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尔维经过四十四年的繁忙治世创下不凡功绩，但也渐渐显出了衰老的迹象。
王制终焉
老塞尔维有两个女儿，一个争强好胜，一个文静温顺。先王塔克文有两个儿子(注8)，一个充满野心，一个稳重安份。塞尔维将女儿嫁给了先王的儿子，只是把好胜的图莉娅(Tullia)嫁给了稳重的王子，把文静的女儿嫁给了野心家小塔克文(Lucius Tarquinius)，希望他们的性格可以中和。不过这在当时大概也属於乱点鸳鸯谱吧。
两对夫妇都不快活，图莉娅十分看不起自己的丈夫，很快就开始诱惑小塔克文，而性格温和的两个人不久就突然不明不白地死了。图莉娅和小塔克文便光明正大地结了婚。老塞尔维对这婚姻既没赞同也没反对。或许是因为失去爱女的悲哀吧。
图莉娅为了实现自己的野心，开始鼓动小塔克文夺取王位。小塔克文首先拉拢住在罗马的伊托鲁里亚人。这些人是小塔克文的父亲第五代王塔克文招来并定居在罗马的，因此很自然地站在了小塔克文一边。另外小塔克文还成功地争取到元老院中一部份属於工商阶层的议员的支持。
一切准备停当，小塔克文带着武装卫队前往元老院，发表了对塞尔维的非难演说，指责塞尔维身世不明，以这样的人为王是罗马人的耻辱。元老院的议员既没赞同他的演说，也没将他赶出元老院。
塞尔维闻变，赶到元老院。小塔克文深知自己处於骑虎之势，於是不等塞尔维开口，便将他拦腰抱起，走出大门，从元老院的台阶上抛了下去。图莉娅则架着马车从老塞尔维身上轧了过去。 小塔克文於是坐了王位，图莉娅也如愿以尝地成了王后。
小塔克文比前王更专制，他禁止为先王发丧，又将元老院内塞尔维派的议员尽数处斩，在位期间既没征寻过元老院的意见，也从未招集过市民集会。罗马人暗中称他为“傲慢王塔克文”。据说他还曾在罗马的广场上杀人取乐。 傲慢王在位期间连年发动对邻国的战争，不仅与萨比奈人打，甚至征服了当时的先进文明的伊托鲁里亚南部的一些地方。也许弑王篡位是傲慢王塔克文的弱点，而对外战争总是当权者转移国人视线的高招，古今中外，屡试不厌。罗马的势力这时已跨过了台伯河，北到阿诺河，南到戈艾达(Gaeta,位於罗马和拿波里之间)，在当时也是一个不小的帝国了。而一度曾扩展到拿波里一带的伊托鲁里亚势力也在这时开始衰退了。
话说这傲慢王有一王子塞克图斯(Sextus)和一王甥柯拉汀(Collatinus)一同随军征战。一日无事饮酒，王子与王甥各自吹起自己的妻子如何贤惠，互不相让。两个年轻气胜，发誓打赌不能说服对方，於是决定出其不意地回家偷看，以决定谁的妻子更贤惠。於是便连夜快马赶回罗马。
那王甥的妻子露克莱蒂娅(Lucretia)正在灯下为丈夫缝制衣服，而王子的妻子则难耐寂莫，招了一群男友在家中饮酒做乐。谁胜谁负不言自明。
赔了赌金的王子塞克图斯大为不忿，心生一计以报复王甥柯拉汀。塞克图斯看准柯拉汀不在家的日子来到王甥家，柯拉汀家人见是亲戚来访，并不怀疑。晚上酒肉款待，并留王子在客房过夜。
到了夜深人静时，塞克图斯潜入露克莱蒂娅的房间，用短剑相威胁，强奸了露克莱蒂娅。
塞克图斯离去後，露克莱蒂娅写信给的父亲和丈夫说家中有难要他们带上亲信随从火速回家。王甥柯拉汀带着布鲁塔斯(Brutus)，她的父亲露克雷和另外一名亲信立刻就赶了回来。
露克莱蒂娅坐在床上，向赶到的四人将塞克图斯的所做所为哭诉完後，抽出暗藏的短剑刺入自己的胸口。四人面对垂死的露克莱蒂娅发誓为她报仇。
露克莱蒂娅的尸体被抬到罗马市内的大广场的讲演台上。市民们面对此景无不愤慨，而布鲁塔斯则不失时机地向市民们发表了反对傲慢王的演说，内容无非是决不让此类惨事再次发生之类，同时也使众人想起了傲慢王弑杀篡位的旧事。最後布鲁塔斯提议将傲慢王及其一族逐出罗马，当然自己例外，因为他本人也是王族成员，先王塞尔维之子。
被压治了很久的不满在布鲁塔斯的煽动下爆发了出来，广场上是欢声雷动，市民们都以欢呼声表示对布鲁塔斯的提案的支持，并且踊跃地响应布鲁塔斯的招集市民兵的号召集结了起来。
傲慢王闻变大惊，立刻带领亲兵奔回罗马。罗马的城门紧闭，城上人只告诉傲慢王说他被驱逐了，不放他入城。而王后在事发时已逃出城来安然无事。傲慢王只好带着亲兵和家眷逃往伊托鲁里亚去了。
傲慢王在位二十五年，随着他的被逐，罗马的王制时代也结束了。从罗莫路建城的公元前753年算起经过了二百四十四年。公元前509年，罗马近入了共和制。共和制的罗马由两人的执政官统治。执政官虽与王一样是由市民集会选举产生，但任期不像王那样是终身治，而是只有短短的一年。
要是以王的一人独裁为由而否定罗马的王制时代是不公正的。在一个共同体的初期，集权独裁的统治形式常常更为有效。在组织还弱小时，浪费一次活力便有可能造成致命伤。但当共同体渐渐强壮起来，独裁者的权力不段加强之後，绝对的腐败是很难避免的了。
罗马十分幸运，每个王的任期足够长，可以实现自己的主张而不会很快人亡政息，新王又可以在先王的业绩之上安心地创造自己的业绩。
大概在公元前六世纪时，罗马的王制已经完成了其历史使命，那露克莱蒂娅事件只是条导火线，引发了应该发生的一段历史。
第二章 共和制罗马
第一节 共和了!?
公元前509年，罗马进入了共和制,这时的中国正处于春秋后期。
共和了!王制被推翻了!
市民们狂热地欢迎这个崭新的体制，将一切的希望寄托给这个崭新的体制。市民集会宣布了王制的终结，将二百五十年间的过错全部都归因于旧的体制，就像打倒了四人帮，一切错误都是四人帮造成的那样。
共和制的罗马选出了第一任执政官。死了妻子孤独的柯拉汀和被傲慢王杀了老爸可怜的布鲁塔斯荣获当选。布鲁塔斯便成了罗马五百年共和制的创始人。
布鲁塔斯本来不是他原来的名字，而是外号浑名，是“笨蛋”的意思，被叫的多了，便成了真名。虽说布鲁塔斯被人叫“笨蛋”，可因为能接近权力中心，想必有许多机会让他冷静地观察一切决策过程。大概通过长期的观察，他开始觉得罗马已经成熟到不必依靠虽然效率高但无法不受到统治者个人意志的影响的独裁制度了。改革的领袖人物常常产生于旧势力之中。
不错，市民集会的权力是比以往大了，这是好事。可是六个等级的划分却依然存在，富豪等级独占了过半数的票数，结果是他们不必用独裁制度，而是能在民主的招牌下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大家。在商人王时代，总是将被征服的土地分配给贫民的。而共和制一开始便废除了这一“恶制”，于是每天都有一些没有土地的人涌入罗马找饭吃，就像“盲流”一样。
可是罗马市内也没有工作机会。执政官的任期只有一年，无法像王那样开展长期大规模的土木建设，而且共和制的实权是掌握在元老院手中的。以拉丁人和萨比奈人大地主为主流的元老院与商人支配的王制大为不同，做起事来总是吝吝啬啬。
新政权在“健全财政”的名目下实行经济紧缩政策。其结果使得罗马陷入了经济萧条。失业人数急剧上升，人们的不满也在增大。
要说这都是二千五百年前的事，中国在四九年后一直都在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循环中摇摆，这人类的老教训似乎完全没人理会，一看失控便要经济紧缩。问题如果可以解决也就算了，怕是用不了多少年又要来一次循环。
这罗马的经济紧缩政策所带来的可就不单是萧条了，人们的不满终于暴发了。
罗马的一些名门出身的年轻人聚集在一起密谋恢复王政，准备请回傲慢王塔克文，大家都在血书上签了名。不想被集会那家的一个奴隶全部听了去，并向执政官告了密。
参与密谋的年轻人被一网打尽，连血书也被收缴，这下是铁证如山了。
这事件对两位执政官来讲实在是不小的打击,因为那集会的地点是在执政官柯拉汀的一个亲戚家，而另一个执政官布鲁塔斯的两个儿子竟然也是其中的成员。
执政官布鲁塔斯没有为自己的儿子网开一面，他冷酷地注视著两人被鞭打后砍头的经过，然后默默地退场。而执政官柯拉汀则饱含热泪，一副痛不欲生的表情。
执政官布鲁塔斯的铁面无私受到了市民的赞扬，同时对柯拉汀开始表示怀疑。柯拉汀无法忍受这种遭遇，便辞去了执政官的职务，带领全家离开了罗马。市民选出了瓦莱刘斯(?，Valerius)接替柯拉汀的职务。
流亡在外的傲慢王塔克文得知密谋流产，便决定使用武力夺回王位。他向伊托鲁里亚的塔奎尼亚(?,Tarquinia)和魏(?，Veii,罗马市北二十公里左右)借了军队向罗马发动了进攻。罗马周围的萨比奈一带也纷纷起兵响应。
执政官布鲁塔斯率骑兵，瓦莱刘斯统步兵迎敌，与敌人在罗马市北一天行程之处激战。布鲁塔斯在战斗中与敌军主将同归于尽。而步兵的战绩则是势均力敌。不过晚上鸣金收兵后，奇妙的消息在两军营地流传开来，说是伊托鲁里亚军的阵亡人数比罗马军多一人。士兵们相信这是神的声音。
第二天罗马军依旧出营布阵，而伊托鲁里亚军却没有出现。这就算是罗马赢了一阵吧。执政官瓦莱刘斯便带著布鲁塔斯的尸首凯旋回城了。市民们为布鲁塔斯举行了国葬，女人们像死了父亲那样为布鲁塔斯服丧一年。
身在显位的无不受到人们的嫉妒、怀疑和中伤。执政官瓦莱刘斯也没能例外。
为布鲁塔斯壮烈的死而流的泪还没有干透，人们开始对瓦莱刘斯产生了不信任感。
先是对瓦莱刘斯的凯旋式不满。自从罗马建城起便有了为战胜将军举行凯旋式的惯例，可瓦莱刘斯竟然用了四头白马来拉自己的战车，马本身就是财富的像征，而四匹同色马更是了不得了。瓦莱刘斯虽是非常的有钱，但这个行为在罗马市民的眼里颇有玄耀财富的嫌疑，也算得上有称王的倾向了。
再就是瓦莱刘斯在罗马的大广场背后的山丘之上有可将大广场一览无余的豪华家宅，这在市民的眼里看来也有王宫的样子了。
最后，布鲁塔斯死后空下的执政官的位子瓦莱刘斯好像并没有立刻要填上的意思。有了这几点嫌疑，小道消息便容易流传，说他不满于执政官的地位有称王的企图。
这消息传到了瓦莱刘斯那里，他立刻雇了一群人连夜将山顶上的豪华宅院夷为平地。然后又在罗马市内靠城墙处地价最便宜的地方修了一栋简陋的新家。新家的前后门都常年开放，使市民都可以自由出入，以便监督他的日常生活。
这还不算，他又连连制定出受民众欢迎的法律。这些法律成了未来五百年间共和制罗马的金科玉律。
依此法律，王政时期由国王管理的国库财政移交财务官管理，政治军事的最高权力者的执政官不得参与；凡未经过市民集会批准而占据公职的死刑；凡阴谋称王的死刑；对于司法官的判决，凡是市民都有权向市民集会提出上诉。另外，空缺的执政官位子也选出了新人填补。
不过要有怎样的证据便可算“阴谋称王”却没有明文规定。因此元老院在很长的年月里总是利用这条法律来排除异己和政敌。实际上将“阴谋称王”的字样改成“ 阴谋颠覆政府”、“篡党夺权”、“反革命”或是“汉奸”、“卖国贼”、“帝国主义的狗腿子”、“小人”之类，现在依然通用，不但政府用连一般小民也用，目的除了排除异己没别的。魏京生当然要抓，这中文网上不是也有人选完十大汉奸又要选十大狗腿子吗?可叹的是总有小民深信不疑(高高在上的大人物只是用著方便，从来不信的)，看来人类几千年来的进步可不能算大。
不过这些法律的立案者瓦莱刘斯在民众中的声望却日益高涨，被市民尊称为“人民之友”。在共和制的初期，这种拢络人心的做法或许是必须的，不然无法团结众人，使新制度受到搓折。实际上，共和制罗马面对著许多新问题。
首先，一直处于上升状态的国力开始下降。随著伊托鲁里亚族的王家被驱逐和不断的与伊托鲁里亚的交战，许多伊托鲁里亚人开始离开罗马，虽然罗马依然鼓励这些人留下。而流出的伊托鲁里亚人是罗马的人材，他们懂得当时的先进技术又拥有主要经济实力。王制时代伊托鲁里亚人不断地移来罗马，而从这时起，这些人材开始流出。
随著国力的低下，罗马在周围个部落中的威信也开始降低。罗马与周边各族有军事同盟关系，既<拉丁同盟>。罗马是<拉丁同盟>的盟主。这时的同盟成员都不愿跟随罗马改变体制，继续与国力开始下降的罗马为盟了。而将自己的军队交给任期只有一年的执政官统领，也使各族的王觉得不安。
最大的问题是共和制罗马与伊托鲁里亚完全陷入了敌对关系。虽然伊托鲁里亚的势力开始衰退，但与罗马相比仍有天壤之别。
瓦莱刘斯连任了四届执政官，此间的政策可以认为是瓦莱刘斯的想法。他为了恢复经济，将当时的海盐贩卖权收归国有。对于没有自己的货币的罗马，盐是唯一可用于与他国进行贸易的商品。
对于海盐贩卖国有化给商人带来的损失，瓦莱刘斯对商人实行了减税，这一措施使许多原来不是商人的人加入了经商的行列，反而弥补了减税所带来的损失。不仅如此，新兴的商人阶层还填补了伊托鲁里亚人流出所造成的空白，使得罗马摆脱了倒退回农耕经济的危险，同时也为罗马独自的技术发展创造了条件。当然，受优待的新兴阶层也会全力支持政府。
对于移民瓦莱刘斯依旧十分积极地与以鼓励。当时在罗马附近的拉丁人中有一些人认为有同样的信仰和语言的拉丁人之间不应互相争斗。在瓦莱刘斯的呼吁下这些人中有五千人集体移住到了罗马，这样一来，不仅弥补的伊托鲁里亚人流出所造成人口减少，更重要的是大大削弱了罗马周围拉丁人的势力。
不过伊托鲁里亚依然是强敌。
傲慢王塔克文兵败后逃到了伊托鲁里亚的克鲁西姆(?，Clusium,现在的Bolsena湖西岸一带)，向克鲁西姆王波尔杉纳(?，Porsenna)借兵。曾深受傲慢王塔克文的对外战争之害的克鲁西姆王波尔杉纳绅士般地收容了塔克文并决定御驾亲征讨伐罗马。
克鲁西姆王波尔杉纳以英明君主和文韬武略著称，他的出兵对罗马人来讲真好向当头一棒，在坚持共和还是退回王制的问题上著实苦恼了一番。当然共和派站了上风。
但战况对罗马极为不利，周围受罗马支配的各族(现在的意大利Razio州)纷纷响应波尔杉纳军，起兵将各地的罗马住军全歼。波尔杉纳的大军转眼攻下了台伯河西岸的要塞。
依罗马的传说，罗马军这时是英雄辈出，奇迹般地与波尔杉纳军勇猛奋战，不妨让我们先欣赏一下两个大侠式的故事：
台伯河上有座桥，到达台伯河西岸的波尔杉纳军为了尽快攻占罗马要抢占这座桥。驻守此桥的罗马军望见刀明戟亮的敌军潮水般地杀来时，全都没了主意，扔了兵器一溜烟似地散了，这时一张飞式的勇士(Horatius Cocles)，叫住了几个士兵命令他们从东岸拆桥，而自己便一人单枪匹马在桥头抵挡蜂拥而至的敌军。波尔杉纳军硬是没能将他从桥头赶开一步，直到那几个士兵将另一半桥拆毁。
波尔杉纳的大军徵集舟船渡河，终于将罗马城围了个水泻不通，城内开始缺粮。这时又有一勇士穆裘斯 (?，Gaius Mucius)自告奋勇要出城刺杀波尔杉纳。他携带短剑游过台伯河，到了敌军中军营地，克鲁西姆王的大帐。不过穆裘斯不仅不认识波尔杉纳，大概也没见过世面。他看著所有的敌军都衣冠华丽，顿时不知从何下手。正巧当时正在发军饷，穆裘斯便认定发钱那个定是国王无疑，就一头撞了进去将那人捅了。不过那人只是国王的秘书。
穆裘斯被带到国王面前，波尔杉纳对他严刑拷打要他招出幕后关系。其实这都是废话，幕后当然是罗马，不必打也知了，知道又能如何?不过这倒给了穆裘斯以表现的机会了。
“吾乃罗马市民穆裘斯，特来杀汝!如今要杀要剐随便，何必多言?吾死尚且不俱，何俱拷打!”
说完，伸手(!)从火堆中抄出一燃烧中的柴棒，没有冲上去与国王拼命或敲死一两个敌兵，而是将燃烧的一头从容地按在自己的右手上，大叫“只有胆小鬼才真惜自己的肉体!”。大帐中立时充满了焦臭的气味。
波尔杉纳大概说了句“真勇士也!来人，给我放了”之类的话，将穆裘斯放回罗马。后来穆裘斯的右手残废，被市民称为“左撇子穆裘斯”。
不过失败还是失败，罗马终没能靠几个勇士扭转战局。败战总是伴随著英雄的传说，因为失败时需要英雄的传说自欺并欺骗后代。所向无敌时不要这种东西的。所以尽管张飞喝得水倒流，子龙万军之中救幼主，那刘备依旧是要落荒而走的，而常胜将军凯萨的回忆录中是没有英雄故事的。
罗马无条件投降，以前占领的伊托鲁里亚的土地尽数归还。而波尔杉纳为傲慢王塔克文报了仇，却没有支持他重新登基，大概知道此人无信，不愿看他重新称王并再向伊托鲁里亚开战。
这次战败，使罗马从王制时期的帝国首都一跌千丈，成为一介小国，势力范围半径只有不到四十公里。后来罗马不得不用了整整一个世纪才恢复了原来的势力。
可是，罗马与伊托鲁里亚并没有达成完全的和平，这次与波尔杉纳的和平只是暂时的停火，当然这对罗马来讲是得到了喘息的机会了。
公元前503年，罗马进入共和制六年，人民之友、执政官瓦莱刘斯去世，曾是一代富豪的瓦莱刘斯这时竟然几乎身无分文，操办不起丧事。罗马市民们每人都拿出钱来，为瓦莱刘斯发丧。女人则像布鲁塔斯死时那样，为瓦莱刘斯服丧一年。
由布鲁塔斯播种，瓦莱刘斯培育的罗马共和制终于在罗马生了根，瓦莱刘斯之后的罗马没人在想过复活王制。但罗马为此付出的代价是牺牲了一个大帝国的实力。
布鲁图斯
罗马共和国的兴亡
第二节 罗马的希腊考察团
罗马人的故事讲到这也就只需讲讲罗马市周围的人和事，王制时的地盘不小也只限于现在意大利的Razio州一带，到了共和制初期，把大好河山丢了个差不多，剩下的地盘不过现在北京市的五分之一左右。
虽说那时的边境线不像今日那样清楚，南意大利的希腊植民市塔兰托和西西里岛东的锡拉库扎的势力范围比罗马要大三到五倍，雅典要大十倍，而斯巴达就更大了。要说从罗莫路建城算起，罗马也有三百多年的历史了，可她的势力在公元前五世纪中页也就这点大小。
不过这时的罗马终于和希腊文明发生了接触，而且是不通过南意大利的希腊植民市的，直接与雅典和斯巴达的接触。这时的罗马正在考虑制做第一部明文法律。
在此以前罗马也有法律，不过没有明文公开，只有统治阶层可以引用解释。对此不满的民众则要求法令的明文化和公开化。古往今来，民众争取自身权力多是以要求法令明文化为起点的，罗马也是如此。
以元老院为代表的统治阶层起初抵制这一要求，被称为贵族制的共和制刚刚成立不到半个世纪，元老院意气风发，而国境在这一段时间内也还安静无事。
但平民们也有有效的武器，那就是拒服兵役。不久，短暂的和平期过去，罗马又与周围各族开始了绵延的战事。每年春到秋季的战事频繁，而平民的拒服兵役对罗马来讲可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元老院终于同意制定公开法律。为此决定先派一个考察团到当时的法制先进国希腊进行考察。考察团由三名当时罗马的名门贵族出身，有丰富经验的元老院议员组成。
这个三人考察团在希腊逗留了一年，那么当时的希腊是经过了怎样的发展历程的呢?
第三节 希腊文明
公元前2000年，希腊文明发祥于地中海上的克里特岛，而不是希腊本土。或许是克里特岛离当时的文明中心埃及更近的缘故吧。新的文明不知为何总是从已有文明的边缘发祥。对克里特文明，有历史学家说：“米诺斯王(克里特国王)创建的船队保障了克里特岛周围的海域的航行安全，因为米诺斯王用这个船队征服了克里特岛周围的小岛，而那些以这些小岛为据点的海盗也被一扫而光。再也不会被海盗掠夺的克里特岛人的财富开始增加，甚至住进了石头造的房屋。”
克里特文明的最盛期大约被认为是在公元前1700年到公元前1500年前后。但以公元前1350年左右为界，作为爱琴海主人的克里特文明急速地衰退了。是因为地震还是因为从希腊本土的入侵后人不得而知，但公元前1350年左右，克里特的首都克诺索斯被破坏了。这成了优雅华丽的克里特文明的晚钟。
边缘成了中心，又会产生别的边缘。以希腊本土南部伯罗奔尼萨半岛的迈西尼(Mycenae)为中心的一带成了希腊文明新的接班人，这就是后人说的迈西尼文明。
这大概是个武士支配的国度。荷马的史诗[伊里亚斯]和[奥赛德]使我们对这些武士并不陌生。他们就是在公元前1250年左右开始，经过了十年攻城战而结束的特洛伊(Troy)远征的主人公们。荷马的史诗讴歌了这一场为了夺回被小亚细亚的特洛伊国王子帕里斯拐骗去的斯巴达国王后海伦而开始的特洛伊战役。这也是关于希腊最美的美女海伦的故事，连希腊的诸神也分为希腊派和特洛伊派助战呀声援啦，忙得不可开交，那愉快劲儿完全无愧于世界文学最高杰作之一的评价。但您要追求更真实一点儿讲法，大概是希腊人依仗其武功抢夺特洛伊的财富的远征更近史实吧。
不管怎样说，因特洛伊城的陷落而高奏凯歌的迈西尼文明，仅仅半个世纪后便灭亡了。有玩赏历史的倾向的人这样评说道：
“都怪他们竟然离家长达十年跑到遥远的特洛伊去热中战争游戏，这期间国内秩序混乱了，国力也消耗了，因此很简单地被异民族所征服了。”
我想这讲法就算没说对也大概齐吧。结束了长达十年的战争，带著无数的战利品回国的希腊将军阿加美农，却被他的王妃和王妃的情人在浴室里给杀了。不过诗人荷马把这事说成是愤怒了的曾经声援过特洛伊一方的诸神所干的了。但不管这事儿是谁干的，反正迈西尼文明是被从北方南下来的多利亚人给灭的。
公元前1200年以后，迈西尼文明消失了。迈西尼文明的接班人们或被杀或为奴隶，完全彻底地被清除了。多利亚人(Dorians)所带来的破坏十分惨烈，此后四百年希腊全土完全地沉默了，从公元前1200年到公元前800年。希腊史称之为□希腊的中世□，意为一切都沉默，位于两个活动时期的中间期。
当然，“中世”总是分成两个时期的：前期-创伤慢慢愈和的安静期和后期-康复期。近入康复期时，虽然文明仍未发芽，其根脉在土下已开始盘根错节了，而且荷马的英雄们的手中只有青铜，但野蛮的多利亚人却有了铁器!
公元前800年前后，希腊人从他们的“中世”中走了出来，近入了被称之为polis的城邦国家时代。多利亚人建设的斯巴达以及从多利亚人的入侵逃出来的阿卡亚(?)人建设的雅典则渐渐成为城邦国家的代表。另外，以城邦国家的诞生为特色的希腊复兴的另一个特点是希腊人的海外大殖民运动。
--大殖民运动--
大殖民运动?明说了那是因为人口增加在自己国家里活不下去了。
希腊除了少数个别例外没什么肥沃的土地，只靠农耕畜牧业养活不了太多的人，而那时的希腊人还没开始经商，雅典、斯巴达、哥林多等城邦国家也才刚刚形成。这些众多的城邦国家各自分立，为了争夺狭小的土地而纷争不断。公元前776年召开了第一届奥林匹克大会。大会每四年一次，大家都放下武器来到奥林匹克平原来玩玩体育运动，此外的时间各自回去接著开战。来参加奥林匹克大会的各个城邦国家的实力不分仲伯，打赢几仗也不能立刻扩张领土，跟中国农村间争夺一眼井似的，打死几口子也不能把对方的村子给占了。
在自己的国内活不下去了的或权力斗争失败了的人只好到国外谋生了。
希腊的大殖民运动有两次高潮。
第一次从公元前九世纪末到公元前八世纪初，主要移往小亚细亚西岸。通过爱琴海上众多的小岛蛙跳般的到达对岸的小亚细亚并在那里建设自己的城市是当时的希腊人很自然的选择吧。罗得岛(位于爱琴海南口)也在这时成了希腊人住的岛了。
于是小亚细亚西岸文明诞生了，继爱琴海文明的克里特文明和迈西尼文明之后，希腊文明不是在希腊本土而是在小亚细亚西岸开花结果了。哲学祖师 (Thales,太乃)，史学之父希罗多德（Herodotus），医学的祖师希波克拉提斯（Hippocrates），甚至连前面提到的诗人荷马（Homer）都是在这一带产生的。
作为希腊第一次殖民运动的舞台的小亚细亚西岸离东方比希腊本土要近而得已先富了起来。看来老邓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和开发沿海的作法并非首创。而当时最快的致富之路非通商莫属。通商便要与异文化接触，接触就会产生情报的刺激，而财富是将这种刺激转化成其它形式所必不可少的东西。
希腊的第二次殖民高潮是此后半个世纪后开始的，这次的殖民范围已不是爱琴海而是整个地中海了，参加的也不只是希腊本土的人，也包括了小亚细亚西岸的新建诸城的人。而且这些人也不仅仅是在国内的活不下去了的或权力斗争失败了的人了，希腊人的富于进取的性格开始喷发出来了。这次的殖民的目的地选中了那些无人的或既使有也十分稀少的地域。这已经可以说是一种探险活动了。
希腊本土的人主要前往南意大利一带，在现法国南部的马赛和西班牙东岸也建有殖民市。小亚细亚西岸的希腊人则因地理之便，扩展到从赛浦路斯岛到黑海一带。如果说第一次殖民运动使爱琴海成为希腊人的海的话，那么第二次殖民运动使希腊人拥有了地中海。在海上能与之对抗的只有腓尼基人的殖民市迦太基了。短期内的两次波浪式的希腊人的殖民运动有两个特征值得我们思考：
首先是殖民运动的活动范围之广，特别是第二次殖民运动。腓尼基人也殖民，建了迦太基城后只有少数人抵达了西班牙，而没影响到整个地中海。实际上，通过荷马的史诗我们可以了解到，早在公元前八世纪，希腊人的视野就已经囊括了全地中海。
希腊民族如此强烈的面向海外的性格，是他们的特点，也是好奇心、冒险心和独立心所结之果。但正因为如此，祖国与殖民市的关系，和罗马与其殖民市的关系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
第二点值得我们思考的正是这个问题。
例如，拿波里斯是雅典人在意大利建的最早的殖民市之一，拿波里斯是希腊语的新polis(新城邦)之意。但在这个拿波里斯里，既便在古代也毫无雅典的痕迹，甚至连小亚细亚特点也没有。这拿波里斯的发展大概是与其祖国几乎毫无关系吧。
塔兰托，位于意大利半岛南端，现在是以意大利最大的炼铁地和面向地中海的军港而闻名，其起源是公元前八世纪中页斯巴达人建的殖民市，但自古便与斯巴达无甚联系。
西西里岛东的锡拉库扎，当时是极为重要的城市，与其建社者的母国哥林多关系淡薄，虽然哥林多的实力在希腊城邦国家中继雅典和斯巴达之后居第三位。
以这三市为代表的希腊殖民诸市，在与其母国的关系淡漠上是相同的。拿波里斯的发展见不到雅典的影子，塔兰托则采用了与斯巴达完全不同的政体，而享有比哥林多更繁荣的锡拉库扎与其母国哥林多的关系远不及与雅典的来的密切-密切到打起仗来了。
以殖民的形式向海外发展的希腊人，他们大概从自己的祖国只带出来了希腊的语言，宗教，还有自己的富于进取的性格和向往独立的执著了吧。但母国与殖民市的这种关系正是区分罗马与希腊的特征之一。罗马和希腊相反，他们建立了非常紧密，或者说非常有机的关系。
对于希腊人来讲，公元前八世纪是一个向海外开拓的时代，同时也是希腊国内充实的时代。能最有效地发挥希腊人的活力的城邦制就是这时形成的。而代表希腊人所创立的城邦制政体的，正是雅典和斯巴达。
第四节 雅典
--政体教科书--
希腊的阿提卡地区以雅典为首都，面积2600平方公里，虽称不上沃土千里，但在遍地岩石的希腊，算得上宽广了。付近有天然良港比雷埃夫斯，是个面向海洋的开阔地带。另外此地幸免遭受多利亚人入侵时的劫难，因此在相当程度上保存了阿卡亚人的血统。传说雅典的创建人是推翻克里特暴君米诺斯王的提秀斯。当然与建国伊始的各个国家一样，雅典初期的政体也是王政。
在公元前八世纪前后，王政开始向贵族制过渡。它大约是这样的政体：执政官(相当于国家主席)由九名贵族担当，分管内政，军事，司法，宗教等事务，任期一年，另外有由贵族组成的长老会议辅佐政事。而由自由市民(当时被称为Demos) 组成的民会(相当于人民代表大会)则似乎形同摆设。
进入公元前七世纪，这种贵族制渐渐与雅典现状不合。对于土地所有者的贵族阶层，依靠工商事业强大起来的新兴阶级开始抬头。这个自由市民阶层对于空有经济实力而无法参与国政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同时与拥有大量土地的贵族相反，只有少量土地的自作农阶层也加入了反抗的行列。
市民所赢得的最初的胜利是公元前620年的法律明文化。贵族因此失去了司法权，而无法象以前那样随心所欲地乱施刑罚，这很像中国春秋时郑国子产铸刑鼎一事。但这点点让步并不能使市民们满意。于是，梭伦(Solon)登场了。公元前594年梭伦著手进行改革，并使用强权迫使贵族认可，这就是著名的“梭伦改革”。
梭伦自己既不属于新兴的工商业阶级，也不出身于重债缠身的自作农阶级，而是出自在雅典首屈一指的拥有大片土地的名门贵族。他大概也是一个历史上少有的，有先见之明的人之一。中国有的史书说梭伦是没落贵族靠经商发了财的讲法似不足为信，因为如果是那样的话，梭伦怕很难进的了权力中枢了，这是由贵族制的特性所决定的。
梭伦首先制订了救济重债缠身的自作农的政策并使之法制化。农民的债务被大幅度消减，同时废除了以人身抵押债务的制度。这样就禁止了因还不起债而成为债主的奴隶的事的发生。这是古代社会第一个尊重人权的例子。
梭伦自身似乎是个温和的自由主义者。他排斥了市民急进派的提案：没收所有私有土地为国有，然后将土地重新平等分配。雅典差一点就进入共产主义了!对此，梭伦这样写道：
“我们给了市民们适当的名誉。我们不剥夺他们已有的权力，但也不再新加任何权力。”
但是，梭伦进行的改革的最大著眼点是政治改革。他首先进行了人口调查。根据人口调查的结果，制订了个人的权力之大小与其所拥有财产成比例的政策。我们不妨称之为财产权力制。也就是说有钱就有权，钱多权力大。现在的人多会认为这是岂有此理。
但这要比非贵族者不得参与国政的贵族制无疑是一巨大的进步。‘出身是无法选择的，重在财产收入’嘛。其实，看看各等级的权力与义务，这个制度还是合理的。
梭伦依财产多寡将雅典市民分为四个等级，第一等级财产最多，无产的市民则构成第四等级。
首先，各等级的义务。第一，第二等级有义务提供骑兵兵役，自备军备，军装，马匹。第三等级有义务服兵役，并自备军备军装，但不需提供马匹，因此比第一，第二等级经济负担较轻，这个等级的人负责提供重装步兵(有盾，盔，甲，剑)。大概人数上第三等级最多吧，因为那时军队的主力是重装步兵。第四等级有义务提供轻装步兵(自带棍棒)或舰队乘员(不用自备军备)。
其次，各等级的权力。第一，第二等级可参与政府要职，第三等级可做行政官僚，第四等级只有选举权而无被选举权。
在地中海世界里，率先实行的“梭伦改革”使雅典从贵族制脱颖而出，令后人一提起城邦国家就立刻想起民主政治，虽然那时的民主概念与现在不尽相同。梭伦就这样迈出了雅典起飞的第一步。 但是，因改革而获益的人总是追求进一步的改革，这是改革宿命，梭伦的改革也没能逃出这个宿命。
在第一次植民运动中，移居到小亚细亚西岸的雅典人通过经商比雅典先富了起来。雅典于是受到了来自东方的刺激。而“梭伦改革”更使虽非贵族而有财产的人有可能进入权力中枢，这在改革前只是梦想。尽管“梭伦改革”所重视的财力只限于农业的收入，但这一切都无法不使雅典市民对财产的想法发生变化。雅典有天然良港比雷埃夫斯之便，随著通商的发达，雅典人从以往的向土地、不动产投资，转向了投资海运和通商业。本来希腊的土地贫脊，投资土地远不及投资海运和通商业发的快。 通过海运和商业发了财的雅典人，对以不动产为基础的现雅典的体制是不会满足的，不满的爆发只是时间问题。当然也没人有勇气立刻从正面向梭伦的个人权威挑战，因此问题没有马上表面化。但梭伦引退后不久，这种不满就爆发了。
不幸的是，雅典不存在能将这种爆发力转化成秩序的人，于是这种爆发只产生了权力的空白，就是说陷入了无政府的状态。想想邓之后的中国，真不知会如何。
雅典政体的变化简直就是一本教科书，她向我们展示了所有可能的政体。这次，雅典选择了独裁制。
厌倦了无政府状态的混乱和无止境的政权斗争的雅典人，现在唯一的想法是只要恢复秩序，其它怎样都行。但他们自己又不具备这个能力，便寄所有希望于一人身上：于是独裁出现了。
庇西特拉图与梭伦同样出身于名门贵族。但这个名门贵族并没将自己的权力基盘放在贵族阶级里，而是放在被称为民主派的新兴阶级里了。由工商业者构成的这个新兴阶级，比土地所有者的旧阶级对经济的发展更为敏感，而且深知政治的安定是经济发展的首要条件。
庇西特拉图于公元前561年第一次实行了独裁，但很快被他的反对势力组成的统一战线所驱逐。15年后，吸取了第一次失败的经验，庇西特拉图于公元前546年以武力重返雅典。此后20年，他至死都将雅典置于其独裁之下。
政体的变迁可从教科书上学到，而各政体的好坏，有时就会和教科书不一样了。庇西特拉图独裁二十年，不止给雅典带来和平与秩序，还带来了经济上的空前繁荣。就在这个时期，阿提卡地区产的陶器开始垄断了地中海的高级陶器市场。
庇西特拉图的外交也与雅典的“经济时代”相呼应。他将军事的重点放在海军。为确保爱琴海的制海权，他占领了一些重要的小岛和地区，雅典的势力扩展到爱琴海诸岛和小亚细亚西岸。对于无法征服的希腊的其它城邦和波斯帝国，庇西特拉图则努力与他们建立友好关系。为弥补第二次植民时向东方的发展不足，他在东面建立中转站，致力于振兴发展与黑海周围诸国的通商。在国内则致力于开发矿山事业。
但是，独裁政的优劣完全取决于独裁者个人的才能与性格。雅典市民虽然认可庇西特拉图的才能，服从他的独裁，却无法忍受他的接班人-独裁者的儿子们的暴政。公元前510年，雅典的贵族在斯巴达的支援下推翻了独裁政权。
--民主政的建立--
推翻了独裁政权的雅典贵族们和他们的后台都以为这次该恢复贵族制了。不料贵族的领袖克里斯梯尼不作此想，他认为雅典的现状不适合复活贵族制。
庇西特拉图二十年的独裁带给雅典以和平和秩序，使经营工商业的雅典市民的经济势力空前提高。雅典的经济中心已明显地从农业转向了工商业。在这种状况下恢复以土地所有制为经济基础的贵族制，也太无视现实了。
这时的克里斯梯尼不仅完全恢复了梭伦的改革，而且“将体制改革的更加民主”(亚里斯多德-Aristotle，哲学家)
克里斯梯尼(Cleisthenes)的改革首先从行政改革著手。
他将城邦国家雅典的领土-阿提卡地区-一带分成三个区域。首都雅典市和海港比雷埃夫斯(Piraievs)一带为第一域，沿海为第二域，内陆为第三域。每个区域再划分为十个小区，而每个小区内依人口多少再分为五十个左右的“居民区”。据说这样的“居民区”在整个阿提卡地区有一百五十到一百七十个。这种“ 居民区”便是城邦国家雅典的生活基础。而在雅典独执牛耳的四大贵族家族，则以抽签方式被分散到各个区了，从而消弱了贵族家族的血缘联系，等于断了他们的龙脉。
这项改革实施后，雅典市民的姓名便以本人名.父亲名.所在“居民区”名的顺序形式为正式姓名。这样就完全消灭了家族，门第的名称，排除了氏族贵族的传统势力。这就是为什么克里斯梯尼的改革被认为是民主改革的缘由之一了。
另外，在雅典全国划分行政区，其结果是分割切断了贵族的所有地，这就摧毁了贵族阶级的经济基盘，破了人家的风水。克里斯梯尼的改革是历史上第一个因行政上的目的而将国土分割的例子。 克里斯梯尼也进行了政治体制的改革。梭伦改革被称为财产权力制(或曰财权制)，而克里斯梯尼的改革则产生了民众的体制，被称为 Demokratia:demos-市民，kratia-主宰支配；既现在的democracy。城邦国家雅典终于在公元前六世纪末实现了名付其实的民主制。
首先，民会的权力得以强化。二十岁以上的雅典市民(男子!)都有权力参加民会。另外与罗马不同的是，雅典民会实行一人一票。
民会作为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每年召开数次。是否开战，是否缔结和约，从与他国的同盟关系到政府首脑的选举，全由民会决定。
克里斯梯尼保留了梭伦改革所划分的四阶级，但收入不再限于农业收入。因此工商业阶层的发言权得到进一步的加强。
克里斯梯尼还设立了象现在的人大一样的机构，被称为五百人议会。五百人议会的议员由各区以抽签方式选出，每区五十人，三十岁以上的雅典市民有资格参加。议员的当选与否，与其出身、财产和才能完全无关。五百人议会每月召开数次，处理日常政务。连每次议会的议长都由抽签方式产生。
克里斯梯尼又将梭伦改革时的九人的政府最高职员(相当于现在的内阁)增加到十人，任期一年，由民会选举产生。
最精采的是“陶片放逐法”的制订。市民如果认为某人的权威权力将会威胁到雅典的安全，导致独裁的话，可将自己所不信任的，有独裁野心的人的名字写在陶片上，进行投票，过半数的话，也有学说认为是需达到六千票，便可将此人驱逐出境十年。这显然是一种自净体系，是为防止独裁而制定的。有趣的是，雅典市民依此驱逐了野心家也驱逐了对雅典非常重要的人材。
但是，陶片放逐并不包括剥夺政治权力(市民权)，也不会抄了被驱逐者的家，财产不会被没收。更不会被“踩上一万只脚，永世不得翻身”，只是得在国外住上十年。十年过后还可回到雅典，甚至还有可能再次被选为“内阁”成员。看来这个制度的目的是在于给头脑发热的人和他的支持者十年的冷静时间。大概雅典人认为充分冷静头脑需十年吧。
说来说去，这时期在希腊诞生了世界史上第一个由普通市民直接参与国政的政体，后人称之为“直接民主制”。
当时雅典的有权人数，既成年男子人数大约是三到四万。能经常出席市民集会的人数约一万，其他则因离雅典路途遥远，或到海外经商办事而无法出席。
但一万也不是小数字。不难想像，雅典人特有的旺盛的独立心和热中辩论的性格，每每使得议事进程十分缓慢。而且一万人是否都有政治判断能力，后人也无从得知，事隔2500年，这事留给专家门去考证吧，我们还是来欣赏一下关于陶片放逐的愉快的故事。
陶片放逐法制订后不到二十年的一个陶片放逐投票日，雅典政界名人阿里斯德岱斯(?)来到会场。这时有一个从远离首都的地方来的男子拍了一下阿里斯德岱斯的肩膀说“对不起了您哪”，说著递上一枚陶片，“麻烦您老给写上阿里斯德岱斯的名子，俺不会写字。”阿里斯德岱斯平静地问“这个阿里斯德岱斯作了什么坏事?”那人摇摇头“谁知道呢，俺都不认得他，只是满世界的听人说他是个大人物，正人君子，弄得俺特腻歪。”阿里斯德岱斯没说二话，在陶片上写下自己的名子后还给了那人。那年，阿里斯德岱斯被从雅典驱逐出境。
可是没过三年，阿里斯德岱斯又被雅典招回。给他平反的原因是波斯人的大军打了过来，雅典需要人去“团结抗战”。于是阿里斯德岱斯协助总司令特米斯托克利斯取得了抗战的胜利。当然，抗战的第一功臣特米斯托克利斯不久也成为陶片放逐法的牺牲者。这个制度导至了许多违反雅典利益的决定，于公元前417年被废除，大概雅典人也意识到这个制度的缺陷了。
在雅典，不管市民如何无知，他们的权力都会受到完全的尊重。但没有市民权的人是完全没有参政权力的。当时在雅典住有许多非市民，他们是外国人和奴隶。外国人来自许多国家但大多数是希腊人。他们讲希腊语言，信希腊宗教，有希腊人的性格，总之与雅典人并无区别，只因出身于雅典之外而无法取得市民权，受到歧视。在雅典，父母须有一方是雅典市民的人才有市民权。到了后来伯里克利时代(Pericles)，雅典变得更加封闭，要父母双方都是雅典市民的才有市民权。
令人意外的是这种封闭倾向不只有雅典存在，而是普便存在于整个希腊社会中的。无论在雅典生活多少年，甚至生在雅典死在雅典都无法取得其市民权。这不仅与罗马的开放性成鲜明对比，也与中国的春秋战国时的情形不同，甚至与雅典在其经济文化领域的自由化程度相比也令人不可思议。
苏格拉底说过祖国的法律既使是坏的也要尊守，因此他拒绝了让他逃亡国外的劝告，而被处于死刑。同是哲学家的亚里斯多德则毫不理会雅典法律，轻快地溜了。对苏格拉底来说雅典是他的祖国，但对不在雅典出生的亚里斯多德来说，哥们没那个义务殉雅典之法。中国人似乎没有苏格拉底的那种以身殉祖国之法-无论好坏-的勇气，或曰那是匹夫之勇。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的想法更对国人的口胃。
在开放性这一点上，罗马也选择了与雅典不同的道路。“没有任何比同化被征服者的作法更能使罗马强大了”希腊哲人普鲁塔科斯(?，Plutarchus,46AC-120AC)说道。罗马康慨地把平等的市民权授与了被她征服了的民族。可是，既使在当今世界，外国人与市民交纳同样或更多的税金，不但没有被选举权，连选举权也不承认的国家并非少数。中国似乎是不给外国人这个权力的，美国和日本也是如此。
希腊与罗马的另一不同是对待奴隶的方式不同。希腊的奴隶除了极个别的例外，注定终身为奴。而罗马则有奴隶解放制度。这是一种或用存下的钱赎回自由，或在长年辛劳之后，象退修金一样的被授与自由的制度。而获得自由的奴隶被称为解放奴隶，其子孙可获与罗马自由市民完全一样的市民权。 城邦国家雅典创建了人类史上的第一个民主制，这个体制一直到公元前五世纪。
斯巴达与雅典一样，是希腊的城邦国家的代表之一，她实行的是怎样的体制呢?这不只是政治问题，因为选择怎样的体制是与选择怎样的生活方式密切相连的。
第五节 斯巴达
--盖世武功--
斯巴达与希腊大多数城邦国家相反，没有追随雅典实行民主制，而是走了一条独特的路。
与面向大海的雅典相反，斯巴达是一个内陆国家，位于伯罗奔尼撒(Peloponnesus)半岛中心部。非翻山越岭不可到达。其居民也与雅典不是一个民族。
斯巴达是公元前1200年南下的多利亚人建立的。他们与原住民没有发生同化。在希腊，没有象斯巴达那样从始至终严格地将征服者与被征服者分开的城邦国家。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的区别只在于民族不同，“有成份论，唯成份论”。斯巴达有三个阶层：
首先统治阶级是由征服者的子孙组成，被称为斯巴达人，大约有一万左右的自由市民加上他们的家属。他们集中居住在城市，唯一的工作是服兵役。参与国政的权力也只有这些人有。
从事工商的阶层。他们大概是随多利亚人一同南下的民族，既不是多利亚人也不是原斯巴达住民，或许是其它地方出身的希腊人。这些人是自由人但却无市民权。当然没有参与国事的权力。但有服兵役的义务。
最后是相当于农奴的希洛人(Helots, 注1)，这些人是多利亚人入亲前的斯巴达原住民。使用青铜器的他们被使用铁器的多利亚人征服后沦为希洛人，在身份上不是奴隶，却与奴隶的地位相当。他们没有参政权、私有财产权和裁判权，连服兵役的义务也没有(注2)。除了有结婚的自由之外(好象比电影《芙蓉镇》里的右派活的稍好一点)，唯一的工作是在斯巴达人市民拥有的农场里打工。
斯巴达人的统治方式与元朝十分相似，元朝人分四等，蒙古人是第一等，色目人为第二等，原金国汉人第三等，原南宋人是第四等。
斯巴达人和工商阶层，希洛人的比例约为1：7：16。这个比例决定了斯巴达一切。
只占人口二十四分之一的斯巴达人要支配一个把工商业和农业都交给了被统治阶级的国家，只好全民皆兵了。特别是希洛人经常处于不稳定状态，时有反抗暴动发生。
斯巴达人的兵役期是二十岁到六十岁，这些人大约有数千，极少超过一万。少数精锐主义也是斯巴达现实的不得已的选择。
斯巴达人并不是一到成年(二十岁)便可出席市民集会，行使自己一票的权力。他们要等到三十岁才能参加市民集会。市民集会由三十岁以上的斯巴达人组成，除此之外还有长老会议。长老会议议员由市民集会选出的二十八位六十岁以上的人组成，任期为终身制。另外加上两个国王，议员总数是三十人。
斯巴达有两个国王，由两个名门贵族分别世袭。这两个王不是轮流执政，而是同时执政。如果一个国王可称为独裁，斯巴达应是“偶”裁。
既使在全希腊的国家都受到雅典民主制影响的时代，斯巴达仍保持其独特的体制。不但如此，公元前七世纪末，来库古(Lycurgus)进行的改革进一步强化了这一体制，使得斯巴达的性格更加极端。
象梭伦改革决定了雅典的性格一样，来库古的改革也决定了斯巴达的性格，虽然两个性格完全相反。
改革，真是一个动听又恐怖的辞藻。改革的失败当然会致一民族于死地，就是成功，也会决定一个民族的性格，由此决定了一个民族未来，因此绝不可以轻率从事。至于摸著石头过河之类，更是置民族的未来于薄冰之上。
来库古的改革使斯巴达更彻底地成了一个军事大国。立国之本便是健壮斯巴达人。
每个斯巴达人一出生，就要经过长老们的检查。不够健壮的会被当即抛弃或沦为奴隶。
可望成为强壮战士的婴儿由父母扶养到六岁。满七岁的少年便要离开父母过集体生活。他们与同龄人一同生活，并接受严格的训练。为培养出合格的战士，训练的日程都经过了严密的计划。
到了二十岁，斯巴达人就开使服兵役，一直到六十岁。三十岁以前必须过集体生活，既使结了婚，也必须每天晚上回到兵营。
斯巴达的兵营根本就不存在任何建筑物，无论是少年还是战士都生活在帐篷里。这是为了使斯巴达人可以忍受恶劣的环境，毕竟温室里是养不出万年青的。只有三十岁以上的斯巴达人才被认为是成熟的市民，才被允许与妻子儿女在有墙有房顶的室内生活。
在斯巴达，除了参与国政和服兵役之外，男女是平等的。女子与男子一样有义务好吃好睡，使自己的体格保持健壮。当然这是为了可以生育健康的后代。同时也有严格的体重管理，甜食，酒和美食是要严禁的。体育教育与男子同样要求，并经常参加运动会，成绩优秀的比较容易出嫁。当时女子不能参加奥林匹克大会，否则斯巴达的女子要囊括大量的奖牌，或是月桂冠。
训练也好运动会也好，男女同样的以裸体进行，大概来库古认为越掩饰越易产生杂念，大家都看够了，也就没什么了。在斯巴达，性生活只不过是生产强健战士的手段。因此，单身会被人篾视，老公战死后，绝无守寡之理，国家会奖励再婚者。斯巴达女性的义务是尽可能的多生健康的子女，同时料理以纺织为首的家务事。
男子要学些读书写字，但绝不欢迎高雅的书籍和议论，至今在意大利仍将沉默寡言的人称为“斯巴达式的”人，古代的斯巴达篾视喋喋不休的人。在集会上发言也以简明扼要为上。
作为斯巴达的战士，不用说是整日读书，就是好奇心重点，或是浮想连篇也是不可取的。他们绝不会象苏格拉底那样，随便在广场上见人就与之辩论，直到对方服输为止。苏格拉底要是到了斯巴达，大概一个弟子也收不到，立马会被乱棒轰出国外。对于斯巴达人来说，美德就是勇敢，服从和爱国心。
但是，那个制造了斯巴达体制的来库古也深知，这种改革只靠嘴说是不够的，不将自己的国家置于在非此无路的状态下，改革不能成功，也无法持久。
首先他废止了做为流通货币的金币和银币，改用铁币。这样别国的商人便不愿与斯巴达做生意了，一切与艰苦朴素的生活无关的商品就不会进入斯巴达境内。而生活必需品在斯巴达是自给自足的。
从事农业的希洛人每年要将自己生产的粮食的一半交给斯巴达人，由于斯巴达只能用铁币，因而无法与外人流通，这样也就毫无兴致去储存粮食。虽然斯巴达人并不富裕，但大家平等同穷也就没有嫉妒，没了阶级斗争。斯巴达因此以没有盗贼而闻名。在雅典权力斗争不断，而斯巴达却从无此事，能长久的保持政治的安定。
由于斯巴达人专心习武，其武功之强令人惊畏。数量虽少，但其威名远震波斯。在希腊一提起精锐部队，那只能是斯巴达的步兵军团。
但是，斯巴达除了战士之外什么都没有创造，在历史上，没留下哲学文学，没留下科学史学，只留下一句话：“斯巴达式的”。
可斯巴达靠的就是武力。随著斯巴达的假想对头雅典的实力不断加强，斯巴达也渐渐地感到不安，终于走出群山，开始侵略他国。到了公元前六世纪末，整个伯罗奔尼撒半岛几乎都在斯巴达的支配之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