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早上，我套上深蓝色的羊毛西装，搭乘公车出城，跟爽朗的保安行个礼，搭电梯到22楼，信步走过一间间有窗的办公室，最终步入一间无窗的灰色房间，在最后一排的一个位子上坐定。整间办公室总共有12位和我年龄相仿的年轻职员。雇用我的公司是家诉讼顾问公司——大概是结合法律和管理的最佳顾问公司。我好不容易通过面试，更是披荆斩棘才获录取。对法学院或商学院的学生来说，这真是最完美不过的起点了。虽然这并不符合我的规划（实际上，我也没有什么规划），可是这表示我因为这家公司而拥有了社会地位。
但这些外在的东西并不能反映真实情况。
我们的客户是个大型的公共事业机构，在圣路易斯–奥比斯波建立了两座核反应堆，它对加州政府提起诉讼，要求补偿50亿美元的建设费用。反应堆的预算是每座10亿美元，但我们的客户抗议因通货膨胀而使费用又多出30亿美元。所以我们公司要做出大量的差价表，每个表都长达好几百页，详载这十年来的每个花费项目，再把通货膨胀的部分分解出来。可那不是我的工作。噢，当然不是。如果我很擅长那个差事，那么两年之内我都会一直去干那件事了。
至于我的工作，就是手按十个数字键的计算器把差价表上的每栏数字相加，以确定计算机没有在四舍五入上犯错、产生舍入误差。如果计算机是正确的，我们就在每栏底下做个检验无误的红色小记号。然后，对同一栏数字，同样的工作要再做一遍。每栏数字都要检查两遍。这就是我要做的事，而且只做这个而已。一天10或11个小时，每周6天，他们付我时薪12美元，再把时薪75美元的账单开给客户（这笔账会计入诉讼费内）。在那间无窗房间里的12个人都在做这个。我坐在最后一排，成天盯着别人的后脑勺，只能偶尔来点性幻想自娱。最疯狂的是，至少有十个同事都在比赛谁的计算速度快。他们真是被洗脑成功了，相信四舍五入的错误会像埃博拉病毒一样危险，而我们的差价表必须非常完美。你可能会想到，其实我们就像幕后黑手似的，在用累积的支薪工时帮公司印大把的钞票，可我们自己却没想到。
以前我也做过不用大脑的累人粗活（门卫、生产线工人），可那时我也清楚地知道自己干的只是低贱粗活。但在这里，每个人都假装自己在做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假装才是最糟糕的部分。我们不能在办公室放音乐，甚至连耳机都不能用。中午出去吃午餐的时候，必须穿着制服外套。公司对保持良好的企业形象简直执着到了极点，居然还规定没穿外套者不准走出大厅，在办公室以外的地方也不能脱下制服外套。
我上班第二天就想走人不干了——这家公司简直是金玉其外、徒有其表，可是我有4 2万美元的学生贷款要还，所剩存款也活不过一个月。此外，那时的我根本无法下决心去辞职。多年来竞争得你死我活的运动训练以及固执的天性，使我对弃械投降的做法既不屑一顾，也根本无法接受。我凡事绝不服输，决不能做逃兵。从小我就被灌输不到最后关头决不放弃，绝不逃一堂课，运动受伤时也要撑完全场，决不能辞掉工作这样的想法。于是我决定欣然接受现实，并试着安慰自己，“这只是一份工作，一份只需白天受罪的工作”，虽然我要时常加班到深夜。
几个礼拜之后，我开始在晚上抱着枕头痛哭。我的女友会抱着我安慰我。我幻想着有一天能够周六不上班。我觉得自己的灵魂好像枯萎了。每花一块钱都是在延长我的刑期。所以，我晚餐只吃米饭和卷心菜，早餐吃玉米片配奶粉冲泡的牛奶。我还篡改了自己的巴士转乘票，使其可以直接搭乘到家。家里有人过生日时，我会省下买贺卡的一块钱，自己画一张。有一天我到基督教青年会去游泳。游泳池入口处要穿过淋浴室，在淋浴室入口有个磅秤，可以让经过者称一下体重。于是我踏上磅秤，把秤锤拨到157磅的刻度上，因为从高中以来，我一直都是157磅。可是磅秤的杆臂猛然斜了下去。嗯，我一定瘦了不少。我把秤锤往左边移了一磅，再移一磅，再一磅……等着杆臂升上来。接着我移过50磅的刻度，再移一点，再移，一直移。最后杆臂终于平了。
132磅。
说我枯萎并不是打比方，而是实实在在的枯萎。好几个月来，为了不花午餐的五块钱，我靠洗劫咖啡室为生。除了咖啡和茶之外，公司提供单独包装的康乃馨牌无糖速溶可可粉。我会倒四五包到塑料杯子里，加水搅拌成布丁状，用汤匙把卡路里吃下去。如果有人邀我出去吃午餐，我想到的只是那五块钱就要和我说拜拜了，所以我就会说，“噢，我今天带了盒饭”，并就此搪塞过去。今天5块钱，明天5块钱，一个月就是125块钱（每周6个工作日），一年就能省下2 400块钱的午餐费用。最疯狂的是，在我发现自己快要枯萎得消失之前，还一直很骄傲自己想出了这个别出心裁的省钱技巧。我捧着可可杯在咖啡室漫步，心想没人比我更聪明了。我认为自己发现了一个普通人行为模式中不为人知的漏洞，当时我总是在找漏洞——即一般人出于习惯，不自觉做出的不必要行为。
我在绩效会谈时，曾和对谈的人说到我不快乐。他说这很正常，反正两年内我就有能力去念管理学院，可以把这一切抛诸脑后了。我没告诉他以自己现在体重大幅减轻的速度，两年后我就骨瘦如柴、只剩七磅重了。
我把一年前自己在大学时写的那篇文章翻了出来，又阅读了一遍。“从现在开始，我都要做‘波’——我自己。”这就是我曾经天真的预言。小子，你还真是口出狂言啊。我觉得这根本就不是我，我当下在做的工作与自杀无异。
我经常做各种逃脱苦海的白日梦。其中之一就是我靠设计贺卡而神奇地发了财。于是我和女友开始偷偷设计，绘制一种充满想象力的荒谬风格的卡通贺卡——这可以让自己拥有一线希望！由于实在没什么其他的指望，所以我才会冒出这么疯狂、愚蠢和小家子气的妄想吧。如果只有我自己，我很可能会一直让它停留在幻想阶段——不想冒着幻想破灭的危险去付诸行动，可是我的女友比我实际，她开始觉得画了那么多贺卡却只放在家里实在很笨。她去贺卡店问了些问题，去认识业务员，并且参加了一场礼品发布会——到底这件事有多难，我并不清楚，但在此之后，我们的幻想，这艘希望之船有了多一点的发展空间。一个月后，我们一次筹集500美元，共集资1 1万美元，然后我就在上班的诉讼顾问公司那间无窗办公室的后排干起了私活，经营起一家贺卡公司。
我像往常一样早早就来到办公室，在后排的位子上坐下来，摊开我的差价表假装在工作，然后开始打电话给散布在全国各地的业务代表。我一整天都在和商店洽谈，和印刷厂洽谈，定做纸箱和纸张等。我用公司的计算机和复印机做会计工作并印制发票，我们总共有48种样式的卡片，在20个州里大约200家商店销售。全办公室的人都知道我在做什么，其中有三个人还各投资了500美元——他们也需要一些希望，其他人则被我这种全然不顾公司规范的行为吓得目瞪口呆，不知该说什么才好。午餐时我会走到附近的贺卡店，确定一下我们的贺卡是不是真的上架了。等一天快要结束的时候，我会在差价表下面画一些红色检查记号，然后下班回家。
这是一种新式的小公司孵化法——我称之为寄生的创业哲学。当我的体重逐渐回升，对自己充满信心，所有的贺卡也都收到了续订订单之后，我辞掉了公司的工作，全职做贺卡。好笑的是，这个贺卡生意并没维持多久——就像寄生者和宿主一样，我对贺卡的喜爱和对差价表的憎恶之间有一种根本的共生关系。一旦我出来自己做，很快就失去了那股动力。自己经营一家贺卡公司，一点都比不上在一个令人窒息的法律顾问公司后头，像水蛭似的偷用他们的办公设备来得好玩。六个月之后，贺卡公司因为我的经营不够努力而告失败。我并没有太难过。以前我以为那是我的梦想，试了之后，才明白它其实不是。我又接着找工作，当过债券推销员，到一家政治刊物做过编辑，然后还当过中学老师，之后又到一个小出版社上班。
数年后，要是有人问我之前都在干什么，我通常不会提那段窝在没有窗户的办公室里的日子。我也很少会提起那家贺卡公司，或许是不想暴露自己的弱点，或许是不想再回顾那段害别人赔钱（虽然只是一笔很小的钱）的丑事。为什么呢？我只是为了向前看，而非回头望。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因为虚耗光阴而感到羞愧，这让我不愿意再提及此事。现在我把它写出来，回顾过去，我发现其实也没什么好羞愧的。我发现自己的个性简直是一块精于自我改造的瑰宝，我善于在恶劣的环境中开拓进取和随机应变。
开始写这本书的时候，我是要在别人的故事中寻找勇气。现在我才意识到：这份勇气从来没有消失过，就在这里，在我自己的故事里。
理想和现实总是有差距的。
身为作家，我试着不要过度扭曲真相，要不然一不小心，珍贵的记忆片段就会被磨灭掉。
一直以来我都不觉得自己有值得一写的故事，但是精彩的事件和人生转折点却一直伴随着我，潜藏在我的心灵深处，等着我前来挖掘。接纳自己，停止奢望自己拥有更具戏剧性的过去，不再和他人比较，使我终于醒悟到那些过去的想法如何地影响着自己，以及如何地主宰着自己。
同样，对自己的选择，我们总是抱有热情。但展望未来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更加勤于回顾过去，同时开放心胸，想想自己应该把热情放在哪里，以及一定不要放在哪里。
——辛苦的另一种形式
有时，人们用沉溺于工作来摆脱真正的情感需要。工作成了一座水坝，拦住了本该自然流淌的东西。
她把自己的沃尔沃旅行车开到路易斯维尔市公共图书馆前的路口，我上了车，然后她开着车前往切罗基公园。一场夏雨即将来临。她穿着凉鞋、卡其裤、条纹T恤，脖子上戴着一条银项链。后座上放着那个星期要读的书：从市立图书馆借来的硬皮书——弗兰克?欧文的《俱乐部》和玛丽?罗奇的《不只是具尸体》。在追寻自我的这两年当中，每一周她都要如饥似渴地阅读几本书。她也要花好几个钟头接受心理治疗。她的心理治疗师在发掘她的真正自我方面为她提供了莫大的帮助。他曾建议她尝试通过艺术来表达自己的想法。她一直把自己的那幅最重要的自画像放在车的后部。这是一幅画在黑板上的肖像，与真人一般大小，人物轮廓用白线描出——很像凶杀现场的标志：尸体倒在这儿。她的手臂在头部上方交叉，染有血红色指甲的手握住手腕。细绳沿画板四周绕成一圈，在红指甲周围打成数个蝴蝶结，让人联想到几种可能性。
“为什么用点状线条？”我问道。
“对我来说，这表示她不知道她的边界在哪儿。同时也提出了问题：‘谁属于这里？’”
“有时候，绳子也被用来包装礼物。她正被祭供出去，好像正被钉上十字架。”
这种复杂性显然对她颇有吸引力，虽然她不会透露自己是否是有意为之。
复杂取代了简单，而在那种含混不清之中，则有一个出口，无论什么，向上一冒，即可从那里溢出。她喜欢对解释持开放的态度。
上礼拜，她的治疗师说：“你不用再来了，你现在的状况已经很好了。”
“感觉像毕业了一样。”她告诉我，觉得有点好笑。
她这两年地狱般的——炼狱般的和介于两者之间的——生活行将结束。
在切罗基公园，我们来到了一个可以俯瞰森林的隐蔽处。
“你接到电话了吗？”我问道。
“接到了，我在大约一小时前接到了那个电话。我得到了那份工作。三周后开始上班。”
“恭喜了！”
“谢谢！”
在她得到那份工作的当天来到路易斯维尔似乎有重要的意义。但这一时刻却与期望并不相符。没有喜庆的气氛。我们知道，回到前雇主那里工作有点儿像赌博，她曾把这位雇主戏称为“美国公司”。她曾在那里工作过好几年，并证明自己是一个极其成功的企业战士。但是，在她的身上，那个基本的精神状态已不复存在。那种志在必得的文化——超时工作、每天夜里和同事们一道光顾酒吧，已经让她失去了一些重要的东西。她或许只该责怪自己，有时，人们用沉溺于工作来摆脱真正的情感需要。工作成了一座水坝，拦住了本该自然流淌的东西。如果你担心某种东西会表露出来，你会更加努力地工作，以让它原路退回。这同人们借酒消愁是一个道理。
她原以为这个自我检视的时期，将以作出职业生涯上的重大转变而结束。她认为自己会转行成为社会工作者或治疗师。（在过去的两年里，为了维持生活，她曾干过几个无伤大雅的临时工作。）然后，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她的直觉引领她回到了她曾经离开的那个地方。她意识到，了解自已所能得到的回报就是了解了自己，无须在新的职业中得到反映。
那天下午，就像在头顶上缓慢回旋的乌云，有一个问题也始终在脑际萦绕：再度置身于这种文化之中，她还能做她自己吗？
她的名字叫做埃文?汉布里克，时年30岁。
她朝那片乌云望了一眼。一副大义凛然的神情。她问道：“去走走，好吗？”
她曾在美国公司担任财务审计师及内务顾问，负责精简部门开销以增加利润。她对人颐指气使，一举一动颇像专家。她多次调任其他部门，包括在纽约和香港各任职两年，之后才在离家较近的辛辛那提安定下来。
有一天，她计划去参加她弟弟在剧作正式演出前举行的彩排。他是列克星敦大学的四年级学生。彩排要到晚上8点才开始。她想早早地把工作干完，驱车南下，并准时到达。下午5点，她被叫去参加电话会议，会议单调乏味，无止无休。埃文看着表，感到心中发慌，胸口憋闷。最后，她溜了出去。
这出戏是她的弟弟和同学们根据弗兰克六世?沃克的《阿非兰奇亚》一书改编成舞台剧的，内容描述一名非洲裔美国人在肯塔基州阿巴拉契亚山区的经历。学生们兴之所至，跳起舞蹈，欢乐愉快。埃文以前从未看过她弟弟的作品。他太有才了！
“看上去，他们是那么自由，那么兴高采烈，那么快乐。我想体验这种感受。还真是这样。我的眼睛睁开了。看着他，我知道我再也不能做这样的工作了。就在第二天，我走进公司，递交了辞呈。对未来既未作出展望，也未制订计划。”
我问道：“你真的就这样辞职了？想都没想？”我早已发现，在事情较为复杂的时候，人们往往会用这样的语句来询问。
“我告诉他们说，我遇到了一些个人问题。他们对我说，如果我去看心理医师，我可以请假。我是不想再回去了。但是，我觉得心理治疗对我会有好处。”
埃文知道，她已经错把自己的职业生涯当成了自己的人生。于是，她在路易斯维尔为自己营造了一种空间充裕的生活——阅读的空间，社交的空间，有爱的空间（从没有时间爱），从父母那里寻根的空间，与父母建立更亲密关系的空间，为复杂与混沌留出的空间，定期锻炼的空间。攻读艺术、心理学与写作课程的空间。最重要的，是让生活有更多空间以培养亲密的情感和进行反省。这是一种她的职业生涯在其中不起任何作用的生活，是一种常常受到工商管理硕士们嘲笑的生活，这种生活也会引发此类评论：“你想找寻自我？去照照镜子吧！马上回去工作！”
她离开“美国公司”后，她的父亲感到泄气。夜里，他常把她妈妈叫醒，为女儿的未来感到困惑和担忧。他来自种族隔离年代的亚拉巴马州。从大学退学后，他成为铁路机械师，制造火车车厢的车轴。他教导他的女儿，选择活动不能基于乐趣，而要考虑到“意义”。要攻读商学，而不是政治学。不要失败，你别无选择。他总是向她灌输这样的观念：“别人会一直看着你，所以你必须站直了，永远做个好榜样，否则你就会让他们的疑问得到证实。我们得加倍努力地工作。”她觉得应该把这一点归功于她的种族，她应该把这一点归功于前赴后继作出牺牲的人们，包括她的父母和之前的许多人。她实现了他们的愿望，但是，在证明企业界应当（而且可以）不承认种族差异的过程中，她却蒙住了自己的眼睛，看不到生活的每一个部分都不会对结果产生作用。
因此，要指责的也许不是“美国公司”？这份工作可能已成为她生活的全部内容，但是，让这种情形发生的也许只是她自己。或许，这也正是她“想要”的。一份极为忙碌的工作有时候是一个摆脱自己真实情感的最佳场所。她总是通过工作来压抑自己的怒气，来感觉自己是为他人所需要，为他人所接受的。她在“美国公司”的亲身体验或许就是她创造的。也许该被怪罪的不是她的老板，也不是她的同事。
有时，人们并不需要一个新的职业，所需要的仅仅是工作以外的一个更好的生活。很多时候，我们会把需要工作当做无法拥有那种生活的借口。实际上，我们是在担心自己会被可能是朋友的人拒绝，担心自己与家人的关系搞僵，我们并不认为自己的生活足够好，我们并不认为自己真正属于集体。与此同时，我们的工作却因为有我们在而始终感到高兴。我们倾向于为那些工作上的付出而感到骄傲；相对地，对于要放慢脚步去倾听内心长久被忽略的需求，我们却觉得忐忑不安。
提出错误的问题就会得到错误的答案。利拉?德苏扎在停止提出“什么事才会让我感到快乐”这个问题，转而询问“我可以怎样奉献我的人生”时，才觉得有成就感。埃文?汉布里克不再寻求完全由自己的工作来满足自己的种种需要，同时也意识到，自己一直在寻找的答案就在她的个人生活中。
两个月前，她开始到多家公司去面试。她手中的测试法宝是看他们对自己简历上那两年空白的反应。如果他们接受并接着往下看，那就没问题；如果他们无法理解为什么一个人需要休息一段时间，那就忘掉他们。有几家公司未能通过这一测试。有家会计事务所的面试人员很想搞清这是怎么回事，便在晚上把电话打到她家，想让她为此作出合理的解释。就像是受到了冒犯，他用责难的口气问道：“我还得问一下，你这样做到底是为什么？”这个问题他问了好几遍。埃文很泄气，她放弃了这一家，并且给我写信说，她不打算再在公司干了，她想回到学校里，想搞清楚她到底属于哪里，彻底搞清……
收到她的信后，我担心是不是自己在某种程度上让她受到了影响，促使她下定决心，去选择新的方向。我并没有明说，但是，我存在于她的生活之中（尽管仅以笔友的身份），这一点是否在不知不觉之中起了鼓励她不再去公司工作的作用？我重新看了一下我们在那四个月之中所写的信件。结果发现，我做的恰恰是相反的事：我反复提到，重回公司工作绝对没错。我的信一直写得温和、中性，只是小心地跟随，从未引领。所以，当她几周后写信给我，承认她只是感到惊慌时，我实在是感到宽慰。其他的面试顺利得多，尤其是和老雇主的那次面试。
面试前，她差点在楼下大厅掉头走人。然后，她上了楼。“我见到公司的人了。和我以前所见到的人相比，他们的背景变得更加多样了。”她回忆道，“有许多我希望能成为朋友的人。要是在两年前，见到他们后我可能都不会多聊一句。他们对我当时离职并不感到惊讶，他们相信了我的解释。我知道这仍将是一项挑战，工作时间会很长。但是，他们比我想象的要宽容很多。我打算让自己变得更加宽容。我觉得我好像能够在返回‘美国公司’时，成为一个更亲切、更温和、更有自知能力的人。”
她将把改变职业生涯的需要置之脑后。“我想我以前一直相信只有那些甘冒风险，在事业上完成180度大转变的人才有真正的故事可讲，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发现自己的真正目标其实并不高：买栋我每天开车时会经过的那种房子、找一个可以一道享受生活的伴侣、有份富有挑战性但不至于让我的灵魂沉沦的工作。这些愿望看起来都很‘平凡’。那样或许也挺好。”
那样肯定好。但是，她的雇主也觉得好吗？他们尊重她打算过一种真正的生活的想法吗？面试时，对方曾问她能否接受不可避免的超时工作。
“那你是如何回答的呢？”我问道。
“我告诉他们说：‘我已经习惯了。’”
“那正是他们想听的话。”
“足以让这点不成为问题。”
“你是不是担心这会成为一个问题？”
“我妈妈会。”
谁不会呢？我想让她的愿望得以实现，我想让她像回头浪子般地返回“美国公司”的事成为这个故事的结尾。我试图回避那个显而易见的问题：为什么她（再次）选择了那个显然让她无法拥有个人生活的工作？也许是因为她认为她可以改变这种文化吧。
埃文把重返岗位后的前三周描绘为一生中最令她感到沮丧的时期。尽管她一周工作60个小时，但她的老板却仍觉得不够。她的老板除了要求员工在吃午饭前须先行征得允许外，对于6点离开，前去与朋友共进晚餐也是牢骚满腹。过去，埃文对这些规定会全盘接受。但是，现在的埃文却不会默不作声了。这种紧张的状况在一次与老板的激烈较量中达到顶点。数天后，埃文到人力资源部寻求协助。每天早晨淋浴时，埃文总是不由自主地落泪。她写道：“我想找回我的生活和快乐。”然而，她也认识到自己的这一部分拒绝长大。
她坚持着，而且局面也有了好转。看上去，局面好像不会得到彻底改变——她自己曾作过几次预测，但在随后的三个月里，她却使之大为改观——她并未去改变这种文化，但她也清楚地表明自己并不打算为它大唱赞歌。她有舒服的感觉，即便是与她的经理在一起，她也有同样的感觉。她喜欢成为同业保守主义者中的“另类分子”。她绝不会说“我就属于这里”，但待在这里还可以。在她的那份“烦心事”清单中，她的工作环境不再位居前列。
本篇的主题恰好是埃文的难题。下面那四篇故事中的主角都是很实际的人，或者说得更恰当一点，就像埃文一样，开始时都是务实的人。然而，他们都勇于自省，勇于探索自己心中的阴暗角落。然后，他们便以自己新近获得的洞察力为准备去做的事而奋斗——改变态度是否就够了？抑或，改变生活是必要的吗？
——昔日经验如何影响你对世界的感受
每个人都有看世界的方式，可是我们必须扪心自问：“我是在用自己的眼睛看，还是正戴着自己都没察觉的眼镜在看？”
当新经济狂热冷却时，很多人花了不止六个月的时间，才终于承认，他们所希望的迅速回升已变得遥遥无期了。焦躁的人们开始了解到，解决之道并非退回去重新创业，再发展成大企业；并非往食物链上游走，找公司投资；也并非从网络行业跳到通讯行业。没有哪个行业未受波及，也没有哪个行业持续向好。我的一些朋友不得不解雇他们的朋友，然后自己也同样被解雇。
如果有幸得到了新的工作，他们也再不会像以前那样，大言不惭地要去改变这个世界，干掉邪恶的微软，或挤掉财富500强企业。工作不过是为了糊口。有工作还是没有工作，是富有还是贫穷，是赢家还是输家——不管大家过去如何定义自己的价值，如何看待人生的意义，到如今却都得面对改变。
他们并无能力作出这种内在的调整。在习惯了能够迅速地征服诸多挑战后，他们发现改变比他们所预期的要困难得多。这方面的故事我有很多，却没有一个比乔治?米兰诺的故事更能诠释这出戏剧。虽然他曾躬逢网络狂飙的年代，可学到的思维方式却对他影响深远。
乔治38岁，一头卷曲的地中海型黑发，刻意展现出他的格调和彬彬有礼。如今他打算每天都做一次深度谈话，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愿意冒着伤害自尊和形象的危险，对我掏心掏肺。他正在阅读弗朗西斯?福山的《信任》，以及罗伯特?D 普特南的《独自打保龄球》。他关心自己的家族，惟恐在过去的30年里已经失去了它，也或许是因为在过去的三年里，他还曾失去一段浪漫的爱情、一位最亲密的好友，以及可观的金钱。这让他变得谦虚了。他不知道自己还可以向谁倾诉。
乔治在旧金山波特雷罗山顶部租了一套双卧室公寓，公寓内一尘不染，也没有琳琅满目的小摆设。从起居室窗边的沙发向外眺望，可以看到邻近的苏玛区，那是很多网络公司的荟萃之地，再后面，延伸至地平线一带的地方，则是传统的商业区。他可以直视棒球公园的中央场地，也可以清楚地看见海湾大桥的塞车状况，视野从北面的安蒂奥克区一直延伸到南面的弗里蒙特。很棒的视角。这也是乔治彻底告别他所创办的公司后，靠在这个沙发上时所需要的一种视角。整整两个星期，他都穿着睡衣，窝在这里阅读斯蒂芬?安布罗斯的《国民兵》，观赏一共十集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纪录片《战争世界》。这是他唯一能够加以联想的东西。战斗。
我不知道战斗是不是恰当的类比，可是对网络工作者来说，借用这种古今不断上演的戏剧的语言，来描述他们对这个搏杀激烈的行业的强烈感受，却是再恰当不过了。“去年真是惨透了。”乔治说这话的时候，就像准备卷起裤脚让我看看被凝固汽油弹炸开的伤口似的。“我看到了人性丑陋的一面，这破坏了我对人的信心。”那是一种强烈的贪婪，一种病态可憎的追逐，想要发财和脱困。当他的员工觉得那是在公司垮掉前大赚一票的最后机会时，一切礼仪都不见了。乔治创立了公司“史德门”。其最后崩解的速度比当初建立时快多了。乔治雇用了一名经理，上任才六个礼拜就要求升迁，而且当天就得生效。有个礼拜，一个有兴趣加入的投资人要来听简报，工程部的副总经理竟把这案子半路拦截，带去投奔他们的竞争对手，还带走了工程部的十个员工，案子因而流产。后来乔治雇用了一个新的工程部副总，可是他也好不到哪儿去，好几次都以密码当人质勒索乔治，或拒绝完成关键程序，除非他能分得乔治的一些股份。仿佛所有高层员工都打算持枪把乔治轰下来，并凭此登上首席执行官的宝座。乔治极为沮丧，以致决定把公司卖掉。
可是贪婪之火却并未因此而熄灭，火势反而更加猛烈。乔治找到了一位买主，是一家名为“数字洞察力”的公司，他们提出的条件是工程部员工要全体留任至少两年半。其中一个重要的工程师是年轻的俄罗斯移民弗拉德。他在这桩交易中可以赚进80万美元。你可能以为，一个俄罗斯移民在能赚到80万美元时，会认为这是一大笔钱，应该会很感激。可是他却并不知足，竟威胁说，如果不能拿到更多，就要散布当时正在赶工的软件的坏话。
“可你会赚80万美元呢！”乔治反驳他，“你还不高兴？还嫌不够吗？”
弗拉德把他气疯了。他说：“只有80万，无法激起我的冲劲。”
“无法激起你的冲劲！”
“在自由市场上，我每小时可赚到150美元，一个月就是22万，两年半就是66万。所以80万不算什么。你非提高不可。”
创立史德门最令人感到欣慰的事情之一，就是乔治与密友贾森的关系。他们在创业之前就认识了。两人会一起去参加“肥美星期二”的嘉年华会。贾森20岁出头，他在这桩交易中将赚进200万美元，可是他却要求得到更多。他想要一些乔治的股份。在营业结束前的最后一个月，乔治损失了三分之一的股份才把交易谈成。可是“数字洞察力”的股价也在下跌，从最初报价到最后成交的几个月之间，价格几乎跌了一半。到最后一天，等文件签署之后，贾森对乔治说：“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
乔治的父亲在匹兹堡开了一家销售家庭医疗用品的公司，有大约100个员工——规模大到足以稳定经营，小到让乔治的父亲叫得出每个员工的名字，认得他们的小孩，可以贷款给他们，照顾他的员工。他的父亲在公司和城里就像个大家长。有事去镇上时，他总会碰到一些他帮助过的顾客，也就是曾在他的公司赊账购买医疗用品的人。顾客去世时，乔治的父亲总是去参加他们的葬礼。乔治九岁时就在仓库里清理货架，每小时赚25美分。高中时他开货车，从斯坦福大学毕业前，晚上和暑假都到诊所去推销商品。他的父亲想要他接下公司，可是乔治却不想受惠于血缘关系，他想闯出自己的名号。他身体里流着创业的血液。史德门是乔治开的第三家公司。虽然其他两家都不算很成功，可是没关系。创业者能接受一种开放的合伙方式，跟朋友一起工作，分享热情。他的前两家公司都让他有那种感觉。至于史德门，所有美好的事情最后都变得很糟。
不管怎样，交易完成后乔治拿到了900万美元。他知道自己不值得人家同情，因为他从此再也不需要工作了。他在沙发上躺了两个礼拜后，打起精神继续生活的时候到了，可是要做什么呢？要再开一家公司？对此，他没有胃口。而且，他一直都在做这些事。该做点不一样的事了。
所以他想：“嗯，我应该为世界做点好事。我知道怎样把事情做好，怎样激励别人。也许我可以把自己学到的东西贡献出来。”
有几年时间，乔治曾担任他的清洁工之子的监护人，偶尔在孩子的母亲无法出席家长会时，乔治会以“家长或监护人”的身份前去出席。长久以来，乔治对这个男孩所受教育的质量很差而感到惊讶，却从没花一点心思去加以改善。为什么没有？使命感来时就像是愤怒之情突然爆发了。
他去了东区预校，这是东帕洛阿尔托的一所很好的特许学校，他们的经济课附设了一个创业俱乐部。乔治自愿去俱乐部帮忙。学校请他去募集资金。没问题。乔治虽然有充分的意愿，却遇到了严重的文化冲击。互联网文化使他懂得效率低下是可憎的，可是非营利机构的存在并不是为了发挥最大的效益。每次不必要地取消会议，或将会议时间拖得太长，都让乔治感到灰心。学校的执行理事克里斯?比肖夫是个很有领袖魅力的领导人，无论在哪里演讲都不忘募款。乔治很尊敬比肖夫，却无法说服他使用投影机来进行展示，而比肖夫又是唯一清楚一切的发言人。用因特网的语言来说，比肖夫就是不符规格。因特网的一句名言是：“募集1亿美元比募集1 000万容易。”人们都相信也愿意投资于大的构想。为什么东区预备学校不能利用整个连锁系统，为全国所有的内陆城市都做些好事？可是那些特许学校却忙着用一次一个小孩的方式来拯救世界。他们根本不买乔治的账。他从来没受过这种待遇。
乔治在互联网舞台上虽然并不出名，但其名声还是大到无论参加什么聚会，总会有人认出他。他赢得了相当的名望和尊重，也就是说，大家会认真地听他讲话，把他想做的事做好。
“我被自己过去的名声、权力和开创力宠坏了。”他说。
他意识到，在教育改革方面，除非是半路遇到的人，否则没人会认真听取他的意见。五年来，他一直透过因特网的眼镜来看待世界。由于对那些价值观深信不疑，所以他很不愿意被迫去动摇它们。
为了开始改变，乔治决定去寻根。乔治的外祖母是在母亲很年轻时，从意大利来到匹兹堡的，从此她们便再没回去过。乔治决定去见见长久失去联络的表兄弟和姨妈们，他们都住在贫困的埃博利小镇，离那不勒斯不远。
乔治几年前曾在意大利的锡耶纳大学上过课，会一些意大利语。于是，他出人意料地给一位表哥打了电话，说他会在某天某时抵达火车站。乔治还在一家酒店预订了房间，心想，这些人连我是谁都不知道。他不想强人所难。他搭飞机去了那里，然后转乘火车，并在火车站见到了表哥。旁边还有另一位表哥。两位表哥争着要带乔治到处逛逛。在后来的三天里，他被介绍给25个家庭，马不停蹄地从一家到另一家，酒店始终没去住。他们争执着该让他在谁家吃饭，饭桌上谁该坐在他的旁边，该让他睡在谁的床上。乔治从没见过这么热情洋溢的场面，有这么多的爱，而原因仅仅是他属于这个家族。他跟这些人唯一的相同之处只是基因。其中的很多人几乎都是半文盲。乔治原以为自己了解家族的意义——却发现自己根本不可能了解将他和亲戚联结起来的家族纽带有多么牢固。
在旧金山，人们用你能否筹集成百上千万美元来衡量你的分量。埃博利仍处在从1980年大地震所造成的冲击中逐渐得到恢复的状态，所以没有一个人是有钱的。在埃博利，大家衡量一个人是看他对母亲有多孝顺。在意大利，50%的男人都住在距母亲不超过一公里的地方，男人对母亲的责任之一就是让她抱孙子，所以在每户人家门前，大家都会调侃地这样介绍他：
“这是你失散很久的美国表哥，是孔苏拉塔?曼齐奥内的孙子。他今年36岁，还没结婚呢！而且住的地方距他母亲有5 000公里。”
看待世界的方式真是不一样！
从埃博利返家的途中，乔治在锡耶纳多待了一段时间。他对“帕里欧”着迷极了，那是从中世纪流传下来的赛马会，每年春天在锡耶纳举行。乔治想在赛道沿线上买栋大房子，作为家族度假之用。他有钱，已经准备开价。可是你知道意大利人的那种作风！过来嘛！我们可以喝杯咖啡再谈。然后乔治会过去喝杯咖啡，聊聊天，却始终没有着手拟订文书。嗨，来见见我的朋友！乔治已经打算把钱电汇过来，可是终于放弃了。
所以嘛，想办点好事也没办成，他的亲戚还认为他是个怪人……他还能怎么办？他表哥的话一直在他耳际回响：一直没结婚。其实比这更糟。乔治甚至没有谈过恋爱。也不尽然啦，女朋友是交过，可从没真正地和疯狂地坠入爱河。他很想结婚生子。
所以，到了去年2月，乔治在配对网站上登出广告后，马上就遇到了一个创业投资家，两人陷入疯狂的恋爱之中。乔治对这种强烈的感情欠缺经验，心想自己可以学得很快。可爱情却不是那么回事。就算有九个女人也没法在一个月内生个孩子。
乔治的直觉是：她就是他想要的终身伴侣。他对她说：“你是我的新事业。”我知道这话听起来太不浪漫了，可是她是个创业投资家，知道他是什么意思：他打算把自己奉献给这段关系，每年365天，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这是他全力追求的目标，是他希望使之有完美表现的事情。她觉得这是令人倾心的事情。私下里，他认为他们不到一年就会结婚，最晚也不会超过这个时间。就算六个月内就结婚，他也不会惊讶。
结果呢？
“我觉得是我把她吓跑了。”
“噢，太可惜了。你为什么一直认为自己可以追得那么猛？”
“因为她喜欢。在开始的时候。”
“那当然。可是在坠入爱河之前，你必须把自己的个性和这种强烈的新爱情生活调和在一起。你必须顺其自然，凡事不能勉强。”
“她也是这么说。”
我只是在经过时有过一个见她的机会。现在他们成了朋友，朋友关系反而让他们更能了解彼此。现在他们知道彼此并不合适。我不知道乔治是不是很难过。我想这是难免的，可他在谈到这些事情时却是一副就事论事的样子，没有流露一点感情。
乔治整整一年没有工作。开始时他勇敢地尝试小区服务工作，接着去寻根，后来坠入爱河，但我不清楚他真的学到了多少东西。在他身上仍能看到互联网的价值观。他对我说，他很难专注于一件事情，而“攻击-征服”仍是让他最感快乐的模式。他还说：“我最不相信的就是平衡了。”对他而言，平衡的生活无异于平庸无奇。有个朋友对他说，她现在过着一种更加平衡的生活，可他却怀疑她只是还没找到可以全身心投入的事情。
他说：“我很难想象有任何限制。”
过了一会儿，他又说：“我对大的目标才有胃口。读读这一堆书很好，计划到夏威夷旅行也不错，可是作为目标，这些都太小了。我需要更实在的东西。”
尽管曾发誓再也不开公司，但他却依然渴望这样做。非常渴望。与创业相比，真实生活太呆板了。我曾想，那么多人之所以改变是因为他们非变不可——只是在濒临边缘的时候，他们才会自救。乔治似乎受到了900万美元的诅咒。他不是非变不可。他有900万美元，这可以使他与痛苦绝缘。
所以现在怎么办？他只能在他学到的一点点东西上继续使劲。他的意大利之行确实对他产生了影响。那里紧密相连的家族纽带，让他意识到我们这里相互联结的纽带是多么的脆弱。他想为强化我们文化中失落的群体感做点事。可是他实在不知道该做些什么。在此期间，“我的目标是每天做一次有意义的谈话”，他说。
我再上波特雷罗山时，乔治正准备再次前往埃博利。他计划搭那天早上的飞机离开。这一次他要带上母亲、妹妹，以及妹妹的五个年幼孩子同行。朋友告诉他带五个孩子去旅行，实在太疯狂了。简直就是场噩梦！他知道要带好他们有多难吗？五种喂食时间表。五种睡眠时间表。从旧金山到匹兹堡，从匹兹堡到罗马，从罗马到那不勒斯，从那不勒斯坐火车到埃博利，再搭区间车，两部出租车。简直不可能！他们劝他这次只带两个孩子去，下次再带另外三个。可是愈是困难，反而愈能让乔治感到骄傲。他想当老爹，他想有自己的家。在这趟旅行中他将充当父亲的角色，他会知道那是什么滋味。
乔治在第二次意大利之旅中，多多少少摆脱了互联网的观点。也许是因为看到了意大利人如何看待这个世界，以及小孩子如何看待这个世界，这一切加在一起，使他发现自己过去看待世界的方式并不是唯一的方式，甚至不是最好的方式。他终于准备好开始走下半生的路。返家后不久，他在原来的租屋附近买了一栋房子，把根扎下来。他遇到了另一个女人，又开始恋爱，不过这次不再那么急躁了。现在他们住在一起。不管怎么说，计划就这么定了。
9月11日那天，在早晨的那出惨剧不断被回放之际，乔治正在阅读黛安?拉维奇的《学校改革失败的时代》一书。他的目光在电视屏幕与书本之间游走。那天晚上，他的过去终于消逝了，乔治决定改行走教育改革的路。他知道这不是他有能力解决的事，他只是想让自己致力于解决这个问题而已。他再度自愿加入旧金山和奥克兰的两所特许学校，并取得了高中社会研究老师的资格。目前他正在斯坦福攻读教育硕士学位，并且取得了一些实际教学的经验。他希望毕业后能协助开办特许学校。
我跟很多人说过乔治的故事。通常，我是想提醒大家注意自己在看待事物时戴的是什么眼镜。我们的环境也许改变了，可是我们的观点却并未改变。每个人都有看世界的方式，可是我们必须扪心自问：“我是在用自己的眼睛看，还是正戴着自己都没察觉的眼镜在看？”
——害怕自己不够实际
接受你的恐惧意味着在你伤心之时要让自己伤心……
玛塞拉?威德里格为人生绘制的蓝图，总是包括最佳行动方案和候补方案。她是个现实主义者。她酷爱的东西本来是文化研究，但她没有这么说——要干的工作在商界，开始时要从销售干起。所以她拿下了商学文凭，但也学了多种语言，能讲流利的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和法语。后来，她报考了米兰的博科尼大学研究生院攻读工商管理硕士课程。她渴望在国际销售领域大展宏图，毕业后来到一家专门制造调制解调器的大公司工作，担任公司的南欧销售主任。她热爱这项工作。她坐镇巴塞罗那，并到各地开展业务。里斯本！约翰内斯堡！布拉格！她对调制解调器并无兴趣，但是，在经销的过程中，她却不断与各地的文化有了接触，学习了每个国家不同的谈判风格：要么是先谈生意后喝酒，要么是先喝酒后谈生意。业务进展平稳顺利。这使她有了充足的时间来真正了解自己的客户。谈话总是转向政治或家庭方面。她对朋友们说，这就是她想干的工作——一直想要的。她在巴塞罗那待了五年。后来，她得到提升。她做得如此之好，以至于公司想让她同时负责亚洲和巴西的业务。真是不错！有更多的文化可以了解，有更多有趣的人可以见到。
难的是，公司需要她常驻美国。于是，玛塞拉挑选了旧金山。这个地方让她始终觉得，无论在哪方面，她都是个欧洲人。哈哈。
这一次的文化冲击比她搬到意大利时猛烈得多。她之所以感到失望，主要是因为那个“鸡尾酒会上必问的问题”：“你是干什么的？”她离开美国已经很久了，早已忘了美国人的这个令人讨厌的习惯。她觉得这种习惯有侮辱人格贬低身份唯利是图之嫌。在欧洲，没有人问这个问题，但在这里，他们却接二连三地把这个问题抛到她的面前。这成了让她感到厌烦的事。她觉得别人会依照她的回答对她作出判断，进行归类。的确，她拥有一个令人满意的工作，但是，如果她对此作出的描述很糟糕，她就会被对方看成某一类人。即使他们对她的工作有深刻的印象，那样的描述也会让他们产生别的想法，好像她学会了这些语言和出国念了书，就可以让人们对网络上的各种事情印象深刻似的。这件事急得她发疯。
我觉得，这个“鸡尾酒会上必问的问题”之所以让玛塞拉感到如此沮丧，是因为这个问题把她所要作出的种种选择提到了她的面前。她之所以不喜欢被人们否定，是因为她始终把不满抛在一边，直到这种不满驱使她作出改变。着手写这本书时，我也觉得这个问题对我们的社会危害甚深，就像一种精神方面的传染性疾病，通过语言交流四处传播。但是，我现在却逐渐看出这个问题也能起到有益的作用。提这个问题是想了解，我们该如何对自己所得到的机会负起责任。我们生活在一个富裕的国家，其富裕程度如此之高，以至于我们有幸拥有终极的特权：忠实于我们自己的天性。我国的经济规模是如此庞大，以至于我们无须用我们所厌恶的工作没完没了地磨蚀这种天性。通常，我们都拥有选择的机会。于是社会地位象征便由看重财务上的成功逐渐演变为更加看重独特和本真。
也就是说，如果你不喜欢这个问题，那么，在一定程度上，这或许是因为你不喜欢你自己给出的答案。
没错，玛塞拉在旅行的时候可以避开这个问题。但是，互联网经济正在迅速改变着世界各地处理业务的方式。速度是它的特点。把地方色彩和习俗忘掉。一天内谈妥一桩生意，然后飞往下一个城市，谈下一桩生意。甚至可以把亲临现场与会一事忘掉——有了电子邮件，这种事办起来可以变得如此容易！所有的人际接触已经远去。全球经济已把这个世界变得模糊不清，文化单一，冷漠无情。它变得不再有趣了。
玛塞拉并未立刻认识到这一点。她所感到的是白天身心俱疲，夜间难以入眠，接着是偏头痛频频光顾。回到巴塞罗那后，她偶尔上了几次瑜伽课，课程里加入了某位以色列权威关于身体如何将不幸或恐惧感贮存起来并显现为身体疼痛的观念。她一直觉得这种思想很有趣。玛塞拉知道自己处在不协调的状态之中。
有一天，她赶到香港，中午与一位客户匆匆吃过快餐后，对方又将她送回机场。这期间，那位客户一直念叨着她应该把这一地区的独家经销权交给他，除了价格、最好的价格、我、我、快、要快之外没说别的。在机场停车后，他才把她放走。她登上飞机，在靠近舷窗的座位上坐下，透过窗口看着停机坪，同时意识到错在了哪里。“没错，我不能再卖调制解调器了。”她发出这样的誓言。但是，这个不干，那干什么呢？她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她失去了人际接触。她需要和人们接触。她想起了以色列的那位权威格林博格。他在瑞士拥有一家讲习所。跟他学习不是很棒吗？玛塞拉太过实际，太过认真，所以不会鲁莽行事。这个想法不错，但华而不实。她没有辞职，而是继续工作。
与此同时，在逐步完善之后，这个想法逐渐成熟，变成了她的一项爱好。她通过周末上课取得了按摩师资质证书。六个月之后，她让朋友们知道了她正在忙些什么。身在旧金山的每个人都想搭上招摇过市的互联网彩车，她却渴望在另一条道儿上冒险，到有形世界而非虚拟世界中闯荡。她根据自己的特点，制订了详细的计划。她利用假期到瑞士的那家讲习所学习。上课的费用比攻读常春藤大学的研究生课程还高，并需要付出大量心血，这让玛塞拉隐约感到自己正在做的并非无聊之事，不是为了活得轻松而逃避现实。下课回来，她总是兴奋不已。她一直想着，在另外存下几千美元之后，就辞掉工作。但她却感到害怕。她一向是自己赚钱养活自己，收入稳定是基础。干健身这一行真的能谋生吗？所以她要再存几千美元钱，然后再存几千，像轮上的老鼠一样。如果命运的指导之手未曾介入，那么这样的事可能就根本不会发生。她从一次瑞士之旅回来后，第二天便被解雇了。她的公司垮了。这一年她三十有二。
这至少是她可以尝试一下的机会。她印了名片，影印了一些小广告并贴在布告栏上。她在全营养食品市场内设了专柜。她无偿提供十分钟免费食品，但顾客却能够看出有什么事不对劲。玛塞拉害怕胃痛，而他们则能感觉得到这一点。结果，没有一个免费品尝食品的人购买她的产品。
她对这样的局面早就做好了准备。虽然听上去这像是一种语义学游戏，但格林博格的方法却是教导人们接受自己的恐惧，而不是避开。美国文化告诉人们说“要看到光明的一面”，或“不要感到悲伤”，以诱导人们进入否定的状态。在我们摆出一副快乐的面孔时，我们是在强压恐惧，不让它外露。这变成了困在我们体内的一种能量漩涡，不断地旋转而下。我真的并不清楚按摩与哲学的相互结合是如何有效地使之固定不动的。玛塞拉作出解释之后，我完全理解了个中含义，但是，我如今却无法既用言词将它重新加以表述，又不让它听起来好像我生活在静修地，正在传递蜜蜂的精神。事实上，即便在此刻把这个故事讲给你听时，我也是颇感尴尬的，而且还担心在这本书在变得太过矫情之前你就会把它扔到一边。但我还是要大胆地写下这样的话：接受你的恐惧意味着在你伤心之时要让自己伤心，所以进行按摩不是为了让顾客有较好的感觉，而是为了让他们感到悲伤、痛苦、恐惧。这么说有道理吗？我觉得，这就像伤感的音乐，听时可以是美妙的，可以营造出曼妙的忧伤氛围，置身其中，你是不会强令自己变成完善之人的。
让我再来尝试一下。把这种负面能量带在身上，与抱着一个20磅重的西瓜并无两样——怀里抱着西瓜，你就无法张开双臂拥抱他人。它将妨碍你与他人的联系。所以，玛塞拉需要放下她的西瓜。
玛塞拉承认，自己心中的痛苦和极度的恐惧已让她受到影响，于是她回过头去对它说道：“噢，不行，你挡不住我。”她不想承认她的恐惧拥有控制自己的力量。她拒绝活在未知的恐惧之中。当她几周后重新回到“全营养食品市场”时，顾客开始源源而来。那个西瓜一去不复返了。放下企业人的身份并真正拥抱自己的新职业大约花费了一年时间。
我想知道的是：难道一个人从事健身工作，就会让你层次降低，变得呆头呆脑吗？那就是我感到担心的事情。事实上，我可能也要承认为什么要讲出这个故事：为了面对我自己的西瓜。我之前写的三本书都以商界为背景，我怎么忽然想起要写健身了？我爸爸会怎么想？《华尔街日报》还会理我吗？是的，我觉得我们必须面对这种恐惧感，认清自己的人生意义，可能会稍嫌内向，可是这并不表示我们就会变成娘娘腔。
至于玛塞拉，她性格中务实的那一面充分发挥了出来。她正在制订业务规划，为成立一个庞大的健身中心筹措资金。她存了很多钱，并为一旦失败制订了备选方案。
“你还觉得孤独吗？”我问，“像这样孤军奋战？我想说的是，以前你曾到世界各地旅行。”
“现在，我要同人们建立更加真诚、更加牢固的关系。我想要的一直就是这个——与有趣和非同寻常的人建立联系。”
“你曾在一家大公司内工作，给公司赚了大钱，并因此而对重要性有了认识。现在，在独自奋斗的情况下，你准备从哪里来获得这种认识？”
“这曾经是我所需要的。我曾是顶尖的推销员，我为此感到骄傲，并对能够取得成功感到满意。但是，当我看到那种需要其实是在伤害我，让我变得沮丧时，外在的成就就不再那么重要了。”
我问玛塞拉那个鸡尾酒会上必问的问题现在是否还让她感到不安。
“或许，只是到最近，它才不再让我感到紧张。”
“如果有人现在问你这个问题，你会怎么说？”
“我做健身工作已经一年半了。只是到最近我才能够说出我在做健身工作。”
“听上去你好像觉得这样回答舒服。”
“我爱我的工作，觉得这是缘分。现在看来好像这里对我是再合适不过了。”
“你一直讲求实际，所以，你现在是不是变得不同了？或者说，实际上你还是原来那个人，只是现在做的事不一样了？”
“如果你在三年前来看我，你所见到的应该是一个非常不同的人。我曾是我那个环境的牺牲品。大部分时间里，我觉得自己没有选择的自由。我不得不根据当时的情况做该做的事，一直往下走。既然看到了各种选择的机会，我的步子也就变得足够慢了。我自觉地作出选择。你也是这么开始觉得自己再一次把自己的生活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你开始自觉地作出选择，对结果抱有期待，而不是感到害怕。”
我常被问到这个问题：“我是应该跳入我的梦想之中，还是应该在一旁慢慢地培育自己的梦想呢？”
例如，如果追寻梦想需要你重返校园读书，那么，你可能会感到疑惑，不知道是应该辞掉工作并注册成为全日制学生呢，还是应该慢慢启程，并学习夜校的临时课程。
但是，在我试图为我所采访的那些人的真实人生故事设定这个普通的问题时，那些故事却并不能成为采取这种或那种策略的例证。玛塞拉找到了一种符合实际的方法，来从事不切实际的事情：她用多年时间来慢慢培育梦想。但是，随后又出现了她最终会被迫跳到哪里的问题。
所有故事几乎都有这种两重性。也就是说，这个问题有点虚幻不实。你必须培育它，而且必须跳到它的背上。这需要时间。如果你想给自己一个公平的机会以获得成功，就永远不要期待能过快地得到过多的东西。
——重视内在成就
她一遍又一遍地诉说她的故事，在这一过程中，妮科尔重写着自己的过去，对未来的多种可能抱着开放的态度。
在妮科尔?海因里奇刚开始和我通信时，她给了我一个很适合公开发表的官方故事版本。她曾历经了几次一般年轻人都非常向往的创业探险。威斯康星大学毕业后，她飞往日本东京，成为电子业一位位高权重的日本执行官的翻译。在汲取了足够的经验后，她前往法国的尼斯（她的双亲都是法国移民），成功地创办了专供美国游客住宿的旅馆，取名为“文化绿洲”。几年后，妮科尔想做点新鲜事，所以又回到芝加哥寻找好的点子。她在复印机碳粉上看到了机会，于是与人合伙创立了中西部成长最为迅速的公司之一。妮科尔在业界及芝加哥周围以“碳粉女王”闻名，成为“鲨鱼舞会”和“绿色领带舞会”等青年社交活动中的常客。
但是在官方版本背后，还有一个真实版本，且看下文详述。
妮科尔从春天开始给我发来电子邮件，以我的标准看，她似乎是个很好的描写对象。她很年轻（33岁），冲劲十足，又有多国文化色彩——真是个很棒的角色模型，不是吗？可是我无法产生兴趣。最初我也说不上是因为什么——我估计是因为她的故事没有诱人之处。我对于能克服自己弱点的人有兴趣，而妮科尔给我的印象却是个天生的冒险者。
我就此向她质疑，于是她不断寄给我有关她生平的详细资料，却未能改变我对她的第一印象。她的故事总是充满了更上一层楼的哲学意识，仿佛一个人想要成功，就绝不能抹掉脸上的微笑似的。
从某种程度上讲，这是因为在她的所有通信中，都有一种奇怪的正式和官僚味道。她在发来的第一封邮件中提到，要我参阅其公司网站上有关她的简介，这份简介使她看上去像个女超人。当我要求她说些她在尼斯开旅馆的故事时，她却寄回一份旅馆认证清单，上面有七个圈和五个叉，连一段轶闻趣事都没有。我觉得她在情感沟通方面存在问题。此时我已决定不把她收入书中，甚至到芝加哥去拜访其他人时，也没给她打电话。
为了维持基本的礼貌，我跟妮科尔一直保持着联系，我一直想不通的是，她开头干什么要跟我建立联系。为什么她非要把自己的故事说出来？她需要我的帮助吗？看起来并不像。最后她终于提到她想离开公司，第四度创业，做个激励人的演说家。每隔一周，她都于星期二在当地的“演讲大师”聚会中练习演讲，这是个全国性的组织，帮助大家克服在公众面前演讲的恐惧。我猜（猜对了）妮科尔是想从练习演说的其他成员的掌声中得到更上一层楼的快感。我有点想帮她减轻这种样板心态，却怀疑她正在摩拳擦掌，准备公开宣布她的第四项事业。我从来没有责怪她这么做——我只是不再给她写信了。
几个月之后，她又写信给我，说她觉得自己受到了我的排斥（这是她第一次流露真情）。她想知道为什么我决定不写她的故事。我早就告诉过她为什么了。可是，在沉寂了几个月之后，我开始看出这件事确有价值，主要不在于她的故事本身，而在于她如何学着说出她的故事。在90年代后期，我们都经受着很大的压力，得用外在的成就来定义自己。我们对自己的了解已经被这些淹没了。所以，要怎么陈述自己的故事，才能充分反映出它的深度呢？我想，如果妮科尔是在寻找人生方向的话，所需要的线索绝对不在故事官方版本里头，而是在隐藏版本中。
后来我还是给她回了电话，有趣的是，电话中的那个人听起来并不像写那些信的人。妮科尔本人很敏锐，而且对自己的缺点和行为模式非常清楚。我直截了当地问了一些私人问题，她也毫不犹豫地回答了。她提到了父母古老的欧式价值观，母亲对父亲百依百顺。妮科尔重复地说着她屈从于男性的经验。例如，有一次在法国尼斯，她和一位44岁的医生坠入爱河，她们一同住在一家附赠早餐的旅馆内。妮科尔打理所有的家务事——那位医生平时要看病人，但是，妮科尔让他拿七成的收入，自己则只留三成。后来那位医生和旅馆里其他客人有染，于是她就两手空空地离开法国。后来在芝加哥创办碳粉公司时，她和共同创办人产生了感情。一而再地，都是她在忙，却让他保有收入的八成半，而且让他代表公司赢取所有头衔——他荣登“年度创业家”排行榜，名字被刻在各种奖牌上。没过几年，他们便分手了，但她至今未能把自己的身价抬高。
她承认：“在外面，我的故事看上去像是一段成功的经验，但事实上却和成功八竿子打不着。我身心俱疲，想尽办法让自己快乐，却始终徒劳无功。”
十天后我搭机飞抵芝加哥。在机场上我给了她一个大大的拥抱，我知道这有点强人所难，因为她曾警告我说她对拥抱不太习惯。现在她还是不习惯，但正在试图改变。她长得非常迷人，浅茶色金发，身高约5英尺9英寸，不过动作有点僵硬。她笑起来很好看，但只有在我为这本书给她拍照时，她才露齿一笑。她说话带一点威斯康星州口音，总是把句子说得很完整，对每个问题都听得很仔细，并常常加上一句：“噢，这是个很有趣的问题。”总之，她真的非常努力。我们的话题很少偏离她的人生。她很特别，一方面，她谈自己谈得非常广泛，提出很多反思和治疗的观点，可是另一方面，她又认为自己不太了解自己，而我觉得这么说很确切。
我们在她的办公室待了一会儿，之后就跑到市区去泡博物馆和餐厅，同时到处逛逛。她开着铜绿色的甲壳虫牌大众轿车，那是给老板开的活动广告牌，上面大胆又可悲地覆盖着巨大的公司商标（难怪她觉得工作界定了她的价值）。她在洛根广场附近拥有一栋所谓的“三层”豪宅，可是她却把最好的两层租了出去，自己住在只算得上是阁楼的三楼。“这就是典型的我，”她说，“我从不认为自己有资格住最好的地方。”这种模式在她的办公室里也被展示出来。虽然是公司的总经理，但她却只在销售楼层有一张办公桌，而首席执行官和其他人却拥有靠窗的私人办公室。
“妮科尔，你性格中严于律己、无私奉献的部分，到底是如何把你在书信中表现出的坚毅女超人性格打败的呢？”
“我学着用企业家的外表隐藏真正的自己。”她说，要是在商场上展现女性阴柔的一面，她会感到缺乏安全感。承认软弱只会强化男性对职业女性的偏见，以为女性不够强悍。
“但是你的确不够强悍，你曾提到你被男人压在头上。”
“我知道。”事实上，她一直不愿让自己女性阴柔的一面展露出来。不止是在商场上，在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她也均是如此。我猜想，从一开始接触其商界的合作对象，她就变成了这样。“不过，现在该问的是‘我这辈子到底要做什么’，而不是‘我的公司需要什么’或者‘我的合伙人想要什么’。”
我问她，第一次认识到必须从自己的内在性格中寻找答案，是在什么时候。
“坦白地说，这真是尴尬极了，听起来真像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有一个来自捷克斯洛伐克的职业女性，她的亲戚在制造水晶玻璃杯，有一天美国家居购物网同意贩售她的水晶玻璃杯，她非常高兴，简直可以说是欢天喜地。我当时很嫉妒，我甚至不记得欢天喜地的感觉到底是什么样了，但我很讨厌自己的嫉妒心。而且，我知道我永远不会快乐，除非自己停止胡思乱想，不要再想如果当初如何，自己就会多么的快乐。”
妮科尔于不久之后开始接受心理治疗。在那里，她可以放心地畅所欲言。她谈到了当工匠的父亲，也谈到了她年轻时给他当助手和砌砖墙、打地基、涂水泥墙的事情。还有她的母亲，不停地唠叨妮科尔，叫她与男人保持距离，以免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因为男人都想控制女人）。妮科尔为了摆脱对安全感的依赖，毅然负笈日本。履历表看上去似乎光鲜亮丽，但她也有过失败的经验。她有三次被解雇的经历，不过只是一些不值一提的销售工作。她没什么钱——比人们想象的少。
但是这些对话都是在私底下才会出现的，在公开场合，妮科尔始终是那位“商界悍妇”。有一天，她出席一场讨论如何自助的大型座谈会，一位“非常成功的演讲者”面对台下的听众慷慨激昂地高声讲话，妮科尔内心立刻涌上一股冲动，希望有一天能像那位演讲者一样，而且觉得有一天自己没准儿也能成为一位享有盛名的演说家。因此她找到演讲大师的地方分部，该组织协助人们克服在公众面前演说的恐惧。他们每隔一周在周二聚会，妮科尔在小组练习中轮流公开演说，她乐在其中。
我问：“演讲大师的训练之所以吸引你，有没有可能是因为它为你提供了心灵上的支持，而不是能让你出人头地？”
如果那是她的真正动机，那就太棒了。我开始让她明白，她和我的交谈让我能够找寻到真正的她。
她第一次在演讲大师活动中进行的演讲形式，恰与她过去在那场座谈会中看到的一模一样。她以成功人士的姿态出现，并强调若要追求成功，只需踏出“像婴儿一样的脚步”——每天做一件有助于达成目标的事情。她视这次演讲为演练，同时也把它当成是上电视。
接下来的一次，她试着使出奇招。她采访了一位应召女，讨论她的性交易生涯。那位应召女是她的一位商务客户的客户；访问就是由他牵线安排的。结果这次采访震撼了全场，“像婴儿一样的脚步”已经成为金字招牌，一群市区上班族期待着它能再次踏出。之后，她采访了一家整形诊所，医师也是她的客户。听众也听得很过瘾。虽然妮科尔没有谈论她自己，但她前所未有地感受到了真正的自己。
在最近的一场演说中，她讨论了她所谓的被男人“解救事件”。这是她第一次诚实地、公开地讨论她与男人亲密关系中的恶性循环模式，以及如何影响到自己职业生涯的发展。
最后我们在我下榻的汽车旅馆外，一同坐在轿车里。她刚好处在前往威斯康星州的半路上，正要去当地父母家中过夜。那是一个寒冬的夜晚，关掉引擎后冷得叫人受不了。我们只有短短几分钟时间，我感觉到她非常焦虑。连日来不停地解惑、探索人生方向、澄清问题，妮科尔多少找到了一些希望。她明白她需要离开碳粉公司，唯有公开演说能让她快乐。她到底有没有机会成为一位激励人心的演说家呢？她对此充满想象。过去她对很多不同的职业充满想象，但没有一个能让她这么快乐。
“波，我怎么知道会有什么差别？”她一次又一次地问我。“我怎么知道这不会是另一个海市蜃楼？”
我说她不必为了说服自己而选择公开演说这一行，能让自己变得更诚实，那就很有价值了。“我走遍了全国，”我说，“我所看到的是……如果你成就某件事后仍然很不快乐，通常是因为你对自己取得成功的方式有抵触，或怀疑自己是否真的值得拥有这种成就，最可能的是，你心里对自己的外在形象感到苦恼。”
诉说一段往事的方式，会决定故事往何处发展。过去引领着未来。不过，对过去却可作出不同的诠释。面对心理治疗师、演讲大师组织和我，她一遍又一遍地诉说她的故事。在这一过程中，妮科尔重写着自己的过去，对未来的多种可能抱着开放的态度。
我问：“妮科尔，有没有哪件事，是你了解得最清楚的？”
她想了想，说：“我清楚地了解到，我做每一件事，都要百分之百地为了我自己。我的心过去曾被男人所掳获，听候他们使唤，随他们的开心而开心。”
“那么，最简单的办法是什么？你真的需要建立全新的事业？”
这多少给了她一些安慰。“我曾经受惠于碳粉公司。”她说。碳粉公司是她的事业基础，她也许不一定要离开碳粉事业。也许，她只需要离开她与她的旧日解救者共同创办的那家公司。也许，她需要自己干。
“真的是这样吗？”她问。
“对你来说，是的。”
“你是怎么知道的？”
“看看这个故事的发展吧，”我建议，“让自己生活在其中，试试看感觉对不对。”
“但是，什么才算是对的感觉呢？”她问。
“就像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而不是杜撰的故事。”
“是不是应该感到快乐且充实？我应该找寻什么呢？”
“我可以告诉你大家是怎么说的。”
“他们怎么说？”
“就像是活在真正属于自己，而非他人的生命里。不要拿自己的生活和脑中想象的他人的生活进行比较。自己的作为，不论是喜欢还是厌恶，都不取决于当天，甚至当月的结果为何。让内心的争战自然休止，而不是强迫它停止。”
她沉默了半晌，试图把握住这段对话的意义。然后我们向对方告别。
几个月后，她辞掉了工作，跟合伙人分了手。她想通过谈判找到一种和解方式，不过最后决定不再跟她的前解救者绑在一起。她开始经营自己的产品供应公司——仍然是碳粉，不过，这一次，公司是她的，而且是她一个人的。
一年后，我回到芝加哥，她对我说自己公司的业务蒸蒸日上。她最感自豪的一件事，就是她发现一家供货商开始直接向她的最大客户销售碳粉，以为她不会怎么样，结果她马上停止了和他的合作。
“你现在懂得为自己而活了。”我说。
“有时候。”她坦承最近开始谈恋爱，老问题一再发生。他爱上她，认为她是“完美的女人”，不久就打得火热，然后他发现她好像不那么刚强。他骂她：“你软弱，你骗我，你不是我想的那样。”
“你和他分手了吗？”我问。
“不，是他和我分手了。真是难过，我自作自受，这是我的错。其实，他也不是什么大帅哥，又肥又矮。”
她真是沮丧极了：“事业上我很得意，我明知自己适合单打独斗，但总想像以前那样找个解救者。”
“想找个男人陪伴和照顾你？”
“我想我再也不应该胡思乱想了，我真的必须抗拒诱惑。”
我点头表示同意。在整个故事中，也就是对这一部分我无法作出解释，而只能记录下来。虽然大家都不希望，但人们总是会重蹈覆辙。我敢肯定，这样的人，世上并非仅只妮科尔一个。
——另类成功故事
他们发现，靠努力学来的技巧，远比天生的才能有意义得多了。
我们跟这种强调自我的故事有什么关系？工作真的能跟自我深深地契合吗？我想是可以的，只要在每次走到十字路口时，我们能秉持“我要忠于自我”的原则以作出决定。通过不断地尝试错误，我们便能更加真切地了解自己真正需要什么。
再也没有什么比约翰?巴特勒的故事更能证明这一点了。
我们的第一次交谈，是在圣克拉拉约翰的律师事务所里进行的。他大约6英尺1英寸高，脸颊红润，红褐色短发，左耳戴着钉状耳饰。他还拥有大约30年前练出来的宽肩翘臀，当时他是全美200米蛙泳排名第二的选手。他今年47岁。约翰正打算结束离婚调停的律师业务，以便成为联合教会任命的牧师，这是联合教会在密苏里州世界总会的一个为期两年的计划。约翰希望能随时听到好消息——是听到了，就在第二天，是用书信方式。他的申请被拒绝了。教会告诉他，说他有“愤怒方面的问题”。约翰一生都在拼命克服他的愤怒——他还以为已经克服了，这次被拒无异于雪上加霜。他的希望几乎完全破灭。
第二次深谈时，我们先是在俄勒冈州的波特兰机场碰头，然后来到该州西南角一个只有两个红绿灯的滨海小镇班登。班登的联合教会跟约翰签了做半年代班牧师的协议，虽然他并没有接到正式任命。他们的常驻牧师正在休年假。约翰已经在合约期限内任职两个月了，他非常热爱这个工作。这让他确信自己的直觉是对的。“我简直不能想象自己不是个牧师。我甚至不知道明年的牧师训练课程。为什么要等两年才能做我已经在做并且很擅长的事情？”
这种从律师到牧师的跨越，听起来像是90度的大转变。其实，约翰成年后的生活一直都在向这条路逐渐靠近。年轻时，他很容易跟人发生摩擦，怪罪别人——他找到的工作也很符合他的性格。不过，他的人生却一步步地带着他逐渐远离敌意。最近踏出的这一步甚至把他带到了光谱的另一端；现在他已经变得沉着、脾气好，而且宽宏大度。
整个历程是从大学毕业后开始的。他进入律师这一行其实是出于个人的动机——因为他遭受过很不公平的法庭判决。最初，约翰是一名地毯推销员，为一位建材批发商工作。他们少付了他八万美元佣金，于是他将他们一纸诉状告到法庭。约翰从圣何塞请来一位知名律师，但这个家伙的表现却很差，准备不周，约翰心想：“如果这家伙就是所谓的一流律师，那我真的是入错行了。”一周后他参加了法学院的入学考试，多花了好几百块钱用联邦快递把成绩单火速送达，说服圣克拉拉法学院在最后一刻接受他入学。一个礼拜后，他就坐在了教室里。
毕业后他再度展现出顽强的作风，他进入了圣何塞地区检察办公室。未出一年，他就坐上了轻案组的第一把交椅。他的专长是逮捕酒后驾车的司机。约翰对每个犯案者穷追猛打。他拒绝和解，对这种罪行义愤填膺。这些人做错了，必须受到惩罚。如果这意味着他必须每周工作90个小时，他也不会退缩。如果这意味着他会成天被绑在法院，他也义无反顾。没有理由让那些二度或三度犯案者辩称他们只是初犯。没有理由不让他们去参加美国汽车协会的讲习，并服满小区劳役。约翰在圣克拉拉的县法院变得恶名昭彰，很快就没有任何律师想跟他打这种官司。犯案者们宁愿不经审判，直接认罪。
有几件事终结了这种报复心。第一，约翰发现他对酒醉驾驶会那么愤怒，其实是在责怪父亲而迁怒于这些人，因为父亲在他小时候经常喝得烂醉。一旦发现了这种关联，他对这些犯案者就不那么愤恨了，起诉这些案子的狂热也消失了。接着，局里把他升迁到重案组，他首先接的两个案子都是局里打算放弃的，原因是太难起诉了。可是约翰不能这么做。只要看到犯错，就不能不去判罪。这两个案件他都大获全胜，但所花的精力却多得难以想象。他看得出，如果他要打强暴案或谋杀案的官司，便绝对摆脱不掉这种精疲力竭的循环。他为这些案子投入了太多的感情，仿佛他就是受害者，这意味着打这些官司简直会要了他的命。他得学习不要投入那么多的感情，但他做不到。所以他辞掉工作，花了三个月时间来探索灵魂。
他想做个牧师，但这个想法太过离谱。“这就像一个足球队员说他想跳芭蕾舞一样。”约翰说。于是他决定转战破产法。有两家专接公司破产案子的事务所向他提供了工作机会。第一家是作风强势的诉讼公司，什么案子都要送上法庭。第二家公司不太出名，也愿意走协商的途径，以设法找出解决办法，帮助负债的公司找出回旋的余地。约翰对负债者深为憎恨（他曾被人少付八万佣金，旧日的创伤还没能够痊愈），可是第二家公司的做法对他更吸引有力。于是约翰去了第二家公司。因为感觉比较对头。他发现他们的做法更能解决他自己的愤恨之情，那是他对父母和前妻的积怨。
他在那家公司待了四年，然后自己出来开业。虽然利润较少，公司也默默无闻，但他认为代表消费者比代表公司快乐多了。消费者破产通常须打官司；受害人通常是银行或信贷公司，都不牵涉个人感情。整个程序的设计是帮助一个人走出困境。约翰表现得非常出色，公司门庭若市。这一时期他也在接受心理治疗，发现把话讲出来，比积怨在心或不断反击要好得多。有一天，在做完心理治疗后，他坐在停车场的车子里，心里突然冒出一个想法：“为什么你不做个调解人？”
年底，他去上了一堂调解课，想到年底时做个离婚调解人。很快，约翰就成了硅谷最成功、首屈一指的离婚调解人。他曾结婚六年，有两个小孩，念法学院时离了婚——他把自己的经验用在调解上，经常流着泪对开战双方描述他自己的经历。他利用《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一书中的技巧，帮助离婚双方更好地进行沟通。约翰发现这种工作收获颇丰。离婚协议书里通常会提到一个问题：“你到底要什么？”女方通常要的不是男方的车子，而是要他道歉，承认他处理得很糟。男方真正要的不是房子，而是女方的原谅。而约翰真正想要的，是做个牧师。问题是，他不上教堂，也不真的信教。可是他还是想做牧师！这个声音一直在静静地呼唤他。虽然没什么道理，可是想帮助众人解决他们的问题，似乎是他进化的下一步。
在此期间，约翰去圣何塞州立大学上了一堂神学课，课程很有学术味道而非宗教味道。他也搜寻各种神学院，曾对多个研究班进行过考察，却并不相信其中的任何一种宗教。后来他遇到了一位女牧师，爱上了她，开始去她的教堂，并和她订了婚。约翰认为她是他的精神伴侣。她会让他的过渡阶段变得很容易。他们的计划是，等结了婚，约翰会成为她所在的那座教堂的联合讲道牧师。他还没找到他的信仰，不过他对神的部分并没兴趣。距婚礼只剩下几天时，她忽然喊停并且跟他分了手。精神伴侣泡汤了，牧师工作泡汤了，教堂也泡汤了。
“现在我知道自己只是利用她来实现自己的梦想。”约翰说，“这里面有虚伪的成分。我并没有自己去做这项工作的愿望。这件事真的很惨，却是个真实的考验。我愿意在没有任何人帮助的情况下，独自完成这个转换过程吗？那真的可怕多了。”
约翰继续寻找新的教堂。他到帕洛阿尔托的联合教会作过尝试，与其说是为了宗教，不如说是为了仪式和慰藉，所以他又不断回来。联合教会没有改变他的信仰，一点都没有。慢慢地，随着对联合教会的教义有了更多的了解，他渐渐意识到这是一个他既不会反对，也不会感到疑惧的教会。这是一个观点跟他现在对世界的看法很一致的教会。联合教会所标榜的一个信念是，世界不是个善恶斗争的战场。人并不是非善即恶，非对即错，非获拯救者即受诅咒者。联合教会的教诲是，每个人的本性都是善的，即使有时可能会犯些错。从道理上讲，这与约翰慢慢在工作上所汲取到的经验是一致的！此外，联合教会教导人要“实践”基督教义，也就是说，他们会对如何处理日常生活中的困难状况作出示范，如果处理得好，那么危机就会变成转机。联合教会的牧师不穿长袍，也不是信徒与神之间的媒介。约翰发现联合教会能在他解决冲突的技巧上提升精神的层次。当一切都和谐一致时，他的精神信仰就逐渐降临了。
“可是拥有精神信仰还不够，”约翰说，“把精神观念带进我的调解业务中也不够。我还是有一种传道的使命感。”
约翰加入了教会的董事会，成为处理他所属教会和其他分会纷争时颇受尊敬的调解人。有一次，在为另一个县的分会进行调解时，约翰得知那里的牧师为了家人的医疗手术，必须离开镇上。这么一来，星期天谁要去讲道？
“我很乐意去讲道。”约翰发现自己这么说。
他有三天时间做准备。他从来没觉得这么带劲过。他的督导人来听他讲道，他父母也来了。当约翰谈到他父亲时，声音颤抖，情感决堤。“讲完道之后，他走过来夸奖我。那是……”他有点哽咽，然后又恢复了。“那是我这一生中他第一次夸奖我。他说我很有天分。”
往后几年，约翰偶尔会讲讲道，并且在密苏里的联合教会世界总部上一个礼拜的课程。（我是通过一个在旧金山联合教会的朋友找到约翰的，因为去年约翰曾在那里布道三次。）
去年我们交谈时，我对他曾是个爱找碴的人感到很惊讶，不过他向我保证这样的形容已经算是最好听的了。他对自己一清二楚，毫无隐瞒，从来不怕揭露自己的缺点。我以为他不久就会通过牧师评鉴了——怎么可能不通过呢？显然，他已经完成了。
“听人家说我有‘愤怒方面的问题’，真是让我备受打击。”约翰说，这时已是九个月之后了。“当时我因为被拒而火冒三丈，气愤之极。可是每次我一生气，就好像向他们证明我真的有愤怒问题似的。当然我很生气，因为我觉得他们错了，可是我不能抗辩或控诉他们的决定，因为如果他们看到我这样，反而会认为他们说对了。唉，真是进退两难。”
“那你是怎么解决的呢？”我问。
“这个嘛，首先，我花了很多时间去原谅我认为他们所犯的错误，接着，就像是原谅的一种附带效果似的，我竟发现他们很可能是对的。当初我去联合村的那个礼拜，心里很不愉快。我不喜欢别人评断我，而且他们琐碎的仪式也让我很不舒服，好像把我们当成小孩似的。他们有穿衣的规矩，要穿得很随便，可我是个成人，习惯穿得很得体。此外，每天早上上课时还得签到，好像我会逃课似的。我花了不只1 000块钱买机票、住旅馆、租车子——我怎么会逃课呢？这些事情让我很生气，而且当我在那儿的时候，他们可能也感觉到了。我是有点牢骚。”
“所以你又回去了？”
“对，后来有个礼拜我又回去了，就坐在否决我加入牧师训练计划的那个老师的课堂上，听了他更多的课。那可真是考验。本来我很容易把他们看成是整我的敌人，对他们心存怨恨。可是当他们看到我并没有不满，对他们要求的琐碎规定也没那么在意了，他们便意识到我比他们所想的要好。”
“听起来明年他们就会准许你参加训练了。”
“没错，他们已经有所表示，而且我也已经申请了。可我想我不会去。”他说。
“为什么不去？”
“因为我太爱讲道了，宁愿另外找个短期的讲道工作，也不想坐在那里上课。我的合约6月就到期了。那会是个很困难的决定。”
他给我讲了他拿到俄勒冈州班登镇这个讲道工作的经过。他再度回到密苏里州的时候，随手拿了一份联合教会征聘的传单，背面刊登了几座教堂需要牧师的分类广告。班登也登了广告。约翰打了电话，并给这些教堂寄去了一张他讲道的光盘，但对方告诉他说已经有两个有正式牧师资格的人来应征了。一个月后，他们打电话给他。两个应征者都不是很合适。他能不能在四天内赶来，主持星期天的布道？约翰同意了，但后来他们又说无法付给他机票钱。他大为恼火。正常的行规是要付试用者旅费的，他不愿意人家占他的便宜。最后，经一位朋友劝说，他决定开车过去，总共12个小时的旅程，待一个晚上，布道完毕，第二天再开车回来。
信众都很喜欢他。于是他得到了那份为期六个月的合约。
“我知道现在看起来像是梦想成真了，可是那时我还是很难接受。”约翰说，“当时，大多数朋友和我的督导人都认为我不该接受，因为我得付钱给其他律师，要他们接手我的调解案子，并且结束我多年来打下的根基。为了什么？只为了六个月看不到未来的工作。这个工作看不到下一步，看不到前途。我的成就没有具体标准可以衡量。过去我每小时赚250美元，这个工作每周只给425美元。接这个工作并不是因为我不爱做调解的案子，我爱得很。此外，我真的很想找个精神伴侣。住在班登的人大部分已经退休，年龄比我还大。”他又找了很多借口，直到我打断他。
“可是你需要知道这是不是你真正的路。”我争辩着。
“没错。”
“结果真的是吗？”
“比我预期的更好。”
联合教会在班登的礼拜堂，位于海岸高速公路旁一家加油站的对面，形如谷仓，外墙和屋顶均为铝制品，是一个很简陋的地方。屋顶尖端没有十字架，室内墙壁是塑料的，天花板垂下来，荧光灯的光线闪烁着，地板上覆盖着整片的淡黄色地毯。没有教堂坐椅，只有一排排半圆形的普通金属椅。我事先并没期待什么，所以不感到惊讶。可是，现在来描述时，我却有种失落感——这算什么教堂？完全是因为信徒心里认为它是。他们本来并没有可以做礼拜的地方，于是自己成立了这个分会，而教会需要他们的参与，否则它就不会存在。在那一周，这里有给儿童上的各种课程，有写作班、科学思考班、禅坐班、祈祷支持班，此外，星期天早上9点30分，一个由大约15个精力充沛的学员组成的成人班需要约翰去挑战他们。这可真是件新鲜事。这些人大部分已经退休。他们从加州繁华的城市来到宁静的班登，但他们可不是来打高尔夫或玩桥牌的。他们是北上，不是南下。到了五六十岁，他们打算利用这段时间提升自我。
约翰在前一个礼拜给他们留了作业，大部分人都做了习题。他要他们把自我设限的一些信念写下来——重要的是，不要从社会身份的角度看自己，而要看自己对自己所造成的限制。一位女士至今都认为自己不聪明，也无法学习——她知道自己其实能学习，只不过很慢。另一位女士的设限信念是她从来都无法开口要求帮助。她必须把每件事情都做好，而且只靠她自己。约翰鼓励她去了解无助感。“哇！”她喊了起来，因为没办法想象那种情况，但她愿意想想看。还有一位女士说她的设限信念是认为钱永远不够。联合教会的教条之一，就是去了解我们的“富足”，也就是我们原本就已拥有很多东西，我们将不会挨饿，因为世界会照顾我们。她很难接受这一点，结果她总是全神贯注于物质世界。
我也开始思考这个习题，并且写下一直为我带来阻碍的设限信念——譬如我的写作梦是不会实现的，所以我需要另外找个行业；离婚使我饱受创伤；为人父母与我的人生使命是不相合的；除非写得很有趣，否则没有人会看我的书……约翰教这些退休者的很多东西，我在本书中都陆续提到了——譬如我们必须克服恐惧感，而不是逃避它。从我们最深的伤口中，会出现最珍贵的礼物。本书中所提到的每个人，都多少克服了设限为他们带来的阻碍。他们发现，靠努力学来的技巧，远比天生的才能有意义得多。约翰说：“大多数人都能从自己烦恼的事情上，追溯出两三种设限信念。”以他自己为例，他一直相信自己是个奋战者，所以他到处寻找战争——在游泳池里、在法庭上、在家庭里。奋战者成了一个壳，里面却是个痛恨战争的人。
11点钟时，教堂里挤进了将近70个人。约翰拿起麦克风，引领着整个宗教仪式。大家随意地打断他，提出问题，或开他的玩笑。讲道时，他找了几个人充当演员，演一出短剧。他没有拿经文来挞伐信众，还在讲道中引用诗人、哲学家和政治家的话，比基督的训词还多。他用充满感情的颤抖声音，娓娓述说着自己的人生故事，也述说着自己受到激励，无条件地赋予爱心，并学习宽恕的经过。
他告诉我：“整个礼拜，我心里都在想着星期天的讲道。这真的逼迫我去思考和观察。向信徒讲道并不是发号施令，也不能就此说我比他们强。我还有太多东西需要学习。一个礼拜讲道一次加速了我的成长。”
在我看来，约翰的起伏过程清楚地表明我所提出的“人生路该怎么走”这个问题为什么确实值得探讨。我对约翰?巴特勒的历程最羡慕的一点，并不是他最后成了牧师。大多数人在人生道路上奔波，探寻下一步该怎么走，他们选择的标准大都是哪里能赚最多的钱，什么能提供最大的发展和最佳的机会。一般的成功故事都是在说，主角怎样一步步赚了更多的钱，赢得了更多的尊敬和财富。我宁愿介绍一种另类的成功故事——主角一步步找到了安心的立足点，发挥了才能，展现了人格力量，彰显出人的天赋并贡献给这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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