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果共和国
比利时
1960
索马里
意大利
1960
尼日利亚
英国
1960
喀麦隆
法国
1960
马里
法国
1960
塞内加尔
法国
1960
马达加斯加
法国
1960
多哥
法国
1960
塞浦路斯
英国
1960
象牙海岸
法国
1960
上沃尔特
法国
1960
尼日尔
法国
1960
达荷美
法国
1960
刚果民主共和国
法国
1960
内非共和国
法国
1960
乍得
法国
1960
加蓬
法国
1960
毛里塔尼亚
法国
1960
塞拉利昂
英国
1961
坦噶尼喀
英国
1961
阿尔及利亚
法国
1962
布隆迪
比利时
1962
布隆迪
比利时
1962
卢旺达
比利时
1962
乌干达
英国
1963
肯尼亚
英国
1963
桑给巴尔
英国
1964
马耳他
英国
1964
马拉维
英国
1964
赞比亚
英国
1965
冈比亚
英国
1965
马尔代夫群岛
英国
1965
新加坡
英国
1966
圭亚那
英国
1966
搏茨瓦纳
英国
1966
莱索托
英国
1966
巴巴多斯
英国
1967
南也门
英国
1968
毛里求斯
英国
1968
斯威士兰
英国
1968
赤道几内亚
西班牙
1968
一、冷战和殖民地革命
殖民地臣民和帝国当局之间的斗争与东方和西方之间的冷战是同时进行的。这两种运动互相联系，互相影响。苏联，尤其是共产党中国，支持殖民地革命，将殖民地革命看作是破坏西方的威望、削弱西方的力量的一种手段。相反，西方国家由于冷战方面的原因而在殖民地问题上互相支持，尽管他们这样做时是很有保留的——因此，美国在塞浦路斯问题上支持英国，在印度支那和阿尔及利亚问题上支持法国。同样，由于冷战中的迫切需要，东方和西方在争取殖民地民族和前殖民地民族方面展开了奇特的竞争。殖民地民族和前殖民地民族迅速地利用这种形势，设法不仅从华盛顿、伦敦和巴黎，而且还从莫斯科和北京获取最大的援助。
尽管有这种相互联系，但殖民地革命并不是冷战的副产品。殖民地的觉醒远远先于冷战，它至少可以追溯到 1905年的俄国革命和日俄战争（见第十九章第五节）。此外，尽管冷战在某些情况下的确影响了殖民地起义的速度和形式，但即使没有冷战，殖民地革命无疑也会发生。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诸帝国的领导人阐明了他们将抓住殖民地不放的决心。 1942年，丘吉尔发表了他那常被引用的声明：他“当国王的首相不是为了眼巴巴地看着英帝国被清理掉”。同样，1944年在自由法国政府支持下召开的布拉柴维尔会议宣布：“即使在最遥远的将来，也决不准许殖民地获得自治。”
在大战的几年中，英国和法国的行动与这些声明是一致的。这两个大国都很少注意殖民地民族的愿望和利益。在《大西洋宪章》中，它们曾保证：“尊重每个民族选择自己政府形式的权利；……设法使被强行剥夺主权和自治权的民族恢复其权利。”同盟国的政策很快就证明，这些原则被认为只适用于欧洲，而不适用于海外地区。
例如，英国人未征求国大党领导人尼赫鲁和甘地的意见就把印度拖进了大战，并与苏联人商定共同占领名义上已独立的国家——伊朗。在埃及这另一表面上独立的国家，英国人利用其条约所授予的特权，在开罗和亚历山大建立了他们在中东的主要基地。法国人根据军事需要决定其“土著”的命运；各殖民地是忠于维希政府还是忠于戴高乐，不是取决于当地居民的愿望，而是取决于法国总督或军事指挥官的决定。不过，尽管有这些单方面的行动，但实际上，亚洲所有殖民地都在战后 10年内成为独立国家，非洲所有殖民地都在战后20年内成为独立国家。
二、殖民地革命的根源
1945年6月正式通过的《联合国宪章》规定了殖民地托管制度，用这一制度取代了国际联盟的委托管理办法。《宪章》第76条规定，受托管国应促进被托管地居民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教育方面的进步，应促使他们朝自治或独立的方向发展，这种自治或独立可能适合各被托管地的特殊环境和民族以及各有关民族所自由表达的愿望。……”
战前的委托管理这时转变为受托管理，而且联合国为其成员国将各自的殖民地置于托管状态下作好了准备。事实证明，没有一个国家愿意将自己的殖民地置于托管状态下——南非联邦坚决要求将西南非洲作为“三级”托管地来加以管理。毫不奇怪，尽管联合国对有些殖民地如荷属东印度群岛赢得独立确有相当大的贡献，但伟大的殖民地革命的动力并不是来自联合国。相反，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极其有利的国际形势的产物，是以往几十年里殖民地世界中愈来愈强大的某些历史性力量的产物。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最初的殖民主义列强空前地衰落；法国和荷兰被侵占，英国则在经济上和军事上遭到削弱。同样重要的是反帝国主义的民主主义情绪在诸帝国国内得到发展。殖民地中的白人早先曾十分自信地断言“我们之所以在这里，是因为我们比别人强”，如今，作如此断言的日子已一去不复返了。他们的存在不仅受到了其臣民的怀疑，而且受到了本国同胞的怀疑。 1935年墨索里尼对埃塞俄比亚的进攻在西欧被普遍地认为是一种该受谴责的倒行逆施，而1956年英、法两国对苏伊士的袭击则在两国国内引起了民众的强烈反对。西方全球霸权的结束是由于西方缺乏统治的力量，同样也是由于西方缺乏统治的意志。
此外，战后的两个头等强国美国和苏联对在损害战败的敌人和被削弱的盟国的情况下获取海外殖民地并不感兴趣，这种情况也有助于殖民地革命。美国和苏联的确直接或间接地控制了太平洋和东欧的具有战略意义的岛屿和卫星国，但它们并没有仿照英国和法国的做法——英法两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急不可耐地瓜分了德国和土耳其的殖民地。然而，非常奇怪的是，这时却出现了相反的情况：殖民地利用冷战在苏联和美国之间挑拨离间，并利用这两大强国赢得了独立，获得了经济援助。
亚洲短命的日本帝国也大大地促成了殖民地革命。由于日本人轻而易举地将英国人赶出了马来亚和缅甸，将法国人赶出了印度支那，将荷兰人赶出了印度尼西亚，将美国人赶出了菲律宾，所以，西方的军事威望遭到彻底的破坏。由于日本人以“亚洲人的亚洲”为口号，进行宣传，所以西方帝国主义的政治基础也遭到了破坏。当日本人最后被迫交出他们的占领地时，他们故意将武器留给当地的民族主义组织，承认这些组织为独立的政府——如承认印度支那的胡志明的越盟和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诺的印尼党，从而尽可能地使西方的统治难以恢复。
不过，应该指出，未曾遭到日本人侵略的非洲人也同亚洲人一道赢得了自由，从而有力地说明了这一事实：虽然日本人的影响很重要，但它仅仅加深了从 20世纪初起愈来愈剧烈的大动乱和愈来愈广泛的觉醒。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一系列殖民地起义反映了这种迅速发展的运动（见第二十一章）。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年代里，这种运动随着受过西方教育的土著知识分子的成长而获得了力量，实现了目的。成功的民族主义领导人不是顽固守旧的马来亚苏丹、尼日利亚酋长或印度王公，而是那些曾在西方大学里学习并注意到西方现行制度的人——如甘地、尼赫鲁、苏加诺、恩克鲁玛、阿齐克韦和布尔吉巴，这一点并不是偶然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数百万殖民地居民在同盟国和日本的军队和劳动营中服役，这种世界范围的殖民地觉醒得到了进一步的促进。许多非洲人在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的旗帜下作战，而 200多万印度人自愿加入了英国军队，另外还有在香港、新加坡和缅甸被俘的4万名印度俘虏签约参加了日本人资助的印度国民军。当所有这些人返回家园时，他们必然以新的眼光来看待当地的殖民地官员和本民族领导人。当时，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一样，老百姓不仅受到了某些地区的战争造成的穷困和苦难的影响，而且还受到了同盟国关于自由和民族自决的宣传的影响。
三、印度和巴基斯坦
殖民地革命中最重大的一个事件是印度和巴基斯坦赢得了独立。印度次大陆因其巨大的人力物力资源，从一开始就是英帝国所依赖的部分和欧洲帝国权力的缩影。英国的一个多世纪的统治为印度的自治做好了优于其他殖民地的准备。行政机构人员基本上已由印度人充任 ;大学已培养出一代代受过西方教育的领导人；国大党表达了民族主义愿望，并把这类愿望转到适当的方面去了（见第十五章第四至六节）。
当英国于 1939年9月3日对德国宣战时，总督林利斯戈侯爵在同一天宣布印度也将参战。国大党领袖尼赫鲁抱怨地说：“一个人，而且是外国人和令人憎恨的制度的代表，能够不与4亿人作最起码的商讨就使他们陷入战争。…在英联邦自治领，这种决定是经充分讨论后才被民众代表接受的。……在印度却不是这样，这让人感到痛苦。”对国大党的抗议，伦敦粗率无礼地不予接受，直到法国的沦陷和不列颠战役的爆发造成全国紧急状态时。这时，总督宣布，战争期间不可能实行根本的变革，但战后印度将被授予自治领地位。国大党立即拒绝了这一提议，因而僵局仍在继续。
1942年初，日本对东南亚的突然征服从根本上改变了印度的形势。随着日本军队逼近孟加拉国边境，印度从位于平静的偏僻小路上的勉强的同盟国转变为直接处在迅速向前推进的敌人的道路上的国家。丘吉尔的反应是于3月22日派内阁成员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去印度。克里普斯的意见是，在整个战争期间不能进行重大改革，但战争一结束，印度就能完全实行自治，并有权退出英联邦。国大党拒绝了克里普斯的提议，于1942年8月7日通过了“退出印度决议”，要求“为了印度、为了联合国事业的成功”而立即独立。国大党还进一步威胁说，如果它的要求得不到满足，将进行‘非暴力的群众斗争”。英国的反应是实行大规模的镇压：6万多人被逮捕，其中包括国大党所有的领袖；14，000人未经审问就被拘留；940人被杀死；1630人在与警察和军队的冲突中受伤。
这是一个不仅对印度、而且对同盟国也是极关键的时刻。德国人此时已到达伏尔加河，离亚历山大只有 30哩，日本人则侵占了缅甸。德国人和日本人的巨大的钳形攻势只是由于印度和阿拉伯国家才被隔断；印度这时因充满着不满情绪而动荡不安，阿拉伯国家与其说是站在同盟国一边，不如说是站在轴心国一边。德国人和日本人原本无需作什么努力便能深深地进入这些国家，使无焰闷燃的火种烧起来。如果他们这样做了，他们便能完全封锁欧亚大陆，从而产生无可估量的影响。
西方之所以能避免这种快降临的灾难，只是因为希特勒决定将他的各个师投入俄罗斯平原，只是因为日本人尽管进行威胁和军事演习，却从未真正打算侵入印度。即便如此，如果并非不可能，如果国大党当初作好了武装起义的准备，英国在次大陆上的地位原会很不稳固。然而，在甘地的影响下，印度只进行了非暴力抵抗。不过，尽管这一抵抗缺乏富有战斗精神的领导人，但国大党领导人的被捕却促成了城市和乡村中的罢工和暴动；但是，这一抵抗没有计划，缺乏协调，因此，英国人能捣毁一个又一个暴动中心。
在战争剩下的几年中，英国人坚决拒绝释放国大党领导人，除非他们改变“退出印度”的要求。国大党领导人则拒绝这样做，因而在这几年中，他们一直被监禁着。其时，穆斯林联盟领导人真纳趁国大党陷入困境之际，说服印度的穆斯林加入了他的组织，从而为战后独立的穆斯林国家准备了条件。他不知疲倦、满怀激情地宣讲他关于一个独立自主的巴基斯坦的教义。“穆斯林印度不能接受任何必将导致一个由印度教徒占多数的政府的宪法……众所周知，穆斯林不是一个少数派。……根据任何有关民族的定义。都可说穆斯林是一个民族，他们应当拥有自己的家园、自己的领土和自己的国家。”
1945年7月，工党在英国大选中的胜利是印度事务中一个新的、决定性的转折点。工党历来主张印度独立，这时，艾德礼首相为实现这一目标立即采取了行动。若不考虑其政党的许诺和同情，事实是他除承认印度独立外几乎别无他择。纯粹的外界势力已不再能抑制因战时经历而愈益强烈的印度民族主义，这一点在政府于1945年年底审判日本资助的印度国民军的一些军官时变得很明显。这些人顿时成了民族英雄，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曾同日本人合作，而是因为他们的目标是赶走可恨的英国人。当时，遍及全国的这种情绪非常强烈，以致审判只好中途停止。事实上，英国已不再能不顾这个国家人民的愿望而统治这个国家，也不再存在着企图这样做的意向。战争期间，印度行政机构人员已愈来愈多地由印度人充任，而英国在印度的投资则大大减少；英国公众对没完没了的印度问题已厌倦起来。因此，艾德礼这时能在不太遭到国内反对的情况下割断帝国与其从前的宝贝之间的联系。
1946年3月，内阁的一个三人代表团前往印度，负责自治的准备工作。两个月后，他们公布了一项计划，但这一计划未能赢得长期不和的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的支持。于是，工党政府派海军上将蒙巴顿勋爵为新任总督。在经过仓促的会商之后，蒙巴顿断定，任何维持印度政治统一的计划都是行不通的，他建议印、巴分治，使印、巴政府均享有自治领地位。这时，国大党领导人已认识到分治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接受了这一计划。1947年7月，英国议会通过了《印度独立法案》，8月15日，巴基斯坦和印度联邦成为英联邦中的两个独立的国家。英联邦的伸缩性被进一步扩大到允许这两个新国家作为共和国分享一种必然保持一位君主作为其象征性首脑的制度。
四、东南亚
与印度相反，东南亚在战争期间被日本人占领了。可以看出，在 1942年至1945年这一短暂的占领期间，整个东南亚地区存在着一种共同的模式。几乎在每个国家中，对西方统治的普遍不满已大大地促成了日本人的迅速征服（见第二十五章第二节）。当时，日本人同德国人一样，宣布他们的征服是“新秩序”的开端。这一“新秩序”的口号是“亚洲人的亚洲”、“大东亚共荣圈”和“没有征服、没有压迫、没有剥削”。
如果日本人当初实行这些原则，他们原本能得到东南亚大部分地区的民众的有力支持，尤其是在当地居民普遍地欢迎他们、将他们当作解放者以后。然而，日本军方另有打算，因此，这些原则仍是很快就让人觉得空洞、难以置信的宣传性口号。这些军事领袖不是将大东亚视为一个“共荣圈”，而是视为由处于不同程度控制下的卫星国组成的一个地区。各地的日本军队都尽可能地靠当地供应给养，常常造成当地的粮食和物资严重短缺；他们无情地征收本土诸岛所需要的一切粮食和工业原料。反过来，日本人能提供的东西却很少，因为他们的经济还不够强大，不能生产战争物资和消费品。
不言而喻，日本人与当地民族主义者之间的关系在经历最初的蜜月时期之后迅速地恶化了。如果日本人延长他们的占领，他们无疑会遇到严重的起义。对日本人来说幸运的是，他们在 1945年不得不撤退。撤退时，他们千方百计地在西方恢复其统治的道路上设置种种障碍。在印度支那，他们推翻了维希政权，承认了胡志明的临时政府；在印度尼西亚，他们将政府交给了民族主义领导人苏加诺；在许多地区，他们把武器分给了当地的革命组织。
毫不奇怪，日本人撤退后的 10年内，东南亚所有国家都赢得了独立。各国赢得独立的方式各不相同，它取决干与之有关的帝国统治者。英国人在被迫正视印度的现实之后，在处理东南亚的民族主义问题方面是最现实主义的。1918年1月，他们承认缅甸为英联邦之外的独立共和国，第二个月，准许锡兰在英联邦内享有完全的自治领地位。不过，马来亚的独立却被拖延到1957年2月，一个原因是这个国家的种族成分混杂，那里的马来亚人和中国人各占总人口的
40％多一点，此外还有印度人、巴基斯坦人和少数欧洲人。中国人是始于1948年的一次共产党起义的幕后发起人；抬着发生的丛林战付出了非常昂贵的代价，一直拖延到1955年。1963年，马来亚同新加坡、沙捞越和沙巴（英属北婆罗州）联合起来，组成了一个新的国家——马来西亚。马来亚与由中国人占优势的新加被之间的紧张局势致使新加坡于1965年退出马来西亚，成为英联邦中的一个独立国家。
法国人和荷兰人的臣民也要求独立；事实证明，法国人和荷兰人不太灵活，因此其境通要糟得多。日本人甚至在 1945年9月投降后仍继续占领着印度尼西亚，因为荷兰没有力量来取代日本人。苏加诺的民族主义政府已于8月17日宣布成立，与这一政府打交道的任务落到了海军上将蒙巴顿的肩上。第二年，当荷兰人返回时，他们愿意给印度尼西亚以某种程度的自治，但这种自治仍不足以使民族主义者满意。双方的谈判破裂了，荷兰人依靠武力来重申自己的权力。战争拖延到1947年，最后，荷兰人承认了独立的印度尼西亚联邦。武装冲突遗留下来的影响使两国以后的关系恶化，尽管在同一国王管辖下的荷兰-印度尼西亚联邦生存了好几年，但1954年苏加诺退出后它便解散了。在以后几年中，两国的关系因荷兰人拒绝将荷属新几内亚交给这个新共和国而变得更加紧张。1957年，印度尼西亚为了报复，没收了荷兰人价值10亿多美元的资产，1960年，断绝了同海牙的外交关系。三年后，苏加诺控制了西伊里安，从而清除了一个比英帝国大部分地区还要古老的帝国的最后残余。
法国人为了保住他们的殖民地在印度支那进行了更长期、更顽强的战斗，但最后，他们也被迫撤退了。印度支那由三国组成，它们是越南、老挝和柬埔寨。越盟即越南独立同盟领导了反对法国恢复其统治的抵抗运动。虽然越盟由许许多多成分组成，但它却由一位曾在巴黎、莫斯科和中国生活过的共产党人——一胡志明领导。正如印度尼西亚发生的情况一样，由于战争结束后驱逐日本人的事受到耽搁，胡志明能于 1945年宣布成立临时的越南共和国。
法国人拒不承认这一新政权，因而战争随即爆发。法国人轻而易举地重新占领了老挝和柬埔寨，但在越南，一场消耗战却拖得很久。
当中国成为共产党国家并支持胡志明时，法国获胜的机会便不再存在。随着冷战的到来，美国把在财政上支持法国人作为“遏制”政策的一部分。到 1954年时，北越大部分地区已控制在越盟手中，同一年，法国人在奠边府遭到惨败。随即召开的日内瓦和解会议承认了整个越南的独立，规定以北纬17度为界将越南暂时划分为两部分，要求于1956年在国际监督下举行选举，以使国家重新统一。这一解决办法实际上给了胡志明半个国家，并使他期望两年内得到另外半个国家，因为他的抵抗经历已使他成为一位民族英雄。
为了避免这一结局，美国在南越支持反共产主义的天主教领导人吴庭艳。吴庭艳的政策激起了农民和势力强大的佛教徒的强烈反对，致使他的政权于 1963年被推翻，接着发生了一系列政变，直到华盛顿支持的阮高其和阮文绍先后掌权为止。他们之所以能在西贡坚持下去，仅仅是因为美国不断升级的干涉：先是援助以资金和武器，然后发展到派“顾问”和战斗部队，东京湾事件（1964年8月）后，开始轰炸北越。这一轰炸的目的是强迫早些时候已在派军队进攻南越的河内放弃南越，并承认它为独立的国家。尽管这一轰炸远远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的水平，尽管5O多万美军投入了战斗，但胜利仍不能持久，1968年1月敌军的春节攻势令人痛苦地证明了这一点。因此，约翰逊总统决定，停止对北越的轰炸，并开始在巴黎举行和谈，这一和谈后由他的继任者尼克松总统继续进行下去。
五、热带非洲
在非洲，殖民地革命甚至比在亚洲更引人注目。在亚洲，由于古老的本土文化和过去几十年中一直在进行鼓动的当地政治组织，民族主义的胜利完全是意料之中的。而在非洲，民族主义运动则幼稚、弱小得多，此外，日本人对其他地区的侵占也没有震动和唤醒这块大陆。但是，正如亚洲在战后第一个 10年中获得解放一样，非洲在战后第二个10年中获得解放。在这10年中，至少有31
个非洲国家赢得了独立；剩下的少数殖民地作为过去的不再时兴的遗留物令人痛苦地显得十分突出。非洲各地区的这种民族主义觉醒的过程因不同的历史背景和当时的不同发展而遇然相异。因此，殖民地革命不应看作是非洲大陆上的革命，而应分别看作是在热带非洲、南非和北非的革命。
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重大的民族主义运动才在热带非洲出现。它们所采取的形式取决于殖民国家所制定的政策和行政制度。在英属西非，权力控制在总督手中，总督由伦敦任命，并由行政会议和一院制议会帮他出主意。行政会议完全由英国官员组成，但一院制议会还包括几位非洲人。在这些殖民地中，非洲人的首领试图把一院制议会改变成非洲人的议会，再把行政会议改变成对这种议会负责的非洲人的内阁。相反，在法国殖民地中，权力更大程度上由巴黎掌握，法离非洲人力图加入宗主国的政党，以便能影响首都的决定。
这些策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几乎没产生什么影响。只有少数受过西方教育的领导人是清醒的、积极的；人民大众大多数麻木不仁。少数民族主义组织与其说是政党不如说是辩论社团，他们将更多的精力用于中伤欧洲的行政官员而不是与自己的人民交往。第二次世界大战大大改变了这种传统的非洲模式。首先，在战争的几年中，由于对非洲原料和粮食的迫切需求，非洲经济开始大规模扩展。 1939年至1953年，刚果的出口额增加了14倍，政府税收增加了4倍。同一时期，北罗得西亚的出口额增加了9倍，政府税收增加了20倍。在英属西非，政府为可可、棕榈油之类的基本产品设立了收购处。这些收购处打破了欧洲贸易公司对农民经济的束缚；导致了战后由地方控制的销售局的建立。这些销售局确保以稳定的价格收购农民的产品，同时还积累了大量的储备物资，以用来资助地方经济和社会事业。
由于这种普遍的经济高涨，非洲在兴建学校、铺设道路、改善住房、卫生设备和医疗设施等方面有了迅速的发展。与此同时，非洲人在看到亚洲许多民族赢得独立之后，自然要问为什么他们还不应该挣脱殖民主义的枷锁。这个问题随着退役军人的回国而变得十分尖锐，这些退役军人绝大多数在欧洲法国军队中和在缅甸和中东英国军队中服过投。所有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震动并唤醒了热带非洲，使它摆脱了传统的麻木状态。新的道路、新的学校和新的经济机会意味着新的眼界、更大的能动性和更高的愿望。一种与继续存在的欧洲统治不相容的新气候正以种种方式发展起来。
1948年，民族主义运动在黄金海岸首次爆发，在那里，小农场主这时的收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但消费品却供应不足且非常昂贵、他们怀疑欧洲商人在牟取暴利、因而组织了对欧洲商行的广泛批制。随后城市中发生了暴动，农村中发生了普遍的骚乱。这时，出现了一位能十分成功地利用这种不满情绪的新领导人：克瓦米·恩克鲁玛—一他曾在美国和英国大学里学习，在大学里，他已转向在殖民地学生中流行的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思想，并会见过非洲其他领导人，如肯尼亚的乔莫·肯雅塔。他要求立即独立，并于1949年建立了真正以民众为基础的人民大会党，从而迅速地使西非老民族主义者黯然失色。
在根据新宪法于 1951年举行的全国大选中，这个党赢得了占压倒多数的选票。大选那天，恩克鲁玛正在坐牢，因为他被指控犯有煽动暴乱罪，但英国总督认清形势后，释放了恩克鲁玛，并在行政机构中给他和他的同事们安排了主要职位。在以后几年中，内阁变成了全由非洲人组成的内阁，并享有除国防和外交事务以外的一切权力。由于有了这种自治方面的见习，结果证明，要在不诉诸暴力或出现混乱的情况下过渡到完全独立，是可能的。到1957年时，由于恩克鲁玛的倡议和英国人的政治家风度，黄金海岸成为英联邦中独立的加纳国。
一旦对殖民地的控制在加纳被打破，要使其不在别处被打破便是不可能的。尼日利亚事态的发展是最具决定性的，这是非洲人口最多的国家，共有 3500万人。这个国家的三个地区——北部、西部和南部——在种族成分、文化传统和经济发展方面彼此间完全不同；这种差异导致了地区与地区之间的严重冲突，这种冲突使尼日利亚迟至1960年才赢得独立。其他的英属西非殖民地如塞拉利昂和冈比亚分别于1961年和1963年赢得独立，这两个国家之所以独立得很迟，主要是由于它们十分贫穷，而且面积又小。
英国人并没有预见到他们的新殖民政策会这么快地影响热带非洲其他地区。周围的法属殖民地首先受到了影响。似乎十分有悖常理的是，巴黎政府对北非的态度非常固执，而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却采取和解政策。 1956年，他们颁布了“组织法”，允许在法属西非12个地区和马达加斯加岛建立代议制机构。两年后，因阿尔及利亚危机（见本章第七节）而掌权的戴高乐新政权决定要避免在热带非洲出现类似的折磨。这一新政权同意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殖民地有权投票赞成完全独立或者投票赞成在即将代替帝国的法兰西“共同体“中作为独立的共和国实行自治。最初，这一策略似乎是成功的；在随即到来的公民表决中，除受工会领袖塞古·杜尔影响的几内亚外，所有地区都投票赞成自治。然而，这一安排证明是短暂的。1959年，塞内加尔和法属苏丹要求作为马里联邦在法兰西共同体中完全独立。当这一要求得到应许后，其他4个地区——象牙海岸、尼日尔、达荷美和上沃尔特——更进一竿，获得了脱离法兰西共同体的独立。到1960年年底时，法属西非和法属赤道非洲的所有前殖民地都赢得了独立，而且除一国外，所有的国家都已成为联合国成员国。
与法属西非和英属西非顺利过渡到独立截然不同，比属刚果经历了一场痛苦的、代价高昂的斗争，卷入这场斗争的不仅有比利时和刚果各派，还有一些大国。比利时人严格的家长式统治是这一灾难的一个根源。虽然比利时官员常常开明地采取促进经济发展和技术训练的措施，但他们却不允许非洲人有政治训练的机会，也不允许常住非洲的比利时人有这方面的机会。土著中受过教育的杰出人士为数极少且缺乏经验，而部族间的结盟和竞争仍然很突出。这就是刚果对面的法属殖民地获得自治时刚果的形势，法属殖民地获得自治激起了刚果人对欧洲统治的潜在敌意，使自诩有不止一个地区的追随者的刚果唯一的领导人帕特里斯·卢蒙巴崭露头角。由于他用激进的、全国性的方法来解决刚果独立问题，他不仅在各地的泛非主义者中，而且在本国赢得了大量的追随者。
1959年初，在民族主义暴动已震撼刚果之后，比利时人草率决定，他们可通过允许自由选举和立即独立来最有效地保护他们巨大的经济利益。其结果无疑是发生冲突和混乱。卢蒙巴成为第一任总理，但他发现，他只有依靠比利时军官和文官的帮助才能统治这个国家。一些土兵起来造反，反对比利时军官，袭击白人的事件在全国各地发生。同时，乘机报宿怨的部落之间也爆发了战争。最严重的是，由于当地非洲政治家和比利时矿业集团结成邪恶的联盟，矿藏资源丰富的加丹加省实际上脱离了刚果。不断扩大的混乱状态迫使比利时政府重新进行考虑，将其军队派回要寨和飞机场。
当苏联在支持刚果人反对帝国主义恢复其统治的幌子下威胁要进行单方面干涉时，冷战已降临。面对非洲将出现朝鲜式形势的前景，联合国承担了用主要由非洲人组成的国际部队来维持刚果秩序的责任。经过数月的暴乱之后，秩序似乎有了一定的恢复，不过，卢蒙巴和联合国秘书长达加·哈马舍尔德却为此牺牲了；卢蒙巴被加丹加分裂主艾分子暗杀，哈乌舍尔德在肩负调解使命访问刚果时因飞机失事而罹难。
其时，在大陆另一边的东非，由于气候宜人的高原上有着白人移民，民族主义事业遭到了非常顽固的抵抗。在肯尼亚，由于白人移民占据了大部分最好的耕地，非洲人和白人移民之间的冲突尤为剧烈。这导致了“茅茅”起义，“茅茅”是由吉库尤部落成员组成的秘密的恐怖主义团体。白人移民在许多孤立的农场上被杀死，不过，许多拒绝参加起义的吉库尤人也遭到了屠杀。在战争结束前，茅茅中有近 7000人被杀死，83，000多人被监禁，更多的人被关在临时收容所里。这次起义虽致使双方都犯了令人作呕的暴行，但确迫使英国人承认，企图在西非执行一种和解政策而在东非却推行一种强硬政策是无用的。因此，他们释放了吉库尤人的杰出领袖乔莫·肯雅塔。肯雅塔曾在伦敦受过教育，著有研究吉库尤人传统生活的论著，因涉嫌同情茅茅起义而被捕入狱，尽管他的通敌罪实际上从未得到证实。这时，他被释放了，并象恩克鲁玛一样在大选中赢得了多数选票，于1963年获准成为总理。同一年，肯尼亚在内罗毕为获得渴望已久的自由而举行的庆祝活动中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
在邻近的乌干达，由于以往不许白人占用土地，问题要简单些，乌干达于 1962年和平地获得自由。坦噶尼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曾是德国的领地，1922年成为英国的托管地，它的两个地区——卢旺达和乌隆迪则成为比利时的托管地。1962年，这三个地区都获得了独立，在这一转变中，坦噶尼喀的朱利叶斯·K·尼雷尔起了关键的作用。
1953年，中非联邦在坦噶尼喀的南面建立，它包括南罗得西亚、北罗得西亚和尼亚萨兰。尽管联邦成立则声称以“种族合作”为目的，但它却危机重重，不断发生暴乱，其根本原因是30万欧洲人在政治和经济上统治着900多万非洲人，这些欧洲人大多居住在南罗得西亚这一与南非共和国北部边境接壤的自治区里。民族主义运动在北罗得西亚和尼亚萨兰取得了很大进展，1962年，这两个地区都获得了由非洲总理当政的自治。由于南罗得西亚不愿跟着这样做，拒绝给非洲人以投票权，联邦已不可能存在下去，遂于1964年1月1日解散。这一年年底，北罗得西亚和尼亚萨兰分别成为完全独立的国家赞比亚和马拉维。
于是，斗争的中心转移到南罗得西亚即现在所称的罗得西亚，在那里，占多数的黑人要求有投票权。伦敦政府寻找一种旨在逐步给非洲人以选举权的折中办法。占少数的白人坚决反对， 1965年，南罗得西亚在伊恩·史密斯总理领导下拒绝了英国人的统治，到1970年成为完全、正式独立的国家。新成立的罗得西亚的宪法规定，23万白人在议会中享有50个席位，而450万非洲人只有16个席位。史密斯在解释这一差异时说，60年前，非洲人是“穿兽皮四处游荡的野蛮人”，他们虽然取得了一些进步，但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热带非洲剩下的地区——安哥拉和莫桑比克，葡萄牙一直试图阻止殖民地革命的浪潮，它散布的陈词滥调是：葡萄牙没有殖民地——只有葡萄牙自己的海外诸省。里斯本得到了南非强有力的支持，因为南非这个国家为了阻止非洲民族主义的不断传播而对维持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的现状很感兴趣。然而，这两个殖民地都爆发了起义，在一些孤立的地区，零星战斗不断发生。游击队从国外获得武器并得到训练，因此，以安哥拉为例，在那里，葡萄牙人发现，要维护他们的统治就须设置一支 5万人的守备队。即便如此，里斯本政府仍于1970年3月承认，配备迫击炮和自动武器的游击队已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进攻，使葡萄牙人蒙受“重大”伤亡。
六、南非
热带非洲与北非及南非之间的根本差别在于：前一个地区欧洲移民较少，后两个地区则有着大批欧洲移民。这一差别解释了 1954年至1962年间使阿尔及利亚遭到破坏的残酷的武装斗争的原因，也解释了70年代中彻底毁坏南非的紧张的地下冲突的原因。1909年，布尔战争（见第十八章第二节）之后，南非成为英联邦中的一个自治领。半个多世纪以后，即1961年5月，南非脱离了英联邦，成为独立的共和国。这一脱离的主要原因是南非同英联邦的新成员国加尼日利亚和印度在种族隔离问题上发生了冲突。
种族隔离包括两项基本政策：不让所有的非白种人分享任何政治生活；将非洲人赶进隔离区（班图斯坦，即“班图人”——非洲人通常被称为班图人——的保留地），有人笼统地推断他们总有一天会在那里组成独立的国家。似乎十分有悖常理的是， 1960年，在南非2000万总人口中白人只有380万，而控制南非政治并制造种族隔离的南非白人（布尔人）在身为少数的白人中仅占五分之二南非白人之所以能为所欲为，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安排对以南非白人占优势的农村地区有利的人当议会代表，一方面是因为许多说英语的白人出于经济原因而支持种族隔离。工党在这一点上尤其如此，它担心，如果给非白种人同等机会的话，他们会在就业方面与白人竞争。事实上，第一届南非白人（民族主义者）政府之所以能于1924年执政，就因为有南非工党的支持。
人们普遍认为，种族隔离不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都不是一项可行的计划。假如非洲人当初真被隔离在预先指定的班图斯坦，南非的整个经济是会崩溃的。除了 2O0万混血人和60万印度人的劳动外，非洲人的劳动也是经营农业、商业、采矿业和其地工业所必不可少的。此外，班图斯坦甚至不能养活三分之一的非洲人，政府也不愿意花费大笔资金来增强班图斯坦的接收能力。最重要的是，绝大多数非洲人都不愿意作为孤立的“部落’被隔离。相反，他们是南非联邦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他们要求在南非联邦中得到他们应得的一份，他们的这一要求得到了非洲大陆其他地区不断增长的非洲民族主义势力的支持。
七、北非
北非殖民地革俞的进程不仅受到了欧洲大居留地继续存在所带来的影响，而且受到了非洲大陆其他地区所没有的另外两大因素的影响，这两大因素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北非领土上进行的一些战役和更为重要的、全北非的阿拉伯民族主义的高涨。
1940年至1943年间，英法美联军曾在北非沿海地带和东北非与意德联军作战。战争结束后，埃塞俄比亚重新成为独立的国家，并得到了过去属于意大利的厄立特里亚。而意属索马里兰仍由意大利统治了10年，然后才与英属索马里兰联合起来组成独立的索马里共和国。意大利殖民地利比亚直到1951年12月24日才摆脱英国的军事统治，成为由伊德里斯.
埃尔·赛努西国王领导的独立国家；伊德里斯是曾带头反对意大利统治的赛努西穆斯林教团（见第二十一章第三节）的宗教领袖。准许利比亚自治这一点削弱了英、法帝国在北非其他地区的权力。由于利比亚是北非最不发达的地区，因此，它的独立使英国对埃及和苏丹的影响、法国对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的统治在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看来似乎特别不合时宜、令人难以忍受（至于埃及和苏丹的民族主义斗争见本章第八节）。
在北非同在印度支那一样，法国人为保住他们的领地进行了长期、顽强的斗争，一个主要原因是这个地区拥有相当多的法国移民——突尼斯有 25万，摩洛哥有40万，阿尔及利亚有100万。这些殖民者与在北非的法国强有力的经济利益集团勾结在一起，拼命反对所有的自治建议，破坏了巴黎某些内阁会议在这方面提出的许多临时动议。
突尼斯和摩洛哥具有保护领地的合法地位，法国声称它是代表这些保护领地的传统统治者对它们进行管理。这两个地区都受到了法国的独裁统治——甚至居住那里的欧洲人也得不到政治权利。这种外国统治刺激了民族解放运动：在突尼斯，由哈比卜·布尔吉巴领导的新宪政党于 1934年成立；在摩洛哥，得到穆罕默德·本·优素福苏丹支持的摩洛哥独立党于1944年成立。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突尼斯和摩洛哥不太费力地赢得了自由。法国人决心继续保住阿尔及利亚，为了集中力量实现这一主要目标，他们不惜在其他地区受损失。因此，当突尼斯于 1952年开始武装抵抗时，法国人经过两年游击战之后便同意它享有自治地位；在突尼斯作出这一让步后，他们准备在摩洛哥作出同样的让步。他们准许曾因同情摩洛哥独立党而被放逐的穆罕默德苏丹恢复其王位；穆罕默德随即提出了完全独立的要求，1956年3月2日，法国人勉强承认了这一要求。是月，突尼斯也成为完全独立的国家，布尔吉巴成为这一新共和国的总统。
这时，法国人能集中精力处理关系重大的阿尔及利亚问题。从法律上说，阿尔及利亚不是法国的殖民地，而是法国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它在巴黎国民议会中有代表。实际上，在阿尔及利亚盛行公民的权利和义务的双重标准，因此，这个国家在经济和政治上由仅占 1000万总人口的十分之一的欧洲人统治。另一方面，这里的殖民者同大陆另一端的南非白人一样，并不认为自己仅仅是殖民者。阿尔及利亚是他们的家乡，就象是当地阿尔及利亚人的家乡一样。他们的祖辈曾在这里劳作并葬在这里，他们决心保卫他们祖先的遗产。这意味着他们坚决反对向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者作任何让步。
反对法国统治的武装起义于 1954年秋爆发。法国人因4个月前刚被赶出印度支那，所以不想在这里妥协。在仍在因印度支那的屈辱而感到痛苦的殖民者和军官的热情支待下，巴黎政府决心镇压这一起义。结果导致了一场耗尽人力物力的残酷斗争，这场斗争一直拖延到1962年。在战争最激烈时，法国人不得不向阿尔及利亚派遣了50万人，从而把分派在欧洲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中的所有的师几乎全部调走，除此之外，这场战争还每年消耗了巴黎近10亿美元。阿尔及利亚人在人力方面的损失更为惨重，有100万人死亡，占其总人口的九分之一。另有100万人被强行赶进了“重编”营地，法国人试图以此来孤立反叛者，但没有成功，此外还有30多万人作为难民逃进了邻近的摩洛哥和突尼斯。
除财政方面的耗费外，比较起来，法国人遭受的损失很小，但是，他们所付出的也比所预料的要大得多。法国土兵被迫参与了这类镇压性战争的兽行，受到了其代价无法估量的精神创伤；法国的牧师和许多知识分子都怀着内疚的心情公开反对这种“肮脏的战争”。而政府的反应是肆意抓人和不时地审查新闻界。实际上，法国人所付出的最沉重的代价是使他们的人身自由遭到不断的侵害，最终导致了第四共和国本身的垮台。
1958年5月，为了用独裁政体取代共和国，北非的一个“公安委员会”夺取了阿尔及利亚的政权，他们推测，独裁政体会更成功地使整个帝国团结一致。士气沮丧的国民议会向这一势力低了头，尤其是因为大多数军队还在阿尔及利亚。1958年6月，国民议会投票决定将全部权力交给戴高乐，由他按自己喜欢的方式统治法国6个月，并着手制定一部新宪法。在这一年结束之前，第四共和国已让位给第五共和国，政权从立法机关决定性地转移到行政主管部门——明确地说，转移到总统手中。
戴高乐总统这时尽管遭到了曾使他掌权成为可能的殖民者和军人的反对，但仍利用其无比的威望来结束阿尔及利亚的流血冲突。 1962年
3月，在法国公民投票赞成这一举动之后，戴高乐同意停火，并同意举行公民表决来决定阿尔及利亚的前途。一个“秘密军事组织”立即在阿尔及利亚和法国发起恐怖运动，企图推翻这一协议，但由于有人民大众的支持，戴高乐坚持了他的行动方针，1962年7月3日，在阿尔及利亚人民以压倒之势投票赞成独立之后，戴高乐宣布阿尔及利亚独立。这时，整个北非自1830年法国士兵在阿尔及利亚登陆以来第一次全部获得了自由。准许阿尔及利亚独立标志着曾拥有近400万平方哩土地、包括4100多万人口的法属非洲帝国的结束。
八、中东
其时，阿拉伯的民族主义在中东同在北非一样富有战斗性。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年月中，英国人放弃了对埃及和伊拉克的控制，这两个国家都加入了国联。但阿拉伯的民族主义者远没有得到满足，因为英国人对这些国家仍行使着控制权。他们保留了各种特权，包括在苏伊士运河保留守备队、在伊拉克保留 3个空军基地以及同埃及一起管理苏丹的权力。法国人的顽固态度更令人愤慨，他们继续将叙利亚和黎巴嫩作为托管地加以控制。最重要的是，由于2O世纪30年代中大批犹太人迁入英国控制的巴勒斯坦托管地（见第二十一章第二节），阿拉伯的民族主义已被唤起。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最富有政治意识的阿拉伯人或是保持中立，或是公开反对西方列强。一位阿拉伯学者在提到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数年中的痛苦经历时这样说道：“……在以民主主义的名义实行的压迫和以法西斯主义的名义实行的压迫之间，没有什么可选择的。”许多阿拉伯领导人确信希特勒会获胜，他们想站在胜利者一边。这些因素说明了为什么 1941年5月伊拉克会爆发亲轴心国的起义，为什么埃及国王法鲁克一世会不顾他的条约义务，只给英国人极勉强的援助。
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阿拉伯民族主义者未能实现他们的抱负，但战后新的势力均衡却为他们提供了极好的机会，他们立即利用了这一机会。战前控制中东的英国和法国这时开始急剧地衰退。一个权力真空产生了，美国和苏联都想填补进去。阿拉伯人巧妙地利用英法的衰弱和美苏的竞争，挑拨一方反对另一方，从而使他们能取得在几年前会是十分荒谬的让步。阿拉伯人还因他们对中东巨大的石油储藏量的控制而使自己获益匪浅，这种巨大的石油储藏量在战后头几年中对西方来说似乎尤其不可或缺。
1944年10月，阿拉伯人组成了阿拉伯国家联盟，以协调它们的政策，充分扩大它们的势力。阿拉伯联盟在叙利亚和黎巴嫩首次获得了反法国人的成功。1945年5月，法国一支远征队在贝鲁特登陆，并着手轰炸大马士革，企图吓倒当地的民族主义者；这种战术早先在ZO世纪20年代很盛行，但此时却没有奏效。阿拉伯联盟理事会立即举行会议，并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所有法国军队部撤走。丘吉尔支持阿拉伯人。尤其是因为战争尚未结束；他不想同中东已被唤起的阿拉伯民族主义相对抗。在英国的压力下，法国人撤走了他们的军队，1945年7月，同意结束他们对中东的统治。
战后，在埃及，民族主义颌导人的目标是废除或修改 1936年的条约，这一条约是英国控制运河区和苏丹的合法依据。1946年，双方的直接谈判未达成协议便终止了。第二年。埃及将它的问题提交给联合国安理会，但又没有得到满意的结果。1951年，埃及采取了直接行动，宣布废除1936年的条约。法鲁克被宣布为“埃及和苏丹的国王”，自愿军发动游击战，进攻驻守运河区的英国部队。结果证明，无论是宣布法鲁克为国王还是进行游击战，都是无效的。由此产生的失望加上对巴勒斯坦战争中惨重失败的普遍不满，最终导致了1952年7月的军事政变。穆罕默德·纳吉布将军夺取了政权，并迫使国王法鲁克退位。
1953年8月12日，纳吉布清除了埃、英之间闹摩擦的一大根源，因为他在这一天同英国缔结了一个协定，根据该协定，苏丹人有权对独立、与埃及联合或其他行动方针作出选择。苏丹人决定独立，1956年，苏丹加入了自由国家的行列。埃及人剩下的不满——英国人继续呆在苏伊士运河区——一是由代替纳吉布成为埃及新政权首脑的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消除的。1954年10月19日，在经过长期的谈判之后，纳赛尔同英国签订了一个协定，根据该协定，英国守备队将按所规定的条件撤离运河区，那里的英国设施将转交给埃及。
阿拉伯民族主义在叙利亚和黎巴嫩、在埃及和苏丹都获得了成功，但在巴勒斯坦却遭到了惨败。希特勒控制下的欧洲大肆灭绝犹太人引起了要求向绝望的幸存者开放巴勒斯坦的巨大压力。 1945年8月，杜鲁门总统提议，让10万犹太人进入这一托管地；1916年4月，一个英美调查委员会提出了赞成总统这一建议的报告。阿拉伯联盟的反应是发出警告说，它将坚定不移地反对犹太人的流入，如果必要的话，它还准备使用武力制止这种流入。干是，联合国派了一个实情调查委员会去巴勒斯坦，联合国大会在收到该委员会的报告后，于1947年11月29日投票赞成将这一托管地划分开来。第二年的5月14日，犹太人根据这一划分决议，宣布建立犹太人的国家，称为以色列；同一天，杜鲁门总统承认了这个新国家。第二天，阿拉伯人实行了他们一再威胁要采取的行动，派军队越过以色列边界。
战争的进程与人们所期望的相反。阿拉伯军队缺乏纪律、团结和有效的领导；以色列人差不多是背水一战，因而完全具有这三种优点。他们不仅击退了来自四面八方的阿拉伯人的进攻，而且因此， 1956年10月29日，以色列进攻西奈半岛，两天后，英法进攻苏伊士运河。
从一开始起，进攻计划就被无可挽回地搞糟了。以色列人迅速通过了西奈半岛上埃及人的防线，但英国人和法国人却没有作好充分准备，直到 11月5日才开始真正登陆。埃及人的抵抗软弱无力，一位英国上校说：“这很象一次极好的演习。”但到这时，进攻已为时太晚。来自四面八方的批评和反对愈来愈猛烈。正如所预料的那样，苏联就竭力进行反对，并发出事实上的最后通牒，要求英法停止进攻。美国事先没得到进攻的消息，这时也激烈反对它的盟国，尽管未和苏联人采取一致步骤。联合国以压倒的多数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所有外国军队都“立即”撤出埃及。侵略国最初拒绝了这一要求，但最后，它们还是因国外不可抗拒的压力和国内严重的意见分歧而不得不让步。联合国向西奈半岛派遣了一支紧急部队，以维持以埃之间的和平，到12月底时，英法联军的最后一支部队乘船返回了本国。
苏伊士危机的直接后果对西方来说是一次惨重的失败，对纳赛尔及其苏联支持者来说却是一次彻底的胜利。美国同其欧洲盟国之间的关系遭到了严重的损害，尽管是暂时的。纳赛尔的军队虽然被以色列人轻而易举地击溃，但他本人却成为整个阿拉伯世界的英雄，因为他夺取并保住了苏伊士运河。
从更长远的观点看，可以认为远征苏伊士是老牌帝国主义的最后立场。如果考虑到纳赛尔援助阿尔及利亚反叛者、靠近苏联、进行持续不断的反西方广播宣传运动和最后夺取苏伊士运河这些所作所为的挑衅性，那么，对英法采取那样的行动也就不会感到奇怪了。以过去的观点和惯例来判断，远征苏伊土似乎完全是可解释的、正当的行动，它的发起者就是这样认为的。
然而，意味深长的是，这一远征并没有被 2O世纪中叶的世界承认为是情有可原的、正当的。相反，它遭到了亚洲和非洲国家的坚决反对。英国决定让步的一个原因是印度和巴基斯坦提出了直截了当的警告：如果英国不让步，它们将退出英联邦。即使在英国和法国国内，也存在着严重的意见分歧。例如，英国绝大多数报纸就支持谴责这一远征为“艾登的战争”的无数次集会和示威游行。苏伊士危机的意义在于，它象一道闪电，揭示了纳赛尔和尼赫鲁的世界与罗得斯和吉卜林的世界尽管仅相隔半个世纪，却有着很大的不同。帝国主义的时代已让位于殖民地革命的时代。
十、国际影响
25年内，几乎拥有世界总人口的三分之一的63个国家赢得了独立。如此空前规模的一场运动必然产生深远的国际影响。似乎十分有悖常理的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影响实质上是消极的——即殖民地的丧失并没有毁灭殖民国家。在过去几十年里，马克思主义者一直在宣传说：资本主义欧洲的繁荣依赖于对其巨大的海外帝国的剥削，这些帝国的丧失会削弱资本主义。这一学说也为帝国主义者自己所坚信。1895年，塞西尔·罗得斯说：
为了将联合王国的 4000万居民从残酷的内战中拯救出来，我们的殖民政治家必须获得新的土地来安置这个国家过剩的人口，为工厂和矿山生产的产品提供新的市场。正如我始终所说的那样，帝国就是一个涂黄油的面包。如果你们想避免内战，就必须成为帝国主义者。
今天，随着英帝国几乎被完全放弃，英国正在享有前所未有的繁荣。人民大众并不象罗得斯所预言的那样正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起来造反，而是得到了这个福利国家的关心，这种关心的程度在 19世纪是不可想象的。同样，虽然荷兰失去了印度尼西亚、比利时失去了刚果、法国失去了印度支那和阿尔及利亚，但所有这些国家的生活水平均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高，西德这个不再有殖民战争须资助的国家也绝非偶然地成为经济上进步最快的国家。相反，葡萄牙因拒不放弃其殖民地，所以一直处在其特有的贫困之中。因此，可以断定，发达国家的繁荣并不依赖于对海外不发达地区的征服——事实上，一切正相反。这一后朝帝国主义时代的一个迫切问题是如何利用发达世界的人力物力资源来完全改变富国愈来愈富、穷国愈来愈穷的趋势。
虽然殖民地革命未对帝国主义国家的繁荣产生不利影响，但它无疑影响了这些国家的帝国组织体系。在宪法上作些改动显然是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的宣传手段。安哥拉爆发革命后，葡萄牙急急忙忙地准许所有非洲人都享有充分的公民权利和义务的做法就是如此。戴高乐的做法则属于另一种类型：他向法属殖民地提议，给它们选择完全独立或在法兰西“共同体”内实行自治的权利。如前所述，这些殖民地最终都选择了独立。因此，仍留在法兰西帝国势力范围之内的只是少数极小的前哨基地，如马提尼克岛、瓜德罗普岛、留尼汪岛、圭亚那和法属索马里兰。另一方面，巴黎同前殖民地的联系并没有完全断绝；过去的交往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记。新独立的国家在教育、商业、金融和技术等领域仍在指望法国提供指导与援助。
战前帝国最重要的遗留物是英联邦，即从前的英帝国和英联邦的后继者，到 1970年时，它由29个独立的成员国和27个附属国组成。这些附属国多半是面积很小、无法独自生存的保护领地。1926年的《贝尔宫宣言》对联合王国与战前自治领（见第十八章第四节）之间的关系下了如下权威性的定义：“英帝国内部的各自治社区，地位平等，它们在其内政或外交事务的任何方面都决不使一个社区从属于另一社区，不过，共同效忠英王这一点使它们合成一体，它们是作为英联邦的成员自由地联合在一起的。”
1931年的《威斯敏斯特条例》给了联合王国的这一定义以法律效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英联邦因许多已赢得独立的前亚非殖民地的加入而得到扩大。这些国家的加入引起了有关英联邦前途的新的基本问题。以往，英联邦的成员国一向仅限于那些主要由原籍联合王国的人拓居的国家，这些人同“母国”有着牢固的、天然的联系，而新的戍员国则是亚非国家，它们有着敌视英国统治的政治传统。经受了两次世界大战严峻考验的英联邦中的这种微妙关系能使这些不同的成员国团结在一起吗？或者，英联邦会象法兰西共同体那样迅速地解散吗？结果是：英国人体面地、迅速地放弃了帝国权力，这种颇有先见之明的做法赢得了令人愉快的赞颂。确实，似乎十分有悻常理的是，两个离开英联邦的国家都是前自治领——爱尔兰和南非。
今天的英联邦可以定义为由完全独立的国家组成的自由联盟，这些国家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这种共同利益一定程度上源于如下事实：每个国家都曾经与英帝国联系在一起。英联邦中的一些国家是共和国，另一些则是效忠于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君主国。但所有国家都无例外地承认女王是英联邦象征性的首脑。使英联邦团结一致的这种联系一半是无形的、一半是有形的：无形的联系包括共向的遗产、共同使用的英语以及政治、法律、司法和教育方面的共同传统；有形的联系包括提供关税优惠的贸易协定网和通过许多常设委员会和总理们的定期会议就外交事务不断进行的意见交换。所有讨论都基于自愿合作的原则，尼赫鲁将这一原则形各为“环绕着英联邦的丝一般的联系。”
殖民地革命不仅导致了旧的帝国组织的改组，而且导致了前殖民地国家新的国际联盟的形成。这些新国家相信，如果它们同心协力，就能更有效地对付共同的问题，随意地施加影响；为此，它们举行了几次会议。
第一次会议于 1955年4月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举行，参加会议的是代表世界近一半人口的29个亚非国家．这些国家包括新解放的殖民地国家如利比亚和锡兰，不完全自治的殖民地国家如黄金海岸和苏丹、共产党国家如中国和北约组织成员国如土耳其。由于这次会议规模很大、有各种不同的国家参加，因此，几乎没有可能就具体问题达成协议。但是，代表们对某些基本问题麦达了一致的意见，例如，他们一致谴责殖民主义和种族歧视，主张全面裁军和经济合作，对冷战普遍地抱着认为“两家都该死”的态度。
非洲的与万隆会议极为相似的会议是 1963年5月由所有非洲国家参加的亚的斯亚贝巴会议。在这次会议召开前，所谓的卡萨布兰卡集团（加纳、几内亚、马里、摩洛哥、利比亚、阿尔及利亚和阿拉伯联盟共和国）与蒙罗维亚集团（包括尼日利亚和大多数前法属殖民地）之间正在闹分裂；前者往往更好战、更积极地保持中立，后者通常较温和。这种危险的分裂在亚的斯亚贝巴会议上被消除了。大多数代表要求建立某种持久的、大陆范围的组织，不过也有些代表宁愿有一个强有力的集权制组织；还有一些代表要求建立不同程度的松散的自治共同体。最后，大会宣布成立非洲统一组织，下设秘书长、秘书处并规定定期召开国家首脑会议。这个组织采纳的宪章以所有成员国主权平等、和平解决争端、支持所有剩余的非洲殖民地的解放和在冷战中不结盟的原则为基础。
虽然自万隆会议以后召开了好几次第三世界会议，但它们都没有象所预期的那样有效。一个原因是许多杰出的领导人消失了，他们的消失或者是由于去世（如尼赫鲁），或者是由于政治上的垮台（如苏加诺和恩克鲁玛）。另一方面，亚非国家在联合国中凭借其数量上的优势大大地增加了它们的影响。联合国刚成立时，在 51个成员国中亚非国家仅占13个，到1970年时，在124个成员国中它们已占70个——绝对多数。这一大批新成员国从根本上改变了联合国中的均势。值得注意的是，早在1961年，原先由斯堪的纳维亚人担任的联合国秘书长职务已由缅甸人吴丹担任。与此同时，一位印度人代替美国人成为吴丹的行政秘书，两名非洲人成为副秘书。
由于表决力量中的这一变化，于 1969年12月结束的第24届联合国大会已被称为“小国会议”。各种决议尽管遭到一两个核超级大国——苏联和美国的反对，但还是被通过了。这些决议中有些要求立即暂停大国间的核武器竞赛，有些要求成立一个国际组织来开发海底资源，有些要求取缔所有的化学武器和细菌武器，包括美国在越南战场上使用的催泪毒气和脱叶剂。当然，小国的这种表决力量并没有改变国际政治生活中的严酷现实。
1964年初，美国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在下面这段话中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现在，能组成联合国大会三分之二的多数的国家仅拥有世界总人口的10%
，也就是说，他们总共只捐助摊派预算的5% 。……联合国如果没有那些问它提供资源并有能力采取行动的会员国的支赞，根本无法采取重大行动”。确实，小国越将他们的观点强加给联合国大会，大国越趋向于独自在外界作出真正重大的决定。正如一位不再抱幻想的代表在1969年底所说的那样；“小国管理着东河岸边的美丽建筑物，两个大国管理着世界其余地方。”
《全球通史》下
L·S·斯塔夫里阿诺斯著
第二十八章
两极分化的结束
我们没有永久的盟友，也没有永久的敌人。我们的利益才是永久的。
——帕默斯顿勋爵
似乎十分有悖常理的是，就在欧洲诸殖民帝国土崩瓦解时，欧洲大陆正在恢复经济上的繁荣和政治上的独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所遭受的损失与接踵而来的冷战的压力一起迫使西欧依靠美国，东欧依赖苏联。几十年前还统治全球的欧洲大陆的前途这时似乎是暗淡的、危险的。但是， 20世纪50年代时，东欧和西欧各国却惊人地东山再起。这一复兴同中国日益增长的实力和自信一起导致了一种全新的世界政治格局。美苏短暂的首要地位让位于一种新的多元化社会。这实质上意味着全球地方主义的恢复——至少从政治上来看是如此——这种全球地方主义是
1500年以前的数千年中世界事务的特点。
一、美苏全球霸权
1947年，丘吉尔问道：“现在的欧洲是什么呢？它是一堆瓦砾，是一个藏骸所，是瘟疫和仇恨的发源地。”这是对包括西欧和东欧在内的整个欧洲大陆的生动描绘。西欧和东欧都被第二次世界大战弄得荒芜不堪、民穷财尽。这两个地区在战后都不得不向两个新超级大国——美国和苏联寻求支持。在军事方面，西欧依靠美国组织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而东欧则依靠苏联组织的华沙条约组织。在经济方面，西欧依赖于由美国提供资金的马歇尔计划，而东欧则依赖于经济互助委员会，从理论上说，这个委员会的任务是输送苏联援助的物资，但实际情况正相反。
这种形势与人们所熟悉的 19世纪和20世纪初占优势的欧洲全球霸权的格局惊人地相反。19世纪和20世纪初时，全世界的人已习惯于整块整块的大陆为欧洲列强所瓜分，并开始认为这几乎就是事物正常秩序的一部分。但这时，发生的情况却恰恰相反：欧洲本身正在被外来的两个大国划分成两大势力范围；同时，欧洲的殖民地不管帝国的首都同意与否，全都在摆脱欧洲的控制。因此，在战后头几年中出现欧洲死亡的讣告并不令人奇怪。欧洲这时与希腊化时代的希腊相似，那些标题为《欧洲的末日审判》、《欧洲的政治崩溃》和《欧洲时代的消失》的论文都认为欧洲已灭亡。正如德国历史学家奥斯瓦尔德·施本格勒在目睹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创伤之后写下了《西方的衰落》一样，德国社会学家阿尔弗雷德·韦伯在目睹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的更大的创伤之后写下《别了，欧洲历史》。
二、冷战的缓和
人们虽然不愿承认华盛顿和莫斯科的首要地位，但最终还是勉强地承认了，这一定程度上是因为面对冷战造成的压力和紧张局势，人们需要华盛顿和莫斯科的支持。但是，冷战在愈演愈烈地进行数年之后（见第二十六章第七节），到 1953年开始减弱。一个原因是在晚年变得越来越多疑和强硬的斯大林于1953年4月去世了。他的较年轻的继承者准备缓和国外的冷战和国内的独裁统治。与此同时，在美国，新的艾森豪威尔政府正在取代杜鲁门政府。这也有助于国际形势的“缓和”，因为艾森豪威尔能在朝鲜缔结和约，而杜鲁门则会由于国内的政治原因而认为这样做是极为困难的。因此，1953年7月，朝鲜战争宣告结束，从而消除了国际紧张局势中最大的一个根源。
第二个月，苏联政府宣布，它也掌握了氢弹的秘密。似乎十分有悖常理的是，由于苏联掌握氢弹这一事实有力地说明了战争已不再成为解决国际争端的可能方法，结果反而加强了和解运动。众所周知，美国在比基尼岛上引爆的那颗氢弹相当于 1500万吨梯恩梯炸药。它比投在广岛上的那颗原子弹的威力还要大750倍，而那颗原子弹已炸死了78000人。1955年3月1日，丘吉尔在对众议院的一次演讲中指出，新式武器除改变战争外，还改变了国际关系。它不仅威胁着象英国这样的小国的生存，而且威胁着美国和苏联这样的超级大国的生存。丘吉尔断言：“通过一个极具讽刺意味的过程，我们完全有可能达到这样一个历史阶段：安全成为恐怖的健壮的孩子。”
新的国际气氛的一个引人注目的表现是 1955年7月艾森豪威尔总统、布尔加宁部长会议主席、艾登首相和富尔总理在日内瓦举行了“最高级”会议。这是自10年前波茨坦会议以来举行的第一次“四巨头”会议。虽然会议没有达成任何实质性的决议，但气氛是热烈诚挚的。仅美苏领导人能会面并进行友好的讨论这一事实便是前几年关系冻结之后的一大进展。
军事上的僵持局面与冷战的缓和一起立即对全世界产生了影响。人们越来越确信世界大战不大可能爆发；这一点缓和了国际紧张局势，也缓和了各敌对集团的强硬态度。西欧各国不再十分担心有苏联入侵的危险，因而也不再认为须如此依赖于华盛顿，而是更乐于制订并实施它们自己的政策。东欧在较小的程度上也是如此，这多少说明了 1956年波兰和匈牙利发生骚乱的原因。甚至在殖民地世界中也存在着这种影响。英法远征苏伊士之所以失败，不是因为他们比纳赛尔软弱，而是因为他们不敢在一个有可能爆发氢弹战争的时代里冒点燃国际战火的危险。同样，由于这一原因，西方列强没能援助匈牙利的革命者，苏联人没能对波兰的民族主义共产党人采取军事行动。
大国受束缚的最明显的例子可在 1962年的古巴危机中见到，这次危机的突然发生是因为美国通过空中侦察发现苏联正在古巴建造导弹基地，而且美国大部分地区不久就会在其射程之内。1962年10月22日，肯尼迪总统在一次引人注目的广播讲话中宣布，美国将采取断然措施来消除对美国的这一威胁，但是不会使赫鲁晓夫过于难堪，惹得他作出危险的反应。肯尼迪宣布实行“封锁”，禁止舰船将进攻性武器运往古巴，并要求苏联撤走战略性导弹。但是，他没有要求取消卡斯特罗政权，也没有要求拆除古巴的防预性导弹。当开往古巴的苏联船只改变航线时，当美国确信苏联油船未带进攻性武器而允许它继续前进时，很明显，这两个国家都不想打仗。最后，10月28日，赫鲁晓夫宣布，他已下令将苏联导弹撤出古巴，并在联合国观察下拆除苏联设在古巴的所有基地，作为美国结束封锁并保证不入侵古巴的回报。
古巴危机再次表明，两个核大国都不敢采取以战争作为推进国策的工具的传统做法。虽然对抗和平地结束了，但这是很侥幸的事——非常侥幸，因此，它捉使双方为缓和世界紧张局势而重新作出努力。 1963年8月5日，美国、英国和苏联签署了《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这一条约得到了大多数国家的欢迎，它们也都签署了这一条约，只有当时正在向美苏首要地位挑战的两个大国——法国和中国拒绝签署。
1967年2月，拉丁美洲14个国家签署了禁止制造、使用或拥有核武器的条约。同一年，98个国家签署了禁止向环绕地球的轨道发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禁止在月球或其他天体上安置这类武器、禁止任何国家将这些天体占为己有的条约。1968年初夏，包括美国和苏联在内的许多国家签署了防止核扩散条约，该条约规定，签约的核国家不得向非核国家提供核武器，禁止签约的非核国家制造核武器。这一条约于1970年3月5日开始生效，到这时已有47个国家签署。这些条约都有助于极大地缓和冷战所造成的国际紧张局势。
三、西欧的独立自主
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期间，西欧国家已无需美国提供经济援助，因而在政治问题的处理方面获得了更大的机动性。显著增长的生产率、全面的繁荣和共同市场的建立使经济独立成为可能，使西欧具有能与美国相比的经济实力。
在欧洲历史的长河中，共同市场的根源可追溯到很久以前。从中古时代起，哲学家和政治家就提出了统一西欧的种种方案。但实际上人们什么也没做，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创伤使人们对基于完全主权国家的国际秩序产生怀疑时。 20世纪20年代后期，法国和德国的外交部长考虑了建立欧洲合众国的计划。但是，大萧条的来临、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的侵略结束了欧洲一体化的任何可能性。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其对人力物力资源的空前破坏再次使人们充分注意到有必要找到某种方法来摆脱国际混乱局面。 1950年5月9日，问题有了突破性进展，当时，法国外交部长罗伯特·舒曼提出以煤钢联营作为发展欧洲一体化的小规模试验厂。这一建议旨在将为法国、德国、比利时和卢森堡这四个国家所分割的莱茵河流域的煤铁资源合并起来，做到使战争象舒曼所说的那样“不仅是不可想象的，而且是不可能的”，从而减轻法国对工业复兴的西德的担忧。
舒曼的建议立即得到了热烈的响应。 1951年4月18日，《欧洲煤钢联营条约》被签订，根据这一条约而成立的组织就称为“欧洲煤钢联营”（ECSC），它于
1952年正式成立。最早成员国有 6个：法国、德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这些成员国给了欧洲煤钢联营以决定价格、确定进出口税和分配原料的全部权力。它们还成立了一个管理机构——高级委员会，其总部设在卢森堡市。重大的政策性决议由经成员国议会选举产生的欧洲煤钢联营联合大会作出；各成员国之间的争端则由联营机构自己的法院解决。欧洲煤钢联营在短期内取得了惊人的成功。它不仅去掉了联营成员国中煤、钢产品的所有关税，而且消除了各种限制，如定额、进出口许可证、差别性运价或价格级差等。到1954年年中时，运过联营成员国边界的煤和钢比欧洲煤钢联营出现以前大约多40%。
但这仅仅是西欧一体化的开端。下一步的行动是， 1957年3月25日，6个成员国又签订了两项条约，建立了欧洲原子能联营（Euratom）和欧洲经济共同体（EEC）即共同市场。欧洲原子能联营的目的是为了消除将来同核大国之间的能源差距而做好必要的准备。它包括共同进行原子能研究、自由交换原子能情报和建立一个共同市场进行原子能装备及物资的贸易等。欧洲原子能联营与美国的原子能委员会相似，所不同的仅在于它只关心将原子力量用于和平目的。共同市场的建立更为重要，园为它的目的是将欧洲煤钢联营的工作扩大到所有产品和所有部门，在规定的时期内减少所有的内部关税，到1969年12月31日时，取消所有这些关税，使6个成员国组成一个巨大的自由贸易区。
这时，欧洲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发展，这一方面是由于这种一体化，一方面是由于其他方面的发展，如引进美国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技术。 1950年至1964年间，西德、意大利和法国的国民总产值增长率分别为7.1%、5.6%和4.9%，而美国的国民总产值增长率只有3．5%。西欧经济力量不断增长的另一迹象是：1948年至1962年间，美国在自由世界的黄金中所占的份额已从71％下降到40％，而西欧所占的份额则从15％上升到44%。
与西欧和美国之间经济关系的变化相似的是政治关系的相应变化。戴高乐领导下的法国尤其如此，戴高乐在各个领域里都推行其独立自主的政策。这一点在 1963年他不批准英国加入共同市场的申请时得到了清楚的证明。起初，英国拒绝加入共同市场，一方面是因为如果它加入，就意味着放弃它与英联邦的优惠贸易协议，一方面是因为它历来不愿意与欧洲大陆牵连在一起。丘吉尔曾对众议院这样说：“我们和它们意见相同，但不属于它们。”因此，1960年，英国组织了更具限制性的欧洲自由贸易联盟（英国、瑞典、挪威、丹麦、奥地利、瑞士和葡萄牙），称为“外七国”，以区别于“内六国”。这一联盟规定，逐步取消内部关税，但和共同市场不一样，它没有规定超国家的控制手段和协调手段，也没要求对外部世界设立一种共同的关税。“外七国”并未有效地起作用，这反映在英国较低的经济增长率中。1962年，英国开始进行谈判，要求加入“内六国”，但有关英联邦经济关系的问题引起了麻烦。另外，还有政治上的难题，戴高乐在1963年1月不批准英国的申请时阐明了这一点。他解释说，如果让英国及其“外七国”伙伴加入，就意味着最终会出现“一个依赖美国并由美国领导的庞大的大西洋共同体。”这是不能接受的；他想要的是一个由他扮演领导角色的“严格的欧洲组织”。
戴高乐的关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战略和核武器的独立自主方针同样具有决定性。美国的决策者们希望北约组织的军队装备常规武器，而美国仍准备在必要时用其强大的核突击部队进行干涉。戴高乐拒绝了这一战略，因为它使决定性力量掌握在外国人手中，而且只有华盛顿才能决定什么时候使用这种力量。因此，他着手发展法国自己的核武器和空中突击部队，以便及时得到核潜艇和氢弹的支持，戴高乐认为核潜艇和氢弹是他执行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所必不可少的力量基础。例如， 1962年12月，他拒绝了麦克米伦首相和肯尼迪总统签订的有关建立一支配备带英国弹头的美国北极星导弹的北约组织核力量的协定。对戴高乐来说，这有点象在受他所谓的盎格鲁撒克逊势力的支配，他讨厌受这种支配，尤其是因为他同罗斯福和丘吉尔战时的那种不幸关系。同样，戴高乐拒绝遵守1963年7月美国、英国和苏联在莫斯科签订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该条约禁止进一步在水下、大气层和外层空间进行核爆炸，这一点是法国不能接受的，因为它会妨碍法国核力量的进一步发展。
更引人注目的是戴高乐的不受约束的外交活动。 1964年1月27日，他不顾华盛顿的一再抗议，在外交上完全承认了共产党中国。三天后，他解释说，他只是在”承认世界的现状”。他又说：“在这块（亚洲）大陆上，不能想象会出现不牵涉到它（中国）的和平或战争；难以让人相信，没有中国的参加，也能缔结一个关于东南亚国家的中立协定，而我们法国人对缔结这样一个协定特别关心。”因此，这位将军也在东南亚发起挑战，而美国当时正在那里用金钱、武器和军事代表团支持越南当局镇压越共的共产主义反叛者。戴高乐确信，美国的这些努力注定要失败，美国人将被赶出去，正如法国人10年前被赶走一样。因而，他极力主张整个地区中立化，因为这将“驱除各种形式的外国干涉”。
这就是戴高乐对美国政策和美国领导地位的挑战。而且，这是一种全球范围的挑战，他派遣法国外交代表团和贸易代表团去拉丁美洲以及他自己访问墨西哥（ 1964年3月）的做法就证明了这一点；在访问墨西哥时，他着重强调了拉美各民族的共同传统和大国集团的“独立’。1969年，蓬皮杜接替戴高乐出任总统，他虽然没有戴高乐那么好斗，但也很有主见。这一点在1970年初表现得很清楚，当时，他在美国向以色列提供鬼怪式喷气式飞机之际同意将幻影式战斗机出售给利比亚。
四、东欧赢得自治
在西欧不依赖美国而独立的同时，东欧正从苏联获得一定程度的自治。东欧之所以能有这种变化，也是由于美苏的军事僵局和冷战的缓和。对东欧来说，另一重要因素是苏联领导人的变动。斯大林的去世不仅在苏联国内事务方面，而区在苏联与其东欧卫星国的关系上，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新的、稳定的领导层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才在莫斯科出现的。最初，统治这个国家的是一个非正式的五人执政团——代表官僚机构的格奥尔基·马林科夫、代表老牌斯大林主义者的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代表军界的布尔加宁元帅、代表秘密警察的拉夫连季·贝利亚和代表党的机构的不太出名的尼基塔·赫鲁晓夫。三个月中，这个执政团因贝利亚的下台而少了一人。贝利亚下台前是秘密警察的首脑，因此他成为这个国家最令人憎恨、最令人畏惧的人，尤其是在斯大林于独裁统治后期过分猜疑的几年中。这时，他的同僚首先剥夺了他的权力，然后于 1953年12月将他处决。事实证明，这是苏联社会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虽然苏联的普通老百姓仍远远享受不到充分的个人自由，但对深夜敲门和随即而来的枪决或流放到苦役拘禁地的担心已越来越小。苏联领导人也比较安心了。从此以后，他们若在经常性的政府改组和清党运动中失去权力，已无须付出他们的性命，而是在被降职或发配到乡下以后屈居于默默无闻的地位。
在剩下的四位中执掌领导权的马林科夫将斯大林的发展军备和重工业生产的重点转移到为长期受到忽视的人民大众提供更多的消费品方面。他通过放宽政府对集体农庄的控制、减少上交定额和增加农产品灼报酬来鼓励农民。在对外事务方面；马林科夫准许卫星国享有更多的自治权，甚至还对西方列强作出愿意友好的表示。他在向最高苏维埃发表的就职演说中宣布：“没有一个有争议的、未决的问题是不能通过和平手段来加以解决的。……这就是我们对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国家的态度。”
这一对内对外的缓和计划根本不能为好战、正统的斯大林主义者所接受。他们联合各种力量，设法使马林科夫于 1955年2月下台。在经历接踵而来的权力斗争之后，军方最初居于支配地位。布尔加宁元帅成为部长会议主席，柏林的征服者、曾被斯大林解职的末可夫元帅出任国防部长。工作的重点重新回到了发展军备和重工业上，1955年5月中旬，各卫星国首次被聚合在一起与苏联结成正式的军事联盟。该联盟称为华沙条约组织，它实质上是苏联及其卫星国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尤其是对当时正在重整军备的西德作出的反应。”
占优势的苏联军方不久就让位于逐渐获得政权的杰出政治家赫鲁晓夫。他利用他在共产党队伍中的权力基础，排挤掉了他的一个又一个同事。到 1958年3月时，他已接替布尔加宁出任部长会议主席，这样，他不但成为党的领袖，而且成为政府的首脑。这标志着“集体领导”这一过渡时期的结束；赫鲁晓夫这时成为斯大林的无可争议的接班人。
早在两年前，即 1956年2月25日，赫鲁晓夫就已投过一颗震动整个共产党世界的炸弹。他在对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讲话中，严厉指责已故斯大林的极度自负和恶劣透顶的背信行为及恐怖行径。据说，他当时不时流泪，将这位前独裁者描述为“有着病态疑心、极不信任他人的家伙”，认为他应对官方屠杀“数千名城实、无辜的共产党人”的做法负责。在发表这篇惊人的长达4小时的抨击演说的过程中，赫鲁晓夫还攻击斯大林篡改和歪曲正式的共产党历史，甚至批评他的战争行为，指控这种行为导致惨重的失败，使死亡人数高得骇人。
感情奔放的赫鲁晓夫也许是被他自己的雄辩和长期受压抑的感情冲昏了头脑，泄露了比他打算说的还要多的东西。无疑，其影响比他所期望或预料的更强烈、更深远。斯大林的遗体从红场上列宁墓旁的陵墓中被挖了出来；他的塑像被砸碎；他的名字从苏联和东欧数千个以他名字命名的城市和街道中被抹掉。新的意识形态领域的“解冻”使艺术家和作家能享有更多的批评苏联社会的自由。以往一向被斯大林的亲信牢牢控制着的外国共产党经历了一种逐渐削弱其意识形态和组织纪律的痛苦的反省。“自由的”、具有民族主义精神的共产党领导人这时开始坚持自己的权利、反对过去亲克里姆林宫的党魁。赫鲁晓夫的这颗炸弹的“影响”就是如此，这种影响同军事僵局和冷战缓解的催化作用一起，改变了苏联与其卫星国之间的关系。
大约早 10年时，南斯拉夫爆发了东欧第一个反苏运动。根本的问题是，已成为各国首脑的共产党领导人是否还应继续服从克里姆林宫的纪律。甚至在战争年代里，铁托已坚决主张各国政党要独立，并按照这一主张行事。战后，他继续这样做，并能不受惩罚，这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南斯拉夫与西方海军强国接近。更重要的是，铁托和东欧大多数共产党领袖不同，他一直呆在自己的国家里，并建立了一支强有力的抵抗军；由于有了这支军队，他在战后几年中成功地反抗了斯大林。例如，他认为苏联人不支持他对的里雅斯特的强烈要求，并把这种不支持归因于苏联人希望加强意大利共产党的力量。铁托宣布：“据说这是一场正义的战争，我们也一直这样认为。但是，我们现在要寻求一个公正的结局。我们要求每个人都不受别人干涉。我们不想因别人而遭受痛苦，我们不愿被当作国际交易中的贿赂。”
莫斯科对这种有关共产党和共产党国家的独立的异端观点立即作出了反应。“告诉铁托同志”，苏联大使警告说，“如果他再允许对苏联进行这样的攻击，我们将不得不在报上提出公开批评进行回击，而且不承认他。”这位持异端者拒不改变自己的主张。相反，他又犯了更多的罪。他批评了在南斯拉夫的苏联军官和官员的行为。他还试图建立南斯拉夫 -保加利亚联盟，不过，由于莫斯科命令保加利亚人退出，这一联盟未能成立。当铁托发现自己正受到暗中监视时，他便让手下的特工人员盯住在南斯拉夫的苏联外交官和技术人员。最后，1948年6月，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愤怒地宣布，将南斯拉夫共产党开除出情报局。但是，由于铁托在国内有牢固的地位，又从西方国家得到巨大的经济、军事援助，所以他没有屈服。1949年底，东欧流行着一句俗话：“马克思是上帝，列宁是耶稣，斯大林是圣保罗，铁托是第一个新教徒。”
这种新的异端邪说虽渐渐地传播开来，但仍须处于地下状态，因为苏联在东欧其他国家有着很大的权势。而“铁托主义”——马克思主义词典中的一个新词——仍限于局部地区，正等待着有机会冲出来。 1956年，它的确冲了出来，因为那年出现的各种情况的结合对它很有利。最猛烈的剧变发生在两个有着悠久的反苏传统的国家——波兰和匈牙利。在赫鲁晓夫2月讲话的鼓舞下，这两个国家中出现了文人学士的讨论小组；接着，知识分子与口才较好的城市工人建立了联系。1956年春、夏两季，匈牙利和波兰的事件经历了相似的进程。但到秋天时，它们开始大不相同：匈牙利事件以武装起义和镇压告终，波兰事件的结果则是赢得了一定程度的个人自由和国家的独立自主。
波兰最杰出的“民族”共产党人弗拉迪斯拉夫·哥穆尔卡曾于 1948年因铁托主义罪而被清除出党，到1956年春，又恢复了职务。他的思想不久就开始在共产党的中间阶层中得到传播。波兹南（前普鲁土城市波森）的工人起义反映了波兰斯大林主义者的影响在不断减弱。波兰的斯大林主义者被一个个地从党内主要位子上撤了下来，最后，这种危机落到了波兰出生的苏军元帅康斯坦丁·罗科索夫斯基头上，罗科索夫斯基当时还是波兰的国防部长和波兰政治局的成员。赫鲁晓夫以前所未有的举动支持罗科索夫斯基，于1956年10月19日同苏联政治局内除两人外的全部成员一起匆匆赶到了华沙，与此同时，苏联红军也调动军队进行威胁。但最后，正是赫鲁晓夫作出了让步，同意罢免罗科索夫斯基，同意哥穆尔卡于10月21日当选为波兰共产党第一书记。赫鲁晓夫之所以愿意遭受这一严重挫折，是因为他确信，哥穆尔卡是一位有主见但却忠实的共产党人，他决不会转而投靠西方。事实证明，这种看法是正确的，在以后几年中，双方发展了一种互相满意的关系，波兰虽然越来越不依赖克里姆林宫而独立，但的确仍是共产党国家，仍是华沙条约组织可靠的支持者。
在匈牙利，形势更加复杂。党的领袖马加什·拉科西是一位犹太人，这使这一有反犹传统的国家中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他还是一位老牌的斯大林主义者，曾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内在匈牙利监狱里呆了 16年，因而这时不愿与“民族主义的”匈牙利共产党人分享权力。于是，同在波兰一样，上层的变革受到了阻碍。相反，下层爆发了革命，由于这一革命无法预测，因此，赫鲁晓夫向匈牙利派遣了苏联红军。
1956年10月23日，布达佩斯开始出现骚动，当时，一大群示威者在波兰事件的激励下，要求拉科西辞职，让位给有民族主义思想的共产党人伊姆雷·纳吉。秘密警察的反应是向示威者开火，从而使抗议示威转变成一场公开的革命，这场革命使纳吉一下子当上了总理，并使他作出了种种许诺、采取了种种行动。而这些许诺和行动都是苏联人所无法容忍的。为了抚慰很快就不仅活跃于首都、而且还活跃于各省的示威者，纳吉邀请两位非共产党人加入他的内阁，废除了集体化，宣布大赦反叛者，答应举行自由选举，并说服苏联人将他们的坦克撤出布达佩斯。
这一切并没有满足革命者的需要，他们这时进攻共产党总部，甚至不时袭击正在撤退的苏军。这样做时，他们暴露了自己全力反共、反苏的立场。和波兰人不同，他们并不满足于苏联势力范围内的自治。相反，他们要求西方式的民主，要求完全摆脱莫斯科或《华沙条约》的约束。这些发展对苏联在东欧的安全体系构成了无法容忍的威胁。 11月1日，苏联人掉转坦克，重新开进了布达佩斯。于是，纳吉总理立即直布匈牙利为中立国家，拒绝摸受《华沙条约》，并向联合国发出了呼吁。外界没有给予任何帮助，因为美国正忙于总统选举，法国和英国正在远征苏伊士。革俞者被势不可挡的力量制服，以亚诺什·卡达尔为首的新的共产党独裁政府宣告成立。
苏联人虽然能为所欲为，但付出了在道义和精神上遭受巨大失败的代价。匈牙利工人和学生朝苏联坦克扔燃烧瓶的情景使许多忠实的共产党人及其同路人觉醒。这与共产党人原来所梦想的国际无产阶级兄弟关系相差太远了。苏联人的做法对西欧知识界的震动特别大，西欧的许多知名作家和艺术家这时交出了他们的党证。
苏联人完全明白这种消极反应，急忙赔礼道歉。在匈牙利危机最严重的时候，他们宣布，他们准备改变同卫星国之间的关系。他们声称，他们的目的是以“国家主权、互利与平等”的原则为基础，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联邦”，他们提议修改《华沙条约》，以便将苏联军队撤出东欧。这既不是苏联人的仁慈，也不是他们玩世不恭的骗局。相反，他们认识到，他们不可能作为无耻的干涉者和占领者遥遥无期地继续驻扎在东欧。或许， 19世纪的沙皇能经受住被全世界指责为东欧“自由的刽子手”的责骂。但对一个自称社会主义的国家来说，在一个有着大众交流媒介、世界各地人们的见解易于互相交流的时代里遭到这种指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因此。赫鲁晓夫逐渐改变对邻国的政策，直到与邻国建立起真正新的关系。
在这以前，各卫星国不仅被斯大林蓄意切断了同西方的交往，而且被他割断了相互间的联系。此外，它们还因对苏联有利的各种不平等的贸易条约和发展协定而受到无情的剥削。克里姆林宫让东欧不加区别、毫无经济意识地执行其“工业化、工业化、再工业化”的命令。在东欧这一地区，到处是斯大林的“累赘”——巨大的工厂，这些工厂很难弄到所需的原料，其产品也只有通过向工人支付标准以下的工资才能在世界市场上竞争。因为许多新工厂按照莫斯科的命令从事军工生产，公众的负担越来越重。甚至农业也因强迫实行集体化和强制种植诸如棉花和亚麻之类的经济作物而遭到破坏。最终结果是，整个地区食物不足，消费品短缺，失业者很多，工资极低，生活水平相应地下降。应该指出，所有这一切决定性地促成了普遍的动乱，最终导致了 1956年的剧变。
1956年以后，这一模式发生了迅速、重大的变化。贸易条约和发展协定被重新商订，并被制订得更加公平合理。各国都能逐渐对其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进程作出自己的决定。工业不必再同苏联或其他共产党国家的工业结合在一起。相反，其趋势是国民经济的发展更加独立，工业和农业的回旋余地更大，同西方的贸易更多。例如，1960年至1964年间。罗马尼亚同西方的贸易从占其全部贸易的20%上升到33%
。赫鲁晓夫也发现，有必要修订他为经济互助委员会制定的雄心勃勃的计划，他曾希望经互会能成为苏联与东欧盟国和蒙古全面一体化的媒介。后来，由于东欧国家反对莫斯科通过经互会指挥它们的经济计划，这种一体化未能实现；于是，苏联同东欧国家于1963年和1964年议定了一系列双边协定。赫鲁晓夫认为，当他不能得到经互会范围的一体化这整块面包时，必须同意接受双边一体化这半块面包。
同这种经济上的缓和与放宽相对应的是文化领域中的缓和与放宽。同西方国家缔结文化协定、减少对外国广播的干扰、增加旅游业、给外国记者以更大的自由、允许更自由地放映西方电影、发行西方书籍和刊物——所有这些都可表明上述这一点。由于这种总趋势非常明显，约翰逊总统于 1964年5月23日宣布：“不再是一道铁幕。而是有许多道铁幕。每道铁幕的强度和厚度不同，因而能穿过它的光线和能在它后面增长的希望也不同。……我们将继续建造一座座能跨越把我们同东欧分割开来的这一鸿沟的桥梁。它们将是增加贸易的桥梁、思想的桥梁、访问者的桥梁和人道主义援助的桥梁。”
1968年8月，由于苏联军队同东德、匈牙利、波兰和保加利亚军队一起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东欧的这种自由化趋势一下子被完全改变。入侵的原因在于，以亚历山大·杜布切克为首的一群共产党革新主义者于1968年1月在布拉格发动了一场“民主社会主义革命”。当时，捷克斯洛伐克人民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第一次享受到了出版、言论和出国旅行的自由。苏联入侵的动机可能是，他们十分害怕捷克新政权会渐渐断绝同东欧邻国之间的关系，而转向西方阵营。无疑，他们害怕捷克新获得的自由可能加强东欧人民大众对类似自由的要求，从而危及现存的共产党政权。
为了替入侵辩护，苏联人发表了所谓的“勃列日涅夫主义”。在 1956年的匈牙利危机之后，他们曾声称，他们的目的是以“国家主权、互利与平等”的原则为基础，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联邦”。但这时，在1968年9月25日《真理报》的一篇文章中，苏联领导人实际上保留了入侵那些被他们认为正背离他们阵营的社会主义邻国的权利。“社会主义世界体系中任何环节的削弱都会直接影响所有无法冷淡地看待这一点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了向兄弟的捷克斯洛伐克民族尽国际主义义务，为了保护自己的社会主义利益，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它们的确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反社会主义势力采取了行动”。
尽管苏联入侵了捷克斯洛伐克并主张“到列日涅夫主义”，但它在东欧的地位远没有斯大林时代那样高。捷克斯洛伐克的舆论仍是一边倒地反苏，这一点在公开场合如国庆节和运动会上人们的大声嚷叫中得到证明。即使是那些遵守《华沙条约》的国家，也保留了相当大的自治权，它们木支持苏联反对中国就是一个明证。其时，南斯拉夫继续在东、西方之间沿着独立的中立主义道路前进。罗马尼亚没有参与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它在对内、对外事务方面也是独行其是。它同中国和阿尔巴尼亚这两个反苏国家有着友好的关系，同西德和以色列保持着外交关系——这一点与一些《华沙条约》成员国形成鲜明对照——而且，正在同美国发展更加密切的经济和文化关系。 1969年8月，尼克松总统在罗马尼亚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他利用访罗这一机会声明：“美国的立场是不仅尊重包括大国和小国在内的所有国家维护自己民族地位的权利，而且尊重它们的主权和平等权。”
五、中国向苏联挑战
当得胜的中国共产党人于 1949年建立他们的人民共和国时，他们立即得到了苏联的承认。另外还有20个国家，包括英国和印度，也承认了这个共和国。但是，美国继续把台湾的蒋介石流亡政府当作中国的合法政府。在这种情况下，华盛顿同北京的关系甚至在因朝鲜问题而公开决裂以前就已很紧张。相反，1950年，莫斯科和北京签订了为期30年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根据该条约的条款，苏联须帮助中国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军队和实现全面的工业化计划。虽然苏联人提供了条件优惠的贷款，但贷款毕竟还是贷款，而不是补助金。中国为了偿还大量的资本货物、技术援助和军用物资，将自己一半以上的出口物运到了苏联。
1960年，这一中苏联盟开始出现破裂的迹象。北京用攻击”南斯拉大修正主义者”、的略加掩饰的刺耳之言间接地批评了赫鲁晓夫，而莫斯科发言人则以对“教条主义者”和“左倾幼稚病者”的攻击来进行反击。1961年10月，在苏联共产党第22次代表大会期间，赫鲁晓夫和周恩来公开发生了冲突，周恩来离开大会，飞回了北京。大约在这时，苏联人从中国召回了几乎所有的技术专家；1964年2月，中国人明确指责说，苏联人撤走了1，390名专家，取消了257个科学技术合作项目。从中国人的观点看，最糟的是苏联人拒绝中国人分享他们的原子武器或制造原子武器所必需的技术资料和资源。因此，这两个共产党大国之间的不和发展到了彻底分裂的程度，包括不体面的诽谤，意识形态方面的谩骂和全球范围的公开竞争。1964年初，毛泽东对一个法国议会代表团说，赫鲁晓夫注定要垮台，1950年的中苏联盟也因“苏联在意识形态和其他方面一再违反条约”而无效。
共产党世界中这一惊人的重大分裂的根源似乎一定程度上在于国家利益方面的冲突，一定程度上在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冲突。国家利益方面的问题由传统的物质原因造成，这些原因包括“生存空间”、边界划分和由不同的发展水平造成的不同的经济利益，等等。苏联的版图相当于中国的两倍半，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哩 24人，而中国则是190人。分隔两国的2，000哩长的分界线在苏联地图上已得到精确详细的描绘，但在中国地图上，有些地段仍划为“未定界”：帕米尔高原的东部边缘地区、穆尔河和乌苏里江汇合处的一些岛屿以及与蒙古相接的几乎整个边境。这些地区过去曾是中国帝国的一部分，19世纪被沙俄并吞了，现在共产党中国要求收回。在这些有争议的边界地区发生了种种冲突，从而导致了相互间的强烈谴责。1969年3月4日，中国共产党日报的一篇社论指责说，苏联人“认为沙皇一度占领的那些地区是他们的，而且，正将他们的领土扩张到沙皇未曾占领的地区。他们甚至比沙皇还要贪得无厌。”另一方面，苏联著名诗人叶夫根诺夫·叶夫图由科回忆了库利科沃战役，1380年，莫斯科大公季米特里·顿斯科伊在这场战役中打败了蒙古人。
你能看到在阴暗的黄昏
新的蒙古可汗们正索索发抖地拿着炸弹
但如果他们进攻警钟就会敲响
而且将会有太多的勇士
去进行一场新的库利特沃战役。
国家利益另一方面的冲突起因于苏联和中国经济发展的时间上的差别，这种差别导致了生活水平的不同。严酷的但却可理解的事实是，赫鲁晓夫和他的人民都不想同他们的中国同志分享他们辛苦得来的报酬。苏联一位历史学家在对美国记者的以下这番谈话中清楚地表明了这一态度：
是的，我们是两个社会主义大国，两国都反对帝国主义；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是一致的。但是，我们有着各自的民族经历，处于不同的革命发展阶段。中国现在所经历的一些阶段我们在 30年前就已经历。我们希望中国能从我们的错误中吸取教训，但不会总是如此。我们有较高的生活水平，我们的人民需要和要求更多的东西，我们不可能要求他们象中国人那样作出牺牲。仅此而已。我们说过，要放松一点；社会主义世界是安全的。但中国人不肯这样认为；他们要一天三班地工作，如果我们的机器因使用过度而坏了，他们就发牢骚。他们非常傲慢。他们要求在世界上的平等地位。我们已赢得了这种地位；他们仍在为此而奋斗。他们将按照自己的办法、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这种地位——他们的办法或许最适合他们。我们俄国人有一句谚语可以概括这种情况。“你不可能将这个人的头安在那个人的肩上。”
从长远的观点来看，与国家利益方面的这种剧烈冲突同样重要的也许是与之相对应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冲突。这种冲突比通常所认为的更微妙、更复杂；通常的看法是：瘦弱、饥饿的中国人为了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宁愿冒热核战争的危险，而肥胖的苏联人更愿意以和平共处的策略谨慎行事。更确切地说，苏联人和中国人对世界正在经历的历史时期性质的解释、对巧妙地利用现有的种种历史性力量加速社会主义胜利所需采用的适当策略的解释是根本不同的。
苏联人先研究了世界最重要的问题是战争还是和平这一基本课题。他们认为，如果热核战争爆发，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都将毁灭或倒退几个世纪。但是，如果能避免战争，那么，在经过几十年的和平竞争之后，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将清楚地显示出来，这个范例将说服整个世界信奉社会主义。这就是苏联人在理论上所作的分析，苏联人的要求裁军、要求和平共处、要求从资本主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政治策略和对这些策略所抱的希望就基于这种理论分析。
中国人宣称，他们也赞成这些目标，但他们怀疑能否达到这些目标。最大的障碍是西方国家的帝国主义，因为帝国主义就其本性而言是扩张主义，是战争的根源。因此，正确的策略不是象苏联那样直接争取和平与裁军，而是同阻挠和平与裁军的帝国主义作斗争。中国人坚持认为，同帝国主义斗争的最有效的方法是支持不发达世界的迅速发展的革命运动。人类的大多数生活在不发达国家中，他们的这种革命精神构成了帝国主义的致命弱点。
要获得世界和平，就必须主要依靠世界人民大众的力量，依靠他们的斗争。在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过程中，有必要同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府，包括美国政府，就这个或那个问题进行谈判，以便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达到某种和解，达成某些协议。……但是，世界和平仅仅通过谈判是永远实现不了的，我们决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帝国主义身上，决不能脱离人民大众的斗争。……民族解放运动和革命久平起发展，越能维护世界和平。
总之，中国人坚信，和平只有通过不发达世界的革命运动瓦解帝国主义才能得到维护。相反，苏联人认为，社会主义世界（实质上指苏联）的日益繁荣与强大将制止西方帝国主义的战争倾向，社会主义世界仅靠榜样的力量就可以加速帝国主义的衰落，从而使不发达国家的革命能轻而易举地获得成功。。
中国人关于不发达世界的理论同样是好战的，在不发达世界中，他们与美国人和苏联人相反，有着作为非白种人和不富裕人的优势。中国人告诫说，不发达国家受到了帝国主义强国的统治和剥削，这些帝国主义强国既包括美国也包括苏联。这种不平等的关系只有通过革命才能结束，但革命不能出口；被压迫民族必须依靠自己。毛泽东的当然继承人林彪元帅的一篇著名文章引起了西方的恐慌，因为林彪在这篇文章中把当时的世界形势看作是“农村包围城市”。他说这些城市是北美和西欧，这些农村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中国农民曾在共产党人的领导下占领了他们的城市；林彪预言，不发达世界的人民大众将打败进行剥削的帝国主义国家，取得类似的胜利。但林彪也强调，胜利只有通过自力更生才能取得，不能依靠中国或其他国家的大量援助。他警告说，那些主要依靠外国人的革命者必将失去同本国人民的联系，变得十分无能。因此，中国的革命学说不是为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征服规定行动计划的“我的奋斗”，而是一套指导外国共产主义革命者的“自制工具”。
中国不仅在革命学说方面，而且在争取近 90个国家的共产党的拥护方面向苏联提出了挑战。1964年初，莫斯科声称，90个共产党中至少有65个忠于它，但中国人反称道，世界上4250万共产党员中有一半站在他们一边。1969年6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党国际会议遭到了15个亲中国的政党的抵制。在75个派代表参加会议的政党中，14个党以各种方式提出了反对意见，例如拒绝签署会议的最后声明、尽管这一声明谨慎地避免提到诸如中苏争吵和苏联侵捷之类有争议的问题。主要由于中国的缘故，世界共产主义不再承认马克思主义教皇式的人物。尽管中国充当了一个多世纪国际外交的卒子，但它今天正在向世界最强大的两个国家提出有力的挑战。
六、两极分化的结束
到 1970年——第二次世界大依结束后仅仅25年时，一个崭新的世界政治格局开始出现。在战后头几年中十分盛行的世界力量的两极分化已经消失。欧洲不再是世界棋盘上的一个卒子——或两个卒子，东欧和西欧；中国也不再是苏联的卫星国或地位较低的伙伴。
法国对共产党中国的承认显然象征着新的全球均势。对法国来说，这是对美国的一个大胆的、有意的挑战，它标志着美国发起的对共产党中国的贸易禁止和把北京排斥在联合国外的做法开始失败。对大陆中国来说，同法国的新关系标志着苏联的经济束缚开始结束，而且，用北京自己的话说，它还标志着北京发起的团结所有“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一渴望摆脱“美国侵略、控制、干涉、欺侮”的国家和反对“苏联领导人所希望的美苏联合统治世界”的国家——的运动前进了一大步。
如果按照前面对过去 5个世纪的世界历史的分析来考察所有这些世界性的发展，那么，这些发展将表明全球关系发展的一个新阶段。人们将回想起，在欧洲发生决定性的转变和进行扩张之前，几大地区或是自治地并存着，或是完全孤立地并存着——自治的欧洲地区、穆斯林地区和儒教地区，基本孤立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完全孤立的美洲和澳大利亚。哥伦布、达·伽马和麦哲伦之后，这种隔绝状态让位给了由欧洲支配、为欧洲所利用的日益增长的相互影响和一体化。到19世纪时，这一趋势最终导致了前所未有的欧洲几个大国的全球霸权。两次世界大战打破了欧洲的这一统治，取而代之的是莫斯科和华盛顿的仅维持一、二十年的两极统治——这一阶段的短暂反映了世界事态不断加快的发展速度。
虽然两极化状态的消逝现已不言而喻，但人们却说不清什么将取代它。中国由于它在东亚和整个不发达世界中日益扩大的影响，似乎正在获得可与美国和苏联相比的地位。但除此之外，有关各地区相互关系的未来形式仍然模糊不清、无法预料。人们也许会预言，随着现代化进程的迅速加快，其他非西方地区将仿照中国的做法，建立新的权力中心。无疑。现在已有了种种为了获得政治和经济的完全独立而试图统一各自的地区、并使之现代化的“泛”字运动，如泛阿拉伯主义和泛非主义。如果这些运动证明是成功的，那么，新的全球多极化状态会逐渐形成。各地区如中东、撒哈拉以南非洲、印度、拉丁美洲和欧洲新的权力中心会以各种不同的政治和社会形式同美国、苏联和中国并存。如果出现这样的结果，在政治领域中便意味着传统的、 1500年以前的地区自治得到恢复，而同时，在其他所有领域中，现代化的进行却会使所有这些地区空前地统一起来。
可以想象，地区间的关系也许会以这些方式发展，尽管这种发展至少对可预见的将未来说是不大可能的。事实上，现在，在大多数地区，离心力似乎大于向心力。非洲已因家教冲突和毫无意义的边界而四分五裂；这些宗教冲突包括尼日利亚的穆斯林和基督教徒的冲突以及苏丹的穆斯林和异教徒的冲突，这些边界是 19世纪的欧洲外交家划定的，现在却被各独立国家当作神圣的民族遗产来加以保护。在中东，除王朝间的世仇以及富国和穷国因石油产地使用费问题而发生的常年对立外，还存在着相应的宗教冲突，如穆斯林阿拉伯人和基督教阿拉伯人之间的冲突以及敌对的穆斯林教派之间的冲突。印度半岛已被分割成两个地区，但这两个地区极不稳固，印度的语言骚动和东、西巴基斯坦之间的紧张局势可表明这一点。同样，尽管欧洲在经济一体化方面取得了进步，但戴高乐的建立一个统一的欧洲的幻想在实际政治领域里仍是一个幻想。
除各地区中引起分裂的这些力量外，还存在着同样引起分裂的大国政策。这些政策的效力将在全球各地——在分裂的德国、在分裂的朝鲜和在分裂的越南——得到证明。由于在过去 20年苏联和西方的竞争之外又增加了中苏竞争和中西竞争，大国的这种分裂作用在将来很可能得到进一步加强。
那么，对最近的将未来说，更有可能出现的不是一个由自治的区域集团组成的世界，而是一个由若干传统的大国势力范围组成的世界。沃尔特·李普曼几年前写道：
对势力范围的承认可以真正代替全球主义。它可以代替公开宣扬世界革命的共产党的全球主义。它可以代替允诺在各地进行反共战争的反共产党的全球主义。
对势力范围的承认已是苏联和西方在欧洲缓和相互间关系的主要基础。最终，它将为红色中国和美国提供和平共处的方案。
随着 20世纪70年代的到来，这一预见似乎被事态的发展证实了。苏美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在赫尔辛基举行；中美在华沙重新开始了正式的外交接触；苏中也在北京举行了谈判。如果这些试探性的接触能取得成果并导致李普曼所预料的缓和，那么，大国将可以自由地着手处理它们所面临的基本问题——诸如日益加剧的种族冲突、全球环境污染和富国与穷国之间不断扩大的差距之类的问题。这种建设性的全球合作是否能实现是人类今天所面临的基本问题。虽然现在的某些趋势是令人鼓舞的，但是，美国人仍在干涉越南，苏联人的确侵略了捷克斯洛伐克，中东的战斗仍在继续。1969年9月，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在向联合国大会所作的年度报告中对当前的形势显然是很悲观的：“在过去的12个月中，国际形势仍在恶化。……我几乎说不出整个世界在实现《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目标方面取得了什么进步。……而且，我强烈地感到时间愈来愈不够用。”
《全球通史》下
L·S·斯塔夫里阿诺斯著
第二十九章
西方的衰落与成功
苏联和美国的参战决定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负。在这场大战中，传统的欧洲体系的崩溃已成为不可改变的事实。通常所称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欧洲”现已死去，而且无复活希望。
——哈乔·霍尔本， 1951 年
西方世界如今是人类命运的主宰者。似乎十分有悖常理但又千真万确的是，对西方实际统治的反抗已大大有助于完成西方文化对世界的征服。为了确保自己的生存，世界其余地区不得不模仿西方。正是西方的方式，信仰和目标已为人们所接受，并被用来同西方的控制作斗争。
——F.L.K.胡斯，1953年
在某种意义上说， 20世纪历史的进程意味着西方的衰落。伦敦、巴黎和柏林不再左右世界的新闻。它们也不再控制世界上的帝国。它们的陆军、海军和联盟体系已不再统治全球。例如，1860年，西欧的工业产量占世界工业总产量的72%；到1931年时，这一百分数下降到42%；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下降到30%到1960年时下降到25%
。不言而喻，欧洲19世纪的全球霸权已经结束，而且永远地结束了：欧洲已不可能恢复它的殖民帝国，也不可能重新建立以前的军事和政治优势。另一方面，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欧洲看来根可能会从首要地位下降到从属地位，但后来发生的情况并非如此。相反，尽管欧洲的军事、经济和政治势力相对地衰落了，但它的文化却正以前所未有之势横扫整个世界。
欧洲除了在进入一个衰落的时期外，还在进入一个成功的时期：它的思想、技术和制度正比以往任何时候更迅速地传遍全球。从根本上说，这意味着欧洲三大革命——工业、科学和政治革命——的传播，这些革命早些时候曾赋予它向全世界扩张并征服巨大的殖民帝国的力量、动力和知识（见第十章、第十一章和第十二章）。但是，欧洲划时代的成功却产生了适得其反的结果：因为诸殖民帝国正是以它们的存在促进了三大革命的传播。诸从属民族深受这些革命的影响，他们的反应是有选择地采纳这些革命中的某些特别吸引人的东西，以便更有效地抵抗入侵的西方。
工业革命在 19世纪从英国传播到了欧洲和美国。在20世纪前半个世纪中又传到了日本和英国自治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种传播迅速加快。当各个新国家赢得独立时，它的首要任务便是促进经济的发展。在全世界，各国正在制定和执行各种经济计划，并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最典型的是加纳的七年计划（1963-
1970年），这一计划旨在每年增加国民收入5.5%，七年中共增加42%。加纳总统克瓦米·恩克鲁玛在说明这一计划的基本原理和目标时所说的话清楚地反映了欧洲经济革命所产生的影响：
七年发展计划为加纳整个国家未来的进步与发展提供了蓝图。这是一个社会经济发展计划，它建立在利用科学技术来彻底改革我们的工农业这一基础上。我们的目的是在加纳建立一个强大、进步的社会在这里，贫穷和文盲不再存在，疾病得到控制；在这里，来们的教育机构为加纳所有的孩子提供发展他们的潜力的最好机会。恩克鲁玛的继承者们宣称，他们的目标一如既往，但他们的新政策也许更能确保这些目标的实现。
科学也从欧洲迅速地传播开来，而且实际上已成为所有民族都渴望获得的一门知识。科学的客观方法论已使科学为非西方民族所接受，虽然这些民族可能对欧洲的艺术、宗教或哲学并不感兴趣。人们之所以热切地追求科学，还因为它是技术进步和经济全面发展的基础。因此，欧洲已失去了它对科学的垄断； 60年代中期，美国和苏联所做的科研工作比西欧任何国家都多。到1970年时，美国在科学方面已获得81个诺贝尔奖，而它最主要的对手英国和德国分别只获得7个和6个。科学革命也开始波及非西方国家，不过，在非西方国家，由于科学和工业之间的相互关系，障碍一直很大。虽然纯科学的研究确可以不依赖工业，但科学发明的推广需要有相当大的工业基础。即使一位科学家掌握了分裂原子的理论并发展了分裂原子的技术方法，但只有拥有大量的财务资源和工业资源的社会才能从事原子能的生产。因此，只有在先进的工业国家里才有可能从事先进的科研工作。
亚非许多新国家陷入了这一恶性循环之中，因此，实际上，较穷和最不发达的新国家甚至连最小的科学进步都不可能取得。不过，另有一些新国家已拥有必不可少的人力物力资源，并充分利用了这些资源。印度和中国这两个大国的情况尤其如此，到 1964年，它们已在科学方面分别获得1个和2个诺贝尔奖。印度一开始就拥有最强大的科研基地，因为英国人先前已在那里建立了一些技术学院，而且更重要的是，工业巨头贾姆希德吉·塔塔于1905年创办了印度科学院。它的活动范围在印度独立后得到了扩大，因此，印度的科学已开始在各个领域作出重大贡献。中国的情况也是如此，中国政府同大多数共产党政权一样，将国民收入的极大一部分用于科学研究。
对科学的进步来说，同正式的计划和学院一样重要的是科学知识和技术在非西方地区人民大众中的逐渐传播。在马来亚，边远落后地区的巫医治病时除使用传统的咒语外，还开始依靠现代医学。在接受了政府机构关于抗疟药、维生素药丸、消毒剂和卫生基本知识的指导后，他们戴着表明他们享有作为“医生助理”的新地位的毕业证章回到了自己的村庄。现在，他们正在有效地利用自己的新知识和急救药箱，尽管他们在治病时仍同时使用古老的咒语而使科学蒙上神秘的色彩。
同样，在中国，科学技术知识传播协会到 1964年时已有会员30万名，他们是教授、工程师和技术人员；这个协会还出版了几份发行量很大的科普杂志。英国一位科学家在1965年访问中国时报道说：
过去，农民们把庄稼得病看作是天祸，对得病的庄稼不采取任何措施。现在，在我所访问的公社里，每个生产队都对社员进行了训练，让他们认识最普通的虫害和各种类型的作物病害，并让他们懂得在发现病虫害时该采取什么补救措施。在中国各地，人民正在受到这样一种教育：人类不仅能掌握自然规律，而且往往还能利用这种知识来实现自己的目标。这种为大众所普遍接受的认识的意义还可以证明这种认识是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成就之一。
欧洲的第三大革命即政治革命也正在席卷全球。这种政治觉醒的最明显的表现是在殖民地革命和帝国灭亡中显示出来的民族主义的迅速发展（见第二十七章）。但是，民族主义决不是从西方吹来的唯一的一股风。其他各种主义也正在包围全球，其中包括立宪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和军事独裁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立宪主义曾因民主主义热情的浪潮而流行一时。不过，议会政体在一个又一个国家中向军事独裁统治或马克思主义的一党统治屈服了。应该指出，这种趋势在欧洲也是大有先例的。除捷克斯洛伐克外，中欧和东欧各国到 1939年时已处于一种或另一种形式的独裁统治下。当时，出现了与纳赛尔、苏加诺和吴奈温将军酷似的人物——斯托亚迪诺维奇、迈塔克萨斯和毕苏斯基元帅。后三人同前三人一样，之所以能强行建立各自的独裁统治，也是因为议会制度腐败无能并缺乏必要的经济和社会基础。
尽管存在着各种不同的制度形式，但所有新国家都有一个共同的政治特征：民众正在逐渐觉醒并活跃起来，不管他们是否正在正式参加自己的政府。这就是政治革命的实质——上帝注定人类分成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这种古老的观念已不复存在。更概括地说，它意味着用现代主义的合作、知识和主动精神取代传统主义的隔绝、无知和默认。这一政治革命在一位美国记者的下面这段报道中得到了生动、明确的说明，这段报道描述了一位对自己国家的政府显然没有什么发言权的埃及工人。
在一个能俯视埃及南部尼罗河流域中即将建成的阿斯旺高坝工地的高地上，这位记者要一位衣衫褴褛的工人摆好伸出胳膊、指着工地的姿势让他照一张相。
照完相后，记者掏出一枚硬币作为赏金。赏金——一种小费——长期以来一直是埃及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不少上了年纪的埃及人是通过获得一袋硬币来开始一天的生活的。
但是，阿斯旺的这位工人看到记者给他赏金时急忙转过身去，记者同他热情握手、向他再三致谢后，他的情绪才又好转。这位向导解释说，默罕穆德知道他指的是什么，代表什么意思，如果因为他摆了这样的姿势而给他小费，那是对他的一种侮辱。……许多埃及人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了一种民族尊严民一种他们正在为国家做事、为国家尽力的感觉。
民族主义不是民众的觉醒和活跃所采取的唯一形式，这一点从下面这段话中能看出来，这段话描述了 1964年6月使尼日利亚瘫痪的总罢工中的一件事情：
“你们有默西迪丝牌汽车开吗？”一位工会领袖大声问道。
“没有！”人群怒吼道。
“你们有大房子住吗？”
“没有！”
“谁去跳舞？谁喝威士忌和杜松子酒？谁悄悄地接受钱财，又造房子，又买汽车？”
一片沉默。
“那么，我们怎么办？”这位领导人大声叫道。
“罢工！”
“大声点！”
“罢工！”人群又怒吼道。
我们可以断定，欧洲的成功是欧洲衰落的潜在原因。一者自然地、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另一者。如果欧洲失去了它作为世界统治力量的地位，其根本原因便是欧洲三大革命在全世界的传播。而且，这种传播的势头正在不断增长，因为它首次影响了人民大众。 20世纪以前，只有一个微不足道的有闲阶级加入了西方化的进程。只有这少数人因懂得欧洲语言、了解欧洲文学并到欧洲各国旅行过而理解“西方”的念义。相反，在战后的年代里，越来越多的民众积极地、自觉地卷入了西方化的进程。
这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工厂为他们提供了就业机会，公路使他们不再与世隔绝。但同样重要的是小报、收音机和电影等新的传播工具，它们使书籍和旅行这类旧的传播媒介黯然失色。由于西方化越来越依靠的不是牛津的大学和巴黎的沙龙，而是对乡村广场上不识字但却反应迅速的群众大声播送消息的喇叭，西方化已获得了巨大的推动力。为了动员民众支持革命纲领，新的政权和新的领导人已开始有意识地充分利用这类传播工具。纳赛尔总统说，“的确，我们的人民大多数还是文盲。但政治上的文盲人数加比 20年前少得多。……收音机改变了一切。……今天，人们在最偏远的乡村也能得知各地所发生的一切，并作出自己的判断。领导人不可能再象以前那样统治国家。我们生活在一个新的世界里。”
纳赛尔所说的“新世界”正在全球形成。这一点可从。纽约时报，的下面这些标题中看出来——这些标题还可以无限地增加，因为世界各地的报纸上每天都有大量标题出现：
电视的影响在日本扩大。整个文化受到了 2000万台电视机的影响（1967年8月17日）。
西贡姑娘的服装样式正在改变。少女们用超短裙代替了袄代（ 1969年3月31日）。
巴库的生活符合苏联的模式。阿塞拜疆的首府显示出标准化的影响——旧秩序正在消失（ 1960年10月16日）。
学生要刷牙。埃及为学校免费提供牙刷和牙膏（ 1960年4月22日）。
民间音乐在肯尼亚衰颓。正式的研究表明艺术园西方的方式而失去原有的价值（ 1959年11月8日）。
牧童上了开罗的电视，孩子们非常喜欢看。但父母们却为节目的效果而烦恼（ 1962年11月25日）。
中国的民间艺术遵守党的路线。文化成为艺术家破旧创新的武器（ 1960年9月25日）。
巴布亚人离开石器时代。荷属新几内亚的高地入采用了钢铁工具，停止了战斗（ 1960年
7月1日）。
外蒙古试图赶上 20世纪的发展。教师在领导改变游牧民的运动（1959年8月3日）。
如果回想起仅一个世纪以前，所有的穆斯林实际上都非常瞧不起异教徒的基督教世界，确信那个世界中没有任何东西值得他们注意，那么，这些标题的意义会变得很明显。同样， 1793年，中国皇帝断然拒绝考虑同英国发展更密切的关系，因为“那里没有我们所需要的东西……我们从不重视那些古怪的或者精巧的东西。……”今天的情况正好相反，世界各地所有的人不仅渴望得到这类“古怪的或者精巧的东西”，而且，如上述标题所表明的那样，还渴望得到现在通常称之为“文明”的其他东西。这表明了欧洲的成功即现在通常称之为现代化进程的广度和深度。现代化这种说法比‘欧化”或“西化”的说法更可取，因为改革的推动力尽管归根结底起源于欧洲，但今天，除来自欧洲外，还来自美国、苏联甚至中国。
不论采用何种说法，其根本的一点是，世界各地的社会如今正在或多或少地受到这种不可阻挡地向前发展的改革的影响。于是，自然会出现这样一个问题：正在政治领域中发展的区域性自治是否会因上述标题所表明的全球同质化过程而无效。有些人坚持认为，由于各种极其不同的本土文明的残余影响，同质化永远不会是完全的、包罗万象的。有人提出，尽管工业化在迅速扩大，但今天日本工厂的社会组织完全不同于苏联或美国工厂的社会组织。同样，农业现代化正在迅速发展，但是，就组织形式而言，美国的家庭农场、以色列的合作农场和苏联的国营农场彼此间截然不同。还有人提到了“苏联一党统治的持久性、法国多党政治的不稳定状态和众望所归的政治团给的交香以及英国议会制政体的适应性很强的生存。”
在这方面，布拉格东方研究院的著名汉学家雅罗斯拉夫·普实克的评论是很中肯的，他说：“亚洲所有的新文学与当今世界文学的联系比与‘过去’它们自己文学的联系更密切”。对于其他领域的发展，我们可以确立同样的基本论点。现代美国和苏联的农民以极其不同的方式耕作他们的土地，但是，他们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比起各自疆域内的祖先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有更多的共同之处。在政治方面，各国的体制结构迥然相异，但如上所述，它们的民众都在觉醒和活跃起来，不管他们实际上是否正在参加自己的政府。同样，工业化的扩大导致了工厂组织的不同形式，但同时，生活的某些基本方面却受到了相同的影响，其中包括接受劳动纪律，使生活与时钟相适应，抛弃传统的服装和在大城市集中区生活，等等。
可以断定，同质化的确正在发生，虽然它带有反映了文化背景的多样化的区域性变化。今天，欧洲三大革命向全球的传播虽然是在不同方商的支持下进行的，但似乎仍在以加速度创造一种尽管在细节上不同、但在基本特征方面将是一致的世界文化。
《全球通史》下
L·S·斯塔夫里阿诺斯著
后记
我们的黄金时代吗？
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得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动！在行为上多么象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象一个天神！
——莎士比亚，《哈姆莱特》
有时候，在恐怖时刻，我总要怀疑是否有理由希望人这样的动物继续生存下去。
——伯特兰特·罗素
当今世界实质上是欧洲的扩张和全球霸权的产物，也是这种扩张和霸权所激起的反应的产物。影响和反应已导致了各种各样的情况，引起了众多的问题，也产生了许多希望。所有这一切意味着当今世界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实际上都在经历变革。确切地说，每个时代都是一个过渡期。但今天，变化的过程在速度、广度和深度方面却是空前的。这必然导致混乱和不幸，但也展现了新的前景，揭示了新的机会。本章首先考察各种问题，然后讨论种种希望，最后探讨决算表根据调查人类过去 500年历史后得出的观点深讨未来的前途。
一、二十世纪的问题
种族冲突 欧洲扩张的一个明显的但却常被忽视的结果是人类各种族的混合（见图“世界的种族分布”）。1500年以前，黑人集中在非洲；蒙古种人集中在中亚、北亚、东亚和南北美洲；高加索种人集中在欧洲、北非、中东和印度。1500年以后，由于自愿的和被迫的大规模迁移，这种种族隔离的状况逐渐有了改变。今天，在南北美洲存在着很大程度的种族混合，在非洲、中亚和西伯利亚也有较小程度的种族混合（见第九章第二节）。
有种族混合的地方自然远比几乎没有种族接触的地方更有可能发生种族冲突。英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情况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战前，英国几乎没有种族纠纷。但战后，除不少黑人从英属西印度群岛迁入英国外，还有相当多的印度人、巴基斯坦人和阿拉伯人移居英国。英国的某些城市中心首次出现了很大的有色人种的居住区。英国第一次经历了突然发生的种族暴力行动。
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世界种族地图上的变化使种族冲突成为不可避免的事。的确，引起冲突的是欧洲扩张的环境——即这样一个事实：由于欧洲人享有技术和军事优势，他们能占领人烟较稀少的西伯利亚、澳大利亚和南北美洲，能将数百万非洲人运到新大陆的奴隶种植园；能征服非洲和亚洲的巨大殖民地；然后，能编造出种族优越的神话，以使他们的最高领主和最高统治者的权位合理化。罗得斯公开宣布：“我认为我们是世界上最优等的种族，我们在世界上占据的地区越多，对人类越有利。”这种自命不凡的样子可能比经济剥削更激起有色人种的愤怒——近几十年来尤其如此，因为各个领域的科学家几乎一致认为，没有一个种族在智力上优于其他任何种族。
目前的种族关系因国家的不同而迥然相异。处于一个极端的是夏威夷和巴西，在那里，种族混合十分广泛，而且正在继续进行，因此，种族歧视较少。处于另一极端的是南非，南非实施严格的种族隔离政策，这一政策不仅正在迅速地使北面的黑非洲开始持敌对态度，而且很快遭到了全世界舆论的反对。处于这两个极端之间的是美国，在美国，黑人的地位近几十年来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是，各种因素的结合现已引起一场规模空前的民权运动。这种黑人运动的高涨十分明显，它打破了美国社会传统的自满情绪，引起了国际上广泛的关注。
种族冲突的一个新特点是，它现已成为一个具有全球性影响的全球性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种族纠纷被认为纯粹是有关国家的事情，但今天，情况已不再如此。各种事件，无论是发生在南非矿山、美国校园还是英国工业城镇里，都立即得到了全世界的关注。有关种族歧视或暴力行动的报道在非西方地区的人民大众中激起了强烈的反感。在马来亚，美国边远落后地区的黑人将他们的黑人聚居区看作是受剥削的殖民地，将他们自己看作是受压迫的殖民地居民。苏联人在进行多年的反西方“种族主义的帝国主义者”的刺耳宣传后，现在自己也在经历亚非学生在苏联城市中举行的示威游行，这些学生打着诸如“莫斯科是第二个亚拉巴马”之类的标语，抗议苏联的种族主义。现在的危险是世界范围的反殖民主义将越来越带有反对白人的特色，产生无法预料的影响。英国著名的权威人土巴巴拉·沃德说：
目前，大多数西方人认为种族问题主要是这样一个问题：非洲血统的男子和妇女在非洲或美国能否获得完全平等的地位。但是，这种意法可能已过时。现在的问题不再是非洲人能否获得平等，而是变成一个更大的疑问：白种人的男子和妇女是否将失去平等。人类在经过 300年的白人统治之后是否将平安进入种族平等的社会，这一点还无法确定。
富国和穷国 近代以前，西欧并不是一个发达地区，而是一个不发达地区。11世纪，中国生产的铁是1640年英格兰和威尔士合在一起生产的铁的两倍半。到12世纪时，中国几大城市各拥有人口1300万左右，相当于当时整个英格兰的人口。1203年，当西欧人开始围攻君士坦丁堡时，他们对“那些高大的城墙和巨大的塔楼……那些富丽的宫殿和高耸的教堂”充满敬畏之心，“这类建筑如此之多，若非亲眼看见，真教人难以置信。”
在近代，这一形势发生了根本的转变，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来自海外贸易和海外殖民地的刺激作用和利润以及对整块整块大陆的拓居和开发。因此今天，世界工业总产量的 90%来自欧洲和由欧洲民族占据的地区。世界上大约三分之二的人平均年收入约200美元，而其余三分之一的人平均年收入高达2400美元，如美国的情况就是这样。由于占多数的穷人大部分生活在北纬30度以南地区，这一全球的经济上的划分是纬度方向上的。这种以经济方式作出的全球的南北划分在许多方面比根据国界或意识形态集团作出的传统划分更有意义。
世界不仅分成了富裕的北方和贫穷的南方，而且两者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人均年收入在 200美元以下的国家的经济增长率每年大约仅为2%左右，而较富裕的国家的经济增长率通常为前者的两倍甚至两倍以上。
造成全球收入分配中的这一差异的一个原因是出生率的不同。一般地说，穷国的出生率高，富国的出生率低。经济增长率 2%而出生率2—3%意味着生活水平的停滞不变或下降，经济增长率4%而出生率约1%则意味着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
造成全球收入分配中的这一差异的另一原因是文盲率为 60%
或60%
以上的不发达国家缺乏受过专门培养的人才，而培养出经济发展所必不可少的技术工人、工程师和专业人员比扫盲更难。最后，全球的不平衡还起因于歧视不发达国家的国际贸易协定。不发达国家生产的粮食和原料的价格趋于下降，而它们购买的工业制成品的价格却趋于上涨。这损害了不发达国家的购买力，因此，它们今天以一定数量的原料换得的工业品比10年前大约少三分之一。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两次会议分别于 1964年和1968年召开，但是，用出席1968年会议的巴西代表的话来说，这两次会议的给果仅仅是“含糊的许诺和友好的表白。……因此，我们几乎还处在4年前所处的状况中，我们中的有些人可能还认为我们实际上已远远落后于我们1964年时所处的状况。”因此，如表1所表明的那样，富国和穷国之间的巨大差距继续存在，伦敦《经济学家》警告说，最终结果也许是“白人的1789年”。
表 1 世界的不平衡：富国和穷国——1970年（表中数字表示世界总数的百分数）
人口
国民总产值
粮食
识字的人
发达世界（新西兰、日本、澳大利亚、西欧、加拿大和美国）
18.0
45.0
35.0
96.0
共产党欧洲和苏联
11.0
30.0
23.0
90
拉丁美洲
6.5
8.0
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