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她对我那么冷淡，我当时还真以为她生气了。可我这么想是错的，因为她把手上的活（那是她的一只袜子）放在一边，张开她的双臂一下抱住我那生满卷发的脑袋瓜，使劲一挤。我知道那是一下用力的挤，因为大块头的她穿好衣后，只要动作稍稍用点力，她长衫背后的扣子就会飞出去一些。我记得她搂住我那会儿，就有两颗扣子蹦到客厅的那一头去了。
“现在，我们再来听听饿芋吧，”皮果提说，她还不能把那词正确地说出来呢，“我还没听到一半呢。”
当时我弄不懂为什么皮果提看上去那么怪怪的，也不明白她为什么那么想回到那鳄鱼身上去。不过，一回到那些怪物身上，我又清醒了。我们把它们的卵留在沙子里，让太阳去孵化，我们在它们身边跑来跑去，不断转弯而使它们气恼――由于它们躯体笨重，它们不能够很快地转弯，我们像土著一样在水里追逐它们，用尖尖的木棒插进它们的咽喉，一句话，折磨惩罚鳄鱼的一切花样都被我们玩到了。至少，我本人是这么做的，但对皮果提我就有点怀疑了，她一直在想什么心思，并不时用针尖戳她的脸或手臂。
我们已把鳄鱼整治得精疲力尽，又开始整治美洲鳄，这时，花园的门铃响了。我们来到门口。我母亲就在那里，我觉得她比往常看上去更漂亮了。和她站在一起的是那个衣着好看的黑头发和黑胡子的男人，上星期天就是他和我们一起从教堂走回家的。
母亲在门前弯下腰来抱我并亲我时，那男人说我是一个比皇帝更享有特权的小家伙――或是类似的话，以后我的理解力增长了才明白这些话的意思。
“那话是什么意思？”我在母亲肩头上问他道。
他拍拍我的手，可是不知为什么，我不喜欢这人，不喜欢这人深沉的嗓音，我对他的手在摸我时会摸到我母亲的手怀有妒意。他的手的确碰到了母亲的手，我使劲把它推开。
“啊，卫卫！”母亲呵斥道。
“可爱的孩子！”那男人说，“我对他的忠心一点也不感到意外。”
母亲那种美丽的颜容是我以前从没看到过的。她温和地责备我的粗暴，并把我抱得更贴近她的披肩。她转过身去，向那位费了那么多事来送她回家的男人表示感谢。她说话时向那人伸出了手，当他也伸出手去握它时，她看了我一眼，我觉得是这样。
“让我们说‘再见’吧，我的好孩子，”那男人说，同时他把头――我看到了――挨在母亲的小小手套上。
“再见！”我说。
“好的！让我们成为世界上最好的朋友吧！”那男人笑着说，“握手吧！”
我的右手被母亲的左手提着，于是我就把左手向他伸去。
“嗬，不是这只手，卫卫！”那男人笑道。
母亲把我的右手拉出来往前送。可是为了上述理由，我说什么也不肯把右手伸给他。我把左手伸给他，他挺热情地握住，还说我是个勇敢的家伙。然后他就走了。
这时，我看见了他在花园里拐了弯，用他那不吉祥的黑眼睛最后看了我们一下，门就关上了。
没说一句话也没动一下指头的皮果提马上把门关上闩好。我们一起走进了客厅。和往常的老习惯相反，妈妈没坐到火炉边的扶手椅上，而是停在房间另一端坐下，小声唱了起来。
“――希望你今晚过得快活，夫人”皮果提说。她拿着烛台站在屋中间，一动不动像只大木桶。
“真谢谢你，皮果提，”母亲语气欢快地答道，“今晚真是快乐。”
“一个陌生人或什么的引起了这种快乐的变化？”皮果提暗示道。
“的确是令人快乐的变化。”母亲答道。
皮果提仍然站在屋中间一动不动，母亲又继续唱下去，我睡着了。不过，我睡得不熟，还能听见声音，只是听不清说的是什么。当我从那种极不舒服的迷糊中清醒时，发现皮果提和母亲都在流泪谈着话。
“不是这样一个人，科波菲尔先生不会喜欢的，”皮果提说，“我就这么说，我敢这么发誓！”
“哦！天哪！”母亲叫道，“你要把我逼疯！还有什么女孩会像我这么可怜地让自己仆人糟践的吗？为什么你要这么不公平地叫我女孩呢？我没结过婚吗，皮果提？”
“上帝知道你是结过婚的，夫人，”皮果提答道。
“那你竟敢，”母亲说，“你知道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你怎么敢，皮果提，而是你怎么忍心――让我这么难受，对我说这么残酷的话，既然你很明白，我出了家门就没一个朋友可以依靠！”
“越因为这样，”皮果提答道，“就越不可以。不！就是不行。不！怎么也不行！不！”皮果提那么用劲地晃那烛台来加重语气，我都认为她会把那烛台扔出去了。
“你竟敢这么言过其实”母亲说着眼泪更加泉涌，“这么不公平地说话！你怎么总把这说成是已成定局并已安排好了的，皮果提？我不是多次告诉过你，说这都不过是最普通的交际，你这残忍的东西！你说到追求，我又能怎么办？如果人们有这么蠢，要滥用感情，那是我的错吗？我能怎么办，我问你？你希望我把头发剃了，把脸涂黑，或把自己烫伤或烧伤让自己变丑？我想你就是这么希望的，皮果提，我肯定你巴不得我那样做。”
这番不公平的指责似乎很让皮果提伤了心，我是这么认为的。
“我亲爱的孩子，”母亲叫道，并走到我坐着的扶手椅边抱住了我，“我自己的小卫卫！这是不是暗示我，说我对我的宝贝――我最亲爱的小宝贝――缺乏爱心！”
“根本没人这么暗示过。”皮果提说。
“你暗示了，皮果提！”母亲答道，“你知道你暗示过。你心里清楚你暗示过。你说的那些话不是那意思又是什么意思；你这个刻薄的家伙，你心里和我一样清白，上季度我不肯为我自己买一把新阳伞，虽说那把旧绿伞的伞面全破了，穗子也没一点干净的，这就是为了他。你明白就是这样，皮果提。你不能否认。”她又满怀激情地朝我转过身来，她的脸贴着了我的脸，“你觉得我是一个淘气的妈妈吗，卫卫？我是一个讨厌的，狠心的，自私的坏妈妈吗？说我是，我的孩子，说‘是的’呀，亲爱的孩子，皮果提就会爱你，皮果提的爱要比我的伟大得多，卫卫。我一点也不爱你，是不是？”
这时，我们都大哭起来。我想我是三个人中哭得最响的。可我相信，我们都很真诚地哭。我本人伤心欲绝，恐怕在一阵激动时还把皮果提骂成“畜牲”。我还记得那诚实的人儿当时好不痛苦，当时她衣上的扣子准一下全飞了。当她和母亲和好后，她跪在扶手椅旁和我言和，那些小炸弹就一块儿弹出去了。
我们都很不开心地上了床。有好长一段时间，我都因呜咽而自己不时醒过来。有一次我呜咽得很厉害，以至我竟从床上坐了起来，这时我发现母亲坐在被头上向我俯下身来。后来，我就在她怀里睡着了，睡得很香。
是在下一个星期天，还是又过了更长的时间我再次看见那男人，我已记不清了。我从不认为自己长于记日期。不过，他来到教堂，又和我们一起走回家。他还进了我们屋子，看放在客厅窗里的那著名的天竺葵。我觉得他并没怎么认真看那花，不过在离开前，他请求母亲给他一朵花。她让他自己选，可他偏偏不愿那样――我真不明白他为什么这样――于是她摘下一朵花并交到他手里。他说他永远也不离开这朵花。我当时想这人竟不知道这花一、两天里就会花瓣片片落下，他真是傻透顶了。
晚上，皮果提也不像过去那样总和我们在一起了。母亲对她恭敬有加――在我看来比往常更尊重她――我们不是好得不得了的朋友，可我们和过去毕竟不一样了，我们在一起不再像从前那么愉快了。我有时想，也许皮果提反对母亲穿放在抽屉里的那些漂亮衣服，也许皮果提反对她那么经常地去邻居家；不过，我不能彻底弄个明白。
渐渐地，我也习惯看见那长着黑胡子的男人了。我并不比过去喜欢他半点，而且仍然因对他怀着同样的妒意而不安。如果说我这样不仅仅是出于孩子本能的憎恶之心，不仅仅是因为皮果提和我对母亲所抱的那种通常的看法，而是还有其它什么理由，但这也决不是我稍大一点后所能发现的那理由。当时，我头脑里还没生成那种观点，或那种观点还没接近我头脑。但还不能把这一小点一小点连成一个网并把什么人放入这网中。
一个秋天的早晨，我和母亲在他前面的花园里时，默德斯通先生――那时我知道他姓这个了――骑马来到这儿。他勒住马向我母亲致意并说要去罗斯托夫特，看几个在那儿驾游艇的朋友。他还很快活地建议我坐在他前面的鞍子上，如果我愿意骑一次马的话。
空气清新甜爽，那马似乎也挺乐意让人骑，站在花园门口咻咻喷气，还不停蹴足。这一下，我心里痒痒的，真想去。于是，我被打发上楼去皮果提那儿，由她把我收拾一番。这时，默德斯通先生下了马，把缰绳挽在胳膊上，沿着花园的蔷薇篱笆慢慢地走过来，走过去，母亲则在篱笆里陪他慢慢地走过来，走过去。我记得，皮果提和我从我的小窗子向外偷偷瞧着他们。我还记得，他们一边走，一边似乎十分仔细地观察他们中间的那些蔷薇。我也还记得，脾气一向温柔如天使的皮果提一下变得好不急躁，使劲扭着我的头发梳，把它们梳错了方向。
不一会儿，默德斯通先生和我就出发了。马儿沿着大路旁的青草地往前跑。他很随意地用一只胳膊搂住我，我相信我平常并不怎么好动，可是这会儿坐在他前面，我怎么也不能不时转过脸去仰看他的那张脸。他的黑眼睛很浅――我找不出一个更好的字眼来形容他那种细看去并无深度可言的眼睛――出神时，每一次目光转动时，就仿佛被一种奇怪的光线改变了。有几次，我一边看他，一边怀着畏意观察他神情，想知道他正凝神想什么。从这么近的地方看去，他的头发和胡子要比我以前所认为的还要浓密，还要黑。他的脸下部方方正正，每天仔仔细细刮过的黑胡子还留下了又粗又硬的短茬，这一切不禁使我想起约摸半年前巡展至我们这一带的蜡像。这些，再加上他那整齐的眉毛，他肤色中很浓的白色以及他五官中很分明的黑色和褐色――他的模样真讨厌，连想起来都讨厌――都使我不得不认为他是个英俊男子，虽说我一直又忐忑不安。我相信我那可怜又可爱的母亲也是这么想。
我们来到海滨一家旅馆。两个男人在那儿的一间房里抽着雪茄，他们每人都躺在至少四张椅子上，还都穿着宽松的粗呢短装。有一个角落里堆着些外衣，海军斗篷，还有一面旗，这些东西都捆在一起。
我们到时，他们俩便懒洋洋地从椅子上爬起来并说：“喂，默德斯通！我们还以为你死了呢！”
“还没。”默德斯通先生说。
“这小子是谁？”其中一人一把抓住我问。
“这是卫卫，”默德斯通先生答道。
“姓什么？”那人又道，“琼斯吗？”
“科波菲尔。”默德斯通先生道。
“什么，那迷人的科波菲尔太太的小崽子？”那人叫道，“那个漂亮的小寡妇？”
“奎宁，”默德斯通先生说，“请你小心点。有人是很精的。”
“谁很精？”那人笑着问。
我也马上仰起脸，想知道是谁。
“不过就是谢菲尔德的布督克斯罢了。”默德斯通先生说。
听说不过是谢菲尔德的布鲁克斯，我便放下心。开始我还以为是说我呢。
那谢菲尔德的布鲁克斯似乎有个令人好笑的名声，因为一提起他，那两人就开心地大笑起来，默德斯通先生也很开心。笑过一阵后，那被称作奎宁的先生说：
“关于这笔看准的生意，谢菲尔德的布鲁克斯是什么意思呢？”
“嗬，我还没看出布鲁克斯目前对于这事懂得多少，”默德斯通先生答道，“不过，我相信他并不怎么赞同。”
听到这话，大家又哄笑起来。奎宁先生说要拉铃叫些葡萄酒为布鲁克斯祝福。他也这么做了。酒送上后，他叫我喝一点，吃块饼干。我喝酒前，他要我站起来说。“打倒谢菲尔德的布鲁克斯！”这番祝福引起大家喝采和开怀大笑，连我也笑了。我一笑，他们笑得更开心了。一句话，大家都快活极了。
那以后，我们在海滨的悬崖上散步。又坐在草地上，用望远镜看东西――望远镜放在我眼前时，我什么也看不见，但我装做能看见――然后我们回到旅馆提前吃午饭。在外面散步时，那两个人不停地吸烟。我想，如果从他们那粗呢外衣的气味来判断的话，那他们准是从裁缝处取回这衣时就一直吸个不停。我不应当忘记，在我们登上游艇后，那三个人都走到船舱里去忙着摆弄一些文件。当我从敞开的天窗往下看时，只见他们干得十分努力。在这期间，他们让一个很和气的人照顾我。这个大脑袋上长着红头发，戴着顶很小的帽子，这帽子竟亮闪闪的。这人穿着件斜纹衬衣或背心，胸前绣着大字母拼成的“云雀”。我想这就是他的名字，因为他住在船上，不能像住在街上那样在门口上标出他的姓名，所以才把姓名标在胸前，可是当我叫他云雀先生时，他却说这是那条艇的名字。
那整整一天里，我观察到默德斯通先生比那两人严肃和稳重。那两人很快活，无忧无虑，常彼此开玩笑，但几乎不怎么和他开玩笑。我觉得和他们比他更有心机也更沉着冷静，他们似乎对他也持有我的这种看法。我觉得，有一、两次，奎宁先生说话时斜睇着默德斯通先生，似乎是怕惹恼了他。还有一次，巴斯尼治先生（另一个男人）得意洋洋时，脚被奎宁踢了两下，奎宁用眼神警告他，要他注意一声不响坐在那里的默德斯通先生。我记不起那天默德斯通除了对那个谢菲尔德打趣话笑过外还有什么时候笑过――说到底，那也是他自己说的个笑话呀。
我们在天黑之前回到家。那是个风清气爽的晚上，母亲和他又沿着蔷薇树篱散步，我被打发进屋喝茶。他走后，母亲问我那一天里我都干了些什么，他们又都干了些什么并说了些什么。我复述了他们说的话，她笑了，并告诉我他们是胡言乱语的鲁莽家伙――可我看得出她喜欢他们的那些胡言乱语。这一点，我在那时就像现在一样知道得清清楚楚。我又趁机问她可曾见过谢菲尔德的布鲁克斯先生，可她却答了个不字；不过，她想这人准是个制作刀叉的①——
①谢菲尔德素以五金制造业著名，一直为英国冶铁中心。
此时此刻，她的脸又浮现在我眼前，有如我想在街头济济人群中找寻的任何一张脸那么清晰；我能说她的脸早已不复存在了吗？――虽说我记得它已变化了，虽说我明知它已消失了。当她当年那少女般的纯真和美丽又像那天夜里一样令我感到扑面而来时，我说它们凋零纷谢了吗？当她在我记忆中复活（虽说也只能如此），而在这记忆中她比我或任何人都有或有过的青春风采更加风光动人，我还能说她改变了吗？
谈话后，我就上了床，我现在字字依实来写她那时来和我说晚安的情景。她跪在我床边，双手托着下额，似乎逗趣地说：
“他们说些什么，卫卫？再告诉我一次。我可不信。”
“‘迷人的――’”我开始说。
母亲把双手放到我嘴唇上阻拦我。
“决不会是‘迷人的，’”她笑了起来，“决不会是‘迷人的’卫卫。现在我知道不是的了！”
“是的，就是的。‘迷人的科波菲尔太太，’”我挺理直气壮地复述道。“还说是‘漂亮的’。”
“不，不，决不会是‘漂亮的’，不会是‘漂亮的’，”母亲又把手指放在我嘴唇上道。
“是的，就是这么说的。‘漂亮的小寡妇。’”
“这些家伙多蠢，多没羞没臊！”母亲笑着并捂住了脸，“这些人真可笑极了！是不是？亲爱的卫卫――。”
“呃，妈妈。”
“千万别告诉皮果提，她会对他们很生气的。我自己也很生他们的气，我一点也不愿让皮果提知道。”
当然，我答应了。于是，我们一次又一次互相亲吻，不久我就睡着了。
事隔这么多年了，我觉得好像就是第二天，但实际上可能是两个月左右以后，皮果提向我透露了我马上就要到来的惊人大事。
一个夜晚，我们像以往一样坐在一起，做伴的还有袜子、码尺、蜡烛头、盖子上绘有圣保罗教堂的针线匣、讲鳄鱼的书。母亲当时也像以往一样不在家。皮果提连着看了我好几次，张开嘴想说什么却又什么也没说――当时我认为她只不过是想打呵欠，否则我会着慌的――最后才带着哄孩子的口气说：
“卫卫少爷，你愿不愿意和我去雅茅斯在我哥哥家住两个星期呢？那会不会很好玩？”
“你的哥哥是个大好人吗，皮果提？”我忙问道。
“哦，他是个多么好的人啊！”皮果提喊着说，两只手也举得老高，“那儿有海，还有小船和大轮船，还有打鱼的人。
海滩，还有汉姆可以和你一起玩――”
皮果提说的是她侄儿汉姆，这人在第一章里被提及过，她把他说得像是英文语法的一个部分。
她叙说了这么些开心事，使我好不兴奋。于是我说那一定很好玩，不过母亲会说什么呢？
“嗨，我敢打一个基尼的赌，”皮果提认真看着我的脸说，“她一定会让我们去的。如果你乐意，她一回来我就问她，好不好？”
“可我们走了她又怎么办？”我说着把我的小胳膊肘支在桌上，对这问题想讨个究竟，“她不能一个人过呀。”
如果皮果提突然要在那只袜子上找一个什么洞，那这洞肯定是小得不值得补了。
“我说，皮果提！她不能一个人过，你知道的。”
“哦，天哪！”皮果提终于又看着我的脸说话了，“你不知道吗？她要和格雷普太太住两个星期，格雷普太太要请好多客人呢。”
哦！原来是那样，我就很愿意去了。我真等不及母亲从格雷普太太家（就是那家邻居）回，不耐烦地等她做出决定，是否允许我们实现这一个了不起的理想。母亲并不像我预料的那样吃惊，并且很爽快地答允了。一切就在当晚做了安排，我旅行期间的食宿费将来都一一支付。
很快就到了动身的日子。连我都觉得那日子来得太快。我简直是狂热地期待这一天，并生怕发生地震或火山爆发，或其它什么天灾而阻挡了那旅行。我们要乘早饭后出发的一辆行李车。只要允许我一夜合衣并戴着帽子、穿着靴睡，给多少钱我也乐意。
虽说我是这么不经意地叙述我当时是如何迫不急待地离开那快乐的家，可直到现在我还难过，当时我竟一点也没疑心到我永远离开了它。
我快乐地回忆起那行李车在我家门前快出发时，母亲站在那儿亲我。那时，我哭了起来，因为我对母亲和那个我先前还未离开过的老地方充满了感激依恋之情。我知道母亲当时也哭了，我能感到她的心贴着我的心在跳，想到这些，我好快乐。
我快乐地回忆起当行李车老板开始赶动车时，母亲跪到门边请他停下，以便让她能再亲吻我。我快乐地沉浸在她凑上我的脸吻我时所表现出的亲热和挚爱。
当我们把她一个人留下站在路旁时，默德斯通先生向她走过去，似乎在劝她别那么伤心。我绕过车篷向后看去，并在想这一切又和他有什么相干。皮果提也从另一边向后看去，她似乎挺不满意，她把脸转回车箱时可以从她脸上看出这点。
我坐在那里，朝皮果提看了一眼，同时心想：万一她像童话中说的那样奉命把我遗弃，不知我能不能沿着她落下的纽扣回到家呢？
第七章 我家有了变化
我想，那车老板的马是世界上最懒的马了。它低着头，磨磨蹭蹭。好像满心希望那些要收包裹的人一个劲等。我幻想，真的幻想，它有时都为它这主意笑出声来了，可车老板说那只是它在咳嗽而已。
车老板也像他的马一样低垂着头，边赶车边垂着脑袋打瞌睡，一只胳膊支在膝盖上。虽然我说是他赶车，可我觉得实际上马在干这一切，就是没有他，这车也能到达雅茅斯。至于谈天么，他才不想呢，他只吹吹口哨。
皮果提的膝盖上放了一篮点心，就算我们要乘着这同一辆车去伦敦，也够我们一路吃的了。我们吃得多，也睡得多。皮果提的下巴支在篮子把上就很快睡着了，她一直没把篮子放开过。若非亲耳听见她打鼾，我简直不能相信一个毫无抵御之力的妇人也会鼾声如此之大。
我们在一些小巷小路边停了许多次。花这么长时间把一付床架交给一家小酒店，又在另一些地方停下去逗留，这令我十分厌倦。所以当看到雅茅斯时，我特别高兴。我向河对岸那片单调沉闷的荒原望去，觉得它看上去潮兮兮“回忆”。辩证法就是从理念出发，通过揭露理念之间的关系，，吸饱了水一样。我不禁觉得奇怪――如果世界真像地理课本上说的是圆的，那为什么每一处又都这么平坦呢？但我又想，可能雅茅斯座落在两极之一上，所以才这样。
我们越走越近了，看到附近的一切都像是天空下的一条低低的直线条。我暗示皮果提说如果有一座小山什么的，这看起来就会好一些，如果小镇和潮水不像烤面包和水那么混在一起，那就会更好。皮果提用比往常更加重的口气说，我们应当接受一切既成的事物，至于她，她以自称为雅茅斯鱼而自豪。
我们来到街上，这街也让我惊奇得不得了。鱼味，泥味，麻絮味，沥青味阵阵扑来，还有四处走动的水手，在石头上颠来颠去叮当响着铃铛的大车，我觉得我先前是低估了这么一个热闹繁华地了。我把这想法告诉皮果提，她听了这话好生快活，并告诉我，众人（我猜这是那些有幸而能生为雅茅斯鱼的那些人）都知，雅茅斯总的来说是天下最好的地方。
“我的阿姆在这儿呢！”皮果提叫道，“都长得让人认不出了！”
实际上，他是在家酒店等着我们。他像一个老相识那样问我觉得怎么样。开始，我并不觉得我对他不如他对我那么熟识，因为自我那晚上出生后，他再没去过我们家，他当然认识我而我不认识他了。他把我放到他背上，驮着我回家，这下我们的交情大有进展了。他当时身高六英尺，块头大，膀乍腰圆，是个结实的大汉，可他脸上挂着孩子气的傻笑，那头浅色的卷发使他看起来像头绵羊。他穿着一件帆布短上衣，他穿的那条裤硬得就是没有腿在裤管里也能照样直立。他戴着一顶你可以称之为帽子的玩艺，就像是一幢顶上盖了什么又黑又脏的玩艺的旧房子。
汉姆背驮着我，把我们的一只小箱子挟在胳膊下，皮果提提着另一只箱子。我们在散有碎木片的小沙堆的小巷里绕来绕去，经过煤气厂、绳厂、小船厂、大船厂、拆船厂、修船厂、配索厂、铁器厂，以及一大些这样的厂子，来到我在远处就已看到的那片单调沉闷的荒原。这时，汉姆说。
“那儿就是俺们的房子，卫卫少爷！”
我向四周望去，尽可能望到荒原尽头，望到海岸，望到河边。可我看不到什么房子。只有不远处有一条黑色的驳船或什么别的种类的旧船放在地面上，在海潮不及之处。从那里伸出一个铁漏斗权当烟囱，徐徐冒出烟来。我看不出有什么像人居住的东西。
“不会是它吧？”我说，“不会是那像船一样的东西吧？”
“就是它，卫卫少爷，”汉姆答道。
就算《天方夜谈》中阿拉丁的宫殿或大鹏鸟的蛋，我想，也比不上能住在这船里的荒诞想法更让我心醉神往。在它一侧，开了一个怪有意思的小门，直通屋顶下，还有一些小小的窗。这地方最叫人着迷心醉的是它实实在在是一条下过几百次水的船，而又从没人能想到在旱地上会有人住在它里面。我觉得正是因为这样它让我着迷了。如果它本来是专门造着给人住的话，我可能会嫌它太小、太不方便或太孤零了。可正因为它本来不是为此而造的，它就成了一个完美的家居之所了。
它里面清洁得可爱，要多整齐，就有多整齐。里面有张桌子，一只荷兰钟，一个五斗柜，柜上有只茶盘，盘中绘有一个拿阳伞的女人，正在和一军人打扮的小男孩散步，小男孩还在滚铁环。一本圣经顶住了茶盘使其免于掉下。万一那茶盘跌下来，就会把聚在书周围的茶杯、碟子和茶壶都砸碎了。几面墙上都贴了些常见的圣经故事彩色画，画都装在镶有玻璃的画框里。于是，打那以后，我一看到小贩拿着这些东西，就不由得想起了皮果提哥哥做房子里的一切。穿红衣的亚伯拉罕把穿蓝衣的伊撒当祭品献上，穿黄衣的但以理被扔进了绿色的狮穴中，这是其中最出色的两幅，在小小的壁炉架上，有一幅建在桑德拉叫撒拉珍的小船的画，那船尾还是用真正的木片贴成的；这真是一件集美术和木工技术之大成的艺术珍品，我认为这是一件令世人最为羡慕的宝物。天花板下的横梁上挂了些钩子，还有一些柜子和箱子一类的东西被当作坐俱，以补椅子的不足。
这都是我一进门后就看见的――据我的理论，挺孩子气的――然后，皮果提又打开一扇小门，让我看我的卧室。这是我所见过的卧室中最完美、最可爱的一间――它就在那船的尾部，在旧日船舵横过处开了扇小小的窗；在墙上正好齐我身高之处，挂了面小镜子，镜框是用贝壳镶的；一张正好够我睡的小床；桌上一只蓝搪瓷杯里还插了束海草。墙壁刷得雪白，白得像牛奶，碎布拼成的床单亮闪闪地刺得我眼睛都痛了。在这间叫人不由得不爱的小房间里，还有一件事特引我注意，那就是鱼的气味，以至当我掏出口袋里的小手帕擦鼻子时，都觉得那也好像包了只大海虾在里面一样。我把这一发现悄悄告诉了皮果提，她告诉我说，她哥哥做大海虾、螃蟹和龙虾的买卖。后来，我在外面那间专门放些盆和桶的小木屋里常看到一大堆这样的东西，它们纠缠绞结在一起，真是让人觉得好玩，而且一旦钳到什么就再也不会松开了。
一个系着白围裙的女人礼貌周全地在门口迎接我们。在汉姆肩头上时，离她还有四分之一英里我就看到她在门口行屈膝礼了。还有一个最漂亮的小女孩（我认为她这样）也和她一样行礼。这小姑娘戴着一串用蓝珠子串的项链，我想吻她时，她不肯，跑到一边躲了起来。后来，我们大模大样地吃着比目鱼、溶奶油和土豆时（我还得到一块排骨呢）一个脸上毛乎乎却很和气的人回来了。他叫皮果提为“小妞妞”，又在她脸上好响好响地使劲亲了一下，从她一贯行的礼数看来，我敢肯定这就是她的哥哥无疑了。他果然是的――人们向我介绍他为皮果提先生，这一家之主也。
“很高兴能见到你，少爷，”皮果提先生说，“你会发现我们的粗鲁，可我们有着热心肠。”
我向他致谢，并说在这么一个地方我准会过得快乐。
“你妈好吗，少爷？”皮果提先生问道，“你们走时，她快活吗？”
我设法使皮果提先生明白她像我所希望的那么快活，并说她要我转致问候――这句客气话是我编出来的。
“真是多谢她了，真的，”皮果提先生道，“嗬，少爷，如果你能和她，”他朝他妹妹点点头，“汉姆，还有小爱米丽，能在这儿一起多住两星期，我们会觉得很有面子呢。”
这么热情殷切表示了居停之谊后，皮果提先生走到屋外，用一满桶热水洗他自个儿，并一边说道：“冷水绝对洗不净我的污泥。”不一会儿，他又进屋了，外表大为改善，只是太红了，以至我不禁想他的脸在这一点上和海虾、螃蟹、龙虾相似――进热水前很黑，出热水后就是红红的了。
喝过了茶，门又已关好，缝缝眼眼也已塞住（那阵的夜晚雾气重，冷森森的），我觉得这就是人所能想象到的最可爱的隐居处了。听着海面上吹过来的阵阵风儿，知道屋外冷雾正偷偷爬过荒凉的滩地，看着火炉，想到这儿没有别的房屋而只有这一所，而这一所又是一艘船，简直让人觉得太妙了。小爱米丽已战胜了羞怯，和我一起坐在那最低最小的柜子上，这柜子刚好够我们俩坐，也正好能放进烟囱的那个角落。系着白围裙的皮果提太太对着火炉坐着织毛线。皮果提从容自在地用那绘有圣保罗教堂的针线盒和那块蜡烛头做针线，那样子就像那些东西一直就是放在这儿的一样。先前已给我上了扑克牌启蒙课的汉姆这会又拼命想记起一种用这副脏牌算命的方法，他翻动扑克牌时把拇指上的鱼腥味全留在牌上了。
皮果提先生抽着烟斗，我觉得这是谈知心话的时候了。
“皮果提先生！”我说。
“少爷，”他说。
“你给你儿子取名汉姆，是不是因为你们住在一种方舟上？”①皮果提先生似乎认为这是个寓意挺深奥的问题，但仍答道：
“不是的，少爷。我从没给他取过名字。”——
①据《圣经》的《旧约》中记载，制造方舟的诺亚之次子便名为汉姆。
“那么是谁给他取的这名字呢？”我用教义问答的第二个问题问皮果提先生道。
“哦，少爷，他父亲给他取的呀。”皮果提先生说。
“我先前还以为你是他的父亲呢！”
“我的兄弟，是他的父亲，”皮果提先生说。
“他死了吧，皮果提先生？”我满怀敬意地沉默了一下，又问道。
“淹死的。”皮果提先生说。
皮果提先生竟不是汉姆的父亲，我对此好生惊诧。我开始想我是否已把这里的一切人之间的关系都弄错了。我极想把这点弄个明白，于是我决心向皮果提先生问个清楚。
“小爱米丽，”我瞟了她一眼说道，“是你的女儿吧，对吗，皮果提先生？”
“不是的，少爷。我妹夫汤姆是她的父亲。”
我忍不住了。“――死了，皮果提先生？”我又满怀敬意地沉默了一下后问道。
“淹死了，”皮果提先生说。
我觉得再就这话题谈下去挺不容易的。可我并没有问到底呀，怎么着我也该问到底呀。于是我说：
“你就没什么孩子吗，皮果提先生？”
“没有，少爷，”他笑一下说，“我是一个单身汉呢。”
“一个单身汉！”我大吃一惊道，“哦，那么那是谁呢，皮果提先生？”我指着系着白围裙正织毛线的人问。
“那是高米芝太太，”皮果提先生说。
“高米芝，皮果提先生？”
但就在这时，皮果提――我是说我的那个皮果提――示意我别再问下去，于是我只好坐在那里，看着静静坐在那儿的大家，一直到上床的时间。在我自己那间小卧室里，她才告诉我，汉姆和爱米丽都是失去父母的侄儿和甥女，当他们分别被抛下时都是什么也没有的孩子，皮果提先生就打那时收养了他们。高米芝太太是和他在一条船上一起干活的一个人的寡妇，那伙伴死于贫困潦倒。他自己也是一个穷人，她说，不过他像金子一样好，像钢一样真――她这么比喻说。她告诉我，唯一能让他暴怒或诅咒的话题就是谈他的这些义举。
如果他们中有谁说到这事，他就用右手重重朝桌上捶一下（有一次还打破了一张桌面呢！）并说出一个可怕的诅咒；如果还有人再提到这事，他就得离开并永不再回，或者受到“锅埋”①。我问后得到的回答，似乎没人知道“受到锅埋”究竟是什么意思，但人人都认为这是最可怕的诅咒——
①Gormed是God―damned的讹音，意为遭天谴。
我充分感觉到主人有多么好，随着睡意变浓，我更觉得心情舒畅了。我听着女人在船的那一头另一间类似的小室中就寝，听着他和汉姆在屋顶上我先前看到的那些钩子上挂起两张吊床。睡意渐渐偷袭着我，我同时仍能听海上咆哮的风那么凶猛地吹过海滩，我不禁对这夜间起伏翻腾的大海感到一种朦胧的不安。可我宽慰自己，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在一条船上呀；而且就算会发生什么，有像皮果提先生那样的人在船上就不会有什么不好。
但和白天一样，什么也没发生。晨曦刚照到我那镜子的贝壳镜框上，我就起了床，和小爱米丽一起出去，到海边捡石子。
“你完全是个水手了吧，我想？”我对爱米丽说。我也不知道我是不是那么想过，可我觉得我得说点什么才算有礼貌；而且正好那时有一张离我们很近的船帆在她明亮的眼睛中映出那么好看的小影子，所以我就一下想起了这番话。
“不，”爱米丽摇头答道：“我怕海。”
“怕？”我看着大海，做出很勇敢的样子说，“我就不怕。”
“哦！可海太残忍了，”爱米丽说，“我看到过它是怎么残忍地对待我们的一些人。我看到它把一艘像我们房子那么大的船撕成碎片。
“我希望那船不是――”
“不是我父亲随其淹死的那艘？”爱米丽说，“不。不是那艘。我就没见过那艘船。”
“你也没见过他吗？”我问。
小爱米丽摇摇头。“不记得了。”
真是太巧了！我马上就告诉她：我也没见过自己的父亲，还有我和母亲怎样独立过着我们所能想象的幸福生活，不仅现在这样生活，今后也要永远这样生活。我还告诉她：我父亲的坟就在我家附近的教堂墓场中，被一棵大树荫护着，许多愉快的早晨，我走到树下，听鸟儿歌唱。只是这一点似乎和爱米丽的孤儿生活不同。她在失去父亲前就已失去了母亲，而且没人知道她父亲的坟在什么地方，只知道他是埋在海底深处的什么地方。
“还有，”爱米丽一边找贝壳和石子一边说，“你父亲是一个上等人，你母亲是一个夫人；我父亲是一个打渔的，我母亲是打渔人家的女儿，我的丹舅舅也是一个打渔的。”
“丹就是皮果提先生，是吧？”我说。
“丹舅舅――就在那里，”爱米丽对着那座船改成的房子点点头道。
“是的。我说的就是他。他一定非常好，我想？”
“好极了。”爱米丽说，“如果我能做夫人，我一定送给他一件带钻石扣的天蓝上衣，一条漂白布的长裤，一件红天鹅绒的背心，一顶卷边的帽，一块很大的金表，一根银烟斗，还有一箱子钱。”
我说我一点也不怀疑皮果提先生是受之无愧的。我得承认，当时我觉得很难想象他会穿上他那感恩的小外甥女为他设计的服装而仍感自在，我特别怀疑那顶卷边帽是否合适；但我没说出这些想法来。
小爱米丽已停了下来，一边计算这些东西，一边望着天空，好像那些都是一种非常辉煌的景象。我们又继续往前走，捡着贝壳和石子。
“你想当一个夫人？”我说。
爱米丽看着我笑了，并点点头说：“是呀。”
“我好想那样。这样，我们――我，舅舅，汉姆，还有高米芝太太――就都是上等人了。暴风雨的天气时，我们也不用再担心了――我那么说不光是为我们自己。我们也为那些可怜的渔人，真的，而且万一他们碰到什么不幸，我们就用钱帮他们。”
我觉得这想法真合我意，而且看起来一点也不会是不可能的。我对这想法表示了赞同和欣赏；在这鼓励下，小爱米丽又羞怯地说：
“现在你还觉得你不怕海吗？”
现在，海安静得足以使我安心，可我坚信：一旦我看见一个稍大点的浪头卷来，我就会想起她那些被淹死的亲属，并且拔腿就跑。可我还是说“不怕”，我又补充说，“你看上去也不怕，虽说你说你怕”――我这么说是因为刚才我们在旧码头或木跳板上走过时，她总走在边沿处，我担心她会掉下去。
“这种时候我不怕，”小爱米丽说，“当风儿刮起的时候，我就醒来，怕得发抖，想念着丹舅舅和汉姆，并相信听见了他们呼救的声音。所以，我好想当一个夫人。这种时候我不怕，一点也不，瞧！”
她从我身边跑开，从我们站着的地方跑到一块边沿不规则的木头上，那木头一端突出悬在离深水有相当高度的地方，一点围护也没有。这情景在我记忆里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如果我会画，我一定在这儿把这一切画下来，我敢说，我能把那天的确切情景画下来；还有小爱米丽跳上她的绝命之地（我当时觉得就是这样），面向远方的大海，她那神气我永远也忘不了。
那个灵活勇敢又跳跃不停的小人儿平平安安回到我身边后，我马上就嘲笑自己的那份恐惧，还有我发出的叫喊。不管怎么说，叫喊是没有用的，因为附近没有一个人。可是打那以后――一直到成人时还如此――我曾多次想过：在那些不可知的事物的可能性中，是不是有这种可能，即那孩子突然变得鲁莽是因为有一种眷顾她的吸引力推动她去冒险，是因为被冥冥中她那已故的父亲引诱着向他靠拢，这样她就能在那天终结生命。从那以后，有那么一段时期里我曾猜想：如果她将来的生活已在那一瞥之间向我作了预示（按照一个孩子可以完全理解的方式作了预示），如果只要我援手她便可以得到保全，我是否应当伸出手去救援她？从那以后，有那么一段时期（我不说这段时期很长，可是曾有过那么一段时期）我反复自问：如果小爱米丽在那个清晨就在我眼前被淹没是不是反而要好些？我曾回答自己说：是的，那样更好。
也许这太早了，我这么认为太操之过急了，也许。不过，由它去吧。
我们悠悠走了好长一段路，往自己身上揣了好多我们认为稀罕的宝物，还把一些搁浅了的星鱼送回水中――就是现在我对这种东西也不甚了解，不知道它们究竟感谢我们那样做还是正好相反――然后就回头朝皮果提先生的住处走。在龙虾外屋的屋檐下，我们天真地相互亲吻，然后才满怀着健康和快乐的心情进屋去吃早餐。
“真像两只年轻的阿美。”皮果提先生说。我懂，在我们当地土话里，这就等于说“两只年轻的画眉，”我就把这当作赞美接受了。
当然，我爱上小爱米丽了。我相信，与我后来那可称最美好的爱情相比，我那时对那小孩的爱情也同样真挚、强烈，还更加纯真和高尚，尽管前者是那样崇高伟大。我相信，从我对那个蓝眼睛的小孩所抱的幻想中升华出某种东西，并使她在我心目中成了天使。即令在哪个晴和的早上，她展开一双小翅膀从我眼前飞走，我也决不会认为不可思议。
我们常常相亲相爱地在雅茅斯雾朦朦的老海滩上散步，走了一个钟头又一个钟头。日子就这样被我们悠悠地度过，时光就像一个总也长不大的孩子在自得地戏嬉。我告诉爱米丽，说我爱她至极，如果她不承认她也爱我至极，我就只好用刀杀死自己。她说她爱我至极，我也深信她爱我至极。
说到什么不门当户对，太年轻，或其它的障碍困难，我和小爱米丽压根没这种感觉，也没这种苦恼，因为我们就没有将来。我们根本不去设想如果长大了会怎么样，也不去设想如果我们更年幼会怎么样。晚上，我们亲亲热热地并肩坐在小柜子上时，我们就成了高米芝太太和皮果提夸赞的对象，她们常小声说：“天哪！多好看哪！”皮果提先生在烟斗后对我们微笑，汉姆整个晚上什么也不干就只咧着嘴笑。我想，他们觉得我们可爱，就像他们会觉得一个好看的玩具或袖珍的罗马剧场模型可爱一样。
不久，我就发现虽然高米芝太太和皮果提先生住在一起，她却并不像人们事先以为的那么好相处。高米芝太太的性子相当拧，在这么一个狭小的住处，她却那么经常地抽泣，弄得大家都不舒服。我想，如果高米芝太太自己有一个属于她自己的方便房间可以避进去，一直在那儿呆到她精神振作了再出来，那于大家都要好得多。
皮果提先生不时去一家叫快活地的酒店。我们到后的第二晚或第三晚他没在家，高米芝太太就抬头望着那个荷兰钟，在八点到九点之间，她说他是在那个地方，还说她一早就知道他会去那儿的，所以我知道了这事。
高米芝太太一天到晚都怏怏不乐。上午火炉冒烟时，她就哭了起来。当那不愉快的事发生时，她就说这话：“我是个苦命的孤老婆子，一切都和我过不去。”
“啊，烟就要散开的，”皮果提说――我说的还是我们的皮果提――“再说，这烟也不只是让你一个人不待见，我们也都不待见它。”
“我觉得它更不待见我。”高米芝太太说。
那一天很冷，寒风彻骨。火炉前专属高米芝太太的那个位置在我看来再暖和惬意不过了，而且她的那把椅子也是最舒适的。可那一天偏偏什么都不如她意。她一个劲埋怨天气冷，怨冷气不时袭击了她的背（她管那种袭击叫“偷偷地爬。”）最后，她为此流泪，并又说她是一个苦命的孤老婆子，一切都和她过不去。
“当然很冷，”皮果提说，“每一个人都一定有这种感觉。”
“我比别人更觉得冷，”高米芝太太说。
吃饭时也是这样。上菜时，我是被视作贵客而享受优先的，给我上完菜后就马上给高米芝太太上。鱼小而多剌，土豆又有点糊了，我们也都承认对这有点失望。可高米芝太太说她比我们更失望。她又哭了起来，并且十分悲伤地又把前面那番宣言再陈述了一番。
于是在皮果提先生晚上九点左右回家时，情形总是这样――高米芝太太总是心境极凄凉痛苦地坐在她那个位子上织毛线。皮果提一直挺快活地做手工。汉姆在补一双很大很大的水靴；我呢，就和小爱米丽坐在一起，并念书给她听。除了叹气，高米芝太太什么话都没说，而且打吃茶时候起，就没抬过眼睛。
“咳！朋友们，”皮果提先生坐下时说，“你们大家都好啊？”
我们都说点什么，或表示出什么神情以示欢迎他，只有高米芝太太对着她的毛线活摇摇头。
“这么不快活，”皮果提先生拍一下手道，“快活一点儿，好妈妈！”（皮果提先生的意思是说“好姑娘。”）
高米芝太太没表现出半点打起精神的样子。她掏出一条旧的黑手帕擦起眼睛来，而且擦了一下后不但不把它放回口袋，反而拿在手里又擦了一下，而且依然不放回口袋，随时准备再用来擦眼睛。
“这么不快活，太太！”皮果提先生说。
“没什么，”高米芝太太答道，“你是打快活地回来的吧，丹？”
“可不是，我今晚在快活地休息了一小会儿，”皮果提先生说。
“我真抱歉，把你逼到那里去了。”高米芝太太说。
“逼？我可不是被逼着去的，”皮果提先生说着坦诚地笑了起来，“我可是巴不得去那儿呢！”
“是啊，巴不得，”高米芝太太说着摇摇头，又擦起了眼睛，“是呀，是呀，非常巴不得。我真抱歉，是因为我你才这么巴不得去那儿的。”
“因为你？和你一点关系也没有！”皮果提先生说，“别信这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