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略这种微不足道的现金蓄藏（即使是这种例外情形，也可以视为直接“投资”于金钱本身），储蓄和投资会趋于彼此均衡，就像任何商品的供给和需求会趋于均衡那样。我们可以认为储蓄和投资分别构成了新资本的供给和需求。其他任何商品的供给和需求，在价格的作用下会达成均衡，资本的供应和需求也一样，在利率的作用下会达成均衡。利率只是资本借贷价格的特殊名称，它与其他价格没有两样。
利率这个主题，在近年来被复杂的诡辩、被糟烂的政府政策搞得令人困惑，让人觉得人们是不是已经丧失了常识和清醒的头脑。人们病态地害怕利率“过高”。人们认为如果利率太高，产业界借钱来投资新厂房和机器，会赚不到钱。这种观点极具影响力，近几十年来各国政府都以人为的力量，实施“廉价资金”政策。但是相关的论调只注意了提高资本需求，却忽视这些政策对资本供给的影响。只看政策对某个群体的影响，忘掉另一个群体所受到的影响，这样的谬论，又多了一个实例。
如果相对于风险，利率被刻意压得太低，储蓄和借贷都会减少。廉价资金政策的支持者认为，不管利率是高是低，储蓄都会自动进行，因为人们钱多了也只有存进银行。但他们并没有说清楚，何种收入水平的人才会不管利率高低，不管自己直接借钱给别人的风险高低，而总是往银行里存一个固定的最低金额。
尽管富豪的储蓄额受利率的影响要比一般富裕的人小得多，但事实上每个人的储蓄额都会受到某种程度的影响。我们用一个极端的例子来说明。有人声称，实质储蓄额不会因为利率大幅下降而减少。这就好比是在说，糖的总产量，不会因为价格大幅下跌而减少，理由是高效率、低成本的生产者会继续生产。这种观点忽略了边际储蓄者，甚至忽略了绝大部分的储蓄者。
将利率人为压低所造成的影响，其实与把商品价格压低到自然市场水平以下所产生的影响相同：需求会增加，供应会减少。压低利率会导致资本的需求增加，而实质资本的供给减少。它会造成经济扭曲。人为压低利率，的确会鼓励借款增加。实际上则是鼓励那些不降低利率就不能生存的高度投机性项目。从供给面来说，人为压低利率，会抑制正常的节约、储蓄和投资行为。它会减低资本的累积、减缓生产能力的提高、减缓“经济的增长”以及减息政策热切想要促进的“进步”。
要想人为压低资金利率，只有靠持续不断注入新资金、不断扩张银行信贷，以替代实质储蓄。这会制造资本供给增加的假象（或者说掩盖了实质资本供给减少的真相），就像多掺点水，会让人觉得牛奶增多一样。但这是一种追求持续通货膨胀的政策。这个过程带来的危险，显然具有累积的效果。通货膨胀一旦被遏制，或者只要通货膨胀暂停，甚至膨胀速度放慢，资金利率就会上涨，危机也会爆发。
有一点需要指出，新注入的货币或银行信贷，虽然能在开始带来短期的利率降低，但持续注水最终将使利率上升。因为注水会让货币贬值，导致货币的购买力下降。放贷者开始意识到，今天借出去的钱，等到一年后还回来时，能买到的东西会减少。为了弥补这种预期货币购买力的损失，他们会在正常贷款利率上再加上一笔溢价。这个溢价可以很高，它取决于预期的通货膨胀率的高低。由于这个原因，1976年英国国库券的年利率上升到14%；1977年意大利政府公债的殖利率高达16%；1974年智利中央银行的重点贴现率激升到75%。总之，廉价资金政策所造成的经济动荡，远比那些补救性或防止性的政策剧烈。
如果没有通货膨胀性政府政策去干扰资金利率，那么不断增加的储蓄也会为自己找出路，通过利率的降低来提高需求。也就是说，更多的储蓄供给要寻求投资机会，就会迫使储蓄者接受较低的利率。较低的利率同时意味着更多的企业能负担贷款利息。因为，贷款购置新机器或厂房带来的的预期利润，更有可能超过必须支付的贷款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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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来谈和储蓄有关的最后一个谬论。经常有人认为，能够被吸纳的新资本数量，有一定的上限，或甚至已经达到了资本扩张的上限。这样的观点从孤陋寡闻的人嘴里说出来还可以想象，连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也持有相同的见解，简直令人匪夷所思。现代社会几乎全部的财富，也就是17世纪工业革命以来的几乎每一样东西，都是由它累积的资本构成的。
这种资本一部分是由许多称之为耐用消费品的东西组成，例如汽车、冰箱、家具、中学、大学、教堂、图书馆、医院，以及所有私人住宅。世界历史上，这些东西从来没有充足过。就算住宅的数量够多，可以改善和想要改善的居住品质却是无限的，也就是兴建更好的房屋，永远没有上限。
这种资本的第二个组成部分，可以称之为资本本体（capital proper），它由生产工具组成，包括最原始的斧头、刀、犁，到最精密的机床、最大的发电机或粒子回旋加速器，或者设备最先进的工厂。在这方面，可以扩增和想要扩增的数量，尤其是品质，也同样没有上限。在可预见的未来不会有“过剩”的资本，除非最落后国家的技术装备赶上最先进国家；除非美国效率最差的工厂赶上设备最新、最好的工厂；除非最现代化的生产工具，已经达到人类智力的极限，再也无法改进。只要这些尚未实现，就有对资本的无限需求。
如何“吸纳”新增资本呢？如何实现其“偿付”呢？如果能将资本储蓄起来，它会自行吸纳和自行偿付。生产者会投资于新的生产资料（也就是购买更好、更精巧的新工具），因为这些工具能够降低生产成本；这些工具做得出纯靠手工根本做不出来的产品（包括我们身边的大部分用品，例如书籍、打字机、汽车、火车机车、吊桥）；或者，这些工具能够大幅提高产量；或者（换种方式来说），这些工具能够降低单位生产成本。而且，就像单位生产成本可以降低到什么程度并没有极限（除非每样东西都是零成本生产），可以吸纳的新资本数量，也没有极限。
由于新增资本使得单位生产成本稳定下降，这样一来：它可以减低消费者购买产品的成本，还可以提高使用新设备的劳工领得的工资，因为新设备能够提升劳动生产率。因此，新机器对直接使用它们的人，以及广大的消费者，都有好处。对消费者来说，同样的钱，能买到更多、更好的产品。或者说这些东西提高了他们的实质收入。对使用新机器的劳工来说，除了货币工资增加，实质工资也增加了。汽车业是个典型的例子。美国的汽车工业的工资是全世界同行中最高的，甚至在美国的各行各业中也排在工薪族之最。例如（大约1960年以前）美国的汽车制造商仍能以比世界其他各国更低的价格出售其产品，因为其单位成本更低。其秘诀在于美国生产汽车时，每位劳工和每辆汽车所使用的资本量比其他国家都大。
不过，有人认为我们已经到达这个过程的极限，也有人认为，即使还没到达极限，但这样继续储蓄和增加资本存量也是愚蠢的。
通过我们的分析，不难辨别那种做法才是愚蠢的
（近年来美国的确失去了全球经济的领导地位，但原因出在美国政府本身的反资本主义政策，而不是因为“经济已经达到极限”。）
第25章 课后温习
经济学这门科学，如我们一再看到的那样，不仅是一门认识次要影响的科学，同时还是一门认识普遍影响的科学。这门科学用于追踪经济政策提案或现行政策的影响时，不仅观察其对若干特殊利益集团的短期影响，也要考察其对整个社会利益的长期影响。
这个教训，正是本书所特别关注的。在本书开头，我们开宗明义，提纲挈领地点明了这一课的主旨；接下来，我们又用大量跟现实生活息息相关的实例，从不同经济生活领域去阐明了这一课的实质。
就在运用实例对核心教训进行阐述论证的过程中，我们也领会到了其他更为普遍的教训。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相信有助于大家更清晰地把握这一课。
既然将经济学视为追踪各种后果的学科，经济学就必须像逻辑学、数学等学科，是认识必然结果的科学。
我们用个简单的代数方程来说明这一点。假设x=5，且x+y=12。这个方程“解”是y=7。这个结果十分精确，是因为我们通过正确的计算得出的，这个未知数等于7。计算方法虽然不是直接的答案，但它却必然蕴含最终答案。
这条简单的方程所包含的这个道理，对于最复杂、最深奥的数学方程来说是同一个道理：答案已经蕴含于问题的陈述之中。我们只需要去把它“算出来”。不过，有的结果确实出乎人们的预料，以至于人们觉得自己可能是发现了新事物——那种兴奋震撼，就像“天文观测者猛然发现一颗新星闯进他的视野”。当自己的答案得到了理论上的验证，或者从实践结果中得到了验证，人人都会有那种发现的感觉。虽然答案早已蕴含在问题的陈述里面，但并不总是一目了然。数学提醒我们：必然蕴含的答案，不见得是显而易见的答案。
这些科学道理对于经济学来说同样适用。在这方面，经济学也可以拿工程来比喻。工程师处理问题的时候，必须先确定对那个问题有影响的所有事实。如果他要设计一座桥梁来连接两个点，就必须先知道这两个点之间的确切距离、两点附近确实的地形特性、桥梁所要承受的最大载荷、建桥用的钢材或其他材料的抗张和压缩强度、它可能承受的各种应力。这些参数方面的实际研究已经由其他人完成了。他的前辈们早已用很精确的数学方程计算出他所使用的材料的各类强度和应力。直接使用这些参数资料，他就能确定索塔、斜拉索、主梁的必要直径、形状、数量和结构。
经济学家在解决实际问题时，必须用同样的方法搞清这个问题所涉及的的基本事实，以及从这些事实中得到的有效推导。这些经济学推导跟事实同等重要。我们可以引用桑塔雅纳的逻辑论（用数学也一样可以说得很好）来说：推导是“探索真理的过程”，因此，“当已知逻辑体系的一段推导用于描述某项事实，整个逻辑体系就会焕发出光芒，把未发现的事实照亮”。
如今，很少有人能够认清他们不断提出的经济主张所包含的确切含义。当他们说，拯救经济的方式就是增加信贷，就等于是说，加重债务就能拯救经济。二者是同一事物，从不同侧面去看，便有了含义不同的名称。当他们说，繁荣之道是提高农产品的价格，就等于是说，让城市劳工购买的食物价格变贵就能迈向繁荣。当他们说，增加国家财富的方法是政府提供补贴，就等于是说，加重税负就能增进国家的财富。当他们主张以增加出口为主要目标的时候，大多数人并没有意识到，应该相应制定一个扩大进口的目标。当他们说，任何情况下，刺激经济复苏的方法是提高工资率，就等于拐弯抹角表示，只有提高生产成本才能促使经济复苏。
以上只是点出那些主张都有它的另一面，这好比一枚硬币都有两个面；同样的主张，换种说法就会缺少吸引力。当然，这不一定表示，那些主张在所有的情况下都站不住脚。有些时候，借来的资金可以产生很大的收益，加重债务也许算不得什么；有些时候，为达到军事目的，政府必须采用补贴的方式；有些时候，某个行业负担得起生产成本的上升。不过，不管是哪一种状况，我们都务必要同时考虑硬币的两面，去探讨经济政策提案所蕴含的的所有结果。可惜很少人会这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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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分析实例中领会到另一个教训是常识的重要性。在书中我们反复说，研究各项提案的影响时，不仅要观察短期内特殊群体所受的影响，也要考察长期内所有的群体受到的影响。但我们发现，这个结论往往只用普通常识就能推论而得到。即便一个不懂经济学的人，只要他稍微看远一点，他肯定不会觉得：橱窗被砸破、城市毁于战火是件好事；兴建不必要的公共工程，一点都不浪费；政府裁撤冗员让闲人重回劳动市场非常危险；添置机器会令人不寒而栗，即便机器增进财富创造、能让工作更省力；对自由生产和自由消费设置障碍，可以提高财富；迫使其他国家以低于生产成本的价格，购买我们的产品，可以让我们变得更加富裕；储蓄是既愚蠢又邪恶的行为，挥霍享用才能带来繁荣。
亚当·斯密用极其普通的常识，回应当时的诡辩家说：“在每一个家庭的管理中是精明的举措，用于一个大国的管理，很少会是错的。”但很少有人在处理复杂的状况时意识到这句话。即使他们得出来的结论非常荒唐，他们也不会重新检查自己的推导过程。哲学家培根说：“浅薄的哲学会使人的思想倒向无神论，但是，深刻的哲学思考将人的思想带回宗教。”依读者本身的信仰而定，可能接受，也可能不接受这句箴言。不过，下面这句话却千真万确：浅薄的经济学会使人的思想倒向荒谬的结论，但是，深刻的经济学思考将人的思想带回常识。所谓深刻的经济学思考，是指去考察一项政策产生的所有影响，而不是只关注那些显眼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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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研究过程中，我们又遇到了一位老朋友。他就是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William Graham Sumner）的“被遗忘的人”（Forgotten Man）。读者也许还记得萨姆纳1883年所写的文章：
当A觉察到，那种做法是错误的，害得X因此遭受苦难，于是立即和B谈这件事，两人接着提议立法，矫正那种错误的做法，以此来帮助X。他们通过的法律，总是规定C应该为X做什么事，更好的情况则是A、B和C应该为X做什么事……我想做的事，是探访一下C……我称他为“被遗忘的人”……他是从来不被考虑的人。他是被改革者、社会投机者和慈善家所牺牲的人。我希望将他的特征和加在他身上的各种负担展示给你们，以得到你们的注意。
“被遗忘的人” 一词在20世纪30年代再度被人提起时，不是指C，而是指X，真可说是历史的反讽。至于C，则是被要求支持更多的X，和以前比起来，更是彻底遭人遗忘。就是这个C，这个被遗忘的人，还得经常响应政治号召去献爱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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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相当关心的核心谬论，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系统性地出现的，如果我们现在就此打住，那么这堂课的研究就不算完成。事实上，这种系统性谬论是劳动分工所不可避免的结果。
在社会化劳动分工出现以前，原始人的一切工作都只为自己或家人而做。他消费的东西，完全是他自己生产出来的。他的产出和他的满足之间，始终存在着直接和立即的关联。
但是当更为细致的社会化分工出现，这种直接和立即的关联就不复存在。我消费的东西，不全是我生产的，我可能只生产其中一样。我用我生产的商品、用我提供的服务所赚来的钱，去购买其他我所需要的商品或服务。我希望我购买的每一样东西，价格越便宜越好，但是我生产的商品、我提供的服务，价格要越高越好。我希望其他所有的东西越丰富越好，但是我的同行和他们的产出要越稀缺越好。常言道，物以稀为贵，若能得遂所愿，我付出的努力就能得到更丰厚的回报。
这并不一定意味着我会限制我自身的努力以减少自己的产出。事实上，跟我生产同样产品、提供同样服务的人是大有人在，我只是行业中普通的一员，而且我们这一行是自由竞争，如果我限制自己的努力和生产，对我自己并没有好处。相反，如果我是一个麦农，我会希望我所种植的小麦产量越高越好。当然，我也希望其他所有麦农的产量越低越好；我希望市面上小麦及其替代品供给稀缺，我的收成就能卖到最好的价钱。
上述这种自利动机对小麦的总产量一般不会产生任何影响。事实上，只要存在竞争，每位生产者都会尽最大的努力，在自己的土地上耕种尽可能多的农作物。这样，靠自利动机的力量（不管是好是坏，它比利他动机更持久且更具威力）就能使产出最大化。
但是，如果所有麦农以及小麦替代品的所有生产者，能够联合起来消除竞争，而且政府允许或鼓励这种做法，形势就会发生逆转。麦农就会去说服本国政府（最好是说服相关国际组织），强迫所有的麦农等比例缩减小麦的种植面积。这样就会让小麦供不应求，进而抬高小麦价格；每蒲式耳小麦的价格涨幅，很可能大于产量的降幅，麦农整体上就会因此受益。他们会赚到更多的钱，也就可以买到更多的东西。但是，其他人的状况都会因此变差（假使其他条件不变），因为其他人都必须拿出更多自己生产的东西，来换取更少的小麦。很清楚，小麦减产的数量，就是整个国家财富减少的数量，国家因此变得比较贫穷。但那些只将目光放在麦农身上的人，看得到麦农因此获得的利益，却没看到其他所有人因此遭受的损失。
这个道理，适用于其他每一种行业。如果因为气候反常，柑橘的收成突然大增，所有的消费者都会受益。柑橘增产多少，整个世界的富有程度就增加多少。但是，柑橘会卖不起价钱，这会使全体柑农比以前贫穷，除非大量的柑橘卖得出去，销量增加足以弥补降价的损失。当然了，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我的柑橘收成反而不如常年，我一定会因为普遍性丰收导致的低价而蒙受损失。
这个道理，不仅适用于供给发生变化的情形，同样适用于需求发生变化的情形。不仅新发明或新发现会给各方造成利弊不同的影响，消费者品味改变同样会给各方造成利弊不同的影响。新型棉花采摘机，虽然可以降低每个人购买棉质内衣和衬衫的成本，并且提高整体的财富，但是受雇的棉花采摘工人数量会减少。新型纺织机器可以用更快的速度织出更好的衣料，但许多老式纺织机器却会因此遭淘汰，尚未收回本钱的淘汰机器，其部分投资将就此损失，其所有者当然变得比较贫穷。进一步开发核能发电，可以造福全人类，但煤矿和油井的业主却会因此不堪设想。
没有一种技术改进不会伤害某个人，同样的道理，大众的品味变得高雅、社会风气得到净化，没有哪种好的进步不会伤害某个人。若更多人倾向于审慎节制，成千上万调酒师将因此失业。若赌风日衰，在赌场和赛马场营生的人就只好另谋职业。若男人更懂得洁身自爱，世界上最古老的行业就会陷入绝境。
但是民风突然改善，受到伤害的不仅仅是以迎合人们低级趣味为职业的人。那些毕生致力改善社会风气的人，受到的伤害更大。牧师面前做忏悔的人会减少。社会改革家会找不到责任之所在。人们对他们的服务的需求减弱了，他们能为社会做的贡献也减弱了。如果没有人犯罪，我们就不需要那么多律师、法官、消防队员，也不需要监狱看守和锁匠，甚至可以不要警察（交通警察除外）。
简单地说，在分工体系之下，我们很难想象，当一个人的需要获得更大的满足时，不会伤害满足那份需要的人。为此投资的人、为此苦练技能的人，至少会遭受暂时性的伤害。如果各个经济领域都是非常均衡的共同增长，那就不存在特殊群体与整个社会之间的利益对抗，就算有，也不会构成任何严重问题。如果同一年全球的小麦收成同步增加，我的小麦收成也同比例增加，与此同时，柑橘和其他所有农作物的收成同时增加，所有工业产品的产出也增加，单位生产成本相对下降，那么我这位麦农不会因为小麦产量增加而受到伤害。虽然，每蒲式耳小麦的价格可能下跌，我的产量增加也没能完全弥补总收入的减少，但是，如果其他每个人的供应量增加，我也能用更便宜的价格卖到他们的产品，算下来大家扯平，那就没有什么好抱怨的。如果其他每一样东西的价格跌幅，和我的小麦价格跌幅完全相同，我的富裕程度会和我收成增加的幅度同比例上升；其他每个人的富裕程度，也会和所有产品与服务供给增加的幅度同比例上升。
这种齐头并进的经济增长方式从未发生过，并且永远也不可能发生。经济增长只可能是在不同领域以不同的步调增长，甚至此消彼长。如果我生产的那种商品，其供应量突然大增，或者如果新发明或新发现，使得我生产的那种商品不再有人需要，这些使整个世界获益的好事情，对我和我的同行们来讲，都是一个悲剧。
人们的注意力，总爱集中在最显眼的地方，即使公正无私的观察者也不例外。大家往往不会去注意供给增加或新发现所带来那些分散各处的利益，而会去关注少数人因此遭受的损失。每个人都在享用更多价廉物美的咖啡，这个事实没有人注意；人们看到的，只是咖啡种植者们因为咖啡豆买不起价钱而生活难以维继。新机器以更低的成本，提高鞋子的产量，这个事实没有人注意；人们看到的，只是一群男女劳工的生计因此没有着落。这些群体的悲惨处境应该被承认，他们应该受到同情地对待，而且我们也应该研究一下，能否利用在这一特殊进程中得到的收益去帮助这些人另谋生计。这绝对是我们该做的事，也是全面了解问题所必须要做的事。
问题的解决方法，绝对不可以是武断地去减少供给量、去阻止进一步的发明或发现，去帮扶处境艰难的人继续从事已经失去价值的工作。然而世界各国，竞相利用开征保护性关税、捣毁机器、烧毁咖啡树、制定各种的限制措施等种种手段，去解决上述问题。这是通过制造匮乏来创造财富的疯狂教条。
不幸的是，这类教条（可以说是人为炮制的物以稀为贵），对于特定的生产者群体而言的确是金科玉律——如果他们能使控制自己生产的商品的供给，他们就会制造出相对匮乏，以保证他们必须购买的其他所有东西相对充裕。但这一教条对整个社会来讲是荒谬的，它绝对不能运用于所有的领域。因为那么做，等于经济自杀。
最后，来高度概括一下我们这一课：当我们专注于某个单一经济群体时，看起来可能是千真万确的许多事情，在转而考虑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的每一个人的利益时，却有可能是一串错觉。
看问题时，是看整体，不是看片段。这就是经济学的目标。
第三部分 三十年后的这堂课
第26章 三十年后的这堂课
本书第一版是1946年出版的。我现在写这段文字时，一晃已经过了32年。在这三十年间，本书当年所阐述的那些教训，我们学到了多少？
若拿这话问那些政治人物，也就是那些制定和实施经济政策的人，那么他们根本没学到什么。相反，本书反对过的各种经济干预政策，如今远比三十年前更深重、更盛行，不仅在美国是这样，在世界各国都是这样。
以尤为突出的通货膨胀政策为例。实施通货膨胀政策，往往是其他经济干预政策不可避免的结果，而不仅仅是为了涨价而涨价。今天，通货膨胀已经是各国政府干预经济的标准象征。
1946年版中阐明了通货膨胀的后果，但是当时的通货膨胀相对温和得多。我们看到，美国联邦政府1926年的财政支出不到30亿美元，并且有财政盈余。相比之下，虽然在1946财政年度，支出上升到550亿美元，赤字为160亿美元，但是在1947财政年度，随着战争结束，支出降到350亿美元，还出现了40亿美元的财政盈余。但到了1978财政年度，支出飚升到4,510亿美元，财政赤字竟达490亿美元。
这一切都伴随着货币存量的激增——活期存款加上人们手头的现金，从1947年的1,130亿美元直升到1978年8月的3,570亿美元。也就是说，三十年间，流通货币的供应增加了两倍多。
货币增加直接导致物价急剧上涨。消费者物价指数从1946年的58.5飚升到1978年9月的199.3。也就是说，物价同样涨了两倍多。
我们已经知道，促使物价上涨是实施通货膨胀政策的部分原因。凯恩斯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出版已经是40年前的事情，那本书被各种分析和经验彻底推翻也已经有20年，时至今日，一些政治人物仍在继续建议增加赤字支出，以对付和减少失业。极具讽刺的是，过去48年，联邦政府已有41年出现财政赤字，年均赤字高达500亿美元，程度如此严重，那些政治人物仍旧不断提出这种建议。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美国政府官员根本不满足于自身采取这种灾难性的政策，竟然敦促别的国家（尤其是德国和日本）实施美国那些“扩张性”的政策。就像伊索寓言里的狐狸，自己丢了尾巴之后，偏要敦促其他所有的狐狸也都把尾巴割掉。
抱持凯恩斯神话的一个最坏结果是，不仅促使通货膨胀率急剧上升，而且用系统的手段，将人们的注意力从失业的真正成因上转移开，让人看不到工会要求的工资率过高、实施最低工资法、过度实施失业保险，以及救济金支付过分慷慨对失业的真正影响。
虽然通货膨胀有一部分是故意制造的，但今天的通货膨胀主要是政府诸多经济干预的后果。政府制定各种干预政策，从张三那里征敛钱财，转而花在李四身上，最终形成“重分配型国家”（Redistributive State）。
若整个过程采用单一措施，那么这个过程会比较容易追踪，其破坏性也比较容易揭示，例如20世纪70年代初在国会颇受重视的保证年收入提案。该提案建议对所有高于平均水平的收入征税，用于救济生活在贫困线下的人，“让他们活得有尊严”，而不管那些人愿意工作与否。如此明目张胆打击生产、包养懒汉的提案简直空前绝后，这只会让每个人都变穷。
当然，政府并不会采用某种单一措施，而会采用大量局部的、有选择性的重分配措施。这些措施可能绕开那些最需要帮助的群体，转而向其他群体提供各种福利、补贴和其他优待。这些措施，常见的有：社保、医保、医疗补助、失业保险、食品券、退伍军人福利、农业补贴、住房补助、租金补贴、学校午餐、公共工程“制造的工作”、 家庭扶养子女的补助，以及针对老人、盲人、残障人士等实施的各种直接救助。联邦政府估计，单单最后这类人，联邦财政救助对象超过400万，这还不包括接受各州、市财政救助的人数。
有位作者最近对至少44种福利计划进行了统计。1976年，政府在这些计划上的总支出高达1,870亿美元。把这些计划合起来看，1971年到1976年，年均增长率为25%，是同期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的2.5倍。1979年的支出金额预计超过2,500亿美元。这些福利支出急剧增长促成了“国家福利产业”的发展，现在有500万名机关事业单位和私营部门的劳工，参与配发福利和服务给5 000万名受益人。
几乎每个西方国家都实施了类似的组合福利计划——有时整合化程度比较高，追踪其危害性比较容易。无论如何，为了实施那些福利计划，各国只有征收越来越重的税。
我们只需以英国为例来进行说明。英国政府对个人从工作中得到的收入（称为“劳动”所得）征收的所得税，税率最高达83%；从投资中得到的收入（称为“非劳动”所得）征收的所得税，税率最高达98%。不用说，如此高的税率，直接打击工作和投资的积极性，最终严重抑制生产和就业。对业主杀鸡取卵，必定致使就业受到抑制。对投资釜底抽薪，令人们不愿投资效率更高的新机器设备，必定致使工资水平低下。然而越来越多这样的政策正被各国政府采用。
但是，严苛的税赋并没有带来足够的财政收入，去满足重分配型政府诸多开支、以及诸多计划中的开支。结果是世界各国的政府都陷入长期的预算赤字和通货膨胀，并越陷越深。
过去三十多年来，纽约花旗银行对10年期通货膨胀率进行了记录。其计算是基于各国政府本身发表的生活费用估计值。在其1977年10月的经济通信中，公布了对50个国家通货膨胀的调查结果。该调查显示，截止1976年的最近十年内，表现最好的西德马克，购买力损失35%；瑞士法郎损失40%，美元损失43%，法国法郎损失50%，日元损失57%，瑞典克朗损失47%，意大利里拉损失56%，英镑损失61%。至于拉美国家的购买力，巴西克鲁赛罗（cruzeiro）损失89%，乌拉圭、智利、阿根廷比索损失99%以上。
这个数字其实还算是温和的，我们来看看最近一两年世界各国货币贬值的速度。1977年，美元贬值6%，法国法郎8.6%，日元9.1%，瑞典克朗9.5%，英镑14.5%，意大利里拉15.7%，西班牙比索17.5%。至于拉美国家，巴西货币单位1977年贬值30.8%，乌拉圭35.5%，智利53.9%，阿根廷65.7%。
请读者们想象一下货币大幅贬值所造成的国家经济混乱局面，以及千百万居民所承受的生活困难。
前面说过，通货膨胀本身是人们生活困苦的原因，可是它又主要是政府进行经济干预政策的后果。这些干预行动无意间说明并凸显了本书的基本教训。因为这些政策的实施都是建立在可以给某些特殊群体带来即期利益的假定上。实施干预的人，未能对政策的次要影响进行考虑，也就是没有考虑到它们对所有群体产生的长期影响。
总之，那些政治人物对这本书三十多年前就给出的教训似乎什么都没学到。
如果我们来逐章审视，我们就会发现第一版所反对的各类政府干预形式，无一例外不是正在被各国顽固采用。各国政府都在努力用公共工程来解决政策性失业问题。它们变本加厉地增加税负，推行信用扩张。大多数政府仍以“充分就业”为基本目标。它们继续实行进口配额和保护性关税。它们设法通过让货币贬值来达到出口增加。农民仍旧享有“平准价格”。 它们仍在帮扶那些无利可图的行业。政府仍然努力“稳定”特定商品的价格。
是通货膨胀政策在推高商品价格，而各国政府却继续将物价上涨的原因，怪罪到私人生产者、消费者、“奸商”头上。对于石油、天然气等最需要发展激励的行业，政府却通过设定最高限价，或者采取管制或监控其总体价格水平和工资，最终挫伤新油田、新气田开采的积极性。在凋敝的城区住宅面前，政府仍继续实施租金管制。在已经造成的长期失业面前，政府不仅保留最低工资法，而且不断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它们不断通过制定各种法律，给工会以各种特权和豁免权的支持；硬性要求劳工加入工会；容忍大规模的罢工纠察和其他形式的胁迫；强迫雇主和这些工会“服从集体谈判”，以此让雇主对工会的要求做相应的让步。所以这些措施的意图都是为了“帮助劳工”，但结果却是又一次制造和拖延了失业，同时还减少了总体工资支付，使劳工工资达不到应有的水平。
大多数政治人物仍在忽视利润的必要性。过高地估计业界的平均利润或总体净利润。谴责任何企业拥有超额利润，并对它们课以重税，有时甚至不允许出现超额利润。
这种反资本主义的心态，其根深蒂固更胜过从前。每当经济不景气，政治人物就认为“消费者支出不足”是主要原因。于是，它们一方面鼓励消费者增加支出，另一方面制定更多的妨碍性和惩罚性措施去限制储蓄和投资。我们说过，当今各国政府的主要做法，是制造或加速通货膨胀。结果是，经济发展到今天已经没有一个国家是金属本位的货币政策了，几乎每个国家都通过印制长期贬值的纸币来讹诈它们的人民。
最后，让我们看看最近的一种趋势。政府一旦推行带有“社会”二字的计划，就会完全失控，不仅在美国是如此，在其他所有国家都是如此。对于政府干预，我们已经看了个大概，现在让我们来细看一个当今尤为突出的例子——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
最早的联邦社会保障法案是1935年通过的。这个法案背后的理论是：大部分社会救济问题，在于人们有工作收入时没把钱存下来，到上了年纪才发现自己没有积蓄安度晚年。立法者认为这个问题可以解决，如果劳工被强制性地给自己保险，同时雇主也被强制性地为劳工负担一半的保费，这样一来，等劳工在65岁或更高年龄退休时，他们就会有足够的退休金安度晚年。社会保障基于严格的精算原则，被设计成完全自偿性保险。设立的社保基金足以应对将来的理赔申请和到期的社保支领。
但是实际的运作从来都没有依照这种设计执行过。社保基金只是账面数字。社保金收缴上来之后就被政府挪作它用，或者拿去发社保。自1975年以来，当期的社保发放金额已经超过这套制度的社保金缴入金额。
这很自然地产生了每届国会都要寻求增加社保名目的局面，例如增加社保支付、扩大社保覆盖面、增加新形式的“社会保障”。就像在1965年加进医保计划之后不久，一位评论家所指出的那样：“过去七次大选之年，社保名目每次都有增加。”
随着通货膨胀的发展和持续，社保支付完全不是按精算比例增加，而比预想的要多得多。典型的政治手法是现在支付，将来买单。不过将来总会到来；国会每过几年就要再次提高劳工和雇主缴纳的社保金。
除了社保金提留比率不断增加，纳入社保缴纳基数的薪金也在不断增加。最早的1935年社保法案中，规定薪金收入的前3,000美元作为社保缴纳基数，并且提留比率很低。1965年规定薪金收入的前6,600美元作为社保缴纳基数，提留比率4.4%（雇主和员工都必须缴纳），到1977年基数激增为前16,500美元，提留比率11.7%。（从1960年到1977年，年度总社保入账增加了572%，按复利计算平均每年增长12%。来年计划中的涨幅比这更高。）
1977年起，官方估计的社保福利制度无资金准备的负债高达4.1万亿美元。
现在没有一个人能说清楚社保制度真的是一套保险计划，或只是一套挖东墙补西墙的复杂救济制度。绝大多数领社保的人，都认为领到的社保金是他们自己“赚来的”，是自己“出了钱的”，所以领得心安理得。可是，还没有哪家私人保险公司，有能力从实际收取的“保费”，支付现有规模的社保金。1978年初，低收入劳工退休的时候，每月领取的社保相当于工作收入的60%左右。中等收入劳工领取的社保约为原来收入的45%。薪资特别高的人领取的社保约为原来收入的5%到10%之间。如果我们把社保制度看作是一种救济制度，那它就是一种很奇怪的救济制度，因为已经领取最高工资的人，到老又将领到最高的社保金。
不过，社会保障制度在今天仍然神圣不可侵犯。如果哪位国会议员胆敢提议取消或削减现在或未来的社保支付，那无异于政治自杀。几乎任何国家级的救济计划、重分配计划、“保险计划”，一旦启动，就会完全失去控制，美国的社保制度正是令人惶惶不安的例证。
简单地说，我们今天面对的主要问题，不是经济上的，而是政治上的。优秀的经济学家们已经就怎么做达成了共识。政府为重分配财富和收入所做的种种努力，只会扼杀生产积极性，并导致普遍贫困化。政府真正该做的事，是建立和执行一套法律架构，禁止暴力和欺诈。政府一定不要去干预特定的经济活动。政府的主要经济职能是鼓励并维护自由市场。亚历山大大帝去拜访哲学家第欧根尼，居高临下地问哲人有什么请求，据说第欧根尼答到：“劳驾站开点，不要挡着我晒太阳。”每位公民都有权对政府这么要求。
举目阴云蔽日，但并不是完全没有希望。总有某些地方，阳光会破云而出。越来越多人开始意识到，政府若不先从纳税人手里拿走些什么，就不可能带给他们任何好处。特定群体享受更多优待，只能是意味着税负加重、赤字增加、通货膨胀加剧。通货膨胀最后一定会误导生产、扰乱经济。有些政治人物也开始认清这一点，其中有的人甚至清楚明白地把它讲出来。
此外，明显的迹象表明，知识分子的理论风向正在更迭。凯恩斯学派和新政支持者逐渐退场。保守派、自由派和自由市场的其他捍卫者，越来越敢说话，说起话来越发清楚有力。而且，这样的人越来越多。在年轻一辈中，继承古典经济学衣钵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快速崛起。
真正的出路在于，趁目前的各种措施造成伤害还没有达到不可收拾之前，公共政策干预经济的局面必须扭转。
脚 注
《理性与本质》（Reason and Nature, 1931）, p.x
——第一版序
冈纳·缪尔达尔，《世界贫困的挑战》Gunnar Myrdal, The Challenge of World Poverty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0), pp. 400-401 and passim.
——第7章第2节
. 资料来源：《纽约时报》1946年1月2日。耕种面积限制计划有助于提高亩产，第一是因为农民会首先辍耕亩产低下的耕地，第二是人为的高价激励农民在现有耕地上追施更多化肥，以提高亩产。因此，政府的耕种面积限制计划基本上没有起到预料的限产效果。
——第13章第1节
. 1937年《烟煤法》延长实施听证会上，烟煤部门负责人惠勒（Dan H. Wheeler）的证词。
——第14章第1节
. 美国棉花案例特别具有启发性。截止1956年8月1日，棉花的结转存货量为1452.9万包，这个创纪录的数字超过了整整一年的正常产量或消费量。为了应付这种局面，政府不得不改变其做法，决定将大部分的收成从棉农那里买进，再立即折价转售。为了夺回美国棉花的国际市场，政府对棉花采取出口补贴，补贴金额从每磅6美分提高到1961年的8.5美分。原棉的结转存货量的确因此减下来了，但美国纺织品的国际市场却因此处于严重的竞争劣势，这还不包括纳税人被迫承受损失。因为这样做等于补贴了外国纺织业，被牺牲掉的是美国纺织业。这是典型的由政府限定价格的做法，这种做法的最终结果往往是避得开一个恶果，而避不开另一个恶果。
——第16章第1节
. 我自己的结论则是，在战争期间，政府管制价格造成的伤害特别大，虽然政府在战时必须优先考虑某些事务，不可避免地会采取分配或配给措施。政府限定最高价格需要结合配给制（即使是暂时的），实施配给则不一定要结合最高限价。
——第17章第1节
. 1938年，美国所有制造业的平均工资是每小时63美分，国会制定的最低工资限额只是每小时25美分。1945年，当所有工厂的平均工资提高到每小时1.02美元时，国会制定的最低限额为每小时40美分。1949年，当所有工厂的平均工资提高到每小时1.40美元时，国会将最低限额提高为每小时75美分。1955年，当所有工厂的平均工资提高到每小时1.88美元时，国会将最低工资限额提高到每小时1美元。1961年，当所有工厂平均工资提高到每小时2.30美元时，国会将最低限额提高到每小时1.15美元，1963年再提高到1.25美元。为了减少最低工资与平均工资的差额，国会采取了不断提高最低工资的法案：1967年为1.40美元，1968年为1.60美元，1974年为2.00美元，1975年为2.10美元，1976年为2.30美元（当时非农私人部门的平均工资是4.87美元）。1977年，当非农工人的平均工资达到了每小时5.26美元时，最低工资提高到每小时2.65美元，并制定了每三年调增最低工资的办法，以弥补二者缺口。这样就使得最低工资必须至少是与平均工资同比例增长。虽然是最低工资增长要仰仗平均工资的增长，但看上去却像是最低工资在推动平均工资增长。
——第19章第2节
. 庇古，《失业理论》A. C. Pigou, The Theory of Unemployment (1933), p. 96.
. 道格拉斯，《工资理论》Paul H. Douglas, The Theory of Wages (1934), p. 501.
——第21章第2节
. 参照：奈特，《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Frank H. Knight, Risk, Uncertainty and Profit (1921)。对于存在净资本累积的任何期间，还必须假定以往的投资整体上是盈利的。
——第22章
. 这是凯恩斯学派的根本理论。对于这个理论，我在《“新经济学”的失败》（The Failure of the “New Economics”, New Rochelle, N.Y.: Arlington House, 1959）中做过详细分析。
. 对其分析有兴趣的读者，请参考安德生（B. M. Anderson）《货币的价值》（The Value of Money，1917年；1936年新版）；米塞斯《货币与信用理论》（The Theory of Money and Credit，美国版，1935年，1953年）；也请参考本书作者的《通货膨胀危机，及其解决之道》（The Inflation Crisis, and How to Resolve It, New Rochelle, NY,: Arlington House, 1978年）。
——第23章第2节
. 参照：穆勒的《政治经济原理》（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Book 3, Chap. 14, par.2）；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 Book VI, Chap. XIII, sec. 10）；安德生的〈反驳凯恩斯对总体供给创造总体需求学说的抨击〉（A Refutation of Keynes’ Attack on the Doctrine that Aggregate Supply Creates Aggregate Demand），该文刊于经济学家论文集《资助美国繁荣》（Financing American Prosperity）。也请参照：本书作者主编的论文集《凯恩斯经济学批判》（The Critics of Keynesian Economics; New Rochelle, N.Y.: Arlington House, 1960）。
——第23章第4节
. 洛贝图斯，《生产过剩与恐慌》Karl Rodbertus, Overproduction and Crises (1850), p. 51.
——第24章第1节
. 历史上，20%近似地表示国民生产总值每年投入资本形成（不包括消费资料）的总值。但是如果扣除资本消耗，则每年的净储蓄接近12%。参照：特伯格，《经济成熟的歪理》George Terborgh, The Bogey of Economic Maturity (1945)。1977年官方估计的私人国内投资总额，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6%。
. 假设储蓄与投资是同比例的。
——第24章第2节
. 经济学家就这个问题的分歧，只是定义不同所致。你也可以对储蓄和投资给出相同的定义，那么二者肯定相等。在这里，我选择从货币的角度定义储蓄、从商品的角度定义投资。这个定义与人们对其字面意义的大体相同，但并不完全一致。
——第24章第3节
. 对这个谬论统计意义上的反驳，参看特伯格《经济成熟的歪理》。加尔布雷思学派（Galbraithians）用近似的理论继续驳斥“长期停滞论者”。
——第24章第4节
. 桑塔雅纳，《真理世界》George Santayana, The Realm of Truth (1938), p. 16.
——第25章第1节
. 霍布斯，《福利产业》Charles D. Hobbs, The Welfare Industry (Washington, D.C.: Heritage Foundation, 1978).
后记与参考书目
想要多读点经济学的人，接下来应该找几本中等篇幅和难度适中的专业著作来看。据我所知，目前还没有哪本书能完全满足这种要求，但是有几本书，加起来效果不错。福斯提诺·波夫（Faustino Ballvé）的《经济学精要》（Essentials of Economics, Irvington-on-Hudson, N.Y Foundation for Economic Education; 126页），这本精彩的小册子简要总结了各种经济原则和经济政策。珀西·格里夫斯（Percy L. Greaves）的《探讨美元危机》（Understanding the Dollar Crisis, Belmont, Mass.: Western Islands, 1973；327页），主题类似但篇幅较长。还有，贝蒂纳·格里夫斯（Bettina Bien Greaves）主编的两册的《自由市场经济学》（Free Market Economics, Foundation for Economic Education）。
想要深入了解经济学的读者，如果已经具备了一定理解能力，接下来应该看米塞斯的《人的行为》（Human Action, Chicago: Contemporary Books, 1949, 1966；907页）。这本书的逻辑单一性和经济学的精确度，超越了以前所有的经济学著作。《人的行为》出版13年后，米塞斯的学生罗思巴德（Murray N. Rothbard）写了两册的《人、经济与国家》（Man, Economy, and State, Mission, Kan.: Sheed, Andrews and McMeel, 1962；987页）。这本书中有不少新东西，有不少作者透彻的见解；其叙述简单明了；其结构安排在某些方面比米塞斯的巨著更适合作为教科书。
还有些深入浅出探讨特殊经济主题的小册子，包括米塞斯的《规划自由》（Planning for Freedom, South Holland, I11.: Libertarian Press, 1952），弗里德曼的《资本主义与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2）。罗思巴德的《为什么我们的钱变薄了？》（What Has Government Done to Our Money?, Santa Ana, Calif,: Rampart College, 1964, 1974；62页）。急于了解通货膨胀的读者，可以读本书作者最近出的《通货膨胀危机，及其解决之道》。
与这本书观点类似，从当前的意识形态与发展层面进行探讨的经济学著作，有本书作者的《“新经济学”的失败：分析凯恩斯的谬论》（The Failure of the “New Economics”: An Analysis of the Keynesian Fallacies, Arlington House, 1959）；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和《自由秩序原理》。米塞斯的《社会主义：经济与社会分析》（Socialism: An Economic and Sociological Analysis, London: Jonathan Cape, 1936, 1969），这本书对集体主义的教条所进行的彻头彻尾的批判是空前的。
读者当然不要错过巴斯夏的《经济诡辩》（Economic Sophisms，1844），尤其是他写的〈看得见的与看不见的〉。
对经济学经典感兴趣的读者，不妨先读现代的经典，再读时间更久远的经典。按第一版的出版日期，我们倒着列一个书单：威克斯第德的《政治经济常识》（The Common Sense of Political Economy, 1911）；约翰·克拉克（John Bates Clark）的《财富分配》（The Distribution of Wealth, 1899）；尤金·庞巴维克（Eugen von B.hm-Bawerk）的《资本实证论》（The Positive Theory of Capital, 1888）；卡尔·门格（Karl Menger）的《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 1871）；斯坦利·杰文斯（W. Stanley Jevons）的《政治经济论》（The The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1871）；穆勒的《政治经济原理》；大卫·李嘉图的《政治经济与财税原理》（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 1817）；亚当·斯密的《国富论》。
经济学会往无数个方向发展，例如货币与银行、外贸与外汇、税收与公共财政、政府规制、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工资与劳动关系、利息与资本、农业经济学、租金、价格、利润、市场、竞争与垄断、价值与效用、统计经济学、经济周期、财富与贫困问题、社会保险、房地产、公共事业、数理经济学、产业经济学与经济史的研究。当然，没有人能彻底通晓所有这些专门领域，除非这个人对基本的经济原理，以及所有经济因素和经济力量之间复杂的相互关系已经有深刻了解。对于大多数读者，可以在读过一般性的经济学、具备一定理解能力之后，便可以在自己感兴趣的特殊领域，选择合适的书籍。
注 释
[1] 1989年的国民收入为6.2万亿美元（按1993年的美元计算）。当年的联邦税收为2.4万亿美元，约占国民收入的40%。（杰拉尔德·斯卡利(Gerald W. Scully)的〈什么是最优政府规模〉（What is the Optimal Size of Government?）, NCPA报告第188号，1994年11月.）
[2] 经济学家迈克尔·考克斯（W. Michael Cox）和理查德·阿尔姆（Richard Alm）在1992年为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写了一篇经济论文，在文中，二位作者指出工作机会是一个不断创新的过程。经济学家熊彼特第一个提出“创造性破坏”，即技术创新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因而把劳动力从过时的工作中解放出来。考克斯和阿尔姆考查了20世纪就业的迅猛增长，在1900年，美国有2 900万工人，在1991年工人人数达1.16亿。（考克斯和阿尔姆的〈流失〉（The Churn），达拉斯联邦储备委员会年报，1992年）
[3] 黑兹利特用的5 000美元这个数字并不确切。现在一辆新车的平均价格要20 000美元左右。（戴维·亨德森（David R. Henderson）的〈同通胀娱乐与博弈〉（Fun and Games With Inflation），刊于《财富》1996年3月18日，第36页）
[4] 黑兹利特加入脚注之后，情况并没有好转。据《投资者财经日报》（Investor’s Business Daily ，1995年9月29日），“从1986年至1993年，政府的棉花计划耗资120亿美元，平均每年要花15亿美元。跟许多农产品计划一样，政府将大量的钱抱给为数不多的生产者。在1993年，政府补贴支付给了大约96 000户棉农。”强加在消费者头上的额外成本也相当高。美国政府问责办公室（GAO）在1995年7月20日发布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过去8年，棉花计划耗费的社会成本平均每年为7.38亿美元。这份GAO报告的结论认为，“政府的棉花计划，已经陷入代价高昂的，由国内国际价格组成的迷阵之中，棉农从中获益而政府和社会为此牺牲很大。”美国第104届国会改革此棉花计划的努力以失败告终。
[5] 最低工资现在是每小时4.25美元。按每周工作40小时计算，单单工资成本，雇主就要负担每周170美元一个人。
[6] 在黑兹利特加入脚注之后，最低工资增加了两倍：在1981年增至3.35美元，1990年为3.80美元，1992年为4.25美元。由此造成失业增加（尤其是少数族裔的年轻人失业），随之而来的是创造就业机会面临严峻的问题。 （理查德·维德（Richard Vedder）和洛厄尔·盖洛维（Lowell Gallaway）的〈联邦最低工资应该调增吗？〉（Should the Federal Minimum Wage Be Increased?），NCPA政策报告第190号，1995年2月）
[7] 现在，劳工参加工会的入会率为15.5%（《投资者财经日报》，1995年11月14日）
[8] 《投资者财经日报》1996年1月4日刊载的资料显示：过去40年，薪酬占总产出的比重，一直保持在60%左右。经济学家肯尼斯·沃伊泰克（Kenneth P. Voytek）报告说，从1959～1972年，非农劳工每小时薪酬年均增长2.4%。从1973～1994年，这个增幅放缓至0.8%。这是因为，从1959～1972年的生产率年均增长2.4，而从1973～1994年生产率年均增长不到1%。整体而言，自1959年以来，薪酬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增加了4%，与此同时，工会会员人数是急剧下降。非工资薪酬，如保健和在职培训，不断增加。（《投资者财经日报》，1996年1月8日）
[9] 关于当前工资和薪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百分比，参看书后注第8条。
[10] 根据经济学家沃伊泰克使用的数据，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企业税前利润平均为10～12%。80年代降至不足8%，90年代回升至9%左右。（《投资者财经日报》，1996年1月8日）
[11] 关于当今企业利润的更多数据，参看书后注第10条。
[12] 经济学家亨德森报告说，“在1939年之后的56年中，通货膨胀率平均每年为4.4%。听起来很温和，加起来就不温和。实际上，通货膨胀做的不是加法，而是乘法，类似银行利息的复利计算。结果是，1939以来，物价上涨了998%。”（亨德森的〈同通胀娱乐与博弈〉，刊于《财富》1996年3月18日，第35页）
[13] 到1992年，财政预算赤字已达到2 900亿美元。此后，1995年的预算赤字下降到“只有”1 650亿美元。（《投资者财经日报》，1995年10月5日）
[14] 在英国，所得税税率最高达40%，增值税税率为17.5%，资本利得税税率为33%。（1996年的《经济自由指数》（Index of Economic Freedom），布赖恩·约翰逊（Brian T. Johnson）和托马斯·希伊（Thomas P. Sheehy）,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1996.）在1994年，各项税赋刮走了国民生产总值的34%。（《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1995年2月9日，第99页）
[15] 1994年各国货币的年通货膨胀率为：美国2.8%，法国1.7%，日本-2%，瑞典4.5%，英国2.4%，意大利4%，西班牙45%，巴西2 500%，乌拉圭40%，智利11%，阿根廷5%。（1996年的《经济自由指数》，布赖恩·约翰逊和托马斯·希伊,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1996.）
[16] 现在的社保提留比率是15.3%。据估计，到2010年，美国的社保体系将破产。
封底文案
这是一本了不起的著作。这本书以罕见的勇气和正直，准确地写出了最需要写的东西。我还没有见过其他任何一本书，能让初学者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学到如此多基本的经济学基本规律。
——哈耶克（F. A. Hayek）
1974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如果为简单明了的经济思想设立诺贝尔奖的话，黑兹利特先生的书会获此殊荣……对于这些年的经济失调，胡写乱说的经济著作充斥市面，而黑兹利特行笔犹如熟练的外科医生做手术一般，对症下刀，彻底、客观，且不偏不倚。
——约翰·黑尼斯（John W. Hanes）
财政部前副部长
他是人类历史上仅有的几个真正会写作的经济学家之一。
——门肯（H. L. Menche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