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情”一词有各种不同的说法，如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将这种行为称为“生活作风问题”，八十年
代改称为“第三者插足”，现在也称为“婚外恋”。但为什么用“偷情”而不用“婚外恋”呢？大概是因
为婚外恋可以分为“精神恋”和“现实恋”两种。所谓精神婚外恋，一般是指已婚的一方或双方在婚后再
寻找情爱，但不涉及肉体行为，只是在精神上恋慕其他异性，纯粹以精神情感的交流为目的的一种现象。
由陈嘉上执导、张国荣与王菲主演的电影《恋战冲绳》中有个绝妙的比喻：我和女朋友的关系，就像
教徒和教堂。开始，我天天去作祈祷，然后，我只每周做一次礼拜。后来，就只偶尔忏悔一次。更糟糕的
是，我渐渐发现我开始不信这个教了。为什么偷情，正如为什么不信这个“教”一样，都有自己的理由。
当然，男女偷情的理由往往是不同的。男人偷情，是不是真的因为“妻不如妾、妾不如婢、婢不如偷、偷
不如偷不着”的心态作祟？女人偷情，是否大多数都是因丈夫先有外遇，愤而报复呢？
通过对上述众多以偷情为题材的电影进行分析，可以发现，男女偷情的具体理由的确存在较大的不同
。男人偷情最典型的理由有三种：
第一种理由是最原始的，即为性付钱的下作。这类偷情者认为，越是下作，越能把男人的尊荣推崇至
极端。女权主义运动的确为女性赢来了春天，在各个领域与男人半分江山，但男人还是拥有“花钱买笑”
的优势，男人是这场权力游戏里最大的赢家。
第二种理由，男人偷情是为了找个人说说话。这种理由看似不着边际，但持这类理由的偷情者认为，
男人可从偷情中寻找慰藉和理解，重建自尊心和安全感。“说说话”的话题当然不是严肃的交流，而大部
分是闲聊。
第三种理由，是男人对伴侣、对爱情的忠诚。表面看来，这种理由似乎荒谬，但这类偷情者却认为，
两者之间其实并不存在矛盾。他们认为，对那些萍水相逢的夏娃们动情就等同于对妻子的背叛！而他们的
偷情建立在金钱基础之上，既然是金钱交易，那就只需投入金钱而不必牵扯到一丝感情，满足了原始欲望
之余又保全了对伴侣、对爱情的忠诚之心。不过，在所有偷情的男人当中，有一种男人纯粹为犯禁而犯禁
，他的这种嗜好已深入骨髓，无药可救。这种人的偷情没有也无须任何理由，典型的如电影《偷情家族》
。
从上述偷情类电影看来，女人偷情也有种种理由或托辞，主要可归纳为：（1）丈夫埋首工作；（2）
寂寞与酒精作祟；（3）报复心理；（4）第三者喜欢自己；（5）丈夫怀疑自己在外鬼混，自己厌倦了他
的怀疑与指责，索性“名符其实”；（6）性生活不协调等。
从表面上看，婚姻是男女双方的私事，他们有选择和决定“自己的婚姻生活”的权利。但事实上，婚
姻更是一种社会行为。人类创造婚姻制度，就在于通过规范男女两性的性关系和性行为，来保障人类自身
的再生产，保证社会生活的健康有序发展。费孝通曾经指出：“我说婚姻是用社会力量造成的，因为依我
所知世界上从来没有一个地方把婚姻视作当事人间个人的私事，别的人不加过问的。”[ 费孝通．乡土中
国 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33]
男女两性之间的性行为是否正当合理，要看其是否符合爱情与婚姻这两个基本条件。只有既有爱情又
有婚姻关系的两性性行为，才符合社会规范，才是正当合理的性行为。恩格斯曾经指出：“对于性交关系
的评价，产生了一种新的道德标准，不仅要问：它是结婚的还是私通的，而且要问：是不是由于爱情，由
于相互的爱而发生的？”[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3]由此可见，凡是既
无爱情又无婚姻关系的性行为，都是不道德的。偷情作为一种既无爱情又无婚姻关系的行为，无疑是一种
不道德的性行为。那么，衡量偷情的道德界限究竟是什么？我们知道，道德的根本是为了自身的幸福。因
此，从维护人类个体幸福的根本道德原则出发，不应该把性行为仅仅限制在维护婚姻表面形式的范围内，
而应该以爱情作为衡量的基础。
作为从猿类进化而来的高级动物，人类如同其他同类那样对性有着固定的需要。而不同的是，人类发
明了“爱情”，并使“独占”成为了合法和道德的口号。不幸的是，爱情和独占之间时常发生矛盾和冲突
。于是 “偷情”便成了缓和矛盾的一种最古老的手段。但是，偷情到底是以爱情之名行淫乱之实，或是
用性的颤动去反抗爱情的压制，或许只有当事人自己才知道。
偷情其实是一个悖论。外遇是香艳的，但当外遇成为常态，厌倦亦会随之而来。最终的结果是，一次
紧接一次的追逐，让人成为一双停不下来的“红舞鞋”，直至摔倒在地。偷情男女的结局往往都不好，但
在电光火石之间，偷情男女的理智又能做几分主呢？正如电影《快乐到死》所展现的那样。
偷来的爱情总是要比有“执照”（结婚证）的爱情更加弥足珍贵。对女人而言，那张执照既是爱情的
束缚，又是生存的保护伞。当爱情与生存的问题纠结在一起，至少在两个执照的更替之间，偷情是很难避
免的。此外，处在一个经济主导一切的社会，任何东西都能转化成一种资源，既然是资源，就免不了交换
，性也不例外。
偷情：法律的理性与困惑
2001年4月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下称《婚姻法》）的修订和出台，向人们传递了一个强烈
的信号：政府管理将更加重视以人为本，对人性和自由的主张给予充分的保障。虽然新《婚姻法》针对“
包二奶”等问题有了一些突破性的规则，但有关偷情的问题并没有在条文中作出具体的规定。新《婚姻法
》颁布后不久，有人认为，新《婚姻法》第3条、第32条、第46条规定的“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之“同
居”就包含了偷情在内。但是，2001年12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通过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
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2条规定：“婚姻法第三条、第三十二条、第四十六条规定的‘有
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情形，是指有配偶者与婚外异性，不以夫妻名义，持续、稳定地共同居住。”可见
，“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不同于重婚和偷情。
尽管新《婚姻法》没有针对偷情问题作出具体且带有强制性的规定，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
证据的若干规定》第68条却在某种程度上对偷情行为的证据如何取得作出了理性的规定。“以侵害他人合
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根据该条规定，未
经对方当事人同意私自录制其谈话取得的资料，可以作为证据使用，除非是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违反
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的录音谈话资料。更一般而言，只要是以未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未违反法律
禁止性规定的方法所取得的证据，在诉讼活动中都是有效的。为此，夫妻一方有偷情行为，如果另一方准
备提起离婚诉讼，可以“未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未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录音、录像或者拍照，
以此作为诉讼的证据。
日本古代有男女混浴的习俗，现在也是偷情现象的多发国。但日本法律没有直接制裁偷情的规定。法
律是否应该惩罚偷情？针对偷情现象，中国目前的立法现状是否理性？是否应通过法律惩罚婚外情？其利
弊如何？北京大学姚洋教授曾对此作过一个有趣的经济学分析。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婚姻可以理解为一种受法律保护的长期合同，离婚是解除这一合同的惟一合法手
段，而婚外情则是违约，应该受到惩罚。从社会角度来看，婚外情对其他家庭具有负的外部性——具有示
范作用，会导致更多的人发生婚外情。法经济学有个“有效违约”的概念，是说当违约的社会收益大于其
成本时，违约是有效的。法律在处理这类合同纠纷时不应该禁止违约，而只确定适当的违约金。当然，一
个法律条文如果诱使较多的有效违约，则不是一个好的法律，应该避免制定诱使有效违约的法律。事实上
，婚外情对于某些人来说是故意违约，应该受到惩罚。但对另一些人来说，发生婚外情是婚姻感情破裂后
不得已而为之，对这种婚外情实施惩罚反倒会降低社会收益。因此，后者的婚外情可以看成是有效违约。
假定社会中存在两类人：一类是“君子”，另一类是“花心”。这里的君子和花心并没有性别之分，
仅仅是形象的比喻。花心既不想和配偶离婚，又要到外面去找情人。他（她）对婚姻和婚外情的投入都不
足，对他（她）来说婚外情是婚姻的补充，或用经济学的语言来说，两者是互补品。君子对婚姻的投入很
多，而且非等婚姻破裂不去找情人，对这类人而言婚外情是破裂婚姻的替 代品。
法律对婚外情的惩罚方式可以有很多种，比如责令改正、物质补偿、精神损害赔偿、刑事处罚等。从
经济学角度来说，其共同之处在于对发生婚外情的人产生了负效用。花心的违约不是有效的，因为其婚外
情并不增加高质量的婚姻或减少低质量的婚姻，还会造成婚姻另一方的痛苦。当离婚是一个选择的时候，
君子的婚外情也不是有效的，因为他（她）完全可以通过离婚这个合法的手段来结束死亡的婚姻。但是，
当离婚成本很高以至于离婚变得几乎不可能的时候，君子的婚外情就可以被看作是有效违约。因此，惩罚
婚外情是否对社会有利，取决于离婚成本的高低。这里的“离婚成本”包括精神成本和物质成本两个方面
。目前，中国的离婚成本很高，对婚外情实施法律惩罚不能达到增加高质量婚姻的目的。[ 姚洋．对惩罚
婚外情的经济学分析．经济学季刊，2002（4）：977~984]也就是说，当前我国法律未对偷情现象实施惩
罚，从经济学角度来说，是理性和适当的。
偷情：道德调整？法律调整？
事实上，偷情始终徘徊在道德与法律的边缘，其存在足以威胁家庭的稳定，进而制造剧烈的冲突，所
以有必要用法律调整。可一旦用法律去规范，举证困难暂且不说，人们发现偷情在很大程度上是个道德问
题。偷情常限于人类感情领域，法律对此鞭长莫及，并落入两难的困境。而实际情况是，大量家庭破裂是
由于偷情所致。以韩国为例，2002年韩国家事法院审判的离婚案件共33?205件，从离婚原因看来，由于不
贞（unchastity）而导致离婚的共16?371件，占49.3%；2003年共审理离婚案件3?972件，由于不贞而离婚
的共696件，占17.5%。其中，由于妻子不忠的有620件，占89.1%，由于丈夫不忠的76件，占10.9%。[
Keum Sook Choe．Changing Society of Korea$the Legal Causes of Divorce．婚姻家庭法国际研讨会论文集，2004，93]此外，有学者就北京地区1998年和1999年1~3季度上诉至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571件离婚案（女性为原告的共301件，男性为原告的共270件）之离婚原因进行了调查，分析报告表明，因为“对方有婚外恋行为”而导致离婚的占9.8%，按比例大小位居第四。[ 夏吟兰，郑小川．北京地区98年及99年1—3季度诉讼离婚原因调查分析报告．婚姻家庭法国际研讨会论文集，2004，439]
对偷情的处理究竟是由法律调整，还是由道德调整，理论界的专家学者争论比较激烈。一些学者主张，偷情属于法律调整的范围，法律应对偷情予以处理。另一些学者认为，偷情属于当事人的自愿，对他人没有危害或危害甚小，甚至根本就不是道德问题，而是心理问题。更有人疾呼，把道德的东西还给道德，法律不应涉及偷情问题。
有人认为，不宜采取非法律即道德的两分法来对待偷情，应当立足社会现实，分析偷情现象存在的背景来探讨有效的解决方法。[ 何俊萍．论婚姻家庭领域道德调整与法律调整的关系——兼谈对婚外恋的道德调整和法律调整．政法论坛，2000（3）]笔者赞成这种观点。事实上，对偷情适用法律调整，至少会出现以下几个问题：第一，法律的可操作性问题。如何认定偷情？偷情涉及到两个人的情感领域，外在表现相对隐秘，当事人举证困难，有关部门（包括司法部门）也难以调查清楚。第二，法律效力问题。对偷情的法律处理应产生有效的后果，比如，使偷情者终止偷情行为，使夫妻感情和好如初等。但由法律出面来维系夫妻感情很难奏效。
其实，对偷情的法律调整和道德调整之争，应充分认识到婚姻家庭关系的自然性特征和社会性本质。法律调整也好，道德调整也罢，最终目的在于权衡这一领域的个人利益、他人利益和社会公益关系，维护合法的婚姻家庭关系。婚姻家庭关系具有伦理性特点，决定了婚姻家庭法也具有极强的伦理性。在我看来，对虽违反法律，但若适用法律调整成本太高、用道德规范就能调整的领域，应当进行分层调整，即分别由道德和法律进行规范，充分发挥各自的调整优势，从而实现道德调整和法律调整的最优效应。
结语
从法律与电影的视角讨论“偷情与法律”，如同苏力先生在阅读和翻译《性与理性》一书那样，“是一个焦躁、反感甚至是痛苦的过程，但也是一个与愉悦交织的过程”。“焦躁”是因为，偷情这个时尚话题在某种程度上还是中国社会的忌讳；“反感”是因为，看到很多家庭因一方或双方偷情而破裂；“痛苦”是因为，看到如此的是是非非，痛从心起；“愉悦”不仅是因为这一题材的有趣或刺激，更因为看到中国的法律法规日趋完善，对偷情的问题有了一定程度的理性规制。
中国目前正处在一个急剧变动的社会转型时期，市场经济、观念变革、人口流动、城市化、晚婚晚育、性知识的普及等因素，对性道德、性法律正在产生巨大的影响。本文仅从法律与电影的视角，面对中国问题作了一个初步研究，以期抛砖引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