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对于她，还没来得及开启，便早早地落了幕，不到三十岁，她便靠着安眠药才能入睡。
十八新娘八十郎，苍苍白发对红妆，鸳鸯被里成双夜，一树梨花压海棠。
她明白，已没了退路，这段“梨花伴海棠”的婚姻必须继续下去。
好在，他对她异常宠爱。
这爱中包含了男人对女人的怜惜，祖孙般的宠溺，还有暮年人对青春的追忆。
她睡在她自己的卧室，他每天夜里要从他的卧室轻手轻脚地溜到她身边，看着她年轻的脸庞，摸摸她的额头，替她掖好滑落的被子。
一贯神经衰弱的她烦了，跟他说以后不要半夜来吵。他笑着答应，她果然没有再听到他的动静，原来，他从此便光脚不穿鞋，生怕响动吵醒她。
有一次，她肚子疼，他告诉她吃四两南瓜子可以消痛。
她说，四两啊，那么多，怎么吃得下去！他微笑不语。
第二天早上，她睁开惺忪的眼，一盘整整齐齐的瓜子仁放在床头，他说：“若梅啊，我把瓜子都给你嗑出来了，你就这么吃吧。”
她的眼泪一下子涌出来。
原先的那些无奈和顾忌慢慢被他用细心和关爱融化，她觉得自己真是找到一个知心的人了，那么疼她，她发誓好好照顾他，死心塌地跟他过日子。
死心塌地的日子只过了不到三年。
1969年1月30日，七十八岁的李宗仁生命走到了最后一刻，曾经的“代总统”，威震日寇的将军，国民党的元老，临终前身边只有他年轻的妻子。
无数次被采访，她唯一不愿说的就是他辞世的细节，那可能是她人生中最哀痛无助的时刻，唯一真心爱护她给她温暖的人即将离去，那只枯槁的手逐渐冰冷，浑浊的眼神慢慢黯淡。他或许去了天堂，她却留在复杂、莫测的现实世界。
心中的凄迷、孤苦、忐忑、感伤，岂止一个“痛”字。
失去他的保护，厄运接踵而至。
她被赶出李公馆，扣上“港台特嫌”的帽子，下放到武汉干校劳动。最难熬的日子，她给自己改名王曦。曦，早晨的阳光，道尽了她对美好的向往。
偶尔的一次机会，她听说了初恋恋人的消息。
顶着一切压力，抱着抛弃所有的念头，颠簸了几十个小时，她去大兴看他。
在农村卫生所，一切恍如隔世。
五官科大夫变得黑、瘦、沉默。旁观者众多，相见无言。
我猜她一定掉了许多眼泪，命运对于她，真的像那个神经质的养母，漠然地看着她跌倒、挣扎、坚持、妥协，却绝少露出一丝笑脸。
两人默默地见面，默默地分开。
李宗仁的遗产被她上缴国库，在周总理的批示下，她继承了郭德洁的遗物。
余下的岁月，她把李宗仁留下的物品捐赠给中国历史档案馆、广西李宗仁官邸和山东台儿庄史料馆。距离史料馆不远的地方，政府为她建了一栋别墅，邀请她出任李宗仁史料馆的名誉馆长。
对于这个给了她短暂慰藉的男子，她回报了余生的光阴、心力和怀念。
这个男子，也的确改变了她的命运。
1989年，八十一岁的胡蝶在温哥华病逝。
几年后，她才得知母亲去世的消息。
无数次被采访，她唯一不愿说的就是他辞世的细节，那可能是她人生中最哀痛无助的时刻，唯一真心爱护她给她温暖的人即将离去，那只枯槁的手逐渐冰冷，浑浊的眼神慢慢黯淡。他或许去了天堂，她却留在复杂、莫测的现实世界。
心中的凄迷、孤苦、忐忑、感伤，岂止一个“痛”字。
失去他的保护，厄运接踵而至。
她被赶出李公馆，扣上“港台特嫌”的帽子，下放到武汉干校劳动。最难熬的日子，她给自己改名王曦。曦，早晨的阳光，道尽了她对美好的向往。
偶尔的一次机会，她听说了初恋恋人的消息。
顶着一切压力，抱着抛弃所有的念头，颠簸了几十个小时，她去大兴看他。
在农村卫生所，一切恍如隔世。
五官科大夫变得黑、瘦、沉默。旁观者众多，相见无言。
我猜她一定掉了许多眼泪，命运对于她，真的像那个神经质的养母，漠然地看着她跌倒、挣扎、坚持、妥协，却绝少露出一丝笑脸。
两人默默地见面，默默地分开。
李宗仁的遗产被她上缴国库，在周总理的批示下，她继承了郭德洁的遗物。
余下的岁月，她把李宗仁留下的物品捐赠给中国历史档案馆、广西李宗仁官邸和山东台儿庄史料馆。距离史料馆不远的地方，政府为她建了一栋别墅，邀请她出任李宗仁史料馆的名誉馆长。
对于这个给了她短暂慰藉的男子，她回报了余生的光阴、心力和怀念。
这个男子，也的确改变了她的命运。
1989年，八十一岁的胡蝶在温哥华病逝。
几年后，她才得知母亲去世的消息。
第二十三章 完美的姻缘，是彼此的成全——潘素
一天，打开电视正赶上某个鉴宝栏目，宝主带来一幅潘素的青绿山水画，买主砸价时颇为不屑：“潘素不过是借着名媛的名气，她那些东西我也画得出来！”评议席上一向宽容敦厚的老专家显出了难得的揶揄：“潘素的画，你肯定画不出。三份功夫在画里，七分在画外，哪是三两天的功夫。”
点评得买主一脸尴尬。
真正的名媛绝不会大喇喇地以名媛自居，不会全身布满Logo的名牌，更不会在微博认证上来一句“京城名媛”招致一片嘲讽。真名媛成竹在胸，见识过人生的瑰丽，却难得一颗平常心，进退自如，荣辱自知，背后还带着一段不可复制的传奇，就好像潘素。
她的经历当真如同一部章回小说，起承转合，气象万千。
她曾经是苏州名门千金，前清著名的状元宰相潘世恩的后代，原名潘白琴，也叫潘慧素。幼年时期，大家闺秀的母亲沈桂香聘请名师教她音乐和绘画，所以，她弹得一手好琵琶，绘画功底也扎实。
十三岁时母亲病逝，她被继母王氏卖到上海的妓院。
如此冰火两重天的际遇，她却拾掇起无端的愁绪，铺展出别样洞天。
苹果日报社长董桥在那篇《永远的潘慧素》中描写三十年代的她：亭亭然玉立在一瓶寒梅旁边，长长的黑旗袍和长长的耳坠子衬出温柔的民国风韵，流苏帐暖，春光宛转，几乎听得到她细声说着带点吴音的北京话。
如此旖旎的资质，放在古代是薛涛一流，摆在民国更是当红花魁。她在十里洋场的上海别号“潘妃”，但她不像别的交际花，接的多是官场客人，她的客人居然是上海白相的二等流氓为主，这些人天天到她家酣畅淋漓地“摆谱儿”，吃“花酒”，她照样应接不暇地自顾自出“堂差”。
民国“黑社会”们大多文着文身，潘妃便在手臂上也刺了一朵香艳的花。
所以，每逢想到潘素，首先想到的就是一个手臂刺花的妍丽奇女子游刃草丛的场景，想着那俗世的欢腾和肆意的热闹，还有她置身其中却不沾染半分俗气的玲珑，虽然身世堪伤却和“红颜薄命”扯不上半分关系，甚至还带着违和的喜感，不禁抿嘴偷乐。
如果不是遇上张伯驹，潘素活色生香的名妓生涯未必结束那么早。这位著名的“民国四公子”之一（其他三位是溥仪的族兄溥侗、袁世凯的次子袁克文、少帅张学良），其父张镇芳是袁世凯的表弟、北洋军阀元老、中国盐业银行创办人。张伯驹的奇异，似乎章回体才能尽兴：
伯驹出身豪门，玉树临风，面若旦角，眉如柳叶，天然一段风情，全蓄注在一双丹凤眼中。竟也是，贾宝玉的骨子，纳兰容若的脾性，不顾双亲反对，退出军界，厌倦功名。从此，读书、唱戏、写字、古玩、耽美在名士圈，名副其实一个京城大公子。
这么一对奇男异女，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张伯驹对潘素一见钟情，当场挥笔写了副对联：潘步掌中轻，十步香尘生罗袜；妃弹塞上曲，千秋胡语入琵琶。
片语解风韵，寥寥两行字把潘素的神态容貌与特长描摹得淋漓尽致，博得佳人倾心。两人的热恋激怒了已与潘素有婚约的国民党中将臧卓，臧卓把潘素软禁在西藏路与汉口路交口的一品香酒店。哪里料到，情痴张伯驹居然托朋友买通臧卓的卫兵，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孤身涉险，劫走潘素。
那是1935年，潘素二十岁，张伯驹三十七岁。
从此，两人一生沉浮，形影相随。
婚后，张伯驹发现了潘素的绘画天分，不仅大加赞赏，更是着力栽培。在他的引荐下，她二十一岁便正式拜名师朱德甫学习花鸟画，接着又请汪孟舒、陶心如、祁景西、张孟嘉等各教所长，同时还让她跟夏仁虎学古文，这位夏仁虎，便是著名作家林海音的公公。
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潘素精进迅速。张伯驹带她游历名山大川，从自然的雄浑奇绝中寻找艺术灵感，此外，张家丰富的名家真迹，更是她学习的范本。中国现存最早的水墨画、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李白唯一的真迹《上阳台帖》，陆机的《平复帖》，杜牧的《张好好诗》，范仲淹的《道服赞》，蔡襄的自书诗册，黄庭坚的草书卷等等，这些听起来神话般的名字，随便哪一幅，都是价值连城的国宝。
潘素自述：“几十年来，时无冬夏，处无南北，总是手不离笔，案不空纸，不知疲倦，终日沉浸在写生创作之中。”张大千夸她的画“神韵高古，直逼唐人，谓为杨升可也，非五代以后所能望其项背”。著名文物鉴定家史树青曾为潘素的《溪山秋色图》题跋：“慧素生平所作山水，极似南朝张僧繇而恪守谢赫六法论，真没骨家法也，此幅白云红树，在当代画家中罕见作者。”新中国成立后，她的画曾被作为礼物送给来访的日本天皇、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老布什等。
她已然是现代首屈一指的青绿山水画家。
画如其人，潘素的画，像极了她自己的内心独白。
《云峰春江图》远山缥缈，近树绚丽，青山绿石错落有致；《松岭重峰》则是一色的绿，深浅不同的各种绿疏疏朗朗，映衬着云蒸霞蔚，参差出别样的风情；《远江帆影》中几叶扁舟，数座峻峰，浓淡得宜，自在空灵；《云峰秋色图》却是优雅和谐的调子，不见匠气刻板的布局。
没有大起大落的人生经历，很难有这般跌宕淡远的笔触。潘素的画，有冰雪却不见寒冷，有空山却不露萧瑟，有孤帆却没有自怜，清雅的底子透出疏落的俏丽与温暖，活脱脱就是她自己的写照。
再看张伯驹，出身富贵却没有一丝俗气，才华横溢却不带半分狂态。
刘海粟赞他是“当代文化高原上的一座峻峰”，说他的可贵在于“所交前辈多遗老，而自身无酸腐暮气；友人殊多阔公子，而不沾染纨绔脂粉气；来往不乏名优伶，而无浮薄梨园习气，四周多古书古画，他仍是个现代人”。
就像他的自陈：“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
这么两个人，似乎是天意的一对。
他成全了她锦心绣口、不染尘埃的慧根，她成全了他超逸脱俗、宠辱不惊的器宇。于是，张伯驹与潘素，成了难得的幸福夫妻。
原来，幸福的婚姻，不过是彼此的成全。
一对男女，相遇已属缘分，钟情更是不易，费尽周折地结为夫妻，那真是机缘的天时地利与情感的水到渠成。年轻时的爱情，蚕茧一般丝丝缠绕，蜜意绵绵；中年时的爱情却如飞蛾破蛹，懒洋洋、灰扑扑，化作蝴蝶的太少。
而太多的人，不到七年已痒，走到半路已成了陌路。
当年爱他飞扬的个性，现在眼热的却是闺蜜新换的豪宅，于是，他的不羁变成不负责任，需要几次三番地唠叨控诉；曾经钟情她质朴的善良，如今喜欢的却是回眸一笑百媚生的风情，于是，她的纯朴成了木讷，连抬眼打量都是多余。
多少夫妻，在漫长的岁月里，硬生生折断了彼此的优点，变成互不欣赏、互相打击的对手，在婚姻的竞技场上，用尽全力、耗尽一生地战斗。
稳定的婚姻各种各样，爱得你死我活并不稀奇，甚至未必重要，最难得的，是成全。
所以，每个甜蜜的女子背后，大多有一个宽厚男子的默默扶助；每个圆满男子的身边，也少不了一个宽容女子的无声支持。
张伯驹视金如土收藏文物的“败家”举动，潘素不仅赞赏，还变卖珠宝首饰鼎力相助，宁愿独自应对柴米油盐的琐碎，也要成全他的名士风流。
1946年，隋代画家展子虔的《游春图》流于世面，张伯驹卖掉了弓弦胡同李莲英的老宅，购得了这件宝贝。一家人挟着《游春图》，美滋滋、乐呵呵地从弓弦胡同搬到了城外的承泽园。
1952年，《游春图》和唐寅的画一并捐给了北京故宫。1953年，承泽园也卖给了北京大学。张伯驹一家最后的居所，是后海边最普通的四合院。
1956年，两人又把用全副家当甚至生命换来的、珍藏多年的瑰宝捐给了故宫博物院，包括《平复帖》《张好好诗》《道服赞》等八件，至今，它们仍是故宫的镇院之宝。
章诒和在《往事并不如烟》中说，这对夫妇相处，是完全以张伯驹为轴心的，潘素对张伯驹，是百分之一百二的好。
有一次，张伯驹看上了一幅古画，卖家要价不菲。而此时的他，早已不是当年贵气的“民国四公子”，没有实职，尽是闲差。画虽然好，可是想到现实的经济状况和未来漫长的实际生活，潘素终究犹豫了。张伯驹见她没答应，便嚷嚷开了，最后索性躺倒在地上，任凭潘素怎么拉，怎么哄，也不起来。最后，哭笑不得的潘素许诺：还是拿出一件首饰换钱买画吧。于是，大她十七岁的张伯驹才翻身爬起，拍拍沾在身上的灰尘，自己回屋睡觉去了。
如果章家请张伯驹夫妇吃饭，随意洒脱的张伯驹总是不说话，只顾吃，周到礼貌的潘素却不停地夸菜好，夫妻俩就像分工好了一样。章诒和的父亲章伯钧去世后，她的母亲搬了家，第一个前来看望的便是张伯驹与潘素。他们不知道章诒和母亲的新住址，到处打听，最后和一个古董商谎称要与章家核对账目才从农工党机关那里得到了章家的地址。
而此时的章伯钧，早已是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现行反革命”。
1975年，两人在一起四十多年后，快八十岁的张伯驹小别潘素，到西安女儿家短居，分别短暂却深情款款，写了首《鹊桥仙》送给潘素：
不求蛛巧，长安鸠拙，何羡神仙同度。百年夫妇百年恩，纵沧海，石填难数。白头共咏，黛眉重画，柳暗花明有路。两情一命永相怜，从未解，秦朝楚暮。
一生成全换来一生懂得与珍惜。
潘素的画配上张伯驹的字是收藏界的珠联璧合，两人经常合作作画，或者她写花草，他题诗词，只见青山绿水，意象无穷，几行小字题识远看犹如一群暮色中的归燕，无论春风得意或是贫顿困厄，均相携而来。
1980年2月，两人最后一次合作，北海画舫展出了老夫妻的作品五十八幅。
画展之后当月，张伯驹去世。
十年后，潘素追随。
治愈你：
实际上，幸福女人的背后都有一个本质不错的，智慧的，很替妻子着想的丈夫，这不是靠女人调教就能调教得成的，比如张伯驹之于潘素。
这样的男人，懂得欣赏女人的优点，包容女人的弱点，甚至，他们如同一支点石成金的妙笔，发觉女人自己都意识不到的潜能与才华，把女人发掘成一座宝库。
当然，有慧心的女人懂得回应。是的，是回应而不是回报，回报带有太多的沉重和目的性，而回应，恰如春天里的一缕清风，撩拨得人心尖酥痒：我明白你对我的好，我将尽我所能给予你更多的好。
如此的婚姻关系，怎能不是良性循环呢？
婚姻是懂得，是珍惜，更是成全。
第二十四章 最远的距离，不过进退之间——蒋碧薇
现在想来，人生若只如初见，真是句太怅惘的话。仿佛是隔着扑面的烟尘和记忆的碎片，回望许多年前的那个夜晚，彼时，月也白华，人也青葱，心也悸动，并没有经历后来不堪的真相和委琐的现实。于是，在心底低低地感叹一声：哦，原来曾经，真的是爱过他（她）的。
大多数怨侣回忆起当年，多少都会这么感慨。
就好像，1953年9月的某一天，当蒋碧微得知，徐悲鸿直到去世，身边还珍藏着早年与她同在巴黎买的怀表。
就好像，1968年4月，蒋碧微在“台北三军总医院”，望着病榻上双眼微张、不能言语、行将离世的张道藩。
1917年，二十二岁的徐悲鸿对十八岁的蒋棠珍一见钟情。由于早年曾与她的伯父和姐夫同在宜兴女子学校教书，徐悲鸿不仅是蒋家常客，而且深得她父母的喜爱。
有一天，徐悲鸿托朋友朱了洲悄悄传话，问她是否愿意一起出国，从未与任何男子单独会面过的蒋棠珍，居然未经犹豫地答应了。她把一封信留在母亲的针线筐里，把十三岁就已确定的婚约抛在脑后，毅然决然地跟着这个几乎是陌生的男子远走东京。她在回忆录中说：
“这以后徐先生便私下为我取了一个名字：碧微。还刻了一对水晶戒指，一只上刻“悲鸿”，一只镌着“碧微”。他把碧微的戒指整天戴在手上，有人问他这是什么意思，他便得意地答：‘这是我未来太太的名字。’人家追问他未来的太太是谁，他只神秘地笑笑。”
私奔之后，宜兴名门望族蒋家无奈地搞了场行为艺术，宣称蒋棠珍因病身故，哭灵、出殡，棺材里放满了石头。从此，蒋棠珍的名字与石头一起掩埋，蒋碧微的人生之幕徐徐开启。
我曾经思忖，怎样的岁月才担得起“最美好”的注脚，或许真该如沈从文所说，在最好的年华遇见最好的你。仿佛当年的徐悲鸿与蒋碧微，一个年少俊逸、才华初显，一个热烈浪漫、青春洋溢，从东京到巴黎彼此依偎，光景温软得如同他为她画的那些画儿。
《琴课》里，她旗袍典雅，身姿婀娜，握着小提琴的手指纤细灵动，隔着近百年的时空依然感受到，笔墨落在画布上的一瞬间，饱蘸了无限的爱意，只有深爱一个人，才能让她在画中如此静美、优雅，独具光华。
《箫声》里，她唇角微扬，眼眸清亮如秋水，手指蝴蝶样地翻飞，箫声蜿蜒呼之欲出，娴雅沉静的画面下，有情感的河水缓慢而深邃地流淌。还有《凭桌》《裸裎》《慵》《静读》《传真》，单从这些画，就能读出当年他对她的深情，所以我相信，画中凝聚的一刻，是他们最美好的时光。
只是，美好终究有限。
当清寒皆成往事，繁华即在眼前，两人的关系却急转直下。
1927年回国后，徐悲鸿担任“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在画坛声名鹊起，子女也相继出世，国民党元老吴稚晖牵头，为他在南京修建华美的傅厚岗公馆。
蒋碧微热爱社交，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太太客厅式的觥筹交错让她怡然自得，此时创作力旺盛的徐悲鸿却将心力完全铺在艺术上。她不满他自我为中心的冷漠，他反感她强势与挑剔的虚荣，裂痕一天天扩大。
1930年，徐悲鸿爱上学生孙多慈，孙多慈赠与红豆，他镶金做成戒指，镌上“慈悲”二字。仅仅十年，他手上的戒指便从“碧微”换做“慈悲”，怎能不让她碍眼堵心？她横刀立马捍卫婚姻，不仅拔掉了孙多慈赠送妆点傅厚岗公馆花园的枫树苗，而且写信给相关负责人，让孙多慈官费留学的机会泡汤。
他愤然将公馆命名为“危巢”，将画室命名为“无枫堂”，远避桂林。
1938年，他在贵阳“《中央日报》”刊登启事：“悲鸿与蒋碧微女士因意志不合，断绝同居关系已历八年。破镜已难重圆，此后悲鸿一切与蒋女士毫不相涉。兹恐社会未尽深知，特此声明。”
十八岁起与他一同漂泊天涯、抚育子女的甘苦被一笔勾销，曾经甜蜜温软的时光变成了“同居”，她勃然大怒。敢于私奔的女子，都有几分果断泼辣、不计后果的天性，她从此与他恩断义绝，势不两立。
她把“分居启事”镶在玻璃镜框里，赫然放在客厅迎门的书架上，命名为“碧微座右铭”。
他给她父亲蒋梅笙葬礼送的奠仪被一概退回。
她对与孙多慈分手、试图修好的他说：“今天你要是自己醒悟，因为割舍不下对我和孩子的感情而要求回来，那还可以考虑；如果是因为孙也不要你，你退而求其次回来，那是绝无可能。”
这样的强势下，复合了然无望，波光潋滟的旧时光到底遮不住现实的局促。
离婚时，她再次展现了得理不饶人的胡搅蛮缠，向他索要现金一百万元，古画四十幅，他本人的作品一百幅，此外，每月收入的一半交给她作儿女抚养费。
心怀对她的愧疚和对巴黎生活的感念，他夜以继日作画满足她非分的要求。不料，她又提出，先前支付的二十万元已花完，要再给一百万和一百幅画，此外每月给子女两万元抚养费。这回，连律师沈钧儒都怒了，两人并无实际婚约，无理要求大可置之不理。这时的她，分明有点像《渔夫和金鱼》中那个贪得无厌的老太婆，有点招人嫌了。
而月薪不过两万的他再次答应了她的所有要求。1945年，两人在离婚协议上签字时，他还将那幅《琴课》带去送给她，他知道她喜欢那幅画。
他终究还算是个厚道的男子，即便被她逼到墙角，也不曾回手。甚至，在两人关系的最后一刻，顾念着旧情。
离婚当晚，她去打了一个通宵麻将，是解脱呢，还是庆贺呢？
二十八年最好的时光从此成了前尘往事。
每次看到她在自传中客气地称他“徐先生”，读到她的自陈“和悲鸿结缡二十年，我不曾得到过他一丝温情的抚慰”，都让人百感交集。这些极简极淡，山寒水瘦的文字，写的都是抱怨，抱怨他不忠、背叛、离弃。而她自己，为人妻的贤达知礼，为人母的宽厚无私，又做到几分？纵然当年他移情孙多慈，她难道没有别恋张道藩？五十步与百步的差别，他用一生的愧疚偿还，她用一世的怨怼相对。
许多道理，不是聪明可以明白，那需要一生沉浮后的顿悟。
当年的她，必然是黑白分明、爱憎了然，眼里容不得一粒沙，美狄亚一般充满被辜负的愤懑，和报复而后快的凶悍。
而经年打磨，她老年后发现，原来这一生不曾用过任何人一块钱，也没有向任何人借过钱，都是依靠“徐先生”离婚时给她的画换钱为生。原来她视为生命的尊严和骄傲，都是那个“负心人”提供的。她的心里是否会有一丝自省的后悔？
后悔当年不知进退的强硬。人生漫长却又苦短，幽长的路途充满险阻，谁不曾迷失与错谬？生活中并没有纯粹的黑与白、对与错、爱与恨、补偿与亏欠、得到与失去，大多数只是黑白之间深深浅浅的灰色，模糊而难解。绝艳易凋，连城易碎，多少美好毁在了一意孤行的执拗。
进退相隔不过是分寸的把握，人生苦短不过在迂回之间。
这些，以她的聪明，她迟早会明白。
假如没有张道藩。
蒋碧微同时代的女子，有过如此浓烈、炽热情感经历的不在少数。只是因为徐悲鸿和张道藩的巨大光环，她不期然地成了民国两件最出名情事的女主角。婚姻中的蒋碧微，向徐悲鸿展现了人性中毫无顾忌的一面：强悍、任性、虚荣、计较；婚姻外的蒋碧微，却留给张道藩一个女子力所能及的美好：聪明、优雅、温柔、得体。对比之间，你不得不感叹，婚姻化神奇为腐朽的作用，竟也是如此强大。
关于张道藩如何官至国民政府“宣传部长”的要职，当年有段内幕。
为了加强中、英、印共同抗敌，蒋介石与宋美龄于1942年2月4日访问印度。随员三人中有当时任“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王宠惠，英文秘书、“中宣部国际宣传处处长”董显光，再一个便是张道藩。
蒋氏夫妇受到印度朝野欢迎。印度国大党领袖尼赫鲁与蒋介石第一次会见时，双方不是握手、拥抱，而是尼赫鲁向蒋等一行全身拜倒。这本是印度教大礼，但对这种宗教礼节毫无准备的蒋介石，一时手足无措，不知如何应对。
尴尬之际，张道藩从后面跑出来，众目睽睽之下，对着印度国大党人员来了一个就地打滚，接着做拜倒姿式。这是印度教的回拜礼节，一下子缓解了气氛，拉近了距离。经过与国大党谈判，蒋介石得到了印度“决不做不利于中国抗战举动”的保证，此后美、英援华物资源源不断地从加尔各答中转运送，支援中国的抗战。
而张道藩就地一滚的机智和渊博，让蒋介石、宋美龄大为赞赏。当年11月，张道藩升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
每次看到这一段，我都不禁莞尔，好像眼见一个人情练达的故人高升了似的。和徐悲鸿的刚直耿介相比，张道藩既有画家文人的浪漫多情，又有职业政客的世故圆滑。他和蒋碧微初见于1922年：
“给他留下更深印象的是徐悲鸿的爱妻蒋碧微，那修长的身材，白皙得近乎透明的皮肤，长可及地的一头秀发，亭亭玉立的风姿，令他久久难忘。”许多传记中描述两人初见的情形居然是这么一句知音体，可见当年张对蒋迷恋的程度。在巴黎期间，谢寿康、刘继文、邵洵美等留学生成立了“天狗会”，彼此兄弟相称，徐悲鸿是二哥，张道藩是三弟。1926年，三弟从佛罗伦萨给二嫂寄了第一封信：
“你不必问她是谁？也无须想她是谁？如果你对我的问题觉得有兴趣，请你加以思考，并且请你指教，解答和安慰：以你心里的猜度，假如我拿出英雄气概，去向她说：我爱你。她会怎么样？假如我直接去问她：我爱你，你爱我不爱？她又会如何回答我？”
刚刚在巴黎心情复杂地与法国姑娘苏珊订婚的三弟，并没有获得二嫂的热烈回应。直到1937年，南京被日军轰炸，二嫂婚姻失据，国破家难才成全了这段“天地间最伟大的爱情”（张道藩语）。
从1937年到1949年，两人以“振宗”和“雪”为名，情书纷飞。那两千多封通信，在不相关的人看来，有无病呻吟的相思，有情到深处的絮叨，有事无巨细的繁琐，有只宜私语的肉麻，只觉得口水甚多。比如：
宗：心爱的，我想你；我行动想你，我坐卧想你，我时时刻刻想你，我朝朝暮暮想你，我睡梦中也想你。
雪：你若把我拿去，烧成了灰，细细的检查一下，你可以看到我最小的一粒灰，也有你的影子印在上面。
他把给她的情书命名为《思雪楼志》，她把自己的书房称作“宗荫堂”，真是甜蜜粘乎得如同一对青春期小儿女。
张道藩趁她父亲七十大寿，送了厚重礼金，她当即退还：“幸君谅吾苦衷，纳回成命，庶几爱吾更深矣。”多么懂事明理，哪里还是那个为了要钱跟徐悲鸿大闹的蒋碧微。
1942年，客居新加坡三年的徐悲鸿回到国内，蒋碧微十分尴尬，作为徐悲鸿的合法妻子，她无法拒绝丈夫返家，但她已成了张道藩的情妇。她写信给张道藩，倾诉矛盾，张道藩提出四条出路：一、离婚结婚（双方离婚后再公开结合）；二、逃避求生（放弃一切，双双逃向远方)；三、忍痛重圆(忍痛割爱，做精神上的恋人)；四、保存自由(与徐悲鸿离婚，暗地做张道藩的情人)。蒋碧微选择了最后一条路。
两人深度纠缠三十多年，在台湾同居十年，他始终没给她妻子的名分。张道藩当时官至台湾“立法院长”，妻子苏珊到蒋介石官邸告状要求主持公道，不然就向新闻界尤其是西方记者抖落一切。
是要一个美人迟暮的蒋碧微，还是要名誉、地位、前途？张道藩纵然纠结却依旧清醒。比起感情大过天的徐悲鸿，他的政客本质表露无疑。
蒋碧微的失落可想而知。三十年的烦恼、痛苦夹杂着甜蜜的生活，像是一场春梦乍醒。当年那句“等你六十岁，就和她离婚，来娶我罢”的誓言海市蜃楼般幻灭，她却从一只饱满多汁的蜜桃变成了干瘪的果核。
果核依旧硬朗好强，毫不嘴软地总结：“基于种种的因素，我决计促成他的家庭团圆。”
与他分手六年后，她完成五十万字回忆录，上篇《我与悲鸿》，下篇《我与道藩》，1966年在台湾皇冠出版，至今仍轰动遐迩。
两岸隔绝，她与子女音讯难通，暮年独居近二十年，寂然离世。
《琴课》2002年嘉德春拍会售出，价值165万。
就像一场反讽，自尊到强悍的蒋碧微，人生的两段感情都没有名分。
她这一生，似乎始终没有掌握好生活的力道，于不该时，用力过猛；于坚持时，绵软无力。
倘若当年徐悲鸿诚恳回头时，她摒弃前嫌地反省并接纳，至少一家四口终得团圆，以徐悲鸿的处世之风，后续的岁月应当待她不差。两人相遇于最好的年华，纵然中年龃龉，晚年也是圆满的。他不至于身体每况愈下，七年后便撒手人寰。她也不至于漂泊异乡，孤寂终老。
倘若当年张道藩提出四点解决意见时，她拿出和徐悲鸿离婚的剽悍与果断，坚决要他与苏姗离婚和自己重新开始，也不至于造成三个人的痛苦：苏姗带着女儿远避澳洲，张道藩陷入家庭与情感的两难，她自己既没得到名分，最终还失了感情。
不同选择下的人生，真的是天地迥然。她这颗响当当的铜豌豆，和生活来了场硬碰硬的正面交锋，结果一地碎片。
铁骨铮铮的她始终在往前冲，哪怕头破血流、两败俱伤，也不曾深情款款地避让与后退分毫。
对于一个女子，或许最远的距离，就是进退之间。
治愈你：
大多数女子，在人生的某个阶段都会活得特别激烈和用力，貌似特别精彩，但是，蒋碧薇这样穷其一生坚硬到底的女子并不多。
这样的女子总是聪明多了几分，智慧却输了一截。
她们不明白，不是所有的男人都欣赏聪明女人，大多数男人更喜欢温顺的、貌似笨一点的、让他有成就感的女人。
实际上，做一个聪明的笨女人，难度更大。
这样的女人懂得进退，没有必要独自扛起所有负担，她们适度的独立，隐藏的理性，含蓄的聪颖，温和的才华，从来不炫耀，更不咄咄逼人。
这样的女人更容易寻找到真正的幸福，而并不是处处向男人看齐就是解放，处处和男人对立就是独立，处处和男人死磕就是个性。
第二十五章 许多言语，不如无声——孙多慈
1953年9月的一天，或许是个天空阴霾、霪雨绵绵的下午，五十四岁的蒋碧微去中山堂看画展。展厅门口签罢名转身间，一个似曾相识的身影立于眼前——虽然四十岁的孙多慈也不复当年青春盎然的“女学生”模样，却清雅温婉，别有韵致。
最终，快言快语的蒋碧微率先开口：“徐先生前几天去世了。”
向来沉默少语的“女学生”忽然脸色大变，泪水夺眶而出。
二十三年前为了同一个男子势同水火的两个女子，人生的唯一一次对话，居然是告知那个男子的死讯。
而那个男子，早已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在海的彼岸十五年音讯杳然。
徐悲鸿1953年去世后，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中，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三个女人有两个都写了回忆录：蒋碧微写于六十年代的《蒋碧微回忆录》，廖静文写于八十年代的《徐悲鸿的一生——我的回忆》。而唯有“女学生”孙多慈，从来缄默有加，评议由人，直到1975年辞世，也未曾为自己解释半字。
当然，她从来也不是个多话的人。
洪晃曾说：“在我们心目中，永远有一种对五四女学生的向往。”孙多慈便是这种女学生的典范，即使1930年对她来说是个稍显灰暗的年份。
那时，她常常神情悒郁地行走在安徽安庆这座六百年省会的江城街头，仿佛一张轻飘飘的纸，失落地融入周围白墙灰瓦的徽派建筑。
这一年，她不仅大学落榜，而且家道变故。
虽然祖父孙家鼐是清末重臣，历任工、礼、吏、户部尚书和中国首任学务大臣，父亲孙传瑗也是一代名士，担任孙传芳秘书和“国民党安徽省常委”。但是，因为卷入党派斗争，孙传瑗在女儿考试前的秋天被秘密羁押，直接导致安庆第一女中的首席才女发挥失常，与南京“中央大学”文学院失之交臂。
才女落榜总让人格外惋惜，当时在安徽大学任教的苏雪林曾回忆说：“我是安徽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卒业的。民国十九年，到安大教书，又回到安庆，母校此时已改为省立第一女子中学了。常听朋友们谈起：母校出了一个聪明学生孙多慈，国文根底甚深，善于写作，尤擅长绘画，所有教师都刮目相看，认为前途远大，不可限量。”
命运为孙多慈暂时关上了求学的门，却打开了艺术的窗，由宗白华引荐，她1930年来到南京“中央大学”美术系作旁听生。
一场落榜拉开了民国最著名的师生恋的序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