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解答当代人心灵困惑：国学的天空
序
“国学”是个宽泛的名词，但是不论你如何分类，都会把儒家与道家列为重点。儒家的代表是孔子与孟子，道家呢？自然是老子与庄子了。
这四位古人最主要的身份是哲学家。哲学家的文章有三点特色，就是：澄清概念、设定判准、建构系统。譬如，孔子一再回答学生问“仁”，孟子多次说明“心之四端”，老子对“道”加以描述，庄子由各种角度形容“游”与“化”，这些概念都是他们各自的心得，用以掌握生命的真实本质。
其次，为了设定判准，对于真伪、善恶、美丑、是非，都必须反复检验，再提出一套合理的说词，让读者在学习之后，可以明白人生应该何去何从。国学对现代人的意义，不是要归结为“价值观”的塑造与补强吗？简单说来，学习儒家与道家之后，如果在言行上没有任何改变，那就不能算是学过了。
然后，最大的挑战是建构系统。譬如，孔子期许我们行善避恶，在必要时还应该杀身成仁。试问理由是什么？他的志向定为“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这种人类历史上不曾实现过的理想为什么会成为他的志向呢？他说自己“五十而知天命”，又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那么“天”对孔子到底有何意义？把上述几个问题合并思考，就知道孔子的“一贯之道”的大概内容了。这一切构成了一个系统，而其动力来源则在于人的真诚。由真诚而觉悟内在的力量，由此呈现人格的尊严。
孟子把孔子的“仁”推广应用为“仁政”，但是他并未忽略具体生活的需求。他要强调的是“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人与动物的差异只有一点点，那就是“心”。心有四端，可以扩充为四善：仁、义、礼、智。教育使人明善，配合真诚的自觉，产生行动的力量。孟子认为：人性与善的关系，就像“火之始燃，泉之始达”，“兽之走旷”，亦即“人性是向善的”。“向”代表动力，在真诚时自然由内而发，“善”则是“孝悌忠信”等德行，都是指涉“我与别人之间适当关系之实现”。个人的成就与群体的改善是不可分离的。儒家的基本性格亦在于此。
再看老子，他在面对天下大乱时，为了化解虚无主义的危机，作了极深刻的思考，展示了深邃的智慧。试问：万物在生灭变化的过程中，难道只是幻觉吗？或者，万物有一个来源与归宿？老子认为应该是有的，它是“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的，无以名之，勉强称之为“道”。换言之，道士究竟真实，是一切相对而无常的万物之底基。若是离开了道，一切只是梦幻泡影。因此，人生只有一个目标，就是悟道。
到了庄子手上，悟道之后还要与道同游。“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万物平等，人也不妨敞开胸怀，进而欣赏万物，这称做“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在处世态度上，则以“外化而内不化”为原则。外表上顺其自然，但是“顺人而不失己”，内心则从未脱离道，有如鱼之相忘于江湖。
香港凤凰卫视在2008年上半年约我主讲《国学天空》，每集八分钟，共讲了一百三十七集。我珍惜这个机会，把自己长期以来对于儒家和道家的研究心得，一点一滴的向电视观众做了介绍。八分钟很短，每一次只能就《论语》《孟子》《老子》《庄子》这四本经典中的一句话加以引申发挥。如果选择材料，就成为挑战的焦点了。现在这些材料集结在一起，我再度细读一遍时，可以肯定地说：我没有错过任何一段重要的部分。
原先是讲义的方式，现在转化为文字，当然需要充分润饰增补。在这一方面，凤凰卫视出版中心的编辑费了极大心力。身为作者，我在校对时看到修订之后的本书内容，只有“满意”和“感谢”二词可以描述。希望这本书也能为喜爱国学的朋友带来阅读的乐趣。
傅佩荣
2009年3月·台北
专家、学者评价
傅佩荣先生于国学真有心得，而且善于简捷清晰的表达。我很欣赏傅先生眼界和心胸的开阔，他在讲课中做到了两个打通：其一，打通各个领域，其二，打通中西哲学。
——周国平（著名哲学学者，散文家）
傅先生对于国学研究是很有功力的学者，他的学术成就非常高，尤其是把国学讲得那么生动而又贴近人心，实属难得。
——李存山（中国社科院中国哲学研究所主任/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
傅教授是我所听过课的中国所有的国学专家中，讲得最好的一位讲师。尤其是他能站在中西文化的至高点上来诠释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意义，视野绝对不一样。
——邹荣祥（上海师范大学天华学院董事长／上海市工商联教育协会副会长）
书评
这是一个到处都有大师的时代，这是一个缺乏大师的时代
书评一：实至名归的傅佩荣
傅佩荣先在台大哲学研究所获硕士，后获美国耶鲁大学哲学博士，曾任台大哲学系主任、哲学研究所所长。从学历和学术成果上可以看到，傅佩荣治学严谨，融贯古今中西，在哲学、宗教、教育、心理学等多领域都有深入研究，集哲学家、国学家、身心灵整合导师于一身。
傅佩荣50岁以后潜心研究传统经典，撇开成见和定论，求真务实，追本溯源，多有建树。傅佩荣在台大开设“哲学与人生”课程，十几年来座无虚席；自1990年以来，每年在校外开展200来场哲学讲座。傅佩荣在凤凰卫视、山东卫视、上海电视台等都出镜开讲，搜狐网、新浪网评傅佩荣为2007年度杰出文化人物。——仅由这些就可知，傅佩荣教授“肚子里有货”。
我曾经花数个晚上看了大陆出版的几本傅佩荣讲孔孟、讲老庄、讲西方哲学的书，虽然几本国学书中有白璧微瑕（可能因为是根据演讲整理，这本书与那本书的某些章节有点雷同），但确实能让我坚持看完，而且中间有不少地方令我击节、引我共鸣。
中国传统经典的诠释已经有太多版本，凭什么我们就要相信傅佩荣的解释呢？因为傅佩荣抛开成见，以真诚的态度、严格的思辨，审阅古今中西之异同，以深刻的洞见，从身、心、灵三位一体诠释传统经典；因为傅佩荣是看了所有注释和典籍之后，再做出诠释，每一句话都有出处；因为傅佩荣认为孔子、孟子都是很真诚的人，他们讲的话都有自己的生活经验做基础，要尽量从孔孟是人、具有人性来看，而不把他们看作神。
1.孔子之学
综观孔子这一生，其实并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业，但却以身教和言教开启了中国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儒家学派，成为两千年来最伟大的“至圣先师”。孔子的智慧是什么呢？
孔子，名丘，字仲尼，生于公元前551年，时为春秋时代末期，周史衰亡，礼乐崩坏，文化传统濒于断绝。孔子的祖先为宋国人（殷朝后代），后迁于鲁国定居。他生于鲁国鄹邑（今山东曲阜市附近的尼山），三岁时，父亲叔梁纥去世；他由母亲颜征在抚养长大，接受一般乡村孩子的教育，至十五岁告一段落，再自己立志学习，终于以博学知礼而闻名。
孔子十七岁时，母亲去世。二十岁时娶丌官氏（宋国人）为妻，翌年生子孔鲤。孔子做过的职业包括委吏（管理仓库）、乘田（管理牧场）与助丧（承办丧事）等。三十岁前后就有学生求教并追随他，形成一个独特的师生团体，以讲学修德与治国利民为其目标。孔子学不厌而教不倦，学问与见识渐成系统，四十岁已可“不惑”，五十岁达到“知天命”，明白自己的天赋使命乃承启文化道统。五十一岁至五十五岁，孔子在鲁国从政，先后当过中都宰（县长）、小司空（工程部门副长官）、司寇（司法部门长官）等职，位列大夫，政绩卓越。但由于与当权者政见不合，且不满鲁定公沉溺美色等，终于去职离乡，开始周游列国。这一去，便是十四年，遍历卫、曹、宋、郑、陈、蔡各国，推行教化，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甚至两度面临生命危险。六十八岁时，鲁国新的执政者正式召请他回国。七十岁，独子孔鲤去世。七十一岁，他最喜爱的弟子颜渊去世。七十二岁，忠心耿耿的学生子路去世。七十三岁，孔子辞世。
综观孔子这一生，其实并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业，但却以身教和言教开启了中国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儒家学派，成为两千年来最伟大的“至圣先师”。孔子的智慧是什么呢？首先即是“真诚”。人若真诚，将能体察内心有一股自我要求的力量，期待自己去行善。所谓“行善”，是指努力实现“人与人之间的适当关系”，亦即包含古代所说的五伦以及今日复杂多样的人际关系。由真诚引发的社会关怀，将会随着个人角色的变动而由近及远，其最高目标则是孔子亲口叙述的志向：“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这个看似不可能的任务，正好反映了人类生命的最高价值。只要肯定自己正在朝着这个目标前进，自然可以心安理得。
其次，孔子重视知识和教育，给予理性思维极高的评价。他立志之后就非常好学，而且坚持了一辈子。他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论语·公孙长》）有十家人的地方，必定有忠信如我的人，但却不像我这么好学。事实上，他凭什么断定呢？就是因为他无时无刻不在读书、学习。他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一个人在世上生活，只要耳聪目明，能够开放心灵，那么整个宇宙、人类都可以当他的老师。到了最后，这样的人往往是最杰出的，因为他得到了众善之所长，就像所有的河流汇集到江海一样，这就是孔子立志向学的情形。
孔子的学问有三个特点：一、学习传统。传统包括“诗、书、易、礼、乐”五经。诗指文学，书指历史，易指哲学，礼是社会规范，乐则是艺术修养，此外，还有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礼是礼仪，乐是音乐，射是射箭，御是驾车，而书、数则是书写、计算等技能。当时的人只要具备这六项条件，就可以在社会上立足了。孔子不仅学习传统的智慧结晶，也习得传统的技能，到他三十岁的时候，已经展现为一个人才的典范了。
二、学思并重。孔子知道光靠学习是不够的，还必须思考，否则一味接受外来的资料与信息，没有一个中心思想予以统合，难免导致混乱。他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光学习而不思考，到最后毫无心得，白学了；反过来，如果只就自己的生活经验去思考而不念书学习，就会陷于迷惑；别的不讲，光是善恶报应，你就搞不清楚。
三、学行并重。孔子的学并非一种理论而已，同时也是一种道德实践。孔子说：“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论语·学而》）也就是说，“好学”首先要降低物质享受的欲望，其次要在言行上磨练自己，然后再虚心向良师请益，使自己走上正途。此外，孔子还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把该做的事认真做好，行有余力，再去努力学习书本上的知识。有一次鲁哀公问他，你这么多学生里面，谁最“好学”？孔子说只有一个学生颜渊好学，很可惜已经过世了。为什么只有颜渊好学？因为颜渊“不迁怒，不贰过”。这乃是道德实践的表现，也说明了好学和具体的行动有关。
孔子立志于学，不是为了独善其身，而是为了“己立立人、己达达人”，因此他在“学不厌”之后，还要“诲不倦”，由学而教，为人师表，开启了平民教育的先河。他有教无类，有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人。这些人各在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方面有所成就，成为当时知识阶层的中坚力量，并且汇聚为儒家学派，影响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直至今日。
2.珍惜时间
孔子非常了解时间在生命发展上所具有的意义，人都有一种潜能，只要活着就可能登上更高的境界。所以，走上人生正路的第一步，就是要懂得珍惜时间。
走在人生路上，很多人会觉得时间过得很快，过去的一切想留也留不住，未来呢，又很难去把握。孔子有一次站在河边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消失的一切就像这样啊，白天黑夜都不停息。“逝者”指时光，也是时光中的事件，人的生命当然也在其中。人的生命是在时间里展开的，你只有把握住时间，才能让你的人生不至于虚度。而人生不虚度又是为了什么呢？如果你把目标都放在外在的事业成就上面，那也是一种选择；但在孔子看来，人把握时间的目的是要“造就自己”。
孔子在年轻的时候，对于时间就有特殊的体认。别人恭维他是“天纵之圣”，孔子说，不是这样的，一方面“我非生而知之者也，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论语·述而》），是靠着努力向古代的圣贤学习，逐渐温故知新、融会贯通，才取得眼前的成绩；另一方面是因为“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年轻时家里贫困，没什么社会地位，为了养家糊口，不得不学会了一些琐碎的技艺。据孟子的记载，孔子曾替人看管仓库，把帐目写得清清楚楚；后来被派去管理牧场，一年下来，牛羊健壮，繁殖很多，因此受到别人的信赖。
尽管做了这么多零碎、卑微的工作，但孔子从来没有忘记一件事：学习。他利用一切时间学习知识，提高自己的文化修养。在他生活的时代，普通人家的子弟到十五岁就不能再念书了，大学是专门为贵族子弟开设的。孔子不仅自学了所有大学的内容，而且比一般贵族子弟还学得好，以至于鲁国的贵族孟氏请孔子当家教，教他的孩子礼仪。到了“三十而立”之后，孔子仍不放弃自我成长的机会。他说：“吾不试，故艺。”我不曾被国家所用，所以学得一些技艺。学习技艺的目的是谋得一官半职，可以发挥所长，贡献社会人群；现在所谋未遂，所以只好继续培养各种专长，等待时机成熟。这种态度对我们现代人深具启发。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必须了解生命是有阶段的，你要先充实自己；如果没有机会，要先自己培养好条件，等机会一出现，自然可以把握。孔子说，富与贵是每个人都要的。但问题是，你够这个条件吗？如果条件不够，时机不成熟，那你就要安分，把自己的事情先做好。怎么做呢？珍惜时间，修炼自己，“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
孔子提到两种浪费时间的情况是“难矣哉”，很难走上人生的正路。第一种是：
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猶贤乎已。（《论语·阳货》）
整天吃饱了饭，对什么事都不花心思，这样很难走上人生正途啊！不是有掷骰子下棋的游戏吗？去玩玩也比这样无聊要好些！
人最怕两个字：无聊。有一次一位母亲跟我聊天，谈起她怎么教育孩子。她对念小学五年级的孩子说，假设你是妈妈，会怎么教导像你这样的孩子？结果小孩说，你不让我无聊就好了。换句话说，从小到大，每个人都怕无聊。无聊之后怎么办呢？说不定就会“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孔子建议说，那你还不如去博弈吧。“博弈”两个字要特别小心不要被当成“赌博”。孔子劝我们赌博，那还得了？博弈是指游戏。人类为什么需要游戏？因为人活在世界上，受到各种条件的限制，大部分的成与败都定了，很少有人可以改变。这时候通过游戏制定一个规则，老板也好，员工也好，大家机会均等，按规矩来玩，每一个人都有获胜的机会，人生的压力也许就能在游戏中化解一点。所以孔子说，你无聊的时候就算去玩游戏，下棋也好，打篮球也好，打高尔夫球也好，不管玩什么，都比纯粹浪费时间要好。
第二种浪费时间的情况是：
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难矣哉！（《论语·卫灵公》）
一群人整天相处在一起，说的是无关道义的话，又喜欢卖弄小聪明，实在很难走上人生正途。
我有一个朋友在中学教书，一天中午休息时间，他坐在校园的一棵大树下面，树的另一边有三四个同学，不知道那一边有老师在听，他们就聊天。我朋友说，他听学生聊天聊了半个小时，最后得出一个结论，他们讲的话没有一句话是有意义的。我听了跟他说，学生上课已经很辛苦了，你叫他们下课聊天还要讲有意义的话，不是太严苛了嘛；而且到底有没有意义，也不能以老师的标准来判断。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要提醒自己，讲话最好言之有物，你说什么事情，表达什么思想或情感，要说出来很具体、明确；不要整天言不及义，扯一些八卦新闻，或者卖弄自己的小聪明，这样是很难走上人生正路的。
孔子非常了解时间在生命发展上所具有的意义，人都有一种潜能，只要活着就可能登上更高的境界。所以，走上人生正路的第一步，就是要懂得珍惜时间。一个人如果在年轻的时候，懂得把握时间，很可能有不凡的未来。孔子说“后生可畏”，年轻人值得敬重，因为你不知道他们将来的表现怎么样。我们有时候看到年轻人好像一代不如一代，又不用功又不长进；但是先不要这么快下结论，年轻人是说觉悟就觉悟，说奋斗就奋斗，经常因为听到一句话或看到一句话，就突然想通了，所以“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不过，孔子在这句话后面加了一句，“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一个人如果到了四五十岁还没什么好名声的话，那就没有什么好值得尊重了。为什么？因为名声是慢慢培养起来的，等到四五十岁的时候，人生已经过去了一大半，这时候还没有培养起好名声，就说明他不用心，没有在成长的过程中努力奋斗，这是很可惜的。
3.用心专注
不管任何国家，所有伟大的人物在年轻的时候没有不喜欢专心学习的，要胜过同时代的人，要找到自己生命的方向，就一定要去用功读书。
懂得了珍惜时间，就要好好利用时间进行学习。学习的秘诀是什么？用心专注。
子曰：“学如不及，犹恐失之。”（《论语·泰伯》）
孔子说：“学习时要像赶不上什么一样，赶上了还担心会失去啊。”
在孔子看来，学习好像赶火车一样，很怕赶不上，赶上了还怕会失去。火车赶上之后，就不用担心了，自然可以抵达目的地；但学习不同，学习最怕考试的时候忘记，念了半天，睡一觉起来要考试了，忘了，怎么办？再念。很多知识熟能生巧，多念几遍慢慢熟悉了，然后加以实践，久而久之变成你的一种能力。我们常常讲，知识与能力两者要配合起来，能“知”也能“行”，才是真正的学习心得。
孔子有一个学生叫子夏，说了一句很好的话。他说什么叫好学？“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每天学习一点新东西，每个月再复习自己学过的，希望所学的没有忘记，这就是好学了。孔子的另一位学生子贡，特别聪明，口才好，喜欢评论比较，说谁比谁杰出，谁哪一方面更好。孔子就劝他，“赐也贤乎哉？夫我则不暇。”子贡，你已经很杰出了吗？要是我，是没有空闲的。换句话说，你没有时间去管别人的闲事，要管是管不完的，每天多少八卦新闻，多少莫名其妙的事情，你如果去关心这些事情，还剩下多少时间专心读书呢？就像现在很多人喜欢看电视、上网，每天去追逐很多新的讯息，说不定过几天又会发现这些信息是错的、假的，既然如此当初又何必花那么多时间去关心呢？所以孔子说，你去管别人的闲事，去比较谁好谁坏，去追逐新的信息，还不如安静下来，修养自己，把所有时间用来专心学习。
据我所知，不管任何国家，所有伟大的人物在年轻的时候没有不喜欢专心学习的。也许后来有了成就，事情多了，心思不在能专注在学习上了，但在他年轻的时候，要胜过同时代的人，要找到自己生命的方向，就一定要去用功读书。譬如拿破仑，他说自己年轻的时候，抓到任何书都好像海绵吸水一样，拼命念；因为他出身背景不好，没有什么学习机会，所以抓到书就念，而且学了之后还能够消化吸收，成为自己的心得，所以后来才能建立很大的功业。再譬如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他虽然是只活了三十几岁，但在小时候有幸遇到一位好老师：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是希腊大哲学家，他到马其顿宫廷去教十三岁的王子，这个王子后来变成亚历山大大帝。亚历山大大帝之所以会在那么早的时代就能有一种全球化的观念，要把他的功业推广到世界各洲，就跟他从小跟着伟大的老师专心学习有关。知识开阔了他的心胸，开阔了他的视野，使他的眼界超出了同时代的人。可惜他后来走偏了，只知道用武力去征伐其它国家。所以，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不要管别人的闲事，养成专心学习的习惯非常重要。因为年轻人心思比较单纯，记忆力又好，这时候不学习就可惜了。而年轻时候的学习，等于累积了资源，为将来的工作生活中打下了基础，一旦有机会学以致用，就会爆发出潜力，使人刮目相看。
《孟子》里提到一个故事，说有两个智商差不多的人，同时拜在围棋国手弈秋的门下学习，结果学习成绩大不相同，原因何在？因为第一位同学专心致志，认真听讲；第二位同学胡思乱想，以为会有天鹅飞来，准备要拿弓箭射它，最后当然学习效果不同。《庄子》里也讲了一个故事，说孔子看到一位老人家黏蝉，技术出神入化，像在地上捡树叶一样，很快把一麻袋装满了。孔子请教他，老人家你怎么有这样的本事？老人讲的很简单：我用心专注，天地那么大，都不能拿来跟我交换蝉的翅膀。为什么？因为各种诱惑我通通不看，只看蝉的翅膀。换句话说，你做什么就要像什么，今天做这件事就把它做好，现在念这本书就不要去想别的书。如果学开车，心中想到是游泳；学游泳，又想到打字；学打字，又念念不忘下棋；那么到头来注定什么都学不成。我记得我们以前念书的时候，上数学课看英文，上英文课看数学，为什么？因为下节课要考那一科。结果该上的课没上好，拼命准备下次要考的试，到最后每一科上课都不专心，只是应付考试而已。所以，不管当你是正在学习还是做一件事情时，你不妨问问自己，我能用心专注吗？能像孔子那样，把学习当成是赶火车吗？能赶上了，还怕失去吗？如果能做到这一点，那么，什么都可能学会。
4.把握时机
人生其实没有秘诀，就看你如何把握时机，“学而时习之”，用心专注，不断提高能力，让自己不断成长。这样的人生，肯定愈来愈丰富。
“学而时习之，不亦說乎”，两千多年来，所有中国的读书人从小就对这句话都朗朗上口。这话是什么意思呢？我曾经跟学生说：“请你们用白话翻译一遍。”学生一听，没反应了。为什么？这么简单的问题，恐怕有诈。经我再三鼓励，有个学生站起来说：“这句话的意思是，学了以后时常去复习，不也觉得高兴吗？”他讲完以后。我说，反对的请举手。没人举手。我说：“那好，再问第二个问题，从小学念到大学，哪一个人是学了以后时常复习而高兴的，请举手。”没人举手。怎么回事？是孔子讲得不对？还是我们没念懂？我想是我们念错了。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說乎？”（《论语·学而》）
孔子说：“学了做人处事的道理，并在适当的时候印证练习，不也觉得高兴吗？”
这里的“时”不是“时常”的意思，是“适当的时候”。譬如你孝顺父母，要父母在场，才能够孝顺；你学习游泳，要在游泳池里或者江河湖水里，才能够练习。一个人无论是学习任何东西，还是做人做事，都要在适当的时候把自己的所学加以印证练习，这样就会感觉到高兴。为什么呢？因为你通过实践，有了体会，有了心得，觉得以前不懂的现在懂了，以前不会的现在会了，觉得自己的生命成长了，当然高兴。其实，不光学习是这样，治理国家也一样。孔子说管理一个国家要“使民以时”，选择适当的时候征用老百姓服劳役。古代是农业社会，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让老百姓在春天盖长城、筑水坝，那农田怎么办？到了秋天，没有收成，明年怎么办？所以孔子说，让老百姓去服劳役，也要找适当的时机，不要违背农业社会的基本原则。
孔子教导学生，能够做到随时点拨，因材施教。有一次他带着弟子经过一座山上的桥梁，看到几只山鸡“色斯举矣，翔而后集”（《论语·乡党》），人的脸色稍有变化，山鸡就飞起来了，在天空盘旋了一阵之后，再聚到一起。为什么人的脸色一变，山鸡就飞走了呢？在旅游景点或广场之类的地方喂过鸽子的朋友大概会有类似体会。这些观赏鸽有时候赶都赶不走，在你身边跳来跳去，希望你给它一点食物吃，但是如果你起了念头，心想我抓一只来吃烤鸽，它立刻就飞走了。为什么？因为鸽子会看人的脸色。人一有意念之后，就有一种力量表现出来。譬如我们看武侠小说，常常看到一个人还没出现，杀气就来了，因为这个人动了杀人念头；念头也是一种力量，亦即所谓的“念力”，动物很敏感，看到人的脸色一变，就知道这个人恐怕要对我不利了，所以立刻飞走。飞走之后，看看没事，再飞回来。孔子看到这种情况，就称赞这些会看脸色的母山鸡，“山梁雌雉，时哉时哉”，说它们懂得时宜，该飞就飞，该停就停，能够判断时机。子路听见老师称赞山鸡后，就向这些山鸡拱拱手。结果他一拱手，山鸡又飞走了。
从这段故事中可以看出，孔子随时随地观察自然界的现象，加工之后作为教材来教导学生。孔子通过这个故事提醒我们，人也应该依时机而行动，懂得判断“时”的重要性。孟子就曾推举孔子为“圣之时者”，能够随着“时机”改变而调整观念与行为，当进则进，该退则退，做任何事都能够恰如其分，这非有高度的智慧和修养不可。我们学习儒家，也要注意“时机”的重要，随时随地去寻找启发自己的机会。因为老师不见得常常在你身边，你自己要培养出比较敏感的心灵，看问题看事物时，要想想自己能从中得到什么样的启发，学到什么样的教训。只要有任何一点可以让你学习的，就要珍惜它，然后在生活里加以实践印证。人生其实没有秘诀，就看你如何把握时机，“学而时习之”，用心专注，不断提高能力，让自己不断成长。这样的人生，肯定愈来愈丰富。
5.不厌不倦
譬如念书念得不错但还不够，代表你可以念得更好；做事做得不错但还不够，代表你可以做得更好。只要想到还不够，人就有了奋发向上的动力。
“学不厌，教不倦”这句话我们从小都知道。我自己在大学教书快三十年，很惭愧我是学就厌、教就倦。为什么？因为书是看不完的，念到最后发现能够既有心得又有创见真是太难了。学习要有真正的心得，必须配合实践；没有实践，只是书呆子而已。至于“教就倦”，是因为老师在学校教书，“学生是过客，老师是归人”，学生来来去去，老师每年面对不同的学生，教同样的教材，真的需要很大的耐心。但孔子不一样，他能够学不厌、教不倦，所以令人佩服。
子曰：“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论语·述而》）
孔子说：“默默存思所见所闻，认真学习而不厌烦，教导别人而不倦怠，这些事情我做到了多少？”
孔子的特色是看到什么听到什么，就默默地把它记下来，学习而不厌烦，教人而不倦怠。接着他说：“何有于我哉？”这句话有两种解释，第一种有点夸张，解释为：这些事太容易了，“对我有何困难”，但这不太像孔子说话的口气，孔子是很谦虚的人，不会这么骄傲；第二种解释是“何者能有于我”，好像这些事情我都没有做到，这又太谦虚了，也不符合孔子的风格。孔子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很真诚，对于自己知道或做到的事，不会故意谦虚。所以，我的理解是“何有于我哉”，这些事我做到了多少？在此，“多少”是侧重“程度”而言，表示已经做得不错了，但还要提醒自己继续努力，求其更为完美。人生要常常记得“不错但是不够”这句话，这也是我的座右铭之一。譬如念书念得不错但还不够，代表你可以念得更好；做事做得不错但还不够，代表你可以做得更好。只要想到还不够，人就有了奋发向上的动力。
《论语》另一个地方也提到“诲人不倦”。
子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而已矣。”《论语·述而》
孔子说：“像圣与仁的境界，我怎么敢当？如果说是以此为目标，努力实践而不厌烦，教导别人而不厌倦，那么或许我还可以做到。”
孔子说这话代表有人称赞他。因为他在鲁国教的很多学生，后来都有杰出的表现，有人就说，孔老先生您应该也算是圣人和仁者了吧。孔子听到之后，说“则吾岂敢”，不敢当。这倒不是客套话，孔子既不会骄傲自大，也不至故意谦虚。他说，有十家人住的地方，一定有人跟我一样忠信，但是比不上我这么好学的。可见，他对自己比别人好学这一点是很有自信的。但是圣人和仁者这两种境界就太高了，他说我不敢当，我能做的只是把圣与仁作为目标，不断的实践而不厌烦，不断的教导学生而不倦怠罢了。“学而不厌”“为之不厌”，知行配合，学习和实践都不厌烦；光学习不厌烦，只是书念得好，配合实践而不厌烦，那就不简单了；这就是“不错但是不够”，好了还要更好，永远向上去奋斗。
但“诲人不倦”只是老师的工作吗？不是的，至少有三种情况与此有关。第一种是老师教学生，第二种是父母教子女，第三种是长官或老板教导下属或同仁。你自己有很多经验和智慧，可是教导别人的时候会不会不耐烦呢？会的话，就要记得孟子那句话“人之患，在好为人师”，人们的毛病就是喜欢充当别人的老师，喜欢教导别人这样做那样做，但你自己做到了没有呢？不一定。孟子讲了一个比喻，说一个人最大的毛病是自己的田不耕，去耕别人的田，耕到最后收成的是别人，自己的田反而荒芜了，这太可惜了。所以，你如果要教导别人，自己先要修养好，这是儒家的思想。怎么修养呢？孔子提醒我们四个字：不厌不倦。学习的内容其实非常多，可以学习不同的学科，不同的知识，向不同的人请教，这一下学习就变得多元化、多样化了，让人感到很丰富、很有趣，不会感到厌倦；另一方面在实践的时候，一次没做好，就再做一次；别人一次做完，我做一百次，别人十次做完，我做一千次，最后你自然而然就做成了。至于教导别人，要记得孟子的话，“人之患，在好为人师”，教别人做的事自己首先要做到，自己没做到，至少要跟别人说清楚，我们一起来努力，所谓“闻道有先后”，当老师的不见得比学生做得好，但是大家彼此鼓励，共同上进，就能一起向着目标奋斗。
6.老师帮不上忙
每一个人最好的老师是他自己。你要做自己的老师，同时也要做自己的学生，从过去的经验中去了解自己的个性，反思自己的特质。
孔子虽然“诲人不倦”“有教无类”，但也有教不来的学生。西方学者说有三种职业特别需要合作。第一种是农夫，农夫再怎么辛勤耕耘，如果老天不配合不帮忙，再辛苦也不会有好收成；第二种职业是医生，哪怕你是华陀再世，你开出的药方病人不肯按时吃药，不肯照吩咐去做，一样治不好病；第三种职业就是老师了，一个老师教一班学生，教出来的效果个个不同，有的学生终身受用，有的学生过耳即忘。为什么？学生的资质不同。孔子认为，有两种学生是不必教也教不来的。第一种是自己不愿意反省自己，认识自己的人。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论语·卫灵公》）
孔子说：“不说‘怎么办，怎么办’来提醒自己的人，我对他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换句话说，如果你想从老师那里学到一点东西，你自己先要经常问自己“该怎么办”，因为能够回答问题的人，往往是提出者本身。我教书教很久了，有时候学生提问，我回答完了，学生说，这不是我的意思啊。可他的问题明明就是这样的呀。由此可知，回答问题的人有时并不能切中提问者真正关心的层面。况且就算老师再好，也不可能天天在你身边，你提问题是在教室里，你碰到问题是在实际生活中，如果你自己不能去反省思考，找到答案，老师也帮不上忙。所以，每一个人最好的老师是他自己。你要做自己的老师，同时也要做自己的学生，从过去的经验中去了解自己的个性，反思自己的特质。希腊时代的戴尔菲神殿上刻着一句话：“认识你自己。”这是探讨人生奥秘的箴言。直到现在还有许多心理学家喜欢跟人讲这句话。你要先认识自己，了解自己，思考这一生自己到底要追求什么。人生不能什么都要，你选择了这个目标，可能就要舍弃其它欲望。所以一个人只有先问过自己“该怎么办”之后，别人才有办法给你提供建议。所谓“自助者天助”，就是这个意思。
还有一种学生孔子是教不了的，就是乡愿。
孔子曰：“过我门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乡愿乎！乡原，德之贼也。”（《孟子·尽心下》）
孔子说：“走过我的门口而不进我屋子，我不感到遗憾的，大概只有乡愿吧！乡愿是伤害道德的人。”
乡愿为什么是伤害道德的人呢？因为他就是一般所谓的好好先生，貌似忠厚而其实没有原则（或许这就是他的原则），他们谁都不得罪，表面媚俗而心中毫无理想。譬如他看到有人吵架，就说你们不要吵了，你们两个都对。这种息事宁人、做和事佬的态度将导致是非善恶不分，只希望大家凑合着继续过日子算了。这种人一多，社会还有正义吗？讲的更明白一点，乡愿是不真诚的人，而儒家最强调“真诚”，强调自我反省，随时注意自己跟别人之间的关系是否适当。所以孔子虽然有教无类，但有一种学生不教，就是乡愿，因为他不真诚。
事实上，乡愿自己也绝对不会向孔子请教，因为他认为自己早就认清了是非善恶的标准，知道“在什么情况下，对什么人，说什么话，做什么事”，聪明才智都用在察言观色、送往迎来上面，因此不但不会得罪人，反而人人都满意他，好人如此，坏人亦然。像子贡这么杰出的学生，都难免觉得困惑。他请教孔子：“乡人皆好之，如何？”古人安土重迁，一乡之人久居一地，不难互相认识。如果乡人都喜欢他，这个人怎么样？反之，“乡人皆恶之，何如”？孔子的回答令人惊讶。他说：“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让好人喜欢我，坏人讨厌我，这是最理想的。
不过，在今日资讯流通的时代，真正的乡愿要想面面俱到，讨好每一个人，其实是不太可能的。以大家熟知的“利益团体”一词来说，往往不分是非，只看利益，而利益必然是互相冲突的。要做乡愿，势必十分辛苦，让人同情。即使如此，乡愿的心态仍然到处可见，如“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对上级唯唯诺诺、奉承讨好，对部属疾言厉色、端出架子。做不成乡愿，却做成了小人。这样的人，孔子不教，是一点遗憾都没有。
7.学生不争气
有些人做坏事的时候，怀着侥幸心理，心想下一次祭献的时候多准备一点贡品，神就不会惩罚我吧，甚至还可能喜欢我。但是神如果真能被你买通，又怎么能算神呢？
每一位老师都希望教出好学生，就像父母都希望孩子成龙成凤一样。历史上最令人羡慕的老师是谁呢？苏格拉底。苏格拉底没写过一个字，却成为大哲学家，就靠他教到的一位好学生：柏拉图。柏拉图的《对话录》把老师苏格拉底的思想用文字表达和记录下来。
孔子也有一位非常杰出的学生叫冉有，列政事科第一名。孔子的学生分：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政事科是当官从政的学生，第一名冉有，第二名子路，而子路年纪比冉有大得多，孔子却把他放在冉有后面。孔子多次称赞冉有“艺”，多才多艺，能力很强。后来孔子推荐他做官，但是做得好不好呢？对于领导来说，非常好；对于底下人，就不一定了。结果，冉有当了官，反倒变成了孔子学生中的反面教材。
季氏旅于泰山。子谓冉有曰：“女弗能救与？”对曰：“不能”。子曰：“呜呼，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论语·八佾》
季氏将去祭祀泰山。孔子对冉有说：“你不能阻止他吗？”冉有回答：“不能。”孔子说：“呜呼，难道你们认为泰山之神不像林放一样懂得礼吗？”
林放也算孔子的学生，曾经向孔子“问礼之本”。孔子听了很高兴，说你提的真是大问题。“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论语·八佾》）一般的礼，与其铺张奢侈，宁可俭约朴素；至于办丧事，与其礼仪周全，不如心中哀戚。这就代表“礼”的本质在于内心情感是否真诚，而不在外在那些形式。当时冉有担任季氏的总管，按照礼的规定，只有天子与诸侯可以祭祀境内的山川，而季氏只是鲁国的大夫，本来是没有资格去祭祀泰山的。所以孔子让冉有劝季氏不要去，这是违背礼仪的事情。冉有也很诚实，他说，我劝不了。孔子说，呜呼！你以为泰山的神不懂得礼吗？
整部《论语》只有这个地方出现“呜呼”二字，代表孔子非常难过，对冉有很失望。“泰山”代表泰山的神。有些人做坏事的时候，怀着侥幸心理，心想下一次祭献的时候多准备一点贡品，神就不会惩罚我吧，甚至还可能喜欢我。但是神如果真能被你买通，又怎么能算神呢？柏拉图的《对话录》里说，一件事情因为神喜欢才是好事，或一件事情因为是好事所以神喜欢。泰山的神当然属于第二种，你做了好事我才喜欢，而不是只要我喜欢你，你做的坏事也可以变好事；没有这样的神，有的话也不是善神，因为神的本质一定是赏善罚恶的。
孔子让冉有劝阻季氏不要去泰山祭神，冉有说，劝不了。他进一步解释说：
“非不说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今女画。”（《论语·雍也》）
“我不是不喜欢老师的人生观，只是我的力量不够。”孔子说：“力量不够的人，走到半路才会放弃。你现在却是画地自限。”
冉有为自己辩解，他说我不是不想劝阻季氏，而是我的力量不够，做不到，说了季氏也不会听。孔子怎么回答呢？他说你如果真的力量不够，总要去劝告一下，实在劝不动，你再放弃；但是你现在根本还没开始劝，就说劝不成，这不是画地自限，为自己找借口吗？等于孔子根本不想听冉有的解释，对这个政事科第一名的学生很失望。
后来，冉有做的事就更加不能让孔子接受了。他帮季氏聚敛财富，以致于最后季氏的财富超过了鲁国的国君。孔子看了真的很生气，他说冉有“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论语·先进》），冉有不再是我的同道了，各位同学可以敲着大鼓去批判他。“鸣鼓而攻之”，孔子说出这么严厉的话，等于承认自己教学失败，希望其他弟子找一个机会去批判冉有，好让他及时悔悟。孔子认为读书人做官是为了造福百姓，而不是去讨好长官。结果冉有让他的长官越来越富有，这就代表百姓受到的盘剥愈来愈大。孔子对自己教出的这么个不争气的学生，实在是非常失望。
8.学生启发老师
儒家推崇“礼教”的目的，是为了让人的内心感受有一个表达的形式，这个形式是社会人群所共同接受；而不是教人礼乐之后，变成一种包袱，反而束缚了人的自由天性。
教学相长。老师教导学生，学生有时候也会启发老师，就像韩愈说的：“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在孔子的学生中，谁能带给孔子启发呢？《论语》里提到的只有一个子夏。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论语·八佾》）
子夏请教说：“‘笑眯眯的脸真好看，滴溜溜的眼睛真漂亮，白色的衣服就已经光彩耀目了。’这句诗是什么意思？”孔子说：“绘画时，最后才上白色。”子夏接着说：“那么，礼是不是后来才产生的？”孔子说：“能够带给我启发的，是商啊。现在可以与你谈诗了。”
子夏，姓卜，名商，字子夏，比孔子整整小四十五岁，是文学科的高材生。他对于文献知识、诗经书经都特别熟悉。有一次他请教老师说，《诗经》里有一句话我不太懂，“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是什么意思呢？前两句“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出自《诗经·卫风·硕人》，是在形容一个女孩子天生丽质，一笑起来眼珠滴溜溜转，很好看；可是后面又加上一句“素以为绚兮”，穿上白色的衣服，非常光彩耀目。子夏觉得奇怪了，为什么非要穿上白色的衣服，才会很吸引人呢？
孔子回答了四个字：绘事后素。古代的绘画是先上各种颜色，最后以白色分布其间，使众色突显出来。这与后来的绘画不一样，后来人们能造出很好的白纸，画画是在白纸上绘彩色。而现在挖出来的汉帛都是有颜色的，接近咖啡色或树木的颜色，所以孔子那个时代画画要最后上白色，白色一上，前面黄的、红的、绿的、黑的全都突显出来。换句话说，白色本身没有颜色，却可以突显其它彩色。
孔子回答“绘事后素”，意思是说一个女孩子丽质天生，底子好，不必多作装饰，只要穿上白色的衣服就很漂亮了。本来这时候可以下课了。子夏突然心血来潮，接着问了一句，“礼后乎？”“礼”是不是也是后来才产生的呢？孔子一听，非常高兴，“起予者商也”，能够带给我启发的是子夏啊，现在可以跟你谈谈诗了。为什么孔子听到子夏的问题很高兴？这与他对人性的观察有关。很多人认为人是一张白纸，学了“礼”之后，等于是加上了彩色，说话有礼貌，行事有分寸，文绉绉的。事实不然，按照孔子的理解，人性向善，本身就有各种各样的颜色，而礼是后加上去的，是白色的，学礼是为了使人性原有的美质展现出来。因为任何彩色都需要真诚的情感，“礼”就是把人真诚的情感恰到好处的表现出来。由此可知，儒家推崇“礼教”的目的，是为了让人的内心感受有一个表达的形式，这个形式是社会人群所共同接受；而不是教人礼乐之后，变成一种包袱，反而束缚了人的自由天性。
《易经》里有一个“贲卦”，卦象上面是山，底下是火，亦即“山火贲”。《序卦》说，贲，饰也。代表它可以作为装饰。讲贲卦时，有一句“上九，白贲，无咎”。易经每一卦分六爻，最后一爻叫上九或上六，这一爻大部分都有凶兆或不利之兆，但在贲卦里却是“无咎”的意思。意思是：你占到贲卦，本来是要装饰的，但记得用白色来装饰，就没有灾难了。为什么？因为白色是最好的装饰，能让你纯朴的本质和内在的本性突显出来。孔子认为，礼就是白色的，它不是要给人性加上什么色彩，而是把人内在向善的本质表现出来。
1.立志行仁
如果只重外在的表现而忽略内心真实的情感，难免流于形式主义，装模作样，正好丧失了礼乐的真正目的——让人有适当的途径去自我实现。
自古以来，圣贤教人一定要先“立志”。志向不立好，等于没有方向。“志”是“士心为志”，士是念书人，念书人心之所向就是“志”。《论语》里孔子三次提到立志，第一次是立志于求学；第二次是立志于行仁，第三次是立志于行道或求道。所以谈到志向，三个字跟它有关，第一是学，第二是仁，第三是道。
“仁”是什么？《论语》五百一十一段话中，有五十八段讨论“仁”；“仁”字共出现了一百零四次。从《论语》开篇念起，第三章就有一段很短的话：
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学而》）
孔子说：“说话美妙动听，表情讨好热络；这种人是很少有真诚心意的。”
孔子这么说是不是太严格了。在今天这个时代，假如你去求职，你说我不能巧言令色，我要刚毅木讷，那谁会让你工作呢？找工作的时候，你一定要设法把话说得好听，表情非常热络，才有机会。难道这样做就“鲜矣仁”吗？不要误会，这里的“仁”是指“真诚”。
学习儒家首先要知道“真诚”二字的重要性。因为人是所有动物里，唯一可能不真诚的动物。你什么时候看见猫学狗叫，或狗学猪叫的？没有。只有人会伪装，会造作，会选择我要以什么样的方式跟别人来往。西方人谈到“人格”用“PERSON”这个字，“PERSON”源于拉丁文“PERSONA”，“面具”的意思，也即做一个人是要戴面具的。面具代表你有各种能力，扮演不同的角色。譬如碰到父母，你就是子女；碰到兄弟姊妹，你是兄弟姊妹之一；在学校当老师，老师是你的面具；在家中为*子，妻子也是你的面具；每一个人碰到不同的对象，他本身的角色和身份也要跟着调整。这是西方人的观察，儒家也一样。一个人怕就怕一辈子都不真诚，一直在演戏、做秀，玩儿假的，那就没意思了。
所以，儒家讲“仁”，从“真诚”开始，不虚伪，不掩饰，犹如赤子之心。《中庸》说：“诚之者人之道。”真诚是人生的正路。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礼乐是教化的主要内容，使人进入社会立身处世；但是如果只重外在的表现而忽略内心真实的情感，难免流于形式主义，装模作样，正好丧失了礼乐的真正目的——让人有适当的途径去自我实现。
“真诚”牵涉到两个问题：一、我要普遍的对每一个人都真诚；二、我的真诚也要看对象，什么样的对象要求我做什么事，我都用真诚的方式把事做好，把角色扮演好。所以，你可以“巧言令色”，但不要忘记内心的真诚。譬如我在学校教书很久了，上课也会巧言令色，说话美妙动听，表情讨好热络，但我的心是真诚，是为了让学生愿意听。因此，只要能做到从真诚出发，巧言令色不是问题。
“仁”的第二要求是“主动”。人活在世界上，从小时候开始，大部分的行为都是被动的。父母叫我们做这个，做那个；老师教我们这样是对的，那样是错的；我们被要求守规矩，按原则，一切都纳入规范。如果有一天没有人管我们，没有人督促我们了，我们还会主动去做好事吗？很难讲，说不定只要没人注意，我们就胡作非为了。所以，一个人是否做到主动行“仁”，关系到他的生命是不是属于自己的。如果是被动的，什么事都要别人看着、管着，那你是在应付别人，万一出了事，也会找各种理由、借口。孔子有一句话叫：“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行仁的机会离我很远吗？不是的，只要我愿意，“仁”立刻就来了。譬如我坐公车，上来一位老太太，我愿意让坐，立刻就可以“行仁”；我过马路，看到一位盲人伯伯，我帮他一把，马上也是“行仁”。每一个人在生活中，只要跟别人来往，一定有很多机会可以“行仁”，但是必须从被动变主动，成为自己愿意做的好事，才具有道德价值。孔子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论语·颜渊》）一个人要行仁，须从自己开始，而不能从别人开始。别人不能帮你行仁，或强迫你行仁。如果是别人叫我做的，那我只是别人的意志工具而已。所以，行仁需要有个主体性——就是你自己，主体性确立之后，才能有主动性。
综上所述，儒家所讲的“仁”有两个要求，一是真诚，二是主动。当这种真诚而主动的力量出现之后，就是孔子所谓的“立志行仁”，走上了人生的正路。走上人生正路，人格的尊严和价值会被不断地展现出来，人的生命也就具有了自我完善的可能。
2.行仁与为善
一个人立志行仁，是从真诚觉悟了内心向善力量的开始，积极主动地要求自己去为善，这样的善行是由内而发的，不是为了任何外在的目的，只是为了我该不该这么做。
善与恶是我们都熟悉的概念。有人问，既然儒家叫我们行仁，那么行仁与为善有什么关系呢？它们是同样的意思，或是说有不同的内容？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要问，孔子提到“行仁”以前，天下有没有好人？当然有，而且多得很。既然这样的话，孔子又何必另造一个“仁”字来鼓励大家呢，直接讲“善”不就行了吗？可见，行仁和为善还是有差别的，关键差别在于一般人做好人往往是符合社会的规范或别人的期许，但不见得知道为什么要做好人。知道人为什么要做好人、做好事，牵涉到人性是什么的问题。
儒家关于人性的看法，基本上有两种立场，一是本善，一是向善。“向善”是我这些年以来研究儒家的心得。孔子有没有说过人性是什么呢？没有明确说过，但他隐然接受的信念则是“人性向善”。譬如他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性相近”是指性本善吗？如果是性本善，应该说性相同了。所以“性相近”是指：性是具有可塑性的，在每个人身上只是相近而已。再譬如孔子说：“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当领导者体现出善行时，老百姓自然闻风景从，说明人性有向善的共同趋向。因此，“仁”这个字，虽然离不开“善”的含义，但不仅仅如此，孔子的“仁”与其说是名词，不如说是动名词，指涉动态的人之性——人性向善，同时也指涉动态的人之道——择善固执。所以，一个人立志行仁，是从真诚觉悟了内心向善力量的开始，积极主动地要求自己去为善，这样的善行是由内而发的，不是为了任何外在的目的，只是为了我该不该这么做。
子曰：“苟志于仁矣，无恶也。”（《论语·里仁》）
孔子说：“只要立志行仁，就不会做坏事了。”
为什么？因为“仁”既真诚又主动，一个人真诚而主动的为善，代表他行仁的开始。在儒家思想里，真诚与邪恶是势不两立的，因为人性是向善的，人性向善有一个重要前提，即人要真诚。一个人真诚向善，才会自发的要求自己去做该做的事。
举个例子，一家小小的店面，贴着“童叟无欺”四个字。第一种考虑是为了我将来生意更好，不管老少，我一样价钱，绝不会欺骗你们，讲信用；第二种是我不考虑将来生意好不好，只为了我应该“童叟无欺”，我就要做到“童叟无欺”。行仁与为善的差别就在于此，儒家的行仁指的是第二种，是一种自我要求，一种道德价值，我不考虑外在的利害，只考虑我该不该做。接着孔子讲到另外一段话：
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论语·里仁》）
孔子说：“只有行仁者能够做到喜爱好人，厌恶坏人。”
什么意思呢？通常我们一般人是喜欢朋友，讨厌敌人。但我们的敌人不见得就是坏人，他跟你为敌恐怕是因为利益或观念上的某些冲突。真正的仁者怎么做呢？客观判断，没有任何偏私之心或其他顾虑。不能因为这个人是我的朋友，他做了坏事我也包庇纵容；这个人是我的敌人，他做了好事，我也不去加以肯定。这样一来，就变成不问是非了。如果对方也按照这种方式来对待你，恐怕你就要受委屈了。所以，仁者对于坏人好人，都有一种客观的评价，
绝不因为你是我的朋友，或是敌人，就丧失了公正的原则。
这就是善者与仁者的差距，也许表现出来的行为一样，但内心的动机却有差别。“为善”可能还会考虑到将来的利益或自己的私心，“行仁”则只会考虑到自己该不该去做，不管外面条件怎么改变，也许要冒各种风险，也许会遭受批评，但是你只要认为自己该做，就可以坚持。相反，如果只考虑到外在的利害，那么外面条件一变，你恐怕也就跟着变了。所以，孔子对于“善人”总是不太放心，总觉得一个人做好事做好人，可能只是做到外在各种善的要求，不见得他内心真的觉悟了人性向善的力量，自我要求去做该做的事。两者开始很相似，后面的表现，就可能“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了。
3.六位仁者
儒家思想不是一种泛道德主义，不是说你只要做好人就行，做好人不能离开外在的事功，事业、功劳与德行要配合起来。
人生有目的吗？如果有，目的是什么？如果没有，活着又是为了什么？这个问题如果我们拿去问孔子的话，他恐怕会说，人生的目的就是“行仁”啊。听到这样的答案，大概每个人都会感到压力，因为根据我的简单研究，孔子在《论语》里只称赞六个人合乎“行仁”的要求，并且这六人当中的五位，下场都很凄惨。
《论语·微子》开篇就说，“殷有三仁焉”，商朝末年有三位行仁的人：
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
微子离开了纣王，箕子沦为他的奴隶，比干劝谏他而被杀死。
换句话说，这三人能够入选，都跟一位有名的坏人商纣王有关。第一位仁者微子启是商纣王的庶兄，母亲生他的时候还不是王后，只是“帝乙之妾”，后来被立为王后，生了纣，所以由纣来继承王位。商纣王后来变坏了，微子屡次劝谏，纣王不听。微子便跑到“微”这个地方，在今天山西、山东一带，是他的封国。后来武王伐纣，微子“肉袒面缚乞降”，袒露上身，双手捆缚于背后，跪地膝进，左边有人牵羊，右边有人秉茅，向武王请罪。武王将他释放，宣布恢复他原有爵位，以示宽厚为怀。
第二位仁者箕子是商纣王的叔父。《史记·宋微子世家》载：“纣为象箸而箕子唏。”看到商纣王变坏，只好装疯卖傻被当作奴隶，后来被关进牢里。武王灭商后，把他释放，亲自向他请教治国之道。结果，箕子不愿当周朝顺民，领了几千人经山东东渡朝鲜半岛，就是今天的北韩，创立了朝鲜历史上的“箕子王朝”，周武王也就干脆落个顺水人情——“以朝鲜封之”，现在北韩还有箕子的墓和庙。
第三位仁者比干也是商纣王的叔父，被誉为“亘古第一忠臣”。他二十岁就以太师高位辅佐帝乙，又受托孤重辅帝辛即纣王。兢兢业业干了四十多年，轻徭薄赋，发展生产，富国强兵。却在六十三岁上，因为谏言纣王被剖心而死。
除了这三人，另外两位仁者的下场也令人同情。他们是孤竹国的两位王子，一个叫伯夷，一个叫叔齐。伯夷为了让叔齐继承王位，离开国都，谁知叔齐知道后，也跟随而去。两人都不想继承王位，跑到西边周武王的地盘。当时周武王正准备起来闹革命。伯夷叔齐说，你最好不要革命，因为商朝已经统治六百多年了，大家都习惯了，你起来革命等于造反。但周武王说，商纣那么坏，不革命不行，要对百姓有交待。结果周武王革命成功，商纣王被杀了，变成周朝的天下。伯夷叔齐两兄弟就说，不行，我不要吃你周朝的食物。其实食物哪里分什么周朝商朝的。但这两人非常清高，逃到首阳山上活活饿死了。司马迁写《史记》时，特别给他们写了列传，替他们打抱不平，说天道能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吗？为什么这么好的人有这么可怕的命运呢？等于善没善报，恶没恶报。可是孔子说，伯夷叔齐这两个人是“求仁得仁又何怨”，他们所追求的是行仁，也达到行仁的结果，因此不会抱怨。那么，行仁是不是都会下场很惨，甚至杀身成仁呢？孔子并不是这个意思，只是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仁者不会为了追求活命而伤害仁义，他可以杀身成仁。但这是一种极端情况，一般情况下没有必要如此。
这五位之外，《论语》里提到的第六位仁者是管仲。管仲的命运就完全不一样了，他是齐桓公的宰相，一辈子只有年轻时比较辛苦，后来都是荣华富贵。这样一个人，孔子为什么称赞他呢？因为他做了一件事，通过外交手段避免了春秋初期的战争，使百姓不必经历生灵涂炭。“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论语·宪问》），“民到于今受其赐”，以一人之力造福百姓，百姓到今天还受到他的恩赐。所以孔子说他合乎行仁的要求。
由此可见，儒家思想不是一种泛道德主义，不是说你只要做好人就行，做好人不能离开外在的事功，事业、功劳与德行要配合起来。你要能够替众人积极地做一点好事，让大家和睦相处，让社会更为和谐，譬如你当县长，能够把整个县治理得很好，孔子也会称赞你做到了行仁的要求。
“仁”这个字，孟子说是上天给人最尊贵的爵位，是人活在世界上最安稳的住宅。儒家讲“仁”是人生的目的，人活在世界上，从真诚开始，主动走上正路，一步一步把自己的生命跟大众的福祉结合在一起，做自己该做的事情，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真正的儒家应该是这种立场。孔子本人，虽然自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但他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最后以自己的德行和学问开创了儒家学派，使后世每一个人学过儒家都能了解人生的目的在于“行仁”，由这个目的出发，人的生命才能不断成长，最后达至圆满的阶段；从这个意义上说，孔子也是一位仁者。
4.立志求道
因为一个人如果放弃志向，就会分散、漂浮，失去人生的方向。就好像一艘船在茫茫大海里航行，没有了罗盘针，那么它就根本没有什么“航海”的问题，只是在漂浮而已。
有一次，我得到一个机会到山东曲阜，参观孔子研究院。一进门就看到四句话，前两句是“志于道，据于德”，再往里面走，是“依于仁，游于艺”。孔子研究院一定认为这十二个字能够代表孔子的思想，所以才放在进门的地方。但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先说了道、德、仁，最后又来了个艺术的“艺”呢？
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
孔子说：“立志追求人生理想，确实把握德行修养，绝不背离人生正途，自在涵泳艺文活动。”
第一个“志于道”，“道”代表人生的康庄大道，指人生理想或完美人格，所以要立志追求。也就是说，你要做一个人，不能只做生物而已，要立志于走上人生的正途。人一般立志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代表现在还没有做到，已经做到就不用立志了。志于道的“道”恐怕一般人一辈子也做不到的，但是做不到也要有这个志向，没有志向就没有方向，没有方向你的生命只会在原地打转。
第二个“据于德”，“德”指个人的德行修养。一个人做好人做好事，修炼自己的道德，到最后会有心得，而这个心得你一定要紧紧把握住，要不然进一步退两步就可惜了。“据”就是要紧紧把握的意思，好不容易修炼出一点德行，要好好抓住它，不要退步，要一直往前走下去。
第三个“依于仁”，“仁”是在个人身上显示的人生正途。“仁”与“道”不同，“道”是人类共同的、普遍的路，“仁”不能离开个人，是个人的路。每个人都不同，譬如你做生意，你是学者，你要就你本身可以走的路去走，择善固执，绝不背离，叫做依于仁。
最后“游于艺”，“艺”是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可以统称为艺文活动。“游”代表优游自在，涵泳其中。人的生活不能太紧张了，一天到晚讲人格、德性、仁义，神经绷得很紧，会带来压力。人的生命需要调节，“游于艺”是说你在休闲的时候，不妨下下棋、唱唱歌、打打球，放松一下。今天所谓的运动休闲活动都属于“艺”的范畴。由此也知，我们以前讲孔子，很容易把孔子说成是硬梆梆的人，好像每天都在教导别人，其实不是的；孔子的生活很丰富，爱好广泛，情感细腻，这都跟“游于艺”有关系。
接下来，孔子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里仁》）一个读书人如果立志走上人生正途，但却耻于粗糙的衣服与恶劣的食物，这样的人不值得与他多谈，因为他的立志是假的。为什么呢？因为以生活贫困为耻，代表他志向卑微。而在孔子心目中，“士”，也就是读书人，应该努力成为君子，应该努力培养才德、获取官位、造福百姓。
当然，孔子这么说，并不是让读书人一定要过贫穷的生活，而是说读书人心里挂念的不应该是生活条件，而是人生的理想。所谓“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论语·宪问》）读书人如果留恋安逸的生活，就没有资格做个读书人。因为衣食住这种具体的生命要求，是人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例如，一个人需要吃饭，不吃饭就会饿死。因此吃饭是人的必要条件。但是光吃饭，不足以做人，“足以”二字就是充分条件的意思。那么，足以做人的东西是什么呢？道。《论语》里有一句话可以参考。子贡以前穷困，后来发财了，他请教老师，如果一个人贫穷而不谄媚，富有而不骄傲，老师以为如何？孔子说，不错了，但是还不够好，“未若贫而乐道，富而好礼”。“道”是人生正途。一个人不论在什么环境下，如果都能坚持行道，并且以此为乐，就接近“人之成”的境界了。所谓“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即使一国的军队可以被夺去主帅，一个老百姓的志向却不可轻易放弃。因为一个人如果放弃志向，就会分散、漂浮，失去人生的方向。就好像一艘船在茫茫大海里航行，没有了罗盘针，那么它就根本没有什么“航海”的问题，只是在漂浮而已。用船行大海来比喻人生在世，是很恰当的。人生在世，如果能“志于道”，他就会有方向，每天顺着方向努力去走，再怎么慢，也有走到终点的一天。
5.一以贯之
我们读《论语》时，对于孔门弟子的话要有一个分辨，就是：学生的话代表他们个人的心得，而未必“完全等于”孔子的想法。
“一以贯之”这四个字太重要了，孔子在《论语》里说：“吾道一以贯之”。可惜很少有人知道他在说什么。今天如果做测验，让从小学到大学的学生们回答，孔子“一以贯之”的道是什么？恐怕大多数人会说出曾子那句话“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恕”果真是孔子的道吗？
“一以贯之”第一度出现跟孔子的学生子贡有关。子贡小孔子三十一岁，非常聪明，口才了得，是言语科里的高材生。但聪明人说话爱犯一个毛病：比较。喜欢比一比谁好谁差。他观察自己的老师，认为孔子“多学而识之”。
子曰：“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
（《论语·卫灵公》）
孔子说：“赐（子贡的名为端木赐），你以为我是广泛学习并且记住各种知识的人吗？”子贡回答说：“是啊，难道不是吗？”孔子说：“不是的，我是有一个中心思想来贯穿所有的知识。”
子贡以为老师年纪大，书念得多，记忆力不错，然后出来教学生，好像一个有脚书橱。但孔子认为自己不仅如此，他说我虽然有很多学问，却有一个“一以贯之”的中心思想来贯穿。一个人如果没有一个中心思想把他的学说连贯起来，怎么可能成为一个好老师呢？又怎么可能成为一个好的哲学家呢？可惜子贡没有接着请教老师，到底什么是您一以贯之的东西。这个事情就变成公案，不了了之。
我觉得孔子心里大概很想找个机会公开说一下自己“一以贯之”的道是什么。他教五经六艺，教礼乐诗书，却不能教自己的思想。因为学生跟老师念书是希望将来做官，做官只问你知识学会没有，不问你有没有学孔子的思想，因为孔子当时还活着，还没有成为大家推崇的哲学家。孔子有一次上课主动对曾参提起这个话题。
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
孔子说：“曾参啊，我的人生观是由一个中心思想贯穿起来的”。曾参说：“的确如此。”孔子出去后，别的学生就问曾子：“老师所指的是什么？”曾子说：“老师的人生观只是忠与恕罢了。”
曾子的说法恐怕有些问题。第一，曾参的年纪比孔子小四十六岁，比他更年轻的学生只有一位子张，比孔子小四十八岁。就算他十五岁跟着父亲曾点去听孔子的课，最多只有十年左右亲炙孔子的机会。孔门的资深弟子甚多，跟着老师周游列国的都算在内，也不见得有谁可以了解孔子。第二，曾参在孔子的学生中属于反应比较慢的，孔子说他“参也鲁”，鲁就是鲁钝，资质与慧根均非上乘。至于本性善良、事亲尽孝，则是他的特色。因此，如果弟子中有人可以了解孔子的道，大概还轮不到他。第三，何况，孔子曾经叹息：“没有人了解我啊！”“知我者其天乎！”（《论语·宪问》）
然而，为何孔子会选择曾参来表示心意呢？也许因为曾参年纪较轻、比较好学，可以乘机请教；也许因为曾参正好在孔子身边。结果孔子主动提起这个话题，曾参却回答：“的确如此。”孔子听了，马上离开教室，反应很激烈。也许他本来希望曾参回答：“何谓也？”老师，你以一以贯之的道是什么？没想到曾参居然说：“是的”。连这么年轻鲁钝的学生都懂得我的道，那我还说什么呢……后面悲剧就发生了。别的学生问曾参，老师说的道是什么？曾参回答，老师的人生观只是忠与恕罢了。最后三个字“而已矣”不太负责任了，孔子这么重视的一以贯之的道，居然被曾参说成“忠与恕而已矣”。这是初中生说话的口吻。
这是孔子教学失败的案例。“忠恕，违道不远”语出《中庸》，忠恕离开道不远，代表忠恕并不是道，只是离道不远而已。孔子的道绝不只是“尽己之谓忠，推己及人之谓恕”（朱熹《论语集注》），这只是人我关系，为立身处世的原则。孔子的道还包括知行——我所知道的跟我的行动一致，包括生死——如何生与如何死，包括天人——天命与人性，这些都可以归结为一个字：仁。“仁”才孔子“一以贯之”之道的标准答案，所以他才会说出“杀身成仁”“蹈仁而死”这样的话。而曾参所说的“忠恕”只是他自己对于孔子人生观的理解，并不等于孔子的思想。我们读《论语》时，对于孔门弟子的话要有一个分辨，就是：学生的话代表他们个人的心得，而未必“完全等于”孔子的想法。而且孔子过世时，曾子才二十七岁，即使认真致力于学与行，仍不表示他在年轻时就能领悟孔子一以贯之的道是什么。我们后来看他谈到“任重道远”，指出仁与死的关系，则又显然肯定“仁”才是一以贯之之道了。
1.化解我执
宋朝一些学者认为孔子是天生的圣人，好像孔子生下来就这么完美，这么伟大。事实并非如此，如果孔子生下来就这么伟大，那我们也不用跟他学了，因为“生而知之”，学也学不到。他的学生推崇他是可以理解的，譬如子贡就说过：“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老师让我们赶不上，就像天空是没有办法靠楼梯爬上去的。不过孔子一定不会认同这种说法，他自己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因为年轻的时候贫寒低贱，所以学会了很多事情。也就是说，孔子的知识、品德和能力是靠着后天的慢慢修养，提升上去的。而自我修养在他看来，最主要的一件事就是要化解自我的执着。
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论语·子罕》）
孔子完全没有四种毛病，就是：他不凭空猜测，他不坚持己见，他不顽固拘泥，他不自我膨胀。
这四点都是针对自己来下功夫。首先就“意”来看，每个人都有想象力，都可以猜测事理。一般而言，在事情尚未发生、理由尚未查明之前，我们都喜欢发挥想象力，凭空猜测，没有证据也没有理由，就认为如何如何。譬如我们说话，开头经常是“我认为”“我以为”，想当然尔，对于实际状况不够尊重，甚至主观意志往往胜过客观真相，加以曲解，指鹿为马，颠倒黑白。还有人则喜欢表现聪明，预先猜想结果，猜对了是先见之明；猜错了是事有蹊跷。这或许有些益智游戏的性质，可以用来打发时间，但不足以认真去当一回事。孔子不会犯这个毛病，他是“毋意”，不凭空揣测。
其次，“必”，坚持己见。“毋必”是指不全盘肯定，坚持一定要如何，不会在别人跟自己意见不一样时，认为我一定是对的。所有言论，都是以“全称命题”最有力，譬如“所有人都好学”，当然要比“有些人好学”更能显示说话者的权威。但是麻烦亦在于此，因为全称命题的弱点很明显：只要找到一个人不好学，它就站不住脚了。因此，说话或判断时，最好留些余地，以免将来后悔。我们应该坚持自己的原则，但在涉及他人时，就须有宽容的心胸。
接着，“固”是不知变通的意思。人的习惯，不论在思想上或行为上，一旦形成之后，就不易改，僵化而不知变通。但是时代变了，趋势变了，你如果一味坚持以前老的做法，是行不通的。孔子“毋固”，懂得变通，鼓励大家不断学习，因为“学则不固”，见多识广之后，可以避免顽固执着，自己的心情也会比较开朗。
最后，“毋我”是指不自以为是。一个人在社会上跟别人来往，很容易自我膨胀，稍微有一点成绩，就认为自己超过别人。孔子不自我膨胀，因为儒家对于人我关系首重“恕”字，“如心为恕”，就是将心比心，为人设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凡是牵涉到别人的言论，都要谨慎为之，以免盲目膨胀自我而否定别人，形成各种不必要的困境。
“意、必、固、我”是连续发展的步骤，一步走错，陷于主观的臆测，坚持己见，不知变通，就很能自以为是，把想象当作一个信念来坚持，反而看不清事理的发展。一块钱的铜板虽小，若是紧靠眼睛，也会遮蔽一切阳光。所以君子修养，主要是化解我执。因为一个人的聪明才智越高，越容易陷入自我中心的困局。他所见的一切，都由自己的角度出发，同时可以形成合理的系统，看起来无懈可击；加以辩才无碍，面对别人的质疑，也可以说得头头是道。孔子是天资极高的人，却反其道而行之，努力超越自我中心的困局，“意、必、固、我”这四种毛病都没有，在修养上是下了很深的功夫。他被孟子推为“圣之时者”，就是能不陷于自我执着，随着“时机”改变而调整观念与行为。
有人说，我们常常讲不要执着，儒家又强调择善固执。一方面不要执着，一方面又要固执，这两者是不是矛盾？要了解这个问题，首先要分辨两种欲望，第一种是自我中心的欲望，第二种是非自我中心的欲望。如果欲望是自我中心的，那就是执着；是非自我中心的，代表你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来考虑，这时候就可以变成择善固执。儒家固然坚持仁义，但在实践上也有所变通，以“通权达变”为原则。能够做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才能真的去行善。因为善是我和别人之间适当关系的实现，每一个人跟别人来往，都要尊重别人。这时候你如果有自我执着，怎么可能跟人有良性的沟通和互动呢？
除了做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孔子每天还担心四件事情：
子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
孔子说：“德行不好好修养，学问不好好讲习，听到该做的事却不能跟着去做，自己有缺失却不能立即改正；这些都是我的忧虑啊。”
如果不看前面“子曰”两个字，只看不修、不讲、不能徙、不能改，会觉得太可怕了。但不要忘记，这个人是孔子。孔子每天自我反省，得到他真传的曾参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每天反省的内容是问自己有没有错，而不像我们一般人反省时，都在问谁害了我啊，谁在后面整我啊，谁在后面骂我啊。真正的儒家从来都是由“反求诸己”来自我修炼，它所所谓的学习都是在“成己”之后再设法“成人”，这也是我们学习儒家的意义所在。我们学习古代先圣先贤的观点，不是因为他们被称作先圣先贤，而在于他们实际上留下了什么样的话语，什么样的言行表现。我们如果学习孔子也把“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当作每天忧虑的问题，那我们还担心什么呢？几年之后，必然改头换面，变成更好的人了。
2.欣赏曾点之志
曾点是曾参的爸爸。在整部《论语》里，曾参经常出现，曾点只出现了一次。但这一次就够了，因为他的表现让孔子非常欣赏。
有一次，孔子与弟子子路、曾点、冉有、公西华四人聊天。孔子说：“我的年纪比你们大一点，希望你们不要因此觉得拘谨，平日你们常抱怨说没有人了解你，假设有人了解你，你要怎么做呢？”等于是请他们各抒己见，谈谈各人的志向。子路先说了，子路年纪大又勇敢，往往都是他先说话。他说：“一千辆兵车的国家夹在几个大国之间，外面有军队侵犯，国内又发生饥荒；如果让我来治理，只要三年，就可以使老百姓变得勇敢，并且知道人生的道理。”子路的志向是治国平天下，这当然是一个很好的志向，但会让人觉得他话说得太满了，毫不谦让。所以他讲完之后，孔子微微笑了一下，没说话。
冉有接着说，他比较客气。他说：“纵横六七十里或五六十里的地方，如果让我来治理，只要三年就让百姓富足，但是礼乐方面的教化，则需另请高明。”冉有的志向也是治理一方，但他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只能把经济方面搞好，礼乐教化则要另请高明。然后，轮到公西华，他很谦虚，说：“我不敢说自己可以做到，只是想要这样学习：宗庙祭祀或者国际盟会，我愿意穿上礼服戴上礼帽，担任一个小司仪。”他的志向是做外交官。三人都讲完之后，还剩下曾点一人没说。这时候他正在负责背景音乐，别人聊天谈话，他在一旁鼓瑟。孔子问，曾点你的志向怎么样呢？接下来这段描述非常生动：
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论语·先进》）
曾点鼓瑟的声音渐稀，然后铿的一声，把瑟推开，站起来回答：“我与三位同学的说法有所不同。”孔子说：“有人什么妨碍呢？各人说出自己的志向罢了。”曾点说：“暮春三月时，春天的衣服早就穿上了，我陪同五六个大人，六七个小孩子，到沂水边洗洗澡，在舞雩台上吹吹风，然后一路唱着歌回家。”孔子听了，赞叹了一声，说：“我欣赏曾点的志向啊！”
孔子为什么对前三位学生的志向都没有特别称赞，却非常欣赏曾点的理想呢？在许多人看来，曾点这算不得是什么志向，等于春游嘛，孔子居然很欣赏，为什么呢？因为前三位同学的志向都是有条件的，要看别人给不给你机会。你的志向如果是做官，不管内政、外交、军事，别人不给你机会，就实现不了。你每天都在等着别人给你机会，但是等不到怎么办？这一生就放弃了吗？所以在社会上发展的志向，是有求于人的，所谓“有所求，必有所待”，而“遭时不遇，有志未伸”的情形比比皆是。但曾点不一样，他的志向是配合天时、地利、人和，随遇而安，自得其乐。第一“天时”，春天快结束了，这时你就做春天快结束时能做的事情，譬如春游，不要去想夏天干什么，秋天多么好，冬天又如何，把握现在这一刻就行了。第二“地利”，鲁国曲阜附近有一条河叫沂水，你住在附近，就地取材到沂水边洗洗澡，吹吹风，就很快乐了；不能说一定要游长江、游黄河才快乐。河边还有舞雩台，就是古代求雨的台子，也算是个景点，你登上去玩耍一下也很好嘛。第三“人和”，大人五六个，小孩子六七个，有几个算几个，不是一定非有五十个人，你才出门。所以曾点短短一句话兼顾了“天时、地利、人和”，任何时候都可以自得其乐。这种志向其实是一种生活态度，一种生命情调，是就人的生命而论，而不是将人视为一种工具、手段来使用。一个人活在世上短短数十年，所有能追求得到的东西都可能失去，因为那是由外而来的，唯一不能从你手中夺走的东西，是由内而发的。也就是说，人活在世界上，求人不如求己，你不能选择时代，不能选择社会，只有随遇而安，自得其乐，设法就天时、地利、人和找到自己能做的事情去做。你不需要别人给你机会，你自己就可以创造机会。这叫做“无志于外，有志于内；无志于用，有志于体”，看上去似乎是以无志为志，其实却可以因时因地而制宜，在平凡的生活中品味生命的美感，人生亦因此立于不败之地。所以孔子才会叹一口气，说：“我同意曾点的主张啊！”
由此可知，孔子虽有“淑世精神”，到处周游列国，奔走呼号，希望天下能走向正途。但是他也很清楚，想在世间成就任何一番功业，都须依赖主观及客观条件的配合，不是光靠努力就可以达成的。孔子重视人的道德修养，是毋庸置疑的。不过，人生除了道德之外，还有知识、审美、宗教等各方面领域。人除了求善，还有求真与求美的天性。即使一无所求，人也可以培养自在和乐的生活情调。孔子绝非狭隘的道德主义者，他对于充满审美情调的生活是很向往的，希望能跟曾点一样过着悠闲愉快的生活，每天都充满着一种丰富的美感，与大自然的韵律相摩相荡，自得其乐，任意逍遥，没有烦恼忧愁。不过，这种类似道家隐士的生活，孔子虽然内心渴望，但他毕竟还是儒家，生逢无道的乱世，百姓颠沛流离，知识分子应秉承入世济世的使命和责任，如何忍心只追求个人幸福而弃天下苍生于不顾呢？所以，对此志向，孔子虽深有同感，也只能赞叹罢了。
3.困惑来自何处
很久以前，我认识一位外国朋友。他看起来蛮年轻的，我问他，你今年几岁啊？他说，而立之年。我一听，吓一跳。早知道他说话这么文雅，就该问他“贵庚几何”？我们都知道，而立之年来自孔子的“三十而立”，不惑之年来自“四十而不惑”。但有很多朋友告诉我，四十不是不惑，而是大惑啊。一个人到了四十岁，才发现人生的困惑真的非常多。为什么呢？因为年轻的时候我们照着父母的安排、老师的教导，受教育、干工作，到了四十岁成家立业已经完毕，自己要面对人生的各种状况时，困惑反而出现了。孔子有没有困惑呢？当然有，不然他不会说“四十而不惑”，但是《论语》里谈论困惑的题材很少，只有两次。一次是孔子的学生子张请教老师如何提升德行与分辨困惑。
子曰：“主忠信，徙义，崇德也。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论语·颜渊》）
孔子说：“以忠诚信实为原则，认真实践该做的事，这样就能增进德行。喜爱一个人，希望他活久一些；厌恶他时，又希望他早些死去；既要他生，又要他死，这样就是迷惑。”
我们听到这句话会觉得惊讶，因为谈的好像是感情方面的问题嘛。感情上有时候爱恨交加，对一个人又爱又恨，一下希望他活得久一点，一下又想他赶快死了算了。这种情绪孔子认为就是困惑。由此可见，困惑首先来自于情绪的一种不当反应。人的情绪很容易因为个人主观和外在客观上有落差，就产生各种猜测、怀疑，变成情绪上的喜怒哀乐，从而造成困惑。一个人想做到不惑，首先要设法调节自己的情绪，不走极端，对任何事情都保持体谅。法国有一句话说得好：“了解一切就会宽容一切。”你对一个人了解愈多，就愈能谅解宽容他为什么会这样做。千万不要用自己的标准去衡量别人，因为这样对别人并不公平。我有时候看到别人犯错，会想如果我是他，说不定比他错得更严重。我觉得自己做得还行的时候，就想如果别人是我，可能做得比我更好。这样两方面去想，就比较没有问题了。
第二次谈困惑是孔子的学生樊迟请教问三个问题，“敢问崇德，修慝，辨惑？”如何增进德行，消除积怨与辨别迷惑？
子曰：“善哉问，先事后得，非崇德与？攻其恶，无攻人之恶，非修慝与？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亲，非惑与？”（《论语·颜渊》）
孔子说：“问得好！先努力工作然后再想报酬的事，不是可以增进德行吗？批判自己的过错而不要批判别人的过错，不是可以消除怨恨吗？因为一时的愤怒就忘记自己的处境与父母的安危，不是迷惑吗？”
这里的迷惑又和情绪有关。如果你因为愤怒而伤害别人，别人要报仇时，恐怕你的父母也要跟着遭殃。所以愤怒的时候，我们要学会节制自己的情绪，如果一时想不开，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那就无所顾忌了，很可能造成追悔莫及的后果。愤怒是一种最值得注意的情绪。美国有一本书叫做ＥＱ，所谓的“情绪智商”。翻开扉页，第一句话就引用了亚里士多德的名言：“生气谁都会，但什么时候对什么人生气，生气到什么程度，这是很难学会的。”生气谁不会？只要心想事不成，跟别人有一些误会，甚至等车车不来，等飞机飞机不来，都会生气。但什么时候生气，对谁生气，生气到什么程度，是不是能够适可而止，这是很难的修养。
孔子回答学生两次提到困惑跟情绪有关，说明古代已经注意到情绪智商的问题，一个人再怎么聪明，如果不能控制好自己的情绪，不能体谅别人，不能跟人互动，不能彼此之间协调，恐怕最后都会造成困难。而且一个人如果没有任何自我约束，随便发脾气，会做出许多后悔的事情。李安的电影《绿巨人》说的就是一个人一生气，马上变成巨人，力大无比，没人挡得住他，造成许多追悔莫及的事情。孔子说：“以约失之者，鲜矣。”因为自我约束而在言行上有什么过失，那是很少见的。而自我约束首先要从情绪管理开始，喜怒哀乐每一个人都有，在该发的时候就发，但是要发而皆中节，恰到好处，适可而止，能够做到这些，人生的困惑自然可以化解，我们也才能够有希望做到“四十而不惑”。
4.“克己复礼”新解
几年前，香港的《明报月刊》连续几期刊登学者讨论“克己复礼”的文章。“克己复礼”是春秋时代的一句格言。两千多年来许多学者把这个四个字分为两半解释，“克己”是克制约束自己，“复礼”是实践礼的要求；合起来就是：克制自己的欲望，使言语行动都合于礼。这种解释表面看起来没有问题，甚至有一些老生常谈的味道。但仔细分辨，问题就来了：一、欲望一定不好，以致必须克制吗？二、欲望若是随人性而来，则人性岂非具有恶的成分？三、礼是外加在人性之上的规范吗？人的欲望是恶的，只有合于礼才是善的吗？这些问题是无法回避的。像颜渊这样第一流的学生，在请教孔子什么是“仁”时，孔子的回答居然是“克己复礼”，这是怎么回事呢？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
颜渊请教如何行仁。孔子说：“能够自己做主去实践礼的要求，就是人生正途。不论任何时候，只要能够自己做主去实践礼的要求，天下人都会肯定你是走在人生正途上。走上人生正途是完全靠自己的，难道还能靠别人吗？”
“仁”这个字是孔子思想的核心观念，颜渊是孔子最好的学生，最好的学生问核心的观念，孔子因材施教所说的答案一定是他一生思想的精华，而这个精华就是“克己复礼”。在此，“克己复礼”不是分两半说的，而是合而观之，一气呵成。“克”做“能够”讲，“克己”是能够自己做主，“复礼”是实践礼的要求。一个人能够自己做主去实践礼的要求，就是“仁”，也就是人生正途。如此一来，就不必担心“欲望是善是恶”的问题，却把焦点转向人的主体自觉，转向人的主动性与负责性。
否则，若“克”为“克制”，“克己”说明自己有问题才需要克制；“复礼”则代表“礼”是善的，“己”是偏恶的。“己”与“礼”对立，这就很接近荀子的“性恶论”了。荀子也以“礼”做标准，认为人性是恶的，行善是人为的。这岂不是跟孔子的“人性向善”冲突了吗？如果人性是恶的，孔子还能够说出“我欲仁，斯仁至矣”这样的话吗？所以，“克”为“能够做主”，显示自我向善的动力，可以主动负责的安排人生，这才比较符合孔子的原意。
有人怀疑，“克”可以作“能够”讲吗？当然可以。《大学》里有“克明峻德”这样的话，意思是“能够去昭明自己高尚的德行”。《论语》里类似的用法也出现好几次，譬如“恭己正南面”，“行己有耻”，“己”都放在第二个字，克己、恭己、行己是类似句法。因此，“克己复礼”是指人应该自觉而自愿，自主而自动，去实践礼的要求；因为礼的规范是群体的秩序与和谐不可或缺的，能够自己做主去实践礼的要求，其中已经包含了“克制欲望”在内。
后面又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走上正路要靠自己，难道要靠别人吗？前有“克己”，后有“由己”，两者并观，更显出人的主动性是行仁的关键，我自己自觉自愿去行善，去做该做的事，不是为了别人，也不是为了别的考虑，这样才有所谓的道德价值。接着，颜渊又请教说“请问其目”，有没有具体的做法？
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随不敏，请事斯语矣。”
孔子说：“不合乎礼的不去看，不合乎礼的不去听，不合乎礼的不去说，不合乎礼的不去做。”颜渊说：“我虽然不够聪明，也要努力做到这些话。”
“礼”是行为规范，规范常以基本的要求为限。有人说了，这四个“非礼”如何，不正是配合前面的“复礼”，代表礼是好的吗？并非如此。后面的“四勿”代表消极上不要这样做，不要那么做，然后积极去“克己复礼”。从消极到积极，孔子这样教学生的例子很多。譬如子贡曾请教：“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一个人贫穷而不谄媚，富有而不骄傲，老师你认为这样如何？孔子说，已经不简单了，但是还不够好，怎么样是最好呢？“未若贫而乐道，富而好礼者也”，贫穷而乐于行道，富有而崇尚礼仪。从“贫而无谄，富而无骄”到“贫而乐道，富而好礼”就是从消极变积极，化被动到主动的过程。
孔子教导颜渊也是一样，积极主动的实践礼的要求，在具体做法上首先要做到“四勿”。古人对“四勿”很重视，许多古代图画以四只猴子做代表，第一只猴子把眼睛蒙起来，“非礼勿视”；第二只把耳朵遮起来，“非礼勿听”；第三只把口遮起来，“非礼勿言”；第四只把手放后面或放在前面抱拳，“非礼勿动”。“四勿”做到了，你就可以慢慢靠着自己内心的力量，化被动为主动地走上积极主动实践礼的人生正路。
5.心存敬畏
我记得我小时候如果不乖，父母就会说：“老虎来了。”再大一点，变成“警察来了”。怕老虎、怕警察、怕老师、怕老、怕法律……人就这样慢慢长大了。孔子也有所谓“怕”的东西，但他怕的不是一般人所怕的鬼神、命运、死亡或者权势、财富这些比较落实的东西。孔子怕什么呢？
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论语·季氏》）
孔子说：“要成为君子，必须敬畏以下三者：敬畏天赋使命，敬畏政治领袖，敬畏圣人的言论。至于小人，不了解天赋使命而不敬畏，奉承讨好政治领袖，轻慢侮辱圣人的言论。”
这段话把君子和小人做了对照。先说“畏天命”，孔子说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顺天命。知天命和顺天命之间，是敬畏天命。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不是光活着，活到死就算了的，人活着是有天命的。天命兼含命运与使命，尤以使命为重。这个使命就是从向善到择善到至善，让自己的人格趋于完美，以个人的力量改变社会。你只有敬畏这个使命，才能够每天认真去实践，去自我反省。
观诸孔子的生平事迹，他在“五十而知天命”之后，五十五岁开始周游列国，给人的印象是什么？一是“知其不可而为之”，二是“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合而言之，正是“畏天命”的具体表现。而孔子的使命是经由教育阐明人性内在原有成为圣贤的潜力，因此人人可以而且应该走上人生正途，然后天下自然归于大同。
第二敬畏大人。“大人”指政治领袖，他们身系一国之安危与存亡，位高权重，稍有差错，就会祸及百姓。在此必须补充的是，孔子口中的“大人”是正面意义的，他们以“立功”而造福百姓，像管仲能够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当然值得敬畏了。相形之下，孟子说过“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孟子·尽心下》）我跟权贵谈话，先要看轻他，不要把他高高在上的样子放在眼里。孟子为什么要跟孔子唱反调？因为孟子认为政治领袖所做的事情，他都不屑于做。如果他哪一天在那个位子上，一定做得比他们好，所以他不卑不亢，不怕他们。这是孟子的原则，可以先放在一边。
也有人说，很多政治领袖其实表现并不好，为什么要敬畏他们呢？这就牵扯到心理学了。孔子是很了解心理学的，有时候政治领袖是因为愈被别人尊重，愈认真看待自己的职务，从而愈努力地为百姓服务。如果不敬畏他，让他感到自己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会影响他照顾百姓。譬如台湾很多政府高官，在立法院里被立法委员骂得头昏脑胀，回去之后就胡搞瞎搞。为什么？因为他已经被骂得没有尊严了。所以孔子这个观点是正确的，敬畏政治领袖是希望借此机会敦促他们善尽职守。
孔子第三个敬畏的是“圣人之言”。所谓“圣人之言”是古代圣人所留下来的言论，这种言论无不标举完美人格的理想，指出了人生应行之道并且昭示祸福吉凶，需要我们去敬畏并好好实践。但也有人觉得，圣人之言都是唱高调，“言者谆谆，听者藐藐”，说的好听，做得到吗？孔子认为，不管做不做得到，首先要敬畏圣人之言，敬畏之后才可能认真去想，去问自己真的能做到吗？怎么样才能做到呢？这是君子修身的方法。
“小人”正好相反。小人没有志向，就活在现实生活里，不了解天赋使命而不敬畏，奉承讨好政治领袖，拉关系讲面子讲人情，搞得“大人”不能够秉公办事。“狎大人”的“狎”有亲热的意思，就是没大没小，公务私务分不开。最后还侮辱圣人的言论，认为古人说的话何必在意呢？时代不同了可以为所欲为。所以，从三畏和三不畏上，可以看出君子和小人的区别。
孔子自己心存敬畏的表现，从两句话可以看出来。一句叫“乡人傩，朝服而立于阼阶。”（《论语·乡党》）“傩”是一种民俗信仰的仪式，用以驱逐疫鬼。乡里人举行这个仪式时，孔子穿上正式的朝服，站在自家东边的台阶上。古时候房子坐北朝南，台阶分为东西两边，客人走西边，主人走东边。孔子穿着整齐的礼服站在东阶，表示自己是主人，对乡人的仪式虽不参与，但态度尊重。还有一句叫“迅雷风烈必变”（《论语·乡党》。孔子遇到急雷狂风，必定要改变容色，表示对上天的敬畏。朱熹批注《论语》说，孔子这样做是敬天之怒。有人就觉得奇怪了，明明打雷刮风是自然界的一种现象，为什么说代表天的忿怒？朱熹的一家之言只作参考。但是从中可以看出，孔子确实对做人做事都有谨慎的考虑，对于自然界发生的一切，也保持着戒慎的态度。
6.少说为妙
俗话说：“病从口入，祸从口出。”生病还能治好，但说出来的话犹如泼出去的水，恐怕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论语》有一句话：“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后来就有一本书的名字叫做《子不语》，里面全是各种不合常理、超乎想象的怪诞事迹。在此，首先要指出：孔子不谈这一类的事，并不表示这一类的事不存在或不能发生，而是表示孔子的谨慎态度与理性精神。他曾劝诫子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对于“怪、力、乱、神”正应该根据“不知为不知”的原则，闭口不谈。
简单分辨一下这四个字，第一种“怪”代表反常的、怪异的现象。譬如《左传》出现过有一次“六鹢退飞过宋都”，六只鹢鸟退着飞过宋朝的都城。鸟是往前飞的，怎么往后飞呢？因为风速大于它的飞速，看的时候觉得它是退着飞的。又譬如，古人不明日蚀之理，等到天文知识增加，疑问自消。古代有阴阳家，喜欢在自然界与人世之间寻找相关联的线索，真相如何，则不得而知。西洋思想有“自然界不跳跃”之说，即任何自然现象都在因果关系的网中，即使看似突变，也非无迹可寻。因此，理性昌明、科学进步之后，我们可以见怪不怪，或者找出合理的解释。最怕的是自己对怪象加以玄妙的臆测，造成庸人自扰。而孔子对这类事情是不谈论的。
第二“力”代表勇力。孟子所谓“以力服人者霸，以德服人者王”，我用力量来让别人听我的话叫做霸道，我用德行让别人听我的话才可以称王。武力或霸道不符合儒家的原则。有人问孟子，说你跟我们谈谈齐桓公的事情吧。孟子说孔子的学生没有人谈齐桓公、晋文公这些春秋五霸的事情。因为儒家认为靠武力征服别人不是正途，将来一定会有不当的后果，譬如等你衰退的时候，别人也可以用武力把你征服。儒家“尚德不尚力”，德是可大可久的人文理想，力则必有后患。证诸史实，完全无误。
第三“乱”在古代专指作乱造反的事情。春秋时代，礼坏乐崩，昏上乱相固然不少，乱臣贼子随处可见。孔子不去谈论这些事情，因为谈多了，好像心里也跟着受到干扰，人性的负面情绪受到刺激，以为天下都是不正常的人，自己又何必坚持原则呢？江河决堤，一发不可收拾。孔子维护及稳定社会秩序都来不及，当然绝口不谈“乱”了。
最后“神”这个字比较值得注意，神可以指鬼神，也可以指神秘事迹。有人说孔子不谈鬼神，所谓“敬鬼神而远之”。这是不对的。孔子谈“鬼神”谈了很多次，譬如“非其鬼而祭之，谄也”，不属于自己应该祭祀的鬼神，你去祭拜，那就是谄媚；也即人对鬼神不应该有谄媚或求福之心。孔子说禹很伟大，“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论语·泰伯》），自己吃得很简单，对鬼神祭品却办得非常丰盛。这些都是在谈论鬼神。孔子从未怀疑鬼神的存在及意义，那是属于信仰的领域。信仰需要诚敬之心及实践之志，光靠言谈是不够的。孔子不谈的是一些灵异事件，包括算命迷信这些事情。说实在的，算命的事不能说完全不准，像有些人可以预言将来如何。只是通常一个人算命算十次准一次，九次不准都没人说，那一次准的却被很多人加以宣扬。以今日来说，求神拜佛或者烧香算命，不仅于事无补，反而可能使人疏忽自己的责任，无法活出人的尊严。
总之，孔子为什么不谈怪、力、乱、神？是因为他是一个脚踏实地、理性清明的人文主义者。他认为人生有正路要走，你不要费太多心思在“怪、力、乱、神”上面。在人的能力所及范围，绝不逃避责任；在人的能力所不及的范内，则乐天知命，不再徒逞口舌或强为说词。
《论语》里还有一段说：“子罕言利与命与仁。”（《论语·子罕》）孔子很少主动谈起有关利益、命运与行仁的问题。“罕言”不是不谈，是很少谈，有时学生问到这些问题，孔子也会答复。但他很少主动去说，表示慎重之意。为什么慎重？因为这三者皆为世人所关怀，又由于听者有个别差异而容易引起误解，所以不宜做泛泛之论。第一，“利”代表利益。利是人之所欲，孔子并不盲目反对利，而是强调“见利思义”，利须与义配合。但义与利的分辨不是一件简单的事，直接谈利，容易使听者误入歧途，如“见小利则大事不成”，你看到小的利益就很难规划大的目标，因为很多人听到“利”，马上就心动了，所以孔子不愿意多谈。
第二，“命”，人生际遇的穷达顺逆以及生老病死等很多时候非理性所能解释。孔子认为，人应该凭着自己的能耐，努力完成天赋的潜能，要坚持既定目标，“知其不可而为之”。如果多谈“命”，难免使人妄图侥幸或灰心丧志，以为一切既已注定，又何必做无谓的挣扎？这与儒家的理性精神和刚健态度是背道而驰的。而且，孔子所谓的“命”，兼指命运与使命；命运是盲目及被动的，使命是清明和主动的。重要的是如何在面对命运时，把握自己的使命。但命运与使命的分辨更是微妙，不能不慎重言之。
第三，“仁”，孔子也很少谈。大家觉得奇怪，“仁”不是说的很多吗？“仁”在《论语》里出现一百零四次，怎能算罕言呢？但是我们如果仔细去看，会发现孔子很少主动谈“仁”，都是学生问了，他才回答，而且每次的答案都不一样。譬如颜渊问仁，仲弓问仁，司马牛问仁，学生们纷纷请教什么是“仁”，孔子才回答。换句话说，孔子很少主动谈“仁”，是因为“仁”代表道德理想，而道德以“实践”为主，多谈无益，“我欲仁，斯仁至矣”，我要走上“仁”的路，“行仁”的机会自然出现。而且“仁”与每个人的具体情况有关，谈“仁”要因材施教，看这个人处境如何，怎样做对他而言才是正确选择，因此最好留待学生请教时再做说明。
总之，“罕言”并非像“子不语”一样，完全不谈，但是要谨慎。因为多谈“利”将使人忽视“义”；多谈“命”将减低理性成分及奋斗意志；多谈“仁”于事无补，因为“仁”必须终身力行。
1.孝出于天性
谈到孝顺，很多人认为，那是儒家的专利吧。其实不然，道家也强调“孝”。庄子说：“子之爱亲，命也，不可解于心。”（《庄子·人间世》）子女爱慕父母，这是命中注定的，是你内心不能解除的；你再怎么说我有超脱的智慧，我有不同的人生观，你还是会爱自己父母。为什么呢？道理很简单，因为父母如果过得不快乐，做子女的一定会担心，这是天生的。
孔子说：“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论语·里仁》）父母亲的年纪，做子女的不能不记得；一方面为了他们得享高寿而欢喜，另一方面也为他们日渐老迈而忧虑。这句话很让人感动。因为根据司马迁的说法，孔子三岁父亲过世，十七岁母亲过世，他根本没有机会感受到父母年老时做子女的心情，但却说出如此贴切子女之心的话，可见他过人的感通能力以及对人生现象的深入观察。人的生命总是有限的，看到父母年纪越来越大，做子女的会越来越担心，这是人之常情。
孟子以舜做例子，“人悦之、好色、富贵，无足以解忧者：惟顺于父母，可以解忧。”（《孟子·万章上》）舜当了天子，天下人都喜欢他，尧又把两个女儿嫁给他，他自己既富且贵，但仍然不快乐；只有父母都顺心了，才能让舜解除忧愁。为什么？因为总觉得父母亲没有顺心，是因为自己还不够孝顺，一定要做到让父母亲都开心了，他才没有忧愁。孟子称赞舜是孝顺的最大榜样，“大孝终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于大舜见之矣”，舜到了五十岁还在思慕父母，一个人能够如此不忘本，无怪乎成为圣人。这也提醒我们，真正的孝顺是不分年龄的。一个人年纪不论长到多大，也不要忘记小时候跟父母相处的情况。那时我们吃喝拉撒全靠父母照顾，跟父母的关系是多么密切啊。我常劝一些年轻的朋友，有空可以把小时候的照片翻一翻，看看自己小时候是什么样子，父母是什么样子。小时候的照片大都是跟父母合照的，你看看当时父母多么年轻健康，现在呢，开始衰老了，也可能生病了。你多看看这些照片，会使自己的生命连贯起来，不会有了今天就忘了昨天。一个人一定要把握生命的整体意义，才能觉悟到一些做人的根本道理。
儒家为什么要花这么多时间讲“孝”呢？因为孝顺出于人性，是一个人立身处世最基本的品德。只要是人，都应该孝顺，也愿意孝顺。古代有所谓“五伦”，也就是《中庸》里说的“五达道”：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其中三项：父子、夫妇、昆弟都属于家庭。家庭是一个人的脉络，离开这一脉络，人就无法定位自己、定义自己，不知道自己究竟在什么地方，又为何在这个世界上。而父母子女之间的关系又是家庭的基础，如果父子之间不能够做到“孝”，夫妇、昆弟的关系也不容易相处得好。把家庭这三种关系推到外面，才有朋友之间的交往；再进一步推到社会上，才有君臣之间的关系（在今天这个社会，所谓君臣是指老和员工或长官和下属之间的关系）。不管是什么样的关系，家庭是每个人成长的必经之路，是一切人生关系的基础。一个人一定是从家庭出发，再到社会、国家，到为天下人去努力奋斗，在历史上留下功业和名声。你说你要报效国家，想在历史上留得好的名声，但是如果你在家里面都不能够对父母孝顺的话，其它一切都是空谈。有一次有人劝孔子做官，孔子说：
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论语·为政》）
《书经》上说：“最重要的是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再推广到政治上去。”这就是参与政治了，不然，如何才算参与政治呢？
人活在世界上，需要一个个生命的圈圈，从内往外，由核心往四周扩散，而圈圈的核心，自然就是家庭。家庭是社会的一个小小单位，一家人和和乐乐，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是最令人羡慕的。如果家庭能做到这一步，再向外推广到社会上，社会的风气就会慢慢改善，政治自然会走上轨道。因此，在家庭中对父母孝顺也等于是从政了，可以发展出很大的影响力。
那么子女与父母之间要如何相处，才算得上孝顺？其实，不只是孝顺，人与人相处要合乎“善”的要求，都要考虑以下三点：第一、内心感受要真诚。你一定要常常问自己，我是不是真心希望父母快乐，是不是真诚由内而发希望孝顺父母。换言之，孝顺需由内而发，若无内在情感，只有外在形式，任何事情都是虚伪的。人是由内心和外在一起表现的生物；若内外不能配合，就容易产生人格分裂。第二、对方期许要沟通。父母对你有什么要求、期待，要跟他们沟通一下，了解他们的需要，再设法回应，尽量做到。像我们小时候读《二十四孝的故事》，看到王祥“卧冰求鲤”，吴猛“*饱蚊”，都很孝顺，但现在还需要你这么去做吗？真的这样做，父母会说你孝顺吗？他们会认为你读书把脑子读坏了。第三、遵守社会规范。父母要我做一件事，如果违背社会规范，我做不做呢？譬如父母亲生病了，要我想办法弄钱给他们治病，那我想什么办法呢？如果是违法的事怎么办？无论如何你不能违背社会规范，否则就算你做到孝顺，将来也会受到法律的制裁。
内心感受要真诚，对方期许要沟通，社会规范要遵守；这三点是包括父子在内的任何人际关系都要考虑到的。三方面发生冲突怎么办？以真诚为主。我们讲孝顺重要是因为它出于人性最自然的情感。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父母所生，每一个人都欠父母的深情，平常并不自觉，直到自己身为父母时，才知道它的重要，即所谓“养儿方知父母恩”。因此，谈到孝顺时，并非提示教条，而是要指出一条最适合人性发展所需的途径。
2.敬爱父母
没有人会反对孝顺，但怎么样做才算孝顺？这是一个大问题。有个故事，公公年纪大了，吃饭时手发抖，经常把碗摔破，媳妇为了省钱，就买了个木碗给公公使用。有一天这媳妇下班回家，看见自己的儿子坐在门槛上，拿个小刀在刻木头。媳妇问，儿子你做什么呢？儿子说，我在刻两个木头碗，将来一个给爸爸用，一个给妈妈用。媳妇听了，心里一惊，知道自己做了坏的示范，给公公用木碗固然摔不破，事实上却是对公公不尊敬，只考虑到金钱的损失，而没有想到他的尊严。因此，孝顺只满足父母的需求是不够的，还要有尊敬之心，照顾到父母的尊严。
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
子游请教什么是孝。孔子说：“现在所谓的孝，是指能够奉养父母。就连狗与马，也都能服侍人。如果少了尊敬，有要怎样分辨这两者呢？”
“能养”包括饮食起居的照顾与侍奉。有人把“至于犬马，皆能有养”理解为：我们如果只是养活父母而没有尊敬他们，就等于把父母当作犬马来养一样。这种翻译是不对的。在古代社会，犬替人看门，马替人拉车，两种动物都是可以为人类服务的。到现在我们还经常说，你对我真好，将来我要效“犬马之劳”。孔子在这里以犬马做比喻，是说如果子女奉养父母就像犬马服侍人一样，只是完成任务，而没有尊敬之心，那跟犬马又有什么差别呢？譬如我们成家立业之后，每月按时送上生活费，但心中不一定尊敬父母。我们认为父母可能念书不多，社会成就不高，却没有想到父母对我们的恩情像天地一样，因为他们我们才得以出生、成长，活在这个世界上，所以我们终身都要尊敬父母。
孔子的另一位学生子夏，有一次也问到怎样做才算孝顺？孔子因材施教，给出另一个答案。
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论语·为政》）
子夏请教什么是孝。孔子说：“子女保持和悦的脸色是最难的。有事要办时，年轻人代劳；有酒菜食物时，让年长的人吃喝；这样就可以算是孝顺了吗？”
孔子认为，孝顺出于子女爱父母之心，这种爱心自然表现为和悦的神情与脸色。这一点确实远比为父母做事和请父母吃饭要困难多了。譬如父母年纪大了，生病需要我们照顾，这时父母就要看我们的脸色了。如果你脸色不好看，让父母觉得好像是麻烦你了，那就算你做到了父母的要求，也不算是孝顺。这时候你就要想到我们小时候生病，父母是怎么样不眠不休、衣不解带的照顾我们，从来没有抱怨。现在父母年纪大了，需要我们照顾，我们怎么可以忍心给父母脸色看呢？
二十四孝里有一个人叫老莱子，活到七十几岁，父母都还健在。他为了让父母开心，经常穿一些彩色的衣服，好像幼儿园的小朋友一样，唱歌跳舞给父母看，有时候还会假装摔跤，发出婴儿一样的哭声让父母开心，因为在父母眼中，孩子不管多大，永远都是孩子。我们当然不必这么夸张，但是在孝顺父母时，除了为父母做事，使他们不忧虑生活之外，同时还要注意到自己的脸色是否非常和悦，要让父母亲觉得我的孝顺是心甘情愿的。
《诗经》说：“哀哀父母，生我劬劳。哀哀父母，生我劳瘁。无父何怙，无母何恃。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长我育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父母亲生我养我，太辛劳了。没有父亲，有谁可以依赖呢？没有母亲，有谁可以依靠呢？出了门就感到哀伤，回家也看不到父母亲。父母生了我、怀抱我、照顾我、养育我，对我们的恩情真是无话可说。父母老了，如果我们不能孝顺他们，尊敬他们，又如何心安呢？况且，当我们壮年时，也应该想到自己年老时也会有被小孩照顾的一天，那时候子女如果对我们态度不敬，我们的心里又会做何感想呢？
所以，一个人光孝顺是不够的，还要知道为什么孝顺，怎么样做才算孝顺。你光能满足父母的生活需求是不够的，还要从心底里尊敬父母，理解父母；看父母快不快乐，想自己如何才能让父母快乐。儒家的思想，不是盲目的教条，也不是单方面的权威要求，而是希望我们透过理性的思维，从内心真诚的情感出发，去做到孝顺的要求。
3.委婉沟通
很多人听过一句话“天下无不是的父母”。这话既不是孔子说的，也不是孟子说的，是宋朝以后的学者自己归纳出来的，强调天下的父母都是关怀子女的，希望天下人都能孝顺父母。不过，今天看这句话，很容易产生误会。天下的父母都是好的，可能吗？不可能，理由很简单，“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父母也是人，是人都会犯错，父母也会犯错，有时是认知错误，有时是判断偏差，有时甚至是蓄意为恶呢。父母犯错时，子女应该怎么办？父母怎么说，子女怎么做，那就是孝顺吗？这不是儒家的意思。
子曰：“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论语·里仁》）
孔子说：“服侍父母时，发现父母有什么过错，要委婉劝阻；看到自己的心意没有被接受，仍然要恭敬地不触犯他们，内心忧愁但是不去抱怨。”
孔子讲得很清楚，父母也会做错事。有的父母说不定做的工作对社会来说都是不允许的，但他们也很用心地把孩子抚养长大。孩子念了书，启蒙了，知道什么是善恶是非，这时也许想来规劝父母。因为国有国法，家有家规，一个人不走上正路，终究会有问题。但是你规劝父母的方式要委婉，不能够疾言厉色，好像老师教学生一样，那样父母是不会接受的，反而会觉得这孩子忤逆不孝。如果实在行不通，孔子说做子女的仍然要谨守“不违不怨”的原则，还是很尊敬他们，不要违背他们，努力做好该做的事，不要抱怨，避免伤害亲情。
孟子说：“亲之过大而不怨，是愈疏也；亲之过小而怨，是不可矶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矶，亦不孝也。”（《孟子·告子下》）父母犯了大的过失，子女若不去抱怨，不去劝阻，则表示关系更加疏远，那是子女不孝；父母有了微小的过失，子女若执意批评，斤斤计较，也是不孝。为什么呢？因为父母如果犯了大错，你不去劝阻，让父母一路错下去，说不定最后酿成大错，成为危害社会的人，那时候就悔之已晚了；但是父母如果有了小错，你就不要劝了，人谁没有小错呢，小错也要劝，家庭就变得像学校一样了，孩子变成老师，父母整天战战兢兢的，生怕犯什么错，影响亲子关系的和谐；相反，如果孩子有了小错，父母也像老师一样严厉对待，家就不像家了。
孟子举了一个例子，说这里有个人，如果是越国人（外国人或敌人）拿弓箭射他，他可以有说有笑地讲述这件事，因为他和越国人的关系很疏远。但如果是他的哥哥拿弓箭射他，他就会哭哭啼啼地讲述这件事了。为什么？因为哥哥是亲人，亲人对我不好，自然使我伤心痛苦了。所谓“爱之深，责之切”，父母对子女充满了期望之情。因为期许深切，所以有一点伤害，都会难过不已。但这并不是认为子女应该盲目依从父母，否认父母的一切过错，也不是盲目肯定父母的一切过错，而是随着内心的情感要求，对父母的作为表达适当的态度。这里的“适当”二字十分重要。在什么样的情况，什么样的关系，什么样的条件下，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来互相对待，儒家在这方面是很用心的，非常合乎人情世故，通情达理。儒家所说的孝顺，不是愚昧的孝顺，而是你自己要能判断父母的过失，委婉地劝阻他们。因时代不同造成观念上的差异，或个性不同导致处世作风的差别，不要去刻意强求；但有些明显是违法乱纪、伤害社会公共秩序的过失，就要特别小心了。而且劝导父母时，要选择适当的时机。譬如父母过生日的时候，心情好的时候，你去劝，比较有效；真的劝不动，也不要勉强。因为父母年纪大了，性格很难改了，做子女的只有自己努力积德行善，替父母补救过错。
《易传》里有一句话“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国人认为，善与恶是以家庭为单位的。一个家庭一路下来，如果多做好事，子孙就会有一些福报；如果做了很多不该做的事，子孙也会受到影响。古人这么说，正是希望子女和父母一起行善，才能“家和万事兴”，对社会起到正面影响。如果一个家庭的价值观出现偏差，只知道不择手段去赚钱，那么即使取得成就，也可能对社会造成伤害。所以，不管父母是好是坏，子女都要尽好自己的责任，多多积德行善，也算是孝顺了。
4.孝与健康
我们年轻的时候容易让父母操心，这是每一个人都有的经验。我们有时会想，是父母自己愿意操心的啊，我们又没做什么事情让他们担心。真是这样吗？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就算子女什么都没干，只是出了一趟远门，做父母也会担忧不已。所以孔子才会说：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论语·里仁》）
父母在世时，子女不出远门；如果出远门，就必须有一定的去处。
古人出门离家大概有四种情况：一是游学，到外面去求学；二是游仕，去外面做官；三是游历，看看各地的山川风物或古迹名胜；四是游玩，到朋友家里去玩。古时候通讯不发达，不像现在人人有手机，到任何地方都可以发短信、打电话向父母汇报；在古代，子女一旦出远门，会好多天音信全无，联系不上，父母会非常地担心、挂念，不知道子女在外面会发生什么状况。所以孔子才会说，父母亲在世的时候，做子女的尽量不出远门，以免让他们挂念，这是一种孝顺。不过孔子的意思并不是不让你出门，而是你出门到什么地方去，要让父母知道，要常常想到父母在为你担心；想到我现在做这件事，到这个地方去，父母会担心吗？如果父母会担心，就不要去做。
此外，孔子认为，做子女的懂得保养身体，做到身体健康，少生病，这也是一种孝顺。
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论语·为政》）
孟武伯请教什么是孝顺。孔子说：“让父母只为子女的疾病忧愁。”
《论语》中，弟子与时人向孔子“问孝”的地方很多，孔子“因材施教”，每一次给出的答案都不一样。孟武伯是鲁国大夫孟懿子的儿子，是贵族子弟。这一次他向孔子问孝，孔子给出的答案很简单：健康就是孝顺，让父母只为你的疾病忧愁。什么意思呢？人生病总是难免的，天气的变化，饮食的问题，都可能导致生病。除了生病，其它所有的事情，包括念书、交友、做事，都不让父母担心，那你就是非常孝顺了。这句话听起来不难，真要做到却不容易。可怜天下父母心，为子女操劳一生。子女生病时，甚至愿以身相代。我们今天为人父母者，如果子女真能做到让我们什么都不必担心，而只担心他们有没有生病，那么我们除了庆幸自己有了孝顺的子女，还能说什么呢？
有一位学生高柴，孔子说他“柴也愚”，比较愚昧，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父母过世时，他过于悲痛，哭干了眼泪，甚至哭出血来。由此可知他不懂得适可而止地自我控制。孔子对他说，你怀念父母是对的，但是不知保重身体就是不明智了。因为你自己还有家庭子女要照顾，有社会责任要承担，如果你的身体出现了问题，父母就算地下有知，也不会心安啊。所以，高柴虽然孝顺，但在孔子看来，伤心到伤害自己的身体，是不对的。
因此，做子女的爱惜身体，保持健康，不仅是做人的责任，也是孝道的根本。儒家谈孝顺，强调“将心比心”，要替父母着想，替父母着想的方法是把自己当成父母来思考。有一句话说得好，“养儿方知父母心”。我们在做子女的时候，往往不太能够了解父母的心情；只有等到自己也做了父母，有了子女之后，才会想到父母从前是怎样替自己担心了。所以儒家说，一个人上有父母，下有子女，才比较可能表现出深刻的孝顺，这是人性自然的道理。
人长大成熟之后，一方面有了自己的孩子，要跟孩子一起成长。因为我们长大之后，往往会忘记自己过去的经验，忘记了父母的恩情，而孩子会提醒我们，父母也是这样辛苦地把我们养大的。另一方面，也要跟父母一起成熟。看到父母亲年纪越来越大，就要想到将来我们也会跟父母一样，衰老、生病，接近到生命的终点。所以，一个人有父母，有子女，有一个完整的家，是人生非常大的幸福。看到子女，会想到自己小时候的样子；看到父母，可以去想象自己年老时的样子。一个人有过去有未来，他的现在才不至于是落空的，他的生命才有原有本，慢慢成熟。
5.法理与人情
儒家思想经常受到质疑的一个问题是：到底儒家是不是为了人情而忽略法理？或者儒家思想是不是欠缺法治的精神，不太适合现代社会？最大的争执点源于下面这段话：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子路》
叶公（楚国大夫）告诉孔子：“我们乡里有个正直的人名叫躬的，他的父亲偷了羊，他亲自去检举。”孔子说：“我们乡里正直人的做法不一样：父亲替儿子隐瞒，儿子替父亲隐瞒。这里面自然就有正直了。”
照理说，“正直”的品德，要求我们举发一切不义之事。因此，父亲偷羊，儿子告发，不是标准的正直模式吗？但是孔子听了，不能接受。父亲偷羊，任何人都可以去证明，但是儿子不能去证明，直系亲属不能去证明，因为作证就违背了亲属之间的伦理道德。孔子提出“隐”，再怎么样也不能以儿子的立场去举发父亲，或者以父亲的立场去举发儿子，因为父子之前的亲情胜过法律。孔子还认为在“父子相隐”之中可以找到“直”。为什么呢？理由有二：一是任何品德都应以真诚感受为基础。一个人如果没有真诚的心，即使表现出正义的行为，也很难持久；因为他也许是为了讨好社会，或者表面上好像主张正义，而内心已经背离了人性的要求。在人的一切感受之中，没有比亲情更重要的了，隐瞒亲人所犯的过错，是出于真诚的情感，不忍心看到自己的亲人受到制裁，不去举发并不代表违抗社会上的公权力，否则所有的人都由自己家人来举发的话，还需要法官警察做什么呢？为了正直而牺牲亲情，等于为了对群体负责而放弃个人责任，本末轻重正好颠倒。再者，任何行为是否“直”，皆需考虑行为者与对方的关系，只要恰如其分，就可以称为“直”。孔子说：“好直不好学，其弊也绞。”（《论语·阳货》如果不肯学习人间事理，光是一意孤行，追求所谓的正义，结果是“行事怪异，刺痛人心”。
孟子里也有一段故事。一个学生请教孟子：“舜是天子，皋陶是法官，如果舜的父亲杀了人，应该怎么办？”孟子说：“逮捕他就是了。”学生问：“那舜不会阻止吗？”孟子说：“舜怎么阻止？皋陶是有法律依据的。”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何况天子的父亲犯法，当然要接受法律制裁。学生再问：“那么舜会怎么办？”孟子回答：“舜视弃天下，犹弃敝屣也。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欣然，乐而忘天下。”（《孟子·尽心上》）舜会把天子的位子丢开，就好像丢掉一只旧草鞋一样，然后自己背着父亲偷偷跑到海边躲起来，一辈子都很开心，快乐得忘记了天下。
孟子为什么要这样讲呢？难道舜的父亲杀人是冤枉的吗？或者被杀的人的家人难道不难过，不痛苦吗？舜的选择其实很简单，你要当天子就要维持社会正义，派法官去抓父亲，但是如果你不当天子，只是一个单纯的儿子，就要以孝道为先，想尽办法来保护父亲。这种观念与孔子所谓“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的立场是一致的。法律是社会的需要，人伦则是天性的要求，我们不能因为社会的需要而伤害天性的要求。
不过，对于这种做法，一般人恐怕觉得难以接受，这岂非为了家庭的亲情而伤害了社会正义？但不要忘记，舜已经做出了选择，两者不可得兼，只能取一个自己可以接受的结果，而你能够接受的结果当然是出于人性真诚的情感保护父亲，否则你继续当天子，而父亲被关在牢里，甚至被判处死刑，你还能够安心吗？还能够用心替百姓服务吗？
由此可知，儒家的思考模式并不是要违背法律，而是要让你知道法律是要建立在人性真诚的情感上面的，如果这种情感受到威胁，整个社会的架构恐怕也难以长期维持。一个社会不可能十全十美，许多事情都有它的代价，在儒家看来不应该为了追求社会法律上的正义而牺牲了家人的亲情，因为亲情是唯一的，是无法替代的。而且如果要牺牲，请问要牺牲到什么程度呢？事实上，“大义灭亲”绝不是儒家的思想。儒家认为你如果不能够真诚的面对自己希望父母平安快乐的心情，而是直接跳到社会正义上，父母犯错就立刻去举报，让父母受到惩罚，这是违背人的情感的。儒家思想作为一派哲学，要解释人类生活的经验，压力很大。因为人类生活经验充满各种矛盾，各种复杂的事实，杀人偷羊的背后也许还有许多复杂的因素，不是可以简单判断的。儒家宁可在这个时候说，你要出于内心的情感保护父母亲，但是如果法律判父母亲有罪，也不用抗拒，做错事应该负责任，这才是正确合理的态度。
6.孝与守礼
所谓“孝”，是人类真情最基本的一种表现，所谓“礼”，是一种大家都遵守的社会规范。孝和礼有什么关系呢？孔子认为有关系。有一次孟懿子向他请教什么是孝？孔子只回答了两个字“无违”，不要违背礼制。
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论语·为政》）
父母活着的时候，依礼的规定来服侍他们；父母过世后，依礼的规定来埋葬他们，依礼的规定来祭祀他们。
孔子为什么会这么回答？因材施教。当时鲁国由孟、叔、季三位大夫把持朝政，经常违礼僭礼，做出很多不合礼法的事情来。譬如孔子的学生冉有给季氏当总管，季氏想去泰山祭祀，孔子让冉有劝阻，因为这是违背礼制的事情。只有天子和诸侯才有资格祭祀泰山，季氏身为鲁国大夫，此举属于僭越行为。结果冉有说他劝不了，孔子非常失望。
这一次提问的孟懿子也是一位大夫子弟。他小孔子二十岁，曾经奉父亲孟僖子之命，向孔子学礼。所以当他请教孔子什么是孝顺时，孔子简洁而坚定的回答：不要违背礼制。也即在提醒他，一个贵族子弟不能因为有钱有权，就逾越了“礼”的规定，举行超出身分的丧葬仪式，让天下人都知道我孝顺父母。在孔子看来，这是违背礼制的，是不孝的。只有无违于礼，才能实现孝顺的心意。内在的孝心与外在的礼法配合，才是孝的实践。
此外，孔子认为，孝与礼的关系还表现在：
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学而》）
观察一个人，要看他在父亲活着的时候选择什么志向，在父亲过世以后表现什么行为。如果他能三年之久不改变父亲做人处事的原则，就可以称得上孝顺了。
为什么“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就是孝呢？这与礼的规定有关。古制父母亡故，子女守丧三年。根据荀子的说法，这三年不是真正的三年，而是二十五个月。很多人问，如果三年无改于父之道，万一父亲的原则是不好的，怎么办？应该立刻改过来，为什么要等三年才改呢？反之，如果父亲的原则很好，三年之后为什么要改呢？可以接着做下去嘛。这个问题很复杂，因为每一对父子的性格作风不同，“父之道”的现实情况也十分复杂，“三年无改父之道”是基于此的一种稳健做法。譬如父亲喜欢救济孤儿院，我喜欢救济养老院；父亲过世三年之内，我是继续照他的意思救济孤儿院呢？还是按照我的想法，把钱捐赠给养老院？孔子认为，恐怕你还是要照着父亲的习惯继续做三年，为什么呢？避免让原来受他照顾的人感觉失望。你可以做满三年之后，再按照自己的想法进行改革。
以孔子的学生曾参来说，曾参的父亲年纪大了，他伺候父亲每顿饭都有酒有菜。用完餐之后，他问父亲，剩下的饭菜要给谁？父亲说，这次给隔壁的张家吧。曾参尊重父亲的想法，让父亲有安排剩饭菜的自由，让他感觉到自己虽然年纪大了，但还是有能力帮助更穷困的人，这说明曾参很孝顺。等到曾参自己老了以后，他儿子奉养他就不一样了。每顿饭也是有酒有菜，但是吃完之后，不再问他该把剩下的饭菜怎么处理。他问，还有剩的吗？儿子说，没有了。为什么？嫌麻烦。但是孝与不孝的差别就在这里。曾参侍奉父亲时，让父亲照顾穷人的愿望得以实现，曾参的儿子奉养他时，就忽略这一点。当然我们也可以说曾参自己很孝顺，却没有把自己的儿子教好，这是另一回事。
所以，孔子谈到孝顺，除了要有真诚的情感之外，礼制也是必须要遵守的。这样一来，人的行为才不至于“过度”，也不至于“不及”，各种情感才能“发而皆中节”，“节”就是适当的分寸。人不管处于任何时代，任何社会，只有守法和重礼两项配合起来，人生之路才可以走得非常稳健。也许有人会说，儒家的思想会不会有些保守啊。但是不要忘记，一个人活在世界上，只有保守稳健，才能够慢慢成长；否则礼仪制度方面改变太快，到最后恐怕无所措其手足，反而乱了分寸。
7.三年之丧（1）
“三年之丧”算是《论语》里最尖锐的一段对话。孔子有个学生叫做宰我，是言语科的第一名。这位学生每次出现，似乎都会给孔子带来一些不快。譬如他白天睡觉，孔子说他“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杇也”，不可救药了。为什么？因为古时候没有电灯，晚上非睡不可，白天就应该念书工作。一个人大白天睡觉不是没志气，就是懒惰，所以孔子批评他。不过，这一次在关于孝顺的问题上，宰予倒是提出了一个好问题。
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曰：“安。”《论语·阳货》
宰我请教说：“为父母守丧三年，时间未免太长了。君子三年不举行礼仪，礼仪一定会荒废；三年不演奏音乐，音乐一定会散乱。旧谷吃完，新谷也已收成；打火的燧木轮用了一次。所以守丧一年就可以了。”孔子说：“守丧未满三年，就吃白米饭，穿锦缎衣，你心里安不安呢？”宰我说：“安。”
父母过世，子女守丧三年，这是商朝的规定，事实上周朝已经不太流行了。孔子的祖先是商朝人，他总认为祖先那一套还适用，结果宰我提出质疑。他说，三年守丧，时间未免太长了吧，三年不能行礼作乐，一定礼坏乐崩。这就像小孩学钢琴一样，三年不准他弹琴，再弹的时候一定不成调儿，这是人文世界的情况。自然世界呢？古时候鲁国一年收成一次，旧米吃完，新米收成要一年。取火用的木头，也是一年轮用一次。宰我很有逻辑头脑，他说人文世界三年太长，自然世界一年一循环，所以守丧一年就够了。
照理说，这个质疑很难反驳。孔子总不能说，宰我，你说三年不行礼乐，礼乐必定崩坏，你做过调查吗？或者你去过台湾没有，台湾是一年收成三次而不是一次呀？这么扯就扯不完了。孔子毕竟是一位伟大的老师。他立刻把伦理规范的基础转移到心理情感上。他说父母过世了，你自己守丧未满三年，就吃好的穿好的，你心里安不安呢？谁知宰我不客气的回答：“安。”心安理得。所以说宰我是坏学生呢，完全不了解老师的用心，这种事情怎么可以说“安”呢？假设宰我的父母在世，听到儿子这么说一定很难过；假设宰我的父母过世，那他以前替父母守丧时，心思一定转来转去的，不想守太长时间。孔子听了宰我的回答，只好说：
“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
孔子说：“你心安，就去做吧！君子在守丧的时候，吃美食不辨滋味，听音乐不感快乐，住家里不觉舒适，所以他不这么做。他宁可吃的简单，住的简陋，也要替父母守丧。现在既然你心安，你就去做吧！”宰我退出房间后，孔子说：“宰我没有真诚的情感啊！小孩子生下来三岁才能离开父母的怀抱。为父母守丧三年，天下人都是这么做的。宰我曾经受到父母三年怀抱的照顾吗？”
“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这话过去一直被中国哲学家所忽视。怎么可以拿“生下来被父母怀抱三年，所以父母死了就要守丧三年”做论证呢？许多人都一笑了之，不去多想。然而，几年前美国一份心理学杂志所发表的研究报告却证实了孔子两千多前的见地是多么了不起。
7.三年之丧（2）
有一家专门收容弃婴的医院，收容了五十名弃婴，有专人去照顾固定的吃、喝。这五十个小孩的反应都差不多，目光呆滞，面无表情，了无生趣，他们的身体在成长，但是躺在那儿奄奄一息的样子。其中只有一个小孩例外，每天总是嘻嘻哈哈，见了人就笑。医生和护士觉得很奇怪：大家都是弃婴，每个人的表情都死气沉沉，为什么他那么高兴呢？于是在房间里装上闭路电视，二十四小时观察这个小孩身上是否发生了什么特别的事。一星期下来，观察结果发现，原来每天下午下班时间，有一位到医院收垃圾、扫地的老太太，经过这个小孩时，会逗逗他，陪他玩半个小时。就是这每天半小时的差别，使这个小孩出乎其类、拔乎其萃，成为这些弃婴当中最特殊的一个。于是发现了，原来小孩需要有一个人以主体的身份去关怀他，跟他互动，他的生命力才能得到正常的发展。否则，只是饿了给他吃，渴了给他喝，而没有一个人真正去关怀他，他内在的心理能力就无法发挥，只能死气沉沉的呆在那儿，不知如何与人互动。
这个研究使得美国心理学界相当震撼。在美国人的家庭里，小孩生下来，大一点之后，就放到小房间里一人睡。小孩哭，让他哭，哭累了就睡着了，变得很有独立性。但是这种独立性对人性而言，是一种伤害，事实上违背了人性自然的要求。人类与动物的差别之一，是人类的幼儿依赖期是最长的，人类所生的小孩依赖父母的时间最长，远超过其他动物。人类的孩子一般要在父母怀中三年，才能够稳健的独立行走。这种长期在生理上依赖父母的状况，自然在心理上发展出特殊的结构，即孩子和父母之间永远有着互相关怀的心理情感。相反，在成长的最初过程中，若是缺少了父母的特殊关怀，则这种遗憾一生都无法弥补；若要弥补，日后必须付出加倍的代价。
从生理需求到心理情感，最后才出现所谓“三年之丧”的伦理规范。也就是说，人间的伦理规范（三年之丧）是为了响应心理情感（安）而定的；然后，心理情感又可以推源于生理特性（三年免怀）。如此形成“生理——心理——伦理”的观点，可以说明人性的开展过程以及人性何以向善，亦即为何不守三年之丧就会不安。所以孔子怀疑宰我是否曾受过父母三年怀抱的照顾，说他“不仁”，忽略了人心的情感需要。换言之，孔子心目中的人性，是不能离开人的生命之具体存在及成长处境的。“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是他对人性的深入观察。“三年之丧”是配合我们内心情感需要的外在表达形式。我们在成长过程中，身体上受到父母照顾，心理上和父母有长期依赖，所以父母过世，守丧三年，才能使我们心安。
因此，儒家讲求的伦理规范，并非由外在的压力而来，而是内在心理情感的适当表达。外在的礼仪、礼节、礼貌只是个表现形式，它的前提在于内心真诚的情感。若没有真情实感，外面也不用去做那些形式了，一切只会沦为教条。这才是儒家真正的思想。两千多年一路下来，一直到清末，很多人都说儒家是礼教吃人，吃人礼教，好像学了儒家之后，就被那种三纲五常给限定死了，好好的人生就被约束得没什么乐趣了。事实上，儒家对于中国传统所规定的“礼”提供了哲学说明。这个说明是合乎经验、合乎理性、合乎理想的，使我们活在世上有原有本，有内在的情感，也有外在表达的形式。两者配合，内外相得，才能构成一个和谐的人生与社会。
1.真诚相待
西谚有云：“没有一个人是一座孤岛。”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和沟通是不可或缺的，各式各样的朋友会在一个人生命的各个阶段扮演重要的角色。中国古代以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为“五伦”，朋友也是其中重要的一伦。孔子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论语·学而》）的确，有些朋友因为家庭、事业、学业、理想而各奔东西，无法常相聚首，只能借鱼雁或书信问候，但是心中却清楚知道对方总在祝福自己。若是得遇机缘，重新会面，自然会有快慰平生之感。
朋友之间的来往是一个结缘的过程，所谓“广结善缘”。这个“缘”可以因为我们是同学、同乡、同事，或是同道——有相同的人生志趣，甚至是同游——一起出去游玩，而产生友谊。结缘之后，就要惜缘，珍惜两人之间相处的情意。因为通常我们交朋友，都是分开之后才开始思念，想到以前念书的时候，有个什么样的朋友，大家相处得如何愉快，只是当时没有很好地珍惜，现在再想见面，已经不容易了。不过，惜缘之外，也要随缘。人生之事，因缘而聚，随缘而散，一切顺其自然。譬如大家快要毕业了，那就毕业吧，你不能说我们这一班同学感情特别好，大家一起再多念一年，这是不可能的。
不管缘分如何，人与人之间，没有说谁一定要跟谁做朋友，谁一定不能跟谁做朋友。一般来说，交朋友分为四个层次，最下一层叫做“酒肉之交”，大家一起吃饭、喝酒、享受；往上叫做“利害之交”，一起做生意、合作，合则两利，离则两害；再往上叫做“道义之交”，“道”代表人生的方向，“义”代表正当性，亦即每一次我所做的正当选择，跟你选的或想的一样，譬如中国人津津乐道的“桃园三结义”，刘备、关公、张飞三人就是道义之交；最高一层叫做“生死之交”，一般称作知己。英国作家亨利·亚当斯(Henry Adams)说：“人的一生，能结交一位好友，已属难得；能结交两位，可谓幸运之至；至于结交三位，则根本不可能。”如果把朋友界定在“知己”的层次，这段话确实反映了人生经验。我国古人不也说“人生得一知己，可以死而无憾”吗？可见，知己是以生命来相互交换的，是交朋友的最高境界。
不论结交哪一种朋友，交朋友的原则都是一样的，四个字：真诚相待。其实，“真诚”不但是对朋友，对任何人都应该真诚。西方有一句话说得好，“你对朋友是以性格互相裸露”，在朋友面前，我的性格不穿衣服，不需要伪装，不需要化妆，我是什么性格就让朋友直接知道；相反，如果朋友之间不能以真诚的态度相处，就是虚与委蛇，浪费生命而已。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论语·公冶长》）
孔子说：“说话美妙动听，表情讨好热络，态度极其恭顺；左丘明认为这样的行为可耻，我也认为可耻。内心怨恨一个人，表面上却与他继续交往；左丘明认为这样的行为可耻，我也认为可耻。”
左丘明是鲁国的史官，司马迁称其为“鲁之君子”。左丘明认为，一个人如果表面上对朋友热情、友善，心里却藏着对朋友的怨恨，这样的行为是可耻的。朋友交往有时难免会出现误会或怨恨的情况，譬如听别人说你在背后批评我，这样会产生误会；或者你有好的机会没有告诉我，没有让我跟着你一起发财或得利，这时会出现怨恨。心中有了疙瘩，却把它隐藏起来，表面装着若无其事，跟他继续做朋友，孔子认为这样不好，这样缺乏真诚。你说那如果真诚的话，我把意见直接说出来，误会可能更严重，甚至两个人翻脸了怎么办？说实在的，真正的朋友要能够做到“肝胆相照”，很多时候是不打不相识，你没有把真话说出来，你怎么知道别人会拒绝呢？也许他在气头上不愿意接受，过了一段时间，就会发现你也是为他好，对于你的真诚反而会非常感激。
人是会变的。人的变，若不是由于外在的环境，就是由于内在的观念。外在的环境也包括朋友的劝告，所以古人“以友为镜”来提醒自己做得对不对。内在观念的改变，就是要多读书。读书可以帮助一个人明白道理，明理之后就会知道个人情绪是一回事，做人的原则是另一回事。我们交朋友有时会因为各种外在的干扰，而使我们的友谊变得比较复杂。譬如朋友一起做生意，到最后说不定可以共贫贱，却不能共富贵；也有的朋友一开始觉得彼此没什么话好说，后来碰到一些人生困难，才发现“患难见真情”，像西方人说的：”A friend in need is a friend indeed.”患难之交，才是真朋友。
不过，对朋友的劝告也要懂得适可而止。子贡有一次请教孔子怎么样交朋友，孔子说了一句话，“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毋自辱焉。”（《论语·颜渊》）朋友如果有错，你要真诚的劝告而委婉的劝导，但是他如果不听，你就要停下来，以免自取其辱。为什么？因为朋友之间是相互平等的，如果地位不平等，变成你来教训我，那你就是我的老师了，变成老师跟学生的关系，不再是朋友关系了。朋友之间尽管有互相劝告的义务，但如果对方不听，多言无效之后，你最好闭口不谈，不要再勉强了。
2.志趣相投
除了真诚之外，交朋友还要依据什么样的原则？根据孔子的说法，志趣是非常重要的。志趣是什么？就平常休闲生活来说，譬如今天放假，你要爬山，我要游泳；你要下棋，我要打球；这样两个兴趣爱好不一样的人，很难凑在一起。又譬如一个人的志趣在艺术，若结交喜欢科学的人当朋友，大概就很辛苦，所以要找跟自己有类似志趣的朋友。
子曰：“无友不如己者。”（《论语·子罕》）很多人以为是“不要交不如自己的朋友”。乍听之下，这是很好的建议，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嘛，我们应该多交比自己强的朋友，提升自己的水准。但仔细一想，问题来了：如果你不交不如自己的朋友，专去找比你优秀的人做朋友，那么这个人是否也要根据相同的原则，拒绝跟你交友呢？他也可以“无友不如己者”啊。如此一来，天下人在交友之前，都要相互比较，比较难免也有高下之分，结果是：没有人或很少有人可以找到朋友了。
这当然不是孔子的意思。“不如”可以解为“不及、比不上”，也可以解为“不像、不类似”。根据后者，则“无友不如己者”是说：“不要结交不像自己的朋友”。“不像自己”是指在志趣上与自己分道扬镳。譬如就志向而言，有人要服务社会，有人要拼命赚钱；有人要追求学问，也有人要游戏人间。再就兴趣来说，室内的下棋、打牌、品茗、阅读、看电视，室外的登山、旅游、打球、慢跑、交际应酬等，亦是人人有别，或是大同小异，或是小同大异。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由志趣的差异最后衍生到人生抉择的不同。如果贸然选择志趣不相投的人做朋友，不仅事倍功半，也可能貌合神离，甚至反目成仇。天下许多仇人都是朋友演变成的，可不慎乎？所以，交朋友一开始靠的是缘分，像同乡、同学、同事，甚至一起出去游玩，都可能成为朋友，但后面的发展就要看志趣是否相近了。志趣不相近，勉强在一起，友谊恐怕也很难维持长久。
除了志同道合之外，儒家谈“交友”，还要兼顾“互相责善”，以“善”来互相期许、要求。孔子说：“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论语·子路》）。“切切偲偲”指彼此切磋勉励，“怡怡”指和睦共处。兄弟姐妹因为有同样的父母，是天生命定的亲人，个性再怎么不合，也要设法和睦相处。朋友是自己找的，有些是好朋友，有些可能是坏朋友；有的朋友因缘深厚，可以一辈子来往；有的缘分短浅，说不定从学校毕了业就分开了。这时你就要问，我交这些朋友是为什么呢？孔子的回答是“朋友切切偲偲”，交朋友绝对不能只在一起浪费时间，或是一起游玩而已，而要随时互相切磋勉励，走向人生的正确方向。
曾子曰：“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论语·颜渊》）
曾子说：“君子以谈文论艺来与朋友相聚，再以这样的朋友来帮助自己走上人生正途。”
《论语》里所说的“君子”有两个意思，一是有政治背景、官位的人，如封建社会中的世袭贵族子弟；二是指有志于修德讲学、人格完美的人，如孔子的众多弟子。曾子此言所指是第二种人。君子以什么做标准呢？有一句话叫“君子立恒志，小人恒立志”，小人经常立志，代表他的志向很短暂，不能坚持下去；而君子只立一个志向，从读书开始不断往上提升，最后成为一个人格完美的人。而修养人格这件事是做不完的，一辈子坚持去做，都不一定能达到人格完美的标准。曾参认为，交朋友对于成为君子有直接帮助，“君子以文会友”，“文”包括各种文化艺术活动，以及各种技能。譬如你交到一个喜欢下棋的朋友，你自己本来不喜欢下棋，他带着你下棋，慢慢地你也喜欢下棋了；又或者你不喜欢读书，但是你的朋友喜欢读书，受他的影响，你可能也会喜欢读书了。所以曾子说，朋友之间要能够谈文论艺，才有共同的交集，也就是有共同语言。而交这样的朋友目的是要用来“辅仁”。“仁”指人生的正途，也就是“道”，亦即朋友之间要互相切磋勉励，在人生正路上相互扶持，以实现大家向善的心志，这才是交朋友的光明大道。
不过，人生中所交的朋友，由于机缘所限，因缘不再，其实都是值得珍惜的。许多人对朋友存有幻想，渴望认识合乎理想、心意相通的朋友；但往往忽略朋友是相互的，我们希望有什么样的朋友，朋友也同样希望我们是这样的人。如果一个人缺乏自我认识的工夫，对自己的志趣都搞不清楚，又如何期待别人成为自己志趣相投的朋友呢？
3.信义兼顾
跟朋友来往，大家都知道“守信”很重要，但守信的同时也需要考虑到“义”。“义”代表正当性，也就是一般所说的道义。信和义有什么关系呢？子贡有一次问孔子，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才可以称为士？“士”是古代的一个阶层，在大夫之后，也可以用来泛指一般的读书人。孔子提到三种人符合士的条件，最后一种是：
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论语·子路》）
说话一定要守信，行动一定有结果，这种一板一眼的小人物，也可以算是再次一等的士了。
光看字面的意思会吓一跳，难道说话守信有错吗？做事有结果不是很负责吗？为什么孔子会批评说这是一种小人物呢？问题就出在“义”这个字。把孟子的话拿来一并看，就知道儒家思想的深刻了。孟子说：“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孟子·离娄下》）“大人”代表德行完备的人，一个人的德行修养到完备的阶段，才有资格称为大人。孟子说，德行完备的人，说话不一定都兑现，做事不一定要有结果，一切都要看道义在哪里。“义”者，“宜”也。昨天适宜的，今天不见得适宜；对张三适宜的，对李四不一定适宜；要看变化的情况，配合适当的情况，做出正确的抉择，找出“应该”的所在。人间事务一直在变迁发展之中，如果没有通权达变的能力，言行都可能陷入困境。譬如我最近买了一把猎枪，一个朋友跟我很要好，他说你下个月把猎枪借我去打猎吧。好朋友当然没问题，我答应你。但就在这一个月里，朋友患上了忧郁症，有自杀倾向。时间一到，他来找我，说你答应要借我猎枪，现在借给我吧，实现你的诺言吧。这时候我该怎么办呢？如果一定要守信，把枪借给他，他后面发生了什么事，我难道不用负责吗？“我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守信是我现在跟你约定将来要做的事，但是现在到将来之间，还有一段时间，可能出现各种不可预料的变化，到时候要根据实际情况，再做出适合的抉择。《庄子》里面也提到一个人，叫做尾生，这人很守信用，他跟一个女孩子约会，约在桥下见面，结果洪水来了，他在桥下抱着桥柱不走，淹死了。为什么？他说我约定了跟你在桥下见面，就不能去桥上啊，但事实上这个女孩子迟到恐怕是因为风雨太大，或者家里反对，换了我们，当然上桥啊，不然回家算了，但是尾生很守信用，结果淹死了。
我们并不是说跟朋友约定的事情，就可以说了不算，而是说你要考虑实际的情况，不能光为了自己守信，或者怕别人说我不守信用，就绝对不能更改，以至于导致坏的结果，这样一来就变成教条主义了。儒家的智慧是非常活泼的，会考虑到各种情况的变化。孔子为什么说“言必信，行必果”是小人物呢，因为他没有注意到人生是充满变化的，看似一板一眼，其实可能忽略了“义”。《易经》的“易”就是变化的意思，在变化之中，你要找到“不变”的规则，并配合各种情况做出适当的选择，而那个不变的原则，就是“我要真诚”，秉持一颗真诚的心跟人互动，然后再视具体情况而定。
孔子曾经说过，他跟古代很多伟大圣贤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古代的圣贤都有某种特殊的表现，最后可能为此牺牲生命，而孔子认为自己是五个字“无可无不可”，我没有一定要怎样，也没有一定不要怎样。有些人听了，觉得这种态度恐怕有点滑头吧。但是你不要忘记，人生本来就是充满变数的，你什么时候该进，什么时候该退；什么时候该上台，什么时候该下台，不是你说了就算的，要看各种实际情况的需要，可以行则行，可以止则止；如果一定强调“言必信，行必果”，看起来好像非常坚毅不拔，其实是不懂得通权达变，因时制宜。儒家的思想告诉我们，交朋友守信用当然很好，但不能忘记要有灵活的智慧与坚定的原则。
孔子还有一个学生叫做有子。有子曰：“信近于义，言可复也。”（《论语·学而》）你跟别人约定的事情，要尽量合乎道义，说话才能实践。相反，如果约定的事情没有正当性，违背社会的礼仪或法律，你就算说了也不能够实践。所以我们与朋友交往时，不要轻易去说我答应你什么什么事，而是一定要考虑到这件事是否接近道义，接近道义才能够去实践，否则就算约定了也会失信。
4.益者三友
朋友就像一个人的镜子，可以反映出他的兴趣、嗜好、志向与品味。但是朋友不只是镜子而已，他还会进一步敦促人走向更美好充实的人生。孔子说有三种朋友有益：
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论语·季氏》）
与正直的人为友，与诚信的人为友，与见多识广的人为友，那是有益的。
第一种友直，“直”代表真诚而正直，就是心里有什么话直接说出来，使你知道我的所思所想。朋友之间的交情是基于酒肉、利害，还是道义，就以此为判断标准。朋友如果“直”，他看到你有错误或是可能要犯错，会直截了当说出来提醒你，他不会不好意思说，或者找各种借口来替你掩护。这种朋友就像镜子一样，透过镜子可以看到自己的缺点。一个人如果能找到这样的朋友，就比较不容易犯错。但是这样的朋友也会带来压力，古代有一种说法叫“畏友”，让人敬畏的朋友。这种朋友一说话，你马上觉得有压力，但是事后必须承认，他说的有道理，说的是对的。有这样的朋友，你应该觉得很感激。
第二种友谅，“谅”代表诚信、体谅。这个人说话算数，值得信赖，另外也比较能够体谅你的心情，知道你的委屈，能够在适当的时候给你安慰。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子夏曰：“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这三段话的“信”字，都指出了交朋友要诚信。不过，说到诚信，也牵扯到一个人能不能长期坚持理想的问题。譬如早年穷困的时候有些理想，后来又富且贵，还能够坚持理想吗？我们年轻时交的朋友往往都很单纯，尤其是在学校里认识的同学，但是进入社会以后，十年、二十年不见，大家再见面的时候，所谈的内容往往是谁在社会上比较有成就，谁得到了什么荣华富贵。这代表什么？代表这样的朋友无法坚持年轻时的理想，对于诚信方面不见得合乎标准。
至于体谅，人生难免无过，所犯之过是出自无心，出自无知，还是出自恶意？只有出自恶意之过，是不能轻易原谅的。朋友知我甚深，自然可以分辨这些，并在我需要时伸出坚强的支援之手。不过体谅是双方面的，不能只是一味地要求别人。体谅也包括自己能做的事情绝不请别人代劳，因为朋友并非工具或手段，而是要同舟共济的。
第三种友多闻，“多闻”并不指学历高低，而是指浓厚的求知兴趣。朋友见多识广，能启发我们的观念，开拓我们的视野。譬如朋友聚会时总要说话，但你不能老谈一些每天发生的八卦，或者各种马路消息，而要谈一些比较有营养的、能够增加见闻的事情，这时候就需要这种“多闻”的朋友。每一个人的时空都是有限的，心灵也容易执于一偏，对于小自人情世故，大至家国天下的丰富面貌，往往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甚至根本未曾与闻。这时候，如果能有一个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朋友，跟你谈论这些问题，包括许多奇奇怪怪的事情，他都可以讲出个道理来，无疑是为我们的生活打开一扇窗，帮助我们突破自己狭隘的格局，以更周全的眼光欣赏一切事物。
以上三种有益的朋友，是针对人的意志、情感、认知三种要求来的。“友直”代表这个朋友一辈子坚持原则，在意志上非常坚定。“友谅”在感情上能够体谅包容，“友多闻”可以给你增加许多重要有趣的信息。任何一个朋友具备这三者之一就很好了。你不能要求一个朋友三者全部具备，都具备的话就是可贵的知己了，可是知己难求啊。而你这样要求朋友的时候，也先要问自己有没有具备这些条件，因为我们选择朋友的时候，朋友也在选择我们。
交到好的朋友，可以增加人生的快乐。所以孔子说到“益者三乐”时，“乐多贤友”也是其中一乐。哪三种快乐有益呢？第一“乐节礼乐”，以得到礼乐的调节为乐。“礼”代表分寸，跟什么人来往有什么样的分寸，该说什么话，该做什么事，都属于礼的范围。“乐”就是大家情感的沟通，你喜欢看什么电影，听什么音乐，大家沟通一下，觉得很有默契。以礼和乐来调节，一个是限制，一个是沟通，能收能放，表现了活泼的生命力。第二“乐道人之善”，以称赞别人的优点、善行为乐。这个别人往往是我们所认识的朋友，我们在背后经常称赞朋友的优点，代表我们心胸宽大，朋友之间的相处当然会容易。第三种“乐多贤友”，以结交许多好朋友为乐。我们在萍水相逢的遭遇中，往往发觉许多人很面善，彼此有向道之心。常有这种感觉，会使得我们在待人接物方面，更努力朝正面的方向去走。况且，如果一个人能交到许多杰出的朋友，代表你自己也很优秀，不然他们为什么要委屈和你交往呢？因此，结交益友，乃人生一大乐事。
5.损者三友
前面有“益者三友”，后面就有“损者三友”。我们交朋友一不小心就会交到坏朋友，孔子说有三种坏朋友是交不得的：
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侫。损矣。（《论语·季氏》）
与装腔作势的人为友，与刻意讨好的人为友，与巧言善辩的人为友，那是有害的。
第一种友便辟，“便辟”指装腔作势。喜欢装腔作势的人不但好高骛远，并且很重视外表，喜欢摆门面说大话。这种朋友为什么有害呢？因为这样的人与你交往，他看重的可能是你的家世好不好？家里有钱吗？有各种社会资源吗？他选择你做朋友恐怕考虑的是这些，并不是看重你这个人的品德、才能、志趣。那你为什么要和这样的人交朋友呢？说实在的，有时候跟这种人在一起，好像也可以沾到一些好处，因为他气势很盛，很讲面子，善于装门面。讲面子不见得是坏事，但是如果超过了限度，最后浮而不实，当然是不好的。
第二种友善柔，“善柔”是指奉承、柔顺、刻意讨好，缺乏正直的精神。这种人善于观察别人的脸色，察颜观色之后，选择该说什么样的话，该怎么说话，故意讨好你。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学而》）说话美妙动听，表情讨好热络，这样的人很少有真心诚意的。有人说，那谁不喜欢听好听的话呢？有人在旁边拍拍马屁，恭维几句，听起来蛮舒服的嘛。但不要忘了，这样下去，你就不会去改善自己了，因为你犯了任何错误，他都会帮你找借口找理由，而不是直接说出你的问题，提醒你改正。孟子就很讨厌这种人当大臣。国君犯错的时候，他不但不说国君有错，反而替国君找理由。孟子说国君如果做坏事，你帮他一起做，还可以原谅；国君如果做坏事，你帮他找借口，说他做的不是坏事，那就不可原谅了。
第三种友便佞，“便佞”是口才很好，言过其实，不愿认真求知。听起来好像很有学问，事实上只是道听途说，以耳代目，并无真正见识。这种人正好和“友多闻”相对。别人真的是博学多闻，见多识广，而你在这里凭着花言巧语，好像把什么事情都能说出道理来，但是没有真正的基础，对任何事情都不会努力去求得真理，这种人也不是益友。
孔子说这三种朋友有害，是因为他们对于你的生命没有帮助。怎么样才算有帮助？能督促你不断反省，自我改善。孔子有一个好友是卫国的大夫叫蘧伯玉。蘧伯玉派了一个使者到鲁国看望孔子。
孔子与之坐而问焉，曰：“夫子何为？”对曰：“夫子欲寡其过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论语·宪问》）
孔子请他（使者）坐下谈话，说：“蘧先生近来做些什么？”他回答：“蘧先生想要减少过错却还没有办法做到。”这位使者离开后，孔子说：“好一位使者！好一位使者！”
这才是真正的好朋友，始终都在互相勉励，改善自己的过失。如果你交的朋友只是替你的过失找借口，或是换一个方式来逢迎你，说你这好那好，你就永远不会有机会改过迁善。子曰：“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难矣哉！”《论语·卫灵公》一大群人整天聚在一起，说一些八卦打发时间，没有一句话是有意义的，又喜欢表现小聪明，这样的人很难有什么希望。又或者“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论语·阳货》）整天吃饱了没事干，没心思去学任何东西，还不如去下棋呢。这类朋友也是要远离的。
与“益者三乐”相对，孔子也提到“损者三乐”，也即有三种快乐是有害的。第一是“乐骄乐”，以骄傲自满为乐。当我们某些成就高于别人时，便会产生傲气，相信自己卓越出众，无人能及。但骄傲所带来的快乐，一定会造成别人的嫉妒。骄傲是自我中心的表现，很容易由此否定别人的能力。第二“乐佚游”，以放纵游荡、无所事事为乐。游玩其实不是一件坏事，但若以此为乐就变成自我放纵，贪图享受，忽视了自己与别人的适当关系。第三“乐宴乐”，以饮食欢聚为乐。朋友聚在一起，只顾着吃喝玩乐、互相吹捧，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当然是有害的。为什么呢？因为这种快乐只照顾到人的生理的、浅层次的需求，只能让人暂时忘却烦恼，表面上骄傲自满，每天游荡玩耍，大吃大喝，但这种快乐很快就会重复而乏味，到时候刺激递减，边际效益就愈来愈没有吸引力了。
人生的很多事情，是要跟朋友一起做的。你与不好的朋友相处时，虽然很多事情也会让你觉得很快乐，但它不会帮助你提升心灵，只会让你沉迷在非常具体的、低层次的、物质的欲望里，获得一种非常狭隘的、短暂的自得与快乐。而人生真正重要的事情是在精神层次上能够不断向上提升，不断自我反省、自我修炼，让生命踏上正确的方向，迈向更广阔的空间。在这方面对你有所裨益的朋友，才是你真正的良友。
6.孔子交友（1）
益者三友与损者三友的前提是：这六种都是朋友，不同的是前三者使你受益，后三者使你受害。孔子还有一种分法，把朋友分为中行、狂者、狷者，这是他自己的交友原则。
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论语·子路）
孔子说：“找不到行为适中的人来交往，就一定要找到志向高远或洁身自好的人。志向高远的人奋发上进，洁身自好的人有所不为。”
第一种“中行”，也即我们比较熟悉的中庸之道，行为适中，进退有节。有人把中庸之道误会成做事温吞吞的，走中间路线。事实并非如此，真正的“中行”是该怎样就怎样，言行在任何时候都能恰到好处，这非有高度的修养不能达到。能找到这样的朋友当然是最理想的，如果找不到，找谁呢？狂者或狷者。
先说狷者。我教书这么多年，经常说的一句话是希望学生们先做狷者。何谓狷者？有所不为也。一个人受教育的基本表现就是有所不为，对于某些违法乱纪或没有水准的事，不去做，不是不会做、不敢做，而是不屑于做。譬如我常常劝学生，考试作弊这种事情要不屑于做。如果这一点能够坚持的话，将来进入社会，许多违法乱纪的事恐怕也就不屑于做了。
狷者如果能做到，不妨再做狂者。“狂者进取”，不断奋发，向上奋斗，有所为也。孟子提到狂者，常以曾参的爸爸曾点做例子。因为曾点经常把“古之人、古之人”挂在嘴边，古人这样好，古人那样好，好像古人总是比较高尚、伟大的，值得我们去学习。他有这样高远的志向，以古代的圣贤来要求自己，不断学习，进取向上，所以孟子把他列为狂者。
狷和狂，一个有所不为，一个有所为也；一个消极，一个积极。先不要做不好的事，水准不够的事，然后去做应该要做的事，标准更高的事。两个配合起来，当狂则狂，当狷则狷，那就是“中行”了，所以孟子称赞孔子，说他是“圣之时者也”，“时”就是中行，代表孔子的表现总是恰如其分。
孔子交朋友，除了考虑到对方是不是中行、狂者、狷者，还要看他是否可以共学、适道、立与权。
子曰：“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论语·子罕》）
孔子说：“可以一起学习的，未必可以一起走上人生正途；可以一起走上人生正途的，未必可以一起立身处世；可以一起立身处世的，未必可以一起权衡是非。”
孔子把交朋友分为四个层次：共学、适道、立、权。“共学”是指一起在老师门下求学问道。譬如我们都住同一社区，念同一所学校，有共同的老师。这些朋友属于“共学”的层次。但是毕业之后，离开学校，各奔东西，每个人的发展途径就不一样了。所以接下来就要看“适道”，也即志同道合，走上人生正途。“道”不限于某种职业或行业，因为同行未必是同志，真正的同志是针对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而说的。有些朋友可以一起走上人生的正途，却未必可以一起立身处世，坚持立场，这就是“立”的层面了。人生会有各种各样的考验，坚持原则并不容易。孔子说过：“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君子在穷困时能坚持原则，小人碰到穷困就胡作非为了。人因为人生际遇的差别，所下功夫的不同，在立身处世方面达到的境界也随之出现差距。许多朋友明明朝着同一方向努力，几年之后却有成有败，相去不可以道里计，无法立足于同样的境界。
6.孔子交友（2）
还有一种朋友，可以一起“适道”，也可以一起“立足于道”，却未必可以一起权衡商量。譬如念什么样学科，做什么样生意，碰到重大的抉择该如何取舍，都属于“权”。一个人交朋友，能够交到可以互相商量的朋友是最难的。很多时候人生重大抉择只能一个人关起门来，自己想。但一个人往往没有办法想得周全，这时候如果有朋友了解你的个性，理解你的志趣，能够旁观者清，给出明智的建议，对你的帮助是很大的。所以，能够与“权”，在孔子看来是交友的最高目标，与朋友能够一起权衡人生的各种选择，做出判断，这样的人自然不易得。
孔子交到朋友，怎样跟朋友相处呢？《论语》里有几句话可以参考。一、“朋友之馈，虽车马，非祭肉，不拜。”（《论语·乡党》）朋友送礼物给孔子，就算是车跟马，只要不是家里祭祀祖先用过的祭肉，孔子不会作揖拜谢。古代的车马是很贵重的礼物，等于现在的轿车一样。马可以当作财产，齐景公过世时就留下四千匹马。有人看到孔子家里比较穷，送辆马车给他，但孔子只是说声谢谢，拿来就用，为什么？朋友有通财之谊嘛，既然大家是朋友，你有钱，送辆车给我，我拿来就开，有什么关系？反正钱是身外之物，朋友的交情更重要。你这次送孔子马车，孔子下次说不定送你一些他学习的心得，这叫做朋友之间互惠互利，互通有无，千万不能只用物质来衡量。但是如果你送给孔子的礼物是祭拜祖先时用的祭肉，孔子就会作揖拜谢了，为什么？因为你祭拜祖先时想到孔子，表示你把他当作家族的朋友，这对孔子来说意义非凡，代表一种精神的价值，所以这时候他会非常慎重地向你作揖拜谢。由此可见，孔子跟朋友相处，对于精神价值的看重远远超过物质。在孔子的学生中，子路学到了这一点。子路对朋友特别豪爽。他的志向是“愿车马衣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论语·公冶长》）。他的车、他的马、他的衣服棉袍，跟朋友一起用，用坏了都没有遗憾，这可不简单，只有把朋友的情意看得比身外之物更重要，才能有这样一种作为。
二、朋友死，无所归，曰：“于我殡。”(《论语·乡党》朋友不幸过世了，没有人料理后事，孔子站出来说，我来负责。什么意思？朋友过世没有人管，代表他可能家道中落，也可能子孙不孝，孔子在此时挺身而出，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非常够意思。我们常说，一死一生，乃见交情。能交到孔子这样的朋友，实在是一件很幸运的事。
三、问人于他邦，再拜而送之。（《论语·乡党》）孔子托人向远方的朋友问候送礼时，对所托之人两次作揖才辞别。说明什么？孔子很看重朋友之间的情谊，两次作揖，重其所托，托人到远方给朋友传达讯息。他的好朋友蘧伯玉跟他通的讯息是，我想减少我的过失却还没有办法做到。我们可以想一想，这是什么样的朋友啊！是大家一起努力，朝着人生理想的方向前进，希望彼此的交往可以帮助对方完善人格，成为君子。这样的朋友是多么难得！
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东西不由我们选择。譬如我们无法选择自己的父母，无法选择出生的时间、地点，无法选择种族、国家和文化传统，也无法选择自身的成长经验。但是交朋友这件事，在机缘成熟的情况下，我们是可以选择的，可以化被动为主动。孔子的选择使我们知道，朋友之间相处不要问贫穷富有，也不要管地位高低，而要看彼此间是否真正的友直、友谅、友多闻。我们无法和所有的人做朋友，所以朋友宁少而不求多。而且，我们在选择朋友之前，也要先问问自己，我是不是做到了我选择别人的标准？是不是重视朋友之间的情谊远远超过物质利益？如此，你才可能找到一个真正的知己。而人生能有知己，乃是一件最愉快的事。
1.淑世精神
梁漱溟先生晚年，接受一位美国学者的访谈，内容集结成书，书名是《这个世界会好吗？》可以说，这个书名是两千多年来中国读书人的共同愿望，即希望以个人的努力来改善世界，这叫做“淑世精神”，而孔子就是这种精神的代表。
孔子本来在鲁国做官，做得还不错，但是因为君臣之间不能配合，他就挂冠而去，周游列国，带着学生到处走。有一次他们走到一条河边，找不到渡口，远远看见两个人在附近耕田，孔子就让子路去问路。子路去了，问第一个人，渡口在哪儿？这人不直接回答，他远远看到孔子坐在马车上，手拉缰绳，就问子路，那位车上执鞭的人是谁？子路说，是鲁国的孔丘。这人便说，孔丘知道渡口在哪儿。什么意思呢？等于连当时隐居的人都听说孔子带着学生周游列国，他们对孔子的评价是，孔子了解人生的渡口何在，也知道怎么过河。亦即承认他高瞻远瞩，知道社会要往哪儿发展，出路在何处，只是因为时代不对，才使他寸步难行。
子路得不到答案，去问第二个人。这人听到他们的对话，反问子路，你是谁呢？子路说，我是孔子的学生。这人说：“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论语·微子》）天下大乱，到处都一样，谁能去改变它呢？你跟着逃避坏人的孔丘，还不如跟着我这逃避坏世界的人呢！说完，继续耕田，不再理他。子路回去，把情况报告给孔子，孔子一听就知道这两人是隐士。
夫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论语·微子》）
孔子神情怅然地说：“我们没有办法与飞禽走兽一起生活，如果不同人群相处又要同谁相处呢？天下政治若是上轨道，我就不会带你们去试图改变了。”
这句话充分地表达出儒家的“淑世精神”，显示出一个知识分子的使命感，是“知其不可而为之”，明明知道理想不能实现，还要做，为什么？因为逃避不是最好的方法，如果大家全都归隐山林，求得个人自在，那这个社会要怎么办？天下无道，更需要知识分子出来努力改善，即使知道力量有限，再怎么做也无法达到世界大同的境界，但还是不肯放弃。所以，儒家的智慧并不表现在解脱上，而表现于：在适当的时代与环境中，以适当的途径去达成理想的结果。这是“择善”与“善择”的能力，其基础则是：若不如此，则无法心安。
还有一次，孔子的车队往前走了，子路在后面没跟上。他到处找不到老师，看到旁边有一个老人在除草，就上前请教，请问您看到我的老师了吗？老人说：“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你这个人四肢不劳动，五谷也分不清楚，我怎么知道你的老师是谁？子路听到老人训他，就拱手而立，站在路边。老人看他表现恭谨，心想，好吧，带你到我家去住一晚吧；就留他在家过夜，杀鸡做饭给他吃，又叫自己的两个儿子出来相见。第二天，子路跟上了孔子的车队，向老师报告这件事。孔子一听，就知道遇上了高人了。他让子路回去转达一段话，子路返回，老人却不在了，他就对着老人的家人把话说出来：
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论语·微子》）
不从政是不应该的。长幼之间的礼节都不能废弃，君臣之间的道义又怎么能废弃呢？原本想要洁身自爱，结果却败坏了更大的伦常关系。君子出来从政，是做道义上该做的事。至于政治理想无法实现，则是我们早已知道的啊。
这等于是孔子对于隐者批评所作的回应。儒家的原则是，没有国哪有家？国家不上轨道，人群之间的伦理关系也无法建立。因为一个人活在世间，注定要在家庭中慢慢成长，家中便有了“长幼之节”。家庭能够存在，必须要受国家的保护以及各种社会政治组织的维系。进入社会之后，便要肯定“君臣之义”。你既然叫两个儿子出来相见，说明你肯定了长幼之节，但比长幼之节更重要的君臣之义，你怎么不要呢？孔子认为，你要使这一生不要牵涉黑暗的政治而保持自家的清白，结果反而废弃了更大的伦常关系，这是不对的；读书人出来做官，并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是为了人群，为了做道义上该做的事，这是读书人应该有的一种志向，即使知道理想不能实践，但还是要做。
还有，你自己受过教育，有很高的理想，但看到天下大乱，就设法明哲保身，这当然也是一种选择，不过在这种选择下，你怎么样教育下一代呢？你还是希望自己的孩子受教育，与人和睦相处，不是吗？因此，只有成人的隐者，却不能有小孩的隐者，隐者注定要以个人身份选择隐居，却不能广为传扬此一思想，呼朋引伴。不像儒家可以名正言顺的通过教育，结合志趣相近的人，从事人间改革，同时又使自己心安。此所以儒家成为文化主流，而道家必须求诸少数智慧特高而定力超群的人。但是，如果整个国家都*了，少数几个人还能够维持自己的生活吗？我想这是不太可能的。因此读书人必须要有“舍我其谁”的精神，知其不可而为之，用个人的努力来改善这个世界，如此才能响应到梁漱溟先生所说的《这个世界会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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