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过了几个月，我早晚上下班也不感到什么不方便，更没有领会到“惩罚”的意义，只是自己有时照照镜子觉得有点不顺眼罢了。可能造反派当时还有什么打算，不过没有成功，后来就放弃不提，我也忘记了这件事情。但是朋友S的来访好像用一根铁棍搅动水缸缸底，多年的沉渣泛到水面上来了。
旧日的沉渣给染上了新的颜色，像无数发亮的针聚在一起，不仅刺我的眼睛，也刺我的心。我觉得头越来越沉重，好像压在朋友S的肩头的那个包袱给搬到我的背上来了。我想忘掉的几十年的旧事一件一件地在大玻璃窗上重现，又是那样显目。我不能不“介意”了。我开始问自己：难道我欠的债就比朋友S欠下的少？。难道我不曾受骗上当自己又去欺骗别人？。难道我没有拜倒在巫婆脚下烧香念咒、往井里投掷石子？。还有，还有……可是我从来没有想到“惩罚自己”，更不曾打算怎样偿还欠债。事情一过，不论是做过的事，讲过的话，发表过的文章，一概忘得干干净净，什么都不用自己负责。我健忘，我周围的人也善忘。所以在“十年浩劫”之后大家都还可以很轻松地过日子，仿佛什么事情都不曾发生，谁也没有欠过谁的债。我甚至忘记自己剪过平头，而且是别人“勒令”我剪的。
然而朋友S的剪着平头的瘦脸又在我的眼前出现了。他严肃地、声音嘶哑地反复说：“债是赖不掉的。”就是这一句话。
整个夏天过去了。我仍然听见同样的一句话。我常常静下来，即使在藤躺椅上，我也有这样的感觉：沉重的包袱压得我抬不起头。我甚至想到理发店去，在大镜子前面坐下，说一声：“给我剪平头。”
我真想再一次跟朋友S紧紧地握手，我也要做一个不赖债的人。
病中（四）
五月中旬我回到家里，已经在医院住了半年零几天了。病着腿到了家中，我才发觉伤腿短了三公分。
在医院里几乎所有的人（其中包括来探望的亲友）对我说：“你已经恢复得很快了。现在要靠锻炼。”回到家里我也对所有的来客说：“我要靠锻炼。”但我并没有方案，并没有计划；这个人说，该这样动好，我就这样动动；那个人说，该那样动好，我就那样动动。精力不够，在楼下太阳间里来回走三四趟，就疲乏不堪。有时让别人扶着下了台阶绕着前后院走了一圈，勉强可以对付，再走一圈就不行了。这里所谓走是指撑着木拐移动脚步，家里的人不让我独自走下台阶，我也不敢冒险。
我睡在二楼，吃饭、活动、看电视都在楼下。上下楼梯也是一种锻炼，有栏杆可扶，不必撑木拐。起初一上一下很费力，上下多了又担心摔倒。每天上下楼各两次，早晨起来下楼，吃过中饭上楼，午睡后下楼，晚上八九点钟再上楼。在楼下活动的时间可以说是很多。
刚回家的时候我还重视锻炼，晚上早早上楼，在铺毯子的房间里做各种活动，又在放了木板的大床上翻来滚去，弄得满身大汗，觉得有一些进步，自己也相当满意。但是过了十多天又听人说，锻炼要“适可而止”，不能过于劳累。自己正感到有点吃不消，就放松了锻炼。感冒以后，精神不振，有个短时期我甚至放弃了锻炼。但也不能说是完全放弃，我不能不经常走动。只要坐上一个小时，我就会感到跌伤的左腿酸痛，坐上两三个小时心里便烦躁不安，仿佛坐在针毡上面。
幸而我没有停止走动和散步，否则我今天即使拄着手杖也不会走路了。
除了这些“锻炼”，我还求助于一位伤科大夫，他每周来两次，给我推拿、治玻他还替我出主意，提建议，服什么药，打什么针。正是听从他的意见，我才第二次去看神经科门诊，最后又作为“帕金森氏症”的病人住院治疗。我还听他的劝告到医院打过多种氨基酸的针药，打了两个疗程，效果很好。我应当感谢他。关于《病中》的三篇“随想”就是在这个时期写成的。
我重新拿起笔续写《随想录》大约在回家后的一个半月。
我整天在楼下活动，大半在太阳间里。这里原先是走廊，我摔伤后住院期间给装上玻璃门窗，成了太阳间。坐坐，走走，会见探病的亲友，看看报纸，这就是我的日程。我通常坐的是藤椅，没有扶手我就起不来。太阳间里光线好，靠窗放得有一架缝纫机，我常常想，不要桌子，在这里写字也行。后来身体好了些，我觉得手也得动一动，写字也是一种锻炼，便在楼上拣出一叠稿纸，端一个长方小木凳放在铺了台布的缝纫机前，坐下来开始写作。起初圆珠笔或自来水笔真像有千斤的重量，写一个字也很吃力，每天只能勉强写上一百字光景，后来打了多种氨基酸，疗程还未结束，精神特别好，一坐下来往往可以写两三个小时。本来我试图一笔一划地一天写百把字来克服手指的颤抖，作为一种锻炼，自己心安理得，不想有一位老友看了我的字迹很难过，认为比我那小外孙女写的字还差。他几次劝我改用录音器或者找人代笔，他忘了我是一个病人，我也无法使他了解我的心情。我只好照我自己的想法做下去。这样回家后的第一篇文章居然写成了。就是《愿化泥土》。为什么先写它？因为我在摔伤前开了头，写了这篇“随想”的前三段。八个月后我接着以前中断的地方续写下去，并不困难，我顺着一条思路走，我的感情是一致的。在病中我想得最多的也还是对家乡、对祖国、对人民的感情。这些感情几十年来究竟有多大的变化，我很想弄个明白。人老了，病久了，容易想到死亡。我回家的时候刚刚拔光了剩余的几颗下牙，只能吃流质，食欲不振，体力差。锻炼成绩不好，这也可能是一个原因。想到死亡，我并不害怕，我只是满怀着留恋的感情。每个人的生命都有尽头，我需要知道的是我可以工作、可以活动的时间究竟还有多少。我好为我那些感情作适当的安排。让后人来判断我唠唠叨叨，反反复复，是不是在讲真话。单单表示心愿是不够的，只有讲了真话，我的骨灰才会化作泥土，留在前进者的温暖的脚印里，温暖，因为那里有火种。
在想到死亡的那些日子里我受尽了噩梦的折磨，我要另写“随想”谈我的噩梦。有时我同儿女们谈起当时的情况，还不寒而栗。我怎样熬过了那些可怕的夜晚，自己也说不清楚。
不管怎样，我总算熬过来了。我的健康在逐渐恢复，虽然很慢，我的身体终于好起来了。
“文革”博物馆
前些时候我在《随想录》里记下了同朋友的谈话，我说“最好建立一个‘文革’博物馆”。我并没有完备的计划，也不曾经过周密的考虑，但是我有一个坚定的信念：这是应当做的事情，建立“文革”博物馆，每个中国人都有责任。
我只说了一句话，其他的我等着别人来说。我相信那许多在“文革”中受尽血与火磨练的人是不会沉默的。各人有各人的经验。但是没有人会把“牛棚”描绘成“天堂”，把惨无人道的残杀当作“无产阶级的大革命”。大家的想法即使不一定相同，我们却有一个共同的决心：绝不让我们国家再发生一次“文革”，因为第二次的灾难，就会使我们民族彻底毁灭。
我绝不是在这里危言耸听，二十年前的往事仍然清清楚楚地出现在我的眼前。那无数难熬难忘的日子，各种各样对同胞的伤天害理的侮辱和折磨，是非颠倒、黑白混淆、忠奸不分、真伪难辨的大混乱，还有那些搞不完的冤案，算不清的恩仇。难道我们应该把它们完全忘记，不让人再提它们，以便二十年后又发动一次“文革”拿它当作新生事物来大闹中华？。有人说：“再发生？不可能吧。”我想问一句：“为什么不可能？”这几年我反复思考的就是这个问题，我希望找到一个明确的回答：可能，还是不可能？这样我晚上才不怕做怪梦。但是谁能向我保证二十年前发生过的事不可能再发生呢？
我怎么能相信自己可以睡得安稳不会在梦中挥动双手滚下床来呢？
并不是我不愿意忘记，是血淋淋的魔影牢牢地揪住我不让我忘记。我完全给解除了武装，灾难怎样降临，悲剧怎样发生，我怎样扮演自己憎恨的角色，一步一步走向深渊，这一切就像是昨天的事，我不曾灭亡，却几乎被折磨成一个废物，多少发光的才华在我眼前毁灭，多少亲爱的生命在我身边死亡。“不会再有这样的事了，还是揩干眼泪向前看吧。”朋友们这样地安慰我，鼓励我。我将信将疑，心里想：等着瞧吧，一直等到宣传“清除精神污染”的时候。
那一阵子我刚刚住进医院。这是第二次住院，我患的是帕金森氏综合症，是神经科的病人。一年前摔断的左腿已经长好，只是短了三公分，早已脱离牵引架；我拄着手杖勉强可以走路了。读书看报很吃力，我习惯早晨听电台的新闻广播，晚上到会议室看电视台的新闻联播。从下午三点开始，熟人探病，常常带来古怪的小道消息。我入院不几天，空气就紧张起来，收音机每天报告某省市领导干部对“清污”问题发表意见；在荧光屏上，文艺家轮流向观众表示清除污染的决心。听说在部队里战士们交出和女同志一起拍摄的照片，不论是同亲属还是同朋友；又听说在首都机关传达室里准备了大堆牛皮筋，让长发女人扎好辫子才允许进去。我外表相当镇静，每晚回到病房却总要回忆一九六六年“文革”发动时的一些情况，我不能不感觉到大风暴已经逼近，大灾难又要到来。我并无畏惧，对自己几根老骨头也毫无留恋，但是我想不通：难道真的必须再搞一次“文革”把中华民族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仍然没有人给我一个明确的回答。小道消息越来越多。我仿佛看见一把大扫帚在面前扫着，扫着。我也一天、两天、三天地数着，等着。多么漫长的日子。多么痛苦的等待。我注意到头上乌云越聚越密，四周鼓声愈来愈紧，只是我脑子清醒，我还能够把当时发生的每一件事同上次“文革”进展的过程相比较。我没有听到一片“万岁”声，人们不表态，也不缴械投降。一切继续在进行，雷声从远方传来，雨点开始落下，然而不到一个月，有人出来讲话，扫帚扫不掉“灰尘”，密云也不知给吹散到了何方，吹鼓手们也只好销声匿迹。我们这才免掉了一场灾难。
一九八四年五月在日本东京召开的四十七届国际笔会邀请我出席，我的发言稿就是在病房里写成的。我安静地在医院中住满了第二个半年。探病的客人不断，小道消息未停，真真假假，我只有靠自己的脑子分析。在病房里我没有受到干扰，应当感谢那些牢牢记装文革”的人，他们不再让别人用他们的血在中国的土地上培养“文革”的花朵。用人血培养的花看起来很鲜艳，却有毒；倘使花再次开放，哪怕只开出一朵，我也会给拖出病房，得不到治疗了。
经过半年的思考和分析，我完全明白：要产生第二次“文革”并不是没有土壤，没有气候，正相反，仿佛一切都已准备妥善，上面讲的“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要是拖长一点，譬如说再翻一番，或者再翻两番，那么局面就难收拾了，因为靠“文革”获利的大有人在。……我用不着讲下去。朋友和读者寄来不少的信，报刊上发表了赞同的文章，他们讲得更深刻，更全面，而且更坚决。他们有更深切的感受，也有更惨痛的遭遇。“千万不能再让这段丑恶的历史重演，哪怕一星半点也不让。”他们出来说话了。
建立“文革”博物馆，这不是某一个人的事情，我们谁都有责任让子子孙孙，世世代代牢记十年惨痛的教训。“不让历史重演”，不应当只是一句空话。要使大家看得明明白白，记得清清楚楚，最好是建立一座“文革”博物馆，用具体的、实在的东西，用惊心动魄的真实情景，说明二十年前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让大家看看它的全部过程，想想个人在十年间的所作所为，脱下面具，掏出良心，弄清自己的本来面目，偿还过去的大小欠债。没有私心才不怕受骗上当，敢说真话就不会轻信谎言。只有牢牢记装文革”的人才能制止历史的重演，阻止“文革”的再来。
建立“文革”博物馆是一件非常必要的事，惟有不忘“过去”，才能作“未来”的主人
尾声：没有神
我明明记得我曾经由人变兽，有人告诉我这不过是十年一梦。还会再做梦吗？为什么不会呢？我的心还在发痛，它还在出血。但是我不要再做梦了。我不会忘记自己是一个人，也下定决心不再变为兽，无论谁拿着鞭子在我背上鞭打，我也不再进入梦乡。当然我也不再相信梦话。
没有神，也就没有兽。大家都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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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这本巴金自传的编辑意图和编辑方式，都是按照出版社的要求来做的。去年夏天，济访兄便将这套作家自传丛书的编辑计划告诉我，希望我能承担《巴金自传》的编眩征得巴老同意后，我决定着手编辑，本来以为这是件并不困难的事，可是偏偏好事多磨，没过多少时间，我在武夷山伤了腰，不久又患了心脏病，不得不把许多手边的事推迟了。这也是其中的一件。
但虽然拖了一些时候，书仍是按我的心意编出来了。巴老一生写过许多谈自己的文章，最重要的有散文集《忆》、《黑土》，创作谈《谈自己的创作》和《创作回忆录》；其他还有多种关于国内外旅行采访的随笔、游记；在他晚年写出的一篇篇怀念亲友的散文中，也谈到了自己在一些特定历史环境下的思想感情。这些文章汇编起来，将是一部内容庞杂的“精神自传”。但现在这本“自传”，显然不能包罗这一切文献资料，它只是一本简单突出这位现代作家思想创作历程的文录，主要反映了作家的三个方面：生活、创作和精神。收在文集中的有些篇章，如《给E·G》、《我底眼泪》、《给一个敬爱的友人》、《“文革”博物馆》、《没有神》等，虽然不是直接的作家自传，却代表了一定历史环境下作家的真实思想内容，也可以看作是作家的精神自传文录；也有些篇章，主要是有关创作的回忆，这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是最重要的部分，何况通过作家对创作环境的描述，我们大致也能了解作家的生活故事。
我一向认为，编辑也是一种有思想的工作，不仅在编辑刊物或者丛书，即使在编选大师的文章里，也一如其他编辑工作，有着别人不可取代的主体因素。我力图编出的巴金形象符合我对巴金的理解。根据这一原则，我把巴金的一生分作十个单元。前七辑的构思基本上与我写的《人格的发展：巴金传》一书相吻合：在巴黎的生活，巴金除了回忆写作以外极少回忆别的内容，我取了两篇非回忆性的文学作品作为补充，从中也可看到作为一个青年安那其的战斗风貌。在三十年代的创作生涯里，除了选一系列创作回忆录外，特地选入了那篇著名的《〈爱情的三部曲〉总序》，虽然长，却极为难得地保留了巴金对他的安那其同志的战斗生活的描述，这部小说后来一直被人指责为作家脱离生活写出来的，其实从这篇长序中我们不难看到，小说所描写的人物，大多都有着生活的原型，它正反映了巴金在三十年代离开了政治舞台后对以往战斗生活的怀念和思考，由此也可了解巴金当时的真实心理状况。为了强调这一点，我在第五辑、第六辑里都有意表现了这一层意思。《南国的梦》所选的两篇回忆是巴金对国内同志们的工作的理解；《日本之旅》所选的文章是巴金对国际同志的态度，这些文章与第四辑中的《给E·G》一起，真实地反映出巴金在三十年代的精神风貌。第八、九、十辑三辑是我对巴金后半生的理解，也是我准备我的《巴金传》后半部分续写的基本框架，所以我故意回避了一些作家当年言不由衷而歌功颂德的文章和回忆，也删除了对作家在这一时期的一些生活场景的描写（如出访等），我突出作家在这一时期内的心理矛盾和心理痛苦，虽然这些文章都录自他后来的反思，但我以为，它们更加接近巴金的真实的精神状态。尤其要提到收在第八辑中的《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故事》，这是巴金在五十年代以后写的最有生命力的一篇散文，这篇文章在他的思想连贯性发展上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本集所收的各篇文章，大都选自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巴金全集》，但也有个别文章是直接录自初刊文。这里不一一说明了。
陈思和
1995年3月19日于黑水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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