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7节：坚持的一个原则(2)
十年过去， 3650 个日日夜夜，有风光无限，也有度日如年，还常常记起朱基总理说的那句话：“先站住，再站高。”我当时勉强应承，今日豁然践诺。时逢新老行长交替，我即急流勇退，见好就收，说来竟有满身轻松之感。
这是酸甜苦辣的十年，所历之事，有的是预料到的，有的是没有的，有的是令人欣喜的，有的至今甚为遗憾。作为世行最年轻的常务副行长，也作为第一个中国人进入最高决策层，我经历了从惊讶、怀疑、接受，到尊重和信赖的过程。我从一开始就清楚，如果说沃尔芬森看中我，是打开了一扇机遇之门，祖国的发展强盛则为我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然而到底能否站得住，进而能否站得高，却在相当程度上要靠我自己，我的努力和业绩。
书写到这里，细细回想，我似努力遵循了以下几个准则——
努力办事，勤于工作。
过去十年，我平均每天 15 ～ 16 个小时左右，每周大概有 100 个小时，从来没有渡过像样的年假，我始终相信爱因斯坦的那句话，天才是九十九分汗水加一分聪慧。
每年 8 月是世行惯例的休假月，对我来说，正好是出访的好时机。到了圣诞和新年，大多数人都休假去了，我一般会安排到中东、北非的穆斯林国家去考察，因为那些国家不过这些节日，正是拜访的最好时间。在这些年里，我跑了很多个国家，一些地方是世行副行长级干部从未去过的偏穷小国，这种游历让我看到了世界之大，也使我的决策和思考更为实际，更有发言权。俗话说得好，眼见为实。
熟悉业务，成为内行。
“必须在某一方面成为内行。”这是在世行担任任何职位都一定要具备的能力。
跟任何机构一样，“万金油”是不受尊重的。世行尊重权利和职位，但更尊重专业知识和实干能力。尽管我做秘书长的时候，已经跟世行打了十年交道，但是到真的开始为它服务的时候，我还是诚惶诚恐，一切以学习为要旨，在这个岗位上，我努力从外行变成内行，学习掌握世行上层的决策过程和文件运作过程，通过主持秘书局改革，了解具体工作。提升为高级副行长后，我把很多时间花在人事管理方面，特别是就业、招聘政策、干部人事培养和各种福利政策，可以说到后来几年，世行内很少有人比我更熟悉这些业务。
当我开始分管业务之后，我又通过具体项目的剖析和准备，全面而系统地了解世行的业务政策，尤其在环境保护领域等方面学有所长。到后来，我已经被业务干部视为是他们中的一员，是一个懂行的领导，这始终是让我高兴和难以想象的过程。
少说多做，说到做到。
每个领导者都需要树立自己的威信，关键是如何确立适合自己的威信。
东方人和西方人，因受不同文化的熏陶，在领导风格上也各有千秋。西方人往往性格外向，善于表达和鼓动，我每每看到一些激情四射的领导人也暗暗的会羡慕不已。而对于东方人来说，则内敛沉稳，思敏于行。我本来就不是一个很喜欢公开演讲的人，所以也从来没有勉强过自己，反倒愿意以此为优势，树立自己的领导风格。
作为一个特殊的援助性的发展金融机构，世行历史上就存在着注重能说会道，而不注重实施能力的情况，作为一个来自发展中国家的领导者如果也混于其中，无疑是以己之短攻人之长了。我的威信则要建立在做事、做成事、做好事上。
具体地说，便是少说多做，先做后说，说到做到。任何事情都必须具体化，列出指标和行动计划，有重点，说到一定做到，按时交工。
很显然，一个做实事的人终归会得到人们的认同。大家开始注意到我的特点，并非常喜欢，这在世行的高级领导中是较新颖的做法。当然，也有人不喜欢，他们在私底下把我说成是“数豆子的人”，也就是“做任何事情都一板一眼的人”，这个词汇在英语中带点俏皮的贬义，不过我也不生气。我曾在一个场合告诉我的职员们，“我就是那个数豆子的人，只要数的是我应该数的大豆子，重要的豆子就可以。”这句话讲完，下面响起的掌声把我淹没了。
化繁为简，杜绝繁琐。
做领导，一定要让下属知道，你要说什么，你要做什么，你的目的是什么，只有这样，整个团队才可能发挥出最大的效能。
在大公司或官僚性大机构中，总有很多人喜欢炫耀自己的知识，想要人家觉得他是多么地老练，也总有人喜欢把简单的问题弄得非常复杂，仿佛唯有如此才显出工作的能力和成效来。这其实是效率和效益最大的敌人。
跟上述的做法相比，我更愿意让事情变得简单和不做作。每次做出决定前，我首先都要问一下自己：“你用最直接的语言切入问题的核心了吗？你说的话是下属能够明白地听懂，并正确地以此行事的吗？”当我如此要求自己的时候，我必须让所有的工作都化繁为简。
世行是一个研究氛围很强的机构，这当然是好事，但同时也带来了另一种风气，那就是任何事情都会形成一本厚厚的“研究报告”。后来我就要求所有的项目说明和研究成果都必须压缩在几张纸里，一个项目或思想，如果在 10 ～ 15 页纸中还说不清楚，则说明它还没有被搞清楚。
第38节：给人机会勇于任事(1)
这样的做法在一开始受到了抵触，但是不久后人们就发现了它的好处。毕竟，一般来说我们还是喜欢用简单的方式做正确的事情，而不是反之。
充分授权，不诉不问。
当我被宣布为常务副行长的时候，行长授予我的权力非常之大，从银行所有的贷款业务，到人事管理、信息管理等等，有人说，我是世行历任常务副行长中最为集权的一个。在我上任之际，一位很熟悉的朋友就担心地对我说：“你要干那么多的事情，只有两种可能，一是，干得一塌糊涂，六个月后下台，还有就是什么都不管，事事都向行长请示。”
事实上，我没有被他言中。我的做法是，把权限充分地放下去，发挥各个部门的积极性和工作能力。作为决策者，我则以一定的流程来进行管理，如果下属不把问题递交上来，我则视同他没有问题，而一旦他们把困难提了上来，我则在第一时间以最快的效率帮助将之解决。这不仅是一种领导的理念，同时也需要有一个机制来配合，为此，我在组织架构上也动了很多脑筋，使之吻合我的这种领导风格。
在我的管理生涯中，我一直在尝试的事情是，如何充分地降低管理的成本。我的体会是，首先必须信任人，然后在制度上保证这种信任是可以被监控和评估的。
在最多的时候，直接向我汇报的副行长有 22 人之多，但是这一点也没有影响到效率，因为，“人人头上一片天”，只要充分信任和授权，人们总是会努力去尽职工作。
给人机会，勇于任事。
世行有 2000 多个博士，人才济济众所周知，这是人才的渊薮之地，但也是人才的惨烈沙场。在这样的机构当领导，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让一颗钻石在一堆钻石里放出光芒。
我的做法是三条：
第一，不拘一格用人才。每当有重大改革和项目，我们都尽量公开竞聘，让人才从人才群里自己跳出来。这个办法在世行屡试不爽，信息系统改革、矩阵管理、跨国家项目执行、 OETF 研究课题等等工作的设计与推进，都得益于一群高质量的专家从各个岗位聚集到了一起。
第二，给人才表现的机会。在所有执行的项目中，我们都把办事的人推到最前台，在项目阐述、项目执行、项目评估等工作中，都让他们有舞台充分展现自己的才华。作为领导者，最大的忌讳就是与下属争夺功劳，这实际上是最不明智，也是最愚蠢的做法。
第三，如果出现问题，我首先承担责任。在官僚机构中，一旦出现问题，一级一级地往下推责任，是一种很糟糕的文化，这成为效率低下、程序繁杂的病灶之一。在我领导的项目中，如果发生了错失，只要不是有意为之，我就尽量把责任往自己身上揽。让做事的人有安全感，这样才不至于打击他们工作的积极性和无限创新的热情。实际上，我从来没有看到哪个领导人因为勇于任事而失去人心的，反倒是推诿者最后将失去所有的信任。
不抢风头，不怕丢职。
在世行的最后三年里，我所拥有的权限确实很大，因而，很多同事担心我喧宾夺主，甚至会“架空行长”。这一度是一个很敏感的事情。
对此，我一直很坦然。作为“二号人物”，我始终不愿意让自己处在聚光灯下，我几乎不接受媒体采访，也很少代表世行发表某个观点。这一方面是我的性格使然，另外一方面也是对行长的尊重。我始终认为，在一个机构里有两个领袖是最危险的事情，它几乎可以将一切摧毁。
与不抢风头相关的，则是不怕丢工作。在世行这样的机构里，决策者之间不可避免会有不同意见和看法，我的感觉是，越害怕越得不到尊重。特别来自发展国家的人，更需要克服缺乏安全感的想法。
我也常常看到一些人终日唯唯诺诺，谨小慎微。然而，他们最终得不到尊重，当然也得不到重用。在漫长的时间里，我与行长有过冲突，有些还是很严厉的冲突，我始终坚持我认为是正确的观点，随时准备着辞职。有几次，我也说了这话。正如此，行长知道你是出于公心，为机构而与他争执。
不怕丢官，才不会丢官。
尊重规则，严于律己。
在银行内，我有很大的审批权、决定权，因而树大招风，自然也可能会有人希望我犯错误，栽跟头。也有人对我有超出能力的期望，希望我利用这个职位为亲近的人多谋点福利、多提拔一些“自己的人”。
所有这一切，都是我从一开始就非常警惕的。在国内工作时，常常听老同志们说到的一句话是“不能对别人马列主义，对自己自由主义”，虽然现在大家都不这么说了，但此言确乎是真理。世行是一个有着良好传承和专业文化的国际金融机构，在这里，一切都有规则程序，什么事情都是公开的，什么“阴谋”或“阳谋”都会漏出去。你必须非常认真地按规矩办事，不存任何侥幸之心。在世行，我没有自己的“小帮派”、“小团体”，我知道这些除了害人害己，不会有任何益处。
因为没有私心，所以才能做到秉公办事。在每年世行工会评选的“职员最可信赖的领导”中，我总能有幸入选，我的努力获得职员的信赖。在我宣布离任之后，先后收到了 900 多名职员给我的来信。这些来信长短不一，但都真心实意，令人感动。其中一位我并不很熟悉的职员在给我的电子邮件中写道：“如果让我选谁是世行中可以信任的人，你是我会想到的第一个人。”——如果我还在职位上，会警惕这样的恭维；如今我已离开，这样的留言使我欣慰。
第39节：给人机会勇于任事(2)
埋头做事，抬头看天。
每天工作 15 ～ 16 个小时，全年无假期，并不足以让我成为一位称职的领导者。我面临最大的挑战，是帮助行长决定银行的大方向。
事实上，在担任常务副行长的时间里，世行曾一次又一次地走到十字路口：我们该不该扩大对基础设施的项目贷款？我们该不该放弃对中等收入国家的支持？我们还能为低收入国家做些什么？当外界舆论对我们展开批评的时候，我们该坚持还是转向？这些问题，每一个都足以让世行转变成长的轨道。它们都没有绝对的对或错，决策者只是要做出适当的、自以为正确的决定。
尽管我每天要处理成百的文件，但是我并没有让自己陷入其中。我常常努力学习着思考一些战略性的“大问题”，我让有关部门拿出他们的意见，我去世界各地听取人们的建议，我总觉得自己应该有一双眼睛，远远地悬挂在世行大楼之外的三公里处，以便更清醒、更全面地看清楚真实的状况和未来的种种可能性。
我一直在不时地抬头看天。即便在即将离职之前，我还是与同事们一起完成了一份报告，指出世行需要继续改革的方向。我想，这是决策者的天职，也是最具挑战性和最有魅力的地方。
要站高，首先要看得高。为人做事，莫不如此。
国际组织：
中国人能有所作为
我始终认为，自己真正的贡献，不过是给中国人，或东亚人开了一个“堪称其职”的先例。万事开头难，有了我这个先例，或许后来者遇到的怀疑和阻力会比我小一些。希望如此，我也相信会如此。
对于国内的很多读者来说，可口可乐、通用电气、 Google 、沃尔玛等等，都是一些耳熟能详的公司名称。而对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世界贸易组织（ WTO ）、等等，则会感觉陌生很多，遥远很多。
前者是这个世界的主流商业力量，而后者则是全球贸易和发展的游戏规则制订者及均衡者。世行、 IMF 和 WTO ，并称为国际三大经济组织。
从我个人的体会来说，当中国日渐崛起，在很多商业领域拥有自己的声音、力量和人才的同时，也确实应当研究在国际组织中的力量酝酿，它在某些时间甚至可能是决定性的。
二十多年与国际组织打交道，特别是直接服务世行的十年，不仅使我有机会了解世行的具体运作，还直接参与了一个国际组织日常运作的领导。这使我更深感中国深度参与这些组织的重要性。
在日趋全球化的今天，各国的经济建设行为已经影响到其他国家，除此之外，世界到今天，越来越多的全球化问题，必须通过多边协商才能够有效地解决，安全政治问题如是，经济和社会问题同样如是，比如蔓延世界的艾滋病、正在流行的禽流感，还有争议不断的气候变暖、热带雨林问题，以及种种环境保护问题。当然更包括直接涉及世界经济的资本流动、金融合作、反洗钱等问题。面对这种情况，多边组织和非官方组织的作用已经越来越大。很多全球性磋商、多国间谈判、直接提供贷款、技术援助、国际会议、协调国际立场，往往都是由国际组织先出面，一些重大的国际经济协定更是如此。国际组织由此经常承担着一个国家不能或难以承担的角色。
我在工作中，一再地目睹发达国家如何利用国际组织为自己的利益服务，通过国际组织把一国或几国的想法变成国际社会的意识和决议。有的时候，他们利用国际组织办了一个国家办不了，或不便于办的事情。而在更多的时候，他们则发挥国际组织的跨国优势，动员各种资源，形成一股影响超出一国范围和影响力的全球化势力。
在国际组织中，虽然财大气粗、国家实力是根本。不过，在平常运作中并不时时处处都是强权政治和帝国行为，因为它们毕竟是专业组织，提出的是专业问题。所以，在这个过程中，还是要从专业上予以探讨、论证，提出各种方案，研究各种相应的利弊，这项工作主要是由在这些组织中的工作人员承担的。这也是制订国际游戏规则的基础。
与一个国家的情况一样，国际上的事情往往也是专业建议先行，然后在政治层面上决定。承担这些工作的人，当然要有专业知识，同时又有价值观看法。在很多事情上，做判断的时候，当事人者的立场、看法、偏好、判断就会起到作用。与国家不同，与机构不同，这就是个人的作用。
这便也是为什么很多国家非常重视自己国家的人士在国际组织中立足和担当重要岗位的道理之一。
在国际组织中出任高级职位，往往并不会给他的祖国带来立即直接的效益，因为各国际组织都有明确的规定，其工作人员必须忠诚于本组织。但是，他的“卡位”毕竟会让自己的国家在很多问题和协商中获得特别的说话权，这显然是毋庸置疑的
第40节：给人机会勇于任事(3)
在世界银行等重量级的国际组织中，不久前几乎所有顶级官员还都是欧美人士，他们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控制着国际经济发展的“话筒”，这些组织基本上成了发达国家利益的“代言机器”，而他们为发展中国家所做的工作，看上去更像是一种“施舍”。进入 90 年代以来，亚洲势力的提升以及全球化浪潮的迎面扑来，让这些组织逐渐趋于透明，高官来源开始多元化，一些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人士也逐渐接近最高权力的边缘，甚至核心。
伴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人应该在国际组织中发挥相应的作用，世界也需要中国发挥这样的作用。要发挥作用就要有人，合适的人。但要进人，怎么进，路子对不对很重要，否则事倍功半。
我从十年的经历来看，深感不能寄希望于一蹴而就，而需从长计议。与有的联合国机构不同，世界银行这样的多边组织的人员迁升是竞争性的。所以，如果要在这些经济组织中形成自己的势力，则必须有相当多的青年才俊从基层做起，集团式地向上冲击才行，特别是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人士，将要付出更大的努力。
以世行为例子，处长以上的干部有 550 多人，局长以上有近 200 人，其中绝大多数是从内部提拔的。从历史看，只是在大的变革和改革的时刻，才倾向于从外面找管理人员，即便在那些年，调入的高级干部也屈指可数，且其成功率不到四分之一。在大型的国际组织中，“占着茅坑不拉屎”是很难维持的，如不胜任，时间长了就会站不住。世行曾经有一些人通过政治压力或者金钱外交的方式获得某个官位，但是最终都不成功。那些空降而至的干部大多先天不足，或受制于重，难以被人真正接受，更糟糕的是，还可能因此坏了整个国家的形象。
我相信中国不该也不会走这样的路子。
目前在世界银行，中国籍的国际雇员有 88 人左右，（按世行现在的招聘政策分类，还有当地的雇员和短期雇员等），占全部同类职工的 2 ％，在数量上比十年前增加了 50% 。过去十年中，世行的国际职员人数基本没有增加。但从结构上看， 88 人中多数为技术业务人员，担任领导的无几，担任行级领导的，则已为零。
讲影响，就不好说了。世行与其他机构一样，不同岗位各司其职，不占有必要的席位，难有作为。在世行，不做到副行长的位置，就没有机会参与整个银行的政策与决策。如果不是局长，也很难对其部门事项拥有做主权。
这十年中，我力图遵循和坚持世行章程，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根本利益和满足它们的合理要求，同时，也凭借我的位置和授权，尽量支持借款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全力为中国人在招聘、晋升和培训方面创造公平待遇的条件。
不过我必须坦诚地讲，上述的努力要操作起来并不是容易的事情，有时甚至很难。真可谓心有余而力不足。
90 年代中期之后，不少中国人进入世行。他们的基本条件和专业素质都很好，但似乎经常缺乏必要的耐心，刚进来就想提升。我曾经碰到几个，在交流中我一再告诫，这种急不可待的心态不利于在世行的发展，一定要从最基础的工作干起，逐渐在这个国际组织中站稳脚跟，再向上攀升。遗憾的是，不少人缺乏这样的耐心，等不了，不愿等，便离开了世行。这也就造成了中国人在世行始终有青黄不接，后备不足的状况。据我了解，此类现象在其他国际组织也存在。
自我离开世行之后，国内有媒体评论说：“在各大国际经济组织中，中国人已没有一个处于顶级职位了。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大概是三年、五年乃至十年，当这些经济组织为全球经济提供各类服务、进行各种磋商和设计各种游戏规则的时候，作为崛起中的、也许是最重要的经济力量之一的中国，将没有自己的国人参与其中。”
我不知道这种状况会延续多久，希望在很短的时间内，局面就会改变。但这确实是一个不尽理想，令人担忧的状况。在很多敏感的或关键性的时刻，有没有自己的国人在场，将会发生一些很微妙的不同。而这些，局外人往往是不了解，也不会知情的。
跟中国人目前的弱势相比，印度人却表现得很抢眼。在世界银行，印度籍国际职员有 332 人，其中有行级干部，也有局级干部。而中国则只多为专业技术人员，即便总数上也只有印度的四分之一左右。在其他两大经济组织中，印度也有多人占据高级位置，中国人尚无踪迹。
近年来，由于中国市场的重要性及中国人在商界的杰出表现，我们在一些跨国大公司中的角色已经越来越重，也有不少出任了副总裁级的职务。而在国际组织中，我们现在缺乏这样的角色。未来的世界竞争，除了企业竞争之外，更体现为一种经济权力和规则的竞争，在这方面，国际组织势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我们怎样才能在国际组织中有所作为，怎样才能让中国人真正成为其中的一员？
——正确认识自己，保持长处，克服短处。
十多年中，我经常听中国同仁向我抱怨，说我们中国人受到歧视。“我们的技术水平很好，就是不太能说会道，不善社交，不愿搞管理”，这样的声音很多。这也许是事实，但我的答复是：“你是在世行，这是国际组织，它对说写与管理看得很重，当领导更是如此。”言下之意，我们不能只看重技术专业水平，而看轻说写与管理能力。
国际组织对人才的要求是非常全面的。特别是做一线干部，技术上过硬是基本的，成为中层干部，则必须有一定的解说能力。所以，对中国人来说，即便是无意的也不应该拿自己的长处来原谅自己的短处，相反，应要有效地积极地克服我们的不足。在交际和交往上，我们应尽量入乡随俗。与其用文化背景为理由原谅自己、抱怨别人，还不如多多考虑我们应该如何融入进去并从中扩大我们的影响。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学习和掌握国际游戏规则。这是件不容易的事，世界上凡是值得做的事情都未必轻而易举。
——不走捷径，直面人才竞争机制。
这些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从世界名校毕业，不仅在年轻时来到西方接受国外教育，专业知识和语言水平都好，文化习惯和生活方式上适应性也强。这是一批有能力有潜力的中国人，他们完全有条件有能力到国际组织任职，取得成功，国家可以从信息提供等方面予以帮助。这是有所作为的正途。
从我本人的经历来看，试图通过国家的干预施压或者近亲繁殖的方式来操作，则往往会造成适得其反的效果。
一次，世行要选拔非洲地区的一个处长，其中一位入围者是非洲某国总统的顾问，她的条件和资历均不错，原本可以通过正常渠道竞争。谁知在预选时，行长突然给评选委员会打招呼，说是总统来电希望关照此人，评选委员们顿时紧张起来，产生了种种猜测，结果她没有被选上。还有一次，中东某领导人的侄女想要进入世行，找行长托关系，但是，人事部门按章办事，顶着不干，行长很生气，可也无奈。他来问我：“晟曼，你能不能在你的办公室给她找个位置？”我说：“我没有空位置。”最后，此事不了了之。
我在世行主管人事工作长达八年。在分级管理体制下，副行长级干部由我负责提名，送行长任命；局长级干部由人事部门推举，一般由我签字任命。局级以下的提升、雇用等则由有关副行长和局长与人事部门商量决定。一般雇员包括专业技术人员是由评选委员会评审推举，有关处长选定。一次，我破例找一位副行长，干预了一位普通干部到银行任职的事情。结果人事部门很快就来找我说：“您工作很忙，这些具体工作我们会处理好的。”这话说上去很漂亮，其实是暗示我不要干预。
几乎所有的国际组织都有一套复杂的招聘提干制度，其核心便是防止一人专断和外来干预。尽管这套制度绝非十全十美，但它确实在相当程度上保证了国际人才竞争的公平性。
——从长计议，形成多点、滚雪球式的人才梯队。
当我们认识到国际组织的意义以及在其中工作的价值之后，便应当鼓励更多的才俊之士服务于这些机构。同时，要尊重国际组织的人才选拔机制，立足从基层做起，逐渐地培养自己的影响力和工作能力，最终形成一股人才储备充足、职务梯级鲜明的中国力量。历史正在把中国推向经济大国的地位，在各种国际性事务中，中国人的分量已经并将越来越重，而同时，中国也需要让世界听到自己更多的声音，学习自己的经验，需要在各种国际磋商和协定中发挥自己的智慧和捍卫自己的利益。但这是一项需要从长计议，周密思考的，细性和耐心的工作。成功需要时间，欲速往往会不达。
我始终认为，在十年的世行生涯中，如果说有什么贡献，那么我说自己真正的贡献不过是给中国人，或东亚人，开了一个“堪称其职”的先例。万事开头难，有了我这个先例，或许后来者遇到的怀疑和阻力会比我小一些。希望如此，我也相信会如此。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