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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扇神秘的门
律师厄特森先生是个不爱说话、一本正经的人。在陌生人面前，他非常腼腆，不爱流露自己的情感，可当着朋友，他的眼睛总闪烁着关心与真诚的光芒，虽然这种真与善在他说的话中不大找得到，可在他的待人处世中一点一滴都没有漏掉。在生活上，他从不放纵享乐，吃喝也很随意、简单；即使很喜欢看戏，他也有20年没有进过剧院了。可是，他对别人的缺点却是宽容得不能再宽容了，总是想着去帮助他们而不是责备他们。作为一名律师，他经常是罪犯走进监狱或者踏上黄泉之前见到的最后一个好人，这些人的心里会一直保留对他的温文尔雅和公正无私的记忆。
厄特森先生最好的朋友是他的一个远房表亲，叫理查德·思菲尔德。这个人是城里出名的“爱热闹”，交际场里的老手。谁也搞不明白他们为何居然是朋友，他们可真有天壤之别。但他们却经常一起散步，一走就是好远，穿过伦敦的街道，安安静静地做着伴。
有一次，他们散步走到伦敦闹市区一条狭窄的背街上。这条街干净、热闹，人们也和善，一家家亮亮堂堂的小商店，门环锃明透亮。但是就在街道的尽头，有一幢阴暗、神秘、没有窗户的楼房，门上既没有铃也没门环，还到处是灰，显然已好久没人打扫了。脏兮兮的孩子们在门口疯玩疯闹，也没人开门轰他们走。
一天，他俩走过这幢房子，恩菲尔德指着问道：“你注意过那儿吗？它让我想起一个奇怪的故事。”
“哦，是吗？”厄特森先生说，“给我讲讲。”
“好吧。”恩菲尔德先生开始讲了，“那是个冬天的早上，天黑漆漆的，大概3点钟吧，我正要回家，突然看见两个人。头一个是个矮个子，正沿着街边走，第二个是个小姑娘，跑得很急。两个人一下撞到了一起，小孩儿摔倒了。接着，可怕的事发生了，那个人穿着沉甸甸的靴子，冷冷地从孩子身上压了过去，小姑娘躺在地上尖叫着。做这种事真残忍。我从后面追上来，抓住那人，把他拽了回来，这时一小群人也围到了又哭又叫的孩子身边。那个人非常镇静，一脸漠然，还狠狠地瞪了我一眼，真是让我反胃。孩子的家人这会儿也赶到了，还来了一个医生。原来小姑娘是去请医生给邻居家病人看病的，她正要回家。
“‘孩子与其说是伤着了不如说是吓着了。’医生是这么说的。你也许以为故事到这里就该结束了。可是你想，我对那个小个子十分厌恶，小姑娘的家人也一样——当然，这很正常，可连医生（他看上去那么和善、安静），也盯着那个罪犯看，好像恨不能把他给杀了。
“我和医生彼此心照不宣，都冲着那人大声指责，并声称要让整个伦敦都知道这事，让人人都唾弃他的名字。
“他阴森森地瞪了我们一眼，还是一副不可一世的样子，‘开个价吧，’他说。
“我们让他答应付给孩子家100英镑。他又翻了我们一眼，把我们领到那边的那扇门口，掏出钥匙，进了楼。不一会儿，他又出来了，递给我们10镑金币和一张康茨银行的支票，上面写着90英镑，支票上的名字是大家都很熟的人。
“‘你看，’医生满腹怀疑地说，‘够奇怪的，早上4点，一个人走进一所空房子，然后又拿着另一个人签名的支票出来了，足足快100镑呢！’
“‘放你的心吧，’一脸凶相的矮个子说，‘我和你们等着银行开门，看我自己兑钱好了。’
“我们离开那儿，医生、罪犯和我到我家挨过了后半夜。到了早上，我们一道去了银行，支票是真的，没问题，钱很快就转给小姑娘家了。”
“哦，是这样，”厄特森先生说。
“是啊！”恩菲尔德说，“这事真怪。明明肇事者是个冷酷、残忍的家伙，可签支票的人却是伦敦有名善良、慷慨的人。这样的人怎么会把支票给一个罪犯呢？”
“你们也不知道支票的主人是不是住在那幢房子里？”厄特森先生问。
“我可不喜欢问，”他的朋友说，“根据我的经验，提太多的问题可没什么好的。万一得到的答案既令人厌恶又令人不安，那该如何是好？但我还是稍微研究了一下那个地方。它看起来不像一所房子，没别的门，唯一使用那扇门的人就是我刚才和你讲的那个家伙。房子一侧有三扇窗户，可以看到下面的小院，窗户都关着，但一直干干净净的。还有个烟囱常冒着烟，所以肯定有人在那儿住。”
两个人接着走下去，厄特森忽然说：
“恩菲尔德，你那条规矩挺不错，就是别问太多问题。尽管如此，我还是想问问踩着孩子身体走过去的那个人叫什么。”
“当然了！”恩菲尔德说，“他告诉我们他叫海德。”
“他什么模样？”
“这一下子可说不好，虽然我清清楚楚记得他长得什么样。他长得很怪，个子又矮，身体粗壮，他的相貌哪儿有点不对劲，让人感到丑陋，不舒服——不，是让人憎恶的那种。我一看到他，马上就不喜欢他。”
厄特森先生想了好一会儿，问道：“你肯定他用了钥匙吗？”
“瞧你问的！”恩菲尔德一脸诧异的样子。
“我知道我这么问有点怪，”朋友说，“可你想，我并没问你支票上签的是谁的名字，因为我心里已经明白了……”
“那你怎么不早说呢？”朋友不无恼怒地说，“甭管怎么说，那家伙的确有钥匙，上礼拜我还看见他开门来着。”
厄特森先生心事重重地看了他一眼，但没再多说什么。
2 寻找海德先生
那天晚上，吃了饭，厄特森先生走进自己的办公室，打开柜橱上的锁，拿出一个信封，里面装的是亨利·杰基尔博士的遗嘱，是立书人亲笔写的。
“如果我死了，或者三个月不见踪影，”遗嘱上写道，“我希望把所有一切留给我亲爱的朋友——爱德华·海德。”
这份遗嘱让厄特森先生坐立不安。作为一名律师，他觉得这样的遗嘱既少见又危险。直到今天以前，他对这个爱德华·海德一无所知，这就够糟的了。可现在知道了一些有关海德的事情，遗嘱就更让他生气了。如果说以前这一切看起来是疯狂的，那么现在这个名字就是令人发指的。厄特森先生心事重重地把文件放进柜子里，穿上大衣，去找他的老朋友兰宁医生。
兰宁医生正在品着饭后的咖啡。“哈！老朋友，快进来！”他大声嚷着。他们俩从上学的时候起就认识。俩人坐在一起，一边喝咖啡，一边闲扯着，最后厄特森先生谈起了自己心中的不安。
“我想，兰宁，”他说，“你我应该是亨利·杰基尔最老的朋友了吧？”
“我想是吧，”兰宁医生说，“不过，我最近不常见他了。”
“哦，是吗？”厄特森有些吃惊地问道，“我还以为你和他兴趣相投呢！”
“曾经有过，”医生接着说，“不过，那是十多年前了。那以后，亨利·杰基尔变得——嗯，对我来讲太不可思议了。他脑子里装了一些奇怪、荒唐、不科学的想法，我就是这么和他说的，从那以后，我就很少见到他了。”
厄特森先生看着朋友气呼呼、涨红的脸，心想：“只不过是科学见解上的分歧，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他不动声色地又问：“你有没有见过杰基尔的一个朋友——一个叫海德的朋友？”
“海德？”医生重复道，“没有，从来没有。”
不一会儿，律师道了晚安，回家睡觉，可他躺在床上好长时间还想着恩菲尔德说的海德的样子，还有杰基尔博士的遗嘱。好不容易睡着了，可是一个梦接着一个梦，让他心绪不宁。梦里仿佛看见一个没有脸的人重重踩过孩子的身体，又看见老朋友杰基尔躺在床上，那个没有脸的人站在他身上。那个没有脸的人着实让他担心。
“走着瞧，海德先生，”律师自言自语地说，“我一定要找到你，亲眼看看你的模样。”
以后的好几个星期，厄特森先生在恩菲尔德看见海德的那条背街上徘徊了好久。他在那扇神秘的门旁耐心等着，希望能发现海德先生的踪迹。终于，一个清冷的冬夜他遇上了海德。那天晚上，街道空荡荡的，寂静无声，一点响动声都能传出去好远，律师突然听见了脚步声。他躲在阴暗处，等着。一个小个子男人转过街角，朝那扇神秘的门走去。虽然看不见陌生人的脸，但厄特森先生还是强烈地感到一种憎恨。
厄特森先生紧走几步，轻轻拍了拍那人的肩膀：“是海德先生吧？”
“正是，”陌生人冷冰冰地说，“你想怎么样？”
“我看见您正要进门。我是杰基尔博士的好朋友，叫厄特森，您一定听他提过我，我能和您一起进去吗？”
“杰基尔博士这会儿不在家，”海德回答说。突然他机容地问道：“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先让我看看您的脸再说，”律师回答道。
海德犹豫了一下，接着站到路灯下，律师看清了他的脸，说：“谢谢您，我有幸认识您了，这也许会有用的。”
“不错，”海德说，“确实会有用的。喏，还有我的地址，说不定有一天您用得着。”他说了自己的住处，在伦敦的一个贫民区。
“天哪！”律师想，“海德一定知道杰基尔的遗嘱吧？他打的就是这个主意吧？”但律师没说出来。
“那么，”海德问，“你怎么会知道我呢？”
“听人跟我讲起过您。”
“谁说的？”
“咱们都认识的，”律师说。
“是谁？”海德厉声问道。
“譬如说，杰基尔博士，”律师答道。
“他决不会和你说的！”海德突然生气地吼了起来，“别想骗我了！”还没等律师答话，他掏出钥匙开了门，消失在屋里。
厄特森先生盯着紧闭的大门，自言自语道：“我怎么那么不喜欢他呢？恩菲尔德说得对，这个人骨子里有股邪气。可怜的亨利·杰基尔，真让人为你担心，你这个新朋友会给你惹麻烦的。”
在小街的拐弯处有一个广场，里面的建筑都是些富丽堂皇的老房子，其中有一幢是杰基尔博士的。厄特森先生敲响了前门，仆人开了门，告诉他博士这会儿不在家。
“我看见海德先生从屋子后面的街上，从实验室的门进来了，”律师说。
“是的，厄特森先生，”仆人回答说，“海德先生自己有钥匙，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主人吩咐过我们要服从他。”
厄特森先生回家时，心里更担心了。
两个星期后，杰基尔博士请老朋友上他家吃饭，厄特森先生也去了，而且一直呆到别人都告辞了。
“杰基尔，我一直想和你谈谈，”律师说，“是你那个遗嘱的事。”
杰基尔博士五十开外，高高的个子，身材匀称，总是一副安详、和善的表情。“我可怜的朋友，”他说，“真没必要担什么心，就和那个可怜的兰宁医生一样，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他，他却说是‘幻想的垃圾’，他真让我失望。”
律师并不想谈兰宁医生，他接着说：“你明白，我从来就没同意过你那个遗嘱！”
“你早告诉过我好几回了！”博士的话有点刺耳。
“那就好。不过我最近听到一些有关你的朋友海德的事，”律师继续说。
博士那英俊、红润的脸庞一下子变得灰白。“我不想再听了，”他说，“你不明白，我现在的处境有多困难，多痛苦。”
“把一切都告诉我，”厄特森先生说，“我会尽力帮你的。”
“你待我真好，可这是我个人的事。我只能告诉你一件事——只要我愿意，随时可以摆脱这个海德先生。但有一点希望你能理解，我对可怜的海德也极为关注。我知道你见过他——他告诉我了，我担心他对你有所冲撞，但我确实很关心他，要是我出了什么不测，你一定要保证让他继承我的财产。”
“我没法假装自己喜欢他，”律师说。
“我并不要求你喜欢他，”他的朋友说，“我只要你帮助他，要是我不在了。”
“好吧，我答应你，”厄特森先生忧郁地说。
3 卡鲁命案
差不多一年以后，一天晚上在伦敦，一个女仆坐在她卧室的窗台边，看着洒满月光的街道。这时，她看到一位满头白发、个子高高、面容矍铄的老人沿着马路走过来，迎着他走过来的是一个身材矮小、年纪稍轻的人。老人彬彬有礼地和那人说着话，据女仆后来讲，他好像在问路，然后女仆又转眼看了看那个年轻人，认出了他。
“是海德先生，”女仆后来讲，“他到主人家来拜访过一次。”
那姑娘说，海德先生手里拿着一根沉甸甸的手杖，一边很不耐烦地把玩着，一边听着老人的话。突然间，他的怒气一下子爆发了。
“他好像疯了一样，”女仆回忆道，“冲老先生挥着手杖，老先生往后一缩，非常惊讶，接着他抄起手杖，举起来就打，把老先生打倒在地。他拼命用手杖狠揍无助的老人，我都听见了骨头碎裂的声音……这太可怕了，我觉得一阵难受，眼前一片漆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等她苏醒过来，已是凌晨2点了，她去报了警，凶手早已逃之夭夭。尸体还躺在地上，旁边就是凶器。手杖从中间断开了，一半滚落在尸体旁边，另一半警察断定是凶手拿走了。在死者衣袋里发现了一块金表和一个钱包，但没有名片或任何纸张，只有一封信，上面写的是厄特森先生的地址和姓名。
警察第二天一早就把信交给了律师，他们一起赶到警察局，尸体还在那儿停放着。
警长带他看了尸体。
“不错，我认识他，”厄特森先生心情沉重地说，“他是丹佛斯·卡鲁爵士。”
“谢谢您，先生，”警长说，“您也认识这个吗？”说着他拿出折断的手杖让厄特森先生看，又给他讲了女仆看到的情况。
厄特森先生一下认出了手杖，“是亨利·杰基尔的手杖！”他自言自语地说，“是我老早以前送给他的。”
他问：“这个海德先生是不是个相貌凶狠的小矮个？”
“女仆是这么说的，先生，”警长附和道。
“跟我来，”厄特森先生对警长说，“我想我知道他住在哪儿。”
厄特森先生把他带到海德先生名片上的地址，在伦敦的贫民区，在一条到处是低级酒馆和饭馆的街上，这就是亨利·杰基尔心爱的朋友的家，而且他还要继承杰基尔的25万英镑！
一个老女仆开了门，满头白发下面是一张光滑的脸，带着虚饰的微笑和不怀好意的眼神，但不管怎么说，她还算客气。
“是啊，”她说，“海德先生是住在这儿，可这会儿他不在家。昨晚主人很晚才回来，可不到一个小时就又走了。”
“这样的事很少发生，是吗？”警长问。
“才不呢！”仆人答道，“他经常出去，一走就是好几个月。”
“我们想看看他的房间，”厄特森先生说。
“哦！那可不行，先生——”女仆说。
“这位先生可是警察局的警长，”厄特森先生说。
“啊！”女仆叫了一声，看起来不同寻常地高兴，“海德先生出麻烦了！他干了什么？”
厄特森先生和警长彼此看了看。“海德不太得人心啊！”警长说，接着又对女仆说：“那么请允许我们进去看一看。”
在这幢房子里，海德只用了两个房间，都布置得十分舒适，品味高雅，墙上挂着漂亮的画，地上铺着厚厚的地毯。但屋里却满地狼藉，壁炉里都是快烧尽的纸片，在这个纸片堆里，警长发现了支票簿的一部分，还找到了另一半凶器。
“太好了！”他说，“现在就去银行，看他们能不能认出这个支票簿来。”
确实，银行的一个户头上以爱德华·海德的名字存了几千英镑。
“先生，他已经在我们手心里了，”警长说，“有凶器，有支票簿，现在只要在‘通缉令’上描述清楚他的相貌特征就行了。”
这可不那么容易。没有通缉犯的照片，能描述他外貌的人，说法又都不一样。只有一点大家都同意，那就是，像女仆所说的：“他是个邪恶的人，从他的脸上一下子就能看出来。”
4 杰基尔博士收到一封信
当天下午很晚了，厄特森先生才抽出空去杰基尔博士家。博士的仆人普尔马上把他让进去，穿过厨房和后花园来到屋后面的实验室，这是厄特森先生第一次到朋友的实验室来，他好奇地看来看去。
老仆人带他经过实验室，上楼来到博士的私人书房。屋子很大，周围都是镶着玻璃的柜子，还有一面大镜子和一张井然有序的大办公桌。壁炉里火烧得很旺，火边坐着杰基尔博士，面色苍白，十分痛苦的样子。他声音微弱、无精打来地和朋友打了招呼。
“你也听说这事了？”老仆人刚一退下，厄特森先生就问。
“报童满街叫喊，”杰基尔说，“这太可怕了。”
“我要问你些事，”律师说，“丹佛斯·卡鲁是我的委托人，但你也是，我要知道自己该如何行事。你不会想把凶手藏起来吧？”
“厄特森，我向你保证，”博士喊道，“我保证再也不见他了，我已跟他一刀两断了。实际上他也不需要我的帮助了。我了解他，你不了解，他现在很安全，非常安全。相信我，没人会再见到海德了。”
律师听着，一脸的严肃，他不喜欢博士那发热病似的兴奋神态。
“看起来你对他挺放心，”他答道，“希望你是对的，要是抓住了他，弄到法庭上，你的名字也会被提出来的。”
“我对他的确有把握，”杰基尔回答说，“我不能告诉你为什么，但我的确放心。可有一件事我要请教一下，我刚收到一封信，我不知道是否应该交给警方，厄特森，我交给你，好吗？”
“我想，你是不是怕这封信会让警方追踪到海德？”律师问。
“不，”杰基尔博士说，“我倒不在乎海德会怎样。我担心的是自己的名声……不管怎么说，这就是那封信。”
这封信笔迹奇特，线条直愣愣的，签名是“爱德华·海德”。信开头写道：“很久以来承蒙您恩眷，沾沐厚泽，无以为报；实为遗憾。请您不必为我担心，我十分安全，肯定会毫发无损地逃出去，任我遨游。”
“信是邮差送来的吗？”律师问。
“不是，”博士回答道，“信封上没有邮戳，是打发人直接送来的。”
“让我先拿着信，再想想？”律师问。
“希望你能代我作全盘考虑，”他的委托人说，“我已经没有自信了。”
“那好吧。”律师说，“还有一句话，遗嘱里有关你失踪三个月的条款，也是海德的主意吗？”
博士轻轻叹了口气：“是的。”
“他想杀害你，”律师说，“幸亏你死里逃生。”
“这对我也是个教训啊！”他的委托人痛心疾首地说。“天哪！多可怕的教训！”说着，他把脸深深地埋在手里。
出门的时候，律师停下来跟普尔说了几句话。
“顺便问你一件事，”律师说，“主人今天收到了一封信。是谁送来的，长得什么样？”
“除了邮差没有别人来过，先生，”仆人惊讶地回答说。
“这事真让人担心，”回家的路上，厄特森先生边走边想，“显然，信是从实验室的门递进来的，很可能就是在博士的书房里写的，这事得仔细想想。”
街上报童高声叫卖着：“卖报卖报！可怕的凶杀案！”
律师的心情十分低落，一个委托人死了，另一个的性命和名誉也发发可危。他一向不向别人求助，但今天情形却不同。
晚上，他坐在炉火边，坐在旁边的是事务所主任盖斯特先生。两人共事多年，彼此熟识、了解。盖斯特先生也曾处理过与博士有关的业务，他们也很熟。
外面雾气蒙蒙，阴冷幽暗，屋里却温暖而明亮，桌上还有一瓶上等的威士忌。
“丹佛斯·卡鲁爵士的事真让人难过，”厄特森先生说。
“不错，先生，那个凶手肯定是发疯了。”
“我倒想听听你的看法，”律师又说道，“我这儿有他写的亲笔信。”
盖斯特先生专门研究过书法，是个鉴定笔迹的行家。一听这话，他眼睛都亮了。“凶手的信！”他叫道，“这太有意思了！”仔细看了看笔迹，他说：“不像是个疯子，只是这笔迹太少见了！”
正说着，仆人走进来，送上一张便条。
“是杰基尔博士的条子吗？”盖斯特问，“我想我认识这笔迹。有什么不方便的吗，厄特森先生？”
“只是请我吃饭的请柬，怎么？你想看看？”
“就看一下，先生。”那职员把两封信并排放在一起，仔细比较。
“谢谢，先生，”他说，“真有意思。”
厄特森先生迟疑了一会儿，越想越担心，最后还是忍不住问了出来：“你为什么把两封信放到一起看呢？”
“呃，先生，这两封信的笔体惊人地相似。”
“这太离奇了！……盖斯特先生，请你千万不要把这事告诉任何人。”
“当然不会，先生，”职员说，“您放心吧！”没多久，他道了晚安，回家去了。
又剩下厄特森先生一个人了，他把两封信锁在柜子里。“明白了！”他想，“一定是亨利·杰基尔为凶手写了那封信。”他的脸上像往常一样毫无表情，心里却为老朋友充满了恐惧。
5 朋友之死
时间一天天过去了，搜寻海德的工作还在继续。丹佛斯·卡鲁爵士是个引人注目的重要人物，警方也竭力想抓住凶手，绳之以法。尽管警方和新闻界找出了很多海德以前的事，但还是没有他的影子。而且没有人说通缉犯的好话。他是个残酷、暴烈的人，生活在邪恶里，充满了仇恨和嫉妒。可是所有这些，没一样对警察有帮助，海德先生就那么销声匿迹了。
光阴流逝，厄特森先生慢慢镇定下来，感到比较安心了。他的确为死去的委托人卡鲁爵士难过，但同时也很高兴海德不见了。杰基尔博士也变得比以前安心、快乐了，他又开始了新生活，回到了人世间。他请朋友到家里做客，也接受朋友们的邀请，他以前就非常仁慈和慷慨，现在还居然成了教堂的常客。他很忙，整天在户外的新鲜空气里呆着，兴高采烈，逍遥自在。有两个月的时间，博士生活得很安宁。
1月8日，厄特森先生应邀去杰基尔博士家赴宴，兰宁医生也在。“又像回到了过去的时光，”律师一边望着博士冲着医生微笑，一边想着。
可到了1月12日，接着14日，杰基尔博士又拒绝会客了。
“博士不舒服，”普尔解释说，“他希望您能原谅他，他谁也不见。”
厄特森先生第二天又去了，随后几天也去了。两个月以来，他几乎天天与老朋友见面，现在律师感到莫名地孤独。第六天晚上，他留助手盖斯特先生吃饭，第七天夜里，他去见了兰宁医生。
兰宁医生倒没有不欢迎他，但看到他的样子，厄特森先生不禁大吃一惊。他以前脸色又红润又健康，可现在却灰白而消瘦，而且他的眼睛里透着深深的惊恐，一下子变成了一个衰老、病危的人。
“他那副样子，”厄特森先生心想，“就像知道自己死期将至一样。”
“怎么了，兰宁？”他问，“你气色不大好。”
“厄特森，我受了次惊吓，”兰宁医生答道，“我活不长了，只是几个星期的事。”他顿了顿，又说：“唉，人终有一死，这是迟早的事，不管怎么说，我的一生还算不错。”
“杰基尔也病了，”律师说，“你见过他吗？”
一听到杰基尔的名字，兰宁医生神色大变，举起一只颤抖的手。“我求求你，”他说，“别在我这里提那个名字。”
“哦，天哪！”厄特森先生说。停了好一会儿，他又问道：“兰宁，我们三个做了一辈子朋友，我们老了，不会再有新的朋友了，你难道不能原谅和忘掉他的过失吗？也许我能帮点忙？”
“无济于事。”兰宁回答说，“你问他自己吧。”
“他不让我进门。”
“我也料到了。总有一天，厄特森，等我死了，你会知道事情的真相的。再有，要是愿意坐下来和我说点别的。那就请留下来，别提那个人，一想到他，我就难受。”
厄特森先生一回到家，就坐下来给杰基尔博士写信，问他为什么拒绝见自己，为什么和兰宁医生断交了。他收到了回信，写得又长又令人费解。
“我不责怪咱们的老朋友，”杰基尔博士写道，“但我同意他的看法，我们不能再见面了。还有也请你原谅，从现在起我要过一种与世隔绝的生活。我的门对你关上，是因为我必须独自踏上这条危险而又黑暗的路程。我已经做了错事，并为此受到惩罚，没人能帮助我。”
“这是怎么回事？”厄特森先生想，“海德已经消失了，杰基尔也恢复了原来的老样子——至少上周还是这样。难道他疯了？”接着他想起了兰宁医生的话。“这里面有问题，”他自言自语道，“有哪儿不对劲，可我猜不出有什么秘密。”
一星期后，兰宁医生已经卧床不起，又过了两个星期，他就去世了。葬礼过后，厄特森先生回到家，走进自己的办公室，打开锁，从柜子里拿出一个信封，是朋友死后不久他收到的。
是兰宁医生的笔迹，他读道：“加·约·厄特森亲启，私人密件。”律师拿着信封，在手里翻来复去地看着。里面会有什么可怕的消息呢？厄特森先生两手颤抖着拆开了信封，里面还有一个信封，写着：“到亨利·杰基尔博士死亡或失踪时方可拆阅。”
律师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死亡或失踪时”，这个说法和杰基尔博士本人的那份遗嘱上的一模一样。“我理解为什么杰基尔会写这些话，”他自言自语道，“但为什么兰宁写得也是这样的话呢？”有那么一个瞬间，他真想拆开信，马上揭开这些秘密。但他是个非常诚实、正直的律师，不会那么做的，他一定要遵从朋友和委托人的遗愿。他又把这封信锁进柜子里，放在杰基尔博士的遗嘱旁边。
律师为自己的朋友杰基尔博士感到十分担心，甚至为他感到害怕。他又去了博士家，但仍被拒之门外。
“普尔，他还好吗？”有一天他问老仆人。
“不太好，先生。他整天关在实验室楼上的书房里，甚至还睡在那儿。他话很少，总是闷闷不乐的，肯定出了什么事，先生，可他谁也不告诉。”
有好长一段时间，律师几乎天天去看他，但渐渐地，他对朋友拒绝见自己感到心灰意冷了，来访的次数也越来越少了。
6 窗户上的脸
没过多久，在一个星期天，厄特森先生和恩菲尔德一起散步，正巧又一次走过那条背静的小街。恩菲尔德指着那扇神秘的门。
“好了，”他说，“那个故事结束了，我们再也不会见到海德先生了。”
“希望你说得对，”律师说，“我有没有告诉过你，有一次我也见到了这个人，而且和你一样对他有种特别的厌恶，他真是个邪恶的家伙！”
“是啊，”朋友说，“对了，你怎么没告诉我那扇门通向杰基尔博土的实验室呢？我以前还不知道，现在才明白。”
“那么，既然你知道了，咱们不妨进院子看看他家的窗户。坦白跟你说，我对可怜的杰基尔很不放心，也许我们友好的面孔会让他好过点。”
抬头看去，夜空是那么明亮，可院子里却那么阴暗，而且凉嗖嗖的。实验室楼上，书房的窗边，坐着杰基尔博士，像个囚犯似的，盯着外面的世界。
“杰基尔！希望你好点了。”律师抬头冲他喊道。
博士忧郁地摇了摇头。“我情况很糟，厄特森，”他说，“我的日子不会长了，感谢上帝！”
“你在屋里关的时间太久了，应该多出来活动活动，像我和恩菲尔德一样……顺便介绍一下，这是我表弟，恩菲尔德先生……来吧！戴上帽子，出来稍微蹓跶一会儿。”
“你真好，”博士说，“但是不行啊！不可能的。我很想请你和思菲尔德先生进来坐坐，但我这儿有点乱，不像样子……”
“没关系，”律师谦和地说，“我们就在下面和你谈一会儿，这就挺好。”
“这太好了——”医生微笑着，可话还没说完，笑容就不见了，换成一脸无助；担心和恐惧的神情，下面的两位都看见了，但只瞥到一眼，窗户就“呯”地一声关上了。两个人互相看看，然后一言不发地转身离开了院子。他们默不作声地穿过小街，一直来到熙熙攘攘的大街上，厄特森先生这才转身看了看他的伙伴，俩人的脸色一样苍白。杰基尔博士脸上的表情让他们为他感到深深地难过。
“上帝保佑他！”厄特森先生喃喃说道，“上帝保佑这个可怜人！”
但恩菲尔德先生只是严肃地点了点头，继续走路，一句话也没说。
7 最后一夜
转眼到了三月份，一天晚饭后，厄特森先生坐在炉火边，一睑惊讶之色，因为来了一位客人，是杰基尔博士的仆人普尔，老人家看上去面无人色，充满了恐惧。
“厄特森先生，”他说，“出事了。”
“来，坐到火边，慢慢说。”
“博士把自己锁在书房里，不出来了，先生。”
“这不是常事吗？”律师说，“你和我一样清楚你的主人的习惯，他不是经常把自己锁起来吗？”
“是，可是这次不一样，太可怕了，先生，有一个星期了，我再也受不了啦。”
他停下来，低头盯着地板。
“来吧，普尔，告诉我是怎么一回事。”律师轻轻地说道。
“主人遇到了可怕的事，我说不清楚，可是……求求您先生，能跟我一起去亲自瞧瞧吗？”
厄特森先生立刻拿来自己的大衣，戴上帽子。
“谢谢，先生，”普尔满心感激地嘟哝着。
他们动身去杰基尔博士的家。那是个狂风呼啸、风雨交加的晚上，厄特森先生感到街上不同寻常地空旷和孤独。到了广场附近，风沙飞扬，细细的小树猛烈地摇摆着，乱七八糟、奇形怪状的黑云飘过苍白、昏暗的月亮。
“先生，”普尔说，“我们到了，但愿没出乱子。”他小心翼翼地敲门，门开了一道缝，里面传出来一个声音：“是你吗，普尔？”
“没错，开门吧。”
他们走进大厅，里面灯火通明，火烧得很旺，屋里挤满了人——所有的仆人都在，好像一群吓坏了的孩子。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律师问，“你们都在这儿干什么？主人是会不高兴的。”
“他们都害怕，”普尔轻声说。没人说话，一个小女仆抑制不住，哭出声来。
“别嚎了！”普尔提高嗓门喊了一声，努力把自己的恐惧压下去。“去，拿枝蜡烛来，我们马上把这事弄个水落石出。厄特森先生，请跟在我后面。”他在前面引路，穿过后花园朝实验室走去。
“先生，请您把脚步放轻点，我想让您听听，但您可别让他听见了。先生，要是他让您进去，千万别进去！”
厄特森先生吓得心中一紧，但他马上鼓起勇气，跟着仆人进了实验室，来到楼梯下。
“在这儿等着，先生，仔细听着，”普尔低声说。而他自己抑制住恐惧，上了楼梯，敲了敲书房的门。
“先生，厄特森先生想见您，”他叫道。
“告诉他，我不能见任何人。”书房里传出一个声音。
“谢谢您，先生，”普尔说完，又领着厄特森先生穿过花园回到屋里。“先生，”他问，“那是我主人的声音吗？”
“好像有点变了……”律师说，脸色花白。
“变了？您说得没错，”普尔说，“我服侍了杰基尔博士二十年，那根本不是主人的声音，主人已经给人害死了，八天前我最后一次听见他的声音。‘哦！亲爱的主啊！’他喊了一声，然后就再没有声音了。您刚才听到的是凶手的声音！”
“这事太不寻常了，好普尔，”厄特森先生说，尽量使自己保持冷静。“如果杰基尔博士给人害了，为什么凶手还在这儿？是什么原因让他留在这里呢？”
“好吧，先生，也许您不信我的话，但我明白我听见了什么。快一个星期了，那个人，也许是什么怪物，在书房里没日没夜地哭，要一种特别的药粉。主人每次一忙，就是这样，把命令写在纸条上，扔在楼梯上，这倒是他一贯的作风。这次也是，我们别的什么也不知道，只有吩咐的纸条和关紧的门。我去过城里所有的药店，找他要的东西，可没一样符合他的要求。他说那些玩意不纯，我又得把东西退回去，再上别的店。我不知道这些药是干什么的，可书房里的那个人要得那么急。”
“你有他写的这种纸条吗？”厄特森先生问道。
普尔把手伸进口袋，掏出一张纸。律师凑近仔细看了看，上面写道：“现将刚购的那批货退还，质地不纯，不合用途。18××年，您曾给亨利·杰基尔博士配过一批药剂，恭请贵号尽量搜寻，若有任何相同药剂存货请立即送来。至关重要，切记，切记。”
“真是个奇怪的条子！”厄特森先生说。
“药剂师也这么认为，先生，”普尔说着，“我给他这个条子，他嚷嚷着说：‘我所有的药品都是纯的，就这么告诉你们主人！’他说着就冲我把纸条扔了回来。”
“你能肯定这是主人的笔迹吗？”厄特森先生问。
“当然了，先生，”普尔说，“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我看见了凶手！”
“看见他了？”厄特森先生不禁重复了一遍。
“就是看见了嘛！是这样的，有一次我从花园突然去了实验室，我以为他离开书房找什么东西去了，书房的门开着，他就在实验室最里面，在旧箱子里翻什么东西。我进去时他抬头看了我一眼，大叫一声，转身就奔到书房里去了。我只看到他一眼，可血都要冻住了似的。先生，您说要是主人的话，他干吗脸上戴着面罩？要是主人的话，干吗像个四处被迫的野兽，从我跟前逃走？我给他当了20年的仆人，可他……”普尔将脸埋在手里，难过得说不下去了。
“的确是桩怪事。”厄特森先生说，“我想我有点明白了。普尔，你的主人看来是病了，长相也变了，嗓音也变了，这样就能解释为什么他戴面罩了，因为他不愿见朋友；当然了，他拼命地找药，是因为他认为吃了药就会好了。上帝啊！希望他一切都好！哦！可怜的杰基尔！这是我的解释，想起来怪怕人的，但还算正常，也还算自然，不必那么担心。”
“可是，先生，”仆人说，“那个……东西，不是主人。主人是个大高个，又体面又英俊，那个人矮得多……先生，我和主人在一起二十年了，还会不记得主人长得什么样？除非我不知道自己长什么样了！不，先生，面罩下的那个东西决不会是杰基尔博士的，而且我认定，就是——它——杀了主人！”
“普尔，”律师说，一你要是这么说，我一定要弄个水落石出了。咱们得把门撞开。”
“这才对啊！厄特森先生！”老仆人大声说道。
“很好。那么你愿意帮助我吗？万一弄错了，我不会让你受责备的。”
“实验室里有把斧子，”普尔建议说。
“普尔，你知道，”厄特森先生说，“这事对咱们俩都够危险的。咱们有话直说，你见到的那个戴面罩的人，你敢肯定不是你的主人。”
“是的，先生。”
“你确实能认出他吗？”
“嗯，先生，时间太短，他跑得很快，不敢真的确定。但是——直说吧，我想那是海德先生。个子和他一样矮，动作一样轻快、敏捷，再有，除了他，谁还能从街上走实验室的门进来呢？您别忘了，先生，卡鲁凶杀案发生时，钥匙还在海德先生手里呢！这还不算。对了，先生，您见过这个海德先生吗？”
“见过，”律师说，“我跟他说过一次话。”
“那您也该清楚，海德先生有点奇怪，他身上有种邪恶的东西。”
“我同意你说的，”厄特森先生说，“我和你感觉差不多。”
“是这样嘛！面罩下的那个东西从箱子后面跳出来，跑上楼梯，当时我就是那种感觉，觉得面罩下的那个人一定是海德先生！”
“我知道了，普尔，我相信你，”律师一字一顿地说道，“我相信可怜的亨利·杰基尔已经给人害死了，我也确信凶手还在书房里藏着。现在，普尔，咱们就去了结这事。”
他们一起走进后花园，乌云遮住了月亮，周围一片幽暗，两人静悄悄地沿着实验室的墙走过去，停住脚，听了一会儿，远处传来伦敦城天天晚上的吵吵闹闹的声音，但上面的书房里只有徘徊的脚步声，打破了周围的寂静。
“他整天就这么走，先生。”普尔低声说，“哎，大半夜就这么走来走去的，只有新药品送来了，脚步声才会停下来。您听，先生，那是主人的脚步声吗？”
这脚步声又轻，又短，确实和亨利·杰基尔又长、又重的步子很不一样。
“还有什么其它情况吗，普尔？”律师沉重地问道。
“有一次，”普尔说，“我听见他在哭。”
“哭？”厄特森一脸恐怖地重复道。
“哭得像个迷路的孩子，”老仆人说，“我听了直心碎，也特别想哭。”
“行了，”律师说，“咱们还有事要干。”
他们进了实验室，沿着楼梯向书房走去。“杰基尔，”律师大声喊起来，“我要见你！”他停了一会儿，没人回答。“你要是不让我进去，我可就破门而入了！”
“厄特森，”里面传出一个声音，“求求你，让我自己呆着吧！”
“这不是杰基尔的声音！”厄特森先生大喊一声，“这是海德！普尔，砸门！”
手起斧落，房门震了震，屋里传来恐惧的尖叫声，就像野兽被夹住了腿。门上又落了一斧，但上好的木头很结实，锁也打制得很坚固，最后好不容易，门才落在屋里的地毯上。
两人向屋里瞪眼望去，壁炉里的火很旺，又暖和又舒服，一张大桌子上散着几张纸，这是一间又朴素又温馨的屋子。可是屋中间的地板上卧着一具尸体，律师把他扳过来，是爱德华·海德的脸。他穿着比他个儿大得多的衣服，手里捏着一个小瓶子。
律师摇摇头。“他吃了毒药，普尔。恐怕咱们还是来晚了，没法救杰基尔医生，也不可能惩罚凶手了。现在咱们得找到主人的尸体。”
他们找遍了，可就是没有杰基尔的影子，不管是死的，还是活的。
“也许他早逃走了！”厄特森先生充满希望地说。他转身去查看从实验室通往小街的那扇门。门上了锁，到处是灰尘，旁边地上，他找到了一把折断的钥匙。
“好久没人开过这扇门了！”厄特森先生说。
“是啊，”普尔一边答道，一边捡起折断的钥匙。“那么，海德是怎么进来的呢？”
“这真叫我摸不着头脑了，普尔，”律师说，“咱们再回书房看看。”
他们又在书房找了一遍。“先生，你看，”普尔指着屋角的小桌子，上面摆着盛着各种各样液体的小瓶子，碟子里有些白色粉末。“他在这儿实验这些药品。”
地上扔着医生的一本书，封皮已破烂不堪。律师把书捡起来。杰基尔博士一直很爱看书，也爱惜书，可这本书在没有被撕坏和扔到地上之前，上面写满了字，笔迹也没错。
随后律师又注意到两个玻璃书柜之间的墙上，镶着一面又高又大的镜子。
“真奇怪，”厄特森先生说，“杰基尔在书房里放这东西有什么用？”
他们又转身去看书桌，发现有一个大邮包，上面写着“厄特森先生收”，笔迹是杰基尔博士的。律师打开邮包，里面掉出三封信。第一封是遗嘱，和博士的第一份遗嘱一模一样，只有一条除外，博士把所有积蓄不是给了爱德华·海德，而是给了加布里埃尔·约翰·厄特森。
律师看了看遗嘱，又看了看普尔，最后把目光投向地板上的尸体。
“我还是不明白，”他喃喃说道，“海德一直呆在这儿——可他怎么没有把这份遗嘱毁掉呢？”
他又拿起另一个信封，是博士手写的短笺，厄特森先生看了看日期。“普尔！”他叫道，“是今天的日期，杰基尔今天还活着，他肯定没有死——一定是逃跑了，要不就是躲起来了。真是那样的话，那又为什么呢？如果他还活着，我们能肯定海德是自杀的吗？普尔，咱们得小心行事，否则可能会把你的主人拖到什么惨祸里去的！”
“您为什么不念下去，先生？”仆人问。
“我害怕，”律师心事重重地说，然后他慢慢地拾起了信，念道：
“我亲爱的厄特森：
当您看到这张纸条的时候，这意味着我已经失踪了。请您回去看看兰宁医生的信。之后，请您再读我的忏悔书。
您的不幸而痛苦的朋友
亨利·杰基尔”
厄特森先生拾起第三封信，那是个最大的信封，厄特森自言自语说：“这一定是忏悔书了。”他把信放进口袋，说：“普尔，别跟别人说起信的事，要是主人死了或者失踪了，这些东西也许能挽救他的名誉。10点了，我要回家去安安静静地读信，午夜之前我一定赶回来，那时我们再派人去报警。”
他们一同出来，锁上了实验室的门。厄特森先生心情沉重地回家去看这些信。
8 兰宁医生的信
亲爱的厄特森：
四天前，也就是1月 9日，晚班邮差送来一封信，是老朋友亨利·杰基尔的笔迹。我很奇怪，因为我们没有互相写信的习惯，况且头一天晚上我还和他一起吃过饭，而信的内容更让我奇怪了。信是这么写的：
亲爱的兰宁：
你是我最老的朋友之一，尽管在一些科学问题上我们有分歧，我一直把你当朋友看。我愿意为你赴汤蹈火，兰宁，你也愿意帮我做点事吗？
我请求你，老朋友，立刻拿着这封信到我家里来。我已经吩咐过我的仆人普尔，让他找一个锁匠在这儿等着。你们撬开书房的门，但你必须一个人进去，打开左手的玻璃柜，从上面数第四格里，有一些药品包在纸包里，有一个小瓶子，还有一个本子。把这些东西全都拿到你家里去。
如果你收到信尽快赶来，那你午夜前应该已经回到家了。会有一个人去找你，请你把瓶子、药品和书给他，我将感激不尽！
别让我失望，兰宁。相信我，我的性命和内心的平静全靠你了。我处境危急，只有你能救我了。
你的朋友
亨利·杰基尔
读完这封信，我完全相信杰基尔博士已经神智不清了。可朋友终归是朋友，所以我立刻去了他家。杰基尔的仆人也收到了邮差送来的信，和我的差不多，锁匠已经在那儿等着了。我们一起穿过实验室，上楼来到了博士的私人书房。门很结实，锁也很牢，但锁匠知道怎么办。不一会儿、门开了，我走进去，打开柜子，找到了那一格。没错，药粉、瓶子，还有本子都在那儿，我拿着就回家了。
回到家里，我又仔细查看了一遍。有几包白色的药粉和一瓶红色的液体，气味刺鼻。本子里除了一串日期什么都没有，都是几年前的，最近的一个日子也几乎是一年以前的了。有些日期旁，博士加了很短的批语：“双份”，而且在本子上出现得很早，跟着是“失败！”在这串日期上，“双份”又出现了好几次……杰基尔究竟在干什么？本子上列的单子像一连串失败的实验记录。把这些东西拿回来，怎么就能挽救朋友的性命，还给他带来内心的平静呢？午夜来客又是什么原因？我把常用的一把手枪放到口袋里，把那些东西放到盒子里，等着半夜上门的人来取。
正好午夜时分，有人敲响了我的门，一个小个子站在阴影里。
“是从杰基尔博士那儿来的吗？”我问。他低着头。虽然看不清他的模样，可我还是感到他哪儿有点让人不舒服。真庆幸我拿了枪。我请他进了屋，在明亮的光线下，我仔细看了看他。
他的外表十分怪异。衣服都是上等料子，做工精良，但穿在他身上太显大了，好比孩子穿了爸爸的衣服。但是这人没有一点像孩子。他个子不高，正如我说的，但却十分强壮，还有，他看上去很难受，很害怕，脸被痛苦、不安和仇恨笼罩着。作为医生，我也许为他难过，但作为一个普通人，我只有恐惧和厌恶。
“东西都找到了吗？”陌生人很不耐烦地说着，伸出手就摇我的胳膊。这一碰让我的血都快冻住了。我甩开他的手。“嗨，先生，”我不动声色地说，“请坐，我还没有幸认识您呢！”
“请您原谅，兰宁医生，”陌生人一下子谦恭起来，“杰基尔博士让我来办一件很重要的事，我必须从您这儿拿点东西。”
我把盒子递给他，他两只手颤抖着接过去。“终于拿到了！”他叫了一声，又转向我，脸色像死人一样苍白。“有量杯吗？”他问。
我拿给他。他在杯子里倒出少量药水，又放入一点儿白色药粉，一小股烟冒了出来，液体的颜色也由红变紫，由紫变成水绿。陌生人把杯子放在桌上，突然狠狠瞪了我一眼。
“好吧，”他说，“仔细选择一下吧。您可以马上离开这间屋子，也可以呆在这里，看看一种新奇的东西，一种科学上未知的东西。您可以变得富有、成功、有名望，只要相信就行。”
“先生，”我说，尽量做出一副冷冰冰的样子，“我不明白您想说些什么，而且我相信您可能神智不清，不过我还是决定留下来。”
“好的，”陌生人说，“记住你的承诺。你一生都不肯相信，还嘲笑杰基尔博士的观点，称它们是不科学的垃圾，现在，你请看吧！”
说着，他把杯子搁在嘴边，一口气喝了下去，接着他的整个身体颤抖起来，踉踉跄跄，凡乎都要摔倒了。他抓着桌子边，嘴张得大大的，使劲喘着气。我注视着这一切，他的身体好像变了，变得高了，胖了，脸突然发黑，五官也开始变形……我“噌”地往后退了一步，抵着墙，全身抖成一团，又担心，又害怕，因为站在我面前、脸色苍白、浑身战栗、难受不止的，正是亨利·杰基尔！
那天晚上，杰基尔流着眼泪向我忏悔了一切，可是我实在没法打起精神来，把这些都写下来。
现在，恐惧是我唯一的伙伴，睡梦也离我而去。我觉得我的日子没多久了。一边写，我一边纳闷，难道一切都是幻觉吗？作为科学家，我无法相信，但这确确实实是我亲眼看到的。
厄特森，我再告诉你一件事，那晚来我家的那个邪恶的家伙，杰基尔告诉我，就是那个杀害了卡鲁爵士的通缉犯，名字叫海德！
黑斯蒂·兰宁
厄特森先生满怀恐惧地放下了兰宁医生的信，然后打开了亨利·杰基尔博士的忏悔书。
9 杰基尔博士的忏悔
我生于18××年，拥有一大笔遗产、一个强健的身体和一个出色的头脑。当然，我也很勤奋，不久，作为一名科学家，我在自己从事的领域里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人虽年纪轻轻，但不少重要人物都向我讨教。在那样的年纪，大多数年轻人都想出去寻欢作乐，而我的举止却像个花白头发的老人。
这对我来说并不容易。外面的人把我看成一本正经、勤奋工作的博士，但在这安静的性格下，却是活泼、爱玩的交际场里的老手。当然，这没什么可以引以为耻的，但是我那时没有意识到，我感到羞愧难当，这样，很快我就学会了把自己的两种生活截然分开。
我没有一点不诚实，这两个人都是我。那个严肃认真、事业有成的博士是我，那个充满野性、寻欢作乐、不负责任的年轻人也是我。我想了很长一段时间，慢慢地，我明白这样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每个人的性格都有两面性，他就是两个人，住在一起——当然常常是很不舒服地住在一个躯体里。
“那该有多奇妙，”我想，“如果我能分离开两种性格，给爱玩的这一边以充分的自由。这样，他就可以自己出去，玩个痛快，而把严肃认真、勤奋上进的杰基尔博士留下来，继续做对他至关重要、拯救生灵的工作。”
“这可能实现吗？”我怀疑，“能找到一种药，给自己性格的每一面配上不同的脸和躯体吗？”
我思考了很久，在做了仔细研究之后，我相信自己找到了答案。我看了很多科学方面的书籍，在实验室也花了不少时间，一直在寻找正确的化合物的剂量来配制我的药，最后，除了一种特制的盐类，我要的东西都齐了。后来，我从一个药剂师那里买到了，一切准备就绪了。
我在实验之前犹豫了好久，化合物里的成分要是有一点点差错，那就意味着立即死亡。但是，好奇心是如此强烈，终于克服了我的恐惧。在一个该诅咒的夜晚，我把各种成分混在一起，配成了我的药，我目不转睛地盯着一缕烟雾从液体里冒了出来，液体的颜色渐渐由红变紫，最后变成绿色。随后，我壮起胆子，喝干了这剂苦药。
我感到胃里剧烈地难受，骨头缝里都疼，屋子在我眼前转了起来，我怕得浑身发抖。不一会儿，恐惧和痛楚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奇怪而甜美的感觉。脑海里是令人晕眩的鲁莽冲动，都是些不严肃、不好的念头，是一个残忍、邪恶的家伙才有的念头。但是我觉得自己变年轻了，身体也轻快多了，精神上更加愉快。“即使是个十足的恶魔，”我想，“那我也喜欢他。”
我站在那里，在这些奇怪的想法和情绪中放纵自己——猛然间，我注意到自己个子变矮了。那时我的书房里没有镜子，后来我才放了一面，这样我可以观察自己外形的变化。那时已经是凌晨三点了，所有的仆人都睡了，我打定主意，就这个样子去卧室看看自己，这不会有问题的。我穿过花园，像陌生人一样进了屋，走进自己的房间，第一次见到了爱德华·海德的模样。
那时，我性格里好的一面比坏的一面强。亨利·杰基尔有自身的缺点，但总的说来是个正直、善良的人。虽不肯定，但我相信这就是爱德华·海德比亨利·杰基尔矮得多的原因。然而，他们的差别还不仅限于此。亨利·杰基尔有一张和蔼、开朗、诚实的面孔，而海德眼里透出的尽是邪恶的目光。但我并没有觉得不舒服，事实上，我很乐意接受他。爱德华·海德就是我，年轻，强壮，充满了活力。
但后来我发现海德的相貌和举止对别人的影响很大，凡是见到他的人没有不感到既厌恶又害怕的。这个原因，据我看，是因为每个人都是善与恶的混合体，即使是最坏的罪犯也略有好的一面，而只有海德是完完全全由恶组成的人。
我在镜子前面流连了好一阵。“难道我掉进陷阱里了？”我纳闷，“我还能恢复原样吗？天亮之前，我必须离开这间屋子，否则我会被当作小偷抓起来的。”
我赶紧回到书房，用颤抖的双手又配了另一份药喝下去，再一次遭受那可怕的疼痛和难受，但几秒钟过后，我重返原身，又恢复了亨利·杰基尔的身体、面貌和性格。
我为以后发生的事情深深感到自责，不是因为药，药剂本身没有错误，不好也不坏，但是它却打开了牢狱之门，让爱德华·海德得以逃脱，很快我就无法控制他了。你应该不会忘记，他是个彻头彻尾的恶人。杰基尔博士并非一切都好，可不管怎么说，他是个正常的人，有正常人的缺点和弱点，而海德对他来说太强大了。
那时，我很欢迎海德，仔细为他安排好了一切。我在伦敦的贫民区买了一所公寓，存放他的衣服，还雇用了一个仆人做家务。只要我想忘掉安静、严肃的自己，就喝上一剂药。刚开始的时候——愿上帝宽恕我——我觉得很有趣，杰基尔博士有名望，但没人认识海德，在他的躯体里，我愿意多自由就有多自由。
我不想多谈海德的历险和可耻的行为，杰基尔还和以前一样善良，总是尽量去弥补海德造成的破坏。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杰基尔越来越不能控制海德了。
一天晚上，海德在街上弄伤了一个小女孩，有人在路上看到了他，那人就是你表弟，有一次你们俩散步到我的窗下，我认出了他。你表弟一把抓住海德，愤怒的人群聚了过来，要海德给孩子家赔钱。为了脱身，海德最后给了你表弟一张杰基尔签名的支票。
从这件事上我吸取了教训，以后用海德的名字给他开了新的帐户，我甚至给了他一个不同的笔迹。我想一切都万无一失了，但我错了。
在丹佛斯·卡鲁爵士遇害的两个月前，我又来了一次邪恶的冒险。睡觉前我吃了一剂药，变回杰基尔博士，第二天早晨醒来的时候我感到有什么不对劲……我看看房间四周，目光落在自己的手上。亨利·杰基尔的手宽大、白皙，十分匀称，而那天早晨被单上的手却十分瘦削，又灰又黑，而且毛茸茸的。这是爱德华·海德的手。
我瞪着这双手，惊奇得发呆，恐惧让我难受极了。“晚上睡觉的时候还是亨利·杰基尔，怎么醒来却成了爱德华·海德……这如何解释呢？更要命的是，我怎么去书房配药呢？”
我忽然意识到仆人们对海德来去出入已经习以为常了。我穿上海德的衣服，装模作样地穿过房间。普尔惊讶地瞪着眼，奇怪这么早就看见海德先生，但我也管不了那么多了。十分钟后，杰基尔博士又恢复了原形，坐下来，装出吃早餐的样子。
我担心得够戗，哪里还有胃口。我坐在那儿，想着这一切，意识到近几周来海德的体格开始长大，越来越强壮，而且性格也越来越强了。
“我怎么办？”我想，“要是海德控制了局面该如何是好？”我又想到了药，很早以前实验的时候，有过一次彻底失败，有些时候我必须吃两剂药才能变成海德，而现在却越来越容易了——困难的是冒险之后如何再变回杰基尔的样子。我的善良的一半和邪恶的一半在争夺着我的身心，而邪恶的一半渐渐占了上风。
看来我不得不在两者之间进行抉择了，我选择了杰基尔博士。也许我还有所保留，因为我没有卖掉海德的公寓，也没有烧毁他的衣服。有整整两个月，我是个安详、负责的人，但很快我就开始想念海德了——强壮的体魄，旺盛的生命力以及在那条无名、狭窄的小街上的种种不可告人的冒险经历。一天晚上，我觉得杰基尔的生活实在无聊、枯燥，于是我又制了一剂药，喝了下去。
突然，就像打开笼子的门，放出一只野兽，那天晚上，我像个十足的疯子一样把丹佛斯爵士活生生打死了——而且无缘无故。每打一下，我只感到狂野地兴奋。随后我跑回公寓把所有文件都烧毁了，我并不为自己的罪行感到汗颜，相反却洋洋得意，兴奋舒畅。回家的路上，我边走边重新回味了杀人的滋味。我感到自己那么强大，能主宰别人。爱德华·海德一边配药，一边哼着歌。
“为你的健康干杯，丹佛斯爵士！”他大笑着喝了药。先是一阵剧痛，随后可怜的亨利·杰基尔跪倒在地，乞求上帝的饶恕。
我又恢复了原形。我锁上了由小街通往实验室的门，弄断了钥匙，丢在一边。“海德先生，永别了！”我低声说道。
第二天，凶杀案传遍了伦敦，女仆看到了一切，认出了海德。我的另一半成了警察要找的通缉犯。
我多少有点高兴，现在海德不能在这个世界上露面了，只要他一出来，伦敦所有正直的人都会毫不留情地向警方报告的。
我再一次过上忙碌、认真而快乐的生活，直到……那是1月一个天气晴朗的下午，我坐在公园的长椅上晒太阳，突然感到难受极了，全身颤抖，但很快又感觉一切都好了，而且还更年轻，强壮，无所畏惧。我看看自己，发现衣服一下子大了好多，放在膝盖上的手又成了海德那样，瘦骨嶙峋，长满了毛。几秒钟之前，我还是个名声显赫、受人尊敬的医生，一下子却成了恶毒的凶手，凶杀案的通缉犯。
怎么回书房吃药呢？从小街通往实验室的门锁了，钥匙也弄断了，没法从街上进家里，也不可能从大门进去，因为仆人都在那儿。我需要另外请人帮助，我想到了兰宁，但怎么找到他呢？怎么说服他让海德进他家呢？又怎么说服兰宁去撬开杰基尔博士的私人书房呢？看起来都行不通。
忽然我记起来了！虽然外表认不出我是杰基尔了，但我的笔迹没变，我还能以杰基尔博士的名义写封信！于是我叫了辆出租马车，让车夫驶到离兰宁家很近的一家旅馆那儿。当然杰基尔的衣服是太大了，坐上马车也不太容易。车夫看到我这副模样，忍俊不禁，笑了起来。我白了他一眼，立刻，笑容凝固在他的脸上。在绝望、恐惧和危急中，我好比是让伤痛激疯了的野兽，任何时候都会伤人，我恨不能把车夫从座位上揪下来，立刻杀了他。不过我还不笨，知道自己的性命要靠冷静行事，所以我好不容易才把杀人的欲望压了下去。
到了旅馆，我付了钱，走进去，提着肥大的裤子，侍者望着我奇怪的样子都笑了起来。我恶狠狠地瞪了他们一眼，笑容也一下子不见了。我开了房间，他们领我到了一个单间，并拿来了纸笔。
海德遇到性命悠关的事对我来说还是第一次。他，——我说“他”是因为我没法说那是“我”——他根本不是人。此刻他没别的心思，只有恐惧和仇恨。海德是彻头彻尾的地狱之子，但他还不傻，他知道自己的性命依赖两封信：一封是给兰宁的，一封是给普尔的，要是没办好，那他必死无疑。
他很仔细地写完两封信，交给当差的送走了。此后，他在壁炉边坐守终日，饭也在房间里吃，是一个吓破胆的侍者端来的。终于，当夜幕全部降临时，他坐上了一辆车门紧闭的出租马车，缩在角落里。“随便去哪儿，”他吩咐道。马车夫就在伦敦的街道上前前后后地转来转去。
后来，他想到马车夫可能会疑心，就把他打发走了，自己接着步行，穿着那套不合身的大衣服，样子很奇特，眼睛里仍然透出两种卑劣的感情：恐惧与仇恨。他一边走，一边自言自语，还碰到了个女人和他搭话。
“先生，买火柴吗？”她诚恳地问道。海德却抽了那女人一耳光，女人吓得逃得远远的。
我的计划成功了。我赶到兰宁家吃了药，又恢复了原形。
可是事后我立刻感到羞愧难当，也许是老朋友失魂落魄的样子使我不安，我也不太清楚。但我十分痛恨自己，而且意识到我在感情上发生了重要的变化。我不再害怕警察——我怕的是海德本人。一想到他那矮小、粗壮、毛茸茸的身体和邪恶、凶狠、极端自私的思想，我就浑身战栗。
那天的担惊受怕让我筋疲力尽，我沉沉睡去，早晨醒来后感到十分虚弱，不断发抖，但人还正常。我仍然痛恨和害怕心中那个狂暴的野兽，也没有忘记头天晚上令人胆寒的危险，不过我又回到了家，药就在手边，我真高兴自己九死一生，终于逃了回来。
早饭后，我去花园散步，呼吸呼吸冬天里凉飕飕的空气。突然身体又是一阵剧痛，就像每次吃过药后无以名状的痛苦折磨着我，刚刚碰到书房的门，心里又是一阵翻腾，忽而冰冷忽而灼热，充斥着海德狂野的欲望。我急不可耐地配了药，这次喝了双倍剂量才使我复原。但是，六个小时后，剧痛又回来了，我又得服药。
从那天起，情况恶化了，药量大了，次数也多了，只有这样才能维持着杰基尔的外貌。不知什么时候，痛楚就来了，尤其是睡觉的时候，我甚至害怕去睡觉，哪怕在椅子上睡几分钟。只要稍稍打一会儿盹，醒来就又变成了海德。
很快，杰基尔就成了一个病人，被发烧、疼痛和恐惧折磨得十分虚弱。而海德却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强大，不论对谁，对什么事情都充满了仇恨。他们之间现在对对方也怀着相同的仇恨。对杰基尔来说，他恨海德是因为海德邪恶而且没有人性，同时也因为海德比他强大。他整天提心吊胆，生怕一觉醒来变成海德的样子，有海德那种邪恶的欲望。海德恨杰基尔，原因却不同。他怕死——怕受到杀人的惩罚，这一点迫使他把杰基尔的身体当作藏身之所。但他又憎恨这所监狱，总想挣扎着逃出来，控制一切。他怨恨杰基尔软弱、忧郁、无助的样子，但他最恨的还是杰基尔对他的厌恶，所以他有时跟我捣蛋，激怒我。他撕我的书，在上面涂鸦，他还烧我的信，甚至毁了一幅我父亲的肖像。
只是海德自己怕死，所以才没有杀了我。他对生命渴望极了，他明白要是杀了我，他自己也就死了。我心里不禁对他多少有点怜悯。
继续忏悔也没有用了。最终，灾难还是到了，终于给我的惩罚画上了句号。很快我将永远失去自己的面貌和本性，因为只剩没几副药了。我派普尔去了同一家药店，他买回来后我就配了一剂，同样有沸腾，有烟雾冒出来，颜色从红变到紫，但没变成绿色。我喝下去，望着镜子，然而发现无效，爱德华·海德的面孔还在瞪着我。
我想普尔已经告诉你我找药找遍了伦敦，但却毫无结果，我这才明白第一批货是不纯的，正是我和药剂师都还不认识的那种杂质使我的药成功了。这么说来，我配的药便是偶然的发现，不可能重复的。
一个星期过去了，我用完了最后一点第一批买的药，这会儿我又是亨利·杰基尔了。但我写不了多少东西了，时间不够了。如果写这些忏悔时又变成海德，他会把这些纸撕成碎片来气我的。但如果我写完了，他也许不会注意到的。实际上，他也活不了多久，已经成了变态的人，就像陷阱里的困兽一样，坐在椅子里打战，哭泣，又是恨，又是怕。他一直听着警察的敲门声。他们会抓住他，把他送上绞刑架吗？他有勇气在最后一刻服下毒药吗？
好了，这些事我也管不了了。此刻是我生命真正终结的时刻。看到这个时，您所认识的亨利·杰基尔已经死了，剩下的故事是爱德华·海德的了。我放下了笔，同时也让亨利·杰基尔不幸的一生结束了吧。
1 一扇神秘的门
律师厄特森先生是个不爱说话、一本正经的人。在陌生人面前，他非常腼腆，不爱流露自己的情感，可当着朋友，他的眼睛总闪烁着关心与真诚的光芒，虽然这种真与善在他说的话中不大找得到，可在他的待人处世中一点一滴都没有漏掉。在生活上，他从不放纵享乐，吃喝也很随意、简单；即使很喜欢看戏，他也有20年没有进过剧院了。可是，他对别人的缺点却是宽容得不能再宽容了，总是想着去帮助他们而不是责备他们。作为一名律师，他经常是罪犯走进监狱或者踏上黄泉之前见到的最后一个好人，这些人的心里会一直保留对他的温文尔雅和公正无私的记忆。
厄特森先生最好的朋友是他的一个远房表亲，叫理查德·思菲尔德。这个人是城里出名的“爱热闹”，交际场里的老手。谁也搞不明白他们为何居然是朋友，他们可真有天壤之别。但他们却经常一起散步，一走就是好远，穿过伦敦的街道，安安静静地做着伴。
有一次，他们散步走到伦敦闹市区一条狭窄的背街上。这条街干净、热闹，人们也和善，一家家亮亮堂堂的小商店，门环锃明透亮。但是就在街道的尽头，有一幢阴暗、神秘、没有窗户的楼房，门上既没有铃也没门环，还到处是灰，显然已好久没人打扫了。脏兮兮的孩子们在门口疯玩疯闹，也没人开门轰他们走。
一天，他俩走过这幢房子，恩菲尔德指着问道：“你注意过那儿吗？它让我想起一个奇怪的故事。”
“哦，是吗？”厄特森先生说，“给我讲讲。”
“好吧。”恩菲尔德先生开始讲了，“那是个冬天的早上，天黑漆漆的，大概3点钟吧，我正要回家，突然看见两个人。头一个是个矮个子，正沿着街边走，第二个是个小姑娘，跑得很急。两个人一下撞到了一起，小孩儿摔倒了。接着，可怕的事发生了，那个人穿着沉甸甸的靴子，冷冷地从孩子身上压了过去，小姑娘躺在地上尖叫着。做这种事真残忍。我从后面追上来，抓住那人，把他拽了回来，这时一小群人也围到了又哭又叫的孩子身边。那个人非常镇静，一脸漠然，还狠狠地瞪了我一眼，真是让我反胃。孩子的家人这会儿也赶到了，还来了一个医生。原来小姑娘是去请医生给邻居家病人看病的，她正要回家。
“‘孩子与其说是伤着了不如说是吓着了。’医生是这么说的。你也许以为故事到这里就该结束了。可是你想，我对那个小个子十分厌恶，小姑娘的家人也一样——当然，这很正常，可连医生（他看上去那么和善、安静），也盯着那个罪犯看，好像恨不能把他给杀了。
“我和医生彼此心照不宣，都冲着那人大声指责，并声称要让整个伦敦都知道这事，让人人都唾弃他的名字。
“他阴森森地瞪了我们一眼，还是一副不可一世的样子，‘开个价吧，’他说。
“我们让他答应付给孩子家100英镑。他又翻了我们一眼，把我们领到那边的那扇门口，掏出钥匙，进了楼。不一会儿，他又出来了，递给我们10镑金币和一张康茨银行的支票，上面写着90英镑，支票上的名字是大家都很熟的人。
“‘你看，’医生满腹怀疑地说，‘够奇怪的，早上4点，一个人走进一所空房子，然后又拿着另一个人签名的支票出来了，足足快100镑呢！’
“‘放你的心吧，’一脸凶相的矮个子说，‘我和你们等着银行开门，看我自己兑钱好了。’
“我们离开那儿，医生、罪犯和我到我家挨过了后半夜。到了早上，我们一道去了银行，支票是真的，没问题，钱很快就转给小姑娘家了。”
“哦，是这样，”厄特森先生说。
“是啊！”恩菲尔德说，“这事真怪。明明肇事者是个冷酷、残忍的家伙，可签支票的人却是伦敦有名善良、慷慨的人。这样的人怎么会把支票给一个罪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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