这件事使我比过去更加乐意帮助那些年轻的创业者。
在我创业初期，遇到了这么一个人，他是个叫塞谬尔·迈克尔的老人，我与他素不相识。但有一天，他突然来到我的门口并且忧伤地告诉我，大祸即将临头。他说，费城是一座日趋没落的城市，我的厂必然会倒闭。
想想看，如果我在开业之前就认识他，或许我永远也不会办这家印刷厂。其实，在每个国家，总会有那么一些人，他们总是千方百计地使你相信，祸事即将临头。他们到处游说，高谈阔论破产。
几个月前我组织了一个叫共读社的俱乐部。组织这个俱乐部的目的是为了互相启发，增长才干。我的许多朋友都是该俱乐部的成员。
并且，我还制定了几条章程，要求每个成员就道德、政治、自然哲学等问题轮流提一个或更多的问题，以便在全体会议上讨论。除此之外，每三个月任何一个成员都必须宣读一篇自己写的报告。讨论是在探索真理、实事求是的气氛中进行的。每个人都力求避免不愉快的争论或急于取胜。凡不遵守这些章程的会员，必须交纳钱数不多的罚款。
我这个俱乐部的第一批成员有：约瑟夫·布雷诺尔，他在一位律师的门下工作，是一位爱好诗歌、心地善良、待人友好的中年人。
尼古拉·斯卡尔，后来当了总监督官。他喜欢读书，有时写诗。
威廉·马格雷志，一名技术高超的木工，也是个品德高尚的人。
托马斯·高弗利，他的数学是自学的，对其他问题知道得不多，不容易相处。不久，就退出了俱乐部。
罗伯特·格雷斯，一位有钱的年青绅士，大方、活泼而又聪明。
威廉·科尔曼，那时是一个商店店员。他心地善良、头脑清晰，我从没见到像他这样意志坚强的人。他后来成了商业大亨和法官。我们的友谊持续了四十年，直至他去世。
威廉·伯森司，一名鞋匠学徒。喜欢读书，后来也当上了总监督官。
还有两个人，我上面已经提到了，就是休哥·梅莱笛斯和乔治·卫布。
这个俱乐部办了很长一段时间。可以说，这个俱乐部是当时那个地区研究哲学、道德、政治的最好团体。
我们这个俱乐部要讨论的问题在一个星期之前就会提出来。这样，我们能认真地阅读许多有关的书籍，因而使讨论更富有成效，并养成了一种较好的演讲习惯，气氛十分融洽。
我们这个俱乐部的全体成员对我们的印刷厂都很感兴趣，他们每个人都千方百计地为我们兜揽生意。其中布雷诺尔为我们承包了一大宗生意。那是印一本四十页大开本的历史书籍。我每天排一版，梅莱笛斯就印一版。我常常干到夜里十一点或更晚一些才去睡觉。其他的朋友也送来一些小活儿，常常打扰我的工作，但我下定决心，每天不排完一页决不睡觉。
我这种勤奋地、顽强地工作精神引起了邻人的关注，他们开始赞扬和信赖我们。有一位名叫贝尔德的博士这样说："那个富兰克林的干劲是我从来没有见到过的，这比什么都可贵。当我从俱乐部回家时，看见他仍然在工作，而且在他的邻居尚未起床时，他就开始工作了。"
我这样说好像是在自吹自擂，但是，为了让我的子孙们读到它之后，能够理解，勤奋是会给人们带来丰硕的成果的，我还是要特别直率地提到这些。
那时，乔治·卫布与凯谟签订的合同已经期满，来我们这里找工作。当时，我们不能雇用他，但是，我却做了一件十分愚蠢的事，我告诉了他一项秘密，不久我要办一份报纸，那时，我或许能给他工作做。
我还告诉卫布，因为在当时只有一份布莱福德印的报纸，虽然经营不善，生意不太兴隆，但对他来说，这份报纸多少还是有利可图的。所以，我对办报的成功抱有很大的希望。。我习惯断言，办一份出色的报纸必定会得到成功。
当然，我把这个计划告诉卫布时，我要求他不要把这个计划泄露，不要告诉任何人。但是，令我想不到的是，他却告诉了凯谟。为了抢得先机，凯谟立即宣布他自己准备印一份报纸。
听到这个消息后，我非常生气，我决定阻止他们办报。但是，由于我们当时还不能马上办报，所以，我在布莱福德的报纸写了几篇生动活泼的文章，使用的标题是"大忙人"。
布莱福德的报纸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我们嘲弄凯谟的办报计划。对此凯谟并不介意，还是把报办了起来，出版了九个月，到最高峰时才只有九十份订户。后来，他实在办不下去了，就自愿廉价卖给我这份报纸的全套设备。我买了下来，而且没用多长时间就赚了许多钱。
看我们报纸的人都知道，我用的词是"我"。虽然，当时我与梅莱笛斯合伙办报，但事实上，是我一个人在经营整个企业。梅莱笛斯印刷技术很差，不会排版，而且嗜酒成性。但是，我俩相处得还是很和睦的。
当时，我的报纸确实与众不同，排版新颖、印刷清晰。这份报纸和他的发行人成了人们议论的中心。并且，我的作品吸引了一些在社会上有影响的市民。不到几周，所有有社会影响的市民都成了我们的读者。还有很多人都效仿他们。而布莱福德仍然印刷有关选举、法律及其他公共事业的材料。有一次，他印了一份议会给州长的声明，技术拙劣、错误百出。后来，我们准确无误地重印了这项声明，发给每位议员一份。这样就加强了我们在议会中的地位，并挑选我为下一年度的印刷代理商。
在这里，需提到一个议会中的朋友，他就是亚历山大·哈密顿先生。我永远不会忘记他这位朋友。他刚从英国归来，在为议会印刷材料这件事上，他帮了大忙。后来在其他事情上也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不久，我面临一项无论如何也意想不到的困难。本来梅莱笛斯的父亲应为我们的印刷厂设备付款，但是，他只付了一半，另一半也到期了。卖给我们印刷机和铅字的人拒绝拖延，把我们告上了法院。
依当时的情况看，如果我们不能很快地把钱凑齐，我们就会破产。于是，我们不得不拍卖印刷机和铅字，说不定还要半价出售，以便还清债务。
不过患难之时，有两位朋友前来支援。这两位朋友是威廉·科尔曼和罗伯特·格雷斯。他们是分别来到的，他们两人都自愿为我预支一大笔钱。对于他们的恩德和帮助，我将终生难忘。
他们两人预支给我的一大笔钱，足以让我接管整个印刷厂。他们都不想让我继续与梅莱笛斯合办企业了。但是，我告诉他们，只要梅莱笛斯有机会履行协议中他所承担的义务，我就不能提议散伙。我对梅莱笛斯父子所做的一切，以及在可能的情况下所做的事情，始终感恩不尽。当然，如果他们最终仍不能履行协议的话，那么，我认为我有权接受朋友们的资助。
过了一段时间，我对梅莱笛斯说："也许你父亲不满意在我们的企业中所承担的义务。可能他不愿意为我们支付那笔债款，而打算单独为你自己支付吧？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请你直言不讳地说出来，我可以把整个企业让给你。"
梅莱笛斯反驳道："不，我父亲确实无力支付，我不想再麻烦他了。我知道，我不配干印刷这一行。我生来就应该当农工，进城是愚蠢的。我的一些朋友打算到北卡罗来纳安家落户，那儿土地便宜，我想和他们一起去。你可以找朋友帮你还清债务。如果你想退还我父亲的钱，就只还我的私债好了。30英镑和一副新马鞍就行了，我要把工厂的一半资金留给你。"
对梅莱笛斯提出的这项建议，我表示同意。我们立了契约，并立即签了字。不久他就出发去北卡罗来纳了。第二年，我收到了他的两封来信，信中对北卡罗来纳赞不绝口。我把他的信刊登在报纸上，读者非常感兴趣。
当然，梅莱笛斯走之后，大概是在1729年前后吧，我立即去拜访了我的两位朋友。我向他们借了我所需要的钱，还清了债务，并以我个人的名义继续办厂。
也就在那个时候，人们开始要求使用纸币。但是，由于纸币还不怎么流行，有些有钱人担心纸币多了，会像在新英格兰一样贬值，所以，他们反对增印纸币。
在我们的俱乐部里也讨论了这个问题，我赞成多印纸币。我相信1723年印的那一小批纸币，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发行纸币改善了就业，促进了贸易，而且增加了人口。
因为赞成印刷纸币，为此，我写了并出版了一本关于印刷纸币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得到了一般人的好评，但受到了富人的抨击。我的著作使印刷更多的纸币的要求变得越来越强烈，但是，那批富人中没有任何一位作者能写文章答辩。
后来，印刷纸币的计划真的被立法会议通过了。我的那些朋友们认为我为他们出了力，为了报答我，他们很多印刷纸币的生意交给了我。
对我来说，把印刷纸币的工作交给我，这是一件赢利很大的工作。我想这大概是我从事写作所带来的一大益处吧。
我的朋友哈密顿·纽卡斯为我揽了印刷纸币的生意，还让我承担了印刷有关该州的法律、选举等材料。
那时，我还开了一家小文具店，经销律师用的各种规格的信笺，格式极为规范。除此之外，还出售各种纸张、笔墨、本子等。
在此期间，我雇了一个出色的店员，是我在伦敦认识的，名叫华德麦西。并且，还收了一名徒弟。
我认为保持荣誉和信用是商人应具有的品德。因此，为的是避免败坏自己的名声，我谨言慎行、勤劳节俭。为了不让人们看出我的生意特别兴隆，我甚至亲自用手推车在大街上运货。我衣着朴素，从不到任何娱乐场所鬼混，也不去打猎、钓鱼。
这样一来，人人都知道我是一个勤劳的年轻人了。而且，从我这里可以买到货真价实的东西，所以，商人们争着供给我文具和纸张。我的生意，日益兴旺起来。
我的买卖日益兴旺起来了，而凯谟的信誉则每况愈下，之后为了还债，他不得不拍卖印刷厂。最后，他去了西印度群岛，在那里过着贫穷的生活。
他走之后，他的徒弟大卫·哈利接管了他的工厂。哈利每天打扮得像个绅士似的，生活奢侈腐化。因为他有许多有权有势的朋友，所以，刚开始的时候，我很担心，但后来因为他对管理企业漫不经心，很快就把工厂丢掉了。这样，在费城的其他印刷厂只有布莱福德一家了。但是，布莱福德年纪已经大了，又很有钱，所以，对他的企业不那么热心。不过，因为他负责地方邮局，人们认为他有较多的机会获得新闻消息，所以，他的报纸上刊载了很多商业广告，使他赢得了很大的利润。
当然，因为布莱福德禁止邮差分发我的报纸，所以，我不得不私自付给邮差一部分钱让他们为我接收和分发报纸。我个人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布莱福德做得实在不怎么高明。在我接替了他的职务之后，我总是告诫自己永远不要重蹈覆辙。
自从我办厂以来，我一直寄膳在高德福莱家里。高德福莱在我铺子的旁边开了一家玻璃铺，因为他热衷于数学的研究，所以，他不大做工作。不知从何时起，高德福莱太太打算替我和她的一个亲戚的女儿做媒，常常找机会使我们见面。因为这个女孩确实很可爱，所以，后来我真的对她产生了感情。
高德福莱一家人不断地邀请我去吃饭，鼓励我，让我们两人在一起。到了该摊牌的时候了，高德福莱太太替我们传话。我告诉她，我希望能获得付清我印刷铺借款的余数。他们回话告诉我说，没有这样一笔款可以给我，当时这笔钱我想不超过100镑。但他们可以到银行里去抵押房子。
过了几天，他们向布莱福德打听，布莱福德告诉他们印刷业并不是一种赚钱的行业，铅字很快就要损坏，需要更多的铅字，哈利和凯谟相继都失败了，他们认为，我大概不久也将重蹈他们的覆辙。所以，他们对这件事的回答是不赞成这桩婚事了。他们不许我再到他们家里去，同时，还把他们的女儿禁闭起来。
当时，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那样做，我猜想或者只是一种诡计，以为我们的感情已经根深蒂固不能自拔，因此我们会私奔，这样他们就可以随意地给或是不给什么嫁资，又或者是他们真的改变了主张。这些我都不知道。但是，我当时认为他们的动机可能是前者，所以，我很生气，他们不让我去，我就不再去了。
后来，高德福莱太太告诉我他们的态度转变了，他们想再引诱我去。但是，我告诉她，我决心不与那家人有任何来往了。高德福莱全家都非常生气，我们之间产生了矛盾，于是，他们就搬走了。他们搬走之后整所房屋都归我住，我决定不再招收租户。
经过这件事，我有了想结婚的念头，所以我留意四周，到其他地方去找朋友。但是，我发现，因为一般人认为印刷业是一种不赚钱的行业，所以，除非能找到称心如意的妻子，成婚之后我是不会发财致富的。
此时，我和邻居里德一家相处得仍然十分友好。他们全家都认为我不错，所以，常常邀我到他们家做客。而里德小姐则总是愁眉不展避免和人接触。我怜悯里德小姐的遭遇。我意识到，我在伦敦时的所作所为是不忠的、愚蠢的，觉得在很大程度上，我就是造成她痛苦的根源。而里德小姐的母亲却好心地认为，她自己的过错要比我多。因为，在我去英国之前，是她阻止了我与里德小姐结婚，也是她在我去英国的时候催促她与别人结了婚。
经过很多事情之后，我与里德小姐的爱情又获得了新生。然而，我们想结婚，还有些障碍。据说，罗杰斯在英国还有一个妻子，所以，人们认为里德小姐与他的婚姻是无效的。但是万里迢迢，无法证实这一点。后来，传说罗杰斯已经死了，但并不确切。再说，即使他死了，也必定会留下大笔的债务，很可能由我去替他偿还。
但是，我们勇敢地面对这些困难，在1730年12月1日我与里德小姐结了婚。里德是一位贤惠忠贞的妻子，我们互敬互爱，都想使对方感到幸福。我们原来担心的事情一件也没有发生。这样，我总算是尽到了最大的力量，改正了自己最大的错误。
到这里我已写了这么多。可能在其他人看来，这些都是无关紧要的家庭琐事。接下来是很多年以后才写成的，也是为公众而写的。下面写的是美国革命时期发生的事情。
很多年以后，当我在巴黎的时候，收到了费城富商--艾贝尔·詹姆士先生的一封信。(根据法兰德在他的《富兰克林传》中记载：富兰克林出使法国时，把一小箱子文稿交给他的一位朋友约瑟夫·盖洛韦保存。英军占领费城时，盖洛韦投敌，他夫人从敌人手中抢下了这箱文稿。在她去世前夕，把它交给了德高望重的艾贝尔·詹姆士保存。)还寄来了一部分有关我生平的注释。詹姆士先生告诉我，他早就想给我写信，但是，担心信会落到英国人手里，他害怕有关我生平的那一部分可能被公开发表，从而使我感到不快。所以就没有给我写信。
他还告诉我，不久前他得到了我的一本二十三页的作品。这是一本叙述我的父母和我个人生平的书，内容写于1730年。这本书是写给我的儿子看的，其中也有我的注释。
他提到，送给我这本书的目的，是希望我把自传继续写下去。他感到那将是一件令人高兴，受益匪浅的工作，并且，它对一部分人，而且对千百万人都有教育意义。
信上告诉我说，我这项工作，是非常有意义的。其意义之重大，是无可比拟的。
我把这封信及作品给我的朋友本杰明·沃恩--英国驻法外交官先生看了。(本杰明·沃恩，1751-1835，同情美国革命，与富兰克林建立了深厚友谊。1779年，他编辑出版了第一部《富兰克林选集》。)过了一段时间，我接到了他在1783年1月31日从巴黎写给我的信。
沃恩先生告诉我，他曾经答应过读完我的生平及注解之后会给我写信。还说，他将给我写信告诉我为什么他认为"写完我的自传及将它出版是有益的"。
沃恩先生表示，他现在有了给我写信的时间，并说："我愿意给任何像你这样的人写信，而且不感到卑怯。你的经历是那样的非凡，即使你自己不写，别人也一定要写。不过，我担心如果由别人来写，也许会产生不良的效果。如果由你自己来写，那将无可非议。"
他又补充说，我的传记将为人们勾画出一幅动人的图景。"你那里发生的一切，一言一行，哪怕是点点滴滴的细情末节，都与一个蒸蒸日上的民族的处境息息相关。"
他还感到，我的著作可能有助于纯洁公民的道德，也会给公众及个人带来快乐与幸福。他这样告诉我："亲爱的先生，这些仅仅是些无关紧要的小道理。相比之下，最重要的是你那毕生都在塑造未来的伟大形象。"
沃恩先生说："事实证明，在人生的旅途上能否为自己确定正确的航向，常常受到一个人的能力的限制。我感到这是一个极其宝贵的教训。"而我的著作将为人们提供一个自我教育的光辉范例。
沃恩告诉我，我的故事不仅仅可以帮助人们进行自我教育，而且还可以教育聪明的人。最聪明的人是通过借鉴另一位聪明人的言行而不断地取得进步。他请我告诉人们有多少事情要做。让所有聪明的人都成为您那样的伟人，而使其他的人都成为聪明人！即使是我生活中的点滴小事，也具有极大的价值，因为人们要从平凡的小事中寻找理性法则。他认为，让人们看看我在人生道路上的所作所为，"那将是生活中的一把钥匙，将帮助他们解决许多应当解决的问题。获得个人的宝贵经验的捷径，是把别人的事情活灵活现地、生动有趣地摆在自己的面前。我相信，这一切必将出现在你的笔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