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事情的这个方面似乎整个都是不痛不痒、无关紧要的。我发现自己是站在盖茨比一边的，而且只有我一人。从我打电话到西卵镇报告惨案那一刻起，每一个关于他的揣测、每一个实际的问题，都提到我这里来。起初我感到又惊讶又迷惑，后来一小时又一小时过去，他还是躺在他的房子里，不动，不呼吸，也不说话，我才渐渐明白我在负责，因为除我以外没有仟何人有兴趣——我的意思是说，那种每个人身后多少都有权利得到的强烈的个人兴趣。
在我们发现他的尸体半小时之后我就打了电话给黛西，本能地、毫不迟疑地给她打了电话。但是她和汤姆那天下午很早就出门了，还随身带了行李。
“没留地址吗？”
“没有。”
“说他们几时回来吗？”
“没有。
“知道他们到哪儿去了吗？我怎样能和他们取得联系？”
“我不知道，说不上来。”
我真想给他找一个人来。我真想走到他躺着的那间屋子里去安慰他说：“我一定给你找一个人来，盖茨比。别着急。相信我好了，我一定给你找一个人来……”
迈耶·沃尔夫山姆的名字不在电话簿里。男管家把他百老汇办公室的地址给我，我又打电话到电话局问讯处，但是等到我有了号码时已经早就过了五点，没有人接电话了。
“请你再摇一下好吗？”
“我已经摇过三次了。”
“有非常要紧的事。”
“对不起，那儿恐怕没有人。”
我回到客厅里去，屋子里突然挤满了官方的人员，起先我还以为是一些不速之客。虽然他们掀开被单，用惊恐的眼光看着盖茨比，可是他的抗议继续在我脑子里回响：
“我说，老兄，你一定得替我找个人来。你一定得想想办法。我一个人可受不了这个罪啊。”
有人来找我提问题，我却脱了身跑上楼去，匆匆忙忙翻了一下地书桌上没锁的那些抽屉——他从没明确地告诉我他的父母已经死了，但是什么也找不到——只有丹·科迪的那张相片，那已经被人遗忘的粗野狂暴生活的象征，从墙上向下面凝视着。
第二天早晨我派男管家到纽约去给沃尔夫山姆送一封信，信中向他打听消息，并恳请他搭下一班火车就来。我这样写的时候觉得这个请求似乎是多此一举。我认为他一看见报纸肯定马上就会赶来的，正如我认为中午以前黛西肯定会有电报来的——可是电报也没来，沃尔夫山姆先生也没到。什么人都没来，只有更多的警察、摄影师和新闻记者。等到男管家带回来沃尔夫山姆的回信时，我开始感到傲视一切，感到盖茨比和我可以团结一致横眉冷对他们所有的人。
亲爱的卡罗威先生：这个消息使我感到万分震惊，我几乎不敢
相信是真的。那个人干的这种疯狂行为应当使我们大家都好好想
想。我现在不能前来，因为我正在办理一些非常重要的业务，目前
不能跟这件事发生牵连。过一些时候如有我可以出力的事，请派
埃德加送封信通知我。我听到这种事后简直不知道自己身在何
处，感到天昏地暗了。
您的忠实的，
迈耶·沃尔夫山姆下面又匆匆
附了一笔：
关于丧礼安排请告知。又及：根本不认识他家里人。
那天下午电话铃响，长途台说芝加哥有电话来，我以为这总该是黛
西了，但等到接通了一听却是一个男人的声音，很轻很远。
“我是斯莱格……”
“是吗？”这名字很生疏。
“那封信真够呛，是不？收到我的电报了吗？”
“什么电报也没有。”
“小派克倒霉了，”他话说得很快，“他在柜台上递证券的时候给逮住了。刚刚五分钟之前他们收到纽约的通知，列上了号码。你想得到吗？在这种乡下地方你没法料到……”
“喂！喂！”我上气不接下气地打断了他的话，“你听我说——我不是盖茨比先生。盖茨比先生死了。”
电话线那头沉默了好久，接着是一声惊叫……然后卡嗒一声电话就挂断了。
我想大概是第三天，从明尼苏达州的一个小城镇来了一封署名亨利·C·盖兹的电报。上面只说发电人马上动身，要求等他到达后再举行葬礼。
来的是盖茨比的父亲，一个很庄重的老头子，非常可怜，非常沮丧，这样暖和的九月天就裹上了一件蹩脚的长外套。他激动得眼泪不住地往下流，我从他手里把旅行包和雨伞接过来时，他不停地伸手去拉他那摄稀稀的花白胡须。我好不容易才帮他脱下了大衣。他人快要垮了，不是我一而把他领到音乐厅里去，让他坐下，一面打发人去搞一点吃的来，但是他不肯吃东西，那杯牛奶也从他哆哆嗦嗦的手里泼了出来
“我从芝加哥报纸上看到的，”他说，“芝加哥报纸上全都登了出来，我马上就动身了。”
“我没法子通知您。”
他的眼睛现而不见，可是不停地向屋子里四面看。
“是一个疯子干的，”他说，“他一定是疯了。”
“您喝杯咖啡不好吗？”我劝他。
“我什么都不要。我现在好了，您是……”
“卡罗威。”
“呃，我现在好了。他们把杰米放在哪儿？”
我把他领进客厅里他儿子停放的地方，把他留在那甲。有几个小男孩爬上了台阶，正在往门厅里张望。等到我告诉他们是谁来了，他们才勉勉强强地走开了。
过了一会儿盖兹先生打开门走了出来，他嘴巴张着，脸微微有点红，眼睛“断断续续洒下地滴泪水。他已经到了并不把死亡看作一件骇人听闻的事情的年纪，于是此刻地第一次向四周一望，看见门厅如此富丽堂皇，一间间大屋子从这中又通向别的屋子，他的悲伤就开始和一股又惊讶又骄傲的感情交织在一起了。我把他搀到楼上的一间卧室里。他一面脱上衣和背心，我一面告诉他一切安排都推迟了，等他来决定。
“我当时不知道您要怎么办，盖茨比先生……”
“我姓盖兹。”
“盖兹先生，我以为您也许要把遗体运到西部去。”
他摇了摇头。
“杰米一向喜欢待在东部。他是在东部上升到他这个地位的。你是我孩子的朋友吗，先生？”
“我们是很知己的朋友。”
“他是大有前程的，你知道。他只是个年轻人，但是他在这个地方很有能耐。”
他郑重其事地用手碰碰脑袋，我也点了点头。
“假使他活下去的话，他会成为一个大人物的，像詹姆斯·J·希尔 ① 那样的人，他会帮助建设国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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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詹姆斯·J·希尔（james.J.Hill，1838－l916），美国铁路大王。
“确实是那样，”我局促不安地说。
他笨手笨脚地把绣花被单扯来扯去，想把它从床上拉下来，接着就硬邦邦地躺下去——立刻就睡着了。
那天晚上一个显然害怕的人打电话来，一定要先知道我是谁才肯报他自己的姓名。
“我是卡罗威一”我说。
“哦！”他似乎感到宽慰，“我是克利普斯普林格。”
我也感到宽慰，因为这一来盖茨比的墓前可能会多一个朋友了。我不愿意登报，引来一大堆看热闹的人，所以我就自己打电话通知了几个人。他们可真难找到。
“明天出殡，”我说，“下午三点，就在此地家里。我希望你转告凡是有意参加的人。”
“哦，一定，”他忙说，“当然啦，我不大可能见到什么人，但是如果我碰到的活。”
他的语气使我起了疑心。
“你自己当然是要来的。”
“呃，找一定想法子来。我打电话来是要问……”
“等等，”我打断了他的活，“先说你一定来怎么样？”
“呃，事实是……实际情况是这样的，我目前待在格林威治这里朋友家里，人家指望我明大和他们一起玩。事实上，明天要去野餐什么的。当然我走得开一定来。”
我忍不住叫了一声“嘿”，他也一定听到了，因为他很紧张地往下说：
“我打电话来是为了我留在那里的一双鞋。不知道能不能麻烦你让男管家给我寄来，你知道，那是双网球鞋，我离了它简直没办法。我的地址是B·F……”
我没听他说完那个名字就把话筒挂上了。
在那以后我为盖茨比感到羞愧——还有一个我打电话去找的人竟然表示他是死有应得的。不过，这是我的过错，因为他是那些当初喝足了盖茨比的酒就大骂盖茨比的客人中的一个，我本来就不应该打电话给他的。
出殡那天的早晨，我到纽约去找迈耶·沃尔夫山姆。似乎用任何别的办法都找不到他。在开电梯的指点之下，我推开了一扇门，门上写着“囗字控股公司”，可是起先里面好像没有人，但是，我高声喊了几声“喂”也没人答应之后，一扇隔板后面突然传出争辩的声音，接着一个漂亮的犹太女人在里面的一个门口出现，用含有敌意的黑眼睛打量我。
“没人在家，”她说，“沃尔夫山姆先生到芝加哥去了。”
前一句话显然是撒谎，因为里面有人已经开始不成腔地用口哨吹奏《玫瑰经》。
“请告诉他卡罗威要见他。”
“我又不能把他从芝加哥叫回来，对不对？”
正在这时有一个声音，毫无疑问是沃尔夫山姆的声音，从门的那边喊了一声“斯特拉”。
“你把名字留在桌上，”她很快地说，“等他回来我告诉他。”
“可是我知道他就在里面。”
她向我面前跨了一步，开始把两只手气冲冲地沿着臀部一上一下地移动。
“你们这些年轻人自以为你们随时可以闯进这里来，”她骂道，“我们都烦死了。我说他在芝加哥，他就是在芝加哥。”
我提了一下盖茨比的名字。
“哦……啊！”她又打量了我一下，“请您稍……您姓什么来看？”
她不见了。过了一会，迈耶·沃尔夫山姆就庄重地站在门口，两只手都伸了出来。他把我拉进他的办公室，一面用虔诚的口吻说在这种时候我们大家都很难过，一面敬我一支雪茄烟。
“我还记得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情景，”他说，“刚刚离开军队的一名年轻的少校，胸口挂满了在战场上赢得的勋章。他穷得只好继续穿军服，因为他买不起便服。我第一次见到他是那天他走进四十三号街怀恩勃兰纳开的弹子房找工作。他已经两天没吃饭了。‘跟我一块吃午饭去吧。’我说。不到半个钟头他就吃了四块多美元的饭菜。”
“是你帮他做起生意来的吗？”我问。
“帮他！我一手造就了他。”
“哦”
“是我把他从零开始培养起来，从阴沟里捡起来的。我一眼就看出他是个仪表堂堂、文质彬彬的年轻人，等他告诉我他上过牛劲，我就知道我可以派他大用场。我让他加入了美国退伍军火协会，后来他在那平面地位挺高的。他一出马就跑到奥尔巴尼 ① 去给我的一个主顾办了一件事。我们俩在一切方面都像这样亲密，”他举起了两个肥胖的指头，“永远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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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奥尔巴尼（Albany），纽约州首府。
我心里很纳罕，不知这种搭档是否也包括一九一九年世界棒球联赛那笔交易在内。
“现在他死了，”我隔了一会才说，“你是他最知己的朋友，因此我知道今天下午你一定会来参加他的葬礼的。”
“我很想来。”
“那么，来就是啦。”
他鼻孔里的毛微微颤动，他摇摇头，泪水盈眶。
“我不能来……我不能牵连进去。”他说。
“没有什么事可以牵连进去的。事情现在都过去了。”
“凡是有人被杀害，我总不愿意有任何牵连。我不介入。我年轻时就大不一样——如果一个朋友死了，不管怎么死的，我总是出力出到底。你也许会认为这是感情用事，可是我是说到做到的——一直拼到底。”
我看出了地决意不去，自有他的原因。于是我就站了起来。
“你是不是大学毕业的？”他突然问我。
有一会儿工夫我还以为他要提出搞点什么“关系”，可是他只点了点头，握了握我的手。
“咱们大家都应当学会在朋友活着的时候讲交情，而不要等到他死了之后，”他表示说，“在人死以后，我个人的原则是不管闲事。”
我离开他办公室的时候，天色已经变黑，我在蒙蒙细雨中回到了西卵。我换过衣服之后就到隔壁去，看到盖兹先生兴奋地在门厅里走来走去。他对他儿子和他儿子的财物所感到的自豪一直在不断地增长，现在他又有一样东西要给我看。
“杰米寄给我的这张照片。”他手指哆嗦着掏出了他的钱包，“你瞧吧。”
是这座房子的一张照片，四角破裂，也给许多手摸脏了。他热切地把每一个细节都指给我看。“你瞧！”随即又看我眼中有没有赞赏的神情。他把这张照片给人家看了那么多次数，我相信在地看来现在照片比真房子还要真
“杰米把它寄给我的，我觉得这是一张很好看的照片，照得很好”
“非常好。您近来见过他吗？”
“他两年前回过家来看我，给我买下了我现在住的房子。当然，他从家里跑走的时候我们很伤心，但是我现在明白他那样做是有道理的。他知道自己有远大的前程，他发迹之后一走对我很大方。”
他似乎不愿意把那张照片放回去，依依不舍地又在我眼前举了一会工夫。然后他把钱包放了回去，又从口袋小掏出一本破破烂烂的旧书，书名是《生仔卡西迪》
“你瞧瞧，这本书是他小时候着的。真是从小见大。”
他把书的到底翻开，掉转过来让我看，在最后的空白页上端端正正地写着“时间表”几个字和一九零六年九月十二日的日期。下面是：
起床 上午6:00
哑铃体操及爬墙 6:15－6:30
学习电学等 7:15－8:15
工作 8:50－下午4:30
棒球及其他运动 下午4:30－5:00
练习演说、仪态 5:00－6:00
学习有用的新发明 7:00－9:00
个人决心
不要浪费时间去沙夫特家或（另一姓，字迹不清）
不再吸烟或嚼烟
每隔一天洗澡
每周读有益的书或杂志一份
每周储蓄五元（涂去）三元
对父母更加体贴
“我无意中发现这本书，”老头说，“真是从小见大，是不是？”
“真是从小见大。”
“杰米是注定了要出人头地的，他总是订出一些诸如此类的决心。你注意没有，他用什么办法提高自己的思想？他在这方面一向是了不起的。有一次地说我吃东西像猪一样，我把他揍了一顿。”
他舍不得把书合上，把每一条大声念了一遍，然后眼巴巴地看着我。我想他满以为我会把那张表抄下来给我自己用。
快到三点的时候，路德教会的那位牧师从弗勒兴来了，于是我开始不由自主地向窗户外面望，看看有没有别的车子来。盖茨比的父亲也和我一样。随着时间过去，佣人都走进来站在门厅甲等候，老人的眼睛对始焦急地眨起来，同时他又忐忑不安地说到外面的雨。牧师看了好几次表，我只好把他拉到一旁，请他再等半个钟头，但是毫无用处。没有一个人来。
五点钟左右我们三辆车子的行列什到基地，在密密的小雨中在大门旁边停了下来——第一辆是灵车，又黑又湿，怪难看的，后面是盖兹先生、牧师和我坐在大型轿车里，再后面一点的是四五个佣人和西卵镇的邮差坐在盖茨比的旅行车里，大家都淋得透湿。正当我们穿过大门走进整地时，我听见一辆车停下来，接着是一个人踩着湿透的草地在我们后面追上来的声音。我回头一看，原来是那个戴猫头鹰眼镜的人，三个月以前的一大晚上我发现他一边看着盖茨比图书室里的书一边惊叹不已。
从那以后我没再见过他。我不知道他怎么会知道今天安葬的，我也不知道地的姓名。雨水顺着他的厚眼镜流下来，他只好把眼镜摘下探一擦，再看着那块挡雨的帆布从盖茨比的坟上卷起来。
这时我很想回忆一下盖茨比，但是他已经离得太远了，我只记得黛西既没来电报，也没送花，然而我并不感到气恼。我隐约听到有人喃喃念道：“上帝保佑雨中的死者。”接着那个戴猫头鹰眼镜的人用洪亮的声音说了一声：“阿门！”
我们零零落落地在雨中跑回到车子上。戴猫头鹰眼镜的人在大门口跟我说了一会话。
“我没能赶到别墅来。”他说。
“别人也都没能来。”
“真的！”他大吃一惊，“啊，我的上帝！他们过去一来就是好几百嘛。”
他把眼镜摘了下来，里里外外都擦了一遍。
“这家伙真他妈的可怜。”他说。
我记忆中最鲜明的景象之一就是每年圣诞节从预备学校，以及后来从大学回到西部的情景。到芝加哥以外的地方去的同学往往在一个十二月黄昏六点钟聚在那座古老、幽暗的联邦车站，和几个家在芝加哥的朋友匆匆话别，只见他们已经裹入了他们自己的节日欢娱气氛。我记得那些从东部某某私立女校回来的女学生的皮大衣以及她们在严寒的空气中喊喊喳喳的笑语，记得我们发现熟人时抢手呼唤，记得互相比较收到的邀请：“你到奥德威家去吗？赫西家呢？舒尔茨家呢？”还记得紧紧抓在我们戴了手套的手里的长条绿色车票。最后还有停在月台门口轨道上的芝加哥－密尔沃基－圣保罗铁路的朦胧的黄色客车，看上去就像圣诞节一样地使人愉快。
火车在寒冬的黑夜里奔驰，真正的白雪、我们的雪，开始在两边向远方伸展，迎着车窗闪耀，威斯康星州的小车站暗灰的灯火从眼前掠过，这时空中突然出现一股使人神清气爽的寒气。我们吃过晚饭穿过寒冷的通廊往回走时，一路深深地呼吸着这寒气，在奇异的一个小时中难以言喻地意识到自己与这片乡土之间的血肉相连的关系，然后我们就要重新不留痕迹地融化在其中了。
这就是我的中西部——不是麦田，不是草原，也不是瑞典移民的荒凉村镇，而是我青年时代那些激动人心的还乡的火车，是严寒的黑夜里的街灯和雪橇的铃声，是圣诞冬青花环被窗内的灯火映在雪地的影子。我是其中的一部分，由于那些漫长的冬天我为人不免有点矜持，由于从小在卡罗威公馆长大，态度上也不免有点自满。在我们那个城市里，人家的住宅仍旧世世代代称为某姓的公馆。我现在才明白这个故事到头来是一个西部的故事——汤姆和盖茨比、黛西、乔丹和我，我们都是西部人，也许我们具有什么共同的缺陷使我们无形中不能适应东部的生活。
即使东部最令我兴奋的时候，即使我最敏锐地感觉到比之俄亥俄河那边的那些枯燥无味、乱七八糟的城镇，那些只有儿童和老人可幸免于无止无休的闲话的城镇，东部具有无比的优越性——即使在那种时候，我也总觉得东部有畸形的地方，尤其西卵仍然出现在我做的比较荒唐的梦里。在我的梦中，这个小镇就像埃尔·格列柯 ① 画的一幅夜景：上百所房屋，既平常又怪诞，蹲伏在阴沉沉的天空和黯淡无光的月亮之下。在前景里有四个板着面孔、身穿大礼服的男人沿人行道走着，抬着一副担架，上面躺着一个喝醉酒的女人，身上穿着一件白色的晚礼服。她一只手耷拉在一边，闪耀着珠宝的寒光。那几个人郑重其事地转身走进一所房子——走错了地方。但是没人知道这个女人的姓名，也没有人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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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埃尔·格列柯（El Greco，约1541－1614），西班牙画家。作品多用宗教题材，并用阴冷色调渲染超现实的气氛。
盖茨比死后，东部在我心目中就是这样鬼影憧憧，面目全非到超过了我眼睛矫正的能力，因此等到烧枯叶的蓝烟弥漫空中，寒风把晾在绳上的湿衣服吹得邦邦硬的时候，我就决定回家来了。
在我离开之前还有一件事要办，一件尴尬的、不愉快的事，本来也许应当不了了之的，但是我希望把事情收拾干净，而不指望那个乐于帮忙而又不动感情的大海来把我的垃圾冲掉。我去见了乔丹·贝克，从头到尾谈了围绕着我们两人之间发生的事情，然后谈到我后来的遭遇，而她躺在一张大椅子里听着，一动也不动。
她穿的是打高尔夫球的衣服，我还记得我当时想过她活像一幅很好的插图，她的下巴根神气地微微翘起，她头发像秋叶的颜色，她的脸和她放在膝盖上的浅棕色无指手套一个颜色。等我讲完之后，她告诉我她和另一个人订了婚，别的话一句没说。我怀疑她的话，虽然有好几个人是只要她一点头就可以与她结婚的，但是我故作惊讶。一刹那间我寻思自己是否正在犯错误，接着我很快地考虑了一番就站起来告辞了。
“不管怎样，还是你甩掉我的，”乔丹忽然说，“你那天在电话L把我甩了。我现在拿你完全不当回事了，但是当时那倒是个新经验，我有好一阵子感到晕头转向的。”
我们俩握了握手。
“哦，你还记得吗，”她又加了一句，“我们有过一次关于开车的谈话？”
“啊……记不太清了。”
“你说过一个开车不小心的人只有在碰上另一个开车不小心的人之前才安全吧？瞧，我碰上了另一个开车不小心的人了，是不是？我是说我真不小心，竟然这样看错了人。我以为你是一个相当老实、正直的人。我以为那是你暗暗引以为荣的事。”
“我三十岁了，”我说，“要是我年轻五岁，也许我还可以欺骗自己，说这样做光明正大。”
她没有回答。我又气又恼，对她有几分依恋，同时心里又非常难过，只好转身走开了。
十月下旬的一个下午我碰到了汤姆·布坎农。他在五号路上走在我前面，还是那样机警和盛气凌人，两手微微离开他的身体，仿佛要打退对方的碰撞一样，同时把头忽左忽右地转动，配合他那双溜溜转的眼睛。我正要放慢脚步免得赶上他，他停了下来，蛮着眉头向一家珠宝店的橱窗里看。忽然间他看见了我，就往回走，伸出手来。
“怎么啦，尼克？你不愿意跟我握手吗？”
“对啦。你知道我对你的看法。”
“你发疯了，尼克，”他急忙说，“疯得够呛。我不明白你是怎么回事。”
“汤姆，”我质问道，“那天下午你对威尔逊说了什么？”
他一言不发地瞪着我，于是我知道我当时对于不明底细的那几个小时的猜测果然是猜对了。我掉头就走，可是他紧跟上一步，抓住了我的胳臂。
“我对他说了实话，”他说，“他来到我家门口，这时我们正准备出去，后来我让人传话下来说我们不在家，他就想冲上楼来。他已经疯狂到可以杀死我的地步，要是我没告诉他那辆车子是谁的。到了我家里他的手每一分钟都放在他口袋里的一把手枪上……”他突然停住了，态度强硬起来，“就算我告诉他又该怎样？那家伙自己找死。他把你迷惑了，就像他迷惑了黛西一样，其实他是个心肠狠毒的家伙。他撞死了茉特尔就像撞死了一条狗一样，连车子都不停一下。”
我无话可说，除了这个说不出来的事实：事情并不是这样的。
“你不要以为我没有受痛苦——我告诉你，我去退掉那套公寓时，看见那盒倒霉的喂狗的饼干还搁在餐具柜上，我坐下来像小娃娃一样放声大哭。我的天，真难受……”
我不能宽恕他，也不能喜欢他，但是我看到，他所做的事情在他自己看来完全是有理的。一切都是粗心大意、混乱不堪的。汤姆和黛西，他们是粗心大意的人——他们砸碎了东西，毁灭了人，然后就退缩到自己的金钱或者麻木不仁或者不管什么使他们留在一起的东西之中，让别人去收拾他们的烂摊子……
我跟他握了握手。不肯握手未免太无聊了，因为我突然觉得仿佛我是在跟一个小孩子说话。随后他走进那家珠宝店去买一串珍珠项链——或者也许只是一副袖扣——永远摆脱了我这乡下佬吹毛求疵的责难。
我离开的时候，盖茨比的房子还是空着——他草坪上的草长得跟我的一样高了。镇上有一个出租汽车司机载了客人经过大门口没有一次不把车子停一下，用手向里面指指点点。也许出事的那天夜里开车送黛西和盖茨比到东卵的就是他，也许他已经编造了一个别出心裁的故事。我不要听他讲，因此我下火车时总躲开他。
每星期六晚上我都在纽约度过，因为盖茨比那些灯火辉煌、光彩炫目的宴会我记忆犹新，我仍然可以听到微弱的百乐和欢笑的声音不断地从他园子里飘过来，还有一辆辆汽车在地的车道上开来开去。有一晚我确实听见那儿真有一辆汽车，看见车灯照在门口台阶上，但是我并没去调查。大概是最后的一位客人，刚从天涯海角归来，还不知道宴会早已收场了。
在最后那个晚上，箱子已经装好，车子也卖给了杂货店老板，我走过去再看一服那座庞大而杂乱的、意味着失败的房子。白色大理石台阶上有哪个男孩用砖头涂了一个脏字眼儿，映在月光里分外触目，于是我把它擦了，在五头上把鞋子刮得沙沙作响。后来我又溜达到海边，仰天躺在沙滩上。
那些海滨大别墅现在大多已经关闭了，四周几乎没有灯火，除了海湾上一只渡船的幽暗、移动的灯光。当明月上升的时候，那些微不足道的房屋慢慢消逝，直到我逐渐意识到当年为荷兰水手的眼睛放出异彩的这个古岛——新世界的一片清新碧绿的地方。它那些消失了的树木，那些为盖茨比的别墅让路而被砍伐的树木，曾经一度迎风飘拂，低声响应人类最后的也是最伟大的梦想，在那昙花一现的神妙的瞬间，人面对这个新大陆一定屏息惊异，不由自主地堕入他既不理解也不企求的一种美学的观赏中，在历史上最后一次面对着和他感到惊奇的能力相称的奇观。
当我坐在那里缅怀那个古老的、未知的世界时，我也想到了盖茨比第一次认出了黛西的码头尽头的那盏绿灯时所感到的惊奇。他经历了漫长的道路才来到这片蓝色的草坪上，他的梦一定就像是近在眼前，他几乎不可能抓不住的。他不知道那个梦已经丢在他背后了，丢在这个城市那边那一片无垠的混饨之中不知什么地方了，那里合众国的黑黝黝的田野在夜色中向前伸展。
盖茨比信奉这盏绿灯，这个一年年在我们眼前渐渐远去的极乐的未来。它从前逃脱了我们的追求，不过那没关系——明天我们跑得更快一点，把胳臂伸得更远一点……总有一天……
于是我们奋力向前划，逆流向上的小舟，不停地倒退，进入过去。
译后记
弗朗西斯·司各特·菲茨杰拉德（1896－1940）的一生是短暂的，他的创作生涯充其量不过二十年，但他却留下了四部长篇小说和一百六十多篇短篇小说，使他成为二十世纪一位杰出的美国小说家。
二十世纪的二十和三十年代是美国小说的黄金时代，群星灿烂，各放异彩。德莱塞出版了一部又一部长篇巨著，并且在一九二五年又发表了他的代表作《美国的悲剧》。同年四月，《了不起的盖茨比》在纽约出版，著名诗人兼文艺评论家T·S ·艾略特立刻称之为“美国小说自亨利·詹姆斯以来迈出的第一步”。海明威在回忆菲氏时写道：“既然他能够写出一本像《了不起的盖茨比》这样好的书，我相信他一定能够写出更好的书。”艾略特和海明威都是以苛刻闻名的批评家，因此我们就不难领会这些评价的分量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元气未伤的美国进入了历史上一个短暂的空前繁荣的时代。“美国梦”像一个在半空游荡的色彩斑澜的大气球，使一代美国人眼花镣乱，神魂颠倒。菲氏说过：“这是美国历史上最会纵乐、最绚丽的时代，关于这个时代将大有可写的。”他所大写特写的正是这个时代，并且将它命名为“爵士时代”，因此人们往往称他为“爵士时代”的“编年史家”和“桂冠诗人”。菲氏并不是一个旁观的历史家，他纵情参与了“爵士时代”的酒食征逐，也完全融化在自己的作品之中。正因为如此，他才能栩栩如生地重现那个时代的社会风貌、生活气息和感情节奏。但更重要的是，在沉湎其中的同时，他又能冷眼旁观，体味“灯火阑珊，酒醒人散”的怅惘，用严峻的道德标准衡量一切，用凄婉的笔调抒写了战后“迷们的一代”对于“美国梦”感到幻灭的悲哀、不妨说，《了不起的盖茨比》是“爵士时代”的一曲挽歌，一个与德莱塞的代表作异曲同工的美国的悲剧。直到今天，《了不起的盖茨比》还是美国一部家喻户晓的经典。
我对菲茨杰拉德毫无研究，可是我和《了不起的盖茨比》却有一段阴差阳错的“因缘”。
一九五一年夏，我应北京燕京大学西语系之聘，从美国回国任教。行李里除了几件旧衣服，一架手提英文打字机，主要都是从读大学到研究院积累下来的几百册英美文学书刊。八月中到校，九月一日上课，我教的是英语专业四年级两门课。班上有些学生不时来串门地聊天，或是借书看。十二月间，全国高等学府开展“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燕京着重批判“美帝文化侵略”，各系教授、副教授，人人当众检讨。轮到我上场那天，一个男生积极分子跳了起来，一手举起一本书，一手指着书的封皮，义正辞严地质问我：“你从美帝带回这种下流坏书，腐蚀新中国青年，居心何在？”我吓了一跳，伸头仔细一看，书的封皮上画着一只手，指甲涂得猩红，手里举着一杯香摈。原来是一本很旧的英文袖珍本《了不起的盖茨比》，是我班上一个男生借去的。我倒抽了一口冷气，心里想，“我承认我的思想‘落后’，但是要我把菲茨杰拉德的杰作扔进垃圾堆，那还办不到呢。”
由于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原因，从此多年与西方文学绝缘。妻子受株连“颠沛流离”，不管有多少艰难困苦，也不忍心把我那几箱旧书当废纸卖掉。“文革”中，全家下放安徽农村，书遭了涝灾，我俩把纸板箱一个一个打开，把书摊在茅屋门口晾晒，发现那本破旧的《盖茨比》虽久经患难，却有点不服老的神态。后来，雨过天晴，我重返北京任教。时隔不久，忽然接到《世界文学》月刊编辑来信，要我尽快将《盖茨比》译为中文。简直不可思议！“腐蚀新中国青年”的黑锅，我背了将近三十年，怎么会偏偏找到我来翻译这本“下流坏书”？莫不是命运的嘲弄，还是菲茨杰拉德显灵，责成我为他平反，还他一个公道？思前想后，我虽自感译笔粗拙，难以重现他那优美的风格，却也无法回避这道义的召唤。
十年以后，我用英文以回忆录形式写了一本纪实体小说，自然把《盖茨比》这段公案写了进去。书于一九九三年在美国出版后，陆续收到许多读者来信。其中有一位是曾在纽约舞台和好莱坞银幕上活跃过的女明星，她在信中特别提到这个情节，接着写道：
我认识他。三十年代期间，我是个演员，住在好莱坞一家名叫“真主花园”的旅馆，许多来做短期工作的作家和演员住在那儿。司各持·菲茨杰拉德那副愁苦的面容是我平生所仅见。他那悲惨的处境刻画在他脸上，流露在他声音里。我是在餐厅里结识他的。那天我一个人正在埋头看雷格蒙的小说《农民》，有个人在我肩旁弯下身子说：“你干吗要看那本波兰式的《乱世佳人》？”我回答说：“因为是我的朋友纳特·福柏推荐的，我也非常爱看。”他听了嗤地一笑，又摇摇头，仿佛我无可救药了。我问他：“那你推荐什么呢？”他说：“唤，最优秀的作家司各特·菲茨杰拉德写的任何东西。”
我如闻其声，如见其人，仿佛《盖茨比》的作者又一次显灵！可惜“萧条异代不同时”，我只能高山仰止，心向往之了。
但是故事并没到此为止。马里兰州洛克维尔市有一座圣玛利天主堂，离我们在维州的住处不远。这座小教堂建于一八一七年，建筑古朴庄严。每逢主日，一位中国神父在那里为华人教友做弥撒。去年八月二十日上午，我陪妻子去那里望主日弥撒。我送妻子进堂以后，独自出来在阳光下漫步，心旷神怡。不知不觉间，逛入了教堂边上的墓园，心里默诵起英国诗人格雷的《墓园挽歌》，又感到无端的惆怅，神思恍惚。突如其来地，一个高大的身影从一块墓碑前面冒了出来，我情不自禁地喊了一声：“谁？”定神一看，原来是一位衣着整齐的中年白人男子，我舒了一口气。他没理会我的问题，却指着墓碑说：“最优秀的美国作家！”我低头一看，毫无雕饰的石碑上刻着：
弗朗西斯·司各特·凯·菲茨杰拉德
一八九六年九月二十四日
一九四０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其妻
姗尔达·赛尔
一九００年七月二十四日
一九四八年三月十日
这真是千载难逢的奇缘！四十四年前，他在万里之外的异国和我一道蒙冤受难。今天，我无意之中竟然又有幸在万里他乡邂逅他的阴灵。这是一片很不起眼的墓地，菲氏家族的几座墓占了其中一小块地方，没有树木，没有花草。这里既没有伦敦威斯敏斯特教堂诗人墓地的庄严肃穆，也没有米兰大墓园的瑰丽堂皇。想当初，一个不甘寂寞的金发少年，梦想凭自己的锦绣才华，营造一座金碧辉煌的地上天堂，享尽人间赏心乐事。曾几何时，贫病交迫，梦碎酒醒，他身不由己来到这个角落安息，和他的红粉佳人分享一扌不黄土和永恒的寂寞。墓园几步之外就是一条大路，日日夜夜奔驰着川流不息的车辆，万万千千的匆匆过客中有几人曾在这里“解鞍少驻初程”，低回凭吊一下这位“美国梦”的化身和爵士时代的史诗大师？也罢，永远摆脱了名缰利锁，超越了生与死的磨难，菲茨杰拉德有福了，他将以他不朽的诗篇彪炳千秋。
时已正午，弥撒完了，妻子走出教堂，看到我在墓地踯躅，远远地喊道：“你不怕中暑吗？”我指着墓碑说：“又碰上老朋友啦。”她感到诧异，走到墓碑眼前一看，笑着说：“这大概可说是阴魂不散吧。我望了一台弥撒，你竟然就有一次‘幽会’。明年是他的百年诞辰，咱们带一束鲜花，来安慰他的英灵吧。”我又指着墓碑前地面上一块碑石，上面镌刻着《了不起的盖茨比》的最后一句，她轻轻地念道：
于是我们奋力向前划，逆流而上的小舟，不停地倒退，进入过去。
今天中秋，我去多伦多探亲，误了在他百年诞辰去扫墓，怅然若有所失。也是天意莫测吧，正在这时，感谢译林出版社决定重印旧译，就算作献给这位英灵长在的奇才一个小小的花环吧。
巫宁坤
于维州猎人森林客寓
·作品赏析·
小说通过完美的艺术形式描写了20年代贩酒暴发户盖茨比所追求的“美国梦”的幻灭，揭示了美国社会的悲剧。
盖茨比与黛茜的恋爱和分手本来是个很普通的爱情故事。但作者出手不凡，把盖茨比热恋的姑娘当作青春、金钱和地位的象征，当作靠手段追求富裕物质生活的“美国梦”。盖茨比为了追求黛茜耗尽了自己的感情和才智，最后葬送掉自己的生命。他天真地以为：有了金钱就能重温旧梦，赎回失去的爱情。可惜，他错了。他看错了黛茜这个粗俗浅薄的女人。他看错了表面上灯红酒绿而精神上空虚无聊的社会。他生活在梦幻之中，被黛茜抛弃，为社会冷落，终于铸成了无法挽回的悲剧。
盖茨比是20年代典型的美国青年。他的遭遇正是欢歌笑舞的“爵士时代”的写照。
作者为小说设计了一个“双重主人公”尼克·卡罗威。他的重要性在许多方面不亚于主人公盖茨比。他既是故事的叙述者和评论者，又是小说中一个重要人物。他与矛盾着的双方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他是盖茨比的邻居和朋友，又是黛茜的表哥、汤姆的同学，还热恋着黛茜的好友乔丹。他充当了盖茨比和黛茜分别5年后重新见面的牵线人，又成为盖茨比重温旧梦的批评者和他惨遭杀害的同情者。他虽然跻身于长岛豪华的住宅区，但他既不是汤姆所代表的“荒原时代”的精神世界的公民，也不是盖茨比所代表的盲目崇拜黛茜的脱离现实的梦幻世界的同路人。他代表美国中西部的传统观念和道德准则。他对于盖茨比追求失去的幸福的梦幻有许多中肯的批评，对于讲究外表而内心卑俗的汤姆和黛茜则进行了公正的鞭挞。盖茨比死后，昔日的宾客一个也不露面，黛茜则陪丈夫远远离去，尼克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社会的虚伪和无情，使读者对于盖茨比所追求的美国梦的必然破灭有了深刻的印象。
小说采用第一人称的叙事手法，仿佛书中发生的一切都是尼克的亲身见闻，不加虚饰，令人感到亲切可信。尼克和盖茨比两人从陌生到认识，感情上既有距离，又有融和，富有多种层次的结合和区别，写得脉络清晰，恰到好处。这种把不同的观点巧妙地统一在一部小说中，使作品具有深刻的内涵和严密的结构，正是作者独特的艺术成就。
作者在叙述中还运用了许多丰富生动的比喻，使人物的感情起伏和场景的变换增添了抒情的色彩。精采的比喻常常被用来渲染梦幻的气氛，表达精神的空虚。如尼克初次到汤姆家，看到黛茜和她女友贝克坐在沙发上“活像浮在一个停泊在地面上空的大气球”，后来才“慢慢地降落地面”。盖茨比在家里第一次与黛茜重逢时伸手去抓她的手，以一种创造性的热情投入了他的梦幻。“不断添枝加叶，用飘来的每一根绚丽的羽毛加以缀饰”。这些梦幻是“牢牢地建立在仙女的翅膀上的”。内涵深刻的比喻把盖茨比对“美国梦”的追求描绘得维妙维肖，跃然纸上。
小说还运用了象征的手法来揭示人物内心的活动与环境的冷酷。比如：西卵码头尽头有一盏绿灯，盖茨比常常在晚上孤独地望着它，伸开双手想去拥抱它——那青春和爱情的象征，仿佛是黛茜的化身。小说末了，尼克又想起了盖茨比信奉这盏绿灯，似乎近在眼前，他几乎不可能抓不住，实际上却可望而不可即，他的梦想已经远远逝去了。又如书中六次出现的“埃克尔堡大夫的眼睛”是蓝色的，“若有所思，阴郁地俯视这片阴沉沉的灰堆”。它象征不幸和灾难。在情节发展的关键之处，这双眼睛好像复活了，它仿佛看着盖茨比去跟汤姆摊牌，又预见到威尔逊要去杀死盖茨比。浑身铜臭的黛茜爱穿白色的上衣和裙子，宛如纯洁可爱的天使，其实她的灵魂污点斑斑。这象征纯洁的白色像一面洁白的镜子，把她的灵魂深处暴露无余。盖茨比重温旧梦的幻想一去不复返了。作者用五光十色的音符谱出了一曲凄怅的悲歌，给人留下无限的思索。
（杨仁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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