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场地始终没有变，变化的，是人的心。也许是这几年在这个圈子里摸爬滚打的结果吧。
在澳网的比赛结束后，我又参加了一系列国际公开赛。在退役前，我基本是打ITF的小比赛，退役两年又复出后，我反而找到了感觉，开始持续打WTA的比赛，成绩稳中有升。那似乎是我最顺风顺水的一个时期了，在体内沉默了两年的欲望忽然苏醒，虽然此刻我还没进入国际网坛的核心，但那种欣欣向荣的态势是看得见的。
那段时间，我进步很快，在葡萄牙的埃斯托利尔巡回赛上击败了名将萨芬娜，打进决赛；在联合会杯世界二组附加赛上，我取得了包括击败斯莱伯尼克在内的两场单打胜利；在多伦多顶级赛上，我击败当时世界排名18的扬科维奇成功晋级，这是我第一次战胜TOP20的球员。慢慢地我发现，我也能打败一些世界顶级的球员，自信心随之水涨船高。
2005年8月下旬，我第一次出征美网正赛，美网也是四大公开赛之一，此时的我已经不再是吴下阿蒙，对大满贯的中心球场也不再畏惧了。
遗憾的是这次比赛签运不佳，首轮就遇到了当时的世界头号种子达文波特。这位美国老将在家乡本土作战时骁勇异常，我也摆脱了澳网时的青涩，拼得十分卖力。尽管最后以两个4∶6输掉了比赛，但我对自己的表现基本是满意的。
我对美国有一种亲切感，也许是少年时代曾来学习过10个月的原因，听周围人说大大咧咧的美语，耳朵很舒服。美国虽然没有欧洲城市那种经历过岁月沧桑沉淀出的美感，但它很热闹，这是一个年轻而热闹的国家。
美网的阿瑟·阿什万人球场是四大公开赛里最大的中心场地。
打比赛的时候，我已经感觉到这个场地很大了—不是澳网中心场地那种印象上的“大”，这个场地的面积确实大得异乎寻常。有一次央视五套采访，我们站在中心场地最上面一个平台上聊天，这是我第一次站到这个场地的平台上，往下一看，真有点瘆得慌。央视的记者告诉我为了安保，中心场地上面有狙击手。十来个狙击手潜伏在场地周围，想想还是挺让人汗毛倒立的。
美网的球场离机场很近，有噪声。但在比赛期间，机场会保证两周左右的时间，让飞机从其他路线绕行过去，以免影响球员比赛发挥。我打球很怕吵，但并不讨厌飞机的声音。我在得克萨斯的网校学习时，球场上也时常有飞机飞过，当时我还会幻想这也许就是国航的飞机，我坐上它，就能一路飞回武汉去，因此听到这种熟悉的噪声时，我并不觉得烦躁，它就像我少年时埋藏在美网场地上的一个小小的秘密。
第十四章 炮轰风波
很快“李娜炮轰国家队机制”的新闻就变成了大字标题，在报纸和网络上不断被转载，在转载中又被不断地夸大和引申。我从没有伤害过谁，也不想伤害谁，我只想安安生生地打我的球、过我的日子、做我的李娜。可是一夜之间，我就变成了“全民公敌”。
美网结束后，我回国为全运会作准备。在这期间，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这件事给我带来的困扰和伤害，远远超乎我的想象。百口莫辩的委屈，被曲解误读的气愤，被悔恨和痛苦吞噬的难眠之夜。那段时间，我觉得我就是案板上那条任人宰割的鱼，无力地张着嘴，却发不出任何声音。
“2005年10月，以卫冕冠军身份出战全运会的李娜却在女单半决赛上，完败给国家队队友彭帅，赛后李娜炮轰国家队的体制，引发舆论大地震。当时网管中心主任公开批评李娜，并表示李娜绝不可能代表中国出战北京奥运会。”
这段报道，我看了无数遍，但每次看到的感觉都是一样的：我觉得我的血液都要凝固了。
怎么会这样？
我知道我是个直肠子，嘴不把门，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情绪也是来得快去得快。这种性格如果是你喜欢的人，你可以说是“心直口快”；如果是你不喜欢的，你可以说是“缺心眼儿”。我就是这么一个心直口快的缺心眼儿。对我来说，掩饰自己的情绪是最困难的任务，这也是早几年我在比赛中时常崩盘、大赛成绩时好时坏的原因。
当时输了球的我心情十分沮丧，记者问我在国家队训练的感觉如何，我就实话实说：“我觉得国家队各项措施不很完善，也没有针对球员个人的系统的训练。”这确实是我在训练中体验到的不足，我只是如实地说了出来，这些话登上了报纸后忽然变得那么暧昧，那么富有暗示性和火药味。“炮轰”，还“大地震”。我只是一个打球的小女生，既不是超人也不是金刚，我哪儿有那么大的威力？
很快“李娜炮轰国家队机制”的新闻就变成了大字标题，在报纸和网络上不断被转载，在转载中又被不断地夸大和引申。我从没有伤害过谁，也不想伤害谁，我只想安安生生地打我的球、过我的日子、做我的李娜。可是一夜之间，我就变成了“全民公敌”。
记者拿着报纸去问孙主任：“李娜说国家队的机制不好！您怎么看？”
这不是故意挑拨么？
在这个报道见报后的第二天（还是第三天？我记不清了），孙主任针对这个报道说了她的想法。记者立刻又拿来给我看了。
我很难受，但我不敢说话了。
一句话经过了三个人以上的转述，它多半会变成另一句话。
老实说我很反感记者们来回传话的行为，生生把一件事情说成了另一件事情。同时也对部分记者产生了畏惧，他们太厉害了，挖好了坑，等你来跳。当着你面一直顺着你说，等到把一件事说成另一件事时，他们忽然又在报上拿出了另一套理论，这让我觉得很可怕，有种被欺骗的感觉。
这件事可以说给我和孙主任都带了很大的困扰。孙主任为了我一时的口舌之快承担了很大压力，我也被自己的快嘴害得头痛不已。我是个直来直去的人，从来不善于和领导沟通，出了这事以后，我觉得给孙主任带来了麻烦，更不好意思去找她谈话了。
我从来不会找人理论，只能用行动证明自己，可是有些事情，是我无从证明的。
丹麦的莫滕森教练曾经对媒体说：“（2011年法网后）李娜成为巨星了，但成为巨星，一定会付出相应的代价。”事实上，用不着成为巨星，我就已经付出了代价。名声是一把锋利的双刃剑，哪怕只有一点点，都要你时时刻刻为它付出代价。
那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告诫自己在媒体面前少说话，偶尔开口，也是字斟句酌，跟姜山商量又商量的结果。
我觉得我怎么说都是错，真话也错，假话也错，多说多错，少说少错。
但事实证明，即使我不说话，媒体也会写“李娜情绪沮丧心理素质有待提高”这样的新闻。我真是苦闷到了极点。
其实之前每场赛事结束后，我都很愿意跟记者分享自己的感受，有时我会说很多东西：今天正手没太打好，或是体力有些跟不上等等。只是这些跟打球有关的内容很少会得到关注。反而是打球之外的东西更能引起他们的兴趣。只要我说了一句“我觉得训练有问题”，第二天体育版的头条就会是“李娜炮轰举国机制”。
我理解你们对举国机制有自己的想法，但我只是个球员。各位，高抬贵手好吗？
姜山那段时间也为我处理了不少事务，平时有他陪在我身边，教我如何表达自己的想法，如何应对媒体。但新闻发布会那天，只有球员可以入场。他不能在身边提点我，我又是个见坑就跳的直肠子，最后把事情闹成这样，姜山也跟着受累不少。
每当情绪跌到谷底时，我都会想做点以前从未做过的事来放松自己。比如，2001年广州全运会我和姜山的混双组合被强行拆开，我心情非常差，全运会结束后我就在自己身上文了一颗心和一朵玫瑰花。我这么做的唯一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图案的样子很好看，而且文身可以让我把心情从不愉快的赛场上挪开一会儿。姜山对我的文身感到很恼火，说看起来像个坏女孩。
我反唇相讥：“坏不坏是一个文身决定的么？”
他说我不懂，这个文身会被人家做文章的。
果然，许多记者注意到了我的文身，照片发出去之后，很多人把这个图案当成了一条蛇，有人认为我又在哗众取宠，也有人指责：“李娜竟然文身！她凭什么文身？”
后来我上节目的时候，主持人问我，这个文身是不是象征着爱情？我赶紧点头同意，顺水推舟地将文身的原因归结到了爱情上，表示这是为了纪念我和姜山的感情。这期节目播出后，我的文身忽然变成了一段带有浪漫色彩的佳话被反复传颂。大家在一夜之间站到了我这边：“文身是为了纪念和老公的爱情啊，那挺好的！”
人心是多么奇妙的东西，一个19岁姑娘的无心之举竟然可以被演绎出那么多复杂的用意和取向。我完全无语了。人嘴两张皮，横也是它，竖也是它。
这种事情经历多了，我也慢慢麻木了。爱说什么就说什么吧。
后来姜山给我看了特蕾莎修女的一段语录，我觉得很受益：
“即使你是友善的，人们还是会说你自私和动机不良，不管怎样，你还是要友善。
“当你功成名就，你会有虚假的朋友和真实的敌人，不管怎样，你还是要成功。
“你今天做的善事，人们往往明天就会忘记，不管怎样，你还是要做善事。
“说到底，这是你和神之间的事，而绝不是你和他人之间的事。”
“炮轰国家队体制”这件事，我再也没有在公开场合澄清过，这是我心中的伤疤，一碰就鲜血淋淋，况且我知道有些事是越描越黑的。好在国家队的教练、领队们都比较了解我的性格，这件事在媒体上被炒得很凶，在国家队并没有掀起什么轩然大波来。
但在我自己心里，这件事反而成了一个过不去的坎儿，情绪一直很低落。等到风平浪静的时候，我忽然很想去拍结婚照。姜山怕麻烦不愿拍，但考虑到我当时在情绪低谷，他还是陪我去拍了。虽说是形式，但有时候，女孩子们还是需要这点形式的。
婚纱照很美，有外景也有室内景。拍一组婚纱照也挺累人的，我们之前只拍过一次情侣照，还是在刚退役的时候。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忽然觉得，该结婚了。
第十五章 结婚
我俩都不是那种擅长制造浪漫氛围的人。我们倾向于活在真实的世界里。第二天，我们就去民政局领了证。也没挑什么黄道吉日。今天刚好有时间，那好，领证去吧！领完回家，吃顿好的，踏实了。
结婚于我和姜山而言都是一件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事。我们事先并没有商量。
2006年1月底，我在澳网首轮就遇到了小威，打了三盘，结果还是输掉了。我觉得很累，什么也没说，取了机票直奔武汉—每次打完球，我都很想赶快回家，打球令我身心俱疲，家是我的充电器。我太累了，我想好好休息一下。
姜山特地去机场接我。我们回到家放下旅行包，朋友们约我出去吃饭、唱歌，我窝在沙发上说：“太累了，想睡觉，不想去。”姜山劝我：“还是去坐坐吧，朋友们都等着呢。”
饭后大家一起去K歌，我没想到，姜山就在那时候向我求婚了。他准备了一只大蛋糕，一大捧玫瑰花—真的好大一捧啊，一共99朵。一个朋友帮我把玫瑰抱出来，路过的女孩看到那捧玫瑰都会“啊”一声叫出来，因为真的是太显眼了。
我很感动，同时又下意识地觉得浪费，这么大一捧花，不能吃不能喝的，这不浪费钱吗？ 那束花确实很美，但我们都已经不是需要靠浪漫气氛过日子的年纪了。那样美丽的花让我觉得不真实。第二天玫瑰枯萎了，我就直接把它们搁垃圾桶里了。姜山也没有异议。其实送花也好，甜言蜜语也好，都不是他擅长做的事。我觉得他之所以准备99朵玫瑰求婚，只是为了让我高兴。我也确实很高兴，不是为了花，而是为了他能够这么细致地体察到我的心思。
我俩都不是那种擅长制造浪漫氛围的人。我们更乐于活在真实的世界里。
第二天，我们就去民政局领了证。也没挑什么黄道吉日。今天刚好有时间，那好，领证去吧！领完回家，吃顿好的，踏实了。
婚房是早就准备好了的。上大学时我们就把房子买好了，四室两厅两卫，在武汉郊区的一个小区里，小区环境很好、很安静。
我理想中的房子是海景房。我喜欢海，一直梦想自己能在海边有一套房子，蓝天白云，在家里拉开窗帘就看见大海。看见海，人会觉得自己特别渺小。武汉不少小区有江景房，但我不喜欢房子挨着长江，被污染的江水看起来很浑浊，我喜欢海水特有的那种清清凉凉的蓝色，显得很干净。
但有这套房子，我也知足了。装修完全是我们俩自己的主意，设计师帮我们把其中一间房打造成了吧台。后来我得了大满贯奖杯，就把奖杯放在吧台那儿了。除了苏珊·朗格伦杯，家里还有一只银杯，我忘了是哪个国家的女王送给我的了，杯子上面刻了“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李娜”，这是女王通过外交部给到中国网球协会，然后网球协会交给我的，我很喜欢那只杯子的形状。除了这两只杯子，我家里没有一件和网球有关的东西。我的那些奖杯，早期的都搁我妈那儿，现在的都放箱子里，我也不喜欢在家挂自己打球的照片。我不想回家还跟网球没完没了。
装修中最大的败笔是没装衣帽间，这让我比较后悔。耐克赞助了我很多运动服，大多都只能在赛场上亮相一次就被束之高阁，因为品牌希望我能多展示一些不同款式的服装。加上我喜欢乱买包包和鞋子，家里大小衣柜都被我放满了。我的衣服以深色为主，因为我觉得冷色搭配起来出错的概率比较小，款式则没什么限制。我喜欢的色调隔一段时间就会换一换，今年我特别喜欢紫色，不过我对别的颜色也不排斥，各种颜色都有它的美好之处。
我们家最多的就是酒，我喜欢那种小瓶子洋酒的包装，买了很多在家里放着。
姜山的酒量很好，我也还行，朋友们不时登门探访，大家会刻意避开“网球”、“比赛”这类话题，但我们心里都知道，我们不可能绕开它很远。
我妈妈对我的婚姻还算满意，像所有中国家长一样，她迫不及待地想要看到外孙，她也知道眼下这种情况我们完全不具备要孩子的条件，但是她希望，等到我们有孩子以后能够由她来带。
这是绝对不可行的。
我对自己的性格不太满意，除了在网球上有点小天赋，我觉得自己并没有任何过人之处。小时候的我是个瑟缩、内向、非常不自信的孩子，这和我妈妈的教育方式不无关系。
记忆中妈妈年轻的时候长得很美，她是那种每天都会化妆的女人，我经常看她站在镜子前细细梳妆打扮的样子。小时候的我有一头“自来卷”的长发，放下来的话，可以垂到腰部。像所有的小女孩儿一样，我特别爱美，没事儿总对着镜子照。结果被妈妈严厉地批评过一次，她批评说我每天就知道臭美，也不学其他小孩那样练练字。
从那以后，我很少照镜子了，那句话跟随了我许多年。每当我看到镜子，那种挫败感就会从记忆中不声不响地流淌出来，包围我全身。
为了打球方便，网球队的女孩子们会把长发扎成马尾或是梳成辫子，我梳头时从来不用梳子，简单地用手理一下就立刻扎起来，怎么随意怎么来。
我4岁以前都住在外公外婆家，跟外婆家的人都很亲，两个舅舅也从没拿我当过外人。我和两个舅舅的关系一直都很好。大舅舅的女儿比我小5岁，我们从小一起长大，手足之情十分深厚。小舅舅只比我大12岁，小时候他总带我一起玩。
当年我家困难的时候，两个舅舅时常接济我们。现在我的环境相对好点，我能帮他们一把就会多帮他们一把。让我难堪的是，这似乎成了妈妈的一项武器。她对舅舅们的态度显然有点居高临下的感觉。一周一次的家族聚会上，舅舅有时谈点工作上的事，妈妈立刻不耐烦地打断：“你别给我说这件事情，我听着就烦。”
我的外婆是个豁达乐观的老人，每次我要给她钱时，她都坚决不肯要，说这是你的血汗钱，来得不易，我花了心会疼。我妈妈却似乎把钱当成了证明我们母女关系从不曾冷淡的铁证，她很坦然地接受我“孝敬”的任何钱或者物，但却对我给予舅舅们的小小帮助感到不解。
这个态度当然会让大家很尴尬，不过她是大姐，舅舅们也不太在意。我背着人跟她谈：别这样，不要总觉得别人都是欠你的。我们要想想在我们落难的时候，别人是怎么帮我们的。其他人家的兄弟姐妹不见得有我们家这样团结和睦。
另外，妈妈是个特别好面子的人。我运动成绩特别好的时候，她去参加同学聚会，会提前要求我在她聚会时打电话给她，好让她的同学听到—她觉得这样才算面上有光。这一点也让我觉得别扭。
但我又不能说她，我说多了，妈妈会觉得我和她立场不一致。也不知道是不是到了更年期，她总是不停地感到生气、委屈。因此不管她说什么，我也只是听着，尽量忍着不回嘴。
妈妈是我在这世界上最亲的人。我总是想小时候我住在体校，她是怎么天天来看我，大热天给我带冰镇绿豆汤解暑。她是我的妈妈，我非常非常爱她。我是她唯一的女儿，她也不可能不爱我。只是我现在经常不知道该怎么跟妈妈交流和沟通了。
妈妈当然比谁都更加清楚这一点。爸爸走后，妈妈一个人觉得孤单，特别想和我多待一些时间，但我们心灵的距离越来越远，观念上的差异越来越大，真待在一起又会闹得大家都不开心。这也让妈妈非常痛苦。她是个非常直的人，不开心就会讲出来，抱怨我不去看她，不多陪她。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事实上，我宁愿和姜山的妈妈待在一起，她和我妈妈的想法完全不同，姜山的妈妈持一种“只要你们觉得幸福就好”的心态，比较尊重孩子，对我们的生活并不干涉。我妈妈总觉得我们还是小孩子，需要监督和管制，哪怕我都快30岁了。她执著地用她的经验来指导我的生活，却不知道世界已经变化了。
妈妈觉得她是过来人，经验会更丰富一些，我就必须要听她的。我跟我妈聊天时，她会习惯用这样一些句式：“你听我的”，“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米还多”。我心里说，那可不一定。
所以当我妈提出要帮我抚养孩子时，我毫不犹豫就在心里拒绝了。不行，我心里说，当我有了孩子，我不能再用我小时候受到的教育来教育他/她，我要给他/她足够的尊重和自由，我要给他/她说“不”的权利，我要让他/她拥有自己的灵魂和梦想。
我和姜山一直没有办婚礼，这一点也让妈妈很不满，但我觉得结婚是两个人的事情，一场仪式对我来说只是个可有可无的东西。
现在好多人的婚礼都异化了，不再是感情的见证，只是浪费时间、浪费人力物力的一个无趣的仪式。我和姜山都认为这个仪式没那么重要，生活美满不美满和这场仪式是否隆重并没有直接关系。
以后我估计自己也不会补办这种仪式的。我们已经在一起这么久，大家早知道我们结婚了，我自己也没那个精神了。
归根到底，婚姻只是我和姜山之间的事。别人怎么看，怎么想，那就是他们自己的事了。
第十六章 打败前十
在多哈的巡回赛结束后，我忽然觉得所有的奋斗都失去了意义，自己一直在错误的方向上行进，背负着一身伤痛和嘲笑，多滑稽啊，我根本不配打网球！我生来就是个失败者！
我还没有享受多久新婚的甜蜜，就匆忙回到了四处征战的生涯中。
那时候我情绪很不好，2月份在多哈打比赛时，我遇到了一位排名世界前十的选手。就像之前在澳网遇到小威廉姆斯时一样，我打完三盘，彻底地输掉了这场比赛。我被对手压制得很死，而且完全没有逆转的机会。
回到休息室后我一个人洗澡，一边洗一边控制不住地流眼泪。
从我11岁起，我总是听教练在我背后大声呵斥我：“笨！”“你是猪啊？”我的任何一个失误都有可能招来更大的羞辱。时至今日，我已经不需要别人对我吼叫了—我已经将教练的愤怒、暴躁内化进了自己的脑海中。
我不需要教练羞辱我了，我自己会陷入病态的、无法克制的自我羞辱的过程中。
当自己被对手克制住时，我很容易陷入暴躁、愤怒、焦虑、情绪激动的状态中。输球后我恨不得一头撞在休息室的门上。我觉得自己像跌进陷阱的狮子，狂躁地向天空扑去，却越陷越深。我痛恨生活中发生的一切，不断败北和伤痛也令坏心情雪上加霜。我一遍又一遍地痛骂着自己，同时痛哭流涕。
为什么这一切会降临在我身上？
那时我还没有赢过一个世界前十，“炮轰国家队机制”的阴霾还没有过去，外界又有了关于我的新说法，有人说我“一碰到前十就输”，还有其他许多泄气的难听的话，不一而足。
当我保持着相对优秀的战绩时，我可以控制自己去跟这些负面的情绪对抗，但这次失利让我陷入了对自己深深的失望中。日积月累的负面情绪在此刻完全爆发出来了。在多哈的巡回赛结束后，我忽然觉得所有的奋斗都失去了意义，自己一直在错误的方向上行进，背负着一身伤痛和嘲笑，多滑稽啊，我根本不配打网球！我生来就是个失败者！
在更衣室洗澡的整个过程中，我哭得浑身都在颤抖，脑子里盘旋的始终是那些非常消极的念头：你看，别人说的是对的，一跟前十的选手打你就输，这么苦练还有什么意义？
那时姜山还在华中科技大学念书，我走到哪里都是孤身一人，最多有教练和领队伴随。在这种失控的情绪下，我只能给姜山发信息宣泄压力：“看来他们说的是对的，我真的赢不了前十。我永远是一名二流球员，狗肉不上宴席。”
姜山回复我：“其实你已经做得很好了，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不要对自己要求得太苛刻了。”
他又陆续回了我很多鼓励的话，让我赶紧克制自己、平静下来。
但那很难，我觉得自己的尊严已经像被打破的瓷瓶一样，碎成一块一块的了。
报纸上对我的失败进行尖锐的讽刺的同时，还不忘提及之前的“炮轰”事件。
那感觉就像要你光着脚，从那只瓷瓶的碎片上一步一步踩过去一样。
姜山远在万里之外，身边的人对你的痛苦袖手旁观，谁让你攻击体制呢？我就这样成了全民罪人。就是从那时候起，我看到报纸就觉得双手冰凉，我绝不上网看别人对我的评论，更不看报纸。
在那段时间，姜山忙坏了，他一边要应付学业，一边要帮我做心理建设。
在我心情不好时，他会给我讲很多道理。这些道理我不完全相信，但我很耐心地听着，除了爸爸，没有人这样对我好过，他是唯一一个不计回报、不惜代价、真心实意对我好的人。
我原来是一个非常非常在乎别人怎么说我的人，别人对我的负面评论可以让我很久都无法走出情绪低谷。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要那样对我，我一生没有做过坏事，为什么要这样？
姜山逐渐改变了我的想法，他教我保护自己，教我谨言慎行。他告诉我：我们改变不了任何人的想法。我们能改变的只有自己。
慢慢地，我开始学会一点点，开始懂得保护自己、控制情绪。虽然还是会被伤害，但我知道他永远会支持我。
我在国家队里没有自己专属的教练。大家都是一锅端，我们中国人的传统就是“一锅端”，每个人都小心翼翼地让自己与大多数人一样，一旦超越了大众约定俗成的那条界线，就会立刻招来他人的口诛笔伐。许多人都在用教练教给他的生活方式生活，用父母的生活方式生活，唯独不敢用自己的生活方式生活。而我，就像众多模具中的一个手工制品，挣扎着想要闯出自己的一条路来。因此经常让大家觉得奇怪：你怎么就那么特殊？你凭什么就那么特殊？
我并不是特殊，我只想跟随内心深处的呼声生活。
在我的生命中，我几乎没有为自己活过一天。小时候，我遵循爸爸的意愿，成为一个专业网球运动员。爸爸离世之后，我更不能悖逆他的遗愿。我拼命挣钱，因为这样可以让妈妈过上好的生活。1997年我打到了全国冠军，从此更加循规蹈矩，按照大家理想中的“冠军应该有的样子”生活。
我在物质上不再缺乏，可我内心非常不快乐，我内心深处的那个“李娜”非常不快乐。
在大学休养的两年，我第一次可以随心所欲安排自己的生活，但很快，我又回到了这条轨道上。我也很想做一个乖乖听话的老实孩子，在大多数时间，我也确实做到了。
只是，那个“李娜”非常不舒服，她总在伺机而动，给我惹下一身麻烦。
在国家队的时候，我觉得自己被边缘化了。全队只有一个主教练，那么多运动员要他管理，他不可能对我的训练投入很多精力。没有人帮我进行有针对性的校正，这让我觉得找不到方向。我需要一个可以让我依靠的团队，国外的运动员大多拥有自己的团队，有人帮他们矫正每一个纰漏，根据他们的身体状况做定向定量的体能训练，甚至还有心理医生帮他们做心理建设。相比之下，我们国内的球员想要做出点成绩，基本全要靠自己的悟性了，加上国内总体水平与欧美国家还有很大差距，球员们接触不到一流的对手，对大赛缺乏经验和信心，这样闭门造车显然是行不通的。
顶级球员之间的竞争，很大层面上，也是心态的竞争，得人心者得天下，这句话在球场上也是说得通的。
我身边能帮上忙的只有姜山，而他还在武汉。我们之间还隔着十万八千里。
国家队曾经以我的名义聘请过托马斯教练来中国做指导，但事实上，他要负责全体队员的成绩，无暇分身为我做专门辅导。我一边要靠小米加步枪的打法去和国外装备精良的一流好手们过招，一边不断地承受着“不能打前十”的冷言冷语。我不知道自己怎么才能放松下来。
幸好还有姜山。
能遇到姜山，我觉得自己非常幸运。我们俩是一个整体，如果没有他，我也就不会成为我了。许多我身边的人都问我：你怎么这么听姜山的话？买衣服的时候，谁给建议我都觉得不踏实，只有姜山点了头，说“好看”，我才觉得：嗯，这件衣服果然好看。
这是一个长期养成的习惯。我非常依赖他，因为他给我足够的安全感。他在我心中代表着理性和坚强的意志，有他在身边，我就觉得自己还没有跌入谷底，还可以有翻身的机会。
为了我的比赛进行得顺利，姜山不得不想尽办法多陪伴我一些时间，他像是国家队的一个编外教练，不厌其烦地通过电话和网络对我进行各种劝导。只要条件允许，他会尽可能地观看我的比赛，然后对我提出一些合理建议。
在他的帮助下，我的状况略略好了一些。2006年5月7日，我连续第二年打进埃斯托利尔站的决赛，和队友郑洁实现了会师，这是WTA巡回赛决赛上首次出现的中国德比。
郑洁的先生也是网球圈内人，后来体制松动后，郑洁也选择了自己的丈夫做教练。能和队友在决赛相遇，我也很高兴，这意味着我们国家整体水平的提高。遗憾的是，在比赛之前我的肩伤复发，最后只能在决胜盘弃权，连续两年都是亚军。
网球在运动中算是相对安全的项目，但职业选手还是不可避免地会受伤，运动员身上基本都是伤痕累累的。再好的运动员在伤痛面前也束手无策。
认真算来，我的肩伤并不算严重，膝盖上的伤才是要命的。
但身体上的伤痛和精神上的重负比起来，又显得微不足道了。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不止一次见到伟大的球员被自己的伤痛击倒。球场对面的敌人容易击败，我们内心深处的敌人才是真正可怕的魔，当我们试图迈向更高境界时，我们首先要击败的，就是我们自己心中的对手，我们自己的心魔。
我在姜山的教导下，逐渐摸索出一些控制情绪的门道。我越来越熟悉自己的心魔，大多数时候，能跟它交手几个回合，或者相安无事了。
心态好了，运气也跟着好起来。我职业生涯中终于打赢了一个世界排名TOP10的选手。那是有着“瑞士精灵”之称的施耐德。施耐德比我大3岁零3个月，身材娇小，长了一张娃娃脸。中国人叫她“小龙女”，因为她右肩上有一个繁体“龙”字文身。费德勒少年时曾经为她当过球童。她和辛吉斯一样来自瑞士，少女时期即以高超的技巧脱颖而出。
我们是在2006年5月中旬举办的德国公开赛中相遇的。德国公开赛是在红土地上进行的比赛，总奖金有100多万。我在八进四的比赛中遇到了施耐德，她是个极有头脑的球员，左手打、正手拉、反手削，打法很适合红土，她最好的成绩也都是在红土场上取得的。许多世界高手，包括辛吉斯、卡普里亚蒂、达文波特、大小威、海宁都曾被她击败过。
这时我正被圈外人的评论困扰，很多人（尤以记者居多）说我“就是打不过世界前十”，这些话让我很难过，自己千辛万苦的付出非但没有得到大家的鼓励，反而被人指指点点，评头论足。有一段时间，我自己几乎也要相信这个说法了，因此在遭遇施耐德的时候，我并不是很有信心。
施耐德当时世界排名第9，她是左利手，每一拍的落点都变幻莫测，我被她调动着，几乎跑遍了球场的每个位置。第一盘就这么输掉了。
在这种情况下，我心情自然很郁闷，又要听一遍“就是打不过世界前十”的魔咒了吗？
当时我大脑里忽然一片空白，难说是解脱还是愤怒，我不再留意其他细枝末节，只管发力去打。最终我拿下了这场比赛。我上前与施耐德、裁判长握手，然后转身向观众挥手致意，那一刻我感觉气壮山河：我做到了！我可以打败前十的选手！
横在面前那么久的一道坎，终于迈过去了。长久以来横亘于胸中的闷气一扫而光，“不能打前十”的魔咒也对我不生效了。
第十七章 温网
温网WTA医务室的一位印度医生看到了脖子僵硬的我。我告诉他自己脖子不舒服，讲了自己受伤的过程。印度医生没有多说，伸手往我脖子上一放，“咔啪”一掰，脖子竟然神奇地好了！
2006年似乎是我运气回转的一年。5月，我第一次参加法网正赛，击败了27号种子查克维塔泽，进入三十二强。
十几天后，在伯明翰DFS精英赛中，我打进了第三轮。整个红土赛季，我的状态一直不错，世界排名也上升到了第30位。这也是中国球员首次进入世界排名TOP30。很多老朋友都打电话来恭喜我，我自己也很开心。之前的一切现在看起来似乎都不成为问题了，那些焦虑、伤痛、危机感都成了过眼云烟。
那个充满正面能量的李娜又回来了。
打完伯明翰精英赛，我还要去赶在荷兰进行的两站比赛。从伯明翰长途跋涉到荷兰，一路又是飞机又是大巴，折腾得我筋疲力尽。
比赛时间安排得很紧，我上午到荷兰，下午就去训练，因为第二天就要比赛。这次比赛我并不孤独，因为一同赶来参赛的还有中国国家队的队友。比赛当天我打了一局，正当我聚精会神想着怎么把对手的发球局破掉的时候，忽然扭到了脖子！好痛啊！连转头都不能了。我立刻僵在了原地，裁判马上去请赛会医生，在等待医生的时候，我就坐在休息室里上网，队友喊我，我也不能转转脖子答应，只能以脊椎为轴整个人向队友方向转动，样子相当狼狈。
赛会医生带我去了WTA的医务室，帮我推拿按摩，还贴了膏药，让我好好休息两天。遵医嘱，我整整两天没敢动脖子，但收效甚微。温布尔登网球公开赛马上就要开赛了，这可怎么办？
怀着“必死无疑”的心情，我跟国家队的另外几个队友一起奔赴温网比赛地点。
在温网的场地上训练的时候，我仍然是那个直着脖子的怪样子，我的朋友们都忧心忡忡地为我着急，这时，我们认识了一个在此地留学的中国学生，他在我们比赛的球场里打工，他说自己认识一位中医，可以请中医帮我做个针灸试试看。
那天是星期六，星期一温网就开赛了。
我想，事已至此，看看中医也无妨。这时的我已经做好了时刻回国的准备。
就在这个关头，温网WTA医务室的一位印度医生看到了脖子僵硬的我。我告诉他自己脖子不舒服，讲了自己受伤的过程。印度医生没有多说，伸手往我脖子上一放，“咔啪”一掰，脖子竟然神奇地好了！
我又惊又喜，连声道谢，逢人便说WTA的一位印度医生妙手回春，轻轻一掰就把我的脖子治好了。这位医生大概此前已经掰过很多球员了，大家对他的医术都印象颇深，很多运动员一听就知道：“哦！他啊！”然后告诉我他们以前脖子没事的时候找这位医生做过推拿，结果被掰得转不了头。大家都恭喜我，说我是万里挑一的幸运儿。
真是吉人自有天相啊！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温网。事实证明，这次我的运气着实不错。星期一那天，忽然天公不作美，下起了大雨，温网被迫推迟了一天。我又多了一天的休息时间。周二比赛，我的首轮对手是一位法国女孩，那次我打得很轻松，很快就赢了。
这多少有点出乎我的意料，温网是草地比赛，而我从来没有练过草地。参加温网，我心里并没有多少底气，到温布尔登之前，我还跟队友开玩笑：“我不会打草地。来参加温网就只能拿第一轮的钱，拿完就回家。”
不熟悉草地的原因是国内没有草地和红土这两种场地，我对这两种场地心里都没底。这也是很多其他运动员的软肋。四大公开赛有两项是在硬地上进行的比赛，我们一年中有8个月左右的时间都是在硬地场地征战。
小时候，我还在武汉的灰色沙地上练过球，对沙地还稍微有点印象，这点印象可以让我在红土地上凑合一下，我会一点点滑步—就像在旱地上滑冰似的那种步法，但在草地上打球，这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
草地比赛，球落地时同场地摩擦小，球的反弹速度快且不规则，因而对于球员的反应、奔跑的方式和技巧要求非常高。人一上草地，重心必须马上降得很低，更不可能滑步，这对许多运动员都是很大的挑战。
从硬地转为红土，我还多少有一点童年留下的经验可供借鉴，而且中间有两三周的时间可以让我练习、适应场地。但从红土转到草地，那种巨大的变化真让人难以招架，每次我一上草地就觉得手足无措，连怎么移动都不知道了。而温网能提供给你练习的时间也非常短，我只能边打边适应。
因为我是小种子选手，打赢第一轮之后，就与库兹涅佐娃碰到了一块。这一局打得比较艰难，第三盘本来我已经以4∶1的优势领先，如果下一个球我处理得好，可能就是5∶1，但我错过了这个机会，库兹涅佐娃立刻跟进，一路将比分扳到3∶4，我很紧张地想：完了，又回到同一起跑线了。没想到接下来的几分拿得很顺，最终我以6∶3赢下了这一盘。
在四大公开赛赢了排名前十的选手，对我来说，这与在巡回赛中击败前十选手多少有些不同，似乎含有更正式的意义。我感到自己正在一步步迈向更高的台阶。
赢了库兹涅佐娃后，我进入了十六强，下一个对手是捷克的瓦伊迪索娃。很巧，我和瓦伊迪索娃打球的场地就是之前打库兹的那个场地。那天我状态不错，前两盘都打赢了，第三盘开赛前瓦伊去了趟洗手间，我心中默念，接下来我们俩谁能先破谁的发球局，就一定会赢，这个信念非常坚定。
上场后我果然破了她的发球局，我在心中为自己欢呼了一声，然后势如破竹地拿下了这场比赛。
获胜的时候我非常兴奋，还大叫了几声给自己助威。
瓦伊之后我进入前八，对手全是前十的选手，这是我截至目前走得最远的一次—我在四大公开赛打进了八强。我是以大满贯历史上首位来自中国的种子选手的身份参加温网的，走的时候，我名字前面的前缀变成了“大满贯以来首位进入八强的中国选手”。此前，中国选手的最好纪录是郑洁2004年在法网创造的十六强纪录。从这一天起，外媒开始了对我的关注。我终于杀进了西方世界的视野。
进入四强争夺赛后，我遇到了实力强劲的比利时老将克里斯特尔斯，她在前一轮只用了两盘就击败了波兰的对手，两盘都是速战速决，一共只用了55分钟。在对阵克里斯特尔斯时，我使出了全力，但仍然被对手逼得频频失误，克里斯特尔斯获得了最终的胜利，我的温网之旅到此结束了。
不过六天后，郑洁和晏紫就击败了前世界第一苏亚雷兹和帕斯奎尔的跨国组合，获得了温布尔登网球公开赛的女双冠军。
网球是高度职业化的全球主流项目，可以说，它是“小球”中的“大球”，是被普世体育价值观认可的。网球赛事中，最有影响力的便是四大网球公开赛，具有悠久历史的温布尔登网球公开赛的地位超然，如今，中国人也进入了四大公开赛，并且越来越抢眼了，无论是从体育还是从商业的角度看，这都是一件同时令国人和外媒精神一振的消息。
我非常高兴能有国家队的队友一起打比赛，当场边有同胞出现的时候，那种孤独和烦躁的心态便不翼而飞。即使我站在温布尔登的草地上，我仍然依稀听得到遥远的东方来自的祖国的助威，那一刻我知道，我不再是孤岛，我们每个人都是心意相通的。
7月16日，我在联合会杯世界组附加赛上取得了两场单打胜利，在这次比赛中，中国队以4∶1击败了德国队，历史上首次跻身世界八强，中国队的世界排名也由原先的13位上升到了第7位。
这一年的8月份，我的世界排名进入了TOP20。9月份，我去打美网，前两轮没有任何异常情况，第三轮，我在先输一局的情况下连胜12局，逆转了法国名将皮尔斯，首次杀入了美网十六强。
至此，我在四大公开赛都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并且最后以年终排名21位的成绩结束了这个赛季。
但是，我隐隐感到身体开始向我发出警告的讯号：多年积累的伤痛慢慢显示出了威力，我为此忧心忡忡。那个曾经吞噬了许多伟大球员的怪兽，现在也开始追踪我的脚步了。我不知道自己能否在和它的对抗中取得胜利。
第十八章 都是喷嚏惹的祸
打喷嚏居然能把骨头打裂！真是匪夷所思。骨头都裂了，肯定不能继续比赛。我的心情瞬间晦暗下来。
2007年我的开局其实还是非常不错的。先是在1月份的悉尼网球公开赛中击败了俄罗斯名将德门蒂耶娃，成功进入半决赛。这也是我在击败施耐德、库兹涅佐娃之后再一次击败世界排名前十的选手。至此，我的世界排名提升到第16位，创造了中国选手的最高世界排名。
之后，我以19号种子身份出战澳网。在前三轮都非常顺利地晋级，其中第三轮我以直落两盘击败9号种子俄罗斯名将萨芬娜。进入1/8决赛，我遇上的对手是6号种子、瑞士公主辛吉斯，在先胜一盘的情况下，我被逆转，最终止步16强。不过这已经是我澳网的个人最好成绩了。辛吉斯是世界顶尖的高手，在与她的对抗中，我并没有一味地被动挨打，而是找到了一些与之抗衡的方法，虽然最后丢了比赛，但是让我认识到自己与世界顶尖高手的差距并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大，对我自信心提升还是有一定帮助的。
3月份的美国印第安维尔斯网球赛上，我在第四轮和1/4决赛中分别淘汰扬科维奇和兹沃娜列娃进入四强。据说是该项赛事四强中首次出现中国单打选手。3月下旬我参加了迈阿密大师赛，值得一提的是在十六强争夺赛中，我在第三盘逆转了比利时名将克里斯特尔斯。她在2005年的世界排名是第二，2006年世界排名第五，曾经多次获得大满贯冠军，与海宁有“比利时双姝”的美称。去年的温网我就是因为输给了克里斯特尔斯而告别了赛场，现在找到机会扳回一城，我对自己的信心又增强了一分。
可就在我自信心大涨，外界对我也普遍看好的时候，意外出现了。
2007年4月份红土赛季开始了，我要在欧洲打将近两个月的比赛，这一次姜山全程陪同我—我从华中科大复出后，姜山仍然留在学校读书，他顺利地完成了四年本科学业，然后进入湖北队当网球教练。在我的一再要求下，国家队将姜山调来担任我的专职教练。
网球是一项孤独的运动。对我这样经常单独出国的球员来说尤其是这样，欧洲赛季至少会延续三个月，如果没有国家队的球员、教练陪同，这三个月就像一场漫长的苦役。即使有教练，还是有许多不方便的时候，你会希望身边有家人陪伴。在这个圈子里，小运动员打比赛，一般都是父母随行，长大了，陪伴在身边的人就换成了兄弟或丈夫。国外的球员基本都有自己固定的小团队，球员打球时会带着自己的伴侣、体能教练、技术教练和治疗师，有的还会带家人去比赛。当时国家队也曾以我的名义聘请了外籍教练，但教练来中国后，要负担起整支队伍的指导工作，能用在我身上的精力就少得可怜了。
一心不能二用，我一直很怕在专注打球的时候，还得分心来惦记“比赛有没有注册啊”“酒店房间有没有订好”这些问题。队里的其他队员有些也有自己的私人教练，我心想，我也需要一个私人教练啊。没有人比姜山更适合这个角色了，我就向国家队申请将姜山调来担任我的教练。
国家队思考再三后，同意了这个申请。我素来是个心直口快的人，姜山则比较理性，遇事想得比较多，比较周全。有了姜山在我和国家队之间做缓冲，我们处理问题的效率明显提高了，他的存在有效地减少了我和国家队之间的摩擦，我外出打球时也不再觉得孤单，姜山是一个称职的私人教练加助理，那些我没想到的问题，他都可以帮我处理妥当。
然而这一次，我们遇到了一个连他都没想到的问题。
2007年4月底，我和姜山到了欧洲，这正是春暖花开的时候，在欣赏古老欧洲花团锦簇的美景的同时，我忽然发现自己开始不停地打喷嚏，差不多每天要打三四十个，从到达驻地起就没停过。这真是前所未有的怪事！
这样持续两个月后，已经转战草地比赛，突然一天我觉得右侧肋骨不舒服。当时也没太在意，可是后来越来越严重，肋下的疼痛越来越明显，等到离温网还有一周的时候，我发现只要自己深呼吸一下，肋下立刻会传来明显的痛感。
本来温网前一周还有个比赛，我和国家队商量把它取消了，这样一来就可以给自己足够的时间休息。可能是这段时间练得太狠了吧，我想，休息一下吧，全力准备温网才是重点。然后我和姜山一起飞到伦敦，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温网。那时国家队在伦敦租了一套别墅，所有队员都在那里居住，我和姜山也搬到那里休养。
到了伦敦之后，我发现情况比我想象得要严重了，我连早上起床都不能直接坐起来，必须先侧过身借助肘部的力量，才能把自己撑起来。
后来疼得实在不行去医院拍片子，在去医院的路上姜山突然就急了，说：“你不就是不想打比赛吗？不打不打我们回国。”
他不信我说的话，还生气了。
我无言以对，也没有心情去跟他吵架—肋下的疼痛让我很难分心去想别的事，我只是觉得委屈。
网球运动员最容易出问题的部位是手腕、肘部和膝盖、脚腕，但很少有网球运动员会在这个部位受伤，我自己也没想到肋下会毫无征兆地疼成那个样子。万般无奈之下，我告诉主教练我可能受伤了，然后去找赛会医生。
赛会医生建议我拍个片子看看，我就和蒋教练、姜山一起去了医院。医生诊断后说可能是骨头有问题，这种职业病常见于高尔夫选手，网球运动员几乎没有得的。最后拍片子的结果也验证了医生的推测：肋骨骨裂。
我很奇怪，因为这个地方从来没有遭受过严重的碰撞，怎么就会骨裂呢？
医生仔细询问了我这一阶段的活动状况后告诉我：我刚到欧洲时患上了花粉过敏，骨裂就是由于这期间我不停地打喷嚏导致的。
打喷嚏居然能把骨头打裂！真是匪夷所思。骨头都裂了，肯定不能继续比赛。我的心情瞬间灰暗下来。
回到驻地，姜山把我料理好了，让我卧床休息，他自己转身出门不知道去忙什么。大约50分钟后，他带着一大堆排骨、作料回来了。原来他是去买排骨给我煲汤喝。
我们住的地方离超市大概有20多分钟的路程。姜山一个人跑出去，语言又不通，居然给他找到了地方，大包小包地带了很多吃的回来下厨房。尽管疼痛仍在持续，我还是觉得很贴心。第二天，我们就和国家队的队友一起回国了。
6月，我们回到了北京，我继续休息。两个月后，我觉得骨头应该好得差不多了，想回到赛场上。为了保险起见，我先去拍了个片子。国家队的队医为我们联系了一位30多岁的女医生，我拿着拍好的片子找到她，她看了看，问我：“你是运动员吗？”
我说是啊。
对方放下了片子：“运动员拍什么片子，回去练吧！”
我一头雾水地回来了，心想大夫说继续练，那一定是骨头已经长好了。我就回到了训练场，练了两星期，准备去美国参加比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