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想知道她的名字吗？”
“噢，”基督山说，“您告诉我也多余，因为我已经知道了。”
“伯爵阁下是无所不知的。”那意大利人说，并鞠了一躬。
“奥丽伐-高塞奈黎，对不对？”
“奥丽伐-高塞奈黎！”
“一位侯爵的小姐？”
“一位侯爵的小姐！”
“而您不顾她家庭的反对，总算娶到了她？”
“是的，我娶到了她。”
“您肯定把那各种文件都带来了吧？”基督山说。
“什么文件？”
“您和奥丽伐-高塞奈黎结婚的证书，你们的孩子的出生登记证。”
“我孩子的出生登记证？”
“安德烈-卡瓦尔康蒂的出生登记证——令郎的名字不是叫安德烈吗？”
“我想是的。”少校说。
“什么！您‘想’是的？”
“我不敢十分确定，因为他已经失踪了这么长时间了。”
“那倒也是，”基督山说。“那么您把文件都带来了吗？”
“伯爵阁下，说来十分抱歉，因为不知道非要用那些文件，所以我一时疏忽，忘了把它们带来了。”
“那就很不好办了。”基督山答道。
“那么，它们非要不可吗？”
“它们是必不可少的呀。”
少校用手抹了一抹他的额头。“哎呀，糟了，必不可少！”
“当然是这样，说不定这儿会有人怀疑到你们结婚的正当性或者你们孩子的合法性！”
“没错，”少校说，“可能会有人怀疑的。”
“倘若如此，您那个孩子的处境可就非常不乐观了。”
“那时他极其不利。”
“或许那会让他错过一门很好的亲事。”
“太糟了！”
“您必须知道，在法国，他们对这些是很看重的。象在意大利那样跑到教士那儿去说‘我们彼此相爱，请您给我们证婚’那是不行的。在法国，结婚是一件公事，正式结婚必须有无懈可击的证明文件。”
“那真不幸，我可没有这些必需的文件。”
“幸好，我有。”基督山说。
“您？”
“是的。”
“您有那些文件？”
“我有那些文件。”
“啊，真的！”少校说，他眼见着他此次旅行的目的要因缺乏那些文件而落空，也深怕他的健忘或许会使那四万八千里弗产生麻烦，“啊，真的，那就太走运了，是的，实在走运，因为我从来就没想到要把它们带来。”
“我一点都不奇怪。一个人不能面面俱到呀！幸亏布沙尼长神甫您想到了。”
“他真是个好人！”
“他非常谨慎，想得极其周到。”
“他真是一个值得钦佩的人，”少校说，“他把它们送到您这儿了吗？”
“这就是。”
“少校紧握双手，表示钦佩。
“您是在凯铁尼山圣-保罗教堂里和奥丽伐-高塞奈黎结婚的，这是教士的证书。”
“是的，没错，是这个。”那位意大利人惊诧地望着说。
“这是安德烈-卡瓦尔康蒂的受洗登记证，是塞拉维柴的教士出具的。”
“完全不错。”
“那么，拿走这些证件吧，不关我的事了。您可以把它们交给令郎，令郎自然要小心保存起来。”
“我想他一定会的！如果他遗失了”
“嗯，如果他遗失了怎么办呢？”基督山说。
“那么，”少校答道，“就必需得去抄一份副本，又得拖一些时间才能弄到手。”
“这事就难办了。”基督山说道。
“几乎是不可能办的。”少校回答。
“我很高兴看到您懂得这些文件的价值。”
“我认为它们是无价之宝。”
“哦，”基督山说，“至于那青年人的母亲——”
“至于那青年人的母亲——”那位意大利人焦急地照着重复了一遍。
“至于高塞奈黎侯爵小姐——”
“真的，”少校说，好象觉得眼前突然又冒出问题来了，“难道还得她来作证吗？”
“不，先生，”基督山答道，“而且，她不是已经——对自然偿清了最后的一笔债了吗？”
“唉！是的。”那意大利人回答。
“我知道，”基督山说，“她已经去世十年了。”
“而我现在才追悼她的不幸早逝！”少校悲叹着说，然后从他的口袋里掏出一块格子花纹的手帕，先抹抹右眼，然后又抹抹左眼。
“您还想怎么样呢？”基督山说，“大家都难逃一死。现在您要明白，我亲爱的卡瓦尔康蒂先生，您在法国不必告诉别人说您曾和令郎分离过十五年。吉卜赛人拐小孩这种故事在世界的这个区域并不经常发生，不会有人相信。您曾送他到某个省的某所大学去读书，现在您希望他在巴黎社交界来完成他的教育。为了这个理由，您才不得下暂时离开维亚雷焦，自从您的太太去世以后，您就一直住在那儿。这些就够了。”
“您是这样看吗？”
“当然啦。”
“好极了，那么。”
“如果他们听到了那次分离的事——”
“啊，对了，我怎么说呢？”
“有一个坚诈的家庭教师，让府上的仇人买通——”
“让高塞奈黎家族方面吗？”
“一点不错，他拐走了这个孩子，想让府上这一家族绝后。”
“这很说得过去，因为他是个独子。”
“好，现在一切都说妥了，这些又唤起的往事现在不要轻易忘记了。您肯定已经猜到我已经为您准备好一件意想不到的事了吧？”
“是件大喜事吧？”那意大利人问道。
“啊，我知道一个做父亲的眼睛和他的心一样是不容易被骗过的。”
“嘿！”少校说。
“有人把秘密告诉您了吧，或者您大概已猜到他在这儿了吧。”
“谁在这儿？”
“你的孩子——您的儿子——您的安德烈！”
“我的确猜到了，”少校带着尽可能从容的神气回答。“那么他在这儿了吗？”
“他来了，”基督山说道，“刚才我的贴身跟班进来的时候，他告诉我他已经来了。”
“啊！好极了！好极了！”少校说着，他每喊一声，就抓一抓他上衣上的纽扣。
“我亲爱的先生，”基督山说道，“我理解你这种感情，您需要有些时间来适应您自己。我可以用这点时间去让那个青年人准备好这一场想念已久的会见，因为我想他内心的急切也不亚于您呢。”
“这我可以想象得到。”卡瓦尔康蒂说道。
“好吧，一刻钟之内，您就可以和他在一起了。”
“那么您还用带他来吗？您难道还要亲自带他来见我吗？您真是太好啦！”
“不，我不想来插到你们父子之间。你们单独见面吧。但不必紧张，即使父子之间的本能不提示您，您也弄不错的。他一会儿从这扇门进来。他是个很好看的青年人，肤色很白——也许太白了一点——性格很活泼，您一会儿就可以看到他了，还是您自己来判断吧。”
“慢着点儿，”少校说，“您知道我只有布沙尼神甫送给我的那两千法郎，这笔款子我已经花在旅费上了，所以”
“所以您要钱用，那是当然的事，亲爱的卡瓦尔康蒂先生。嗯，这儿先付您八千法郎。”
少校的眼睛里奕奕闪光。
“现在我只欠您四万法郎了。”基督山说。
“大人要收条吗？”少校说着，一面把钱塞进他上装里面的口袋里。
“要收条干什么？”伯爵说。
“我想您或许要把它拿给布沙尼神甫看。”
“哦，您收到余下的四万法郎之后，给我一张整数的收条就行。我们都是君子，不必这么斤斤计较。”
“啊，是的，确实如此，”少校说道，“我们都是君子。”
“还有一件事。”基督山说。
“请说吧。”
“您可以允许我提个建议吗？”
“当然，我求之不得。”
“那么我劝您别再穿这种样式的衣服吧。”
“真的！”少校说，带着很满意的神气望望他自己。
“是的。在维亚雷焦的时候兴许可以穿它，但这种服装，不论它本身多么高雅，在巴黎早已过时了。”
“那真倒霉。”
“噢，如果您真的爱穿您这种旧式衣服，在您离开巴黎的时候可以再换上。”
“可我穿什么好呢？”
“您的皮箱里有什么衣服？”
“我的皮箱里？我只带了一个旅行皮包。”
“我肯定您的确没有带别的东西来。一个人何必带那么多东西来给自己添麻烦呢？而且，象您这样的一位老军人在出门的时候，总是喜欢尽可能地少带行李的。”
“就是因为这个我才——”
“但您是一个谨慎又有远见的人，所以您事先派人把您的行李运来。现在已经运到黎希留路太子旅馆了。您就住在那儿。”
“那么在那些箱子里——”
“我想您已经吩咐您的贴身跟班把您大概需要用的衣服都放进去了——您的便服和制服。逢到大场面，您必须穿上您的制服，看起来才威严。别忘了佩上您的勋章。法国人虽然还在嘲笑勋章，但总还是把它们戴在身上。”
“好极了！好极了！”少校喜不自禁地说。
“现在，”基督山说，“您已经做好了准备，不会再兴奋过度了，我亲爱的卡瓦尔康蒂先生，请等着和您那个失散的安德烈团聚吧。”
说着，基督山鞠了一躬，退到门帷后面，让少校自个儿沉浸在狂喜里。
（第五十五章完）
第56章 安德烈·卡瓦尔康蒂
基督山伯爵走进隔壁房间，也就是巴浦斯汀所说的那个蓝客厅的房间，看到里面有一个风度翩翩、仪表温雅的青年。
他在半小时前乘着一辆出租马车来到这里。他来登门求见的时候，巴浦斯汀轻易地认出了他是谁，因为伯爵事先已向他详细描述过来客的相貌，所以一看见这位黄头发、棕色胡子、黑色眼睛、白色皮肤、身材高大的青年，自然就毫无疑问了。
伯爵走进来的时候，这位青年正随便地躺在一张沙发上，用手里拿着的那根金头手杖轻轻敲打他的皮靴。一见伯爵进来，他赶紧站起来。“是基督山伯爵吧，我想？”他说。
“是的，阁下，我想您就是安德烈-卡瓦尔康蒂子爵阁下吧？”
“安德烈-卡瓦尔康蒂子爵。”青年一面重复说着这个头衔，一面鞠了一躬。
“您带了一封介绍信来见我，是不是？”伯爵说。
“我之所以没有提及那一点，是因为我觉得那个署名非常古怪。”
“‘水手辛巴德’，是不是？”
“一点不错。因为除了《一千零一夜》里那位声名赫赫的辛巴德外，我从来就不认识姓这个姓的任何一个人——”
“哦！他就是那个辛巴德的一个后裔，而且是我的一个好朋友。他是个非常有钱的英国人，为人古怪得几近疯狂。他的真名叫威玛勋爵。”
“啊，是这样！那就都明白了，”安德烈说，“那倒是很特别的。那么，这个英国人就是我在——啊——是的——好极了！伯爵阁下，我悉听您的吩咐就是了。”
“如果您说的都是实情，伯爵微笑着说道，“大概您可以把您自己和府上的事情讲一点给我听听？”
“当然可以，”青年说，他的神色很从容，显示他的记忆力很健全。“我，正如您所说的，是安德烈-卡瓦尔康蒂子爵，巴陀罗米奥-卡瓦尔康蒂少校的儿子——我们卡瓦尔康蒂这个家族的名字曾铭刻在佛罗轮萨的金书上。本族虽然还很富有（因为家父的收入达五十万，却曾遭受过许多挫折，而在我五岁的时候就让我那位坚诈的家庭教师拐走，所以我已经十五年没见到我生身之父了。等我到了能了解事实之年，可以自主以后，我就一直不停地找他，但都一无所获。最后，我接到您朋友的这封信，说家父在巴黎，并叫我亲自找您来打听他的消息。”
“真的，您所讲的这些话我觉得非常有趣，”基督山怀着陰沉的满意望着那个青年说，“您把您的所有心事都倾诉给敝友辛巴德做的很对，因为您的父亲的确就在这儿，而且正在寻找您。”
伯爵从走进客厅来的那一刻起，一直就没有一刻忽略过那个青年脸上的表情。他很佩服他神情的平定和声音的稳健；但一听到“您的父亲的确就在这儿，而且正在寻找您”这两句十分平常的话，小安德烈吃了一惊，喊道：“我的父亲！我的父亲在这儿？”
“这没有什么好怀疑的，”基督山答道，“令尊，巴陀罗米奥-卡瓦尔康蒂少校。”
那一时布满青年脸上的恐怖神色几乎立刻就烟消云散。
“啊，是的！当然是叫那个名字，”他说：“巴陀罗米奥-卡瓦尔康蒂少校。而您真的是说，伯爵阁下，我那位亲爱的父亲就在这儿吗？”
“是的，阁下，我甚至还可以再说上一句，我刚才还跟他在一起呢。他跟我讲起他失子的那些经过，我听后深受感动。确实，他在那一件事上的忧虑、希望和恐惧完全可以用作一首最哀怨动人的诗作的素材。有一天，他总算收到一封信，说拐走他儿子的那帮人现在愿意归还给他，至少可以通知他上哪儿去找，但要得到一大笔钱作赎金。令尊毫不迟疑，差人把那笔款子送到皮埃蒙特边境上，还带去了一张去意大利的护照。您那时是在法国南部吧，我想？”
“是的，”安德烈用一种尴尬的口气答道，’我是在法国南部。”
“一辆马车派在尼斯等您。”
“一点不错。它载着我从尼斯到爇那亚，从爇那亚到都灵，从都灵到尚贝里，从尚贝里到波伏森湖，又从波伏森湖到巴黎。”
“是这样！那么令尊应该在路上碰到您了，因为他恰好也是走那条路线来的，照此推算，路上经过的各站一点都不错。”
“但是，”安德烈说，“即使家父曾碰到过我，我也很怀疑他是不是还认得我，从他最后那次见我以来，我肯定已有多少变化了。”
“噢，俗话说父子天性呀。”基督山说。
“没错，”青年说，“我倒没有想到父子天性这一句俗语。”
“令尊的心里现在就对一件事还觉得有点不踏实，”基督山答道，“就是他迫切想知道您在离开他的那一段时间里情况。那些害您的人怎么对待您，他们对您的态度是否还顾及过您的身份。最后，他迫切想知道您是不是有幸地摆脱过津神上的不良影响，那肯定要比任何肉体上的痛苦更不可忍受，他希望知道您天生的优良本性有没有因为缺乏教育而被削弱。总之，您自己到底认为您能不能重新在社会上维持与您高贵的身份相称的地位。”
“阁下，”青年喃喃地说，简直吓傻了，“我希望没有什么谣言——”
“就我个人说，我第一次听到您的大名是那位慈善家敝友威玛告诉我的。我相信他初次和您相见的时候您的境况颇不愉快，但详细情形我不了解，因为我并没有细问，我不是一个好究根问底的人。您的不幸引起了他的同情，所以您那时候的状况肯定很有意思。他跟我说，他非常想恢复您所丧失的地位，一定要找到令尊不可。他真的去找了，而且显然已找到了他，因为他现在已经在这儿了。最后，敝友通知我您快要来了，并且给了我有关您前途的幸福的指令。我知道敝友威玛是个奇人，但他为人很诚恳，而且金矿一般富有，所以他可以随心所欲按他的怪癖行事而不必担心自己会倾家荡产，而我也已答应执行他的指令。先生，我现在站在赞助人位置上觉得有责任问您一个问题，请千万不必介意。按照您的财产和名份，您就要成为一位显赫人物，我很想知道，您所遭遇的不幸——这种不幸绝不是您自己所能应付，因此一点儿都不减少我对您的敬意——我很想知道，他们有没有做过什么而让您对快要踏入的那个社会茫然无知？”
“阁下，”青年回答，在伯爵说话的时候，他已逐渐恢复了他的自信心，“这方面您放心好了。把我从家父身边拐走的那些人，正象他们现在事实上已经表现出来的那样，从来都存心要把我卖回给他的，而出于使他们的交易获得最大利益的打算，最妙的办法，莫过于让我保全我的社会身份和天资，如果可能的话，甚至还需要加以改进。小亚细亚的奴隶主常常培养他们的奴隶当文法教师、医生和哲学家，以便可以在罗马市场上卖个好价钱，那些拐子待我也正是这样，所以我倒受了很好的教育。”基督山满意地微笑了一下，看来好象他原来并没想到安德烈-卡瓦尔康蒂先生能这样机警老练似的。“而且，”那位青年人继续说，“即使在教育上有什么不足的地方，或者对于既定的礼仪有什么违误之外，但念及我与生俱来以及此后始终伴随着我的整个幼年时代的不幸，他们也会予以谅解的。”
“很好，”基督山用一种局外人的口吻说，“悉听尊便，子爵，因为您的行为当然得您自己作主，而且跟您也最利害相关。但如果我是您，我对于这些奇遇就一个字都不说出去。您的身世简直就是一篇传奇式的故事。世人虽然喜欢夹在两张黄纸封面之间的传奇故事，但说来奇怪，对于那些装在活生生的羊皮纸里面的，却反而不肯相信，即使出之于象您这样一位体面的人物之口。我很想提醒您这一类的麻烦，子爵阁下。要是您对什么人谈起您这段动人的身世，那么您的话还没说完，就会传得沸沸扬扬，而且被认为象是编造的。您因此就不再是一个被拐走而又寻获的孩子，而会被人看作一个象夜间长出来的香蕈那样的暴发户。您也许会引起一些人小小的好奇心，而成了人们谈话的中心和流言蜚语的题目，看来总不是谁都愿意的。”
“我同意您的看法，伯爵阁下，”青年说道，在基督山的目光的逼视下，他的脸色不禁变得苍白起来。“这种结果的确不愉快。”
“但是，您当然用不着夸大您的不幸，”基督山说，“但也不必为了竭力避免以至顾此失彼。您必须下决心采取一条单纯的行动路线，而象您这么个聪明人，这个计划很容易做得到，而且也十分必要。您必须结交一些好朋友，以此来抵销那种您以前的微贱生活可能招致的偏见。”安德烈脸上顿然失色。“我本来可以提出来作您的担保人和可靠的顾问，”基督山说，“但我生性对我最好的朋友也有怀疑的态度，而且很愿意使他们对我也有这种态度，所以，要是背离了这条规则，我就等于在扮演外行角色，很有被嘲笑的危险，那未免就太傻了。”
“但是，伯爵阁下，”安德烈说，“我是威玛勋爵介绍来见您的，看他的份儿上——”
“是的，当然罗，”基督山打断他的话说，“我亲爱的安德烈先生，但威玛勋爵并没有忘记告诉我您的幼年生活颇多风波。”伯爵注视着安德烈的脸说，“我并不要求您向我说明，而且，正是因为免得您有求于任何人，才到卢卡去请令尊来的。您马上就可以见到他了。他的为人稍微有点拘谨和高傲，而且因为穿着制服关系，仪表上差了一点，但大家知道了他在奥地利军团中服役的时候，一切都可以得到谅解了。我们对奥地利人一般都不十分苛求。反正，您一会儿就会知道令尊是一位很体面的人物，我可以向您保证。”
“啊，先生，您让我放心了，我们分别已经这么久，所以我一点儿记不得他长什么样子了。”
“而且，您知道，在一般人们的眼睛里，一笔大家产是可以弥补一切缺陷的。”
“那么，家父真的很有钱吗，阁下？”
“他是位大富翁——他的年收入达五十万里弗。”
“那么，”青年急切地说，“我的境况一定可以很体面了。”
“最体面不过了，我亲爱的先生。在您住在巴黎的期间，他每年可以让您有五万里弗的收入。”
“真是这样的话，我情愿永远留在这儿了。”
“环境是您无能为力的，我亲爱的先生，‘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安德烈叹息了一声。“但是，”他说，“在我留在巴黎而不必非得离开的期间，您真认为我可以拿到您刚才向我说过的那笔款子吗？”
“可以。”
“从家父手里拿吗？”安德烈略带不安地问。
“是的，您可以亲自向令尊要，那笔钱威玛勋爵可以担保。他按令尊的要求，在腾格拉尔先生那儿开了一个月支五千法郎的户头，腾格拉尔先生的银行是巴黎最保险的银行之一。”
“家父打算长住巴黎吗？”安德烈问。
“就住几天，”基督山答道。“他的职务原因，不便一次离开两三个星期以上。”
“啊，我亲爱的父亲！”安德烈喊道，显然很高兴他这么快就离开。
“所以，”基督山说，假装误会了他的意思——“所以我不再拖延你们这次难得的会面了。你做好准备去拥抱您的可爱的父亲了吗？”
“我希望您不会怀疑这一点。”
“去吧，那么，在客厅里，我的青年朋友，可以看见令尊正在那儿等候您。”
安德烈向伯爵深深地鞠了一躬，走进隔壁房间。基督山一直注视到看不见他了，然后按了一按一个机关。这个机关从外表看象是一幅画。按过之后，镜框滑开一块儿，露出一条小缝，小缝设计得非常巧妙，从那儿可以窥见那间现在卡瓦尔康蒂和安德烈所在的客厅里的一切情形。那位青年人随手把门带上，朝少校走过去，少校听到向他走过来的脚步声，就站起身来。“啊！我亲爱的爸爸！”安德烈说，声音很响，希望让隔壁房间里的伯爵听得到，“真的是您吗？”
“你好吗，我亲爱的儿子？”少校郑重地说。
“经过这么多年痛苦的分别后，”安德烈以同样的口吻说，并瞟了一眼那扇门，“现在又重逢了，多么让人快活！”
“真是这样，经过这么多年的分别。”
“您不拥抱我吗，大人？”安德烈说。
“可以的，如果你愿意的话，我的儿子。”少校说。于是那两个男人象在舞台上演戏样的拥抱起来，也就是各自把头搁在对方的肩胛上。
“那么我们又团圆了吗？”安德烈说。
“又团圆啦！”少校回答。
“永远不分离了吗？”
“哦，关于那一点，我想，我亲爱的儿子，您现在一定在法国住惯了，快把它当作你的祖国了吧。”
“实际上，”青年说，“要我离开巴黎，我真难过极了。”
“对于我，您得知道，我是不能长期离开卢卡的，所以我得尽快赶回意大利去。”
“但在您离开法国以前，我亲爱的爸爸，我希望您能把那些证明我身份的必要证明文件交给我。”
“当然喽，我这次就是专门为这件事来的。我费了那么大的苦心来找你——就是为了要把那些文件交给你——我实在不想再来找一次了，要是再找一次的话，我的残年都要耗费在这上面啦。”
“那么，这些文件在哪儿呢？”
“就在这儿。”
安德烈把他父亲的结婚证书和他自己的受洗证明书一把抢过来，急不可待地打开它们（在此情此景之下，他的急切是很自然的），然后十分迅速地把它们看了一遍，看得出他是常看这一类文件的；从他脸上的表情可以看出他对文件的内容极感兴趣。他看完那些证件的时候，他的脸上洋溢出一种无比兴奋的表情。他用一种最古怪的微笑望着少校，用非常纯正的托斯卡纳语说：“那么意大利已废止苦役船了吗？”
少校身子挺得笔直。“什么？这个问题是什么意思？”
“因为编造这一类文件是要吃官司的。在法国，我最最亲爱的爸爸啊，只需做一半这种程度的手脚，他们就会把您送到土轮去呼吸五年监狱里的空气的呀。”
“请你把你的意思说明一下好不好？”少校极力做出一种庄重的神气说。
“我亲爱的卡瓦尔康蒂先生，”安德烈用一种诚恳的神态握住少校的手臂说，“你做我的父亲得了多少钱？”少校想说话，但安德烈压低了声音继续说，“无聊！我给你做个榜样好使你放心，他们一年付我五万法郎做你的儿子，因此，你能明白我决不愿意不承认你做我的爸爸。”少校焦急地往四下看了一眼。“你放心吧，只有我们两个人，”安德烈说，“而且，我们是在用意大利语谈话。”
“哦，那么，”少校答道，“他们付我五万法郎。”
“卡瓦尔康蒂先生，”安德烈说，“你相不相信童话？”
“我以前是不相信的，但我真的觉得现在几乎不得不相信它们啦。”
“那么，你总该有点证据吧？”
少校从他的口袋里摸出一把金币来。“你看，”他说，很明白吧。”
“那么，你认为我可以相信伯爵的许诺吗？”
“我当然相信。”
“你真相信他会对我恪守他的诺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