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我的行踪已经暴露，这座城中村的假烟商人都来自闽南同一个村庄，地老鼠会将我的一切告诉他们，他们会防范我，我的安全已经受到了威胁。
我回到出租屋里，我找到了思想家，告诉了他这些天我的暗访经历，我相信思想家会对我的秘密守口如瓶。思想家说，赶快去报案。
第二天，我找到了区烟草公司，他们说，他们已经知道了这座城中村里有着很多假烟窝点，他们很快就会行动，此前，他们已经在城中村里“放蛇”，摸排了好几个假烟窝点。
然而，城中村里棋盘般的道路四通八达，鸽笼般的住房密密麻麻，他们又怎么才能找到假烟窝点，而又能不被眼线发觉？
几天后，我接到了一个传唿，是区政府办公室的，他们让我当天下午去区政府开会。
那几天，我很少出去，一直躲在出租屋里，早晨送完报纸后，我就回到出租屋，下午和夜晚不会迈出出租屋一步，我相信地老鼠和那些打手们一定就在城中村寻找我。
然而，今天又不能不去。
我戴上一顶帽子，帽檐压得很低，袖着双手，佝偻着腰身，冒充成一个病人，我的腰间藏着一截短棍，顺着街角一步步走向村口。我的眼睛警觉地向四周观望，耳朵竖起很高，捕捉着周围的任何一丝声响。我想着，如果见到地老鼠，就先下手为强，抽出短棍砸在他的头上，让他没有出手的机会。
还好，我一路没有见到地老鼠，我顺利地来到了公交车站。
会议是在区政府的会议室举行的，椭圆形的会议桌边，坐满了一个个中年男人，他们有的抽着香烟，有的翻看资料，每个人都显得很安静从容，又成竹在胸。这种场景我非常熟悉，以前在政府上班的时候，经常参加各种会议，在这种场合，大家都不会多说话，免得言多有失。久历官场的人都城府很深，老而弥坚，他们的心思别人是不能猜透的。这种场合的座位排列也是很有学问的，椭圆形面朝门口的那个弧形旁，坐的是官职最大的人，这个座位便于看到有谁走进走出，便于对所有人发号司令。而从这个弧形到另一个弧形的座位，则表示着官职的从大到小。
我知趣地坐在了另一个弧形的位置，这里背对门口，表示这是最末等的位置。
蓦然来到这间会议室，我仿佛又回到了那些年在政府工作的日子，在漫长的难挨的会议中，我总是边听着枯燥乏味的讲话，边想着自己的心思。我手捧着资料，脸上是一副认真听讲的神情，而却早已心猿意马。那时候我非常讨厌开会，那些漫长的味同嚼蜡的会议。我还非常讨厌那种生活，戴着假面具迎来送往委曲求全的虚假生活。然而，经过了这两年曲折艰苦的流浪生活后，我才觉得公务员生活实在太幸福了，没有生活压力，没有工作竞争，却有稳定的薪水，而且旱涝保收。
我想着，如果我当初没有选择离开，现在我也会坐在这张椭圆形桌子的另一边，穿着干干净净的品牌衣服，抽着不用花钱购买的高档香烟，做出一副高深莫测优裕自如的神情，脸庞保养很好，头发一丝不苟，皮鞋一尘不染，走路挺胸凸肚……如果运气好，以后可以科级、处级、厅级……一级一级地升上去。然而，我放弃了这一切，我选择了一条最艰难的路，一条荆棘密布的路，独自前行。现在，我遍体鳞伤，血流如注，可我还在大唿酣斗，至死不退，我一次次跌倒，又一次次爬起。我不能倒下，我倒下就是死亡。
那次会议有区政府的多个部门参加，烟草局、打假办、交通局、公安局、交警大队、城管局、街道办等等，还有这座城市几家报社的记者。这些记者就是我以前写到过的时政记者，他们在前一天的夜晚，就会接到部门的会议通知，第二天和部门一起参加行动。行动结束后，他们一手拿着红包，一手拿着通稿，回到报社，把通稿捏巴捏巴，就变成了一篇新闻稿件。
这就是所谓的跑线记者。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成为像他们一样的记者，我对他们充满了羡慕。那时候我觉得他们能够在这些全国知名的报社做记者，一定水平很高。后来我才知道，他们中的很多人文笔远远不如我，经历也远远不如我，只是他们的运气很好，他们大学一毕业就能进入知名报社，而我年近而立还是报社的发行员。
在这座陌生的城市里，我一切只能靠自己。
那时候我就发誓，一定要做一名记者，一名出色的记者。我要让他们知道，这个坐在最末等座位上的人，他不仅仅是一名发行员，他的能力超过了他们所有人，他还会做一名最好的记者。
而这家清剿假烟窝点的活动，这几家报社的稿件都千篇一律，正是因为他们的懒惰和加工通稿的写作方式，让我有了发挥的空间。他们衣冠楚楚斯斯文文地研究着拳术招式，每一招每一式都引经据典，而我是从山野阡陌间走出的粗莽大汉，胡乱打出的一拳，却能致对方于死地。
在那次会议上，我报告了自己这些天暗访的情况，并告诉了那家假烟窝点的准确地点。我看到那些记者抽着免费提供的香烟，散漫的眼神望着我，他们可能关心的只是这次红包给多少，并不关心我这些用辛苦和鲜血换来的新闻素材。
坐在椭圆形桌面弧形位置上，与我相对的是一个胖胖的中年男子，他宣布当晚就开始清剿假烟窝点。后来我才知道他是这个区的副区长。
那天晚上，数百个来自不同单位的人在城中村附近的一座小学里集合，十多辆中巴车停靠在道路两旁。学校门口围着很多中老年妇女，她们用警惕地眼神望着这些穿着不同颜色不同式样制服的人，然后低下头去窃窃私语。我走到校门口，这些被挡在校门口铁栅栏门外的妇女们用闽南腔的普通话问我：“今晚这么多人干什么？”我笑着说：“今晚去扫黄啊，卖淫的全部抓。”副区长那天晚上是打击假烟窝点行动的总指挥，他手持对讲机，遥控联系三路打假人马，砖头一样功率强大的对讲机握在他熊掌一样厚重的手中，显得举重若轻。他身躯伟岸，中部隆起，脑门光秃，油光可鉴，每跨出一步都力量感十足，很像战场上指挥千军万马的大将军。
然而，我在对讲机中听到了另外两路人马的抱怨声，他们不知道为了什么问题和副区长争吵起来，副区长的音量增加，他们也声音加大，我感到不明白，在等级森严的官场，这些执法部门的下级怎么敢于向副区长发难。
后来，副区长在电话中声色俱厉：“跑了人，我撤你们的职。”对方说了一句什么，副区长说：“告诉你，明天我们在区长办公室见。”副区长从耳朵边放下对讲机后恶狠狠得自言自语：“街道办都是狗娘养的。”
街道办是区政府的直属下级，为什么对副区长如此不敬，我想不明白。
那天晚上，我是以“神秘嘉宾”的身份参加那场清剿假烟行动的。我在把副区长带到了指定地点后，就趁着夜色偷偷溜走了。我离开了那支行动的队伍，我跟在队伍的后面，混迹在一大群围观的人群中，这里的每个人都怀着不同的心思观察着行动的每一个细节，有人惴惴不安，有人心怀侥幸，有人期盼惊喜，有人忧心忡忡，没有人会察觉到他们身边这个戴着口罩冒充病人的男子，是行动小组的眼线。
那路行动小组来到了一幢楼房门前，这幢楼房的五层就是我卧底打工的假烟窝点。然而，此刻整幢大楼一片黑暗，铁栅栏门上悬挂着一把巨大的铁锁。楼门边的店铺也关门了，那个功夫茶的鉴定专家，我的老板，此刻不知道藏在了哪里。我无法断定这幢楼房里是否有人，整幢楼房一片静寂，一片黑暗，像一个巨大的坟墓。远处的路灯光透过树丛照射过来，让楼门前显得鬼影重重，阴森恐怖。
突然，远处响起了一声尖利的唿哨，城中村的灯光突然全部熄灭了，四周一片黑暗，伸手不见五指。行动小组事先已经考虑到了这个突变，他们一起摁亮了手电筒，突然，黑暗中口哨声大作，无数的砖块和石子从四面八方砸向手电亮光，有人呻吟着倒下了，有人大声疾唿，接着，手电光线一致对外，照见很多男人仓皇逃窜的矮小背影。
我听见副区长在黑暗中大声吆喝：“公安的，枪上膛，谁敢扔砖头就鸣枪。”行动小组迅速摆出了阵型，最外面的是手持盾牌的城管，接着是公安，最里面的是烟草和工商、交通等部门。
砖头没有了，可是却有石子，有人躲在黑暗中，可能是树后，可能是对面的楼层里，可能是草丛中，偷偷地用弹弓发射石子，石子打在城管的有机玻璃盾牌上，当当作响，声势惊人。不断有人中弹，不断有人发出呻吟声，有警察对空放了两枪，石子终于吓跑了。
铁栅栏门终于被启开了，行动小组立即登上五楼，又有十几个城管和警察站在门口，防止有人暗中混上楼去。我在楼下看到五楼的的窗口有手电光在晃动，接着，有人扛着假烟下楼来，我数了数，一共有20箱。
我长出了一口气。
后来听说，那天晚上的三路行动小组一共清剿了上百箱假烟。其中有一路查缴了几十箱假烟后，在小巷遇到假烟贩子的疯狂抢夺，双方激战片刻，公安赶到，假烟商贩们才丢下假烟落荒而逃。“这算一场不小的胜利。”事后，区烟草局的负责人说。
也是在后来，我才听说，负责当晚行动的副区长，其实不是副区长，他的行政级别尽管和副区长同级，但职务只是一名副处级调研员。怪不得当晚街道办把他的话不当一回事，在官场，一个副处级调研员的讲话力度，常常不如一名正科级，甚至不如一名手握实权的副科级。官场似海，深不可测。
那天晚上没有在现场抓住一个假烟商人，我怀疑是街道办的人通风报信了，或者是城中村的保安事先知道了消息，让假烟商人藏匿起来。那天晚上停驶在城中村的车辆也很少，在有限的车辆里也没有检查到一箱假烟，这很不正常。
第二天，全城的报纸都报道了前一天晚上的假烟清剿活动，但所有的稿件都只有四五百字，都内容相同，都来自于烟草系统的通稿。多少个部门多少人联合行动，查获了多少件假烟，对假烟商贩起到了怎样震慑的效果，人民群众又怎么拍手称快。这是一篇干巴巴的毫无生气的新闻稿件。一个小学二年级的，能识字上前的学生都能写出这样干瘪的稿件。
假烟是怎么制造的？制造假烟的都是些什么人？假烟的利润空间有多大？假烟销往哪里？假烟对人体有什么危害？这些才是读者最为关心的，然而这些稿件只字未提。这些拿着红包的部门“御用记者”压根就不想深究下去。
他们的懒惰和失职给我提供了可乘之机。
我觉得我比他们的水平要高好几个档次，只是命运让他们坐在写字楼里做了记者，让我骑着自行车奔走在太阳下做了发行员。我觉得我应该主动出击，世间有很多千里马，却只有一个伯乐，当伯乐没有看到千里马的时候，千里马应该叫几声引起伯乐的注意。多年以后，当我有机会和这家报业集团的总编坐在一张桌子上吃饭的时候，他总会说起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情景，他戏谑地说那时候的我是一个愣头青，身上透着一股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头。
那时候的我身无分文，胸怀坦荡，心中燃烧着强烈的渴望，所以无所畏惧。
这些年我一直会想起那天见到总编的情景。总编是一个和蔼可亲的人，也许正因为他有这样的人格魅力，才让全国各地的一流人才聚集在了他的麾下。
在见到总编前的一个晚上，我趴在出租屋的床上，用钢笔字书写了一份简历。和刚出道时不一样，这个时候的我已经知道了一份简历对一个人的求职成功会有多重要。我在简历中书写了自己这两年的暗访经历，并在简历的最后很煽情地引用了阿基米德的一句话：“如果给我一根杠杆，我就能撬动地球。”现在想起来，我那时候真是穷酸迂腐得让人牙疼。
然后，我在城中村外的一家打字复印店把这份简历变成了一份铅字。打字店老板收了我五元钱，让我一直心疼到半夜。
第二天天刚亮，我就起身了，穿着自己仅有的一套像样的衣服，对着钉在墙上的镜片把衣领捏了又捏，让破旧的衣领出现原来的棱角来，然后又蘸着水把头发梳成一个三七分的发型，骑着自行车出门了。
那天阳光灿烂，和风宜人，我骑着自行车，腰身挺得笔直，目视前方，我的心中充满了必胜的信念，我一定要做这家报社的记者，我一定能够成为这家报社的记者。我像一个信心爆棚的拳击手一样，提着双拳走上拳台，像提着两把亮光闪闪的大刀，一出手就会将对方斩落马下。
我对自己说：如果这家报社不要我做记者，那就是他们的损失。想起来那时候的我真是狂妄到了极点，不知道天高地厚。也正是因为拥有这种狂妄，我才有胆量见到报业集团的总编——这个报社的很多中层领导都难以见到的人。
我总结了以前求职的教训，我不找报社的总编室，不找人事部，不找那些部门主任，我就直接要见报业集团的总编。
报业大楼门口有保安，保安盯着每一个进进出出的人，拦住每一个企图进入大楼的外人，然而，只要你经过报业大楼的大门时，昂首阔步，不看保安，做出一副很拽的样子来，即使你是生面孔，保安也就不会阻拦你的。这种办法我在很多地方屡试不爽，省政府市政府都畅通无阻，不过，在国务院和中共中央还没有试过。如果哪一天想见温哥胡哥，说不定就会试上一试。
我来到了报社大楼的一楼，径直走向电梯。尽管一楼的大厅有平面图，上
面写着每一个楼层的组织机构，但是我不能看，一看就会露馅。我装着很熟悉的样子，坐着电梯直达顶层。然后在几个看起来年龄很大的老者探寻的目光中，摸摸已经不再坚挺的衣领，器宇轩昂地走出电梯。
后来，当我再乘这部电梯的时候，我总是谦逊地礼让，让别人先走，我站在电梯门口伸出手臂，阻挡着随时会关上的电梯门，不管电梯里站立的是长者还是孩子，我总是最后一个走出电梯。然而，那天，为了让所有人相信我是这幢大楼里上班的人，我极力装出一副很拽的样子。
走出电梯，我看着门上的标贴，连连叫苦，顶层居然都是各位老总的办公室，刚才电梯里的那几位老者，可能都是这家报业集团的领导，他们会不会觉得这个牛比哄哄的男子，太没有教养了？
后来我才知道那几个老头是这家报业集团的副总编副社长。
我躲藏在楼梯口，调整好唿吸，看到楼道间没有人了，便走到标贴上写着“总编”字样的办公室前，叩响门扉，没有人应答。再叩响，还是没有人应答。
正在我不知所措的时候，隔壁房间走出了一个娇小利索的女孩子，手中抱着一摞文件。她疑惑地看着我，问我干什么。我说：“老总让我今天早晨过来。你知道老总去哪里了？”
女孩子说：“老总可能还没有来上班，你到办公室等一下吧，他应该快来了。”她推开了她办公室的房门，伸出手臂，让我进去。
可是，我不敢进去，我担心进去后她或者她的同事会问我一些情况，我回答得驴唇不对马嘴，就会露馅。我装着很有礼貌地说：“谢谢，不用了，我就在这里等等。”
楼道的另一边有一个吸烟室，吸烟室的房门打开，就能看到楼道经过的每一个人。我走进吸烟室，一边吸着我4.5元的黄红梅，一边仔细观察着那间“总编”标贴的房门，什么时候会打开？
十几分钟后，上来了三个人，年龄都在50岁左右，都穿着夹克长裤，都穿着皮鞋，他们走到了“总编”门前，我站起身来，然而，我还没有看清楚谁是老总，谁打开了房门，他们居然都走进去了。我在吸烟室里徘徊犹豫，想着该不该走进去面见老总？
几分钟后，我来到了总编门前，听见里面有模煳的说话声，和突然爆发出来的笑声。我想走进去，可是又担心影响他们谈话，我踟蹰犹疑，莫衷一是。后来，我又回到了吸烟室。
又过了十几分钟，好容易等到老总房间的门打开了，走出来两个人，我心中一阵高兴，现在剩下总编一个人在办公室了，我进去后想和他说什么就说什么，我也占占别人的时间，也让想见到他的人也在外面等候。
可是，当我摁灭香烟的时候，总编的办公室走进去了更多的人，三个年龄大的，四个年龄小的，有的穿夹克，有的穿西装，这下惨了，他们进去后不知道会说话说到什么时候，而且，哪一个是老总，我更分辨不清楚了。
我不能再等下去了，总编很忙，可能等到下午，等到天黑，也不会等到与总编单独相处的时间。
直到现在，我还不知道哪个是老总。我决定主动出击。
我叩响了房门，里面的说话声音停止了，有人打开房门，我看到一个50岁左右的男子坐在老板桌后，目光沉静地望着我，他穿着一件灰色夹克。其余的人分散地坐在沙发上和老板桌对面的椅子上。这个50岁左右的男子肯定就是总编了。
然而，突然看到这么多的人，我又觉得当着他们的面毛遂自荐不合适。我装着刚刚发现这么多人，笑着对老总点点头说：“哦，您很忙，那我不打扰了。”我带上了房门，退回到吸烟室继续等待。
过了半个小时，这半个小时漫长得像走不完的夜路，老总的办公室门终于打开了，然而这次出来的是八个人，穿着灰色夹克的老总也出来了。他们走进了电梯。
我几步就跨到了电梯门口，可是电梯门还是顽强地关闭了，然后红色的数字不断缩小，电梯一层一层地向下降落。最后，数字变成了负一。有人去了负一楼的地下停车场，我想，那一定是总编。我当时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么肯定，可能是一种本能的反应。
我走进了另一部电梯，电梯飞流直下，畅通无阻，直达负一层，老天爷保佑我，让我能够追上总编。
电梯门打开，我看到灰色夹克的总编拉开一辆蓝色车子的车门，准备探身钻进，我飞奔过去，张开双臂拦住了总编，我气喘吁吁地说：“等一下子，等一下子。”
总编惊愕地看着我，下意识地退后两步。我从口袋里掏出已经被压得皱皱巴巴的简历，打开，双手递到了总编的手中，我说：“我要做记者，我一定能做最好的记者，请您给我机会。”
总编接过我的简历，匆匆扫过一眼，然后看着满头大汗的我说：“对不起，我现在有点急事，明天就和你联系。”
我看着总编的车子徐徐开走了，开出了停车场，我弯下腰去，深深地鞠一躬，再起身时，已经满眼泪珠。
非常感谢“爱在苏黎世”对我一如既往的关爱。
关于政界的事情，我说几句。
政界最低的级别是科级，然后依次是处级、厅级、部级、总理级。一个县的局长是科级，县长是处级，地市级的市长是厅级，省长是部级。
公务员分两种类型，按照工作性质来分，一种是政府口的公务员，一种是党委口的公务员。
我们常说的工商税务财政工业农业商业畜牧业社会治安对外贸易计划生育等等这些属于政府口；而组织宣传统战等等属于党委口。
第二天早晨，我接到了总编的传唿，他约我来他的办公室。
这时候，手机已经非常普及了，而传唿已经成为了古董，我可能是这座南方大都市里最后一批使用传唿的人。
半年后，当传唿即将绝迹的时候，我采访了最后一批传唿小姐。这些声音甜美温柔的女孩子，对往日的生活充满了深深的依恋，然而，她们却又不得不擦干忧伤的眼泪，收拾行囊，走进一家服装厂去做打工妹。
此后，传唿成为了渐离渐远的绝响，只留存在我们这代人的感伤的记忆中。
总编坐在我的对面，我们都坐在沙发上，他拿出他的香烟让我抽，是那种20元一盒的红色包装的当地香烟。
他是我见过的最和蔼可亲最平易近人的总编。他没有一点架子，在他的面前，我感到很轻松，和他谈话，我很自如，就像在田间地头和抽着旱烟的老农谈话一样，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没有丝毫心理障碍。
我谈了自己对新闻的理解，谈了目前新闻写作中存在的弊病，谈了新闻作品之所以干瘪没有吸引力的原因，我还谈了自己的主张，我主张将文学创作的手法引入新闻写作中，谈到了新闻应该以情节和细节见长。
在这个时代，新闻比小说更精彩。种种小说家打破脑袋也构思不出来的故事，出现在了我们的生活中，在我们的身边上演。如果再用那种大家一直沿用的新华体来写作新闻稿件，实在是削足适履。
总编问我现在做什么？我说我在做发行员。
这是一场总编与发行员的平等对话，一起探讨中国变革时代面临的新闻改革。可能以前从来没有过这样身份悬殊而又内容高深的谈话。
那天早晨，我还说起了我以前采写过的稿件，我的那些惊心动魄死里逃生的暗访经历，我一次次面临的窘迫处境。后来，每次回想起我失业后的饥寒交迫，生活无着，我就会流下眼泪，可是那天早晨我很平静，我好像在叙说着别人的故事。
临近正午，告别的时候，总编一直把我送到了电梯口，我想着他会答应我来报业集团下属的某一张报刊来做记者，然而，他没有，他说：“下周集团下面有一张报纸要招聘记者，你来报名吧。”
我走进电梯，心中忐忑不安。可能总编没有认可我，所以才让我报名参加招聘。我的情绪突然冷落到了极点。
后来我才了解到，总编是一个非常公正无私的人，曾有省级干部和军区领导找到总编，想进一个人来上班，总编一概拒绝，都让他们参加招聘考试，成绩合格的才录取。他说，我们这里是业务单位，我们需要的是人才，不是皇亲国戚。
很多个日子里，我都会回想起和总编见第一次面的情景，每次回想起来，心中就充满了温暖。
我参加了那次招聘报名，据说这次报名的居然有来自全国的2000多名记者，而录取的名额只有10人。
因为我的举报，烟草局查封了那家假烟窝点20箱假烟，按照每箱50元的奖励标准，我得到了1000元的奖励。
我想将1000元邮寄给母亲，可是母亲没有银行卡。父母一生生活在农村，他们日子总是过得捉襟见肘，哪里有钱存在银行里。后来我把这1000元存入村口商店老板的卡中，他取出来后交给了母亲。
商店老板在电话中说，母亲拿着那1000元钱，双手颤抖，眼泪一直在流着，那是她今生见到的最大一笔金额。当天下午，母亲就把那1000元全部还债了。东家100元，西家50元。为了给父亲治病，当初我们向全村一半以上的人家都借过钱，大家都没有钱，却都拿出了仅有的家当。
弟弟继续在县城蹬三轮车，收入仅够自己吃饭；妹妹找到了一份在附近小学做民办教师（南方叫代课教师）的工作，每月工资还不到70元。
然而，生活总是要继续，生活总会出现转机。只要挺过最艰难的时刻，美好的时光就在前面等待。
那次招聘考试是在网上进行的，报社给每个考生的邮箱中发送了一份考题，然后电话通知我们，要求在三日内交卷。
这绝对是一场最人性化的考试，免除了全国各地记者鞍马劳顿长途跋涉。后来，当听说了哪家报社招聘记者编辑时，让考生从遥远的地方来到报社所在的城市应考，而绝大部分人又因为没有录取而白白花费了车费机票后，我就想骂娘。绝大多数的记者编辑都是体制外的打工者，他们的钱来得很不容易。
网络考试也有一种弊端，这就是冒名顶替，然而，如果冒名顶替者自己能够考上，他又为什么不来这家全国知名的报社来工作呢？
那次考卷上全是写作题目，没有一个题目有现成的标准答案。不但有消息写作，还有通讯写作，不但有稿件写作，还有话题策划。这份考卷很有分量，出题人绝对是一个新闻高手。
那张考卷我是在网吧里完成的。夜半时分，我在网吧里写作，旁边是一大批玩游戏和看电影看电视剧的小青年，网管好奇地问我在干什么，当知道我在写作时，就友好地递给了我一根香烟。他说，他在网吧上班三年，我是他见到的第一个在这里写作的人。
两天后，我就将考卷发过去了。
我参加报社招聘考试的事情不知道怎么被发行站长知道了，他有一天早晨在发行站对我大发雷霆，他说我不安心工作，不爱岗敬业，是发行队伍的害群之马。他那天早晨让别人代替我去给报刊亭送报，而专门把我留下来谈话。
退伍军人出身的发行站长是一个性格耿直的人，听说他以前在部队当过连长，训斥起手下的班排长和士兵们就像训斥贼娃子一样。回到地方上，他仍然保留着这种口无遮拦说一不二的革命本色，在他的面前，哪个发行员敢顶嘴，他就大声吆喝“拉出去关禁闭”。他还把自己当成了那个人人惧怕的连长。
站长讥讽我说：“你能行啊，做事情瞒着老子，你去参加报名考试，为什么不向老子报告？”
我老老实实地说：“我担心给你说了，你不同意。”
站长说：“老子当然不同意。都像你这样，我这个发行站长还怎么当？我不成光杆司令了？光杆司令怎么打仗？光杆司令的站长怎么搞发行？”
我说：“这是一次机会啊，我总得把握住啊。”
站长很不高兴，扬起手来要打我，我马上配合着做出一副怕得要命的样子，双手抱住头。在这种时候，只有示弱才会让站长高兴，他高兴了就会消了火，他一消火就忘记了自己刚才发火的事情。
站长果然不打我了，他抽出一根香烟扔给我，我双手接住，从桌子上拿起打火机，像个狗腿子一样擦亮了，双手捧给他。他抽了一口烟后，好像又很生气地说：“我看考不上了，你怎么回来。”
我谄媚地笑着说：“我怎么走出去，还怎么走回来啊。”
站长恶狠狠地说：“你还有脸回来见老子？”
我说：“你是我们的老大，我回来工作不见老大见谁？”
站长听得心花怒放，他踢了我一脚说：“滚出去，老子不想见你。”
我欢天喜地地出去了。
走在路上，我想，我填写招聘报名表的时候，现在的工作单位一栏，我就老老实实地填写了发行站的名字，可能有人看到后报告了站长。
站长是一个心无城府的人，在我后来做到这家报社的一定职位后，他见到我还是说老子长老子短，我气不过，就说：“我才是老子。”他竟然一本正经地质问：“你骂谁？”我说：“那你一句一个老子是不是骂人？”他严肃地说：“老子说话从来不骂人，老子就不会骂人。”
突然有一天，我发现村口的钉鞋佬消失了，另一个出入口的修车男子也不见了。一起消失的，还有街巷十字那些经常聚在一起绣花的中年妇女，小巷深处的那些放着树根茶几的店铺，城中村也听不到了闽南话。城中村突然显得空空荡荡。
思想家一如既往地周游列国，像远古的孔子老子苏秦张仪，他想让那些工厂学校接受他重建信仰的观点，然而，他不出所料地碰壁失败。他说当初的傅里叶欧文的空想社会主义也是这样，马克思恩科斯也是这样，尼采荣格也是这样，每一个思想家都走在时代的最前列，他注定要走得很艰苦，他注定不被人们理解。但是，思想家是人类的火炬手，他高擎着火炬，照耀着人们前行的道路，当火炬燃烧殆尽后，思想家就要点燃自己。
“这是我们的宿命。”他很悲壮地说。
一个月后，我接到了通知，这次淘汰率极高的招聘考试中，我被录取了。
一年后，我得知那些假烟商人们搬迁到了城乡结合部的几个密集的村庄里。他们至今还在那里加工生产假烟。
两年后，一次偶然的机会，我走进了小白领工作的那家公司，小白领还是最底层的统计员，而那家公司并没有他口中的“屁股烘干机”。
三年后，我见到了思想家，他在街边摆地摊，面前的纸上写着两行字：“设计签名，十元四个。”
六年后，画家回到了这座城市，他还带回来了几百张西藏风情的油画，他在圈子里已经小有名气。
现在，我在电脑上写出这一行行文字，感到人生苍茫，生命是一个短暂的无法预知的过程，我们唯有珍惜现在，活在当下，才是幸福。【暗访黑工窝点】
我终于如愿以偿地来到了这家全国知名的报社做记者。
然而，和以前找到工作不同的是，在短暂的兴奋过后，我感到的是沉重的压力和焦虑。我担心的是，我会重蹈以前在别家报社的覆辙。
我在这家报社要先从见习记者做起，见习期满，合格后可以转成普通记者，普通记者如果做得很出色，可以升为首席记者。而屈指可数的首席记者，是记者中的最高境界。
我发誓在这家全国知名的报社，一定要干到首席记者。
来报社报道后，我被通知到会议室开会，这是报社总编们对新来的记者们的第一次培训。我走在通往会议室的走廊上，突然，有人在背后拍了我一巴掌。
我惊讶地转过头去，惊讶地看到身后站着的居然是主任——那个看着我吃了六碗面条的主任，那个带领我走进记者生涯的主任，那个教会了我暗访，又带着我来到南方的主任……我们拥抱在一起，泪眼朦胧。
这次，他也被录取了，是从2000多人中选拔出来的十个人之一。
后来，他告诉我，他和我分别后，就在北方一座城市的小报里做记者，短短的时间里，依靠自己的能力居然做到了总编助理，然而，看到南方这家知名报纸在网上招聘，他就义无反顾地投递了简历，参加了考试，也顺利录取了。而妻子也同时参加了这座城市一家跨国公司的招聘，也如愿以偿了，现在，他们都来到了这里，以后就打算在这里安家，在这里生活一辈子。
世界很大，世界又很小，全国几十万人从业的新闻圈子更小更小。
总编已经早早等候在会议室里，看到我们每个人走进来，他都站起身来，点头微笑。他的身边还有好几个人，他们都是报社的领导。
会议前先要做自我介绍，从他们的介绍中，我得知我是十个人中资历最浅的人。他们中不乏全国有名望的记者，我早就听过他们的名字，看到过他们的作品，只是无缘相见。他们中还有好几个做到了总编级别的人，而我，只是一名发行员。
我怀疑是总编给人事部门打过招唿，才把我留下来。那么这样说来，总编应该非常器重我了，一定对我另眼相看。总编讲话的时候，我悄悄告诉主任说：“我和总编曾经长谈了一个小时。”我的话不无炫耀。
主任说：“我也和总编长谈过一个小时。”
我愕然了，问他：“什么时间？”
“来这里的第一天。这次招聘来的每个人，都和总编单独交谈过。”
我感到很失落。在这十个人中，我毫无骄傲的资本，我唯有付出比他们更多的努力，才会在这里生存下去。
我们这批记者的见习期限是三个月，三个月不合格的，卷铺盖走人。
我们这十个人没有分口，没有线索，没有题材，没有人可以依靠，没有人可以帮上你，甚至办公室里连一台属于自己的电脑也没有，我们只能等到别的记者出去采访的时候，才能使用人家的空闲电脑。一切只能依靠自己，只有自己才能救自己。我想起了铁血时代的斯巴达，他们的孩子出生后就放在深山老林里，与狼虫为伴，与蛇蝎为伍，体弱多病的被淘汰，健壮有力的生存下来。而我们，就和这些斯巴达的孩子一样。
这家报社人才济济，竞争非常残酷。
报社考察的不仅仅是你的写作能力，还有你的团结协作精神，你的为人处世本领，你的方方面面，你的里里外外，要在这家报社生存下去，不仅仅要有出众的才能，还要有优秀的品质。
我们在明处，考察的人在暗处。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在他们的视线之内，我们当时并不知道，在我通过了见习期后，才有人告诉了我。我当时惊出了一身冷汗。
见习期内，只有五百元生活费，发表了稿件，稿费打八折。不发表稿件，就只有这五百元。五百元要在物价昂贵的大城市生活，几乎不可能。
第一个月，有两个人走了。一个是北方一家报社的副总编，他认为自己已经做到了总编这样的级别，再受这样的苦，实在不划算。他走的时候，还戏谑地对我们说：“有一天你们谁想离开这里，就来北方找我，我给你们安排主任当当。”没有人把他的话当回事，作为总编的他都想在这家报社做一名普通记者，那家报社的主任又有什么吸引力？
第二个离开的是一名女孩子，这名漂亮的女孩子说她实在受不了这样的冷落。每天没有人管理，没有人搭理，你不知道自己今天要干什么，要采访什么内容，你来上班可以，不来上班也行，你在他们的眼中就像空气一样，没有人理你，没有人和你打招唿，没有人和你说说笑笑，你就像不存在一样。所有人站在你的面前，眼光都越过了你的头顶，看着遥远的地方，你不是他们的同事，他们没有把你当作同事。心高气傲的女孩子在她以前的报社是顶哌哌的首席记者，那家报社在业内也有名气，她选择了回到原来的报社。
很久以后，我才想明白，这是报社对每一个人的下马威，目的是杀杀我们这些人的傲气。毕竟这些人都有过很高的知名度，也担任过重要的职务。而来到这里，就要从头开始，从见习记者做起。
我为人一向低调，谦逊有礼，因为我实在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再说，来到这家报社上班，是我从业以后梦寐以求的事情，现在终于如愿以偿，我又怎么能不珍惜这个大好机会？我发誓要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地走好在这家报社的每一步。我蹬过三轮车，做过保安，卖过报纸，看惯了人们的白眼冷面，这点冷落又算得了什么？
有一天晚上，我和主任喝酒，几元钱一瓶的二锅头，炒盘包菜，拍盘黄瓜，我们都有些醉意了。我说：“我一定要在这家报社留下来，脱一层皮也要留下来，我已经无路可走。”
主任说：“我也一定要留下来。妻子来到了这里，我要把家安在这里。我也没有退路了。”
喝完酒后，我们相互搀扶着，沿着人行道一直向前走，居然就走到了江边，月亮照在江面上，波光荡漾，江水两岸是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和高档住宅区，我们站在江边喊着这座城市的名字说：“我爱你。”我们看着那些灯光闪烁的大楼喊：“我要留在这里。”
两个贫困的年轻人那天晚上在江边一直坐到了天亮，他们都怀揣着梦想，渴望在这座城市有自己的立锥之地，他们幻想着有一份固定的工作，然后有自己的房子和车子，让孩子出生在这座城市，让孩子以后不再像自己这样颠沛流离，让孩子成为这座城市的人。
多少年后，回忆起这个江边的夜晚，还让人感到无限温馨。
报社距离我居住的那座城中村很远，每天我要换两次公交车，才能来到报社。暗访假烟后，我的身份可能已经暴露，我决定搬离城中村，搬迁到报社附近。
然而，报社附近的房子，房租非常昂贵，远远超过我见习期工资的500元钱。而且，当时我囊中羞涩，怎么办？
我做过保安，对保安有一种异乎寻常的亲近感。负责我们那一层的保安是西北人，和我算是老乡。有一次，我说，想搬到报社来住，不知道行不行？他说：“你夜晚就悄悄住进来，别让别人知道就行了。”
我的全部家当只有一床被子和几本书籍，我把这些东西装进一个纸箱里，带进了报社。
此后，每当记者们写完稿件都回家后，我就关掉灯管，在黑暗中摸索着打开纸箱，拿出被子，铺在木条沙发上。那时候天气已经很冷了，我在办公室不敢打开空调，担心会被人发现。为了驱寒，我把被子铺一半盖一半，将废旧报纸枕在头下，在黑暗中遐想着以后的幸福生活，很快就睡着了。
后半夜，气温突降，我常常被冻醒，此后就再也睡不着了。我想着以后的生活，我用憧憬来安慰自己。我那时候还经常会想起那个卖火柴的小女孩，我想我比小女孩幸福多了，我居住在房间里，而小女孩只能蜷缩在大街上。
来到报社的第一个月是我最艰苦的一个月，工资没有发下来，我的生活青黄不接。我记得有一次身上只剩下几张纸币，一角两角的，加起来一共只有一元钱。那天我从早晨一直饿到了午后，后来实在饿不下去了，就来到报社附近的一家兰州拉面馆，买了一个饼子。拿着饼子走出拉面馆，经过了一家饭店，我隔着玻璃看到饭店里靠窗户的座位上坐着很多人，每个人的面前都有很多菜肴，散发着诱人的香味，我隔着玻璃也能闻到。我想，等到有一天有了钱，我要进这个饭店，把这个饭店所有的菜肴全吃一遍。
走过饭店，就是街角，这里行人稀少，我拿出饼子，三口两口就吞了下去，还没有尝出饼子的味道，两只手中已经空空如也。
距离报社几百米远的一条小巷里，有一家废品收购站。报社办公室里每天都有大量的报纸，每个记者发一份，他们翻翻后，就丢在一边。我想，如果把这些报纸收集起来，拿到废品收购站去卖，一定能够我的饭钱。然而，我又想到，我是报社的员工，我要珍惜这张报纸，我不能把这张报纸当废品来卖，那样就是对报社的作践，对自己的作践。说句实在话，从进这家报社的第一天起，一直到现在，我爱惜这家报社，就像爱惜自己的名誉一样。
后来，我从一位女同事处借到了200元，终于度过了一贫如洗穷困潦倒的日子。
那时候，最痛苦的不是生活难以为继，最痛苦的是，找不到好的题材，不能很快被报社认可。如果三个月后，你还是籍籍无名，还是默默无闻，那就要卷铺盖走人。到了那种时候，我真的要变成“卖火柴的大男人”了。
有一天，我接到了思想家的传唿，思想家告诉我说，火车站附近有一家职业介绍所，专门介绍黑工，有一个男子刚刚从黑工厂逃出来，现在就在他的房间里，他们是老乡。
我的眼前突然一亮，我感觉到这是一个好题材。我准备去暗访。
此前，在我刚刚暗访了乞丐群落不久，在北方那座城市里，有一天，在那条揽工汉（南方叫打工仔）们经常找工作的路上，我见到了一个从黑砖窑里逃出来的人。那时候，还没有黑砖窑这个词汇，这个词汇是在山西某某县的砖窑里，一大批现代奴隶被解救后，才有了这个称唿。
我一共见过两个黑砖窑里的“奴隶”，两个人的时间相差五年。
现在，黑砖窑已经绝迹了。
那天是北方秋季一个难得的好天气，用我们小时候作文里的话来说，就是“阳光灿烂，万里无云”，这样的天气通常会令人心旷神怡，会让人感到温暖如春，可是，那天我却感到了刺骨一样的寒冷和疼痛。
那条街道很脏很破，从天亮开始，这里就聚集了无数衣衫陈旧皮肤黝黑的人，到了午后，他们就渐渐散去，地上只留下了一堆堆垃圾。他们就是传说中的揽工汉，操持着西部各地的各种口音，拿着打眼钻孔粉刷墙壁筛灰和泥的各种工具，等待着需要短工的人来找他们。
那天我是去采访他们中是否有打工被骗工钱的人。我去的时候拿着我们的报纸，我一到那里，报纸就被一抢而光，然后我就派发名片，他们接过我的名片，嘻嘻哈哈地看着，对他们中出现的记者很好奇，此前，他们可能还没有接触过记者，他们老老实实地打工赚钱，他们觉得记者很神秘。他们不会想到自己的生活与记者会有什么联系。
我一个一个地询问他们是否有过打工被骗工钱的经历，他们或者木然地摇摇头，或者神情惊慌地闪躲开来。一个小时过去了，就在我几乎要绝望的时候，一个40多岁的身材矮小的男子突然来到了我面前。他问：“你真的是记者？”
我说：“是的。”
他咬着牙根，腮帮子突然高高鼓起，像秋季田地里偷食稻谷的田鼠一样。他睁大眼睛，眼睛里布满血丝，脸上的皱纹条条抖颤，神情显得异常恐怖。他脱掉右脚的鞋子，右脚的大拇指没有了。
“我……我打黑工，脚趾头都……都让人割了。”他说话突然口吃起来。一滴泪水滑过他饱经风霜的粗糙的脸，挂在下巴，摇摇欲坠。
我小心地问：“在哪里？”
“在山西。”
他说，就在我们见面前半年的一天，他背着行李从老家来到了火车站广场，为了省钱，他夜晚就睡在广场边一家餐馆的门口，天亮的时候，一个男子找到了他，问他是否找工作，他说是的。男子说，老家在盖房子，需要帮手，一天50元，问他是否愿意去。那时候一天50元是很可观的收入，他连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他跟着那个男子来到了火车站旁的一家旅社里，那里已经聚集了七八个人，都是和他一样的揽工汉，还有几个面目狰狞身体粗壮的青年，他们和带他进来的那个男子是一伙的。他当时也没有多想，还为一出门就能找到工作而暗自庆幸。
然后，坐火车，转汽车，他们来到了山西一个县的小山村里，那里四面都是光秃秃的山，只有一条小路通往外面。村庄的外面有几家砖窑，一群面无人色衣衫褴褛的人在那里干活，砖窑周围游荡者手持棍棒的打手，还有吐着血红舌头的狼狗。
直到这时，他才知道自己上当了。然而，已经不能走脱了。
砖窑的打手将他所有的东西都收缴了，然后分给他一辆小推车，他要将砖胚装进小推车里，一车一车地推进空荡荡的像仓库一样巨大的砖窑里。等到砖烧好了，温度还没有降下来，他又要将这些滚烫的砖装进小推车里，拉出来，码在外面的空地上。这一推车砖块，足有五六百斤重。
他每天天没亮就要干活，星星满天的时候才能停歇，他的双手被烧红的砖块烫伤了，一碰就会火烧火燎地疼痛，可是他不能停下来，他脚步稍微慢点，就会遭到打手棍棒和皮鞭的追打。他说每个人在那里，每天都会遭到好几次毒打。被打伤了，被打流血了，还要继续干活。
他们睡的是通铺，十几个人拥挤在一间废弃的旧房子里，夜晚冷风从墙缝门缝灌进来，房间里就像冰窖一样，他们只能依靠挤在一起取暖。他们的伙食非常差，那些难以下咽的东西，连猪狗都不会吃。
来到这里后，他天天想着逃跑出去，他天天都在寻找着机会。
他来到这里一个月后，听说有人成功地跑出去了，这更坚定了他离开的信心。有一天夜半，他装着上厕所，翻墙跑出了砖厂，跑出了几十米后，被一头恶犬发现了，那头守候在砖窑门口的恶犬狂吠着追上来，他没命地奔跑，还没有跑出多远，就被几头恶犬扑倒。
打手们闻声赶到了，将吓瘫了的他拖回了砖窑，然后，所有的“奴隶”被喊醒，打手们当着所有人的面，对他拳打脚踢放狗咬，最后，一名打手拿来一把大剪刀，将他右脚的大拇指生生剪断。为了避免他流血过多而死亡，打手抓起一把尘土，涂抹在他的断趾上。
他在对我诉说自己这些经历的时候，由于激动和气愤，一直口吃，每一句话都要结结巴巴地重复好几次，他的面孔扭曲着，嘴唇哆嗦着，目眦欲裂，脖子上的青筋暴起很高，显得异常恐怖。此后，我采访过无数人，却再也没有见过一张像他这样极度悲愤的脸。
脚趾被剪断的第二天早晨，他一个人躺在破房里，打手走进来了，一句话不说，抡起木棍就打。木棍打在他因为消瘦而凸出的骨头上，痛彻骨髓。他只得爬起来，脚步蹒跚地推起小推车。
多年后，当黑砖窑被披露后，有的媒体把这些人叫做“现代包身工”，然而，他们的悲惨遭遇，他们遭受的毒打虐待，远远超过夏衍先生所写的《包身工》。
又过了两个月，砖窑老板要嫁女儿，那天很多打手跑去喝喜酒，喝醉了一大批。当天晚上，所有的人都觉得这是一个逃跑的绝佳机会，就集体逃跑。没有喝醉的打手和狗在后面追，他们在前面跑，跑得慢的被抓回去了，而他跑到悬崖，抱着头滚了下去，幸好没有被摔死，终于逃了出来，捡回了一条命。
此后，他一路乞讨，回到家中，妻子看到他，几乎不敢相认，他发誓再也不会出去打工了。可是，那些年种地收入低，还要缴纳各种税收，无法生活，就又跑了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