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哪儿？”
“圣塞瓦斯蒂安。”
“我们不能一起去？”
“不行。我们刚刚谈通了，怎么又糊涂了。”
“我们从来没有一致过。”
“唉，你心里和我一样明白。别固执了，亲爱的。”
“当然，”我说。“我知道你说得对。我的情绪不好，我的情绪一不好就满口胡诌。”
我起来坐着，哈腰在床边找鞋穿上。我站了起来。
“不要这么瞅着，亲爱的。”
“你叫我怎么瞅？”
“哦，别傻了。明天我就走。”
“明天？”
“对。我不是说过了？我要走。”
“那么我们来干一杯。伯爵就要回来了。”
“是啊。他该回来了。你知道他特别热衷于买香槟酒。在他看来，这是最重要不过的。”
我们走进饭间。我拿起酒瓶给勃莱特倒了一杯白兰地，给我自己也倒了一杯。门铃响了。我去开门，是伯爵。司机站在他身后，拎着一篮子香槟酒。
“我叫他把这篮子酒放在哪儿，先生？”伯爵问。
“放厨房去，”勃莱特说。
“拎到那儿去，亨利，”伯爵指了指。“现在下去把冰块取来。”他站在厨房门里面看着司机把篮子放好，“我想你喝了就会知道这是非常好的酒，”他说。“我知道在美国现在很少有机会品尝到好酒。这是我从一个做酿酒生意的朋友那里弄来的。”
“随便什么行当，你总是有熟人的，”勃莱特说。
“这位朋友是栽植葡萄的。有几千英亩葡萄园。”
“他叫什么？”勃莱特问。“叫弗夫·克利科”
“不是，”伯爵说。“叫穆默。他是一位男爵。”
“真有意思，”勃莱特说。“我们都有个衔头，你怎么没有呢，杰克？”
“我老实告诉你吧，先生，”伯爵把手搭在我的胳膊上说。“衔头不能给人带来任何好处。往往只能使你多花钱。”
“哦，我可说不准。有时候它是怪有用的，”勃莱特说。
“我从来不知道它对我有什么好处，”
“你使用得不恰当。它给我可带来了极大的荣誉。”
“请坐，伯爵，”我说。“让我把你的手杖放好。”在煤气灯亮光下，伯爵凝视着坐在桌子对面的勃莱特。她在抽烟，往地毯上弹烟灰。她看见我注意到了。“喂，杰克，我不愿意弄脏你的地毯。你不能给我个烟灰缸吗？”
我找了几个烟灰缸，在几个地方摆好。司机拎了一桶加盐的冰块上来。“放两瓶进去冰着，亨利，”伯爵招呼他说。
“还有事吗，先生？”
“没有了。下去到车子里等着吧。”他转身对勃莱特和我说，“我们要不要坐车到布洛涅森林吃饭去？”
“随你的便，”勃莱特说。“我一点也不想吃。”
“凡是好饭菜我都来者不拒，”伯爵说。
“要把酒拿进来吗，先生？”司机问。
“好。拿来吧，亨利，”伯爵说。他掏出一个厚实的猪皮烟盒，朝我递过来。“来一支真正的美国雪茄好吗？”
“谢谢，”我说。“我要把这支烟抽完。”
他用拴在表链一端的金制小轧刀轧去雪茄头。
“我喜欢通气的雪茄，”伯爵说。“我们抽的雪茄有一半是不通气的。”
他点燃了雪茄，噗噗地吸着，眼睛望着桌子对面的勃莱特。“等你离了婚，阿施利夫人，你的衔头就没有了。”
“是啊。真遗憾。”
“不用惋惜，”伯爵说。“你用不着衔头。你浑身上下都具有高贵的风度。”
“谢谢。你的嘴巴真甜。”
“我不是在逗你，”伯爵喷出一口烟说。“就我看来，谁也没有你这种高贵的风度。你有。就这么回事。”
“你真好，”勃莱特说。“我妈妈听了会高兴的。你能不能写下来，我好在信里给她寄去？”
“我跟她也会这么说的，”伯爵说。“我不是在逗你。我从来不跟别人开玩笑。好开玩笑者必树敌。我经常这么说。”
“你说得对，”勃莱特说。“你说得太对了。我经常同人开玩笑，因此我在世界上没有朋友。除了这位杰克。”
“你别逗他。”
“是实话嘛。”
“现在呢？”伯爵问。“你是跟他说着玩儿的吧？”
勃莱特眯着眼睛看我，眼角出现皱纹。
“不，”她说。“我不会逗他的。”
“明白了，”伯爵说。“你不是逗他。”
“谈这些多无聊，”勃莱特说。“来点香槟酒怎么样？”
伯爵弯腰把装在亮闪闪的小桶里的酒瓶转动了一圈。“还没有冰透呢。你总喝个没完，亲爱的。为什么你不光是谈谈呢？”
“我已经唠唠叨叨地说得太多了。我跟杰克把什么事都谈透了。”
“我真想听你好好地说说话，亲爱的。你跟我说话老是说半句留半句。”
“那下半句是留给你说的。谁乐意就由谁来接着说。”
“这种说话的方式可真有趣，”伯爵伸手把瓶子又转动了一圈。“可我还是愿意听你说话。”
“你看他傻不傻？”勃莱特问。
“行了，”伯爵拿起一瓶酒说。“我看这一瓶冰透了。”
我拿来一条毛巾，他把酒瓶擦干，举起来。“我爱喝大瓶装的香槟酒。这种酒比较好，但是冰镇起来很费事。”他拿着酒瓶端详着。我放好杯子。
“喂，你可以开瓶了，”勃莱特提醒他。
“好，亲爱的。我这就开。”
真是呱呱叫的香槟酒。
“我说这才叫酒哩，”勃莱特举起酒杯。“我们应该举杯祝酒。‘为王室干杯。’”
“这酒用来祝酒未免太好了，亲爱的。你喝这样的酒不能动感情。这样品尝不出味儿来，”
勃莱特的酒杯空了。
“你应该写一本论酒的专著，伯爵，”我说。
“巴恩斯先生，”伯爵回答，“我喝酒的唯一乐趣就是品味。”
“再来点尝尝，”勃莱特把酒杯往前一推。伯爵小心翼翼地给她斟酒。“喝吧，亲爱的。现在你先慢慢品，然后喝个醉。”
“醉？醉？”
“亲爱的，你的醉态真迷人。”
“听他往下说。”
“巴恩斯先生，”伯爵说，斟满我的杯子。“我没见过第二个女人象她那样，喝醉了还照样那么光艳照人。”
“你没见过多大世面，对不？”
“不对，亲爱的。我见得多了。我见过很多很多。”
“喝你的酒吧，”勃莱特说。“我们都见过世面。我敢说杰克见过的不见得比你少。”
“亲爱的，我相信巴恩斯先生见过很多。你别以为我不这么想，先生。但是我也见过很多。”
“当然你是这样的，亲爱的，”勃莱特说。“我只不过是说着玩儿的。”
“我经历过七次战争、四场革命，”伯爵说。
“当兵打仗吗？”勃莱特问。“有几回，亲爱的，我还受过几处箭伤。你们见过箭伤的伤疤吗？”
“让我们见识见识。”
伯爵站起来，解开他的背心，掀开衬衣。他把汗衫撩到胸部，露出黑黝黝的胸脯，大腹便便地站在灯下。
“看见了吧？”
在末一根肋骨下面有两处隆起的白色伤疤。“你们看后面箭头穿出去的地方。”在脊背上腰部的上方，同样有两个隆起的疤痕，有指头那么粗。
“哎呀，真不得了。”
“完全穿透了。”
伯爵把衬衣塞好。
“在哪儿受的这些伤？”我问。
“在阿比西尼亚。我当时二十一岁。”
“你当时干什么呀？”勃莱特问。“你在军队里？”
“我是去做买卖的，亲爱的。”
“我跟你说过，他是我道中人。我说过没有？”勃莱特扭过头来问我。“我爱你，伯爵。你真可爱。”
“你说得我心里美滋滋的，亲爱的。不过，这不是真情。”
“别蠢了。”
“你瞧，巴恩斯先生，正因为我历经坎坷，所以今天才能尽情享乐。你是否也是这么看的？”
“是的。绝对正确。”
“我知道，”伯爵说。“奥秘就在其中。你必须对生活价值形成一套看法。”“你对生活价值的看法从来没有受到过干扰？”勃莱特问。“没有。再也不会啦。”“从来没有恋爱过？”“经常恋爱，”伯爵说。“谈情说爱是常事。”“关于你对生活价值的看法，恋爱有什么影响？”“在我对生活价值的看法中，恋爱也占有一定的位置。”“你没有任何对生活价值的看法。你已经死去了，如此而已。”
“不，亲爱的。你说得不对。我绝对没有死去。”
我们喝了三瓶香槟酒，伯爵把篮子留在我的厨房里里。我们在布洛涅森林一家餐厅里吃饭。菜肴很好。食品在伯爵对生活价值的看法中占有特殊的位置。跟美酒同等。进餐的时候，伯爵举止优雅。勃莱特也一样。这是一次愉快的聚会。
“你们想上哪儿去？”吃完饭，伯爵问。餐厅里就剩下我们三个人了。两个侍者靠门站着。他们想要回家了。
“我们可以上蒙马特山，”勃莱特说。“我们这次聚会不是挺好吗？”
伯爵笑逐颜开。他特别开心。
“你们俩都非常好，”他说。他又抽起雪茄来。“你们为什么不结婚，你们俩？”
“我们各有不同的生活道路，”我说。
“我们的经历不同，”勃莱特说。“走吧。我们离开这里。”
“再来杯白兰地吧，”伯爵说。
“到山上喝去。”“不。这儿多安静，在这里喝。”“去你的，还有你那个‘安静’，”勃莱特说。“男人到底对安静怎么看？”“我们喜欢安静，”伯爵说。“正如你喜欢热闹一样，亲爱的。”
“好吧，”勃菜特说。“我们就喝一杯。”
“饮料总管！”伯爵招呼说。
“来了，先生。”
“你们最陈的白兰地是哪年的？”
“一八一一年，先生。”
“给我们来一瓶。”
“嗨，别摆阔气了。叫他退掉吧，杰克。”
“你听着，亲爱的。花钱买陈酿白兰地比买任何古董部值得。”
“你收藏了很多古董？”
“满满一屋子。”
最后，我们登上了蒙马特山。泽利咖啡馆里面拥挤不堪，烟雾腾腾，人声嘈杂。一进门，乐声震耳。勃莱特和我跳舞。舞池里挤得我们只能勉强挪动步子。黑人鼓手向勃莱特招招手。我们披挤在人群里，在他面前原地不动地踏着舞步。
“你合（好）？”
“挺好。”
“那就合（好）罗！”
他脸上最醒目的是一口白牙和两片厚嘴唇。
“他是我很要好的朋友，”勃莱特说。“一位出色的鼓手。”
乐声停了，我们朝伯爵坐的桌子方向走去。这时又奏起了乐曲，我们又接着跳舞。我瞅瞅伯爵。他正坐在桌子边抽雪茄。音乐又停了。
“我们过去吧。”勃莱特朝桌子走去。乐声又起，我们又紧紧地挤在人群里跳着。“你跳得真糟，杰克。迈克尔是我认识的人中跳得最好的。”
“他很了不起。”
“他有他的优点。”
“我喜欢他，”我说。“我特别喜欢他。”
“我打算嫁给他，”勃莱特说。“有意思。我有一星期没想起他了。”
“你没有给他写信？”
“我才不呢。我从不写信。”
“他准给你写了。”
“当然。信还写得非常好。”
“你们什么时候结婚？”
“我怎么知道？等我办完了离婚手续吧。迈克尔想叫他母亲拿钱出来办。”
“要我帮忙不？”
“别蠢了。迈克尔家有的是钱。”
乐声停了。我们走到桌子边。伯爵站起来。
“非常好，”他说。“你们跳起舞来非常非常好看。”
“你不跳舞，伯爵？”我问。
“不。我上年纪了。”
“嗳，别说笑话了，”勃莱特说。
“亲爱的，要是我跳舞能感到乐趣，我会跳的。我乐意看你们跳。”
“太好了，”勃莱特说。“过些时候我再跳给你看看。你那位小朋友齐齐怎么样啦？”
“跟你说吧。我资助他，但是我不要他老跟着我。”
“他也着实不容易。”
“你知道，我认为这孩子会很有出息。但是就我个人而言，我不要他老在我跟前。”
“杰克的想法也是这样。”
“他使我心惊肉跳。”
“至于，”伯爵耸耸肩说，“他将来怎么样，谁也说不准。不管怎么说，他的父亲是我父亲的好友。”
“走。跳舞去，”勃莱特说。
我们跳舞。场子里又挤，又闷。
“亲爱的，”勃莱特说，“我是多么痛苦。”
我有这种感觉：这一切以前全经历过。“一分钟之前你还挺高兴嘛。”
鼓手大声唱着：“你不能对爱人不忠——”
“一切都烟消云散了。”
“怎么回事儿？”
“不知道。我只感到心情糟透了。”
“……，”鼓手唱着。然后抓起鼓槌。
“想走？”
我有这种感觉：好象在做恶梦，梦境反复出现，我已经熬过来了，现在又必须从头熬起。
“……，”鼓手柔声唱着。
“我们走吧，”勃莱特说，“你别见怪。”
“……，”鼓手大声唱着，对勃莱特咧嘴笑笑。
“好，”我说，我们从人群中挤出来。勃莱特到盥洗室去。
“勃莱特想走，”我对伯爵说。他点点头。“她要走？好啊。你用我的车子吧。我要再待一会儿，巴恩斯先生。”
我们握手。
“今晚过得真好，”我说。“但愿你允许我……”我从口袋里拿出一张钞票。
“巴恩斯先生，这不象话，”伯爵说。
勃莱特穿戴好了走过来。她亲了下伯爵，按住他的肩膀，不让他站起来。我们刚出门，我回头一看，己经有二位姑娘在他身旁坐下了。我们跨进大轿车。勃莱特告诉司机她旅馆的地址。
“不，你别上去了，”她站在旅馆门口说。她刚才按过一下门铃，于是门开了。
“真的？”
“对。请回吧。”
“再见，勃莱特，”我说。“你的心情不好，我感到很不安。”
“再见，杰克。再见，亲爱的。我不要再和你相会了。”我们站在门边亲吻着。她把我推开。我们再一次亲吻。“唉，别这样！”勃莱特说。
她赶紧转过身去，走进旅馆。司机把我送到我的住处。我给他二十法郎，他伸手碰了下帽沿，说了声“再见，先生”，就开车走了。我按按门铃。门开了，我上楼睡下。
第八章
等到勃莱特从圣塞瓦斯蒂安回来了，我才和她再次见面。她从那儿寄来过一张明信片。明信片上印有康查海湾的风景照，并写着：“亲爱的。非常宁静，有益身心。向诸位问好。勃莱特。”我这一阵也没有再见到过罗伯特·科恩。听说弗朗西丝已去英国，我收到科恩一封短简，说要到乡下去住两周，具体去向尚未决定，不过他要我遵守去年冬天我们谈过的计划：到西班牙去作一次钓鱼旅行。他写道，我可以随时通过他的银行经纪人和他取得联系。
勃莱特走了，我不再被科恩的烦恼所打扰，我不用去打网球，感到很惬意。因为我有很多工作要干。我常去赛马场，和朋友一起吃饭。六月末我要和比尔·戈顿到西班牙去，因此我经常在写字间加班，好提前赶出一些东西，到时候移交给秘书。比尔·戈顿到了巴黎，在我的住处待了两天就到维也纳去了。他兴高采烈地称赞美国好极了。纽约好得不得了。那里的戏剧季节规模宏大，还出现了一大批出色的青年轻量级拳击手。其中每个人都大有成长起来、增强体重并击败登普西的希望。比尔兴致勃勃。他新近出版的一本书给他挣到了一大笔钱，而且还会挣得更多。他在巴黎这两天我们过得很愉快，接着他就到维也纳去了。他将于三周后回来，那时我们将动身到西班牙去钓鱼，然后去潘普洛纳过节。他来信说维也纳很迷人。后来在布达佩斯寄来一张明信片上写着：“杰克，布达佩斯迷人极了。”最后我收到一封电报：“周一归。”
星期一晚上，他来到我的寓所。我听到他坐的出租汽车停下的声音，就走到窗前喊他；他挥挥手，拎着几只旅行袋走上楼来。我在楼梯上迎接他，接过一只旅行袋。“啊，”我说，“听说你这次旅行挺称心。”“好极了，”他说。“布达佩斯绝顶地好。”“维也纳呢？”“不怎么样，杰克。不怎么样。比过去似乎好一点。”“什么意思？”我在拿酒杯和一个苏打水瓶。“我醉过，杰克。我喝醉过。”“真想不到。还是来一杯吧。”比尔擦擦他的前额。“真是怪事，”他说。“不知怎的就醉了。突然醉了。”
“时间长吗？”
“四天，杰克。拖了正好四天。”
“你都到了哪些地方？”
“不记得了。给你寄过一张明信片。这件事我完全记得。”“另外还干什么啦？”“说不准了。可能……”“说下去。给我说说。”“记不得了。我能记多少就给你讲多少吧。”“说下去。喝完这一杯，再想想。”“可能会想起一点儿，”比尔说。“想起一次拳击赛。维也纳的一次大型拳击赛。有个黑人参加。这黑人我记得很清楚。”
“说下去。”
“一位出众的黑人。长得很象‘老虎’弗劳尔斯，不过有他四个那么大。突然，观众纷纷扔起东西来。我可没有。黑人刚把当地的一个小伙击倒在地。黑人举起他一只带手套的手。想发表演说啦。他神态落落大方。他刚要开口，那位当地的白种小伙向他一拳打去。他随即一拳把白种小伙击昏了。这时观众开始抛掷坐椅。黑人搭我们的车回家。连衣服也没法拿到。穿着我的外衣。现在全部过程我都想起来了。这一夜真热闹。”
“后来呢？”
“我借给黑人几件衣服，和他一起奔走，想法要拿到那笔钱。但是人家说场子给砸了，黑人倒欠他们钱。不知道是谁当的翻译？是我吗？”
“大概不是你。”
“你说得对。确实不是我。是另外一个人。我们好象管他叫当地的哈佛大学毕业生。想起他来了。正在学音乐。”
“结果怎么样？”
“不大妙，杰克。世上处处不讲理。拳赛主持人坚持说黑人答应过让当地白种小伙赢的。说黑人违反了合同。不能在维也纳击倒维也纳的拳击手。‘天啊，戈顿先生，’黑人说，‘我整整四十分钟在场子里没干别的，只是想方设法让着他。这白种小伙准是向我挥拳的时候伤了他自己。我真的一直没出手打他。’”
“你要到钱了？”
“没捞着，杰克。只把黑人的衣服弄回来了。他的表也让人拿走了。这黑人真了不起。到维也纳去一趟是个莫大的错误。这地方不怎么好，杰克。不怎么好。”
“这黑人后来怎么样？”
“回科隆去了。住在那里。已经结婚。有老婆孩子。要给我写信，还要寄还我借给他的钱。这黑人真了不起。但愿我给他的地址没有弄错。”
“大概不会错的。”
“得了，还是吃饭去吧，”比尔说。“除非你还要我再谈些旅行见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