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说家里的乖孩子是轮不到我做的，我充其量只是你眼里的一个能干的孩子。妹妹们都比我更听你的话，也都比我更让你少操一点心。你在她们心中也比在我的心中更有权威一些。
我一直是人小主意大。因为在家里我是大姐，就总爱把照顾妹妹们当作自己的天职，从小就养成了凡事自己拿主意的习惯，对你的吩咐，有时就不那么恭顺，不那么一点折扣也不打的就执行。
记得外婆临终的时候说我这样的孩子是不能靠压服的方式管教的，她要你不要和我硬顶。外婆是最了解她的女儿和她的外孙女的，她知道我们两个个性都强，都是有自己想法的人，谁也不那么容易就听从了谁。
妈妈，你是个典型的知识型妇女，你有自己的头脑，对事物有自己的看法。而我也是。
随着我的长大成熟，我们之间相互的依赖少了，相互的碰撞多了。所以我们彼此更像是朋友，那种可以相互砥砺着往前走的朋友。
我们母女的感情是走在另一个层面上的。
正因为这样，我总觉得，我要做的，不是让你在每一件事上对我感到十分的满意，而是每天都能给你一份喜悦，一份信心，让你能为我走过的每一步骄傲。
我要让你骄傲。这是我的孝心，也是我的好强，更是我的压力。
其实，你是个很宽容的人。你从没要求过我一定要怎么样。我长这么大，你从没有打过我，一次也没有。这一点上，你和爸爸截然不同。你对我不是没有期望，但你不刻意。
因为不刻意要我成功，所以当我真的成功了，你也就不那么在意。不管我得了什么奖回来，你喜悦，但你不夸奖我。你认为那是应该的，既然我把演戏当作一份职业在做，我就该把它做好。做不好，才是不该。
这次《股疯》在圈内圈外反响都很大，可你看了我演的范莉对我说：“你不要在外面奇头怪脑的，你以为这样很神气呀？”
你三天没理我。
你不喜欢我这个样子。我知道。可这是我的必需。至少在当时看来，面对那样的电影现状，那样的观众欣赏口味，那是我唯一可能向前走一步，突破一点僵局，作成一点事情的选择。我又何尝不是背水一战，破釜沉舟。
可我不同你争。是不想说，也是不愿强化这种不被欣赏的感觉。
那天和赛说到了这事，情绪激动起来，心情却在刹那间黯淡下去。我猛然醒悟，我淡化这件事，是想不在乎你的想法，可其实我在乎，非常在乎。毕竟，我做的所有的一切，都蕴含着对你深深的爱。
赛安慰我，说妈妈其实什么都知道。他说每次我去领奖，只要有电视转播，你必守在电视机前收看。虽然你没有什么欣喜若狂的表情，但你却会不止一次地对他说：“容儿真的很不容易。她为她得到的付出了太多。”
我的朋友们总是说你好的。每回都是这样，本来是来看我的朋友，只要被你接待过一回，再来都成了来看你的了。连赛都会在长途电话里给你讲好久。国际长途！
他们喜欢你，因为你的和善，你的开明，你的通情达理。你总是为别人着想得多。甚至在父亲这件事上，对当年伤害过他的人，你也总说人家有人家的难处，那种形势下也不得已。
做人要宽容。计较该计较的，不计较不该计较的。宽容和进取兼具的人才能成功，这一点上，你给我的影响很大。
你乐天，不爱记仇。所以赛说你是个“快乐的小顽童”，“一个可以去拥抱的老太太”。
可赛不是你的儿子。他没有这份必须对你有所交代的压力。他无法和我有同样的心情，
我是你的长女。我必须对你有所交代。我总渴望我做到的能比你所期待的更多更好更高。虽然你对我也关注也理解，但不听到你亲口对我说一句赞赏的话，我就总是，心有不甘，就总觉得我得到的荣誉还不够完整。
妈妈，为了能让你以我为荣，为我自豪，也为了我自己那颗骄傲的心，这一场人生的战役，我打得好苦。
赛进来问我有没有给你做生日的打算？
我毫不犹豫地回答，当然做，还要做得特别。
赛说，这样的话，那天他打算把他的母亲也从香港接来。
这个主意不错。他母亲八十多岁了，也是个非常棒的人。我相信妈妈和她会相互喜欢的。
十一 孩子
5月19日 星期四
晚上，与赛在饭店用餐的时候，邻桌的一个小男孩引起了我的注意，他与他的父母及其他朋友也在用餐，然而那男孩却在大厅里来回地跑，高声叫喊着，他的父母都毫不在意，丝毫没有阻止他的意思。
真想把他叫过来，与他谈谈在公共场合，一个好孩子应该具备的礼貌，应该懂得的对其他人的尊重。
可惜孩子就是没有跑到我面前来，赛似乎很能理解我，走到邻桌，笑着对孩子说：“到我这里来玩玩？”孩子认生地不敢过来。
回到桌前，赛说：“我骗他说他很好玩，可他还是不肯来，小孩子总是只愿跟着爸爸妈妈。”
我慨然，是啊，孩子与父母永远有种天然的联系，对于陌生人，他们会怀疑、会警惕，这是天性。
真想有个孩子，自己的孩子。我希望她是个女孩，梳着小辫，扎着蝴蝶结，穿着天蓝色的小裙子，蹦蹦跳跳地围在我跟前。白天她尾随着我，晚上我给她讲故事，伴她入睡，而她必须拉着我耳朵才能安稳入梦。
然而，我没有，孩子成为我终生的遗憾。
我爱电影，我也爱孩子，只要我不是太放纵自己的个性，我原本是应该有个孩子的，想到米家山，与他在一起的几年，我不仅常常在外拍片，而且我也没有能给他带来孩子，他也很爱孩子。
梅丽尔·斯特里普是我最喜爱的美国女演员，她主演的《克莱默夫妇》、《法国中尉的女人》、《索菲的选择》等影片，我都保存着影碟片。她不仅是一位优秀的表演艺术家，而且是一个贤良的妻子，慈爱的母亲。法国女演员伊莎贝拉来华访问时，还带着自己的两个孩子，那天我在使馆见到他们，我实在是佩服，她竟能把生活安排得如此完满。
“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鱼而取熊掌者也。”有时想，这则非常理性的定律，其实也存在着根本的谬误，拿我来说，只要能好好安排自己的生活，两者兼得也并不是不可逾越的高山。
事业和生活，并不是自相矛盾的两者，在于我们如何均衡自己，有时不想承认，但不得不承认，生活上，我是个失败者。
如今，我只有更多的工作，在事业的摩天大楼，一步步向上攀登，再苦再累也咬紧牙关，因为，除了演戏，我已别无他求。
十二 意外的殊荣
5月30日 星期一
仲春的北京城。风和日丽。
和赛并肩走在宽阔的长安街上，暮色在我们身后渐次合拢，华灯在我们眼前逐一点亮。我们都很高兴。
下午，在京城的廿一世纪剧院，广电部1993年电影政府奖的颁奖典礼隆重举行。我因主演《股疯》获得了最佳女演员奖。这是继在上海得到影评人奖后的又一次得奖。
记得当时在上海，赛坐在我身边对我说：这大概是今年能得的最小的一个奖吧。我看他一眼，没吭声。心里却在想，到底也算是《股疯》的出品人，要求这么高，电影才公映就给我施加压力了。现在看来赛还真有点灵感。
不过真正让我们兴奋的还是《股疯》这部影片获得了本届政府奖新设立的“最佳对外合拍片奖”。这真出乎我们的预料。
《股疯》能获政府奖，至少肯定了我们当初选择的方向是正确的。讲述普通人的故事，拍摄老百姓关心的事，这大概就是今天的中国观众能够接受的电影。
其实客观地讲，一部影片的成功总是和它所处的时代紧密相连的。尽管我是希望政府也好社会也好大众也好都不要把电影的功能性看得太重，对它对整个社会影响力不能期望太高。一部电影是不能承载太多的东西的。否则压力太大，会阻碍电影在艺术上的发展，也会影响它的生存。
可是每部片子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总是承担着不同的责任，传递着不同的信息。《人到中年》的成功是这样，《井》是这样，《股疯》也还是这样。
1982年，正是整个社会从贬低、轻视知识向崇尚、重视知识回归的时候，而《人到中年》不仅以高度浓缩的方式展示了几代知识分子的坎坷遭遇，也展示了他们在艰难的境遇中依旧克己、奉献、严肃、真诚的生活态度。它把人性的真善美还给了这些普通的知识分子，为他们曾经被扭曲的形象“正了名，平了反”，还了他们一个本来面目。所以它轰动了。《人到中年》的成功在于它替人们，特别是知识分子呐喊出了心底的属于他们的声音。
1986年，人们开始向自我回归。他们收回了关注外部世界的目光，更多地投注到自己的内心世界。《井》恰恰在这时出现。它揭示了人与人之间的落差与隔膜，从一个侧面展现了个人与社会、市俗与反市俗之间的冲突，表达了个体对精神桎梏的反叛，对自由的向往、追求和最终的毁灭。所以赢得了大众的共鸣。
《井》的成功在于它毫不回避地坦露了人们欲说还休的隐秘的一面。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井》更具世界性，而《人到中年》更具中国性。前者接近人类的审美意识，后者更符合中国的审美。所以《井》能使我在意大利陶尔米纳国际电影节上获最佳女主角将，也是这个道理。
一到今天，人们对电影功能的要求发生了改变。他们走进影院首先希望得到的是放松是休闲，在这一点上《股疯》这种轻喜剧的影片样式的选择是完全正确的。在题材上它又抓了个能牵动人神经的社会热点，而且多少还表达了一点人们在经济大潮汹涌而来时的困惑。所以它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有的人认为我身上有种天生的知识分子的气质，应该去演那种有贵族气的、至少是“精神贵族”一类的角色。我不这么认为。
我从不把自己扮演的角色分成大人物、小人物，我认为在这个大社会面前，人人都是人小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份无奈、一份苦衷。更何况我已走过的这一段不算太长也不算很短的人生岁月，足以让我认识到，社会是由普通人组成的，他们才是社会的基本元素，是世界构成的坚实基础。范莉是他们中的一员。我也是他们中的一员。
贵族是会没落的。精神贵族在精神失落之后也是会崩溃的。而普通人是长存的。在普通人的坚韧中有一种直面人生的绝不普通的东西。在我为《股疯》的拍摄做前期准备，下生活体验角色的过程中，我就常常感受到这一点并为之感动。
W是我在股票交易所下生活时结识的一个拥有上千万身家的女大户。她和她丈夫原来都是病退的知青。回沪后即没有正式工作也没有房子住，只好住在她父母家。哥嫂因此常给他们冷脸看，儿子在学校也因此遭人欺负。无奈中他们炒起了股票，没想到居然发了。可是当我问她，有了这么多钱，打算干什么的时候，她看了我一眼，直率地说：“我想让我的儿子像你一样读完大学。”
我听后真是肃然起敬。
我觉得她活得仍然很本色。她首先考虑的不是置洋房买轿车，而是以每小十元的报酬，为儿子请回各个学科的家庭教师，为的是孩子将来不要再蒙受人格上的污辱。就这一条，我就认定满嘴粗话的她是值得我尊重的，因为她有一个无论贫困还是金钱都不能使之扭曲的灵魂。
还有那些我在65路国上跟班作业时认识的女售票员们，她们从事的是一种社会不可缺少的职业，却很少有人把她们真正当做一个人来尊重。她们的工作环境很差，待遇又很低。我跟车才几天，两条腿上就被跳蚤咬得满是红点，几个月都没褪尽。而她们要在这样的地方工作一辈子。大家都是一样活一生，可我真心觉得她们比一般人活得艰辛。
由于行车时间长，饿肚子、憋尿都是常事，肾炎和胃病就因此成了她们的职业病，好多人都有。如果交通都塞，车子晚点，她们还要受一些莫名其妙的闲气。可她们却很达观很认命。总是说：我不干，谁来干？总要有人干的。
这种中国劳动妇女的淳朴善良，在知识妇女身上就不那么明显。起码换到了我就根本做不到。她们是使社会盍政党的主力军，却又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在看起来貌似平凡的岗位上默默地做着不平凡的贡献。我当时就想，我们如果不去写她们的戏、拍她们的故事、演她们的生活，那么我们写的拍的演的还有什么意义呢？又怎么能要求她们去看并且喜欢呢？
其实她们最希望看到的不就是生活在她们周围的、和她们一样普通的小人物的生活么？！至少我认识这就是卓别林的影片能成功，能拥有大量观众并得到他们喜爱的原因所在。
我想是到了我们的编导和演员给自己确立一个新的创作命题的时候了。那就是，中国人想知道什么。努力去寻找和熟悉普通人的生活和语言，把普通人的喜怒哀乐升华成一个艺术主题，再在一个半小时内重新反馈给观众。这可能是我们所要做的。
演了一部《股疯》，想了很多东西，也得到了一大堆评价。尤其对我该不该演这样一部戏一个人物争议较多，各有各的说法，各有各的道理。可就我而言，我最满意的，是我在这部戏里演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女人。一个富有进攻性，不服输，有浓重的投机心理，而又幽默、精明、狡猾、但绝对不坏的女人。一个小女人。一个典型的上海女人。
这个形象远远背离了我们的文学作品和电影电视习惯于制造的完全奉献自己的“好女人”，但我深信，这个形象是有生命力的。
昨天香港方面有朋友来。带来《地久天长》的编剧陈方的信。她知道我这两天要到北京来领奖，所以特地托他们带来一批剪报和《公共电视》月刊，都是有关《地久天长》的报道。还有一盒《地久天长》在中视播映后，在台北引起了轰动，好评如潮。而且在观众的一再的要求下，又于上月20日开始重播了。
《地久天长》在台获得好评，我早有所闻。归亚蕾就曾带信给我，说《大公报》上曾有消息，说因为《地久天长》的播出，在中视中“开创了一条九点新黄金时段，令其他两台同时段节目倍感压力”。而且播出不过一周，就成为“公共电视中收视率排名第三的节目”。
重播倒还是第一次听闻。据防方说，这在台湾是很难得的，至少近几年内是不同有听说过有电视连续剧重播的。
陈方信里还提到，香港的三家电视台，无线、亚视、九仓有线台都在争购这部连续剧的播映权，可能想在暑假期间播出。
都是些好消息。赛说，1994年是我的吉年。但愿。
十三 自恋
6月6日 星期一
为了霞飞要新做一批灯箱广告，便去王开照相馆拍一组新照片。
角度变了又变，神态也换了又换，可我的眼睛始终没有离开过摄影镜头。摄影师说，来几张不看镜头的行不行。我说不行，一定要看着，看着镜头就是看着我自己，这才拍得好。不信你试，效果肯定不好。
试了几张，果真如此，他只好放弃。事后他开玩笑般地对我说：“潘虹，你真是个自恋狂。”我无声地笑了一下。他的说法或许夸张了点，却不无道理。
我一向以为人要自己喜欢自己。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一个人也只要自己喜欢自己就足够了。如果一个人在一生中从没对自己有过埋怨，始终非常满意自己喜欢自己的话，那么这个人的一生一定是非常丰满而幸福的。
我一直觉得我最新近的人就是我自己。倒不是我在提防什么，排斥什么，而是多年的生活经历，让我体验了各种世态人情，也让我深知世界原本的冷酷。在这世界上，能有一两个真正关怀你、理解你的人，就很不易了。如果你还奢望再更多一些，那只会更多一份得不到的痛苦。
人要对得起自己。这个对得起，一是不能夸待自己，二是要对自己负责。我喜欢在照片里看着我自己，它们是面面镜子，映照出我的自卑、自负或者自信。在它们面前我可以从容地审视自己。照片的这种自我提醒、自我暗示的作用是极为强大的，远超过别人的一封情书、一张贺卡、一句问候，更能给我一种面对生活的力量。
在孤独的日子里，在没有人呵护没有人关怀的时刻，我可以依旧从容。我对自己说，没关系，屋里的照片全在呵护我，全在在意我，全在祝福我，这就让我有足够的理由觉得幸福了。
有些朋友来作客，奇怪我为什么从不把那些在国内国外发奖会上的照片或者那些与声名赫赫的人物的合影摆在屋里，让人人都能看见？摆着的都是我单个的，孤零零冷幽幽地看着世界。照片在我的视线里，我也在它们的视线里。
不选择那些看起来非常辉煌的时刻，是因为我确信，那样的东西放在家里是毫无意义的。这种辉煌的瞬间在我的生命中存在过，然后就让它这样过去吧。因为只有我才知道，我曾经为此付出过怎样的代价，我是用无数个孤独无数个寂寞才换得了这一瞬的热闹，而这热闹是不足以让我去面对明天的。我不需要这样的东西。
佛的真谛在于一个空字。既然已经知道世间种种最后终必成空，那么我们又何必再在平平淡淡的生活之外刻意追求那些转瞬即逝的附加值呢？
我选择摆放出来的每一张照片都是我认为值得去记忆的某个时刻，它们是我成长的见证。有的照片并非是我最美的瞬间，但它一定有最可被解释的内容。它背后渗透出来的东西也许是属于很凄美、很失落、很糟糕的一个时期，但它会提醒我，在感情上这么艰难的时刻我走过来了，在事业上如此低潮的时刻我走过来了，在没有父亲的日子里我一样走到了今天。
这种力量是别的东西无法替代的。我确信有选择它们的理由。我选择这张童年的照片。不仅是因为它代表着我曾经拥有过的一段无邪的时光，更重要的是这张照片摄于父亲自杀不久，可我的脸上居然没有任何一点阴影。
我喜欢它，我觉得它体现了我的一种顽强的个性。
而这张在戛纳一个电影宫里拍的照片，则孕含着我的梦想，也表达着我的自信。在这个电影宫里，只要有一位女演员得到了戛纳电影节最佳女演员的金棕榈奖，墙上就会有一幅她的照片，同时也永远有一块空白是留给下一届最佳女演员的。于是我就站到了这块空白前，让相机把我和这些优秀的女演员们定格在同一个空间。我们的脚下是同一条地平线。
细心的朋友会发现，现在摆出来的照片中只有一张是留着长发的。那是我做女孩子时拍的。那时刚从戏剧学院毕业二三年，是一个充满着梦想又不断编织着梦想的年龄。大家都想成为一个明星，都想拥有一个白马王子，我也不例外。
尽管我在该年轻的时候好像也没年轻过，从我毕业后演的第一个角色，《苦恼人的笑》中傅彬的妻子开始，就开始演妇女，演那种有家庭、有孩子、有丈夫，很早很早就把所有的挫折都受够了的女人。可是在这张照片里，我依然有几分羞涩，有几分腼腆，但又有几分明星了。会化那样的妆，穿那样的衣服，微笑里带一点那样刻意的感觉，包装自己。
回头去想，这种感觉也好也不好，可我确确实实是从那样的时候走过来的，时至今日，多少还带点那时的印记。我留着它，就是想提醒自己，我曾有过这样的一个年代。
摆出来的照片都是走两极的，要么是未婚时的，要么是独身后的。没有一张是在和米家山共同生活时期拍的。尽管他是个很不错的摄影者，能拍很不错的照片，也确实给我拍了一些很不错的照片，但我还是把它们都收了起来。我想，如果有一天我把这些照片拿出来时，我一定是已经老了。老到什么都抓不住了，只好抓一点回忆了。而现在我还不老，还不想整天面对回忆。我并不想逞强说我现在有多么多么的坚强。我自己知道。我依然有我作为女人的软弱，我依然有我的期待，否则我就不会着意地挑出这样一张照片放在我的客厅里。
这是我在新加坡度假时拍的。我穿戴整齐地坐在酒店里。并不是那天我的笑容多么甜美，也不是我的装扮有多么的雍容华贵，更不是酒店的大堂装潢得如何别致，而是因为我的身后有了一个他。一个陌生的侍应者。
拍的时候并没意识到他在那里，洗出来才发现他，背着手，站在我的身后。他的目光留意着我，没有在意自己已成为了我的背景。
我一看就喜欢了这张照片。我喜欢这种感觉，在我不经意的时候，会有一个男人默默地站在那儿，在我的背后，于是我心里就育种模糊的温暖感，仿佛终于找到了什么。
我知道，我还是期盼能有个人，一个男人，在我的背后，在我需要的时候托我一把的。
赛，或许就是这样的一个男人。
十四 似水流年
6月23日 星期四
赛从香港到上海来时，特地带了梅丽尔·斯特里普最新的一部影片的录像带，他知道我最喜欢的女演员是她，便帮助我注意斯特里普的每一部新作，有时我觉得有赛在，我好省心，好有依靠。
影片是英文对白的，还未翻译成中文，我感到很吃力，幸亏有赛在一旁充当我的同期翻译，才使我能看完并明白这部影片的意思。
这部影片的片名叫《飞越长生》。
一个女演员，很怕自己衰老后再也得不到影迷的喜爱，便在一家整形医院动了手术，医院的大夫为她输入一种长生不老的溶液，于是这位名演员就这样年轻灿烂地活下去了。但是她却再也找不到那种有血有肉的自我，她开始迷失，开始怀疑自己一向希冀的青春和长生的意义究竟在哪里。影片所要告诉别人的是有些人活着，他们可以利用现代化的设备使自己长生不老，但是活着的只是他们的躯壳，而不是他们的思想。
这部高层次的喜剧片所给予我的是长久的沉思。
情不自禁地对着镜子仔细端详起自己来，毕竟是38岁的女人，些微碎碎的皱纹已毫不商量地出现，十六年的演艺生涯使自然的皮肤得不到休息，多少失去一层弹性，我想只要是不要太粗心的女人心里总会流过一些惆怅和无奈，感叹时光如水，逝者如斯，更何况是演员呢。二十出头的时候演中年医生陆文婷是靠妆把自己化老的，那时候的自我感觉颇好，一旦还原真实，我毕竟是一个年轻有活力的人，如今假若我要去演下个二十岁的女子，我的心情绝不会很轻松，人之常情啊。所以我说我想塑造一系列的中国中年知识妇女形象的说法并不是我一时兴起，信口开河。与其在扮演影片中的角色而失落了一个真实的自我，不如正视自我，在不断的拍片中使自己活得更真实，更愉快。
年龄之于每个人都是不可抗拒的，不能够正视的人不是愚蠢就是疯狂，每生活一天，就意味着向死亡迈进一步，这是真理。
我不留恋生命，生命只是一个人在地球上的存在方式而巳。尽管生活的年轮会在女人的脸上，刻下一道道皱纹；同时，它也会使不少女人成熟，具备另一种风韵。我只想在我有限的时间里，能活出激情，活出个性，有一天，当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只想在我的墓志铭上写：“我生活过！”
十五 《蒙娜丽莎》，我心中的歌
7月11日 星期一
赛推荐给我一本书：《A WOMANWITH SUBST ANCE》，我一整天便蜷缩在沙发上认真地阅读，CD中传来轻柔舒缓的《蒙娜丽莎》，一遍又一遍，这是我心中的歌。
我已记不清我是在何时、在何地第一次听到这首歌，只是在第一次听到时，我便感到它的美。美的旋律，美的歌词，我想起达·芬奇的那张名画，我总觉得那旋律对《蒙娜丽莎》的油画诠释得很到位。直到有一天，我坐在影院里看美国电影《教父》，影片结束时，当那只黑洞洞的枪口举起来时，《蒙娜丽莎》的音乐便渐渐弥散开来，我为之震颤。当最残酷的事实和最美丽的东西放在一起时，美丽便愈加叫人心碎。那一天，我对《蒙娜丽莎》这首歌有了新的理解。费了很大的劲托朋友买来了这张《蒙娜丽莎》的CD片，我实在爱不释手，在CD机中反反复复地听，反反复复地吟唱，那一阵，CD机中是永远的《蒙娜丽莎》。
对《蒙娜丽莎》的痴迷并没有因乐坛好歌连绵不断而改变，每听一遍，总觉得有新的发现，以致于现在《蒙娜丽莎》每天伴我晨起，伴我夜寐，成为我孤独时候唯一的亲人和朋友。
民乐中我最喜爱的乐器是二胡，幼年时还曾学过二胡，不过那时就学得肤浅，仅知一二点皮毛而已，许多年后的现在更是忘得可以了，但《二泉映月》的乐曲，尤其是闵惠芬的《二泉映月》仍是百听不厌，荡气回肠，哀婉凄凉的乐曲。而在西乐中我则喜爱小号。凡是乐器，一般都要有旋律才能充分发挥其特点，乐器的表现力也才能丰富起来，只有小号，单音最漂亮，且愈长愈漂亮，那种明亮的凄凉如同黄昏时分的落日余辉，美丽得叫人流泪。
用小号奏出的《蒙娜丽莎》会是怎样的呢？我似乎能够想象得出来，那金色的小号一定会让《蒙娜丽莎》展现出一种被蹂躏的美，我想，相对于无奈哀婉的凄艳之美，我更喜爱现在的轻音乐，听多了红颜薄命的故事，更喜欢壮丽之美，这是升华了的美。
每天早晨，在《蒙娜丽莎》的音乐声中，我静静地坐着，开始想新的一天，我要做些什么，夜晚，还是在《蒙娜丽莎》声中，我心归于平静。祈望着今天亦是如此，做个好梦，等待明天赛的MorningCall。
十六 MORNING CALL
7月19日 星期二
电话铃又在早晨的枕边响起，像越过窗棂的第一缕阳光，唤醒我，
这是赛的电话，每天，这个时刻。我曾经笑话他，就像是星级宾馆的Morningcall那样准时。说实在的，赛对我的关心真够得上星级宾馆标榜它们服务质量的一句口号：无微不至。
“你好吗？”赛在电话那头问。
我不吭声。说什么好呢？我昨天可是和他说了再见的。再说，昨晚我睡得那么晚，现在被他的电话吵醒，既没心情也没情绪。
“不够好，是吗？”赛继续说。“那么就祝福你吧，愿你今天一切顺利。”赛挂断了电话。
又是这句不变的祝福。每一个早晨，赛都在电话里问候我。只要我的情绪好，我们就会聊很多，比如天气、彼此手边的工作、昨天的见闻、今天的打算。可是如果他觉察到我的情绪不好，也就不多问，只是说这一句，“祝福你，愿你一切顺利”。
他是非常懂我的。他知道我不是个爱唠唠叨叨一惊一咋的女人。越是不开心的时候，我越爱沉默。一个人默默化解，自己思考，自己拿主意。该说的，能说的，我会说的，他不需要问。
赛永远是这样的，细致、体谅、识情识趣。不像是一个在美国长大的男人，倒像是受过多年的英国教育，非常的绅士。
赛是一个到处走看世界的人。也许是他从事投资咨询工作的关系，他很容易和人建立一种亲近的关系，体察别人的想法，使人有信赖感。他是我所喜欢的那种男人，温文、沉着，懂很多东西，但并不夸夸其谈。这种男人会让人觉得有力量，可依靠。
第一次见面，赛给我的印象就非常好。五年前，他以表姐的朋友的身份第一次来家里作客，也没有深谈什么，但他的说话他的待人接物总是那么得体那么到位。这是一种非常清新的感受。他让我看到了当时中国男人身上普遍缺乏的一种教养一种沉稳。对于五年前刚刚开始经受市场经济冲击的中国来说多的是狂躁。狂躁的社会，狂躁的男人，狂躁的女人。尤其是男人，急吼吼，又急不出个所以然的样子，自己没安全感也不给人有安全感，最起码我身边看到的人大都是，这样的。
赛不同。
就这样相识了。然后有了一些交往。然后，五年了，我可以毫不避讳地承认，我们是情人。不是男朋友，不是预备丈夫，就是完完全全的情人。更确切地说我们曾经是，在昨天以前。昨天，我对他说了分手。
昨天，是赛的生日。他特意飞来上海，与我共度。
我在给他的贺卡上写：以往的一切值得纪念的日子，都将成为我们的过去。可赛不接受。他把贺卡扔还给我，就走了。可今天一早他还是打来了电话，说了这句问候，就像什么也没有发生，就像往常。
凡是认识赛的人都说赛待我太好，而我不知珍惜。她们总是惊异我的冷静。赛那么体贴，那么温存多情，又那么有实力，你怎么就一点也不感动，你怎么就还能守住一颗女人的心。她们总是疑惑。
其实，她们说的赛的所有的好，我都知道，而且比她们知道得更多更清楚。赛是我的第一观众。他是那样地在意我。在意我接的每一个剧本，塑造的每一个角色，经历的每一种尝试。有时我也扪心自问，到底还要什么？答案真的很无奈，不要什么，就要这样的一点感觉，一份呵护，一种完全的拥有和完全的自由。
也许我已经习惯了被人在意被人呵护，作为一个演员，一个常演主角的女演员，无论在剧组，在社交场合，还是在朋友圈中，我总是别人注意的中心。有时我自己都说我是一个被宠坏的女人，可我并不是一个不知道心存感激的女人。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一个清晨，赛从冰天雪地的拉卜楞寺拨来长途，说，“我觉得我是可以为你活着的人。”这句话比一句“我爱你”更令我感动。
赛当时去拉卜楞寺，是因为我对他说，我们可以在一起，但我们不会有未来不会有结果。他于是去求神的指点，去那人烟稀少之地静静地作一次思考作一次选择。结果，当他到达的第二天早晨醒来，就在望见窗外那一片积雪皑皑的银白世界的同时，他就下定了决心，就拨来了那个长途，说了那样一句话。后来，他还曾对我的一个朋友说过，有没有结果不要紧，只要能和潘虹在一起，每一天都是美好的。
说真的，如果我只有二十岁，只为他的那个长途，只为他的这一句话，我便会跟定了他。一如十四年前，为了爱情，便可以放弃在上海的一切，跟了米家山去成都那样。可是，今天我已不是一个二十岁的少女了。十四年前我能做的事，今天我不能。十四年前我无需顾忌的事，今天我要顾忌了。
当年的我和今天的我自然不可同日而语。一些当年我无法做的事，今天我也能了。于是当社会对我的限定减少的时候，我对自己的约束反而更多了。因为今天的我比任何一个时候都更能把握自己，我既不需要去做男人世界里的太阳，也不需要去做他们的点缀。但我必须有自己。
这一点，赛是懂我的。
反正睡不着了，我索性给赛拨电话。昨晚，赛住宿在宾馆。
房间里没有人接电话。打到总台，总台小姐说他早已结帐走了。我不知道他刚才的电话是在哪儿打的，机场还是远方？但我知道赛本来就是一个到处走看世界的人，只是不管走了多远，每一个早晨总会有赛的Morning Call，他总还会走回来。
人说感情是缘份。相遇是缘，相守是份。赛，我们已经有相遇的缘，我们是不是还会有相守的份？我不知道。那是命运的安排。
十七 缘在红尘外
7月23日 星期六
H打电话来约见面，说是刚从普陀山进香回来，在上海转飞机回北京，有几个小时的空。
我正好也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安排，于是欣然赴约。
对坐在扬子江大酒店的餐厅，我们共进一顿午餐。
自今年三月北京一别，转眼又是一季。此刻，我面前的他，有些疲惫。比起三月里，消瘦了些。也许是终日在外奔波的关系，看上去又黑了一层，又老了一道。
说起今年在美国成立了他的一个基金会，他立刻精神百倍，十分兴奋。
我知道，这件事，在他，是很看重的。
虽然，早在八十年代，他的画就在美国受到欢迎；虽然，他是开放后的中国最早应邀前往美国举办画展的画家之一；虽然，因为他出众的才华，圣地亚哥市的市长还亲自为他颁发了荣誉市民的金钥匙；虽然，在过去的十几年里，他也曾带着他的作品到过欧洲、非洲、东南亚等十几个国家参展或举行学术讲座，但这都不能等同于这个基金会的成立带给他的喜悦。
那些只是标志着他和他的艺术的被认识，而这个基金会的成立，则代表着他和他的艺术的被认同，标志着他已真正地走出了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范畴，而真正加入了世界的行列。
但我更关心的还是他那个宏大的心愿，他的千佛工程。他一直说，济南的千佛山上没有一尊佛，而在西安和四川，佛虽在，佛头却早在历代的浩劫中渺无踪影。这些佛头，一部分是被到中国来淘金的冒险家们偷走的，大部分却是毁在我们自己民族的不肖子孙手里。
于是两年前他许愿，要在有生之年塑一千尊佛头，替前人赎罪，为后人祈福。这件事，他做得很辛苦。要塑一千尊佛，就要千头千面，有一千个不同的造型。为此，这两年，他只要有时间，就四处采风，可以说是踏遍了名山大川，访遍了名刹古寺。
他说这件事始终在进行中。这次去普陀山，就既是朝圣，又是采风。
他给我看了些佛头的造型图，张张构图生动，个个神态逼真，有呼之欲出的感觉。他说，在山东的石雕厂里，已制作了一部分佛头，但离千尊的目标还很遥远。他心中的千佛圣地，是在长城脚下。他想仿南京栖霞山千尊罗汉的样子，再造出一个今古奇观。
他说得激动，我听得神往。结果，满桌的美酒佳肴在我们面前尽失颜色。
总是这样的，只要一说到他的创作，他的设想，他的事业，这个男人就会两眼生辉，滔滔不绝。绝对的工作狂。
说实话，和这样的男人做朋友是绝对的好。
五十多岁的人了，却依然还有孩子的纯真，少年的梦幻，青年的热忱，再加上五十多年风雨人生的阅历。和这样的人交谈，听他说话，真的如坐春风，赏心悦目。听他那么痴迷那么蛊惑人心地谈他恢宏的理想，你会被诱惑，会激动起来，简直恨不得能随他一起去作成这些事。
面对他的时候，我常常会被激励起来，会对自己的状态着急，会因此自己叮嘱自己，一定要找点事做做，做有意义的事，做大事。
这种推动，是无形的，又是格外有力的。可是，和这样的男人做夫妻就难免有点惨。至少我是不行的。
我们都太执迷于事业，谁都不会为对方牺牲什么；我们又都太了解事业对彼此的重要，谁也不会要求对方为自己牺牲什么。
记得我在给他的信中说，我们是两艘没有洗去风尘的船，在漫长的航行中寻找着自己的港湾。我们不期而遇。于是，靠近，相互致意。片刻的停顿、休憩后，我们又只好缓缓地擦肩而过。你有你的方向，我有我的航程。
对于我们，相遇是缘份，分离是必然。这一点，我们心里都格外清楚。
这就又说到佛了。这是我们最爱的话题。真难想象，他这个纯粹的北方男人，会对佛信得如此虔诚。
我信佛，主要是受外婆的影响，可以说是家庭的渊源。
而在他，这个当年在隔离室里，尽管双手被“杆子队”队员们带钉的皮鞋碾蹂得血肉模糊，肿得连筷子都拿不住，却依旧要蘸着泥水，在破了又补，补了又破的褴褛衣衫上作画的人，执著着对佛教的信仰，无疑是他超越痛苦的一种方式。
对他说到我今年想去入戒的事，他却给我说了段往事。
那是1992年年初，春节鞭炮的硝烟尚未消净，他就背起挎包，带上相机，绘图笔，速写本，直奔乐山和大足去朝圣，并为心中的千佛工程采风。
结果，一下飞机就做了回财神爷，钱包让人掏了。这且不说，后来，他去庙里临摹研究那些佛像。为表虔诚，住在庙里的时候，他天天吃素。结果超体力的工作，使他终于支撑不住，竟然晕了过去。
这事让赵朴初老先生知道了，又是痛惜他又是笑话他，说他犯傻，佛在心中便是虔诚了。
说完，他望着我笑，慢条斯理地说：所以呵，脱掉人间烟火难哪，佛在心里就是虔诚喽。
我也笑了，他这是暗示我下不了那个决心呢。
我也不同他辩，有没有决心，做给他看就是了。到时候真入了戒，看他还有什么好说。
在H的身上有种奇特的和谐，那就是大和小的极度统一。他会去做超大型的雕塑，也会在一枚邮票的方寸之间挥洒他的天才。他的画装饰性很强，他喜欢画动物。那些可爱的生灵，在他的笔触下，总是那么的稚拙，那么的惹人怜爱。
他这个人热爱生命，更爱一切和自然有关的东西。他最喜爱的创作主题是：造化无极。我有一次评价他，对什么都感兴趣，惟独对人不感兴趣。
他不服气，就反驳，我对小草就很爱。
他说的小草，是他的女儿。一个非常可爱的女孩子。
H太忙，又要当爹又要当妈，顾不过来的时候，就只好把小草带在身边。有几次开全国政协会议的时候，他也把她带着。孩子特别爱找我玩，大约是看到银幕上的人走下来了，格外好奇的缘故。而我也特别喜欢孩子，尤其是小女孩。我一直很遗憾，我没能在婚姻还没有结束以前就生一个自己的孩子。所以我和小草是两个人一见就相互喜欢，就处得特别好。
现在小草还常常会从北京给我挂长途。我不知道孩子是否对我有过什么期待，但我知道，我将是她的永远的潘虹阿姨。
H的确很爱小草，只要提起她，话头也是源源不断。可是给女儿起名也是植物，他的兴趣可见一斑。
我提议为小草干一杯。
他立刻附议。
端起酒杯，我就又看到了他的那双手。我一直说他的手像熊掌。
这双手，因为长期在野外和岩石、铁锤、粘土、颜料，还有我连名也叫不出的化学品打交道，已变得异常粗糙，他的手上永远有开裂的还没长好的伤口。
我想，每一条又粗又深的掌纹里，嵌着的都是他一份艰辛的付出，一份对自己所热爱的事业执迷不悔的执著吧。
刹那间，有一份温柔的情感从我的心头流过，一种纯粹属于女人的温情。我觉得这个优秀的男人，他的生活里确实欠缺了一种不该欠缺的东西。而这一份东西我又不可能去填补，我只有在心里默默为他祈祷，愿佛照看他的幸福。
酒杯碰在了一起，祝福都没有说出口。我们对视一眼，一切都在彼此的胸中了然。
亲爱的朋友呵，禅机已现，悲观已尽。任这世间哪一条路，我都不能与你同行。这一生，我们的缘，不在红尘里。
此刻，窗外是七月的烈日，骄阳如火。而我们的心中，有鸟语婉转，正风轻云淡。
在我的胸口挂着你亲手刻给我的护身符，一尊精致的平安罗。请相信在所有你将要前去的路上，也总会有我关注的目光。我会常常在意你正做些什么，一如所有你对我的在意。
佛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雾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H，愿佛保佑，一生平安。
阿弥陀佛！
十八 荆冠总是沾着鲜血的
8月23日 星期二
又到长春。又到长影。
北国的夏夜，凉爽湿润。星空清朗而又有几分迷乱，好像我此刻的心情。
说来似乎和长影总是有缘。虽说我本是上影厂的人，后来又到了峨影厂，可我觉得我的每一次成功都是在长影厂找到自己的感觉的。《杜十娘》是在长影拍的，《人到中年》是在长影拍的，《末代皇后》还是在长影拍的。
虽说早在出演《苦恼人的笑》中傅彬的妻子时就算第一次担任女主角了，但作为第一主角，以我个人的全部责任和演技来承担一部片子的命运的，当属《杜十娘》。
这也是婚后米家山为我选择的第一个剧本。我还清晰地记得当时因为这是一部古装戏，我怕自己不适合演古装而不想接戏时，是他力主我接。他的观点是，无论是古代戏还是现代戏，撇开时代背景，剥开人物的外壳，内心的情感都是一样的。事实证明他是对的。甚至这次出演《股疯》中的范莉，这样一个和我以往惯常扮演的角色很不同的人物，不能不说影响我选择的，也有他当年这句为我鼓劲的话给我的勇气和启示。
剥开人物的外壳，直接体验并表现人物的内心情感，这确实是一个性格演员表演的核。也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我才可能以我27岁的年龄，以一个远未到中年的年轻女孩的情怀，去出演《人到中年》，去演绎一个中年女性的生活与情感。而正是因为扮演了陆文婷，才使我第一次得到了金鸡奖的最佳女主角奖；正是这部《人到中年》，使我在中国影坛上有了我自己的位置。
而《末代皇后》则使我第一次在国际上得奖，叙利亚大马士革国际电影节最佳女演员奖。
人世间的机遇与缘份真是说不清。也难怪很多人会以为我是长影的人。毕竟，我曾有过的辉煌，都是在长春这块土地上孕育的。因此就生命的真正意义讲，我是长影长大的孩子。
这次到长春是应邀参加第二届的中国长春电影节。在这次电影节上还要专门为我开一个《潘虹电影表演艺术研讨会），就在明天。
对于这件事，我心里一直是既有几分亲切，又有几分忐忑。亲切的是，又是在长春在做这样一件事；忐忑的是，毕竟在国内电影圈在电影节上为一个演员个人如此郑重其事地举办这样规模的研讨，特别还是为一个年轻演员做这样的事，真是第一次。这当然是一份难得的殊荣，可这也是一份沉重的殊荣。
我本该下午就到的，可由于飞机误点，晚了许多。我错过了今天我的作品观摩会，也错过了今天的记者招待会。这样也好，可以一个人静一静，理理思绪。
记得当电影局滕进贤局长告诉我要办这样一个研讨会时，我对他脱口就说：“你把我吓死了。”说这句话不是谦虚也不是矫情，而是实实在在的我觉得压力很大。我很明白，社会越是给你的多，对你的期许也越是大，要求也就越是高。
作为一个演员，我当然不希望失败。但我更怕我不失败。因为成功和荣誉很容易成为套在脖子上的绳索。失败了，可以总结，可以知道不对在哪里，可以明白自己还要朝什么目标努力。而成功往往带来的是更大的困惑、更大的迷惘、更大的压力，会对今后感到茫然，不知道还要做些什么，还能做些什么。
当然最好的，是继续成功，更大的成功。可是，能不能够呢？
每一个演员都知道，电影是一门如此综合的艺术，需要那么多的人那么多的环节，共同的努力才有可能做好。任何一个环节上的不到位，都有可能导致整体的失败。好多事不是我一个人就能决定的，好多事我无能为力。
反过来，在这一部片子里你成功了，也许并非是因为你本身的原因，而是由于你演的角色讨好，或是符合了时代的需要等等其他因素造成的。那么下一部呢？还有没有这样的条件？
世上有哪一个人是可以永远成功的呢？没有。我一直以为，一个人一生中只可能有一个高峰。不可能在一件事上无限止的成功下去。如果一个人老是在成功，老是在超越以往，那只能说明以前还不是他的最优状态，还不那么成功。就好比一个跳高运动员，他不可能永远在破纪录，总有一个高度是他的极限，是跨不过的。
于是在每一次看起来是风风光光的成功后，就总是要自己问自己，这是我最后一个高度吗？如果不是，那么下一个高度又在哪里？只要你是一个有头脑的演员，这样的困惑，就不仅是不可抗拒的，而且也是极为折磨人的。
又想起伊莎贝尔·于佩尔，这位法国的著名女演员。两年前，也是一个夏夜，在法国大使馆，和她聊到凌晨一点。她说她拍了43部电影，只有三分之一是自己真正喜欢的，其他的都是为了迎合经纪人和观众的喜好而拍的。虽然她喜欢拍的影片中有些不能得到大众的认可，比如《包法利夫人》，在法国的上座率就很低，可她并不因此惶恐。
“凡是你自己认同并努力追求的东西，都不要后悔。没有一个演员永远是成功的。只要你认真去做你认为有价值的事，就会觉得没有压力。”
她的这些话，我至今记忆犹新。当时我就非常感慨。这些话并不高深，任何人都可以这么说上一番。但当这些话从她口中说出，从这样一个同样优秀的同行口中说出，其中的滋味也许只有我们才最体会，它包含了太多的经历过后的沉重。它概括了我们所有的曾经、所有的尝试和所有尝试中经历的所有的喜悦所有的失落所有的困惑和所有的不懈。
可是不管这些话当时曾给过我怎样的宽慰，今天我依然要说，我不后悔我的曾经，我也不松懈我的努力，但我依旧觉得有种压力。
我是一个中国的电影演员，我面对的是中国的电影，中国的观众，我无法轻松。
谢导总爱说，他最好的一部戏是下一部。可我不。我不说每一部都是成功的，但我想说每一部都是好的，每一部都是我所喜欢的。
这不是狂妄。这只是我对生活对事业的一种态度。
评论界可以毫不留情地探讨我在每一部影片中表演上的得失，观众可以任意褒贬我饰演的每一个角色，但我却无法不爱我的每一次。因为每一个角色都是我认真地投入过努力过的。
我无法想象，一个全身心投入创作的演员，怎么可能不爱那个曾一度与她朝夕相处同呼吸共命运投注了她全部激情的角色呢？如果不是这样，如果一个演员总是在说不喜欢她演过的那些角色，总是在期待下一个更合适的话，那么她首先应该问问自己，每一次接戏时有没有过慎重的考虑，每一次拍戏时有没有过激情的投入。
我想，执著于自己的每一次，为它们负责，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敬业。
也许我很消极。我不敢拿我的什么东西去赌明天，所以我只好把我演的每一部戏都看成是最后一部，把饰演的每一个角色都看成是最后一个。好好地演。背水一战，不计输赢，只拚了命把所有的精力都投进去。
毕竟，所有的桂冠都是用荆棘作成的。而荆冠总是要刺破我们的额头，沾上我们的鲜血，才能戴在我们的头顶。
十九 一代人的梦想
8月28日 星期日
六天，弹指一挥间。
席慕蓉曾经有诗问：在长长的一生里为什么／欢乐总是乍现就凋落／走得最急的都是／最美的时光？
此刻，在我的心里也有这样一份淡淡的惆怅。
今晚，热闹了六天的第二届长春电影节在颁奖晚会后宣告了结束。王学圻和我分获了最佳男、女主角奖。这是今年我因主演《股疯》而得的第三个奖。米家山执导的《带轱轳的摇篮》获得了特别奖，一样为他高兴。看到我们两人都在自己的事业上往前走着，并有所获得，总是欣慰。
我的惆怅，不是因为电影节的结束，也不是因为颁奖的辉煌场面就这样转瞬即逝，而是因为这六天里我有过太多的激动，也有过太多的感触，
最让我记忆深刻的是24日研讨会上罗艺军老师的一番话。他说作个演员很不容易，一举一动都招人注意，让人说。要不阮玲玉怎么会25岁就自杀，嘉宝怎么会36岁就息影。他特别提到了中国女演员的心理素质，还算是比较好的。虽然老是在给人说，可还是在演电影。甚至到现在没有人看电影没有人在意电影了，可她们还在折腾，还在演。
我当时听了就感慨万千。我觉得从没有一个人能这样概括地说出我们的处境，这样一种尴尬这样一种痴迷不悟这样一种捉襟见肘的处境。
我说我们，因为我总觉得这次给我出这样一本《潘虹电影表演艺术》的书也好，为我召开这样一个研讨会来帮助我总结从艺16年的历程和每部戏每个角色的形成也好，都不是单纯的我一个人的事，而是我们这一代影人的事。
我们这一代影人是随着新时期电影事业的成长而成长起来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每个人的历史合起来，就是一部新时期中国电影的历史。
我们是幸运的。我们遇上的是一个电影发展的好时期。百废待兴，就有一个特别宽广的天地留给了我们去创造去发展。
我清晰地记得，1979年我刚从戏剧学院毕业分到上影厂时，就明显地感觉到整个社会对电影的那种关注和人们对它的那种渴求。这对我一个刚成为职业演员的人来说是一种极大的鼓舞。现在想想那种万人空巷争看一部《人到中年》，并且是一遍二遍十数遍地去看的盛况恐怕是再也不会有了。
从这一点来说，即使今天中国电影已走入了低谷，我潘虹也没什么好抱怨的了。毕竟在我的青春年代里，我付出过也得到过，我努力过也辉煌过。和我们的上一代相比，她们像我们那么年轻时正遇上个“史无前例”；和现在的年轻演员相比，她们又会说机会没有我们好，正遇上电影的不景气。所以，我扪心自问我还有什么理由不去好好努力，还有什么资格说演不好戏呢？
陈凯歌说；“一个健康的社会，需要一大群有责任感的人。”我一直很赞赏这句话。我不说我怎么有责任感，但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多少还都是有点责任感的。虽然我们中间有一些人已不再从影了，但我们毕竟在中国电影的长廊里留下过自己的身影。我们每个人都曾像是一朵花，都有自己最茂盛最辉煌的那一天那一瞬间，并且在这美丽的一刻我们是尽全力舒展开放了自己的。
也正因为这样，我们今天的痛苦才如此地显而易见。
我一直觉得演员这个职业就跟足球队员似的，一大群人在球场上跑来跑去，就为了争那个球，就为了把那个球踢进球门的时候听看台上的那一声叫好。可忽然看台上没有了观众没有了球迷没有了啦啦队，这球还踢不踢？还一定要踢下去的人一定是对球爱之入骨，而不是对球赛很在意的人。
我们也是。
这些年电影推向了市场，电影和电影观众都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如果说我们当中有些人因为无法适应这种转变，或者无法承受电影滑坡这种巨大的失落感而退却了的话，那么我还在这里面跌打滚爬，这不是我特别的能，只是我稍稍顽强了点。或者说我比她们更脆弱。
夜深人静之际，我总是问自己：我不演电影，我还能干什么，还会干什么？我是个职业演员，我学的就是这个专业。如果说我在这方面还有点悟性还能干成点事的话，那我在别的方面可能就低能就一事无成。
我不说电影是我的生命，但电影确实是我生命的证明。我一半的年华已交给了它，剩下的一半要我离开它去做别的，我还要问问自己有没有勇气呢。
就说下海经商吧，其实我们这一代演员中好多入，包括我自己，都是一种无奈。那一张张合同一张张定单满足不了我们。生意场不是我们驰骋的战场，那里没有我们的光荣，那里没有我们的梦想。它不属于我们。
可是不做点事又能怎么样呢？坐在家里等剧本，这更惨。至少我是要疯掉的。我承受不了现实的这种要求和压力。
我也试过逃避。拍完《女人·TAXI·女人》，我就逃跑了。去德国，去日本。我想我再也不演戏了。不演又怎样，中国电影又不靠我一个人。
一呆就是一年多，可还是不行，丢不下。
在日本的那些日子，早上踱进厨房喝咖啡，然后看看电视，中午出去上学，有时还去各处旅游。日子是悠闲了，收入也不愁，在黑泽明的摄影所只拍两部广告，报酬就比国内拍几十部片子都多。物质上是满足了，可精神上的失落依旧，甚至更大。
后来想明白了，中国电影是不靠我，可我靠着电影呵。没有它我就是活不好。拍电影就像抽大麻，毁我身体，耗我精力，使我伤神，使我心碎，使我失去我的生活我的婚姻，但我就是有瘾。简直有病！我老说我不正常，因为正常人不是我这种活法的。
其实也不是我一个人这样，我们都这样。
这些天看这本《潘虹电影表演艺术》里面汇集了近二十位影评人的论述，看一篇感动一篇。那天研讨会听他们发言也是的，听一位感动一位。回想当年他们开始写我影评的时候，也不过是人到中年，而今都已两鬓有霜。
我一直是非常看重他们的评论的。这么些年来，他们的评论一直是我业务上的一个参照点，仿佛一把尺子，总是在帮我丈量着我的度。
他们也是始终为电影活着的人。而电影又是这么煎熬着他们。电影的发展是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他们无法以自己的准则以自己理想的目光去规范电影的走向。但是即便如此，他们还是那样投入地悉心关注着世界电影、研究着中国电影。在中国电影被解释了又解释之后，他们依旧执著地在那里一篇一篇地阐述着他们的理想。
尽管他们对我在《股疯》中的表演给予了肯定，也对我大幅度的改变戏路重新定位自己塑造自己的勇气给予了赞叹，但他们也说如果让他们选择，他们依然怀旧。
我知道，这一份怀旧，不仅是怀念我以往的形象，也是怀念我们的那一个年代。
我也怀旧。
可我知道，我无法以一个一成不变的形象永立不败之地。不进则退。不创新，不突破，不改变，就无法生存。我们只有适应。
我一直觉得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媒介有时给予演员个人的是一些不够准确的东西。一部片子成功了，就把所有的功劳归于他；一部片子失败了，又把所有的过失归于他。其实一个演员只是一部影片的直接载体，他的成败有很多因素。过去我一直说，演员的成功要靠三个条件，一个好剧本，一个好导演，一个好对手。现在我意识到还要靠一批有素养的观众和一批这样孜孜以求的影评人，做我们坚强的后盾，和我们一起做梦。
有他们在，就是给我自己的一个提醒：不管怎么样，我潘虹都要咬着牙站起来，坚持下去。也许我不能被今天的时尚今天的观众接受，或只能被部分地接受，但我也还是要用我的真诚去做一些我力所能及的事，一些让我心安的事。去拍中国的电影，去演中国人想知道的事。
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担当。这是我们整整一代人所追求的光荣，所执著的梦想。
这次来长影，米家山也来了。
单独和他喝了次茶。问他有没有看《股疯》？他倒也老实，就坦白说没有。
他说，报道和评论倒看了不少，影片反倒没看。因为“不敢看，怕失望。”但他又忙着补充，“不过我相信以你的阅历和天赋，肯定能演好。”
他呀，还是这么直率，还是这么孩子气。不过，很男人，是条汉子。
他提议明年我们合作一部片子。他说剧本已组织人在搞了，我准会喜欢的。
我说，你这么自信？
他会心地一笑，说，当然。他还补充说，这对我们是一次新的机会。他说他知道，唯有这样，才有可能。
这话里有话，不止一层意思。
我微笑，不语。
二十 飞往纽约
9月10日 星期六
不知为什么，有时候我以为他的血管里不可能流着殷红的热血。
他的性格实属冷血一类，那能把人毁掉的情欲和他无缘，玩乐和麻将都迷不了他的心窍。除了喝酒，喜欢领略体育球赛的乐趣外，就在摄影机前过日子。藏在眼镜背后的那双眼睛里，永远清晰地流露着他的意图和他的思路，让人一望而知。
这执著的冷静是他的主要力量，血气、情感、心灵，对于其他人，都是会引起惶惑的知觉和感觉的要素，但对于他则毫无意义。他的一切激情火花都集中在大脑，集中在他的银幕中的女性形象上。
他，就是谢晋。不管他现在从事着什么，将来还会从事什么，他的名字将永远镌刻在中国电影大师的行列。这次在国内接拍第一部电视剧《大上海屋檐下》虽然不是他直接导，但有着他的参与，我就觉得牢靠。都说谢导是最善于发现和调教女演员的。我最初的成功。不是在谢导手里演出来的，但与他的那次合作，让我受益匪浅，难以忘怀。
那一年12月24日，我抖掉了脚上黄浦江畔的尘土，走进飞往纽约的机舱。
在18小时的飞行中，谢导演的背影一直在我的前方。
一排三个座位他一个人坐着，他那双颊微红的脸庞使人一看就知道他正发着高烧。他最好是躺下。
偶尔，他也回身冲我们微笑一下，但谁都很难说清楚这微笑的复杂内涵。
谁都知道，我们是由于签证延误了两个月，在这严冬季节，偏偏要去向大自然索取我们影片中所需要的夏天和春天；谁都知道，我们仅仅只有30万美元的外汇，要去远征纽约、洛杉矶、威尼斯，去创举中国大陆电影制作在海外拍摄的“第一个”。在我们的上空，是那巨大而冷漠的苍穹，在我们的下面，是广袤而亲切的大地。也许正是这大地给予了他希望。他慢慢地闭上眼睛。他喜欢在寂静中冥想。
机舱里，摄制组的许多人都用额头抵着椭圆形的舷窗，目光各种各样……依依不舍的，如释重负的，欣喜激动的……我无法揣测所有人此时的心情，但“一定要成功”这个使命和目标，每个人都是一致的。此时，我也紧紧地摸着自己左手链上的小金猪（我的护身符），心里不停地默默念祷，便愿别像太平洋一样渺茫……
他一滴不剩地喝干了他的第三杯茶时，我们已经在空中飞行十多个小时。他的胳膊旁边仍是那本皱皱巴巴的剧本。上面的字迹写得很乱，像是在铅印的文字间爬动着虫子。其颤动的轨迹，甚至不难以让人能识别出，这部分是在汽车上写的，那部分是在飞机上写的。他时而看看剧本，偶而又唱唱低语，有时甚至情不自禁地发出欢乐的叹息。突然，他回头冲我大叫了一声：“那首英语歌的录音磁带你带了没有？”
正在昏昏欲睡中的我吓了一大跳。“带了，导演。”我报告式地赶紧回答。他耳朵不好，说话声音特别响，再加上非常地一本正经，有时真令人望而生畏。
他马上意识到可能把我吓着了，立即微笑着又补充了一句：“你想睡了？”
“不，没，没有。”
我掩饰着。因为我知道导演最讨厌演员像只病猫似地老蜷缩在角落里睡觉，“过了今天就不晓得明天”（这是他骂演员最重的话）。
不知甚么时候，我终于睡着了。
醒来时空中小姐正在用中英文广播着“飞机开始下降，请系上安全带”。我赶忙起来，就见椅子扶手上插着一朵鲜花。
一朵正在开放的花朵，它无止境地自我重复着伸展开去，一片叶子接着一片叶子，它每个柔和的红晕颜色都比前一个显得更红。
邻座的人告诉说，“导演送来，你睡着了。”
我抬眼看去，才知导演被空中小姐照顾到头等舱去休息了。这花是头等舱配餐时送给旅客的。
提前得到一枚奖章，我想。奖章是授予有特殊贡献的人，他希望。
估计是半个小时之后，我们踏上了美国大地。脚下倒并无异常感觉，但我心里却充满了莫名的惶惑，一种对异邦文化的陌生，紧紧地追缠着我。其他人有人惊喜，有人欣慰，有人沉醉，也有人困惑……只有他，始终是唯一无动于衷的人。这使每一个有头脑的人都会承认，他身上还有一种对冒险的嗜好，他的强大仅仅在于执著。
在机场海关他还开着玩笑，摄制组以他为首走在最前面，海关人员仔细向他询问着在纽约拍摄的周期，纽约的接待团体等，他一一详尽地作着简明的回答。最后问他的是带来作为拍摄费用的美元是多少？他微笑着潇洒地转身而去，压根儿不予答复。对彼岸世界的金钱威胁全然无所谓。他那艺术性的活动型个性超群绝伦，以其特有的优势铸炼着摄制组每个人的意志。
为了艺术能够忘掉自己，忘掉自己的利益。我以为这是种气质。这种气质在这关键性时刻也提醒了我们每一个人。为什么他享有盛誉；为什么他能够得到社会和人们的尊重。不管怎么样说，此时他充溢着新的、几乎十分虔敬的心情，他在企盼着另一种幸福─—成功。
那种一瞬间的气质，那种会使我疯狂的气质，我知道，我会难以忘怀。他再也没有回身顾望，时隐时现地一直走在我的前方……
一切过去了的都成为美好的回忆，而回忆的美好，又将始终滋润着我鲜活的心，使她年轻，使她纯净。
二十一 缘断情未了
9月20日 星期二
又是月半，又到中秋。
今夜，没有皓月当空，只有一层氤氲潮湿的雾气，弥漫在天地间。天气不好，云层太过厚重，遮挡了那一轮圆月，也迷朦了本该清朗的月辉。
这样也好。
虽然古往今来，这都是一个团圆的日子，但每年的这轮圆月，又照亮过人世间多少已经发生过和正在发生着的悲欢离合？！照不亮的黑暗，还是不要照亮的好。
宋朝大诗人苏轼尚且要把酒向青天，问一句明月几时有？叹一声月的阴睛圆缺、人的悲欢离合，都是自古难全。更何况，我们。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这一句话里有多少美丽的期盼，就有多少残酷的无奈。
每年，这句话都会在邮局被陌生人的手“哒哒”地拍在电报纸上，送到我的手里。
这是我和米家山的约定。
从婚后的第一年起，每年的这一天，我们都会如期收到一份来自对方的电报。电报上，就是这一句亘古不变的祝愿。
对于我们，中秋还不单是中秋。这个日子曾是我们一个特别的节日，结婚纪念日。
多年前的那一天，我们踏上了婚姻的红地毯。在那样一个有月亮的晚上，在那一轮圆月下，我们曾经相对微笑过。为了这样一个特别的理由，我们把这样的一个约定一直持续到今天，持续到我们离婚六年后的今天，让它成了一份特殊的纪念，好让我们彼此记得我们曾经有过的欢乐，记得我们曾经有过的悲伤，记得我们曾经有过的决断。
尽管今天当我们这样做着的时候，我们心中涌动的已不是爱情；尽管每年的这一份电报，也许仅仅是一个既定的形式，一种必遵的惯例；也许固执著这样一个承诺的我们，在每一次把诺言变成现实的时候都已不那么由衷。但我们依旧认真，甚至比以往更认真。毕竟，我们曾经是彼此生命里最亲近的人，我们有理由确信，不管我们在昨天有过怎样的伤痛，我们在明天还会有怎样的疏离，今天的我们拥有的已是一段亲情。
一份祝愿的电报。一个问候的电话。这是每年的约定，也是每年两人都想抢在对方前面做的事。我们有我们的孩子气。
今天，我醒得绝早。抢先拨出了那个熟悉的电话号码。电话的那一端传来米家山惺忪的声音，满是懊恼。他说，这么早，就知道是你。他说他昨晚就想好要早点醒来，先给我挂这个问候电话，可没想到，我还是占了先。
我在电话的这一头莞尔，不语。心里还是有一种特别的满足。
那一段姻缘，已经当断则断。这一份亲情，还是藕断丝连，绵绵延延。
米家山是一个集力量和尊严于一身的男人。过去我这么说，现在我这么说，将来我还会这么说。
本来，一个是演员，一个是美工，我们应该是剧组里最不相关的两个人。可是一部《苦恼人的笑》，给了我一次引起影坛关注的机会，也让我陷入了一段纷飞的流言。
你是在这个时候来看我的。从南京回成都，在上海转车，一共只有四小时的停留，你执意要我到车站来，你说你要见我，一定要见我。
我来了。“你还好吗？”你问我。
“还好。”我回答。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更多的可说。
“那就好。一个人如果一生里注定早晚要摔跟斗的话，那还是摔得越早越好。”你说得简单而平静。我看着你，坦白说这是我第一次这么近这么仔细看清了你。我知道我已没有什么更多的需要说。不需要申诉，不需要解释，对一切发生在我身上的事，你已经有你的了解，你已经有你的判断。
那一刻，你的出现，像一个骑士。
对于那个时候的我，对于一个从小就失去父亲的庇护，一切都靠自己打点的女孩，一个骑士，一个哪怕只出现一次的骑士，都已足够。我们于是相爱。我们于是结婚。我于是随着你远走他乡，在四川做了八年你的媳妇。
这八年，我们在一起生活的八年，是我已经走过的生命里最棒的八年。我可以对任何人都这样的直，言不讳。人们常说，一个成功的男人后面一定有一个为他奉献了一切的好女人。可我觉得在今天这个依然属于男人的社会里，事业完成了男人，男人又塑造了女人。
你就是那个在我背后托着我过了八年的很棒的男人。
记得刚结婚时，你就问过我：你想做什么？我说我要成功。
要成功，一个女孩子的野心，一个如此宽泛的命题。你认同了。
为了这一个认同，为了我们能有更多的对话空间，为了能站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审视我的表演，并帮助我提高，你毅然放弃原来的专业，去北京进修了两年的导演专业。
杜十娘、陆文婷、曾树生、婉容、徐丽莎，我在银幕上塑了一个又一个被人们誉为成功的形象。但人们不知道，这些剧本的选定，这些角色的塑造，是在你的直接参与和鼓励下完成的。你为我付出了很多，但我想，你值。这八年，你给了我一个温暖的家，一个极安全的小窝，这是任何人，无论父母，无论朋友，都无法给予我的。
尽管结婚八年，我们在一起的日子只有三百八十天；尽管我一直希望我的丈夫能像父亲能像兄长，娇宠我，呵护我，牵着我的手，带我走过这条人生路，而你的任性你的孩子气，却使我几乎反过来做了你八年的母亲；尽管当我像一只燕子那样衔泥和血把一个窝垒到满意时，家，却在你不经意的游戏间，破碎了。但我还是要为这八年的种种经历感谢你。最后这样的分手，我不是太狠心，我只是太骄傲。
你说我不给你退路。我没有给你退路，因为我也没有给过自己退路。我一直希望我的名字下面是一个清清白白的人生。我不希望任何牵绊不清的事和我的名字纠缠在一起。我珍惜我的名誉，也珍惜你的名誉，一如我珍惜我们曾有的爱情，我们曾有的家庭。
我真的可以理解你，可我无法谅解你。我不说宽容。宽容这个词用不到我俩的关系上。既然爱了，就要共同承受种种的发生。不能承受时，就只有分手。
这就是我们。
我们分手了。但分手并不意味着从此就一定要成陌路。
你仍然是我最亲密的朋友。曾经有过的共同生活，使我们拥有了一份特别的默契。面对纷繁的世事，我们依旧相互扶持、相互关怀着。
离婚六年来，我每次接新片，还会打长途给你，听听你的意见。包括现在做时装了，也觉得当年在色彩、构图等方面从你这儿受益匪浅。
对于我，你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还会是，我最信赖最可靠的朋友。我一直希望，每当我们回首互望的时候，我们都能彼此给予一个微笑，成为彼此再度前行的信心和力量。我们都明白，在这个大社会面前，家庭和个人都不过是极小极小的单元。当我们已打破自己的小单元，完全地投入了这个大社会后，回头已难。
可是，也许要等到我们都走过了很多很远的路，等到我们都老了，等到我们已无力独自驾着一方生命的小舟，在生活的海洋里搏击的时候，我们还会再度靠近，携手走过最后一段人生。
那时，又将是怎样的一幅黄昏风景呵。
二十二 孤独是一种教养
当然我也明白那些好心的人们，包括我的母亲、我的一些老师辈的长者，还有那些关心我爱护我的朋友乃至影迷们，他们希望我幸福，担忧着我的孤独。他们从他们的角度出发，觉得人一定是要有伴的。于是就有了三年前那场从朋友圈到传媒到大众几乎联手“包办”我和H恋情的热情。幸好还只是打算“包办”恋情而不是婚姻。
其实仔细想想，我们对孤独的定位是多么的片面。好像一个人就是孤独，两个人就一定不是。设想一下，假如在一对男女之间，你说的话，他听不懂；他说的话，你又不感兴趣，这样无法交流的两个人难道就不孤独了？我想这是比我一个人的孤独更可怕的孤独，它是双倍的，有时还是无法解脱的痛苦。在文学作品里，在现实生活里，我曾经看到过多少优秀的人在这样的痛苦里挣扎，甚至被毁。
一个人的孤独最多是寂寞失落，而两个人的孤独却可能是灾难。
我并不想唱高调说我一个人过得很好很充实，这太不真实。这是自欺欺人，这是撒谎。事实上我可以坦率地承认，独身六年来，那种孤独感和失落感是与日俱增的，是常常无以排遣的。我只是努力在适应它，而我也知道，我永远也适应不了。
只是，作为从两人世界里走出来的我，再要走回去，不是那么容易那么轻松的事。尤其我决不会为了摆脱一个人的孤独而匆忙地走回那个我走出来的世界。
坦白讲我在情感上是一个脆弱的女人，我是害怕孤独的。人嘛，毕竟是一种群居动物，要合群的。我们可以夸口说不怕贫困，不怕年老，不怕疾病，甚至不怕死亡，但我们都怕孤独。要不我们就不会总在期盼有人与我们共鸣，要不我们就不会总是渴望别人的理解，要不世界也就不会是今天这种模样。
有位哲人说，甘愿和孤独结伴的，不是神，就是兽。我们两者都不是，我们只是人。可实际上，人也都是孤独的。从我们诞生的那一天起，孤独就开始伴随我们了。哪一个人不是赤条条的一个人孤单地来，又赤条条的一个人孤单地走呢？在生命开始和结束的关键时刻，我们又能与谁结伴同行？没有。只有自己。
六年的独身生活，使我深刻地领悟到，生命的实质就是孤独的。于是，如何来面对生命中每一天的孤独就成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课题。我想，人是害怕孤独的，人也难得有孤独，有时候人还应该去寻找一些属于自己的孤独。
在今天这样一个浮躁的社会里，要挤进一些表面看来十分熟闹繁华的事情里去，实在是太容易了，特别像我这样从事娱乐业的人，就更是容易。而纯粹的孤独，那种可以让人思考、叫人沉静、使人升华的孤独却真的十分难得。
就一个人而言，这样的孤独其实是一种很好的教养。它使人认识自己，纯净自己，坚强自己。
我会经常提醒自己，走出那种哀怨的琐碎的孤独，而珍惜这样的孤独。
二十三 爱在深秋
10月26日 星期三
又到深秋，冬季的严寒还在遥远的北方徘徊，秋日的气氛中氤氲着的上海格外地显出美态来。
对于秋天，我有种很特殊的情愫。我喜欢属于秋天的那种金色，阳光从茂密的树叶里透出来，撕碎般地洒在灰色的马路上，洒在行人亮丽的衣服上，那种美丽掺杂了日薄西山的悲凉。可我就是喜欢这种无以言传的氛围。
记得小学的那个同桌男孩即将赴美，向我道别的时候，我黯然地自叹：“在国内，我又少了一个朋友。”他立即纠正道：“在国外，你又多了一个朋友，潘虹。”后来有人打趣道，我就是属于那种悲剧意识很浓的人，而那男同学的话，多少能证明他达观的人生态度。
我真的从骨子里充满了悲剧色彩吗？这么多年的经历，我不想否定，毕竟，我的孤独、我的无奈、我的焦虑、我的独身生涯都隐藏着我对世事变幻，人心无常的感叹。所以，我的情感才会和陆文婷、杜十娘、曾树生、徐丽莎、婉容、李彤如此沟通。
从电影厂归来，闲着没事，便想到东方商厦转转。东方商厦的花饰架上，金色的向日葵美丽地绽放。迫不及待地请导购小姐帮助插一束，可惜那小姐的插花水准实在不敢恭维，直到边上的小男孩帮忙，才使这束绢制的向日葵显得漂亮起来。
在大自然的花卉中，我最爱的是向日葵，这金黄色的色彩和永远迎着太阳的属性让我怆然，看着它，我想到梵高，割去耳朵为艺术发疯、为画而死的梵高。我的心目中，向日葵这层浓烈的瑰丽是以生命作代价的。对于花，我向来不挑剔它的真假，假如说鲜花是生命真实意义上的存在，那么绢花又何尝不是钦羡生命后的复制呢？还有干花，也许能称得上是生命状态的浓缩了。
在我的家中，它们各自以自己的姿态展现，它们是和谐有序的一个家庭，这使我从另一个层次上懂得宽容。
捧着那束向日葵回家的时候，天上飘下了毛毛细雨，今冬的雨老也下不大，总是这样密密匝匝，文静地下着，我索性在雨中散起步来，我还很小的时候，便有过与恋人在细雨蒙蒙、长着茂密大树的马路上散步的幻想，然而现实与幻想的距离就是用我的独身一人来丈量。
于是爱开着灯一个人听听音乐、看看书，抑或与朋友聊天，与其说这是有意地制造黄昏的意境，还不如说怕够了孤独。
曾在一本书上看见过“享受孤独”的提法，想必那个人从未孤独过，所以才把孤独想得如此诗意。
二十四 一个人的节日
11月46 星期五
对于别人，这只是一个极平常的有阳光的日子，和昨天、和明天都没有什么区别。对于我，它就是一个很特别很个人的日子，一个只属于我的日子，我的生日。
中国人是一向看重生日的。因为那是一个别人可以与你分享却无法与你同庆的你的节日，只属于你。
往年我的生日都是在朋友们那里度过的，特别是我一个人生活以后，这一天更是朋友们格外在意，甚至是格外刻意的一天。朋友们轮流替我操办，总是大包大揽地说：你别管，我们来。他们是用心良苦，我知道，也感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