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类是新闻，标志着一个台的政治立场；一类是娱乐性节目，标志着一个台的经济运作水平；一类是纪录片，标志着一个台的文化艺术水平。
大道无术 万法归心
大道无术 万法归心
《陈虻，我们听你讲》系列博文之四
陈虻在中央电视台供职23年。
他有过各种各样的头衔：行政系列的、业务系列的，还有荣誉的、社会的、兼职的等等。在众多头衔中，《生活空间》制片人、《东方时空》总制片人，被他最为看重。
1993年7月，陈虻第一次获得这个头衔时，“制片人”在当时的中国还是一个有些陌生的词汇。但是，很快的，制片人制度作为一个全新的电视栏目运行机制，从央视《东方时空》开始，迅速席卷了全国电视行业。
这种运行机制打破了计划经济体制下新闻单位行政管理的模式，在人财物、责权利等几个方面，对电视栏目管理者重新进行了定位。于是，制片人成为栏目与节目生产和创作的核心，成为那些标志性品牌栏目和著名主持人的第一制造者。
制片人对电视创作与生产的重要性，在孙玉胜《十年》那本书里，甚至强调为“电视是一个制片人媒体，这不是由名称，而是由制片人的功能决定的”。
央视实行制片人和总制片人制度：
1993年至2000年，陈虻担任《生活空间》制片人。
2001年至2008年，陈虻担任《东方时空》总制片人。
正是在这样一个制度性的新平台上，陈虻脱颖而出。他的激情和理想，找到了释放的空间，他的管理才华，也崭露头角。
第一代中国电视新闻节目制片人
陈虻：作为第一代中国电视新闻节目的制片人，我们算是开先河的人了，真的是很自豪的事情。
陈虻对于这项改革的重大意义，感觉非常敏锐，他在多个场合讲过：
直觉告诉我，实行制片人制度应该是中国媒体体制改革一个具有代表性和方向性的东西。为什么这样判断呢？因为它实际上解决了一个具体的管理体制问题。以前科组长的权限是只管节目内容，没有人权，也没有财权。而制片人则不仅仅是一个称谓的问题，而是在这个称谓下赋予你的人、财、节目权集于一身的管理模式。
他举例说明经费使用权：比如某个题材需要去西藏，但机票很贵，如果觉得值得去做，并且有经费保证，就可以动身前往；某个节目在北京就能制作，那就省下钱来作为对大家的奖励。这样的管理运作模式，不仅使一线具体的管理者在节目制作上具有了极大的灵活性，而且使栏目的运作更加符合节目生产的内在规律。有了财权以后，制片人只要不违反国家的财务规定，就可以报销，可以把人力物力财力聚集在一起以节目质量、以制作为中心来办成一些事情。
孙玉胜在《十年》一书中也作了这样的判断：制片人有了经费使用权、人员使用权和行政管理权，就真正成为栏目创作、组织和支配的核心。
这是对生产力与创作力的一次解放。陈虻真挚地表态：对于制片人这个职位，我有一种特别强烈的荣誉感，这个荣誉感是发自内心的，我想如果将来中国电视新闻改革真实行了这一步，那么作为第一代中国电视新闻节目的制片人，我们算是开先河的人了，真的是很自豪的事情。
陈虻具体提出了制片人对栏目管理必须抓住的四个环节：
第一，被全员接受的企业文化——节目理念。
第二，科学客观的人才和节目评判机制。
第三，合理的分配制度，把干和不干、干好干坏拉开差距加以区分。
第四，有效的业务培训和再教育。
在20世纪90年代初，这些理念是前卫的，与现代管理学的精髓不谋而合。
1996年，35岁的陈虻获得全国十佳制片人称号，他是十个人中最年轻的一位。
出于我心，归于公心
陈虻：塑其行易，塑其心难，所以“万法归心”，心正则权正，出于我心，归于公心。
对于管理一个栏目来说，如果我们过于强调分配是管理的重要方面，其实往往会忽略了另外一个方面，那就是小平同志说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没有钱不行，但钱不是调动人的积极性的唯一方式和最重要的手段，钱多了反而会把人惯坏。我们光抓物质文明，光抓分配，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怎么才能把大家凝聚在一起呢？我觉得还得有理想。这理想说起来好像特别空泛，虚无缥缈。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理想让每个人都相信，都认为是值得追求的，是可以实现的，那么大家就会心甘情愿地去工作，这就是管理学中所说的全员接受的企业文化。
我们在做一个事情的时候，并不是说给钱就能做。对于一个知识分子来说，对于一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他们走上工作岗位的时候，这边说给6 000块钱，那边说给7 000块钱，这个对他没有太多的吸引，他更在乎他做的事的价值，钱的绝对值不是吸引人才的绝对标准。有想法的人，他更多的是被你的团队的追求吸引，被团队的气氛、目标，和他个人的需求吸引的。如果这边是6 000，那边是7 000，他不会衡量这1 000块钱在哪儿，因为他所从事的是一个精神产品，团队的精神文化是非常重要的。因此一定要跟每一位同志说清楚我们做这件事情的意义。如果这个意义真的被全员接受，真的是深入人心了，它一定会起到钱起不到的作用。英国有一本书叫《开拍了》，你一定要说清楚每一次拍摄的目的，让所有人都知道你拍摄的目的，只有他们理解你了，才会配合你；只有大家都能接受你的目标追求，才会提供一种精神上和情感上的付出，而不仅仅是劳力和金钱方面的关系。
对于生产精神产品人员的管理，和对于物质产品生产的管理是不一样的。因为物质产品，比如流水线生产可口可乐，每一个工人几点上班，几点下班，操作是规范的。而艺术产品是没有定论的，没有哪个作品这样拍是对的，那样拍是错的：一个编导说生活就是这样的，其实生活还有很多种可能性，他只不过选择了这种形式。你没有进入现场，不能判断他是不是真的用心了，是不是把真的东西拍下来了。在最关键的时候，能否出现在最关键的场合，是对人的一种考验。对精神产品是没有办法直接设定的。最重要是对人的心理的管理，而不是行政的管理。我有一篇文章，题目是《万法归心》，实际上我们对精神产品的管理，更重要的不是对行为的约束，是对他的情感和心理的一种导向和引导。只有他自身具有了一种强烈的欲望，进入思想的状态，才能真正开始思考，不是你要他怎么思考他就怎么思考的。
我们对精神产品生产者的管理，塑其形易，塑其心难。你想让他几点钟上班，几点钟下班，必须打卡，早走不行，晚到不行，这太容易了，管理成这个水平是很简单的一件事。但是你要管理成这种状态：片子拍不好，没有达到他自己预期的时候，他吃不下，睡不着，那就不容易了。就像我当制片人时，我看这两天谁欢天喜地，我一定要找他谈话的。我希望看到我的编导，夸张一点儿说，都是愁眉苦脸的。因为他一直在思考，一直在琢磨这个事，他不会嗑着瓜子跟谁聊大天，他不是这状态，如果是这状态，我一定要跟他聊聊：最近没什么追求了吧。节目的管理首先从人本身开始，对人本身的管理既是一种行为的约束，也是一种对情操、人品、人格的训练，才能够保持团队本身的质量。
我觉得第一就是人品的问题，很多的时候是靠我做人的一种人生态度，来决定我的分寸。这种分寸，根本不是说用方法来控制，而是用人格来控制。
* 对自主选择权的尊重
陈虻：尊重，始终贯穿在我与人的相处关系中，当然也是我管理中一脉相承的东西。
我给同事们的是一种自主的选择权，一种对自主选择权的尊重。
尊重，始终贯穿在我与人的相处关系中，当然也是我管理中一脉相承的东西。比如有人报个选题问我能拍不能拍，除了有硬性规定不能拍的之外，我要告诉大家的是，我从事的工作不是审核他能不能拍，而是帮助他把这个东西拍好。为什么？因为前提是他想拍，他这个愿望本身是最重要的，作为一种创作，创作者的愿望无疑是成功的关键。我的角色不是去扼杀他，而是去帮助他，这是我对自己的要求，也是对人的尊重，对人愿望的尊重。从招聘进人开始，到资金的分配，到人员节目的管理，到最后审片修改，这种理念我不敢有忘。
我认为每一个人内心深处都存在着善和恶的两面，不是哪个人绝对的好，哪个人绝对的坏，关键是他呈现出好和不好的时候，看你用什么环境激发他，用什么方式对待他。当大家都去抢一个东西时，某个人也会去抢；大家都谦让，他也不好意思伸手。只要你尊重他、信任他，一个有良知的人就会主动地做到值得你尊重、值得你信任。
当一位新人最初来到《东方时空》时，我常对他说：决定来与不来的不是我而是你自己，因为你比我更了解你自己，你更知道你是否适合在这里工作。你的判断比我更准确，这是我信任你的理由，我能做的，是对你充分的信任和尊重。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是：“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就是说在信任你之前是不信任你的，所以造成了很多的内耗。人必须自尊，人必须爱自己才能学会去爱别人，你信任他就是帮助他去爱。所以我的理念是，在不信任你之前，信任你。比如报账，只要用于节目的钱都是应该花的，那其中的潜台词是，只要你敢说我就敢信给你报，直到签得你手软为止。除非有一天你欺骗了我，你自己告诉我，你是不值得信任的。我会信任你直到你不再值得信任为止，我让你手软而不是我手软。
对于电视行业来说，能够充分发挥手下创造才能的管理方式才是最佳方式。虽然解聘开人在我们人事制度改革里有非常积极的作用，但是作为一个管理精神产品生产的人，靠开人、不断地换人来提高节目的质量是不可能的。我们培养一个编导的代价是多少？是设备的成本，那么多设备租一天多少钱；是屏幕的代价，播一个烂片子，就他做的那个烂片子你得给他播，是牺牲栏目的品牌，甚至牺牲广告的收入为代价培养他的。所以，我个人认为炒人是制片人最后也是最无能的手段，虽然你有那权力，就像你腰上别着一把枪，不一定老拿出来比画。你要真是动不动就给人一枪的话，你这人也没什么本事。
一个人的价值
陈虻：我更在意你接受新信息的能力和接受新信息的方法。这是一个人的价值。
一般来说我们注重知识的积累，而与知识相比，有一个更需要注意的那就是思维方法。我所说的思维方法，包括接受新知识的能力，包括判断和处理信息的能力等等，应该比知识更重要。我以前当制片人招人的时候，我给应聘的人讲我的想法，然后我就听你接哪句话的下茬儿。下茬儿接对了，说明你有悟性。我不在乎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不在乎你拥有什么文凭，而在乎你接受新东西的速度，在乎你能够在多长的时间内把握住事物的核心，也就是说我更在意你接受新信息的能力和接受新信息的方法。这是一个人的价值。记者不是学者，也不可能是全才，或者说，一个好记者不在于他知道什么，不在于他会背多少首唐诗，而在于他知道一个新概念需要多长时间，他能在多长时间内掌握运用。
我训练记者的原则是，拍下来能不能播是我的事，但是拍没拍是你的事。你如果拍下来播不了，要有钱我照样给你钱。播不了是我的事，但是你的这种新闻意识必须要有，新闻感觉必须是对的。在这条新闻的处理上你的可能播不了，但是你的下一条新闻就有可能是普利策奖。
培养素质，第一是政治素质，你得知道政治的边线在哪儿，底线在哪儿。第二是法律素质，你得知道什么违法，什么不违法，法律的界限在哪儿，不光是你没违法，你还要判断别人的行为是不是违法。第三是新闻敏感，当下人们关心什么，怎么去处理，怎么去看待。这些素质综合起来，就是你每天晚上想的问题，就变成了你的最直观的判断，应该要什么，不要什么。
一个团队的管理必须有员工的终身教育，不是说把他招进来你就用他，你不培养他，优秀的人才是不会来的，越优秀的人才越对未来有考虑。所以不是说你掌握着钱，8 000块钱还不来，我给9 000、9 500，不是这个概念。他是否加入这个团队，取决于他在这个团队中能够学到东西，他能和这个团队一起提高，能为自己未来的发展作积累。而这对于一个管理者来说，你必须去营造，你必须去追求这样的团队氛围。你没有这个追求，你就不会有人才，或者人才也会利用你。你把他吃干榨净，他也把你的钱该拐骗的都拐骗走。
现在很多年轻人不在意当下能挣多少钱，而是通过在这儿奠定未来，奠定基础。在这儿工作我一个月8 000块钱，是消耗式的付出，越干越不值钱；我在那儿是5 000块钱，我越干越有精力，我比别的地方能学习和积累更多的东西，这时候，他宁愿选择5 000块钱，也不会选择8 000块钱。员工在你手下的时候，更重要的是你要培养他，而不是一味的榨取，否则你只会失去人才，特别是潜在的、真正能够成长起来的人才。你感觉到他每天都在成长，即便钱少了一些，他会愿意留下来，这是人才的选择。这方面我们的企业做得相当不够，比如中央电视台到底拿出多少钱作为员工的培训经费，没有一个数字。我听说摩托罗拉这样的公司，当员工进入的时候，大概是几十万的经费培养一个人，一个人一进来接受什么样的培训，我给你送到什么国家培训，达到什么程度以后再送到什么国家培训，都是有计划的。你始终都能感觉到自己的进步和提高，这是培养人才的方式，也是自己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一个非常现实的体现。所以，员工的教育也是栏目管理者非常重要的手段。
* 管理的目的是达到自我管理
陈虻：永远把你的思想、经验和精力贡献给新来的以及水平最差的同志。
管理的目的是达到自我管理。优秀的管理者则训练最差的那一个，使之成为最好的。永远把你的思想、经验和精力贡献给新来的以及水平最差的同志。这意味着一方面给比较成熟的编导一个自由发挥的空间，另一方面让最差的同志尽快赶上栏目的平均水准，帮助他们在业务能力和做人两方面都建立信心。这样，栏目整体形成滚动，一种竞争的、向上的格局也就形成了。
有人曾经问过我一个问题，陈虻，谁谁都出国了，为什么不让我出国，我也做过什么片子，我那片子做得也挺好看的。我当时是这么回答他的，我衡量一个编导，不是看你做得最好的片子，是看你做得最差的片子。就你做最差的片子是什么样，那是你的水平，最好的片子没准是蒙上的，你说你一枪，嘣，打十环上了，蒙呗。你说你最差的一枪都打八环，那是你的水平。所以我现在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要解决你的底线问题。
此处暂时打断陈虻的叙述，插进一段小故事：当年《生活空间》栏目组里有一位编导，陈虻苦口婆心指导了很长时间，仍不能上路。虽然面对面、手把手的指教还在继续，但陈虻对他有点失去信心了。就在这个当口儿，这位编导的片子突然焕然一新，水平一下子提高了一大截。审定片子时，陈虻狠狠地拍了他一巴掌：“祝贺你，也谢谢你。祝贺你终于开窍了，也谢谢你到底挺住了。”
* 大道无术（一）
陈虻：大道无术。最重要的是修炼自己，首先改变自己、提升自己，而不是学什么与人斗的方法。
在栏目管理当中，制片人与编导是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关系，肯定有矛盾。陈虻如何看待与解决这个矛盾？
他说：1996年我和编导一起在法国巴黎搞了一次中国电视周，在去卢浮宫的时候，我跟一位编导一起看画，我说看见了吗？挂在卢浮宫里的叫作品，我们现在拍摄的片子叫素描，但是每一个把作品挂在卢浮宫里的人都是从素描开始的。我对编导的认识也是从素描开始的。很多人并不是天生下来就开始拍纪录片，包括我自己在内，也是在摸索，在碰撞和激励中寻找所谓正确的路径。其实每个人都有一个正常成长的过程，我愿意把我和大家相处的日子当成画素描的过程。我自己主观认定，这不是产生个人作品的阶段，这是一个素描阶段。而我认为我对编导们最负责的一点，跟他们相处在感情上最负责的一点，我可能不能给他们带来像拍其他片子那样更多的挣钱机会，也不可能给他们带来升官的机会，因为我自己就不太会升官，我们相互给予的可能就是一种技术的提高，一种意识和观念的转变，这样为他们未来发展奠定一个基础，这是我和编导之间可以相互给予的东西。
在我们的系统当中有两种知识：一种叫可言传知识，一种叫不可言传知识。可言传知识可以教授，可以传播。而不可言传知识无法用语言规范，实际上是在磨合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大家在一个共处的过程中形成一种默契，只有在这个圈子里的人才能明白的东西。对于一个人的培养，要从你自己做起，要求你的部下有人文关怀的精神，自己对下属都没有人文关怀的精神；要求别人诚实，自己都不诚实；要求别人信任，对自己的编导都不信任，谈什么人文关怀，谈什么诚实，谈什么信任？这是不可言传的知识，这就是一种文化。
因此，陈虻的结论：“大道无术”。最重要的是修炼自己，首先改变自己、提升自己，而不是学什么与人斗的方法。
陈虻喜欢做制片人，他说，因为自己的想法不是一个人做，而是一群人来实现，带领大伙儿朝一个方向走，坚持走下去，并走出一条路来。
大道无术（二）
他当上新闻评论部副主任以后，仍然对制片人情有独钟，把制片人的作用看得“重中之重”。
陈虻说：我想指出的是，副主任这个岗位所能发挥的作用和影响，对实际工作而言是非常有限的，我现在更多的是在从事行政的管理工作。真正对栏目起指导作用的，并深入到每个题材，每个具体节目的制作，提高每个人员的素质等等重要的方面，主要还是由制片人来完成的，制片人身上承担着更重的担子，可谓“任重道远”。因此我做的应该是搭建更大的舞台让他们尽情地施展才能，去打造出一个更加精彩的《东方时空》，而不是自己搭台自己唱戏。
还是在那本总结与记录央视新闻评论部辉煌岁月的《十年》一书里，孙玉胜说：出色的制片人应有共同的品质特征：正直、真诚、智慧，他们应当具备带领一个栏目一个集体“天天向上”的人格魅力和职业素养。
陈虻做到了。
附文：
大约在2000年，陈虻对他的母亲说，这么多年，采访写他的记者有好多，但看来看去，他最喜欢的还是1995年的一篇专访《选择人性——记“中国十大杰出制片人”陈虻》。
本篇专访的作者余京津在陈虻去世后，写过长文纪念。文中提及陈虻当时曾经盛情邀请她去《生活空间》栏目组。陈虻说：“你什么时候去我们栏目组啊？你去了，他们一定都非常高兴！会热烈欢迎你！”余京津形容情绪高涨的陈虻，说这话的时候“声音像春节里喜庆的鞭炮”。
余京津现在完全明白了，《生活空间》栏目组在陈虻心目中的地位：
“这是陈虻组建的一个家，由非血缘关系的一群人组成的具有亲情感的家。这个团队其实是他最得意的作品，在某种意义上，胜过《生活空间》出品的任何一部纪录片。他的这部作品是如此的独一无二，如此的美好，所以他想让我亲眼看到。他对他的杰作如此的自豪，以至于他一想到它就会感到快乐。”
* 我不是在改片子，是在改人
我不是在改片子，是在改人
《陈虻，我们听你讲》系列博文之五
陈虻审片的场面，被誉为央视“南院”的一道风景线。
他去世后，我们从网上收集到不少纪念文章，对此都有深刻的记忆与深情的追念：
机房里聚满了人，围得里三层，外三层。陈虻一头飘逸的长发，端坐中央，俯身盯着编辑机。手边几块饼干，一瓶水，一包烟。
他不会放过任何瑕疵。审片专注时，长发随着节奏渐渐下滑，遮住眼睛，猛地向后一甩，长发复位，如此反复。
一部片子阅毕，就开始点评。编导们把陈虻的点评称作“痛批”，往往痛批的时间比片子还长。众人掏出本子记下他的真知灼见，戏称“这是看别人犯错误，自己长见识”。
“你骂人很狠，但被你骂过的人无不欢天喜地，心悦诚服。”网友头发接着乱在博文中写道：“听你审片，几个钟头，胜读数年书。你的精确、清晰、尖锐、超越，一针见血，无人能及”。
所有的人都喜欢听他骂。他不骂人，骂事儿。编导们说，听他骂完了出来，业务确实有长进，也知道他是为我们好。被他骂是骄傲，说明他看得起你，觉得你有出息，能骂出来。
这就是陈虻的气场。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吸引力？
在整理相关资料时，我们注意到了他曾经多次阐述过自己的审片原则与价值理念，也注意到了在陈虻部下和同事的回忆文章里，有诸多对这些原则和理念的呼应。它们已经内化为许多人思想的一部分、行动的一部分。陈虻的生命，获得了另一种方式的延续。
既然文如其人，为何不从做人开始？
陈虻：既然文如其人，为何不从做人开始？
1993年，陈虻出任《生活空间》制片人。所做的第一件事情，为这个栏目重新定位。他写下的创作宗旨是：表达对每一个人的尊重，是那种需要用真切和平等才能体现的尊重。栏目的标版语也是他想出来的：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这句话里最关键的词是“自己”，表明了节目制作者的自我定位，不居高临下，不唯书、不唯上，不板起面孔说教，而是把自己当作老百姓的一员。陈虻说：在这个基础上去实现一种“人文教化”，或者说以一种平等的态度引导人们去进行思考，从而建立起一种更加合理的人际关系。
栏目定位如此，决定了陈虻对节目管理、人员管理，包括审片，都是同样的精神气质，同样的价值观念。
陈虻说：就像我们拍片子不希望给观众一个结论，而只是给观众展示一个过程一样，我给同事们的也是一种自主的选择权，一种对自主选择权的尊重。尊重，始终贯穿在我与他人相处的关系中，当然也是我管理中一脉相承的东西。
他可以不在乎某个片子播出的效果，不在乎栏目的一时之短长，但在乎的是制作节目的人的变化，在乎的是一支队伍的整体提高。
他说：我不是在改片子，我是在改人。你是以怎样的态度在做人，怎样的态度面对生活，你将会告诉你的观众。观众不仅可以从电视屏幕上看到被拍摄的他们自己，也可以看到拍摄他们的你们。既然文如其人，做节目为什么不从做人开始？
审节目时的两个基本要求
陈虻：我在审节目的时候，对自己有两个基本的要求：第一，不能说不好，只能说怎么样更好。第二，不是告诉你怎么改，而是激发你自己修改的欲望。
听陈虻审片过瘾、痛快。网友平安侯说，他能准确地拎出你要表达的东西，以及你错在哪儿，我们所有的毛病与弱点在他面前全都无法隐藏。
一位从2000年开始就在陈虻手下干活的编导说：陈虻讲片，很善于从表象出发进入本质，从片子的毛病分析到你创作的动机，解剖你认识事物的角度，然后从根本上改变你的创作理念，让你从心里往外感到清晰、透亮。
这个感受说到了陈虻的心坎上：“这位兄弟懂我！”他几次在培训或者讲课中都反复强调：
对一个节目提出意见的时候，只要不是政治性缺点，我从来不强令修改。我最后一句话总是说：你认为对的，你就改，你想不通的地方可以不改。我认为重要的是分析造成错误的心理原因，如果心理上的原因找到了，你又找到了说服他的方法，他自己就知道怎么改。
激发他自己修改的欲望，比修改这个片子更重要。如果我告诉他怎么改，他照着我的话去做了，他就仅仅是工具而已。如果我通过分析片子的错误，告诉他正确的东西是什么，找到修改的路径，那么他自己想改的就不仅仅是片子，改的是思维方法，改的是判断体系。
陈虻爱用这样一个比喻：我希望我的说法不是铁锹，是馒头。给你一把铁锹你就只能挖坑。我给的应该是馒头，你吃下去浑身是劲，愿意干啥就干啥。你觉得有劲了，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想拆房就拆房，想种树就种树，干啥都行。所以我认为我们之间应该是一种能量的交换，我的话变成你思维的动力就足矣。
陈虻在给一些栏目讲课的时候，最后也要强调：
我说的东西不是教条，是你们思考问题的起点，不是对你们思想的限制。我这么说了，你就得这么拍片子，不对，不是这么个概念。这是我总结的经验，根据《生活空间》原来的40多人的创作经验，我自己这么揣摩，我们是这么干的，不一定准确。因此你们把我说的这些话，当成批判的靶子，或者是起跑线都可以，不是标准答案。
即便到后来，那个始自《东方时空》充满理想、激情、才华的时代渐渐过去，陈虻仍然在和节目较真儿，仍然坚守着他审片的那份理念。《东方时空》前编导周文飞在回忆文章中说：晚上八九点钟，他一脸倦容地走进机房，刚看完《社会记录》，在之前是《纪事》，在之前是《百姓故事》……被七八个或精彩、或平庸的片子折磨过，每一个都不敷衍；每一次审片，都像讲一堂课。我们拿着同意播出的签字，收拾好带子踏实地走人，他还坐着，说要等准直播的《时空连线》。
直到生病住院，陈虻还常常和前来探视的兄弟们谈做节目、编片子。他竟然能够记得起三四年前审过的片子，提到那些细节，目光炯炯，侃侃而谈，解释他当时为什么要那么批评，片子的问题在哪里。
当年，这些兄弟们几乎都得到过陈虻的当头棒喝：不怕你片子做不好，就怕你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好片子。
我更在意你的思维方法
陈虻：别用排斥的方式来接受我的信息。我更在意的是你的思维方法，包括接受新知识的能力，包括判断和处理信息的能力。
在审片的过程中，陈虻很重视如何与编导实现有效的交流。
2006年6月6日陈虻到《纪事》栏目组讲课，与一位新来的女编导讨论一个片子。问答交手几个回合下来，陈虻就敏锐地发现两人交流的过程有问题。他说：“咱们先不谈片子，先谈谈怎么聊天。否则这样聊下去，交流的成本太高，我说出大天来，你也领会不了多少。”
以下是我们从录像带扒下来的文字记录，尽量保留现场交流陈虻语言的原汁原味。
陈虻先讲了以前和一个编导发生的故事：
我给他讲片子，我说你这片子主题应该是这个，他说，我也是这么想的。我再讲下一段，他还是说，我也是这么想的。当时我一拍桌子，下次我审你片子之前，你怎么想的，你先写在纸上。然后我如果真的讲的就是你写纸上那个，把你的纸亮出来，我给你跪下。
为什么一定要这么严厉地批评他？“我也是这么想的”，有什么错？人家不就接一下茬儿吗，你陈虻干吗那么不饶人？为什么不饶人，就因为他接受信息的方式是错误的，并不是因为他不尊重我，而是因为他在听我说话的时候，老在寻找我的信息跟他的信息相同的部分，而不是寻找我的信息跟他的信息不同的部分。但是，他只有寻找到我的信息跟他的信息不同的那一部分，他才会真正有变化。他总是寻找相同的那部分，只能通过我来印证他是对的。一个人天天都这么听别人说话，他一辈子都改变不了。
因此你不能用排斥的方式来接受我的信息。就是说我给你讲这个道理的时候，你不是在想这个道理本身，你在想，我为什么没有这样做是有我的道理的，是有我的原因的。所以你永远领悟不了我跟你说的东西，这就是排斥。排斥并不是对我的不尊重，不是咱俩之间的关系，是你在社会生活中，你在学习过程中一个思维方式的问题。
所以必须改变思维方式，听人说话就是一种思维方式。对事不对人，你千万别觉得这是丢人，你要在这儿工作，就要养成这样一个心理，就是说任何事情的时候，都是为了你有变化，而不是为了把你说得不是一个人似的。你应该适应这种文化。还有啥问题，妹妹，请你给我再提问提问。
前《纪事》主编邓蕾（邓蕾：1995年加盟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生活空间》栏目任编导。后任《纪事》栏目主编，现任《新闻纪实》栏目副制片人。）在她的回忆文章《记忆的碎片》中，描述了陈虻是如何改变她的：
刚到《生活空间》陈虻指出片子的问题时，我总是着急辩解：没拍到那个镜头是因为没有带子了，没写上那句词是因为拍摄对象不让说，状态留得不足是因为有人破坏了现场氛围等等。开始的时候陈虻耐心地听，直到有一次，在我急急解释的时候，陈虻轻轻说了一句：你的片子不是只给我看，你是给所有的观众看的，你能把所有的理由解释给他们吗？那之后，我学会了不再给自己的错误寻找借口。
我讲话的语速快，想要表达的东西多，很多时候在陈虻说话的空当时我会插空将我想说的话说出来。有一晚审片，我又在忙着表达自己的想法，陈虻说：其实你一直没在听我说什么，你之所以听我说话，是想办法找我的断点，然后把你的想法告诉我。你这是倾诉的另一种方式。那之后，我开始学习倾听。
* 审片的四层次（一）
陈虻：审片的四层次：主题、结构、细节、节奏
每一年，陈虻要审看的节目数量接近上千部，他审看的每一个节目都要保证安全播出。
网友@故园风雨前在微博里描述了陈虻审片的状态：
他是一个一个，一遍一遍审。《生活空间》日播，片长10分钟，审一次常规说2到3小时，偶尔更长。《百姓故事》日播，片长10分钟，审一次常规说1小时以上，偶尔更长。《社会记录》一周5播，片长29分钟。审一次常规说1小时，偶尔更长。《时空连线》、《实话实说》未算在内。所以你可以算出来他的生命是怎样度过的，因为刨除这些跟编导们在一起的时间，剩下的并不太多了，简直太少了。
以《生活空间》时的审片为例，陈虻出任制片人之后，每一部片子他都看过、审过、评过，平均看过三遍以上。大部分片子是从拍摄前的构思立意就开始参与并出谋划策的。他看过就评，从选题的文化意蕴到结构的逻辑顺序，从段落的衔接到景别的搭配，一遍一遍地看，一遍一遍地评。
陈虻说：对于一个片子的审查，我一般分四个层次：第一，看主题，看一个主题有无错误，有没有意义；第二，审结构，有了一个主题，看你用什么方式结构，结构过程中的每个段落，都承载着逻辑功能，是不是每个段落都实现了这个逻辑功能；第三，观察细节的表达；第四，检查节奏。
摘引陈虻对一个片子的一段评价，可以看出他审片时的用心程度，对技术把关的严格：
这个片子在处理的详略上，在处理的节奏上，在处理内容的表述上，在逻辑关系上，在镜头的剪接上，在很多方面，我觉得是很严谨的，而且应该说他的技巧很准确地表达了这个片子所要表达的内容，形式和内容非常吻合。
如此高强度的审片和高标准的要求，逼迫陈虻必须随时准备灵感闪烁、火花迸发、新招迭出。陈虻开玩笑地说：我自己都佩服自己能这么思如泉涌、妙语连珠了。
《共同关注》栏目的编导陈钰洁陈钰洁：时任（2008年12月）中央电视台《共同关注》栏目编导，现任经济新闻部记者。在《智者的背影》一文中，讲述了自己的一次经历：
当天傍晚，陈虻老师审了两个片子，审片的时候，机房满满的都是人，目的只有一个，“听陈虻老师审片”。听说这样的情景，已经持续了很多年，有句话说“文人相轻”，当一个人能够自动地吸引周围人的时候，你不得不佩服，他散发出来的力量是多么强大。
其实，我是抱着挨批的心理准备聆听审片意见的，但陈虻老师对于片子却只说了三点：第一，片子的亮点在于挖掘了救援人物的矛盾心理，但纯属歪打正着（一语中的，心里暗自佩服），第二，应该多一些特写，放大细节。第三，紧张的情绪并不依赖于音乐音效，而在于剪辑的节奏。仅仅几句话，却让我茅塞顿开，恍然大悟。
审片的四层次（二）
而此后陈虻老师的一番话更是让我终身难忘，他说：我不要求你们改片子，我希望改的是人，一个片子改得再好，收视率再高，终究是一个片子，而你真正在这个片子中学到的东西是最重要的。我希望你们能把工夫腾出来，多在节目外做做功课，多学习，不要只是跟一个片子较劲，不要总熬夜，这样下去，把身体弄坏了，什么片子都做不出来。
陈虻讲片子非常注重细节，他举过一个例子：连战去年来北京，台湾TVBS、东森、中天都来记者了，但是做出来的东西全不一样，当然跟咱们的新闻比，就更有区别了。比如同样的一个镜头，胡锦涛接见连战代表团，台湾的电视可以把胡锦涛跟代表团员们握手的时间读秒，最后统计出来，胡主席跟某某、某某握手时间都是三秒钟，跟某某、某某握手时间长达六秒，最后发现这些六秒的人，都是台湾泛绿阵营，属于“台独”的激进分子。
从网络上收集到的纪念文章中，有一篇关于陈虻审片的记录很珍贵。此篇文章出自《东方时空·东方之子》一位年轻编导之手。据这位编导回忆，他当时向陈虻请教“选题越来越窄，怎么办？”
陈虻说：老“炒现成饭”，说明你们的选题思路没有变化。白岩松（白岩松：央视著名主持人，新闻评论员。曾任《时空连线》栏目制片人，现任《新闻1+1》栏目主持人，2010年9月出版著作《幸福了吗》。）有句话说得很有道理：以前评论部是知不可为而为之，现在是知可为而为之，这是一个本质的区别。
有的选题、人物，上面觉得敏感，觉得是个禁区，咱们是不是可以努一努，想办法碰一碰，不碰怎么知道不行呢？以前的《东方时空》，哥儿几个凑一块儿，总想碰碰不让碰的选题。碰，不是瞎碰，好片子出来，必须认识深刻、表达深刻，还要包装深刻，恰当有分寸地表达是获得信赖的方式。为什么把某个题材列为禁区，上面有上面的道理，怕播了出乱子，你通过有分寸地表达，上面一看，播了没事儿，下回就可能还让你继续往深里做。
这位编导是个有心人，在日记本上还摘要记下了他印象深刻的几句话：
关于敏感选题的触碰，陈虻说，不能冒进，否则在某一个选题上前进一大步，就可能付出整体后退的代价；
关于对我党新闻事业的忠诚问题，陈虻说，不分青红皂白的愚忠比不上带血的忠诚可贵。
关于典型人物的宣传，陈虻说，要学会挖细节，换角度。
这篇日记的时间是2007年12月1日。陈虻胃出血出院以后，他在带病坚持工作。转年的三月，他就被检查出胃癌晚期再度入院。
* 动人的温情（一）
陈虻：兄弟你看，我眼里有泪。
陈虻审片除严厉、严格之外，还有动人的温情：
《百姓故事》制片人陈真（陈真：时任（2008年12月）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百姓故事》栏目制片人，现任中央电视台总编室审片部副主任。），和陈虻结识近20年，也是做电视纪录片出身的。他说：我常想起陈虻审片时的情景，每当节目中出现感人的场景时，眼圈最早红的一定是他。为我们节目中的人物和故事，陈虻经常感动得泪流满面。
在参与过《生活空间》创办的蒋樾记忆中，陈虻“是一个性情中人，经常被感动得流眼泪，但基本上他流眼泪的片子都是很难通过的片子”。
《实话实说》编导郑宇鸿（郑宇鸿：时任（2008年12月）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栏目策划，现任新闻中心策划部综合组策划。），在第一次听陈虻审片时，就有一个奇迹般的发现：“审着审着片子，我们就听到细微的声音，开始以为带子有问题，一扭头，看到主任哭了，满脸的泪水。那些关于亲情、友情和爱情的话语，常常会叩开他敏感的神经，他很容易被感动。”
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阿忆，在崔永元生病期间，曾经代班过《实话实说》的主持人。他在《陈虻三周年祭》的微博上跟了一帖：
他骂人很损，但确实太有见地，由他负责审查《实话实说》的3个月，是俺代班主持这个节目时收视率最高的时期，审查《长大不容易》那期的过程中，他哭了3次，多么率性的大哥！
还有一次，审一个关于“非典”的片子。那时，“非典”题材还是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再加上那期访问的对象，是将“非典”从南方带到北方的第一人：一位女患者。片子能否通过，面临的政治风险和社会风险都很大。网友闹闹在博文《平视陈虻 仰视陈虻》中回忆：
陈虻审片，认真听了那个女子的叙述后，他几次动容，坚持播出。还连夜和栏目制片人讨论了这期片子的主旨、该采用的素材和剪接节奏等。其胸怀、魄力和专业水准让人大开眼界。
还是这位“闹闹”，在另一篇博文《最后的告别》中写道：
审完《唐山姐妹》，你对我说，兄弟你看，我眼里有泪。
那滴泪，如今挂在我脸上。
最后一次，山西卫视研讨会，
你说最可怕的是没有标准，做人、做事、做节目。
我记得了。
动人的温情（二）
2006年陈虻在赣州为《我的长征》剧组讲课的时候说：确实我每一次看你们做过的那些片子，我每次都流泪，我也推荐了中央电视台很多的栏目来报导这个活动。为什么呢，这些人确实让我感到非常纯粹，他们内心非常纯净，有自己的追求，有自己的理想，让我非常的感动。
经陈虻之手，带出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电视人。他们深深受益于他。如此真诚无私的“传帮带”，在当今世道是稀缺的，恐怕也已成为央视的绝唱。
《新闻调查》栏目的编导范铭（范铭：时任（2008年12月）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栏目编导，现任《看见》栏目主编。）牢记这样的往事：
我在《新闻调查》的第一个片子《双城的创伤》，播出时除了制片人张洁和少数人，几乎一片骂声，有人甚至认为这是低于播出底线的片子，是低水平的DV作品。是你，在季度评奖会上，一锤定音，大力表扬，说这是你“心目中的理想的调查性报道”，你给这个片子评了“季度银奖”和“最佳编导奖”。你不会知道，这对于一个刚刚大学毕业，信心极其脆弱的新人，是多大的鼓励。一直没有机会认真地说：谢谢你。
前《生活空间》编导郭佳在悼念文章《陈虻，永远的荡气回肠》中写道：
这个世界上，不是所有人都能把自己点亮，那需要纯真的力量，陈虻点亮了自己，同时照亮了一条道路，而我幸运地走上了这条路。他是领导者，同时也是教练。在《生活空间》工作的7年时间里，我体会到了职业追求和个人实现的高度统一，我和同伴一起燃烧、忘我，体会为理想而工作带给人的如痴如醉的幸福。为此，我感谢上天让我遇到陈虻。
附文：
纪录片《人在单位》导演@李成才在《陈虻三周年祭》的微博后边跟帖说：
这几天和两位陈虻带出来的导演，再聊起他的审片，陈虻早些时候审节目，一般片子要改六七遍，许多今天成名的导演，在当时都吓得没有勇气编了。但现在，她们感激陈虻。
* 必须建立自己对事物认知的坐标系
必须建立自己对事物认知的坐标系
《陈虻：我们听你讲》系列博文之九
陈虻抽烟，多年的习惯，身边总带着烟。后来只抽柔和的“七星”。
他的烟盒，还有另一个用途。在指导新人的时候，或者在给栏目组讲课的时候，他会经常拍出这个烟盒：
这是一盒烟。我把它放在一个医学家面前，我说请你给我写三千字，他说行，你等着吧，他肯定写尼古丁含量，几支烟的焦油就可以毒死一只小老鼠，吸烟的人肺癌的发病率是不吸烟人的多少倍，吸烟如何危害健康。
还是这盒烟，我把他拿给一个搞美术设计的人，我说哥们请你写三千字，那哥们给你写出来：这个设计装潢的色彩、标识的个性创意。
我把这盒烟给褚时建，说您是生产烟草的，您给我写三千字，他也毫不犹豫地说，你等着吧，他告诉你这是烤烟型，它的烟丝产地在哪儿，它的加工工艺是怎么样的，更高一级别的烟丝是怎么过滤的，为什么卖这个价钱，成本是多少。
我给一个经济学家，他告诉你，烟草是国家税收的大户，还有烟草走私对经济的影响。
我现在把烟盒给你，请你写三千字，你就会问写什么呀。
我刚才给那几个行业的人，他们都知道写什么，但是给记者的时候，你会问让我写什么呀，也就是说记者在面对一些事物时没有一个知识背景，没有自己的思考角度。
陈虻把媒体人的知识背景和思考角度称为“坐标系”，他经常挂在口边的一句话：
一个栏目，或者一个记者，必须建立自己对事物认知的坐标系。
这个栏目的理念
陈虻：长期用统一的坐标去进行判断，呈现出来的结果就是这个栏目的理念。
电视栏目是电视节目的一种载体方式，它把特定的电视传播内容，按照相对统一稳定的标准和规则住址串联在一起，并以相对稳定统一的播出时段，和观众建立起“约会关系”。1985年，中央电视台提出“全部节目实行栏目化播出”的要求，陈虻正是在这一年里走进央视的。
他有关“坐标系”的语录，也源自电视“栏目化生存”的大背景。
陈虻强调：一个栏目一定要有自己对于事物认知的一个坐标系，否则就会摇摆不定，就会不清晰。在面对每一个不同的事件时，运用相同的方法去研究，你就会找到你这个栏目所特有的气质和品质。
他还说，面对事物的时候，我们坚持在一个认知系统中去分析和判断，这就是理念。当然还要把你的理念还原成具体的技术，坐标系就是理念的具体化、技术化，长期用统一的坐标系去进行判断，呈现出来的结果就是这个栏目的理念。
问到《生活空间》的坐标系，陈虻的回答非常明确：
第一个就是人性的坐标，不管拍什么，我们都要站在人性的角度上去考察一个人，从尊重的这样一个起点去认知每一个人，并且让每一个人的行为被其他人理解，建立人与人之间的沟通。
第二个坐标，从社会发展、社会变迁的角度，当我们呈现这种人性与人的行为时，寻找他与社会发展、社会变革是什么关系。我们努力用影像或者捕捉到的情节的片段，去揭示个人和社会变革之间的关系，通过这种关系来反映历史进程的发生和发展。
当我确定了这样一个坐标系的时候，任何一个题材，都可以放在里边观察，我都有观察和判断的角度，也有选择和取舍的依据。
陈虻经常拿《生活空间》当年拍摄的一个叫做《姐姐》的节目作为例子。这个节目讲述的是一对夫妻生了一对龙凤胎，但因为是刨腹产，分不出谁大谁小，所以父母就把女孩任命为姐姐，让她担负起照顾弟弟的重任。陈虻认为这个节目呈现的故事非常精彩，但是在呈现价值理念方面最初却并不清晰。
陈虻回忆说，这个节目非常热闹，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天天在家打架，一会儿说妈妈偏心眼，一会儿弟弟欺负姐姐，有打有闹，有高兴有痛苦。编导想把这期节目叫做“成长的烦恼”，起名是最难的一件事，起名是概括你整个所要表达的东西，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叫“成长的烦恼”，想要表达的可能只是故事中的这些热闹。我当时看完了这部片子就跟编导讲，我们怎么才能把这个片子，从有趣做到有意义？
我想告诉他一个基本事实，是这个任命改变了这个女孩的生活。以后才会经常出现“你是姐姐，你应该让着弟弟”这种教训，家长教育她所有的方式，都是因为她是姐姐，所以被任命为姐姐，担负起她这个名称的责任以后，她的命运就改变了。
所以在陈虻的建议之下，这期节目被命名为 “姐姐”。陈虻认为这不仅仅是简单的节目名称的变化，还体现了栏目的坐标系，也就是价值判断的角度。
当我们确立“姐姐”这个主题的时候，其实我们是要把它放在一个社会发展的背景上看，把它放在一个人性的背景上看，我们就开始寻找它的某种可能性，我们在素材的组织上，就会更多去凸显这个称谓给她带来的命运的变化和这种变化对她造成的影响。这个女孩在面对这种命运的时候，那种无奈、那种挣扎，以及她父母的那种漠然，那种麻木，觉得她就是姐姐，她照顾弟弟是理所当然的，这些因素才能呈现出来。所以这个故事不再是大家想象的那样，是一个很有趣的东西，也不再仅仅停留在它表面呈现出来的那种好玩和逗乐，而是让人从这种家庭结构上联想到一种传统文化。
* 要有一个统一的认知事物的角度
陈虻：要有一个统一的认知事物的角度，这个坐标系一定是在每一个编导的心中。
陈虻所说的“坐标系”用在栏目上，说穿了，就是如何确定栏目的价值标准。而具体到节目，就需要每个栏目成员对栏目的坐标系有准确的把握才能在节目中贯彻栏目统一的价值判断。
所以陈虻手里的烟盒，更多的时候，是掏出来拍给编导的。
陈虻去世一周年，柴静写了一篇博文，回忆她刚进央视的时候，陈虻也曾经给她拿出过这个烟盒拷问。柴静说：后来我知道，他经常拍出这盒烟来震慑新人。
这一点可以从陈虻考察“新人”的过程中得以印证。
我见到很多来应聘的大学毕业生，或者来求职的一些人，我都会问他，如果给你这个机会拍什么？他会说给我讲他观察的一些东西，很有感触，很丰富。然后我会再问他，你为什么要拍这部片子，他往往又陷入那个故事当中去了。他是没听懂我的意思吗？不是，他是没有办法去马上建立一种方式，进入对问题深刻的思考，平时没有思考的习惯，或者没有一个现成的供他去认知问题的思想框架，或者说一个知识背景。
所以我认为，其实作为一个栏目，或者作为一个个人，从属于栏目的一个个人，都应该建立自己对事物认知的坐标系。只有建立这种坐标，就像经济学家、医学家，一经构成一种坐标，所有的事物都会放在他的坐标系里，衡量它的位置，衡量她的深度。
因为记者没有一个专业的坐标系，所以他每碰到一个题材就要重新考虑，每碰到一个题材就要重新考虑，而每一个人考虑问题的角度又不一样，所以这就会导致一个栏目即便包装都相同，主持人面貌没有变，但是它的各个节目的风格是不一样，因为思想的方向就是不一致的。
但我们看一本成熟的杂志，比如说《三联生活周刊》，就会感觉到无论是谁写的文章，不管是出自哪个作者之笔，都带有这本杂志的风格，总是跟《中国新闻周刊》不一样，跟《南方周末》有差别，那么这种内容上的风格，而不是简单的形式上的，比如排版那样的风格，其实是靠这个团队确立的对事物认知的坐标系。我们要想建立这样一个坐标系，需要每个编导在每个选题的把握上要明确自己的价值理念。
选择了选题，不等于选择了主题
陈虻：选择了选题，不等于选择了主题
陈虻强调：一个导演，在拿到一个选题的时候，必须认识到选题和对选题的把握是两件事儿，必须明白，我选择了选题，不等于选择了主题，选择了某一个新闻事件，并不等于选择了主题。
你确定了要做一个新闻事件，只能说明选题是这样的，主题是什么呢？选择了选题和对选题的把握是两件事儿，你选择了选题，你只是完成了第一件事儿，你如何去把握这个选题，是第二件事儿。第二件件事儿比第一件事儿的份量一点都不轻。因为主题有好多呢，选择什么样的主题，这就叫智慧，一个片子的智慧的含量。
如果你没有把第二件事儿，也就是我说的把握主题当成一个拍摄过程中的一个很重要流程的话，你的任务只完成了一半。换句话说，你必须把你的第二件事，也就是对选题的把握和思考，写在你的选题报告上。如果你知道确定选题这是一件事儿，确定主题这又是一件事儿的话，你只有把第一件事儿告诉了我，你没有把第二件事儿告诉我。而我在你的片子里也没有看到，那只能说明并不是你在选题报告里给我打埋伏，而是你确实就没想明白。当然你可以不告诉我，但是你不能不告诉自己。
你们的报题大多只是事件的梗概，然后就说要关注这件事儿。其实事实上最后做出的片子跟你的报题是一个水平。不信你们自己看看，把你们以前的报题和你们最后根据这个报题做出来的片子拿出来对比一下，在思想深度上，基本上没有太大差别。大多数的情况往往是这样的，从你开始拿到这个选题，决定做这个选题，到你做完这个选题，其实对这个问题的思考，都是停留在你拿到的时候那个水平。
你如果是很清醒地去判断这件事情，和很盲目的去判断这件事情，完全不一样。指哪儿打哪儿，和打哪儿指哪儿是两件事情。我现在看了很多的片子，有些问题的关键所在，就是缺乏对题材的把握，而把握它本身是需要思想的，是需要思想深度的，是需要方法的。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说当一个新闻事件摆在我们面前的时 候，我们说什么，我们说哪些东西。
究竟该如何深入思考？如何把握主题？陈虻具体举例。
如果给你这么一个选题，说一个大学生放弃了在国家机关的工作，公务员的身份，回到农村当村长去了，就这么一个事儿，让你做一期节目，你会做什么呢？
我觉得至少有三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比如说从人性的角度去观察。实际上他是为了实现个人的理想回的农村，但他的老婆和孩子也得跟着他回回去。从人性的层面去拷问的话，他要实现个人的理想，但他实际上要连累到自己的妻子和孩子。我们可以去研究，一个人实现自己梦想的过程中，他要承受哪些代价，他可能要担当一个罪人的角色，或者他必须去安抚别人，他要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追求，就必须要面对一个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问题，很可能是负罪和愧疚，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可能性，就是从他的政治理想来考察，一个有政治抱负的人，他是怎样的一种心志，他是怎么样去考虑人生，他怎么样去认识社会，他是怎么样设计自己人生道路，这又是一个主题，这就是一个年轻的政治家的成长路程，回到农村是他理想的起点，这又是一个话题；第三个可能，还可以考证他在文化上的孤独感。一个人当他回到这样一种环境中，他在文化上很可能是孤独的，因为他所处的生存环境和以前相比有强烈的反差，但他没办法，这就是他要面对的现状。所以我要考证他在文化上的孤独，这种心灵上的不适应，恰恰可以证明某些问题，所以也是我可以研究的一个问题。
必须选择一个主题
陈虻：在这个大圆里选择哪个小圆，是你必须做的一份工作。
所谓“选择了选题，不等于选择了主题”，陈虻提出这个观点所要强调的是，在同样一个事件里，有着很多种值得关注的可能性。为了更加形象地加以说明，他又想出上了一个容易理解的比方，就是大圆和小圆。
也就是说，当你找到一个事件的时候，实际上你就找到了一个大圆，就是这个事件本身。但是在这个事件里边，还要找到你要重点阐述的，表达的方面。就是在这个大圆里要再画一个小圆。你必须在这样一个事件中找到一个更加具体的东西，更加直接的东西。
如果什么都包拢，就等于什么都没有，还是这个事件的本身。我们都关注，就等于都没关注。这就叫我说的：看完你这部片子，我认为可以开拍了。因为你只是把这件事情的方方面面向我介绍了一遍，介绍得都不够深入，都不够集中，也都不够深刻。你没有找到你要表达的东西，没有创作的角度，所以就没有在进行创作。而你真正的创作的开始是，当你选择完一个题材以后，你怎么样选择你关注的方面，选择一个小圆。
所以陈虻审片时，如果发现编导没有选择出所要表达的主题，他就会半开玩笑地说：看完你这部片子，我认为可以开拍了。因为你只是把这件事情的方方面面向我介绍了一遍，我自己帮你找一个重点，我觉得可以开拍了。
首先，一个题材当中实际上是有不同的小圆，不同的角度，而不同的角度决定了你对生活中同时存在的人，有不同的关注，不同份量的关注，不同层面的关注；
其次我要告诉你，在这个大圆里选择哪个小圆，是你必须的一份工作。这是我的一次动员，而不是可做可不做的，是你必须要完成的一个程序。
第三，我想告诉大家，你要在大圆里选择一个小圆，就必须要知道大圆里有多少个小圆，怎么分析一个选题，怎么能找到这个大圆里的N个小圆。然后选择与排除，留一个，再用这一个和那个大圆构成关系，这叫叙述，因为没有大圆，没有那基本事件，你这小圆就不成立。
这就需要建立思维的坐标系。你就可以站在不同的坐标上，去看待同样一件事情，你就会找到这件事情的不同的小圆。
如何选择小圆？陈虻信手拈来的一个例子：
现在孕妇剖腹产的和自然分娩的数据，比如说100个孕妇有3个剖腹产是正常的，中国这个数字可能是30个，这是一个新闻事实。面对这个新闻事实，媒体可以有很多层面的报道，比如说一个层面，我告诫人们不要去做，这是一个错误的选择，还是应该自然生产，自然生产有什么什么好处，剖腹产会有什么什么问题，那么这是一个知识层面；接下来，我换一个层面，这个事实出现了，谁有权来决定剖腹产？孕妇本身是没办法决定剖腹产还是自然生产的，谁有权决定？医生，医生决定也要家属签字，这变成了一个社会话题，我讨论的是医疗体制的问题；还有没有比这更高的层次？现在人们都选择了剖腹产，这是一个错误的观点和行为，那么，这个错误的观点是怎么传播的？人们为什么会相信一个错误的观点？生活中我们其实接收了很多错误的观点，而错误的观点在合理的渠道中不断蔓延和传播，这是一个带有文化色彩的社会问题。一个新闻事实可以上升到知识性的、行业性的、社会性的三个不同的层面。它上升的层面越高，它覆盖的人群就越大，技术层面的时候可能是孕妇和潜在的孕妇关心，第二个层次是关心医疗改革的人群关心，但是我谈到一个错误观念怎么传播的，这可能就和所有人有关系了，因为生活中还会有别的错误啊。
所以选题的选择，看上去是谁都会选择的，在我们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创作以后，我们发现，其实谁都会干的事儿，是最难干的，大家都知道，体育运动中每人都会的是跑步，跑步的提高，就是短跑的提高是最难的，技术性最强，技能型最强。
柴静在博客上发的那篇纪念陈虻的文章，有这样一段：
他最后说的一句话，十年后仍然拷问我：“你有自己认识事物的坐标系吗？有几个？”
同样的问题，陈虻提给了每一个媒体人。请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