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这么一种性格的人：他不发动辉煌浩大的经济计划和社会改造计划，没有什么兴趣管世界上那些麻烦的闲事儿。评论家亨利·路易斯·孟肯（H. L. Mencken）这么说他：“他当政那会儿，没什么兴奋的事儿，可也没有什么头痛的事儿。他没思想，可也不招人讨厌。”但愿同样的说法，也能适用于他的那些继任者。
1929年的股市崩盘，把繁荣的20世纪20年代扔进了一个天塌地陷的结局中。从1929—1933年，人均实际国民生产总值跌落了30%。最惨的时候，失业率攀升到不可思议的25%。一直有人说，如果让全部的失业者每隔一码排队，这个队伍将从纽约伸展到西雅图，再伸展到洛杉矶，然后又折回到纽约，且还剩下280,000人没赶上排队呢。1931年、1932年和1933年，税后的企业利润，其实是负数。20世纪30年代的私人净投资也是负数——就是说，厂房和设备磨损得比更新还快。
什么导致了1929年的衰退，是个复杂的问题。大多数历史学家，从马克思主义者到中右派，齐声谴责资本主义的大萧条，声称盛衰周期是市场经济内在固有的部分。然而，最有说服力的解释，是奥地利经济学派提供的，论证却相反：“盛衰周期并非市场经济的必然特征；它实际上是由中央银行发动的（在美国，那就是联邦储备系统）——一个明显的非市场性质的机构。为了得到关于这个论题的充分而可靠的研究，本书强烈敦促感兴趣的读者拜读默里·罗斯巴德的《美国大萧条》（Murray N. Rothbard， America’s Great Depression）。
胡佛：一个“啥事儿不干”的总统？但愿如此！
大多数人相信，正当大萧条蹂躏这个国家的时候，胡佛袖手旁观，无所作为，是富兰克林·罗斯福积极干预经济，最终才带来了生机。但没有什么比这个更不真实的了。
首先，在大萧条期间，说胡佛懒坐着，这不真实。他做得蛮多——比任何和平时期的总统做得更多。雷克斯·塔格维尔（Rexford Tugwell），罗斯福新政计划中的一个重要人物，后来承认，“我们当时不承认，但实际上整个新政是从胡佛发起的计划推出来的”。其实，胡佛不断管经济的闲事，使情况更糟。他费了心思把1929年的衰退搞成了大萧条。在1929年和1930年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在政府干预了一年之后，情况大大恶化了。
管保失业
股市崩盘之后的那个月，胡佛把企业界的重要领袖召到白宫。他恳求他们不要削减工资，争辩说高工资是大萧条的一条出路，因为他们给了个人购买货物的手段。
说真的，胡佛的哲学在表面上看似有理，每一本美国历史课本其实都本分地采纳这个哲学；经济低迷，这种论证说，是由“低消费”引起的。但是，这个观点是荒谬的。单说一件事，如果大萧条的原因一直是消费者花费少了，那么我们该有理由预言，最受打击的经济扇面应该是那些制造锅碗瓢盆、牙膏或者苹果饼的企业。但是，历史学家加里·迪安·贝斯特（Gary Dean Best）指出，最遭罪的却是生产耐久货物和资本货物的企业。“消费者增加了开销，”贝斯特解释说，“大致是帮了生产生活消费品的企业，事实表明这种企业的销售额比大萧条之前的水平下降得最小；这和受大萧条影响最严重的重工业少有或者没有关系，而失业却主要集中在重工业中。”
胡佛的理论忽视了一个重要的考虑——工资是企业经营的一项成本。要求高工资，特别是在价格迅速走低的时候，它让企业更难以雇人。然而，总统有要求，大企业给了面子。悲惨的结果是可以预言的：大规模失业。
胡佛的错误，是把高工资假设为美国繁荣的原因，而不是繁荣的表现。如果单凭高工资就能制造繁荣，我们仅仅强制执行每小时100美元的最低工资，那就可以消除世界的贫困了。只有疯子才支持这么一项政策，因为结果是前所未闻的失业率，以及经济的彻底浩劫。
管农业的闲事
胡佛的农业政策是另一场灾难。自从一战结束以后，农场主哭着喊着要政府的这个补贴、那个补贴，其中包括要求帮助提高农产品价格。（解释一下：农场主希望政府把食品和服装弄得对人人都更贵，为的是给他们带来好处。）农场主日子难过，是因为农场主太多了——多得没有任何经济意义。一战期间，欧洲的农业生产遭到了战争的扰乱，美国的农业扇面急剧扩大。等到战争结束，那就没有什么道理指望美国肿胀起来的农业扇面还保持相同的大小。人和资源都得转移到工业方面，以生产美国人真正需要的货物。
胡佛设立了“联邦农业委员会”，试图改善众多美国农场主的境况。联农委贷款给农业合作组织，这样农场主就把他们的产品（特别是小麦和棉花）善而藏之，待价而沽。然而，这个办法确实能称心如意地把价格抬起来，但是第二年农场主却兴高采烈地增加产量，把过剩问题搞得更加严重。最后，联农委通过它的“谷物稳定公司”，授权以远高于世界价格的价格收购美国农场主的小麦。于是农场主就把小麦卖给“谷物稳定公司”，而不是出口。政府的农业官员坚信：美国小麦脱离世界市场，必致世界小麦短缺，外国人很快就会哭着喊着要美国小麦。可是事与愿违，加拿大和阿根廷的小麦生产者把美国的世界市场份额抢走了。
美国官僚确实能够在短期内抬高谷物价格，但是，巨大的过剩小麦，被政府买去了，把谷物价格压得更低，因为世界知道这些小麦终究还得倾销到世界市场上。英国经济学家莱昂内尔·罗宾斯（Lionel Robbins）在几年后评论道：“胡佛试图赖以维持农产品物价的那些大收购公司，其效果是让市场整个乱了，制造了不确定性。”
问题是明摆着，有些政府官员足够诚实，承认要让这么一个计划管用，那就得强加严格的限制，得规定农场主生产多少才被允许。要求农场主自觉削减小麦和棉花种植面积，成了耳旁风。不遗余力地要抬高价格，联农委主席走得太远了，他号召各州长“立刻缩减耕作，把目前的每三行棉花变作一行”。
更热闹了：增加税收
臭名昭著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本意是为美国农业提供关税保护，到头来在政治上却没有可行办法单单把这种保护限制在经济中的一个扇面上。无数行业的压力集团纷纷扑向华盛顿，也要争关税保护。实际上，所有的美国经济学家都一致敦促胡佛否决《斯姆特－霍利关税法》，但是胡佛充耳不闻，于1930年6月把这个税则签署为法律，25,000多种产品的关税平均提高了59%。
这一税则沉重打击了美国的出口工业。美国的商业伙伴的产品被关到了美国的大门之外，他们不可避免地就采取报复。比方说，意大利政府的反应，是对美国汽车征收双倍的关税——美国汽车在意大利的销量跟着就降低了90%。法国实际上把全部的美国产品都关在门外。西班牙的报复手段是把对美国汽车征收的关税增加到那么一种程度，以确保美国汽车在西班牙卖不出去。
还有其他方面的增税——太多了。1931年12月，安德鲁·梅隆，在20世纪20年代率先降税的就是他，突然来了一个180°的大转弯，要大规模地提高征税。国会和总统言听计从，结果就是灾难性的1932年《税收法案》。在美国历史上，在和平时期把税收提高到如此程度，空前绝后。所得税率急剧增加，对收入最高者征收的附加税从25%窜到63%。这意味着在大萧条中间，在迫切需要私人投资的时候，私人投资被搞得失去了吸引力。
大手大脚的胡佛
胡佛还广泛地增加公共设施项目的支出。四年间花在这些项目上的钱，多于此前的30年。《斯姆特－霍利关税法》导致国际贸易缩减，船运业务量不如以往，他就缩减了造船工业规模。胡佛的“复兴银行公司”（RFC）为不景气的行业（主要是铁路和银行）提供紧急低息贷款。到1932年下半年，复兴银行公司不光扶助麻烦企业，还把钱借给各州作失业救济金，并且为公共项目提供资金。
总统为失败企业打气的企图，效果却是成问题的。“他希望挽救的那些企业，”一位史学家写道，“不是在可怕的痛苦之后终归破产，就是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债台高筑。”
有一个领域，胡佛的举措不同于罗斯福：胡佛踌躇于提供直接的联邦救济金，而是依靠自愿组织，最后把贷款给了各州。就提供帮助一事而言，他相信自愿组织和州政府与地方政府一样是合适的机构。
回顾他的任期，胡佛祝贺自己举措大胆。“我们或许一无所为，”这位总统在1932年说，“事情本来会一败涂地。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宁愿向私人企业、向国会建议共和国有史以来发展出来的最宏大的经济防御和反击计划。”
罗斯福进城
1932年，民主党人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Franklin Delamo Roosevelt），以绝对优势挫败胡佛。在民意测验中，罗斯福身在“伟大的”总统之列，与华盛顿和林肯平起平坐。许多美国人相信他的新政把美国从大萧条的魔爪下解救了出来。其实，在罗斯福治下，从1933—1940年，失业率平均在18%这么一个巨大的比例上。
一位传记作家说，没有谁比罗斯福对经济更无知的了。这是明显的。财富是怎么产生出来的，罗斯福一窍不通。他提倡的立法，是一件由许多荒唐举动拼就的百衲衣，有时彼此掣肘，有时甚至自相矛盾。
通过中央计划寻求繁荣
国家工业复兴法案（NIRA）（据此建立了国家工业复兴总署），是一个巨大的矛盾。一方面，它试图保持高工资，以为消费者提供更大的“购买力”；另一方面，它设立了几百个法律裁可的、具有行业规模的联合企业，准许它们设立标准工资、工作时间与最低价格。最低价格意思是：行业将大致免于以低于市场的价格竞相抛售；每家企业的价格必须起码是所规定的最低数。人为提高的工资意味着继续失业，高价格意味着几乎全部的美国人都日子难过。真是了不起的复兴策略啊。
让我们毁了吃的以帮助饥饿的人民
罗斯福的农业政策，属于他们自成一类的天才举措。把另外一些货物的价格调高还不满足，罗斯福还扑向食品。他建议农场主削减生产，或者什么也不生产，损失由政府补贴。他相信，减少供应将抬高农产品价格。但是，与此同时，他必得对付如此的慷慨。政府决定把相当多的已经生产出来的东西毁掉，以制造一种短缺，借此抬高农产品价格。杀了600万头猪，捣毁了1000万英亩棉花。
农业部长亨利·华莱士（Henry Wallace），把大规模毁掉作物和牲畜的做法，说成“为旧时代扫除不平衡的生产导致的残余”。到底多少产量才能恢复“平衡”，华莱士想必是慧眼独具。
在“美国农业管理署”（AAA）成立之后不久，农业部公布了它的一项关于在那些艰难岁月中美国人食品情况的研究结果。这项研究构造了四类食品情况样本：富足、小康、温饱、紧急（难以生存）。结果发现，美国没有生产足够的食品，以养活仅求温饱（不至于饿死）的人民。消除这场灾难的最佳办法，是把食品搞得更贵，这得需要特殊的头脑才能得出这么一个结论。
与此同时，有证据证明，罗斯福的这种漏洞百出的举措继续有增无减。1936年，“农业经济局”报告说，就棉花而言，农场收入起码和还不存在“美国农业管理署”的时候一样高，甚至更高。第二个月，康奈尔大学的詹姆斯·E. 波义耳（James E. Boyle）在《大西洋报》上论证说，农管署得为至少200万失业者负责，特别是失业的小佃农和农场劳工。尽管农管署本意是要提高农产品价格，历史学家吉米·鲍威尔（Jim Powell）评论说，农场主“发现自己的境况实际上更坏了”，因为罗斯福的“国家复兴总署”在强行抬高制造品的价格方面更成功，包括农场主在内的消费者都得为此买单。
罗斯福的农业衣钵
不幸的是，政府对农业大规模的干预从来不曾放手。甚至在20世纪80年代，尽管大家把这十年和政府削减与遵从市场原则联系在一起，但农业计划每年还是吃掉300亿美元，其中的2/3采取的是补贴的形式，另外1/3是消费者付出的更高的价格。这些项目背后的主要机制是价格支持：联邦政府主动为农场主支付每件产品一定量的钱；在这个价格上，农场主愿意卖多少，政府就买多少。因此，如果联邦政府出的价高于市场价，农场主就不在市场上卖东西了。因此，政府常常把大量各种各样的农产品积存在自己手里。于是就必得琢磨出，怎么把这些东西打发掉，同时又不把价格压下去。经常的情况是，政府干脆把东西毁了。罗斯福的农业衣钵一直留到了如今。
20世纪80年代，美国农业部每年下令销毁：
★ 5000万个柠檬
★ 10000万磅葡萄干
★ 10亿个橘子
花生的生产配额具有把花生和花生酱的价格翻一番的效果。奶制品补贴更荒唐，美国的每头奶牛每年得到的补贴高达700美元——埃里克·山斯伯格教授（Evic Schansbery）指出，“这个数比世界半数人口的收入还多”。确实，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美国人的食糖价格比世界价格高500%，就是由于政府的价格补贴。这对种甘蔗的人来说当然是个好处，他们从这个政策中每年平均得到了235,000美元。但是，这政策让消费者每年花了30亿美元，把美国所有用糖的行业置于与外国生产者不利的竞争劣势中，后者不曾被迫为糖出这么膨胀的价钱。
罗斯福反企业的狂热延迟了恢复
新政的另一些方面也破坏了经济。新政的劳动法同样增加了与社会保障有关的劳动力成本，这进一步在失业问题上雪上加霜——按照经济学家理查德·维德尔（Richard Vedder）和拉威尔·伽拉维（Lowell Gallaway）的说法，到1938年，又有120万人失业。
经济史家罗伯特·希格斯（Robert Higgs）论证说，“政体不稳”也阻挠了恢复。商人和投资者拿不准联邦政府下一步要干什么，又会有什么惩罚性的措施加在他们头上，就干脆不投资了。希格斯还指出，在20世纪30年代，长期投资特别受打击。在证券市场上，长期债券的风险酬金巨大，表明行业领导人对未来非常不确定。希格斯从20世纪30年代搜集的调查数据暗示，对未来的这种不确定，变成了对未来政府政策的不确定。商人对占据白宫的那些人反商业狂热的各种各样的胡言乱语是很在意的。
劳工立法的后果
罗斯福用《国家劳资关系法案》（即为人所知的1935年《瓦格纳法案》），为有组织的劳工提供了巨大的支持。标准课本想当然地以为对工会好的就对工人好（尽管现代工会的整个目的，是把人们排挤在一个行业之外，而不是为工会里的工人提高工资）。事实却相反。
工会使社会贫困化的方式不计其数，从扰乱劳务市场到阻碍效率和发明的工作规则。“国家法律与政策中心”和“约翰·M. 奥林就业情况与政策研究所”联合发表了一项研究报告，在报告中俄亥俄大学的经济学家理查德·维德尔和拉威尔·伽拉维估计，单是在过去的50年里，工会就花费了美国经济50万亿美元这么一笔庞大的钱。这里没有印刷错误。“这项沉重的经济损失，对经济的影响不是一次性的，”研究报告解释说，“我们的模拟结果揭示的，是这个组织在半个多世纪中的强大影响力，乍看起来这种影响力是每年发生一点点。”不令人惊讶的是，报告确实发现工会工人比会外工人挣的钱高15%；但是，报告还发现，一般的工资损失惨重，原因是经济规模比假定在没有工会的情况下小30%—40%。
为什么在一个工会数量可以忽略不计的年代（1900年只有区区3%的美国工人在工会里），从1860—1890年的美国，制造业的实际工资提高了难以置信的50%，从1890—1914年又提高了37%？为什么美国工人比有多得多的入了工会的欧洲工人日子好得多？劳工史学家和活动家在解释这样的问题时，将会张口结舌。在对付这样的事实的时候，他们大多数人都避而不谈。
“公共建设工程”的灾难
新政的青睐者向我们保证说，罗斯福花费庞大的工程提供了工作和经济刺激。但是，这样的工作，是把一些人（纳税人）的钱送给另一些人，因此没有什么净刺激。其实，这样的项目肯定是坏的，坏就坏在它们把资本从私人扇面那里转移出去了，因此阻碍了以健康的方式来创造工作机会。经济学家约翰·约瑟夫·沃利斯（John Joseph Wallis）和丹尼尔·K. 本杰明（Daniel K. Benjamin）发现，花费巨大的新政项目“创造的”公共扇面的工作，是把私人扇面的工作干脆排挤了或者实际上毁掉了而已。罗斯福设立的公共建设工程以及为此付出的无数美元，只是吸干了资本以赞助那些本来就铺张浪费的项目而已，因为这样的项目缺乏指导着企业家投资决策的那种盈亏评价标准。
用劳民伤财的工作买选票
罗斯福的公共建设工程普遍腐败。经济史家已经在努力搞清楚这些项目在全国的分配——比方说，为什么人最穷的南方从罗斯福的“公共事业振兴署”（WPA）得到的帮助最小？
许多学者注意到振兴署项目在西部各州出奇的多，1932年罗斯福在这个地区的竞选优势一直微薄，他们相信政治的考虑在这些项目的分配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像加文·莱特、约翰·约瑟夫·沃利斯、吉米·F. 考奇和威廉·F. 舒格哈特二世这样的人，相信在新政开销与罗斯福的政治需要之间有重要的联系。比方说，政治因素在新政在各州的花费差别一事中占80%。罗斯福在西部各州花的钱比在南方多——南方为他提供了67%的选票，是因为在政治上南方比西部稳当得多，他不大需要买南方的选票。
“振兴署”的工人常常被迫支持罗斯福喜欢的候选人，改换党派，或者为罗斯福的第二次大选“做贡献”。参议院的一项调查，一宗接着一宗地发现，“振兴署”的雇员得到指示，如果他们不想被炒鱿鱼，那就得把他们薪水的一部分贡献给这位总统的第二次竞选运动；还发现，那些拒绝支持一位受宠的候选人的人，在救济金名单上被除名了；还发现，登记在案的共和党人，被要求在救济金登记簿上写自己是民主党人，为的是保住工作。
在罗斯福当政的年月，这些无论如何不是政治讹诈的独一无二的例子。标准课本提供了水门事件和尼克松滥用职权的全部细节（确实应该这样），但是关于作为此类勾当的先驱人物的罗斯福，却只字不提。芝加哥贫穷的神父詹姆斯·吉利斯（James Gillis）主办的保罗会天主教广播电台，批评罗斯福的法院改组计划，美国通信委员会就把这电台的执照拿走了。早在1935年，罗斯福就要求联邦调查局开始对各种各样的保守组织进行调查，在那十年的后半段，还秘密地搜集证据（当然是一无所获），要证明反对美国参与二战的“美国第一委员会”的那些显赫成员拿了希特勒的钱，这个委员会也被照习惯污蔑为纳粹和叛徒。
法院告诉罗斯福，别那么急
想起美国历史上有那么个时候，还是叫人心里热乎乎的，其时像罗斯福新政的那种项目，根据宪法，实际上遭到了批评。20世纪30年代，最高法院也有足够多的大法官，坚持对宪法进行诚实的解释，像《国家工业康复法案》和《农业调整法案》这样的计划实际上被宣布为违宪。
不需要说，法院的裁决激怒了罗斯福。他公然指责高法的“九个老家伙”，说他们对宪法的解释只适合于“骑马生臭虫的旧时代”。但是，除了指责，他还走得更远。1937年，罗斯福建议：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凡是到了70岁的，如果不辞职或者退休，那就要补新的法官。由于当时最高法院的九位大法官有六位都过了70岁，那么这项建议立法将允许罗斯福另外加六位大法官到最高法院中。
起先，这位总统试图声称他的计划仅仅是有意为年老的大法官提供帮助，但是连他自己的一些支持者都遭到了这个明显的谎言的羞辱。最后，罗斯福对自己的意图更加直言不讳：他相信目前的大法官班子和过时的法学牵扯不开，对宪法的一种更灵活的看法需要引进到最高法院，以确保他的新政项目。
对这项计划的反对是强烈的，甚至罗斯福的许多民主党同伴也反对。谢天谢地，这个法案被驳回了。但是，罗斯福对法院的恐吓或许已经发生了效果。特别是，有人怀疑总统的压力可以解释为什么欧文·罗伯特（Owen Roserts）大法官突然在自己的决定中对这个政府变得友好得多了。然而，原来罗斯福毕竟有机会影响法院，哪里需要如此粗鲁的操作。在其后的四年里，这位总统有本事在法院里填了七个空缺，有人辞职了，有人退休了，有人死了。
新法院是个什么样子
一旦罗斯福在这个新法院打上了自己的烙印，新法学是个什么样子呢？参看一下1942年的“韦克特诉费尔本案”。法院裁定：在自己的地产上为自己家用而种小麦的农场主，落在“州际商业”这个名堂之下，在宪法的州际商业条款之下服从联邦的管理。家产的小麦，用法院的话说：“为种植小麦的人的需要所提供的小麦，将以其他方式反映在自由市场的购买行为中。在这种意义上的自家种植的小麦，就与商业中的小麦进行竞争。”有人为自己供应小麦，由于他不是从市场上买的这小麦，他因此就影响州际商业。在这个标准下，任何东西都有资格影响州际商业——因此就得服从联邦政府的管理。
法院成了为联邦政府的行动提供合理性的工具，成了把各州置于俯首听命境地的工具。在1939年的“古林诉华莱士案”中，法院暗示联邦政府可以把它的权力扩大到任何可能对“全民福利”有好处的领域。
二战把美国救出大萧条了吗？
那么，如果新政不曾把我们救出大萧条，什么东西救了我们？有些人，包括许多教授，被迫承认新政的失败——说二战救了我们。二战是一个美国经济大繁荣的时代，这场战争把这个国家从大萧条中拯救了出来，这种说法都成了传统智慧的一部分。显而易见，这不是真的。如果那是真的，那么总搞战争会是个好主意。想想所有那些不得不去生产原料、制造飞机和装配导弹的人们吧。
历史学家已经把战争期间达到的那些真实的产值数字搞出了不少。但是，这些增长，大多数归于军备与武器的制造，以及给军人的报酬。这样的生产，与普通人的需要是不搭界的。把资本和其他资源转移到消费者不会买的货物上，消费者的日子更难熬了。在1943—1945年之间，大约五分之一的劳动力——包括军队、为军队服务的平民雇员、在军需品行业中工作的人，以及失业者——都既不生产任何生活消费品，也不生产资本货物。当然，这还不是全部；一直是60%的税金用于资助不生产消费者需要的东西的活动，而这种活动占到40%。所有这一切都等于物质财富的急剧损失。
征兵降低了失业率！
失业确实不见了，这是真的。但是，它不见了，主要是因为700万人参军了，且大多数人是强征入伍的。如罗伯特·希金斯（Robert Higgs）解释的那样：“战争期间政府把相当于战前劳动力的22%那么多的人拉到了军队中。可好了，失业率降到了很低的水平。没人需要一个微观经济模型来理解这个事情。”在一种健康的经济中，总是需要更多的劳动力来生产更多的货物。然而，新政的那种有病的经济，能让失业问题出现一个凹坑，但只能通过把超过五分之一的劳动力强征入伍才办得到。
与此同时，在1940—1944年之间，制造业每周工作时间增加了七小时，外加多挖了50%的含沥青的煤炭。要得到大家需要的货物，却更难了，有时甚至是不可能的。没人在战时能买辆新车、新房子或者大件的用具，因为政府已经完全禁止生产这样的东西。大量其他货物也求而不得，或者难以得到，从巧克力到糖、肉、汽油和轮胎。正如经济学家乔治·雷斯曼（George Reisman）解释的那样：
人们相信他们在二战的时候繁荣，因为他们堆积起了大量花不掉的收入——以纸币和政府债券的形式存在。他们把积累起来的这种纸上的资产和真实的财富混为一谈。不可思议的是，大多数经济统计学家和历史学家在度量二战的生活水平的时候，犯了同样的错误，他们把那段时间大体上花不掉的“公民收入”计算在内了。
不需要说，这不是繁荣。最终结束大萧条的，既不是经济立法，也不是二战，而是战后正常的情况恢复了，在罗斯福年代骚扰企业的不稳定的情况消除了。假如没有胡佛和罗斯福的那些毁灭性的愚蠢政策，繁荣将来得早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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