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旗帜》的发行量每周都在下降，下降的逮度还在加速，如同一架失控的电梯。墙壁上，地铁杆上，汽车玻璃上和西服翻领上，写着“我们不读华纳德”字样的粘贴物越来越多。华纳德公司的新闻短片禁止在影剧院的银幕上放映。《旗帜》从街头的报摊上消失了。摊贩们不得不携带《旗帜》，可是他们将它藏在柜台下面，只等有人要求时才不情愿地拿出来。地基已经打好了，柱子早就已经被腐蚀透了，科特兰德案件带来了最后的冲击。
在反对盖尔的怒潮中，洛克几乎被人忘记了。最忿怒的抗议来自华纳德自己的公众：来自妇女俱乐部，部长们，母亲们，小商店的老板们。爱尔瓦·斯卡瑞特被迫远离那间屋子——在那里堆满了每天写给编辑的信件。阅读那些信件把他惊呆了——而他的员工要保证防止重复同样的经历——担心他中风。
《旗帜》的职员们默默地工作着。不再有人偷窥，不再有人低声诅咒，不再有人在洗手间传闲话了。有几个人辞职了，其余的继续留下来工作，缓慢而沉重，那样子就像是扣紧了安全带，等待着不可避免的命运。
盖尔·华纳德注意到在他周围的行动中有一种拖延的调子。他走进《旗帜》报业大楼，他的员工们看见他便停下手头的工作，他向他们点头致意时，他们问候他的动作总是来得过于迟缓，慢那么一秒钟；他继续向前走而转过身来时，他便发现他们瞪大了眼睛看着他的背影。他们以前回答他的命令是常说的那句“是，华纳德先生。”在他的最后一个音节和他们回答的第一个字母之间没有一丝一毫的间隔，而现在那个回答却来得迟了点，而且，中间的停顿也具有某种模式，结果，那个回答听起来不像是一个问号之后，倒像是在此之前就挂了一个问号。
《微声》关于科特兰德爆炸案件保持缄默。华纳德在爆炸案发生的第二天就把托黑叫到他的办公室，对他说：“你，听着。在你的专栏里，一个字也不许写，明白吗？你在报社以外嚷嚷什么，做什么都与我无关——是暂时无关。可是如果你叫喊得太厉害的话，事后我会收拾你的。”
“是，华纳德先生。”
“关于你的专栏么，你就当自己是聋子，哑巴，瞎子。只要你还在这栋大厦里，你就应该从来都没有听说过爆炸案的事情。你从来都没有听说过一个名叫洛克的人。你不知道科特兰德是什么意思。只要你还在这座大楼里。”
“是，华纳德先生。”
“而且，别让我过多地看见你在这边晃悠。”
“遵命，华纳德先生。”
华纳德的律师，一位为他服务了多年的老朋友，竭力地劝阻他：
“盖尔，怎么了？你的行为就像个小孩子似的。像个未加训练的业余爱好者。振作起来，伙计。”
“闭嘴。”华纳德说。
“盖尔，你是……你过去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报业经营者。那些明摆着的事情——有必要让我来告诉你吗？一个不受欢迎的事业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件危险的事情，那与自杀毫无二致。”
“如果你还不闭嘴的话，我就让你卷起行李走人，我再为自己请一个讼棍来。”
华纳德开始与人争论起这个案子——在那些生意午餐会上或者晚宴上认识的杰出人士争论起这个案子来。以前他从未就任何话题与人进行争论，他从未辩论过。他以前只是将最后的声明轻轻地抛给充满敬意的听众就行了。现在，他找不到听众了。它找不到那种中立的沉默，半是无聊，半是怨恨。那些曾经将他随便丢出来的关于股市、房地产、广告和政治的每一个字都要收集起来的人，却对他所说的关于艺术、伟大和抽象的正义不感兴趣。
他听到过为数不多的一些人的回答：
“是的，盖尔，是的，当然。可是，在另一方面，我认为那个人特别自私。而这就是当今世界所存在的问题——自私。到处都充斥着自私。正如兰斯洛特·克鲁格在他的书中所说的——那是一本漂亮的书，全写着他童年的事，你读过这本书的，我看过你和克鲁格的合影。克鲁格一直周游世界，他清楚他在说什么。”
“是啊，盖尔，不过，关于这件事你不是表现得有点老土了么？那个伟大的人的伟大品质是什么？一个光荣的泥瓦匠有什么伟大可言？总之，谁是伟大的？我们都只不过是许许多多的分泌腺、化学药品和我们早餐所吃的随便什么东西而已。我认为洛伊丝·库克在那本漂亮的小书里——它的书名叫什么来着？——对了，《有胆识的胆石》。是的，阁下。你自己的《旗帜》还大肆宣传过那部作品呢。”
“可是，瞧瞧，盖尔，他本来应该在想到他自己以前，先想到别人。我想，一个人如果心中无爱，那他也好不到哪儿去。我听说在昨晚的一出戏里——那是一出伟大的戏剧作品——是伊科的新作——他到底姓什么来着？——你应该看看的——你的朱利斯·佛格勒说，那是一首勇敢而温柔戏剧诗呢。”
“盖尔，你可真能自圆其说呀，而且我都不知道怎么来反驳你了。我不知道你错在哪里，可是，让我听着就是不对劲，因为，埃斯沃斯·托黑——喂，你可别误会我的意思，我对于托黑的政治见解可是一点都不赞同。我知道他是一个激进主义者，可是从另一方面来看，你不得不承认，他是一个胸怀像一栋房子那样宽广的理想主义者——嗯，埃斯沃斯说过……”
这就是那些百万富翁，银行家，工业家和商人，正如他们在所有的午餐会上演讲中所呻吟的，他们无法理解世界为什么要完蛋了。
一天早晨，华纳德从停在《旗帜》报业大楼前的汽车里下来，正当他穿过人行道时，一位妇女向他冲了过来。她一直等在楼门口。她是一个中年妇女，身材肥胖。穿了一件脏兮兮的棉布裙子，戴着一顶压扁了的帽子。她的脸上皮肤松弛，长着塌鼻梁，一张不成形的嘴，和一双乌黑明亮的圆溜溜的眼睛。她在盖尔面前站住，将一把烂甜菜叶子照着他的脸上扔过去。只有叶子，没有甜菜根，软乎乎，黏糊糊的，用一根绳子扎着。那些烂菜叶砸在他脸上，又掉到了地上。
华纳德站着没有动。他注视着那位妇女。他看见她那白白的肌肉，嘴得意洋洋地张开着，那是一张伪善的、恶人的脸。过路人已经把她抓住，而她嘴里还在尖声骂着很难听的脏话。华纳德抬起头，摇了摇头，示意他们让那个东西走人，就走进楼里去了，脸颊上还留着绿绿黄黄的一团污迹。
“埃斯沃斯，你打算怎么办？我们怎么办？”爱尔瓦·斯卡瑞特悲叹道。
埃斯沃斯高高地坐在办公桌的边上，微微而笑，好像要亲吻爱尔瓦·斯卡瑞特似的。 “为什么他们还不把这件破事儿停下来，埃斯沃斯？为什么不来点什么事打断它，把它从头版上拉下来？难道我们就张罗不出点儿国际形势什么的？我长了这么大，还从来没见过有人这么小题大做。可真的成了一件爆炸工作了。上帝呀，埃斯沃斯，那种故事只配登在封底。我们每个月都登载这样的故事，特别是每一次罢工，还记得吗？毛皮加工者的罢工，洗衣工人罢工……噢，见鬼！为什么都是愤怒的东西？谁在乎？他们为什么要在乎？”
“爱尔瓦，也有这种情况，关键的争端根本不是表面上的事实。公众的反应似乎与此极不相称，可是，事实并非如此。你不该这么愁眉苦脸的，你让我吃惊。你现在应该感谢你的幸运星才对。你明白，这就是我所说的等待适当的时机。船到桥头自然直嘛。尽管如此，我绝对没料到它竟然会像这样地送上门来。高兴起来，爱尔瓦。这正是我们在接管的时候。”
“接管什么？”
“华纳德报业呀。”
“你疯了，埃斯沃斯。像他们所有的人一样都是疯子。你发疯了。你是什么意思？盖尔持有百分之五十一的……”
“爱尔瓦，我喜欢你。你好极了，爱尔瓦。我喜欢你。可是我向上帝祈祷，但愿你不是这样一个该死的傻瓜，以便你能听懂我的意思。但愿我能和什么人谈谈。”
一天晚上，埃斯沃斯·托黑试图要和奥古斯特·韦珀交谈，可是大失所望。奥古斯特拉长了声音说：
“埃斯沃斯，你身上有个毛病，就是你太不切实际了，太爱空想了，太他妈的形而上学了。这玩意儿根本没实际的价值。我倒希望他炸毁大楼的时候，里面住满了人呢——还有几个小孩子被炸成碎片——那样，你就有什么东西写了。那我才喜欢呢。这场运动可能利用此事。可是这个？见鬼，如果是那样的话，他们会把那个傻瓜送到监狱里去的。你——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吗？埃斯沃斯，你真是知识界一个不可救药的怪人，你充其量就是这么一个人。你以为未来捏在你的手里吗？你别自欺欺人了，宝贝儿。未来在我手中。”
托黑一声长叹：“你说的千真万确，奥古斯特。”
14
“托黑先生，你真好。”吉丁太太低声下气地说，“你能来我家，我真高兴。我不知道该拿皮迪怎么办。他谁都不想见，也不愿去设计院。托黑先生，我都吓坏了。原谅我。我绝不是在诉苦。或许你可以帮帮他。拉他一把，托黑先生，他是那么看重你。”
“好的。我保证帮他。他在哪儿？”
“就在这儿，在他屋里。托黑先生，请往这边走。”
这次来访是出乎意料的，托黑好几年都没有来过了。吉丁太太受宠若惊。她将客人带到走廊里，没有敲门便把门打开了，不敢通报有客人到了，担心儿子会拒绝。
她快活地说：
“快看，皮迪，看谁来了！”
吉丁抬起头。他弓着身子坐在一张杂乱的桌子前，上面放着一盏光线暗淡的矮台灯。他正在解一个从报纸上裁下来的字谜。桌子上有一个装满了东西的玻璃杯，从上面的红色的轮圈可以看出是装过番茄汁的，一只装着锯齿状字谜纸的盒子，一副纸牌，一本《圣经》。
“你好，埃斯沃斯。”吉丁说，脸上漾起了微笑。他屈身向前想要站起来，可是，动作刚做到一半，又忘了。
吉丁太太看到他脸上的微笑，便慌忙出去了，放心地关上了门。
还未完全笑出来，那一丝微笑便消失了。那只是一种记忆的本能。然后他记起了许多他竭力不去理解的东西。
“你好，埃斯沃斯。”他无肋地又把刚才的问候重复了一遍。托黑站在他面前，好奇地审视着那间屋子和那张桌子。
“令人感动，彼得。”他说，“非常令人感动。我敢确定如果他看到了一定会感激涕零的。”
“谁？”
“彼得，最近这些日子，不喜欢说话了，是吧？不喜欢交际了？”
“埃斯沃斯，我本想去找你的。我本来想和你谈谈的。”
托黑抓住一把椅子的椅背，在空中舞出了大半个圆圈，像是在炫耀，然后，将它放在桌前，坐了下来。
“那好，我就是专为此事而来的。”他说，“来听你谈的。”
吉丁没有做声。
“怎么不说话呀？”
“埃斯沃斯，你绝不可以以为我是不想见你。只是……我对妈妈说过不放任何人进来……那是由于那些报社记者。他们不让我安静。”
“啊唷！真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彼得。我还记得有一阵儿，见了报社的记者，拉都拉不走你呢。”
“埃斯沃斯，我一点幽默感也没有了。一点儿也不剩了。”
“那才叫幸运呢。否则，你还不笑死了。”
“埃斯沃斯，我太累了……我很高兴你能来。”
光从托黑眼镜片上反射过来，所以吉丁没法看清他的眼睛。只有两个满是污斑的金属圈，就像两只熄灭着的汽车前灯，反射着一定距离之外的东西。
“以为可以侥幸逃脱吗？”托黑问。
“逃脱什么？”
“你那种高人逸士的行为呀。伟大的忏悔。忠实的沉默。”
“埃斯沃斯，你怎么啦？”
“他是无罪的，对吗？所以你就想让我们别管他，是吗？”
吉丁的肩膀动了一下，与其说是真的坐直了身子，不如说，只有这样动作的想法，不过终究只是个想法而已，他动了一下嘴巴，还能问出一个问题：
“你想干什么？”
“想听听完整的故事。”
“为什么？”
“想让我把事情搞得容易些吗？想要一个好借口吗，彼得？我能办得到的，这你知道。我可能会给你三十三种理由，全是高尚的，而且你会不假思索地轻信它们中的任何一个。可是我现在不想帮你把它搞得更简单。所以我就照实说了吧：送他去监狱，你的英雄，你崇拜的偶像，你慷慨大度的朋友，你的守护天使！”
“埃斯沃斯，我没有什么可以告诉你的。”
“在你还没有吓破胆之前，你还是留口气想想清楚，你不是我的对手。我让你说什么你就说什么，我可不喜欢浪费时间。科特兰德项目是谁设计的？”
“是我设计的。”
“你知不知道我是一个建筑方面的行家？”
“是我设计了科特兰德项目。”
“就像考斯摩一斯劳尼克大厦一样？”
“你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
“我想让你出庭作证，皮迪。我想让你在法庭上讲述这个故事。你的朋友可不像你这样明明白白。我不知道他在搞什么名堂。他那招肇事后滞留案发现场也太狡猾了些。他明明知道他会受到怀疑的，而他又表现得那么难以捉摸。天知道他在法庭上打算说些什么。我可不想让他逃脱干系。他们所有的人都咬住不放的那些东西。我知道就是动机。如果我努力去解释这个动机，没有人会相信我。可是你肯定要在法庭上宣誓作证的。你要讲出实情。你会告诉他们——谁设计了科特兰德项目，为什么。”
“是我设计的。”
“如果你想要在证人席上这么说，那你可得在肌肉控制上下点功夫。你发什么抖啊？”
“别管我。”
“太晚了，皮迪。读过《浮士德》吗？”
“你想要什么？”
“霍华德·洛克的脖子。”
“他不是我的朋友。他从来都不是。你知道我对他的看法。”
“我知道，你个该死的白痴！我知道你终生崇拜他。你对他顶礼膜拜，而同时却在他背后捅刀子。你甚至连自己那点蓄意害人的勇气都没有。你想方设法还是不行。你恨我——噢，难道你猜不出来我是清楚这一点的吗？——可你却跟随了我。你爱他，而你却毁了他。噢，皮迪，你确实把他给毁了，可现茌没有退路了，所以你将不得不把这出戏演到底！”
“他对你有什么意义？对你有什么影响？”
“你很久以前就该问问这个问题。可是你却没问。那就说明你清楚这一点。你心里一直清清楚楚。那就是让你发抖的原因。我为什么应该帮你欺骗你自己？我这样做已经十年了。那正是你来找我的原因。他们都是为了这个才来找我的。可是你不可能白占便宜。从来都是如此。尽管我所持的是与此相反的理论。你从我这儿得到了你想要的。现在该轮到我了。”
“我不想谈霍华德。你不能强迫我谈霍华德的事。”
“是吗？你为什么不把我从这儿轰出去？你干嘛不卡住我的脖子把我掐死？你比我强壮多了。可是你不会这么做的。你不可能这么做。皮迪，你懂得力量的本质吗？体力的？是肌肉，是枪杆子，还是钱？你和盖尔·华纳德应该聚到一起。你有很多东西要教他。说吧，彼得。谁设计了科特兰德？”
“让我一个人待着。”
“谁设计了科特兰德？”
“放了我吧！”
“谁设计了科特兰德？”
“这更恶劣……你现在的行为……恶劣得多……”
“比什么更恶劣？”
“比我对路谢斯·海耶所做的事。”
“你对路谢斯·海耶做过什么？”
“我把他杀了。”
“你在说什么？”
“那就是我要说的，那样会更好受些。因为我让他死了。”
“别再说胡话了。”
“为什么你想杀死霍华德？”
“我并不想杀死他。我想让他坐牢。你明白吗？坐牢。待在单人牢房里。在铁窗后面。被锁起来，被扎得紧紧的，用皮带抽打着——可是却让他活着。当他们叫他起时，他就得起来。他们给他什么，他就得吃什么。叫他动他就得动，不叫他动，他就得停下。叫他往东，他不得往西。叫他干活，他就得乖乖地干活。动手推他，一高兴还会扇他耳光，当他不听话时，他们还会用胶皮管揍他。不过他会听话的。他会服从命令。他会服从命令！”
“埃斯沃斯！”吉丁尖声叫道，“埃斯沃斯！”
“你让我恶心。难道你就不能接受事实吗？不，你想裹上糖衣，要面子。那就是我更喜欢奥古斯特·韦珀的原因。到底还有一个不抱幻想的人。”
吉丁太太猛地推开了门。她听到了那声尖叫。
“滚出去！”托黑对她大声吆喝说。
她退了出去，而托黑砰地一声将门摔上。
吉丁抬起头：“你无权那样和我妈妈说话。她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谁设计了科特兰德？”
吉丁站起身来。他拖着脚走到一个梳妆台前，拉开一个抽屉，取出一张揉皱了的纸，将它递给托黑。那就是他与洛克签署的协议。
托黑将那份协议读了一遍，他嗤地笑了一声，那一声是那样的冷淡、急促而粗暴。然后，他注视着吉丁。
“彼得，就我所知道的，你可是个完美的成功者。不过有时候，看见我的成功者们，我不得不想要掉过头去。”
吉丁站在梳妆台前，他的肩膀耷拉下去，两眼空洞无神。
“我没有料到你会这样白纸黑字地写了下来，还有他的签名。所以那就是他为你做的——可这就是你对他的报答……不，彼得，我收回我刚才对你的侮辱。皮迪，你当时别无选择。你是谁？你要使历史的车轮倒过来转吗？你知道这份契约意味着什么？令人无法忍受的完美，多少个世纪的梦想，全人类伟大的思想流派的最高宗旨。你给他套上了缰绳。你迫使他为你工作。你夺取了他的成就，奖赏，他的钱，他的光荣，他的荣誉。我们只不过是思考它、写写它而已，而你却作出了实际的演示。自柏拉图以来的每一位哲学家都要为此而感激你。这就是它——哲学家的魔法石——用来将金子变成铅块。我本应该高兴的，可是我想我是普通人，所以我帮不了你。我并不高兴，我只觉得恶心。其余的人，柏拉图和所有别的哲学家，他们确确实实以为那块魔法石能将铅块变成金子。我从一开始就知道真相。我对自己一向是诚实的，彼得，那是最难达到的一种真诚的形式，是那种你们所有的人都不惜任何代价都避之不及的诚实。可是现在我并不责怪你，不守信用是最难做到的，彼得。”
他疲惫地坐下来，两手握着那份契约。他说：
“如果你想知道那有多难，我就来告诉你：现在我想烧了这张纸。随便你怎么理解。我并没有自称是一个多么伟大的守信用的人，因为我知道明天我就会将它送到地方检察官那里去。洛克将永远不会知道，不过他知道了也没什么关系，但是坦白地说，有那么一瞬间，的确想要把它烧了。”
他小心翼翼地将那份文件折叠好，顺手将它装进他的衣服口袋里。吉丁跟随着这个姿势，整个头都跟着转动着，活像一只猫看着被人任意操纵着的小球。
“你让我感到恶心。”托黑说，“天哪，你多让我恶心，所有你们这些虚伪的感伤主义者都让我感到恶心！你跟随着我，你滔滔不绝地吟诵着我教给你的东西，你从中渔利——可是你却连向我承认你在做着什么事情的美德都没有。当你一看到事实的真相，你的脸色就发青。我想那是顺乎自然的事情，而准确地说，那正是我的主要武器——可是天哪！我对此厌倦了。我必须躲开你一会儿。那正是我为自己的一生上演的一出戏——是为了像你这样的小庸才上演的。为了保护你的感伤情调，你的故作姿态，你的良心和你所没有的内心宁静。那就是我为了我所要的东西而付出的代价——不过至少我还知道我必须付出这个代价。而且我对这个代价，或者说这笔交易，也并没有抱任何幻想。”
“你想……想要……什么，埃斯沃斯？”
“权力，皮迪。”
楼上房间里传来脚步声，有人在快活地蹦来跳去，天花板上仿佛有那么四五下敲击的声音。吸顶灯的灯座丁当作响，吉丁顺从地抬起头来，接着转回来，看着托黑。托黑脸上挂着一丝几乎是漠然的微笑。
“你……过去总是说……”吉丁口齿不清地开口要说，却又停住了。
“我一直是这样说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而且是公开坦率地说的。如果你不听，那并不是我的过错。当然，你是能够听到的，你只不过是不想听而已。对我来说，你这样做反而更安全些。我说过我有统治他人的欲望，就像所有我精神上的前辈们一样，不过我比他们要幸运些。我继承了他们劳动的果实，而且我将成为那个亲眼目睹着这一伟大的梦想变成现实的人。我现在就看到我身边的这种现实。我认识到这种现实的存在，可是我不喜欢它。我原来也没想喜欢它。获得愉悦的感觉并不是我的目的所在。我将得到我的能力所赋予我的满足感。我要成为统治者。”
“对……谁进行统治？”
“统治你，统治全世界的人。惟一的问题是操纵杆。如果你学会了如何去控制一个人的思想，那你就同样能够控制整个人类。是思想，彼得，要靠思想去控制，而不是凭借皮鞭和棍棒，更不是战火或火炮。所以说，恺撒们，阿提拉们，以及拿破仑们都是傻瓜，所以他们都不能长久地统治。我们能。彼得，思想就是那种无法统治的东西。必须要摧毁宅。砸进一根楔子，伸手把它攥住——那个人就是你的了。你不必使用皮鞭——他自己就会将鞭子拿来，求你抽打他。上好他背面的发条——他自己的机械装置便帮你把工作全做了。利用他来对付他自己。想知道是怎么做到的吗？看看我有没有对你撒过谎。看你是不是没有把这一切听进去，将它们变成你自己的东西，可是你不想听，所以罪责在你，而不在于我。支配人们的思想的办法有很多。就举一个例子来说——要让人觉得他很渺小。让他自觉有罪或内疚。扼杀掉他的抱负和正直。要做到这一点是很难的。连你们中间最坏的人都要以他自己曲折的方式探索他们的理想。通过内心的腐败来摧毁一个人的正直，然后再利用其腐败来击垮他自身的正直。把它导向一个破坏所有人的正直的目标。宣扬和倡导无私奉献。告诉人类说他必须为了他人而活着。告诉他说，利他主义便是最高的理想。没有一个人曾经达到过这种理想，将来也没有哪一个人能达到。他身上的每一种生存动机都在呐喊着来对此表示抗议。可是，难道你不明白你所取得的成就吗？人类意识到了他的无能为力——他无法达到他所接受的那些崇高的价值观——而这就使他有负疚感和罪恶感，让他觉得自己本性卑劣，一文不值。既然最高理想是遥不可及的，他便放弃了所有的理想，所有的渴望和抱负，放弃了一切个人的价值观。他认为，自己宣扬那种他无法付诸实践的东西是出于迫不得已。可是一个人不可能做半个好人，或者说做个大体上诚实的人。要维护他的正直，需要进行一场艰苦的斗争。明知道那是腐败，为什么还要去维护它呢？他的思想放弃了自尊，而此时，你便可以将他玩弄于股掌之间，而他则会对你俯首贴耳，惟命是从。他会很高兴听命于你——因为他无法信赖自己，他觉得没有把握，内心是不纯洁的。这是其一。还有一种方式。毁灭人的价值观。扼杀他能够辨别伟大或者成就伟大的才能。伟大的人是无法对其进行支配和统治的。我们不想要任何伟大的人，不过不要否认伟大这一概念本身。从他的内部去毁灭它。伟大的都是罕见的，执拗的和特立独行的东西。
设定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关于伟大成就的标准，向所有人开放，包括那些最差、最无能的人——那样你便将所有人内心的自强不息的动力阻断了，无论他是伟大的还是渺小的。你把一切努力都抬高身价，达到优秀和完美的动机和诱因完全阻断了。嘲笑洛克，而将彼得·吉丁奉为一名伟大的建筑师，便已经将建筑学的概念摧毁了。抬高洛伊丝·库克的身份，便等于摧毁了文学。捧红海尔·爱克，就等于摧垮了戏剧。赞美兰斯洛特·克鲁格，那样你就已经摧毁了出版业。不要动手去捣毁所有的神殿——那样你会吓坏他们的。将平庸之辈也安置在神殿里，将他们供奉起来就可以了——通过这种方式，那些神殿就已经被你夷为平地了。还有一种方式。以嘲笑来提高你的杀伤力。笑声是人类快乐的工具。要学会将它当作一种杀伤性武器来使用。将它变成一种讥笑。简单至极。告诉他们去嘲笑一切。告诉他们幽默感是一种无限制的美德。不要让人的思想中留存任何神圣的东西——那样它的思想对他来说就不再神圣了。毁灭他内心深处对英雄的敬畏之心，你就已经将人类心目中的英雄悉数扼杀了。因为人是从来不拿讥笑当真的。他会俯首听命，而且他的顺从永无止境——任何事情都成——什么事都不要太当真了。还有一种方式。最重要的途径。绝对不能让人们感到幸福。幸福感是自我包容和自给自足的。有幸福感的人是无暇顾及你的，对你来说也是无用的。幸福的人都是自由的人。要在生活中将他们的快乐感毁灭掉。剥夺那些对他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或者弥足珍贵的东西。迫使他们认识到个人的渴望这一简单的事实都是一种罪恶。使他们处在这样一种境地——在这里，说“我想要如何如何”不再是与生俱来的权利，而是一种可耻的丢脸事情。利他主义在其中是大有用武之地的。不幸的人会自动找上门来。他们需要你。他们会找你来寻求慰藉，寻求支持，寻求逃避。大自然是不允许有真空存在的。掏空人的思想——所得的空间就任凭你来填补了。彼得，我不明白你为什么竟然看起来如此震惊。这是一切方式中最老掉牙的一种了。回顾一下历史呢。看看从亚洲到欧洲的伟大伦理和道德体系吧。他们宣扬的不都是对个人快乐的牺牲吗？在所有的错综复杂的冗长的措辞后面，它们不都是有一个共同反复的主题——牺牲、自制和自我否定吗？难道你还没有理解它们的主题曲——‘放弃，放弃，再放弃’吗？再看看当今的道德风气吧。一切令人愉悦的东西——从香烟到性，到野心和获利的动机，统统被认为是堕落的和有罪。只要一旦证明某样东西能使人快乐——那样东西就已经要被诅咒了。我们已经将快乐跟罪过紧紧捆到一起了。我们一直将快乐与罪恶联系在一起。所以我们已经扼住了人类的喉咙。将你的新生儿扔进一个自我牺牲的大熔炉里面，躺在一张撒满钉子的床上，到沙漠里去苦修，去抑制肉欲，不要跳舞，星期天不要去看电影，不要企图致富，不要吸烟，不要喝酒。那完全是一条对幸福的封锁线。这是个伟大的封锁线。傻瓜们以为这种性质的禁忌只不过是胡说八道。有些东西积淀了下来，有些却留了下来。可是在荒唐之中总是存在着一个目的的。不要费心地去检验一个愚蠢的念头——仅仅问问自己，它要达到的目的。宣扬牺牲的道德体系最终都发展成为超级大国，而且统治着数以百万计的人。当然了，你得将它包装起来。你必须告诉人们说，通过放弃一切使他们幸福的东西，他们将达到一种更高级的幸福。你无须对此十分了解。只要使用冠冕堂皇的词语就够了。‘普遍的和谐’、‘不朽的精神’、‘神圣的目标’、‘天堂和极乐’、‘人种优越’。彼得，都是内部的腐败。那只是一切的一切中最最古老的方式。这种滑稽戏已经上演了好几百年，而且人们还在不断地为之前赴后继，赴汤蹈火。然而，对此道德标准的检验是如此简单：你仅仅去听一听任何一位先知的宣讲，如果你听他提及牺牲——赶紧逃跑。比逃避一场阴谋更快地逃跑。原因如下：有人献祭，就有人享用祭品。有人提供服务，就有人享受服务。谁对你宣扬牺牲精神，对你大讲特讲奴隶与主人，谁就是那个被服务的对象——而且他打算成为奴隶主。不过，如果有人告诉你说你必须幸福，说幸福是你与生俱来的权利，说你所要尽的第一天职便是对自己负责——那便是一个不控制你灵魂的人。那个人对你一无所求。可是真让他任其所为，你准会发疯地大叫起来，大声咆哮着说他是个自私的魔鬼。所以，这个骗局才得以延续许多世纪。不过在里面，或许你也发现了点问题。我说过：‘它是合乎情理的。’你明白吗？他们手里掌握着对付你的武器。理性。你必须很有把握，确保剥夺掉他们的理性。斩草先要除根。可是要当心。不要搞一刀切，不要公开彻底地否定理性，绝对不要完全公开地否定任何东西，得饶人处且饶人。不要公开说理性是邪恶的——尽管有些人已经这样做了，而且还取得了令人瞠目的成绩。你只要说理性是有限度的就行了，对他们说也有超越理性的东西。那是什么呢？你对此也不必讲得十分清楚。这个领域是无穷无尽的。“直觉”、‘感觉’、‘启示’、‘具有神性的直感’、‘辩证唯物主义’。如果你在某一个关键的地方被人抓住了破绽，而且有人告诉你说，你的哲学没有意义——你也要以不变应万变。你就告诉他——还存在超乎理性之上的东西。说——在这个领域，他不能仅仅去思考，他必须去感受。他必须相信。只要吊销了理性的执照，鬼知道你在乱弹什么琴。无论你什么时候需要，随时可以翻云覆雨。你已经将他置于手掌心了。你能控制得了一个有思想的人吗？我们不需要任何有思想的人。”
吉丁在地板上坐下来，就坐在梳妆台的旁边。他已经感觉到有些疲倦，而他只是将腿蜷缩了起来。他并不想放开梳妆台。靠着它，他感觉到安全，仿佛它仍然保卫着那封他已经交出去的信一样。
“彼得，所有这一切你都听过了。你已经看到我实践了十年。你看到全世界到处都在这么做。你为什么还唾弃它呢？你没有权利坐在那里，怀着吃惊的正人君子的优越感瞪眼看着我。你就身处其中。你也有份儿，而且你必须继续走下去。你害怕看到它会造成什么后果。我可不怕。我来告诉你。那就是未来的世界。是我所希望的世界。那是一个顺从的世界，也是一个团结的世界。它是这样的，在这个世界里每个人的思想并不属于他自己，而一种是去猜测邻居的心思，而他的邻居也并没有自己的思想，而只是一种去猜测下一个邻居的企图。如此反复，彼得，全世界都是这样。因为每一个人都必须与他人的意见一致。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没有人会拥有自己的欲望，而他所有的努力都是冲着满足邻居的欲望这一目的去的，而这个邻居除了去满足下一个他们个人不存在的愿望之外，并没有任何的愿望，全世界都是如此，彼得。因为所有的人必须为所有的人服务。这个世界里没有人会为了类似金钱这样单纯的动机而工作，工作的惟一目的是那个无头的怪兽——声誉追随者们的支持——他们良好的评价——那些无权发表任何评价的人们的评价。活像一只章鱼，全是触须，而没有脑袋。判断力，彼得！没有判断力，只有投票处。以一种接近零点的平均——因为就不允许有个性存在。拆掉了马达的世界，只有一个靠手来起搏的心脏。我的手——极少数其他的像我一样的人的手。那些人很清楚，是什么使你们推选他们——你们这些伟大的、极好的普通人。当称你为普通人时，你并没有愤怒地跳起来反驳，这个渺小的普通的人，你已经喜欢并接受了这个称谓。你将高居于殿堂之上，受人供奉和崇拜，你，那个渺小的人，这个令所有过去的统治者忌妒得辗转反侧、惶惶不安的，你这个绝对的至高无上的造物主、穆罕默德和耶稣的化身。人民的心声。一般人、平常人和大众。你知道‘自我’一词的反义词吗？彼得，就是平庸之辈，就是喜欢讲陈腔滥调的人所创造的。可是就连陈腔滥调有时候还得有人来创造和发明。我们来进行这个发明和创造。人民的声音即上帝的声音。我们将享受无限的服从——来自那些除了谦恭之外一无所长的人。我们会称之为‘服务’，会为服务颁发奖章。这将使人人奋勇争先，看谁服从得更多更好。除此之外将不会有别的区分的标志。没有别的个人成就可言。你能在这副图景中看到霍华德·洛克吗？看不到？那就别浪费时间来问愚蠢的问题了。一切不能被控制的东西必须消亡。而如果那些偏执狂坚持他们的出生是偶然现象，那他们也将活不过十二岁。当他们的大脑开始发挥作用时，他会因为感受到压力而爆炸。那种压力形成了一个了真空。你知道被带到阳光底下来的深水海洋生物的命运吗？未来洛克们的命运就是那样。你们其余的人就会微笑着服从。你注意到低能儿总是微笑吗？人类的第一次皱眉就是上帝第一次触摸他的额头，那是思想的触摸。可是我们将既没有上帝也没有思想。只有通过微笑来进行的投票。自动控制杆——统统都在说‘是’……现在，如果你再稍微聪明一些——譬如，像你的前妻一样——你就会问：我们是什么人？是统治者们吗？我将怎样，埃斯沃斯·蒙克顿·托黑？而我就会说，是的，你说对了。你将会和我一样如愿以偿。我除了让你感到满意之外别无他求。撒谎、讨好，奉承你、称赞你，使你的虚荣心得到满足。去做有关人民和共同利益的演讲。彼得，我可怜的朋友，我是你所认识的中最无私的。我还不如你来得独立，而我刚才还在强迫你出卖你的灵魂。你至少还利用过别人以得到你自己可能从他们身上得到的好处。我不为自己索取任何东西。我利用他们是为了我可能为他们所做的事情。那是我惟一的职责和满足。我没有个人目的。我要的是权力。我要的是未来的世界。让所有的人为了所有的人而活着。让所有的人作出牺牲，而没有人从中获得利益。让所有的人遭受痛苦，而没有人享受快乐。阻碍发展的脚步。让一切停滞不前。在停滞与萧条中实现众生平等。所有人都服从所有人意志的支配，全面的奴隶制——甚至连一个主子的尊严都不存在。从奴隶到奴隶。一个巨大的圆圈——和完全的平等。这就是未来的世界。”
“埃斯沃斯……你……”
“神经错乱？不敢说出来吗？你坐在那儿，周围是你最后的希望——被你写满了的世界。觉得我神经不正常吗？看看你的周围吧。随便捡起一份报纸，读一读那些标题。它不就来了吗？它不就在你面前了吗？跟我所告诉过你的一模一样？欧洲不是已经被吞没了，而我们不也正在跌跌撞撞地亦步亦趋吗？我所说的一切都包含在一个词里——那就是集体主义。而那不正是我们这个世纪的神灵吗？共同行动。共同思想。共同感受。团结，一致，服从。服从，服务，牺牲。分裂和征服——这是第一步。然后——联合和统治。我们终于找到了真理。还记得那位罗马皇帝吗？他说他但愿人类只有一个脖子，那样他就可以一刀将它砍下来。人们嘲笑了他好几百年。不过我们是笑在最后的。我们已经取得了他所没有取得的成就。我们已经教会了人们去团结。这就等于造就了一个脖子，为一条拴狗的皮带作好准备。我们找到了那句咒语。集体主义。看看欧洲吧，你这个傻瓜。难道你就不能透过胡扯和瞎聊看到其中的本质吗？一个国家都信奉这样一种信条：个人没有任何权力，集体高于一切。个人被视做洪水猛兽，而大众则被奉若神明。除了服务于大众，不得有任何动机和任何价值观。那是其中一种版本。这儿还有另一种版本。一个国家致力于个人没有任何权利，政权高于一切的主张。个人被视做邪恶，而种族被奉若神明。除了服务于种族之外，不得有任何别的动机和美德。是我在说疯话吗？抑或这已经成为两块大陆上存在的冷酷现实？注意观察这一钳形运动。如果你厌倦了一种版本，那我们就把你推到另一种版本里去。我们使你来回运动，你只能二者选一。我们已经把门关上了。我们已安装好了那块硬币——它的正面的头像代表着集体主义，而反面还是代表集体主义。用一种猛烈抨击个人主义的教条去反对那种强烈谴责个人主义的教条。把你的灵魂出卖给一个委员会——或者交给一位领袖。但必须交权、交权、交权。彼得，这是我的方法。以毒攻毒。在婉转的措辞上煞费苦心，可是抱定一个主旨不放。给那些傻瓜们选择的机会，让他们高兴——可是别忘了那个你必须达到的惟一目的。把那个个人消灭掉。扼杀人类的灵魂。其余的人会自动跟上来。像现在一样对世界局势洞若观火。现在你还认为我是疯子吗？彼得？”
吉丁伸直了两条腿坐在地板上。他抬起一只手端详着他的指尖，然后把其中一根手指放到嘴里，咬下一根倒刺。不过那动作是下意识的——那人已经只剩下一种单一的感觉，一种听觉，所以托黑心里清楚，他别想指望能得到什么回答。
吉丁顺从地等待着，似乎并没有什么异议。刚才的话音停了下来，而现在他的职责就是等着它们再度响起来。
托黑将双手放在椅子的扶手上．然后从手腕部位抬起他的两掌又重重地落在木制扶手上一一一个微笑代表他的话讲完了。
“谢谢你，彼得。”他严肃地说，“诚实是一个消除不了的东西。我一生都是在对大批的观众讲话。而这一次却是我永远不会有机会作的一个演讲。”
“别走，埃斯沃斯。”
托黑站在地板上面对吉丁，温和地笑起来。
“彼得，这就是答案。这就是我的证明。你认识了我——因为我是这样的人，你知道我对你做过什么，你的灵魂里已经不存在任何价值观的幻象了。可你还是无法离开我，而且永远无法离得开我。你借理想之名而顺从我。你也会继续毫无理想地顺从我的。因为现在你只会这一套本事……晚上睡个好觉，彼得。”
15
“这是一个考验立场的案子。我们对此案的看法将会决定我们的本质。在霍华德·洛克这个家伙身上，我们必须击溃那股自私的和反社会的个人主义势力。它是现代社会的祸端，它在这里显示出了它最终的恶果。正如本文开头所说的，地方检察官现在持有一张证据，暂时我们还无法泄漏这个证据的性质，它毫无争论地证明，洛克是有罪的。我们，人民，现在应该要求正义。”
五月底的一个早晨，这篇文章出现在《微声》上。盖尔·华纳德正从机场开车往家赶，他在车上读到了这篇文章。他飞去芝加哥是为了保住一个闻名全国的大广告客户而作最后一次努力——此人拒绝续签一份三百万美元的广告合同。两天绞尽脑汁的努力付诸东流了，华纳德失去了这个广告客户。从纽华克机场刚下飞机，他就买了这几份纽约的报纸。他的车正等着接他去乡间住宅，然后他就读到了《微声》。
有那么一刹那，他不知道自己拿着的是一份什么样的报纸。他看了看版头上的题字。可是那就是《旗帜》。而且那个专栏也还在，就在原来的位置，第一版，第二部分，第一栏。他屈身向前吩咐司机开车到办公室去。他坐在车里，那张报纸一直在他膝头摊开着，直到汽车在《旗帜》报业大楼前停下来。他刚一走进这幢大楼，立刻就觉察到事情不妙。从大厅里那两名刚刚从电梯里出来的记者的眼神里看出来了，从那个极力克制住自己想回头看看他的电梯工的神态中看出来了，从休息室里的所有人的一动不动的神态中看出来了，从一个秘书的办公桌上打字的喀哒声突然中断中感觉出来了，从另外一个秘书举起来却忘记放下去的手上看出来了——他看到了那种等待。接着他便明白了那一切不可相信中所包含的言外之意——他报社的所有员工都心知肚明。
他第一次感觉到一种模糊的震惊，因为在他周围人们的等待中，包含着每个人内心中关于他与埃斯沃斯·托黑之间的某个争论的结果所怀有的好奇心。
可他没有时间注意自己的反应。除了紧张和压力感之外他没有余力去注意任何东西，那种压力压迫着他的脸颊骨、牙齿、面颊、鼻梁骨——而他心里清楚他必须将那种感觉抑制住，压下去，控制它。
他没有问候任何人，便径直走进办公室里去了。爱尔瓦·斯卡瑞特萎靡不振地陷在他的办公桌前面的一张椅子里。斯卡瑞特喉咙上缠着一根弄脏了的白纱布绷带，而且两颊通红。华纳德在屋子中停住了脚步。外面的人放心了：华纳德看上去神色镇定。爱尔瓦·斯卡瑞特心里再清楚不过。
“盖尔，我当时不在场，”他以一种根本不能称其为嗓音的低哑声音说，“我有两天没来上班了。是喉炎，盖尔。不信你去问我的医生。我当时不在这儿。我才刚刚下床，看看我，现在高烧到了华氏103度，我是说，医生本来是不让我……起来的，盖尔，我的意思是我当时不在场，我不在！”
他拿不准华纳德有没有听见。可是华纳德让他说完了，然后假装出在听的样子，仿佛那说话的声音正在向他传去，只是耽搁了。过了一会儿，华纳德问：
“当时谁在编辑部当班？”
“……是艾伦和福克经手的。”
“解雇哈丁、艾伦，福克和托黑。买断哈丁的合同，但是不要买托黑的。叫他们在十五分钟之内统统给我滚出这幢大楼。”
哈丁是主编；福克，一名评阅者；艾伦，是一名负责新闻编排的报纸编辑，是编辑部的主任。他们在《旗帜》都有十年以上的工龄了。斯卡瑞特如同听到了一条插播的新闻：总统被弹劾，纽约被彗星撞毁，加利福尼亚州沉入了太平洋。
“盖尔！”他尖叫一声，“我们不能这么做！”
“出去！”
斯卡瑞特出去了。
华纳德摁了一下桌子上的一个按钮，回答外面一个女人的战战兢兢的话音：
“不要让任何人进来。”
“好的，华纳德先生。”
他又按下一个按钮对发行部经理说：
“截住街上的每一份报纸。”
“华纳德先生，太晚了！大多数都已经……”
“截住它们。”
“是，华纳德先生。”
他走过去将头支在桌子上，静静地躺下来休息，只不过他所需要的休息方式并不存在——它比睡觉更重要，而比死更伟大，是从未有过的一种休息。那个愿望如同嘲弄着自己的一个秘密，因为他清楚他脑袋里的那种要爆裂似的压力感具有一种相反的意图——某种行动的冲动，它是那么强烈，他都浑身无力了。他摸索着要拿一些干净的纸张，一时忘记把它们放在哪儿了。他得撰写一篇社论，对此事作出解释并抵消影响的社论。他得快点。他感到自己没有权利在没有写好之前耽误一分钟的时间。
随着他写出的第一个字，那种压力消失了。他想一手中的笔在飞快地写着——词语包含着多大的威力呀，过一会儿，对于那些听说它们的人，不过，首先是对于那些先看到它们的家伙，一种奇特的疗效，一个解决方案，就像扫除了障碍一样。他想，或许科学家从未发现的基本秘密，生命的源泉，就在于思想借助语言渐趋形成的同时所发生的一切。
他听到了轰鸣声——从他办公室的四壁和地板中所传来的震动。印刷机正在赶印他的下午报，是一份文简图多的小报《号角》。听着这种声音，他的脸上漾起了微笑。他手底下写得更起劲了，仿佛那声音便是源源不断地注入他手指的能量。
他抛弃了以往社论中所使用的“我们”。他写道：“……而如果我的读者和我的对手们希望就这件偶发事件而嘲笑我的话，我接受它，并且把它当做是偿还一笔自己所招致的债务。我理应受到惩罚。”
他想：那是这幢大楼的心脏，它跳动着——现在几点了？——我是真的听见了呢，还是我自己的心脏？——有一次，一位医生把听诊器插在我的耳朵里，让我聆听自己心脏跳动的声音——它听起来就和这声音一样——他说我是个健康的动物，活很多年都会没事——活很多……年……
“我曾经把一个满口脏话的下流人骗售给我的读者，此人的精神才干是我惟一的借口。我对社会的藐视还没有达到这样的程度，竟然会允许自己将他视作危险人物的地步。我仍然抱定对我的那些追随者们的一份尊敬不放——他们有资格让我说埃斯沃斯不可能对我形成威胁。”
有人说声音从不消失，而是由太空传播—一那么人的心脏又怎样呢——在五十六年当中有那么多次心跳——能否将它们再收集起来，以一种浓缩的形式，再一次使用？如果它们能再次跳动的话，结果也会是那些印刷机的声音吗？
“但是，我一直在自己的报纸头条做他的担保人，所以，如果说公开忏悔在现代社会里是不可思议的丢脸的行为的话，这便是我特此强加于自己的惩罚。”
不是一个人从来听不到五十六年点滴的轻微的声音，每一声都是单一的，决定性的，不像一个逗号，而像一个句号，一个版面上的长长的一串，集中起来去喂养那些印刷机——不是五十六，而是三十一年，另外那二十五年是让我作好准备的——当我把那幅新的报头题字举到门头上的时候，我二十五岁——办报者一般是不更改报纸名称的——而这位办报者却改了——《纽约旗帜报》——盖尔·华纳德的《旗帜报》……
“我请求这种报纸的每一位读者宽恕。”
一只健康的动物——来自我的东西都是健康的——我必须将那位医生领到这儿来，让他听听印刷机的声音——他会善良地、得意地、满意地咧嘴笑笑，偶尔，医生喜欢一个完全健康的标本，那太希罕的了——我要款待他一下——让他听所听到过的声音中最健康的——而且他会说《旗帜》还是健康的，还可以活好多年呢。
办公室的门开了，埃斯沃斯·托黑走了进来。
华纳德任凭他穿过屋子走近办公桌，没有任何抗议的表示。华纳德心想，他所感觉到的只是好奇。如果好奇能从深渊里吹进事物的三维空间的话，就像是在《旗帜》周日增刊中的版面上那些房子一般大小的甲虫向着人类的身影前进。好奇，因为埃斯沃斯·托黑还在大楼里，因为托黑已经越过了他所下达的命令而获准进来了，还因为托黑在哈哈大笑。
“华纳德先生，我是来告几天假的。”托黑说。他的面色从容镇定，那并不是得意洋洋的表情，那是一张艺术家的脸。他清楚事情做得过火便是失败，所以便采用保持常态的方式来达到登峰造极的无礼冒犯，“而且来告诉你我还要回来的。还干这份工作，还做这个专栏，还在这幢大楼里。在我离开期间，你会弄清楚你所犯的错误的性质。一定要原谅我，我知道这样做十分不得体，可是我等了十三年，而且我觉得可以给自己五分钟的奖励。那么，华纳德先生，你是一个占有欲很强的人，而且你喜欢拥有财产的感觉？你有没有停下来想过，它的基础是什么？你停下来以确保它的基础是稳固的吗？没有，因为你是一个只讲实用的人。只讲实用的人经营的是银行账户，房地产，广告合同和上等的证券业务。他们留给像我这样不切实际的知识分子这样的消遣——将上等证券通过化学分析了解金子的性质以及原始材料等情况。他们紧紧抓住物质的报酬而把这种不起眼的琐碎小事留给我们去做，比如像影剧院啦，电影啦，电台啦，学校啦，书评以及建筑评论什么的。只不过是一种小小的贿赂和让步——如果我们喜欢将时间浪费在这些生活中并不重要的小事上，而你们却在赚钱。金钱就是权力。是吧，华纳德先生？那么，华纳德先生，你就是在追求权力了？是控制人的权力吗？你这个可怜的业余爱好者！你从来没有弄清楚自己野心的本质，否则你早就知道了你并不适合此道。你不会利用它所要求的方法，而你又不愿意接受这样的结果。一直以来，你连做个恶棍都算不上。我并不介意将这种技巧传授给你，因为我不知道哪一种技术对你更糟糕：是做个伟大的无赖好呢，还是个伟大的傻瓜好。那就是我要回来的原因。而且当我回来时，我将经营这份报纸。”
华纳德平静地说：“等你回来。现在从这儿滚出去！”
《旗帜》报业的本市新闻版编辑室的员工走上街头举行罢工。华纳德员工联合会全体出动。还有许多其他非会员，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印刷厂的员工还在上班。
华纳德从来没有考虑过联合会的事。他比其他办报者发的工资都要高，而且他们从来没有拿经济上的问题为难过他。如果他的员工们希望通过听听演讲这样的方式来娱乐消遣一下，他也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为此担心。多米尼克有一次曾经试图提醒他：“盖尔，如果人们出于工资，住房或者实际的需要而想要组织起来的话，那是他们的正当权利。可是既然没有什么实质上的目的，你还是盯紧点儿的好。”“亲爱的，我得求你多少回？离《旗帜》远点。”
他从来都没有自找麻烦地去了解一下都有谁属于这个联合会。现在他才发现成员人数并不多——然而却是极其紧要的决定性人物。它的成员包括他的所有关键人物，不是那些大的部门主管，而是下属，都是经过专门挑选的活跃分子，那些小小的不可或缺的火花塞：那几个最出色的驻外记者，负责全面课题的作业人员，负责改写加工的编辑，助理编辑等等。他查阅了他们的记录：大多数是在过去八年中录用的；都是经埃斯沃斯·托黑推举的。
非会员走出去罢工出于各种各样的理由：有些人，因为他们不喜欢华纳德；另外一些人，因为他们害怕继续留下来上班，而且罢工似乎要比分析问题来得更容易些。其中有一个人，是一个腼腆的小伙子，在大厅里碰到了华纳德，便停下未令人吃惊地说：“我们要回来的，甜心，那时就不是这个调子！”有些人走了，以免让华纳德看见。另外的人采取稳妥谨慎的措施。“华纳德先生，我讨厌这么做，我讨厌得要命，我与那个联合会毫无瓜葛，可是罢工终归是罢工嘛，而我又不能允许自己当工贼。”“坦白地说，华纳德先生，我并不知道谁对谁错，我的确觉得埃斯沃斯耍卑鄙的欺诈手段，而哈丁又没有权利让他逃脱处罚，可是在当今这个世道，人怎么能吃得准谁是谁非呀？而且我不想做事就是充当纠察队队员了。不，先生。我的感觉就像在纠察对或错一样。”
罢工者们提出了两个要求：让那四个被解雇的人复职，改变《旗帜》关于科特兰德一案的立场。那位主编哈丁，写了一篇文章来说明自己的处境，该文发表在《新前沿》上。“就政策而论，我的确是忽视了华纳德先生的命令，或许是一个主编所采取的史无前例的行为。我完全意识到此中责任重大。托黑先生，艾伦，福克和我都是看在员工，它的股东们，以及它的读者们的份儿上去拯救《旗帜》。我们希望通过和平手段让华纳德先生理智一些。我们希望一旦他看到《旗帜》采取了和全国的大多数报社一样的立场，他会欣然作出让步。我们老板的独断专行和无法预言以及肆无忌惮我们是知道的，可是我扪抓住了这个机会，愿意为了我们的职业责任牺牲自己。当我们承认一个老板享有对他报纸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等诸方面问题享有统治权的同时，我们也相信，如果老板期望有自尊的人们去拥护一名普通罪犯的事业，情况已经超出了正义的界限。我们希望华纳德先生能够认识到，那个由一个人说了算的专制时代已经过去了。在管理谋生的地方上，我们应该拥有说话的权利。那是为了出版自由而进行的斗争。”
哈丁先生六十岁，在长岛拥有一个庄园，业余时间平均分配在打飞靶射击无辜的野鸡和为野鸡孵化鸡雏上。未生育的妻子是社会研究讲习班的理事会成员。托黑便是这个讲习班的演讲明星，是他介绍她到这个讲习班来的。这篇文章是她帮丈夫写的。
从编辑部解雇的另外两名员工并不是托黑联合会的成员。艾伦的女儿是一位漂亮的女演员，她在爱克写的所有剧本中担任女主角。福克的兄弟是兰斯洛特·克鲁格的秘书。
盖尔·华纳德坐在办公室的桌前，低头看着面前的一大堆报纸。他有许多事情要做，可是有一幅画面反反复复地在他的脑海里浮现，挥之不去，而那幅画面带来的感觉萦绕在他所有的行动上——一个衣衫褴褛，站在编辑的办公桌前的男孩的画面：“你会拼写‘猫ccat)’这个字吗？”——“你会拼写‘拟人形态(anthropomorphology)’这个词吗？”几种身份分裂了，又组合起来，对他来说，似乎那个男孩此刻就在这儿，站在他的桌前等待着，有一次他还说出声来：“走开！”他发现自己充满怒气，他想：你快要垮掉了，你这个傻瓜，现在还不是时候。他没有再大声说话，可是当他阅读、检查和签署文件的时候，当时那场谈话却依然无声地继续在他的耳畔：“走开！我们这儿没有工作。”“我再转转，你们想用我的时候说一声。我不要工钱，你们认为我还行，想留住我时再付给我工钱。”“他们会付给你的，难道你不明白吗，你个小傻瓜？他们打算给你发工资。”声音很响亮——他的声音又正常了，他对着一个话筒说：“告诉麦宁，我们得把垫纸的空档用照片填满……尽快把校样送上来……送一份三明治上来，哪种都行。”
还有为数不多的一些人仍然跟随着他：那些老人和撰稿员们。清早，他们走进大楼，脸上还留着伤痕，衣领上还残留着血迹。有一个人跌跌撞撞地走进来，他的颅骨裂开了，用救护车送去了医院。那既非勇气也非忠诚，而是惯性和惰性。对他们来讲，丢了《旗帜》这份工作，那等于是世界末日来了。他们抱有这种想法的时间太久了。年老的员工不明白，而年轻的员工不在乎。撰稿员们被派出去做热线报道。他们送进来的材料质量如此低劣，以至于华纳德超越了绝望，他强作笑颜，高声狂笑：他从来没有读过如此自大博学的文章。他能看得出年轻人身上野心勃勃的自满和得意——他终于成了一名记者。当这些故事出现在《旗帜》上的时候他却没有大笑；负责改写的人手不够。
他试图雇用一些新人。他愿意出超高的薪水。他想要的人不愿意为他工作。有几个人响应了他的召唤，虽然他宁愿他们不这么做，但他还是聘用了他们。他们都是些十年来都没有被一家知名报社聘用过的人。换上一个月前，那种人连他的报业大楼的门都进不来。其中有一些两天之内就不得不被扫地出门了，其他人留了下来。他们大部分时间喝得醉醺醺。有一些表现出好像对华纳德施予过恩惠一样。其中一个说：“盖尔，老伙计，别这么怒气冲冲的。”——他整个人就被轻轻地扔下两段楼梯去了。一只脚踝骨折，坐在楼梯角上，抬起头来，看着华纳德，彻底惊呆了。其他人比较难于捉摸。他们昂首阔步地走来走去，狡猾地看着华纳德，几乎是在冲着他挤眉弄眼，那神态中的意思是说，他们都是一笔卑鄙交易的同谋犯，是系在一根绳子上的蚂蚱，谁也逃脱下了干系。
他向新闻学校求助。没有一个人来应聘。有一个学生团体寄来了一份由全体成员签名的决议书：“……抱着对专业的高度尊敬，以高举出版业的荣誉为终生的使命，我们认为我们中间谁也不能不把自尊心放在心里，而接受你所提供给我们的聘书。”
新闻部编辑还坚守着自己的岗位，市新闻版编辑室的人走了。华纳德自己身兼数职：市新闻编辑室编辑，主编，线路工，改写员，撰写员。他寸步不离报业大楼。他就睡在办公室里的一张长沙发上——如他早年在《旗帜》刚刚开办时的模样。他不穿外套，不打领带，衬衫的领子张开着，便这样楼上楼下地跑，他飞快的步伐听起来就像是机关枪的喀哒声一样。两个电梯工还在，其余的人都消失了，没有人知道在什么时候，出于什么原因：对罢工的同情心、畏惧或者仅仅是由于灰心丧气。
爱尔瓦·斯卡瑞特对华纳德的镇定自若无法理解。那台卓越的机器——这个字眼在他心里一直代表了华纳德——斯卡瑞特心想，运作状态从没有像现在这样良好过。他说话简明扼要，下达指令动作迅速，能及时作出决断。在一片狼藉中——机器、排空铅、轴承润滑油、油墨、废纸、没有打扫的办公室、无人占用的办公桌，当被楼下的街道上猛掷上来的砖头砸烂的玻璃哗啦啦地像阵雨般在从头顶上倾泻而下时，华纳德的躲闪的动作就像是在背景上的双重曝光一样，偏离了原来的位置，失去了原来的比例。斯卡瑞特心里想，他并不属于这里，因为他看上去并不摩登，无论他穿着什么样的裤子——他的样子就像某种出自哥特式大教堂的东西。古罗马贵族一样的头颅，挺得很平稳，无肉的面颊紧紧地缩在一起。一艘人所共知的轮船的船长，除了船长本人，所有的人都知道这是一艘正在下沉的轮船。
爱尔瓦·斯卡瑞特还在。他还没有弄清楚事件的真实性，他茫然若失地四处拖着脚步挪来挪去。每天早晨当他开车来到报业大楼，看见纠察员时，他心里都有一种新鲜的不知所措的震惊。除了车窗玻璃上被扔了几只西红柿之外，他没受什么伤。他努力地去帮助华纳德，他努力地干着自己和另外五个人的工作，可是他无法完成一天的任务。他在不声不响地崩垮，他的关节被问号拧得松动起来。无论人们在做着什么事，他都要打断他们，不停地问：”可是为什么？为什么？怎么，突然之间，一下子就这样了？”他浪费每个人的时间。
他看到一名穿白色制服的护士到楼下大厅里去了——在一楼建立了一个急救站。他看到她正将一个废纸篓搬到垃圾焚化炉去，里面全是一团团沾满血迹的纱布。他转过身去，他感到恶心。并不是因为他所看到的景象，而是因为他凭着直觉所领会到的一种隐含在其中的更强烈的恐惧：这座文明的大楼——上了蜡的地板看上去是那么令人感到安全可靠，严格保持着现代企业的整洁——是那么体面，本来是一个处理像写字和签订合同这些严肃事情的地方，一个接受婴儿服装的广告和闲聊高尔夫球的地方——才几天的工夫，却已经变成了一个搬着血糊糊的废物堂而皇之地从大厅里经过的场所。为什么？——爱尔瓦·斯卡瑞特心里想。
“我无法理解这一切。”他以没有重音的单调语气对他周围的每一个人这样说，“我无法理解埃斯沃斯怎么取得了这么大的权力……可是埃斯沃斯是个文化人，一个理想主义者，而不是一个卑鄙的站在街头的肥皂箱上煽动闹事的激进分子，他待人是那么的友善而又是那么机智聪明，而且又是个多么博学多识的人哪！——一个老是开玩笑的人绝对不会是一个暴力分子的——埃靳沃斯不是存心要这么干的——他并不知道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他是热爱人们的，我会对他大发雷霆的。”
有一次在华纳德的办公室里，他壮着胆子说：
“盖尔，你为什么不协商解决这个问题？你至少与他们见见面，为什么你不这么做？”
“闭嘴。”
“可是，盖尔，在他们那边或许也有一点点真理呢？他们是新闻记者。你知道他们说什么，出版自由……”
然后，他看见预测了好几天并以为自己已躲避过去的忿怒发作了——他眼睛里那蓝色的虹膜消失在一团白色中，那没有视觉的明亮的眼球，一张凹凹的脸，那颤抖着的双手。可是过了一会儿，他看到了他以前从来不曾见过的东西：他看到华纳德将即将发作出来的东西消灭在萌芽状态，未发一言，没有半点解脱。他看到他那空空的两鬓由于努力和克制而沁出的汗珠和那放在办公桌两边紧握的拳头。
“爱尔瓦……如果我当时不坐在《新闻公报》的楼梯上……那个让他们自由的出版从何而来呢？”
外面、楼厅里，警察在帮助维持秩序。那有些帮助，不过作用不大。有一天晚上，门口被倒上了硫酸，将一楼窗户的大板玻璃都烧化了，而且在墙壁上留下了麻风病似的白斑。轴承上的沙子使其中一台印刷机停止了转动。一家无名的小商店因为在《旗帜》上打广告，而被砸成了稀巴烂。一大批广告客户退却了。华纳德报业的投递卡车遭到毁坏。一位卡车司机被打死。华纳德雇工联合会发文抗议暴力行为。联合会并没有教唆他们这样做。大多数成员都不知道那是谁干的。《新前沿》上发文表达了有对过激行为表示遗憾的文章，可是将罪责归咎于“人民无可非议的愤怒一时冲动的迸发。”
休谟·斯劳顿，以一个自称为“自由商人”的组织的名义向华纳德发来一份公告，取消了他们的广告合同。“如果你希望的话，你还可能起诉我们。我们认为我们享有合法理由取消广告合同。我们签约是想要在一家有声望的报纸上，而不是在变成了人尽皆知的令人感到耻辱的废纸上刊登广告，这张废纸将罢工纠察员带到我们的门口，毁坏了我们的生意，而且现在任何人都不再读这种报纸。”该组织包括大部分《旗帜》最有钱的广告客户。华纳德站在办公室的窗前，审视着他的城市。
“当有罢工的危险时，我曾一度支持罢工。我一辈子都在和华纳德作对。我从来没有想到会目睹这样一天，或者说这样一个问题——我居然不得不说——正如我现在所说的——我是站在盖尔·华纳德一边的。”奥斯顿·海勒在《编年史》中这样写道。
华纳德给他寄出了一份备忘录：“去你的，我又没有求你来为我辩护。G．W．”
《新前沿》把奥斯顿·海勒描绘成“一个将自己出卖给了大企业的保守分子”。知识界的淑女们说奥斯顿·海勒过时了。
盖尔·华纳德像往常一样站在本市新闻编辑室的桌前撰写社论。他那些玩忽职守的职员们并没有看出他身上有什么变化。不紧不慢，不慌不忙，不发脾气。没有一个人注意到他的部分行为是新的：他常常来到印刷车间，看着那些轰鸣的巨人喷射出滚滚的白色的河流，倾听它们所发出的隆隆声。他常常会从地板上拣起一块铅制的大嵌条，放在掌心上心不在焉地用手指抚摸着，像是一块玉，然后将它小心翼翼地放在桌子上，那神情仿佛他不愿将它白白浪费掉似的。他反对其他诸如此类的浪费形式，而自己却对此浑然不觉，那种姿态是出自本能的：他找回一支用过的铅笔，花上大半个小时修理一台坏掉的打字机，尽管一边电话在一个劲地尖叫，没人接听。那并不是省钱不省钱的问题。他连看都不看支票上的数字便在上面签字。斯卡瑞特想都不敢想过去的每一个日子给他带来的开销。它属于这种问题——那是这幢大楼的一部分，在这个大楼里，他爱每一个门钮，以及属于他的《旗帜》的那些东西。每天下午很晚的时候他都给乡间的多米尼克打电话。“很好。一切尽在控制之下。你别听那些制造恐慌的人瞎说……不，见它的鬼，我不想谈论那该死的报纸。跟我说说花园是什么样子……今天你去游泳了吗？……跟我说说湖的样子……你今天穿什么样的衣服？……今晚听听WLX，八点。他们会播放你最钟爱的——拉赫玛尼诺夫第二协奏曲……我当然有时间来保持消息灵通……噢，好吧，我明白是骗不了一位以前的女新闻记者的。我确实仔细看过广播节目那一版了……我们当然有足够的人手，只不过我没法信赖部分新聘来的家伙，而我有能力抽出点时间……首先，不要进城来。你答应过我的……晚安，最最亲爱的……”
他挂上电话，坐在那里看着电话出神，脸上漾起一丝微笑。一想到乡间，如同想到了无法逾越的大洋彼岸。它给他一种被围攻的堡垒的感觉，可他喜欢那种感觉——不是喜欢那样的事实，而是那种感觉。他的脸看上去像一种返祖归宗的模样——返回到在城堡的壁垒上战斗时的古代先祖的样子。
一天傍晚，他走出大楼到对面街上的一家餐馆去。他有好几天没有吃过一顿完整意义上的饭了。当他回来的时候街道上还是亮的——那是一片宁静夏日的棕色暮霭，仿佛那感觉迟钝的阳光在暖暖的空气中舒展得太舒服了，以至于无法缩回，尽管太阳早就落下山去了。那种光亮使天空看起来很新鲜，而让街道看起来很肮脏。在破旧的建筑物的角落里有着一块块的棕色痕迹和陈腐的橘子。他看见罢工纠察员在《旗帜》的楼门口来回踱着步。他们一共有八个人，他们排成椭圆形的队列在人行道上一圈又一圈地绕行。他认出了其中的一个家伙，一个专门采访治安消息的记者，别的几个人他从未见过。他们打着这样的旗枳：“托黑，哈丁，艾伦，福克……”。“出版的自由……”“盖尔·华纳德践踏人权……”
他的眼睛一直盯在一位妇女身上。她的臀部从脚踝处就开始了，突出地堆在绷紧的凉鞋的细带子上。她有着方形的肩膀，一件廉价的棕色粗花呢做的外套裹在她那硕大的方形身体上。她长着白净的小手，是那种会将厨房里的东西弄得到处都是的手。她有一张切口一样的嘴，没有嘴唇。她摇摇摆摆地蹒跚而行，可是她的动作却是惊人的轻快。她的步伐藐视那个要伤害她的世界，那神态里透出一种恶意的狡猾，似乎在说她不会更喜欢干别的事情了。如果这个世界企图伤害她的话，那将是世上多么大的一个玩笑，不信就来试试看，只要试一试。华纳德清楚，她从未受雇于《旗帜》，她是绝对不可能被招聘进来的，能教会她识字似乎都是不可能的，她的步履暗示出她不必非得识字。她持着这样的旗帜：“我们要求……”
他想起了在旧的《旗帜》大楼的长沙发上睡觉的那些夜晚，那是在开头的几年，因为买了新的印刷机要等着付账，而且《旗帜》必须走上街头去面对竞争者们，所以有一天晚上他咯出了血，还拒绝去看医生，不过结果却没事，只不过是劳累过度。
他匆匆走进大楼。那些印刷机还在转动。他站下来聆听了一会儿。
晚上，大楼是宁静的。它似乎更空旷了，仿佛是声音占据了空间而使它一无所有了。灯光从每隔一段的大厅过道里，从开着门的镶板上的方格里透出来。一台寂寞的打字机在某个地方喀哒喀哒地响着，声音是那么匀称，就像是滴水的水龙头。华纳德穿过一道道大厅。他想，在那时候，当他为了那些知名的恶棍参加市议会大选而穿插讨厌的广告时，当他美化红灯区，使它们大放异彩时，当他以令人反感的诽谤文章去诋毁别人的名誉时，当他伏在歹徒们的母亲的肩膀上啜泣时，那些人是愿意为他工作的。才华横溢的人，德高望重的人都渴望为他工作。现在，在他的整个生涯中，在他的职业生涯中，头一次表现得这样诚实。他在领导着最伟大的圣战——在一些讨厌的家伙帮助下：工贼，流浪者，酒鬼，还有那些下贱的、迟钝的、不能辞退的苦工。他想，或许罪责并不在于那些现在拒绝为他工作的人身上。
太阳照在办公桌上放着的墨水台上。它使华纳德想起草坪上的冷饮，白色的衣服，那裸露着的手臂压着青草的感觉。他努力地不去看欢快的发光的小东西，手不停地写着。那是罢工第二周的一个早晨。他返回办公室已经有一小时了，并且吩咐不要让人来打扰他。他有一篇文章要赶着写完。他知道他想要个借口，安心地待上一个小时，对大楼里所发生的一切视而不见。
办公室的门不宣而开了，多米尼克走了进来。自从他们结婚以后，他就一直没允许她到《旗帜》报业大楼来过。
他站起身来，那个动作是一种无声的顺从，默许自己不提任何问题。她穿一套珊瑚色的亚麻布套装，站在那儿，仿佛湖就在她的身后，而且太阳正从衣褶的表面升起来一样。她说：
“盖尔，我要我在《旗帜》原来的工作。”
他站在那儿，默不作声地注视着她，接着他笑了。那是一种到了康复期的微笑。
他转向办公桌，拿起他写好的几篇文章递给她，说：
“把这个送到后面去。把电报拿来给我。然后到编辑部向麦宁报到。”
那种无法用语言、眼神或者手势所能传达的东西，那种两个人之间的完全的理解、完全的结合，只在从他的手到她手中的一小叠纸的传递中做到了。他们的手指并没有接触。她转身走出了办公室。
还不到两天的时间，那情形就像她从来没有离开过《旗帜》似的。只不过现在她不写关于房屋的专栏了，一直没有闲着，无论哪里需要能干的人手，她便去填补这个空缺。“没关系的，爱尔瓦。”她对斯卡瑞特说，“剪剪贴贴，是适合女性干的活儿。我来这儿就是在必要的地方打上那个补丁的——可是伙计！这块布也破得太快了！当你那些新来的记者们比平常更多地乱斩乱杀，横行霸道时，你就来叫我。”
斯卡瑞特无法理解她的语调、她的方式和她的出现。“多米尼克，你真是个救生队员哪。”他难过地咕哝着，“看见你在这儿，就像过去的日子一样——可是，噢！我多希望还是过去那些日子呀!我就是没法理解。当这儿还是个像样的地方时，盖尔连你的一张照片都不准贴——可是现在安全得就跟一座经历过囚犯暴动的监狱差不多了，他竟然又让你到这儿来工作！”
“停止你的批评吧，爱尔瓦。我们可没那么多闲工夫。”
她为一部她并没有看过的电影写了一篇文采出众的影评。她为一部她从未出席过的会议写就了一份报告。当有一天早晨，负责《每日佳肴》栏目的那位女士没来上班时，她突击出一长串的食谱和配方。“我不知道你还会做饭。”斯卡瑞特说。“我也不知道。”多米尼克说。一天晚上，当发现仅有的一个报道员醉倒在洗手间的地板上时，她出去采访一场船坞大火。“干得很出色。”当华纳德读了这篇报道后，这么告诉她，“可是再试一次，你就被解雇了。如果你想留下来，就不要走出大楼一步。”
这就是他对她出现的惟一评价。必要时，他才与她讲话，言简意骸，就像同任何一个别的员工讲话一样。他发号施令。她在图书馆的一个长沙发上睡觉。偶尔，在晚上时，她也到他的办公室来，在能挤出时间来的时候，稍事休息，然后，他们交谈着，也不是什么特别重要的大事，谈的都是些日常工作中的小事，那快活，就像任何一对新婚夫妇在叨唠他们共同生活中的日常规则。
他们并没有提起洛克，或者科特兰德的事。她发现墙壁上挂着洛克的照片，便问：
“那是什么时候挂上去的？”“一年前。”那是他们惟一提到洛克的一次。他们并不谈论公众对《旗帜》越来越强烈的不满。他们也并不展望未来。他们在对大楼四壁之外的问题的忘却中感受到了一种慰藉。它被忘却了，是因为那不再是他们之间的一个问题。那个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并且已经找到了答案，剩下的只不过是简单的和平——他们有事可做——保持一种报纸运转的工作——而且是他们一起在做。
她会不叫自来，在午夜，端来一杯咖啡，而他则会满怀感激地一把抢过去，并不停下手头的工作。当他十分需要时，他总能在办公桌上找到剩余的三明治。他无暇过问这些东西是从哪里弄来的。后来他发现她在一间内室里装了一个电炉并且还贮藏了一些供给品。当他必须整夜地工作时，她为他做早点，她用一块硬纸当作托盘，端着做好的菜走进来，窗外空旷的大街上一片静寂，楼外的屋顶又迎来了黎明的第一道光明。
一次，他发现她手中拿着扫帚，正在打扫办公室。负责大楼保养的部门已经土崩瓦解了，杂役女佣来了又走了，可是谁也无暇注意到这一切。
“我付给你的薪水中包括做卫生吗？”他问。
“得了，我们不能在猪圈里办公。我还没有问过你给的薪水中包括哪些工作，不过我要求加薪。”
“别干那活儿了．看在上帝的分上！真是荒唐。”
“什么荒唐？它现在干净了，也并没有花多大工夫。我干得好吗？”
“很出色。”
她靠在扫帚上哈哈大笑：“我相信你像别的每一个人一样，以为我只不过是种奢侈的摆设，一个一流的养尊处优的女人，对吧，盖尔？”
“你心血来潮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吧？”
“我想一辈子都像这样子——如果我可以找到这样做的理由。”
他明白了，她的耐力比他强。她从来没有表现出任何一丝筋疲力竭的样子。他猜她是需要睡觉的，可是又弄不明白是在什么时候。
在任何时候，在大楼的任何地方，一连好几个小时不见他，她都能意识到他的存在，她清楚他最需要她。一次，他倒在桌子上睡着了。他醒来时发现她注视着他。她关掉了灯，坐在靠窗的一把椅子上，在月光下，她的脸向他转了过来，那么平静地看着他。他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她的脸，费力地将头从手臂上抬起来，在最初的一刹那，在他还没有完全恢复控制力和回到现实之前，他感到一阵突然的愤怒和悲痛，无助和绝望的抗议，想不起是什么把他们带到这里，带进这种状态，只记得他们俩都陷入了一种巨大而漫长的痛苦中，他还记得他爱她。
在他还没有完成伸展的动作之前，她从他脸上读出了这一切。她向他走过来，站在他椅子旁边，将他的头靠在她身上，她拥抱着他，他没有反抗，倒在她的怀里，她吻着他的头发，在他耳边轻轻地说：“一切会好的，盖尔，会没事的。”
在第三个星期结束的时候，有一天晚上，华纳德走出了大楼，不管他回来的时候它还能剩下什么，他得去看洛克了。
自从被围攻以来，他连电话都没有给洛克打过。洛克经常给他打电话。华纳德接听他的电话，很平静，只是接听而已，并不作任何的申述，也拒绝做进一步的深谈。一开始，他便警告洛克：“别试图到这儿来。我已经吩咐下去了。他们不会让你进来的。”他只好不去想他这场战斗所采取的实际形式，华纳德不得不忘掉还存在洛克被囚这一事实，因为一想到洛克本人，便自然而然地让他想到了那座县级监狱。
他步行了很长一段路才来到恩瑞特公寓。走路可以加长距离，而且更具安全感，而乘坐出租汽车会将洛克与《旗帜》大楼之间的距离拉得太近。他让视线保持在人行道前方一点六英尺的范围之内。他并不想看见这座城市。
“晚上好，盖尔。”当他进来时，洛克平静地说。
“我不知道哪一种不良的教养更为显眼，”华纳德说，一边将帽子随手扔在门边的一张桌子上，“要么脱口而出，要么视而不见。说吧，我的样子看起来糟透了。”
“你的样子的确看起来很糟。坐下来，休息一下，不要说话。我放水让你洗个热水澡——不，你看起来还没有那么脏，只是改变一下，这对你有好处的。然后我们再谈。”
华纳德摇摇头，仍然站在门口。
“霍华德，《旗帜》不是在帮你，而是在毁你。”
准备好说出这句话，花了他八周的时间。
“的确，”洛克说，“那又如何？”
华纳德不愿向前走进屋子里去。
“盖尔，就我个人来说，没什么大不了的。不管怎么说，我依靠的又不是公众舆论。”
“你想让我放弃？”
“如果它使你付出自己的一切，我想让你坚持到底。”
他看到华纳德明白他的意思，那正是华纳德竭力不想去面对的，而是想让他说出来。
“我并没有期待你来救我。我觉得我有赢的机会。罢工既没有使情况好转，也没有使之恶化。别为我担心。而且也不要放弃。如果你坚持到最后——你就再也不需要我了。”
他看到了这样的表情，先是愤怒，继而是抗议——最后是认同。他又说：“你明白我在说什么。我们将会是比以往更要好的朋友——如果有必要，你会到监狱里来看我。不要那么吃惊地退缩，不要为我说太多的话。现在不要。罢工的事我很高兴。当我刚一认识你的时候，我就知道那种事是难免要发生的。早在那之前你就清楚。”
“两个月之前我答应过你……那个我想信守的诺言……”
“你正在信守你的诺言。”
“难道你真想藐视我？我希望你现在就说出来。我就是到这儿来听你说这个的。”
“好吧，听我说。你一直是我生命中永远都不可能重复的一场遭遇。过去还有为了我的事业而死的亨利·凯麦隆。而你又是一个污秽的小报发行商。那句话我不可能对他说，却正在对你说。过去有一个从不向自己的灵魂妥协的斯蒂文·马勒瑞。而你除了以各种方式出卖你的灵魂之外，从没有做过别的事。那句话我没法对他说了，却正在对你说。那就是你一直想听我说的吗？可是不要放弃。”
他转过身去，又说：“就这些。我们不要再谈论你那该死的罢工了。坐下来。我给你端杯饮料来，休息一下，使你自己从那个糟糕的样子中恢复过来。”
华纳德夜里很晚才回到《旗帜》报社。他乘坐了一辆出租汽车。那没什么关系。他并没有发现距离的问题。
多米尼克说：“你见过洛克了？”
“见过了。你是怎么知道的？”
“这是星期日增刊的拼版。相当糟糕，可是又必须得做。我派麦宁回家去休息几个小时——他快要垮了。杰克逊辞职不干了，不过没有他我们也能行。爱尔瓦的专栏一团糟——他连语法都不能保证准确了——我又重新改写了一遍，你可别告诉他，就说是你改的。”
“去睡觉吧。我来接替他的岗位。我好着呢，还能挺上几个小时。”
他们继续坚持着，日子一天天地过去，而发行室里退回来的报纸堆也日渐高了起来，蔓延到了走廊里，大堆的白纸就像大理石板似的。随着每一期的出版，发行的份额越来越少，可是那纸堆却在不断地增大。日子一天天地过去，在英雄般地努力生产无人购买和无人阅读的报纸中过去了。
16
在为董事会的几位董事们保留的桃花心木桌的刨光玻璃面里，有着彩色木头仿造成的GW两个首字母组合而成的花押字——那是按照他的签名复写上去的。那个缩写一直使那些董事们气恼。现在他们却无暇注意到这个。偶然地将目光落在上面——然后，它就变成愉快的一瞥。
董事们围坐在会议桌周围。那是董事会历史上惟一不是由华纳德召集的一次会议。可是会议还是召集起来了，而且华纳德也来了。罢工已经进入第二个月。
在桌子的一端，华纳德站在他的椅子前。他看起来像是从男性杂志上走下来的人物画，过分讲究地精心修饰了一番，在他的黑色西服的胸部口袋上插了一块白色的手绢。那些董事们陷入了各自的想入非非：一些人想到了英国裁缝，其他人想到了英国上议院——想到了伦敦塔——想到了被处决的英国国王——或者那是首席大法官？——死得很体面的人。
他们并不想看着眼前的这个人。他们仰仗着外面的罢工纠察员的想像——以及那些涂抹了香水、修剪了指甲，在起居室里高声支持着埃斯沃斯·托黑的女人们——还有在第五大街上举着“我们不读华纳德”牌子的有着扁平大脸的姑娘——以此来为说出他们即将要说的话寻求勇气。
华纳德想到了哈德逊河边上那堵快要崩溃的墙。他听到了几个街区以外的脚步声。只不过此刻他的手里并没有电线来使他的肌肉作好准备。
“已经超出常规。这是一个商业组织，还是一个为个人的朋友们进行辩护的慈善组织？”
“上一周三十万美元……别介意我是怎么知道的，盖尔，那没什么可以保密的，是你的银行家告诉我的。好吧，那是你的钱，可是如果你期望从街头赚回来，就让我来告诉你，我们有足够的智慧，你狡猾的诡计骗不了我们。你可别让股份公司承担那个负担。别要一分钱，这一次你别想逍遥法外，太晚了，盖尔，你耍聪明花招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华纳德看着那两片发出声音来的多肉的嘴唇，心想：你曾经管理过《旗帜》的，从一开始就是这样，你并不清楚，而我知道，当时是你，那原本是你的报纸，现在没什么可以挽救的了。
“是的，斯劳顿和他的组织愿意立刻回头。他们所要求的只不过是要我们接受联合会的要求，他们会想办法妥协，以原来的条件，甚至不用等到你的发行量恢复——那会是很费力的事情，朋友，让我告诉你吧——而且我觉得他们很忠诚。我昨天同休谟谈过了，他也向我保证——他非常关心从我嘴里听到的财政损失，华纳德，或者不用我帮助，你知道这个数目吗？”
“不，埃尔德里奇议员不会见你的……哦！省省力吧，盖尔，我们知道你上周飞到华盛顿去了。你不知道的是，埃尔德里奇议员到处说，这件事八竿子也打不着他——这件事他连碰都不会碰一下的。而克莱格老板突然被叫到佛罗里达州去了，是吗？——去看护他生病的姑妈？他们没人会把你从这个处境中拉出来的，盖尔。这又不是一笔铺路的交易或者什么关于股份的丑闻。你也不再是过去的你了。”
华纳德心想：我过去也绝对不是，我从来没在这儿呆过，为什么你们不敢看我？难道你们不清楚我最不属于你们吗？星期日增刊上的半裸女人，凹版图画副刊中的婴儿，还有关于公园松鼠的社论，它们便是你们灵魂的写照，你们灵魂中原封不动的本质——可是那时我的灵魂在哪儿呢？
“如果我能从中看到任何意义，我就不是人。现在，如果他们要求加薪，我是不能理解的，豁出身家性命，也要反对那帮狗娘养的。可这是什么——一个他妈的知识分子争端吗？我们是不是为了什么原则而输得精光了？”
“难道你不明白吗？《旗帜》现在就是一种教会出版物了。盖尔先生，《福音书》的著者。我们掐住了别人的脖子，但收获了理想。”
“那么，如果那是一个真正的争端，一个政治争端——可那只不过是某个炸毁了个什么破房子的野心勃勃的人而已！每一个人都在嘲笑我们。坦白地讲，华纳德，我已经努力拜读了你写的社论，而且如果你想听我真诚的意见的话，那数得上是最糟糕的印刷品了。你会以为你是在为大学教授写呢！”
华纳德心想：我了解你——你就是那个宁肯把钱给一个怀孕的妓女，也不愿给一个快要饿死的天才的人——我以前就见过你这副嘴脸——我挑选了你，而且把你介绍进来——尽管对你的工作还拿不准。记住那个人的脸，你就是为他而写的——可是，华纳德，人不可能记得住他的脸的——能的，孩子，人能记得住的，它会回来提醒你的——它会回来索赔的——而且我也会支付的——我很久以前签了一张空头支票，而现在，它被交出来悉数兑现——可是最终发现一张空头支票能够兑现的就是你所拥有的一切。
“这种处境是中世纪式的，而且是给民主脸上抹黑的事情。”那个声音退缩了。讲话的人是米歇尔·兰登，“该是有人站出来发表个人看法的时候了。一个人经营着所有的报纸随心所欲——这算什么，这是十九世纪吗？”兰登噘着嘴说，他朝着桌子对面银行家位置的某个地方看着，“这里有人问过我的想法吗？我是有想法的。我们都得共享我们的思想嘛。我的意思是说团队精神，一个大的管弦乐队。该是这种报纸拥有一种现代的、自由的、进步的时候了！譬如，接受小佃农的质询……”
“闭嘴，米奇。”爱尔瓦·斯卡瑞特说。斯卡瑞特的太阳穴上淌下了汗珠，他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他想让董事会取胜，只是屋子里有某种东西……这儿太热了，他心里想，但愿谁把窗户开一下。
“我不会闭嘴的！”米歇尔尖声说道，“我实际上等于是……”
“请，兰登先生，”银行家说。
“好吧，”兰登说，“好吧。别忘了除了超人之外这儿谁持有最大数额的股票。”他把手指猛地朝华纳德一挥说，“只是别忘了这一点。你们想想谁将操纵这里。”
“盖尔，”爱尔瓦·斯卡瑞特抬起头来看着华纳德，他的睛神中流露出奇怪的坦率的痛苦，“盖尔，没有用。可是我们还可收拾残局。瞧，如果我们承认我们在科特兰德事件上是错误的而且……而且我们只要接受哈丁回来，他是个有价值的人，或许……还有托黑……”
“在这次讨论中谁都别提托黑的名字。”华纳德说。
米歇尔·兰登将他的嘴猛地张大却又合上了。
“这就对了，盖尔！”爱尔瓦·斯卡瑞特大声叫道，“那太好了！我扪可以开始了，答应他们的条件。我们要推翻在科特兰德一案所采取的政策——那，我们必须如此，不是因为那个该死的联合会，可是我们得把发行量恢复上去，盖尔，所以我们要答应他们那个条件，而且我们会接受哈丁、艾伦和福克回来，可是不要托……不要埃斯沃斯。我们让步，而他们也让步。保全了大家的面子。是这样的吗，盖尔？”
华纳德一言不发。
“我认为这就对了，斯卡瑞特先生，”银行家说，“我想那才是解决问题的途径。毕竟，必须允许华纳德先生维护声望。我们可以牺牲……一个专栏作家而维护大家之间的和平嘛。”
“我看未必！”米歇尔·兰登大声嚷道，“我一点儿也看不出来！为什么我们应该牺牲埃……一个伟大的思想开明的人，就因为……”
“我支持斯卡瑞特先生，”那个提到议员的人说，而别的声音随声附和，而那个批评了社论的人却突然以一种普通的声音说道，“我觉得盖尔·华纳德是一个了不起的老板！”他在米歇尔·兰登身上看到了不愿看到的东西。现在他看着华纳德，寻求保护。华纳德没有注意到。
“盖尔？”斯卡瑞特问道，“盖尔，你怎么看？”
没有回答。
“该死，华纳德，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不能就这样下去！”
“下定决心，否则就抛出股票！”
“我来出钱买下你全部的产权！”兰登尖声叫道，“想卖吗？想完全抛出去吗？”
“看在上帝的份上，华纳德，别傻了！”
“盖尔，是《旗帜》呀……”斯卡瑞特小声说，“这是为了我们的《旗帜》……”
“我们会站在你一边的，盖尔，我们大家都来捐助，我们会把这份老报纸扶上正轨的，我们会按照你说的去做，你来当老板—一可是看在上帝的份上，现在就表现得像个老板！”
“安静，先生们，安静！华纳德，这可是最后的结局：我们改变对于科特兰德事件的政策，我们接受哈丁，艾伦和福克回来，而且我们会挽救残局。是还是不？”
没有回答。
“华纳德，你心里清楚就得这样了——否则你就得关闭《旗帜》。即使你把我们的股份都买进来，这种局面你也是维持不下去的。要么作出让步，要么把《旗帜》关闭。你最好还是让步。”
华纳德听到了那个词。他在所有人的讲话中都听到了。比会议早许多天前他就听到了。他比在场的任何人都更清楚。关闭《旗帜》。
他只看到了一幅画面：新的报头升到了《新闻公报》的门头上。
“你最好作出让步。”
他后退了一步。他后面并不是一堵墙。只不过是他的椅子的靠背。他憩到在卧室里，他几乎要扣动扳机的那一刹那。他知道他现在又要扣动它了。
“好吧。”他说。
那只不过是一只瓶盖而已，华纳德低头看着脚下的一个有污点的发光的小东西，心想：一只瓶盖落到地上，又滚到了人行道上。纽约的人行道上到处是这样的东西——瓶盖儿，安全销，竞选运动的圆形小徽章，渗入水坑的链锁。有时候还有丢失的珠宝。现在都那么相像，扁平的，陷进了地面；使得人行道在晚上闪闪发亮，像是城市的肥料。有人喝空了酒瓶，便把盖儿扔掉了。多少辆汽车从它上面轧过？人能将它找回来吗？人可能跪在地上，徒手将它挖出来吗？我没有权利希望逃避。我没有权利跪在地上寻求补救。几百万年以前，当地球诞生时，就有像我一样的生物：被粘在树脂里变成琥珀的飞蝇，陷入沼泽里变成岩石的动物。我是一个二十世纪的人，而我变成了人行道上的铁片，等待着让纽约的卡车从上面轧过去。
他慢慢地走着，大衣领竖起来。街道在他前面延伸着，空旷而寂寞，而前方的建筑就像摆放在书架上的书脊，没有秩序地挤在一起，各种大小的都有。他所经过的那个街角通向一个黑暗的胡同。街灯给城市盖了一面防护罩，可是它在一些地方有了破洞。当他看到前方一点倾斜的灯光时，他便拐过了街角。那是一个三四个街区大小的去处。
灯光来自一家当铺的窗口。那店铺已经打烊了，可是一只耀眼的灯泡吊在那里，以便使那些可能会沦为抢劫者的人望而却步。他停下脚步，审视着它。他想，人世间最粗鄙下流的景象就出现在一家当铺的窗口。那些对于人来说神圣的东西，那些珍贵的东西却在所有人的眼光里屈服了，向典当和讨价还价屈服，对于陌生的目光而言便无异于垃圾废料，一堆破铜烂铁，打字机和小提琴——梦想的工具，老照片和结婚戒指——爱情的金属箍，还有脏兮兮的裤子，咖啡壶，烟灰缸，色情的石膏像。绝望的废料，被典当了，并没有出卖，实际上并没有彻底断绝，而是抵押给了一个流产的希望，永远没有可能赎回。“你好，盖尔·华纳德。”他对着橱窗里的那些东西说，然后，接着往前走。
他看到脚底下有一个铁的炉格，一种气味扑面而来，一种尘土、汗水和脏衣服的味道，比牲畜围栏的味道更难闻，因为它有一种家庭似的，正常的品质，如同例行公事般乏味。那是地铁的盖子。他想，这是许多人加在一起的残渣，是人类的身体挤作一团的残渣，没有挪劝的空间，没有呼吸的空气。这就是和，尽管在下面，在紧压的肉体中间，人还可以找到浆过的白色衣裙的味道，干净的头发，健康的年轻的皮肤。这就是和，是用最小公分母求出的值。那么，许多人的内心加起来的和的余数是什么，没有通风，没有间隔，没有差别？《旗帜》，他想，又往前走。
我的城市，他想，这个我热爱过的城市，这个我认为我统治过的城市。他从董事会的会议室走了出来，他说过：“爱尔瓦，你接管吧，等到我回来为止。”他并没有停下来看麦宁在本市新闻编辑室的桌前筋疲力竭的样子，像喝醉了酒，也没有看那里上班的人们，他们仍然在发挥着作用，在等待着，心里清楚在董事会上会有怎样的决定；也没有看多米尼克。斯卡瑞特会告诉他们的。他从大楼里 走了出来，到了他的楼顶屋，独自躺在那间没有窗户的卧室里。没有人来打扰过他。
当他离开楼顶公寓时，已经安全了。天黑了，他经过一个报摊，看到了下午版的报纸宣布华纳德罢工顺利得到解决。联合会接受了斯卡瑞特的妥协。他知道斯卡瑞特会照料好其余的事情的。斯卡瑞特会重新刻印明天的《旗帜》的头版。斯卡瑞特会撰写头版上出现的社论。他想，现在，那些印刷机又开始轰鸣了。明天早晨的《旗帜》再过一小时就要送上街头了。
他信步走着。一无所有，却被城市的每一个部分拥有着。城市现在应该指引他方向，他应该沿着偶然出现的拐角移动。我就在这里，我的主人们。我来向你们致敬和鸣谢，无论你在何处需要我，我会服从命令。我就是那个需要权力的人。
一位老太太坐在一所破旧的红色砂岩砌成的房前露台上，她肥胖的白色膝盖张开着——在一个富丽堂皇的酒店前挺着裹在白色锦段下的肚皮的男人——靠在租赁的房子门槛上的脏垫子上的妇女——停在拐角处的出租车里的司机——佩戴着兰花的在一家路边小酒馆喝醉的女人——叫卖口香糖的老太太——靠在弹子房门槛上穿着衬衫的男子——他们都是我的主人。我的没有脸面的主人、统治者。
他想，站在这儿去数城市中的灯光照亮了的窗户。无法做到。可是就在那一个接着一个升向天空的黄色矩形后面——在每一个灯泡下面——一直到那儿，看见那个火花了吗？它并不是星星——有你永远看不到的，他们是你的主人们。在晚餐桌前，在起居室里，在床上，在地窖里，在书房里，在他们的卧室里，在你脚下的地铁里飞速而行，在你周围的有裂缝的电梯里向上爬升。在每一辆公共汽车上颠簸而过的人。你们都是主人。盖尔·华纳德。有一张网——比缠绕在这座城市里的墙壁中的电缆还要长，比那输水，输气，输出废水的网管还要大——在你周围还有一个看不见的网；它用皮带捆着你，而那些绳子则牵连到这座城市里的每一个人手中。他们猛地牵动一下那根绳子，你就会动。你们是人的统治者。是你握着一根皮带。只不过是一根两头都有一个绞索的皮带。
我的主人们，你们这些匿名的，未被选择的人。他们给了我那所楼顶公寓，一个办公室，一艘游艇。我把霍华德出卖给了他们，卖给任何一个想要他的人，只为了三分钱。
他走过一座开阔的大理石庭院，一个深深地切入一座大楼的洞穴，里面充满了灯光，喷射出空调中的冷空气。那是一座影剧院，门罩上有用彩虹组成的字母：《罗密欧与朱丽叶》。票房的玻璃柱旁的牌子上写着：“比尔·莎士比亚的不朽的经典之作！绝对没有知识分子卖弄的学问！只是一个单纯的有人性的爱情故事。一个从布朗克斯区来的男孩认识了一个从布鲁克林区来的女孩。就像隔壁邻居家听来的民间故事一样。就像你和我。”
他从一家沙龙的门前经过。有过期啤酒的味道。一个妇女倒坐在一边，胸部压在瓶顶上。备有自动电唱机的小舞厅里播放着由魏格纳的《为夜空的星星而歌唱》改编成的摇摆音乐。
他看见了中央公园的树木。他走着，低下眼睛。他正在经过阿奎亚娜宾馆。
他来到一处拐角。他已经逃避了别的像这样的拐角，可是这一个却吸引了他。那是一个阴暗的角落。人行道的一部分陷入一间已经关闭的车库的墙壁和一座升高了的站台的柱脚之间。他看到一辆沿着街道开过去的卡车的尾部。他并没有看清上面的车名，可是他清楚那辆卡车是干什么的。在那段升起的台阶下面就有一座报亭。他的视线慢慢地移动着。那一堆新送来的报纸就在那儿，摊开了让他看。是明天的《旗帜》。
他并没有再往跟前走。他站在那儿等待着。他想，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可以对其中的内容不作了解。
他看到没有面孔的人们陆陆续续地在报亭前停下来，他们来买不同的报纸，不过当他们注意到《旗帜》的头版时，他们也买《旗帜》。他将身子贴着墙站在一边等着。他想，是的，我会是最后一个了解我说过的话的人。
后来，他不能再耽搁了：不见有顾客来，报亭前无人，报纸展开在灯泡照亮着的黄色灯光下，等待着他。他看不见灯泡那边黑黢黢的棚舍里面的报贩。街道一片空寂。被抬升上去的站台堵满了长长的通道。石头铺砌的墙面，铁柱子纵横交错。也有亮着灯光的窗户，不过看起来墙内没有人走动。一列火车从头顶上轰隆隆地驶过，一阵铿锵的轰鸣声颤抖着，从铁柱传到地底下去了。它看起来就像金属的聚合体在驾驶，匆匆地穿过黑夜。
他等待着那阵轰鸣声消失，然后走到报摊前。“《旗帜》。”他说。他并没有看清报纸是谁卖给他的，是男人还是女人。他只看见一只多骨节的棕色的手将一份报纸推到他面前。
他起步离开报亭，可是过马路时，他停住了。头版上面有一张洛克的照片。那是一张拍得很好的照片。平静的脸，棱角分明的脸颊，桀骜不驯的嘴巴。靠在那段站台的一根柱子上，他读着那篇社论。
“我们一直毫不畏惧，毫无偏见地努力去告知读者事实的真相……”
“……甚至对一个被控告犯有危险罪过的人也要给予仁慈的体恤和应有的恩泽……”
“……但是，经过认真负责的调查以及根据摆在面前的新证据，我们发现不得不老老实实地承认我们对他可能给予过多的宽宥和怜悯了……”
“……清醒地意识到一种对被剥夺了特权的人们所负的社会责任……”
“……我们加入了公众舆论的呼声……”
“……霍华德·洛克其人的过去，他的事业，他的品行似乎无一不证实，他是一个应该受到谴责的、毫无原则的反社会类型的人——这一广为流传的印象是个事实……”
“……被证实有罪，这似乎是必然的，必须使霍华德·洛克……受到法律所能强加于他的最彻底的惩罚。”
社论署名为“盖尔·华纳德”。
当他抬起头，在灯火通明的大街边肃整的人行道上，他正注视着一间橱窗里优雅地歪在绸缎面的四轮游览马车上的蜡像。那具蜡像身着一件橙红色的长睡衣，合成荧光树脂的便鞋，一串珍珠挂在一根举起来的手指上。
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将那张报纸扔掉了。它已经不在他手里了。他回头扫视了一眼。在某条他自己都不清楚他经过了的街道上找到一张被丢弃的报纸是不可能的。他心想，为什么要找？那样的报纸多的是，满城都是。
“你一直都是我生命中永远不会再有的一场遭遇……”
霍华德，我四十年以前就写好了那篇文章。是在我十六岁时，是那天晚上，当我站在一座公寓的屋顶上时，我写的。
他继续往前走。前面又是一条街，突然之间转入一片空寂，一长串的绿灯排成一列一直延伸到地平线。宛如一串没有尽头的念珠。他想，现在，从一颗念珠走向另一颗念珠。他想，这些并不是那些写在社论里的词语。可是那些词语分明随着他迈出的每一步在他的耳畔回响：是我的罪过——是我的罪过——我罪大恶极。
他从一家渐渐被流行款式淘汰的老古董鞋店门前经过，从一座门上挂着一副十字架的贫民救济会门前经过，从一位两年前参加过竞选的政党候选人的蜕了皮的广告招贴画前面经过，从一家在人行道上堆满成桶的腐烂掉的绿色蔬菜的食品杂货店门前经过。街道在收缩，墙壁越来越靠近。他闻得到河的气息，街灯上笼罩着一团团的水雾。
他站在“地狱厨房”。
他周围那些建筑物的门面犹如突然之间暴露在他眼前的秘密后院的墙壁：毫无保留的朽败，超出了需要隐私和羞耻的界线。他听到从拐角处的沙龙里传来的一声声尖叫，不知是欢喜还是叫骂。
他站在街道的中央。他慢慢地低头俯视着一道道罅隙和黑黢黢的豁口，抬头看着那一堵堵狼狈的墙壁，看着那些窗户和屋顶。
我从未走出过这里。
我从未走出过。我向卖蔬菜的人投降了，向渡船上一双双手屈服了，向弹子房的老板屈服了。在这儿你并没有控制和支配什么。在这儿你什么也控制不了。你从来就没有在任何地方控制过任何事物，盖尔·华纳德。你只不过是被控制的对象中的一个。
他抬头仰视，在深沉的夜空里，摩天大楼的轮廓依稀可见。一长列街灯高悬在黑色的天幕之上，没有支撑，一座色彩鲜明的小尖塔无所傍依的孤岛，像是一座分离出去的、小小的、明亮的四角形挂在天幕上。他知道尖塔所属的著名建筑物的名字，他可能在空中重塑它的形象。他想，你们就是我的法官和见证人。你们毫无阻碍地高高凌驾于那些萎顿的屋顶之上。你们在破旧和不完善中，在自然和意外中将自己的光辉力量直射天际。离陆地一英里开外的海上的人是看不到这些的，可这并不重要，但是你们将是那种存在，你们将是那座城市。几百年来，只有为数不多的人以自己的公正和正直名垂青史，任凭世人去敬仰和评说，我们身后有全人类。人是无法逃避你们的。物换星移，街道变迁，可是抬头仰视，你们却总是巍然矗立在那里，庄严依旧。你们已经看见我在街头走过。你们已经见证了我所有的脚步和岁月。我背叛的是你们。因为我生来就是你们中的一个。
他继续走着。已经很晚了。灯柱下一圈圈的光晕抛撒在空寂的人行道上。偶尔响起尖利的出租汽车的喇叭声，仿佛门铃声在空寂无人的室内的走廊上回响。路过的时候，他看到被人丢弃的报纸随处可见：在人行道上，在公园的长椅上，在街角的铁丝网围成的废物框里。其中有许多是《旗帜》。今夜人们读了许多份《旗帜》。他想，我们正在使发行量上升，爱尔瓦。
他站住了。他看到他前面的明沟里有一份报纸，头版向上展开着。是一份《旗帜》。他看到了洛克的照片，脸上有橡胶鞋的鞋印。
他弯下腰去，他的身体慢慢地折合下去，先是双膝，然后是两臂，将那份报纸捡起来。他把头版向里折叠好放入衣袋里。继续向前走。
一个未知的橡胶鞋印，在城市的什么地方，在一只我要的未知的脚上。
我解救了一切，我造就了每个要毁灭我的人。在人世间有一个畜牲，安然无恙地被自己的无能所抑制。我打开了堤坝。他们本来仍然毫无希望。他们什么也生产不出来。我给了他们武器。我给予了他们我的力气，我的精力，我生命中的力量。是我创造出了声音，又让他们支配那些话语。那个向我的脸上扔甜菜叶的妇女就有支配话语的权利，是我为她造就了这种可能。
任何东西都可以被出卖，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得到原谅。不过，不是那些对自身缺乏伟大勇气的人。爱尔瓦·斯卡瑞特可以得到原谅，他无所出卖。米歇尔·兰登可以得到原谅。可是我却不能，我生来就不是一个二手货。
17
那是一个夏日，天气晴朗而凉爽，仿佛太阳被薄薄的一层水隔开了，而热能又被转化成了更为明晰的清澈，从而使城市里的建筑物平添了几分鲜明的色彩。在大街上到处散布着《旗帜》，像是一块块泡沫塑料的碎片。城市读着华纳德的放弃声明书，格格地笑着。
“完了，就是这样。” “我们不读华纳德”联合会的主席奥古斯特·韦珀说道。“真是好玩，”爱克说。“今天，我想偷看一眼，就看那么一眼。”萨里·布兰特说。“该是时候了。”休谟·斯劳顿说。“好极了，不是吗？华纳德投降了。”一位嘴唇绷得紧紧的妇女说。她几乎对华纳德一无所知，而且对这个问题也是一无所知，可是她喜欢听人说别人投降了。晚饭后，在厨房里，一位肥胖的妇女将剩余饭菜倒在一张报纸上当作垃圾扔掉。她从不读什么头版，仅仅读一读第二版上刊登的那篇爱情小说的分期连载。她将吃了羊羔肉剩下的颚骨包在一份《旗帜》里。
“太对不起了，埃斯沃斯，”兰斯洛特·克鲁格说道，“可我就是对那个联合会很恼火。他们怎能那样出卖你呢？”“别傻了，克鲁格，”埃斯沃斯·托黑说。“你是什么意思？”“我告诉过他们要接受条件的。”“你告诉过我？”“是的。”“可是，上帝！ 《微声》……”“你连一个月的时间都等不得了，是吗？今天我已经向劳动厅提起诉讼了，要求恢复我在《旗帜》的工作。剥猫皮的办法有的是，克鲁格。一旦你把猫的脊梁骨打断了，剥皮的事就不那么重要了。”
那天晚上，洛克摁响了华纳德楼顶屋门上的门铃。男仆开了门说：“华纳德先生不能见您。洛克先生。”洛克站在街道对面的人行道上抬头向楼上看，看得见楼顶上华纳德书房的一方灯火。
早晨，洛克来到《旗帜》报业大楼华纳德的办公室。华纳德的秘书告诉他说：“洛克先生，华纳德先生不能见您。”她用那种训练有素的礼貌语气又说，“华纳德先生让我转告您，他再也不希望见到您。”
洛克给他写了一封长信：“……盖尔，我明白。我本来希望你能从中幸免，可是既然事情注定要发生，再从你现在的起点重新开始吧。我知道你在怎么对待自己。你并不是为了我的缘故，这并不是我的责任，不过如果这样能对你有所帮助，我还是想说，现在我再重复一遍我对你说过的话。对我来说，一切都没有改变。你还是过去的你。我是在说，我原谅你，因为你我之间不可能存在这样的问题。可是，如果你不能原谅自己，那你能让我来原谅你吗？让我说，这没有什么关系，这还不是对你的最后裁决。给我这个权利，让你将这件事忘掉吧。一定要坚持下去，直到你恢复过来。我知道，那是任何一个人也不能为别人做的事，可是如果对于你来说，我还是以前的我，你一定会同意的。就称之为输血吧，你需要它，接受吧。那要比对付罢工更困难。如果那样做对你有所助益，你就看在我的份上，原谅自己吧，回来吧。还会有机会的。你认为所失去了的东西是不可能失去，那也不可能找到的。不要放过它。”
这封信原封不动地被还给了洛克。
爱尔瓦·斯卡瑞特管理着《旗帜》的业务。华纳德坐在他的办公室里。他已经
将洛克的照片从墙上取了下来。他到场签署广告合同，照顾开销和账目。斯卡瑞特全权负责社论的方针大计。华纳德并不看《旗帜》。
当华纳德出现在大楼各部门的时候，员工们仍像以前一样对他俯首听命，必恭必敬。他依然是一台机器，而他们清楚，那是一台比以前更危险的机器：那是一辆正在下坡的汽车，既没有点火，也没有刹车。
他在他的楼顶公寓里睡觉。他没有见过多米尼克。斯卡瑞特告诉他说她已经回到乡间宅子里去了。有一次华纳德吩咐秘书往康涅狄格州打电话。当秘书问管家华纳德夫人是否在家时，他就站在一边。男管家回答说她在。秘书便挂上了电话，华纳德又回到了他的办公室。他想他会给自己一些时日。过一阵子，他会回到多米尼克身边去的。他们的婚姻将会是她最初希望的那样——“华纳德报纸夫人”。他会接受的。
等待，在渴望的苦恼中，他想，等。必须学会以现在的样子去面对她。将自己训练成一个摇尾乞怜的人。对于那些你无权得到的东西，就一定没有什么托词或借口。在你与她的力量的交锋中没有平等，没有自豪，没有足以夸耀的东西。现在只有接受了。作为一个不能给予她任何东西的男人，站在她的面前，而这个男人将靠她选择给予他的东西而生存。那将会是一种鄙视，不过那种鄙视是来自于她的，而且那会是一种契约。向她指出你承认了这一点。在公开承认放弃尊严的行为中本身就蕴含着一种尊严。学会这样去做。等……他坐在楼顶公寓的书房里，头靠在椅子的扶手上。屋子里，他的周围并没有证人……他想，多米尼克，除了说我是如此的需要你之外，别的什么权利我都不要。还有一个权利，就是我爱你。有一次我告诉过你考虑这一点。现在我要将它当做一只小型驱逐舰，不过我会利用它的。我爱你……
多米尼克伸展了身子躺在湖岸上。她看着小山上的那座房子，看着她头上的那些树枝。平平地仰躺着，两手交叉地枕在头下，她仔细地端详着映衬在天空下的树叶。那是一种很亲切的消遣，给她带来一种完全的满足。心想，那是一种可爱的绿色，植物的颜色就是和物体的颜色有所不同，这树叶的颜色里面透出光泽，它不仅仅是绿色，而且也是树木所得以表现出来的生命力。我不必往下看，只消看一眼那些树叶的颜色，我就可以明白树枝、树干和树根是什么样子的了。叶边上的光辉便是阳光，我不必非得用眼睛去看，我就能断定今天整个这一带乡村的样子。波光粼粼，荡起一圈一圈的涟漪——那是湖，是从水中折射过来的一种特殊的光，今天这座湖是美丽的，可是最好不要用眼睛去看它，只要透过这点点的波光去猜想就行了。以前我从来没有享受到其中的乐趣，那地球的景色是那么伟大的背景，可是除了作为背景，它是毫无意义的，我想到了那些拥有它的人们，那使我太痛苦了。现在我可以爱它了。他们并没有拥有它。他们一无所有。他们从来就没有赢过。我已经阅尽了盖尔·华纳德的一生，而现在我明白了。人是不能因为他们的缘故而讨厌地球的。大地是美丽的，而且它是一个背景，不过不是他们的背景。
她清楚她必须得有所行动。不过她会给自己一些时日的，她想。除了幸福，我已经学会忍耐任何事情。我必须学会如何承载，如何不被压垮。从现在起，那是我所需要的惟一信条。
洛克站在摩纳多克峡谷的他的屋子的窗户前。他租了这所屋子避暑。当他需要独处和休息的时候，他便到那里去。那是一个宁静的夜晚。窗户开处，只见一座小小的岩架，满山的树，就像是悬挂在天幕上一样。一抹落日的余辉洒在深色的树梢上。他知道山梁下还有房子，可却是看不见的。他像任何其他租住者一样对于修建这样一个处所心怀感激。
他听到山边有汽车驶上山来的声音。侧耳聆听，不由大吃一惊。他并没有料到要来客人。汽车停下了。他走出去开门。当他看到多米尼克时，他不再惊讶。
她走了进来，那样子仿佛她半小时前才离开过似的。她没有戴宽边帽，也没有穿长筒袜，只穿了一双凉鞋，和一件打算往回赶路时乡间公路上穿的裙子，那是一件深蓝色的亚麻短袖女式紧身连衣裙，就像一件做园艺时穿的护套一样。她的样子并不像是刚刚驾车穿过了三个州的地界，倒像是她刚刚从山下散步回来似的。他知道这应该是庄严的时刻——知道本来是无须庄重的。那是无须强调、不容拆分的，那并不单是个特殊的夜晚，而是他们身后所走过的七年的完整意义。
“霍华德。”
他站在那里，好像他是在注视着他名字的声音似的。他己经拥有了他想要的一切。
可是，仍然有种有如痛苦一样的思想情感，甚至是现在。他说：
“多米尼克，等到他恢复过来吧。”
“你知道他是恢复不过来的了。”
“对他要有点同情心。”
“不要用他们的语言讲话。”
“他别无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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