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个做了大手术的同事求我给当地报纸写篇稿子赞美一下他的妻子，表达他对妻子的感激之情。我笑他作秀，两口子之间用得着这样吗？他说，你不知道，我在住院期间看到很多被配偶抛弃的病人。在病房内，当守护病人的常常是父母、兄弟姐妹，而配偶根本不露面时，就说明病人被配偶抛弃了，而被抛弃对人的打击往往比患病的打击更大。我给同事写了这篇表扬稿，同时感到些许悲哀，现代科技在许多方面把人性放入前所未有的严酷考验中。在我一个朋友急需几十万元手术费时，他的家人却沉寂了。我一个个“捉拿”他们，逼迫他们拿钱。被我逼得没法，他的父母说：“你能向我们保证手术成功么？不能，那你这不是让我家倾家荡产，人财两空么？你有什么权力来逼我们？你先拿出几万元来，然后再来逼我们要。”我从来没有向朋友学说他父母这番话，如果父母对孩子的感情都承受不住这样的医疗考验，我们又怎能要求配偶、兄弟姐妹做得更好？有一天我接到医院电话，说有一个住院老太太的儿女们因承担不了医疗费，纷纷弃老人而去，让我这个维护妇女权益的人管一管。我费了好大劲把老人的儿女们找到一处，连哄带吓要来钱送到医院。老太太没有因我为她拿来医疗费而高兴，而是拒绝进食而死。这让我感到如果“治病”这事要是弄得过大，大得让爱情、亲情承受不了，我想，死亡的幻灭感也可能是由某些失望引起的。虽然这不干医学啥事，但很有做一些调节的必要，我们应如何调节呢？
(八十五)
一个患病儿童长期吃药。孩子的妈妈见我女儿摸脉说得挺对，就询问应该再吃点什么药。女儿说，这么小的孩子干嘛要吃那么多药呢？做做按摩，热敷什么的效果往往就很好，小孩子身体敏感，用药不当对孩子反倒有伤害，所以对小孩子用药最应慎重。女儿一边说一边给小孩做按摩，只做了一会儿，小孩就接连，感到很舒服，对妈妈说他很喜欢这种治疗方法。
由于西医的出现，医生的概念发生了变化，相对于西医做换心换肝的大手术，中医真算不上是医生。为此有人主张中医的地位应是辅助医学我也不反对。孙悟空在取经路上的汗马功劳是不可抹杀的，但孙悟空肯挑上两天行李么？孙悟空因自己在前开路就要求取諦沙和尚么？我一直不认为唐僧是个低能的领导者，他的“慈悲”实在是一种科学的价值眼光。他不用一种价值去否定另一种价值最后只剩一种价值。他没有实行“能者上，庸者让”的竞争制，不让孙悟空利益通吃。他驱赶孙悟空几次，却一次也不曾驱赶过沙和尚。他甘冒自己被吃肉的危险也要抑制孙悟空的“齐天”意识。
中医缺乏竞争意识不是它的缺点，也不是他应被取諦的理由。我曾在一个妇女组织中工作过一段时间。去之前，人们对我说，女人事多，在一起就打架，这个组织的内部情况就证明了这一点。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我发现问题根本不在性别上，而是人员配置不合理。由于女干部被选拔的机会少，选上来的个个都是“孙悟空”，唐僧要是领着三个孙悟空去取经会怎样？
嘲笑中医不是另一个孙悟空，总要设擂台搞比武，以决定去一存一，同时还认为这么做很科学，我看这种科学不如唐僧的“慈悲”来得实用。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主张讲道德，主张把中西医“结合”到为人民服务上来。因为专业壁垒造成的相互理解困难，使人与人之间几乎要因思想认识不同而打“圣战”了。只有道德具有公共价值，可以通约。所以道德不是虚性的，不是为了让人高尚而产生的，其实用价值不小于医学。
能够看出不同事物的各自价值，能够了解事物并不具有绝对性，我认为这是最基本的科学态度。中医就是建立在这一态度上。在中医理论中没有什么是绝对的，阴阳是这样，五行是这样，所有事物无不在过程中。我感冒了不吃药遭到大家的批评；咳嗽了还不吃药，人说这会引发别的病。果然，我开始浮肿、腰疼……朋友说这是肾炎症状了。我还是没吃药，几天后浮肿消了，其它症状也没有了。而朋友感冒就吃药、打吊瓶，出现咳嗽症状后做了菌培养又加大了药量，他对我说，一定要把病截住。结果他不是把病截在肺部而是截在了肾部无处可走，化验结果反倒是肾炎了。当然，这就不是小病了，得大治了。为此他奇怪，本来已经出现肾病症状的我却没有得肾炎，而他层层预防却反倒得了肾炎原因何在呢？我说，当我咳嗽时感冒症状就没了，当我浮肿时，就不咳嗽了，当我浮肿消了后，就什么病症都没了，因为病在我的身体里走完了它的全程后就不是病了，而你不让病完成这一过程，把它截留在肾这个阶段，所以你就慢慢治肾炎吧。看他郁闷，我劝他不要想不开，如果把事情重来一遍，他有胆子象我这样做么？中医的“冒险性”也是现代人不能完全接受它的一个原因。虽然西医也有险，但人们有冒险选择的自由。
中医不仅看事物不绝对，便是看自身也不绝对。所以，在历史上中医从没有停止对自身的批判。这一现象被有些人视为中医自身缺乏坚实基础的证明，也使一些初学者感到无可适从。一位网友来信说人参不是不可以大量服用的，他就敢把人参当萝卜吃。但是，他说这里有个服用方法，那就是先要一点点吃，不断增加身体的耐受性，然后再一次性多吃就不会危及生命了。我完全同意他的说法。中医所说的药之偏和人之偏也是相对的。如果银河系中存在另一个“地球”，除了没有大白菜外什么都与地球一样。他们要是来我们这做客，很可能会因吃了我们地球上的一棵大白菜而中毒。如果人参在地球上遍地都是，是我们祖先的主菜，有什么毒性早耐受过了，我们现在吃起来当然就是萝卜了。相反，要是自古以来萝卜就象人参一样稀少，我们吃一个说不定还中毒身亡哪。
这一相对性原理对西医也适用。抗生素不断更新换代就说明了这一点。从这个角度看，西医的许多新发展不过是在维持医疗效果的原地踏步走。所以，我们在治病、用药时，关于时间、地域等因素无不在考虑之内。有时我与朋友开玩笑说，不用吃药，只要你到我家住上一段时间，换吃一下我家的伙食对你就能起到药物治疗的效果。夫妻患一样病的现象就说明了这一点。
中医理论的自洽性使其无论怎样用已之矛刺已之盾都能解套，绕蒙的是没有把握住其本质的人。所以抓住中医的“矛盾”而把其“解套”称为玄学扔到一边，把中医锁定在固定的空间而砍去前后的时间性，那么，中医之矛当然就刺到中医之盾了。这正是当前批判中医时常用的方法。对我来说，不是非要保卫中医不可，而是批判中医的方法应该象五行中的任一行都要有克、泄它的力量对其进行一定的抑制一样，“五行”的精神内含就是民主，这一民主思想可以抑制科学思想不向魔的方向转化。
(八十六)
有人说，医学具有唯一性和排它性，所以西医要不遗余力地排斥中医，使自己成为唯一。并说这种唯一性和排它性是动植物界中普遍存在的现象，人类就是这种生存斗争的胜利者。我想，西医要真是这样想问题可有点小家气了。做为个体是可以象老虎似的具有唯一和排它意识，但从整体上看这个世界恰恰是物种繁多。人类的强大我理解应是追求造物者的气度，老虎再强大，终是个体意识。如果人类真能把唯一性和排它性进行到底的话，那么人类的胜利也就是人类的失败。
西医具有“侵略”性不是它的错，这是它的生存之本。中医之道法自然，不排它也具生存的合理性。西医做唯一之想可以，也可以“称霸一时”，但“时过境迁”后，世界又恢复多样性存在。所以，唯一性和排它性只能成为个体原则而不能做为整体要求。随着“科学”表现出越来越多的个性色彩，总是提出个体原则，“科学”在我眼中的形象就越来越象一只老虎。而许多“科学”方法在使用上也越来越失之简单，比较法被用成“人比人得死”的淘汰法；还原法被用成“刻舟求剑”的教条主义……
以“时”的眼光看事物，就会看到各种文化盲区的大小随“时”而变。西医借科学所得的一“时”之盛可能会在下一时走入“瓶颈”；
而休眠的中医可能正在等待它的春季。
我对女儿说，“学而时习之”就是学了中医要利用现有条件去实践。在“时”中“习”才是中医生存之本。我们必须把“时”与“习”这两个汉字读成是立体的。学中医要求读古文不是倒退，因为现代汉语是平面的，读出来的是字义。按字义讲，“学而时习之”就翻译成“学习要时常复习”了。而古汉语要求理解字意。“时”的意囊括了整个现实存在；“习”的意是整个学以致用的过程。如果不是这样，坐在课堂里一遍遍枯燥地复习《中医理论基础》怎会“不亦乐乎”？
冰雪化了，树叶绿了，燕子来了，这都不是春“时”本身，但又是春“时” 的一切。
“时”和“气”一样是无法得到其本身的，而古人并不因此就否定虚性的东西。
现代人可以轻易指出“一叶知秋”的荒唐。在批判中医的逻辑中比比皆是这类质问：“你看的是叶子而不是秋，叶子上哪有秋？不能从叶子上分离出秋来你就是骗人……”
许多人批评中医理论过于玄妙，我不以为然。原因在于我接触到的最玄妙的问题恰恰都来自于西方。小时候父亲常提出一些诸如：飞行的子弹是否在弹道的每一点上停留？上帝能否制造出一块连他自己也举不起来的石头？物质能否无限分割？天的外面是什么等让我发蒙的问题。这些问题曾令我十分苦恼。后来我认识到这些西方问题产生于提问题的方式，而不是来自事物本身。西方哲学制造了不少思维“黑洞”，这些“黑洞”也能让人“走火入魔”。少年时，我曾制造一个“两枚鸡蛋是否相同？”的问题将一位生物学教授难倒。
女儿很小的时候就不允许我制造这样的问题。我给她唱儿歌：“宝宝有面鼓，鼓上画老虎，宝宝敲破鼓，妈妈用布补。”然后我提出问题：“妈妈是补鼓还是补虎？”这个“黑洞”问题最后把女儿气得大哭：“不能把鼓和虎分开！”。上小学时，做“鸡兔同笼”的算术题，我解题说：“假设鸡都长四条腿……”女儿坚决打住说：“不行假设鸡有四条腿，鸡只有两条腿。”我与女儿好说歹说，说现实太满了，用个虚性的暂存间对现实做调整，之后马上就还原现实。女儿说什么也不答应。上初中后女儿又拒绝做数学题，她问：“数学对我有什么用？”我向女儿解释说，这数学在她今后的人生中可能一次也用不上，但做数学题是智能体操，可以操练大脑。女儿说，那给我换个别的体操吧。
我曾坚信科学会通行无阻。女儿小时我对她的科学引导可不限于给她讲《科学演义》，还带着她和她的同学搞了一系列科学小制做，成果都进了她们学校的展览室。我使尽浑身解数没能把女儿引上科学之路实在是我遭受到的一个沉重打击。我曾对女儿感慨道：“想来爱迪生的妈妈也不过如此，看来我可以做得同爱迪生的妈妈一样好，可我是不是一个伟大的母亲不由我做什么而决定，而要由你做什么决定。”女儿看我这样狼狈高兴得大笑不止。
如果说母亲的力量还不足以纠正我的“科学”之偏的话，女儿的力量最终做到了这一点。
女儿不仅不掉入“黑洞”，还拒绝“理性”。她说：“摊上你这么个明白事理的妈妈真是件可悲的事，你能不能不事先告诉我事情会怎么样，而让我自己去体验？你的经验能在我这里开花结果么？”
由此我知道，即便是真理，以为就应该人人接受，也能够人人接受那就错了。中医是好东西，但母亲当年没有力量让我接受；科学是好东西，但我没有办法让女儿走上科技之路。为此我说，把最终真理赐给人类并没有多大意义，人是“任你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如果接受真理的代价是取消了人类自己的生活，人类是有权拒绝的。
女儿对我说：“你做的饭很好吃，你就象别人的妈妈一样把饭做好就行了，不用给我做导师。”女儿树她一个农村同学的妈妈给我做榜样让我学习。于是，在女儿的教育问题我唯有表现“原始”她才肯接受，因此，朋友们常批评我不教育孩子。
从小学到大学，女儿总是把班级里学习最好、品德最好的女孩领回家来，对人家说：“你认我妈做干妈吧？我妈最喜欢有你这样的女儿。”然后让我帮这些女孩解决她们面临的问题。当我替这些女孩犯愁时，女儿便拍着我的肩膀说：“你总说我钻不进去么，怎么又说她们钻不出来？看来就是她们给你做女儿你也是一样的忧心。”
(八十七)
陪朋友看中医。朋友看完了还想与我做对比，就拉着我对中医说：“你再给她看看”。医生摸了我的脉说了四个字：“魂收魄散”。我听了，但笑不语，朋友却吓坏了，想要问医生个究竟。我拉朋友出来，朋友上下打量我，一脸的奇怪：“中医真是胡说，竟说你魄散了”。我告诉她中医没胡说，我倒觉得“魄散”这词对我概括得挺准。朋友问：“什么是魄散？”我说我也说不清，但我现在失去了时空感，我想这可能就是医生说的魄散了。朋友想不出失去时空感是什么感觉。我试着向朋友解释：你有过白天睡觉睡糊涂，醒来一时弄不清身处何处，不知是晚上还是早晨的情况么？朋友说有过。我说，这种情况一般只存在几秒种就过去了，可如果这种感觉一直持续下去，持续几天甚至十几天的话，你说这是不是魄散了？朋友说：“难道你现在不知身处何处，不知是早晨还是晚上？”我说我知道，但我不敢确定，所以我总是看表，看周围的街牌，总得用亲人、朋友、同事来定标。朋友惊道：“那你是不是看我也不真实了？”我说：“我不但看你象隔了一道山，听你的声音象隔了一层膜，就是看我自己也象另一个人。”朋友说：“哎呀，这可是挺严重的，可我看你是好好的呀？”我说：“我当然是好好的，你没听医生说我魂收着么？”
朋友问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说我要是知道了就不会让这种情况出现了。朋友说，那咱们得让医生看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说中医看了会说是过于劳累，耗伤精血所致，治法是补气血；西医看了会诊断为精神病，但不知病因和发病机理，且没有合适的药物。
朋友有点慌，一想魂了魄了的怪可怕的，再想想精神病也挺吓人的，不可不治，建议我先看中医。
我倒不急于求医问药。且不说疾病有自己的过程，可能的话应该让它走上两步；便是熟悉和感受一下疾病状态对人来说也不是没必要。为什么有人死到临头便发狂？可能就是被从未经历过的死前身体的异样感吓的。为什么有那么多人会自杀？可能也是接受不了身体出现的异样感。我们通常把感觉划分成“正常”和“非正常”的，而“正常”不但是我们的生存资格，更是批判
“非正常”的武器。于是，比非正常感觉本身更可怕的是对这一精神状态的否定，这使人们不但不肯体会非正常的感觉，还不惜以舍弃生命方式对这一感觉加以拒绝。
从中医对魂魄的大量论述中我猜想，古人的生活境遇使他们出现“失魂落魄”，“魂飞魄散”的时候比较多。所以古人不仅能从容应对这一情况，还摸索出一套“安魂定魄”的方法。由于心理学的出现我们把古人留下来的“心经”几乎都当成糟粕丢弃了。但心理学知识无助于我们体会自杀者的心境，也无助于阻止他们自杀。如今忧郁症也象癌症一样发现了就是晚期。而心理学的作用发挥在能让我们心安理得地接受他人的自杀。我们的冷漠是不是反映出我们心灵缺项呢？
我之出现魄散这种情况，除了耗损过度之外我感到还有我理性搜索不到，意识扫描不着的深层原因。“魄散”给了我一个探寻自身的机会和工具，我想趁机搜索身心的每一个角落，找到“断层”所在。
人，为什么需要孤独？因为人需要同自己相处、沟通，捕捉身体发出的信息，这是“探寻”工作的需要。为此，我知道有人构建丰富的内在精神生活并不是为了当圣人，做贤人，而是用于自我调节。所以，圣人超越自身不是想给世人当楷模而是要摆脱自身困境，用从圣人身上找缺点的方法来否定他的努力和证明其虚伪没有什么意义。我对女儿说，这不是一种让人进步的方法。
令朋友感到不解的是：“你有定力，是泰山崩于前而不变色的人，便是我们都得了精神病你也不会得，怎么会出现魄散的情况呢？”我说，太有定力不见得是件好事，过于坚定对一个建筑物来说都是危险的事何况是人？事事不弯的最终结果就是折了。意志宁折，而“魄”不情愿。魄散虽说是身体症状，却很可能是我生活状况的反映，这正是我不急于治病而想探寻病源的原因。朋友笑说，如果你是市长，你魄散了难道还反映出这个城市的问题不成？我也笑了说，差不多吧，你不认为文革时期周总理的精神状态反映了社会状况？
当失去时空感时，我既需要孤独来与自我沟通，更需要用亲友来定标。
一位朋友对心理医生寄以很高期望，到北京花了八千元找心理医生进行“话疗”，回来后悔说还不如用这钱请我们吃饭“群聊”的效果好。于是我想，这外国人注重隐私的习惯使他们需要心理医生，而中国人聚堆的“陋习”使我们十分方便“以人为镜”，这些镜子不仅照我们洗脸，还把光线投射到我们的心底。
和同事喝酒曾行过一个“酒令”：每人向你敬杯酒，同时说出你的一个缺点。如果你反驳，那么就罚酒一杯。至于所指出的缺点是否存在，由大家评判。我想，这敬酒得喝，这罚酒却都喝不到，谁还没点忍受批评的修养呢？但我看到同事一个接一个地全喝到罚酒了。所指出的缺点十分正确，可是个个不服，全忍不住反驳。到我时，听了同事指出我的毛病，我笑了，认为是不实之词，无须我反驳，群众的眼睛是亮的，大家会还我个公道。可大家全频频点头称是。我火了，觉得这是个阴谋，为了让人多喝酒也不能这么干啊？于是拍案而起……结果大家个个批判我，直说得我哑口无言，心服口服，喝了罚酒。这正是旁观者清，别人往往能看到你自己看不到的自身问题。医生的专业知识有时抵不过了解你的朋友对你更有帮助。
和我小时见到的妇女相比，如今工作中的女人连耍脾气、使小性的现象都没有了。考试、录用、提拔的考核标尺把人规矩得标准、笔直。头疼医头的治疗方法更是加固了人所有可弯曲之处。没有“弯曲”的动作来分解外来冲击力，生命只有“折断”。于是，“解决”了“弯”这个问题的心理学接下来要解决的课题是就是“折”了。为此，心理学也越来越深奥了。
（八十八）
曾做过一个梦。梦见一个人教训我。此人批判力度之强，使我有醍醐灌顶，顿开茅塞之感。在大受启发，佩服得五体投地之余，意识到自己无能，顿感自卑和郁闷。醒来后仍闷闷不乐。
女儿说“没见到你这般能制造自卑的人。竟然醒来还意识不到梦中批判你的人是自己。看来是需要人格整合了。”
的确，梦中人的观点是我提供的！这让我兴奋不已。可奇怪的是我的思想在梦中怎么成别人的了，而且还批判我自己呢？难道真如女儿所说，为了保持始终如一的自卑，我竟把“本我”外化成别人来崇拜？
我为自己辩护说，这是特定环境中的特定心理。百年来中国的主流心理是缺乏自信，在东西方文化冲突的社会环境中，本我和自我相见不相识的恐怕不是我一个，要整合也得大家一起整才行。
越活老了越知道阿Q是怎么回事了。
我实在不愿承认“本我”的存在，还得整合，尤其是在当代，太麻烦了，谁不想活得轻松些？
便是象浮士德似的把自己交给魔鬼又怎样？便是当阿Q，自欺其人又怎样？我们不是没做过。中国人就是魔鬼见了也头疼。
中国人不是一张白纸，因而心地不纯。比如外国人要是反对中医，就会说到做到把人参当萝卜吃。而中国人的“虚伪”便是在全盘西化的人身上也一样存在。因此，只要你是中国人，就不可能通过反对中国而与中国脱掉干系。我奶奶说，鬼子从来不信任汉奸。
让中国人当“好人”不容易，因为做不到无保留地信服什么；可让中国人坏到底也不容易，坏到一定程度时又总是良心发现。日伪统治时期，奶奶曾藏匿过五个伪军逃兵。可日本人投降逃跑时，我奶又拎着一篮子烙饼追着送给他们。
我一个朋友说，中国心哪个朝上也不在，在野。所以，批判统治阶级的儒学动摇不了儒学的根基。
人们习惯性地认为是歌德创造了浮士德。以为歌德创造什么人物是他的自由。可荣格却说是浮士德创造了歌德。因为是浮士德这个“本我”，促使歌德不断地提升自己直到让浮士德得见天日，创造浮士德是歌德的“宿命”。
泰戈尔说：“那敲打我心扉的是世界的灵魂要进来，还是我的灵魂要出去呢？”
天、地、人的整体思想是中国人创造出来的，也是“客观规律在人头脑中的正确反映”。
虽然不能被描绘新的图画，但心灵却能以不同的显现响应外在的呼唤。
在这种里应外合的思维运动中，中国人想无视“本我”得见天日的要求也不太可能。这个“宿命”不是卖身给魔鬼或自欺其人地充当阿Q就能躲过去的。我们在主张扬弃传统文化时，有没有想到我们不仅是这一文化的“受害者”，还是这一文化的创造者？所以，要想铲除这一文化光“焚书”不行，还得“坑儒”。
我不是非要宣扬中医和中国文化，西医和西方文化的伟大之处我岂有不知？我是一个实用主义者，如果能够照搬西方文化的话，何苦要顶着自卑做艰难的自我寻求？
百年来向西方学习的历史使我们学丢了学习的本意，如果外在唤不起内在，那中国人就一直“睡”着。阿Q是失去自我、人格分裂，魂无所依，梦游着的中国人。说阿Q没有觉醒是对的。不把魂招回来，阿Q如何能醒？
许多人认为中国文化心衰，怀疑其价值，甚至提出了换心主张.。
中国心的功率的确没有西方文化的强大。中国文化缺少西方创造伟大“时势”的那种强大的分裂性、宗教力量、悲剧意识和英雄主义精神。中国文化的自洽性造成中国人精神上的“惰性”。
女儿的艺术老师多为她没有走艺术道路而遗憾。我也奇怪，女儿是如何抵御明星梦的呢？女儿告诉我，她热爱艺术，如果没遇上中医，她肯定去搞艺术了。她说“艺术需要用痛苦酝酿，用生命祭祀。艺术家命运多舛、摇滚乐手寿命很短就是一个证明。艺术于人也是有毒副作用的，但中医能让我站在艺术的毒性之外欣赏它……”想到有人寻找中国艺术落后于西方的原因，我在女儿这里找到了答案。
我和女儿衡量心脏的标准都不以功率为唯一。运动员心脏有其隐患，男人活不过女人，养心对心脏最重要。我认为中国文化不伟大不是它的错，不能因为盲人的听觉发达就认为有眼睛是缺陷。
常有朋友恨铁不成钢，骂我是阿Q了。我也自认：“我就是丑陋的中国人。”
骂人的“激将法”用于思维“自洽”的人效果往往不好。因为激出的“火”在五行流通的思维中被“土”泄，“水”克，“金”耗，难以形成中烧的怒火，促人行动。所以，相对说来中国人总是火气不足，冲劲不大，竞争性不强。而这一“国民性”品质现在正不断遭到批判。
中医之所以跟文化扯上边是因为中医把天地等概念都扯进人的医学中。一个年轻人学弹古琴时说，古琴的说道怎么这么复杂啊？我说，你要是接触过中国文化就不会认为古琴难学了。中国文化是一套体系，开哪个门进的都是同一个房间。爱因斯坦累死也没把西方各学科的房间打通。
汉字不用增加就足以阐述众多的新事物。构建一门理论的框架要是缺项的话，那么，随着这门学科的发展，任何一个新要素的引入都有可能打破原来的概念关系，从而引发新的排序。这种颠覆性重组可以叫发展或进步，也可以叫观念更新或证伪。但对中医来说是不允许的。母亲当年为什么给我拿出那么厚一叠经典？因为不从整体把握，而从个别入手学医的话，我是可以不断观念更新，可病人岂不是天天被我用明天的旧观念处置？如果这个更新是颠覆性的，那病人岂不是被颠来倒去的治？如果这个更新是证伪式的，那么今天使用的方法岂不全是明天的伪科学？如果中医要是这么做，就还得再创造一套“科学”理论来支撑这一做法。
中医跟不上时代，是跟不上英雄西医造出的“时势”。“时势”改变了自然，其中包括人这个自然。现代医学面对的人已不是“自然人”，其病的来路是绕了许多弯的山路，这为西医所不识，于是现代医学书上写满了：“病因不清，发病机理不明”。我想，医学研究需要没受“污染”的样本的。对当前的“时务”要站在这个“时”之外去识。
(八十九)
假如中医的健康理念在历史上从未出现过，会不会有一天被西医提出？当西医作为一种新理念提出“中医”理论时，人们会感到不可理解吗？
有人会反对说，西医怎么可能会提出“中医”理念？中西医是两个不兼容的系统，没有
接轨的可能。对此，我不以为然，谁说新学说与旧理论就得兼容？经典力学，广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它们是兼容的么？科学无禁区，不兼容在科学中不仅是允许的，甚至是科学张力的表现。
把科学说的好象是从一个理论中始终如一地按一个逻辑发展着的似的，就可以指责中医不合逻辑了。把科学说的好象早就有了“统一场论”，所有理论都在一个基于因果性原理的统一场中，就可以把中医排斥在外了。不然，一味要求中医兼容的科学依据是什么呢？
量子力学出现后并没有否定和取代经典力学和相对论，而是在不同的领域内各自发挥着作用，人们不因经典力学理论不能用于制造原子弹而否认它能造汽车。毕竟“统一场论”还没有产生出来，真理三分天下，究竟谁有权利取谛中医？
中医现在获得了新的生命动力，如果说中医先前的存在是历史的需要，那么现在的生命力却来自西医的发展给中医留下的余地。这块空间即使中医不来填充，一个与中医差不多的新理论也会应运而生，科学就是以这种方式发展的。
即便看上去明显不兼容的事物也不是绝对的不兼容，思维方式的兼容自有其生物基础。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道法自然。
我父母的性格差异很大，比如在财富观念上两人就一直不可调和，父亲吝啬，母亲慷慨。做为他们的后代，我会获得怎样的遗传呢？只有三种可能，一，象父亲，极度吝啬。二，象母亲，十分慷慨。三，中和父母，既不吝啬，也不慷慨。唯一不可能的是，既吝啬又慷慨，因为这不合逻辑。可事实上，不合逻辑的事情真就发生了，我极度吝啬，又十分慷慨。
同事常对我的下意识行为惊呼：“你怎么往钢笔水里兑水？”领导多次对我发怒：“咱们有的是好纸，你为什么总是用废旧纸的背面给我写报告？”朋友们说：“为什么一说哪道菜剩了扔掉，你就把它全吃光？”我无法回答这些问题。而我的慷慨比之母亲又有过之而无不及，不仅倾其所有，还会代人签字借债，以至有的部门会把救济款发给我，由我慷慨出去。
心理医生可能会认为我这是矛盾性格。其实对我来说却很正常，因为要是我不吝啬的话，我体内的父亲就会难受，非物尽其用，毫不浪费不舒心也。同样，要是我不仗义疏财，帮助别人解困，母亲在我心里就不舒服。所以，为了每天吃得下，睡得着，我必需既吝啬又慷慨，缺一不可。由此看来，基因的链条不是按我们理解的逻辑顺序排列的，看似矛盾的性格在我这里统一得天衣无缝。
集汇在我身上的基因，来自我之上数以千万代直系祖先。从基因上讲，他们是我，我是他们。而我并不独自拥有这些祖先，沿着血缘的路从我这往上没走多远，我与他人的祖先就交叉了，我的祖奶奶可能就是你的祖姥姥。从纵向看，在那些你所从来的祖祖先先身上能找全你的全部基因，这就是说，他们是你生命的生生世世。从横向看，现存的人，他们的基因也来自向上并不太远的你的祖先。所以，你也可以在现存的人身上找全你的基因。可以说，我们现实的人也互为生命的生生世世。我们就是这样历史而又现实地存在着的。如果我们就是这样一路融合过来的，那么，又有什么思维方式是绝对不可兼容的？
当然，人类并没有因一再交融而变成一群缺少个性的绵羊。相反，个性的思维方式一旦形成，就表现出很强的独立性和自我保护意识，非强劲的情感动力不能使其开放。违心地融合，往往要付出身心健康的代价。可以说，正是人的情感性保护了思维的独立性。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人类为什么有了理性还会有情感，因为这两者已被捆绑在一起了。
当思维方式的矛盾有时不能逻辑地解决，如果不肯象佛家主张的那样“不了了之”，就要用突破和超越的方式来解决。而突破和超越的手段是什么呢？
结婚后，对婆家彼不适应，在许多思想观念上感到不可调和，尽力而为的调和也付出了身心疲惫的代价。女儿出生了。我惊异地发现，女儿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说话办事，与婆家人一个模具拓出来的似的。我惊诧道：借我的肚子生了一个人家的孩子！
但老天设定我无条件地爱我女儿。女儿是一部天书，我奇怪地看着她的所作所为而百思不得其解。于是，我重新关注女儿的父亲，细细了解他的思想、感受、脾气、秉性。面对他的诧异，我回答说，你是一本新华字典。我陪女儿的爷爷、奶奶聊天，设身处地的从他们的角度，以他们的眼光看这个世界。我对女儿说，我这是在查阅康熙字典。当然，我也了解婆家尽可能远的家史，这就是翻阅辞源了。正是通过这些查阅，我才能读懂女儿。有时，我与女儿开玩笑说，如果女儿是个一夜情的产物，那么可就糟了，我将永远不能解读她，因为我没有破译这部天书的字典。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反对一夜情。正是因为女儿，我不能否定她所从来的家族。所以，对于我本来并不认同的思维方式，我需要的不是反对、否定、回避、封闭，而是与其真正融合。这里没有违心的问题。当女儿为我打通两个家族的思维隔阂时，我感慨道：“人类还得实行有性繁殖啊！”
爱，这个词当然很不理论，很不真理，很不逻辑，拿不到学术台面，但却是我得以实现思维突破和超越的手段。人之所以是情感动物，之所以有思想，正是这两者相互作用的结果。现代人往往难以突破思维桎梏是不是因为缺乏情感动力呢？当爱的情感变得有些虚幻时，人的思想力量也随之减弱。有人嘲笑我之所以维护中医是出于对母亲和女儿的感情，是对中国文化的恋恋不舍，是出于民族主义情感。对此，我并不反对，因为我活的不仅仅是一个一生一世的我，也在活着我生命的生生世世，我不能从我的生生世世中剥去历史、文化和我们整个民族。我的理性之开放，兼容，具有活力都离不开情感做开路先锋和前进动力，我不可能离开我的血肉去爱真理，这难道是难以理解的么？
(九十)
小时候总是吃陈粮。国家把新粮存起来留第二年吃，怕的是第二年如果粮食无收的话会闹饥荒。那时是反华包围圈，没处去弄粮食。陈粮总是多少有些发霉的。有两年天天吃发霉的玉米面。玉米面霉的很严重，发红，入口是辣的，很难吃。但家家吃的都是这个。前些年看有资料说，发霉的玉米有一种黄曲霉菌，是毒性很强的致癌物，加热处理也不能杀死霉菌，一旦发现应立即销毁。后怕之后慢慢回想当年的邻居们有谁死于癌症，想了半天没有想出，于是怀疑这霉菌可能没那么厉害。如今看人们把稍稍有点发霉的粮食扔了还是觉得可惜。
中国人是挨过饿的民族，饥不择食的生活经历使中国人现在的餐桌上也摆有腐乳、大酱、酸菜、腊肉、霉干菜、风干肠、松花蛋等食品，确切地说，都是变质食品。小时候跟着奶奶做酱，把豆块做好了放在搁架上阴干，几个月后再拿下来掰开,洗刷……酱块里面不仅霉变，还有蛆壳，我就很反感，一度拒绝吃酱。可邻居们却端着碗纷纷来讨新酱吃，吃起来还赞不绝口。我想，吃变质食品，开始时应该是出于无奈，后来才成为习惯。变质的食品不管怎么说，也没有新鲜食品有利健康，我很怀疑霉变了的食物是否还有营养。
随着改革开放，人们的饮食观念也在变化，不仅吃得好，也要吃得新鲜，变质食品吃得少了。30多年过去了，不吃变质食品的中国人恶性肿瘤患病率却成倍增长。今天看电视报导说，肺癌患病率上升了465%，对此大家一致认为是环境污染的结果。这么说，环境污染致癌比黄曲霉菌要厉害得多？报导还说，心脑血管疾病已占中国人死亡原因的第一位。高血压人群有1.8亿人。我想，这肯定不是吃霉变食物的原因了。食品的质量高弄得人血压也高，与之相比，变质食品怎么也缺少把人血压弄上去的力量。
营养高的食品热量也高，由于运动的不够，高营养带给人的就不是健康，而是“虚火”。‘“虚火”积蓄久了，就会闹事。我一个朋友对此就很紧张，她说：“我儿子咽炎又犯了！”我说：“犯了又怎样？”她说：“犯了就会引发肾炎”。她说得很准，她儿子真就照她说的来病。孩子青霉素过敏，到省医院，一边吊着抗过敏药，一边打着青霉素。打了两周，医生说不能打了，回去卧床静养。朋友说：“化验尿里还有血哪？”医生说，治好了半年内化验也还是有血。然后开药让带回去吃。开了一堆药，全是中药，西医开的，清热解毒。朋友认准罪过全在咽炎，就不断用清热解毒药，可尿里的血只增不减。她每天紧张得象强迫症似的，两天一化验，每天早晨对着阳光看她儿子的尿瓶，到后来她都能看着她儿子的尿说出蛋白和红细胞的指数来，去化验保准能对上。我知道他儿子的体质，根本没有实热，不能清热不止，建议她找中医看看，可女儿的师傅出门了，联系不上。她便先后找了两位中医，可这两位中医也主张清热。联系另一城市的一位中医，在电话里他很赞成我的观点，于是带孩子去开药。药拿回来我一看，又全是凉药。我说这医生也没同意我的意见啊？朋友说医生认为还是火大，有实热，得清。这么多医生，又是中医又是西医的全用凉药，朋友也就认准了她儿子有实热。又把凉药用上了。可化验结果让朋友如热锅上的蚂蚁。女儿师傅回来了，朋友急忙去找，回来告诉我：“郝大夫也是清热解毒！”解开药袋一看，我不禁笑了，说：“这是清热解毒么？一味凉药没有，还有红参，这是温补。”朋友说：“我跟他说我儿子有火，总犯咽炎引发肾炎。郝大夫就说，好，好，清热，清热。”我说，他一天看五六十个病人，累得要死，哪有空说服教育你？嘴上顺着你说，但药是该怎么开就怎么开。朋友给儿子用了二十多天药后化验结果就完全正常了。朋友奇怪说：“省医院的大夫说这血半年内都得有，可现在怎么一点也没有了呢？”我说，病好了为什么还有血呢？朋友现在就比较注意全家的饮食了，考虑的不光是营养，还有寒热的问题。
我到监狱去很注意看犯人的食谱，那才叫讲究科学，粗细搭配，荤素平衡，如推广开来心脑血管疾病定会大幅下降。犯人每天出操，搞活动，运动量也适当。还修身养性，绣花编织，学习孔子。有时我开玩笑说，如今科学的生活方式在监狱。我担心，如果犯人真的被改造好了，出来看我们外面人会不会觉得我们是野蛮人呢？
心脑血管疾病本可以不是第一杀手，如果我们注意生活方式的话。同事的母亲死了，脑出血。她很伤心，哭泣着说：“我母亲没福啊，她最喜欢看电视，我刚给她装上有线电视，才看上三天就走了。”象祥林嫂似的，她每天都叨唠这番话。一个月后我说：“你要是不给你母亲装这个有线电视，她不连坐着三天不挪窝地熬夜看,也不会脑出血。”同事楞了,半晌说：“是我害死了母亲，我不该让母亲享这样的福！”如果按照先前的生活方式，她母亲再活上十几年不成问题，可连坐三天结果却使她脑出血死亡。平时总是不停地做体力劳动的人，身体气血的运行方式已按体力劳动所需能量运行，三天不动，能量施放不出去，血压升高，毕竟是老人，血管硬化，出事是很必然的。
前天去爬山。一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只爬了几分钟就坐下不爬了。他说：“爬不了，发热，身上热散不出去，要炸了似的。”大家笑他，有人鼓励他坚持。我没有要求他硬挺。我知道他平时吃的好，身体热量足，稍一运动，热量就超，不能及时排出的话，也怕出问题。
(九十一）
有科学卫士很严厉地说，中医没有资格要求科学宽容，大学讲堂能给巫婆一席之地么？巫术有资格与科学讲平等吗？科学的一项重要使命就是与中医这样的伪科学做坚决斗争。
在我看来，让不让中医进科学殿堂就象让不让袁隆平当科学院院士一样，涉及的不是中医是不是医，袁隆平是不是科学家的问题，而是科学在表明自身是什么的问题。
想中医产生之初本没有依托科学，袁隆平搞杂交水稻更是冲破科学，如果科学不积细流了，说明它无意大海，那中医归不归也就无所谓了。
在蚊子也不能轻易消灭，怕破坏了生态平衡的今天，中医怎么就成了绝对有害，要科学放下身架冲出殿来消灭的呢？
有人用东方没有产生科学来反复论证中国人和西方人不在一个档次上，得出我们是劣等民族的结论，这已不是科学问题了。依我看，想要找一个理应被淘汰的理由，那得证明中国人是大猩猩才行。
可中国人的智能作起数学来可以是世界上最好的，这说明人类智能不是非通过科学不能保持。在以人为本和以科学为本之间，不管科学多么伟大，还是要以人为本才是。人类智能本身就是科学的。我们不是致力于研究人类思维的合理性而是全力地去改造人的思维，正好把事情弄得本末倒置。
女儿在幼儿园时，有一天老师很正式地找我谈，说我女儿的智能有问题。我颇感意外，我怎么没看出有问题呢？老师说，你女儿不会加法。回到家里，我拿出一盒火柴给女儿摆测，女儿真的不会加法！这让我吃了一惊。为了让自己镇静，我领女儿出去看了一会月亮。回来又换种方式测。这回我放心了，女儿的确是不会加法，但她会减法。古人采集了多少果子可能不知道，可有人偷去了却能发觉。老师要是先教减法就不会认为我女儿有问题了。女儿上小学时，老师又告诉我，她不会乘法。我告诉老师可以试着先教除法。
我们觉得现在的教学顺序很科学合理，很按部就班，顺理成章。其实不然，人的思维总是要时时回复本来面目，因而时常会与科学顺序发生冲突。邻居的孩子入学后，又被迫退学。老师客气地说，这孩子智能发育晚，建议下一年再上学。实质上是把这孩子给推出来了。邻居把孩子给我送来说：“就你说这孩子不笨，瞧，学校不要，还不笨吗？”我让孩子天天来帮我做家务，指示他给我拿具体数目的碗筷等，都没问题。可一挪到作业本上，一切就全乱了。后来我终于弄明白了，这孩子记忆力好，当老师的教学方法与他的思维方式不能对接时，他对课堂内容就进行机械记忆，数字到他这里全转变成号码，这按他的逻辑是一点没乱，可旁人看这孩子可就不是一般的糊涂了。找到问题的原因后，我给他理顺了一下，让他妈妈再把孩子送回学校，老师就不说这孩子笨了。
如果孩子们都能按着自己的本性学习是最为理想的。可教育之所以是教育就是要形成一个统一模式。科学思维如此地深入老师之心，使老师的工作内容就是给孩子铸造固定的思维模式。女儿上小学第一天回来就告诉我，老师说：“你们都是小树苗，得需要经常修理，打叉，不然你们就会长歪了。”没有几个孩子是天然符合科学思维要求的，于是老师们所要做的首先是否定孩子自己的思维，然后换上科学思维。孩子们是给修理直了，不仅自己的思维是直的，而且不允许别人“歪”。我当中学老师的时候学生就一致给我指出：“老师，你课讲得不对，课不是这样上的。”我感到惊奇：“你们是学生，竟然知道课该怎么讲？”所以，中医现在受攻击和打压是很正常的，我们的教育先否定自己又否定别人。认为只要秉持着科学就是正确的，就有修理别人的权力，甚至可以理直气壮地攻击和谩骂别人。这样一来，除了科学思维，哪里还有个性的、自由的思想存在？
讲课不应该是洗脑，而是引发思考。我读《论语》就是借鉴孔子的教学方式，循循善诱，引发学生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学习乐趣。
如果人的天性是可以任人修理而不产生身心问题，那怎么教育倒也无妨。
朋友的孩子上小学，患了尿频的毛病，一节课上几次厕所，弄得老师不胜其烦，勒令家长给孩子看病。可几家医院走过了，却检查不出问题来。我说，是孩子精神太紧张所致，得让孩子放松。可如何让孩子放松呢？朋友想不出办法来。我告诉她，孩子的紧张源在老师这里。老师象凿子似的眼光看上孩子一眼就足可以令孩子紧张得上几次厕所了。但老师管理几十个孩子，想让她目光柔和，充满笑意也不太现实，毕竟工作太累了。我女儿上小学时，教室窗台上摆满了一盆盆盛开的花，讲台上摆的总是一盆开得最漂亮的，都是女儿上学时捧去的。老师上课前看看这些花，有时还要溱上去闻一闻。我对朋友说，要关心、体贴老师，让老师经常能从紧张的工作环境中超拔一下。比如，送她一些特殊的礼物，给一些及时的问候等。家长做老师的朋友可以柔化老师的目光。朋友说，这么给老师拍马屁，那不是太惯着孩子了吗？我说，这是对老师和你孩子的人文关怀。整个社会都在不断地给你孩子加压，而能保护他的人只有你一个，你不仅不能站到老师一边去，还应该把老师往你这边拉一拉。朋友按我说的去做了，孩子的毛病很快就好了，因为每当老师走过他身边时，总是情不自禁地摸摸他的头。
把科学学了几十年的人往往学不了中医，要么说中医是伪科学，要么就说中医难学。一些大学生、研究生，甚至是博士常常会问女儿的师傅：“中医怎么学？”女儿奇怪道：“他们这么一问，把中医弄得好象是很难学似的。其实中医是小孩子也可以学的东西，就象围棋，很小的孩子也可以下。一张《内经图》画得多么生动有趣，肾的部位画着一男一女两个小孩子在车水，多形象啊！”女儿说她之所以不觉得中医难学，并不是她有什么学习方法或天份，只是没有思维障碍罢了，这完全得益于从小我没有“教育”她。
(九十二)
摸脉，如今成了件稀罕事，女儿摸脉，所到之处，总被人视为新奇。每到一个单位办事，就会有人请女儿号脉。然后，一支等待诊脉的队伍就排起来了。我小时候，人们既无体检意识，又视中医号脉为平常，没病的人是不会去体检，也不会要求诊脉的，所以没见过女儿这般给大队人马诊脉的阵势。现在，人们视诊脉为中式体检，对体检方式，人们是不厌其多的。现代人在体检方面训练有素，中医诊脉又不用抽血和做病理什么的，自然易为国人所接受，这就使女儿诊脉经常是整个科室，整个局，全公司的人集体进行，一个接一个地全被诊一遍。当女儿一个一个地说出症状来时，围观的人们便啧啧称奇。
如此这般整体性地诊脉使女儿竟有了一些我母亲没有的体会。女儿说，她发现有些单位的员工在脉象上有整体一致性趋向，具有单位性特点。她认为这一整体性的脉象与单位的管理方式有关。我奇怪道，怎么会呢？女儿分析说，如果一个单位的员工普遍出现肝淤气滞的现象，就说明这个单位等级分明，管理严格，工作压力很大。在治疗上，对这样的单位可以采取整体医治，头两付药员工们可以集体服用一个药方。我听了不由得笑了说，着你这么说，是不是看一个单位的管理制度就能判断出这个单位的人员健康情况，或者说，根据一个单位员工的健康情况也能判断出这个单位的管理方式呢？女儿说，管理方式与员工健康这两者之间是有密切关系的。
往往一个单位最后一个踱出来诊脉的是这个单位的“一把手”。女儿说，单位“一把手”的脉与员工的往往不同，脉象上不是肝淤气滞，而是会表现出气旺的特点。气旺表现在工作上是有气势，有魄力，但气过旺则顶得心脏运行不稳，血压升高，健康也是一样的没保证。我说，如此说来，便是集体吃中药也不是治本之策了，得调整管理方式？女儿说，是呗，用药支持管理方式的存续终不是长久之计，人性化管理才是理顺身心的良药。
我劝女儿摸脉时别说单位的制度问题，别介入人家企业的管理，医生是看病，就病说病，别跑到医外去，不然，会让人说中医看病象算命，给攻击中医的人以口实。女儿慢悠悠地说，中医区别于西医的特点就在于中医看病注重人的七情六欲，强调人的性格和生活环境对健康的影响，算命的魅力不就在于具有预测性和解析性吗？中医的预测和解析是依据人们的现实生活做逻辑严密的推导，中医虽然拿不出化验单来，但其预测和解析却能为事实所验证，适当指出环境与健康的关系未尝不可。我说，传统中医没有评说单位管理方式的，我就没听母亲说过人家单位的管理问题，当年母亲说出患者的生活方式都让人称奇，如今中医要是指出人家单位的管理方式，不更让人觉得虚玄了么？女儿笑说，过去的中医之所以不评说人家单位的管理情况，一是因为过去的人不象现在这样整体性地诊脉，使中医不能做这一归纳；二是中国传统上基本只有一个管理模式，让中医无从对比。可现在就不同了，有国家机关、国企、私人企业和外企之分，如果没有这些单位实际存在着的管理差异，又怎能摸出各个单位人员脉象的不同呢？中医能够随时发现新情况，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发展自身，这不是与时俱进么？
的确，时代的发展真的给中医不断提供新观察和新体验。朋友做果盘，把香瓜和芒果装入一盘，用竹签扎着吃。我说，你单吃一种吧，别混着吃。她问我为什么。我说我没有什么科学依据，只是觉得做为人类，我们是第一代这么吃的，是在拿自己的身体做试验。朋友笑了，一边吃一边说，好吃的东西就要放到一起吃，而且这些东西都是无毒、无害食品，不会在人体内起不好作用的。既然劝不了，我就只能在一旁观察了。不一会朋友就开始喊肚子疼，要找药吃。我不急于帮她找药，而是详细了解她的感觉和症状，然后把这宝贵的第一手资料提供给女儿，因为我知道古书上肯定没有这一资料，过去可能只有皇上有资格做这种食品搭配新组合的试验品，不知皇上为此肚子疼了多少回。可是，既便是皇上也没有机会把香瓜和芒果一起吃，我怎能不注重观察呢？
最近，国家推出了关于要求在食品商品销售中提供食品营养学标签的规定。规定要求在标签中要标明营养成分和营养学特性。有人为此嘲笑中医说，国家怎么不用温寒凉热标签替代食品营养学标签呢？还是中医理论不科学，上不了大雅之堂吧？对此，我不以为然，我不知道营养标签对百姓选购食品究竟能起多大的指导作用，恐怕对一个医科大学毕业的医生来说，这种标签也不见得有多大的价值吧？更何况营养不是一成不变的，中医讲究炮制，便是寒性的药物经过加工也可以变成温热性药物，中国人吃的不是西餐，食品经过烹调后，营养标签是不是得重写？中国有许多“变质食品”，它们有没有营养标签？如果营养观念通行，是不是要把这些“变质食品”淘汰掉？中国食品本身不太适应营养标签这种体系，那么，为了使中国的饮食合乎科学，中国人是不是应该改吃西餐？
如今，反对中医的人以为科学的发展正在形成对中医的最后围剿，并为此兴奋不已。而我看到的却是中医在现代获得了新生机。营养标签的实行说明科学已将食品与人体健康联系起来了，虽然仅仅从营养方面联系尚嫌粗浅，但无疑是有意义的。在这条思路上，中医的思考比之西医要丰富和开扩得多，也更有见地。在当今时代，中医可做的事情真是不少，如果有志，在这条“旁门左道”上也可能“柳暗花明”地揭开科学发展新篇章。
(九十三)
连日关注地震灾情，看了许多报道和评论。这次国家地震局饱受民众指责，很有医生受患者家属围攻的委屈，预报地震本是世界性难题，人们在强科学家所难。
可科学家们也很愤怒，这愤怒不是缘于民众的指责，而是有地震专家说地震可以预测。众所周知，对于地震，说不能测的是科学家，说能测的是骗子。在5月19日的香山会议上，有专家提出：“中国的整体思维的方法，对于预测大的地震有作用。”还有学者主张地震预报不能光靠专业队伍和仪器，应该启用“群测群防”以及一些“土办法”将千百万个信息汇总起来进行地震预测。对这种“没有科学依据”，用“似是而非的手段忙着报地震”的专家，被人说成是“一批中医式思维的地震专家”，“跟中医一样是骗子”。中医队伍意外地获得了一批地震学家。
我虽然也同意地震不能预报的说法，但不等于说我不想预报地震。科学一天不能预报地震，“骗子”一天就不会停止跃跃欲试。在“骗子”和科学家之间，“骗子”往往更具进取精神，更正视现实，也更热心。科学虽然让我们理性，可一条条鲜活的生命在瞬间离去，理性却阻止不了人们的眼泪。说预报地震的专家是中医式思维我不同意，地球样本只有一个，便是汇总千百万个信息，也是西医式的个体研究，并没有偏离科学轨道，科学没有必要非排斥不可。
亲身经历过一个“群测群防”预报地震失败的例子。
我家地处环太平洋地震带上，大地时不常地要晃上一下。原市委书记不甘心在科学这一棵树上吊死，想要土洋结合报地震。他走访了地震专家、置办了监测仪器，设置了观测站；在野生动物养殖场、养鸡场、养鱼池和几处水井、矿井、泉眼都安置了监测人员；普通群众也都被告之发现什么异常情况要及时反映。他办公桌上的几部电话直通几处观测点。城东和城西分别安装了警报器，有专人把守。为了让人们熟悉警报声，还演练了两回。每当接连发现一些异常情况时，书记就住在办公室，日夜坚守。有一次，情况日益不妙，书记在办公室连着住了好多天，到了这一天夜里，他桌上的电话玲声此起彼伏：貉子不睡觉，鱼儿往出跳，井水发浑还冒泡，还有市民报告家中鸡犬不宁，老鼠在搬家……就这样，书记脸色变了，汗也滴下来了，最后，大手一挥：“拉警报！”就这一声令，全城就炸了营。矿工从地下往上跑；大学生从楼上往下跳；正在产床上生孩子的妇女，一蹁腿下了床，跑得比医生还快；我一把拎起女儿冲出家门……但是，地没震。第二天一早，省长来电话把我们市委书记一顿臭骂，市民们也编首讽刺歌曲满城唱。书记灰溜溜地夹着皮包，到省里做检讨去了。此后，再没有人想要预报地震了。
地震真无法预报。不能预报地震的地震局照样还是地震局，但土洋结合的办法不能预报地震就要被取谛还被说成是骗子。从这件事来看，中医遭到攻击不是一个偶然现象，而是颇具代表性的。多年以来，科学为了维护自身的纯洁性，实行的是“宁长科学的草，不长伪科学的苗”的高压政策。
然而我却一直不认为书记的警报拉错了。因为警报响后，我到郊外走了一圈，看到田野中有一团团的黑雾在滚动，空气中弥漫着火药味，月亮惨白得象一张剪纸，一道道明亮的银线在月亮前渐升渐消……地震台测定当夜有地震，但震级不高。我想，地下的岩浆不停地翻腾，或将地面慢慢拱起，或骤然扯断，就象脑出血，谁也说不准在哪出。那夜地没震，但脑血管没有破裂并不说明血压没升高。那些奇异的天象让我想到，老人们传说的很多灵异现象很可能不是迷信的产物，而是地光、地声、地气在活动，而这些东西只有伴随大地震时出现才为我们所承认，却不认为平时它们也有出现的可能。书记“骗”我们是没有科学依据，但不能说没有科学价值。
在电视中，看到解放军好不容易从废墟中挖出的人又很快逝去，我急问女儿：“虽然说是挤压综合症，但可不可以先给伤者喝点回阳救逆汤？你以后是不是应该做些这样的准备？”女儿也盯着电视看，说：“生命就象火焰，到了生命危机的时刻，要先救这点火，不能一下子加一大把柴把火压死了，要一点点地续柴，这需要调整救人观念”。西医在这次救灾中战斗在第一线，作出巨大贡献，中医也派出了骨伤科医生，但在救人上，我很希望中西医形成合力，提高伤员的成活率。
看灾区老师说给饥饿的学生撮一小口饼干吃，叫“吊阳气”；让学生互相呼唤名字，提醒着意识。这些做法很合中医理念，也很有效果，令我赞叹不已。
虽然我们书记半夜拉警报是有点冒失，但我想，要是发个橙色警报可不可以？地震预警真会引起恐慌么？人类真能够高枕无忧么？真实的生活能排除忧患意识？如果我们平时就有预警，对人类来说将是一种很有益处的教育，比空头的政治学习和道德说教效果要好得多，人们就会多些演练，房屋也会建得更牢固一些，总之，有百利而无一害。
是时候了，我们真的应该重新摆正科学在我们生活中的位置。有些人以基督教的精神将科学抬举成中国人的上帝，让人顶礼膜拜，检视自己的不洁，用灾难赎罪，忍受苦难而不能怀疑……但中国人是不会接受任何一种上帝的。
基督教没能在中国传播开来，科学在中国得不到绝对尊重，不是中国人科学素质不行，而是中国人不会给自己立个上帝。上帝太超凡脱俗，与人类有诸多冲突和对立。不是中国人要背离科学，而是中国文化总想把上帝拉下来也食点人间烟火，世俗一点。所以中国人会将科学与土办法结合，而且要群策群力监测地震；有病要用中西医结合的办法而且乱投医。为此，中国“骗子”层出不穷，而且不屈不挠，前赴后继，这就是中国的国情。
一场地震震出一批“中医式思维”的“骗子”，使单一的中医“坏份子”的队伍又扩大了。我想，中国要是再有点什么磨难，可能中医队伍就要壮大成“黑五类”了。
(九十四)
和朋友在湖边沙滩上漫步，我用树枝从沙中拨出一块陶片，一块骨头，告诉她这是六千年前的东西。她不信，我说这可以用地磁、放射性碳素等方法测定。我的朋友是相信这些测定方法的。可人们是否了解这些科学的检测手段与中医看病的方法有着惊人的相似？
无论是用地磁、放射性碳素还是地层沉积磁性，以及热释光、树木年轮等方法断代，都象中医看病一样要先确定样本，而这首批样本的年代是已知的。取多个已知样本测试的平均值为一个数据，再以多个样本数据汇制成实验曲线或年代序列，这便形成断代所用的尺度。
如果批判中医的观点成立的话，那么这些断代的学科也应该取谛，因为这些学科不仅与中医诊病方法相近，而且存在与中医同样的问题——样本数据不够精确。
当样本数据不够精确时能否实现精确测量呢？反对中医的人认为不能，因为不合逻辑。
可世上几乎不存在纯正样本，诸多偶然因素使每个样本都可能经不住全面推敲和检验，会出现越求真越失真这一现代科学各领域中普遍出现的现象。因此，所谓实证的要求在科学领域内也极少实现。样本精确的要求貌似合理，却不现实。现实是“模糊”的，但是多种方法和多个尺度的相互参照、校正又可以让精确从模糊中显现出来，这一在模糊中把握精确的方法正在使科学走出困境。为此，多种断代方式的存在正是为参照、校正之用，我们需要多种方法来实现从模糊到精确。只留一种所谓最好最科学方法而取谛其它方法的作法无疑是自杀。
中医根据大量人体样本在四季中的症状变化，形成“四时八节、二十四气、七十二候决病法”这样的诊断尺度。在这些样本中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误差，甚至可以逐个批判并推翻。但不断地用新样本和新数据检验校正，用包括西医方法在内的各种方法参照对比，可以抵消单个样本的不确定性，使中医从模糊中理出精确来，保证诊断的准确性。
一位身在美国的反中医人士批评我不是医生却谈医学“是低级社会的征象之一：分工不精细。”说中医和病人之间之所以能够沟通是因为“中医属于低级社会的认知水平”，“医生和病人之间的知识比较接近”的缘故。而“在高级社会，医生和病人各自拥有的医学专业知识的差距之大，难以想象。”“医学知识七年一更新”，“七年以前学习过的知识，不能再来参加今天的考试”，“病人永远也不可能和医生讨论学术问题”。他举例说“在这种情况下，医生和病人之间的关系有点像法官和小偷。小偷在法官面前，永远是战战兢兢的，等着法官宣判自己的未来”。他还说，“我用这样的比喻是想告诉艾宁，你在低级社会总结出来的中医药在很多案例有效是完全错误的”。
我承认我所举的事例，都是可以批判，能够推翻的，我没准备在个别事理上负隅顽抗，随时，我准备在批判面前放弃一个个据点。可是，即使将所有据点全部放弃一遍之后，我很可能还屹立在阵地上。中国人这种不败现象，很令一些人恼怒，失败了还不认输岂不是无赖？可在我看来这不过是修正数据的永无停歇的过程，并无失败可言。在外来作用下自我调节难道不正是为了生存，与灭亡怎么挨得上呢？
西医有如原上草，七岁一枯荣。我主张在西医内部按七年一个等级做高低之分，不然是有点不公平。学西医不容易，便是努力弄明白了关于我身体的西医知识，七年后我对我的身体又一无所知了。如果我能活到七十岁，虽然身体始终是一个，但医学知识在我身上得作废十次。如果外星人看到医生对我的十次检验报告，会不会以为我是十个物种？
但是，能否因为西医学起来很累，就将西医的高低之分扩大到西医之外来？中医如果是树木，难道也强行要求它七年一换树干？据我所知，在美国，法律也很难学，当法官不比当医生容易。但罪犯在法官面前并不“是战战兢兢的”，因为裁决被告人“有罪”与“无罪”的不是法官而是由不懂法的普通民众所组成的陪审团。美国之所以不用完善的法律和高级的法官来定罪，却要由一群不懂法律的普通民众来裁决被告是否有罪，其用意正是阻止对社会做高低之分。这种用“低级认知”定罪的方式所要告诉人们的是：再高级的法律也要按照普通百姓的理解来适用。
说到底，西医的理论也不是能够实证的。多种方法不仅为断代所必须，为各学科参照、校正所必须，为从模糊走向精确所必须，也为防止科学走向官僚和形成等级制度所必须。只留一门学科的做法会使科学走向高级，高级得令中医这样的存在成为“有罪”。如果科学所要的只是通过实验和观察来证实它，凡是不能证实它的，统统要被否定，科学岂不成了名副其实的上帝？
写文章于我不是制炸弹，一经造出，就象鱼雷似的直奔目标而去。我的写作的目的一不是战斗；二不是宣传真理；三不是让读者来读我，而是想让读者读自己。只有激活了读者自己长久以来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想，读者才会感受到阅读的快乐。当读者的思想被激活时，读者很可能并不同意我的思想和观点，甚至会给予全面批判。但我知道，真理是活性的东西，不存在于摆事实讲道理之中，而是存在于作者和读者的灵犀相通之中。只有我所摆的事实和所讲的道理与读者心中的事理有机相联，我的文字才会获得一定的真理性。我用抛砖引玉的方法实现与读者的对接，众多的衔接所连成的谱序，可以抵消个别性的误差。当中医能够不断自我修正时，就不会因单个据点的失守而全线崩溃。
好在在中西医临床上，相当一部分医生正中西结合，相互借鉴、参照、校正，不断提高诊断水平和治疗效果。我侄子说，他实习时见外科主任治疗肠梗阻就用中药。把中医的泻下药先给病人喝一半，另一半用来灌肠，上下齐攻，多半见效。实在攻不下时再开刀解决。
(九十五)
女儿要毕业了，向我汇报说，课程都学完了，各科成绩均不高，但五年间在图书馆借书读二百余本，自购书一箱。女儿说，如果把课程学得成绩很高，以她的力量就没有时间读课外书了，而好多学习好的孩子真就没到图书馆借过书。女儿说：“你不希望这五年我只读教材吧？”我不语，我希望这五年她每天都有实习的机会，但这是不可能的。
翻看女儿自购的书，不仅有中医书，还有西医书，临床用书也不少。捡了本一个内科急诊医生写的书翻看起来，觉得挺有意思，四百多页的书，竟一口气读完了。合上书不由心生感慨：越是靠近临床第一线，中西医的相近之处就越多，互相借鉴之处也越多，望、闻、问、切对西医来说也不可少。作者说“我们是西医，但我们不是西方人。”他口袋里就常备两套针灸针以应对一些紧急情况。
今天顺路到医院给朋友取报告单，看到医生正拿着胃镜片子告诉病人，治他胃病的方法是做手术，将胃切去三分之二。但看病人十分瘦弱，又说他的体质承受不了这种手术，建议保守治疗。开了两种西药后，医生告诉病人，买些萝卜籽砸碎泡水喝，“效果相当好”医生肯定地说。
看来，中西医之争主要是争在理论上。中西医之间的差别可能还没有西医自己的理论与实践的差距大。
年轻时读中国革命史，对重点讲党内斗争感到不解。我们往往觉得求大同难，存小异易，只有对敌斗争才应该是最严酷的，而在同一个目标下，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革命实践是否结合的问题竟使党内斗争那么激烈，由此看来，这理论与实践结合与否还真是个大问题。
人类热衷于创建理论并致力于推行，古今中外莫不如是。所以，不要嘲笑《黄帝内经》，如果我们的老祖宗不肯著书立说，那现在人们讨论的问题就不是中国是否落后的问题，而是东方人应归于猿类还是人类的问题了。理论一旦建立，就会有人视其为绝对正确，认为把这种理论贯彻到底就能实现理想社会。大同世界，共产主义，民主社会，都是这般促使人为之奋斗过。
但理论如同中药，是有偏性的，任何理论都不能直插现实底部，也不可能贯彻到底。
我曾在一次课后向一位法学家表示感谢：“你讲的理论很高深，我听了很有启发，对我今后的工作很有指导意义，令我获益匪浅。”当法学家露出满意的笑容时，我又说：“但是，你的理论应到我们这层为止，如果你到乡镇当法庭庭长，定会被农民乱棒打死。”
随着教育的发展，理论与实践的差距不仅越来越大，而且关系也开始颠倒。如今的孩子是在课堂中长大，书本是他们的第一现实，理论在他们眼中越来越真实，而现实反倒愈发虚幻起来。问问许多学医的孩子，是不是认为看书比看病重要？这样成长起来的孩子认为现实就应该服从理论，因此，批判起现实来理直气壮。
真正的医学和法学只存在于专家的著作和讲授中，而实践中的医学和法学都可称为人学。
我一位政法大学毕业的同事先是批评我对理论不够推崇，后是自我诧异：“教授在课堂上讲的案例是何等清晰，可现实中怎么一个都对不上号呢？”
一个朋友曾捧着法学书批评我执法不严。我说，如果我们执法严格，那么，所有收留精神病妇女的光棍汉都得以强奸罪治罪，大部分罪犯的父母都得按包庇罪惩处，你认为我们应该这样严格执法么？
做为人学，实践中的医学和法学不可能是那么纯粹的，经验、直感、主观意识，甚至是捆绑思维不仅仅是不可免的，而且是必要的。
我送朋友家孩子礼物时，常常选送工具箱，无不受孩子们的欢迎。孩子们在选择、使用工具的过程中会认识到，一把锤子用来敲钉子好使，用来舀水就不行了。有个学者说，我能学懂量子力学，却学不懂阴阳，这不很荒谬么？其实这不奇怪，用学量子力学的方法学阴阳如同用锤子舀水，问题出在“学”上。便是学得懂量子力学的人，能创建量子力学么？
以为身在科技之中就必然具有科学素质，把事物拆开来就一定是分析，于是批评中医不在科技中，不会拆事物。
坐在电脑公司看人修电脑。把主板上的插件逐一拔下来再插到另一台电脑上试，找出坏掉的集成块换个新的便成了，比我当年修理收音机要容易得多。如今许多医生看病也是这样，谈不上深入分析，科技进步反让许多人越来越少动脑筋。
电子产品的发展路线是电子管——半导体——集成电路。电子管和半导体电路能够拆开进行分析，而集成电路没法拆了分析。按拆不了就无法分析的逻辑，如果非要找出集成电路出现的问题就只能是“猜”了。这科学发展自己堵塞了分析之路。自然的发展也是这样，人体臟器哪个不是“集成块”？如果否定了中医的“猜”，那么即使是集成块也得“拆”。
拆，需要手段和工具，拆个原子得用半个城大的粒子加速器。要把人体拆明白了，现在医院的规模显然不够。我家附近的医院正在盖十一层的外科大楼，为的就是进一步增强拆人的能力。拆人是庞大医院的主要功能。
一百年前的西医院也是一个小诊所。有人说中医现在门庭冷落，却没有看到西医诊所也冷落，乡镇卫生院也没人去看病。大家奔大医院主要是奔设备去的，医大毕业生想进大医院也奔的是设备。照现在医院发展的速度，再过几十年医院就有可能成为医疗城，从事医疗工作的人数得超过服务行业，看一次病相当一次旅游，说不定到那时会有旅行社专门组团看病，打出“消化系统三日游”的看病路线。
但是，拆的能力不管发展到何等高级的程度，猜的能力也不能废除，更不能被列为低级，因为拆得多了就能猜得八九不离十，而急诊医生最需要的能力就是猜。
病理上的病因可以无止境地追究下去，“顺藤摸瓜”的查病方法最终会让医生湮没在无尽的检查数据中，最终的解脱方法可能还得是“猜”。
猜解能力实在是人类发展到“集成”阶段的产物。“拆”总是要阶段性地回归到“猜”，而且每次回归都会提升人的猜解能力。一百年后，说不定医生坐在那里猜病有如一百年前的中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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