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平淡安宁的日子
我的人生一直平淡安宁。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黑人，我和我的家人怀揣着最不起眼的梦想，用心去爱，去劳动，在这熙熙攘攘的世界努力向前。但是……
这是我亲身经历的一段人生，发生在19世纪40年代的美国，那是一个白人奴役黑人的年代。
我是个黑人，虽然当时大多数黑人都被奴役，但我生来却是自由的。我在北方的自由州自由自在、无忧无虑地生活了三十多年后，人生突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也许，这就是所谓的“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我突然掉入了别人设计好的圈套，被人绑架到南方，继而成了一个失去自由的奴隶。直到1853年1月获救，我已经整整为奴十二年了。有人说，我这样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必然会吸引很多听众，我不知道，也许吧。
在成为奴隶之前，我并没有发现北方各州的人们对奴隶制如此关注。我做了奴隶十二年后，才发现已经有很多作家试图以小说的形式，以轻松平实的笔触来反映奴隶制度，试图将奴隶制的真实面貌呈现出来。这类小说确实吸引了很多人的兴趣，甚至引起了空前的热议。相比他们的作品，我写的这本书，完全基于我的亲身经历和切身感受。我只想毫不夸张、毫不矫饰地来讲述我的人生经历。也许，我在后文中对某些不公正或奴役生活的描述，你会觉得太过残酷与黑暗，但我想告诉你，这一切都是事实。至于我的经历能否给人们带来一些教益和启发，那就见仁见智吧。
有必要先为读者追溯一下我能查考到的家谱。我父系的祖先曾在罗德岛州为奴，属于一个名为诺瑟普的家族。后来，这个家族中的一名成员搬到了纽约州伦塞勒县的胡希克定居。他把我的父亲敏图斯 诺瑟普也带了过去。大约在五十年前，这位令人尊敬的先生去世后留下一纸遗嘱，宣布解除我父亲的奴隶身份。从那时起，我的父亲就成了一个自由人。
补充说一句，仙蒂山的亨利 B 诺瑟普先生是一位著名的律师，蒙他的恩惠，我才恢复自由之身，才能有幸重回妻子和孩子们身边。我祖先曾栖身为奴的那户人家和他是亲戚关系，我们就是随了这家人的姓，沿用至今。可能正是因为这一点，他一直对我关照有加。
父亲获得自由之后，不久便去了纽约州埃塞克斯县的密涅瓦镇。1808年7月，我在那里呱呱坠地。至于父亲在那里住了多久，我已无从考证。总之，后来他去了华盛顿县的冈维拉，就在斯莱伯勒附近。他在一个农场里干了几年活，农场主叫克拉克 诺瑟普，是父亲旧主人家的亲戚。随后他又去了莫斯街的奥尔登农场，那个名叫仙蒂山的村子就在农场南边不远。再后来，他又去了另一个位于从爱德华堡到阿盖尔公路上的农场，如今这个农场归拉塞尔 普拉特所有。自那以后他就定居在此，直到1829年11月22日去世。父亲死后留下守寡的母亲和两个孩子—我和哥哥约瑟夫。哥哥目前生活在奥斯威戈县，就在与该县同名的那座城市旁边；而母亲在我被迫为奴期间已经离世。
我的父亲是奴隶出身，他和千百万苦难的奴隶一样，每天在极为恶劣的条件下辛苦劳作，可是他以自己的勤勉和正直赢得了人们的尊敬，迄今为止，仍然在世的认识我父亲的人还对他赞誉有加。在我父亲的那个年代，黑奴们的工作也是有分工的：卑微下贱的、给人当下人的工作，一般是由来自非洲的黑人来做，像我父亲这样的人都是以务农为主。他一辈子脚踏实地，勤勤恳恳。他老人家还让我家的孩子都接受了教育，这在当时是我们这类家庭想都不敢想的。他还勤俭节约地攒下一笔财产，为自己赢得了投票选举的权利。小时候他很喜欢跟我们讲他年轻时的故事，尽管他一生仁慈善良，对他栖身为奴的主人的家庭也饱含深情，然而他对奴隶制却十分抵制，并时时为自身和同胞们低下的地位感到伤心难过。他努力向我们传递道德观念，并教育我们要相信，上帝是一视同仁的。当我身处路易斯安那州某个偏僻而又苍凉的角落，刚刚饱受一位老爷野蛮残忍的殴打，痛不欲生地躺在关押奴隶的小屋里时，脑海里突然出现了父亲的谆谆教诲，也有了活下去的勇气。从那时起，父亲的话就成了我坚持活下去的力量源泉。父亲听天由命，走完了他卑微的一生，如今长眠在仙蒂山教堂的后院里，墓前竖着一块石碑，和他一样卑微、毫不起眼。
小时候，我主要在农场帮父亲干活，闲暇时读书，或者拉小提琴—那是我年轻时最大的乐趣，也是我的志向所在。在后来我不幸变成奴隶的岁月中，它还给了我很多慰藉。它给我，还有那些和我同命相怜的人提供了短暂的欢娱；它抚慰了我的灵魂，让我免于终日沉浸在痛苦之中。
1828年圣诞节那天，我和安妮 汉普顿结婚了。安妮也是黑人，她住的地方离我们家很近。婚礼仪式在爱德华堡举行，由这个镇上德高望重的法官蒂莫西 艾迪先生主持。安妮长期在仙蒂山生活，但工作的地方并不固定，有时在贝尔德先生的老鹰酒馆里，有时在塞勒姆镇的牧师亚历山大 普劳德菲特先生家里。后者是一位有教养的绅士，许多年来一直负责打理本地的长老会，他的学识和虔敬远近闻名，备受称赞。他宅心仁厚，安妮对他始终心存感激，还牢记了他的许多经典言论。安妮是个混血儿，她的血管中流淌着三个种族的血液，究竟是红色、白色还是黑色占主导地位，她也不清楚。不过三种血统混合，使她拥有了一种独特而又赏心悦目的容貌，显得与众不同。我的母亲也是个混血儿，只有四分之一黑人血统，安妮与母亲有些相似，但差别还是很大的。
1829年7月我刚过完二十一岁生日，已经长大成人，又要负起作为丈夫的责任，我觉得身上的担子一下子重了许多。我想，我必须努力了。尽管我出身贫寒、地位低下，想过上好日子并不容易，但我还是满怀憧憬。我决定好好干几年，攒点钱，盖所简陋的房子，置上几英亩地。在我看来，这样就非常幸福了。
从结婚那天到现在，我深爱着我的妻子，始终如一。我对我们的孩子更是宠爱有加，呵护备至；这一点是天下所有父亲的共同感受。说这些，我只是想让读者们知道，我曾经拥有一个多么幸福的家庭，后来却遭受了那么大的灾难，你们就能明白我当时有多痛苦，有多失落了。
结婚之后，我们满怀期待地过起了小日子。当时，我们住在爱德华堡村最南边一所黄色的旧房子里。这所房子后来改建成了一座现代化的宅邸，最近又归莱斯罗普上尉所有。人们叫它堡垒山庄。我们这个地方建县之后，偶尔会充当法庭，审些案子。1777年这里还被伯戈因 将军占领过，当时它坐落于哈得孙河左岸，靠近堡垒山庄的旧址。
婚后这年冬天，我找到了一份苦力活—和一大帮人到尚普兰运河去挖河。那段运河归威廉 范 诺维克管辖，而我们这帮劳力的负责人是戴维 麦克埃克伦。到春季运河通航时，我攒下一些积蓄，买了两匹马和其他一些在河上跑运输用的东西。
我雇了几个熟练工，承包了从尚普兰湖往特洛伊 运木材的生意。戴尔 贝克威茨和来自怀特霍尔的巴特密先生陪我跑了几趟。一季下来，我已经熟练掌握了筏运的窍门—这门手艺对我日后大有帮助，在被卖身为奴时，我因为精通此艺而遇到了一位贤达的主人。而在当时，我的精明也令贝夫河两岸那些头脑简单的伐木工对我刮目相看。
有一次从尚普兰湖顺流而下时，我在别人的怂恿下，去了趟加拿大。我到了蒙特利尔市，参观了那里的大教堂和一些风景名胜；随后我又去了金斯敦和其他一些城镇，了解了当地的风土人情，这些阅历在我后来的日子里也派上了用场，故事接近尾声时我会提到。
运河上的生意圆满结束，皆大欢喜。冬天不能再跑筏运，我又不想闲下来，所以便和米达 古恩签了合同，去替他伐一大片树林。1831年到1832年的那个冬天，我做了一季的伐木工。
冬去春来，我和安妮合计着在附近买块地，种点农作物。我从小就会干农活，而且天生对土地有种亲切感。于是，我在父亲曾经劳作过的老奥尔登农场里包了一块地，带着家里仅有的一头奶牛、一头猪，以及一对犍牛—最近才从哈德福德的路易斯 布朗那里买来的，还有一些个人用品，开始了在金斯伯里的新生活。那年我勤勤恳恳，种了二十五英亩玉米，还有一大片燕麦。安妮勤劳俭朴，很会持家，我不用担心家务，所以整天在地里忙农活。
1834年前，我们一直在这里生活。冬天闲下来，很多人邀请我去演奏小提琴。可以说，只要是有年轻人聚会跳舞的地方，就一定会有我的身影。我演奏小提琴的艺术在周边几乎家喻户晓；而安妮，因为长年在老鹰酒馆做事，也成了远近闻名的厨师。在法庭审案期间，或其他一些公众集会的日子，她就到谢丽尔的咖啡馆帮工，总能拿到很丰厚的薪水。
不管是出去表演小提琴，还是给人做饭，我们每次回家，口袋里总会装着钱，加上地里的收成，所以没过多久，我们家便殷实起来。实际上，我们当时已经过上了快乐而富裕的生活。如果我们家一直留在金斯伯里的农场安安稳稳地过日子，我相信我们会很幸福；但有时候人心不足，我们本来希望再向前迈一步，不料却迈入了痛苦的深渊，厄运马上就临头了。
1834年3月，我们搬到了萨拉托加斯普林斯，买下了丹尼尔 奥 布莱恩家位于华盛顿街北边的一套宅子。当时在百老汇大街北边的尽头，艾萨克 泰勒开了一家名叫华盛顿会堂的大型旅馆。他雇我给他赶马车，我一干就是两年。从那以后，我一般只在旅游旺季才给他干活。安妮也一样，她有时候在合众国饭店做工，有时候到其他一些酒吧或小旅馆做工。冬天的时候我就靠拉小提琴挣钱。当然也有特别忙、特别累的时候，比如修建特洛伊至萨拉托加的铁路时，每天我都累得精疲力尽。
在萨拉托加时，我习惯到瑟法斯 帕克和威廉 佩里先生的店里买生活用品。他们都是正直善良的好人，一辈子都值得我尊敬。正是因此，十二年后我给他们写信，托诺瑟普先生代为转交，才使我有幸得到解放。
在合众国饭店的时候，我经常见到奴隶的身影，他们来自南方，通常形影不离地陪在主人身边。这些奴隶衣着讲究，举止得体，一看就知道生活安逸富足，不愁吃喝。很多次他们和我谈起奴隶制的问题，几乎都透露出心底对自由的无限向往。有些人甚至表现出无比强烈的逃跑意愿。他们请教我，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可以帮助他们达成所愿。然而一想到逃跑被捉回，就将面临无比残酷的惩罚，他们便极其恐惧，又打消了逃跑的念头。
我一直在北方生活，从小就自由自在。然而我一直有个梦想，渴望能在白人的世界里拥有一席之地。我认为我的智力并不低下，不输于某些白人。众生平等，没有人甘愿做一个卑微的奴隶。我无法理解，那种允许奴隶制存在的法律或宗教，还有何正义可言！对每一个前来听我建议的人，我都坚定地告诉他们，要等待时机，争取自由。
1841年以前，我一直在萨拉托加生活。七年前，我们怀着出人头地的梦想，离开哈德孙河东岸宁静的农舍来到这里，如今，我们的梦想仍然没有实现。尽管我们的生活环境舒适优越，但我们的家庭始终没有兴旺发达起来。这个因矿泉水驰名世界的城市，不适合我们这种勤俭节约的人家，相反，这里倒是庸庸碌碌和铺张浪费者的天堂。
到这时，我和安妮已经有了三个孩子—伊丽莎白、玛格丽特和阿伦佐。伊丽莎白是我们的大女儿，已经十岁；二女儿玛格丽特比她小两岁，小儿子阿伦佐刚过完五岁生日。孩子们给这个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乐，他们稚嫩的声音如音乐般悦耳动听。我和孩子的妈妈给这三个小天使编织了无数美好的梦。不干活的时候，我经常带着他们出去散步。小家伙们会穿上漂亮的衣服，陪我走过萨拉托加的大街小巷，徜徉于清幽的树林。他们是我的开心果，是我的希望，我喜欢满怀深情地把他们搂在怀里。在我看来，他们黝黑的皮肤比白雪还要纯洁。
迄今为止，我的人生一直平淡安宁。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黑人，我和我的家人怀揣着最不起眼的梦想，用心去爱，去劳动，在这熙熙攘攘的世界努力向前。但是我的人生突然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走向了痛苦、悲伤和绝望的深渊，走进了无边的黑暗。此后多年，我在阳光下消失了，远离我的家人，远离自由的光芒。
第二章 两个陌生人
他们以金钱为饵，蓄意引诱我远离家乡和亲人，远离自由……
1841年3月下旬，每到这个时节都没有什么活可干。这天上午，我在萨拉托加斯普林斯村漫无目的地溜达，琢磨着在忙季到来之前能去哪里找点活计。按照惯例，安妮又回到了二十英里外的仙蒂山，到谢丽尔咖啡馆的厨房里做事，因为此时又到了法庭开庭审案的时期。我想伊丽莎白应该和她一起去了。玛格丽特和阿伦佐则去了萨拉托加他们的姨妈家。
就在国会街和百老汇大街拐角处，靠近穆恩先生的酒馆，可能在对面，我遇见了两位衣冠楚楚的先生。我和他们素不相识，我记得当时有一个熟人给我介绍，只是怎么也想不起来那个熟人是谁，只记得他介绍我时，说我是个拉小提琴的好手。
我和这两个人聊了起来，聊得最多的是小提琴，他们似乎很欣赏我在这方面的才华，还说，“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找了这么久终于找到了我这么合适的人，他们提出想雇用我一段时间。他们一个叫梅里尔 布朗，一个叫亚伯拉罕 汉密尔顿，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而且还很可能不是他们的真实姓名。梅里尔 布朗看上去四十来岁，身材矮小，但脸上透出一股精明与强干。他身穿一件双排扣长礼服，头戴黑色礼帽，声称自己平时就辗转于罗彻斯特和锡拉丘兹两地之间。那个叫亚伯拉罕的年轻小伙子皮肤白皙，有着浅色的双眸，我猜测他的年龄不会超过二十五岁。他又高又瘦，身穿黄褐色大衣，帽子亮晶晶的，大衣里面套着一件款式优雅的马甲。他的打扮极其时髦，略带着点女人的阴柔，但却十分讨人喜欢，让人感觉他在社会上混得如鱼得水。他们说自己是华盛顿一个马戏团的人。当时他们离团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两人向北游历了不少地方，此时正要重新回到团里去。他们一路上的开销全靠时不时的表演挣得，还诉苦说，由于没有合适的音乐伴奏，他们的表演效果并不理想，倘若我能跟他们同行去纽约，一路为他们拉小提琴伴奏，他们愿意每天付我一块钱，晚上的话就付我三块，而且回来时还送我从纽约到萨拉托加的路费。
如此诱人的条件，我没怎么考虑就答应了，一是为了他们所说的丰厚报酬，二是我也希望到大城市去见识见识。他们着急赶路，提出马上出发。我想着这次旅行并不会太久，便觉得没有必要给安妮写信告诉她我的去向，没准我和她会同时回家呢。因此我换了身衣服，带上小提琴便跟他们上路了。他们乘坐的是一辆由两匹红棕色的高头大马拉着的有篷马车，看上去格外气派。他们有不少行李，足足装了三个大箱子，绑在行李架上，同时充当车夫的座椅。一切准备就绪，他们坐在车子后面，我则赶着车子走在从萨拉托加到奥尔巴尼 的公路上。对这个新工作，我十分满意，一路上都欢天喜地的。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途中我们曾艰难穿过了波尔斯顿崎岖不平的山岭路，并在傍晚之前抵达了奥尔巴尼。我们在博物馆南边的一个旅馆停了下来。这天晚上，我有机会目睹了他们的演出—这也是我跟他们同行期间看到的唯一一次演出。演出时，汉密尔顿站在门口，我负责伴奏，布朗负责表演。他的表演毫无新奇之处，不过是杂耍抛球、绳上跳舞、帽子里煎饼、让一头看不见的猪尖叫，以及其他诸如口技和戏法之类的节目。来看表演的观众寥寥无几，大都还是些看热闹的。一场下来，汉密尔顿几乎颗粒无收。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继续上路。此后，我无时无刻不从他们的谈话中感觉到焦急的情绪，他们希望赶快回到团里去，半点不能耽搁。于是我们加速前进，途中再也不演出了。最后我们终于及时赶到了纽约，并在市区西边的一所宅子里租了几间房落脚，这座宅子就坐落在一条连接百老汇和哈德孙河的大街上。我以为我的旅程已经结束，要不了一两天我就能动身回萨拉托加，重新见到我的家人和朋友了，然而布朗和汉密尔顿却极力劝我跟他们一同到华盛顿去。他们不断劝我，说夏季临近，马戏团就要动身北上，只要我愿意去，他们保证不会亏待我，并允诺付给我相当可观的工资。总之，他们说得天花乱坠，我不由动了心，最终再次答应了他们。
第二天早上，他们提议，鉴于我们要进入蓄奴州，在离开纽约之前，最好给我开一个自由证明。如此谨慎而又温馨的提议让我大为感动，尽管我认为没有这个必要，但还是着手办这件事。我们去了一个我觉得可能是海关的地方。他们宣誓证明我是一个自由的人。随后里面的人递给我们一张纸，并指引我们去书记室。书记员在那张纸上加了些什么东西，问我们要了六先令，便又打发我们回海关处。然后我们又办了其他一些手续，最后付给办事员两块钱，总算大功告成。我把证明文件装在口袋里，便和我的两个朋友一起回旅馆。我得承认，当时我认为办那个证明文件根本没必要，因为我从来没有担心过自己的人身安全。我记得，那个给我们办手续的书记员在一本又厚又重的本子上做了备案，我想，如果查找的话，这备案应该还放在海关的办公室里。现在我才明白，1841年3月下旬某天或4月1日那天所履行的手续，是他们为了打消我的顾虑，使我完全放松戒备。
有了自由证明，我们到达纽约的第二天便渡河前往泽西城，然后一路奔费城而去。我们在费城逗留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一大早便又向巴尔的摩进发。我们按时抵达了巴尔的摩，并在火车站附近的一个旅馆停了下来，我记不清楚旅馆老板的名字是不是罗斯本先生，或者也许那个旅馆叫罗斯本饭店。从纽约出发这一路上，他们急着想赶上马戏团，而且越来越着急。于是，在巴尔的摩我们放弃了马车，改搭火车去华盛顿，结果黄昏时分就到了，当时正值哈里森将军 葬礼的前一晚。我们选在宾夕法尼亚大道的加斯比饭店落脚。
晚饭后，他们叫我到他们的房间去，给了我四十三块钱，这大大超出了之前约定的工资。他们解释说，之所以这么慷慨，是因为从萨拉托加出发以来，一路上并没有像他们所说的那样频繁演出，所以对我造成了损失。此外他们还告诉我，由于哈里森将军葬礼的缘故，马戏团第二天一早就要离开华盛顿，但他们决定在这里多留一天。此时的他们，仍然戴着伪善的面具，亲切地叫着我的名字，让我不知不觉间增加对他们的好感，直到毫无戒备地信任他们，任由他们拿主意。他们喜欢和我聊天，态度一直彬彬有礼，把我照顾得无微不至。诸如为我开自由证明，还有很多细节，一切都似乎表明，他们是两个热心肠的好人，是真心为我着想的朋友。他们一直很好地隐藏了真实面目，使我完全被蒙在鼓里。这两条披着羊皮的狼，狡猾残忍的怪物，他们以金钱为饵，蓄意引诱我远离家乡和亲人，远离自由。读者朋友们，他们难道不该为我遭受的苦难负责任吗？如果不是因为他们善于伪装，我才受到蒙骗，我怎么会莫名其妙地失踪呢？
当时，我很高兴地收下了他们的钱，想着他们一定很富有。之后，他们建议我不要到街上乱跑，因为我对这里的风俗习惯还不熟悉。我答应了他们，而后一个黑人仆人领着我去我的卧室。我的房间被安排在旅馆一楼靠后的位置。我躺在床上，开始想家，想我的妻子和孩子们，想着横隔在我们之间的遥远的距离，直到沉沉睡去。如果那天晚上，有一个善良的守护天使来到我的床边，提醒我快点跑掉；或者有一个仁慈的声音，告诉我赶快逃离即将经受的苦难，那该多好啊！不幸的是，什么都没有发生，我失去了最后逃离的机会。
第二天，华盛顿举行了一场盛大的游行。炮声轰隆，丧钟鸣响，整个城市为之震动。许多人家都在房子上挂上了黑纱，大街上人山人海，到处都是黑压压的一片。游行队伍沿着宾夕法尼亚大道缓缓前进，我远远看见一辆接一辆的马车排成了长龙，后面跟着密密麻麻的游行队伍。在忧郁的音乐声中，他们神情肃穆，步履沉重，抬着哈里森的遗体向墓地慢慢走去。
从那天早上开始，我就一直和汉密尔顿、布朗待在一起。毕竟我在华盛顿无亲无友，只认识他们两个。送葬队伍经过时，我们三个就站在窗口观看。我清清楚楚地记得，每一声礼炮响过，我都不由得担心起我们的窗玻璃，怕它们会被震碎掉下去。之后，我们走了很久去参观国会大厦。下午，我们又步行去了总统府。整个过程中他们要我时刻待在他们身边，并不时指给我看一些有意思的名胜古迹。然而，一天下来我都没有见到马戏团的影子。不过这天我已经被兴奋冲昏了头，完全无心去想马戏团的事了。
我这两个朋友，有好几次一到下午就会去酒吧喝酒，可我看他们并没有酗酒的毛病。这次到酒吧，他们也不忘给我倒上一杯。我喝得并不多，肯定没喝醉。但到了傍晚，喝光最后一杯酒之后，我的肚子里开始翻江倒海起来，难受得要命。我的头也开始疼起来，变得迟钝又沉重，仿佛变成了一块铁疙瘩，真是难以言说的痛苦。晚餐时，我坐在餐桌前全无胃口。食物的样子和气味，都让我想吐。入夜后，仍旧是前一天那个仆人带我回了我的卧室。布朗和汉密尔顿建议我早点睡觉，并好言安慰一番，说明天早上我就会感觉好些了。我只脱掉了大衣和靴子，就一头栽倒在床上。但此时我却毫无睡意，头越来越疼，都快受不了了。很快，我又感到口干舌燥，嗓子简直要冒烟了。我满脑子都是水，想到了湖，想到了奔流的河，想到了我曾驻足饮水的小溪，想到了从井底缓缓提上来的水桶，清凉甘冽的井水从水桶的边沿溢出，落回到井里。大概到半夜的时候，我渴得实在受不了了，便起身找水喝。但我只是个房客，对旅馆一点也不熟悉。而且在我看来，其他人都睡得正香，找不到一个人。我在黑暗里瞎摸乱撞，自己也不知道走到了哪里，但最后在地下室找到了厨房。厨房里有两三个黑人正在忙碌，其中有个女的给我倒了两杯水，暂时缓解了我的口渴。可是等我返回卧房时，那种如同把舌头放在炭火上炙烤的感觉再度汹涌袭来，这一次口渴的感觉来势更凶，加上挥之不去的头疼，把我折磨得生不如死。我处在崩溃的边缘，甚至希望自己死了就好了，即便到了如今，那晚那种痛不欲生的感觉，我仍记忆犹新。我想，它注定要跟着我一同到坟墓里去了。
从厨房回来一个小时后，也许更久，我在蒙蒙眬眬中，感觉有人进了我的房间，听声音，进来的似乎不止一个人，但究竟有几个人，他们都是谁，我一直没弄清楚。这几个人里有没有布朗和汉密尔顿，我同样无法确定。我只隐约记得，有人让我起来到医生那里去拿点药，于是我顺从地穿上靴子，但没有穿大衣，也没戴帽子，就随着他们走过一道长长的走廊—也可能是小巷，我记不清楚了—最后来到空旷的大街上。这条街与宾夕法尼亚大道成直角，街对面的一扇窗户里亮着灯光。印象中当时有三个人跟着我，但我对他们的记忆非常模糊，就好像做了一个让人不舒服的梦。我想，那透出灯光的地方应该就是医生的诊室吧，奇怪的是，在我向它走去的时候，那光亮暗淡下去了，仿佛在远远地躲着我，和我保持着距离。我不知道走了多久，也不知道走到了没有，总之，我最后残存的一点记忆是，那晚我向着灯光走去。从那一刻起，我似乎就没有再清醒过。我不知道自己浑浑噩噩了多久，只是在那个晚上，还是以后更多的日日夜夜，但是当我最终恢复意识之后，我惊恐地发现，我孤身一人，周围一片漆黑，手脚也被戴上了镣铐。
我的头已经没那么疼了，但仍有些晕晕的，浑身没有一点力气。我坐在一张用粗木板做成的矮凳子上，没穿大衣，没戴帽子，手被铐着，脚踝上有一对笨重的脚镣。镣上有根铁链，铁链的另一端绑在地板上一个很大的铁环上。我试着站起来，但没有成功。我从恍惚中清醒过来，毫无头绪。我这是在哪儿？这些锁链是怎么回事？布朗和汉密尔顿到哪儿去了？我究竟做了什么，为什么要把我关在这样一个地牢里？我的大脑一片空白，我到底发生了什么？我怎么也想不起来。我竖起耳朵仔细聆听，努力探索周围任何活物的动静，但除了我移动身体时铁链发出的哐啷声，周围一片死寂。我大声叫喊，结果被自己的声音吓了一跳。我在锁链能允许的范围内，伸手去摸我的口袋，却沮丧地发现，我不仅被剥夺了人身自由，就连我身上的钱和自由证明也被洗劫一空。我开始意识到，我被绑架了，虽然还有点模糊和混乱，但我实在无法接受。这其中一定有什么误会，这是个弥天大错。一个自由的纽约州公民，没有得罪过任何人，也没有触犯过任何法律，怎么能平白无故受到如此非人的对待？然而此时此刻的处境，毋庸置疑—我被绑架了。想到这里我浑身一颤。我该怎么办？那些残忍的人根本不会有怜悯之心，更不懂得什么叫仁慈，我只能祈求上天保佑，求老天爷可怜可怜我。我难过地低下头，触碰到手腕上冰凉的镣铐，任悲痛的泪水肆意奔流。
第三章 身陷囹圄的痛苦
记得当时我浑身火辣辣的，钻心地疼。我想，这种痛苦，只有在地狱接受烈焰的焚烧可以比拟。
我被绑在矮凳上无法动弹，心情也跌入绝望的深渊。呆呆地过了大约三个小时后，终于听到了公鸡打鸣的声音；很快，远处又传来车轮的隆隆声，那是马车飞奔过街道的声音。我知道，天亮了，可我的周边仍旧没有一丝光亮。很快，我又听到了脚步声，就从头顶传来，仿佛有人在来回踱步。我突然意识到，我一定是在一个地下室里，身边潮湿、带着点霉味的空气也能证明这一点。头顶上的声音持续了至少一个小时。终于，我听到外面传来一阵脚步声，越来越近，接着有钥匙在锁孔里转动的窸窣声，很快一扇很结实的门摇摇晃晃地被推开了，光线一下子涌入房间。两个男人走进来，站在我面前。其中一人身材高大，孔武有力，四十来岁，深栗色的头发有些花白，棱角分明，面色发红，凶神恶煞一般，透出一股凶狠和狡诈。另一个人身高大约五尺十寸 ，贼眉鼠眼，一看就是个阴险可恶的小人。后来我才知道，此人名叫詹姆斯 H 伯奇，是华盛顿一个臭名昭著的奴隶贩子。当时他和新奥尔良那个跟他一样臭名远扬的西奥菲勒斯 弗里曼混在一起，成了搭档。他身边那个凶煞一般的男仆，名叫埃比尼泽 拉德本，他的神情举动像极了监狱的看守。去年1月份我重获自由时，这两人还活得好好的，在华盛顿或其他地方。
借着从门口透进来的光，我才看清了自己被关押的这个地方。房间不大，约有十五英尺见方，实体墙，厚木地板。墙上本来有一扇小窗户，装着粗粗的铁栅，但外面用遮板挡得严严实实，一丝光也透不进来。
通过那扇包着铁皮的门，我还看见了一个类似牢房或地下室的场所，那里没有一扇窗户，除非开门，否则不会有一丁点儿光线进入，几乎是个密闭的空间。我这个房间里，除了屁股下坐着的这张矮凳子，还有一个老式的、脏兮兮的方炉子，再没有别的家具；两个房间内都没有床，也没有毯子或任何其他东西。伯奇和拉德本走进来的那扇门外是一道小小的走廊，向上一段台阶就到了一个方形的院子，院子前面是和它等宽的一座房子，其他三面则都围着一道高约十到十二英尺的砖墙。整个庭院纵深约三十英尺，其中一面墙上嵌着一扇厚重的铁门，连着一个狭窄的、封了顶的过道，沿着房子的一侧直通到街上。只要铁门关闭着，奴隶们的命运就被死死地封在庭院之内。在墙头支撑着房顶的一端，房顶向内延伸形成了一个棚子，棚子下是乱七八糟的阁楼，那大概便是奴隶们的栖身之地，夜里在上面睡觉，遇到恶劣天气，那里又成了遮风挡雨的庇护所。总之，这里不管怎么看都像是农民的谷仓，设计者大概也是费尽心机，因为外面的人永远都看不到房子里面的勾当，这里是个与世隔绝的地狱。
院子前面的那座房子有两层高，正面紧挨着华盛顿的某条街道。从外面看，这里只是个普通的私人住宅，谁也不会想到它的罪恶用途。倘若站在房顶举目四望，便能看到首都的大部分面貌。那些标榜爱国的议员们天天鼓吹着自由与平等，然而就在他们的脚下，奴隶们身上的锁链发出清脆的哐啷声，是如此的不和谐。堂堂一国首府，竟藏着这样一个奴隶场，实在讽刺。
1841年，位于华盛顿的威廉奴隶场大致就是这样子，我的描述不会有太大偏差。十分不幸的是，那年我莫名其妙地成了这里的囚徒。
“啊，感觉怎么样啊，伙计？”伯奇一进门就开口说道。我告诉他，我难受极了，并问他为什么把我关在这里。他回答说，我是他的奴隶—他买下了我，并打算把我送到新奥尔良去。我大声争辩，我是自由的，来自萨拉托加，家里有妻子和孩子，而且我的家人也都是自由人；我还告诉他，我姓诺瑟普，他们没有权利这样对待我，更不能这样绑架我，我是自由人，受到法律的保护。我让他们立刻放了我，让我回家去。但他却一口咬定，我是来自佐治亚州的奴隶。我再三说明，我不是任何人的奴隶，让他马上解开我身上的镣铐。这时，他神经兮兮地让我小声点，好像生怕别人听到似的。但我气愤交加，哪有心思顾及那些。我大骂那些绑架我的人，咒骂那些十恶不赦的混蛋。伯奇也开始大发雷霆，他骂我是个黑鬼骗子，是从佐治亚州逃出来的该死的奴隶。随后从他嘴里蹦出各种各样不堪入耳的脏话，那些恶毒粗俗的词汇，也只有他那种最下流的脑袋才想得出来。
我和伯奇争吵时，拉德本一直沉默地站在一旁。也难怪他冷眼旁观，他的工作就是看守这个关押奴隶的牢房。在他眼里，这就是个牲口圈。他负责接收奴隶、给他们送饭、拿鞭子抽他们，还按奴隶的人头收钱，每人每天两先令。伯奇转过身，命令他把“乾坤拍”和“九尾猫”拿来。拉德本走出去，不一会儿，他就带着那些刑具回来了。我第一次看到这些东西，“乾坤拍”其实就是一块厚木板，长十八到二十英寸，有两个张开的手掌那么大，看上去像老式的布丁棒，或船桨尾部扁平的那部分，上面有许多螺旋状的突起。而所谓的“九尾猫”，是一条有许多小绳头的大粗鞭子，小绳头分散开来，每个绳头末端都绑着一个结。
刑具一拿来，两人便不由分说地按住我，粗暴地扯掉我身上的衣服。我的双脚本来就被绑在地板上，他们把我从凳子上揪下来，脸朝下按在地上。拉德本一脚踩在我的手铐上，使劲踩着，使我的双手难以动弹。伯奇则操起“乾坤拍”开始狠狠地打我。拍子重重落在我赤裸的身体上，痛入骨髓。他一下接着一下地打，直到胳膊打累了才停下来，然后问我，是不是还嘴硬说自己是自由的。我咬紧牙关，誓死不屈，于是他又重新打起来，比之前更加用力。等打累了，他再停下来问我同样的问题，我不肯屈服，他就又甩开膀子继续打。这个浑蛋简直是魔鬼的化身，他一边打，嘴里还骂着最污秽难听的话。最后，“乾坤拍”打断了，他手里只剩一截手柄。但我仍然没有屈服。无论遭受多么凶狠野蛮的殴打，我也不愿违心地承认自己是个奴隶。伯奇气急败坏地扔掉“乾坤拍”的手柄，转而捡起了“九尾猫”。“九尾猫”的威力更大，比“乾坤拍”痛苦一百倍。我痛得忍无可忍，只好求他发发慈悲，饶了我。但我的恳求，换来的是咒骂和更狠毒的抽打，当时我觉得自己要死在这个畜生手里了。时至今日，每当我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仍然不寒而栗。记得当时我浑身火辣辣的，钻心地疼。我想，这种痛苦，只有在地狱接受烈焰的焚烧可以比拟。
最后，他再问我时，我已经疼得说不出话了。可他还是不放过我，我被打得皮开肉绽，骨头都露了出来。一个人，哪怕还有一点点人性，即使是对一条狗，也不至于如此残忍。最后，拉德本说再打下去也没用，反正我已经领教了疼痛的滋味。于是，伯奇终于住了手，但他冲着我的脸挥舞着拳头，咬牙切齿地威胁我说，倘若我胆敢再说自己是自由之身，或被绑架了之类的话，那么我下次面临的惩罚，会比刚才的厉害一百倍。他说，我要么屈服，要么被杀掉，自己选择。说完，他摘下了我手腕上的镣铐，但我的双脚仍旧被锁在铁环上。他们又关上了刚掀开一会儿的铁窗外的遮板，还说够了，打累了，便重新锁上门走了。我顿时又陷入了无边的黑暗，孤零零的一个人。
大概过了一两个小时后，锁孔里又传来钥匙扭动的声音，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儿。我太孤独，太渴望看到人了，无论是谁都行；然而当真的有人向我靠近时，我却不由得惊恐万分。我害怕伤害，尤其害怕看到白人的脸。来人是拉德本，他端着一个托盘，里面放了一块皱皱巴巴的炸猪排、一片面包和一杯水。他问我感觉怎么样，说很同情我遭受了严厉的鞭打，还劝我说，好汉不吃眼前亏，不要再执拗地说是自由人了，那样没什么好果子吃。他似乎是善意地为我着想，但我不知道他是真的同情我的悲惨处境，还是想诱导我放弃抵抗，不过考究这些也没什么意义，但他去掉了我脚上的镣铐，打开窗户上的遮板，之后便离开了，又剩下我孤身一个人。
我的身体早已僵硬，疼痛深入骨髓。我的身上起满了水泡，只要稍微动一动就钻心般疼。透过窗户，除了搭在墙头的棚顶，我什么也看不到。夜里，我躺在潮湿坚硬的地板上，没有枕头，也没有被褥，什么都没有。拉德本每天来两次，很准时地给我送来猪排、面包和水。虽然我又饥又渴，备受折磨，但我并没有什么食欲。伤口的疼痛使我不停地变换姿势，我时而坐下，时而站起，偶尔绕着房间缓缓走一会儿，就这样度过了最难熬的日日夜夜。我伤心欲绝，又深切地思念家人，思念我的妻子、孩子。每当我昏昏沉沉地睡着时，我便梦见自己又回到了萨拉托加—我看见了家人熟悉的脸庞，听到他们热切的呼唤。然而，惨痛的现实往往将我从美梦中惊醒，我禁不住大声痛哭，泪流满面。但我的意志并没有崩溃，我没有放弃逃跑的念头。我总觉得，只要能证明我的真实身份，就不会再有人把我当作奴隶强行扣押，世间自有公道在。到那时，伯奇不会再说我是从佐治亚州跑出来的逃亡奴隶，自然就会放我走了。尽管我也有些怀疑布朗和汉密尔顿，但我仍然相信他们不会如此害我，他们应该也在找我，而且一定会找到我，救我逃离奴隶的火坑。唉！那时的我还太天真，人性的贪婪和邪恶早已超过了我能预想的程度。
过了几天，牢房外面的门打开了，我可以“自由”地到庭院里走动走动。在那里我看到了其他三个奴隶—一个十来岁的小孩儿，另外两个分别在二十岁和二十五岁左右的年轻人。没过多久，我就和他们熟识了，知道了他们的名字以及各自的经历。
年龄最大的那个黑人青年叫克莱门斯 雷。他以前住在华盛顿，以赶出租马车为生，在当地的一家车马出租所干了很长时间。他很聪明，也很清楚自己的处境，一想到要被送到南方他就悲伤不已。伯奇几天前把他买了下来，暂时安顿在这里，等他做好准备，就把他送到新奥尔良奴隶市场。他告诉我，我现在的这个地方叫威廉奴隶场，这是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他还给我解释了奴隶场的用途。当然，我也告诉了他我的不幸遭遇，但他只是略表同情和安慰，还建议我不要再纠结自由身份的问题，以他对伯奇的了解，我那样做只会招致更残忍的鞭打。另外一个年轻人名叫约翰 威廉姆斯，在离华盛顿不远的弗吉尼亚长大。他是被主人拿来抵债送给伯奇的，所以他心里一直满怀希望，有一天他的主人能把他赎回去。他的愿望最终实现了。那个小孩子名叫兰德尔，天性活泼好动。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庭院里玩耍，偶尔也会哭着喊着要找妈妈，他很想知道妈妈到底什么时候能来接他。他幼小心灵里最大、也是唯一的悲痛，就是无法见到妈妈。他还太小，不谙世事。平时不想妈妈的时候，他就用拿手的恶作剧逗我们开心。
晚上，雷、威廉姆斯和那小男孩儿就睡在棚子下的阁楼里，而我则被锁进地牢。后来我们每人都有了毯子，虽然原本是给马用的毯子，但在此后的十二年里，那是我唯一被允许拥有的寝具。雷和威廉姆斯问了我许多关于纽约的问题—那里的黑人们受到怎样的对待；他们怎么可能拥有自己的家和家人，不被打扰，没人压迫。尤其是雷，每次都唏嘘不已，不住感叹自由的美好。然而这样的谈话是不能让伯奇或者看守拉德本听到的，因为即使是这样小小的念头，也足以招致一通鞭打。
我认为，有必要告诉读者们那些知名的地点，还有那些依然健在的人，因为这样能更加全面真实地还原我为奴十二年中的许多重大事件，从而让读者更清楚地认识奴隶制。现在我对于华盛顿及其周边地区仍然一无所知，除了伯奇和拉德本，我也不认识任何人。除了这些同为奴隶的同伴告诉我的，接下来我要说的每一句话，都来自切身经历，绝无半点虚构。
我在威廉奴隶场待了大约两周后，临走前那天晚上，一个女人被送了进来。她悲伤地哭泣着，手里还牵着一个小孩儿。她们就是兰德尔的妈妈和同母异父的妹妹。兰德尔欣喜若狂，搂着妈妈的裙子，亲吻妹妹的脸颊，高兴得无以复加。妈妈把他揽在怀里，温柔地抱他，泪眼婆娑地看着他，亲切地呼唤着他的名字。
那个小女孩儿叫埃米莉，七八岁的样子，肤色很浅，面容姣好美丽，头发打着卷儿垂在脖子里。她全身干净整洁，裙子时髦漂亮，可以判断她从小在富裕的家庭中长大，真是惹人喜爱的小姑娘。她的妈妈也穿着丝绸衣服，手上戴着戒指，耳朵上悬挂着纯金的吊坠儿，优雅端庄，气质不凡，由此可见，她绝不是普通的奴隶。她似乎对自己的处境也非常惊讶，完全始料未及，命运之神突然把她带到了这里。她不停地诉苦，最后和孩子们一起跟我关在同一间牢房里。她如此悲恸，我简直无法用语言形容。她蜷缩在地板上，把孩子们搂在怀里，诉说着温情暖心的话。看到如此至诚的母爱，如此纯洁的良善，我不禁为之动容。孩子们紧紧依偎着她，仿佛妈妈的身体是他们唯一的庇护。最后，两个孩子枕在妈妈的大腿上睡着了。在他们熟睡的时候，妈妈抚摸着他们小小的额头，让头发平滑地倒向脑后。整整一个晚上，她都温柔地细述着，呼唤他们宝贝、甜心；这些可怜的孩子，他们完全不知道自己将来注定要遭受的痛苦。不久之后，他们就再也得不到妈妈的抚慰了—分离是已经注定了的。他们日后命运如何，不得而知。可是，离开她的小埃米莉和亲爱的儿子，她要如何活下去？他们如此乖巧、伶俐又可爱，想到要把孩子们从她身边夺走，她情何以堪？她也很清楚地意识到，孩子们终究会被卖掉，或许两个孩子也会分开，从此散落他方，永无相见之日。听这位绝望的妈妈断断续续地讲完这些悲惨事，再铁石心肠的人也会为之动容。她叫伊莱扎，我听了她的述说，大概保存了一些记忆。她的人生故事是这样的：
她是华盛顿一个富人的奴隶，出生在一个名叫贝里的富人的种植园里。几年前，贝里染上了一些坏习惯，从此醉生梦死，浑浑噩噩，经常跟妻子吵架。实际上，在兰德尔出生后不久，贝里便和妻子分居了。他把原来的老房子留给妻子和女儿，自己又在附近重新盖了一栋。他把伊莱扎也带了过去，并承诺只要她愿意和他一起生活，她和她的孩子们将来都能获得自由。于是，伊莱扎和贝里在新房子里同居了九年，其间她享受着仆人的伺候，过着锦衣玉食的舒服日子。埃米莉是她和贝里的孩子。后来，贝里的大女儿，就是和他的妻子一起生活的大小姐，嫁给了一位名叫雅各布 布鲁克斯的先生。最后，好像发生了一些事情，连贝里也无力解决。他的财产被迫分割了，伊莱扎和她的孩子们被分给了布鲁克斯先生。在与贝里共同生活的九年里，由于身份卑微，伊莱扎和埃米莉遭到了贝里太太和她女儿的嫉恨。从伊莱扎的叙述中，我听得出来，她始终觉得贝里是一个本性善良的大好人，他一直向她许诺要给她自由，对此她深信不疑，痴痴等待着他兑现承诺的那一天。当然，那要在他的能力范围之内。可后来她们母女俩却成了贝里大女儿的财产，她知道，她们很快就会被分开的。布鲁克斯太太似乎非常讨厌伊莱扎，更别提她那个同父异母的妹妹了，更何况这个妹妹和她一样貌美如花。
那天，布鲁克斯说要带伊莱扎到城里去，给她开自由证明，以兑现她的主人贝里曾经许下的诺言。这突如其来的好消息让伊莱扎兴奋不已，马上就要自由了，她把自己和小埃米莉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兴高采烈地跟着布鲁克斯去了。然而，到了城里她才发现，自己非但没有得到期待已久的自由，反而被转手卖给了奴隶贩子伯奇。似乎只在转眼之间，自由证明就变成了卖身契约，多年的希望一下子落空，从大喜瞬间掉进了大悲中，难怪她哭得如此悲恸欲绝，令人心碎。
如今，伊莱扎已经去世了。在遥远的红河上游，河水缓缓流经路易斯安那贫瘠的低地，那里有她安息的坟墓—可怜的奴隶唯一获得安宁的地方。至于她当时所有的担心都如何不幸地变成了现实—她如何日夜哀伤，心灵得不到一丝抚慰，如何伤心悲痛，我在接下去的叙述中会一点一点告诉大家。
第四章 偷运囚奴
在那个漆黑的夜晚，我们就这样戴着手铐脚镣，走过安静的华盛顿的大街。
伊莱扎被关进奴隶场的第一个晚上，她断断续续地诉说着自己的怨恨，她恨透了少奶奶的丈夫—雅各布 布鲁克斯。她说，如果早一点看穿布鲁克斯的诡计，她是宁死也不会跟他进城的。他们趁着贝里老爷离开种植园的当儿，哄骗她出来了。贝里老爷对她一直都那么好，她真想见他一面，但她很清楚，就算老爷来了也不能救她出去了。之后，她又嘤嘤地哭起来—亲吻着熟睡的孩子们，对这个孩子说几句，又对另一个说上几句。但他们枕着她的大腿睡得那么沉，恐怕一句也没有听到。她有太多的忧伤需要宣泄，整整一个晚上她都哀痛不已。日复一日，她都沉浸在忧伤中无法自拔。
第二天半夜时分，牢房门开了，伯奇和拉德本提着灯笼走了进来。伯奇骂骂咧咧地命令我们马上卷起毯子，准备上船。他威胁说，要是我们不快点，他就把我们丢在这儿等死。他粗暴地把孩子们从睡梦中摇醒，骂他们睡得像死猪一样。随后他又来到外面的院子里，把睡在阁楼里的克莱门斯 雷喊起来，命令他带着毯子到牢房里来。克莱门斯到了之后，让我们并排站在一起，他还拿出一副手铐，把我的左手和他的右手铐在一起。约翰 威廉姆斯一两天前已经被带走了，当时他高兴得一蹦三尺高，因为他的主人把他赎了出去。于是，我和克莱门斯走在前面，伊莱扎和孩子们跟在后头，被领着来到庭院里，然后走进那个有棚顶的过道，向上走几级台阶便进了屋。我之前在地牢里听到的踱步声，就是从这个房间传下去的。这里摆着一些简单的家具，一个炉子，几把旧椅子，一张长桌，上面铺满了纸。房间的墙壁上刷着白灰，地板上没有地毯，看上去像个办公室。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我记得一扇窗户旁挂了一把锈迹斑斑的剑。伯奇命令我拿起房间里的一个箱子，于是，我用没戴铐的那只手抓住箱子的一个提手，克莱门斯抓住另一边的提手，我们抬着箱子从前门走出去，来到了街上。
那是一个漆黑的夜晚，一片死寂。我隐约看到宾夕法尼亚大道上有灯光，也许是反光也说不定。但街上空无一人，连个流浪汉都没有。我当时萌生了逃跑的念头。要不是手被铐着，无论如何，我都要试一试。拉德本跟在后面，手里提着一根大木棒，驱赶着孩子们，逼得他们几乎跑起来。我们就这样戴着手铐，走过安静的华盛顿的大街。华盛顿是这个国家的首都，是一个声称“人人都拥有不可剥夺的生存权、自由权和谋福权”的地方，尤其是我们当时所在的哥伦比亚特区，更被称为“伟大而自由的人间天堂”，这一切是多么的讽刺。
我们一到达汽船停泊的地方，就被赶进了堆满木桶和箱子的船舱。一个黑人奴仆拿来一盏灯，很快钟声响起，轮船开动，沿着波托马克河顺流而下，我们不知道要被送去哪里。经过华盛顿陵墓的时候，钟声再度响起。我想，伯奇一定会毕恭毕敬地弯腰脱帽，向那个为了国家的自由而奉献一生的伟人致敬。
那一晚，除了兰德尔和小埃米莉，我们都没有睡。克莱门斯 雷第一次彻底崩溃了。对他而言，到南方去是极其可怕的事情。那意味着，他将离开他的朋友，离开和他的年少时光息息相关的一切，这些在他的心里无比珍贵，但从此以后，一切都不复存在了。他和伊莱扎相对而泣，哀叹他们悲惨的命运。我的心情同样沉重，但我努力振作起来，不让自己垮掉。我心里已经暗暗构思了上百种逃跑计划，我下定决心，一有机会，就要不顾一切地付诸行动。不过此时我已经想通了，我暂时假装屈服，不再坚持说我是自由之人，因为那样做只会引来野蛮的殴打，对我争取自由的计划有害无益。
早上太阳升起来后，我们被叫到甲板上吃早餐。伯奇给我们摘下手铐，让我们坐在餐桌前。他问伊莱扎要不要来杯威士忌，她拒绝了，并很礼貌地向他表示感谢。用餐时我们全都鸦雀无声—真正的集体静默。给我们端菜上饭的是一个黑白混血的女人，她对我们倒颇为关心，给我们打气，鼓励我们振作起来，不要老是垂头丧气。吃完早餐，重新戴上手铐，伯奇命令我们到船尾甲板上去。我们坐在一些箱子上，由于伯奇在场，大家依旧不说话。偶尔会有一两个乘客走到我们这里来，但他们也仅仅看我们几眼，就悄无声息地离开了。
那是个晴空万里的早晨，河两岸的田野里是成片成片的碧绿，和往年的这个时节相比，那年的春天似乎来得要早些。太阳暖暖地照着大地，小鸟们在树枝上唱着歌儿。它们多快乐啊，我羡慕极了。我真希望能拥有它们那样的翅膀，迎风飞翔，飞到北方去，飞到我的孩子们身边，他们一定在苦苦地等着我回去。
上午，汽船抵达了阿维亚溪。乘客们在那里转乘驿马车，伯奇带着五个奴隶单独乘坐了一辆。一路上，他和孩子们有说有笑。走到一个停车处，他给孩子们买了姜饼吃。他让我昂首挺胸，打起精神，如果我表现好的话，也许能遇到一个识货的买主。我一声不吭，没有作出任何反应。他实在太可恶了，我一眼都不想看他。我坐在角落里，暗自琢磨逃跑的可能性，甚至想到，也许有一天，我会在自己的家乡碰到这个蛮横的家伙，到那时我一定会要他好看，哼！
我们在弗雷德里克斯堡由驿马车改乘火车，黄昏之前便到了弗吉尼亚州的首府里士满。下了火车，我们被带到一个奴隶场。这个奴隶场位于火车站与河之间，场主是一个叫古丁的人。这里跟华盛顿的威廉奴隶场差不多，只不过更大一些。场院相对的两个角上各有一间小屋，这种小屋在奴隶场里是比较常见的，那是奴隶买主们在达成协议之前“验货”的地方。就像买卖牲口一样，不健康的奴隶价格也会低一些。如果没有担保，“验货”对奴隶买家们来说就是必不可少的程序。
在古丁奴隶场的门口，我们见到了古丁本人，他是个又矮又胖的家伙，圆圆胖胖的脸，黑头发，络腮胡子，脸庞简直和他的奴隶一样黑。他的表情冷峻严厉，看上去五十来岁。伯奇和他见面时分外热情，看得出来他们是老朋友了。两人亲切地握着手，伯奇说他带了些人过来，并问船什么时候开，古丁回答说，大概在第二天的这个时候。然后他便转向我，拉起我的一只胳膊，让我微微转了转身，摆出一副识货人的嘴脸，用挑剔的眼光把我上下打量了一番，或许他在心里掂量我能值多少钱吧。
“嘿，小伙子，你打哪儿来啊？”
我一时没反应过来，愣了愣答道：“纽约。”
“纽约！嚯！你在纽约干什么？”他吃惊地问。
我发现伯奇正一脸愤怒地瞪着我，分明是在警告我，于是我立刻改口说道：“哦，我只是最远到过纽约。”目的很简单，就是告诉他，我虽然去过纽约，但并不属于那个自由州，或任何其他的自由州。
古丁随后又逐一查看了克莱门斯、伊莱扎和孩子们，并问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他很喜欢埃米莉，这倒不奇怪，任何人看到这孩子甜蜜的面容，都会喜欢她的。尽管此时，她已经不再像我第一次见到她时那样整洁干净，她的头发有点凌乱，还脏兮兮的，但这仍旧遮挡不住那张秀美可人的小脸儿的光彩。
“加起来真不少—多得真他妈见鬼了。”古丁说道，特意用了一个在基督徒的词典里并不常见的词汇。很快我们便到了一个院子里，那里的确已经有不少奴隶，我估计有三十来个。他们全都无所事事，有的在院子里瞎溜达，有的坐在棚子下面的凳子上。但每个人都穿得干干净净的—男人们戴着帽子，女人们裹着头巾。
伯奇和古丁扔下我们，一起走上正屋后面的台阶，在门槛上坐了下来。两人在那里谈话，但我听不到他们说了些什么。过了一会儿，伯奇走下来，解开我的镣铐，把我带到了一间小屋里。
“你刚才对古丁说你来自纽约？”他开口说道。
我回答：“我对他说，我最远到过纽约，但我没说我是那里的人，也没说我是自由的。我没有恶意，伯奇老爷。我要是有那种想法，哪里还敢说出来啊。”
他死死盯了我一会儿，仿佛要一口把我吞掉，然后转身出去了。过了几分钟，他又回来了，恶狠狠地威胁道：“要是再让我听到你说出‘纽约’或‘自由’这几个字，你就死定了—我一定会宰了你，你最好给我记住。”
我很清楚，伯奇比我更清楚，把一个自由的人卖为奴隶存在多大的风险，将会面临怎样的惩罚。他清楚必须让我闭嘴，以免揭穿他正犯的罪行。当然，在他看来，我的命比蚂蚁还要低贱。如果形势所迫，他会毫不犹豫地把我杀掉。所以，当他威胁说要宰了我时，我相信他会说到做到。
院子一头的棚子下面搭了一张粗木桌子，往上便是睡觉的阁楼，和华盛顿的奴隶场差不多。那张桌子就是我们晚餐时的餐桌，吃的是猪肉和面包。饭后，我和一个皮肤发黄的大块头铐在了一起。这人矮胖结实，浑身堆满了肉，但他愁容满面，极度忧郁。他是个聪明又博学的人。我们被铐在一起，没过多久便熟悉了。他叫罗伯特，和我一样原本是自由人，家在辛辛那提，家里有妻子和两个孩子。他说，他是和另外两个人一起来的南方，那两个人是他的雇主。因为没有自由证明，他在弗雷德里克斯堡被人抓住，囚禁起来，经历了残酷的拷打，最终学会了忍气吞声，这种经历和我的相似。他被送进古丁的奴隶场已经有差不多三个星期了。我对他有种说不出的亲近感，也许是因为我们同病相怜，互相慰藉吧，所以不久后他死掉的时候，我看着他僵硬冰冷的尸体，抑制不住内心巨大的悲痛，泪如雨下。
我和罗伯特、克莱门斯、伊莱扎，以及她的孩子们，那天晚上各自裹着毯子，睡在院子里的其中一间小屋里。屋里还有另外四个人，全都来自同一个种植园，且都将被卖往南方。下面我简单介绍一下这四个人。大卫和他的妻子卡洛琳都是黑白混血儿，此时他们陷入了极度的不安。他们害怕被卖到甘蔗园或棉花种植园，但更担心、更恐惧的则是分离。玛丽是个高挑轻盈的姑娘，皮肤乌黑发亮，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显然她对周围的一切都觉得无所谓。她和他们那个阶层的大多数人一样，很可能完全不知“自由”为何物。他们从小生活在无知愚昧的环境里，跟着粗俗的人长大，自身也免不了粗俗。类似这样的人不可胜数，他们也许无所畏惧，却只害怕主人的鞭子；除了服从命令，他们什么都不会做。最后一个是莱西，她是个与众不同的姑娘，有一头长长的直发，虽然是黑人，但样貌看起来更像印第安女人。她目光锐利，似乎对谁都怀有敌意，嘴里不时冒出几句诅咒和报复的狠话。她的丈夫已经被卖掉了，对自己的处境她也无所谓。在她看来，换个老爷伺候，情形也坏不到哪儿去，她不在乎自己会被带到哪里，这个绝望的女人大概已经心如死灰。只是，她有时指着自己脸上的伤疤恨恨地说，有朝一日，她也要让某些人血债血偿。
当我们在互相倾诉各自的不幸时，伊莱扎独自一人坐在角落里，低吟着赞美诗，为她的孩子们祈祷。我因为旅途劳顿，早已困倦不堪，只想舒舒服服地睡上一觉，好恢复精神。于是我在罗伯特旁边的地板上躺下，没过多久就暂时忘掉了一切烦恼，进入了温柔乡。这一觉，我一直睡到天亮。
早上，我们在古丁的监督下，先打扫庭院，再把自己漱洗干净，然后遵照命令卷起我们的毯子，准备开始新的行程。克莱门斯 雷被要求留了下来，出于某些原因，伯奇打算把他带回华盛顿。这下他可高兴坏了，兴奋地和我们一一握手道别。自从这次在里士满的奴隶场分开后，至今我们再也没有见过面。不过令我惊讶的是，在我重获自由之后，我听说他逃了出来，逃到了自由的加拿大。并且，他在前往的路上，还曾在萨拉托加我内弟的家里借住过一晚，顺便告诉了我的家人，他和我分手的那个地方以及我在那里的情况。
下午，我们便启程了。两人并排，我和罗伯特打头，依次排好，被伯奇和古丁驱赶着走出奴隶场的庭院，穿过里士满的大街，向等在岸边的“奥尔良”号进发。“奥尔良”号是一艘巨大的双桅横帆船，船上装备齐全，平时主要运输烟草。五点之前我们全都上了船，伯奇给我们每人发了一个锡茶杯和一把勺子。船上一共有四十人，除了克莱门斯，奴隶场中的人全都在。
我身上一直带着把小折刀，所幸没有被他们收去，于是我在那个锡茶杯上刻上了我名字的缩写。其他人看到后，立刻向我围拢过来，纷纷请我帮他们也刻上字。虽然他们看上去并不像丢三落四的人，但在时间允许的条件下，我一一满足了他们的要求。
夜里，我们悄悄钻进船舱，把舱门用铁栅栏锁上。我们躺在箱子上，或者底板上，只要是足够我们展开毯子的地方就行。
离开里士满后，伯奇便不再与我们同行，他带着克莱门斯回首都去了。从那时起，直到差不多十二年后，即去年1月，我才在华盛顿警察局看到了他那张嘴脸。
詹姆斯 H 伯奇是个可恶的奴隶贩子，他低价购买黑人，包括男人、女人和小孩子，然后再高价卖出。他是个披着人皮的投机者，他干着如此声名狼藉的营生，在南方却颇受人尊重。说到这儿，伯奇暂时要从我的故事中消失了，但在故事的末尾他会再度登场，那时，他不再是个挥舞着鞭子的魔王，而是法庭上一个极尽谄媚，并最终使法庭未能秉公对他做出制裁的罪犯。
第五章 罗伯特之死
一名水手用毯子把尸体裹起来缝好，又捡起一块大石头垫在脚下，然后拖到舱口，用索具吊上去。可怜的罗伯特，就这样被抛进了海湾白色的浪花中。
我们都上了船后，“奥尔良”号就开始沿着詹姆士河顺流而下。第二天，我们进入诺福克对面的切萨皮克湾。当我们抛锚停泊的时候，有一艘驳船从镇上开来，又送上船四个奴隶，他们分别是：十八岁的小伙子弗雷德里克、比他大几岁的亨利，两人生来都是奴隶，都在城里人家中做仆人。
还有黑人姑娘玛利亚，她外表光鲜亮丽，仪表不凡，其实内心自负而又无知。她觉得去新奥尔良是件大好事，凭她的姿色，一定会被帅气而富有的单身男子买走。因此，在我们面前，她总是一副高傲无比的样子。
最后一个，也是最引人注目的一个黑奴，是亚瑟。驳船靠近的时候，他激烈地反抗着。押送的人费了很大的劲儿，才把他拖到我们的船上。他大声喊叫，他们没有权利这样虐待他，让他们放了他。他脸上满是伤痕，青一块紫一块，肿得不成样子，而且一侧脸颊已经溃烂。他被那些人从舱口匆忙塞进了船舱。
从他的喊叫声中，我大概了解了他的遭遇，后来他又详细跟我说了他的情况，大致是这样的：他是个自由人，长期定居在诺福克。他在那里有家有口，是个泥瓦匠。他的家在郊区，有天夜里他很晚才回家，半路经过一条偏僻的街道时，遭到了一伙陌生人的绑架。他拼命抵抗，但寡不敌众，终因体力不支而被抓住。他们塞住他的嘴，用绳子把他捆住，打他，直到他完全失去知觉。后来他被人偷偷地藏在诺福克的奴隶场里，南方多的是这种地方。直到前一天晚上，有人将他带出奴隶场，拖上驳船，在河上等着“奥尔良”号的到来。在这段时间里，他一直在反抗，拼尽全力地抗争、叫喊，最后终于发现，这样除了挨打，完全无济于事。他不得不平静下来，一副愁眉不展、若有所思的样子。但我从他坚毅的神情看来，他好像随时准备跟人拼命。
离开诺福克后，他们摘下了我们的手铐，给我们分配工作。船长挑了罗伯特做他的下人，我被派去监督做饭，分配食物和水，还给我配了三个助手：吉姆、卡夫和詹妮。詹妮准备咖啡，就是用壶熬玉米粉，烧开之后加入糖浆。吉姆和卡夫负责烤玉米饼和煮咸肉。我就站在一张由几个木桶和一张厚木板拼起来的桌子前，把肉和面包切成片，然后给每个人送餐，还要从詹妮的咖啡壶里给每人舀一杯咖啡。盘子就算了，刀和叉也免了，黑奴们就用自己黑乎乎的手指抓着吃。吉姆和卡夫很卖力地干活，好像很喜欢这份二厨的工作。显然，他们满足于这份工作带来的成就感。那会儿，大伙儿都叫我管家，这是船长给我起的外号。
奴隶们每天吃两顿饭，上午十点和下午五点，每天的食物都一样，分量也固定，吃饭的规矩也是死的。白天我们可以待在甲板上，晚上就被撵到船舱里去，舱门关得严严实实的。
我们离开陆地没多久，就遇到了强烈的风暴。“奥尔良”号在风浪中颠簸摇摆，我们惊惧万分，以为船要翻了。有人晕船，吐得黑天昏地，有人跪下来祈祷，还有些人紧紧抱在一起，彼此寻求安慰。舱里被晕船的人吐得到处都是秽物，一时臭气冲天，令人作呕。对于大多数黑奴来说，如果那天真被大海吞噬了，反倒是件好事，至少脱离了凶狠的恶人的魔爪，不至于以后惨遭无数折磨悲惨而死。也是，现在看来，兰德尔和小埃米莉当时说的海妖，要比如今的恶霸可爱多了。被海妖吃掉也算是种解脱，那样我们日后就不用承受无休无止，又没有任何报酬的辛苦劳作了。
后来，我们到了巴哈马群岛附近，在一个叫“旧罗盘”，又叫“墙洞”的地方停留了三天。那里风平浪静，但令人惊讶的是，海湾里的水像石灰水一样白。
现在，我要讲述一件令人倍感遗憾的事情。感谢上帝，让我从奴隶制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也感谢命运，没有让我的双手被同类的鲜血玷污。对于这件事，请大家不要过分地指责我。如果你也像我一样，经历过被铁链锁住身体，饱受殴打，远离家乡和亲人，被迫到遥远的地方去做别人的奴隶，你可能也会像我一样，为了重获自由而有所行动。虽然现在没必要去深究，但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至少，我可以问心无愧地说，幸亏我们当年的举动并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
一天傍晚，停船后，我和亚瑟坐在船头的绞盘上休息。当时，我们感叹着各自的遭遇，预想将来的命运。亚瑟说，我们的前途堪忧，活着也许比死掉更加痛苦。我也是这种想法，我们聊了很多，聊孩子们，聊过去的生活，还聊了逃脱的可能性。后来，不记得是谁先提出一个建议：夺取“奥尔良”号。只记得当时我们一拍即合，开始探讨夺船的可能性，并预想夺船后驶往纽约港。我虽然不会开船，但这种冒险行为却让我血脉贲张。我们还商议了各种可能性，如，倘若与船员对峙，于我们是有利还是不利，谁可靠，谁不可靠，什么时间动手，怎么动手，所有的举动都要认真推敲，反复论证。自从脑子里有了密谋夺船的计划，我就开始期待，并不断地琢磨。经历了这么多的磨难，我们难免有些高估自己，总觉得能克服一切困难。我和亚瑟经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苦思良策，努力让计划更加周详。后来，我们谨慎地向罗伯特透露了一点点计划，他立即表示赞同，坚定地加入了我们的行列。至于其他奴隶，我们却丝毫不敢相信。他们从小在恐惧和无知中长大，你无法想象，他们对白人是怎样从骨子里敬畏，如此“胆大包天”的计划是绝对不能告诉他们的。我们决定，这个计划就由我们三人来干。
当天夜里，我们照例被赶进船舱，锁上舱门。我们面临的第一个难题，是如何登上甲板。我在船头观察过，甲板上倒扣着一艘小船，船底朝天。我突然想到，如果藏到小船下面，夜里那么多奴隶被匆匆赶进船舱时，少一两个是不容易被发现的。这个方法能否行得通，我们觉得有必要验证一下，就由我来试验。于是，第二天傍晚，吃过晚饭，我瞅准机会，巧妙地藏到了小船下面。我紧贴甲板躺着，可以观察到周围的一切。直到第二天早上，所有的奴隶都上了甲板，我又趁人不注意时，偷偷从小船下钻出来。事实证明，这个方法是可行的。
凭着罗伯特侍者的身份，我们很快摸清，船长和大副睡在船前面的客舱里，并知道他们确切的铺位。罗伯特还补充说，他们的桌子上一般放着两把手枪和一把弯刀。船员们的厨师就睡在甲板上的“厨房”里—那是个像车子一样带轮子的玩意儿，可以根据需要来回移动。船上共有六名水手，他们要么睡在前甲板的水手舱，要么睡在索具之间的吊床上。
我们终于做好了一切准备，计划着动手时，我和亚瑟偷偷潜入船长的房间，夺取手枪和弯刀，制伏船长和大副，速度越快越好；罗伯特放风，拿一根木棒站在船舱与甲板间的门口，阻挡水手们进入船舱，直到我们三人会合。当然，我们要见机行事，最好趁对方猝不及防时发起突袭，那样就可以避免抵抗。得手后，我们仍旧要锁住舱口，防止奴隶们倒戈，出现难以控制的混乱局面。总之成败在此一举，我们要么重获自由，要么性命不保。如果这一切都能顺利实现，夺船之后我将暂时担任领航员，带领大家向北航行。但愿老天垂怜，幸运之神站在我们这边，送我们回到自由州的土地。
我的记性一向很好，很多人的名字听过一遍就能记住，但现在，我只记得大副名叫拜迪，怎么也想不起船长的名字，只记得他身材矮小，言行得体，一看就是有教养的人。他一般挺直着身子，气质高贵，胆识过人，行动也很敏捷。如果他还活着，并有机会看到我写的书，大概会非常惊讶地发现，原来1841年他驾驶“奥尔良”号帆船，从里士满到新奥尔良的那段航程中，发生了这些不为人知的事情，这是他的航行日志里所没有的。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我们要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然而，此时却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悲剧，令我们十分沮丧。罗伯特生病了，很快我们就得知，他得的是天花。他的病情越来越严重，到第四天，我们还没抵达新奥尔良，他就病死了。一名水手用罗伯特自己的毯子把尸体裹起来缝好，又捡起一块大石头垫在脚下，然后拖到舱口，用索具吊上去。可怜的罗伯特，就这样被抛进了海湾白色的浪花中。
天花的出现令人胆战心惊。船长命人在舱里撒上石灰，还采取了其他的预防措施。罗伯特的死，还有那可怕的疾病，都令我万分压抑。我望着无边无际的茫茫大海，陷入前所未有的、深深的惆怅中。
罗伯特的尸体被抛入大海后，第二天傍晚，我靠在前甲板附近的舱口发呆，只觉得心灰意冷、前途渺茫。这时，一个名叫约翰 曼宁的水手走过来，和善地问我，为什么情绪如此低迷。他的语气和态度都透出一股真诚，我便回答说，我是个自由人，被人绑架到了这里。他似乎很同情我的遭遇，安慰我一番，并询问详细经过。我也不加隐瞒，全部告诉了他。他拍着胸脯，用水手们惯用的口吻说道，放心吧，我会全力帮助你，“两肋插刀，在所不辞”。于是，我请他帮我找些纸、笔和墨水，好让我给朋友们写封信。他一口答应，但麻烦的是，我在哪里写信不会被人发现呢？如果我利用他守岗换哨的时机，趁其他水手都睡着的时候，偷偷潜入水手舱就好了。我又想到了甲板上的小船。
好心的水手曼宁说，我们很快就要到达密西西比河口的巴利兹，如果要写信，必须尽快，否则就会错失良机。因此我们约定，第二天晚上我就藏到小船里。夜里十二点，他的守望哨结束。我看着他走进水手舱，大约一小时后，我潜了进去。他正趴在一张桌子上打瞌睡，已经有点迷糊了。桌子上放着一盏灯，灯光惨淡，忽闪忽闪的；旁边还放着一支钢笔和一张纸。我写信给仙蒂山的亨利 B 诺瑟普，说我被人绑架，如今身陷“奥尔良”号帆船，正在驶往新奥尔良的途中，但我无法预知自己的最终目的地，只能请他设法营救我。我写好信，曼宁看了一遍，然后封起来注明地址及收信人资料。他向我保证，一定会到新奥尔良的邮局把信寄出去。写完信，我立刻返回小船，躲起来。第二天早上，奴隶们从船舱里钻出来，在甲板上走来走去，我趁人不注意的时候偷偷溜出来，重新混到了他们中间。
后来我得知，曼宁生于英国，后来到了波士顿。他是一位高尚慷慨的水手，身材高大，体格健美。当时他大约二十四岁，脸上有些麻子，但看上去格外善良坦诚。
在船上，我们过着千篇一律的日子，枯燥乏味，就这样一直熬到了新奥尔良。当我们的船驶进码头，还没有绑牢，我就看见曼宁跳上了岸，一路小跑着向城里赶去。离开前，他曾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似乎是告诉我他此行的目的。没过多久，他便回来了。从我身边经过时，他用胳膊肘碰了碰我，神秘地眨眨眼睛，小声告诉我：“事儿办成了。”
多年以后，我才得知，那封信顺利送到了仙蒂山。诺瑟普先生收到之后立刻前往奥尔巴尼，把信摊到了苏厄德 州长面前。但由于信中没有给出具体的地点，因而无法组织有意义的营救。最后他们决定暂时搁置，等到获得我的确切地址之后再作打算。
到达码头后，我看到了非常感人也非常开心的一幕。就在曼宁离开后不久，两名男子走过来，大声喊着亚瑟的名字。亚瑟听到喊声，看见对方后，欣喜若狂，差一点就从船舷上直接跳下去了。他飞快地跑到他们面前，抓住他们的手，握了好久。原来，这两个人来自诺福克，是专门赶到新奥尔良来救他的。他们告诉他，绑架他的人已经被捕，被关押在诺福克监狱。他们又和船长谈了一会儿，便带着兴高采烈的亚瑟离开了。
码头上人头攒动，但我不认识一个人，也没有一个人注意我。我没有听到任何熟悉的声音，也没有看到任何熟悉的面孔。亚瑟很快就能和他的家人团聚了，还能看到那些害他的人认罪伏法。可我呢？我的家人呢？唉！我还能再见到他们吗？浓浓的忧伤从我的心底涌起，我感到无比绝望，异常沮丧，甚至后悔没有同罗伯特一起葬身海底。
很快，船上登上来一些奴隶贩子和收货人。其中有个男的叫西奥菲勒斯 弗里曼，高个子，瘦脸，浅色皮肤，背有点驼，手里拿着一张纸，他就是伯奇的同党。我、伊莱扎和她的孩子们、哈利、莱西和其他在里士满加入的奴隶，都交给他。他拿着那张纸，高声点名。
“普莱特。”
没有人答应。他又喊了好几声，仍然没人答应。随后他依次喊到莱西、伊莱扎、哈利，把名单上的人全部喊了一遍。每个被点到名字的人就向前跨出一步。
“船长，普莱特跑哪儿去了？”西奥菲勒斯 弗里曼问道。
船长也不知道，因为船上没人叫这个名字。
“这个黑鬼是谁发的货？”他指着我问。
“伯奇。”船长回答。
“你就是普莱特，你完全符合清单上的描述。为什么不上前一步？”他怒气冲冲地质问我。
我告诉他，我不叫这个名字，但如果他想这样叫，我也不反对。
“该死的，我说你叫什么你就叫什么，”他吼道，“你最好给我牢牢记着……”之后他又说了一堆不干不净的话。这个西奥菲勒斯 弗里曼说起脏话来，跟他的同党伯奇倒是不相上下。在船上时，人们叫我“管家”，而“普莱特”这个名字，我还是第一次被人这样称呼。这是伯奇给发货人名单时，重新给我取的名字。
我在船上就看到，码头上有一些戴着镣铐干活的囚徒。我们被人驱赶着，路过他们身边，来到了弗里曼的奴隶场。这个奴隶场很像里士满的古丁奴隶场，只不过这里的院子是封闭式的，墙用的也不是砖，而是一些上端被削尖了的厚木板。
这个奴隶场里至少有五十个人，包括我们在内。我们刚把毯子放进里面一个小屋，便集合吃饭了。在这里，我们可以在场院里闲逛，睡觉的地方也可以随便挑，棚子下、阁楼上、庭院里，裹着毯子躺下就能睡。
那天晚上，我几乎一夜未眠，脑子里千头万绪，思绪纷繁。这里距离我的家乡也许有几千英里远了吧？我像牲口一样，被人驱赶着走过大街；我戴着镣铐，任人无情殴打；我被迫与一群奴隶为伍，而我自己也成了一个奴隶。这怎么可能呢？过去几周发生的事都是真的吗？我是不是在做着一个可怕而漫长的梦呢？可惜这一切不是幻觉，我感到十分悲伤。在这无法入眠的深夜，看着身边熟睡的同伴们，我双手合十，向上帝祈祷，求他可怜可怜我们这帮被遗弃的人。万能的主啊，请您听听一个破碎灵魂的祈祷吧，保佑我吧，让我战胜艰难困苦。就这样，我一个晚上都在向上帝祷告，直到晨光唤醒浅睡的人们，引领我们进入新的一天—继续为奴的一天。
第六章 伊莱扎的绝望
伊莱扎听到这个消息，再次陷入深深的绝望。此时的她眼窝深陷，憔悴不堪，已经被疾病和悲痛折磨得不成人样。
一大早，新奥尔良奴隶场的场主—西奥菲勒斯 弗里曼先生就跳进院子里来问候他的“牲口们”了。这个奴隶贩子詹姆斯 H 伯奇的同党，这个“宽厚仁慈、虔诚善良”的家伙，正挥舞着鞭子，在年轻奴隶们的耳边抽得噼啪乱响，时不时地还对着那些上了年纪的奴隶踢上一脚。很快，所有的奴隶都起床了，而且绝对的清醒。“勤劳”的西奥菲勒斯 弗里曼先生东奔西跑，上蹿下跳，忙个不停。他要准备好所有的“货”，等着上拍卖场。毋庸置疑，他肯定希望一切能够顺顺当当，财源滚滚。
首先，奴隶们需要彻底地洗个澡，刮刮胡子什么的。随后，每个奴隶领到了一套新衣服，虽然全是些劣质货，但都挺干净。男人们有了帽子、大衣、衬衣、裤子和鞋子；女人们有了印花棉布连衫裙，还有头巾。随后，我们被领到了一个大厅，就在院前那栋房子里。我们要先在这里接受一些培训，才能面见买家。我们站在大厅的两边，男女各一边，按个子高矮排队。个子最高的站在最前面，依次往后排。埃米莉站在女人队伍的最末尾。弗里曼软硬兼施，命令我们要牢记自己的位置，警告我们要表现得精神一点，醒目一点。整整一天，他用尽各种办法，训练我们如何“显得精神”，以及如何快速准确地找到自己的位置。
吃过午饭后，也就是下午，我们继续练习列队，并在他们的要求下跳舞。弗里曼手下有个名叫鲍勃的黑人小男孩儿，负责拉小提琴。我站的地方离他很近，就冒昧地问他，会不会拉《弗吉尼亚里尔舞》。他说不会，得知我会后，他就把小提琴递给我。我起了个调子，拉了一曲。弗里曼似乎很满意，让我继续拉下去，并对鲍勃说我拉得比他好多了—这样的评价显然令我这个搞音乐的小朋友伤心不已。
第二天，顾客盈门，他们嚷嚷着要验一验弗里曼的“新货色”。弗里曼先生的确能说会道，他唾沫四溅地讲了我们的优点和素质，随后又让我们昂首挺胸，快步地来回走动几圈。买家们也会摸摸我们的手、胳膊和身体，把我们拨得原地打转，问我们会干什么，还让我们张开嘴，察看牙齿，跟农贸市场上买牲口一模一样。有时候，他们还会把个别男人或女人带到庭院中的小屋里，脱掉衣服，进行更仔细的检查。如果奴隶的背上有伤疤，就会被视为有造反的倾向和不守规矩的证据，这样他们的销路和价格就会受到影响。
一位老先生看中了我，他说要买个马车夫。我听到他和弗里曼的交谈，得知他就住在城里。于是我很希望他能买下我，我想住在城里逃跑会更容易些，我很方便就能搭上从新奥尔良北上的船只。弗里曼向他要价一千五百块，老先生则坚持认为，如今世事艰难，这个价太高了。但弗里曼说我身体健康，体格强壮，头脑也聪明。他还格外强调了我在音乐上的造诣。但老先生丝毫不让，并鄙夷地反问：“黑鬼能有什么造诣？”最后，他留下一句“改天再来”，扭头便走了，真是遗憾。不过这天弗里曼还是做成了几笔生意。大卫和卡洛琳被一个来自纳奇兹的种植园主一起买走了。离开时他们高兴得张开嘴大笑，如愿没有被拆散。莱西被卖给巴吞鲁日 的一个种植园主，被领走时她的眼里满是愤怒。
这个人还买走了兰德尔。他让兰德尔在地板上又蹦又跳，蹿上跳下，表演各种特技动作，以展示体能和技巧。在整个交易过程中，伊莱扎一直举着双手，呼天抢地地痛哭。她乞求那个男人不要只买兰德尔，要买就把她和小埃米莉一起买走。她向那人发誓，只要把他们母子三人都买下，她一定会做个全天下最忠诚的奴隶。那个男人说他买不起，伊莱扎顿时陷入悲恸欲绝的境地，无限哀怨地号哭起来。弗里曼怒气冲冲地走过来，手里高举着鞭子，命令她马上闭嘴，否则就让她尝尝鞭子的味道。他不允许出现这种哭哭啼啼的场面，倘若伊莱扎不马上停止哭泣，他就把她拖到院子中央，狠狠抽上一百鞭子。是的，他有的是办法对付不听话的奴隶，不然他就是在砸自己的饭碗。伊莱扎畏缩了，她想擦干泪水，却是徒劳。她太害怕和孩子们分开了，她说，哪怕她只能活上一天，也要和孩子们在一起。弗里曼再怎么皱眉蹙额，恶语相向，都不能让这个痛苦的妈妈平静下来。她不停地哀求，求他们发发慈悲，不要拆散他们母子。她不停地向他们哭诉，她对孩子的爱，不停地重申她的诺言—只要他能买下他们母子三人，她会做一个天底下最忠诚、最听话的奴隶；她愿意为他做牛做马，没日没夜地干活，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可是她无论说什么都没用，那人买不起他们三个。交易已经敲定了，他只能带走兰德尔一个人。最后伊莱扎又跑向儿子，拼命地抱住他，一次次地亲吻他，告诉他不要忘了妈妈。自始至终她都泪如雨下，流得孩子满脸都是。
弗里曼恶毒地诅咒她，骂她是个粗俗刁蛮的泼妇，命令她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并警告她要守规矩，别不成体统。他说，他的忍耐是有限度的，要是她再不老实就要给她点颜色看看。
巴吞鲁日的那个种植园主买到了他想要的“货”，心满意足地准备离开了。兰德尔随着他的新主人出门时，扭头望着妈妈安慰道：“别哭，妈妈。我会乖乖听话的，别哭。”这小家伙以后的命运会怎样，只有天知道。当时那种场面真是令人心酸，我强忍住眼泪，不想招来无益的鞭打。
就在那天晚上，从“奥尔良”号上下来的奴隶几乎全都病倒了。我们的头和背部都剧痛无比，小埃米莉也一反常态地哭个不停。天亮时来了一个医生，但他无法确诊我们的病情。他给我检查时，围绕我的症状问了些问题。我跟他说，我怀疑我们得的是天花，并告诉他罗伯特因天花而死的事。他当即表示要请医院的院长过来看看。不一会儿，院长来了，他身材矮小，有着浅色头发，人们称他为凯尔医生。他很快宣布我们得的是天花，整个奴隶场立刻紧张起来。凯尔医生刚离开，我和伊莱扎、埃米莉、哈利就被塞进了一辆出租马车，赶去医院。那是一栋矗立在郊区的白色大理石建筑，我和哈利被安置在楼上的一间病房。之后我的病情持续恶化，连续三天我什么都看不到，就那样直直地躺在病床上，等待命运的安排。有一天，鲍勃来了，他对凯尔医生说，弗里曼派他过来问问我们几个人的病情。医生说：“你告诉他，普莱特病得很重，但只要他能撑到九点钟，就会好起来的。”
我曾经不害怕死亡，身为一名奴隶，前途堪忧，也没什么值得我留恋的，我甚至想过一死了之。但当死亡突然临近，求生的本能还是让我恐惧死亡。我一直以为，自己会老死在家中，有亲人们围在床前做临终告别。没想到，现在我却要客死异乡，在这样一个陌生的环境，孤零零地、凄惨惨地死去。
医院里有很多病人，男女老少都有。如果有人死掉，就会敲响丧钟，殡仪馆的执事们就过来把尸体拉到公共墓地去。那个时候，不管白天黑夜，经常能听见丧钟发出悲伤的哀鸣，宣告着一个又一个人的死亡。但最终都没有为我敲响丧钟，我终于闯过了生死难关，重新活了过来。过了两个多星期，我和哈利重新回到了奴隶场，只是那场恶疾在我脸上永远留下了丑陋的印迹，一辈子都没有消除。我回来后的第二天，伊莱扎和埃米莉也被一辆出租马车送了回来。我们又恢复了之前的日子，在拍卖场排起队等待买家的检查和挑选。我心里还盼着那个想买马车夫的老先生能回头再来买我。我相信，只要他买了我，我离重获自由的日子就不远了。后来，一茬又一茬地来了很多买家，但那位老先生始终没有再出现过。
终于有一天，我们正在庭院里休息时，弗里曼出来命令我们到拍卖大厅里去。我们进去以后，发现已经有位先生在那里等着。这位先生会影响我之后的很长一段生活，所以我有必要描述一下他的外貌，以及他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
说实话，他是个相貌英俊的中年男子，个头比较高，但微微有点驼背。他的言行举止非常和善，彬彬有礼，不像别的白人那样惹人生厌，所以格外引人注目。我们都觉得他一定是个心地善良、宅心仁厚的人。他走过来，问了我们很多问题，如我们会干什么，以前做过什么工作，愿不愿意跟他一起生活，等等。他还问我们，如果他买下我们，我们会不会对他忠心耿耿。
经过一番仔细的盘查和讨价还价，他最终愿意出一千块买下我，出九百块买下哈利，再出七百块买下伊莱扎。我的价格比原来降了五百，可能是因为我得过天花，也可能是其他原因，这恐怕只有弗里曼心里才清楚。尽管他摆出一副商人惯用的赔本儿的姿态，但他最终还是接受了这笔买卖。
伊莱扎听到这个消息，再次陷入深深的绝望。此时的她眼窝深陷，憔悴不堪，已经被疾病和悲痛折磨得不成人样。当时的情景太过悲伤，我真希望自己是个冷血无情的人，那就不会因深深的怜悯而哀伤了。在我的记忆中，那些太过悲恸、太撼人心魄的场景，总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我曾经见过，白发人送黑发人的那种肝肠寸断、伤心欲绝的情景：恋恋不舍的母亲最后一次亲吻死去的孩子的脸庞，呆呆地望着墓穴，听泥土洒落在棺材上发出空洞的杂音，眼看着棺材一点一点地被埋没，最后成了一抔黄土。但是，我从来没有见过像伊莱扎和她的孩子分别时那样撕心裂肺、剧烈无比的悲痛，她简直是以命相搏。她像疯了一样，从女人的队伍中冲出来，奔向埃米莉，一把把她抱在怀里。孩子也感觉到即将发生些什么，本能地搂紧了妈妈，把小脑袋紧贴在妈妈胸前。弗里曼厉声呵斥，伊莱扎毫不理会。他上前抓住她的胳膊，粗暴地向后拉，但她挣扎着，把孩子抱得更紧了。弗里曼气急败坏，破口大骂，还挥出了拳头。伊莱扎向后趔趄了几步，险些摔倒。唉，这个可怜的女人苦苦哀求不要把她和孩子分开。为什么不能一起买走呢？她已经失去了一个孩子，为什么不能把这唯一的孩子留在她身边呢？“求求您了，老爷，发发慈悲吧！”她哭喊着，跪在那位先生面前。“求您了，老爷，把埃米莉也买下吧。没有她我什么也干不成，我会死的。”
弗里曼又上来制止，但伊莱扎仍然不管不顾地继续恳求那位先生，她哭诉着自己的不幸，她的儿子兰德尔如何被人从她身边夺走，她再也见不到他了；而如今，上帝呀，这太残忍了，她又要和小埃米莉分开了—那是她的心肝宝贝，她唯一的亲人了；她还那么小，离开了妈妈一定会死掉的。
终于，那位先生显然被伊莱扎诚挚的恳求打动了。他走上前来对弗里曼说，他愿意买下埃米莉，并问需要多少钱。
“多少钱？想买她？”西奥菲勒斯 弗里曼疑惑地反问道，很快他又马上补充说，“她我可不卖。”
那位先生说，他实际上并不需要这么年幼的奴隶—那对他没有什么好处，但既然这位妈妈和女儿如此难舍难分，他也不愿眼睁睁地拆散她们，所以愿意出个公道的价格买下这孩子。但如此高尚的提议弗里曼竟然不屑一顾，他说什么也不卖埃米莉。他说，这孩子将来会给他挣大钱的。她是个美人坯子，过几年等她出落成标致可人的大姑娘，新奥尔良会有成群结队的男人愿意花五千块钱买下她。现在，他是绝对不会卖的。她是个小美人，比画上的还漂亮，是个惹人疼爱的洋娃娃，她和我们这些厚嘴唇、圆脑袋、只适合摘棉花的黑鬼可不一样。
伊莱扎听弗里曼不肯放了埃米莉，一下子发了狂。
“没有她我哪儿也不去！谁也别想把她从我身边夺走！”她歇斯底里地尖叫着，弗里曼再怎么怒吼也不管用。
此时，我和哈利已经到院子里把自己的毯子拿出来，站在前门口等着离开了。我们的买家站在旁边，面带遗憾地注视着伊莱扎。他没想到，买下她会给她带来如此巨大的悲痛。我们等了一会儿，直到弗里曼彻底失去了耐心，他强行把埃米莉从她妈妈怀里拉出去，母女二人拼命挣扎着。
“别丢下我，妈妈，别丢下我！”孩子尖叫着，她的妈妈正被粗暴地推开带走。“别丢下我，回来，妈妈！”她哭喊着，伸出两只细小的胳膊哀求着，但无济于事。我们被领着很快出了门，到大街上我们仍能听到小姑娘无助的哭喊：“回来，妈妈！别丢下我，快回来，妈妈！”随着我们渐行渐远，这个声音也越来越弱，越来越弱，到最后再也听不见了。
从此以后，伊莱扎再也没有见过埃米莉和兰德尔，也没有听说过他们的消息。但在她心里，一直都装着这两个孩子，一刻都不曾忘记他们。不管她是在棉花地里、农舍里，还是在哪里，她都会说起他们，跟他们聊天，好像他们就在身边一样。只有在这样的幻觉中，或在睡梦里，她才能得到一点可怜的安慰。
之前我说过，伊莱扎并不是一般的奴隶。她天资聪颖，懂得很多东西，包括一些专业知识。她曾经得到过很多一般女奴无法享有的机会，她甚至享受过比一般黑人更好的生活。多年以来，她一直梦寐以求地渴望着自由，她的自由，孩子们的自由，这是她人生的全部希望，是照亮她人生之路的灯塔，指引她穿过奴役的荒野。眼看她就要登上“毗斯迦山 顶”，踏上向往已久的“乐土”，然而，意想不到的转折彻底粉碎了她的美梦，她被汹涌而来的失望和绝望压得直不起腰，喘不过气。从她被囚禁的那一刻起，华美的自由之光便日渐暗淡，直至消失。现在她终日以泪洗面，远离所有亲人，面对的只有诡诈的仇敌。
第七章 相对安逸的劳作
每每想到他，我都不禁肃然起敬，假如当时我的家人也和我在一起的话，我倒愿意毫无怨言地忍受他那种温和的奴役。
我们跟随着新主人穿过大街，离开了新奥尔良的奴隶场。伊莱扎一路上呜呜咽咽，一步三回头，被弗里曼和他的仆从们拖着向前走。很快我们来到码头，登上停泊在那里的“鲁道夫”号蒸汽船。半小时后，我们的船便沿着密西西比河逆流而上，飞快地朝着红河岸边的某个地方驶去。
除了我们三个，船上还有许多奴隶，他们都是从新奥尔良的奴隶市场中买来的。我记得有个叫凯尔索的先生，据说是个非常有名的大种植园主，这船上载着的一群女奴都是他新买的。
我们的新主人名叫威廉 福特，住在路易斯安那州腹地，红河右岸阿沃耶尔县教区一个叫大松树林的地方。他是一位浸礼会牧师，在整个阿沃耶尔县教区，尤其是贝夫河两岸，他的鼎鼎大名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教区内的人们亲切地称他“可敬的上帝的仆人”。在大多数北方人看来，一个神职人员竟然做出奴役同胞、买卖人口的事情来，这在道德上和宗教上是无法接受的。人们从伯奇和弗里曼之流，以及下文提到的其他一些人身上，很容易就会对奴隶主这个阶层产生憎恶和鄙夷。但我做过威廉 福特的奴隶，有机会了解他的品格和性情，因此我说句公道话，他要比任何一个基督徒都宽容、高尚和公正。但由于受所处社会环境的影响和蒙蔽，他无法认清奴隶制在本质上的错误。他从来没有怀疑过，深信不疑地认为“一个人可以占有另一个人，并将其视为私有财产”。这种观念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他只是自然而然地继承了而已。如果他在另外一种环境中长大，毫无疑问，他会拥有截然不同的道德观。凭良心说，他的确是一个模范的主人，正直无私，光明磊落，能成为他的奴隶也算是一种幸运。如果人人都像他这样，奴隶制的罪恶与苦难至少可以抵消一大半。
我们在“鲁道夫”号蒸汽船上度过了两天三夜，其间并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拜伯奇先生所赐，在做奴隶的这些年岁里，我都被人叫作“普莱特”。伊莱扎被卖出时用的名字是“德拉德伊”，由于她在卖给福特先生的过程中表现得格外惹人注目，所以至今在新奥尔良的办事处里还留有她的记录。
我在航行的途中一直思考着自己的处境，心底默默盘算着逃跑的计划。好多次—不仅在当时，包括之后—我都差点向福特先生和盘托出我的真实情况。现在想想，也许那样是可行的。但我当时太害怕失败了，一直没有真正付诸行动。直到后来，他由于经济上的困难把我转卖给了别人，我就更没有机会提出来了。此后，在其他主人手下时，我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哪怕稍稍暴露一点点我的真实意图，我都可能立刻陷入更加难以挽回的境地。我的身价太高，没有哪个奴隶主愿意白白承受这样的损失；而且我很清楚，一旦他们知道了我的自由身份，一定会像小偷处理偷来的牲口一样，把我卖到更加偏远的地方，甚至卖到国外去。因此，我只能相信上帝的救赎，想依靠自己的力量逃跑。于是，我决定把这个秘密牢牢藏在心底，绝不向任何人吐露半个字。
终于，我们在一个叫亚历山大的地方下了船，这里距离新奥尔良有一百多英里，是红河南岸的一个小城镇。我们在这里住了一夜，第二天早上搭火车，很快就到了拉莫瑞河湾。这里与亚历山大相隔十八英里，地方更小，铁路只修到这里。福特的种植园坐落在德州公路上，拉莫瑞十二英里之外的大松树林。不过，这段距离我们必须走过去，因为已经没有公共交通工具了。福特带着我们一起走路，那天天气极热，我、哈利和伊莱扎的身体还很虚弱，腿脚也因为得过天花变得无力。我们前进的速度很慢，但福特并不生气，他还说不用着急，什么时候想歇了就歇歇，于是我们走走停停。离开拉莫瑞后，我们路过两个种植园，一个属于卡内尔先生，另一个属于弗林特先生，之后我们才到达大松树林，那是一大片广袤无垠的原野，一直延伸到色宾河。
红河谷区地势低洼，沼泽遍地。大松树林相对而言已经算是高地了，其中还有不少狭窄的间隔。这片高地种植了各种各样的树木，有白橡、栗树，但绝大多数是黄松。黄松高大粗壮，树干笔直，最高可达六十英尺。林中栖息着许多野牛，本性大多胆小野蛮。我们靠近时，它们成群结队地惊慌逃窜，发出巨大的鼻息响声。有的野牛身上打着烙印，有的则处于野性未驯的原始状态。这些动物的体形比北方的要小些，最让我奇怪的是，它们头上的角从脑袋两侧笔直地生出，仿佛两根大铁钉。
中午时分，我们来到了一片空地，大概三四英亩，空地上矗立着一栋没有上漆的小木屋，一个谷物饲料槽，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牲口棚。还有一个小厨房，离木屋也就一竹竿的距离。这是马丁先生夏天避暑的地方。贝夫河畔很多拥有大宅的、富有的种植园主，到了炎热的季节都习惯到这样的林子里来住。这里有洁净的水源和惬意的树荫。实际上，这些地方就是种植园主们的避暑胜地，就好像北方城市里有钱人眼中的纽波特和萨拉托加 。
吃饭的时候，我们排队到厨房领饭，吃的是番薯、玉米饼和咸肉，福特老爷和马丁则在小木屋里用餐。这里有几个奴隶是专门伺候马丁的。吃过饭，马丁从屋里走出来，打量着我们，一一向福特询问我们的价钱、干活儿是否熟练等问题，同时还打听了奴隶市场的大概情况。
养足了精神，我们继续沿着德州公路出发了。虽然是公路，但路上并没有多少行人。随后我们在连绵不绝的森林走了五英里，途中没看到一户人家。最后，在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我们来到了另一片更加开阔的空地，足有十二到十五英亩大。
空地上有栋房子，比马丁先生的木屋大多了。房子有上下两层，前面带个小广场，后面有原木搭起来的厨房、鸡舍、玉米穗仓库和几个黑奴住的小木屋。房子附近还有桃园、橘园和石榴园。空地四周树木环绕，地上绿草如茵，总之这是一个宁静、偏僻、令人愉快的地方—隐藏于荒野之中的一片世外桃源。这里就是我的主人—威廉 福特的宅邸。
我们走近时，看到广场上站着一个穿黄衣服的姑娘，那是露丝。露丝走到门口去传信，很快，女主人便跑了出来，吻了福特先生，并笑着问“那些黑鬼”是不是他买回来的。福特说是，吩咐我们到萨利的小屋里休息休息。我们沿屋角一拐，便看到正在洗衣服的萨利—她的两个孩子正在她身边的草地上翻滚玩耍。看到我们，他们爬起来，歪歪扭扭地走过来，好奇地睁着大眼睛盯了半天，像两只可爱的兔子，而后又好像害怕似的，呼叫着跑回妈妈身边了。
萨利领着我们进了小屋，让我们放下东西，坐下来歇歇，她知道我们一定累坏了。这时一个十六岁左右的小伙子跑了进来，他叫约翰，是这里的厨师。他的皮肤简直比乌鸦还黑，他跑进来盯着我们看了半天，然后连个招呼也没打，就大笑着转身向厨房跑去，好像我们的到来是个大笑话似的。
我们走了一天的路，觉得有点累。夜幕刚刚降临，我和哈利就裹着毯子在小屋的地板上躺下了。和往常一样，我的思绪又飞回到妻子和孩子们身边。我很清楚现在的处境，阿沃耶尔县如此广阔的森林，我要想逃出去，希望太渺茫了。这样一想，我不免悲观起来，心情十分沉重，但我并没有绝望，一颗心也早已飞回了萨拉托加的家里。
一大早，福特老爷喊露丝的声音把我惊醒了。露丝急忙跑进屋里给孩子们穿衣服，萨利到牧场上挤牛奶，约翰则在厨房里忙着准备早餐。我和哈利到院子里散步，顺便好好看看我们的新“家”。刚吃过早餐，我们看见一个黑人赶着三头牛拉着一车木材来到空地上。他是福特的奴隶，露丝的丈夫，名叫沃尔顿。顺便说一下，露丝是华盛顿人，五年前被带到这里来。她和伊莱扎素未谋面，但她听说过贝里，她们知道相同的街道、相同的人，尽管有些只是道听途说的，总之她们很快就成了好朋友，在一起没完没了地聊着她们的旧时光，聊着过去的那些朋友。
当时福特还很富有，除了松树林中的产业，在四英里外的印第安溪上还拥有一个伐木场。此外，他妻子在贝夫河上也拥有大片的种植园和众多的奴隶。
沃尔顿刚从印第安溪上的伐木场拉木材回来。福特让我们和他一块儿回去，并说自己随后就到。临走之前，福特太太把我叫进库房，递给我一个马口铁桶，里面装的是糖蜜，用他们本地人的叫法是黑蔗糖浆，说是送给我和哈利吃的。
伊莱扎依旧每天沉浸在失去孩子们的痛苦中。福特想尽办法安慰她，告诉她说，只有拼命地干活才能忘掉烦恼。他让伊莱扎跟着露丝，帮她料理家务。
我和哈利跟沃尔顿一起坐在货车上，三人很快就混熟了。沃尔顿生下来就是福特老爷的奴隶，只要一提到老爷他就恭恭敬敬，语调温和，就像孩子提到自己的父亲。他问我从哪里来，我说是华盛顿。他从妻子露丝的嘴里听说了太多关于这座城市的事，一路上问了一大堆让我哭笑不得的怪问题。
我们到了印第安溪的伐木场，那里还有两个奴隶：山姆和安东尼。山姆也是华盛顿人，和露丝同一批被带到这里。他曾在乔治城附近的农场里干过活儿。安东尼是个铁匠，来自肯塔基州，他在福特这里做奴隶已经有十年了。山姆知道伯奇，当他听说我是被此人从华盛顿卖出时，立刻加入我的阵营，和我一起声讨伯奇卑鄙的恶行，因为他也是被伯奇转卖的。
福特来到伐木场时，我们正在砍伐原木，并把砍下的木材堆成堆。这个余夏，我们就一直干这个工作。
通常，我们会在空地上度过安息日，那时我们的主人就会把全部的奴隶集合起来，一起阅读并解释《圣经》。他想向我们传递善念和对上帝的信仰，教我们做正直虔诚的人。每次他都会坐在屋门口，男女仆人在他身边围成一圈。他们神情严肃地注视着主人，听他讲述造物主的仁慈和来世的种种美好。这里原本就非常宁静，只有当主人向天祷告时，才会打破这里的孤寂与荒凉。
夏天还没结束，山姆就对宗教产生了信仰。他的女主人送给他一本《圣经》，他总是随身携带，一有空就拿出来认真阅读，只是他不认识多少字，于是我经常读给他听，他为此感激涕零，多次表示感谢。山姆的虔诚经常被前来伐木场的白人看到，然而他们却鄙夷地认为，像福特这样允许奴隶们拥有《圣经》的人，“不配有黑奴”。
福特的善良并没有让他有所损失，实际上，通过多次观察，我发现那些以仁爱之心对待奴隶的主人们，往往能获得更丰厚的回报，因为感恩的奴隶们会加倍勤快地为他们干活儿。这是我的切身经历和真实感受：每天超额完成任务给福特老爷一个惊喜，几乎是我们快乐的源泉。在以后遇到的主人中，如果没有工头皮鞭的督促，我们是绝对不肯付出额外的努力的。
正是基于这种心理，我渴望听到福特老爷的赞美，才给他提出了一个建议，给他带来了更多的收益。我们在伐木场砍下的木材按要求要送到拉莫瑞去，一直以来这些木材都是靠陆路运输，成本很高。虽然印第安溪流经伐木场最终注入贝夫河，且贝夫河与拉莫瑞河相连，但这条河流有些河道很狭窄，有的地方甚至不足十二英尺宽，经常被上游漂下来的树干堵塞。据我观察，从伐木场到木材目的地的河运距离只比陆运远了几英里，但如果从印第安溪用木筏运木材，将会大大降低木材的运输成本。
伐木场的工头是一个名叫亚当 泰德的小个子白人。他曾在佛罗里达当过兵，到过很远的地方。我告诉他这个建议时，他不屑一顾。但当我告诉福特老爷时，他立刻很爽快地满口答应，并允许我试试看。
我先疏通河道，把堵塞的地方清理干净，然后用十二根横木扎了一个窄窄的木筏。多年前，我在尚普兰运河上积累了经验，所以我不仅技术熟练，且很自信能做好这个工作。我卖力地干活，非常渴望成功，一方面，我希望能让老爷高兴，另一方面，我也想证明给亚当 泰德看，我提出的建议绝不是他所说的“异想天开”。
很快，一切准备就绪。一个人可以控制木筏的三根横木，我负责前三根，然后用杆子撑着顺流而下。我们顺利进入了贝夫河，并最终比原计划提前到达了目的地。
木筏抵达拉莫瑞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福特先生更是对我赞赏有加。周围的人们纷纷表达对我的赞美，人们都说福特的普莱特是“松树林地区最聪明的奴隶”，我简直成了印第安溪上的富尔顿 。但是，我并没有被这突如其来的荣耀冲昏了头脑，也没有因为赢了曾经嘲笑我的泰德而得意忘形。从那天起，我就开始负责往拉莫瑞运木材，直到合同结束。
整个印第安溪在一片壮丽的大森林中穿流而过，岸边居住着一个印第安人部落，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契卡索人或契科皮人的遗民。他们住在简陋的小木屋里，每间木屋只有十或十二平方英尺大小，用松树枝构造，以树皮覆顶。他们主要以猎食鹿、浣熊和负鼠为生，好在这些动物在森林里数不胜数。有时候他们也会带上鹿肉等野味，到沿河的种植园换点玉米和威士忌酒。他们一般穿鹿皮做的短裤，上身穿颜色鲜艳的棉布狩猎衫，从皮带到下巴全都扣得严严实实的。他们的手腕上、耳朵上和鼻子上全都戴着黄铜圈。不过他们的女人穿的衣服则和我们非常相似。他们热爱狗和马，马饲养的最多。他们吃苦耐劳，骑术高超。缰绳、肚带和马鞍全用动物皮做成，而马镫是用某种木头做的。我曾亲眼看见他们骑着马—男女都有—飞快地冲进森林，沿着曲曲折折的小径，一边疾驰一边躲避着树木，绰约的风姿，令文明世界里最令人惊叹的马术表演也黯然失色。他们一会儿奔向四面八方，一会儿又聚拢起来，以同样快的速度昂首向前，整个森林里充满野性的呼号，此起彼伏。他们的村落位于印第安溪上，名为印第安城堡，但他们的活动范围却要一直延伸到色宾河。偶尔会有德克萨斯州的部落前来拜访，到那时候，整个大松树林都狂欢起来。我记得部落的酋长叫卡斯卡拉，二号人物是他的女婿，叫约翰 巴尔提兹。我经常在溪上撑着筏子运木材，所以和这两个首领以及部落里的其他人都很熟。有时完成当日的工作后，我和山姆会去拜访他们。部落里的人对酋长百分之百地服从，卡斯卡拉的话在这里就是法律。这些人虽然野蛮，但心地却不坏，而且他们很喜欢这种狂野的生活方式。他们不喜欢空旷的原野，也不喜欢河岸边开垦出来的空地，他们喜欢隐藏在森林的荫蔽下。他们崇拜万能的大神，爱喝威士忌，生活无忧无虑，逍遥快活。
有一次，一队从德州过来的牧人在他们的村子里露营，我碰巧也在，便有幸参加了他们的舞会。他们生了一大堆篝火，火光冲天，远远都能看到。人们围着篝火席地而坐，熊熊的篝火上烤着一只完整的鹿架。后来男女交替着组成一个圈，用一种印第安小提琴演奏出了一种难以形容的曲调：略带沧桑的、婉转回旋的旋律，音律的变化非常少，整个曲调只有几个音符。第一个音符响起时，人们便围成圈小跑起来，嘴里哼唱着奇怪的调子，让人感觉莫名其妙。第三圈结束，他们会突然停下来，发出震耳欲聋的呐喊和呼号，仿佛要把肺都撕裂。接着人们打乱圈子，男女结成对，面对面先猛地向后跳，再向前跳，同时完成两三个优雅的动作。接着他们再次组成一个圈，继续小跑着跳起来。谁呼喊得最响，跳得最远，发出的声音最大，谁就被认为是舞跳得最好的人。中间，有些人会从跳舞的圈子里退出来，跑到篝火前，割下一片鹿肉来吃。
他们在一棵倒下的树干上挖了一个研钵一样的洞，然后把玉米放在里面用木杵捣碎，做成玉米饼。他们就这样跳一会儿，吃一会儿，交替进行。来自德州的客人们享受到了契卡索儿女们最热情的款待。这就是我所亲眼见到的，阿沃耶尔县松树林地区印第安人舞会的场面。
秋天，我离开了伐木场，回到空地上干活。有一天，太太催福特老爷去买一台织布机，好让萨利织布，给奴隶们做冬天的衣服。老爷不知道应该上哪儿去买，于是我提议说，也许最好的办法是自己做一个，并委婉地表示，自己虽然不才，却很愿意尝试一下。他很高兴地同意了，让我先到临近的种植园主那里去观察织布机的构造，回来再开始动手制造。结果，我真的把织布机做出来了，而且得到了萨利的大力赞扬。她每天除了挤牛奶，还可以轻松完成十四码的织布任务，竟然还有闲暇时间。这台织布机运作良好，后来我便继续做织布机，卖给沿河的其他种植园。
后来，有一个叫约翰 M 提比茨的木匠到福特老爷家来修房子。我只好暂停造织布机的工作，去给他做帮手。我和他在一起待了两个星期，为了修好天花板，每天忙着选木料、刨板子。那时候，阿沃耶尔县教区还很难看到用灰泥刷的房子，大部分都是木板结构。
在品性上，约翰 M 提比茨和福特正好相反。他身材矮小，脾气暴躁，心地也不纯。据我所知，他居无定所，总是从一个种植园跑到另一个，去干木匠活。他游走在社会之外，得不到白人的尊重，甚至也得不到奴隶们的尊重。这个人既愚昧无知，又小肚鸡肠，睚眦必报。他离开教区的时间比我要早得多，现在我也不知道他是死是活。但有一点我可以肯定，我被安排到跟他在一起的那天，绝对是我开始倒霉的日子。在我和福特老爷一家共同生活的期间，我只看到了奴隶制阳光的一面：他从不会惨无人道地压迫我们，他总是把我们当作他的同伴，在伟大的造物主面前和我们不分彼此；他会手指上苍，说出许多亲切、和蔼又令人高兴的话。每每想到他，我都不禁肃然起敬，假如当时我的家人也和我在一起的话，我倒愿意毫无怨言地忍受他那种温和的奴役。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我很快就将面临一场无情的暴风雨。我注定要像个真正的奴隶一样去经受痛苦的炼狱，我知道，大松树林那种相对舒适安逸的日子就要结束了。
第八章 炼狱的开始—第一次交锋
……他就砸烂我的脑袋，割断我的喉管，把我五马分尸……我知道现在做什么都无济于事了，便横下心来，听天由命吧。
1842年冬季，威廉 福特老爷很不幸地陷入了经济上的困境。事情是这样的，威廉 福特还有一个弟弟叫富兰克林 福特，住在亚历山大靠北一点的红河边。他曾替弟弟做担保，让其借了一笔债，如今弟弟无力还债，作为担保人，他就被牵连其中，不得不面临很重的处罚。与此同时，他还欠着约翰 M 提比茨在印第安溪伐木场干活的一大笔工钱；另外，他在贝夫河种植园中的好几项工程都还没有完工，比如织布机房、磨坊等。因此，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福特决定转卖掉十八名奴隶，我便是其中之一。山姆和哈利等十七人都被红河边的另一个种植园主彼得 康普顿买去了。而我，毋庸置疑，因为会一点木匠活，自然被卖给了提比茨。
后来，我从新奥尔良的公共档案中查知，1841年的6月23日，我以自由人的身份被卖给福特。后来被转卖给提比茨时，我的身价要比主人所欠的债务高得多，所以福特采取动产抵押的方式，用我抵了四百美元。正是这份抵押保住了我的命，到后面您就知道了。
我在空地上和老伙计们告别，随着我的新主人提比茨离开福特的家。我们沿贝夫河来到下游的一个种植园，这里距松树林二十七英里，我们要在这里继续履行合同上未完成的工作。贝夫河与红河之间还有一段距离，这里水流缓慢，河道弯曲，这种毫无生气的河流在这一带十分常见。它发端于亚历山大东南方向不远的一个地方，然后蜿蜿蜒蜒，总长超过五十英里。沿河两岸坐落着许多大型的棉花和甘蔗种植园，向两侧延伸，一直到一望无垠的沼泽的边界。河边有大量鳄鱼出没，对卑贱或无知的奴隶们的孩子非常不安全，因此大人会经常提醒小孩子不要到河边玩耍。沿着这条河拐个弯，在离切尼维尔不远的地方，就是福特太太的种植园—而她的哥哥—大地主彼得 坦纳就住在对岸。
我来到贝夫河口，很高兴地遇到了数月未见的伊莱扎。她仍旧每天沉浸在悲痛之中，难以自拔，根本无法专心做事。福特太太很不喜欢，就把她打发到种植园里干农活了。她比以前更瘦弱、更憔悴了，仍然总是念叨着失去孩子的不幸。她问我是不是已经忘了他们，又不厌其烦地问，还记不记得小埃米莉漂亮的模样，还记不记得兰德尔有多么爱她，最后还自说自话似的追问，他们是否还活着，去了哪里。过度的忧伤已让她彻底崩溃，如今她形销骨立，双颊深陷，让人一看就不禁想到，她离死已经不远了。
查宾先生是福特种植园里的工头，全权负责这里的一切。他来自宾夕法尼亚，是个和蔼可亲的人。和其他人一样，他也十分瞧不起提比茨，这一点，加上那四百美元的抵押，对我而言也算是一种安慰。
现在，我被迫更加辛苦地劳作，每天起早贪黑，几乎没有空闲的时间。即便如此，提比茨仍旧不满意。他整日唠唠叨叨，对我没有一句好话。我是他忠实的奴隶，白天勤勤恳恳，给他挣大把的工钱，夜里就老老实实到小木屋里睡觉。即便如此，我每天还要忍受他对我身体上和精神上的双重虐待。
我们造好了磨粉机，盖好了厨房及其他设施，便开始一门心思建织布机房。这时，我做了一件让我十分后怕的事，在当时那个州很可能因此被处死：我打了我的主人提比茨。
我们在果园里建了织布机房，这里离查宾的家，或所谓的“大宅”只有几百米远。一天晚上，我一直干到天完全黑下来才停手。按照提比茨的吩咐，第二天一大早我要到查宾那里要一桶钉子钉护墙板。回到小屋时，我已经累得筋疲力尽，于是做了点咸肉和玉米饼当晚餐，和同屋的伊莱扎说了会儿话—我们这个小屋里除了我，还住着伊莱扎、劳森和他的妻子玛丽，以及另外一个叫布里斯托的奴隶—就在地板上躺下了，完全没想到第二天会面临那样的一场劫难。
天还没亮，我就爬了起来，赶到“大宅”前的广场上等待工头查宾的出现。我不敢在他睡觉的时候叫醒他，那是不可原谅的鲁莽行为。等了很久，他终于出来了。我立刻摘下帽子，毕恭毕敬地对他说，我的主人提比茨派我来向他要一桶钉子。他到库房找了一桶出来，告诉我说，如果提比茨想要其他尺寸的钉子，他会尽力去找，这一桶就先带回去用着。然后他就跨上门口已经备好的马，去追那些先向地里出发的奴隶们。我扛上钉桶，回到织布机房，开始钉护墙板。
天大亮时，我已经忙活小半天了，提比茨才过来，那天他看起来比平时更阴郁，更恐怖。他是我的主人，在法律上对我拥有绝对的权利，不管他多么卑鄙，对我多么残暴，那都无可非议。但并没有任何法律规定，我不能强烈地鄙视他。我瞧不起他的人格，更瞧不起他的智力。
他来到织布机房时，我刚巧到桶边去抓些钉子。
“我记得我跟你说过，今天早上要装檐板的。”他冷冷地说。
“是的，老爷，我正装着呢。”我回答。
“哪儿呢？”
“那边。”我说。
他走到那边去查看我的工作，嘴里念念叨叨，一副鸡蛋里挑骨头的样子。
“我昨天夜里不是吩咐过，让你到查宾那里搬一桶钉子吗？”他又开腔了。
“是的，老爷，我去过了。工头说如果您需要，他可以给您准备其他尺寸的钉子，不过得等他从地里回来。”
提比茨向钉桶走去，低头在桶里看了一会儿，突然飞起一脚把桶给踢翻了，转身气冲冲地向我走来，边走边吼道：“你这该死的东西！我以为你啥都懂呢。”
我立刻回答：“老爷，我一切都照您吩咐的做了，不敢有半分差池。工头说……”我的话被他劈头盖脸的一通臭骂给打断了。最后他跑进房子里，来到广场上，拿了一根工头的鞭子过来。那鞭子有个短短的木托，上面缠着皮革，末端相对粗一些。鞭绳是用生皮条做的，差不多有三英尺长。
刚开始我有些害怕，本能地想要逃开。这个时候其他奴隶都已经到地里去了，除了厨师蕾切尔和查宾的妻子，周围不会有任何人，但此时她们两个连影子都看不到。我知道他要用鞭子抽我，这是我来到阿沃耶尔县之后第一次有人想抽我。我想不通，我一直忠诚老实，没犯过什么错，我该得到的应该是奖励，而不是惩罚。我的恐惧很快变成了愤怒，在他到我面前来之前，我已打定主意，不管是死是活，我都绝对不要挨这顿鞭子。
他握着鞭子的木托，把鞭绳缠在手上，凶神恶煞地向我走来，边走边命令我脱掉衣服。
“提比茨老爷，”我大胆地望着他的脸说，“我不……”我正打算为自己辩解，可是他一心想教训我，根本不给我解释的机会。他一下子跳到我面前，一只手扼住我的喉咙，另一只手高高举起鞭子，眼看就要打下来了。我把心一横，在鞭子落下来之前突然伸手抓住了他的衣领，猛地一拉；然后弯腰抓住他的一只脚踝，另一只手使劲向后一推，他便仰面跌倒在地上。接着，我一只胳膊扳起他的一条腿，紧紧抱在胸前，又一脚踩在他的脖子上，让他无法动弹。现在，我已经完全制住他了。我血脉贲张，浑身仿佛要燃烧起来。狂怒之下，我一把夺过他手中的鞭子。他拼命挣扎着，诅咒说一定不会让我活到明天，还威胁说要把我的心挖出来。然而这并没有吓住我，我不记得打了他多少下，总之我攥着鞭子的木托，一下接一下地抽，重重地打在他不断扭动的身体上。他痛得像杀猪一样直嚎，大喊着杀人了，最后这毫无人性的浑蛋竟然哀求上帝的可怜。可惜上帝没有听到，他何时听到过呢？我尽情宣泄着心中的冤屈和愤恨，打得鞭子的木托都弯了，直到我的右胳膊累得开始发疼才停下。
我只顾着尽情发泄，忘了考虑后果。停下的那一刻，我环顾四周，看到查宾太太正透过窗户望着我，蕾切尔也站在厨房门口。她们脸上全露出极度震惊与恐慌的表情。提比茨的尖叫声传到了地里，查宾正骑着马往回赶。我又打了他一两下，然后才用足全身的力气一脚把他踢开。他在地上打了个滚儿，很快就从地上爬起来，拍打着头发上的尘土，脸被气得煞白，站在原地怒不可遏地瞪着我。我们对视良久，谁也不说一句话，直到查宾飞奔而至。
“怎么回事？”他喊道。
“提比茨老爷要拿鞭子抽我，因为我用了您给我的钉子。”我回答。
“钉子怎么了？”他转而问提比茨。
提比茨的回答，大意是说那些钉子太大了，他并没有在意查宾的问题，而是一直用那双像蛇一样恶毒的眼睛盯着我，仿佛要扒了我的皮。
“我是这里的工头，”查宾说，“是我让普莱特拿那些钉子的，如果大小不合适，我从地里回来后可以再换。这不是他的错。再说了，我乐意给你什么样的钉子，你就用什么样的钉子。我希望你能明白这一点，提比茨先生。”
提比茨无言以对，恨得咬牙切齿，他挥舞着拳头，发誓说这事儿不算完，他迟早要还回来。说完他扭头便走，查宾在后头跟着进了屋，边走边压低声音说着什么，看上去很郑重的样子。
我站在原地，不知道是应该先行离开，还是硬着头皮留下来承担后果。过了一会儿，提比茨从屋里走出来，给马套上鞍—那是他除我之外唯一的财产—朝切尼维尔的方向奔去。
提比茨走后，查宾也出来了，他显然比较激动。他告诉我，无论发生什么，都不要试图离开种植园。之后他去厨房把蕾切尔叫了出来，和她说了一会儿话，然后又走过来，再次语重心长地提醒我不要逃跑。他说，我的主人是个无赖，如此气急败坏地跑出去，估计不会有好事，所以我今天可能会遇到点麻烦，但不管发生什么事，他都坚持让我不要逃跑。
我不知所措地站在那里，心里压抑着一股难以言表的苦闷。我意识到，自己闯下了大祸，必将面临难以想象的严厉惩罚。我很后悔自己的冲动之举，我只是一个无依无靠的奴隶，我没有权利反抗一个白人恶毒的侮辱和虐待，我刚才做的，是在这个地方被视为“十恶不赦”的事。我该怎么办，如何为自己开脱呢？我想祈祷，想恳求仁慈的上帝保佑我逃过此劫。我内心十分激动，一句话也说不出口，只能低垂着头，双手捧住脸，伤心地哭泣，只有眼泪才能发泄我心中的悲痛。哭了大概一个小时后，我抬起头，再次看见了提比茨，还有两个人和他同行，他们正策马沿河岸走过来。到了院子里，他们跳下马，拿着大粗鞭子靠近我，另一个人则拿着一捆绳子。
“双手并拢。”提比茨命令道，后头还骂了一句极其污秽、不堪入耳的话，我不想重复。
“提比茨老爷，您用不着绑我，我已经做好准备，任凭您发落了。”我很坦然地说。
同来的两个人中，有一人走上前来，威胁说要是我胆敢做出一点点反抗的举动，他就砸烂我的脑袋，割断我的喉管，把我五马分尸，说了很多这样的狠话。我知道现在做什么都无济于事了，便横下心来，听天由命吧。我顺从地把手并拢起来，任凭他们处置。提比茨使出全身的力气，把我的手紧紧地绑了起来，又同样把我的两只脚绑了起来。同时，那两人用一根绳子从我的胳膊肘开始，把我的胳膊和身体缠在一起，捆得结结实实的。现在，我浑身无法动弹。最后，提比茨用剩下的最后一根绳子笨拙地绑了一个套索，套在我的脖子上。
“好了，”提比茨的一个同伴问，“我们要在哪里把这黑鬼吊死呢？”
一人提议就在最近的一棵桃树上。但另一人觉得不妥，说那桃枝不够粗大，会断掉的，他提议到另一棵树上去。最后他们决定听从后者的意见。
我在整个过程中，始终一言不发。工头查宾目睹着这一切，焦急地在广场上踱来踱去。蕾切尔靠在厨房门上哭了起来，而查宾太太仍旧站在窗前。我已经绝望了，我的人生就此结束，我再也看不到第二天的太阳，再也看不到我的孩子们的脸庞—那是我心底最温馨、最甜蜜的希望。对我来说，死亡的痛苦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没人为我哀悼，也没人为我复仇。要不了多久，我的尸体就将在这远离家乡的土地上腐烂，或者我会被扔进河边满是爬虫的死水坑里。想到这些，我不禁泪流满面，但那几个刽子手却无动于衷，他们正兴致勃勃地等着给我行刑，嘴里起劲地说着各种不干不净的下流话。
终于，当他们把我拖向他们选中的那棵树时，刚才不见踪影的查宾又从屋里钻了出来，此时他的双手各拿着一把手枪。我记得，当时他边走边用不可置疑的语气，坚决地说道：
“先生们，我有几句话要说，我劝你们最好听听。从现在起，谁再敢把这个奴隶往前拖一步，我就要他的命。首先，你们不该这样对他。你们用这种方式把他杀掉，简直无耻至极。普莱特是我见过的最忠诚的奴隶。你，提比茨，这件事完全是你的错。你是个无赖，这一点我很清楚，你挨那顿鞭子绝对是活该。其次，我在这个种植园监工已经有七年了，威廉 福特老爷不在的时候，我就是这里的头儿。我的职责是保护他的财产，而我又恰好是个恪尽职守的人。在这儿，你无职无权，你是个一文不值的小人物。福特先生用普莱特抵押了四百美元，要是你把他吊死了，就会让福特先生蒙受损失。除非你把那份抵押合同撤销了，否则你没权利要他的命。再说了，就算没有那份合同，你也没权要他的命。别忘了，我们不仅有对付黑奴的法律，也有对付白人的法律。说句公道话，你比杀人犯好不到哪儿去。”
“至于你们，”他又对提比茨的两个同伴说，这两人一个叫库克，一个叫拉姆齐，是附近种植园里的工头，“还是快滚吧！要是你们还想活命，就听我一句劝，赶紧滚蛋！”
库克和拉姆齐二话没说，转身跳上马就跑了。提比茨显然被查宾说一不二的口气给吓到了，他那怂包的本色彻底暴露无疑，只见他连滚带爬地冲到自己的马跟前，爬上去，一溜烟地追他的同伴们去了。
我浑身上下都被绑得结结实实，脖子上套着绳索，愣在原地。那三人跑远后，查宾喊来蕾切尔，让她到地里叫劳森，让他火速赶回来，一刻不得耽搁，同时还嘱咐蕾切尔要劳森把那匹棕骡也带回来，那骡子跑起来速度极快，在种植园中被当作宝贝一样看待。没过多久，劳森便出现在我们面前。
“劳森，”查宾开门见山地吩咐道，“你必须马上到松树林去，请福特老爷立刻到这里来一趟，告诉他别耽搁，有人要加害普莱特。现在就快去吧，孩子。骑上那头骡子，就算把它累死，中午之前也要赶到！”
查宾返身回屋去写路条。出来时，劳森已经骑上骡子站在门口等着。接过条子，劳森熟练地挥起鞭子，那畜生便箭一般地冲出了院子，沿着河岸疾驰而去，转眼间，劳森就已经从我们的视野里消失了。
第九章 身与心的双重煎熬
我感觉，太阳移动的速度从来没有这么慢过，它的阳光也从来没有这么炽烈过。我的大脑一片空白，脑袋已经被晒蔫儿了，成了一团糨糊。
日上中天，太阳火辣辣地炙烤着大地，热得让人受不了。我站在地上，脚被烫得要起泡了。我没有穿外套，也没有戴帽子，光着脑袋站在太阳底下。豆大的汗珠从我脸上滚下来，身上的衣服很快便湿透了。篱笆那边，离我近在咫尺的桃树在草地上投下美丽的影子。而我，就如同站在一个大火炉里。如果有人能在那桃树阴影下面放一张凳子，再把我搬过去坐一会儿，我就愿意给他白干一整年的活。但我被绑着，脖子里套着绳子，仍旧站在提比茨和他的同伙儿把我丢下的地方，一寸也没有挪动过。不是我不想动，实在是我动不了，他们把我绑得太结实了。如果能在织布机房的墙上靠一靠也好啊，可是这不到二十英尺的距离，对我来说太遥远了。我想躺下来，但我知道只要躺下去，就再也别想爬起来。况且地面被烤得滚烫，躺下去只会让我更不好受。哪怕我能移动一点点的位置，也将是难以形容的安慰。但与我周身的疼痛相比，这毒辣的南方烈日带来的痛苦倒也不算什么了。我的手腕、脚踝、胳膊，还有腿，都开始肿起来，紧缚的绳子深陷进了皮肉。
查宾一直弯着腰踱来踱去，但从没有靠近过我。他看上去特别不安，不时地看看我，又抬头望望远处的路，好像在等着谁的到来。他没有像平常那样到地里去，显然，他认为提比茨也许会带着更多的帮手和武器卷土重来，找他算账；但我也看得出来，他已经下定决心，不管出现什么样的危险，他都会尽力保全我的性命。可他为什么不把我放开呢？为什么要把我留在太阳底下忍受这不必要的煎熬呢？我到现在也没想明白。但我肯定，他这么做绝不是因为无情。也许他想让福特老爷亲眼看看我脖子里的绳索，看看他们是以怎样残忍的方式把我捆绑起来的。也许他这样干涉别人对私有财产的处置，已经违反了当地的法律，并可能招致想象不到的惩罚。至于提比茨后来为什么没有再现身，我至今也没有猜透。他应该知道，只要他不坚持把我吊死，查宾是不会伤害他的。后来劳森告诉我，他在经过约翰 戴维 切尼的种植园时看到了那三个人，他策马疾驰而过时，他们还曾注视了很久。我想，他们大概以为劳森是查宾派出去联络其他种植园主，让他们过去帮忙的，所以，“识时务者为俊杰”，他们自然不会再过来自讨苦吃了。
提比茨这个无赖没有再回来找我的麻烦，不管是什么样的原因，现在都已经不重要了。总之，我仍旧顶着烈日站在原地痛苦呻吟。那天天没亮我就起床，到这时还滴水未进，又饥又渴，加上长时间的暴晒，已经快要昏倒了。只有一次，正值一天中最热的时候，蕾切尔未经查宾的同意，畏畏缩缩地端了一杯水递到我的嘴边喂我喝。这谦卑的仆人永远不会知道，即使听到了她也一定不会理解，因为这一杯水，我向上帝替她祈求了多少祝福。她当时对我说“哦，普莱特，你真可怜”，之后便急匆匆地回到厨房继续干她的活儿了。
我感觉，太阳移动的速度从来没有这么慢过，它的阳光也从来没有这么炽烈过。我的大脑一片空白，脑袋已经被晒蔫儿了，成了一团糨糊，有时也会闪过很多纷乱的念头，无法用言语来形容。总之，在这漫长的一天中，我得出了一个结论，也是我此刻最深的感受，即南方的奴隶，吃主人的，穿主人的，挨主人的鞭子，凡此种种，但只要能受到主人的庇护，就比北方自由的黑人更幸福些。这是我以前从来不敢想的。虽然我相信，在北方各州一定会有许多仁慈善良的先生，认为我这种想法实在荒谬，而且他们肯定会举出各种例子证明我的错误。唉，他们哪里喝过奴隶制的苦水！
日落时分，福特老爷冲进了院子，他身下的马儿已经累得口吐白沫，我的心又快活地跳动起来。查宾跑到门口去迎接福特老爷，两人简短交谈了几句，老爷便径直向我走来。
“可怜的普莱特，看你都被折磨成什么样子了。”他只说出这一句话。
“感谢上帝！”我说，“感谢上帝，福特老爷，您终于来了。”
他从兜里掏出一把小刀，愤慨地割断了我手腕上、胳膊上和脚踝上的绳子，又把我脖子里的套索取下来。我尝试着走动，却像醉汉一样蹒跚不稳，一个趔趄歪倒在地上。
福特没有拉我，他立刻向屋里走去。当他走到广场上时，提比茨和他的两个同伙骑马走了过来。接下来，是长时间的交谈。我能听到他们说话的声音，是福特老爷和提比茨的，一个温和，一个愤怒，但我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最后，三人再度愤愤地离开了，显然，谈话的结果并没有令他们满意。
我努力举起拳头，好让福特老爷看看我干活儿的决心，可惜我的手上一点力气也没有，手刚举起来就掉了下去。天黑时，我挣扎着爬进小屋，在地上躺下。我浑身浮肿，痛不欲生，哪怕轻微的移动也能使我疼得昏过去。不久，其他奴隶们从地里回来了。蕾切尔已经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他们。伊莱扎和玛丽为我烤了一块熏肉，但我一点胃口也没有。然后他们烧了些玉米粉，给我煮了点咖啡。这是我唯一能吃得下的东西了。伊莱扎安慰我，热心地照顾我。没过多久，小屋里便挤满了奴隶，他们围在我身边，关切地询问我当天发生的事情。这时蕾切尔走了进来，又把白天的情形简短地重复了一下，说到我把提比茨踢得在地上打滚儿，讲得格外绘声绘色，引得大家一阵偷笑。然后她又说到查宾如何拿着两把手枪把我救下，福特老爷如何用刀子割断我身上的绳子，还说他当时好像气疯了一样。
这时劳森也回来了。他把自己前往松树林的经过详详细细地讲了一通—那头棕骡如何像闪电一样驮着他一路狂奔，路上的人如何拿惊讶的目光看他；福特老爷如何火急火燎地往这里赶；以及福特老爷如何说我是个好奴隶，他们不该杀我，等等。总而言之，他毫不掩饰自己的骄傲之情，当时他是多么风光啊，一路上他引起了多大的轰动啊，而他骑着那头棕骡飞奔的样子，多像了不起的约翰 吉尔平 啊。
这些善良的人向我表示真挚的同情，他们说提比茨是个严酷残忍的家伙，并希望福特老爷能重新把我买回去。大家你一言我一语，一个个兴奋地反复谈论白天的事，打发时间。突然，查宾出现在小屋门口。
“普莱特，”他叫道，“今晚你到大宅的地上睡觉，带上你的毯子。”
我尽可能快地爬起身，收起毯子跟着他去了。一路上，他让我不要担心提比茨夜里会来报复，那家伙不是傻子，他要是想杀我，一定会挑没有目击者在场的情况。倘若我睡在小屋里，即使有一百个奴隶看到他在我胸口来了一刀也没用，因为按照路易斯安那州的法律，黑奴是没有资格指证白人的。于是，我在大宅的地板上躺下了—十二年中，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睡在这么奢华的地方。临近午夜，狗突然叫了起来。查宾起身到窗前查看，但没有发现什么异常。最后狗终于安静下来，查宾返回自己房间时对我说：
“普莱特，我敢肯定，那个无赖就躲在外面的某个地方，要是狗再叫，而我又睡得太沉，你就叫醒我。”
我答应了。一个多小时后，狗又开始闹起来，它跑向大门，又跑回来，狂吠不止。
我还没来得及叫，查宾已经从床上一跃而起。这一次他走了出去，到了广场上，在那里站了很久，但仍旧什么也没发现，后来狗乖乖回到窝里去了，后半夜安宁多了，我们没有再受到任何打扰。我浑身疼得要命，又担心会发生危险，所以一整夜几乎没有合眼。那天夜里，提比茨到底有没有回种植园伺机对我下手，已经成了一个谜，也许只有他本人知道了。但我一直认为，他一定去了。以他的性格，暗杀这种事他一定干得出来的—在勇者面前，他是个懦夫；而在无助者面前，他绝对是一个屠夫。这一点我在后来愈加肯定。
尽管一夜未眠，身上还疼痛不止，我心力交瘁，疲惫不堪，但天一亮我还是照常起床了。我在小屋里吃了玛丽和伊莱扎为我做的早餐，便向织布机房走去，准备开始新一天的工作。查宾有个习惯，起床第一件事便是骑马到地里巡视一圈，可以说这也是大部分工头的习惯，此时奴隶们早已给他备好马匹。但这天早上却不同于往日，他没有到地里去，而是来到了织布机房，问我有没有发现提比茨的踪迹。我说没有，他便颇为担忧地说，这不大对劲，提比茨是个睚眦必报的家伙，他必须特别留意，免得哪天不小心遭了暗算。
就在他说话的当儿，提比茨骑着马来到了织布机房，他一拉缰绳，进了屋里。福特老爷和查宾在附近时，我并不怕他，但我也知道，他们不可能永远在我身边。
唉，那时，压在我身上的奴役的枷锁是多么沉重啊！我日复一日地辛苦劳作，忍受着虐待、侮辱和嘲弄，每晚睡在硬邦邦的地板上，吃着最粗糙的食物，更可怕的是，我的主人恰恰又是个残忍的卑鄙小人，为此我整天生活在恐惧之中。为什么在我还年轻的时候，在我还没有孩子的时候，上帝没有让我死掉呢？那样我就不会有这样多的烦恼、忧愁和痛苦了。我渴望自由，但却无法挣脱奴隶的锁链。我无限憧憬地望着北方，在我和自由之间，是难以逾越的几千英里的距离。
提比茨来到织布机房，狠狠地瞪了我一眼，一言不发地又出去了。上午，他大部分时间都坐在广场上看报纸，和福特先生交谈。午饭后，福特老爷启程回松树林了，我看着他离开种植园的身影，心里空落落的，有种说不出的滋味。
这天提比茨又去找了我一次，但他只是给我安排了一些任务，之后便又离开了。
谢天谢地，织布机房完工前的那个星期一直都相安无事。这天，提比茨告诉我，他把我租给了彼得 坦纳，让我跟着一个名叫迈尔斯的木匠干活。听到这个消息，我满心欢喜，因为任何地方都比待在提比茨身边强。
我在前面已经提到过彼得 坦纳，他是福特太太的哥哥，住在河对岸。而且他是贝夫河沿岸最大的种植园主之一，拥有众多的奴隶。
我欢天喜地地去了坦纳的种植园。他已经听说了我最近遇到的麻烦，事实上，我鞭打提比茨的壮举早已传遍了周围的各个种植园。再加上我之前用木筏运木材的事情，使我声名远播，成了一个小小的名人。我经常听到人们说，普莱特 福特，现在又成了普莱特 提比茨，因为奴隶要随主人的姓—是个“了不起的黑奴”。在小小的贝夫河地区，我注定是个不安分的人，这一点很快就得到了证实。
彼得 坦纳试图在我面前树立威严，但我能察觉到，这老伙计身上绝对不乏幽默的细胞。
我刚到，他就这样说道：“你就是那个黑鬼，你就是那个鞭打自己主人的黑鬼，对不对？你就是那个把木匠提比茨收拾得哭爹喊娘的黑鬼，对不对？我倒想看看你怎么收拾我咧，嗯，我绝对得让你收拾一回。你可不是小人物，你很出名你知道吗？我真想抽你几鞭子，好好治治你的臭脾气。来扳我的腿啊，小子，在我这儿可不准耍花招，要记住了。现在去干活儿吧，你这捣蛋的家伙。”彼得 坦纳说完，很为自己的机智和讽刺扬扬得意，嘴角浮现出一丝滑稽的笑容。
听完这一通招呼，我便被迈尔斯接管了。我在他手底下干了一个月，相处得颇为融洽，彼此都很满意。
和威廉 福特一样，他的内兄坦纳先生也有在安息日为奴隶们读《圣经》的习惯，不过两人的风格却截然不同。坦纳在解释和评论《新约》方面颇有心得。我到他的种植园后的第一个星期天，他把奴隶们叫到一起，开始读《路加福音》的第十二章。读到第四十七节时，他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念道：“仆人懂得主人的意思，”然后顿了顿，更加明显地盯着我，慢吞吞地继续念道，“却不准备，又不顺从他的意思行事，那仆人必多受责打。”
“听到了吗？”坦纳加重语气说，“必多受责打。”他一字一字地重复道，然后摘掉眼镜，准备发表一番评论。
“作为奴隶，如果不懂得主人的意思，又不顺从主人的意思行事，那这个奴隶就‘必多受责打’，明白吗？这里的‘多’是非常多的意思，四十、一百，甚至一百五十鞭子。这才叫‘多受责打’！”随后，坦纳又就这一主题讲了很长一段时间，定要给他的黑奴们以振聋发聩的启迪。
最后，在即将结束的时候，他叫起三个奴隶：华纳、威尔和梅杰，然后冲我喊道：
“过来，普莱特，你曾经修理过提比茨，现在我想看看，在我做礼拜回来之前，你能不能把他们三个也修理了。”
随后，他命令他们三个到鞭枷上去。在红河地区的种植园里，鞭枷是一种极为常见的工具。它由两块横着立起来的厚木板组成，一个在上面，一个在下面。下面木板的两端绑在两根很短的柱子上，而柱子则插在地上起固定作用。在这块木板的上沿，间隔一定的距离便挖出一个半圆。另一块木板的一端用铁链固定在其中一根柱子上，这样就可以像铡刀一样上下开合。在上面木板的下沿与下面木板对应的位置，也挖出几个半圆，这样，当两块木板拼在一起时，中间便有几个完整的圆了。这些圆的大小可以容纳一个人的脚踝，但又不至于让脚抽出。上面那块木板可以开合的一端，需要用锁固定在柱子上。使用时，奴隶坐在地上，将鞭枷上面那块木板抬起，奴隶把脚踝的位置放进半圆中，然后将上面的木板放下并锁上，这样奴隶的双脚就被锁在鞭枷上不能动弹了。有时候，如果不想锁脚，也可以锁脖子。锁好之后，便可以对奴隶施以鞭刑了。
坦纳说，华纳、威尔和梅杰三人偷吃了地里的甜瓜，破坏了安息日的戒律，他不允许出现这种堕落的行为，所以要把他们送上鞭枷，施以惩戒。坦纳把钥匙交给我，然后便和迈尔斯、坦纳太太以及他的孩子们钻进了一辆马车，出发前往切尼维尔的教堂去了。他们走后，华纳三人就开始求我把他们放出来。看到他们坐在地上，我很难过，让我想起了自己在烈日下暴晒的痛苦。我让他们保证，必须随时按我的要求回到鞭枷上，才答应放他们出来。他们三个感激涕零，千恩万谢，而且为了报答我，带我去了甜瓜地一饱口福。在坦纳返回前不久，我又将他们锁上鞭枷。马车走到跟前，坦纳看着他们三个，轻声笑着说：“啊哈！今天你们总算老实了。现在知道错了吧？你们这几个黑鬼，竟然在主的安息日偷吃甜瓜，我就让你们好好吃点苦头。”
彼得 坦纳是教堂里的执事，他很为自己严厉的宗教仪式感到自豪。
现在我的故事已经来到了一个转折点，那些轻松的、光明的描述已经够多的了，我该说一说我和提比茨老爷的第二次交锋，以及我穿过佩克德里沼泽逃亡的经历了。
第十章 沼泽逃亡—第二次交锋
当时的感觉，就好像我的脖子里缠着一条毒蛇，虎视眈眈地盯着我，伺机而动，只要我稍有松懈，它就会立刻缠上我的身体，越缠越紧，直到把我活活勒死。
不记得具体是几月的月底，我在坦纳种植园的活已经基本结束，于是坦纳又把我送回到提比茨那里，此时我的主人正在做轧棉机。这个地方远离“大宅”，相对偏僻。我又开始跟着提比茨干活，而且大部分时间都只有我们两个人。我经常想着查宾对我说过的话：要提防提比茨。所以，我每天都生活在恐惧和不安之中。往往是一只眼睛顾着工作，另一只眼睛却留意着我的主人。我事事小心谨慎，干活更加勤勤恳恳，绝不给他留下任何攻击我的借口。如果可以，我宁可忍受他无端的虐待和辱骂，以避免身体上的伤害，心里想着只要我忍气吞声，也许就能缓和两人之间剑拔弩张的紧张关系，直到有一天我能逃出他的魔爪。
我回来后的第三天，查宾一大早就离开种植园前往切尼维尔，要到晚上才能回来。这天早上，提比茨那爱发脾气的臭毛病又犯了，而且比往常来得更猛烈。这样，我跟他在一起干活，更是如履薄冰。
大概上午九点钟，我正用刨子刨一个板面，提比茨站在工作台前，把刚刚刻好螺纹的一个手柄安在凿口里。
“你刨得不够平。”他突然开口说道。
“它和线正好持平啊。”我回答。
“你是个该死的骗子。”他的情绪一下子激动起来，冲我吼道。
“好吧，老爷，”我和气地说，“既然您这么说，我就再刨一刨吧。”说着便开始动手刨起来，可是我的刨子还没有推出去，他又大叫着说，我这次刨得太深了，板子那么薄，我这样等于把整个板子给毁了，接着便劈头盖脸地骂起来。我已经努力按照他的要求做了，但遇到这样一个不讲理的人，显然我怎么做都不会让他满意。我沉默不语，心里隐隐有些害怕，我提着刨子站在板子前，不知道该干什么，可又不敢停下来。他怒火中烧，那些最尖刻、最狠毒、最可怕的诅咒全落到我身上。唉，也只有提比茨，才能说得出如此恶毒的话来。他大骂着，说要砍掉我的脑袋，顺手就从工作台上抄起一把短柄斧，高高举起，向我冲了过来。
这是生死存亡的时刻，短柄斧锋利的斧刃在阳光下反射出耀眼的光芒，也许下一刻它就会钻进我脑袋里。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我已经想好了各种可能性。人面对危险时，思维的敏捷程度真是惊人啊。如果我站着不动，那就必死无疑；如果我转身逃跑，提比茨十有八九会投出斧头，我后背难免要挨上致命的一击。我别无选择，想活命只有一个办法：抗争。我迎着提比茨奋力跳过去，在斧头开始下落的当儿，一把抓住了他的胳膊，另一只手则攥紧了他的咽喉。我们怒目而视，僵持着。我看到了他眼中的杀气。当时的感觉，就好像我的脖子里缠着一条毒蛇，虎视眈眈地盯着我，伺机而动，只要我稍有松懈，它就会立刻缠上我的身体，越缠越紧，直到把我活活勒死。我想大声呼救，可是查宾出去了，其他奴隶们都在地里，附近应该没有第三个人。
应该说，到今天为止，仁慈的神对我还算眷顾，没有使我沦为暴力的牺牲品。就在我和提比茨僵持不下的时刻，我急中生智，用尽全力在他的一个膝盖上猛踢了一脚，他疼得大叫，我趁机松开他的喉咙，一把夺过斧头，扔到他够不着的地方。
提比茨勃然大怒，像野兽一样失去了控制，他从地上捡起一根白栎木棍向我扑来。那棍子差不多有五英尺长，粗得一只手根本抓不住。我再一次迎上去，抓住了他的手腕。论体格，我比他强壮许多，所以一下子就把他摔倒在地上。我趁机夺过棍子，举起来扔得远远的。
他又爬起来，冲到工作台前拿大斧。所幸大斧被一块厚木板压着，他一时抽不出来，我从后面扑到他跟前，使劲把他按在木板上，这样大斧更抽不动了。他的手死死攥住斧柄，我怎么掰也掰不开。就这样，我们又僵持了几分钟。
在我不幸的人生中，我曾经很多次思考过死亡。大多数时候，我把死亡看作尘世痛苦的解脱，把坟墓看作我疲惫不堪的躯壳休息的地方。然而这些沉思的结果，在我真正遇到危险的时候却又一下子踪影全无。面对死神，没有人可以从容淡定。生命对任何活着的生物都是可贵的，蝼蚁尚且偷生，何况人呢。因此，尽管我受人奴役，生不如死，但我不愿轻易放弃生命。俗话说得好，好死不如赖活着。
我掰不开他的手，只能再次掐住他的脖子，这一次，我像钳子一样紧紧掐着，很快他就撑不住了。他的身体开始虚脱，之前煞白的脸因为窒息而憋得发黑发紫。那双毒蛇一般吐着毒液的眼睛，此时充满了恐惧，已经双双翻起了白眼。
我的心底潜藏着一个恶魔，它一再鼓动我趁机杀了这个小人，只要我的手一直攥着他那可恶的咽喉，用不了多久，他的小命就完了。但我不敢杀了他，也不敢让他活着。如果我杀了他，必然要偿命；如果让他活着，我的命终究会成为他复仇的牺牲品。一个声音在我耳边低语，逃吧。即使只能在沼泽里漫游，或满世界流浪，也好过我现在所过的日子。
我很快下定决心，一个字：逃。我把提比茨从工作台上一下子甩到地上，然后一跃跳过篱笆，飞速穿过种植园，经过那些正在棉花地里干活的奴隶，一路逃窜而去。大概跑了四分之一英里，我来到了一片树林边，猛然发现我的速度还挺快。我爬上一个高高的栅栏，从那里可以看到轧棉机，看到大宅以及它们之间广阔的地方。这真是个视野开阔的显眼位置，整个种植园尽收眼底。我看见提比茨穿过田地向大宅跑去，进了屋，然后又跑出来，手里提着马鞍，很快便翻身上马，疾驰而去。
我成了孤家寡人，一个人凄惨无比，虽然境况悲惨，前景黯淡，但是谢天谢地，我还活着。我的结局会怎样？有谁会帮我？我应该往哪里逃？上帝啊！您给了我生命，又教我热爱生命，让我拥有和其他人一样的情感，请您不要就此抛弃我吧！救救我这个可怜的奴隶吧，别让我死！没有您的保护，我会迷路的，那将是彻底的迷失！我在内心的最深处默默祈祷着。但是我没有听到任何回音—并没有一个亲切低沉的声音从天上传来，对我的灵魂低语：“有我在，不要怕。”看来，我已经被上帝抛弃了，必将受人鄙视，遭人憎恶。
大概过了四五十分钟，我看见几名奴隶大喊着，打着手势示意我快跑。我抬眼向河边望去，只见提比茨带着另外两个人正骑马快速奔来，后面还跟着一群狗，远看有十来只的样子。虽然离得很远，但我还是认出来它们是相邻种植园里的狗。在贝夫河两岸，狗的主要用途是追捕奴隶，以性格暴烈出名，比北方人养的狗更勇猛、更野蛮、更嗜血。这些狗在主人的指使下，会攻击奴隶，而且会像普通猎狗紧追一只四脚动物一样，咬紧你不放。沼泽地里经常能听到它们响亮的吠叫，从它们的叫声便可以判断逃跑者大致藏身何处。纽约州的猎手打猎时，也会先让猎狗巡山，从吠声判断狐狸的巢穴。在贝夫河沿岸，我从来没有听说有哪个奴隶活着逃出去的。其中一个原因是，白人不许黑奴学游泳，所以即使那些最不起眼的小溪流，他们都无法逾越。而在这里，不管往哪个方向逃，要不了多久总会被河流拦住去路，于是不可避免地面对两难的抉择，要么淹死，要么被猎狗追上。幸运的是，我小时候在家乡附近的河里学过游泳，因此谙熟水性，是个游泳高手。
我站在栅栏上观望，看见那些猎狗已经跑到轧棉机那里。从它们激烈的吠叫中，我知道，它们已经发现了我的踪迹。我从栅栏上跳下来，一路向沼泽地狂奔而去。恐惧激发了我的潜能，我将奔跑的能力发挥到了极致。每隔一会儿，我就能听到几声狗叫，而且那声音越来越近。每一秒钟我都感觉，它们马上要跃上我的后背，将长长的尖牙扎进我的肉里。那么多只狗，一定会把我撕成碎片的。我上气不接下气，断断续续地向上帝祈祷，求他拯救我，给我力量，让我快点到达一条又宽又深的河边，那样我就能潜到水里去，摆脱它们的追踪。很快，我的面前出现了一片蒲葵。我从中间穿过时，叶子发出巨大的沙沙声，但这声音并不能掩盖狗的叫声。
我大致判断，我一直在向南跑，终于地上出现了水，足以淹没鞋子。此时猎狗们距离我也许不到五杆子远，我能听到它们穿行于蒲葵中间的瑟瑟声，此起彼伏的狗叫让整个沼泽地都变得闹哄哄的。出现水后，我的希望又多了一点点。如果水再深一些就好了，那样它们就嗅不到我的气味，只要它们乱了阵脚，我就有机会脱身了。谢天谢地，越往前跑水越深了，现在已经没过脚踝，很快又没过膝盖，转眼便到腰际，不过马上又出现了一些较浅的地方。从我下水之后，狗追踪我的速度便慢了下来。显然，它们有点蒙了。现在，它们野蛮的吠叫声越来越远，我心里暗暗高兴，我已经甩掉它们了。终于，我停下来仔细倾听，发现那长长的号叫再度在空气中飘扬，这意味着我还没有完全脱离危险。虽然水干扰了我的气味，但从我经过的一个个泥塘，它们仍能发现些蛛丝马迹。不过让我极为高兴的是，我终于来到了一条大河边，于是我一头扎进河里，穿过缓慢的河流向对岸游去。这下，那些猎狗总算没辙了—那些能让猎狗追踪到我的神秘气味，全都随着河水往下游而去了。
河岸这边的沼泽地里水要深些，我无法奔跑，只能蹚着水慢慢往前走。这时我总算明白，那里为什么叫佩克德里大沼泽了。因为那里郁郁葱葱，到处是树，仿佛无边无际—有西卡摩槭树、橡胶树、三叶杨和柏树。现在我才知道，那片沼泽一直延伸到卡尔克苏河。那里三四十英里之内除了野兽，绝无人烟，熊、野猫、老虎和各种滑溜溜的爬行动物遍布其中。实际上，在我还没有到达河边之前，从我开始蹚水，到出现在沼泽地里，这一路上我就一直处在爬行动物的包围之中。我见到的水栖蝮蛇多达几百条。每一棵树，每一个泥塘，每一根倒下的树干，任何我不得不踩过去或爬过去的东西上，都有可能看到它们的身影。我靠近的时候，它们会主动爬开。但有时候走得急了，我几乎会踩在它们身上。它们全是毒蛇，比响尾蛇还要致命。另外，我已经损失了一只鞋子，它的鞋底完全烂掉，只剩下鞋面在我脚踝上荡来荡去。
我还看到了许多鳄鱼，大小都有，它们趴在水中或浮木上。通常情况下，它们会被我赶路的声音惊吓到，然后游到更深的地方去。有时候我会冒失地撞上它们。遇到这种情况，我就马上往回跑一小段弯路，以此避开它们。它们也可能会直追一小段距离，但它们不会拐弯。所以，绕着弯子逃跑并不难摆脱它们。
大概下午两点钟，我听到了最后几声狗叫。它们很可能没有过河。我浑身湿透了，疲惫不堪，但想到已经基本脱离险境，不由松了一口气。我继续往前走，因为害怕毒蛇和鳄鱼，我比前一段更加小心翼翼。现在，在进入一个水塘之前，我会先用木棍击打水面，如果水里有动静，我就绕着走，如果没动静，我就冒险涉水通过。
终于，太阳落山了，夜幕渐渐笼罩了整片大沼泽。我战战兢兢，蹒跚而行，每一秒都担心会被蝮蛇咬伤，或被暗地里蹿出来的鳄鱼撕碎。现在我对它们的恐惧，已经超过对猎狗的恐惧。不久，月亮升上来了。柔和的月光透过茂密的树枝洒下来，那枝头上挂满了连成长串的藓类。我继续向前，直到过了午夜。我一直期待着，能够赶快进入不那么荒凉和危险的地带，但是水越来越深，越来越不好走。我觉得已经不可能再往前走下去了，况且我也无法确定前面是否有人家，如果有，会是什么样的人家呢？我没有路条，任何白人都有权抓住我，并把我投进监狱，除非我的主人前来出示证明，交点钱，才能再把我领走。我就相当于一头走失的牲口，如果我不幸遇到的是个“一贯守法”的路易斯安那好公民，他会毫不犹豫地抓住我，并认为那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说真的，我也说不清到底什么才最危险—狗、鳄鱼，还是人？
因此，午夜过后，我停了下来。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是无法想象当时的情景有多凄惨。沼泽地里无数只野鸭叫成一片，声音也许能传到几英里远。自开天辟地以来，也许人类的足迹，还从来没有到过这片沼泽如此深的地方。现在这里热闹非凡，和白天没什么两样。当然，安静也不一定是好事，太安静了人也会受不了。我的侵入惊扰了野鸭的休息，这里恐怕有成千上万只野鸭，它们粗着嗓子喋喋不休地叫个没完，其中还有拍打翅膀的声音，沉闷的入水的声音，这些声音在我周围结成了一张密不透风的网，使困在中央的我莫名惊恐。现在这里无比喧闹和混乱，天上飞的，地上爬的，水里游的，似乎全都集中在一起了，并不是只在人类居住的地方，或者拥挤的城市里才有生命的景象和声音。即使是在地球上最荒凉的地方，也不乏生命存在，就好像这可怕的沼泽深处一样。上帝是公平的，他为每一样生灵都提供了栖息地和庇护所。
月亮已经升到了树顶上，我又想到了新的计划。到目前为止，我一直在向南逃。现在我决定逃向西北，我的目标是松树林的福特老爷家。只有处于他的保护之下，我才会觉得相对安全些。
我的衣服已经破烂不堪，手上、脸上、身上到处都是划痕，多是被突然掉落的树枝、茂密的灌木丛和水里的浮木划伤的。我的脚上扎满了刺，浑身上下全是泥，更有不少黏糊糊的绿泥，那是白天和夜里走过死水塘时粘到身上的，有些水塘甚至能够淹到脖子处。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过去了，这些粘在身上的泥越发让人难受起来。我迈着沉重的步子，朝西北方向走去。水变浅了，脚下的地也更硬了。最后我来到了佩克德里河边，这条河与我之前游过的那条河差不多宽。我轻松游了过去。过了一会儿，我仿佛突然听到了鸡叫声，但那声音非常微弱，也可能是我的耳朵产生了幻听。越往前走，水越浅，沼泽很快被远远甩在了后面。现在，我来到了干地上，而且前面渐渐上升到了一大片平原，我知道，我已经来到了大松树林的某个地方。
天刚破晓，我来到了一片空地，那里很像一个小种植园，但我从来没见过。在树林的边际，我遇到了两个人—一个黑奴和他年轻的主人，他们在捉野猪。我知道那个白人一定会问我要路条，而一旦我拿不出，他就会把我抓起来。我已经累得跑不动了，但我更不愿意被捉住。于是我想了个办法，结果证明这办法实在是好极了。我装出一脸凶相，径直向他走去，死死盯住他的脸。我走近的时候，他本能地向后退了几步，露出一点惊慌的表情。很明显，他被我的举动吓到了，他看着刚从沼泽地里冒出来的我，像看着一个刚从地狱爬出来的妖精。
“威廉 福特住在哪儿？”我很粗鲁地问道。
“他的家离这儿有七英里呢。”他回答。
“应该怎么走？”我又问，而且脸上的表情更凶狠了。
“你看到那边那两棵松树了吗？”他指着一英里外两棵特别显眼的树，问道。
与其他树相比，那两棵松树有种鹤立鸡群的感觉，它们像两个高大的哨兵，俯瞰着整片广袤的森林。
“看到了。”我答。
“从那两棵树下，”他继续说道，“沿着德州公路走，然后左转直走就能到威廉 福特家了。”
我没有说任何多余的话，扭头就走。看到我离他越来越远，他无疑高兴了起来。我沿着德州公路，按照他指的路向左拐，没走多远就看到一片火光，原来是有人在烧一堆原木。我靠近火堆，打算烤干我的衣服。但黎明时分灰暗朦胧的景象很快就会过去，过往的白人很可能会发现我。此外，火堆热烘烘的，熏得我想睡觉，所以我不敢多逗留，继续赶路。终于，大约在上午八点钟，我赶到了福特老爷的家。
奴隶们已经下地干活了。我走上广场，敲了敲门。很快，福特太太开了门。我当时的样子一定狼狈寒碜到了极点，福特太太没有认出我。我正要问，福特老爷是否在家时，他就从门里出来了。我对老爷说，我逃了出来，并告诉他所有的细节。他聚精会神地听我说完，亲切地说了些表示同情的话，然后带我去厨房，喊来约翰，吩咐他给我准备点吃的。从昨天早上到现在，我还没有吃过一点东西呢。
约翰把饭摆在我面前，太太又给我端来一碗牛奶和许多精致美味的点心。这些都是奴隶们永远享受不到的东西。我饿极了，也累坏了，但比起食物和睡眠，那些充满仁慈和温暖的丝丝话语更让我感觉舒坦。它们是油和酒，大松树林上“仁慈的撒玛利亚人 ”打算用它们拯救一个奴隶受伤的灵魂。这个奴隶衣衫褴褛，半死不活，长途跋涉投奔他而来，为的不正是这些吗？
他们让我留在小屋里休息。可爱的、幸福的睡眠！它对万物一视同仁，如同天堂降下的甘露，公正地落在自由的和受奴役的人身上。很快，我便依偎在它的怀里，驱除了我所有的忧愁和烦恼，带我进入朦胧虚无的天地。在那里，我又一次看到了孩子们的脸，听到他们的声音。唉，也许在我醒着的时候，他们已经投入了另一个睡眠的怀抱，而且永远不会惊醒。
第十一章 死里逃生后
他的卑鄙、冷酷、暴怒和残忍，都和我没关系了……我长长地松了一口气，无比惬意地坐在我新住处的地板上。
我舒舒服服地睡了一个大觉，到下午才醒来。虽然现在我的身体还有些疼痛和僵硬，但我的精神很好，精气十足。萨利进来和我说了一会儿话，约翰在准备饭食。萨利也遇到了麻烦，她的一个孩子生病了，她担心可能活不下来。吃过饭，我出去走了走，到萨利的小屋去看了看她生病的孩子，然后又溜达进了太太的花园。在这个时节，在北方更寒冷的地方，小鸟们已经销声匿迹，树木光秃秃的，远没有夏日的繁茂。但在这个南方的花园中，各种各样的玫瑰花却竞相开放；长长的、生机勃勃的葡萄藤已经爬满了架子；桃树、橘子树、李子树和石榴树上，有的正含苞欲放，有的已是娇艳欲滴，但也有的却是叶残花败。枝叶之间，若隐若现可见暗红和金色的果子。这个地区四季如春，一年到头，叶落芽发，花开花谢，从不停息。
我从心底感激福特老爷和太太，因此我特别想为他们做点什么，作为对他们善心的报答。于是我开始修剪葡萄藤，然后又去锄橘子树和石榴树下多余的杂草。石榴树长得茁壮挺拔，有八到十英尺高，它的果实虽然很大，样子却像四花软糖，味道又像草莓一样甘美诱人。阿沃耶尔县土壤肥沃，气候温暖，土生土长了很多水果，如橘子、桃子、李子等。而在寒带比较普遍的苹果，在这里却比较罕见。
过了一会儿，福特太太走出来，她首先夸我勤劳能干，然后又说，我目前的身体状况还不适合干活，应该回屋休息，等老爷去贝夫河的种植园时再带上我，但那肯定得过一段时间。我对太太说，我的确有点不舒服，身子有些僵，腿有点疼，脚底板上的刺也把我折磨得够呛，但干这些小活并不会累到我，况且能为一位慈悲善良的太太干活，是我多大的快乐和荣幸啊。我这样一说，她便不再坚持，转身回屋去了，因此接下来连续三天，我都在花园里孜孜不倦地忙活：清扫小道，在花圃里撒种，拔掉茉莉花藤蔓下面的杂草，让它们沿着墙向上攀爬，这还是温柔大方的女主人教给我的呢。
第四天早上，我感觉身体已经大好，而且精神百倍。福特老爷让我准备跟他一起到河湾去。空地上只有一匹套好马鞍的马，其他马匹和骡子都被拉到种植园里去了。我说，我可以徒步跟着，便跟萨利和约翰道了别，小跑着跟在马的一侧出发了。
在我身为奴隶的岁月中，大松树林这个小小的乐园，就如同沙漠里的一片绿洲，每每走近它，我的心就会幸福地狂跳。如今我带着遗憾和悲伤正渐渐离它远去，虽然不至于肝肠寸断，但这感觉仍好像在对我说，我以后再也不会回来了。
福特老爷偶尔也让我上马骑一会儿，好歇歇脚，但我拒绝了他的好意，我不累，而且我不忍心让老爷走路。他一路上骑得很慢，怕我跟不上，边走边安慰我，还说了许多善解人意的话。他说，我能从那恐怖的沼泽地里逃出来，简直是个奇迹，这就是上帝仁慈的明证，就像但以理 能安然无恙地从狮子坑里走出来，约拿在鲸鱼肚子里仍能活命，就连他也曾被万能的主从不幸中拯救过一样。他还问我，在那一天一夜中，我都有过怎样的恐惧，有过怎样的心路历程，有没有想到随时要祈祷。我告诉他，当时我感觉自己已经被全世界抛弃了，我在心里一直默默祈祷。这时他说，人的心会本能地向着他的造物主。当人处于安逸的环境，生活无忧，也不用担心受到任何伤害时，人很容易忘记上帝的存在，甚至敢藐视和亵渎上帝；而一旦置身于危险的环境中，得不到人类的救助，面临死亡的时候，那些嘲笑上帝、不信上帝的人又开始向上帝求救了。除了万能的主，他们再也找不到其他的庇护，也看不到一丝希望。
就这样，和蔼可亲的福特老爷跟我讲了很多，关于此生来世，关于上帝的仁慈和伟大，以及人世间的空虚和浮华。我们主仆二人沿着那条孤单的公路，向贝夫河湾慢慢走去。
距离种植园不到五英里时，我们远远看见，一个人骑着马朝我们这边飞驰而来。待他走近了，我才看出是提比茨。他看了我一会儿，但却没说什么，只是掉转马头和福特老爷并排向前走。我默默跟在他们两个的马屁股后面，听他们说话。福特告诉提比茨，我是三天前来到松树林的，同时还把我曾陷入的困境，我曾遭遇到的艰难和险阻，都说给他听。
“嗯，”提比茨开口说道，在福特老爷面前，他的言语干净了很多，“我从来没有见过跑得这么快的奴隶。我敢赌一百块，他能跑赢路易斯安那州所有的黑鬼。我给了约翰 戴维 切尼二十五块钱，让他捉住他，而且死活不论，结果他跑得连他们的狗都追不上。也许切尼的狗真不怎么样，要是换成登伍迪家的猎犬，他肯定连蒲葵那里都跑不到，就被扑倒在地了。总之切尼的狗后来跟丢了，我们只好放弃了追捕。我们又骑马跑了很远的地方，然后又步行涉水搜索，直到水深已经达到三英尺时才停下。其他人说他肯定淹死了。我当时只想狠狠给他来一枪。从那时一直到现在，我每天沿着河岸来回寻找，但我并不抱希望能抓到他，我觉得他已经死了。哼，这黑鬼可真能跑！”
提比茨一边走，一边讲述他在沼泽地里搜捕我的过程，不停感叹我比狗还快的惊人速度。等他说完，福特老爷才开口，他说，我在他身边时一直都是个忠诚老实之人，他很抱歉我给他们带来了麻烦。但他认为，我显然遭到了不人道的对待，而这一点是提比茨的错。用短柄斧和大斧来对付奴隶，这是很不体面的行为，而且是法律禁止的。
他说：“和新奴隶打交道，可不能使用这种暴力方式，那会带来恶性的影响，导致他们一个个全都逃亡。到时候沼泽地里就全是他们了。要想控制他们，让他们乖乖听话，其实也很简单，只需一点点仁慈就够了，绝对比使用致命的武器有效得多。贝夫河两岸的所有种植园主都应该反对这种不人道的行为。这也是为了大家的利益。现在已经很明显，提比茨先生，你和普莱特根本没办法相处。你不喜欢他，而且你任何时候都可能会毫不犹豫地杀了他。他也清楚这一点，如果整天生活在恐惧之中，战战兢兢，如履薄冰，那他今后肯定还会逃跑的。我给你提个建议吧，提比茨先生，你最好把他卖掉，或者至少也要把他租出去。你要是不这么做，那我就只能想办法让你做不成他的主人了。”
后半段路，两人一直说个不停，而我始终牢牢闭着嘴巴。到种植园后，他们两人进了大宅，我回到伊莱扎的小屋。奴隶们从地里回来后，看到我都惊讶万分，他们都以为我已经淹死了。当天晚上，大家再次把我围在中间，听我讲述在沼泽地里的冒险经历。他们都认为，我肯定会挨上一顿鞭子，而且还将特别严厉。对于逃跑奴隶的惩罚，在这里是人尽皆知的，那就是令人闻风丧胆的五百鞭子。
“可怜的家伙，”伊莱扎拉着我的手，同情地说，“还不如淹死了好呢。你的主人太残忍了，我怕他会打死你。”
劳森说，他们有可能会让查宾工头负责行刑，那样打得就会轻些。而玛丽、蕾切尔、布里斯托和其他奴隶则都希望福特老爷来行刑，那样也许就用不着挨鞭子了。大家都可怜我，纷纷安慰我。一想到我即将面临的惩罚，他们都伤心不已。
只有一个人例外，他就是肯塔基 约翰，似乎没有什么能阻止他的笑。他的傻笑声充斥了整个小屋，他不得不捂着两颊，以免笑掉了下巴。让他乐不可支的原因，就是我跑得比狗还快，整件事在这家伙眼里都如同一出喜剧。“我就知道他们肯定逮不住他，他从地里跑过去时，我的妈呀，你们是没看到，普莱特跟多长了两条腿似的。等狗跑到他待过的那个地方，他早就跑得没影儿了，哈哈哈……我的老天爷啊！”随后肯塔基 约翰再次爆发出一阵歇斯底里的狂笑。
第二天一大早，提比茨就离开了种植园。上午，我一个人在轧棉机房附近转悠，一位英俊的先生向我走来，问我是不是提比茨的孩子。在这个地方，孩子的称呼适用于所有的奴隶，哪怕他已经七老八十。我摘下帽子，恭敬地回答说是。
“你愿意给我干活吗？”他问。
“哦，我非常愿意。”我很激动，总算可以远离提比茨了。
“你之前在彼得 坦纳的种植园里跟着迈尔斯干过，对不对？”
我再次回答说是，并加了一些迈尔斯夸奖我的好听话。
“那好吧，孩子，”他说，“我已经从你主人那儿把你租下了，你跟我到红河下游的‘大甘蔗林’去干活，那儿离这儿有三十八英里。”
此人便是埃尔德雷特先生，他与福特老爷同住在河的这一边，只不过他在下游。我随他来到了他的种植园，上午便和他的奴隶山姆一起，赶着一辆由四头骡子拉着的装满补给品的货车，出发前往大甘蔗林；埃尔德雷特和迈尔斯已经先我们一步跃上了马背。这个山姆 是土生土长的查尔斯顿 人，他在那里有妈妈、兄弟和姐妹。他也认为提比茨是个卑鄙小人，而且和我一样，满心期待这位老爷能把我买下来。
我们沿着南岸顺河而下，穿过凯里的种植园，经过赫夫鲍尔，然后走上胭脂河公路。这条路直通红河。日落西山时，我们穿过胭脂河沼泽后，从大路上拐下来，摸索着进入大甘蔗林。我们走的路线是从来没有人走过的，路面很窄，货车勉强通过。两边的甘蔗又粗又长，都可以做钓鱼竿，而且长势茂密，几步之外便如同墙壁一样严实。甘蔗中间，各种野生动物的足迹密密麻麻，通往四面八方。甘蔗林是熊和美洲虎最常出没的地方，并且，但凡有个水坑，便必定挤满了鳄鱼。
我们一行人在甘蔗林中走了几英里，也没有看到任何人烟。这时，我们来到了一片空地，人称“萨顿之地”。据说许多年前，一个名叫萨顿的人，独自钻进甘蔗林中，开辟了这片空地。传说他是个逃犯，此后他一个人在这里生活，成了沼泽地里的一个隐士。他自己动手，播种收获，直到有一天，一群印第安人偷袭了他的住处。经过一场激烈血腥的战斗，他终因寡不敌众，死在了对方手里。这周围方圆许多英里之内，不管在奴隶们中间，还是白人孩子们中间，只要人们讲起神神怪怪的故事，总离不开甘蔗林中央的这片空地，他们说这里是个闹鬼的地方。二十多年来，这片空地上几乎从来没有出现过人类的足迹。曾经用来耕耘的土地上肆虐地生长着繁茂的毒草，摇摇欲坠的小屋门前，巨大的蟒蛇在那里晒着太阳。这里真不是一般的荒凉。
经过“萨顿之地”，我们沿着一条新开辟的小路，继续向甘蔗林深处走了两英里，才总算到了头。这片荒芜的土地便是埃尔德雷特先生的，他打算在这里开辟出一个大种植园。第二天早上，我们便挥舞着砍刀开始劳动了。很快，我们就开辟出了一片空地，足够我们盖起两栋小屋，一栋给迈尔斯和埃尔德雷特住，另一栋给山姆、我以及日后将加入我们的奴隶们住。现在我们就置身于树林中间，这里林木众多，棵棵枝繁叶茂，荫可蔽日。树干之间的空隙里，见缝插针般地长着大量甘蔗，偶尔一些地方也会冒出一片蒲葵。
这片富饶的低地一直延伸到红河岸边，地上密密麻麻生长着无数的月桂、梧桐、橡树和柏树，繁茂至极。每棵树上都爬满苔藓，长长的，从枝头上垂下来，一根挨着一根，令人目不暇接，这真是壮观而又独特的风景。这里大批的苔藓都被运往北方，作加工之用。
我们砍倒几棵橡树，分解成一根根的椽，用它们临时搭起了木屋。而后，我们用宽大的蒲葵叶子充作屋顶，盖在上面，这些叶子做屋顶再合适不过了，只是如果能耐用些就更好了。
我在这儿遇到的最大的烦恼，是无处不在的苍蝇、蠓虫和蚊子。它们成群地飞在空中，稍不留神就会钻进你的耳朵、鼻子、眼睛和嘴巴里。它们趴在你的皮肤上吸血，根本就赶不走，那庞大的阵势就好像要把我们吃了一样—用那讨人厌的小嘴巴，一次一口，直到把我们吞噬干净。
大甘蔗林的中心地带非常荒凉，令人胆寒。我想象不到，世界上还会有哪里比这里更荒凉。但对我而言，只要不和提比茨老爷待在一起，哪里都是天堂。我每天都辛勤劳动，累得筋疲力尽。但当我躺下来时，心里却很平静，晚上终于能够踏踏实实地睡觉，早上醒来时也不会觉得恐惧了。
我们接连干了两个星期，其间，从埃尔德雷特的种植园中又来了四个黑人姑娘，分别是夏洛特、范妮、克莉希娅和内丽。她们一个比一个强壮结实。老爷给她们每人发了一把斧头，派她们跟我和山姆去砍树。她们真是出色的伐木工，就算再大的橡树或梧桐，在她们又准又重的斧头下面也挺不了多久。她们砍下的原木堆起来，一点都不输给男人。南方的森林里既有男伐木工，也有女伐木工。实际上，在贝夫河沿岸地区，男女劳动力并没有明显的分工，他们根据种植园的需要做着同样的工作。女人也同样犁地、拉货、赶车、开荒、修路等。一些种棉花和糖料的大种植园主甚至只要女奴，如吉姆 伯恩斯，他的种植园位于河北岸，与约翰 佛格曼的种植园隔河相望。
我们来到甘蔗林时，埃尔德雷特曾向我承诺，如果我干得好，四个星期之内，我就能回福特的种植园一趟，去拜访我的老朋友们。第五个星期的星期六晚上，我向他提起了这个承诺，他说我干得非常不错，并同意我回去一趟。我喜出望外，心里有说不出的激动和快活，我向他保证一定及时赶回来，绝不耽误下周二早上的活，然后便高高兴兴地准备出发了。
马上就要见到老朋友了，我的心情难以抑制地愉悦。只是让人意外的是，提比茨那可恶的身影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他问迈尔斯和我相处得怎么样，回答是很好。随后他很快就听说，我第二天早上就将离开这里，回福特的种植园去探望老朋友。
“呸，胡扯！”提比茨嗤之以鼻地说道，“不能这么做，那个黑鬼很不老实，他不能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