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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说清朝十大贵族

石军(当代)
《正说清朝十大贵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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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亲王代善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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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努尔哈赤统一女真的过程中,前方连奏凯歌,而后方的内宫则不时传出绯闻。据传言,努尔哈赤的儿子大贝勒代善就曾经与努尔哈赤大妃衮代有染,因此叱咤风云,为女真统一做出过很大贡献的代善,最终失去了继承其父亲汗位的机会。因为这个传言亦真亦假、虚虚实实,一直流传于一些清朝野史的书籍中,所以历史上到底有没有这件事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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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亲王代善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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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努尔哈赤统一女真的过程中,前方连奏凯歌,而后方的内宫则不时传出绯闻。据传言,努尔哈赤的儿子大贝勒代善就曾经与努尔哈赤大妃衮代有染,因此叱咤风云,为女真统一做出过很大贡献的代善,最终失去了继承其父亲汗位的机会。因为这个传言亦真亦假、虚虚实实,一直流传于一些清朝野史的书籍中,所以历史上到底有没有这件事情呢?后人是不得而知的,但是有一个流传在史书里的故事倒是把事情的始末说得有鼻子有眼儿,而此中也牵扯出一个重要的人物——皇太极。
  衮代——努尔哈赤的第二任大福晋,满洲富察氏,因为她是老汗王的大福晋,所以历史上又称她为衮代皇后。衮代是建州女真富察氏首领莽塞杜诸祜之女。十二岁时就嫁给努尔哈赤。因为她长得丰腴秀美,机巧多智,是一个活脱的美人儿,颇得努尔哈赤的宠爱。
  传说在一个傍晚,努尔哈赤在衮代的宫中多喝了几杯酒。这对于戎马半生的努尔哈赤本来不算什么,但是因为此时老汗王年事已高,而且也一直在为考虑自己接班人的问题而大伤脑筋,所以此时的他心里也不觉升起一团愁云,他将衮代搂在怀里,便感慨地说:“朕少年漂泊,成年戎马疆场,辛苦半生,如今已成年老体弱之象。”说到这里,衮代在努尔哈赤怀中哭了起来。虽然口中说着“汗王会长寿百年”的话,但衮代也想到万一老汗王百年之后自己的际遇,因而她此时也颇有伤感之情。老汗王见此情景,安慰衮代说:“现在朕已经不比从前了,我已经老了,不过诸子之中,代善为人憨厚,万一日后我有个三长两短,我便将你们母子托付给代善,我想他一定会尽心照顾你们的。”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努尔哈赤的这些话虽然只是简单地说说,但就这么简单一说,却惹出了日后的弥天大祸。原来衮代听了老汗王的话之后,心中炽烈地燃烧起来。因为在诸王贝勒中,她本来就很看中大贝勒代善。而且代善功劳大,地位高,将来很有可能由他继承汗位。所以自从她听了老汗王的那一番话之后,对代善就更加看重了。因此以后每逢宴会,她总是打扮得艳丽动人,在代善面前走来走去,趁人不备,眉目传情。而衮代又比代善小10岁,这样的举动,代善心弦颇有所动,不过代善只是惧父亲的威严,所以才不敢造次。
  明朝末年,明廷为了消灭后金国,大批派遣军队,不过最为关键的萨尔浒一战,明军却大败而归。虽然此役后金大胜,但是身为军事家的努尔哈赤便感觉到,虽然此番战斗赢了明朝,但是毕竟他们十分强大,也许还会有更大的军事行动,所以当萨尔浒大战刚一结束,努尔哈赤便派代善赶回赫图阿拉防守,以防都城有闪失。代善一回到赫图阿拉,衮代便命御膳房做了几盒十分精巧的细点,叫来贴身侍女阿济根和代因扎准备给大贝勒代善送去。但因为在老汗王爷诸多王公贝勒出征的这几天中,衮代一直坐立不稳,心猿意马,恨不得扎到代善怀中。按捺不住的衮代立刻打扮了一番,对代因扎说:“我实在惦念汗王,你领我去大贝勒府,我亲自问问汗王的消息。”以此为借口,准备亲自前往大贝勒府见代善。王宫与大贝勒府相去不远,一会儿就到了。代因扎叫开大门,进去禀报。代善听说王妃驾到,赶紧迎了出去,施礼请安。衮代则笑盈盈地说:“免了吧。”随身走进书房。据事后侍者揭发说,那天晚间衮代就在代善的书房里过了夜……
  又有一天,在天色将晚之时,衮代命贴身侍女代因扎以送点心为名,过去给代善送了一张纸条,纸条之上只写了五个字——今夜来宫中。代因扎刚出大贝勒府,猛然迎头撞上了一人,代因扎此时吓得心中乱跳,不想此人正是皇太极。
  此人为什么是皇太极呢?原来皇太极刚从前线回来,恰巧路过大贝勒府,看见代因扎慌慌张张的样子,觉得可疑。于是把她叫住问她夜晚到这里做什么?代因扎吞吞吐吐欲说难言。皇太极“唰”地抽出宝剑,厉声喝道:“不说实话我就杀了你。”代因扎才哆哆嗦嗦地把事情经过讲了一遍。
  一个爆炸性的新闻,在皇子们中间传开。他们纷纷到汗父那里去告状,众口一词说,大贝勒代善不仅与衮代有染,而且他还轻信继母之言,虐待前妻之子硕托,还要杀害他,这叫为父不仁。反正只要能从代善的手里把太子之位夺过来,似乎什么恶事代善都有份。努尔哈赤不想把事情闹大,丢了自己的面子。他派额尔德尼简单地查了一下之后,草草地免去代善的太子之位,并以贪财误事为由,把衮代打入了冷宫。
  以上不过是一个传说,稍懂历史的人就会知道,清朝在没有入关之前,也就是后金时期,根本没有太子一说,而此时的努尔哈赤也正值壮年,更不会那么早地就定下自己的继承人,虽然后人通过史料分析,努尔哈赤确实在某一时期内有想立代善为继承人的想法,但是也因为连年的征战和自己身体一直很健康而没有最后确定。另外衮代即便给代善写了纸条,也绝不会写的是五个汉字,因为入关前满人里面会汉字的基本没有,他们都操着一口满语,而写的则是满文,因此绝对不会出现宫廷之中书信秘函用汉字书写的可能。因此断定这个传说是假的,所以传说只能当作茶余饭后的谈资而已,切末当真!但是历史上的代善又是如何的一个人呢?是否真的那么窝囊,连被诬陷甚至栽赃,都不会给自己辩驳呢。毕竟在清以前生于帝王家无论男女聪明者少之又少,难不成这位贝勒也是如此?那您就错了,历史上的代善可以说是清初的一位风云人物,带兵打仗勇冠三军!更被他父亲,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大军事家努尔哈赤赐予了“古英巴图鲁”的头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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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开国第一亲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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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新觉罗·代善,生于万历十六年(公元1588年),是努尔哈赤的二儿子,代善与兄长褚英,均为努尔哈赤的第一位大福晋佟佳氏(名哈哈纳札青)所生,十四五岁时便被其父亲封为贝勒。万历三十五年正月,东海女真瓦尔喀部斐优城主策穆特赫来到赫图阿拉拜谒努尔哈赤,策穆特赫对努尔哈赤说:“吾地与汗相距路遥,故顺乌拉国主布占泰贝勒,彼甚苦虐吾辈,望往接吾等眷属,以便来归。”此时的努尔哈赤正在自身壮大并着手统一女真期间,所以不由分说就派遣三弟舒尔哈齐、长子褚英、次子代善与大臣费英东、扈尔汉、扬古利等领兵三千,往斐优城,迎接策穆特赫部众归附。他们到达斐优城后,先后收编四周屯寨约五百户。三位贝勒令费英东、扈尔汉带兵三百护送先行。不料此时乌拉部贝勒布占泰得到了消息,想借助这机会一举消灭努尔哈赤手下的几员得力干将,所以命令博克多贝勒领兵一万余,潜伏在图门江右岸的乌碣崖一带,在三月十九日,突然冲出,拦路截杀建州部众人。扈尔汉一面让护送的五百户斐优城女真在山上树栅扎营,遣兵一百卫守,自己率兵二百与敌军列营相持,一面派人将乌拉拦劫之事回报三位贝勒。第二天,三位贝勒领军赶到,此时三人面对大军突袭的严重威胁临危不惧,褚英、代善对着全体官兵,策马愤怒说:“吾父素善征讨,今虽在家,吾二人领兵到此,尔众毋得愁惧。布占泰曾被我国擒捉,铁锁系颈,免死而主其国,年时未久,布占泰然是身,其性命从吾手中释出,岂天释之耶?尔勿以此兵为多,天助我国之威,吾父英名夙著,此战必胜。”
  这一番话言语虽然不多,但却大长了自己的志气,灭了敌人的威风,对鼓舞士气有很大作用。当时建州军队只有三千,而乌拉部的军队则多达万余,而且是早有准备,以逸待劳,双方实力对比相当悬殊,建州兵丁能否冲破敌军包围安全返家,已是一大难题,要想打败对方,更是谈何容易。褚英、代善的话无疑起了很大的鼓舞,建州兵们齐声叫喊说:“吾等愿效死力,遂奋勇渡河”。代善与兄长褚英乘机领军“登山而战,直冲入营”,大破乌拉兵,此时的代善不过才十九岁而已,和现在的十九岁的孩子比,真可谓是一位大英雄。当他们回师以后,努尔哈赤因代善“奋勇克敌”,斩杀了敌军统兵贝勒博克多,遂赐与“古英巴图鲁”美号。“古英”乃满文音译,意为“刀把顶上镶钉的帽子铁”,巴图鲁为英勇,是勇士的美称,既英勇,又硬如钢铁,更是勇士之最。这个尊号,有清一代,仅为代善所独有,可见努尔哈赤对代善的英勇,给予了高度的嘉奖。
  努尔哈赤的长子诸英,因为心胸狭隘,经常虐待自己的兄弟子侄,还蔑视汗王重用的几位大臣,更不可叫人容忍地在背后诅咒努尔哈赤,并阴谋叛乱,于是在万历四十年(公元1612年),被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和额亦都、费英东等五大臣,联名向努尔哈赤告状,努尔哈赤十分气愤,革掉褚英的嗣子身份,罢其执政(三年后处死)。
  万历四十一年正月,努尔哈赤听说乌拉部贝勒布占泰欲囚禁他所娶努尔哈赤的两个女儿,又要娶取努尔哈赤先前已聘的叶赫布斋贝勒之女,因此努尔哈赤大怒,亲自统兵三万,进攻乌拉,并旗开得胜,一路连取逊扎塔、郭多、鄂谟三城。而布占泰也亲自率兵三万,越过富尔哈城迎敌,准备和努尔哈赤大战一场。当时诸多贝勒、大臣都欲与乌拉部决一死战,身为最高军事统帅的努尔哈赤则拒绝了他们,他说:“岂有伐大国能遽使之无孑遗乎?”(哪有两个大国之间相互进行战争,而其中一方毫发无损的道理?类似两虎相争必有一伤。)乌拉是与己“同等之大国”,是棵巨大的树,对这样的大树,只能一点点地砍伐,不能一下折断,应先取各城寨,然后才能攻其首都。此话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时间不等人,四个月以前进攻乌拉时,就是因为努尔哈赤讲了同样的话,拒绝了三贝勒莽古尔泰、四贝勒皇太极攻其都城的建议,只俘获了为数不多的俘虏就退兵了。这次如果又中途而止,士气很难振奋,将会拖延统一女真各部的进程,这也印证了汉人的一句老成语“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努尔哈赤一向是言听计从,决定之事很难再更改,说不定还要惩办违令而行之人,可是不进攻,贻误了战机,其损失是无法挽回的。正在这紧要关头,代善挺身而出,冒险率众将奏请进攻。《满洲实录》卷二详细地记载了当时的实际情况,因其为满文原始档案,所以可信度非常高,实录记载:太祖子古英巴图鲁、侄阿敏及费英东、何和里额驸、达尔汉辖、额亦都、硕翁科罗等奋然曰:“初恐布占泰不出城,尚议设计赚之,今彼兵既出,舍此不战,兴兵何为?厉兵秣马何用?布占泰倘娶叶赫女,其耻辱当何如,后虽征之,无益矣。今人强马壮,既至此,可与一战。”这番言语,既说明了必战的理由和能胜的根据,又讲清了不战的严重后果,而且还使用了激将法,果然说服了努尔哈赤,他立即下令全军冲杀,顷刻之间,击溃敌兵,杀一万人,获甲七千副,灭了几代相传的强国乌拉。代善为统一女真各部建立后金国,又立下一大功。万历四十二年四月十五日,蒙古扎鲁特部钟嫩贝勒亲自送女儿来到翰河渡口,嫁与代善为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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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开国第一亲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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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努尔哈赤早已统一了建州女真,并且吞并了哈达、辉发、乌拉,还重创海西女真最强大的叶赫部,成为了女真历史上第二大强盛的国家,其国土数千里,人丁众多、兵强马壮,而且还又确立了八旗制度。所以在第二年正月初一日,努尔哈赤正式建立后金国,登上了“英明汗”宝座,并且按照历史的所有开国君主一样为自己的后金政权确立了第一个年号——天命代善也与堂弟阿敏、五弟莽古尔泰、八弟皇太极被努尔哈赤封为和硕贝勒,以年龄为序,分别称为大、二、三、四贝勒。
  后金天命三年(公元1618年)四月十三日,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布告天下,并誓师伐明,而且亲率八旗军队进攻抚顺,从统一女真的历史进程扩展到统一中国的伟大事业!十四日努尔哈赤进驻瓦浑鄂谟,当天夜里天空忽晴忽雨,军营之中,努尔哈赤谕告八旗贝勒和各大臣,他说:“阴雨之时,不便前进,可回兵。”但是身为军事家的他,所做的这个选择并非一个很明智的决定,因为在这个关键时刻,第一次进军伐明的伟大历史时刻,如果后撤将会给后金的发展带来严重的危害,严重挫伤八旗将士的热情,进而影响以后的战斗,所以在这千钧一发之时,大贝勒代善以大局为重,冒险谏阻父汗,最终努尔哈赤听从了自己儿子的建议,改变了想法,变化了战术。从历史上看,代善的这一番进言,从政治决策到战略战术都讲得十分清楚,因此,努尔哈赤“善其言”,撤销了退兵的决定,下令前进,于第二日四月十五日轻取抚顺,攻克马根单、东州等城堡五百余,获人畜三十万,获得了征讨明国的第一个大胜仗。因此说,代善在这关系到后金发展的重要关头,又树奇功一件!
  从后金天命三年(公元1618年)四月开始,代善跟随父亲、率领兄弟克抚顺城,败明援军。四年,在萨尔浒之战中,多立战功。继取开原、铁岭,败蒙古宰赛兵。八月,克叶赫西城。六年,从破沈阳、辽阳。
  不幸的是天命十一年(1626年)七月二十三日,努尔哈赤因半年前攻打宁远失利负伤,气愤成疾,往清河温泉休养,八月初七日病危乘舟返回,召大福晋往会,相遇于浑河,十一日在距沈阳四十里的叆鸡堡去世。
  努尔哈赤的一生对女真民族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也为日后满洲民族统一中华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努尔哈赤的领导之下,女真族由长期被统治的、落后分散的状况,走向团结统一的道路。所以努尔哈赤不仅是女真族杰出的领袖,同时也是清朝政权的奠基人。然而英雄去后,他的身后事却没有那么平静,诸子为争夺皇位开始明争暗斗,可以说这次权力的交锋稍有不慎就能从根本上危机到刚刚建立的后金国,甚至影响到未来的中国,而努尔哈赤的长子代善的出现则是平息这场风波的关键。
  努尔哈赤去世后,后辈的贝勒们根据天命七年制定的共治国政的汗谕,集议任置后金国的新汗。此时,势力较大有条件参加汗位争夺的有三个人:一是代善。因为代善是努尔哈赤第一个大福晋佟佳氏之子,长年统兵作战,军功累累,虽曾被汗父严责革除太子之位,但仍位列四大贝勒之首,辖有正红、镶红二旗,实力强大,而且辅佐父亲治国理政,另外代善还有五个能征惯战的儿子和亲侄子。代善之子岳讬、硕讬、萨哈廉、瓦克达,皆是英勇善战的猛将,很早就披挂甲胄,带领士卒,冲锋陷阵,屡败敌兵。岳讬、萨哈廉更是能文能武,聪明过人,善于从大局出发来处理军政大事,都是不得多得的人才!褚英被斩以后,他的儿子杜度一直跟随叔叔代善,唯其马首是瞻。杜度本人更是转战四方,屡建军功,早在天命四年、五年就是八旗旗主之一,掌管镶白旗。代善、岳托、硕讬、萨哈廉、杜度还是代表后金国对外交涉的“十固山执政贝勒”(固山满语为gusa,意思是八旗的旗,贝勒满语为beile,女真语为“勃堇”、“勃极烈”,早期的地位相当于部落的酋长,满族早期没有亲王和郡王,努尔哈赤称汗后,他的儿子多称贝勒,入关后受汉文化的影响,在宗师爵位中加入了亲王和郡王,贝勒只好放在其后,成为爵位的一个等级)成员。掐指算来,代善的实力最为强大,最有可能争取到汗位因为代善系统的人丁最多,执政贝勒最多,其他贝勒难以与他抗衡。
  四贝勒皇太极也具有很强大的竞争实力。四贝勒皇太极智勇双全,机警聪睿,而且善用权术,最重要的是他功勋卓著,是一位能争惯战的皇子,皇太极还是正白旗的旗主贝勒,天命五年以后深受汗父宠爱,岳讬、济尔哈朗、斋桑古、德格类等贝勒,以及额尔德尼巴克什、乌尔古岱督堂等八旗高级官将,都与他关系密切,也曾誓言愿意为皇太极效劳。
  第三位有可能性的竞争者是努尔哈赤的另外一位王妃阿巴亥所生的十二皇子阿济格。因为其母阿巴亥深受夫君宠爱,并且从天命五年三月起,就是后金国大福晋。因此早在天命六年正月,努尔哈赤与诸贝勒盟誓,表示今后子孙之中勿开杀戒之时,年方十六岁的阿济格就成为了后金八大贝勒中的一员,不久又荣任正白旗旗主。而且阿济格也确实非常骁勇善战,很小的时候就披甲随父出征,而且多次都以少胜多屡败敌军。另外阿济格同母的弟弟多尔衮拥有十五牛录,最小的弟弟多铎还是镶白旗旗主。所以阿济格兄弟三人拥有二旗,母亲阿巴亥又是后金国母,所以这个集团也颇有威力。但他们这个集团最大的弱点就是三人年龄不大,阿济格二十一岁,仅是一青年贝勒,多尔衮十三岁,多铎十二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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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开国第一亲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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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同处后金国四大贝勒之一的二贝勒阿敏,也是虎视眈眈。但因他只是努尔哈赤的侄子,照理说是不能继承汗位的,但他身为镶蓝旗旗主,又在建立后金国过程中南征北战,屡建功勋,因此说后金国的建立,他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加之他的弟弟斋桑古和济尔哈朗,也是统兵辖民的“执政贝勒”,势力也不小,而且此人素有割据地区自为国主的想法,是不大愿意屈居诸弟之下的。三贝勒莽古尔泰是努尔哈赤第二个大福晋富察氏之子,虽因生母被汗父休离而在政治上受到严重影响,但他是正蓝旗旗主,同母之弟德格类也是有权有势的“执政贝勒”,他又生性鲁莽,爱生事端,也有争当国君的愿望。
  在这些矛盾错综复杂、形势紧张的情况下,势力最大、最有可能继承汗位的大贝勒代善,却作出了一个使人料想不到的但又是十分明智的决定,他提议任置四贝勒皇太极为新汗。因为代善心中很明白,他的势力最强,他的威望最高,他的年龄最大,他是努尔哈赤第一个大福晋所生的唯一皇子(兄长褚英已死),他是最有可能继承父位登基为汗的,其他贝勒不会也不敢起来反对。但是,他对几个弟弟的性格、抱负、才干、势力和当时的国情,也同样是十分清楚,深悉这个新汗肩负的担子之重。他知道,阿敏素有野心,莽古尔泰桀骜不驯,皇太极胸怀大志,阿济格刚强好斗,多尔衮虽小,也不愿甘为人下,何况还有汗父宣布确定的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制,自己没有力量把他们制服,使他们如同汗父在世那样听从国主的管辖。而且,半年前兵败于宁远城下,士气不振,汗父晚年的弊政又激起辽民强烈反抗。周围四面皆敌,明辽东巡抚袁崇焕利用宁远大捷,广修城池,训练士卒,欲图乘机收复失地。蒙古察哈尔部林丹汗领也跃跃欲试,准备联明反金。朝鲜更是久欲助明反击,支持明平辽总兵官毛文龙。这种内外交困的艰难重任,代善是担当不起的。这一点,代善内心十分清楚,他的左右手岳讬、萨哈廉也非常明白。
  从八月初七努尔哈赤病危一直到八月十一未时老汗王去世,在这段期间里,代善不能不反复考虑这一大事,在此期间代善考虑出来的最终结论也就逐步形成了。在这几天之后代善提出推立贤君的决策,稳定了动荡的形势,保持了皇族集团的统一和团结,使后金能够革除弊政,克服困难,排除障碍,转危为安,继续前进。所以说代善为巩固、安定爱新觉罗江山,建立清王朝作出了巨大贡献。
  天命十一年(公元1626年)九月初一日,皇太极正式继位汗位,与十四位贝勒“议定君臣之仪,上下和睦”,书写誓词,昭告天地。誓词规定,新汗皇太极要“敬兄长,爱子侄”,“行正道”,不得藉口“兄弟子侄微有过失”,就“削夺父汗所予之人民,或贬或杀”,若违此誓,则短命夭折。誓词赋予代善与阿敏、莽古尔泰三位大贝勒“训子弟”的特权,他们对阿巴泰、阿济格等十一位“子弟贝勒”,有管教之权、辖束之权,如果这些贝勒“藐其父兄,媚君希宠”,即藐视代善三人,背叛三位大贝勒,投靠天聪汗,则将短命而亡。这次盟誓,抬高了代善等三位大贝勒的地位,增强了他们的影响,形成了金国新的政治权力格局,即以天聪汗皇太极与代善、阿敏、莽古尔泰三大贝勒为主,加上阿巴泰等十一位小贝勒,共同治理后金国。
  后金天聪元年(明天启七年,公元1627年)正月初一,后金国正式举行新年朝贺仪式,新的大汗皇太极端坐在大殿正中,代善与阿敏、莽古尔泰分坐其左右,四人并肩端坐殿上,接受群臣叩拜。外藩蒙古贝勒来谒时,亦依“谒汗之礼,会见三大贝勒”。
  天聪五年八月,代善和儿子岳讬率正红、镶红二旗人们,参加了皇太极发动的进攻大凌河之战,父子分领本旗士兵攻城的西面。后金军围城历时三月,击败总兵吴襄等来援明兵四万,生擒监军张春,迫使粮尽援断的大凌河总兵祖大寿开城投降,此后代善开始逐渐推出政治军事舞台,开始闭会自己的锋芒……但是,尽管代善一再退让,也随着天聪汗势力的不断增强,先后幽禁二贝勒阿敏,降三大贝勒莽古尔泰为和硕贝勒(不久即病故),而倍受排挤,皇太极此时也开始对兄长大贝勒代善发动进攻了。天聪九年九月,皇太极下了一道非常长的圣旨,其中列举出了十多条罪状,主要是指责“正红旗固山贝勒等轻肆之处甚多”,宣称要“杜门而居”(在家不出门),叫八旗贝勒、大臣“别举一强有力者为君”。诸贝勒,八固山额真、六部根据天聪汗的旨意,集中开始讨论代善及其子岳讬、萨哈廉、瓦克达之过,议论是否夺取代善大贝勒和硕贝勒名号,并收缴其十牛录属人,并罚银万两,夺萨哈廉二牛录,罚银二千两,罚岳讬银一千两,夺瓦克达在外所属满洲、蒙古、汉人牛录,没其庄田仆役,交与其兄萨哈廉约束等等。但是,会议结束后,皇太极却运用娴熟的政治技巧,轻松地革了代善大贝勒、和硕贝勒名号,发还代善、萨哈廉应没的十二牛录余依议。实际上,代善并没有什么大错误,只不过是皇太极要抬高君权、压抑旗主而已,其目的是取消大贝勒与汗并尊的特权,最终废除汗父努尔哈赤确立的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的制度而已。
  代善被责以后,更加克制退让,时刻以臣僚自居。而且在天聪九年十二月,他还偕诸贝勒再三劝进,拥戴皇太极为皇帝。当天聪汗要诸贝勒立誓以表忠心时,以代善年迈为理由,令其免誓,代善却坚请参与盟誓。他上奏说:上念臣年老,恐犯誓词以致死亡,然已往之事,臣不载诸誓词,自今以后,若不与诸贝勒同誓,臣且食不下咽坐不安席矣。倘皇上不令臣与议事之列,臣亦何敢违背上命,即不与盟誓可也。若皇上怜臣而仍令居议事之列,臣性顽钝善亡,必出誓词,庶臣心不忘警惕,或可免于皇上之谴责也。经皇太极同意后,代善对天立誓说:代善誓告天地,自今以后,若不克守忠贞,殚心竭力,而言与行违,又或如莽古尔泰、德格类谋逆作乱者,天地谴之,俾代善不得令终。若国中子弟,或如莽古尔泰、德格类谋为不轨,代善闻知,不告于皇上者,亦俾代善不得令终。凡与皇上谋议机密重事,出告于妻妾旁人者,天地谴之,亦俾代善不得令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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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开国第一亲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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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聪十年(公元1636年)四月初五日,代善偕诸贝勒奏准,十一日举行大典,皇太极即帝位,尊称“宽温仁圣皇帝”,改国号为清,年号崇德。二十三日,皇太极分封兄弟子侄,封代善为“和硕兄礼亲王”、岳讬为和硕成亲王。代善父子虽占六个和硕亲王之二,而且代善还是惟一的“兄礼亲王”,似乎是深得帝宠,然而实情并非如此,就在册封之后的第五个月,崇德元年八月初十日,皇太极就谕令郑亲王济尔哈朗等集议代善的之子岳讬之过,议定的五条罪状中第一条便涉及代善。尽管这些罪过缺乏根据,难以成立,可是诸王竟将此定为大罪,拟处死岳讬或“监禁籍家”(在对犯人判处刑罚的同时,将其家人没收为官奴)。后来皇太极下谕,岳讬免死释放,革王爵为多罗贝勒,罚银一千两。
  崇德二年六月二十七日,皇太极命追论征朝鲜时诸王大臣违犯军纪之过。法司给代善定了六条罪:一、违令多收十二名侍卫;二、诬称系吏部车尔格令其多收;三、明知多收侍卫而说不知;四、以戴翎侍卫充当使令下役;五、违制在朝鲜王京养马;六、妄遣家丁私往造船处。法司拟议革代善亲王爵,罚银一千两,马匹人丁入官。八旗亲王、郡王、贝勒、贝子遵谕复议时,亦“如前议奏闻”。这些所谓“罪状”,也是吹毛求疵,牵强附会,根据不足。皇太极召集王公贝勒大臣,当众宣布这些罪状,羞辱以后,“悉宥之”,但却斩杀庇护其主的户部参政恩克。
  清崇德三年八月十一日,因阿哈廉牛录下潜逃的新满洲事件,代善被皇太极以“年迈颠倒”为辞,“姑赦其罪”,下令斩杀宜希达。
  代善既然被赫赫君汗宣布为“年迈颠倒”因而犯罪之人,当然就不能治国理政统军出征。他只好听从君命,退居林下,不问朝政了。
  清崇德八年(公元1643年)八月初九日,清太宗皇太极突然去世了,在举国上下悲痛之余,却发现皇太极生前并没有指定继承人,这下所有王公大臣便又开始了多年前的那一幕,名义上是商议推立新君,实际上都想继承这个位置。此时,最有可能的继承人有三位,一是皇太极的长子豪格,他有其父拥有的强大的正黄、镶黄二旗作后盾,他自己南征北战二十年,军功卓著,先后荣任和硕贝勒、和硕肃亲王,并统摄六部至中最重要的户部,且豪格在八旗王公大臣中还享有比较高的威望。另一是和硕睿亲王多尔衮,他拥有自己的正白旗和弟弟多铎的镶白旗,人马众多,因长期受到皇太极的宠待,还得到了不少老臣的支持,所以势力相当强大。再一位和多年前一样还是代善,虽然代善虽已退居幕后数年,但他拥有正红、镶红二旗,曾经统兵出征咤叱风云三十年,为后金——清国的建立与强大,建树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在八旗王公中,他资历最老,地位最高,又有硕讬、瓦克达、阿达礼、罗洛浑、满达海等一批封授王公爵位的儿孙,势力其实是最强大的。
  在议立新君的过程中,两黄旗的主要大臣欲立豪格为帝,两白旗拥戴多尔衮,斗争异常激烈,大有一触即发之势。代善冷静明智地处理了这一问题,既不参与皇位的角逐,又不支持多尔衮,也不推举豪格,而赞同多尔衮为了平息事情所提出的拥立皇太极的第九子六岁的福临继位,并当众告发了自己的儿子硕讬、孙子阿达礼准备密谋拥立多尔衮的非法活动,从而妥善地解决了争夺皇位的问题,避免了大动干戈骨肉相残的悲剧,保持了统治集团的一致,为八个月以后清军进关、入主中原,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因此说,代善又为清王朝立了一大功。
  顺治初年,多尔衮摄政,排斥代善,代善又年事已高,遂在家闲居。顺治五年(公元1648年)十月十一日,代善病卒于北京,享年六十六岁,葬于西山门头村,帝赐祭葬,立碑纪功。康熙十年(公元1671年),追谥为烈。乾隆十九年(公元1754年),入祀盛京贤王祠,四十三年配享太庙。其第七子满达海袭爵,后世袭罔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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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亲王家族的后人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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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善去世后,他的第七子满达海继承了他父亲的世袭礼亲王的爵位,满达海这个人虽然没有他父亲名气大,但是也是随太祖太宗一路征战出来的。崇德五年,满达海兵围锦州;六年满达海被封为辅国公,和肃亲王豪格一起兵围松山,大破敌军。后又大战洪承畴、吴三桂。顺治元年满达海从龙入关,大败李自成,后加封为贝子。顺治六年满达海率兵平定山西叛匪。剿灭叛匪后班师回朝改封号曰巽亲王。顺治九年二月,满达海病故。后其子常阿岱,初袭亲王。
  礼亲王代善之孙,被封为康亲王,名杰书,这位杰书王爷与电视剧《鹿鼎记》中的康亲王却不同,因为杰书并不是趋炎附势,更不是碌碌无为之辈。杰书在清入关时的顺治年间就已被晋升为亲王。但因年龄岁限,直到康熙年间他为国征战天下,才得以成名。杰书父亲是代善的小儿子,名叫祜塞。因为他年纪最小,所以他不像岳托、萨哈廉等几个哥哥们那样功劳显赫,所以很少有人知道祜塞。因此祜塞只能在顺治三年(公元1646年)凭借皇帝近亲身份得了镇国公爵位,并非他几个哥哥那样在入关之前就因为战功,早以被封王赐爵,而且不幸的是祜塞受封当年就因病故去。此后,杰书的二哥精济承袭了父亲爵位,不久又被顺治皇帝晋封为多罗郡王。顺治六年(公元1649年)精济病故,年仅5岁的杰书袭多罗郡王爵,成为大清国堂堂的王爷,两年后,顺治皇帝赐杰书为康亲王。顺治十五年(公元1658年),因顺治皇帝对这个将及成年的郡王侄儿很赏识,传旨追封杰书的父亲祜塞为郡王,这在当时也是一个不小的荣耀。次年,杰书又获意外之喜。巽亲王常阿岱因父亲满达海生前曾谄媚多尔衮(此时顺治与多尔衮已非叔侄关系,而是政敌的关系了),被年轻的顺治皇帝降为贝勒,其世袭亲王爵位也被迫夺。因常阿岱的亲王爵系承袭祖父代善而得,这一爵位收回后按制应转归代善其他直系后裔继承,因此这一幸运落到了杰书头上,皇帝命由他承袭祖父的亲王爵位。这样,十六岁的杰书由多罗康郡王晋封为和硕康亲王,登上了贵族爵位的最高台阶。
  康熙皇帝玄烨继位后,国内大局已渐趋平稳,除东南沿海等少数地区尚有南明和农民军残余势力抗清斗争外,大部分地区都处于社会经济恢复和发展时期。朝廷内部自康熙八年(公元1669年)玄烨铲除鳌拜及其党羽,政令也更趋统一。杰书作为地位显赫的皇帝贵胄,在玄烨亲政初年就已入议政王之列,平时主要是参加国家的一些礼仪活动,除随驾或受命短时间外出,基本都是在京城的王府中享受着养尊处优的贵族生活。
  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爆发了历时十八年之久的“三藩之乱”,把在悠闲中生活的杰书送上了腥风血雨的战场。所谓“三藩”,即驻云南的平西王吴三桂、驻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驻福建的靖南王耿继茂(后由其子耿精忠袭爵)三个藩王。吴、尚和耿仲明(耿继茂之父)原本是明朝将领。尚、耿二人早在天聪年间就已投降后金(清),崇德元年(公元1636年)被封为智顺王和怀顺王,顺治时又改封平南王、靖南王。吴三桂则是在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清军进攻山海关时投降,被封为平西王。清朝入关初年,在消灭李白成、张献忠农民军和南明抗清势力过程中,吴、尚、耿所率汉军部队起到了相当重要的配合作用。因此顺治年间先后将其分封于上述各地,借以清除当地抗清武装,守卫东南、西南边防。
  然而,自康熙初年起,“三藩”已逐渐成为危害清朝中央政权的地方割据势力。他们拥兵自重,把持地方大权,鱼肉当地百姓,侵吞地方财源。因此,康熙皇帝亲政之初,便把“三藩”视为国家重大隐患,从各方面采取措施,限制和削弱他们的势力。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皇帝借尚可喜请求告老还乡之机,果断做出“撤藩”决定,对吴、耿二人提出的撤藩试探也迅速予以批准。久欲自立为王的吴三桂见皇帝撤藩之意已决,自己苦心经营多年的“独立王国”势将不保,于是又一次“反叛朝廷”,是年十一月,以恢复明朝为标榜,自命为“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起兵反清。不久,福建耿精忠也起兵响应。几个月间,云南、贵州、四川、湖南、湖北、福建、浙江、广西、江西等省都有原明朝降将叛变,叛军势力很快蔓延到南方大部分省份,刚刚稳定的中国又受到严重威胁。
  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十二月,皇帝决定派八旗劲旅出征,联合各省地方军队平定叛乱。首先派多罗顺承郡王勒尔锦为宁南靖寇大将军,兵进荆州,其次派多罗贝勒尚善为安远靖寇大将军,兵进岳州。康熙十三年(公元1674年)六月,以康亲王杰书为奉命大将军,率领第三路大军前往浙江,进剿耿精忠叛军。随同出征的还有固山贝子傅喇塔,又命将军赖塔、副都统喇哈、纪尔他布参赞军务。时年30岁的杰书,生平第一次统领大军出征作战,为国家效力疆场。
  同年九月,杰书大军进抵浙江金华。此时耿精忠叛军已攻占浙江南部的温州、处州(今浙江丽水)等地区,威胁江西,十分猖獗。杰书兵至浙江之初面临的主要任务,是遏止叛军继续进犯。因在兵力上并不占优势,所以大军严阵以待,伺机出击。不久,耿精忠部下都督徐尚朝率5万大军进攻金华,企图一举击败清军,进犯浙江腹地。杰书命都统巴雅尔、副都统马哈达率军迎击,斩敌将吴荣先等30余人,歼敌2万,初战告捷。十二月,徐尚朝又率兵5万进攻金华城南十二里庄,巴雅尔与总兵陈世凯合兵拒战,大破敌军于积道山,歼敌2万,招抚伪总兵官以下700余人,并乘势收复永康、缙云二县。两次保卫金华的战斗,打击了叛军嚣张气焰,初步稳定了当地局势。此后,杰书所部又先后于上虞县击败叛军方懋功部;于义乌、武义击败叛军冯公辅部,并收复此二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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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亲王家族的后人们(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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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熙十四年(公元1675年)杰书派兵主动出击,副都统马哈达、总兵官李荣于桃花岭击败伪总兵沙有祥部,进而收复被叛军长期占领的处州府城。又遣副都统穆和林等三路并进,追剿败走仙居城的敌军,连破伪都督林坤等13营,直抵仙居城下,叛军增兵固守,屡招不降。杰书命清军之一部埋伏在城西门外,其他从南、东、北三面竖梯攻城。守城敌军抵御不住,出西门逃窜,被伏兵截杀,前后夹击歼灭殆尽,缴获炮300多门以及大量军械物资,胜利收复仙居城。数月后,傅喇塔部清军又先后收复太平、东清、青田三县,并进攻温州。次年二月又大败进犯的叛军4万多人。
  杰书兵进浙江后,一年多时间里虽连战连捷,收复处州府和一些县城,采取征剿与招抚并用的策略。一直打到了福建,当时他知道福建漳州、泉州等府已被另一股反清势力郑经所部占据,加之耿军内部粮饷不足,当地百姓饱受盘剥,怨声载道,耿精忠已近穷途末路。因此传檄晓示:“浦城是福建财赋要地,今已被我大军攻占,扼住福建咽喉。与其坐以待毙,不如立功赎罪,保全属下百万生灵。”攻心战同时,杰书仍统大军继续推进,九月,收复建阳,招降建宁、延平二府。耿精忠见大势已去,又因康熙皇帝曾多次表示,可将他与吴三桂区别对待,只要真心投诚、戴罪立功,即可赦免前罪、待之如初,于是派儿子耿显祚往见杰书,告知愿降之意。杰书让显祚把皇帝的上述旨意再向其父重申,耿精忠意决,亲自出城60里至杰书军前投降。十月,杰书大军进入福州城。此后不久,福建、浙江等地耿部叛军纷纷投诚,“三藩之乱”的耿藩基本平定。
  但是,东南的战事并没有结束,台湾的郑锦还盘踞在金门、厦门一带。康亲王马不停蹄,协百战之师横扫金、厦,将郑锦残军赶回了台湾,彻底平定了东南各地。
  康熙十五年(公元1676年)十月,郑经派部将许耀率兵3万直逼福州,于乌龙山、南小门、真风山等处结寨屯兵。杰书派都统拉哈达率兵迎击,大败郑军,乘胜追击,在两个月内,便收复宁化、清流、长汀等七县及汀州府、邵武府。次年正月,杰书又挥兵直进,拉哈达、赖塔等在白茅山、太平山等处连败郑军26营,收复兴化府。二月,又收复泉州、漳州二府,福建大部平定。康熙皇帝闻奏龙心大悦,传谕称赞杰书自统率官兵由衢州入仙霞关以后,“剿抚并用,所向克捷。击逐海贼,收复全闽,安辑百姓,克奏肤功,深为可嘉!”
  大局既定,杰书于同年四月修书一封,派官员前往招抚退守厦门的郑经,但郑仍不肯归降。杰书命各府县备办船料、修整战船,准备进剿。此后两三年时间里,清军与郑军在漳州、泉州、厦门等地区多次交战,其中康熙十七年(公元1678年)夏,郑军攻占海澄等地,还一度使清军陷于被动局面。杰书仍坚持贯彻康熙皇帝“剿抚并用”方针,并举荐才干出众的汉军旗人姚启圣为福建总督,既不放弃对郑经本人招抚,更重视对其部下官兵分化瓦解,取得明显收效,不到两年时间里先后有数万郑军官兵投诚。康熙十七年(公元1678年)九月以后,形势趋于好转,清军连挫郑军主力,步步进逼。至十九年二月,郑军已人心惶惶,势将土崩瓦解。三月,厦门、金门、铜山先后被清军收复,郑经率残部逃回台湾。
  康亲王杰书在浙、闽地区转战六年,至此时才算大功告成。杰书凯旋之时,康熙帝亲自到卢沟桥迎接,荣誉达到极点。康熙三十九年,康亲王杰书病逝。康亲王靠自己的智慧与勇气,平定了耿精忠的叛乱,使大清得以继续稳定地发展下去。康亲王的丰功伟绩无愧于清代亲王的美誉。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杰书曾孙永恩复号礼亲王,以《啸亭杂录》一书传世的礼亲王昭梿即永恩之子。
  昭梿号汲修主人,生活时期历经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嘉庆年间曾袭礼亲王,后因虐下获罪,被革爵圈禁。半年后蒙赦释放,但没有恢复爵位,后混了个宗人府候补主事,但一直郁郁寡欢,道光年间病故,时年五十四岁。昭梿爱好文史,精通满洲民俗和清朝典章制度,与当时的文史学家魏源、龚自珍、袁枚等都有交往,自己也有诗集,但没流传下来。《啸亭杂录》是他的读书札记,而他本人也不过写文自娱,本不想传世。病故后其文稿大多散失,后由官方组织搜集整理,加上启功先生收藏的一部分,由中华书局出版,名为《啸亭杂录》,包括杂录、续录两部分。《啸亭杂录》涉及民俗、人物、宗教、传说、重大历史事件、个人生活琐事、读后感……范围很广。有些文章还有独家报道性质,能补正史之不足。全书虽为文言,但文笔简练而不晦涩。而且昭梿治学严谨,凡涉及历史事件多为亲历,如系道听途说则注明来源,因此错误不多。更为可贵的是,昭梿在文中直言不讳、毫不客气,尤其在《癸酉之变》一文中更是淋漓尽致。
  光绪年间,第十二世礼亲王世铎,是当朝亲贵之中最没有“王爷”架子的。即使李莲英依礼节跟他下跪,他竟还跪以报,一时还传为笑话。世铎先后担任内大臣、军机大臣、军机处领班等职务,处理军国大事,被赠与亲王双俸。不过身为军机大臣世铎年迈昏庸,按照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很不识时务。其子、侄辈有从欧洲游历回来者,世铎见面后问道:“洋鬼子的国家也下雪吗?”听者掩口而笑,回答说:“中国与外国同处一个天地之间,所以都有风霜雨雪。”世铎听后默然无语。公元1913年世铎去世,世铎之子诚厚袭礼亲王爵位,成为清朝历史上最后一位礼亲王。这位王爷在辛亥革命后住在蓝靛厂,因其酷爱养长虫、刺猬、猫头鹰,对生物、动物学有很大兴趣,人们背后称他“疯王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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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第一显赫贵族的生前与身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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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有句老话说的是,“礼王府房,豫王府墙”,就是说礼王府的房子多,豫王府的院墙高。由此不难看出礼王府的规格,在北京诸多王府里面的等级之高。礼亲王府位于西城区西安门黄城根南街路西,南起大酱房胡同,北至颁赏胡同,占地约30公顷。在清代所建的诸多王府中,最大的就要数礼亲王府和豫亲王府。
  礼王府的所在地在明代是崇祯皇帝的外戚周奎的私宅,清朝入关进驻北京之后,此地后为代善所有。现在礼王府大殿门下部还雕有云龙,而且其工艺为明代手法。规模雄伟,占地宽广,重门叠户,院落深邃是礼王府的一大特点。王府分三路,中路有正门、二道门、银安殿、穿堂门、神殿、后罩楼等!王府的西部是花园,亭台楼阁错落有制,设计得十分巧妙。东部是王爷和其家人休息的房间。嘉庆十二年(公元1807年)礼王府着火毁了不少院落,后经嘉庆皇帝赐银万两由当时的礼王昭梿主持大体按照原式重修。1927年,礼王的后人将王府前半部租给华北学院。然而就是这么一座北京城数一数二的大宅门儿,在百年前竟然是传说中的北京四大凶宅之一,究其原因不得而知,但应该也是和封建迷信有关吧。
  说到王府里的迷信,其实在老北京,甚至封建年代的中国,都是司空见惯的,但是王府之内又和寻常百姓之家有很大的不同,简单地说,就是王府里面规矩多,有很多忌讳。所以有段相声里说了,到王府里给王爷们唱堂会,说相声,先问忌讳,所以演员们为了不犯忌讳,就只能用自己开玩笑,站在台上,说我叫“小狗子”,台下的老爷听了不高兴了,因为他的小名就叫“小狗子”,虽然这只是一个笑话,但是也能反映出王府里面的迷信忌讳之多。其实这个笑话本身也很可笑,因为满族人是宠狗,敬狗的,更不会杀狗,吃肉,狗皮的帽子衣服也不会穿戴,所以拿狗开玩笑则更是不可能的。
  不过话又说回来,王府内的日常生活中,迷信活动是其重要支柱,反思一下确实如此,毕竟在几百年前没有那么多娱乐活动,天黑后又没有电灯,只能搞些带有艺术性的宗教活动来娱乐了,久而久之民间就把这些宗教当成了迷信,甚至一直流传到现在。王府中的一年四季,可以说王府从吃喝穿住到言谈举止,无一不与迷信密切相联,虽然有些活动只是宗教活动,但是因为历史特殊原因在最近十几年才真正地被广泛地承认为宗教,而在以前被认为是迷信活动,不过既然是古人,那么我们也就不过多苛求了。
  在王府日常生活中,每天随处可以听到“吉祥、如意”这种口头禅。大清早,幼辈见了长辈,奴婢见了主人,第一句话必须说“爷吉祥”或“奶奶吉祥”。祭神之后须请安“道吉祥”,祭祖之后也不例外。“如意”开始是一个口头颂祷之词,演化成为重要的形象化礼节。例如,在长辈过生日时,幼辈在行三跪九叩礼之先,要把“如意”呈奉到长辈受礼者手中,同时,口中还必须念念有词,如说“××千秋如意”。除夕向长辈辞岁时也是如此,只须把“千秋如意”改念“岁岁平安”就行,元旦则要改成“新禧如意”。这样朝夕不断地念着“吉祥”和“如意”,其含义不外希冀封建统治地位的巩固,一时一刻也不要出麻烦,不要发生不“吉祥”的事儿,不“如意”的事儿!
  下人常用的迷信语叫做“讨吉利”。谁都明白讨吉利纯粹是自欺欺人,王府却兴这一套,只要你是用来作善颂善祷,哪怕是牵强附会,或怪诞不经的事情,都能得到个吉利。例如,太监、妇差等偶尔失手摔坏了器皿,即使是主人最心爱的东西,只要能适时说句“岁岁(碎碎)平安!”便可以弥补过失,不致遭受谴责。如果是在新年或在作寿时,不但可以免受叱责,甚至还会使主人引为吉利呢。
  此外,还有什么“吉日吉时”、“求神信佛”等等都是王府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迷信活动,这是生活的寄托——王府成员不这样生活,也没有什么别的生活方式可供选择。
  然而再吉利,人也会故去,不幸的事情也会发生。既然生老病死是不可逃脱的,那么王坟在生前王爷们的眼里是看得很重的。虽然他们并非古代皇帝那样,从登基开始就为自己选择坟墓,建造陵寝;但是他们也是很早地就为自己寻找一个风水宝地,作为自己百年之后的福地。
  据考证,清代礼亲王在西山有三处坟地。第一块在海淀区门头村。第二处位于石景山区金顶山。第三处则位于石景山区福寿岭。
  门头村的礼王坟坐落在香山镶红旗东南,占地有一百多亩,苍松翠柏,宝顶祠堂,很有气势。礼王坟东门前,由北往南有一条土道,门两边蹲着两座汉白玉石狮子,一公一母,十分威武;再往外,就是两棵古老的松树,一棵像龙头,一棵像龙尾,大风一刮,这条龙摇头摆尾,真像活的一样。人们说,礼王家代代将门,辈辈虎子,都是因为他家坟地的风水旺盛,门口有金龙银狮把门的缘故。礼王家也对这一对石狮和两棵龙松看得非常珍贵,加意保护,专门派了几名士兵日夜看守着;生怕有人损坏了这两对宝物,破掉他家的风水;若是发现有人走近石狮和龙松,立刻就会被赶走,弄得不好还会挨顿毒打的。
  乾隆年间,相传隐居在香山附近的曹雪芹有时候常到礼王坟一带遛弯儿。有一次刚下过大雨,土道上汪泥汪水的,走起来很滑。有一个赶车夫拉一车石头,出了门头村往南走,经过礼王坟东门时,窝在水汪里啦。车夫紧摇鞭子赶车,牲口一使劲不巧车辕杆上的铁箍撞在石狮子上,碰下来一小块石片。这可气坏了守门的士兵,他们如狼似虎地冲过来,把车夫打得头破血流。车夫见闯了大祸,跪在地上苦苦地哀求:“老爷饶命!老爷饶命!”过路的人都上前替车夫求情,可是那伙士兵怒气冲天,不依不饶,非要把车夫逮走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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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第一显赫贵族的生前与身后(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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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候,从北边走过来一个身披鹤衣大氅,年纪在四十上下的中年人,此人脚踩福字履,眉目清秀,手拿一把折扇,走起路来很有气派。他压低嗓音训斥那几个士兵,说:“光天化日之下,殴打平民百姓,是何道理?”看门的士兵见有人出来“挡横”,但不知道这个人的来历如何,就仔细打量来人的穿着打扮。一个士兵说:“你别狗拿耗子多管闲事,你是干什么吃的?”那个人说:“我是道王府的。”士兵听说这个人是“道王府”的,当下就变了一副面孔,点头哈腰起来。有人问:“请问尊姓大名?”那个穿鹤衣大氅的人很生气地说:“回家问你们的主子去,让你们这些不睁眼的也见识见识!”吓得守门士兵们谁也不敢吭声了。
  此时,车夫才从地上爬起来,向来人作了个揖,说:“请先生救命!”还把撞坏石狮子的经过,从头到尾讲了一遍。那人听罢,仰天大笑,把在场的人都笑糊涂了。等笑够了,他才对大家说:“说是这位车夫把石狮子撞坏了,这简直是没影的事!我把真情老实告诉你们吧!这对石狮子有五百年的道行,经过长期修炼,已经成了精!每天五更时分,它们都要到天下第一泉去喝水,昨天它去玉泉山的半路上,得罪了一位仙人,仙人变成一个捡粪的白胡子老头,举起粪勺砍在石狮子身上,砍下一块石片来。不信,你们就去看看!”大伙围上去一看,果然是掉了一块月牙形的石片,像是用粪勺砍的。那人对士兵们说:“回去把我讲的话禀报你家主人,砍掉一个月牙儿,无关大局,以后要妥善看管才是。”一个岁数大些的士兵,向那个穿鹤衣大氅的人施了一礼,说:“谢谢先生的指点!”他回过头来,小声地对那几个年轻的士兵说:“若是说大车碰坏了石狮子,那就是咱们的失职,王爷要是怪罪下来,还有咱们的活命吗?”士兵们一下子醒悟过来,指着石狮子身上的月牙说:“这哪像是车撞的呀!”
  赶车夫听了这些话以后,立刻向旁边那位来人说了声“谢谢!”也顾不得身上的伤痛,一纵身坐上车,“啪!”地抽了一鞭子,赶起大车赶紧走了。那位穿鹤衣大氅的人朝守门的士兵微微一笑,一甩袖子,又到处闲遛去了。他是谁呢?他就是在山村著书的曹雪芹。
  传说毕竟是传说,已经没有历史可以考证,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三处礼王坟都已消失,留下的只有历史的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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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礼亲王世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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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礼王共传十三代,从崇德元年(公元1636年)至清朝逊位后三年(公元1914年)共278年。堪称“清代第一王!”
  第一代礼亲王:礼烈亲王代善,太祖第二子。初号贝勒。太祖嘉其勇敢克敌,赐号古英巴图鲁。天命元年,封和硕贝勒,以序称大贝勒。崇德元年,封和硕兄礼亲王。顺治五年十月,薨,年六十六。康熙十年,追谥烈。乾隆四十三年,配飨太庙。代善子八,有爵者七:岳讬、硕讬、萨哈璘、瓦克达、玛占、满达海、祜塞。祜塞,初封镇国公,追封惠顺亲王,而满达海袭爵。
  第二代巽亲王:代善第七子满达海,崇德六年,封辅国公。顺治元年,进贝子。六年,袭爵。八年,世祖亲政,改封号曰巽亲王。九年二月,薨,谥曰简。十六年,追论满达海于奏削多尔衮封爵后,夺其财物;掌吏部,惧谭泰骄纵,未论劾:削谥仆碑,降爵为贝勒。
  第三代巽亲王:满达海子常阿岱,初袭亲王。降贝勒。康熙四年,薨,谥怀愍。常阿岱子星尼,袭贝子,再袭辅国公。星尼子星海,袭镇国公。并坐事夺爵。乾隆四十三年,追录满达海功,命星海孙福色铿额以辅国将军世袭。常阿岱既降爵,以从弟杰书袭亲王。
  第四代康亲王:代善第八子祜塞之第三子杰书,初袭郡王。顺治八年,加号曰康。十六年,袭爵,遂改号康亲王。康熙三十六年闰三月,薨,予谥。
  第五代康亲王:杰书子椿泰,袭。康熙四十八年,薨,谥曰悼。
  第六代康亲王:椿泰子崇安,袭。雍正十一年,薨,谥曰修。
  第七代康亲王:杰书子巴尔图,袭。乾隆十八年,薨,年八十,谥曰简。
  第八代康亲王:崇安子永恩,袭。乾隆四十三年,复号礼亲王。袭爵垂五十年,淡泊勤俭,出处有恆。嘉庆十年,薨,谥曰恭。
  第九代礼亲王:永恩子昭梿,袭。嘉庆二十一年,坐陵辱大臣,滥用非刑,夺爵,圈禁。
  第十代礼亲王:昭梿从弟麟趾,初封辅国将军,嘉庆二十一年袭,父永諲,乃崇安子、永恩弟也。追封礼亲王。道光元年,薨,年六十六,谥曰安。
  第十一代礼亲王:麟趾长孙全龄,初封奉恩将军,袭,父锡春,追封礼亲王。道光三十年,薨,年三十四,谥曰和。
  第十二代礼亲王:全龄第三子世铎,袭。逊位后三年,薨,年六十八,谥曰恪。
  第三代礼亲王:世铎长子诚厚,初封不入八分公,1913年袭。薨,年五十三,谥曰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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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睿亲王多尔衮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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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尔衮是努尔哈赤第十四子,明万历四十年(公元1612年)十月二十五日降生在赫图阿拉,生母阿巴亥。这时,努尔哈赤已不再是地位低微的小部落头领,而是统一了女真各部的“聪睿恭敬汗”,并且正在进一步发展统一事业,为建立清朝奠定基础。当多尔衮诞生未满百日,努尔哈赤就率大军进攻乌拉,最终灭亡了其妻阿巴亥的母国,多尔衮母子面临着被打入冷宫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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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英雄出少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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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尔衮是努尔哈赤第十四子,明万历四十年(公元1612年)十月二十五日降生在赫图阿拉,生母阿巴亥。这时,努尔哈赤已不再是地位低微的小部落头领,而是统一了女真各部的“聪睿恭敬汗”,并且正在进一步发展统一事业,为建立清朝奠定基础。当多尔衮诞生未满百日,努尔哈赤就率大军进攻乌拉,最终灭亡了其妻阿巴亥的母国,多尔衮母子面临着被打入冷宫的危险。但是,由于努尔哈赤优待降顺者的政策,以及阿巴亥富于心计,善为周旋,使他们母子安然度过难关。天命元年(公元1616年),努尔哈赤建立后金国,年号天命,两年后以“七大恨”告天,发动了对明朝的进攻,揭开了明清战争的序幕。在对明战争节节胜利中,后金内部的矛盾斗争也不断发生。天命五年(公元1620年)九月,努尔哈赤宣布废黜大贝勒代善的太子名位,而“立阿敏台吉、莽古尔泰台吉、皇太极、德格类、岳讬、济尔哈朗、阿济格阿哥、多铎、多尔衮为和硕额真”(和硕hoso,满语为方和角的意思,放在爵位之前有管辖、管理一方的意思,额真ejen,意思是主人,和硕额真直译为管辖一方的主人的意思,即旗主),共议国政。也就是说,从此时起,多尔衮以八龄幼童跻身于参预国政的和硕额真行列。
  这样一个改变后金政治格局的重大行动,是从当年三月努尔哈赤休弃衮代皇后富察氏开始的。当时虽然给大福晋富察氏头上加了四条罪状,但是都缺乏足够的根据,例如四大罪之一,便是代善与富察氏关系暧昧,实际上,是有人对他们进行陷害。富察氏被休弃之后,取代她作为大福晋的正是多尔衮之母阿巴亥。这样,努尔哈赤爱屋及乌,多尔衮及其兄弟阿济格、多铎地位上升便在情理之中了。
  阿巴亥,乌拉纳喇氏,她是海西乌拉部贝勒满泰之女,满泰死后为其叔布占泰收养。乌拉部在吉林乌拉街一带,辖区辽阔,人口众多,又有貂参之利,是海西女真四部中实力最强者。当时努尔哈赤为了统一海西女真,对乌拉部采取团结拉拢的联姻结盟政策,将自己的侄女和女儿许给布占泰为妻。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布占泰亦运用同样的手段,以缓和乌拉与建州的矛盾,亲自把年方12岁的侄女阿巴亥送往建州费阿拉城,嫁给比她大31岁的努尔哈赤为妻。阿巴亥,聪明美貌,强大的乌拉部为其后盾,因此努尔哈赤不敢轻视慢待,在诸福晋中最受宠爱。不过生活在古代皇室的女人,并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无忧无虑,温馨如意。他们伴君如伴虎,荣辱沉浮瞬息变幻,不知何时就会祸起萧墙。到了后金天命五年(公元1620年)三月,她被告发与大贝勒代善之间有不正当的暧昧关系。努尔哈赤对代善这种欺君蔑父的行为十分痛恨,不久就废除他作为后金汗的继承人。而对阿巴亥,怕丑事外扬有失自己的名声,虽然暂时没有追究,但是夫妻间出现了很深的感情裂痕。
  然而一波未平,另波又起,紧接着阿巴亥私匿财物的罪行被一个小庶妃揭发,努尔哈赤对她更加愤恨,地位一落千丈。尽管母亲阿巴亥失宠,多尔衮在诸贝勒中受到歧视,但是其父努尔哈赤仍然很喜爱他们兄弟三人。同年九月,努尔哈赤提出不再立嗣子,由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多尔衮兄弟三人皆为和硕贝勒。后来努尔哈赤又将两黄旗的大部分牛录分与阿济格、多尔衮、多铎三子,多尔衮年龄虽小,却受到努尔哈赤的钟爱器重。在努尔哈赤去世不久之后,他最宠爱的大福晋阿巴亥被四大贝勒逼迫生殉,理由是努尔哈赤有遗嘱在先:大福晋虽然年轻貌美,但心怀嫉妒,常常使汗王不快,如果留下,将来恐怕会成为乱国的根源,所以必须殉夫。按当时的习俗,妻殉夫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爱妻,一是没有年幼的儿子,阿巴亥虽然符合前一条,但她确有两个幼子需要抚育,而且她不相信汗王会留下这样的遗言,她要据理力争。但是,四大贝勒告诉她:这是汗王的遗命,他们纵然不忍心、不愿意,却不敢不从。而且,从殉的仪式都已经准备好了。按规矩,当殉者盛装坐炕上,众人对之下拜,然后以弓弦扣颈勒毙;若殉者不肯殉,则群起而扼之,至死为止。到了这一步,阿巴亥还有什么办法?她只能屈从,换上礼服,戴满珠宝饰物,虽然照规矩殉者不得哭,她还是哀告诸贝勒,请求他们照顾她的幼子多尔衮和多铎,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她还说了些冠冕堂皇的话:“我自十二岁侍奉汗王,丰衣美食已二十六年;汗王恩厚,我不忍离开他,所以相从于地下。”
  女真族与蒙古族一样,有父死子娶庶母、兄死弟娶嫂的传统习俗,努尔哈赤自己就从死去的族兄那里继承了嫂子衮代为大福晋,而且他自己也公开表示过他死后由代善继承阿巴亥。现在,阿巴亥出于对未来地位的考虑,提前向身为储君的代善传情,表达自己的倾心爱慕,可谓预做准备,原也在情理中。须知,努尔哈赤已经年过花甲,须发苍白,而阿巴亥正当三十岁的盛年,最是女人丰姿绰约的成熟时期,老夫少妻、白发红颜,很难不生外心。再说,拿贼要赃,拿奸要双,并无通奸的确证。所以,努尔哈赤赦免了大福晋的死罪,但予以休离。
  人们不禁要问,一个毫无地位可言的小庶妃如何胆敢去告深受汗王宠幸、贵有三子的大福晋?而且牵连自领两旗、居参政“四大贝勒”之首、老汗王欲立为太子的大贝勒代善?诬告大妃与代善关系暧昧的邪风从哪里刮起?人们不难看出,这一切皆缘于爱新觉罗氏家族的权力之争。因为老汗王年事已高,汗位的继承人为谁已成为诸子侄中明争暗斗的焦点。因为努尔哈赤时代在政治上实行八旗制,以八旗和硕贝勒“共理国政”,即以八旗旗主分权统治的制度;在经济上则“予定八家但得一物,八家均分之”。军事上凡行军打仗亦以八旗旗主为统帅,各有统属,联合作战。这就必然形成八个政治、经济乃至军事实力旗鼓相当、势均力敌的集团统治,也就会在汗位继承上导致“诸王争国”的恶劣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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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英雄出少年(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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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八旗人马中,皇太极掌握两黄旗,代善掌握正红旗,阿敏掌握镶蓝旗,莽古尔泰掌握正蓝旗,所余镶红、正白和镶白三旗旗主,分别是阿济格、多尔衮和多铎。阿济格、多尔衮和多铎在他们分别只有十九岁、十二岁和十岁的时候,就成为拥有一旗、与诸兄并驾齐驱的权势很大的旗主。诸兄能够成为旗主,完全是因为在战场上出生入死,流血拼命,而幼弟恃母亲受宠而得汗王厚赐,怎能让人心服口服?
  阿巴亥的三个儿子阿济格、多尔衮、多铎所掌握的力量已经超过四大贝勒中的任何一个,如果再有他们的母亲阿巴亥以国母之尊联缀其上,那么其他五位旗主谁不畏惧?谁又敢不服从?那么阿巴亥就能因此而左右八旗、左右整个大金国的政局,破坏八王共执国政的均衡,对大金国、对他们每个人,尤其是对与阿巴亥有宿怨的皇太极和莽古尔泰,后果都是不堪设想的。所以必须除掉阿巴亥。因为除掉这个总挈首领的母亲,就容易使三个同母兄弟分离,不能形成三人联合的雄厚力量。一旦多尔衮、多铎成年,后果就不堪设想了。所以一定要马上将他们的母亲处死,才能保证后金政权的稳定。
  而且,更重要的是,努尔哈赤临终之时,只有阿巴亥一人守在身边,她向诸位皇子传达老汗王的遗嘱是“多尔衮嗣位、代善辅政”的努尔哈赤的临终遗命。遭到四大贝勒的断然否定,他们是有道理的,因为和硕贝勒共治国政,不但汗王生前反复强调,而且书写成训示交给了每位贝勒,白纸黑字,证据确凿;而所谓的临终遗言没有第二人能够证明,即使汗王真的在去世前的昏迷中说了类似的话,也只能视为错误的命令,不可执行。但是这个女人既然放出了所谓“临终遗言”,即便不能把家族推向斗争的血海,也会埋下不睦的种子,早晚酿成灾祸。而且,皇太极地位声望渐隆,怎肯将皇位让给还不懂事的多尔衮呢?所以大福晋没有别的选择,她必须死去。
  从上面的情况来分析,导演努尔哈赤大福晋生殉这场惨剧的应该是四大贝勒,而不太可能是努尔哈赤遗嘱所命,她的殉葬反射出爱新觉罗家族说不清道不明的皇权之争。此时多尔衮只有15岁,父死母殉对这个少年无疑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家庭悲剧使他深深感到人世间的冷酷无情,故养成孤僻、放荡、任性、残暴的性格,这对他一生的成长和政治生涯,都产生非常深刻的影响。
  天聪二年(公元1628年)二月,十七岁的多尔衮随同皇太极进军蒙古察哈尔多罗特部,获敖穆楞大捷。因其作战英勇有功,深得皇太极赏识,被赐以美号墨尔根戴青,意为聪明王。从此,聪慧多智、谋略过人的多尔衮,逐渐成为后金军的主要统帅之一。多尔衮几乎是每战必出征,而且每次都表现得无比英勇。
  天聪三年(公元1629年),他随皇太极自龙井关入明边,趋通州,直逼明都北京城下,败明的援兵于广渠门外。天聪五年(公元1631年),又随皇太极攻明于辽西。大凌河之战,他亲自冲锋陷阵,直抵大凌河城下,城上炮矢猛烈,后金军颇有伤亡。事后,皇太极怒责他的部下不加劝阻,说:“墨尔根戴青亦冲锋而入,倘有疏虞,必将你等加以严刑,断不宽容。”攻锦州时,他又一马当先。祖大寿从锦州城头向南发炮,洪承畴军由南已向北发炮,多尔衮被夹击于中,几乎被击毙。以后祖大寿投降,多尔衮曾向他谈到当时的危险情形。祖大寿惶恐不安地说;“果有此事!如彼时炮中王马,为之奈何!”多尔衮则坦然说:“彼时两仇相敌,唯恐不中,大寿言不由衷,诚为可笑!”由于多尔衮在军事、政治上已经成熟和可以信赖,在天聪五年皇太极设立六部时,命他掌吏部事,更全面地参与军政大事。多尔衮不负皇太极的厚望。
  天聪七年(公元1633年)六月,皇太极与诸贝勒、大臣探讨进一步兴国的大计,询问他们征明及察哈尔、朝鲜,何者为先?多尔衮以锐敏的目光,直抒了他的战略思想。他从夺取全中国的目标出发,力主以征明为先,他说:“宜整兵马,乘谷熟时,入边围燕京,截其援兵,毁其屯堡,为久驻计,可坐待其敝。”这种深入内地,消耗明朝国力,然后再与之决战的战略,深得皇太极的赞同,以后的几次征明,基本上都是照着这个方针行事的。
  天聪八年(公元1634年)五月,多尔衮从皇太极征明,克保安,略朔州。次年,在招抚蒙古察哈尔的归途中,多尔衮自山西平鲁卫侵入明边,在山西、宣大一带,又捣毁了明朝的宁武关,攻打了代州、忻州、崞县、黑峰口及应州等地,俘获人畜七万余。
  崇德三年(公元1638年),多尔衮为奉命大将军,将左翼,岳托将右翼,自董家口等地毁明边墙而入,越过明都至涿州,分兵八道,西掠至山西,南徇于保定,击破明总督卢象升。又南下临清,渡运河,破济南。北还时复掠天津、迁安等地,出青山关而还。此役,纵横豕突数千里,蹂躏城池四十余座,掳掠人口二十五万有余,夺取财物更是不计其数,给明朝以沉重的打击,给山西、河北、山东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明人夏允彝记述这次事件的影响说:“所至屠掠一空,祸为至剧。国力耗竭,而事不可为矣。”而多尔衮则因为此役,被皇太极赐马五匹,银二万两。对察哈尔和朝鲜,多尔衮全力贯彻皇太极“慑之以兵,怀之以德”的方针,使统一全国的后顾之忧得以早日解决。早先,当后金征服与招抚蒙古各部时,唯独强大的察哈尔部在雄主林丹汗的率领下,不肯降服,始终采取与后金对抗、周旋的态度。察哈尔部虽亦不与明廷合作,终究是后金南下伐明的一大后患。天聪八年(公元1634年),林丹汗死于青海打草滩。皇太极以此为契机,于次年二月命多尔衮偕岳托等将领,率精兵万人,以强大的武力作后盾,去招抚察哈尔部众。此次进军,政治目的明确,秋毫不犯,进展颇为顺利。先在西喇朱尔格地方,招降了林丹汗之妻囊囊太后。四月二十八日,就抵达林丹汗之子额尔克孔果尔额哲驻地托里图,多尔衮令已降的额哲的舅舅南楮前去劝降。额哲在父亲新死、兵临城下的情况下,只好率部投降。八月,多尔衮率师凯旋。林丹汗曾得元朝的传国五玺“制诰之宝”,这时,多尔衮使额哲呈献给皇太极。因为元朝的这方玉玺象征“一统万年之瑞”,皇太极大喜,第二年(公元1636年)便改国号为清,改年号为崇德。多尔衮同时被晋封为和硕睿亲王,更加受到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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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英雄出少年(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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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鲜本是明朝的属国,世代忠于明廷,虽多次受到清的分化、威胁,也始终不渝,在一些重大事件中总和明朝相呼应,因而始终是清侧翼的一大忧患。崇德元年(1636年)十二月,皇太极为彻底解除这一忧患,亲率大军侵入朝鲜,围朝鲜国王李宗于南汉城。在这次军事行动中,多尔衮和豪格分别从宽甸入长山口,克昌州,崇德二年(公元1637年)正月,突袭江华岛。当时,朝鲜王妃、两个王子,以及很多大臣及其眷属都转移在此岛避难。多尔衮在这里遇到了朝鲜军队的顽强抵抗,经过激战,清军杀伤守军一千余人。围城之后,多尔衮恩威并用,立刻执行皇太极的招降政策,停止杀戮,使江华岛得以投降。对投降的朝鲜王室成员,多尔衮不加侮辱,并颇能待之以礼。朝鲜国王因妻子、儿子及很多大臣已被俘虏,各路援军又被清军打败,于是只好放下武器,穿上朝服,率领群臣,向皇太极献上明朝给的敕印,投降清朝。皇太极凯旋盛京时,命多尔衮约束后军,并携带朝鲜质子李洼、李昊及大臣子以归。朝鲜国王因为多尔衮全其妻子,以礼相待,所以一直不忘此情,给清朝诸王送礼时,多尔衮的一份总是最厚的。在顺利地解决了蒙古和朝鲜的问题之后,多尔衮便集中力量协助皇太极,和明朝在辽西地区进行了激烈而持久的较量。
  崇德三年(公元1638年),为进军明朝做准备,多尔衮监督修治了盛京至辽河的大道。接着就如前所述,自董家口侵入明境,残毁了山西、河北、山东大片地方,崇德四年公元(1639年)方回。为最后夺取明朝在山海关外的地方,崇德五年(公元1640年),多尔衮屯田义州,并不断向锦州、松山、杏山等城进攻。由于进展迟缓,受到?皇太极的责备,被降为郡王,罚银万两,夺二牛录。受处分后,多尔衮更加兢兢业业,崇德七年(公元1642年)二月,清军攻占松山,生擒洪承畴。明锦州守将祖大寿见松山已破,粮尽援绝,解围无望,便出城至多尔衮营前投降,清军占领锦州。明朝受到巨大的打击,多尔衮威望大著,被恢复亲王。接着,清军用红衣大炮轰毁杏山城垣20多丈,明守军不战而降。至此,明清松锦大战结束。此役历时三年多,多尔衮三次出任统帅,他是这次松锦决战取得胜利的有功之臣。此时,皇太极已抱病在身,军国大事便经常委托济尔哈朗和多尔衮这两个亲王共同处理。
  多尔衮从一名幼稚的少年成为千军万马的统帅,功名显赫的亲王,除了他懂得兵法,会用兵之外,和其兄皇太极的培养重用也是分不开的。皇太极曾对多尔衮说:我喜欢你胜过其他弟弟,我对你是最好的。多尔衮也曾对众人说:四哥皇太极养育了我,他对我比对其他弟弟要好,他一直很信任我,我才有了今天的地位。多尔衮深得皇太极的信任,甚至得到了“凡所谋议,无不得参”的殊荣。
  崇德八年(公元1643年)八月初九日,皇太极暴疾而死。由于生前未能预定后事,在皇位继承问题上,满洲贵族发生了尖锐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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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统天下摄政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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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入关以前,继嗣不是由皇帝生前在皇子中指定,而是由贵族诸王议立。皇太极死前,诸王已渐渐分成党派:一派以多尔衮为核心;另一派以皇太极的长子肃亲王豪格为首,早已露出了争立的苗头。皇太极刚死,双方的拥立者立即展开了活动。皇太极自将的正黄、镶黄两旗及豪格主管的正蓝旗,誓立豪格。图尔格、索尼、图赖、巩阿代、鳌拜、谭泰、塔瞻等大臣齐往豪格家,策划立豪格为君。索尼等六人更“共相盟誓,愿死生一处”。豪格又派人去探寻郑亲王济尔哈朗的意向。济尔哈朗是努尔哈赤的侄子,当时颇有影响,他也倾向于立豪格为君,但是又主张要与多尔衮商议。另一方面,多尔衮和多铎所统率的正白、镶白两旗,则主张立多尔衮为君。多尔衮的两个同母兄弟武英郡王阿济格、豫郡王多铎和一些贝勒大臣,曾“跪劝睿王,当即大位”。双方各不相让,形势极为紧张。清政权处于严重危机之中,随时有发生混战的可能。多尔衮虽然觊觎皇位,但毕竟是一位久经考验的政治家,他审时度势,未敢贸然行动。
  皇太极死后第五日,即八月十四日,多尔衮采取主动,他召集诸王大臣会议,议立嗣君。这一天,气氛紧张到了顶点。天刚亮,两黄旗大臣就盟誓于大清门,并令两旗的巴牙喇兵(精锐亲兵)张弓箭,环立宫殿,摆出兵戎相见之势。正式开会之前,多尔衮还在试探黄旗大臣索尼的态度,索尼冷冷地说,先帝有儿子在,必须立其中的一个,我就是这个意见,没有别的可说。会议开始,索尼等人就抢先发言,力主立皇子。皇太极之兄、礼亲王代善也说,应当让豪格继承皇位。豪格在已占优势的情况下,略表谦让之意。这时,阿济格、多铎展开了反攻,他们劝多尔衮即帝位。老于世故的代善也跟着见风转舵,圆滑地说:睿王如果能答应,这也实属我国之福。否则,还是应当立皇子为帝。此时代善也不再坚持立豪格,而是认同皇帝之子。两白旗大臣进一步发动攻势,说若立豪格,我们都无法生活,坚决反对立豪格。多铎见多尔衮仍未明确应允,甚至又摆出立他自己或立代善。形势更加混乱,不可预测。代善以年老固辞,退出会议。多尔衮也不同意立多铎。这时,会议几乎开不下去了。两黄旗的将领们都佩剑上前说:我们吃的东西是先帝给的,穿的衣服也是先帝给的,先帝对我们的养育之恩如同天一样大,如果不立帝子为皇帝,我们则宁死也要追随先帝于地下。多尔衮看到,与豪格相比,他并不占优势。两黄旗与正蓝旗坚决支持豪格,正镶蓝旗主旗贝勒济尔哈朗、正红旗主旗贝勒代善,也是同意或倾向立豪格的,八旗之中有其五。在这种情势下,如果多尔衮强自为帝,必将引火烧身。于是,多尔衮提出一个折衷方案:立皇太极第九子六岁的福临为帝,由济尔哈朗和他辅政,等福临年长之后,当即归政。这一方案,打破了僵局,为双方接受,这样,既排除了他的政敌豪格,又可使他实际上享有帝王之权。
  但是事事难料,仅仅在达成协议两天之后,代善之子贝子硕托、孙郡王阿达礼,又图谋推翻成议,劝多尔衮自立。多尔衮从大局出发,揭发了这一乱国阴谋,而代善也出自为国家之社稷着想,诛杀了他的儿孙。崇德八年(公元1644年)八月二十五日,六岁的福临即位,改明年为顺治元年。睿亲王多尔衮和郑亲王济尔哈朗同辅政,继而称摄政王;并规定,刑法,政务等大小国事都由九王爷多尔衮专门掌握,济尔哈朗仅管出兵等事。可见多尔衮的野心有多大。
  不论多尔衮主观上如何打算,他拥立福临这一行动,在客观上避免了满洲贵族的公开分裂和混战;并且争取了两黄旗一部分大臣,如固山额真谭泰、护军统领图赖、启心郎索尼,对他都表示了支持。这对下一步协调一致入关作战,夺取全国政权,无疑是很重要的。
  崇德八年十二月,多尔衮以“盈庭聚讼,纷纷不决,反误国家政务”为由,与济尔哈朗定议,废除贝勒们共同参政议政的权利,削弱了诸王贝勒的权力,只让贝子、公等管理部务,而贝子、公要向摄政王负责。同时,又向各部尚书、侍郎和都察院分别发布谕令,要他们听命于摄政王;又传谕都察院各官,要密切注意诸王贝勒的行动,有事应纠参者,必须据实奏闻,不许隐匿不报。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正月又定,以后凡是外国馈赠诸王贝勒的礼物,一律都不能收取。进一步限制了诸王贝勒同外界的联系,从而把更多的权力集中在摄政王手中,不久以后济尔哈朗宣布,以后凡是各个衙门办理事务,都要事先告诉他本人和多尔衮,而且一切公文,都只以摄政王多尔衮的名义签发,而济尔哈朗则完全被多尔衮排除出最高权力决策机关。济尔哈朗由首位退居第二,这当然不是他慷慨让贤,而是多尔衮巧妙地运用计谋取得的。这样,诸王预政的权力既被削弱,济尔哈朗也已在多尔衮之下。这时,礼部也议定,摄政王居内及出猎行军的仪礼,诸王不得平起平坐,于是多尔衮实际上享有了帝王的尊荣。
  多尔衮在争得摄政王首位之后,即着手打击政敌豪格。顺治元年四月初一,原来支持豪格的固山额真何洛会,告发豪格对没有立他为皇帝一直有怨言,而且还在言语中对多尔衮颇有不敬,有图谋不轨的嫌疑。借此,多尔衮以“言词悖妄”、“罪过多端”为由,要置豪格于死地。只是由于福临涕泣不食,豪格才免去一死,但被罚银五千两,废为庶人。同时,以“附王为乱”的罪名,处死了豪格的心腹大臣俄莫克图、扬善、伊成格、罗硕等。至此,在短短的八个月内,多尔衮便集大权于一身。多尔衮这一系列做法,虽是个人的争权活动,但客观上对清政权的进一步发展却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使得清的军政大权得以集中,指挥得以统一。这正是不久之后,清兵入关的必要前提和可靠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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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统天下摄政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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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三月,李自成领导的大顺军攻占北京,崇祯皇帝在煤山上上吊,至此270年的明朝灭亡。在这之前,正月二十六日,多尔衮曾以“大清国皇帝”的名义致书大顺军诸帅,“欲与诸公协谋同力,并取中原,倘能混一区宇,富贵共之矣,不知尊意如何耳?”这是要和农民军搞统一战线。四月初,多尔衮还不知道农民军已占北京,他在沈阳作了伐明的紧急军事动员;征调满洲、蒙古八旗军总兵力的三分之二,以及汉军八旗的全部。四月九日,他自己任命自己为“奉命大将军”,率领阿济格、多铎以及归降的明将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向山海关进击。四月十三日,清军抵达辽河。明山海关总兵平西伯吴三桂遣人至清军,报告农民军攻陷北京的消息,并向清军乞援。当此形势突变之时,多尔衮显示了惊人的应变能力。他没有丝毫迟疑,而是立刻改变策略,接受了临行前大学士范文程的建议,把农民军当成主要敌人。他又征询洪承畴的意见,洪承畴除同意范文程的建议之外,还着重指出,应派先遣官宣布,这次进军的目的,就是为了扫除逆乱、消灭农民军,有作内应及立大功者,将破格封赏。为了争取时间,清军应精确计算里程,骑兵在前,辎重在后,限以时日,直趋北京。十九日,清军到达翁后,吴三桂再次派遣副将杨坤致书多尔衮。多尔衮正式复信吴三桂,表示对“崇祯帝惨亡,不胜发指”;声称这次出兵的目的是,“率仁义之师,沉舟破釜,誓必灭贼,出民水火”。并且一定要做到“唯底定中原,与民休息而已”。明确表示要统一中国才肯罢休。同时又拉拢吴三桂说:“伯(吴的爵位)思报主恩,与流贼不共戴天,诚忠臣之义,勿因向守辽东与我为敌,尚复怀疑。……伯若率众来归,必封以故土,晋为藩王。国仇可报,身家可保,世世子孙,长享富贵。”俨然反客为主,以全国最高的统治者自居。以这封信为标志,清政权彻底改变了打击目标,最终完成了政治上、军事上的战略转变。
  四月二十一日,清军一昼夜急行军二百里,到天黑的时候在距离山海关十五里外驻营。当天,李自成亲率二十余万大军到达山海关,将吴三桂部包围于关城之内,并即刻开始了夺关激战。吴三桂自知不敌,屡屡遣使向清军告急,但多尔衮与多铎、阿济格计议后,仍不敢轻信吴三桂,故当夜清军“披甲戒严,夜半移阵”。李自成与吴三桂激战的隆隆炮声,彻夜不止。二十二日凌晨,清军进迫关门五里许,吴三桂见清军至,遂炮轰大顺军,率诸将十余员、甲数百骑突围,直驰清营,拜见多尔衮,剃发称臣。多尔衮在军前将吴三桂晋爵为平西王,树立了一个给明朝降将加官晋爵的样板。多尔衮令吴三桂先行,开关迎降,多铎与阿济格分率劲兵一时驰入关门,竖白旗于城上,多尔衮自统大军继入。复以吴三桂军作右翼先发,出关敌李自成。李自成自知边兵强劲,成败在此一举,挥军与吴三桂死战。山海关城内闻炮声如雷,见矢集如雨,清军蓄锐不发。及午,多尔衮见吴三桂不支,乃命三吹角,三呐喊,始派多铎、阿济格率铁骑数万从三桂阵右出,直冲敌阵,发矢数巡后,但见刀光闪烁。是时狂风大作,一阵黄埃自近而远,直扑大顺军阵,农民军败溃。仅“一食之顷,战场空虚,积尸相枕,弥满大野”。是役,刘宗敏负伤,李自成收残卒急退北京。在李自成的大军被击溃之后,多尔衮下令关内军民皆剃发。并谕令全军,“今入关西征,勿杀无辜,勿掠财物,勿焚庐舍。不如约者罪之”。又在进军途中,以汉官范文程的名义,四处张贴安民文告,文告说:“义兵之来为尔等复君父仇,非杀尔百姓,今所诛者唯闯贼。官来归者,复其官;民来归者,复其业。”这就完全改变了以往清军数度入关到处烧杀抢掠的野蛮做法,使得关内的官兵百姓,向风归顺,近悦远来。这样,清兵每日奔行一百二三十里,未遇任何抵抗,五月初一日便到了通州。在这前一天,李自成已满载辎重,放弃北京,向西撤退。五月二日,明朝的故将吏出北京朝阳门外五里,以帝王之礼,迎接多尔衮。多尔衮乘辇入城,升座武英殿,正式接受明朝降官降将的拜谒。
  进入北京之后,多尔衮的同母兄、武英郡王阿济格曾提出,当初我们得到辽东的时候,汉人杀了我们不少人,现在我们得了北京,我们也应该把汉人杀掉,然后退回满洲。这个野蛮而愚蠢的建议,遭到了多尔衮的断然拒绝。多尔衮继续采纳汉官范文程、洪承畴等人的建议,不失时机地采取了一系列笼络明朝士人的措施。为崇祯帝、后发丧:多尔衮入京伊始,就“为明庄烈愍皇帝发丧”三日,以帝礼葬之。同时将周后、袁贵妃、熹宗张后、神宗刘贵妃等,“丧葬如制”。改变对明王室的态度:规定原来明朝的诸王投降的一律不夺其爵位。有一个叫朱帅钦的宗室来投诚,受到欢迎,后来还让他作了保定知府。明朝殉难诸臣,照旧录用故明各衙门官员,对一些有影响的人还加以重用,如冯铨、陈名夏等明朝降官,都任命为大学士或尚书。对降官穿戴明朝衣冠也暂不加限制,七月山东巡抚朱郎碟向他请示,新补官吏能不能仍以纱帽圆领的明朝官服继续当官行使职权,多尔衮说,目前军事斗争还没有结束,衣冠礼乐也尚未制定,所以一切还悉数按照明朝的样子。对明陵采取保护措施,六月派大学士冯铨“祭故明太祖及诸帝”,又“以故明太祖牌入历代帝王庙”,还规定“明国诸陵,春秋致祭,仍用守陵员户”。申严军纪,取悦百姓,当时多尔衮把多数清军留在城外,“凡军兵出入城门者,有九王标旗方得出入”。规定“军兵出入民家者,论以斩律”。对于清军中一些违反禁令,“毁伤民间,动用家伙者”,则“悉置重典”。所有这些安抚明朝统治阶级、整肃军纪的做法,都是为了收买人心,即范文程说的:“治天下在得民心。士为秀民,士心得,则民心得矣。”事实证明,这些办法确实起到了笼络明朝士大夫、安定民心的作用。当时随清军入关的朝鲜人就指出,“九王入关之初,严禁杀掠,故中原人士无不悦服”。这对清朝统一中国,有着很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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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统天下摄政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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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军入关后,对于清朝应否建都北京,要不要统一中国等问题,在满洲贵族内部有着激烈的争论。当时,由于到处是战火,漕运不通,北京一带的“公私储积,荡然无余,刍粮俱乏,人马饥馁”。而这时的关外,则是“禾稼颇登”。因而八旗官兵“皆安土重迁”,对于立即移居北京,“多有怨苦者”。在这内外交困的同时,五六月间又谣言四起,“有讹传七八月间清兵东迁者”,“将纵东兵肆掠,尽杀老壮,止存孩赤”。在这种形势下,多尔衮的同母兄八王阿济格就主张,将诸王留下来镇守北京,而大兵或者还守沈阳,或者退保山海关,这样才无后患。对于这样一个直接关系到清朝在全国统治能否建立和保持的战略问题,多尔衮非常坚定,他驳斥说:既得北京,“当即徙都,以图进取”中原,统一中国。特别是在目前人心未定的情况下,更不可弃而东还,动摇人心。他坚定表示:“燕京乃定鼎之地,何故不建都于此而又欲东移?”为了安定民心,六月间多尔衮明确宣布:建都北京。并派遣辅国公屯齐喀、和托,固山额真何洛会等,去迎接幼主福临。他还反复宣谕说:“民乃国之本,尔曹既诚心归服,复以何罪而戮之?尔曹试思,今上(福临)携将士家属不下亿万,与之俱来者何故?为安燕京军民也。昨将东来各官内,命十余员为督、抚、司、道等官者何故?为统一天下也。已将盛京帑银取至百余万,后又转运不绝者何故?为供尔京城内外兵民之用也。”这既是对京师人民而发,也是对八旗内部的军民而发。他以破釜沉舟的决心,力排一切困难,决计建都北京,以统一中国。
  九月,福临从盛京起程进入山海关,多尔衮率诸王群臣迎于北京城东四十里的通州。福临到北京后,马上封多尔衮为“叔父摄政王”,并为他“建碑纪绩”。多尔衮的同母兄阿济格、弟多铎也都升为亲王。济尔哈朗则仅被封为“信义辅政叔王”。至此,摄政王只有多尔衮一人。十月一日,福临在北京“定鼎登基”,宣告“以绥中国”,“表正万邦”。大清王朝终于实现了定鼎中原的目的,实现了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梦寐以求的夙愿。在分兵南下继续征战的同时,多尔衮又取法于前明,制定各种内外制度。多尔衮总揽朝纲,在明清王朝更替的历史中起了重要作用,其权势也越来越大,地位也越来越高,称号渐由“叔父摄政王”进升“皇叔父摄政王”,直至“皇父摄政王”,明摆着多尔衮就是太上皇了。不过,这位“太上皇”还算是清醒,他时时告诫诸王大臣不可谄媚自己而不尊朝廷,不尽忠皇上。
  多尔衮位宠功高,擅权过甚。豪格虽然镇压张献忠有功于清室,但因在继嗣问题上和他有争,终于在功成返京后,就被他罗织罪名,置之死地。济尔哈朗原和多尔衮同居辅政,被多尔衮逐渐排挤,终被罢其辅政。在排除异己的同时,则任人唯亲。他的同母兄弟阿济格、多铎,都得到重用。尤其对多铎,待之甚厚,顺治四年,封多铎为“辅政叔德豫亲王”,取代了济尔哈朗。多尔衮勉励他说:“汝继予辅政,益加勤勉,斯名誉非小矣。”当时就有人议论他,“凡伊喜悦之人,不应官者滥官;不合伊者滥降”。他又将应贮大内的“信符”(中国古代朝廷颁发有一种传递信息的物品,一般由木雕或铜铸成鱼形,时称“鱼符”、“鱼契”;由于要把传递的信息书写在符上,故又称为“鱼书”。使用此符时,把它剖为两半,双方各执半边鱼符,以备双方符合作为凭信。宋代的时候,为了显示使用者的高贵身份,有以黄金原料制作的鱼符)贮于自己府中,国家大事也基本不向幼帝讲述,完全独断专行。顺治帝后来说:“睿王摄政,朕惟拱手以承祭祀。凡天下国家之事,朕既不预,亦未有向朕详陈者。”所以,多尔衮才是当时实际上的皇帝,以至当他入朝时,出现“诸臣跪迎”的场面。
  多尔衮身材细瘦,虬须,素患风疾,入关后病情日重,常常“头昏目胀,体中时复不快”。刚到北京时,又复一度“为疾颇剧”,顺治四年以后,由于风疾加重,跪拜不便,使他时感“几务日繁,疲于应裁”,因而烦躁愤懑,易于动怒。上上下下都怕他,据说就是达官显贵往往也不能直接同他说话,要趁他外出过路时借便谒见。但他始终以全副精神经营清王朝的“大业”,牢牢控制着军国重务。为此他一再令臣下,“章疏都须择切要者以闻”,要求文字简明扼要,不允许有浮泛无据之辞,以免徒费精神。据多尔衮自己说,他之体弱神疲,是由于松山之战时亲自披坚执锐,劳心焦思种下的病根。其实,和他好声色也有一定关系。他的妻子是博尔济吉特氏,当他的哥哥皇太极死后,顺治五年,他又将嫂嫂、皇太后博尔济吉特氏娶了过来,这就是当时人称的“皇后下嫁”;在他的侄子豪格被幽禁死以后,顺治七年(1650年)正月,他又将豪格的妻子博尔济吉特氏也娶了过来;五月,又征朝鲜女成婚。
  多尔衮厚自奉养,睿王府宏伟壮丽,甚过帝居。据当时人杨义说:“墨尔根王府晕飞鸟革,虎踞龙蟠,不唯凌空斗拱与帝座相同,而金碧辉煌,雕镂奇异,尤有过之者。”他还“服皇帝之服装”。由于感到北京暑热,曾下令在古北口外筑避暑城,为此加派钱粮,福临亲政后,才令此工程停止。李自成退出北京时,皇宫曾毁于火,多尔衮命令修复,曾从京外弄来工匠七百名,“俱皆铁锁所系”,举一反三,多尔衮在修建睿王府、避暑城时,工匠的悲惨境遇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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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统天下摄政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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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洲贵族酷好放鹰围猎,多尔衮亦如此。礼部议定有摄政王出猎的仪礼。顺治二年,有几个在北京的日本人曾目睹他出猎时的盛大场面,鹰就上千只。“街上的人和其他人等都要叩头在地等候他通过”。然而,功高天下的多尔衮并不长寿。顺治七年(1650)十一月,多尔衮出猎塞外,于十二月初九日(1650年12月31日)病死于喀喇城(今河北滦平),年仅三十九岁。灵柩回京时,顺治皇帝亲率诸王大臣出城跪迎。顺治发布哀诏,追怀其功德:“昔太宗文皇帝升遐之时,诸王群臣拥戴皇父摄政王。我皇父摄政王坚持推让,扶立朕躬。又平定中原,混一天下,至德丰功,千古无两。不幸于顺治七年十二月初九日戌时以疾上宾,朕心摧痛,率土衔哀,中外丧仪,合依帝礼。”接着,又追尊多尔衮为“懋德修道广业定功安民立政诚敬义皇帝”,庙号成宗。追封其元妃为“义皇后”,夫妇一同升祔太庙祭享,即视同一位真正的皇帝,极具哀荣。多尔衮无子,以豫亲王多铎子多尔博为后。
  由于多尔衮生前一直处在满洲贵族内部明争暗斗的中心,又专断权威,树敌颇多,死后仅两月,顺治八年(1651年)二月十五日,其近侍、刚被提升为议政大臣的苏克萨哈、詹岱,即首告多尔衮曾“谋篡大位”。于是以郑亲王济尔哈朗为首,巽亲王满达海、端重亲王博洛、敬谨亲王尼堪及内大臣等,合词追论其罪,说他“僭妄不可枚举,臣等从前畏威吞声,今冒死奏明”。诏削爵,财产入官,平毁墓葬。有的记载说,“他们把尸体挖出来,用棍子打,又用鞭子抽,最后砍掉脑袋,暴尸示众。他的雄伟壮丽的陵墓化为尘土”。坐落在明南宫的睿王府同时被废。其亲信多人先后被处死或被贬革。至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乾隆帝弘历认为,多尔衮“分遣诸王,追歼流寇,抚定疆陲。一切创制规模,皆所经划。寻即奉世祖车驾入都,定国开基,成一统之业,厥功最著”,被“诬告以谋逆”,构成冤案,下诏为其昭雪,复睿亲王爵,由多尔衮五世孙淳颖袭爵。并配享太庙,重修茔墓,又修建新睿王府。其封爵“世袭罔替”,成为清代著名的贵族世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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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后下嫁及多尔衮病死之谜(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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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后下嫁之说,此为传说也好,野史也罢,但一直都是清初四大疑案之一,而且直接当事人就是皇帝的母亲、祖母孝庄太后,和当朝摄政王多尔衮。然而太后下嫁之说在清代档案和典籍中却没有任何记载。甚至有人还认为,因为此一事件在后来的清朝统治者们认为,都觉得这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于是销毁了所有相关的档案,还删改了史籍中的记录。这种推断也颇为牵强,因为为了从侧面印证,可以翻阅在当时朝鲜李朝的《实录》,在《李朝实录》中同样也找不到“太后下嫁”的任何记载。如果太后下嫁是公开的,并曾颁布恩赦诏明告天下,那当然会颁诏给朝鲜,《实录》中肯定会收录,或有所记载与议论。即使这件事是秘密的,每年几批来华进贡、谢恩及陈奏的朝鲜使臣也会得之街谈巷议,因为在明清鼎革的非常时期,这些朝鲜使节都负有多方收集各种情报的任务,回国后要向国王报告,其《实录》中载清朝之事甚详,就是这样得来的。在清初很长一段时期,朝鲜看不起清朝,认为他们是未开化的夷人,而且对清朝怀有敌意,在其《实录》中常见对清朝的不满和蔑称,在公开场迎合清朝为正统,但其官员自身等内部文件却只署年月而不书年号。如果太后下嫁实有其事,朝鲜当然不会为清朝隐讳,必然载之史册,事后也不必有删削之举。
  自清亡以后,多少年来,不知有多少历史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严肃的研究和考证。《太后下嫁考实》一文的作者著名清史学家孟森就在其文章中对下嫁之据辩驳甚力,指出不仅下嫁为虚,甚至两人连同居关系都不存在。在孟森先生之后,更源源不断地有人撰文,否定者有之,肯定者有之,或认为虽无下嫁之名,至少有同居之实,观点仍难以统一。
  而野史中的大婚恩诏写得有声有色,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好事者的杜撰,根本就不能叫人相信。也有人声称,清末宣统之际在内阁大库检得过太后下嫁诏书,但却无人能证明确有其事,现存清代档案早已经过整理,迄未发现这一诏书,所言亦难以为据。明末清初的张煌言曾写了一首《建夷宫词》,但不能奉为正史,只能作为民间传说论断。张煌言本为抗清将领,后来兵败被俘,誓不降清,后来被杀,他的许多诗文都是表明反清复明志向的。或许顺治七年正月,多尔衮娶了其侄妇肃亲王豪格之妻也姓博尔济吉特氏,与两宫皇太后同姓,而且是孝庄的妹妹,以讹传讹,张煌言听说后,就信手写入诗中,甚至有意加以歪曲,借以讥讽贬斥清宫没有伦理道德,也未可知。
  传闻的依据之一是多尔衮“皇父摄政王”之称号——多尔衮既非皇帝,又不是皇帝之父,为什么又称“皇父”呢?则必然是娶了皇帝的母亲。其实,多尔衮的称号,是一步步抬高的。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十月,即顺治帝被迎入北京再次举行登基大典后,多尔衮因功被封为“叔父摄政王”,共同辅政的郑亲王济尔哈朗被封为“辅政叔王”,自然低了一格。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五月,有个御史赵开心疏称多尔衮以皇叔之亲而兼摄政王之尊,仪制宜定,“称号必须正名”,他说原来的“叔父摄政王”不妥,“夫叔父,为皇上叔父,惟皇上得而称之。若臣庶皆呼,则尊卑无异矣,”建议正名为“皇叔父摄政王”,经礼部等议定批准。到了顺治五年(公元1647年)十一月,以南郊礼成,颁布恩诏大赦天下,第一条即称“叔父摄政王治安天下,有大勋劳,宜增加殊礼,以崇功德”。经部院大臣集体讨论,多尔衮的称号定为“皇父摄政王”。自此,一直到多尔衮病逝,清政府的公文中都是这样称呼的,现存清代档案可为确证,而且据朝鲜李朝《实录》记载,顺治六年(公元1648年)二月接到的清朝咨文中已称“皇父摄政王”。从时间上看,这一称号的确定,比传闻太后下嫁的时间早了一年多,因为多尔衮的妻子是顺治六年十二月去世的,传说下嫁是在顺治七年初。显然,“皇父摄政王”之称号实为崇显表彰其功德,沿用古代国君尊称臣下“尚父”(周武王称姜子牙)、“仲父”(齐桓公称管仲)、“相父”(蜀汉后主刘禅称诸葛亮)之遗意而已,绝非多尔衮真的做了顺治小皇帝的继父。
  还有持太后下嫁说者,多举清人蒋良骐《东华录》所载当初给多尔衮定罪时有“又亲到皇宫内院”一语,认为实属暧昧,有秽乱宫廷之嫌。然而这句话的上下原文为“自称皇父摄政王,又亲到皇宫内院,以太宗文皇帝之位原系夺立以挟制皇上”,文意非常清楚,说多尔衮曾亲到皇宫内院向人发牢骚,称太宗皇太极得位不正,自然顺治继位亦不正,以此要挟顺治小皇帝,这是多尔衮的一条重要罪状。无论这一指控是否属实(指责多尔衮“自称皇父摄政王”一条,已非事实),“亲到皇宫内院”一语只是指出多尔衮说太宗得位不正的地点和对象,将其单独抽出作为多尔衮曾秽乱宫廷甚至作为太后下嫁的证据,显然是断章取义,没有任何说服力。
  多尔衮死因也一直是一个谜,多尔衮的病,可能有多种。有人说他患的可能是脑溢血或脑瘤。但是,笔者并不同意这一种说法,因为患脑溢血的人一般较胖,而且发作几次就会毙命,或留下偏瘫等后遗症;脑瘤患者应该发病后很快毙命,不会拖那么久,而且应该越来越严重,很难缓解。而且加以印证的就是入关之时的满洲人上至皇帝,下到八旗将士,都不会出现身体很胖的人,而且从多尔衮流传下来的画像来说,其人也只能说健壮而已。另外多尔衮号称清初第一美男,所以更不会是个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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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后下嫁及多尔衮病死之谜(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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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多尔衮到底是因为什么病而死的呢?有人认为是“气胸”。气胸指当空气或其他气体进入肺周围的胸膜间隙时所有或部分的肺塌陷。气胸有不同的类型:开放性、自发性和张力性气胸。本病是常见的呼吸急症,大多发病急骤,病情严重,要求迅速做出诊断和正确处理,否则可因肺脏萎缩和纵膈受压移位导致急性进行性呼吸、循环功能衰竭而死亡。史书上多尔衮的病况记述中不是提到他常略感到胸闷吗?但是无其它大碍。
  后来多尔衮去喀喇城行猎,发病坠马,摔伤双膝,可是膝伤决不会导致死亡。很可能事情是这样的,多尔衮从京城到喀喇城,路上鞍马劳顿,加上那时正是十二月,塞外气候严寒,与京城大不相同,劳累和气候的大差异诱发了他的偏头痛,使他坠马。偏头痛发作前兆是眼前出现盲点,眩晕使多尔衮坠马。坠马使多尔衮的胸部受到撞击震荡,撞击震荡应当并不是很严重,但由于多尔衮已有不为人察觉的自发性气胸,这撞击就是致命的了。但当时还觉查不到。而他的偏头痛经过几个小时的卧床休息后,应该大大缓解,所以多尔衮第二天又出猎了。气胸患者最忌剧烈运动,多尔衮本来患自发性气胸,肺底部的肺泡破裂漏气,加上坠马的撞击震荡,使得肺部的伤口更大,再去骑马行猎,肺部漏气就更快了。而且肺内部的伤口也会扩大,就会有出血,史书上说多尔衮坠马后有咯血,很符合气胸患者的临床表现。但咯血不是致命原因,咯血说明他肺部的破洞更大了,肺漏气就更快,漏出来的气积在胸腔内,行成正压,导至肺萎缩,令他无法呼吸,这才是致命原因。所以多尔衮从还能骑马猎,到病死只有短短几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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睿王府内二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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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文说了,多尔衮死后没多久,顺治就下圣旨,废了多尔衮子孙的世袭睿亲王的爵位,然而稍微有些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多尔衮本身是根本没有孩子的,那么这个废除世袭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多尔衮的儿子是他弟弟多铎的儿子,叫多尔博,后来因为要继承多尔衮家的香火,所以才过继给多尔衮,所以多尔博就承袭了睿亲王的这个爵位,但是没多久就被废了。而多尔博又归宗又到多铎名下,到了乾隆的时候,给多尔衮平反了,那多尔衮的这个睿亲王的爵位还是要承袭,就只能要多尔博的第五世孙淳颖来承袭多尔衮的睿亲王的王位。
  到末代睿亲王中铨时已是民国,王爷爵位虚设,既无禄银又无禄米。但是中铨依然挥金似土,修房子,修花园,并且在每间房子都安上了电话,还学起洋人吃西餐,更不惜重金买汽车添马车,渐渐地就花光了祖上留下来的财产,最后连王府也被法院查封作为学校。1939年,最后一代睿亲王在贫病交加中死去,在不少现代影视作品当中都可以看到类似的情景,不少官宦之家,在清朝退位过后没多久就败光了整个家,有的确实是不会过日子,整天挥霍,而有的确也知道做买卖,赚钱养活家,但是却大多被下人或者奸商,甚至时局说骗,最后不得不流落街头。
  然而民国年间确实是睿王府上下最奢侈的时代,就因为上述的种种原因,如摆谱,显阔,亦不排除被骗被蒙,最后才败光了这个偌大的家。在睿王府还没败家之前,但也已是民国十几年了,凡事都要按照旧历、旧俗“折腾”很久。比如旧俗十月初一为寒衣节,意为天气渐冷,死去的先人,亦需穿衣。故上冢送“寒衣”,各地同风。据《帝京景物略》记载:“十月朔,纸坊裁纸五色作男女衣,长尺有咫,曰寒衣。有疏印识其姓字辈行,如寄家书然。家家修具,夜奠而焚之其门,曰送寒衣。”“新丧,白纸为之,曰新鬼不敢衣徕也。送白衣者哭,女声十九,男声十一。”这是传统的满族风俗,在民间这种纪念先人的活动叫做:“烧包袱”。然而睿王府却不兴这一习俗,既不送寒衣,也不上坟烧纸。但有一件事与北京民间旧俗一致,即十月初一添设煤火,二月初一撤火。这好像是明文规定的一样,却又不见有文书。但确系百业皆然,王府也不例外。这是指升白炉子和一般炉子而言的。
  “白炉子”是用“石灰木”制成的。最早见于《析津志》。而据《燕京岁时记》则称“此木实产易州(今河北易县)非西山也。”这种炉子,大小不等,不仅色白形美,而且因其炉膛大,火力旺,散热快,故取暖驱寒,非常得力。确能寒谷生春,犹胜红炉暖阁。白炉子没有固定位置,搬出搬进悉定自便。王府生白炉子有专人照管,旺时搬进,微时搬出,既无烟筒,也不受煤气污染,每间一具,其数可观。在二三十年代的北京灯市口外偏南有家“海山长”字号的白炉铺,颇负盛名。睿王府每年得添置白炉子数十个,全由此号供应。此外,还安装有烟筒的炉子,那时叫“洋炉子”。这种炉子有大有小,只能取暖,不能用于烧水做饭。大的洋炉子,一般有三个门,内装有隔热隔音性能的玻璃,炉火熊熊,皆可透视。小的上面有个添煤口,其状与今天的公用大桶炉形状一样,所不同者为通体电镀,光可鉴人。
  据说,有些炉子都不是中国产的。但是在王府上下却不止这样的炉子是洋货,大部分日用品都是从东交民巷“锡勒福洋行”购进的。据说民国初期,睿王府安了一部电话小总机,各殿堂轩馆以至管事处,三门(太监居住的地方)等地一律安上手摇分机,事不分巨细都打电话,同时备有全份西式餐具,可将外面西菜厨师临时找来制作西餐,由此可证,当时,在王府和许多世家,崇洋之风,非常普遍。
  有一年十月的一天,睿王府太监谢永祥刚一进“妙香界”的殿门,看见一只白色皮毛如猫似狸的动物,窜出殿门,上树越墙,迅即消失。太监目赌此物,疑为狐仙现形,立即吓倒在地上,惊魂失色。这件事一传开,王府上下三三两两奔走相告,认为狐仙现形,恐非祥兆。数日之内,全府风声鹤唳,草木皆妖!尤其是仆妇们,晚间不敢单独行走。尽管如此,佛殿不能因此断绝香火。于是,太监由一人增为二人。半月之后,忽听得佛龛之内传出咪咪之声,很似小猫在叫,走近前一看,小铜佛已倾倒龛外,此处已经被一窝小白猫所占领。太监所见白色动物,原来是老母猫,狐仙现形之谜,不攻自破。众皆如梦初醒,转惊为安。
  旧时,北京一到农历十月,往往要下场大雪。1922年,是旧历壬戌年,小雪节那天,竟纷纷扬扬地下了一场大雪。和南朝梁吴均诗描写雪景相似:“微风摇庭树,细雪下帘隙。萦空如雾转,凝阶似花积。……”
  次日,雪止,但见“阶铺密絮鹅毛雪,窗绣奇花凤尾冰”。气温骤降,寒冷异常。太监们率领“披甲的”进“关防院”各处扫雪,其中有名叫治福的,手艺甚巧,平时能捏戏装面人,三、五一组,叫做“戏出”。如《嫁妹》、《连环套》等,都很工细,虽非专业,却有个小名气。
  入冬下雪,本来是常事,而在贵族王府之家对这第一场雪,却不能等闲视之,总要搞点什么名堂来凑凑趣儿。饭房在这方面是最知趣的,不待“上头”传话,早就备好搪寒赏雪的食品,如银鱼、紫蟹三鲜火锅或三白火锅以及佐酒佳味,样样精致。这些食物不在月例之内,开账领钱,自有好处,又何乐而不为。于是,安福堂排桌设宴,长幼赏雪,自有一番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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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亲王济尔哈朗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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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起郑亲王济尔哈朗,熟悉清朝历史,或者对时下影视作品有兴趣的人都或多或少都知道他。大清崇德八年八月初九日(1643年9月21日),戎马一生的皇太极因病身亡。由于生前没有指定皇位继承人,朝中出现了权力真空,造成诸王争位的混乱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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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君如伴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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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起郑亲王济尔哈朗,熟悉清朝历史,或者对时下影视作品有兴趣的人都或多或少都知道他。大清崇德八年八月初九日(1643年9月21日),戎马一生的皇太极因病身亡。由于生前没有指定皇位继承人,朝中出现了权力真空,造成诸王争位的混乱局面。肃亲王豪格和睿亲王多尔衮为争夺皇位几乎刀兵相见,最后在孝庄太后和礼亲王代善的安排下,皇太极年仅6岁的皇九子福临继承大统,是为顺治皇帝,而以他和多尔衮共同辅政。济尔哈朗是努尔哈赤的侄子(努尔哈赤之弟舒尔哈齐六子),是唯一非帝王直系子孙,说到这里,就不能不提起他的父亲舒尔哈齐。
  舒尔哈齐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三弟。努尔哈赤弟兄五人,他是长兄,四弟雅尔哈齐早亡,穆尔哈齐、舒尔哈齐、巴稚喇三个弟弟皆先后追随努尔哈赤起兵征战,并屡获战功。舒尔哈齐排行第三,比努尔哈赤小四岁,二人同母所生。自从母亲死后,两人感情更加亲密,是形影不离的好兄弟与好伙伴。在险象环生的岁月里,舒尔哈齐始终是大哥的得力助手。他为努尔哈赤赴汤蹈火、冲锋陷阵,二十岁时成为努尔哈赤身边最勇敢的战将。
  由于出身十分相近,生活环境也是如此相似,努尔哈赤与舒尔哈齐有着过多的相同之处。他们都很勇敢、顽强,最重要的是,他们还有着相同的雄心。事实上,舒尔哈齐的权势和地位与努尔哈赤不相上下。就在努尔哈赤称王的同时,他也称“船将”(同舟共济的大将),处于努尔哈赤的副手地位。对外,他与努尔哈赤一样,是建州女真的“头目”,并数次作为建州女真的代表赴京向明廷朝贡。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舒尔哈齐第一次作为建州女真代表赴京朝贡,当时他的势力已经可以与努尔哈赤相抗衡。舒尔哈齐手下精兵强将逾万,自己又因为战功显著,颇得民心。因此,在明廷的官书中,常常把舒尔哈齐与努尔哈赤并称,并冠以相同的都督头衔,称他们是“都督努尔哈赤”、“都督舒尔哈齐”。就连近邻朝鲜人也把他们两个分别称作“老乙可赤”(即努尔哈赤)和“小乙可赤”(即舒尔哈齐),或者称“奴酋”、“小酋”(古代汉族政权对少数民族领袖的蔑称)。
  舒尔哈齐的锋芒外露是努尔哈赤所不能容忍的,于是他开始冷落、故意贬低舒尔哈齐。由于舒尔哈齐实力不断增长,他越来越不甘心居人之后,只是碍于兄弟的情谊才强压欲火。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元旦,当努尔哈赤设宴款待明朝使者申忠一后,舒尔哈齐立即提出他也要设宴接待,于是有了“两都督府”的分别宴请。宴会结束后,舒尔哈齐向申忠一说:“如果以后你要送礼,不能忘记我。”从这儿开始,一奶同胞的兄弟俩已经出现了嫌隙。
  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努尔哈赤借口哈达贝勒孟格布禄背弃盟约,想要娶叶赫美女东哥,于是发兵讨伐。舒尔哈齐奉命率领先头部队二千人攻城,由于哈达兵事先已有准备,当舒尔哈齐到达城下时,哈达兵已经出城迎战。舒尔哈齐正在犹豫是否攻城时,努尔哈赤率领大军赶到。当他看见舒尔哈齐兵临城下,却未发一箭,心中大为不满。他勃然大怒,呵斥舒尔哈齐靠边,自己亲率大军攻城。虽然最后哈达城被攻破,但努尔哈赤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他不仅失去了上千的勇士,也失去了胞弟舒尔哈齐的心。
  当努尔哈赤兄弟俩的不和成为公开的秘密时,又发生了意外的事情。先是明朝总兵李成梁的儿子李如柏纳舒尔哈齐之女为妾,双方结为姻亲。随后,舒尔哈齐的妻子病故,李成梁又亲自命令手下置办了20桌酒席,外带牲畜前往吊祭。舒尔哈齐逐渐成为“拥明”派,这与努尔哈赤期望的叛明背道而驰。
  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十二月,在努尔哈赤已经连续几年没有亲自到京朝贡的情况下,舒尔哈齐第三次代表建州女真入京。明廷以“建州等卫夷人都督都指挥”的名义向他照例赏赐,此时的舒尔哈齐萌发了拥明自立、借明自立,将一切权利揽入自己手中的想法。这种想法无疑加剧了他们兄弟之间的矛盾,结果导致军事上的各自为政。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舒尔哈齐作为统兵主帅与努尔哈赤的长子褚英、次子代善,以及大臣费英东等率兵三万接应东海女真瓦尔喀部蜚优城部众归附。行军途中,舒尔哈齐突然借口军旗发光,不是吉兆,提议班师回朝。但由于褚英和代善的努力,才稳定了军心,继续前行。当建州兵率领蜚优部民众返回到钟城附近的乌竭岩,突然遭遇乌拉数万兵马的拦截时,舒尔哈齐开始裹足不前。当褚英、代善率领不足敌人四分之一的兵力奋死拼搏时,舒尔哈齐却带领五百人滞留山下,他最信任的两个将领也率领百人在一旁观战。经过这一役,努尔哈赤以不力战的罪名将那两个将领处死,并不再让舒尔哈齐带兵打仗。被剥夺了军事权力的舒尔哈齐满腔忧怨,不时与努尔哈赤发生口角。舒尔哈齐不服,努尔哈赤不满,他们俩已经完全决裂。于是舒尔哈齐找来三个儿子,共商大计。他们想到了依靠明朝,于是很快踏上了第四次通往京城的道路。
  正当舒尔哈齐以为自己找到了靠山时,努尔哈赤突然下令剥夺了他的家产,并杀死舒尔哈齐的两个儿子,又将与此事有关的部将处死。之后,努尔哈赤佯称新宅落成,邀舒尔哈齐赴宴。自知难逃活命的舒尔哈齐,仍寄希望大哥能顾念手足之情,对他“宽恕”。然而,舒尔哈齐刚刚走进新宅的大门,还未来得及向兄长倾诉愧悔之情,就被推入内寝锁了起来。从此,舒尔哈齐过着暗无天日的牢狱生活,虽生犹死。两年之后,即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八月十九日,舒尔哈齐死在了囚狱中,年仅四十八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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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征北战辈出名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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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是因为诛杀了亲弟弟努尔哈赤心有愧疚。事后,努尔哈赤把舒尔哈齐的三子济尔哈朗收养在宫中,从13岁起,他就跟随努尔哈赤南征北战,因战功封为贝勒。
  郑亲王济尔哈朗(1599~1655),1627年他会同贝勒阿敏、岳讬、阿济格攻打朝鲜。后金兵攻入平壤城,朝鲜国王李倧请求议和。阿敏主张不予理睬,岳讬认为不可以这样。他也认为不宜再深入,军队应驻扎在平山城,以等待和议达成。果如所议,和议达成之后,后金兵班师回朝。同年,他又随皇太极征明,他们从广宁城出发,围攻锦州。他与莽古尔泰,偏师截击塔山明朝的运粮军队。之后又移师宁远,与明朝总兵满桂的军队相遇。两军激战,他受了伤,只是稍稍包扎了一下伤口,接着又投入了战斗,终于打败了满桂的大军。
  1629年,他与德格类、岳讬、阿济格攻打明朝的锦州、宁远,烧毁了明朝存藏的物资粮食,为皇太极大举攻明创造了条件。随后,皇太极亲统大军,命他与岳讬攻打大安口。他统兵毁掉大安口的水门,乘夜进击,击退了明朝马兰营的援兵。次日,发现明军在山上建有两个营寨。他先攻拔这两个营寨,然后追歼马兰营的逃兵。这天,从辰时直到巳时,济尔哈朗连打了5仗,招降了马兰营、马兰口、大安口3处的明军。之后,他又领兵攻石门寨,击溃了明朝的援兵,石门寨的官民出城投降。旋即,他到遵化与皇太极的大军会合,然后进逼北京。他与阿巴泰攻打通州,烧毁了明军的船只,攻克了张家湾。
  1630年,后金兵攻克永平之后,他奉命与萨哈廉统兵1万人驻守。在这期间,他检查仓库、检阅士兵、设置官吏,又招降了明朝道员白养粹、废员孟乔芳、杨文魁。还派出使者传信,招降永平所属的州县。于是,滦州同知张文秀、迁安知县朱云台、副将王维城、参将马光远、守备李继全、千户钱奇志先后来降。面对纷繁复杂的局势,他总是那么胸怀大略,同时又善于运筹。
  1631年,皇太极下诏让诸贝勒大臣直言时政。济尔哈朗上奏说:“过去,出现了很多冤狱,主要是官员造成的。现在应选择贤良,谨慎处理司法事务。”皇太极初设六部,就任命他来掌管刑部。1633年夏,皇太极征求诸贝勒大臣的意见,对攻打明朝、朝鲜、察哈尔三者,究竟应该先攻打谁。他上奏说:“对朝鲜,姑且与之互市,不必往征。明朝是我们的敌国,应攻取近京的几个城,长久驻扎,伺机进攻。另屯兵在山海关以东、锦州以西,不断袭扰而使他们不得休息。再分兵一半,在山海关前安营,一半绕到关后,内外夹攻,明朝势必左右为难。”一个时期,后金正是这样做的。皇太极见他一向行事慎重,在御驾亲征时总是让济尔哈朗留守盛京。1636年,皇太极改国号为清,封他为和硕郑亲王。
  1642年,济尔哈朗仍然围攻锦州。祖大寿派人前来请求投降、盟誓。他传话给祖大寿说:“我军围困此城,旦夕可取。怎么会与你盟誓,想要投降就投降,并非我勉强你。”祖大寿无奈之下,遂率众官前来军营投降。接下来,他又移军攻克了塔山,杏山城守军不久也开门出降。皇太极命他毁掉塔山、松山、杏山3城,然后班师凯旋。1643年,年幼的顺治继位,他与多尔衮共同辅政。次年,多尔衮率兵入山海关,击退了李自成的农民军。9月,他护送顺治迁都北京。顺治旋封他为信义辅政叔王,赏赐给他黄金千两,白银万两,绸缎千匹。
  1647年,济尔哈朗因修建府第超过了规定,擅用铜狮、铜龟、铜鹤,被罢免了辅政的职务,不久又降为多罗郡王。次年,顺治又恢复了他和硕郑亲王的封爵。9月,他受命为定远大将军,率兵攻打湖广。途经山东,他镇压了曹县的义军,抓住了义军首领李化鲸、李名让、张学允。1649年,他率大军推进至湘潭,抓住了南明桂王的总督何腾蛟。他又分兵奔袭永兴、辰州、宝庆、宣庆、靖州、衡州,一直追杀到广西全州。还平定了道州、黎平府以及乌撒土司,先后攻克了60余城。大军凯旋后,论功行赏,顺治赐给他黄金200两,白银2万两。
  1655年,他上疏给顺治,提出了很多治理国家的建议。比如皇帝应与诸王大臣讨论政务得失,咨访兵民疾苦;录微功,弃小过;凡下诏令,必讲求顺人心,垂久远;立纲纪,延国祚(沿袭国家的福气),发扬淳厚之风;仿效前朝的起居注,记录皇帝之言行。顺治十分高兴并一一采纳了。
  1655月,济尔哈朗突然一病不起,顺治亲往探视,眼含泪水说道:“上天为何不让朕叔长寿呢?”他命宫廷画工给济尔哈朗画了像。
  济尔哈朗死后,葬于北京西直门外白石桥,终年57岁。顺治十分悲痛,特地罢朝7天,赐葬银万两,安排守墓人10户,还专门为他立碑。康熙十年(1671),追赠谥号日“献”。乾隆十九年(1754),人祀盛京贤王祠;四十三年(1778),乾隆追念他的功勋,命配享太庙。
  济尔哈朗之孙雅布,康熙二十二年袭王爵。二十九年为副将军,出喜峰口,征噶尔丹。三十五年随康熙帝亲征。
  第十三代郑亲王端华为郑慎亲王乌尔恭阿第三子,生于嘉庆十二年(公元1807年)十月初十日。道光二十六年袭王爵,历任御前大臣、阅兵大臣、领侍卫内大臣等职。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英法两国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侵略军由广东挥师北上,长驱直入,攻陷大沽,陈兵天津,京师受到严重威胁。清廷上层乱作一团,咸丰帝束手无策,时而要“御驾亲征”,时而又策划遁逃。慈禧认为:皇上在京可以镇慑一切,圣驾若行,则宗庙无主,恐为夷人践毁,昔周室东迁,天子蒙尘,永为后世之羞,今若遗弃京城而去,辱莫甚焉。慈禧的这一主张,表明了她在人心惶惶之际,尚能保持清醒的头脑,颇有主见,惜未被咸丰帝采纳。当通州八里桥败讯传来,联军进逼北京城下,咸丰帝携带后妃、皇子,仓促北逃承德,而将残局留给恭亲王奕收拾。咸丰十一年(1861)七月初十,咸丰帝忧劳成疾,暑泻日久,以至病逝于烟波致爽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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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征北战辈出名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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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端华、肃顺本来留了难题给奕,但精明的奕却置死地而后生,不仅稳定了北京的整体局面,而且他在与外国侵略者的谈判过程中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这是他能够成功发动“辛酉政变”的基础。就在押送咸丰皇帝的棺柩回京的途中,由咸丰皇帝生前托孤的八大顾命大臣已经被慈禧与奕联手逮捕了。
 这场晚清政治舞台上动人心魄的权力争斗,被称为“祺祥政变”,又称“辛酉政变”。它为慈禧的上台执政铺平了道路。“辛酉政变”后,肃顺被斩于南城菜市口,身首异处。端华还算幸运,家中虽被勒索,但能“移尸成殓”,埋入了祖坟地——京西五路居的郑王坟。五路居的郑王坟,东到五路居,南至两家店,西为高庄,北边营会寺,占地二顷二十四亩三分。坟地以郑献亲王济尔哈朗第四子巴尔堪立祖。在虎皮石大墙之内,由一座大山子隔开,分成东西“衙门”,葬有九位王爷,依次由东向西排列。
  东衙门葬有巴尔堪、巴赛、简勤亲王奇通阿。辅国公巴尔堪,初授辅国将军。康熙十三年(1674)参加平定吴三桂叛乱。康熙十六年(1677)九月,在广东韶州莲花山作战时冲锋陷阵,中流矢后,裹创力战,破敌阵。康熙十九年(1680)将军喇布师次广西,要求他相从,以创发卒于军。巴尔堪之子巴赛在康熙朝任黑龙江将军,雍正初年为宁古塔将军、振武将军。雍正九年(1731)六月,噶尔丹策零以三万人来犯,屯科布多西边博克托岭。
  靖边大将军傅尔丹以本部兵及蒙古索伦兵万余人往袭,前锋四千人在和通泊尔遭到埋伏,溃败。副将军巴赛率满兵四千保护轻重,且战且走,渡哈尔纳河时战死。巴赛之子奇通阿在乾隆十七年承袭简亲王后,巴尔堪、巴赛均追封简亲王。他们祖孙三所王爷坟由东南向西北斜线摆开,均建有碑楼、宫门、享殿、砖墙,巴尔堪友谊龙碑碑阴镌有追封简亲王的文字。巴尔堪宝顶前有小宝顶两座,巴赛宝顶东南有小宝顶一座。简勤亲王奇通阿是大红宝顶。
  大山子西北并列的四所王爷坟,俗称西衙门。最东边一所葬有简恪亲王丰纳享,享殿后月台上有大宝顶两座。往西即郑恭亲王积哈纳的墓地。再往西是郑慎亲王乌尔恭阿墓地。乌尔恭阿大宝顶前有小宝顶两座,其一为革退郑亲王端华墓。郑慎亲王墓地是双碑楼,有光绪六年(1880)左右立的郑顺亲王受仁驮龙碑一方,端华小宝顶下边是爱仁的小宝顶。最西边一所为郑恪亲王凯泰的墓地。凯泰在1900年时死在河北省固安县,墓地建设由凯泰之弟乐泰主持,地穴是先清出底儿,用砖起的券,用了十袋洋灰。在王爷坟北有姨娘坟地,王爷坟东在民国初年葬有郑顺亲王爱仁的侧福晋。
  王爷坟的树木以马尾松和红松为主,粗在一米以上的有几百株,还有杨柳榆槐等柴树。照看坟地户有二十四家,护卫章京原由马家、安家担任,后改由固安县人关家出任。关家养身地西边有九亩,东边十一亩。还有高、孟、宫等姓。
  1929年,郑亲王昭煦拟将坟地一顷多卖给南方人徐汉儒(该人在玉泉山、南苑有产业),郑王府管事的闫继武已接受了定钱,因郑王家族内部起了纠纷打了官司,你卖我也卖,莫衷一是。道东栽过“双和堂”的石桩子。王爷坟的树木卖给了城里洪林工厂,砖瓦石片卖给了裕泰木厂。王爷坟仅存孤宝顶和白果树八九十棵。这期间,关长友从黄庄孟九处买了二十根榆木,八根椽子,被木厂刘炳新认为是偷的,还受到传唤,村里人打抱不平,与刘某打起官司,后经双榆树八段(相当于今天的派出所)调解,才算完事。1950年,煤建公司五路经营处占地,郑王后人金晏煦经手其小,花了十几块钱,在卢沟桥卧龙岗买了八个穴位,将祖先骨殖移上。不过,老住户在这里白种地三年。1957年坟头全部平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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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王府内家族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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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亲王府的位置整个清代一直没有变。《啸亭杂录》中说:“郑亲王府在西城大木厂”,也有记作“大木仓”、“打磨厂”的。《乾隆京城全图》绘有简亲王府,其地在打磨房胡同。其建筑规模为,正门面阔五间,大殿面阔五间,东西配殿面阔五间,后殿面阔三间,后寝面阔七间,后罩面阔五间。
  郑亲王府的花园,在京城王府中最优。据《啸亭杂录》中记载,乾隆十三年德沛袭王爵后,府库中存银数万两。他看见以后十分惊讶,认为这是祸根,要赶紧花掉,否则会加祸于后人。于是,他就把许多银子分给了府中之人,剩下的就建造了花园亭榭。郑亲王府的花园称为惠园,清人对其有所描绘,“惠园在西单牌楼郑亲王府,引池叠石,饶有幽致,传是李笠翁手笔。园后为雏凤楼,楼前有池,其后即内宫门楼。后有瀑布,高丈余,其声琅然可听”。从记载中,可见当年王府花园的气派。
  光绪二十六年,第十六代郑亲王凯泰病重,但是,王府处处讲求礼法,在关防院内除王府成员和小苏拉(满语为sura,意思是闲散)外,根本见不着男人的影子,出出进进只有太监们。虽然,在过年过生日也有至亲中的男子前来拜贺,也都只能到殿堂里为止,不得进入卧室,惟有医生(当年王府上下一律称“先生”)可以进入卧房,这在《红楼梦》里面写到看病就有描述。说来也很奇怪,王府的内眷好像爱生病似的,所以,常常请医生。
  每个王府都有长年延聘的几位医生,有名医,也有御医,一般都是府中常客。在王府内若遇见这类医生,要以长辈身分相敬,见面要请安。佣人除习称“先生”外,有时亦称“老爷”。这类医生在王府中很有身价,脉金按月致酬。
  诊脉,有时在卧室,有时在“外间儿”。医生切脉、望闻以后,便向病人说一两句安慰之词,即步出至外书房开药方。
  药方照例用朱笺(一种红色八行纸)书写。药方抓来之后,由太监送往里面,各房均有专人按方核对药包,然后,由老妈妈们倒入砂锅,放到木炭炉子上煎熬。
  煎熬都在晚饭后。第一煎睡前服,二煎次晨服。至今,后人仍不明白,王府内眷服药多在冬春两季。一到这两个季节,晚间进入各房,几乎都能闻到药香。在王公府第,朱门世家都与中药结有不解之缘,若许只有这样,才显得娇气、尊贵与黎庶不同。
  但是就是这些规矩、体面,最终耽误了老王爷病情,就这样没多少日子,老王爷就一命呜呼,身归那世去了。一场大殡之后王府又恢复了平静。
  光绪三十三年末代郑亲王昭煦过生日,最后一次体现了郑亲王家族的贵族气势,此后,郑亲王家族就一直萎靡不振近二十年(1922年宣统皇帝大婚的时候昭煦还以郑亲王的身份出席过)。
  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就这样灰飞烟灭了,许许多多的风云人物,就是这样走完了自己或金戈铁马或荣华富贵的风雨历程。然而,历史的长河是永远奔流不熄的,任何贵族世家是不可能存世永远。正如三国演义开篇所述: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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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郑亲王世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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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亲王家族在清代的地位十分显赫,是八大铁帽子王之一。郑亲王世爵17位。
  第一代郑亲王济尔哈朗,舒尔哈齐第六子。崇德元年封郑亲王,顺治十二年薨,谥号献。
  第二代郑亲王济度,济尔哈朗第二子。顺治八年封简郡王,十四年袭亲王,仍号简,十七年薨,谥号纯。
  第三代郑亲王德塞,济度第三子。顺治十八年袭简亲王,康熙九年薨,谥号惠。
  第四代郑亲王喇布,济度第二子。康熙九年袭简亲王,二十年薨。二十一年追削王爵。
  第五代郑亲王雅布,济度第五子。康熙二十二年袭简亲王,四十年薨。谥号修。
  第六代郑亲王雅尔江阿,雅布第一子。康熙四十一年袭简亲王,雍正四年革爵。
  第七代神保住,雅布第十四子。雍正四年袭简亲王,乾隆十三年革爵。
  第八代郑亲王德沛,舒尔哈齐第八子费扬武曾孙。乾隆十三年袭简亲王,十七年薨,谥号仪。
  第九代郑亲王奇通哈,济尔哈朗第四子巴尔堪之孙。乾隆十七年袭简亲王,二十八年薨,号勤。
  第十代郑亲王丰纳亨,奇通哈第一子。乾隆二十八年袭简亲王,四十年薨,谥号恪。
  第十一代郑亲王积哈纳,丰纳亨第二子。乾隆四十一年袭简亲王,四十三年恢复郑亲王号,五十九年薨,谥号恭。
  第十二代郑亲王乌尔恭哈,积哈纳第一子。乾隆五十九年袭郑亲王,道光二十六年薨,谥号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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