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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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雍正之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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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死期的拉长与缩短，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雍正之死属于暴亡。
雍正为什么会暴亡？张廷玉、鄂尔泰看到了什么使他们惊骇欲绝的可怕景象？没有人知道。
有人说，世上最可怕的人，是将他原来面目隐藏起来的人。
然而，有的人是自己隐藏，有的人是被他人隐藏，有的人自己都搞不清楚是自己隐藏、还是被他人隐藏，甚至搞不清楚自己的原来面目是什么。
清朝的雍正皇帝就是这后者中的一位。
雍正可能是清朝十二帝中最神秘的一个皇帝，提起他，总使人联想到阴谋、暴力、血滴子、杀人惨剧，而让人感到脊梁骨升起阴恻恻的凉气。
的确，雍正的一生，都与一个一个的谜团相连，就是他的死，也死得让人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
雍正十三年(1735年)，阴历八月二十三日子时，雍正死在了圆明园。
关于雍正的死，《雍正朝起居注册》这样记载：
八月二十一日，上不豫，仍办事如常。二十二日，上不豫，子宝亲王、和亲王朝夕侍侧。戌时，上疾大渐，召诸王、内大臣及大学士至寝宫，授受遗诏。二十三日子时龙驭上宾。大学士宣读朱笔谕旨，宝亲王（即乾隆）即位。二十三日晨奉大行皇帝黄舆返大内，申刻大殓。
也就是说，据官方记载，八月二十一日雍正偶感不适，但还好好的，照常办公。二十二日雍正发病，晚上就不行了，赶紧召诸王、内大臣及大学士至寝宫，授受遗诏。大乱之中，雍正于夜半时分一命呜呼。
军机大臣大学士张廷玉，在他的《自订年谱》中，心有余悸地描绘了他所亲历的这一震惊朝野的历史事件。
八月二十日，雍正偶尔违和，犹听政如常。张廷玉也照常进见，未有间断。
二十二日夜，漏将二鼓，张廷玉刚刚就寝，突然大宅正门有内侍“咚咚”砸门，急宣张廷玉即刻进宫。张廷玉慌忙疾驰至圆明园西南门，门前已有三四名太监翘首而待。一见张廷玉到，两名太监向内飞奔而报，余人将张廷玉等径直引向寝宫。
寝宫灯火通明，太医内侍急进急出。张廷玉惊骇欲绝，他万万没有想到，深夜受宣召，竟然是因“上疾大渐”！白天尚勤政如常的雍正，竟然已濒临弥留的关头！
庄亲王、果亲王、大学士鄂尔泰、公丰盛额、纳亲、内大臣海望等先后到齐。张廷玉与众大臣按班次排成两行，屏息蹑足，入寝宫御榻前三叩九拜、恭请圣安。烛光昏暗，帐幔重重，御榻上的雍正向内而卧，看不清头脸，没有任何反应。众大臣颤抖起身，强压紧张焦虑的心情，躬身退出，在阶下等候消息。
时交子时，突然宫门大开，哀声大作——“大行皇帝龙驭宾天了！”
众大臣原以为心里已有准备，噩耗一出，方发现同应召进园时一样，根本就是毫无准备，不少人瘫倒在地，所有的人均放声恸哭。混乱中张廷玉与另一位军机大臣大学士鄂尔泰记起，雍正为避免骨肉争位的惨剧重演，立下了秘密立储的规矩，将传位密诏藏在“正大光明”匾后，并将密诏副本藏于宫中，以备万一，遂上前厉声道：“现下不是哭的时候！国不可一日无君，大行皇帝因传位大事，曾书密诏，示我二人。这密诏就藏在宫中，应急请出，以正大统！”乱了方寸的两位王爷如梦方醒，立传总管太监，责其为何没有马上请出传位密诏。总管太监慌得双膝跪倒在地，捣蒜般叩头：“奴才该死！奴才该死！大行皇帝未曾谕及密诏之事，奴才不知密诏所在！”张廷玉道：“大行皇帝当日密封之件，谅亦无多，外用黄纸固封，背后写一‘封’字的即是！”“还不速去找！”“嗻！”一会儿，总管太监急匆匆捧出黄封一函，诸王大臣们打开一看，正是雍正朱笔亲书传位乾隆的那道密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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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雍正之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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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枚撰写的《鄂尔泰行略》，以鄂尔泰为中心，如此记述了此事：
八月二十三日夜，世宗升遐。召受顾命者，惟公一人，公恸哭，捧遗诏从圆明园入禁城。深夜无马，骑煤骡而奔，拥今上登极，宿禁中七昼夜始出。人惊公左裤红湿，就视之，髀血涔涔下，方知仓促时为骡伤，虹溃未已，公竟不知也。
雍正死期，官书记载为二十三日。但雍正死于子时，记二十三日凌晨属实，记二十二日深夜亦可。二十二日雍正发病，官书不记二十二日去世，而记二十三日“宾天”，至少感觉上隔了一天，是否要造成一种错觉，有意掩盖雍正之死的突然呢？
雍正自发病至死，野史记载中时间缩短在二十三日半天之内，这明显与史实不符。官书记载，二十三日奉大行皇帝黄舆返回大内，申刻大殓，是公开的国家丧典，不会有误。召受遗命诸臣，拥戴乾隆登基，野史将数人说成了鄂尔泰一人，加重了紧张神秘的气氛。然而，被野史抓住而夸张渲染的、人们关注的核心，正是雍正之死的突然。
雍正死期的拉长与缩短，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雍正之死属于暴亡。
雍正为什么会暴亡？张廷玉、鄂尔泰看到了什么使他们惊骇欲绝的可怕景象？没有人知道。
于是，有传说说皇陵中的雍正没有头，是安了一个金头；还编出了不少似《江湖三女侠》之类的小说、像《雍正命丧少林门》之类的电视剧。
而不管怎样，分析雍正暴亡原因的不同观点，倒是认识“原来”雍正的最佳途径。
一种观点认为雍正是因病暴亡；一种观点认为雍正是炼食金丹暴亡；一种观点认为雍正是被他的仇人兼侠客砍去了头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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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病突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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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雍正暴亡，不能不存在疾病突发的可能。一个铁血铁腕、旋乾转坤、叱咤一世的风云皇帝，一个胸怀凌云壮志、顽强进取、精力过人的豪杰，完全有可能是由于中风、脑溢血、心脏病突发，顷刻之间变为神志不清、眉歪眼吊、口角流涎、四肢抽搐的废人。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二十三日深夜奉召入圆明园的张廷玉之所以“惊骇欲绝”，仓皇间骑煤骡赶往宫中以致髀骨磨穿血湿马背的鄂尔泰之所以“脱口惊呼”，很可能看到的就是这样一派诡秘恐怖的情景。然而人们不能相信这种可能，不管是雍正的拥护者还是反对者，不能相信的原因是：突然。
突然，又何尝不是必然？人的肌体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人每时每刻都不再是原来的自己。死的因素在悄悄地积累，积累的过程中，人还保持原有的躯壳，一旦积累到一定程度，这躯壳便轰然崩溃。问题在于某些人把自己紧密包藏在重重面具之下，人们没有发现其躯壳下渐变的过程。雍正正属于这种人。
事实上，雍正早已经得了病。雍正八年五月，雍正曾面谕诸王文武大臣：“朕自去冬即稍觉违和，疏忽未曾留心调治，今年三月以来，间时发寒热，往来饮食不似平常，夜间不能熟寝，如此者两月有余矣。”
这病来得怪，病状据雍正自己说，是“似疟非疟，或彻夜不成寐，或一二日不思饮食，寒热往来，阴阳相驳”。也就是忽冷忽热、惊悸不安、食不甘味、寝不安席。为什么会得这样的病？他曾向鄂尔泰透露：“朕今岁违和，实遇大怪诞事而得者。”究竟遇到了什么“大怪诞事”，雍正没有说，只说待明后年鄂尔泰来京陛见时，再当面详细谕之。而且，后人也没有查到有关雍正这一段病状的医疗档案。而从雍正接着延请道士诵经念咒、驱邪治病的情况看，他不愿说出口的病根，竟是白昼见了“鬼”，出现了令他无端恐惧的幻听、幻视。
其间，雍正的病状曾一度减轻，究其原因，竟是他最亲密、最知情的兄弟怡亲王允祥（按：雍正即位后，为避他的名讳，康熙诸皇子之名中的“胤”字均改为“允”，如允祥原名为“胤祥”，雍正即位后，改为“允祥”）去世。雍正亲临其丧，痛哭一场，哀伤之情发透，胸臆间一时倒觉畅快了，他说：“五月四日，怡亲王事出，朕亲临其丧，发抒哀痛之情。次日留心观察，觉体内从前不适之状一一解退，今日渐次如常矣。”
然毕竟病根未除，雍正略感轻松不过数日，那病又突然转生凶险之象。六月，雍正竟至危殆，已然留了遗嘱。据他的儿子乾隆帝后来回忆道：“八年六月，圣躬违和，特召臣及庄亲王、果亲王、和亲王、大学士、内大臣数人入见，面谕遗诏大意。”
俗话说，“病自心生”。铁腕的雍正因为什么陷入了一种莫名的极度恐惧中无法自拔？因为什么得了这种心慌心悸、以至于要命的重病呢？
人们自然联想到雍正是否谋父篡位、做了亏心事，也就是雍正继位是否合法的问题。这一问题，被冠以“雍正夺嫡”，成为同“太后下嫁”、“顺治出家”、“乾隆身世”并列的清初四大疑案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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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解的疑点（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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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一月十三日凌晨两三点钟，在位六十年的一代英主康熙大帝宣告病危。
关于康熙之死和雍正继位，《清圣祖实录》的记载与雍正本人在《大义觉迷录》中的陈述相似：
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初九，康熙偶染风寒，在畅春园静养。命皇四子和硕雍亲王赴斋所，准备代行十五日南郊冬至祀典。
十三日丑刻（凌晨1～3点），康熙病危，急召在斋所的雍正（时为雍亲王）入见。命吴尔占代行祀典。
寅刻（凌晨3～5点），雍正尚未赶到，康熙又召皇三子诚亲王允祉、皇七子谆郡王允祐、皇八子贝勒允禩、皇九子贝子允禟、皇十子敦郡王允礻我、皇十二子贝子允祹、皇十三子允祥及步军统领、理藩院尚书隆科多到御榻前，谕曰：“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继朕登基，即皇帝位。”时除恒亲王允祺因冬至奉旨往孝东陵行礼不在京师外，皇十五子贝勒允禓、皇十六子庄亲王允禄、皇十七子果亲王允礼、皇二十子贝勒允祎等都在康熙寝宫外等候。
巳刻（上午9～11点），雍正赶到，急入寝宫问安。康熙告诉雍正自己病情日增之故。雍正含泪劝慰老父。这天，雍正曾一连三次进见请安。
当晚戌刻（晚上7～9点），康熙驾崩。
正在雍正“哀恸号呼，实不欲生”之际，隆科多宣布康熙遗诏，胤禛承继大统。雍正“闻之惊恸，昏仆于地”，诚亲王等向雍正叩首，劝其节哀，雍正“始强起办理大事”。
大行皇帝康熙的遗体被连夜运回大内。先此一步，雍正已在隆科多的护佑下提前驰回紫禁城，以哭临大行皇帝梓宫。接着，皇城九门紧闭，隆科多亲守朝阙，非有旨令即亲王也不许入内，一直到二十日国丧。
十七日，谕皇四子雍亲王胤禛继位登极的康熙遗诏自宫中捧出。礼部堂官于乾清门外跪接，从中道捧至午门外，安于层台上，张黄盖。百官着素服，行三跪九叩礼，跪听宣诏。宣诏毕，百官起立默哀，再行三跪九叩礼。礼部堂官将诏奉放于安龙亭内，又从中道出大清门捧至礼部，由礼部派员颁布天下。
二十日，胤禛即位，免百官朝贺，诏告天下，以明年为雍正元年。
而各种指斥雍正以阴谋手段矫诏夺嫡、谋父篡位的谣言，几乎同时沸沸扬扬地传布开来，甚至远播海外。康熙六十一年朝鲜使臣李混等回国后，报告朝鲜国王康熙之死、雍正即位的情况时说：“或称秘不发丧，或称矫诏袭位。内间事秘，莫测端倪。而至于矫诏，则似是实状。”
在有关康熙之死、雍正即位的官方记载中，确有不能解释的很多疑点。
首先便是“八人同受遗诏”的说法。
官方记载，康熙临终有允祉、允祐、允禩、允禟、允礻我、允祹、允祥、隆科多八人，在病榻前同受命雍正继位的遗诏，另有允禄、允礼、允禓、允祎在寝宫外等候。这确是雍正即位名正言顺最有力的证据。然八人中，允禩、允禟已经不明不白地死去；隆科多已经被禁锢而亡；允礻我正在禁锢中；允祉、允祹，一个被革亲王、一个被革郡王；允祐明哲保身唯求苟活；允祥正是雍正的心腹。没有一个人可能出来对证。
“八人同受遗诏”正是出自雍正本人之口，从雍正对八人同受遗诏的不同说法，可以看出某些蛛丝马迹。
“八人同受遗诏”，最早的版本是雍正七年（1729年）九月成书的《大义觉迷录》，在这以前，从没有过相同的记载。
雍正元年（1723年）八月，雍正在一篇上谕中说，康熙命他继位，是在病危之时仓促间“一言而定大计”，并没有一字提及“八人同受遗诏”的事。
在雍正五年十月的一篇上谕中，雍正才开始说到诸皇子同受遗诏的情节，但也只是说：“皇考升遐之日，召朕之诸兄弟及隆科多入见，面降谕旨，以大统付朕，是大臣之内承旨者惟隆科多一人。”并没有具体指明是哪些皇子入见。
即便是八人同受遗诏的说法出台之时，雍正仍一方面说，允禩、允禟久蓄邪谋、希图争位，若不是亲受传位遗诏，怎么肯“俯首臣服于朕之前”？一方面又说，“皇考升遐之日，朕在哀痛之时，塞思黑（允禟。按：允禟后被雍正改名为“塞思黑”。）突至朕前，箕踞而坐，傲慢无礼，其意大不可测，若非朕镇定隐忍，必至激成事端”，“圣祖仁皇帝宾天时，阿其那（允禩。按：允禩后被雍正改名为“阿其那”。）并不哀戚，乃于院外依柱，独立凝思，派办事物，全然不理，亦不回答，其怨愤可知”。这显然反映出他们对雍正继位全无思想准备，如已受遗诏，又如何会有此种表现？
当然，在雍正前后矛盾的叙述中，可能有两种谎言：八人同受遗诏可能是假的；雍正所述塞思黑（允禟）、阿其那（允禩）在康熙辞世之日的反常表现，也可能是假的。后者，也有可能是雍正捏造事实、夸大其词，以置塞思黑（允禟）、阿其那（允禩）于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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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解的疑点（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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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又有以下疑点：
康熙病危之时，十万火急召雍正进见。雍正从天坛斋所赶赴畅春园，为什么竟用了五个时辰（九至十个小时）？
假如在雍正进见康熙之前，已有八人同受遗诏，为什么在他进见之后十个小时，包括一日三次的请安，康熙仅和他谈论病情缘起，并无一字提及传位大事，八人之中也并无一人向他透露传位遗诏之事，使他在康熙死后得知命他继位的遗诏时，竟至“惊恸昏仆于地”？
为什么宣布传位遗诏时，除皇子外，只有康熙并不欣赏、也并非唯一皇亲国戚及重臣的隆科多一人在场？
为什么雍正一即位，即迫不及待地杀掉康熙晚年经常传达康熙旨令的近侍赵昌，而使全国震惊（据当时在京的传教士马国贤言）？即下令收回康熙所有的朱批谕旨，声言“若抄写、存留、隐匿、焚弃，日后发现断不宽恕，定从重治罪”呢？
这些似乎都隐示雍正即位的不合法性，都隐示雍正的即位是一个阴谋。
那么，雍正既背叛其父康熙的意志阴谋篡位、做了亏心事，便似乎埋下了他日后犯发心病的病根。
一辈子要强的雍正，不会将内心深处的“病根”告诉任何人。持有雍正篡位观点的人，是从一些反常事件中，强烈感到了这一铮铮铁汉内心中无可名状的虚弱和恐怖，特别是只能由他自己一个人强忍独担的那种无助的虚弱和恐怖。
康熙生前居住的畅春园，是规模最大、最为富丽堂皇的皇家园林。雍正即位后弃而不居，另拨巨款营建圆明园，作为自己经常居住的行宫。
热河（今承德）避暑山庄，是北京以外、清朝的第二个政治中心，自康熙开始，几乎所有的清帝，每年平均约有一半时间在那里处理朝政，接受各少数民族王公贵族的朝觐，在那里行围打猎、摔跤较射、赛马火戏。雍正为皇子时也经常陪侍康熙前往避暑山庄。然他即位后直至去世的13年间，却再也没有去过一次避暑山庄。
京东马兰峪，是清入关后帝陵陵区所在，雍正祖、父——顺治、康熙均葬于此。雍正则一反常规，不入祖坟，将自己的陵寝建在了数百里以外的京西易县。这给他的子孙出了个难题——死后归葬何处？最后乾隆帝立了隔代间葬两陵的规矩，才有了后来“清东陵”、“清西陵”之分。
雍正远远地避开了他的父亲康熙。
雍正相信世上有鬼。他曾说：“鬼神之事即天地之理，不可以偶忽也。”“朕于天人感应之间，信之甚笃，知之甚明。”俗话说：“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鬼，在心中，按照“雍正夺嫡”的观点，他正是做了亏心事，心中有鬼，方才不敢也不能面对父亲的亡魂。
与之对立的一种观点，则认为雍正并非“篡位夺嫡”，而是正常承继大统。持有这种观点的人（包括持有相反观点的人），很轻易地批驳了以下数种雍正“篡位夺嫡”的说法：
一是改诏说。关于雍正即位，民间有一种流传很广的说法：康熙传位遗诏上原来写的是“传位十四子”，雍正与隆科多勾结，将“十”字，改为“于”字，成为“传位于四子”。经考证，此说属明显讹传。清朝诏书向来用满汉两种文本，康熙辞世，事起仓促，遗诏用一种文本亦可理解，但这一文本恰恰是满文。为此，宣读遗诏的鸿胪寺官员，还受过御史汤保等人参劾。满文无法以上述说法进行更改，即算有汉文遗诏，改诏也不容易。清制，称诸皇子时，一定要有一个“皇”字，如“皇长子”、“皇二子”、“皇十三子”，不能称为“长子”、“二子”、“十三子”。若将“十四子”的“十”，改为“于”，则成为“传位皇于四子”，于理不通。况且清代“于”、“於”并不通用，“传位于四子”当时应为“传位於四子”，以“十”字为基础，难以改成“於”字。后来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之弟溥杰也曾说过：“从当时情形看来，康熙即便有遗诏，也是用满文写的，不可能用汉文书写。因此，所谓雍正把‘十’字改成‘于’字的说法是靠不住的。”
一是矫诏说。关于雍正即位，民间有另一种流传很广的说法：康熙临终之时召哪一位皇子前来，便意味着将传位于他。康熙本来是想降旨召十四阿哥允禵前来——当时十四阿哥允禵以大将军王的身份，正在西部领军进行平定准噶尔之战，但这道圣旨被隆科多藏起来了，没有发往西线。隆科多另拟了一道圣旨，即所谓“矫诏”，将四阿哥雍亲王胤禛召到了康熙御榻之前，康熙一看来的是四阿哥，再召十四阿哥已来不及，生米做成熟饭，没有办法，只得将皇位传给了雍正。经考证，此说法也属明显讹传。清帝下旨有一套固定程式，康熙若想召皇十四子前来，应由内阁承办，撰写诏书，再由兵部经驿站发送至西线。隆科多既不是内阁学士，又不是兵部尚书，没有可能隐瞒这一圣旨，矫旨召雍正前来。
一是下毒说。关于雍正即位，民间还有一种流传很广的说法：雍正毒杀了其父康熙。康熙本来已经痊愈，雍正进了一碗参汤，康熙喝完就死了。经考证，此说法仍属明显讹传。康熙从不喝参汤，也从不赞成喝参汤。
持雍正正常即位观点的人们认为：
康熙病危，事起突然。即使他本来想传位十四阿哥，但十四阿哥远在数千里之外，传诏、来京需二十八日，国不可一日无君，况诸皇子激烈纷争，势同水火，若康熙已逝而新君不至，天下岂不要大乱！以康熙的圣明，没有可能在此时传位十四子。于是，康熙十一月十三日病危时，仓促之间“一言而定大计”。
康熙偶感风寒，当日即发透了汗，病情确属不重，然这并不能说明他一定死于非命。六十九岁高龄，久病之身的康熙，完全有可能因感冒引起其他病症，突然诸疾并发，不治而亡。
雍正斋戒期间，康熙将其召至寝宫。当天雍正三次进宫请安，这确属非常行动，但非常行动是否有可能负有康熙的特殊使命？
康熙多年不准立太子。他可能如朝鲜使臣所云，将头顶所挂念珠赐给雍正，对他说：“这是顺治皇帝临终时赠朕之物，今我赠你，其中之意，你自己体会得。”却不会在身体感觉尚可之时，当面立雍正为太子。既如此，康熙也有可能要求同受遗诏的八个人，在其死后再宣布传位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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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解的疑点（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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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一条一条反驳了“雍正夺嫡”的说法，昭示雍正是正当的合法继位。
疑案，是康熙诸皇子储位相争的结果。
那么储位相争、储位相争中的雍正，又是怎样的情形呢？
康熙朝原有储君。
康熙十四年（1675年）十二月十三日，康熙立嫡长子（皇二子）、正宫孝诚皇后所生的允礽为皇太子。据说，皇太子“仪表英奇，天资粹美”。他通晓满汉文字，琴棋书画无所不能；他娴熟兵马，八岁即可左右开弓；他精明干练，二十岁即可代父处理朝政；他“骑射、言词、文学无不及人之处”。
然而，太子的地位越来越尊崇，权势也越来越大，臣以索额图为首，为希图将来的荣利，自然而然趋赴太子门下，结党营私，成为太子党人，形成了朝廷以外的第二个权力中心。在特殊环境下长大并形成自己势力的太子，日益骄横，抢班夺权的急迫心情时有表露，甚至曾口出怨言：“古今天下岂有四十年太子乎？”
更严重的是，康熙甚至觉察到了太子及太子党谋害自己、发动政变的端倪！康熙不得不采取果决行动，于康熙四十七年废掉了太子。但为制止诸皇子纷争储位，第二年，康熙重立太子。然而由于矛盾无法调和，康熙忍无可忍，又于五十一年再废太子。
储位虚悬，给诸皇子造成了争位的机会。
雍正没有机会。以排行论，雍正是老四，除皇二子允礽外，上面还有皇长子允禔、皇三子允祉；以才能、财力、党羽论，下有皇八子允禩、皇九子允禟。
然而他们——皇长子允禔、皇八子允禩、皇九子允禟……太疯狂、太性急了。
皇长子允禔背后，也聚集了一个“皇长子党”，首领原来是允禔生母惠妃那拉氏之兄、权臣明珠。时有谣言：“要做官，问索三（索额图）。要讲情，问老明。”明珠被罢黜后，又有两位外戚，即侍卫内大臣鄂仑岱、一等侍卫隆科多支援允禔。在废太子之前，允禔自以为按照“立长”的原则，皇太子非己莫属。不料康熙在废太子同时明确宣布：“朕前命允禔保护朕之安全，并无立允禔为皇太子之意。允禔秉性躁急愚顽，岂可立为皇太子！”
允禔见自己争位无望，转而党同皇八子允禩争位。皇八子允禩在皇九子允禟等人的支援下，上蹿下跳疯狂结党，其能量之大，甚至尚在拘禁之中，仍能与诸大臣暗通消息，控制廷议局势。康熙下令廷议举奏皇太子，诸大臣手心写一“八”字，相互示意，结果满朝文武均保奏皇八子允禩，书“八阿哥”于纸，全然不顾康熙曾不止一次说过，“八阿哥允禩向来奸诈”，“八阿哥到处妄博虚名”，如有一人称道八阿哥好，“朕即斩之”！
皇八子允禩集团不能不受到康熙的唾弃。康熙为允禩下了定论：“八阿哥系辛者库（按：辛者库的意思是“管领下食口粮人”，也就是内务府管辖下的奴仆。）贱妇所生，自幼心高阴险，听相面人张明德之言，即找人谋杀二阿哥，他想杀二阿哥未必不想杀朕！他与乱臣贼子结成党羽，密行险奸，见朕年老，岁月无多，或者逼宫篡位，或者等朕死后、因曾有群臣所保谁敢争执，而自以为万无一失了！朕深知其不孝、不义行为，自此朕与胤禩父子之义绝矣！朕只怕必有行同狗彘之阿哥为之兴兵构难，逼朕逊位而立胤禩者。若果如此，朕只有含笑而殁已耳！朕深为愤怒！特谕尔等众阿哥，俱当念朕慈恩，遵朕之旨，始合儿臣之理。不然，朕日后临终时，必有将朕置乾清宫，而你等执刀争夺也。胤禩因不得立为皇太子恨朕切骨，此人之险，实百倍于二阿哥也！”
皇长子允禔因谋位无所不用其极而被禁锢高墙；皇二子允礽两遭废黜，成了一具政治僵尸；皇八子允禩露骨谋位，受到了康熙的唾弃，他们已与储位绝缘，唯有向隅而泣。皇三子允祉年长有学识，却无政治远谋与行政才干，并非康熙心目中的继承人。
可能成为康熙属意的人选只剩下了两个——皇四子胤禛（雍正）、皇十四子允禵。
雍正似乎有了机会。雍正于康熙十七年（1687年）十月三十日出生。像一切“真命天子”出生时的记载一样，官书记载雍正之母“梦月入怀，华彩四照”，“诞生之夕，神光煜瀹，经久弗散”，然这样的记载，却掩盖不了雍正之母家世的微贱。
雍正之母乌雅氏，在雍正出生时还没有正式封号，翌年方被册封为“德嫔”。传说，她并非康熙宫人，而是卫氏之妾，康熙偶见幸之，才有了雍正。
虽然雍正出生后即为贵妃佟佳氏领养，但他仍然仿佛自幼就笼罩一种与生俱来的自卑的阴影。这阴影使他的欲望反而比任何人都更加膨胀十倍；这阴影使他学会隐忍。
雍正习惯于冷眼旁观与冷静思考，动心忍性与敛气自守。他提醒自己承认、也确实表现出绝无雄心大志，绝无力量参加争位角逐，而把全副精力放在孝顺父亲、友爱宗亲之上。
父亲康熙和所有的皇子均不把雍正当作对手，也就是均不把雍正当作敌人。雍正便在“天下第一闲人”的招牌下，神不知鬼不觉地进行最有效的夺位准备工作。
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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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解的疑点（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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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开始对雍正另眼相看，称赞雍正“能体朕意”，“可谓诚孝”。常令雍正代替自己参与祭祀活动、处理政务和宫中事务。据载，雍正曾代表康熙参与大祭二十二次，为其他皇子所无。康熙晚年，经常临幸雍正花园，由雍正陪同散心解闷，对雍正表现了不同寻常的情感。而且康熙尤其钟爱雍正之子弘历（后来的乾隆帝），称其母为“有福之人”。
然而，雍正仍然难说有了机会。“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雍正尽管多次被委以祭祀的大事，却并未得到过康熙军事上的重用。从这一点说，康熙似乎更中意于皇十四子允禵。
康熙五十七年，康熙破格任命贝子允禵为抚远大将军，用正黄旗纛，亲王体制，称大将军王，率师西征。出师典礼极其隆重，康熙亲谕青海厄鲁特各部：“大将军是我皇子，确系良将，带领大军，深知有带兵才能，故令掌生杀重任，尔等或军务，或巨细事项均应谨遵大将军王指示……与我当面训示无异。”
皇八子允禩嗣位无望，允禩党人全数转而倒向皇十四子允禵。他们称道允禵“才德双全，我兄弟们内皆不如”，“现今出兵，皇上看的也很重，将来之皇太子一定是他。”于是与允禵紧密勾结，联成一党，极大地增强了允禵的力量。
当然，也并不能排除另一种可能：康熙将十四子允禵视为皇八子允禩一党，以允禵为“行同狗彘之阿哥”，将允禵委以高位重权调出京师，一为分散他们的力量，减少身边威胁，一为麻痹允禩、允禵之党，缓和争位的紧张局势。
康熙临终，在千钧一发的关键时刻，雍正被派往天坛斋所备行南郊大禩，允禵远在西线，两个人均不在康熙近侧。
于是有各种流传的说法，于是各种流传的说法构成了——疑案。
在各种说法中，有一种说法得到了较多人的赞同，这就是康熙因钟爱其孙即雍正之子乾隆，而传位雍正。乾隆帝自己对此深以为然，晚年时多次说，小的时候，皇祖对他特殊眷爱，“已隐有托付之意”。朝鲜《李朝实录》说得更明白，康熙去世后，朝鲜远接使金远迎接赴朝颁发讣告的清朝敕使时，从敕使“译舌”（翻译）口中得知：康熙皇帝在畅春园病剧，召阁老马齐言曰：“第四子雍亲王胤禛最贤，我死后立为嗣皇。胤禛第二子有英雄气象，必封为太子。”（按：乾隆即弘历为雍正第四子。因雍正前二子早逝，故以乾隆为雍正第二子。）
无论雍正，还是允禵，都不是康熙心目中“坚固可托”的理想人选，直到临终前，康熙还在他二人之中举棋不定。或许弥留之际，爱孙弘历的形象总是在康熙眼前盘旋，使他终于下了决心：有条件地传位雍正。这个条件，便是以其子弘历（乾隆）为皇太子。这一选择，即对争储失败的诸皇子也算有了公平的交代，表明了康熙既爱其孙，又爱其子的良苦用心。那么，康熙这一重大决策为何不见于官书记载，当事人雍正及大学士马齐为何也只字未见透露呢？若从雍正的面子想，应该不难理解。
一位清史专家绝妙地评论：“康熙晚年诸皇子争储棋局可能将具有永久的魅力，它荟萃了中国古代政治权术的精华。而其中最动人心弦、最富戏剧性的，竟是以一枚过河小卒的出现，了此残局。”
棋是需要人来下的，小卒过河，是高手雍正经过处心积虑的计算、布置、铺垫，在关键时刻下出的决胜一手。
康熙六十一年三月，康熙因诸子争位、骨肉离间而整日心灰意冷、悲愤难当之际，雍正请老父临幸他的圆明园，观赏牡丹。在袭人的牡丹花香中，雍正为老父引见了已十一岁、至纯至诚、雍容聪慧的弘历。仿佛不经意间，弘历在百余皇孙中脱颖而出，被康熙带回宫中抚养，成为康熙在孤寂晚年得到的唯一温馨慰藉的掌上明珠。乾隆帝晚年透露，“皇考”雍正在一年前即有心安排了这一幕，此时从容“奏皇祖”，令他“随侍学习”。
但是，这些均属皇位继承已成定局后的推测，特别是有利于既成事实的推测。上述诸如“八人同受遗诏”之类的疑点，并没有得到合理的解释。
而且有的清史专家认为：钟爱幼年子孙是老人的常情，康熙晚年身边经常有子孙陪侍，弘历只是其中的一个，且陪侍时间较短，只有半年。有的子孙陪侍时间更长，也得到宠爱。如康熙幼子允祕、允禧均素为康熙“所钟爱”。孙辈中，康熙最为钟爱的应是废太子允礽的第二子弘皙。时弘皙已经成人，作为皇长孙，地位与众不同，且他的人品才能，远近称赞。据朝鲜国使臣说：“皇长孙颇贤，难于废立。或云太子之子甚贤，故不忍立他子。”弘皙必定与康熙有一段更为亲密的关系，且贤名闻于异国。如果挑选储君要考虑第三代继承人的话，膺选者可能是成年的弘皙而不是童稚的弘历。
况且，在继位问题上也有可能发生非常事件。
非常事件的发生——或是多疑的康熙对雍正的试探；或是已无法再忍的雍正对康熙下手，其结果都是一个，康熙被害。康熙的确从来不喝参汤，但有一种情况除外，这就是非常事件发生的时候。所谓非常事件，便是血腥政变。让我们假想一下下面的情景：
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冬季过早降临。寒风呼啸着从枯木荒草、马鬃盔缨、大旗枪尖上掠过。像一个疯婆娘发出阵阵似哭似笑的怪声。
大队人马在寒风中肃立，绝无声响。为首的是统治大清朝六十年的一代英主康熙。
康熙已老。自五十岁起，康熙身体每况愈下，自觉“精神日逐于外，心血时耗于内”，“办事殊觉疲惫，写字手亦渐颤”，以至于形神憔悴，怔怔健忘，“目不辨远近，耳不分是非，动转非人扶掖，步履难行。”到了晚年，更是疾病缠身。头摇，手颤，腿肿，“观瞻不雅”，心悸之时“容颜顿改”。但他仍旧率队围猎，八月，他已率队冒酷暑在热河行围一个多月，返京后又专在这隆冬季节来到南苑行围，仿佛在围猎之中，他才能找到原来的自己。
寒风掠过，马上的康熙打了个寒噤，毕竟六十九岁了，他觉得有些支不住，低声道：“回銮。”
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七日，康熙因身体偶感不适，提前从南苑围场返回畅春园。八日康熙传旨：“偶冒风寒，本日即透汗，自初十至十五日静养斋戒，一应奏章，不必启奏。”
天赐良机。康熙的病，特别是康熙五日静养的安排，对于觊觎皇位已久的皇四子胤禛即雍正来说，不啻于天赐良机。雍正一直在等待、寻找这样的机会，如今它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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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解的疑点（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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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本不属于雍正。康熙朝原有皇太子，康熙两立两废皇太子，储位虚悬，给诸皇子造成了机会。
机会仍不属于雍正。有允禔、允禩、允禟……他们利令智昏、急于求成，失败了。
然而，机会还是不属于雍正。康熙似乎更中意于十四阿哥允禵，更重要的是，康熙六十年十月允禵“轻装赴京，恭请训旨”，在京停留五个月之久，尽管《圣祖实录》没有这五个月关于允禵的只字记载，但康熙对西线问题做出了重大决策——开始试探和平解决的途径。康熙六十一年十月末，西线战事将平，允禵将功成名就返回京师。人们推测，接下来，便将是册立皇太子的大典。
随着年月的推移，随着康熙的老衰，坐顺风车的机会已与雍正无缘。雍正不能再等待这没有机会的机会。允禵即将功成返京。留给雍正的时间已不多,他转而等待、找寻另外一种机会。没有人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机会，但如今，这机会来了。
康熙偶感风寒，在畅春园斋戒静养五天。负责畅春园警卫的，是早已暗中成为雍正亲信的步军统领隆科多。
康熙不理朝政，不阅奏章，不见臣工。与外界隔绝，他觉得轻松了许多。窗外的寒风也变得柔和，然而他睡不着，或者说不想睡。人上了年纪，越发珍惜自己的生命，甚至害怕生命在睡眠中不知不觉滑过去。他宁肯就这样站在窗前，眺望漆黑夜幕下的荒园，想象春意在枯木中的萌动。
“隆科多？”康熙并没有回身，忽然道。刚刚闪进寝宫的隆科多一怔，略一迟疑，趋前几步，跪下道：“奴才在。”康熙慢慢道：“已经三鼓了罢？”隆科多道：“是，奴才隆科多特来护卫。”康熙道：“外面情形如何？”隆科多道：“无事。”康熙道：“既无事，这里不用伺候，你可退下。”隆科多道：“是。”
圣旨，任何人不能违抗。奇怪的是，隆科多一动未动，没有一点退下去的意思。
康熙皱了皱眉：“你还未走？”隆科多道：“奴才有事上禀。”康熙道：“你说。”隆科多道：“皇四子雍亲王胤禛奉诏来见。”“什么？”康熙惊讶得扬起了眉毛，道：“朕何曾下过诏书？”话音未落，门帘一挑，雍正已跪在康熙面前。
三更半夜，不召而至。难道雍正忘了这是大逆不道的事情？难道这是小心谨慎、活了四十五岁的雍正做出的事情？
紧张的沉默，过了很久，康熙沉着脸，道：“你不在天坛斋所持斋备祀，来此做甚？”
“儿臣得知皇父病重，五内俱焚，遵旨驰赴宫中见驾。”雍正道。
康熙道：“你一日数次派来请安的人，有没有将朕的谕旨带给你？”
雍正道：“有。”
康熙道：“你是不是知道朕的病一日好于一日，如今已近痊愈？”
雍正道：“知道。”
康熙大怒，道：“既如此，你们岂非矫诏！你们岂非撒下弥天大谎！”
雍正道：“如若皇父今夜病重，臣等即非矫诏，即非撒谎。”
康熙冷笑道：“朕如何病重？”
雍正道：“儿臣得知皇父病重，五内俱焚，遵旨驰赴宫中见驾，特熬参汤一钵，侍候皇父服用安寝。”
康熙脸色铁青，道：“你知道朕一向不服参汤。”
雍正亦铁青着脸道：“那便是十全大补汤，横竖一样。”
康熙声色愈厉：“朕若不服呢？”
雍正不语，隆科多趋前两步，剑尖已斜斜指向康熙的咽喉。
康熙气得指尖冰冷、呼吸急促，半晌，方高声道：“反了！来人！”
雍正淡淡道：“无人。”
康熙道：“无人？御园、大内、京城、九门警戒森严，固若金汤，只怕你们进得来，出不去。”
雍正道：“不错，只是这御园、大内、京城、九门，恰巧都是隆科多的人。隆科多，恰巧是儿臣的人。”
康熙对隆科多道：“他收买了你？”
隆科多不语。
只要是人，都喜欢为今后长远稳固的利益着想，都喜欢既得金钱，又得权位，隆科多亦是如此。
康熙忽然大笑，笑声奇诡怖人。他说：“好，好。朕竟看轻了你，以为你不过中人之才，让你瞒了朕几十年。朕本为储位时时烦恼，幸而老天有眼，保佑朕有你这样雄才大略、忠孝两全的儿子，大清朝后继有人了。来来，把你的大补汤端上来，朕服了，也好睡个安稳觉去。”说着，竟笑出了老泪。
雍正也泪流满面，但还是颤抖着捧上汤钵。
康熙凝视雍正，眼中现出奇怪复杂的表情。良久，他舒心地长出一口气，像卸下千斤重担，从容地接过汤钵一仰而尽，随即陷入昏迷状态。
两个时辰以后，诸皇子同时接到康熙病危即刻进宫的谕令，奉诏赶到，然均被引到他所，等候召见。一两个皇子心急如焚，想出去打探消息，立刻被侍卫挡了回来。这岂不是被软禁了？皇十四子允禵远在西线，鞭长莫及。皇八子允禩、皇九子允禟等隐约感觉到这其中藏着可怕的秘密。但他们有再强的势力、再大的能量、再多的党羽，也无法集结、组织，也无济于事。正当他们坐卧不安，扼腕叹息的时候，康熙宾天的凶信传出，接着是宣布雍正承继大统的传位遗诏。
木已成舟。
诸皇子被这突来的变故惊呆了，甚至顾不上举哀。允禟突至雍正面前，箕踞而坐、怒目而视、傲慢无礼；允禩于院外依柱，独立凝思、激愤异常、万事不理；在大内值班的允礼于西直门大街碰见隆科多，得知上述消息，竟惊骇至类似疯狂，逃回家去。
而所有这些人，在后来雍正亲自编纂的《大义觉迷录》中，都曾亲受（！）康熙遗诏，成了雍正正当继位的见证人。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一月二十日，雍正登极，下即位诏书，以明年为雍正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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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口的伤疤（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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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赢了，仿佛中了一张人生的彩票。但这彩票烫手，不管是正当继位还是阴谋篡位。他高居皇位，四面都是怨毒、嫉恨、轻蔑的目光，人人都抱着拒不承认他的态度，都认为他是谋父篡位的野心家。
雍正曾经漠视这一切，曾经在同对手的生死较量中、在以铁腕镇压对手和他视为对手的人的血腥中，体验胜利的狂喜。但当雍正没有了对手，终于一个人孤坐在皇位上时，所有原被皇权强光遮掩的恩仇怨恨、宫闱秘闻，便有如阴森惨淡的冷雾，弥漫逸出，幽幽缭绕在他的皇帝宝座周围。雍正无法漠视，特别是无法漠视冷雾中他父亲的身影和目光。雍正曾对人说，“心病乃须心药医”，他的心药在哪里？他只有时时感觉心口处一阵阵痉挛般的绞痛在蔓延……
围绕雍正继位合法性的问题，又有雍正是否“逼母”、“屠弟”的问题。
雍正的生母是乌雅氏，康熙先封她为德嫔，后晋封她为德妃。乌雅氏生了四阿哥、六阿哥、十四阿哥三位皇子。其中六阿哥早殇，所余四阿哥胤禛（即雍正）、十四阿哥允禵这一母同胞的两兄弟，正是“夺嫡”疑案的主角。
有学者考证，十四阿哥初名胤禵，后改名胤祯。出师西北被任命大将军王时，便是胤祯，雍正即位以后，又改回允禵。
天下事真是十分巧合，胤禛与胤祯读音相同，有人，包括当时的朝鲜人、后来民国时的小说家等都以为胤禛就是胤祯，而将雍正的名字写作胤祯，四阿哥、十四阿哥又都有个“四”字，这便给人们对雍正改诏矫诏留下了充分想象的空间。
不管怎样，雍正即了位。德妃乌雅氏被尊为皇太后，而皇太后乌雅氏的作为却令人狐疑满腹。
儿子做了皇帝，乌雅氏却不愿接受“天子以四海奉养圣母一人”的威福，竟然悲痛欲绝，不饮不食，想要身殉大行皇帝康熙而去，此事有皇太后懿旨为证。
而当新皇帝雍正登基前依例前来向皇太后行礼时，又遭到她的拒绝，使登基大典几乎无法开场，她言词激烈地表明自己与新皇帝雍正登基没有关系：“皇帝诞膺大位，理应受贺。至与我行礼，有何关系？概免行礼！”
此事也有皇太后懿旨为证，而后不到半年，乌雅氏竟突然崩逝。
怎么能没有谣言！
人们本就忖度，乌雅氏偏爱小儿子，小儿子的皇位却让大儿子夺了去，真是骨肉相残！且本来皇太后的名分堂堂正正，一下变成了篡位贼子封的伪太后，又如何不令她气恼？
关于乌雅氏猝死，人们传言：“皇上将允禵调回囚禁，太后要见允禵，皇上大怒。太后见允禵而不可得，于铁柱上撞死。”“皇上令九贝子（允禟）往西宁去见活佛。太后说：‘何苦如此用心！’皇上不理，跑出来。太后怒甚，就撞死了。九贝子之母亲，亦即自缢而亡。”
对此，雍正进行了激烈的辩驳。
他以“八人同受遗诏”，驳斥“允禵不到，隆科多传旨，遂立当今”的流言，说，若不是亲聆康熙传位遗命，允禩等怎么可能“俯首臣伏于朕之前”？
他以最猛烈的火力攻击他唯一的同胞兄弟允禵，说他“庸劣狂愚，无才无识”；“酒色宣淫，不知检束，以领兵之重任，尚取青海台吉之女及蒙古女子多人，恣其淫荡”；“威不足以服众，德不足以感人”。他甚至刨出了允禵曾党附允禩、几乎被康熙“手刃”的老账。至于康熙欲传位允禵的流言，他说：“允禵历来不受圣祖皇考待见，未尝听到一句皇考称赞他的话。皇考与太后闲谈时曾说：‘你那个小儿子，即给你大儿子当护卫使令，他也不要。’太后宫内人所共知，圣祖皇考鄙贱允禵到了如此地步！逆党说什么圣意欲传大位于允禵，独不思皇考春秋已高，岂有将欲传大位之人，令其在边远数千里外之理？虽天下至愚之人，也知不可能存在这样的事实！只因西陲用兵，圣祖皇考之意，欲以皇子虚名坐镇。知允禵在京毫无用处，况秉性愚悍，素不安静，实借此驱远之意也。”
以上似乎从反面更说明了当时朝野舆论认定允禵是当然的皇位继承人，而他本人甚至没有进入人们的视线。
那么，雍正与允禵这一母同胞的两兄弟，在风云突变的当时，其内心深处各有怎样的感受呢？
我们只能根据各种记载，再现出以下场景：
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十七日，康熙死后的一个月零四天。因雍正召他，皇十四子、抚远大将军王、固山贝子胤禵——为避新皇帝名讳，他现在叫允禵，终于赶回北京。
宣布康熙传位遗诏的第二天，十一月十四日，康熙梓宫返回大内，京师戒严，九门皆闭，雍正传诏允禵来京奔丧。
允禵麻木不仁地望着远方，机械地拍马疾驰，看起来和一个死人没什么区别。他本是举朝上下一致公认的皇位合法继承人，突然的变故，使他一瞬间失去了父亲，失去了江山，失去了一切。他只有承认：败了。
如果雍正将他视为可怕的对手、眼中钉而拒之京城之外，乃至命人杀了他，人们肯定会加深对雍正即位合法性的怀疑。但是现在雍正以手足亲情急迫地召他，那就不仅证明雍正光明磊落、心中不存芥蒂，而且可以赢得人们对雍正宽宏大量、顾全大局的敬佩与尊敬。
允禵不得不承认：直到现在他才认清了这位一母同胞的四阿哥。诸皇子纷争不已，竟不知对手在哪里。原来从不被人注意的四阿哥才是最狡黠、最缜密、最可怕的敌手。可惜晚了。
看到敌手坐在本来属于他的宝座上，获得了本来属于他的殊荣和权力，那是一种什么心情？但他不能不去，这是遵旨奔丧。况且他不愿逃避，逃，又能逃到何处？就算是败,他也要面对面地站着说出“败了”这两个字来，然而他却说不出来。举朝上下一致公认他是皇位合法继承人，可是证据在哪里？凭感觉吗？那不是证据。就像高踞皇位上的敌手，同样拿不出应该高踞皇位的证据。都没有证据，现实的皇位就是证据。雍正有皇位，雍正就有证据。他允禵没有皇位，就没有证据。就算他有，已经继承皇位的雍正难道容得他旧事重提？难道可能将皇位再拱手让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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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口的伤疤（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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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池关隘，雄伟壮丽的紫禁城忽然已在眼前。允禵勒马伫立，空视前方。良久，他终于不能控制凄愤的心情，铁青着脸，缓缓令道：“行文礼部，询问进见仪注。”明摆着的事，雍正已是皇帝，却还询问以什么样的礼仪进见雍正，表示允禵对刚刚即位的雍正有一种公然的、挑战式的蔑视、鄙视、敌视。这是允禵在形势不可逆转的情况下，所能发出的最大限度的抗议。尽管无济于事，他却忍不住要让雍正知道：他败了，但不是呆子。
“举朝无不骇异。”
雍正除外，他似乎看不出或不在意其中的含意，他就是呆子。他不必为允禵讲解进见皇帝的仪注，只传谕允禵先行拜谒大行皇帝梓宫。
景山寿皇殿父亲康熙的灵柩之前，哭奠毕，两个同胞兄弟，两个势同水火的敌手，相见了。纵有千仇万恨，纵有千言万语，面对父亲的灵柩，还有什么？绝妙的设计。
设计者雍正，在肃穆的大殿中显得高贵尊严。昔日那“懒问沉浮事”、“适志即逍遥”，诚挚友爱、甘为人下的四阿哥已不复存在。站在这里的是奉天承运大清朝第四个皇帝——雍正，九重天子的威严，任何人不容轻慢。
允禵在心里告诉自己：记住这一点。然后他远远跪下，免冠叩首。雍正表现得似乎过了一点，亲热地上前趋就，口称“十四弟”。允禵却恭谨客气，不敢近前，只尽臣礼。然其一举手一投足，都使雍正感到一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冷漠，一种尖针般的讥诮。
雍正侍卫拉锡面现忿色，一把拉住允禵的胳膊，想把他拽到雍正面前。允禵如火山爆发，咆哮道：“我乃当今皇上亲弟！你是什么东西！一个下贱的奴才，也配动我！我若有不是，皇上将我处置。我若无不是，皇上应将拉锡正法，以正国体！”
雍正微笑，他的眼中也露出了尖针般的锋芒。如果没有十一月十三日的突变，或许他们的位置是颠倒的，或许允禵会远远胜过自己，他原本拿不准。现在他的心很平静，他比任何时候都更加自信——允禵不配。意气用事的人永远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永远扭转不了历史的进程，允禵既不配承继大统，也不配做自己的对手，他甚至从内心涌出一种对允禵的怜悯、同情之感。
然而很快，雍正发现自己错了。允禵成了一面旗帜，一块招牌，一个中心。围绕雍正的，是无穷无尽的恶毒的谣言、诬蔑、怨恨，是对他皇位的动摇。人心有如地狱，在地狱面前，一切犹豫、怯懦都无济于事，雍正知道应该怎么做。
雍正元年三月二十七日，雍正率王公大臣送康熙灵柩至遵化景陵安葬。四月二日行礼，随即命皇十四弟贝子允禵留遵化守陵，名为守陵，实为监禁，有副将李如柏奉旨监视并限制允禵活动。与此同时，雍正开始罗织允禵罪名，剪除允禵羽翼。他传问允禵家人向雅图，侍卫孙泰、苏伯、常明等，道：“向日贝子在军，闻有吃酒行凶之事，你等从实奏来。”向雅图等回奏：“并无此事。”雍正大怒，命将他们拿送刑部永远枷示，连他们十六岁以上的儿子也一并永远枷示。又以行为不端之名，将在贝子府教书的天津监生徐兰逐回原籍，交地方官管束。
山雨欲来风满楼，人们的心收紧了。
收得最紧的，是一个女人。雍正与允禵的生母——仁寿皇太后乌雅氏，一个出身微贱的女人在深宫中苦熬，儿子是唯一的希望。幸而她有了这样两个儿子，不幸她有了这样两个儿子。儿子是母亲心头的肉，尽管有的儿子疏远母亲，看不起母亲，甚至虐待母亲，母亲对儿子却总是始终如一，以慈爱宽容的目光深情关注儿子的身影。天啊，为什么会是这样！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的变故（康熙驾崩）已使乌雅氏遭受了极大的打击，大儿子与小儿子的手足倾轧，更使她悲痛欲绝、肝肠寸断。
雍正元年四月二日允禵被囚景陵后的一个多月她做了些什么？官书没有记载。她可能一反柔弱顺从的做法，以母亲的愤怒严厉切责雍正。她可能声泪俱下，哀求雍正放过允禵，甚至要求只见允禵一面。不管哪种，她都不可能达到自己的目的。
官书记载：雍正元年五月二十三日辛丑，仁寿皇太后乌雅氏逝世，终年六十四岁。
传说乌雅氏因允禵之事与雍正发生争执，雍正大发雷霆，乌雅氏悲愤至极，伤心绝望，一头撞死在宫中柱上。
宫中柱上没有血迹，没有血迹难道就没有血？母亲心中的血，是不是已化作血雾，在肃穆的紫禁城飘散？
允禵奉诏来京奔丧，母亲仁寿皇太后的灵柩之前，哭奠毕，两个同胞兄弟，两个势同水火的敌手，再次相见。雍正面无表情，当即在大行皇太后梓宫前诏封允禵，谕曰：“贝子允禵无知狂悖，气傲心高，朕惟欲慰我皇妣皇太后之心，晋封允禵为郡王。伊从此若知改悔，朕自迭沛恩泽；若怙恶不悛，则国法俱在，朕不得不治其罪。”
雍正知道，允禵已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二十二日，雍正本已遣使召允禵来京。然看守允禵的副将李如柏以部文旨意不明，又无印信，将来使拘留请旨。待使臣再至，李如柏才放允禵来京，然皇太后已去世多时了。为此李如柏得了千两白银的赏赐，升为总兵官。允禵也因二十二日未坚持来京，受到雍正“遵法可嘉”的表扬。
一个被禁锢在陵墓中的活死人，封号，又有什么意义？雍正以此告慰母亲，也告慰自己。
“屠弟”，弟，不只允禵一个。
人们关注后来被改名为阿其那、塞思黑，被逐出皇族的允禩、允禟的命运。
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四日，康熙皇帝大殓，诸王文武大臣入乾清门举哀。皇八子允禩还没从十三日事变的惊骇、恨悔、怨仇之中缓过劲来，又一桩诡异的事情降临到他的头上。雍正命以皇八子允禩、皇十三子允祥、大学士马齐、尚书隆科多总理事务。封皇八子允禩为和硕廉亲王、皇十三子允祥为和硕怡亲王、皇十二子允祹为多罗履郡王，废太子之子弘皙为多罗理郡王。
这是什么意思？允禩福晋沉着脸道：“恐今日封王，明日不能保首领耳。”允禩口中道：“你懂得什么？”心中却打了个冷战。他本能地认定这是一个陷阱，一个阴谋，一场自己躲不过去的劫难，但却束手无策。
他败得太惨，在疯狂的争位活动中，他曾距储位只有一步之遥，却因操之过急，痛失良机；他转向允禵，以为允禵继位大局已定、确信无疑，却没想到皇位被别人占据了，“机会已失，悔恨无及”。他的聪明、才干、周密的计划、整套的班子、众多的支持者全部付之东流。败了，就是别人砧上的肉，只得任人砍、任人剁。如若胜的是他，败的是雍正，他也会这样做。
雍正做了什么？封任允禩等一定就是一个陷阱、一个阴谋、一场躲不过去的劫难吗？并不一定。雍正需要支援，特别是自己手足的支援。然而人们总是喜欢从坏处忖度别人，积怨、嫉恨、偏见，使允禩集团不可能支援雍正。以恨为导引，无论什么路，都一定会通向陷阱、阴谋和躲不过去的劫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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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口的伤疤（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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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不一定要将过去的敌人赶尽杀绝，却一定不放过现在的敌人。允禩集团成了政治谣言的集散地，成了与新皇帝离心离德的朋党的核心，雍正不能不采取行动。
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十二日，雍正发出了警告，将允禩集团的主要人物、允禟生母宜妃的太监张起用、允禟太监何玉柱等十二人发往边外，籍没家产，谕曰：“彼等皆属极恶，且极富。如其不肯远去，即令自尽，护送人员报明所在地方官验看烧毁，仍将骸骨送至发遣之处。”
接着，以大将军允禵到京，西宁不可无人驻扎之由，命允禟前往西宁军前。
允禟恼火至极，道：“我犯了什么罪，斥我万里之外？”
雍正诧异道：“允禵犯了什么罪，皇父斥他万里之外？”
允禟道：“居丧不及百日，至少也要等皇父下葬了再说！”
雍正凝视他，缓言道：“你是不是没听说过抗旨不遵的罪名？”
允禟脸色嘴唇一齐发白，甩袖上道。
事情都有多种层面，雍正派允禟到西线军前，未必没有一箭三雕的考虑：一、拆散允禩集团的核心，削弱其势力；二、任用允禟，给他效力建功的机会，显示新皇帝的宽仁之心；三、打击允禟的嚣张气焰。然而允禟只看到了：这是发配，这是报复！
扬眉吐气无望，平安度日无望，甚至返京无望。允禟索性破罐子破摔、放荡不羁。当地人称他为“九王”，他的儿子将他的话称为“旨意”，他欣然而受，仰天狂笑。允禟的优势是有钱，活动能量大。他一向对争储位跃跃欲试，但又自认头脑简单、顽愚斗狠，只是辅臣的角色。于是先是支援允禩，后又跟随允禩支援允禵。现在他懊悔透顶，跑了的鱼最大，“如果不是允禩、允禵而是我，何以会落到这种田地！”他自创了一种类似西洋字母的密码，与亲信密通消息。他经常流连于老相识西洋传教士穆经远处，并命自己的心腹领洗入教，捐资建教堂。他不能忘记，皇父在世时，穆经远曾到处游说：“允禟相貌大有福气，将来必定要做皇太子，皇上看他也很重。”他愿意沉溺在一种神秘的气氛中重温旧梦。允禟的所作所为必然受到地方官的奏报，必然受到朝臣的参劾，结果是恶性循环，他的确是在发配中度日。
雍正手诏切责允禟，历数允禟种种行为，问允禟有何话要说，允禟发狠道：“上责我皆是，我有什么可说的？我行将出家离世！”出家，即断兄弟之谊；离世，即无君臣之义。
雍正元年二月十日，雍正再次发出了警告：
朕即位以来，施政受阻。外间匪类捏造谣言，妄生议论；朝内佞臣朋比为奸，结党营私，蛊惑人心，扰乱国是。
朕发遣一人，即谓朕报复旧怨；擢用一人，又谓朕恩出于私。
允礻唐奉命往西宁，怠慢不肯启程，屡次推逶，耽延时日，却有人庇护，代为支吾巧饰，将朕所交之事，颠倒错谬，以至诸事掣肘。惩治一二奸恶太监，又谓朕凌逼弟辈，扬言无忌，悖乱极矣！
朕即位以来，对诸弟兄及大臣等一些过犯无不宽宥，但众人并不知感。百日之内，扰乱朕心者百端！
尔等谓朕宽仁，不嗜杀人，所以任意侮慢朕么？是否希图逼朕开启杀人之端呢？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允禩集团拒绝合作，不仅玩忽职守，索取民财，而且重利贿买，内外交结，继续散布谣言，扰乱国家，竟刊刻散发传单“报房小抄”，说雍正日日饮酒，日中即醉。
人心汹惧、政局动荡。有一个叫蔡怀玺的人，向允禵院中投书，上写“二七（意为“十四”）变为主，贵人守宗山”，“以九王之母为太后”等。有一个叫令狐士义的山西人投书允禟，称：“愿辅有道之主，不附无道之君，欲纠合山陕兵民以救恩主。”有一个叫郭允进的人作书投入塞楞额轿中，因雍正属马，书中指马“造出异言詈骂”，又云“十月作乱，八佛被囚，军民怨新主”，并说雍正即位以来天灾饥荒不断。还有人“各处黏贴谣言，内云灾祸下降，八月内有八千猛虎进京，不信者即染瘟疫吐血而死”，等等。
雍正四年正月初五，雍正命将允禩等交诸王大臣廷讯。
允禩等自以为绝无生理，豁出一切，作困兽之斗，气焰十分嚣张。他们对于所指控的种种罪行，断然否认。允禩口含小刀，发狠指天设誓道：“若有虚言，一家不得善终！”
雍正即位之初，曾严令将圣祖御批奏折全数交出，不得隐匿，允禩自称均已烧毁，也曾如此设誓。当时雍正即指出：“一家”二字轻言不得，所指者广，朕也包括在内。此时允禩仍如此设誓，雍正大怒，厉声道：“重设前誓，明系咒诅！”他转向诸王大臣，正言道：“昔允禩奸险不法，圣祖明谕‘朕与胤禩父子之恩绝矣’。今允禩既自绝于祖宗，自绝于朕，宗姓内岂容有如此不忠不孝、大奸大恶之人！”当即祭告奉先殿，“遵先朝削籍离宗之典”，诏将允禩、允禟、苏努、吴尔占等，革去代表皇族身份的黄带子，削除宗籍。
二月，允禩及允禩诸同党被除爵，监禁高墙。
三月，敕令允禩、允禟改名为阿其那、塞思黑（有说在满文中是“狗”、“猪”之意）。
五月，派兵提解允禵来京，禁锢在景山寿皇殿附近。雍正发布长篇谕旨，历数允禩、允禟及党羽罪状，杀其党鄂伦岱及阿尔松阿，戮苏努、七十之尸，将一批允禩党人革爵、监禁。
六月，将允禩、允禟及党羽罪状颁示中外。
八月，允禟病故。九月，允禩病故。
夜雾忽然笼罩了紫禁城。
夜浓，雾淡。静静的紫禁城里环绕着森严的杀气和似隐似现的血腥。
允禩、允禟竟是“病故”？现存李绂密折中，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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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口的伤疤（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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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书记载，时雍正诏解允禟回京治罪。都统楚宗、侍卫胡什礼等用三条锁链锁拿允禟，到保定，奉旨就地拘禁，允禟时患痢疾。胡什礼到京，说直隶总督李绂有言：“等塞思黑一到，我即便宜行事。”雍正闻之骇异，朱批斥责李绂，说断为不可，并命拣名医用心调治其病。李绂密折奏称并无胡什礼所说之言，详述了允禟遭拘禁、患病及庾死狱中的经过。雍正以楚宗、胡什礼先未请旨，擅用三条锁链将允禟锁拿，后又故意将所宽松，任其脱卸，系有意欺罔；而楚宗在令狐士义投书及西洋人穆经远从窗户出入与允禟密商等事件上，均为之隐瞒，不行奏闻等罪，将其分别发往阿尔泰等处军前效力。
允禟死后，雍正表示不忍，欲从宽曲宥允禩，上上下下征求意见。其时，允禩已患呕病，有旨令其“用心调养”。九月初五允禩病重，十日身亡。
看来无懈可击，只是忽略了一点，二人何以致病？
那李绂将允禟囚于小屋之内，“铁索在身，手足拘挛”，“屋小墙高，暑气酷烈”，几中暑晕死，用冷水喷渍才苏醒，允禩的处境想必也相差无几。臣下希旨，法外用刑。杀与病，并无区别。
然而，又有区别。区别在于，杀，是雍正要杀；病，是他二人自病。雍正既不杀，是不是他不想杀？不，他二人既病故，是不是正合雍正之意？不。
雍正在关于二人一篇长长的上谕中曾说：允禩在拘所十分狂傲嚣张，叫嚷他向来每餐只吃一碗饭，如今加吃两大碗，要杀就杀，断断不愿全尸以殁！允禟不但不改其悖逆之心，反而种种妄乱，敢行自古人臣未行之事，敢言自古人臣未出之言。只欲激怒朕心，务令朕诛之而后已，以玷污朕名誉于万一，以泄其忿。
雍正可以杀很多人，却不想、也不能杀他的弟弟。这不是从亲情考虑，而是从他自己考虑。雍正确无必要杀他的弟弟，他们与死人又有什么两样？他们已不值得雍正去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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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言可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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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算得上是一代英主。
与其他英主相比，雍正好象格外看重自己的名节。他曾说，“自古有大志之人，岂有不愿声名美善之理”，“我之名节，关乎千古”。
这话听来有些虚，也许，他希望拥有的，反倒恰恰是他所没有的。
没有，不一定应该没有。雍正不但要找回应该属于他所有的，而且要得到不该属于他所有的。本来单单是前者就已经很难达到，加上后者，事情就变得更加复杂，甚至适得其反。
雍正患病的直接诱因，是清朝政治舞台上上演的一出闹剧——曾静、张熙投书案。
雍正六年九月二十六日，西安川陕总督府门前，一个书生模样的人猛地闯过警戒，拦住川陕总督岳钟琪车驾，向其投书。
岳钟琪接过书信，刚扫了一眼封皮便吃了一惊，只见上面赫然写着：“天吏元帅岳钟琪大人亲启。”他撕开信封，抖出信纸，匆匆读了一遍，不觉大惊失色。原来是一封策反信。信的内容大致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以“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论证清朝统治不合法；第二部分指斥雍正谋父、逼母、弒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怀疑诛忠、好谄任佞十大罪状，继位不合法；第三部分说明雍正即位后连年灾害，民不聊生，反清起义已势在必行；第四部分策动岳飞后人岳钟琪继承祖上抗金之志，利用执掌重兵、驻扎要地之机，树立反清旗帜，恢复汉人政权，为宋明复仇。
此事干系重大，岳钟琪一方面密报雍正，一方面升堂严加审讯。审讯中投书人只说自己名张倬，书是其师夏靓所写，其他坚不吐实。岳钟琪无可奈何，只得退堂。第二天，岳钟琪改变了态度，摒退左右，酒肉款待投书人。又口称自有难处，一则清人耳目甚多，二则真假难辨，不得不防，得罪之处，望先生海涵。二人边喝边谈。岳钟琪似见到了多年未见的老友，滔滔不绝，从祖上的英名，到亡国的耻辱，指天誓地，数黑道黄，说到慷慨激昂之处，涕泪交加。酒至半酣，二人击掌盟誓。二十九日，二人又焚香跪天，正式盟誓，约定共举反清义旗。
到这个时候，张倬可以将实情向岳钟琪和盘托出了。原来张倬真名张熙，是湖南一个偏僻乡村乡塾塾师曾静的学生。曾静，就是化名夏靓的撰信人。为了准备科举考试，曾静读过浙江吕留良的《时文评选》。因僻处穷乡，无书可读，他遂派学生张熙等人去浙江吕留良家访书。时吕留良已死，张熙结识了吕留良的儿子吕毅中、吕留良的学生严鸿逵和严鸿逵的学生沈在宽，向他们求取了吕留良的很多诗文，带回湖南。曾静读了吕留良的诗文，大开眼界，对其中许多闻所未闻的观点，“始而怪，既而疑，继乃信”。特别是有关“华夷之辨”的论述，引起了曾静强烈的反清共鸣，使之击节赞赏。此时，雍正新立，民间流言四起，政局动荡。曾静等以为举事反清的时机已到，他们探明川陕总督岳钟琪是岳飞之后，于是修书策反，派张熙投书并附《生员应诏书》一份。曾静、张熙等踌躇满志，口出妄言，告诉岳钟琪，他们在湖广、江西、两广、云贵六省都已动员了人马，“在我一呼可定”。张熙没有想到，什么跪天盟誓，什么约定共反，是岳钟琪为套他的口供，演给他看的一出戏。
那岳钟琪以汉人居高位，本已招惹了诸多嫉妒诽谤。他的出身——岳飞二十一世孙，更使他陷入极其不利的境地。“岳飞之后”成了岳钟琪政敌攻击岳钟琪的重要依据。一时，关于岳钟琪的流言蜚语比比皆是。有说他与朝廷面和心不和，三次召京不赴；有说他心存反意，“欲修宋金之报复”。上奏的谤书竟装了满满一箱子。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另一方面，反清势力也从“岳飞之后”这一点出发，认为岳钟琪必定能成为反清复汉的英雄，或者就只当他是反清复汉的英雄而以他相号召。雍正五年，一个名叫卢宗汉的人，沿街叫喊：岳公爷带领川陕兵马要造反了！大伙一起反了罢！岳钟琪本来就如履薄冰，有口难辩，出了这样的事，就好象吃了一只苍蝇。幸亏雍正回护他，谕内阁曰：“岳钟琪功勋懋著，朕才任以西陲要地，付以川陕重兵，奸佞之徒造作蜚语，谗毁大臣，其罪可胜诛乎？”对于如此的浩荡皇恩，岳钟琪肝脑涂地也难以报答。谁知事隔一年，又冒出来曾静、张熙，缘由仍是“岳飞之后”！
岳钟琪几乎暴怒，但他知道没用，随即镇定下来，给雍正上了密折，请求“恩准将张倬解送到京”，让皇上亲自处理。雍正认为张倬既敢拦驾投书，必定是一个亡命之徒。死都不怕，刑讯何用？因在岳钟琪密折上朱批道：“此事在卿利害所关，量卿不得已而然，但料理急些了。当缓缓设法诱之，何必当日追问即加刑讯？伊既有是胆为此事，必是一亡命不畏死之徒，便解京亦不过如此审问。”岳钟琪心领神会，随即演出了与张熙盟誓之戏。
而这一切，都使预藏在暗室之中的满员按察使硕色听了个清清楚楚。紧接着，按图索骥，顺藤摸瓜。
雍正接到岳钟琪密报他诱出的张熙的口供后，立刻于十月间派副都统海兰、十一月间派刑部左侍郎杭奕禄为钦差，急赴湖南，令湖南巡抚王国栋、浙江总督李卫、江南总督范时绎，将是案一干人犯全部拿获。拿获的人犯有：曾静，曾静的好友、原永兴县教谕刘之衍，刘之衍的学生陈立安，陈立安的儿子陈达，曾静的学生张勘、曹珏，张熙的哥哥张照，同曾静一样崇拜吕留良的七十二岁的谯中义，谯中义的儿子谯大谷，张熙旅途相识的毛仪、车鼎丰、车鼎贲，张熙称其学问好（其实并未见过面）的孙用克，以及吕留良的儿子（时吕留良已死）吕毅中、吕黄中，长孙吕懿历，严鸿逵（吕留良的学生，时已死）的学生沈在宽等。前后数十人锒铛入狱，一百余人受到牵连。
张熙目瞪口呆。另一件事使他更加目瞪口呆。这便是他老师曾静的“师表”。张熙投书上路，曾静曾为他壮行。当时，曾静激昂慷慨，高吟：“但有虹贯日，竟无轲入秦！”与张熙共勉，要同做入秦刺秦王的荆轲，并在身着长衫上大书：“曾静死于此！”然对簿公堂，曾静却软成了一摊稀泥，不但招认如流，而且匍匐在地，摇尾乞怜，主动殷勤地写文章检查思想、深挖根源、自我批判！第三件事使张熙尤其目瞪口呆。当九卿大臣会议一致拟定将曾静、张熙等凌迟处死、株连九族时，雍正却独出心裁，认为曾静、张熙使“造书诽谤之奸人一一呈露”，因而有功，竟将他们免罪释放，并嘱咐将来子孙及地方官都不得追究和加害他们！
曾静跟着钦差大臣杭奕禄，遍走江南江宁、苏州、杭州等地，到处现身说法，宣讲雍正亲自编撰的《大义觉迷录》，逐条驳斥自己“妄加”给雍正的十大罪状……张熙则跟着尚书史贻直遍走陕西等地，麻木不仁地做同样的事情。
一场闹剧，又是一场惨剧。由此引发的吕留良文字狱案，以大逆谋反罪结案。已死的吕留良、吕留良的儿子进士吕葆中、吕留良的学生严鸿逵戮尸枭示；吕留良另一个儿子吕毅中、严鸿逵的学生沈在宽斩立决；“刊刻逆书”、“往来契厚”、“阴相援结”的车鼎丰、车鼎贲、孙用克、周敬舆斩监候，秋后处决；吕、严两家众多孙辈从宽发配宁古塔与披甲人为奴；其他从犯或流二千里三千里，或杖责，或给功臣家为奴。
闹剧，惨剧，由一个人导演出来，这个人便是雍正。
在处理整个案件的过程中，雍正的情绪与作为均有耐人寻味的反常之处。
当获悉曾静致岳钟琪的策反书时，雍正竟至反常地“惊讶坠泪”。他说：“梦中亦未料天下有人如此论朕也。”平心而论，雍正对社会上关于他的种种非议，应该有思想准备，也确实有思想准备。他清楚，“从来仇敌之人，造为诽谤，以泄其忿者往往有之”，这种人“必有怨望之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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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言可畏（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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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其时已是雍正六年九月。
这个时候，非但允禟、允禩、允禵、允礻我等异己势力已被先后铲除，即使是年羹尧、隆科多等知情、又有可能影响皇权的前功臣也已先后伏法。而像曾静、张熙这样居于僻处穷乡、无书可读、消息闭塞的人，却了解或自以为了解宫廷斗争错综复杂的细节，而仍在指斥雍正谋父、逼母、弒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怀疑诛忠。雍正“不料其诬蔑诋毁、怪诞奇特至于此极，亦不料有曾静张熙辈遂信以为实，而便生背叛之心也”。
对于岳钟琪与张熙假意盟誓的举动，雍正过份激动和感激，表现出近乎矫揉造作的反常。他在岳钟琪密折上批道：“览虚实，不禁泪流满面。卿此一心，天祖鉴之。此等盟誓，再无不消灾灭罪、赐福延生之理。朕嘉阅处实难笔谕。朕与卿君臣之情，乃无量劫之善缘，同会自乘愿力而来，协朕为国家养生者，岂泛泛之可比拟。朕实嘉阅之至。”“朕之诚实，卿必尽知，而卿之忠赤，朕实洞晓。朕惟朝夕焚香对天祖叩头，祝愿祈我良佐，多福多寿多男子耳。”
对于张熙、曾静投书案的处理，雍正小题大做得反常、故作大度得反常。雍正亲自主持编纂了四卷本的《大义觉迷录》，其中包括十道上谕、审讯词、曾静四十七篇口供、张熙二篇口供、曾静一篇《归仁说》等文件在内，逐条驳斥了加给他的十条失德之罪。他将此书刊刻颁发至府、州、县学，大张旗鼓地组织宣传学习。同时，雍正竟然力排众议，释放了曾静、张熙。他对宠臣说：“遇此种怪物，不得不有一番出奇料理。”他对天下说：“朕治天下不以私喜而赏一人，不以私怒而罚一人。”
事实果真如此吗？将张熙、曾静投书案与由之引发的吕留良文字狱案连起来看，可以发现，雍正辩解的重点在前者，惩处的重点在后者。雍正实际是制造了一个吕留良政治谋反案，将人们的视线，从雍正个人有没有谋父、逼母、弒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怀疑诛忠等具体问题，转移到“华夷之辨”、清朝统治中国的合理合法性之上，从而从大的角度证明自己继统的无可非议。雍正用心可谓良苦。
事情按照雍正的设想进展，事情的结局却不一定像雍正设想的那样。
的确，雍正本没有必要在大清国已巩固统治数十年、他本人已经当了七年皇帝的情况下，因为一个普通属下正常履行职责、支持了自己而感激涕零；因为几个无足轻重、空喊造反、手无缚鸡之力的穷酸秀才而喋喋不休地表白自己，为自己辩护，论证自己统治的合法性。一段本来多数人闻所未闻的“秘史”，变成了家喻户晓的谈资，朝野上下、全国城乡全都知道了，原来还有雍正篡位及种种毫无根据的说法。而雍正喋喋不休、自相矛盾、漏洞百出的辩解，却使更多的人产生“此地无银三百两”、“黑狗黑狗越描越丑”的感觉。
曾静张熙投书案、吕留良文字狱案在高压下顺利解决。雍正却由此陷入一种“身败名裂”的郁闷之中，并从未有过地计较看似无关紧要的舆论与声誉。
曾静张熙投书案结案两个月后，雍正下了决心，远离京东遵化马兰峪父祖的东陵，在京西河北易县营造自己陵寝的“万年吉地”。
与之同时，雍正“稍觉”不适。
该死的人已死，该清的账已清，该说的话已说。紫禁城的金顶依旧灿烂夺目，皇帝的宝座依旧是万民伏服、高入云端的集权象征。改变的只有宝座上的那个人——雍正，从年富力强，到老迈衰弱；从气吞山河，到心虚胆怯。这其间的转变，竟来得如此突兀。
翌年二月，雍正病重。
压力，使雍正心力交瘁。他顶着各方面巨大的压力，劳心劳神。他加上谋父、害母、弒兄、杀弟的罪名，无从分辨真假，时间长了，精神与心脏都承受不住了，雍正七年末八年初的那场病，实际是一个信号。因而，十三年（1735年），雍正死于心脏病突发或脑溢血——人们通常说的“中风”，应该是十分有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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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的破三关（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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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暴亡的原因是中风，这仅仅是一种可能，一种观点。对于雍正因病而故，官书记载十分简单，而且并没有言及雍正的病情。于是又有一种观点：雍正是炼服金丹而亡。
这一种观点的依据，是雍正去世前后一些使人费解的迹象。
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凌晨子时，雍正去世。皇四子弘历（即乾隆）拜接雍正传位遗诏受命，当天，率诸王大臣奉雍正遗体自圆明园返回大内。
事起仓促，丧礼繁缛，嗣位、哭临……百事忙乱，应该是折腾了一日一夜。
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五日，事隔仅仅一天，嗣君乾隆帝忽然迫不及待又不合时宜地下了一道谕旨，曰：“皇考万几余暇，闻外省有炉火修炼之说，圣心虽知其非，聊欲试观其术，以为游戏消闲之具。因将张太虚、王定乾等数人置于西苑空闲之地。圣心视之如俳优人等耳，未曾听其一言，未曾用其一药，且深知其为市井无赖之徒，最好造言生事。皇考向朕与和亲王面谕者屡矣！今朕将伊等逐出，各回本籍……若伊等因内廷行走数年，捏称在大行皇帝御前一言一字，以及在外招摇煽惑，断无不败露之理。一经访闻，定行严行拿究，立即正法，决不宽贷。”“彼等承蒙皇考及朕赏赐之御书、朱批、字迹等，一律交回，不许私藏。”
就是说，雍正于日理万机的闲暇之时，闻听外省有祛病延寿的炼丹之术，虽明知其非，却抱着游戏消闲、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的想法，聊且让张太虚、王定乾等数人于西苑空闲之地竖炉炼丹。雍正不过将张太虚、王定乾等当作排遣取乐的优伶小丑，未曾听其一言，未曾用其一药。且多次当面向乾隆及各亲王说过，这些人是市井无赖，最好造谣生事。所以，乾隆下此谕旨，命将这些人逐回本籍。并严令他们上缴雍正赏赐给他们的御书、朱批、字迹等，警告他们不得捏造大行皇帝之言，在外招摇煽惑，否则，“一经访闻，定行严行拿究，立即正法，决不宽贷”。
接着又下了一道谕旨，谕内监宫女，禁其妄行传说国事，“恐皇太后闻之心烦”，“凡外间闲话无故向内廷传说者，即为背法之人”，“定行正法”。
乾隆新立，百端待举，为何驱逐炼丹道士成了头等大事？除非炼丹道士与雍正之死有某种关联。不仅如此，谕旨的每一句话都有疑点。说雍正在日理万机之际，听说外省有炼丹修炼之术，心里明知其非，却把这些道士召来，想试试以为游戏消闲，不过将他们视为优伶一样。既如此无足轻重，又为何引起乾隆这般重视？说雍正并未听信他们的一句话，服用他们的一粒丸药。这似乎是无端地解释，有此地无银三百两之嫌。说雍正深知其为市井无赖之徒，最好造言生事，并多次向乾隆与和亲王说过。以雍正的性情，如何能够容得他们在宫中一日！而以“正法”之刑严禁道士、宫女、内监“捏称”“妄传”的又是什么？是否与雍正猝死有关？
雍正死得突然，他一死，炼丹道士就被驱逐出宫。被驱逐的不是和尚，乾隆此时还下令让超盛、元日两僧来京瞻仰梓宫，被驱逐的是道士。雍正的儿子乾隆并且不问自答地强调雍正没有服过丹药。也许这就是一些人推测雍正死于丹药中毒的来由。
那么，分析雍正死于丹药中毒说，对认识原来雍正又有什么关系呢？炼丹，牵涉到雍正的信仰。从身心到信仰，从所做到所思，这应该是我们解读“原来雍正”的思路。
雍正对佛道鬼神的态度经历了三个阶段：当皇子时，精研此道，以康熙国师章嘉呼图克图活佛为“证明恩师”，在章嘉的点拨下，勤修苦练，直透“三关”；当皇帝后，“十年不言佛事”；最后三年，重新大张旗鼓，推崇佛道，以致亲自“开堂授徒”。
第一个阶段，可冠以一个标题：天命何归。
人们往往在把握不住命运的时候相信命运；在万般无奈的时候求助神仙。康熙末年，诸皇子逐鹿储位之时，大约都是这种心态。
皇八子允禩“每访得九流术士有些异样的”，便令心腹招其至家中，藏之于密室，“到打发去的时节”，便叫人送他一二百两银子，“这种人也多得紧”。皇九子允禟对自己的身世是否上膺天命，也抱着侥幸希冀之情，而与之来往密切的西洋传教士穆经远，竟然也会看相。皇十四子允禵，康熙五十八年三十二岁时，在军中请临洮人张恺张瞎子为他算命。
冥冥之中，天命何归？诸皇子均虔诚而利欲熏心地默祷于天、希冀于天，雍正与他们相同。
雍正与他们不同的是，他似乎胸有成竹——“炉中若无真种子，纵遇神仙也枉然。”
康熙五十一年、五十二年，正值太子二度废立。紧锣密鼓，明枪暗箭，结党阴谋，诬陷、诅咒、暗害，储位争斗到了白热化的程度。雍正同其他皇子一样紧张、焦躁、愤恨、激动、不安。但他终于意识到：他无望，也无奈。他需要的仍是隐忍。于是，他抛开了一切，礼佛参禅。
雍正参的是禅宗，禅宗是佛教一派，“不立文字，教外别传”。所谓“传佛心印”，即是说没有可以言传的圣谛。那么，雍正是怎样“向心修炼”的呢？晚年时雍正描述了自己鲜为人知的神秘的思想觉悟过程——参透三关。
康熙五十一年春正月二十、二十一日，雍正延请禅僧迦陵音（即性音和尚）陪同他打坐参禅。
雍正盘膝趺坐，全身松弛，双目微合，眼观鼻，鼻观口，口观心，敛神入定。香烟袅袅，一切都化作了似醒非醒、雾一样的朦胧。
雍正觉得自己仿佛真正离开了骨肉相残、凶惨冷酷的夺储战场，在无垠的林莽中行走，已走了许多年，走了一生。
静如平湖的林莽，动如大海的林莽，与时间、宇宙一起，凝滞在雍正眼中、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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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的破三关（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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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反观自己的心，心中仿佛慢慢腾起一小朵火花，外罩一块柔软飘逸的红绸。那火花在他的胸腹缓缓飘移，将他的五脏六腑照得通明，映出温暖柔和的红黄色光芒，使他感到一种由衷的愉悦。火花沿着他的十二经络缓缓飘荡，将这种愉悦的感觉传遍他的全身，使他的全身均映出温暖柔和的红黄色光芒。火花飘回丹田，从丹田顺着他背后的腧穴慢慢向上走，通过大椎穴升上百会穴，从百会穴倏地升到了空中。
无边林莽，山河大地，十方虚空，全都消殒了，只剩下一片红黄色的光芒。光芒中他仿佛趺坐在一朵巨大的莲花上，漂浮空中，观望自己的七尺之躯。他看到自己的身躯，仿佛看到一个赤裸的婴儿，那婴儿周身放着红黄色的光芒，与宇宙间的光芒融为一体。他恍然感动而顿悟，自觉已经没有了一切自卑，优柔，怯懦，烦恼。
他极其满足地缓缓飘回自己的身中、心中，敛气定神，睁开眼睛。
正是五炷香的功夫。
雍正还停留在刚才兴奋愉悦的心绪中，口中自语道：“七尺之躯，不过地水火风，自然彻底清净，不挂一丝……你并不比谁低，谁也并不比你高。封王、称帝、登仙、成佛，全在自心。”
迦陵音双手合十，叹道：“啊，恭喜王爷，贺喜王爷，王爷已彻悟了。”雍正沉吟良久，自觉没有完全参透，故以此叩问康熙敕封的国师章嘉呼图克图喇嘛。章嘉道：“此乃初步破参。如王所见，好比针破纸窗，从针孔窥天，虽云见天，然天体广大，针孔中所见，可谓偏见乎？佛法无边，王当勉之！”雍正似有所悟，缓缓颔首，道：“谢恩师指点。”
二月十四日，月已圆。雍正似往常一样，脱开白日拼杀的羁绊，趺坐合十，参禅入定。
明月平静地悬在空中，银光如水，从雍正头顶百会穴灌入，泄至雍正周身，使雍正的五脏六腑洞若映雪。如雪的月光，在充满了阴谋的夜中显出澄静、妩媚和温柔，点明了那夜的漆黑。
雍正又来到了无垠的林莽。他用心中的火花，点燃思想的火炬，沿着血脉的河向上走，细细观看林莽的夜，那流了一河的漆黑的夜。火炬忽然放大光芒，他顿悟：“山者山，河者河，大地者大地，十方虚空者十方虚空，地水火风者地水火风，乃至无明者无明，烦恼者烦恼，色香味触法者色香味触法，尽是本份，皆是菩提。”不觉中，出了一身透汗，竟自回到了趺坐所在。
雍正不卜凶吉，再次问证章嘉。章嘉微笑，道：“此是王爷于大死大活之中参破二关了，可喜可贺。知万物之所异，而后知万物之所同。既无一物是我己，亦无一物非我身。境智融通，色空无碍，获大自在，常住不动，是则名为透重关。王今见处，虽进一步，比如出在庭院中观天矣。然天体无际，毕竟还没有完全参透，佛法无量，王当更加勇猛精进。”雍正心中会意，叩谢章嘉。回来后雍正将此语试问迦陵音，迦陵音茫然不解，雍正也不解释，微笑而已。
翌年，康熙五十二年正月二十一日，雍正于堂中静坐。“无意之中，忽踏最后一关。”所谓：“家舍即在途中，途中不离家舍，明头也合，暗头也合，寂即是照，照即是寂，行斯往斯，体斯用斯，空斯有行，古斯今斯，无生故长生，无灭故不灭，如斯惺惺行履，无明执著，自然消落，方能踏末后一关。”
无意尽在有意中，他胸中全盘计划已经成熟，他已经知道该如何做。雍正真正感受到“三身四智合一之理，物我一如本空之道”，畅快平生！他兴奋异常，直赴国师章嘉处礼谢。
章嘉望见雍正即道：“王得大自在矣！”雍正进而问道：“还会有事吗？”章嘉笑容满面，伸展两手道：“还会有什么事呢？”接着，他将手从外向身内挥道：“就是有些小麻烦，也不在话下了。”天命何归？尽在心中。
雍正以章嘉为证明恩师，自信自己已直透三关，得成正果。自此他方立了大志向，下了大决心，有了大计划。自此方真正宠辱皆忘，怀着对上天，也是对自己的神圣的使命感，成竹在胸地去做应做的每一件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