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星期后，老张陪着我去医院看望老姐夫。老姐夫很虚弱地躺在病床上，脸色仍旧不好看。一看见我们，老姐夫的眼泪就下来了，悲伤得呜呜咽咽说不出话来。老张劝老姐夫不要难过，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也就是老姐夫吧，这样的病要是搁别人。怕早就抗不住了。老姐夫仍是悲不能止。老张说，姑老爷别难受，等您回去了咱们接着练羽化升天。老姐夫说他怕是练不成了。老张问为什么。老姐夫说，你知道“一”吗?老张说，一就是一，三岁孩子也知道。老姐夫叹了口气说，一就是元，圣人抱一为天下势，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一切主之以太一；如今他的肚子让人家开了膛，把元气都放了，再练也白搭。老姐夫这么一说，让老张也没了话，因为老张也不可能把老姐夫的“一”找回来。老姐夫说这协和医院是美国人开的，美国人把他几十年的功夫都废了，这就是洋人在中国开医院的阴谋之一，他们专开中国人的膛，放中国人的气，他这辈子跟美国不共戴天。听躺在床上病得软弱无力的老姐夫能说出如此气壮山河的话来，很让我敬佩，只是我不明白，和美国“不共戴天”的活法，将是怎样一种活法。
护士来给老姐夫换药，使我和老张得以一窥美国人为老姐夫制造的那伟大的伤口，长长的一条，大蜈蚣一样地趴在老姐夫那放了元气的肚皮上，惨不忍睹。为此，那天我有两件事没有对老姐夫说出，出于侧隐之心，我实在不忍心给病中的老姐夫雪上加霜。第一，我们后院那十缸酒自老姐夫住院后采取了集体叛变行径，纷纷长出了红毛绿毛，馊臭难闻，由十缸酒变作了十缸泔水，被厨子老王捏着鼻子倒出，臭了一条街；第二，捣制五行散的工具和原料一总被我的五姐送给了西口药铺王掌柜的，王掌柜的说那杵和钵至少是汉朝的物件，要是五姑爷舍不得，他还给五姑爷送回来。我五姐一咬牙说，什么汉朝不汉朝，你们再不要让我们家那位爷见着这劳什子。这两件事的结果，意味着我们的老姐夫出院以后既没了酒也没了药，什么也没有了。
老姐夫还在悲悲切切地难受，护士过来干涉我们了，说病人需要安静休养，我们招得病人这样激动，于病情大大不利，如若再这样下去，她们就要压住老姐夫的家属探视牌不往外发了。我跟老张只得不疼不痒地又劝慰了老姐夫几句就离开了。
回家的路上，老张说看老姐夫这架势，要复元怕很难，寿命大概也长不了啦!我想起了他还要沾老姐夫的光，跟老姐夫一起飞升的话，就问他还想不想上天。老张说，神仙自个儿连命都顾不过来了，上屁天!又说，其实人间也挺好。
回到家。我们将老姐夫的情况向母亲作了汇报。母亲沉吟许久，对身后的五格格说，占泰出来以后得好好调养些日子，你们还是回天津吧，再不好，那儿也是你们的家，要紧的是你们得要个孩子，那样才像个正经过日子的人家儿。
听了母亲的话，我的五姐只是发愣，后来眼圈就红了，再后来她就跟我母亲说了只有娘儿俩才能说的话。
五格格在跟母亲说那些话的时候，我和老张都被赶了出去。
三
五格格和老姐夫结婚六七年了也没生出一个孩子来，不但是五格格，我的几个哥哥大多已经成亲，结了婚的哥哥们谁也没为金家制造出一个孩子来。
金家枉有儿子七个，竟面临着绝嗣的恐慌。
应该说，我的哥哥们都是绝顶聪明、绝顶健康的人，说也奇怪，他们的媳妇自进入金家以后却都不生养。我母亲将此归结为天意，说紫禁城内五十年不闻儿啼，同治、光绪、宣统三朝皇帝绝后，这也是大清江山走到了该灭绝的地步，是任谁也无回天之力的劫数。想清朝鼎盛时候的康熙，生了二十四个皇子、二十位公主，仍嫌不够，还要生。乾隆也是十七子十女，煊煊赫赫，热热闹闹的一个皇帝家族，体现着生机，体现着兴旺，那是一种什么气派啊!大清从昌盛到衰败，再怎么说也还经历了二百年的时光，而我们金家，昨天还是一个七子七女的家庭，今天说绝就绝了，跟二百年相比，也忒快了点儿。母亲说我父亲在外头一定是干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儿，才让金家有此报应，时常地追逼父亲作深刻反省，把我父亲闹得寝食难安。
金家的哥儿们七个，老大在南边当国民党，当得认真而忙碌，有时间逛窑子却没时间生孩子，也有说法是我们家这位大爷花天酒地过甚，已经生不出孩子来了。数十年后的结局，证实了此项结论的正确，我们家老大寿数九十有一，一生无子，最后孤寂而终。老二、老三、老四已娶过妻子，嫂子们也是正经人家儿出身。贤达而通理，只是都不开怀。老五装疯卖傻，吃喝嫖赌，一头栽死在后门桥。说是外头有子嗣，却已散落民间，正待查找。老六八岁早夭，不在谈论之列。老七因为恋爱失败，至今尚在痛苦之中不能自拔，生儿子的问题还谈不到日程上来。父亲的这七个儿子中，应该说只有老二、老三、老四是偏院老姐夫那儿的常客。在后院里，姐夫和他的这三个大舅子的关系融洽得比一家人还一家人，达到了水乳交融的程度。
老姐夫住院，我的三个哥哥轮番端屎端尿，殷勤地在床前伺候，以至于病人的妻子我们家的五格格连走到病床跟前的机会都逮不着。旧时协和医院的规矩很大，再重的病人也不许陪床，探视时间更有严格限定，所以，我的哥哥们常为取得探视的小牌在协和的门房吵架。脸红脖子粗，彼此各不相让，引得别的病人家属羡慕地说，看看人家的儿子，多孝顺，什么叫儿子，这才叫儿子!
老姐夫出院的时候，金家的哥儿们偷偷动用了我父亲的洋马车，老四赶车，老二、老三护驾，前拥后呼，众星拱月般将金朝的二十九世孙接回家来。
不想一伙儿人刚上台阶，就被我母亲当头喝住，将一干人等截进正房。
正房里，女眷们早已等在那里了。
依着我父亲的意思，这场围剿战役要俟老姐夫身体恢复一段后再进行，可我母亲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样忤逆的事情在金家一天也不能持续下去了。那时候，父亲的第二个妻子，我的二娘张氏已经病重在床，重病中的二娘嘱咐我的母亲“对占泰这个孽障一定不能姑息”，“要及早处理，以绝后患”。在我的第一个母亲瓜尔佳氏死后，家里拿事儿的就是张氏母亲了，我的母亲不过是个执行者。对张氏母亲的话语，连我的父亲也要畏惧三分。我父亲在外头耀武扬威，回到家其实是很怕老婆的。张氏母亲说“要及早处理”，我母亲就及早处理了，没等老姐夫进家，批判会就开始了。
有关金家未来命运的那场很重要的批判会，我是没有资格参加的，从母亲那极少有的高一声低一声的呵斥中。从下人们那恐慌的眼神里，我知道老姐夫和我的哥哥们犯了大事儿。批判的结果是老姐夫终因体力不支而昏倒在地，被他的“徒儿们”——我的三个哥哥，架出了正屋。
长大后，我才知道老姐夫教授我的哥哥们练“添油法”的原委。
当然，没有人，也不可能有人给我详细道出“添油法”的真实内容，在我动手写这部小说，牵扯到这方面事情的时候，于“添油法”的知识仍是一片空白。回首望去，参与过此项功法的老哥哥们或已辞世，或已年近八九旬，五十年后再跟这些耄耋老人谈论“添油法”，实是有些荒唐可笑了。
不能去找他们。
只有奔赴图书馆，从那里寻找答案。
几番查阅，我终于搞明白了，所谓的“添油法”，实际就是道家的“房中术”，一种极简单的传统内功。道家讲究的是“见素抱朴，少私寡欲”。以其理论而言，男人的精液为三品上药，他们将少私寡欲不使精液泄泻称之为“闭”，故有“修道一闭，即得长生，人人得闭，人人长生”的说法。长生之要，即在房中，通过男女相交，性的倒错，从而达到交而不泄，存精保真的目的。这就是道家的“采战”之术了。从理论上说，“神有所感，即动化气，气即化精排出。或受胎成形，生男育女。或变秽浊流失，直是油干灯尽，精竭人亡”，故有“欲点长明灯，须知添油法”的说辞。有文章说，某某道人可夜御十三女而不泄。我想，该道人若活在今世，登上“吉尼斯纪录”当受之无愧。当然，为了不泄。具体的操练方法还有一二三，这就是我的老姐夫日日向他的徒儿们传授的主要内容。我的哥哥们为此而着迷，他们既想快活又想长生，他们将对宗教的虔诚处理为对欲望满足的渴求，在对欲望满足的同时使自己沉浸在对生命延长的幻想中，从而他们的精神获得了支柱，思想也有所寄托，忧患更有所排遣。这实在是个怪圈。
据说，操练的理想结果是要达到一种“马阴藏相”的程度。马阴藏相是什么?我到底也没弄明白，好像是说男子的阴茎缩如童子。
如此怎么得了!
对一个需要传宗接代、耀祖光宗的顶门男人来说，阴茎缩如童子，纵然长生了，又有什么意思?
我想我的那几位哥哥大概都没练到这一火候，他们跟老姐夫不同，他们是为了快活，正如当年结幡招鹤一样，他们是游戏，而老姐夫却是认真。
五格格未曾生育的原因豁然。
金家哥儿们未曾生育的原因豁然。
在那次批判会上，母亲声泪俱下地立下规矩，以后在金家，再不许练什么“添油法”，不但不能练，连说也不许说，老姐夫的小院，再不许金家的哥儿们踏进半步，谁违犯了就打折谁的腿!
我想像当时情景，哥哥们一定是垂手而立，一副毕恭毕敬的样子，因为这样的训导他们在金家经历得太多了。他们很有应付这种场面的经验；而嫂子们呢，嫂子们是种什么心态?她们是高兴还是不高兴?
哥哥们很听话。他们也的确很少再与老姐夫来往了。经老姐夫的一番训练，我们家的哥儿们受的影响实难一语说清，老二一直没有生育，老三到五十岁才勉强得一子，只有老四不受干扰，没心没肺地连着生了三个儿子，小老虎似的。一个比一个壮实。几十年后，母亲还对家里人不无庆幸地说，亏得早早打住了，总算挽回了一个尾巴。要不。还不知道成什么了呢!
四
被美国人收拾过的老姐夫回到家以后极少走出他的小院，十缸酒没了，五行散没了，三个徒儿也没了，老姐夫一下蔫儿了。惟一不变的只有我，我不在什么“禁入偏院”的限制之列，可以照常地进出偏院。常常地，我看见老姐夫在冬日的阳光下闭眼打坐，像被定住了一般，很长时间一动不动，任着太阳向西滑落，任着西墙的影子在他面前一寸寸延长。老姐夫的背景，是低垂的死长虫一样的藤萝和他的那些青花大缸。西风扫过，灰尘弥漫。枯叶盘旋，看着老姐夫那张再变不过颜色的青脸和那瘦得随风倒般的身子骨儿，只让人想起悲壮二字来。老姐夫那些缸，一部分被五格格养了鸡冠花，一部分成了贮水的家什，那时候北平人喝水要由水站的水车送，各家还没有自来水，大宅门儿里也是一样。
每天上午十点左右，水站的老孟就要给各家送水了，一条灰驴，脏而癞，蔫不溜丢地拉着水车来了。水车是个封闭的大木桶，倒放着，后头有包着布的木头塞子，放水的时候把木头塞一拔，水哗的一下就流出来了。老孟用木桶在底下接着，满了一挑就给主家挑进去，也不用打招呼，他完全知道各家的水缸在哪儿，挑满了缸，老盂就会在这家大门口的青砖墙上用粉笔画下“正”（luoqkk注，原书这个符号我打不出，是一竖两个朝下的箭头，按我现在的习惯一般写“正”字，此处暂以此代）的符号，一个“正”是五挑水，月底结账。那时候，北平家家门口墙上都有“正”，这也是当年老北京一景。送水的老孟是山东人，跟我们家的厨子老王是老乡，是老王介绍他从山东出来送水的，所以老孟每回把水送进我们家，都要站住跟老王聊几句。如果是老孟的媳妇才摊出了煎饼，老孟还要用手巾包了给老王送几张来。这一切活动当然都在门道里，在看门老张的眼皮底下完成，这使老张很不愉快。其实老张并不是看上了那几张小米面煎饼，是觉得面子上有点儿搁不住。我一向认为山东人直，肠子不会拐弯。就是从老孟送煎饼得出的结论。每当老王和老盂那“咻咻”的山东腔在门道里响起来的时候，看门老张就会表现出讨厌的神情。老孟一走，老张就撇着嘴说，什么玩意儿?房顶上开窗户，上炕认得老婆，下炕认得鞋!老张这是挑了老孟的眼了，老孟只跟老王叙交情，忽略了老张，老张不高兴了。老王说。你也别那样说人家，人家老盂可跟咱们不一样。老张说，他有什么特殊?苦力一个，还不如咱们。老王说，人家是山东邹县人，邹县是什么地方?那儿是孟轲的老家，老孟叫孟宪海，人家在孟子的家谱上排着辈儿呢，了得!老张说，姓孟的亏了他的孟子祖宗呢!老王问怎的亏了。老张说，他不识字，只会在墙上画王八。老王说，他再不识字也是孟圣人的后代，这可谁也改变不了。老张说，你听听他那侉腔……
老张说老孟说话侉，其实他比谁说话都侉。他是河北唐山西边鸦拱桥人，地道的“老太儿”，张嘴就是“贴饼子孬(熬)小鱼儿”，进北京几十年了，那口音也没变过来。我跟老张的交道打得多，也无意间学了一口唐山话，就是后来演员赵丽蓉、龚汉林演小品说的那种话。五十多年后，跟被誉为“三驾马车”的河北作家关仁山、何申和谈歌在一个学习班学习了不短的时间，为了表示亲切起见，我常用他们的家乡话和他们交谈。我的一口标准唐山话引起了他们的惊奇，问从师何人，我说看门人老张，直引得三个人对老张生出无限的敬重来。
这是题外话了。
早晨，在门道里听老张、老王们磨牙的还有一个人，那就是五格格。
自从发生了“添油法”的事件以后，我的母亲有意冷落了老姐夫两口子，在经济上和他们彻底划清了界限。本来嘛，吃在娘家，住在娘家，还在娘家干吹灯拔蜡的事情，这招儿忒损，是任谁也不能容忍的。母亲的意思是老姐夫应该有眼力见儿，自觉地搬出去，他们家两口子又不是缺吃少穿。他们的钱不比我阿玛的少。但这样的话母亲永远不会明着说出来，大宅门儿的修养限定了母亲将一切交往永远停顿在客气与矜持上，这种性情不知不觉也影响到了我，在我以后的社会交往中，真真地吃了不少大亏。后来在某次研讨会上，有人说这是“贵族风度”，我私下里嘀咕，您怎的就不贵族一回!
五格格要每天出来给老孟交水钱，为了不跟墙上那些金家的“王八”打乱仗，而亲自交现金。五格格是个很会笼络人的人，她知道老孟的媳妇才由山东老家来，就把自个儿穿不着的衣裳送给老孟媳妇，有时候还送头天晚上在胡同里买来吃不完的羊头肉和搁陈了的硬面饽饽。当然这都是山东吃不到的吃食，老孟很感激。老孟的媳妇也很感激，感激的表达方式是没结没完地给五格格做鞋，那种只有山东人才穿的双粱大洒鞋，大概从武松时代就流传了，十分地结实，十分地古朴，十分地现实，十分地文化，当然更是十分地革命。那时候，穿雕花高跟鞋的五格格还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个，后来，当她明白了这个意义以后，就很巧妙地利用了这一点，使那些山东洒鞋在她的革命道路上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称得上功不可没。
经历过北京政权变革的老住户都知道，北平的解放是在一个早上突然间的事。应该说，北平的普通平民百姓是在睡梦中就翻身当家做了主人，至于到前门大街敲锣打鼓地欢迎解放军进城，不过是后来的一种仪式。真实的情景是，解放军在此之前就悄悄地进了北平，其中一部分就进到了我们家的院子里，没有声响。也不走动，很有纪律地坐着，以至于我们家除了我们的父母以外，竟然没人知道北平夜里驻进了兵，而且我们家的院子里就有。
那天，五格格照例到门道去给老孟交水钱，老孟没来，她看见了门里靠南墙台阶上坐着的那些兵。就问他们是干什么的。一个长得眉清目秀的小兵说他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根据命令，要在这里待命。五格格看着那帮穿着不黄不绿的破军装、一脸灰土、一股汗味儿的兵说，你们解放军也忒穷了点儿，大概是从当兵就没发过饷吧?那些兵们不知是听不懂五格格的京腔，还是不屑于回答，都没有吱声，倒是那小兵细声细语地说，大姐，您不知道，我们是在城外休整好了才进来的，我们要给北平人民一个崭新的好印象。
小兵这一句“大姐”。一下缩短了我们家这位金枝玉叶和革命的距离，在五格格的人生经历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五格格亲切地问小兵叫什么名字，小兵说他叫王存；问是哪里人，王存说是陕西紫阳人；又问读没读过书，王存说在部队扫盲班识了几个字。五格格说，那你一定是班长了?王存说他是连长。五格格当下就惊奇地瞪大了眼睛。看着这个孩子一样的“连长”，觉得十分地不可思议。五格格把那些兵往屋里让，人家哪里肯进；五格格又嗔着老张没给人家沏壶香片，说客人上了门不管茶，显得金家人不懂规矩。老张说，缸里的水空了，老孟从今往后是再不会送水来了。五格格问为什么，老张说老孟早扔下驴跑了。五格格说，他跑什么呢?老张说，小地方人，小家子气，见了兵就害怕，怕拉他的夫。
解放军的连长王存，土归土，却很机敏，在旁边听了这些话，当下就派了几个兵，让老张带着到水站去给我们家挑水。那些兵挑水都很在行，三两下，就把我们家的缸都挑满了，不光给我们家挑，还给胡同里的所有住户挑，完全是义务，不像老盂还要往各家的墙上画王八。一时间，在戏楼胡同显出了军民鱼水情的融融气氛。那良好感觉是北平市民对解放军的最初认识，是对革命的最初理解和体味，所以说王存这个人是个很不简单的。
我在当时虽然还是个孩子，也深深为王连长和他的兵所感染，跑前跑后，小狗一样地混杂其中，为群众做好事。
五格格为表示她的感激之情，抱来了她的红漆大点心盒子，将里头的奶油点心一块块往那些兵们手里塞。那些兵不要，推不过去，就在手里捧着，离去的时候，五格格的奶油点心一块不少地在台阶上站了一排……
感动得五格格直掉眼泪。
五格格是个感情型的人，也是个接受新事物很快的人，受了解放军的感动，她先是参加了欢庆解放的腰鼓队，又参加了南下工作团，没有“遍生毛羽”，却鸟儿一样飞出了金家大院。
外头风云这么变幻，我的老姐夫竟然一点儿无动于衷。解放军们在台阶上坐着的时候，老姐夫也在西墙下坐着；五格格走出了北平，他还在西墙下坐着，为找回他让美国人给散了的元气而努力。
这实在是一种功夫。
五
老姐夫和五格格的婚姻发生了危机。总爆发是在50年代末，其实矛盾由来已久，也是在人们预料之中的。
成为国家干部的五格格跟没有正式工作的老姐夫一下子拉开了距离。那时候，我的五姐已经成为了中共党员、区人大代表，而老姐夫则在海运仓的一个小纸盒厂糊纸盒，是计件制的临时工。老姐夫的手笨，一天也糊不出几个成品，挣不了两三毛钱，家里的主要经济来源，全凭着五格格的工资。
老姐夫在天津那“三辈子也吃不完”的产业，在一个早晨就变成了零。不惟家产没了，他还摊上了一个老太太，也就是他的妈——五格格最看不上的天津婆婆。那个老太太夹着小包袱，落魄得叫花子般，拐着一双小脚从天津来投奔儿子了，进门扯着我母亲就哭，就要给我母亲下跪，您说我们能把人家赶出去吗?住下吧。就住下了。
天津这位亲家母平日养尊处优惯了，每天早晨要吃刚炸出来的“油炸鬼”，喝新鲜豆浆，白天要抽一包“哈德门”，晚上要喝二两小酒。这一切自然都要她的儿子，我们的老姐夫去亲自采办。可钱得由儿媳妇出，矛盾也就由此而来。当神仙是有钱人的事情，没了钱，老姐夫自然而然告别了他那些“禹步”、那些“静坐”，而由仙境回到人间。我不知老姐夫是不是还练“添油法”，但我知道老姐夫日日都在喝酒，陪着他的天津母亲一块儿喝酒。他们喝的已不是当年酿制的米酒，他们喝的是汾酒和茅台，这在当时也是价格不菲的酒。
五格格是专职的革命积极分子，拿着国家的俸禄，她当然看不惯这些，看不惯就闹，就摔东西，所以一到晚上，偏院里永远是乒乒乓乓，“战事”不断，参战的双方是五格格和她的婆婆。
对于偏院的事，我的母亲是从来不过问的，五格格也不说，老姐夫更不说，只是那天津老太太动辄就爱跟外头人叨叨，说媳妇太厉害，看不起他儿子，挣了钱自己揣着之类，很没有意思。
我那时在学校里读书，不常回家，跟这位老太太接触不多，但每趟回去，都看见老姐夫在陪着他妈喝酒，那个天津老太太在消费上决不降格，她觉得吃儿子和媳妇是理所当然的。这就使得老姐夫常为钱而发愁，听说他还找过西口药铺王掌柜的，想跟人家索要当年被五格格送去的药钵，以图换点儿钱花。药钵当然没要来，一来王掌柜已经去世，二来公私合了营，东西也无从去找了。总之，老姐夫为了他的妈，把家里能卖的都卖了，换了烟和酒。那个天津老太太对我不是很友好，她把我看成了跟五格格一路的，不跟我说话。我看着老太太那肿胀的腿想，老姐夫实在是个孝子，一个无可奈何的孝子。
现在有“第三者插足”之说，在50年代的老姐夫与五格格之间究竟有没有“第三者”，让人颇费心思。而我的心里明白，五格格是恋上了转业到地方的干部王存，就是当年在我们家南墙根儿台阶上坐过的那个陕西小连长。其时小连长已经变成了副局长，跟农村的小媳妇刚刚断了瓜葛，一个人在北京很有点儿没着没落的恓惶。王连长年轻、英俊，有工作能力，又有水平，加之聪明过人，比我那腐朽没落又呆傻的老姐夫自是强多了，不由得五格格不动心。对这层关系，五格格当然是矢口否认，她在我母亲跟前坚定地说离婚绝不是为了什么王连长，是实在过不下去了，这种没有爱情的包办婚姻她已经受够了，中国人民解放都近十年了，她却还在“黑咕隆咚的苦井”底下趴着，她是国家的干部，连自己的事情都做不了自己的主，还叫什么国家干部……母亲说，这么些年都过来了，也没听你说过在井底下趴着的话。什么时候又下了井了?五格格说，以前那是没觉悟，现在是觉悟了。
觉悟了的五格格不遗余力地要离婚，她有着一套一套的革命大道理，理论上我们家没有谁是她的对手，她永远是无与伦比地正确。
这天，五格格把老姐夫拽到我母亲房里，进行最后的摊牌。五格格登着山东的洒鞋，穿着藏蓝的干部装，系着皮带，叉着腰，短发精干地抿到耳后，一双眼灼灼逼人，一张脸熠熠放光。器宇轩昂地站在我母亲和老姐夫对面，等待着他们的决断。老姐夫跟五格格比显得就有些窝囊，一件长不长短不短的对襟小褂儿，是用他去世母亲的夹袄改的，上面除了隐隐的团花外还有饭嘎巴儿和油渍，脚上没穿袜子，趿拉着一双钻出了大脚趾头的烂布鞋。蓬头垢面的老姐夫坐在门边的杌凳上，保持了一种随时撤离的架势。我母亲看了看光彩照人的女儿，又看了看木讷黯然的女婿，轻轻叹了口气。许久，母亲对老姐夫说，占泰，你别把心思老闷着，你也说说你的意思……母亲的语调含混而不安，含着歉疚的成分在其中。老姐夫则闭着眼睛不吭声，好像又入定了一般。母亲只好转过头对五格格说，离与不离，不能你一人说了算，金家往上追溯十几代，还没有听过谁跟谁闹离婚的，你不嫌丢人我还嫌丢人。五格格说，《刘巧儿》那戏您是白听了吗?街道上组织“婚姻法”学习，难道您就没参加过?都什么时代了，还说这样的落后话，没有一点儿水平，哪里像革命干部的家属?母亲气了，站起来大声说，就是皇上废后也还要说出个子丑寅卯来，革命干部怎么了?革命干部就能那么随便，说蹬谁就蹬谁?何况占泰并没有什么大错，不就是爱喝点儿酒吗?你阿玛活着的时候也爱喝酒，我们不是过得也挺好?你要是在外边看上了谁你就直着说，用不着跟我们娘儿俩逗闷子!五格格的脸突然一下通红，她说，我看上谁了……我看上谁了……母亲说，我知道，都是那个王连长催得你!五格格说，您说话得有根据。不能瞎猜。母亲说，妈是过来的人，妈什么看不出来。
娘儿俩正在争辩，老姐夫突然闷声闷气地说，我同意离。
母亲说，离?你个傻呆儿，离了婚你怎么活!
老姐夫又不言语了。
母亲说，你打小儿是在金家长起来的，说是姑爷，跟我的儿子又有什么两样?我不知道别人还不知道你?就你那点儿本事，连个纸盒也糊不到一块儿去，我怎能眼看着你没路可走!五格格说，妈，您这话说得不对，什么叫没路可走?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宽着呢，只要肯劳动，就能活。母亲瞪了五格格一眼说，占泰是老实人，你这样欺负他也不怕亏心?五格格说，我怎的是欺负他?离婚是两相情愿的事儿，谁欺负谁呀!再说了，离了婚我搬出去，您舍不得他，让他还留下给您当儿子，这不两全齐美吗?
母亲气得说不出话来。
离了婚的五格格以最快速度搬出了金家，事情的结局给人的感觉是，五格格像个压根儿就没融进金家的媳妇，老姐夫倒像个金家的土著，事情整个儿颠倒了。母亲总觉得亏了老姐夫，就着人将偏院的门砌死，将该院落另辟出去，招赁房客，以房租养活老姐夫。母亲良苦的用心却也没得到老姐夫怎样的感激，只是说进出金家不方便了。
我从学校里回来，到偏院去看望离了婚的老姐夫。已不能从小门跨过，而非得从我们胡同后面的镜儿胡同才能进入了，本来是一墙之隔的事，封死了，就带来不少别扭。偏院里又搬来了两家街坊，一家是保定来的在煤铺里摇煤球的汉子，一家是又从山东跑回来的送水的老孟，都是凭力气吃饭的老实本分人。老姐夫住南屋两间，把北屋和东屋让房客住着，显得很谦虚谨慎。
我来到小院，看到南屋的窗户纸破着，门框斜着。屋里五风楼一般空空如也，只有一股我熟悉的老姐夫的味道，那是一种与酿酒作坊气味相近的味道。除了这味道以外，房里的一切都变了：用木棍绑着腿儿的紫檀方桌上搁着盛糨糊的碗和一个火柴盒模样的木头床子，墙角堆着摞得多高的火柴盒，那些小盒子一垛一垛地用纸绳精心捆好，无一不是老姐夫所为。我想，没有点儿技术哪里捆得好这些小盒子?老姐夫真是练出来了。除了桌子以外的地界儿都是尘土，厚厚的一层，使家具已经看不出本来面貌，简陋的炊具显示出主人生活的拮据与清贫，床上的被褥杂乱不堪地堆着，满是水渍的黄纸由顶棚上脱落下来，很寒碜地吊在半空，与一个没有罩子的满是油污的灯泡遥相呼应着……
身后传来老姐夫的声音：啊，是小酒嗉子来了!
回头看，黑瘦黑瘦的老姐夫拎着酒瓶子，晃晃悠悠进门了。
我的鼻子一酸。
老姐夫则依然如故，在情绪上似乎并没有什么变化，问了我不少在学校的情景，又说我是难得来的贵客，无论如何不能马上就回去，他得请我好好吃一顿。我说还是回去吃，母亲那边已经做了打卤面。老姐夫说难得有人陪他吃饭、喝酒，也不是什么好吃食，家常饭罢了，要是我嫌弃他的饭就甭吃。让他这么一说，我要硬走，显得反而不好，想想陪冷清的老姐夫吃顿饭也是应该，于是，我就留了下来。
老姐夫见我不再执意回去，很是高兴，孩子一样地兴奋，拿碗拿筷，抹桌搬凳，这使我感到，他留我吃饭是真心。
把那个酸臭的襁糊碗和丑陋的木床子挪开，我跟老姐夫相对而坐。老姐夫变戏法般地从一个印着穿旗袍美人画的铁盒里抓出两把花生米来，撒在一个豁了口的浅碗里，老姐夫说，花生米必须搁在铁盒子里，还要扣严，要不就皮了，皮了的花生米实在是没有吃头儿，他从来不吃皮了的花生米。我说我也不爱吃皮了的花生米，老姐夫说会喝酒的人都是这样。
老姐夫的宴请不能说不丰盛，碟儿碗儿，大大小小摆了七八个，细观其内容，除了一碟花生米是主菜外，其余都是咸菜，而这些咸菜又都是由一块熟酱疙瘩变换而来：有丝有丁，有块有片，有淋了花椒油的，有和了芝麻酱的……
金朝的皇孙，谱儿摆得很大，穷架子不倒。
主食是棒子米查粥，不是老姐夫熬的，是邻居老孟媳妇熬的，送过来小半锅，在火上温着。老姐夫爱喝棒子米查粥。他说这东西是调和脾胃、疏通血脉的补品，但熬棒米查粥需要工夫，得勤看着勤搅动，老姐夫当然没那耐心，所以他平日只能喝简单的棒子面粥而喝不上精细的棒子米查粥。
老姐夫喝酒，很斯文地嚼着酱疙瘩，将那花生米吃得很省，想必那是很珍贵的东西。喝了一口辣酒，我赶紧夹一箸咸菜填塞，咸得我直想咳嗽。闲聊间我问那个木头床子是不是糊盒的工具，老姐夫说就是，说别小看了这个木头床子，它其实就是火柴盒的底样，有了它，一万个盒子也如出一辙地相同，不会走样儿。说着老姐夫顺手抽出一片薄如纸的木片，在木床子上三折两绕就叠出了一个火柴盒，规矩方正，有棱有角，煞是可爱。这里应该说明，早先的火柴盒都是由薄木片制成的，大概是桦木吧，洁白柔软，用处极广，不惟火柴盒用它，连肉铺里卖肉也用它来包装，半斤绞肉，托在木片上，粉白衬着嫩红，肉香透着木香，是件很赏心悦目的事情。当然，后来为了节省资源，火柴盒变成了纸的，绞肉包装也换成了塑料的，就再难找到那亲切自然的感觉了。老姐夫见我对那些小盒子有兴趣，就细细地给我介绍糊盒的四道基本工序：圈框、糊底、折套、贴花，哪道工序也不能掉以轻心，否则就会出残次品，被验活儿的打回来重做。老姐夫说，别的活儿都可以返工，惟独这火柴盒返不了工，做坏了就是做坏了，改不过来了。我问糊一个盒能挣多少。老姐夫说，糊十个是四分钱。是啊，那时候一盒火柴才卖二分，一个空盒又能值多少呢?我说，以前火柴用过不少，倒从没注意过装它的盒子，用过也就扔了，现在看，一个一个地将它们精心糊起来，也真是不容易呢。老姐夫拿起一个糊好的小盒对我说，别小看了这么个不起眼的盒儿，它里面的学问大了。我问怎的学问大。老姐夫说，你看它，六个面，四长两短，两个大面分别为天和地，用古代算学“天元术”来计算，能解二元高次联立方程。六个面应“六合”之数，即天地四方，老庄说六合之外，圣人而不论，其实是它把什么都包容了……老姐夫慢慢儿地抿着酒，谈论着火柴盒包含的哲理，一副悠然自得、享受生活的轻松神态。三杯通大道，一斗合自然，灯光下的老姐夫变得遥远而朦胧，飘逸又空灵，突然地，我感到了自己的浮躁与浅薄，不知怎的，我为五格格的盂浪感到了惋惜。
我问老姐夫近日可曾见过五格格。老姐夫说她倒是常来，柜里那床里面三新的棉被就是她上礼拜送来的。说着老姐夫站起身，打开柜门让我看被子，这使我心里多少有了点儿安慰。老姐夫把新被收着，舍不得拿出来盖，却又要向我炫耀，其实他的心里还是念着五格格的。我问老姐夫还练不练功，老姐夫眨着眼睛对我狡黠地说，外面在大炼钢铁，他们比我练得厉害。
六
五格格到底跟王连长结了婚。
1961年，王连长作为金家的女婿，跟着五格格正式进入了金家大门。这是我们家第一位工农亲属，我的母亲不知道对这位革命的工农干部采取什么态度才好，不远不近地保持着距离。我知道，在她的心里，仍认可着偏院的老姐夫，老姐夫再不争气、再没能耐，也是金家的一部分，那气息和精神都跟金家通着呢，永远不可能分割出去。可眼前这个穿呢料中山装，说着一口陌生陕南话，对金家的一切物件、礼数都有着崇敬与好奇的人算是怎么回事呢?那么各色，那么别扭，那么不合章法。我们家老四舜镗说，如果命运按部就班，这主儿说不定还是大巴山里牛背上的牧童儿，鬼使神差地竟骑着牛进了北京，娶了皇上的亲戚，跟老子骑牛出函谷关一样，他也是得了道了。我的几个哥哥谁都不认可这位王连长，包括最憨厚的老七，他对连长也敬而远之，从不主动搭话。那时候，只要老四一回家，就要翻弄我父亲的留声机，翻过来调过去只放一张唱片——京韵大鼓《丑末寅初》，着重听的就是一段：
我只见他头戴着斗笠，身披着蓑衣
下穿水裤，足下登着草鞋，
腕挂藤鞭。倒骑着牛背，
口横短笛，吹得是自在逍遥，
吹出了的山歌儿是野调无腔，
绕过了小溪旁。
我们谁听了这个段子谁都偷着乐，这无疑是在寒碜王连长出身卑微，顶多是个山区放牛娃罢了。要是老四们知道，王连长在家乡实际的生活还远不如唱儿里的“自在逍遥”的话，不知又要编派出什么段子来。以从没受过苦难的大宅门儿出身的公子哥儿们的思考，山里的穷小子，大概就如那《丑末寅初)里唱的是一样的。
让他们知道什么是饥寒交迫，难。
当然，老四这么折腾、这么评论，全是白搭，人家王连长和五格格根本就不在家住，人家有自己的机关宿舍，一切都是公家供给，连保姆都是公家给配备的，人家压根儿不在乎我们家放不放“野调无腔”的留声机。
老姐夫从来没有评论过王连长，不但不评，还喝了五格格的喜酒，这是我们没想到的。那喜酒是王连长家乡的特产西凤酒，婚事过后，连长让办事员送过来两瓶，指着名说是给老姐夫的。老四让老姐夫把那两瓶酒扔出去，老姐夫说，好好儿的酒，干吗要扔?说着撬开瓶盖就往嘴里灌，老姐夫一边喝“西凤”，一边赞不绝口，说这样的酒只配给秦始皇喝，“秦王扫六合。虎势何雄哉!”没有这“西凤”，料赢政也统一不了中国。
老四说老姐夫没出息，痛心疾首地哀叹：
“所愧为人夫，无酒致夭折r
跟新姐夫不理会“倒骑牛背”一样。老姐夫也不理会“愧为人夫”。
五格格和她的新丈夫在外面干着革命，很少回到戏楼胡同的家里来，也很少顾及到年迈的母亲和正在读书的我。那时候我们都处在饥饿状态下，粮食不够吃，周身浮肿。学校停了课，美其名曰：劳逸结合。这样，很多的时间，我就待在了家里。
每天的饭食是以两计算的，粮票在那个阶段成了珍贵无比的东西，谁能送谁半斤粮票，那交情该是深厚得不能再深厚了，其价值比今天送一套房还高。今天的房是有钱就能买到的，彼时的粮票是踏破铁鞋也觅不来的物件。我每月的粮食定量是二十八斤半，这个数字至今记忆犹新，不会忘记。按说这个数量不少了，在今天谁能吃得了呢?但在当时就是不够吃，还不到二十号，粮就没了，每月二十四号是买下月粮食的日子，需早早地就去粮店排队，寅吃卯粮，恶性循环，越不够越吃，越吃越饿。我的哥哥们回来探望母亲，从来都是小心翼翼的，躲过吃饭时间，怕让母亲为难。哥哥们一走，母亲就要掉眼泪，说儿子大老远奔回家来了，当妈的连碗热汤面也端不出来，怎么说得过去!可我知道，母亲是真端不出来，就是端出来了，哥哥们也不会吃。那时能接济我们的只有在协和医院工作的六格格舜镘，她每次回来，总能带回些出其不意的东西，有时候是“人造肉”，有时候是“小球藻”，还有一回给母亲兜回了两个人的胎盘，说那东西大补……
在我们家为吃而煎熬的时候，老姐夫那边出了岔子。
老孟找到我母亲说，去看看你们家的姑爷吧，是粮票让人偷了怎的，有一礼拜没动烟火了。
我母亲一听，大吃一惊，人要是一礼拜不吃饭还不死吗?
母亲让我和老七舜铨快过去看看，真有什么事赶早给五格格报信儿，说就是离了婚，也是夫妻一场，再怎么冤家到这个时候也不能计较什么了。
老姐夫的门虚掩着，我们进去的时候老姐夫正靠墙歪着，眼睛半睁，手脚冰凉，已经摸不到脉象了。老七喊了半天占泰，也不见有动静，扳过他的身子摇晃，只见鼻翼轻轻翕动，光剩了出气的份儿。老七是个书呆子，他哪儿遇到过这阵势，当下就慌了手脚，挓挲着手嚷嚷“快送医院!快送医院!”我说得打电话叫救护车，摇煤球的汉子说三两步的事儿，还要什么车?说着背起老姐夫就往协和医院跑。
在医院，老姐夫被几瓶子葡萄糖吊针催醒了。醒过来，虚汗淋漓的老姐夫看着瓶子上葡萄糖的字样，说不该用当年扎刘妈的针来扎他。我说，这回不是葡萄酸钙，是葡萄糖。老姐夫说都是美国出的货，中国没有葡萄糖，中国只有人参燕窝。老姐夫说他辟谷辟得正在精微之处，却被拉到这美国人的地方灌了一身葡萄糖，多大的功夫也经不住这么折腾，这不是摧残中国人，这是摧残中国功法。我说协和医院已经不是美国人的了，一解放它就属于人民了。老姐夫说，那老根儿是变不了的，像六格格那样的洋奴才不是还在吗?你看那些护士，迈的步子都很美国，美国人把她们的血都换了。
因了个人的偏见，老姐夫已经到了不讲理的地步。
七天没有吃饭的老姐夫回到了家，众人都说医院救护有方，说要没有老孟报信，老姐夫怕早就救不过来了。老姐夫对老孟却并不感恩，他说老孟是多事儿，讨厌得很。老孟媳妇不高兴了，说，您没看见您当时那样，游丝似的一股气儿，马上就要断了，不是我们把您送医院，您能有今天这精神?老姐夫说，这就是你们外行了，辟谷的人哪个不是悠悠一丝气?辟的用意之妙就在于微，达到一种似有似无。不绵而绵绵，绵绵而非绵绵的境界，不是死守，不是不守，是若即若离，似守非守，将生命活动限制到最低限度。让老姐夫这么一说，大家都有些糊涂，好人饿七天大概用葡萄糖也救不过来，这样的事情只有老姐夫才能行吧?即便没有葡萄糖，他可能也没事。
是医学科学的作用还是传统功夫的作用，说不清楚。
后来我曾经问过老姐夫，七天不吃饭究竟饿不饿。老姐夫说，三日小饥。七日微饥，十日之外就不感到饥了，到了三十日之后，大小肠皆满，也就是养了气了。我说，大小肠皆满，那里头是什么满了?老姐夫说当然是气，人是用不着吃饭的，食草者善走而愚，食叶者有丝而蛾，食肉者勇敢而悍，食谷者智慧而夭，惟有“食气者神明而寿”，这就叫辟谷。我不能接受食气能活的观点，我说我一顿不吃就饿得眼睛发蓝，但三十年后我不再坚持我的看法，社会上脑满肠肥的人太多，在我也为减肥而拒绝进食，为健康而饿肚子的时候，我常常想，也只有辟谷才能达到此目的。
但当时老姐夫是在饿得前心贴后心的情况下辟谷的，其情景就分外悲壮感人。困难时期由于老姐夫的时常“辟谷”，我便不时能分到老姐夫省下来的粮票(据说五格格也跟我一样，受到过老姐夫的关照)，吃着老姐夫的“谷”，眼泪常常淌下。
七
“文革”中，五格格夫妇双双被罢了官而遣返回陕南老家。在那“牧童儿”的家园，不是五格格过不惯了，而是王连长过不惯了。大约有一年半吧，连长终于耐不住山里的清苦，带着格格偷偷返回北京，住进了偏院老孟住过的房子里。
其时，老孟已经走了，是横着走出院门的，是被红卫兵革命小将打死的。小将们说老孟是历史反革命孟轲的后代，是从邹县逃出来的恶霸地主，在家乡有十二条人命，这样的人是没有权利再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所以，红卫兵就把他消灭了。尽管二十年后查明，老孟是个苦大仇深的贫农，十二条人命确有其事，不过那都是老孟的家里人，他们是死于日本鬼子和土匪之手，老孟本人也是受害者。人死了也就死了，再不能复生，可怜的是他那个会摊煎饼会做鞋的山东媳妇，一下子没了着落，凄惨惨的只知道啼哭。后来。院里摇煤球的保定人作伐，在山东媳妇跟我们的老姐夫之间说合，让两家合一家。老姐夫打不定主意，来跟我母亲商量。母亲说这是好事，老孟的媳妇粗是粗了点儿，但是心眼儿好，待人厚道，是个持家过日子的人，把她接过来身边有个知冷知热的人比一个人瞎混强，日后能生个一男半女的也是热热闹闹的一家人家儿。母亲心里明白，这时代也讲不成什么门当户对了，五格格能再婚嫁个大巴山的牧童儿，难道老姐夫就不能娶个沂蒙山的小寡妇?
说是娶个再醮的寡妇，但规矩不能乱，于是那个山东媳妇就被接到我母亲的身边，被认做我母亲的干女儿，再由我的老姐夫从我母亲跟前将山东女人娶走，这么一来，一切就都顺了，老姐夫还是我们的姐夫，什么都没变。
应该说，再婚后的老姐夫生活得很幸福，他与他的山东媳妇平平淡淡过着平民百姓的安生日子。现在老姐夫天天可以喝到棒米查粥了，老姐夫对这点相当满意。两口子靠给外贸工艺公司画鸡蛋生活，画样都是事先给出来的，他们不过照猫画虎地往上描罢了。经过处理的鸡蛋壳薄而脆，在那上边画人物、风景实在是不容易，但与糊火柴盒比，更富于技术性和艺术性，挣的也相应多了。
五格格和她的丈夫王连长在老姐夫的平静生活中回到了这座被分割出去的偏院，有关联又无关联的两家人，有来往又没来往。
在这段很逍遥又很散漫的日子中，五格格连着生了三个又白又胖的儿子，我母亲抱着沉甸甸的外孙子，亲也亲不够，哥哥们当了舅舅，再不说“牧童儿”的坏话。
山东的媳妇一直没有生养。
人们再一次提起了老姐夫的“添油法”，提起了老姐夫的禁欲修炼，交而不泄。
母亲为金朝的后裔而忧心忡忡。
王连长劝我母亲不必心焦，说他有治这毛病的绝好方子。母亲说，如是这样，务必给占泰治治，那是一个可怜的人。王连长说此事包在了他身上，让母亲来年听喜讯。
王连长的父亲从紫阳给儿子寄来不少干香椿，王连长把那些香椿都泡了酒，用老姐夫的青花大缸，泡了两缸。用的也不是什么好酒，就是胡同西口小酒铺八分钱一两的散白酒。浸泡过香椿的酒颜色鲜红，奇香，缸盖一掀，那股奇特的、让人说不出来的香味儿足以让任何人挪不动脚步。
酒缸就搁在院里的西墙根儿，半埋在土里，盖着用红布包着细沙的盖子。连长说，酒缸不能搁在房间里，那样会搀进杂七杂八的味道，酒缸必须埋在土地里，接着地气，湿润的地气浸透了酒缸，那酒就如琼浆玉液般地难得了。他家乡都是用这种方法泡酒，他们村的男人都喝这种酒，他们村长寿的男人就很多，他的祖父活过了一百零五岁，他的父亲已经七十六了，还能吆着牛上山。
王连长将泡好的酒给老姐夫端过去一碗，老姐夫喝了，目瞪口呆，半晌才说，他从没喝过这么香的酒，他这个酒鬼今日是长了见识了。
王连长送过两三次酒以后再不见动静，老姐夫碍着面子也不好去要，想了个主意，就是趁半夜人们都睡下以后，夹着个碗，蹑手蹑脚蹭到酒缸边去舀。老姐夫平时动作很慢，此时却不然，他以极快速度舀出一碗，然后一路小碎步，奔回南屋，把昔日那一步两点，绕着圈走八卦的矜持都抛到爪哇国去了。有时一回不够，还要两回、三回……
一天晚上。摇煤球儿的半夜起夜，看见老姐夫用碗在舀酒，第二天就把这事告诉了王连长。王连长嘀嘀咕咕地跟摇煤球儿的说了半天，摇煤球儿的从此再不起夜了，他置办了个夜壶。
还没有等到来年，只四个月，山东媳妇有喜了的消息就传到我母亲耳朵里。母亲问五格格，王连长究竟用什么妙方达到这样神奇的效果。五格格说，这样的事情也就是他们王家的人才有办法，王连长的老家在大巴山，那里产一种当地人叫做“鹿含草”的植物，林子里的公鹿在交配的时候，嘴里都含着这种草，是极有效的壮阳药。母亲说，我见老七画的画儿，那上头的鹿嘴里常常叼一棵灵芝，却原来是壮阳草，这倒是头回听说。五格格说，这种草，全紫阳，只在他们通河公社和平大队前进小队朝北的土里才长，其他地方哪儿也没有。母亲说，就是你公公寄来的那些香椿一样的干草?五格格说就是，说两斤那样的干草要是卖给供销社，能换回一头牛。母亲听了只是啧啧。
三十多年后我随剧组排戏到过那个和平大队，老乡们拿出“红酒”来招待剧组，却没人敢喝。还在县上大家就知道了这酒的厉害，哪里敢招惹?有愣头小伙子自恃抗得住，喝了一口，问感觉如何，他说有股热气在小肚子里旋，继而朝下走，有种箭在弦不得不发的态势……众人哈哈大笑。
因酒而得子，这也就是酒仙老姐夫吧。别人大概用不着。
山东媳妇属高龄初产妇，自然要进协和医院，自然要六格格事事亲自参与。手术台上，一刀下去，掏出了金朝后裔的后裔，呱呱响亮的号啕里人人都是笑。老姐夫也笑，笑后又叹息——美国医院又放了他媳妇的元气!
五格格给孩子取名完晓鹿，意为孩子的到来全凭了“鹿含草”的功劳。
王连长提议叫完和平，以纪念他们家乡的和平大队。
老姐夫给孩子取名完酒送，意思不说自明。
报户口的时候完酒送变成了完九颂。
三十三年后这孩子去了美国，自己改了个名字叫克莱尔完，也很有意思。
八
老姐夫一直在幸福地生活着。细思量，他的一生，实在没有受过太大磨难和颠踬，这在生活于动荡中的中国人中的确为数不多。“文革”冲击得那么厉害，连五格格也在所难免，也没有老姐夫的事。母亲说，占泰这人品格纯正，心地良善，故有神明护佑。老姐夫对他的幸运有自己的看法，他说，无思无虑，无嗜无欲，无秽无累，绝群离偶，神形两忘，烦恼自然也就不来侵扰了。
但据我所知，到了晚年，老姐夫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神形两忘了，他时时在现实生活中浸泡着，达不到无思无虑的境界。究其原因也很简单，全是为了病，也不是什么疑难大症，是很普通的老年性疾病；前列腺增生。
据调查，百分之七十的老人有可能患有这种病症，但这病在老姐夫这儿却是极其严重了，六格格说这全是他自找。年轻时频繁的“交而不泄”，导致了今日的必然结果。也就是为那“添油法”、“采战”之术而付出的代价。炼精化气，还精补脑，倘若知道后面还有这么多苦头为补充，老姐夫当年不知还添不添油?
初时，尿为双股，老姐夫对此并未介意，后来开始排尿不畅，开始尿中断，开始尿脓血，一夜间要起床七次小便，用老姐夫的话说是嘀嘀嗒嗒尿不下三两，也就半酒壶吧。在老姐夫给六格格这样叙述病情的时候，六格格不客气地说，您得把酒戒了，酒是扩充血管的东西，您的前列腺已经肥大得厉害了，还要让它继续充血，这不是自个儿跟自个儿过不去吗?老姐夫说，酒是活血化淤的，我要用酒把那肥大给化了，酒有别肠，岂可以肌体而论?
老姐夫嘴硬是硬，但那病的折磨却不因为他的嘴硬而减轻半分。他常常站在那里半天尿不出一滴尿来，憋得他浑身哆嗦，出一身冷汗。山东老太太心疼老姐夫，急得四处求人。她问过了，这病没法治，连大医院协和也多是顺其自然的“保守治疗”。学医的儿子从美国来信说美国有手术治疗成功的病例，让他的父亲去美国探亲带做手术，老姐夫坚决不去。他说上头已然让美国人拉了一刀，下头是绝不能让他们再碰了，就是憋死，他也认了。又有王连长打听来情报，说前列腺手术痛苦难言，常人难以忍受。他为老姐夫特意去医院见识了一例这样的手术，回来说，1943年他在甘肃被敌人抓了去，严刑拷打，压杠子灌凉水他都挺过去了，可惜敌人没给他来这一招，倘若敌人要给他做前列腺手术，他一准就会当叛徒，把什么都招了。
老姐夫一听，对手术、对美国更没什么好感了。
老姐夫带着病照样喝酒，和他在一块儿喝的还有王连长，两个人成了一对莫逆的酒友。离了休的王连长不愿回家，他情愿住在我们这个已经破烂得收拾不起来的家里，他说家里的气氛好，比他复兴路那大而无当的部长楼强。他跟老姐夫一人占了偏院的一间小屋，有山东老太太给做着吃，今天是棒子米查粥、炒咸疙瘩丝，明天是小酥鱼儿、摊煎饼，都是部级干部平日吃不到的，闲了还要听我母亲说说金家的旧事。王连长对历史感兴趣，也就对金家的旧事感兴趣，这也是大巴山和部长楼里所听不到的。
五格格跟徐霞客一样，成了专业旅行家，一年中有大半年在火车、飞机上，各地的小工艺品买了不少，只是没见写出一篇游记来。
这天，老姐夫的前列腺病又犯了，一头细汗地歪在床上，佝偻着身体倒吸着凉气，像一条离了水的鱼，在艰难挣扎。王连长看了心里老大不忍，想起家乡那条湍急的通河，河里有一种细而长的鲫鱼，捞上岸来就是这样的。那种鱼肚内有虱，剖开肠腔取出，有蚕豆大，色白，会蠕动，是一种鱼的寄生虫，他父亲常把那些虱炒来吃，说吃了排尿畅快，但是这种东西能不能治前列腺就不知道了。王连长把这话跟老姐夫说了，老姐夫就对那鱼虱很是向往，托王连长写信给他的侄儿，让给弄些来。
不久，一小包干枯的鱼虱寄到京城，还附带有一封信，说鱼虱多么多么地难搞，家里雇人捕鱼花了多少多少钱，眼下干什么动辄都是钱，没有“互相帮助”和“为人民服务”这一说了。王连长骂了半天“龟儿子就认得钱”，还是把钱给寄去了，对方要的不多，一百。
干鱼虱是炒不得的，老姐夫有老姐夫的处理办法，他跟王连长商量，小小鱼虱。吃到肚里，要分散到全身各处，走到病灶能有多少?不如研成细粉，用酒调了，采取局部外敷法，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王连长说是“集中精力打歼灭战”。
把鱼虱研成粉末，这对磨惯了五行散的老姐夫实在不是什么为难的事情，可惜的是已经没有了汉朝的研钵，用媳妇的擀面杖将那些干枯的小虫擀碎倒也不太困难，总之，老姐夫并没有对他当年宝贝的失去怀有太多遗憾。
药膏糊上，第一个礼拜没有动静，第二个礼拜还没有动静，老姐夫说怕全是瞎掰了。王连长说，往往事情的成功就在于再坚持一下之中。老姐夫就再坚持抹药。到第三个礼拜头上，老姐夫空前绝后地尿了一大泡长尿，其痛快淋漓程度竟使得老姐夫热泪盈眶。老姐夫激动地说，撒尿是世界上最舒服的事情。
我的哥哥们也不知从哪里都钻出来了，听说老姐夫治好了“肥大”的病，他们一个个也都“肥大”起来，除了老二已死来不了以外，老三、老四又像当年求“添油法”一样，趋之若骛，赶也赶不走了。
聪明的山东老太太拿出当年做鞋的本事，为老姐夫缝了一对相连的两个口袋，将抹上药的下体分别装入其中，即保持了药力又保持了干燥和卫生。王连长戏称这套装置为“一室一厅”。
我们的老姐夫呢，对酒更亲近了，不但上面喝，下面也喝，他的身上永远飘散着一股酒味儿。
我们都知道，他身上有“一室一厅”。
我哥哥们身上也有“一室一厅”。
前不久，我从西北探亲回到北京，见到老七舜铨问及姐妹们的情况，舜铨说，五格格游遍了中国，开始游外国了，她去了澳洲，她的二儿子在那儿为她娶了个金发碧眼的洋媳妇儿，生了一个半黄半白的串秧儿孙子。六格格也很忙。我问忙什么，老七说六格格在开公司，她是董事长，王连长是副董事长。我说，六格格一个老护士，能开什么公司?舜铨说，开的是医疗保健品公司，专卖那个“一室一厅”。我说，不就是那些鱼虱子吗……舜铨说，哪里光是鱼虱子?六格格给“一室一厅”里装的药多了。我说，如果是这样，那专利还应该是人家老姐夫的。老七说，他们也没亏了占泰，他们给占泰安了个名誉顾问。
我说我想看看当了董事长的六格格，也想看看当了顾问的老姐夫。
老七说，六格格的公司在西四，在路东那座很气派的大楼里。
我让老七跟我一块儿去，老七说他对公司没兴趣，他得画画。我拿出小时候在老哥哥面前的赖劲儿，缠着他跟我去。老七说，你甭磨我了，西四你也不是不认识，路东那个顶高的大楼就是，不会找不着的。
老七不去的态度很坚决，我只好自己到六格格那儿去了。
果然如老七所说，没费什么劲儿我就找到了六格格的公司。
六格格的公司果然很排场，她所占的只是大楼的一层，并不是大楼的全部，就这已经让我很是刮目相看了。我想不明白，崇尚科学、崇尚美国的六格格，什么时候转向投身于中国土方、偏方的研究，开始对中国传统文化感了兴趣?这位在协和医院任护士长的老姐姐，一生未论婚嫁。她的整洁、她的严谨、她的刻板、她的冷峻，使她与整个人寰割裂开来，与家族割裂开来，更与老姐夫那套神秘文化割裂开来。她很少回家，家里人也很少去她的宿舍看她，她那个永远飘散着来苏水味儿的、一尘不染的宿舍，除了我以外，大概没有人光顾过，很大原因是因为人们受不了她众多的有关卫生的规矩约束。
在妇产科干了五十年，在近乎“无菌”状态下生活了半个世纪的六格格。现在竟然能和革命老干部王连长联合在一起，研制“一室一厅”，开办公司，进入商界，真有点儿出乎我的意料。
眼前的公司和六格格的宿舍一样，同样是一尘不染，大理石的地面光可鉴人，明亮的落地窗毫不含糊地收进了外面的天空和太阳，一股微香吹来，似花不花，似药非药，让人的神情为之一爽。
我向门口的保安说明了来意，保安很客气，打了电话，让我在沙发上等。我就坐在那个雅致的角落里，等待自己亲姐姐的接见。茶几上有画册，是宣传这个公司产品的画册，印制精美，设计很新潮，首页便是老姐夫的大照片，照片上的老姐夫长髯飘逸，眉宇之间透着自信与安然，一副活神仙的模样，配以某世孙和道教法名的印章，使人感到，有这样的人充任公司顾问，其产品文化的深远、根基的牢固、效力的卓群，是毋庸置疑的。我却感到别扭，深信这绝不是我自幼便与之厮混、结为腻友、情逾骨肉的老姐夫所为，这是经过某些人深思熟虑之后的一种商业炒作，而绝非老姐夫的初衷……我看了看周围的环境，岂止老姐夫，这里的一切都与我是相隔的。自己亲人的事业，怎的竟使我体味不到丝毫亲切之感?单说这“等”，便让人迷惑，董事长难道真就忙到连见自己妹妹的时间也挤不出来吗?过去，我父亲当承恩将军的时候，大宅门儿的门禁不能说不森严，就那，也没严到六格格公司的程度，那时，家里逢有谁来拜访，老张从来都是一溜儿小跑进去禀告，怎么见，在哪儿见，里边也很快有话传出来，体现着对来人的尊重，眼下莫名其妙地等了二十分钟了，还不见有被召见的迹象，难怪老七死活不跟我来。
又过了半天，有秘书模样的精干青年出来低声问我，您真是金总的妹妹?我没有回答，我已经不屑回答了。年轻人见我这模样，不再说什么，很恭敬地把我领进六格格带大套间的办公室。
六格格在打电话，她用眼神示意我坐下。
办公室的豪华与现代让我嫉妒，我开始为我西北的简陋的小书房而不平。那个狭小的书房还兼着卧室的功能，那是我这个年龄层次的知识分子应该得到的待遇。我想，我要是有这么舒服的环境，有这么大的写字间，我能写出一百部长篇小说来!当然，我永远不会有这么大的书房，也不会有人给我站岗，自然我也写不出一百部长篇小说来了。走了半生的路程，我已经走明白了。
六格格的电话打得很长，她在打电话的时候，头微微向一侧倾斜着，满头的银发不见一根杂色，细而长的眉在脸上轻轻一带而过，显出了她一丝不苟的个性和作为知识妇女的独立与精干。看着她已经略显松弛的脖颈和手臂上隐隐出现的老年斑，我想，她能保养成这样，当是不易。
终于放下电话的六格格将脸转向了我，投给了我一个家里人才有的笑，这对她大概是很难得的，但这笑给我的印象却是生硬而不自然。六格格说，让你在外头等了半天。我说，没关系，我别的没有，就是时间多。六格格说，你甭又跟我犯犟，我还不知道你?说着她走过来，跟我挤在一个沙发上。揽着我的肩说，外边的人都知道我的兄弟姐妹多，谁想找我，常常冒充金家人找上门来，下头的人也不敢拦，其实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儿，这些人不是要求赞助就是来拉广告，都是些小事儿，耽误我的工夫，他们以为直接找我事情会好办，其实我还不是得交到办事人的手里……
我这才明白，我的到来被人家误认为是拉赞助的了。
心里有些悲哀。
跟六格格没有说两句话，年轻秘书进来提醒说，跟美国S.J公司约定的见面时间快到了，今天是正式签约，不能迟到，王总已经在那边等着了。六格格让我跟她一块儿去饭店，我说不去。六格格说，你是作家，什么样的生活都应该体验一下才是。
我说，免了吧，我要去看看老姐夫。
六格格说，占泰嘛，他还是住在偏院儿里……
我想，老姐夫是应该还住在偏院里。
北京难得有这样晴丽的夜晚，天上有星在闪烁，仲春温湿的空气中传来槐花的清香。我在从小便熟悉的胡同里走着，已经可以望见老姐夫家那油漆斑驳的门。我的心里满是静谧与温馨，极其舒适惬意，人有这样心境的时候不是很多的。
“吱呀”一声，我推开小院的门，正如我想像的那样，老姐夫披着头发，穿着家常的衣裳，闭着眼，正在西墙打坐，他的身后是包着棉絮的十个青花大酒缸……
山东老太太在熬粥，一锅黏糊糊的棒米查粥已经熬到了空前绝后的程度，正待起锅。
老姐夫并没有因为我的到来而睁开眼睛。
我们的老姐夫已经快八十五岁了。
……
梦也何曾到谢桥
知道了一切就原谅了一切。
——英国谚语
一
旗袍垂挂在衣架上，与我默默地对视。
已经是凌晨三点了，我仍没有睡意。台灯昏黄的光笼罩着书桌，窗外是呼呼的风。稿纸铺在桌上，几个小时了，那上面没有出现一个字。我的笔端凝结着滞重，重得我的心也在朝下坠。我不知道该怎样往下写，写下去会是什么……
精致的水绿滚边缎旗袍柔软的质地，在灯光的映射下泛出幽幽的暗彩，闪烁而流动，溢出无限轻柔，让人想起轻云薄雾、碎如残雪的月光来。旗袍是那种40年代末北平流行的低领连袖圆摆式样，古朴典雅，清丽流畅，与现今时兴的，以服务小姐们身上为多见的上袖大开气儿旗袍有着天壤之别。
其实，这件旗袍的诞生不过是昨日的事情，与那40年代，与那悠远的北平全没有关系，它出自一位叫做张顺针的老裁缝之手。老裁缝今年六十六岁了，六十六岁老眼昏花的裁缝用自己的心缝制出了这件旗袍，自然是无可挑剔的上品，是他五十年裁缝生涯的精华集结，是一曲绵长慢板结尾的响亮高腔。
这一切都送给了我。
这是我的荣幸和造化。
今天下午，他让他的儿子把衣服送了过来。他的儿子是有名的服装设计师，是道出名来就让人如雷贯耳的人物。如雷贯耳的人物来到我这即将拆迁的戏楼胡同的寒酸院落，难免有着降贵纡尊的委屈，有着勉为其难的被动。从他那淡漠的表情，那极为刻薄的言语中，我感到了彼此的距离，感到了被俯视的不自在。
那儿子将衣服搁在我的床上时说，你这件旗袍让我们家老爷子费了忒大工夫，真不明白你是用什么招术打动他的。我听清楚了，那儿子跟我说话的时候用的是“你”，而不是“您”。这让我反感，让我有种说不出的厌恶。
那儿子说，我父亲已经有十多年没摸针了，他有青光眼你知道不?你们这些人，往往为了自个儿的漂亮，不惜损害别人的健康，自私极了。
我看了那儿子一眼，将衣服包默默地打开，旗袍水一样地滑落出来，我为它的质地、色彩、做工而震惊。
绝品!
那儿子不甘地说，你给了我们家老爷子多少工钱?
我用眼睛直视着那儿子，实在是懒得理他。他见我这模样，说，我知道我们家的老爷子又上了一回当。
我说，多少钱，你回家问问你的父亲吧!
那儿子已经走到门口，出门前回过身来郑重地说道，奉劝您一句，以后您再不要上我们家了，我父亲不是干活儿收钱、摆摊儿挂牌的小裁缝，就为您这件袍子，看来我还得买房搬趟家。
这回来人终于用了“您”，但这个“您”字里边，有着显而易见的挖苦和讽刺，噎得人喘不过气来。
门砰的一声关上了，听着气愤的远去的脚步声，我想，谁能相信这就是在电视上常露脸的那个著名设计师?镜头前的那高贵、那矜持、那艺术、那清雅都到哪里去了?一旦伪装的面纱撕下，他也不过就是街上摆摊儿挂牌的小裁缝，那一脸的小家子气模样，甚至连小裁缝都不如。一个人的艺术水平到了一定境界以后，拼的是文化积累、人格锤炼和道德修养，我料定此君的艺术前程也就到此为止了。他绝做不出他父亲这样的旗袍。
旗袍在衣架上与我默默地对视。
那剪裁是增之一分太肥，减之一分太瘦地恰如其分。其实老裁缝只是用眼神不济的目光淡淡地瞄了我一眼。并没有说给我做衣服，也没有给我量体，而只那一眼，便将一切深深地印在心底了，像熟悉他自己一样地熟悉我，这一切令我感动。
顺针——舜针。
我的六兄，谢家的六儿。
本该是一个人的两个人。
二
在金家的大宅院里，父亲有过一个叫做舜针的儿子，那个孩子在我的众多兄弟中排行为六。出自我的第二个母亲，安徽桐城的张氏。据说这个老六生时便与众不同，横出，胎衣蔽体，只这便险些要了张氏母亲的命，使他的母亲从此元气大伤，一蹶不振。这也还罢了，更奇的是他头上生角，左右一边一个，就如那鹿的犄角一般。我小时问过父亲，老六头上的犄角究竟有多大?父亲说，枝枝杈杈有二尺多高。我说，那不跟龙一样吗?不知老六身上有没有鳞?父亲说，老六没有鳞，有癣，浑身永远地瘙痒难耐，一层一层地蜕皮。我说，那其实就是龙了，龙跟蛇一样，也是要蜕皮的，要不它长不大。父亲说，童言无忌，以后再不许出去胡说，你溥大爷还活着，让他知道了你这是犯上……父亲说的“溥大爷”，指的是已经被关押在国外的溥仪，尽管他早已不是皇上了，父亲对他还是充满了敬畏。明明溥仪比父亲辈分还低，年龄还小，父亲仍是将他称为“溥大爷”。皇上是真龙，我们家要再出一条龙，那就是图谋篡位造反，犯忌!
所以，我们家的老六真就是龙，也不能说他是龙。
于是，我将有角的老六想得非常奇特，想像他顶着一双怎样的大犄角在院子里走来走去，想像他怎样痛苦地蜕皮，那角是不断地长，那皮是不停地蜕，总之，那该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有一天，我在床上跟我的母亲探讨老六睡觉的姿势，我认为老六睡觉应该像蟒一样地盘在炕上，而不是像我一样在被窝里伸得直直的。母亲说，你怎么知道老六不是直直的?我说，大凡长虫一类，只要一伸直就是死了。母亲问这话从哪儿说起。我说，咱家槐树上的“吊死鬼儿”被我捉在手里，从来都是翻卷着挣扎，跟蛇一样的，拿我阿玛的放大镜在太阳下头一照。吱的一声，那虫儿就焦了，就挺了，挺了就是死了。母亲听了将我一下推得老远，说怪道我身上老有一股焦臭的腥味儿，让人恶心极了。我说。您搂着我还嫌恶心，我到底还是一个小丫丫，我二娘搂着老六都没嫌恶心，老六可是一条长癣的癞龙，那精湿溜滑的龙味想必不会比槐树上的“吊死鬼儿”好闻。母亲还是不想靠近我，于是我就用头去抵母亲，企望我的脑袋上也能长出一对美丽的、梅花鹿一样的犄角。母亲闪过我那乱糟糟的脑袋，说其实老六头上并没有我想像中的大角，只不过他的头顶骨有两个突起的棱儿罢了，摸起来像两个未钻出的犄角，就是到死，也未见那两个犄角长出来。我愣了半响，对“未长出的犄角”很遗憾，想像老六要是再多活几年，长到我父亲那般年纪，一定能生出很不错的角来。人和鹿是一样的，小鹿是不生角的，鹿到了成年才会生出犄角，西城沁贝勒家园子里养的鹿就是如此。
我们家有关老六的话题虽然不多，但都很精彩，传说老六落生时眼目大开，哭声深沉，遍身黑鳞，异相昭著。他是在偏院的北屋降生的，说是生时浓云密布，雷声轰隆，众人在其生母的昏厥中惴惴不安，不知这驾着雷霆而来的麟儿预示着这个家族的何种命运。我们家舅老爷私下说，看这天相，所来的料不是个等闲人物，金家是天潢贵胄，龙脉相延，该是不错的，然龙生九种，九种各一，其中必定有一个是佞种，但愿不要应在了这个老六身上。
老六身上的那层鳞苦苦折磨着他，使他痛苦不堪，需时时地将他浸泡在水盆里才能使他安静下来。听说那鳞乌黑发亮，有花纹斑点，时常成片脱落，很是吓人。二娘抱着老六去医院看过，老六这身皮把那些护士吓得躲得远远的，不敢近前。医院给开了不少药水，抹了只是杀得疼，根本不管用。舅老爷说，不必治了，凡有成勋长誉者，必附以怪异。他还说。他的父亲与曾国藩曾同朝共事，知那文正公也是终身癣疥如蛇附，每天用两双手抓挠，必脱下一把皮屑，这实则是贵人之相。
老六两岁的时候，有一天白云观的武老道来我们家找父亲聊天，父亲着人将老六抱出来让老道看。老六一见老道，立时在老妈子身上翻滚打挺，大哭不止，一刻也不能消停。武老道拈着胡子坐在太师椅上冷冷地看，一口一口地喝茶，并不理睬闹得地覆天翻的老六。父亲只好让人把哭泣的老六抱走，老六的一路哭声直响到后院深处，许久不能止。父亲请老道对孩子的未来给予指点。老道说，四爷的茶很好，是上等的君山银毫……
武老道在京城不是寻常人物，据云能过阴阳，通声气，更兼有点金之术，奔走者争集其门。武老道论命相堪称奇验，京师某王爷曾微服请相，所示为光绪和宣统的八字，武老道看过后说，先者论命当穷饿以终，后者则有破家之祸。王爷初时以为荒谬，后来一细想，果不其然。现今老道对老六的前程既不肯点明，父亲也不便多问，愈发觉得六儿子的神秘不可测。老道喝透了茶，才款款说道，令公子有胎衣包养，生虽有惊而命大，日主有火，盛则足智多谋，欠则懦弱胆怯，大畏财旺，若生在贫贱之家当贵不可言。父亲问如今生在金家又当如何。老道说，水一、火二、木三、金四、土五，戊见甲，当在三、八岁。父亲问三、八岁当怎样。老道说，四爷这茶没味儿了……
事后父亲将武老道的话学给老六的母亲听，二娘说，一个孩子家，三、八岁能怎么样呢?咱们的六儿眼瞅着虚岁过了三周，也没见有什么不好，他一个花老道，故弄玄虚地瞎说罢了。父亲说，还是要留神些才好。二娘说，留神自要留神，家里的孩子们咱们哪个又不留神了?只是不要看得太神圣太娇贵了才好，小孩子惟得中和才能健康成长，旺不得也弱不得，旺则不能任。弱则不能禁，只待至十五成人，才可以分别贵贱，现在抱在怀里就论前程，实实地是有些荒诞了。
话是这样说，但父亲对这个生有异状的儿子仍是情有独钟，常常将老六抱在膝上，抚弄着他那一对硬硬的角说些“当今之世，舍我其谁”的屁话。彼时，家中的老七舜铨已经出世，而父亲对他那个弱得像猫一样的七儿子是连看也不看的。
老六不负父望，果然生得聪慧伶俐，讨人喜欢，特别是那对角更是提神，不知被多少好奇的人摸过。亲戚朋友谁都知道，金家养了一条龙，那时虽已进入了民国，可在那些前清遗老遗少们的心目中，何尝不盼着北京东城金家的宅院再像醇王府一样，成为又一座潜龙邸!
老六进出都随着父亲，他可以跟着父亲吃小灶，食物的精美远远超过了他兄弟姐妹们的淡饭粗茶。他还可以坐父亲的马车，并且他还要永远地一个人占据正座，让父亲打偏，他一个小人儿，坐在车上的威严神气，让所有的人看了都倒吸一口冷气，似乎他早已就这样坐过，连父亲也显得黯然无光、形容惭愧了。
于是就有了舜针是德宗转世再生的说法，神乎其神，跟真的似的。
对此，父亲不予解释，在他的心里大概乐于人们这样说道，他的讳莫如探的态度无疑是一种变相的推波助澜，在他的默认下，老六不是龙也变成了龙。
持坚决反对观点的是二娘。她不允许人们这样糟蹋她的儿子，她说儿子就是儿子，他还是个未成年的孩子，你们不要毁他。二娘是汉人，对一个汉族小老婆的话，人们尽可不听，娘们儿家就知道傻疼孩子，懂个屁!
就这样，我们的老六有了不少干爹干妈，谁都希望能沾点龙的光，在龙还没有腾起来的时候他们是爹和妈，一旦真龙成了气候，封王封侯，那简单的爹妈岂能打发得了?未雨绸缪是必要的，临渴掘井是傻瓜干的事情，早期的投资是精明远见的体现，很难说在老六那些“爹”、“妈”的思维中，没有今日期货买卖的投机成分在其中。
“爹”、“妈”们送的钱财、物件大概够老六吃一辈子的。
玉软香温、锦衣玉食中的老六，因了他的相貌，因了众人的推崇惯纵，在金家变得各色而乖戾，落落寡欢地不合群，这使他的母亲时时处在哀愁之中。她虽然不相信武老道的胡诌，但却牢牢记着“这孩子应该生在贫贱之家”的断语。这个断语在她的心里是个时刻挥不去的阴影，她总预感到要有什么不祥的事情发生……
民国10年，我们的父亲漂洋过海去周游列国，北京城留下他的三个妻子和子女们。对于父亲的远游，金家人谁也不以为然，因为这个家里有他没他是一切照常的。父亲在我们家里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个尊贵的客人，不理财，不拿事，他所熟悉的就是吃喝、会友，起着门面的作用。父亲走了，孩子们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放松，是件求之不得的好事。
感到失落的是老六，失了依赖的老六有种无助的恐惧和孤独，他的心只系着父亲，没有别人。每每父亲来信，信中所关注的也只有老六，仿佛他的其他儿子们都是无足轻重的陪衬。当然，儿子们对父亲的来信也从来不闻不问，老六则不然，老六要让他的母亲把父亲的信一遍一遍地读，不厌其烦地听得很认真。这使人感到，老六与父亲的关系在父子之外又添加了某种说不清的情愫，不能细想，细想让人害怕。
春天的一个上午。天气晴好，金家的孩子们要在看门的老张的带领下到齐化门外东大桥去放风筝。孩子们托举着风筝，揪扯着线绳，你喊我叫，闹哄哄地拥出了二门。出门时被站在台阶上的二娘叫住了，二娘由屋里拽出了满脸不痛快的老六，将他推进孩子群中，让他和大家一块儿去放风筝。老六不想去，转过身就往屋里走，被矮他一头的老七一把拉住。老七刚缝上开裆裤没有两年，却小大人儿似的很能体恤人。老七说，六哥别走，我带着你。二娘说，让小的说出这样的话来，老六你羞不羞?老六低头不语。二娘说，到野地去，让风吹吹，把一身懒筋抻抻，是件再好不过的事儿了，你怎么还不愿去!说着二娘向老张使了个眼色，老张就将一个沙燕风筝塞给老六，连推带搡地护着金家的小爷们出了门，奔东而去。
二娘在廊下深深地叹了口气。
依着二娘的意思，是有意将老六混在金家的哥儿们中间摔打摔打，目前她的这个儿子过于细腻软弱了，这不是金家人的性情，也不是她的愿望。在她的思想深处，很怕真应了老六是德宗转世的说法。她嘴上说不信，心里也难免不在打鼓，把她的儿子和那个窝囊又悲惨的光绪皇帝连在一起，她这个做母亲的何以能心甘情愿!为此她希望她的儿子能粗糙一些，能随和一些，能平平安安地长大成人。她没有给人说过，夜深人静之时，她常常用手使劲地按压老六头上那两个突起的部位，她惟恐那两个地方会生长出什么意想不到的东西来。
那天，放风筝的一干人等热气腾腾地回来了。刘妈站在门口挥着个布掸子挨着个儿地拍打，拍哪个，哪个的身上尘土冒烟，呛得刘妈捏着鼻子不敢喘气。刘妈说，这哪儿是去放风筝，明明地是去拉套了，瞧瞧这一身的臭汗，夹袄都湿透了。末了，刘妈拽过冻得直流青鼻涕，浑身索索发抖的老六，拍打了半天，没见一丝土星，刘妈笑着说，这可是个坐车的，没出力。老张说，这小子有点儿打蔫儿，那帮驴们在河滩里疯跑，就他一个人在大桥桥头上傻坐着，喊也喊不下来。刘妈摸了摸老六的脑袋说，有点儿烧，得给他再吃两丸至宝锭。
金家虽是大宅门儿，对孩子却是养得糙，从不娇惯，这大概也是从祖上沿袭下来的习惯。金家的子弟是正儿八经的八旗子弟，老辈儿们崇尚的是武功，讲的是勇猛精进、奋搏无倦，到了我们的阿玛这儿还能舞双剑，拉硬弓，骑马撂跤。祖辈的精神自然是希望千秋万代地传下去，不颓废，不走样，发扬光大直至永远。这个历经争战，在铁马金戈中发展起来的家族，自然要求他的子弟也要勇武强壮，禁得起风吹雨打。所以，我们家的孩子们从小都很皮实，都有着顽强的忍耐力和吃苦精神，谁有头疼脑热多是凭自己的体力硬抗，很少请过大夫，遇有病情严重的，特殊的照顾只是冲一碗藕粉，病人喝下藕粉，也就知道自己的病已经到了极点，再没有躺下去的必要，该好了。下人刘妈充任着我们的保健医师的角色，刘妈带过的孩子多，经验丰富，她对小儿科疾病的治疗方法往往比医院的大夫还奏效。我们每一个孩子出生后；都穿过她用老年下人们的旧衣裤改制的儿衣，她认为，下贱才能健康，才能长寿，越是富贵家的孩子越应如此。她还认为，有钱人家的父母都是锦衣玉食，所以生下的小孩子百分之百内火大，不泄火就要生事，就要出毛病，为此，她天天早晨要给我们家的大小孩子吃至宝锭，一边喂一边念叨
至宝锭。至宝锭
吃了往下挺。
至宝锭的形状像大耗子屎一般，上面有银色的戳迹，以同仁堂的为最佳。同仁堂的至宝锭化成汤喝到最后有明显的朱砂沉淀，那是药的精华，刘妈必定要监视着我们将那个红珠珠一般的东西一点不剩地吞下去，还要将药盏舔净。如没有红珠，刘妈就要向管事的发脾气，说他弄虚作假，买的不是同仁堂的正宗货。
放风筝回来的老六在刘妈的安排下吃了两丸至宝锭，晚饭也没吃就睡去了，半夜忽然发起高热，浑身烧得像火炭一般。第二天，喝过了藕粉也没见退烧，人已经开始昏迷，说胡话，叽叽咕咕，如怨如诉，还哀哀地哭。刘妈说，这孩子该不是撞克了什么。东大桥那儿是什么地方?那儿是北平的刑场，是处决犯人的地方，这个六儿他不比别的孩子，他太弱……二娘听了，就让老张拎着两刀纸拿到东大桥烧了；想的是真有鬼魅，给些通融，让它且饶过我们家六儿。纸烧过，并不见老六病情有所好转，反到从喉咙里发出呼呼的声响。二娘害怕了，让人请来胡同口中药铺坐堂的大夫为老六看病。大夫看过后说老六寸脉洪而溢，君火与相火均旺，旺火遇凉风热结于喉，是为喉痹，民间又叫闹嗓子的便是，不是什么大病。大夫开了当归、川芎、黄柏一类滋阴降火的方子，说煎两服吃下去就好了。
两服药吃下，老六并不见起色，咽喉症状继续加剧，常常喘不出气，憋得一张脸青紫，脖子的皮肤也被抓得鲜血淋淋。家里先后又请了几个大夫，各样方法使了不少，老六的病只是一日重似一日。二娘急得没办法，托人给在欧洲的父亲打电报。那人回来说联系不上，说那边朋友回电说。四爷上个月在法兰西，这个月又去了英吉利，漂漂泊泊毫无定踪，下半年能转回德意志也说不定。
老六病得在炕上抽搐、翻白眼。二娘急得在屋里一圈圈转磨，如今是想灌藕粉也灌不下去了。
舅老爷来家，二娘向舅老爷求主意。舅老爷见了老六摇头说怕是不好。二娘说孩子阿玛不在家，无论如何也得舅老爷做主，这是他阿玛最喜欢的一个，真有什么怎么向他阿玛交代?舅老爷说，再喜欢也不行，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打针吃药，救得了病却救不了命。这都是有定数的。二娘说，真就投办法了吗?舅老爷说，容我算算看。说罢摸出一把麻钱，在桌上一把撒开，上为艮，下为坤，合而为爻卦。二娘也是懂得易经的人，一见这卦象眼泪就扑簌簌往下直淌。舅老爷说，你也看见了，这是天意，老天爷要收他回去，谁也没办法，挡也挡不住。二娘说，舅老爷是高人，万望想个变通的法子，救您外甥一命。舅老爷说，我有什么法子?你看这卦，艮为山为止，坤为地为顺，顺从而止，上实下空。是困顿危厄之象，从卦上看，鬼在本宫，外方得病，更在上三爻，必是外感风邪，外宫也有暗鬼，伺机而动，上下有鬼，内伤兼外感，是为杂症，鬼动卦中，药力也难扶持，虽良医也不能救……
舅老爷说得没错，那天没过半夜。老六就被那二鬼挟持着奔了黄泉之路。
老六生生是被憋死的。临死前，他在炕上辗转反侧，怪声号啕，真如一条喝了雄黄的大长虫，几个人也按捺不住。那时金家的孩子们各个敛声屏气，缩在自己的房内不敢出来，静听着偏院里发出的长一声短一声的哀号。老六折腾到天黑，渐渐地没了气息，挺了。直到偏院传出话儿说，六少爷走了，大伙儿才长长地松了一口气，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好像金家宅门儿里没有老六才是正常的。
二娘抚着僵了的老六尸身哇哇大哭，大家劝也劝不住。第二天，二娘让老张去白云观请武道长派几个道士过来做法事，老张去了又回来了，说老道没派来道士，却让带回一张画得花里胡哨的符，让贴在偏院的门口。老张传达老道的话说，什么法事也不要做，金家这个老六从根儿上来说就不是什么正经东西，老道没有道破它的来龙去脉就已经是很给它面子了，让它知趣一点儿，赶快上它该去的地方，别再祸害人。亲戚们此时谁也不再说什么“贵人自有天相”的话了。舅老爷说，一个未成年的孩子，没落住终不能算这个家里的人，给他一副薄棺材好歹葬了就是，也算他没白到世上走一遭。
那副寒碜的白皮棺材抬进院来的时候，二娘见了几乎心疼得昏了过去，她说从没见过这么破烂穷酸的棺材，连漆也不上一道，用这样的棺材来装殓她的儿子，让她何以心安!我母亲也说，这棺材太差了点儿，装街上冻饿而死的倒卧还差不多，装金枝玉叶的哥儿忒不合适，于金家的身份也不相称。二娘让管事的去换，被刘妈拦了，刘妈说，太太糊涂了，哪儿有空棺材抬进又抬出的道理?舅老爷的主意没错，太太忘了哥儿“应该长在贫贱之家”的话吗?命中注定就是命中注定的，还哥儿一个舒坦自在吧，让他顺顺当当地托生，比什么都好。
二娘不再坚持，眼瞅着四个杠夫抬着那口薄棺材吱吱扭扭地出了门。
老六死的那年是八岁，他没能过了阴历冬月初十他的九岁生日。
应了武老道“三、八岁”的预言，父亲当年还问过人家“三、八岁当怎样?”当怎样呢?就当这样。老道没有直着说罢了，天机不可泄露。
以现在的观点来看，我们家老六的死因当是白喉，是白喉杆菌引起的一种传染病，搁今天，配以抗生素治疗绝不至于引起死亡，就是到了老六最终的窒息阶段，只需将气管切开也不是没救，可在七十多年前，医疗条件有限，老六就那么匆匆忙忙、稀里糊涂地走了，想来让人遗憾。
最遗憾的是我的父亲。据我母亲说，父亲从国外回来以后，知道了老六的事情，大病了一场。经过那场病，父亲的头发全部脱光，终日迷茫恍惚，走路打晃儿，得两个人架着才能从屋里北炕走到南炕。对父亲这场很著名的病，北京的小报上有过报道，说他老人家因为失子悲伤过甚，得了伤寒。我后来想，伤寒的确是个很可怕的传染病，它是由伤寒杆菌而传染的，跟老六怕没有什么直接联系，那时候的人把伤寒跟老六挂在一块儿，实在是有些不伦不类了。
三
我在这个家里长成一个混沌的小丫头的时候，二十多年已经过去，就是我们家最小的男孩老七舜铨，也进入了青壮年的行列，成了京师名画家。随着时间的消磨，人们对老六的传说已经淡而又淡了，金家已经没有几个人还记得那个忧郁的、早逝的男孩儿。
偏偏我是个爱幻想的孩子，在孩童时候，想像在我的生活中占了很大成分，我常想的人物就是那个神奇的、半人半龙的老六，他和母亲给我说的老麻猴子，和大家时常谈论的院里的狐仙，和我所向往的一切神神怪怪一起，活跃在我的精神生活中。成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有一回，父亲领着我去一个叫做“桥儿胡同”的所在，以我粗通文字的水平，已经能认出胡同口墙上的蓝色搪瓷标牌，是“雀儿胡同”，不是“桥儿胡同”，而父亲偏说是“桥儿”不是“雀儿”，让我回家对母亲也务必要说是“桥儿”，不能说是“雀儿”，否则以后就再不带我出来遛弯儿。在北京人的发音中，“桥儿”和“雀儿”实在没有什么不同，前者是二声，后者是三声，往往说快了就“桥”、“雀”不分了，但父亲则嘱咐我一定要将两个字分清楚，万不可弄含混了
既然父亲喜欢，我心里也乐得真把“桥儿”当“雀儿”了。父亲去桥儿胡同没坐他那辆马车，坐的是三轮，我坐在父亲身边，听着身底下链条的啦啦响声，从小洞里看着车夫一弯一弯的背影，只感到困倦，想睡觉。父亲拍着我的肩说，别睡啊，留神着凉。我嗯了一声，并没有多少清醒。父亲说，马上就到你谢娘家了，你要听话，别淘，跟你六哥好好玩儿。我问哪个六哥……父亲说当然就是那个长犄角的六哥，还能有谁!我听了一激灵，困意全消。我说，真是咱们家的老六吗?父亲说，当然。
胡同很小，没有雀也没有桥，只有一堆堆的烂布，臭气熏天地堆在各家的房前、门口，让人恶心。事后我才知道，这些破布都是从脏土堆捡来的，靠收破烂儿收来的，晾晒干了，用糨子打成袼褙，卖给做鞋的鞋场，一块格褙能卖八大枚，八大枚能买一斤杂面。这片地面，家家都打格褙，家家都吃杂面汤，成了“桥儿”的一道风景。
父亲领着我来到一个略微干净点儿的小院里，院里北房三间，东房塌了，南面是一溜墙，有棵歪斜的枣树，半死不活地戳在那里。树底下有个半大小子在撕铺衬①，（①铺村：老北京话，指糟烂的破布。）往板子上抹糨子，将那些烂布一块块贴上去。墙下一排打好的袼褙，在太阳的照耀下反射着亮光，冒着腾腾的水汽，显得很有点儿朝气蓬勃。
那半大小子见我们进来了，头也没抬，一双沾满了糨子的手，依旧灵巧地在那块板上抹来抹去，没受到丝毫影响。
父亲叫了一声六儿，半大小子嗯哪了一声，没有显出热情。
这时，从北屋里闪出个四十岁左右的白净妇人来，脑后挽了个元宝鬏儿，穿了件蓝夹袄，打着黑绑腿带，一双蓝地儿蓝花的绣花鞋不沾一点儿土星，浑身上下透着那么干净利落，透着那么精神。
父亲让我管她叫谢娘，我叫了，谢娘把我揽在怀里，夸我是个懂事的丫儿。谢娘身上有股好闻的胰子味儿，跟我母亲身上的“双妹”脾花露水绝不相同，相比较，还是这胰子味儿显得更平淡，更家常，更随和一些。
我喜欢这种味道。
我们被谢娘让进屋里，屋里跟谢娘一样，收拾得一尘不染，炕上铺着白毡子，被卧垛垛得整整齐齐，八仙桌上有座钟，墙上有美人画，茶壶茶碗虽是粗瓷。也擦抹得亮晶晶的，东西归置得很是地方，摆设安置得也很到位。
谢娘是个很能干的人。
从谢娘和父亲的谈话中我了解到，她对我们家里的情况相当熟悉。对我几个母亲的情况也是了如指掌的。我还听出来了，谢家搬到这儿的时间并不长，是父亲给找的房。谢娘还跟我父亲商量要把塌了的东厢房盖起来，说六儿大了，该了这家的主人，那份柔情、那份依赖和对父亲的那份神态，是我几个母亲都没有的。
父亲很舒坦地喝着一种叫做“高末儿”的茶。所谓“高末儿”，就是茶叶铺将卖剩的各类茶的渣子归拢在一起，以极便宜的价格卖出的一种茶。这种茶很香，可只能喝一遍，第二遍就没了颜色。父亲喝着这种茶，和谢娘说着话，所谈均离不开柴米油盐，离不开东家长李家短。父亲对这院房，对谢家的投入精神令我吃惊，在我的眼中，这完全是另一个父亲，一个陌生的、我从不了解的父亲。在金家。谁都知道父亲是个不管不顾的大爷，他搞不清我们院有几间房，搞不清他到底有多少财产，更搞不清他十四个孩子的排列顺序和生日，人们说四爷真是出世的散仙，洒脱得可以，言外之意则是“四爷真是糊涂得可以”。
“糊涂”的父亲索性以糊涂装糊涂，很充分地利用了“大智若愚”这个词。
见我很注意他们的谈话，谢娘显得有些不自在了。她将院里的半大小子喊进来，推到父亲跟前，让那小子管父亲叫“四爹”。
小子很不情愿地看了他妈一眼，嘴唇动了动，终没张嘴。
谢娘说，叫呀，没你四爹能有这个家吗?
那小子被逼不过，闷声闷气地迸出一个“四爹”来，连我也听得出，这个“四爹”叫得勉强极了，被动极了，很大程度他是冲着他的母亲叫的。我毕竟年纪小，对这个“爹”的含义相当模糊，在我们家里，没有人管父亲叫爹，我们都叫阿玛，现在桥儿胡同有人管父亲叫“四爹”，我只是觉得新奇。
被叫了四爹的父亲很激动，他把那个叫做六儿的小子拉到跟前，很动情地细细打量着。我敢说，我的父亲看我们中的任何一个都没有用过这种眼光，都没有透出过这种温情，单单在这个莫名其妙的小子身上，流露出了这么多的爱，让人不能不嫉妒了。
父亲让我管他叫六哥。
我说，我得摸摸他的那两只角!
父亲就让六儿弯下身来让我摸，六儿低下头的时候狠狠地瞪了我一眼。我才不管他高兴不高兴，一双巴掌毫不犹豫地伸向了那个长得并不周正的脑袋。
在粗硬的头发中间，我摸到了一左一右两个突起，尖而硬，有半拉枣那么大。我很兴奋，用手捏着那两个硬疙瘩使劲地掐，六儿很粗鲁地用胳膊把我搪开了。我恼了，说我明明还没有摸好，他就这样，这次不算，我得重摸!
谢娘嗔怪六儿不懂事，说小格格要摸你就让她摸摸怎的了，也摸不坏；又说六儿挓挲着一双襁子手，也不洗干净了就进来，一股馊臭的味道，留神把格格熏坏了。谢娘说这些话的时候，六儿就愣愣地站着，一副傻相。谢娘对父亲说，不让他打袼褙，他偏要打，拦也拦不住，这都是受了近处街坊的影响，跟着什么就学什么。父亲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还是得念书，学而优则仕，要想将来能出人头地，学问是第一的。说罢，他让谢娘明日打听附近有没有什么像样的学校，送他去念书。
六儿说，我不念书。
谢娘说，你这叫不识抬举!
六儿说，我不让人抬举。
谢娘说，是你四爹让你念的，你四爹能害你?
六儿不说话了。
谢娘让我继续摸六儿头上的两只角，我说不想摸了。
我对六儿脑袋上的两个硬包已经失去了兴趣。
父亲打发我和六儿出去玩儿，谢娘让六儿带我到小摊儿上买些酸枣面儿、铁蚕豆什么的零食，还特意嘱咐他，别让街上那些野孩子们欺负我。
六儿站在原地没听见一般，谢娘塞给他几张小票子，推了他一把。六儿说摆小摊儿的今天没出来，谢娘说出来了，她早晨看见了摆摊儿的老赵跟他媳妇推着车过去了。
我说我要吃酸枣面儿。
谢娘对六儿说，你就带小格格去看看，当哥哥就得有当哥哥的样儿，都这么大了，怎么还这么不懂事!
六儿用眼翻了翻我的父亲，父亲冲他温和地笑着，六儿一梗脖子，推开门出去了。
我紧跟着六儿出了北屋，他并没有带我去买酸枣面儿的意思，依旧蹲在南墙根儿打他的袼褙，连看也不看我一眼。我想着那酸枣面儿和铁蚕豆，心里就对他充满怨恨，一个又臭又穷的烂小子，有什么了不起呢?就是我们家的胖狗阿利也比他懂事，比他会讨人喜欢。
呸!我狠狠地往地上啐了一口。
他没理我，将一块块破布抹平整了，贴在抹了糨糊的板子上，一层又一层。
北屋的窗帘拉上了。
六儿的脸更阴了，他把手里的糨糊摔得啪啪响。
我想看看父亲和那个谢娘在窗帘的遮挡下做什么。孩子的好奇心驱使着我，我悄悄向那窗户迂回过去。
就在我刚刚贴近窗户，把舌头伸出来，要舔那窗户纸的时候，我的辫子被人揪住了，一双黏糊糊的手，毫不留情地拽着我的小辫，直把我拉到南墙。我疼得龇牙咧嘴，对脸色铁青的六儿喊道：你要干吗?!
六儿压低声音，恶狠狠一字一顿地说：我、要、操、你、妈!
在金家，没有人对我说过这样的话，也没有人对我表现出过这样憎恶的态度，这些令我惊奇，特别对“操你妈”意思的理解，作为一个大宅门儿里的小丫丫来说还十分欠缺。我说，我有三个妈，你操哪个?
六儿说，我都操!
从他那猥亵无耻的神态里，我推断出这不是一句好话，就一脚踢翻了他的糨子盆，将那些没有眉眼的破布扬得满院都是。发脾气是大宅门儿孩子的拿手戏，我们家的孩子不会“操你妈”，但我们家的孩子都会发脾气。我们要发起脾气来，能让天塌下来。
我呼呼地喘着气，掀倒了晾在墙根儿的所有格褙，我在那些袼褙上使劲踩，又把那棵树踹得哗哗响，把糨子盆踢得在院里滴溜溜转。六儿叉着腰，冷冷地看着我在院里折腾，当我掂起半块砖，准备向着北屋的玻璃砸过去的时候，六儿过来干涉了。他拧住我的胳膊，把我的手使劲往后背。砖是扔不出去了，我伸出空着的手，冲着六儿那张讨厌的脸，自上而下，狠狠地来了一下子，立时，那张脸花狸虎一般，出现了几道血印。六儿不吭声，提着我的脖领子将我拎出了大街门……
父亲和谢娘走出北屋的时候，我已经安静地坐在树底下剥铁蚕豆了。谢娘看着六儿脸上的伤，问是怎么了。六儿没言语。
我说是我抓的。
父亲看着洒了一地的糨子说，你这个丫儿又犯浑了，这儿可不是你闹腾的地方。谢娘说，小格格倒是憨直得可爱，是我们六儿太古怪了。父亲指着我对谢娘说，你不知道这孩子的脾气，跟王八一样拗，家里任谁都憷她，采取惹不起躲得起的态度，不过我有时候还真爱看这丫头犯浑的样子，熊崽子似的。
谢娘听了就笑。
谢娘笑的时候从腋下抽出一块手绢，用它来捂着嘴，那张脸就只留下两个弯弯的细眼睛，很好看，她的这副模样让我想起了蹦蹦儿戏“小老妈儿在上房打扫尘土”里的小老妈儿。
那天我们在谢家吃的是炸酱面，跟我们家的香菇小鸽子肉炸酱不同，谢家的酱是用虾米皮炸的，面码儿是一碟萝卜丝、一碟煮黄豆。面是杂面，捞在碗里有一股淡淡的豆香，勾得人馋虫往上翻。六儿捞了一大碗面蹲在一边去吃了，他不跟我们一起坐，大约是觉得拘束。我看见六儿从缸盖上头揪了一大头蒜，很细心地剥了丢在碗里，白胖胖的蒜瓣晶亮圆润，在面的搅拌中上下翻动，在六儿的嘴里发出嚓嚓的声响……
我说我也要吃蒜。
谢娘就剥了几瓣给我，说这是京东的紫皮蒜，是她留着做腊八蒜用的，让我留神别辣着。我们家也吃蒜，都是厨子老王用小钵将蒜砸了，刮在青瓷小碟里，润上小磨香油，远远地搁在桌角，谁要吃，拿过来用筷子点那么一下就行了，没见有谁捏着蒜瓣张着大嘴咬的。
我也学着六儿的样子狠狠地咬了口蒜，不管不顾地大嚼起来。没嚼两下，一股辣气直冲头顶，连眼泪也下来了，一张嘴已经分明不属于我。谢娘和父亲慌得丢下手里的饭来照顾我这张嘴。泪眼矇眬中，我看见六儿蹲在门边，低着头无动于衷，照旧吃他的面。看他那冷漠神情，我恨不得再在那张脸上抓一把。
又吃了面，又喝了水，总算将那轰轰烈烈的辣压了下去。谢娘要将剩下的蒜拿走，我说，别拿，我还要吃。谢娘说，你不怕辣呀?我看了一眼六儿说，不怕。父亲说，我说这孩子拗，她就是拗，瞧，她的王八劲儿又上来了。
蒜的香是无法抗拒的，特别是那辣，更具备了一种挑战的魅力，吃过了这样的蒜，我才知道，我们家饭桌上那碟子里的物件，简直不能叫做蒜。炸酱面我吃过不少，却从来没有吃得这么酣畅淋漓、荡气回肠过。谢家的炸酱面是勾魂儿的炸酱面。
走的时候父亲将一沓钱塞给谢娘，谢娘死活不要。我和六儿站在一边，看着他们推让。我觉得他们俩的动作很像一出叫《锔大缸》的小戏。六儿大概没有这样的感觉，他咬牙切齿地靠在门框上运气。后来父亲把钱搁在桌上说，眼瞅着就立冬了，你得多备点儿劈柴和硬煤，给六儿添件棉袍，买双棉窝，别把脚冻了。
六儿插言道，我冻不死。
谢娘狠狠瞪了六儿一眼，六儿一摔门出去了。
谢娘最终当然留下了父亲的钱。
带着满嘴的蒜味儿，我跟着父亲坐车回家了。在车上，父亲对我说，回家你娘要问你吃了什么，你千万别说炸酱面。我说，不说炸酱面说什么呢?父亲说，你就说在隆福寺后头吃的灌肠。父亲又说，也别提桥儿胡同这家人，省得你娘犯病。我说，我绝不会提，我提他们干什么!父亲说，这就对了，要是这样，以后我就常带你出来玩儿，你想上哪儿咱们就上哪儿。想及六儿的嘴脸，我对父亲说，谢家这个六儿不是东西，他比咱们家的老六差远了。父亲说，你怎说他不是老六?他就是咱们家的老六托生来的，你没看他的眉眼、神态、性情跟咱家的老六整整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不差分毫?他也有角，比老六强的是他生在了贫贱之家，占了个好生日，咱们家那个死了的老六不傻，他是算计好了日子才托生来的。我问这个六儿的生日怎的好。父亲说，他是二月二呀，是龙抬头的日子，龙春分而升天，秋分而入川，这是顺。可咱家的老六，生在冬月，时候不对，他不弯回去等什么?
这个六儿是我们家老六托生来的，他与老六是一个人!这事让我不能接受。
我问父亲，六儿也是您的孩子吗?
父亲说，你说呢?
我说不知道。
父亲说，我也不知道。
那天回家，母亲在二门里接了我和父亲。母亲嗔怪父亲带着孩子一走走一天，让她在家里惦记。父亲只是用掸子掸土，不说话。刘妈摸着我的辫子说，我的小姑奶奶，您哪儿弄来这一脑袋糨子呀?我说是六儿抓的。母亲问六儿是谁，没等我张嘴，父亲接过来说，是东单裱画铺的学徒。刘妈说，他一个裱画儿的，裱我们孩子的脑袋干什么?真是的!母亲说，准是丫儿淘气了。父亲说，让你说着了。
父亲说完冲着我笑了笑。
看父亲“演戏”，我觉得挺有意思。
四
以后我常和父亲到桥儿胡同谢家去。谢家院里东房三间已经盖起来了，一抹青灰的小厦房，由六儿住着。树上的枣也结了，微小而丑陋，各个儿像是没长大就红了，急着赶着要去办什么事情似的。
我很快熟悉了我的角色。父亲之所以把他的隐秘毫无保留地袒露给我，是对我的信任，他把我当成了出门的幌子，当成了障眼法，他带着我出去，我母亲能不放心吗?其实我母亲很傻，她就没想到我和父亲是穿一条裤子的，我早已为父亲所收买。成了他的死党。
父亲收买我的条件也很低，几个糖豆儿、大酸枣就封住了我的嘴，这使我从小就相信，吃人家的嘴短，拿人家的手短，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到谢家去的次数多了，慢慢地，我对他们的情况也多少有了些了解。谢家当家的叫谢子安，死了有些年头了，听说活着的时候做得一手好针线，是宫里内务府广储司衣作的裁缝匠。广储司衣作是司下属七作之一，七作是染、铜、银、绣、衣、花、皮，应承着皇宫内部和主要宗室的衣物手使。慈禧时期衣作最繁盛，有匠役三百余人，到了溥仪的小朝廷，承职的也有二三十。我们家瓜尔佳母亲穿的蟒纹四爪命妇朝服，就是出自广储司的衣作。据我母亲说，谢子安本人是个很活络的人，聪明而善解人意，凭着别人不能比的手艺，他时常走动于大宅门儿之间，受到了宅门儿里夫人、小姐们的欢迎和喜爱。请谢子安做衣服的人都是有根有底的人家，图的是他做工精致、名气大。当然，人们也不乏有想了解一点乾清门里服装流向的好奇，诸如逊了位的皇上每天穿西装还是穿马褂，皇后衣服上的绦子兴的是什么花样等等。随同谢子安出入大宅门儿的还有他的妻子，一个被大家称为谢娘的美丽小媳妇。谢子安之所以带着媳妇，是为了跟女眷打交道方便，避嫌。有做不过来的活计，谢娘也搭着手做，我父亲出门常穿的兜边镶着刚钻的外国缎一字襟坎肩和二蓝宁春绸夹袍就是出自谢娘之手。相比之下，谢娘和家里的母亲们似乎更熟，往来也更密切。
那是皇上被赶出紫禁城的前一年，宫里发生了这么一件事：
有一天早晨，天阴欲雪，北风正紧，溥仪的贴身太监伺候溥仪起床，因为变天，要将贴里的小衣换作绒布小褂。太监将衣服在烘炉上烤热了，将小褂趁热恭进，为缩在被窝里的溥仪穿上。溥仪将手伸进袖筒，像被什么蛰了一样，呀的一声，猛然坐起，抽出胳膊一看，胳膊上已经划出了长长的一道血印。太监吓得立即翻检衣服，发现衣服的袖口别着一根缝衣针。这本是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搁溥仪这儿就成了了不得的大事，生性多疑的溥仪说这是有人刻意要谋害他，责令追查，严加惩办。追查的结果，就追到了裁缝谢子安的身上，算溥仪开恩，没要了谢子安的命，就这也受到鞭打四十、枷号一个月的惩罚。时值寒冬腊月，滴水成冰的天气，身受重伤的谢子安，在大牢里羞愤交加，没出十天就咽了气。
谢娘年纪轻轻就守了寡，为了生计，照旧走动于大宅门儿之间，揽些针线活，然而毕竟不如她丈夫手艺精湛，所承接的活计便渐渐有限；又因为丈夫横死，有人视为不吉，对她也就冷淡了许多，她所能走动的人家，到最后就剩了东城的两三家，我们家是其中之一。
我母亲们的衣服都是由谢娘承包的。谢娘给我的母亲们做活就住在我们家后园的小屋里，有时一住能住半年，因为我母亲们要做的衣服实在太多。谢娘很懂得大宅门儿的规矩，在我们家做衣服的时候从来不出后园一步，也不跟我们家的男人搭讪，低眉敛目，只是一人飞针走线，谁瞅着这个小媳妇都觉得怪可怜的。我母亲问过她有没有再往前走的想法，谢娘直摇头，眼圈也红了，说，太太您再别替我往这儿想了，那死鬼才走，坟上的土还没干呢……我母亲就不好再说什么了。
后来，谢娘到我们家来的次数逐渐减少，慢慢地竟变得杳无音信了。母亲们说，多半是嫁了人，一个年轻小媳妇，怎能长期守着，能寻个人家儿终归是好事，没人再来做衣服就没人吧……
我跟父亲到谢家的时候，谢娘已经不是什么小媳妇了，从相貌上看，她比我母亲还显老，我想父亲之所以肯和她亲近，愿意到桥儿胡同来，大概图的就是她的温馨可人，图的就是类似虾米皮炸酱这种小门小户的小日子，这种氛围是大宅门儿的爷们儿渴望享受又难以享受到的。已经拥有三个妻子、十四个子女的父亲，还要将精力偷偷摸摸地倾泄在桥儿胡同这座小院里，倾泄在姿色并不出众的谢娘和她那拧种般的儿子身上，究竟为了什么，这是我一直想不通的。
在金家什么心不操的父亲，在谢家却成了事无巨细都要管的当家人，连桌上的座钟打点不准，他都要认真给予纠正。我看着他在谢家的窗台下，光着膀子挥汗如雨地帮着谢娘和泥、搪炉子，谢娘亲昵地替他摘掉脖颈上的头发，我就想，这人是我阿玛吗?是金家大院里那个威严肃整的阿玛吗?
但是父亲很快活。
谢娘也很快活。
我当然更快活。
父亲在回家的车里常摇头晃脑地对我念着：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我马上会接上一句：贤哉回也!
父女相视一笑。
金家知道父亲这个秘密的还有厨子老王，他常常禀承父亲的旨意给谢家送东西。老王是父亲的心腹，嘴很严，很讲义气。老王在我跟前从来没提过谢家半个字，我、父亲和老王对谢家的关系，用后来很著名的样板戏上的一句词儿是“单线联系”。能与某个人共同保守一个秘密是很刺激、很幸福的事情，那种心照不宣的感觉让我快乐，让我时时地处于兴奋状态。
谢家吸引我的另一个原因是那些袼褙。打格褙是件近似游戏的轻松活，首先要将那些烂布用水喷湿，第一层尽量挑选整块的，用水贴在板子上，以便将来干了好往下揭。第二层才开始抹糨子，然后像拼七巧板一样，将那些颜色不一、形状纷杂的小布块儿往一起拼，要拼得平整而恰到好处是件很不容易的事，往往要经过一番周密的思考和设计，一张袼褙要打三层才算成功。这个过程是很有意思的，通过自己的手，将那一堆脏而烂的破布变成一块块硬展展的格褙，再揭下来，一张张地摞在屋里的炕上，最终变成一斤斤香喷喷的杂面，就着大瓣蒜吃进肚里，想想真不可思议，神奇极了。
我对这个工作很着迷，开始是蹲在六儿跟前看他操作，后来是给他打下手，将布淋湿，将那些缝纫的布边撕去，后来慢慢从形状上挑选出合适的递给他，供他使用。六儿对我的参与呈不合作态度，常常是我递过去一块。他却将它漫不经心地扔在一边，自己在烂布堆里重新翻找，另找出一块补上去。开始我以为他是成心气我，渐渐地我窥出端倪，他是在挑选色彩。也就是说，六儿不光要形状合适，还要色彩搭配，藏蓝对嫩粉，鹅黄配水绿，一些烂七八糟的破烂儿经六儿这一调整，就变得有了内容，有了变化，达到了一种出神入化的境界。
六儿的袼褙打得精美绝伦。
六儿的书念得一塌糊涂。
六儿都十五了，还背不出“床前明月光”，他将“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永远念成“举头望明月，低头撕裤档”。父亲纠正了他几次，均未改过来，看来是有意为之。
谢娘从附近收揽些针线活，以维持家用，穷杂之地的针线活毕竟有限，加之谢娘的眼神已然不济，花得厉害，做不了细活了，所从事的也不过是为些拉车的、赶脚的单身做些缝缝补补的简单活计，或是给某家的老人做做装裹什么的，收入可想而知。谢家之所以还能经常吃到虾米皮炸酱面，这多与父亲的资助有关。至于这院房与父亲究竟有什么关联，我说不清楚。六儿拼命地打袼褙，其中难免没有要摆脱虾米皮炸酱面笼罩的成分在其中，他要自立，他要挣脱出这难堪与尴尬，就必须苦苦地劳作，将希望寄托在那些袼褙上。
毕竟是能力有限，毕竟是太难了。
他很无奈，焦急而忧郁，命运的安排是如此地残酷无情，这是他与我注定不能融洽相处、不能平等相待的原因。
我那时不懂，后来就懂了。
我老觉得我很聪明，但后来的事实证明，我比起我的母亲来差远了。
我身上常常出现的糨子嘎巴儿和那不甚好闻的气息引起了母亲的注意。一天，我和母亲在老七舜铨房里，母亲摸着我那被糨糊粘得发亮的袖口说，又跟你阿玛去裱画了吗?我说，是的。母亲问，都裱了些什么画呀?是不是老七画的那些啊?老七舜铨正在纸上画鸭子，他一边画一边说，我是不会把我的画拿出去让我阿玛糟蹋的，您看看丫丫身上的糨子，您闻闻这股馊臭的糨子味儿，料不是什么上档次的裱画铺。母亲问。你上回说的那个叫六儿的，他们家哥儿几个呀?我说，哥儿一个。母亲说，哥儿一个怎么会叫六儿呢?我说，因为他像咱们家的老六，他脑袋上也长了角。舜铨突然停了画，惊奇地看着我，一脸严肃。母亲问，那个六儿在哪儿住哇?我牢记着父亲的嘱咐，脸不变色心不跳地朗声答道：桥儿胡同。我特别注意了“桥”的发音。让它尽量与“雀”远离。母亲说，是雀儿胡同啊，那是在南城了。我慌忙辩道，您搞错了，是桥儿不是雀儿。母亲笑了笑说，上回你阿玛不是说六儿在东单吗，怎么又到了雀儿胡同呢?我急赤白脸地争辩道，是桥儿，不是雀儿!
我们家人都说老七傻，其实我比老七还傻。老七在旁边都听出破绽来了，直冲我瞪眼，我却还没心没肺地嚷嚷什么桥儿、雀儿。母亲不耐烦地挥挥手说，算了，你别跟我争了，我早看出来了，你是一只养不出来的白眼儿狼，我是白疼你了。我说，我怎么是白眼儿狼了?怎么是白眼儿狼了?
母亲叹了口气，神情黯淡，歪过脸再不理我。我还要跟母亲理论“白眼儿狼”的问题，老七从后头把我拦腰抱起，三步两步出了屋。我在老七身上踢打哭闹，让他把我送回母亲身边去。老七舜铨不听，我就往他的袍子上抹了一把又一把的鼻涕，唾了一口又一口的唾沫，直到他把我夹到后园亭子里，狠狠地撂在石头地上。
老七点着我的鼻子说，你胡说了些什么!我说，我怎胡说了?我什么也没说。老七说，你个缺心眼子的二百五，你还嫌这个家里不乱吗?!老七说“家里乱”是有原因的。不久前，他的“媳妇”柳四咪刚跟着我们家的老大金舜铻跑了，他心里烦，气儿不顺。我说，你媳妇儿跟着老大跑了，你去找老大呀，挟持我干什么?老七听了我这话气得脸也白了，嘴唇直哆嗦，反不上一句话来。我看老七没了词，越发来劲了，说，连自个儿媳妇儿都看不住，还有脸说我呢。老七想了一会儿，终于伸出手来，啪地抽了我一个嘴巴子。
真挨了打我反倒不哭了，我学着六儿的样子，显出一副无耻与无赖相，也像六儿那样一字一顿地说：我、操、你、妈!
老七愣了，他像不认识我一样地看了我半天，结结巴巴地说：你说……说……什么……我母亲她……怎么你了?
我很得意，我觉得六儿真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他创造的这句箴言可以降服我们家任何一个老几，我的那些虾米皮炸酱面可真是没有白吃。
我把发呆卖傻的老七扔在园子里，自己晃晃悠悠转到西院厨房来。厨房里，大笼屉冒着热气，那里面传出了肉包子的香味。老王正在熬红小豆粥，豆还没烂，他正坐在小凳上剥核桃仁。我在核桃仁碗前蹲下来，老王把碗端开了。
我说，刚才老七打我了。
老王没言语，也没有表情。
我说，老七打了我一个嘴巴。
老王将一颗硕大而美丽的核桃仁丢进碗里。
我说，这事儿我跟老七没完。他说我给家里添乱……
老王说，小格格您到前头玩儿去吧，您也甭给我这儿添乱了。
我说，老王你客气什么?咱俩谁跟谁呀!
老王说，不是客气，是怕太太们怪罪。不管怎么着，老王也是下人，是伺候人的人，你们的事儿跟我没关系。
我说，老王你今天怎么变得这么生分?咱们俩平时的关系可是不错!
老王一边把我往外推一边说，谁敢跟您不错呀!您是《捉放曹》里的曹操，我是里头的陈宫，我不跟着您跑啦，我改辙啦!
我傻乎乎地问，我是曹操，那谁是吕伯奢，我把谁杀啦?
老王说，你把你阿玛杀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