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法了，霍英东只好先行出去。但人海茫茫，到哪里去找姓陈的?找不到人，不知道日兵会怎样对待母亲和姐夫?霍英东一筹莫展，忧心忡忡。后来，有人指点霍英东，找不到人不要紧，可以给日兵送礼的。霍英东于是把自己的一辆单车卖了，得到20多万军票。这招果然见效，钱送上去，被关了40多天的母亲和姐夫终于被放了出来。
回到家里，一家人愤怒地把日本兵臭骂了一通，出了一口怨气。
买卖机器赚一笔钱
1945年8月，在亚洲战场上节节败退的日军，在盟军的夹击下，终于宣布无条件投降。在日军的铁蹄下沦陷了3年零8个月的香港，也因此重见天日。
谈起这段历史，霍英东回忆说：“战后，香港的房子很多已被炸烂，一些没有人住的房子也被人撬去木板，成个空架子，整个香港颓垣败瓦。港督杨慕琦从集中营出来，第一件事却是宣布停止使用军票，军票作废。你想，当时大家都穷，哪有港币在手?很多人，包括我们一家，生活没有着落，很彷徨……”
此时的香港，百废待兴，各行各业逐渐活跃起来，沉寂了多年的货物海上贸易再度频繁
霍母刘氏认为货运业大有可为，决定重操旧业，从事海上驳运经营。她和其他合伙人商量后，就把“有如”杂货店出让给别人，霍家分得7000元港币。刘氏用这些钱自置小货轮，再
度出没水上……
结束“有如”之后没几天，霍英东就写信到老牌英资洋行——太古行求职当文员。太古行复信给霍英东，说已接纳他到太古洋行当文员，月薪300元。在当时来讲，月薪300元是较高的酬劳，且太古是大洋行，干得好也很有前途。正当霍英东准备到太古洋行上班时，母亲刘氏劝他放弃这个职位，在家里帮她打理驳运生意，管管帐。霍英东虽然已经成家立室，但仍然对母亲百依百顺，所以就听从母亲的意见和母亲一起重操驳运旧业。
霍母刘氏讲义气、重信誉、人缘广，故驳运生意经营得不错，一家人的生活比较安稳。但当过一年多“小老板”的霍英东，当时已不满足于只帮母亲料理驳运生意。他相信己有经商的头脑，能赚大钱，所以在帮母亲理财管账之余，也时时寻找发达致富的机会。
一天，霍英东在翻阅一些报刊资料时，无意中看到香港政府的宪报，上面刊登不少拍卖战时剩余物资的通告。原来，太平洋是二次大战的主战场之一。战后，在冲绳岛、菲律宾周围海域等地方，残留很多战时物资，如大船、登陆艇、炮弹壳、胶管、废铜烂铁等。有关方面就把这些物资运来香港，当作垃圾拍卖。霍英东脑袋一转，心想：“有不少物资是目前市面上需要的，一买一卖，也许能赚些钱。”
第六章 小试牛刀 拍卖物资盈利(2)
他随即向外面打听有关情况，谁知有不少人都不知道政府拍卖物资的消息。原来港府的宪报全是英文，一般市民是绝不留意的，即使见过这份宪报的人，也不一定明白上面的内容。霍英东中学时读的是英文书院，英文基础不错，自然一看就明。“我看得懂宪报，这方面占了一些便宜，这次我可能发达了!”霍英东手里拿着宪报，心中暗暗自喜。
从此，霍英东就时时留意宪报上的招标通告。一次，他看中40部轮船机器，这些机器略经修理，就可使用。参加投标，须付100元的费用。当时霍英东帮母亲管账，母亲只管他的衣食住行，是不给他薪酬的，所以他分文没有。
那时，霍英东的妹妹已从内地返回香港。想来想去，最后他向妹妹借了100元参加投标，出价是1.8万元港币。几天后，港府通知霍英东，他中了标，要他准备1.8万元去取货。接到中标通知，霍英东又发愁了：这1.8万元去哪拿?他知道母亲向来管钱甚严，不可能将这一大笔钱让他拿去做买卖。
但当时出货截止日期已近，且又想不出别的办法，霍英东只好硬着头皮去游说母亲。他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了一通，要母亲借钱给他，但母亲却不愿借。
霍英东不甘心，随即搭船过海，到九龙去找一位好朋友。他把此事说给朋友听，希望朋友帮他想办法做成这桩买卖。这位朋友一听，很感兴趣，就一起去仓库看机器。看了机器，这位朋友对霍英东说：“别到处找人借钱了，干脆4万元，把这些机器卖给我算了。”
霍英东一听，喜不胜收，一口答应。他的朋友给他4万元，他把1.8万元付给政府，就把机器运到朋友处。这宗无本生意，霍英东净赚2.2万元。
在那时，2.2万元可是个不小的数目。当时，一个普通打工仔的月薪不过是一两百元。一下子就坐拥2.2万元，身无半文的霍英东一跃成为一个小财主。
手里抓着这些钱，霍英东琢磨着怎样以钱生钱，去赚取更多的钱……
当时，政府拍卖战时剩余物资主要在金钟海军船坞和中环毕打行举行。另外，一些私人公司也租用摩罗街和洗衣街，专营剩余物资的拍卖。自赚了2.2万元后，霍英东时常周旋于物资拍卖场，参加投标，从事物资买卖，并且不时有所斩获。他回忆说：“当时，除了用自己的钱做物资买卖外，我还偷偷用我妈妈的钱。因为那时我还帮她做事，负责收钱，收到钱后，先用来周转，买些艇仔、烂渔船。有一次，有5条船放在铜锣湾公开拍卖，下标时要预付7000元港币，而且要用支票。我们当时连银行户口都不会开，哪有支票?我就请林子丰帮忙开了张7000元的支票去下标，谁知最后没中。若果中标就好了，那时很多人都用船运货到广州、梧州等地方，可以赚很多钱……”
那时的霍英东，时常身穿一套黑料绸衣裤，活跃于货轮上、海岸边，以及往来于商肆和拍卖场之间。他帮母亲经营驳运生意，结识不少驳运客户，于是极力向他们兜售从拍卖场投得的渔船、艇仔，脱手较快。但剩余物资的拍卖毕竟是短期生意，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就不再有了。
霍英东尝过买卖物资的甜头，体会到从事贸易盈利高、赚钱快，是发家致富的一条捷径。
第七章 历尽艰辛 远赴南海荒岛(1)
霍英东一生的事业，很多时候是在海上演绎的。大海，真正成了他人生的舞台。为了寻宝，他曾经像他少年时期的偶像吉姆和鲁滨逊一样，在茫茫大海中漂流……
决定远赴东沙岛
海上出生，海里长大，霍英东与海之间有很深远的渊源——这种渊源，于霍英东而言，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事实上，霍英东一生的事业，有很多时候是在海上演绎和展开的；大海，真真正正成了霍英东的人生舞台。
在拍卖剩余物资，赚到一些钱后，霍英东曾经历种种磨难，到茫茫大海中的一个荒岛上“寻宝”，在岛上过着地狱一样的苦不堪言、生死难卜的非人生活——这是霍英东跌宕起伏的一生中，最具传奇色彩和最惊险的一段经历。有意思的是，这段经历，竟与他学生时代所津津乐道的鲁滨逊、吉姆的历险传奇，有几分相似。鲁滨逊、吉姆的故事是经过小说家虚构
、编撰的；而霍英东的历险记，却是活生生的事实。
在与霍英东相处的一年多时间里，霍英东曾多次断断续续地向我讲述他的“东沙历险记”，以下的故事，全是根据他的谈话整理而成。
那是1948年，霍英东已经25岁。他那时候在帮母亲刘氏打理驳运生意，偶尔也从事战时剩余物资的买卖。
一天，霍英东听人说，澳门有一家公司正在到处收购“海人草”，每磅1美元。“海人草”又名“海仙草”，经加工提炼后可制成医治胃病的药品。霍英东当时对任何生意都有兴趣，听到这个消息后，他就到处打听：哪里有大量的“海人草”出产?有人告诉他：东沙群岛中的东沙岛一带海底，有大量的“海人草”繁殖。
东沙岛?遥遥大海中的小岛?听人这么一说，霍英东的脑海中顿时翻腾起吉姆和鲁滨逊海岛历险记的传奇故事……
不知道是因为发财心切，还是因为他少年时的英雄偶像吉姆和鲁滨逊的历险故事，仍然对他有巨大的吸引力，令他产生海上历险的欲望和亢奋……总之，在那一刻，霍英东就下了决心：一定要到东沙岛采集“海人草”!
随即，霍英东又托澳门的朋友打听更详尽的情况。一经了解，才知道收购“海人草”公司的老板是何贤和钟子光。
何贤是20世纪港澳两地最重要的商家之一。自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他逝世前，他一直是中、葡各方一致公认的澳门华人代表和领袖，在澳门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何贤是广东番禺人，与霍英东是“乡里”，他13岁就到广州、顺德等地从事贸易、黄金买卖、银庄等
生意，是省港澳金融界的老前辈。广州沦陷后，他逃亡澳门，主要从事银业，成绩卓著，在
40年代中期已成为港澳一带呼风唤雨的人物。战后，他曾在澳门政府的“贸易局”当会计部主任，而霍英东的皇仁同学何鸿燊则在“贸易局”当供应部主任。
何贤后来还出任澳门立法会、全国政协常委、全国人大常委等社会公职。20世纪60年代，何贤与霍英东有许多往来；70年代后期与80年代初期，他曾多次与霍英东一起到广东省境内的番禺、中山等地考察、投资——所有这些，在以后的章节中将有叙述，这里暂且不表。
而钟子光，当时也是名噪澳门的大商家。他在澳门经营各种生意，其中那时还与霍英东的皇仁校友何鸿燊在澳门经营一间煤油厂。
虽然后来何贤和钟子光都成为霍英东的朋友，但那时候，霍英东只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小商人，何、钟对于他来讲，可谓既不得望、更不可及的大人物。
霍英东当时没机会见到这两个人，澳门公司只是派一个名叫何启绪的职员与霍英东接洽。“当时，别说是没机会见何贤、钟子光，就连何启绪这样的人，我已经视为非常之了不起，觉得他有派头，高不可攀。我想，可能何启绪就是真正的有钱佬了!”霍英东后来回忆说。从这些话中可知，当时霍英东尚在“茅庐”，孤陋寡闻，见识很浅。
却说霍英东与何启绪接洽后，就着手为远赴东沙岛做准备。
当时的霍英东，既早为人夫，也已为人父。他的第二个孩子——霍震霆于1946年2月出生，那时才两岁多；而妻子吕燕妮当时正身怀六甲。如此“抛妻别子”到一个荒岛上冒险，自然遭到家中各人的反对，母亲刘氏更是极力阻止。
向来对母亲百依百顺的霍英东，这次却听不进母亲的意见；他去意已决，遥远的东沙岛对他有一种无可抗拒的召唤力……
被海关扣留10天
母亲刘氏既极力反对霍英东去冒险，自然不会在经济上援助他，霍英东只好自己想办法。好在当时他刚在拍卖场上投得一条机帆船，这条船正好可用于出航荒岛，于是霍英东以这条船入股，折价3万元港币，加上何启绪和一个来自广州的商人所出的7万元，合组东兴公司。把公司命名为东兴，顾名思义，是希望在东沙岛兴财致富。
有了钱之后，霍英东随即在香港长洲贴出告示，招聘工人。有不少渔民前来应聘，最后霍英东只招了80人。每个招聘来的工人，霍英东都给他们预支一些安家费用。
霍英东用来入股的那条机帆船太小，载不了太多人，也装不了太多东西，于是他们花了几万元购买了一条长20米、150匹马力的柴油机船，用作远征东沙岛的主力船。为防意外，霍英东在船上配备了两套机器。
第七章 历尽艰辛 远赴南海荒岛(2)
要启程的前一晚，霍英东才知道根据香港九龙海关的规定，柴油机船是不能出远海的，于是临急改到澳门办理报关手续。在澳门十月初五街，他们购置了大量的食品和各类日用杂物。
1948年10月的一天上午，在霍英东的带领下，两条船载着80个工人和10多名水手，从澳门码头启程，向东沙岛方向进发……
船驶到三门关附近时，远远看见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在海上飘扬——原来是国民党政府的海关人员驻守在三门关。
船过三门关时，自然要被检查。
“有没有出海证?”海关人员问霍英东。当时东沙岛属广东省管辖，到那里作业必须预先
到广东省有关部门办理出海执照。
“什么出海证?要出海证才能去东沙岛?”霍英东一下子慌了。他那时涉世未深，经事不多，根本不知道到东沙岛需要到中国政府去办理有关手续。
霍英东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他只好苦苦哀求海关人员放行；但海关人员并没有被霍英东的苦求之情打动，执意把人和船扣押在海关，听候处置。这样一来，霍英东一行既去不了东沙岛，也不能返香港。90多人被困在船上，受海关人员监视着，不能离船半步。而霍英东仍然不停地向海关人员求情……
在三门关被扣留10天后，海关人员通知霍英东：船和人可以返航，但小舢板、铁锚、救生艇等货物，却要被没收。被困10天，带去的咸肉、咸鱼等食品，已所剩无多。返航途中，遇上台风，海上风高浪急，船被风浪抛上落下，摇晃不停，不少人经不起这急剧的跌宕颠簸，有的呕吐，有的晕厥如泥瘫在船舱。霍英东虽在海上出生，但从未出过远海，从未遇上大风浪，所以也禁不住呕吐，头昏力疲，不堪其苦。在惊涛骇浪和狂风暴雨之中，船只失去了控制，迷失了方向，任随风浪漂流……等到风平浪静、阳光普照之时，大家清醒过来，四周一望，原来船只已辗转漂泊到汕尾海岸。
船上大约有一半工人，老家在汕尾。10多天的海上漂流生活，把他们都吓怕了。所以，船一抛锚，他们就争着上岸，回到故里，不再回来。霍英东只好又在汕尾贴出告示，招了一批当地农民和渔民。
办理出海证、购货物、备食品……一番周折之后，霍英东一行再次启程，由汕尾向东沙岛进发。
抵达东沙岛
东沙岛是东沙群岛中最大的一个岛屿。从汕尾至东沙岛，与汕尾到广州的距离差不多，风平浪静时，大约是四五天的航程。航程虽短，但要顺利登上东沙岛，却实非易事。
东沙群岛包括众多的大大小小的岛屿，东沙岛虽是其中最大的一个，但它只有一小部分冒出海面，不便于寻找和辨别。以前曾有几家打捞“海人草”的公司，船已开到东沙岛海域，辗转几天还是找寻不到东沙岛，最后只好打道回府。
有人告诉霍英东，东沙岛只有两样标志，一样是岛上有三棵椰子树；另一样是岛上有一座天后寺庙。远处是看不到椰子树的，进入东沙岛海域，霍英东一行只能一个一个岛的寻找、辨认；如此在岛与岛之间辗转、流连了大半天，最后果然见到了一个岛上有椰子树，还看到有烟火从岛上冒出。霍英东命令船工把船慢慢靠近海岛，自己却聚精会神地观察岛上动静。海岛只有两个入口，船只抛锚后，霍英东亲自带着十多个人，先行从一个水道入口处上岛。
“我那时虽然是老板，但做事总是身先士卒，第一个爬上岛的就是我。我亲自背着带来的工具上岛……”霍英东回忆说。因为不知道岛上的环境如何，也不清楚何人在岛上居住，他们蹑手蹑脚的，慢步爬行；未久，远远望见岛上有一座哨所，一面青天白日旗正在随风飘扬，霍英东料想是国民党驻军。
岛上驻扎的果然是国民党的边防兵，人数不多，加上气象观测站的工作人员，不足20人。他们见霍英东一队人走上岛来，个个都觉得很惊讶。东沙岛处于茫茫大海中，寻找不容易，为岛上人员运送给养物资的船只，也常常在大大小小岛屿中打转，寻找不到东沙岛，所以要靠他们在岛上燃起烟火，以便给养船辨认。除给养船几个月来岛上一次外，从未有外人踏足过东沙岛。
一阵寒暄以后，霍英东就吩咐船员和工人把物资搬上岛。
只用一两天工夫，霍英东他们用一种从拍卖场上投得的一些军用营房铁皮，在岛上搭起住所和贮存“海人草”的仓库。
晚上，躺在刚搭好的简易茅棚里，仰望天空，弦月悬挂，夜星稀落，思家之情油然而生；当时已是10月凉秋，且有海风吹送，但东沙岛的气温仍在摄氏30度左右，闷热难耐。霍英东辗转难眠，干脆走出茅棚，举目望去，四周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只听见风声涛声。置身岛上，此时此刻，霍英东仿佛自己身处于茫茫大海中的一叶孤舟，沧海茫茫，前途未卜，甚至生死未卜……
明天，就要出海采集“海人草”了。霍英东很清楚，更艰苦的日子还在后头。
第八章死里逃生 险些葬身大海(1)
海上航行，突遇台风，他们在大海中飘荡了几个小时，陷于极度绝望中，抱头痛哭。突然，霍英东发现远方有一点光线在摇曳，他连忙驾起船，朝那儿急驶……
被烈日晒脱了皮
东沙岛的白天来得早，清晨5点钟左右，太阳就冒出海平面，岛上气温突然明显升高，至少在摄氏30度以上。阳光一照射，大伙就起床了。
霍英东整个晚上都没睡好，太阳没出来时，他就已经起床到厨房帮手煮早餐。草草吃了早饭，他就和大伙一起，坐船到东沙岛周围海域采集“海人草”。因为没受污染，东沙岛四周的海水异常清澈透亮，潜入水中，可清楚看到五颜六色、形状奇怪的珊瑚丛；而那些呈紫红色、身上有毛被的“海人草”，就丛生在珊瑚的碎块上。
在海里采集“海人草”，可不像在陆地上割草那样轻松、容易。这种松节藻科类植物，一般生长在离海平面2～7米深处的珊瑚丛中。他们没有任何潜水工具，只有一副自制的十分简陋的木框潜水眼镜。每个人深吸一口气潜进水中，一两分钟就得浮上水面，如此短的时间里，采集不到多少“海人草”。潜下浮上，反反复复地折腾一整天，一个人也采集不到半筐“海人草”。
海上作业，苦不堪言。每个工人每天要下潜上浮成百上千回，如此折腾，个个都颈痛腰酸，浑身散架，双手发软。
海底有不少奇形怪状的贝壳，有些十分锋利，工人脚踏海底 ，有时脚板会被划破，血流不止。霍英东的脚板也曾多次被贝壳割伤，但略为包扎一下，就得再潜入水中采集“海人草”。
最艰苦难耐的，还是火辣辣的阳光。东沙岛盛产“海人草”，也盛产阳光，每天日照时间超过14个小时，日温平均超过摄氏36度。阳光热烘烘，把海面照得光灿灿的，摘下墨镜，几乎睁不开眼睛。在如此热辣辣的阳光下，海水也是发热的，人在海上作业，上被阳光烘烤，下被海水蒸焖，不出几天，个个都脱了层皮。潜入带盐分的海水中，皮肤更是隐隐作痛。
霍英东是老板，但他干起活来，比工人还要卖劲儿。头顶烈日，但他从不戴帽子，颈上系着一副墨镜和一副潜水眼镜，身上只穿一条三角短裤，每天至少在海里泡12个小时，不停地浮上潜下……
原始的岛上生活
每天晚上，大约7点钟左右，太阳西落，天色渐暗，大队人员就得匆匆收工上岸，饥饿、闷热、枯燥、寂寞、暗淡无光的长夜又开始了。辛苦了一天，个个都疲惫如泥，很想躺下休息一下，但身上粘粘糊糊、油油腻腻的，海水和汗水混合，发出又腥又臭的味道，躺下去浑身不舒服，想痛痛快快、干干净净洗个澡，那几乎是一场梦想。岛上只有一口井，平时水深仅半尺，除了用来煮饭和饮用，只能用少许洗脸漱口。
他们总是祈祷老天爷开恩，降场大雨，但那时正好不是雨季，几个月没下过几场雨；偶然有一天突然雨水倾盆而下，大家就好像发了疯似的，干活的停下不干，睡觉的起床到茅棚外，个个仰头向天，让大雨淋得舒舒畅畅……
不能舒舒服服地洗个澡这也算了，不能饱饱地吃顿饭则问题就大了。霍英东与所有的工人、船员一样，每天喝的是半咸半淡的井水，吃的就是用这半咸半淡的井水煮的饭菜。他们带来的食物主要是咸鱼和咸菜，餐餐两道菜，人人都厌腻；可是，就连这已让大伙一见就腻味的咸鱼和咸菜，在上岛八九天后，也没有了。
霍英东原先认为上岸之后，可以钓些鱼虾之类的海产品做菜肴，所以安排食物补给船在
他们上岸半个月后才启程。其实，他们最初上岸时，两条船上都装满了食品，可以说是能放东西的地方都置放了食品；可是90多条汉子，个个饭量都很大，上岸几天后，带来的东西，除了大米外，都已经吃完了。
霍英东曾和大伙一起用鱼竿钓鱼，但东沙岛周围海域全是大鱼；他们不但钓不到大鱼，反而还被大鱼将他们的鱼竿给弄断了。这样一来，没有菜下饭，他们只好餐餐吃白饭。
半个月过去了，补给船还没到，岛上“菜尽鱼绝”之后，又闹起粮荒。大伙只好自动自觉地减少自己的饭量，处于半饥饿状态。
最惨的还是那些烟瘾很重的人。烟源断绝，烟民烟瘾发作，痛苦难耐，只好到垃圾堆里去寻找往日扔掉的烟头。可是烟头里的烟丝已被沤得发霉发臭，但为解烟瘾，他们还是捡起来，放在锅里烘烤一下，再用纸卷起来，慢慢享用，聊以解瘾……
这样捱了一个月，霍英东与大部分工人一样，患了水肿病，脸浮脚肿，全身虚胖，有气无力。
霍英东虽是老板，但此时也黔驴技穷，一筹莫展。他只能默默祈祷物资补给船早些来到……
重整旗鼓守荒岛
就在90多条汉子于饥饿中苦苦挣扎，几乎熬不下去的时候，补给船来到了--如果再迟几天，可能就有些人饿死岛上了。
那天，饿了多日的工人，个个狼吞虎咽，美美吃了一餐。但这些吃苦耐劳惯了的工人，却再也忍受不了如此艰苦、饥饿、危险、寂寞的荒岛生活。他们饱餐一顿之后，随即散伙，打退堂鼓，跟着补给船返回家乡……
第八章死里逃生 险些葬身大海(2)
别人走了，但霍英东从没有想过放弃。这个时候，倘若霍英东也走了，则前功尽弃，10万元也就泡汤--在当时，10万元可是个不小的数目。在没有退路的情况下，霍英东表现出从没有过的顽强的意志力。他咬咬牙，下决心重整旗鼓，继续在东沙岛采集“海人草”。
这次，霍英东不再招香港人和内地人，而是雇请台湾和日本的渔民，因为他知道这两个地方的渔民能吃苦耐劳。经过一番周折之后，新的队伍进驻东沙岛，岛上又开始热闹起来。
果然不出所料，台湾和日本的渔民确实比原先的那批工人强多了。每天4点多钟，天刚朦朦发亮，他们就起床，煮好饭团，带些咸菜和咸鱼，出海捞“海人草”去了。因为天气酷热，带去的饭菜很快就发馊，但他们仍然吃得津津有味。这些人还有一个本领，就是用鱼叉刺鱼。在海上作业的时候，如果看见有鱼在海里出现，他们就迅速操起一支长长的鱼叉，动作娴熟地抛出去，准确刺中鱼身，随即便把一条大鱼拖上船来。用不着等到放工后才把鱼煮来吃，一叉到鱼，他们就当场用刀切成一片片生吃。
对付鲨鱼，这些人也有一套方法。远远看见鲨鱼翻腾过来，他们一点也不慌张，随便找块布，放在海底不停搅动，鲨鱼误认为是庞然大物，也就避而远之。但是，饥饿和死亡仍然时刻威胁着岛上的每一个人。由于种种原因，补给船常常误期，造成岛上食品断绝，几天吃不到一粒米饭的事时常发生，这个时候，工人们只好啃鱼干、吞生螺肉、吃海藻……如果不幸患病，那就更惨，岛上没有医生，没有药品，只能靠自己以顽强的意志抵抗病魔，别无它法。
岛上生活枯燥无味，惟一可以解闷的方法就是大伙踢球。霍英东回忆说：“当时，如果带去足球就好了，我们只是用一些废纸扎成一个小纸球，大家踢来踢去……”
台风中死里逃生
饥饿、生病都不是霍英东他们最怕的，他们最最担心的，是在海上作业时突然间遇上强台风——因为，一旦遇上台风，就有可能船翻人亡。可霍英东就偏偏在一次海上作业时，遇上台风，并险些葬身大海。
那是霍英东他们上岛4个月以后发生的事。
一天清晨，天色晴朗，风平浪静。霍英东和10名工人，乘坐大工作船前往东沙岛以东17公里处的珊瑚礁。那里盛产“海人草”，只用几个时辰工夫，他们就大有收获，采集到的“海人草”装满了一只小电动船。中午时分，霍英东和一位轮机手、一位船工开着装满“海人草”的电动小船离开珊瑚礁，直奔东沙岛。动身之时，还是风和日丽的，但10多分钟后，天色骤然变得灰蒙蒙，俄顷，狂风四起，暴雨倾盆而下，波浪汹涌咆哮起来，把电动小船抛上跌下，“海人草”散落水中……被狂风大浪折腾了几下子，3个人昏头转向的，茫茫大海中已辨不清东西南北。方向已迷失，不知道沿哪条航线航行，这时，他们惟一能做的就是掌好舵，把握好船体的平衡，不让小船在狂风骇浪中翻沉。但是，那位见惯风风浪浪的船工，经不起狂风大浪长时间的折腾，临阵胆怯，不敢掌舵，霍英东只好自己把舵驾驶……
在茫茫大海中与风浪搏击了几个小时，3个人都精疲力竭，双脚疲软无力，两手动弹不得。他们已无法掌舵了，个个瘫在船上，任由风浪把船只上下抛跌，左右颠荡……老天有眼，此时风势有些减弱，浪涛有所收敛，小船只是轻微地晃荡。他们3人庆幸自己可能死里
逃生，躺在船上，任随风浪漂泊。
这时，天色已暗，夜晚已经来临，四周黑漆漆一片，而风仍然在刮，雨仍然在下。他们不知身处何处海域，离东沙岛有多远，所以不敢贸贸然航行，担心所剩不多的汽油耗尽而离岛却越远。霍英东料想大工作船是会到处找寻他们的，于是他们干脆任由船只随风浪漂游，等候大工作船的出现。
风浪的威胁是消除了，但他们并非完全脱离危险，因为东沙岛海域时有鲨鱼出没，如果不幸遇上鲨鱼，则他们必死无疑……这么一想，霍英东不寒而栗。
小船又漂流了几个时辰，仍然没发现大工作船到来，看来他们是凶多吉少、白白等死了!
此时此刻，3个男子汉禁不住悲从中来，抱头痛哭……
就在他们悲痛欲绝的时候，霍英东抬头一望，无意间看到不远处有一点光在摇曳，他猜想那可能是手电筒的光线，欢喜若狂，跃身而起，失声大呼：
“我们得救了!我们得救了!”
经过长时间的风浪漂流，在茫茫大海、沉沉黑夜之中，突然间发现一束亮光，那种死里逃生的欢愉心情确实难以用语言形容。霍英东自己发动马达，掌着船舵，迫不及待地向那点光亮之处风驰电掣般急驶……
那点微光之处，原来就是东沙岛，一位船工拿着手电筒到岩边察看停泊着的小船是否被风浪卷走，灯光摇晃，无意中救了霍英东他们3个人的性命。
那时，正好是深夜12点整——也就是说，霍英东他们在大海风浪之中已经漂泊了大约12个小时。
“这12个小时的经历，是我一生中所遇到的最大的一次风险!如果不是那一点光，可能我们早已沉到海里喂鱼了……”几十年之后，回首这段惊心动魄的往事，霍英东仍然心有余悸，脸上甚至流露出谈岛色变的神态。
第八章死里逃生 险些葬身大海(3)
东沙岛历险记以悲剧收场
狂风大浪中历险，荒岛上原始的生活……这些经历，在很大程度上使霍英东的发迹过程更显得神秘，更富有传奇色彩。
霍英东的一生充满传奇，除了因为他经历了多次生死一线之差的风险，还有一点，就是他的生活中时常出现一些像小说情节一样的巧合。10年前，霍英东就读皇仁之时，吉姆和
鲁滨逊是他心目中的英雄偶像，他们海上历险的传奇故事，是他青年时期最为津津乐道的；
但是，谁能想到，他后来居然也像吉姆和鲁滨逊一样，漂流、历险于茫茫大海和暴风骇浪之
中……
霍英东是当代的吉姆和鲁滨逊，3个人有着相同的漂流、历险经历，但最终的命运却迥然不同。吉姆在海盗的帮助下，最终从荒岛上掘出金银财宝；鲁滨逊征服了大自然，在荒岛上建立了殖民地。如果说吉姆和鲁滨逊的冒险故事最后是以悲壮的喜剧收场的，那霍英东在海岛上生活的结局却不乏悲剧的色彩。
过了半年原始人般的生活，历尽各种磨难，霍英东他们挺不下去了，于是，他决定结束这地狱般的非人生活。
1949年4月，一队人马分乘两条船，心情沮丧地离开东沙岛，返回香港。
回到家里，出现在家人面前的霍英东是这样一副模样：长发齐肩，满嘴拉碴胡子，脸色黝黑如古铜，穿在身上的衣服邋邋遢遢，从衣服的破口处可见手臂上、身上脱了一层层皮……活脱脱像一个刚从街头巷角的垃圾堆中睡醒的流浪汉。
霍英东痛痛快快地洗个澡，换上一套新衣服，与一家大小畅享天伦之乐……安坐家里，忆起半年的荒岛生活，霍英东恍如隔世，不胜唏嘘。
霍英东只负责采集“海人草”，何启绪和另一股东则负责把货转卖给何贤、钟子光的公司。回港的第二天，霍英东去找何启绪，本来认为辛苦了半年应该有些回报，谁知，见到何启绪，他劈头就是一句：“‘海人草’卖出的价钱很低，所得的钱仅仅足够支付各项开支，没钱可赚。”说完，把一本账簿摔在霍英东面前，叫霍自己看。
霍英东整个人都傻了，他怎么也想不到，辛辛苦苦半年，到头来一无所获。这还不算，何启绪当时还要把霍英东那条组建“东兴”时用来入股的船典当。他对何启绪无可奈何，心情极为沮丧和难过。后来，霍英东了解到，并非公司无钱可赚，而是何启绪因吸食鸦片，而私吞货款。
据说，当澳门公司的老板何贤和钟子光得知霍英东的情况后，亦甚为同情他的遭遇，认为何启绪处事不公。
此时，霍英东的妻子吕燕妮已怀胎9月，儿子震霆也已3岁多。漂泊海上半年，不能侍妻教子，霍英东甚感歉意。
一个月后，也就是5月12日，妻子分娩，霍英东又添了一个儿子——霍震寰。
在这之后的大约一年时间里，霍英东的“野心”收敛了，不再有一些骇世念头和行为，乖乖地帮母亲打理驳运生意，闲来伴妻弄子。不再奔波劳碌，霍英东的元气也渐渐恢复过来。
霍英东在向我谈起这段难忘经历时，仍然心怀歉意，感慨万千：“当时，我家生活环境仍然很艰难，子女还很小，倘若不能平安回来，那家里就要过上更苦难的日子!”
对于何启绪这个合作伙伴，霍英东至今仍然耿耿于怀：“怎么能这样，拿一盘账给我看，说一句没钱赚就算数?这当然不公道，这件事给我一个教训，就是要带眼识人。”被人蒙骗以致劳无所获，此事对霍英东的打击很大。
这段经历，除了给霍英东一个沉痛教训外，亦磨炼了他的意志力和毅力。试想，经此一役，还有什么事能吓倒霍英东?
毫无疑问，东沙岛经历是霍英东人生之中第一宗失败的生意。霍英东也坦承这是失败的经历，但却同时认为这亦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他曾几次对我说：“……我时常想，当时怎么会想到要去东沙岛?一个20多岁的青年人，带着100个大人，在一个荒岛上生活了半年，最后都没有出事，个个都平安回来，有时我真是想不明白，怎么能够做到这样?”
“那时，是不是因为穷，生活环境恶劣，所以一听到有发财的机会，就不顾一切后果去做?”我问霍英东。
霍英东却断然否认：“并不是的。那时，我听说经营‘海人草’的一家公司的老板，曾经带人七次去东沙岛，但最后都不成功。我很想接受挑战。说真话，那时真不会做生意，要去东沙岛，但没想到打捞‘海人草’的成本有多少，能赚多少钱，这笔账根本没算过。”
停了一下，霍英东又说：“现在，一个导游带一个三四十人的旅行团从香港广州白天鹅，安排他们的吃、食、交通都不容易，何况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后生仔，带着100人，而且在岛上生活了半年……”
从这一番话中，我隐约可知霍英东为自己年轻时的这段“创举”感到自豪，我甚至认为他的这番话多少带有一点炫耀自己的组织、领导才能的成分。也可能是从那时起，霍英东就表露出了他的“英雄主义”性格，那就是：做别人做不到的事。
第九章 冲破禁运 海上贸易发迹(1)
朝鲜战争爆发后，霍英东看准了发财的机会，冒险从事海上贸易，偷偷向内地运送物资，赚了第一桶金。
经营玉记船厂
霍母刘氏经营货运多年，加之信誉好，人缘佳，故生意越做越红火。霍英东从东沙岛回来时，他母亲的驳运生意已有一定规模，还有了一些属于自己的货船。在霍英东的协助下，霍家的驳运生意越做越大。那一年，霍英东还买了一条大拖船，从事驳运业。
另外，那时，在母亲的支持下，霍英东还经营一家玉记船厂。船厂直辖于他太太吕燕妮的名下。“玉记”原设在筲箕湾，规模很小，最初的业务是修葺船只，清理船底、船身的蚝壳等堆积物。
据霍氏集团最老资格的员工凌汉伟回忆，他20世纪40年代后期从广州到香港来，就应霍英东之邀到玉记船厂任职。凌汉伟原在广东省航政局工作，霍经营驳运生意期间时常上广州找凌汉伟办理海运通行证、许可证之类的手续，两人因而结识。凌汉伟介绍说，50年代初期，港府征用玉记船厂厂址，但补偿九龙油塘湾的一幅地给“玉记”。后来，“玉记”发展越来越大，由修葺船只到造船，而后扩展成为香港造船行业颇负盛名的有荣船厂。
外界莫衷一是的朝鲜战争经历
霍英东的志向并不在帮母亲从事驳运生意和经营玉记船厂。他总在等候、寻找机会，以期“再战江湖”。
1950年年中，朝鲜战争爆发。朝鲜战争给霍英东提供了一次从事贸易发财的好机会。 当时，美军出兵朝鲜半岛，支持李承晚政权，攻打金日成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军队。南北朝鲜之间的战争爆发不久，中国就派志愿军入朝，与朝鲜军队并肩作战，抗击美军。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终于找到了制裁中国的“借口”。1950年12月，美国商务部宣布对中国实施全面禁运，“凡是一个士兵可以利用的东西不许运往共产党中国”。
1951年5月18日，在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的操纵下，第五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对中国实施全面封锁禁运的决议。之后，有43个国家接受了这一决议，并且积极地加以实施。1951年6月16日，英国就此采取措施，禁止13大类物品从英国或英属地(包括它占领的香港)输往中国。
这样一来，内地民众和援朝部队所需的一些物资就严重短缺。对此，中国也做出适应的对策，其部署是：贸易方向和工作重点转移到华南，要求华南财委组织有关部门，团结私商，利用香港作跳板，多做小宗买卖，积少成多，坚持易货制度，保证资金安全。
香港素以转口贸易为经济支柱，“禁运”一实施，香港自然首当其冲。据一部关于香港发展过程的史书记载，当时，香港“百业萧条，满街满巷都是失业的工人，数以万计的贫民，在港九一带的山坡上栖身，在简陋破败的木屋区中，愁眉不展。”
这里有必要说明一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采取暂维持香港现状的对策，其实与当时西方国家封杀中国、对中国实施禁运有关。正如《二十世纪的香港》一书所言，“西方国家对新中国实行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中国政府将原则性与灵活性结合起来，暂时维持香港现状，保持香港稳定，就可以将香港变为中国与西方国家保持联系的一个通道，粉碎孤立、封锁和包围中国的企图；同时，利用香港转口港的地位，发展进出口贸易，保持中国的外汇平衡，亦是中国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特别需要。”
果然，朝鲜战争一爆发，香港的这个窗口作用就充分体现出来。
香港有一些商人瞄准机会，趁机与内地做生意，偷运一些适时的物资到内地去。正如上述那本史书所写：“朝鲜战争给予香港人一个机会，就是暗中供应中国内地急需的物资，有些人就因走私而起家，今天可以跻身于上流社会之中。”
霍英东参与运送联合国禁运的物资到中国内地，应该说是不争的事实，但真实、详尽的情况却始终不被世人所知。多年来，对自己这段海上贸易发迹的经历，虽然不能说霍英东守口如瓶，但说他讳莫如深应不为过。正因为如此，霍的这段经历，在不少人的心目中，始终是一个“盲点”——虽然也曾有报章轻描淡写提过此事。这也为霍英东的发迹史平添了几分传奇和神秘的色彩。
多年来，对于霍英东的这段经历，市井坊间流传多种说法，但归纳起来，不外乎两点：一是“霍英东靠走私起家”；二是“霍英东那时曾做过军火生意”。而报章杂志，对此亦有过披露，但都是一些蜻蜓点水式的文字，寥寥几句说霍英东冲破“禁运”，运送物资到内地，仅此而已，点到即止。
这段经历，不仅是霍英东的事业起点和人生的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且是他一生中极为重要的一段历史。另外，由于这段经历，外界莫衷一是，而成为霍英东一生中最有争议的一件事，故而我总认为，倘若回避或者轻描淡写，则《霍英东传》就不成其为《霍英东传》--或者说，这样的《霍英东传》是残缺的、不完备的。所以，从一开始采访，我就做好了不避嫌、不忌讳，打破砂锅问到底的心理准备。
第一天采访，霍英东就主动提及这段经历：“我从来不想回避任何问题，包括朝鲜战争时的生意……”
第九章 冲破禁运 海上贸易发迹(2)
客观来说，霍英东本意不想回避朝鲜战争问题，但由于多少还有些顾虑，因而在谈到这个问题时，他总是吞吞吐吐，欲言又止。但是，经过几次断断续续的交谈，透过其闪烁其词的讲述，我们还是较为全面地了解到这段他向来三缄其口而不为外人所熟悉的传奇经历。
为了让读者直接、准确地了解到霍英东对这段历史的回忆和看法，以下有关的内容，我将较多直接引用我和霍英东的采访对话记录。
朝鲜战争生意由贩卖柴油开始
1995年7月4日，在中银大厦霍氏集团写字楼里，霍英东又一次主动提及朝鲜战争时的经历。当时，我尚没有就这个问题发问。
“……再讲朝鲜战争，要赚共产党的钱，亦要讲求合理。我记得当时有些人卖西药，一些过期的西药，搞得不少人吃了死亡。”
停了一会，霍英东接着说：“发国难财，肯定不。其实，我在朝鲜战争时赚的钱很少……”他的声音有些低沉，甚至有些沉重。
这次，霍英东是在谈论其它问题时，提及朝鲜战争的生意。所以，他当时并没有就此问题谈下去，我也没有提问。但我总是希望找机会，与他专门详谈这个问题。
等到8月11日，亦是在霍氏集团的写字楼，我正式向霍英东提起朝鲜战争：“霍生，朝鲜战争无疑是你一生中至为重要的转折点，你当时怎么想到要与内地做生意，是怎样介入其中的?”
霍英东很爽快，娓娓道来——
“讲来讲去，还是市场经济，在商言商。比如船用的柴油，禁运一开始，一些公司就停止供应柴油。我是做船运生意的，时常有些柴油剩余，于是就运到澳门。那是小生意，载一船柴油只赚几百元港币，做了一年才赚了1万多元，但已经很高兴了。到后来，内地需要大量物资，比如药品、胶管……差不多所有的物资，我们都经手。
“这段经历，在1997年前我都不想过分宣传。但有一条，当时，我们并不是像有些人想像的那样，用快艇运货，因为我们运的大多是一些粗重的物资，如厚铁皮、铁板、胶管，快艇根本装不了多少东西。而且我们也是取合理、公道的方法。你知道，与内地做生意、打交道，如果有些东西不公道，就会有人说你发‘国难财’、‘抢购物资’——罪名可以由人讲。我有我的原则。当时，有些人卖西药，有些是假药，有些是过期药，或者没有消毒膜，这是伤天害理的。”
“据说你在朝鲜战争时赚了100多万，这在当时可是一笔大数目……”我说。
“是的，是不少，但那是几年间赚来的，当时每天只睡几个钟头。那时，我根本不懂做生意……”
说到这里，霍英东突然停止这个话题，而言及其它。关于这个问题的采访暂告一段落。
从霍英东以上的谈话中，可以得知三点讯息：一、霍英东在朝鲜战争时的生意是从柴油买卖开始的；二、朝鲜战争的第一年，霍英东所从事的货运生意获利甚微，真正赚大钱是朝鲜战争的后两年；三、朝鲜战争期间，他认为自己并没有贩卖过期和伪劣的西药。
“绝对没有”做军火生意
霍英东谈朝鲜战争经历欲言又止，是我意料中的事。那天的采访结尾时，我提议他就这个问题专门、详尽地和我谈及。
第二天，不知是否有所准备，当我再次提起朝鲜战争问题时，霍英东虽然表示1997香港回归前不想多讲，但是最终还是谈了不少。那天，采访的地点也是在霍氏集团的写字楼里。
“外面有传你在朝鲜战争时‘走私军火’，真实情况是怎样的?”我直截了当地发问。
“朝鲜战争的事，在1997年7月1日前，我都不是很想讲。当时，禁运后，内地缺乏物资，很困难，而香港是惟一可以支援内地的地区。里面牵涉到一些人……但有一点可以明确地说，我真的不是发了很多‘国难财’。”
“您是直接与内地做生意，还是透过在港的中资机构?”
“当时，我与内地没有任何关系，自己亲力亲为，做了一年，才赚1万多元。”
“你们走哪一条水道?”
“最初是由香港运到澳门，后来直接运去深圳蛇口。”
“是不是很危险?”
“不是很危险。有些事，我至今仍然不是很明白，因为若港府要彻底禁绝运货到内地，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后来，港府采取一个方法，就是外来物资一入仓，工商署就派人封住。”
“主要运一些什么物资?”
“都是一些粗重的东西，比如铁板、胶管、五金用品、车胎、汽油……”
“有无军火?”
“绝对没有。”
“有无通过香港的代理商?”
“没有。可能后来有些中资机构介入。内地需要什么物资，贸易公司运来，我们就用船运到澳门、蛇口。”
“直接交货还是间接交货?”
“大多时候都是运到澳门，交给南光公司。那时，我和内地没有任何关系。”
“用什么船运货?”
“都是用渔船。起初是晚上去，后来白天去也行。其实，所谓‘走私’是很微妙的，在港口装载些物资，没人说你的，而一出到公海，他就抓你不到。到处都是海，货在港口是合法的。”
第九章 冲破禁运 海上贸易发迹(3)
货船曾遭追捕和械劫
“有无疏通海关、水警?”
“有的，主要靠一些海关、水警人员协助。”
“有无经历过一些危险的事，比如被追过或抓过?”
“有的。我们的船一般是在早晨到澳门起货，天天早晨都到澳门，几乎是定期的。有一只货船，港府已经盯了很久了，我们一开船，他们就追赶，并用机关枪扫射……”
“当时，你是否在船上呢?”
“我不在，但我看到他们截住这条船。船上载的是一些胶管。”
“在香港，你有无合伙人?”
“没有，因为没有多少人够胆做。从头到尾，都是自己亲力亲为。”
“是用自己的船，还是租船?”
“最初是用渔船，什么古灵精怪的船都用过。”
“船速快不快?”
“很慢的，比如那些风帆船，走一天才到澳门，载几吨柴油，才赚几百元。”
“交货之后，对方就交钱给你们?”
“是的。”
“从澳门返香港途中，还有没有危险?”
“本来没有危险的，政府方面没危险。后来澳门那些‘大天二’来了就危险了。他们拿着军械，最厉害的是那些13米的机关炮。那时，我们的货船是没武器的，所以他们一截住我们的船，就乖乖给他们货和钱。”霍英东说的“大天二”，是20世纪40年代后期起开始活跃于澳门的那些江湖人物。
“你们出发时，有无固定的码头?”
“没有，到处都是。有时夜晚睡在大船上，等天黑就出发。后来不再是这样，干脆用船拖去，白天都去的，没所谓了。”
“是不是最初时封锁紧一些，后来松了些?”
“不是的，怎样封锁我们都不怕，内地需要多少物资，我们能运得到。”
“货源有无问题?”
“没问题的，因为香港这边有人与内地代表谈判，洽谈货源。一般来说，100万港元的货，去到内地，可以赚到20万，其中10万元分给各方面，包括船租、伙计、海关、水警之类。其实，不是赚好多钱，不是像现在这样用‘大飞’走私汽车那样发达。讲来讲去，都是后来靠地产发达。这种生意怎能发达呢?”
“关于这段历史，罗亚所著的《政治部回忆录》有过概述：‘由于港英警政紊乱，贪污盛行，地下活动人物只要持有足够资本，任何关卡皆可打通。当时的军警巡汇范围，仅及内港及码头，牵涉走私行内商人，大多为国民党时期的‘大天二’黑社会中人，只要有利可图，便可不理死活，进行走私勾当；当遇警截查时，先出示金银财帛，如要吃硬时，便须进行大火拼。’”
自问合理、公道
“对于这段历史，外界议论纷纷，莫衷一是，但你自己怎样看待、评价?”
“我自己觉得，看待这件事不能离开当时的环境。不管用什么名称评价这件事，你说‘走私’都好，或者说是运送物资都好，我都是身先士卒，几年间，每天只睡三四个钟头。那时，有不少人做这种生意，有些可能卖假药、卖过期药而受到一定的惩罚。”
“据说，那时何贤、何添、何鸿燊等人那时也和内地做生意?至于包玉刚，他自己也承认
那时与内地有生意往来……”我说。
“是的，那时，在香港没有什么生意可做，不少商人都趁那时与内地做生意。认为自己赚的钱很少、很公道、很合理，所以我并不认为自己发‘国难财’。当然，没有这笔钱，就很难有下一步的发展。当时，我是在商言商，除了赚钱外，谈不上什么爱国意识。我一向喜欢接受挑战，最艰苦的事情，我一定要做好。我觉得做人要本着良知，当时赚钱真是好公道，每一个人都有好处。有一个伙计，他好帮得我手，将各方面关系理顺。但这件事结束后，大家各走各路。他赚到钱后花光了；他向我借，我借10万元给他，他拿去开麻将馆又亏蚀了；后来他又跟朋友借了700万去投资一间娱乐城，我赞助200万，结果又亏掉了。200万在当时是一大笔数，我买毕打行才700万元。我当时对伙计是没得说的，最重要是讲本心。”
“像你这样说，你认为这段经历没有什么不正当?你问心无愧?”
“当然……”
“那么为什么多年来，不喜欢提这件事，不愿意向外界解释?”
“其实不是的，我跟家里人讲过。当时的情况，所谓‘走私’的定义并不同，当时香港几乎是一个自由港，不是有税的。况且，我始终认为，对朝鲜战争的经历，解释、争论是没有用的，虽然我后来碰到的问题很多，比如被传递解出境……”霍英东所说的“递解出境”，是朝鲜战争之后几年的事，详情在以后的章节将会写到。
“您说1997香港回归之前不想多讲，为什么?”
“因为港府可能说我犯法……”
“这件事是否牵涉很多人进去?”
“没有，基本上不会牵涉很多人进去，但当时帮我的人还有一些在香港。那时，真是很艰苦，第一年才赚一点钱，结果还被一个叫做阿作的伙计乱花完。事实上并不是人们想像的那样赚很多钱……”
第九章 冲破禁运 海上贸易发迹(4)
说到这里，霍英东突然转谈其它问题。我也不便深入探问下去。在这之后，霍英东亦多次主动提及朝鲜战争的经历，但所谈的也不外乎以上的内容。
第十章 战时经历 是非如何评说(1)
朝鲜战争期间从事海上贸易，是霍英东一生中最有争议的一段经历。对此，向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中英对霍英东的评价各不相同
对于霍英东在朝鲜战争期间，冲破“禁运”与中国内地做生意的经历，各方面的看法并不一致。
中国内地称赞这是爱国的行为，而港英政府却一直认为这是非法的，美国政府后来也
因此把霍英东的公司列入“黑名单”。当时，香港有不少公司都因为朝鲜战争时与内地做生
意而被美国列入“黑名单”，比如“船王”包玉刚的公司就曾一度在“黑名单”之列，后来
他还为此亲赴美国，向美政府表示抗议，最后美国政府才把他的公司从“黑名单”中剔除。
事实上，由于港府对霍英东有此看法，因而一直对他极为歧视，甚至一度封杀他的发展空间；而霍英东，也因此付出了极为沉重的代价——所有这些内容，将在以后的章节中详尽写到，这里先搁下不表。
就此事，我也曾经与霍家大公子——霍震霆谈过。我问他：“听你父亲说曾经对家里人谈过朝鲜战争时做生意的事，你们家里人怎样看待这段经历?”
霍震霆回答说：“当时，香港是一个乱世的社会，这种事并不怎样，很多人、不少阔佬
都做过。那时，其实也就是拿些东西到内地卖那样简单。早期的事情，你怎样看都行，你歌颂也行……真正赚钱并不是靠这个，这只是为后来的事业打基础而已。”
现在看来，以霍英东那种“英雄主义”——敢于冒险、敢于接受挑战的性格，他当时介入海上贸易生意是很自然的事；况且，从事这种贸易，霍英东比别人有条件，一来他早些年买卖过战时剩余物资，有这方面的门路和经验，二来他母亲当时还经营驳运生意，有自己的船，也有不少熟悉的船客。
与内地通商，在当时向联合国挑衅，是非常危险的事；但霍英东顾不上这些，只要有钱赚，就要去搏一搏。霍英东海上冒险从事贸易，一直持续到朝鲜战争结束。3年下来，霍英东赚了不少钱，但付出的代价很大：他的身体变得更为瘦弱，体重只有103磅。
据霍英东说，当时从事这种生意的，100人当中，只有一个人真正成功，成功率极低。失败者，不是当时被抓到，就是赚到一些钱后因使用不当而前功尽废。而霍英东正是当时从
事这种生意的芸芸众商之中的佼佼者。
由于有不少像霍英东那样的海外商人冒着风险与内地通商，故中国政府最终还是度过了因联合国实施全面禁运、封锁而带来的暂时困境。比如，1953年，中国对西方市场的贸易额， 比1952年增加了52%，接近1950年的水平。
决定冲破联合国对内地的“禁运”，与内地做生意，于霍英东而言，纯粹是在商言商的行为，还谈不上是自觉地支持中国政府；但事实上，霍英东的商业行为，是对当时遭西方国家经济封锁和制裁的中国政府的极大支持。在这冒险的贸易中，霍英东与中方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并得到了中方的信任。这可能是霍英东后来在中方所属团体和机构中担任重要职务，在一些中方事务上扮演重要角色的一大政治本钱。
由此可见，霍英东是个“老爱国”，他与中方密切的合作关系有很深远的渊源。
“走私”的立论未免失之偏颇
至于霍英东的这段海上商业行为，一些人以“走私”两字概括之，这样的立论未免失之偏颇。其一 ，这种生意毕竟是在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代，一个不寻常的国际形势下所出现的特殊的商业行为；而且联合国当时对中国内地实行“禁运”的决议之是是非非，至今在世界上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而中国政府，一直指斥此决议是“非法决议”。1951年5月20日，中朝两国外交部发言人曾就此决议发表声明，指出：“这个非法决议，赤裸裸地证明美国政府为了挽救其侵略军队在朝鲜战场上所受的严重失败，正逼迫其帮凶国家拿出更大的赌注投入对朝鲜和中国的侵略战争。对中朝两国人民实行禁运是美国政府企图扩大侵略战争的一个严重步骤……”
事实上，在朝鲜战争时期，除了像霍英东这样的港澳华商外，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和这些国家的商人也以港、澳为基地与中国进行公开或秘密的贸易。就是美国对中国的贸易也未完全禁绝，仅就美国官方1952年的统计，这一年美国就向中国输出了价值2770万美元的货物。而香港的不少英资公司，那时也秘密与内地有频繁的生意往来。据说，名列香港“四大英资洋行”之一的一家英资公司，那时就大发其“战争财”。
甚至，连当时的港督葛量洪及其夫人也涉嫌参与那时的海上贸易。据罗亚的《政治部回忆录》所述：“香港走私活动的猖獗，使中国在韩战所需物资获得充分接济，引发美国中央情报局在港进行调查。调查结果证明本港走私禁运物资活动频繁，部分竟然是在军警监视下进行。传言葛量洪本身虽无直接参与，但其美籍夫人则在本港银行存款膨胀，调查人员虽无证据证明其夫妇贪赃枉法，但是也有形迹可疑之处，遂把事实经国家渠道送交英国，至此英国也无话可说，惟有换人让步……葛量洪夫妇在离港当日，有人在众目睽睽之下目睹官方利用‘慕莲夫人号’港英游艇，搬运数十箱财帛货物回英。”葛量洪大约是1957年底离任的，接替他的职位的是柏立基。
第十章 战时经历 是非如何评说(2)
其实，港府对联合国的“禁运”规定，也是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据一本介绍香港20
世纪历史发展的史书所述，“香港政府对禁运采取了两面政策。它不断颁布法令，扩大禁运
范围；但在美国的压力稍微放松时，对商人申请出口的‘特定物品’，暗中批准出口。在对
向中国内地走私的管制方面，总的来说是时紧时松。因美国派人监视，1952年夏管制较严。但到了年终，香港政府又想出办法，工商管理处用出口禁运品可以不予存档的办法，来对付美国的监视。”
港英政府实施“两面派”的政策，当然是基于香港利益的考虑。该史书分析说，“美国发起对中国实行战略物资禁运，香港的转口贸易特别是香港与内地的贸易受到严重影响，造成香港商业凋零、工厂倒闭、物价猛涨。”(引自余绳武、刘蜀永主编的《二十世纪的香港》。)
其二，那时，香港是一个自由港，奉行物资自由出入政策。霍英东等商人的海上贸易虽然是冲破“禁运”，逃避检查，但不存在偷税漏税的问题。一般而言，没有偷税漏税，就构不成“走私”。
据说，港英政府对霍英东的这段历史非常了解，且有“备案”。我想，港英当局一直对霍英东有歧视，但却始终没有采取直接、实际的行动，这可能与霍的行为构不成真正意义上的“走私”，而港府亦不能从法律上找到惩罚他的依据有关。试想，若港英当局能从法律上处罚霍英东，难道还会放霍英东“一马”?所以，港府只能做的，就是采取歧视态度，从其它方面下手，限制霍英东事业的发展，封杀霍的生存、发展空间。
由此可见，霍英东现在仍然担心港英当局在1997香港回归前会对他“算账”，这种顾虑应该说是多余的。
这么多年来，港英当局对霍英东采取歧视态度是可以理解的。朝鲜战争时，英国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组成“联合国军”，开赴朝鲜半岛，结果“联合国军”惨败沙场。据一些统计数字表明，在朝鲜战场上阵亡的英兵人数，比在二战时期阵亡的英兵人数还多。港英当局歧视霍英东，算不算是英国方面因自己的士兵阵亡朝鲜半岛的惨局而自然生发的对那些朝鲜战争得益者的一种报复行径?
英雄莫问出处
也就是说，霍英东这段经历的焦点——应该说是至关重要的一点就是：霍英东的行为，只是违背了联合国制裁中国、从经济上封锁中国的决议。虽然英国亦是这个至今仍然广受争议、莫衷一是的决议的签署国之一，但霍英东的行为，却根本上与法律并没有抵触。试想，几年前美军出兵波斯湾，把伊拉克从科威特赶走之后，联合国在美国操纵下，也对伊拉克实施“禁运”，但仍然有不少国家和商人冲破“禁运”，与伊拉克贸易往来——难道这些国家和商人的行为也属犯法?
事实上，由于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禁运，使得英国本身的经济利益蒙受较大损失。因此，在整个朝鲜战争时期，英国政界、商界的一些人士极力要求放松禁运，扩大对华贸易。1953年7月，英国有15家厂家组团赴华，同中国签订了一项贷款额达1500万英镑的安排；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英国政界、工商界人士专程赴瑞士，同中国代表团商谈发展中英贸易关系；英国政府还公开出面为解除对华禁运而奔波。1956年2月，艾登首相访美，要求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放松对华禁运；同年5月，在美国无动于衷的情况下，英国政府仍然单方面宣布向中国出售某些禁运物资，之后，又有一系列扩大对华贸易的措施出台。可以说，给美国的对华禁运政策打开缺口的正是英国政府。
由此也可见，在英国所属的香港从事与中国贸易，虽是违反联合国的禁运规定，但也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引自黄鸿创所著的《中英关系史》)
另一方面，虽然霍英东也坦言当时谈不上是为了支援祖国，纯粹是在商言商，但客观上，他运送物资给内地，是对祖国的莫大支持。作为一个中国人，当自己的国家面临困境之时，能为国家做一点事，尽一点力，怎么也能说得过去的。
事实上，霍英东当时是有些爱国倾向的。有一次，他曾对我说：“我记得当时，有几个人，内地方面很想他们从香港回内地居住，比如李惠堂(老牌足球名将)、红线女等人，红线女回去了，李惠堂始终没回去。当时，假如有人动员我回去，我自己一定会回去的。但以后的历史就不知怎样了……”
抛开是是非非问题不论，而说霍英东自己，若不是有着过人的胆识，就绝对不会有他冲破“禁运”与中国内地做生意的传奇经历出现。如果有那么一天，霍英东毫不保留地向人们讲述这其中的过程，那么这故事一定令人惊心动魄。可以想像，在这海上贸易发迹的传奇故事背后，霍英东承受着多大的压力，付出多大的代价；他要历尽千辛万苦，甚至不顾个人性命的安危……
1962年12月，香港一家报刊曾刊登一篇介绍霍英东早年发家史的文章。文章作者在谈到霍英东的这段海上冒险发迹的经历时，深有感慨地说，霍英东“这一个人，处在20世纪的今日，竟能一朝发达，如今，竟是香港一位最有名的实业家，应算是异数……我则记起古语那两句‘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另外两句则是‘英雄莫问出处，奇迹在于人为’。这两句话，都适用于霍英东。”
第十章 战时经历 是非如何评说(3)
“英雄莫问出处，奇迹在于人为”这两句话，应该是霍英东那段海上冒险发迹传奇的颇为恰当的评语。
第二部分
弃海登陆，成立霍兴业堂，纵横地产行业。重金购买使馆大厦，买下九龙油麻地四方街地皮大兴土木。他首创“分期付款”和印发“售楼说明书”方法，令楼盘货如轮转……小试牛刀，不同凡响。
第十一章 涉足地产 初显创新本色(1)
弃海登陆，成立霍兴业堂，纵横地产行业。重金购买使馆大厦，买下九龙油麻地四方街地皮大兴土木。他首创“分期付款”和印发“售楼说明书”方法，令楼盘货如轮转……小试牛刀，不同凡响。
创立霍兴业堂
由于朝鲜战争时的海上贸易大有斩获，霍英东一跃成为香港的新贵。那时，霍英东正好30岁。如果单以财产的丰厚而论，可以说霍英东是做到“三十而立”的。
到了这个时候，霍英东已不需要再去冒性命危险去赚钱了，不需要风里来浪里去了——但这并不意味着霍英东“退出江湖”，守着钱财过一生。他要用自己海上贸易赚取的钱，去赚取
更多更多的钱……搞什么投资，做什么生意好呢?霍英东的脑子又开始不停地转动起来。
1950年前后，一种新兴的行业开始在香港隐现，这就是地产业。1947年，中国银行曾以每平方英尺251.44元的价钱，投得中环一块官地，创下当时地价最高的纪录。另外，主要是由于内地政权易手的原因，内地资金大量涌进香港，香港的各行各业一度蓬勃，加之“联邦特惠税”优惠政策在香港实施，中外商人纷纷涌来香港，社会对土地和楼宇的需要自然日益增加。
最主要的一点，就是香港人口在短短的五六年间急增了几倍。抗战结束时，香港人口只有50万，到了20世纪50年代初期，已超过150万。
大量资金涌入，人口急增，地产行业的兴起和繁荣也就在所必然。霍英东审时度势，决定把自己的资金全部押在地产上，大干一场。
对于霍英东的决定，当时有些朋友反对，他们所持的理由是：香港的地产市场一向由英资财团垄断，华人很难与他们分一杯羹。
别人反对，但霍英东仍然一意孤行，踌躇满志——这与其说是霍英东太过于自负，倒不如说是因为他坚信自己能在英资独霸香港地产市场的情势下，另辟蹊径，闯出一条新路子。
1953年6月，霍英东创立了霍兴业堂置业有限公司，股东是霍英东与吕燕妮。公司的注册资金是465万元——这在当时可是一个大数目。霍英东计划以霍兴业堂为旗舰，纵横香
港的地产市场。
霍兴业堂置业有限公司的注册地址是湾仔告士打道152号，霍母刘氏当时就住在隔壁的151号私宅。当时霍英东已不再跟母亲同住，而是另立门户，与妻儿住在富裕人家聚居的跑马地蓝塘道11号豪宅。
重金购下利家的使馆大厦
霍英东虽然想在地产行业大展身手，但当时，除了货运生意他较为在行外，其它生意，他可是门外汉，所知甚少。
他曾坦率地对我说：“当时，我连银行户口都不会开，开了一间霍兴业堂置业有限公司后，公司连银行户口都没有。我学别人那样，把现钱放在家里，或者买一些黄金回来，放在墙缝里头。当时真是不懂做生意，认为做生意就像是开杂货铺一样。”
“为什么拿钱买黄金，不去从事其它投资?”我问。
“那时觉得买黄金很保险，黄金就是钱，就是财富，我记得二战时期，我们能够开那间杂货铺，也是因为母亲那时有些金条，靠那些金条典当一些钱回来打本……”
“当时你的钱已不少，买金应该买很多，这么多黄金和现钱放在家里，安全不是很成问题?”
“那倒不会，那时我们的住房一直改善，先在告士打道租房住，后在活道和北角英皇道自购物业，接着又在跑马地蓝塘道买屋……”
但是，成立霍兴业堂之后，霍英东已不满足于把钱换成黄金储存保值，他急于想拥有一幢属于自己的大厦。霍可能认为，拥有一幢大厦，一来可以把自己的那些钱和黄金转移到物业上来，安全保险；二来可以向世人证明自己的实力和身价，便于自己在地产界的发展。总之，那时，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处物色自己喜欢的大厦……
这时，霍英东听说香港的世家——利氏家族有意出售位于铜锣湾的使馆大厦。利家的上一代利希慎等先祖经营鸦片烟发迹，购入铜锣湾鹅头山(利园山)，经开辟后拥有大量土地，财富剧增，富可敌国。使馆大厦是利氏家族众多物业中的一幢，当时是出租给一些外国驻港的大使、领事、外交官居住。大厦是公寓式结构，就建筑面积之大、建筑材料之好、装修材料之高档而言，算是香港当时最大、最高级的大厦之一。
霍英东到使馆大厦察看，甚为喜欢。随即，他亲自去拜见利家当时的掌门人--利铭泽。利希慎于1928年4月被仇家在街头枪击身亡，其长子利铭泽当时只有23岁，就执掌起家族生意。
霍英东拜见利铭泽时，他在香港商界仍然是一个无名小卒，而利铭泽却已是家喻户晓的大商家，当时还身兼香港市政卫生局议员，可谓有权有钱有势。但两个人第一次见面时，利
铭泽对霍英东尚算尊重。两人都是爽快人，对价钱并没有斤斤计较，双方答应以280万港元
成交。随即，霍英东就和律师审看使馆大厦的屋契等资料文件。
几天之后，霍英东和利铭泽相邀见面办理买卖手续。利铭泽一见到霍英东，就感到有些奇怪，因为他见到霍拎着一个大袋。两人寒暄几句坐下，霍英东连忙把大袋递上去，对利铭泽说：“哦，给你!”
第十一章 涉足地产 初显创新本色(2)
“这是什么?”利铭泽怔了一怔。
“是买楼的钱，我全带来了。”霍答道，随即打开，里头塞满钞票。
“霍生，都是现金，你没支票?”利铭泽不解地问。
“没有。”
“有没有在银行开户口?”
“没有。”
听霍英东这样一说，利铭泽真是有点哭笑不得。但利铭泽心地很好，他对霍英东说：“霍生，其实买楼也好，做其它生意亦好，不一定全用现金、全部用自己的钱，可以在银行开户口，亦可以向银行借钱……”
但当时，在银行开户、存款，一般要经一些有地位、有身份的人介绍。在利铭泽的介绍下，汇丰银行才接纳霍英东的开户、存款要求。霍英东说，这是他平生第一次与银行打交道。
经利铭泽、利孝和两兄弟指点，霍英东又向汇丰提出贷款的请求。
我曾问霍英东：“贷款顺利不顺利?”
霍说：“不是很顺利，因为汇丰不相信我的能力。后来又是靠利铭泽、利孝和向汇丰介绍我的情况，汇丰才同意借150万给我，从此才与汇丰的职员相识。也就是那时，我才发觉，原来认识汇丰是多么重要，因为汇丰借钱给我，只要6厘利息，是市面的1分8厘利息的1/3。所以，从那时起，逼着我千方百计去认识银行那些经理们。”
买下使馆大厦后，霍英东对外招租。可能因使馆大厦属当时的高级楼宇，且向来都是住
一些外交官，所以新的租客亦是以洋人居多。
与嘉道理交手买卖地盘
继霍兴业堂之后，霍英东又成立了一间立信置业公司，专门建造和买卖楼宇。与此同时，他还成立了一间有荣工程有限公司，利用他原先拥有的各种船只，经营淘海沙和运输海沙业务，后来又从事填海开港等工程。
购下使馆大厦后，霍英东的大本营也从告士打道搬到开平道7号的使馆大厦地下。
踏足地产行业后，霍英东的第二个大动作就是1953年底购下九龙油麻地榕树头公众四方街至东莞街的一块地盘。这幅地皮有10万余英尺，属香港的犹太籍商人嘉道理所有。嘉道理家族早在清朝同治年间，已到中国经商，后移师香港发展，经营山顶缆车和中华电力公司，财力雄厚，成为香港屈指可数的富豪家族，也是香港的犹太人“第一家族”。
当时，霍英东在地产界只是初出茅庐，与那些大商家并不相识。据他回忆：“那时我并不认识嘉道理，亦无缘与他接触，两间公司之间只是通过书信往来，并各派一名律师办理买卖手续。我还记得，当时的地价很便宜，只是20多元一英尺，花了几十万就买下一块很大的地盘。那是我花钱买下的第一块地，但当时的情况很复杂，我已经付款给嘉道理，办好买卖手续了，但地盘上仍堆满烂铁、烂物，搬迁赔偿问题没有办妥。那时还没有租户法庭，对这类事情没有妥善的处理办法，所以搞得自己很头疼……”
花几十万买下四方街地皮，霍英东是想在那里建楼，但建成后，他不想用来收租，而
是想向市民出售。因为在出租使馆大厦时，他算过一笔数，扣除利息以及各项开销，至少
七八年之后才能翻本，并不划算。
其实，把楼宇出租，是当时香港地产行业最盛行的方法。霍英东说：“当时盛行把楼宇出租，与香港传统的楼宇买卖方式有直接关系，20世纪50年代之前，香港的楼宇买卖方式与现在大不相同。那时，楼宇买卖是以一整幢作为单位的。某公司拥有整幢楼宇，没有巨额资金，很难购买下来；而即使有钱整栋买下来，但要转手卖出去也极不容易。因此，从事楼宇买卖的都是一些实力雄厚的大公司，私人极少涉足其中。大公司拥有一幢大厦后，若不是整幢卖出去，就是自己使用或租给其他用家。所以，当年地产公司通常称为置业公司，并不称作发展商。
“我记得那时一些位于九龙深水一带的物业颇为吃香，买家多是‘金山阿伯’(华侨)，他们置业就是为了收租。而那些地产商，像利希慎家族、何东、广生行、陆海通等，亦一律是以建楼收租为主。通常建筑期是一至两年，租给别人，起码7～10年才能翻本。而那些小的地产商，则是小本经营，通常盖两层到四层的房子出售，行内称之为‘炒四热荤’。总之，这种经营方法，既不能加速资金的周转，赚不到大钱，亦无法解决香港的住宅紧张问题。”
至于这种传统的地产经营方法为何流行多年，霍英东说，这是因为楼房的产权和责任问题解决不了，“那时港府不随便承认楼房的上盖，即建一二层，或四五层，政府都不理，政府把地卖给你后，只承认你一个业主，只向你一个业主收地价和地税。若把楼宇分层出售，当时法律上还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其实，不仅是在香港，而且在世界各地，那时楼宇买卖都是以一整幢作为单位。这种陈年行规沿用了多年，没有人觉得它有什么不好，更没有人提出要去改革它。
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香港一些地产商开始觉察到这种经营方式的局限性，于是想改弦易辙，探求新的售楼方式。他们想出的新方法就是：好像“切月饼”那样，把楼宇契约切开，即“分契”，然后把楼宇分层出售。
第十一章 涉足地产 初显创新本色(3)
但那时在香港，“分契”并无先例。这时，有一个名叫罗显胜的大律师认为此法可取，没有与现行法律抵触，只需经过一番繁杂的呈禀手续即可。结果，罗显胜果然成功，解决了分层出售的法律问题。但是，那时的分层出售也仅仅局限于一些唐楼式的楼宇，即一些最高不超过5层，每层只有一个面积1000平方英尺左右单位的旧式楼房——事实上，20世纪50年代初期前的香港楼宇，基本上也是这种5层以下的旧式楼房。
地产商将楼宇分层出售之后，光顾楼宇的市民多了起来，但买主还是局限于一些富裕人家。当时的楼宇，每层约1000平方英尺，每平方英尺约20元，总价约为两万港元。但那时普通的打工仔，每月的工资约为200元，一下拿出两万元来的人毕竟不算很多，故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香港地产市场，仍然不算活跃。
霍英东筹建油麻地四方街楼宇时，就决定采用分层出售的方法，出售所有楼房。“那时租房要交一笔顶手费，我们叫做‘七千顶手，月租两百’，即顶手费一般要7000元，每月还要交200多元的租金。但相同面积的一层楼，售价一般在1.4万至2万元之间。也就是说，一个出得起顶手费的租客，再支付与顶手费差不多的钱，就能买到一层属于自己的楼房，两者比较，自然买楼比租房合算得多。”霍英东说，“况且，分层出售楼宇，资金周转
快，回收快。”
霍英东兴建的四方街住宅楼宇，除个别高达6层外，绝大多数都是5层，每层平均800余平方英尺，售价由1.4万元至3.6万元不等。
首创售楼说明书
霍英东曾一度经营杂货铺，亦从事过剩余物资的买卖，又做过3年海上贸易。这3次经历，其实都是做商品流通的生意。也可能是这个原因，霍英东对商品流通的意识很强。一踏足地产行业，他就有了超前于当时的地产商的商品意识，就是把楼宇当成商品，并想方设法加速楼宇进入市场，以此加快资金周转，缩短投资回收期。
事实上，也可能是由于那时做地产生意的人的这种地产商品化意识不是很强，故而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地产尚未正式形成一个新兴行业。而那些做地产买卖的人也并未称为地产商。但这一切，在霍英东涉足地产生意之后，就逐渐有了变化——甚至可以这样说，主要是由于霍英东的大胆探索和成功实践，带动了香港地产市场的勃兴，从而使香港的地产行业在50年代中期形成，一些地产商亦相继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