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回答的也巧妙：“我不妨试一试，要学习《圣经》，并尽力去做，但我不能未经体验就随便做出保证。”
当时，宋母对蒋的回答基本满意，也就默许了这件婚事。
但据说宋美龄在正式和蒋结婚前曾提出了个条件，一是蒋介石必须信奉上帝，受洗礼成为基督徒；二是宋美龄不生小孩；三是宋美龄不担任公职，不参加高层决策，只对外从事活动。
1927年11月，蒋介石由日本回国，回国后即发表结婚启事。这一年，蒋介石41岁，宋美龄29岁。
据说蒋介石和宋美龄结婚地点曾令宋母极为失望。因为宋家全是虔诚的基督徒，而孔祥熙和宋蔼龄是在日本结的婚，孙中山和宋庆龄是“私自出走”。宋母希望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婚姻能按基督徒的传统在宋耀如的教堂里举行，由本堂牧师主持。但由于蒋介石离婚多次，卫理公会禁止牧师主持离过婚的人的结婚仪式。没办法，只好在上海西摩路宋家的宅邸为蒋介石、宋美龄举行婚礼，请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余日章证婚。后因余日章生病，又改请蔡元培作证婚人，何香凝、李德全等也参加了证婚。男方主婚人为蒋介石同父异母哥哥蒋锡侯，女方主婚人是宋子文。
1927年12月1日，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婚礼在上海举行。
婚礼共分为两个部分，先是在上海西摩路宋家按基督教徒的方式举行的婚礼，人们聚集在耶稣的像前，最前面的是蒋介石和宋美龄，第二排是宋氏家族的人，其次是来宾和朋友。
宋母的情绪那天显得格外好，她头发虽已花白，但面色红润。神采奕奕。
应邀前来的主婚人也风度翩翩。
蒋介石和宋美龄更是激动不已。
在一阵朗朗的祷告后，唱诗班的歌声便漫过宽敞的大厅，向寒冷的天空飘飘远去。
人们注意到，宋代家族中只有一个人没来参加婚礼，她就是宋庆龄。
宋庆龄是9月30日收到请柬的，在此之前，她一直试图说服宋美龄不要嫁给蒋介石。她接到请柬便赶回上海家中。但是，她在上海没住几天便匆匆离开了上海，同一位美国朋友去了莫斯科。据说，当她试图再次说服宋美龄时，发现一切都已经晚了，于是只好离去，并以此种方式表示自己的原则。
在宋家举行完基督教式的婚礼后，接着他们又随来宾前往大华饭店，举行了世俗的婚礼，这在中国的历史上也堪称空前绝后。
据说那天，几乎所有能赶到上海的各界知名人士都来了，都想亲眼看看来氏家族和前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结合的场面。
同年12月2日，《上海时报》对蒋宋婚礼作了如下报道：
“这是近年来的一次辉煌盛举，也是中国人的一个显赫的结婚典礼。这次婚姻使得南京军队过去最强有力的领导人和新娘的哥哥宋子文博士的家庭，以及国民党创始人、已故孙中山博士的家庭联结成一体。
“昨天下午举行婚礼时，大华饭店的舞厅里足足有1300人。当蒋总司令同男演相一起出场时，桌边的椅子上坐满了人，还有许多人站着，鼓掌欢迎这位前军事领袖。
“上海以及其他地区的中外知名人士在这里济济一堂……
“在这次结婚典礼仪式上担任接待委员会主任的郭先生站在大华饭店舞厅的人口处，来宾们向郭先生出示请柬后，即被引人舞厅。
“步人装饰华丽的舞厅时，人们立刻就被那很有气派的满堂花卉迷住了。这里花卉是由刘易斯育婴堂布置的。讲台上如果可以这样称呼的话挂着国民党创始人孙中山博士栩栩如生的大幅肖像；肖像一边是国民党党旗，另一边是孙中山博士的旗帜。
“乐池里，一支俄国管弦乐队正在忙着调弦定音，等待下达演奏门德尔松《婚礼进行曲》的命令。四时十五分的时候，新郎新娘都还没露面，舞厅外面，大约聚集着1000名中国人，他们都站着恭候这位前总司令及其新娘的到来。
“在大华饭店内外，布置了一大批中外侦探，严密地监视着周围的动静，谨防出现任何乱子。在舞厅门口，必须出示请柬并签到之后方可进入。签到之后，签名者即可被赠给一枚刻有总司令和宋小姐名字的徽章，同时还得到一张印着汉字的婚礼程序单。
“据程序单的安排，这次结婚盛典共分十个项目，这十个项目分别如下：
1．来宾入场。
2．主婚人和证婚人入场。
3．新郎入场。
4．新娘人场。
5．向孙中山博士肖像三鞠躬。
6．宣读结婚证书。
7．在结婚证书上盖公章。
8．夫妻对拜。
9．新娘新郎向主婚人和证婚人鞠躬，以示感谢。
10．新郎、新娘向来宾鞠躬，以示感谢。
“……在大华饭店举行的中国式结婚盛典，是由北京大学前校长、南京政府教育部长蔡元培先生主持的。
“结婚典礼开始之时。管弦乐队奏起悠扬的外国乐曲。舞厅里的人们屏住呼吸，伸长了脖子。蒋介石在男傧相的陪伴下步人舞厅，摄影机开始转动。
“人们又一次屏住呼吸，又一次伸长了脖子，后面的人因被人挡住了视线而登上了椅子。伴随着“新娘来了”的古老名曲，宋小姐挽着她的哥哥宋子文先生的臂膀走了进来了……
“宋小姐捧着一束白色和粉红色的玫瑰花。在结婚仪式举行之前，她和新郎摆好了照相的姿势拍了照片。然后向位于讲台正中的孙中山博士的肖像三鞠躬。肖像的右边是孙博士的旗子，左边是国民党的旗子。新娘和新郎先向右边鞠躬，然后又向左边鞠躬，最后再向中部鞠躬。
“一个中国人开始宣读结婚证书，然后证书上盖了公章。接下去的程序是，夫妻对拜，向“证婚人”鞠躬，向全体来宾鞠躬。
“当宋美龄和丈夫一起在乐曲声中离开讲台，来到一个由玫瑰花装饰成的巨大花团下而摆好姿势合影的时候，场内爆发出一片掌声。
“与基督教的习惯相反，牧师或其他人都没有拥抱亲吻新娘。这次结婚仪式本身是短暂而简单的，新娘是由她的哥哥宋子文交给新郎的……”
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的当天，上海的《申报》同时刊登了两条启事：一是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二是蒋介石与毛福梅离婚声明。蒋介石还在报上发表了《我们的生日》的文章。美其名曰：“我今天和最敬爱的宋女士结婚，是有生以来最光荣、最愉快的事。我们结婚以后，革命事业必定更有进步，从今可以安心担当革命的大任……我们的结婚，可以给中国旧社会以影响，同时又给新社会以贡献。”
据说，这篇文章中的话都出于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的手笔。
蒋介石和宋美龄结婚后，原准备到奉化度蜜月，后因国民党内矛盾斗争尖锐，各派互相攻击且又谁也不服谁，谁也吞不了谁，于是就又把希望寄托在蒋介石身上。
1927年12月初，蒋介石结婚没几天，国民党M届四中全会预备会议即在蒋的上海新居召开。在这次会议上，蒋介石官复原职，重新执掌了国民党的党政大权。
再说宋蔼龄，促成了蒋介石和小妹的婚姻，自然是松了一口气。但二妹宋庆龄没来参加婚礼，也给这场隆重的婚礼留下了永久的遗憾。宋蔼龄很生宋庆龄的气，觉得她不给面子，事情做得太绝。
大约也就是从此时起，宋美龄和孔家的关系极为密切。宋蔼龄是她的姐姐自不必说，因为庆龄和她都没有孩子，所以对孔祥熙和宋蔼龄的几个孩子关心倍至，其中最为关心的是孔令侃和孔令俊。孔令侃是宋氏姐妹里的第一个男孩，长得漂亮人又聪明，从小就深得宋美龄的喜爱。孔令俊虽是女孩儿，但性格脾气都像男孩，宋美龄也特别偏爱，后来竟做了孔令俊的干妈。
孔令俊受宋美龄的宠爱，便常去寓所找她。宋美龄的卫兵开始还给孔令俊敬礼，后来来得多了又讨厌她那身不男不女的打扮，就不再给孔令俊敬礼。孔令俊见卫兵故意不理睬她，就跑到宋美龄那里告状。谁知宋美龄在这件事上并没有偏袒她，而是说你不是政府官员，他们当然可以不向你敬礼。
孔令侃也是宋美龄家的常客。抗战胜利后，蒋经国在上海的“打老虎”运动中失触及了杜月笙，也触及了孔令侃，孔令侃跑到宋美龄那里一闹，宋美龄就去找蒋介石。蒋介石有时也是个“妻管严”，对宋美龄言听计从。于是孔令侃逍遥法外，“打老虎”运动草草收场。国民党的江山便更处风雨飘摇之中了。
宋美龄晚年在美国纽约长岛的一栋别墅里居住。这里一个占地约15顷的院落，离纽约市区大约一个半小时的路程。房子原是孔祥熙的，后为孔令侃所有。宋美龄抵美后，孔令侃自然希望她住在这里。宋美龄也觉得住在那儿有个依靠，便答应住下来。宋美龄最后一次由台湾赴美是在1991年，并且从此再没回台湾。在孔令侃那里，她原计划写一部回忆录，但不知为何迟迟没有问世。
1992年夏，孔氏家族的核心成员，孔祥熙、宋蔼龄死后和蒋家关系最为密切的孔令侃病逝，这对宋美龄又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为此，当时宋美龄借用庚信的《枯树赋》来表达自己的悲哀心清：
昔年种柳，依依江南，
今看摇落，凄沧江潭，
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5．枪弹·银弹·军阀重开战
1928年8月8日，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在南京召开。在此之前，蒋介石曾于7月间日，把四位集团军总司令请到南京郊区的小汤山开谈话会，在会上抛出了《军事整理案》，企图采取整编、混编、调集训练等办法，达到同化异己军队的目的。这一企图当然遭到冯玉祥、阎锡山、李济深、白崇禧等人的反对，汤山会谈遂不了了之。
蒋介石之所以召开二届五中全会，目的是利用此次会议压服各派军事领袖，然后召开编遣会议，实现其独握兵权的目的。但是，这一计划终因各实力派领袖的反对而告流产。蒋介石不得不另辟蹊径，继续作他的独裁梦。
恰在这时，胡汉民、孙科等人回到国内，胡汉民还表示要与蒋合作，实施“五权宪法”。这一政治主张使蒋介石及各地方实力派均感到可以接受。于是，1928年10月3日，国民党中央执委会通过了《训政大纲》和。《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孔祥熙在这一届政府中被任命为工商部长。
新的国民政府成立之后，蒋介石委任何应钦为筹备主任，积极准备召开全国编遣会议。但阎锡山躲在山西一步不肯离开。桂系的李宗仁守在武汉，白崇禧守在北平，黄绍宏一心一意经营广西桂系老家。只有冯玉祥，对蒋介石封给的官表示不放在心上，但对编遣会议很感兴趣。10月3日，冯玉祥先于别人到达南京。因为他要利用编遣会议实现他的裁军计划。
蒋介石看到只有冯玉祥一个人来开编遣会议，于是叫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颁发《整理军事宣传标语要点》，大力宣传整理军事的重要意义和必要性，是实行训政的先决条件，从事建设的前提，是“绥靖地方，革除人民痛苦”的保证，是“预备外交的后盾”等等。总之，把整理军事说成是解决国民党一切矛盾的惟一方法，呼吁各军事首领“在编遣会议上团结起来”，并要求全国都支持召开编遣会议。
蒋介石的宣传起到了作用。各地报刊发表了许多文章、评论，支持整理军事。一些富商大贾，从有利于他们的生财之道出发，以申诉广大民众受兵战之苦为名，要求统一整编军队，打破军阀割据。各实力派的首领顶不住上下的压力，只好都跑到南京去开编遣军队的会议。
蒋介石知道编遣军队的困难重重，于是他就实行以派制派的方针，在各派之间进行挑拨与拉拢。蒋介石“热情地”单独邀请冯玉祥到汤山温泉洗浴，以闲谈的方式，挑拨冯玉祥与其他实力派作对，并假意尊重冯玉祥的意见，几次请冯先提出一个裁留标准方案来。冯玉祥禁不住蒋介石的诱惑，在预备会议上提出一个“三有三无加齐全”为标准的编遣方案。即：有训练者编，无训练者遣；枪械齐备者编，枪械不全者遣；有革命性者编，无革命性者遣。按这个标准，冯玉祥提出：第一、二集团军各编十二个师，第三、四集团军各编八个师，杂牌军编八个师。
这样一来，蒋、冯的军队编的最多，这引起了其他人的猛烈攻击。蒋介石对冯案不加可否，却在暗地里数次请阎锡山到家里吃饭，向间表示希望在四个集团军之外，再增加一个中央区，请阎锡山考虑一个方案提交会议。阎锡山明知这样一来蒋介石就成了最有实力的一派，但他考虑到不顺从蒋介石的旨意，也难以保住自己的利益。于是阎又写了一个方案：一、二集团军各编十个师；三、四集团军各编八个师；杂牌军编六至八个师；其余六至八个师由中央处理。
1929年1月1日，全国编遣会议正式开幕。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各集团军的总司令、总指挥等60余人参加会议。全体与会者先对中山像作忠诚宣誓。
在正式会议上，蒋介石把冯、阎的两个方案同时提到会议讨论。他不表态，一任各派去争吵。同时他又在采取种种办法，争得多数人倾向阎锡山的方案之后，才以仲裁者的面目在会上表态，同意阎锡山的方案。并又提出增加东北编遣区，使张学良十分感谢他。这样，蒋介石在编军队最多，又把张学良拉到自己一边，更增加了实力。
最后，会议制订了《国军编遣委员会进行程序大纲》。规定，从全国编遣委员会成立之日起，全国军队一切权力收归中央，正式取消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各集团军司令部、海军司令部。各部只能在原地驻扎，听候点编。各级军官仍照旧工作，静候委任。各集团军无权自行调动与任免军官。这样，各实力派的军事大权被剥夺了。
至此，阎、冯、桂李才恍然大悟，原来他们都中了蒋介石的圈套。于是他们从相互攻击转为相互同情，并设法抵制编遣会议。在会议最后阶段，冯玉祥提出抗议，称：“刚刚打完仗，不是编遣军队的时候，应当先休整一个时期再编遣”。阎锡山也提议休会。蒋介石看到一时难以使各派就范，也只好宣布以后再开编遣实施会议。吵吵闹闹的编遣会议，到1929年1月25日终告收场。
编遣会议激化了蒋介石与各实力派之间的矛盾。地方实力派的首领认识了，蒋介石不把他们彻底搞垮是不会罢休的。他们不等宣布散会，即纷纷返回原地，积极准备力量，誓与蒋介石较量一番。于是，连年不断的派系混战又将开始了。
国民党新军阀混战是以蒋、桂之间的战争拉开序幕的。
1929年2月19日，桂系的武汉政治分会发出决议，撤免鲁涤平的湖南省主席兼18师师长职务。同时派叶琪的第9师，夏威的第7军向长沙进兵。鲁涤平措手不及，慌忙乘外轮逃往南京，桂军控制了湖南。至此，桂系占据了两湖，接通了广西，势成能攻能守、可进可退，要与蒋介石较量一番。这就是所谓的“湘案”。
蒋介石消灭白崇禧部的办法是，利用唐生智与桂系的矛盾，起用唐生智，驱逐白崇禧。白崇禧带到河北的李品仙、廖磊两部原是唐生智的主力军。白崇禧既想长驻河北，又想向西北发展，这引起部下的不满。唐的部下都想早日回到湖南家乡，又都觉得当桂系的军官不光彩。蒋介石抓住这个矛盾，广泛传播唐生智将要复职的消息。唐生智在上海也活跃起来，派人向蒋介石表示竭诚拥护中央。蒋介石不但答应唐可重新指挥部队，还赏以巨款，并促其立即北上平、津，收回旧部。
此时蒋、桂之战已在弦上，白崇禧计划率部南下浦口，配合李宗仁部攻蒋。但此时部队已不听白的指挥，并到处张贴“打倒桂系！”“打倒白崇禧！”“欢迎唐总司令东山再起”等标语。甚至把反桂迎唐的标语贴到北平、天津的火车车厢上。白崇禧在军中不能立足，化装由塘沽搭日轮逃走。
3月20日唐生智在塘沽登岸，受到旧部的欢迎。3月ZI日宣布讨伐白崇禧，蒋介石立即任命唐生智为第五路军总指挥。唐生智在北平顺承王府设立总指挥部。蒋介石扶唐倒自计划完全实现了，这等于砍去了桂系的一只手臂。
李济深是广西梧州人，在广东做官。在政治势力的划分上他属于粤系。广东财力充裕，但士兵的战斗力较差。广西较穷，士兵勇敢。李济深利用乡士关系，长期以来与桂系结为一体。广东支援广西经费，广西支援粤省兵力。李宗仁、白崇禧带兵远离广西之后，李济深与黄绍密切配合，使蒋介石无法插手两广。蒋介石要消灭桂系，不拆散粤、桂联盟是难以成功的，因此，蒋介石阴谋暗算李济深。
李济深本不想来南京参加三全大会。蒋介石以人格担保，特派吴稚晖、张人杰、蔡元培、李石曾四大国民党元老请李到南京来调停湘案。李济深信以为真。不料在3月21日晨，蒋介石突然下令将李济深逮捕，关押在汤山俱乐部。3月28日国民党三大闭幕的当天，蒋介石又派兵去抄了李济深在南京的住宅。全国编遣会议后，蒋介石到处阅兵、演习，向地方实力派示威，李济深曾为此电责蒋介石。蒋介石因而对李怀恨在心。
蒋介石无理扣押李济深，引起各方面强烈不满。帮助蒋介石劝说李济深入京的吴稚晖和张人杰，首先怒气冲冲地跑到蒋介石的面前斥责他的暴行，然后他两人搬到汤山与李济深同住，以表示抗议。蔡元培、李石曾也谴责蒋介石毫无信义。广东将领群情激奋，蒋光鼎、蔡廷锴等人联名致电蒋介石，强烈要求立即恢复李济深的自由。又电邀黄绍宏到广州商议对策。但这时蒋介石已派粤籍将领陈铭枢、陈济棠二人到粤活动，说服粤省将领服从中央。二陈以貌似公允的两面派手法，用避免牵人战争为理由，把桂系孤立起来。随后，蒋介石任命陈济棠为讨逆军第8路总指挥。陈济棠从此主宰了广东。
蒋桂战起，各实力派多为自己打算，3月29日，阎锡山发表通电，响应蒋介石的讨伐令。四川的刘湘为防止蒋介石以追击桂系为名进入四川，也声明讨桂。
冯玉祥在蒋桂战争中，采取两边应付的办法，桂系曾请冯协助反蒋，冯满口应允。蒋许给冯行政院长职位，冯为利所动，答应出兵14万助蒋讨桂。但冯在兵下徐州时，印刷了大批讨逆布告，却不印所讨之逆为何人，只印“贪赃枉法、横征暴敛、屠杀民众，迫害青年”之类的罪名。他的用意是蒋、桂谁败，就在布告上填写谁的名字，并企图先于蒋介石占领武汉。冯玉祥的这种态度，不仅害了桂系，自己也遭到蒋介石的暗算，受到双方责难。
蒋介石于3月29日亲自担任总司令，到九江指挥作战，讨伐桂系。何应钦任参谋总长。共出动3个军：刘峙的第1军，朱绍良的第2军和朱培德的第3军，并有14艘舰艇配合作战。
然而，蒋介石最拿手的办法是从对手内部收买叛将。蒋介石知道任何地方派系中都是派中有派，不可能没有矛盾。蒋介石采用以派制派的方针从内部分化瓦解，利用他手握中央大权的条件，许诺投靠者以高官厚禄，往往容易找到叛投者。这种办法瓦解对手能起到釜底抽薪的作用，见效甚快。
蒋桂战起之时，李宗仁从上海返回广西，白崇禧正从塘沽逃往广西途中，黄绍宏坐镇广西，致使武汉军中无主帅。武汉前线总指挥的大权交给了第一师师长李明瑞和杨腾辉。这时李明瑞和杨腾辉已被蒋介石买通。同时蒋介石又通过朱培德争取张发奎，任命张为第1路军右翼军总指挥·，任务是叫张发奎抢在冯玉祥的前面占领武汉。蒋介石手令：委任何键为讨逆军第4军军长，拨发该部给养70万元，并应允事成之后：湘省一切要请芸樵（何键字）负责。何键立即发电表示“竭诚拥护”中央。就这样，蒋、桂未经交战，桂系占据的湖北、湖南两省，从地方到军队，都已被蒋介石分化瓦解了。蒋介石的侍从副官郑介民在武汉市内指挥蒋系的特务，已经做好了内应的安排。4月6日，蒋介石到达武汉，他宣布：“兵不血刃而定武汉。”因为李明瑞带部队脱离了战斗，桂军几乎不战自退了。冯玉祥先于蒋而人武汉的幻想也破灭了。
蒋介石进入武汉之后，封官犒赏，发给李明瑞部大批现金。又在武汉召开的群众大会上，大骂叛逆。耀武扬威，不可一世。蒋介石还在武汉单独召开了冯玉祥的部将韩复榘，蒋氏夫妇“盛情”款待，当面许韩任河南省主席职，并赠数十万巨款，开始作瓦解冯部的工作。
从武汉败下来的桂系第4集团军的残部，在胡宗驿、陶钧、夏威的带领下，退到鄂西，想联络四川军阀杨森。蒋介石岂能容他们在鄂西立足，他命张发奎、朱绍良、夏斗寅部追击，同时发出招抚桂系的《告桂系军队书》，称：“官兵如带械归来，各赏洋五元；官兵如为待手来归的一律收容；如能杀了你叛逆长官来归的，必得重赏官级。杀了你连排长，赏银百元官升一级；杀了团营长赏银五百元，升二级；杀了师长总指挥来归的，赏银五千元，升三级。于是，胡、陶、夏三人顶不住蒋介石的武力与金钱双管齐下的手段，三人同时宣布下野，部队听候改编。桂系第4集团军至此全部瓦解。
蒋介石“彻底铲除”桂系的战争是从5月5日开始的。蒋介石限5月25日前占领柳州，他又从武汉跑到长沙督战。此前蒋介石也曾诱迫过黄绍宏叛桂投蒋，但黄未能听命。
李宗仁、白崇禧、黄绍宏在蒋介石的紧逼之下，决定争取主动，以攻为守。在蒋介石向广西进攻的同一天，5月5日，李宗仁在梧州打起“护党救国军”的旗号，由白崇禧、黄绍宏率兵分两路向广东进攻，企图对粤作战取胜后打开新局面。李宗仁则去香港联系其他反蒋力量。5月21日，粤、桂军在广东白念进行血战，桂军失败，退回广西。白、黄在广西虽反复作战，但无力抵挡蒋介石从四面八方调来攻桂的军队，6月，白崇宏、黄绍宏由广西南端的龙州败逃越南，待机再起。
蒋介石铲除桂系的方针及其阴险手段，引起国民党各派系的极大震动，并感到惊恐。迫使他们各寻出路：或者奋起反抗，或者委身投靠，或者以两面派的手法左右去逢迎。
蒋介石倒桂得手之后，他极力拉拢阎锡山，加紧攻击冯玉祥，采用的仍是各个击破的策略。
冯玉祥本想利用蒋、桂之战，抢先占领武汉。但被蒋介石所窥见，早有了防备。冯玉祥的打算落空，还增加了蒋介石对冯玉祥的怨恨，使蒋、冯之间的矛盾无法调和了。蒋介石占领武汉之后，立即调集了主力部队，准备进兵河南、山东，对冯系作战。
蒋介石为了铲除冯系，使出了全身的解数。首先，他开始大肆收买冯的部将。在武汉已把冯玉祥的老部下、最忠实的将领韩复榘收买。接着蒋介石又派人到襄樊，给石友三送去几十万元，进行收买。石友三本是反复无常的小人，立即答应听从蒋介石的指挥。后来，蒋介石又用同样的办法，收买了刘镇华、马鸿逵等部将叛冯附蒋。西北军在蒋介石的瓦解下发生了激烈的分化。其次，蒋介石广泛散布谣言，制造冯玉祥勾结苏联、要南攻蒋介石并向山西发展打击阎锡山的舆论，挑拨冯、阎关系，使阎锡山半信半疑。再次，蒋介石企图诱骗冯玉祥入京，使西北军群龙无首。当时，蒋接连电请冯玉祥人京供职。冯玉祥明确表示他不去南京的根本原因是“恐为李济深第二”。同时冯玉样在华阴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武装反蒋，冯自任“护党救国军西北路总司令”，要求各部收缩兵力，缩短战线，冯军从山东、河南一律撤至潼关集结，迎击蒋军。冯军西撤之时，将归德至马牧集段13座桥梁炸毁以阻止蒋军运兵。
5月8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推蒋介石为主席，23日，国民党中央常委会决议，革除冯玉祥的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下令查办。在这之后，国民党中央发表的各项文告中，称冯玉祥为“统一之梗”，“破坏革命”，“阴险成性”，“反复无党”，“勾结苏俄”，“背叛党国”，总之是“十恶不赦”。蒋介石对他这位“死生不渝如胞兄”的冯玉祥，大有寝皮食肉而后快之意。文的、武的、正面进攻与内部瓦解一齐向冯玉祥的西北军打过去，使冯玉祥的处境十分困难。
冯玉祥对蒋介石的强大压力，不敢贸然迎战，他突然宣布：“自5月27日起，所有各处电文，一概谢绝，从此人山读书，遂我初衷。”冯玉祥下野当然不是为了读书。目的是使蒋介石失去进攻西北军的借口，以保存实力，然后冯设法拉阎反蒋。冯玉祥这一招果然收到一些效果，蒋介石的武力进攻暂时停止了。但是，战场上的争斗立即转变为一场曲曲折折的蒋、冯、阎之间纵横的政治斗争。
阎锡山在蒋、冯冲突中，既媚蒋任冯，又拉冯抗蒋。媚蒋压冯，是想借蒋之力把西北军挤出豫、陕、他好称王北中国；拉冯抗蒋，是为了在蒋介石面前抬高身价，阻止蒋介石进攻晋系。蒋介石为了各个击破，紧紧拉住阎锡山先把冯玉祥赶下台，然后只剩下晋系就好收拾了。冯玉祥要想抗拒蒋介石，必须联合晋系方能立足。这就是此时蒋、冯、阎三角关系的微妙之处。
6月7日，蒋介石致电阎锡山，要求阎锡山帮助他进攻西北军，逼迫冯玉祥出洋，冯玉祥只“入山读书”是不行的。阎锡山表示不主张内战，提倡和平解决。并扬言他要与冯玉祥相偕下野出洋。随后，他派人到天津订购船票，到日本安排住处，摆出一副决心引退的样子。阎锡山曾多次邀请冯玉祥到太原共商反蒋大计，但冯玉祥怀疑阎锡山别有他图，不敢贸然入晋。冯看到阎的上述举动，消除了冯的怀疑。阎又派冯玉祥敬重的老友李书城向冯说项，冯玉祥即决心人晋。6月ZI日，冯玉祥为了表示诚意，特带上夫人李德全和女儿，从华阴山动身去山西，于24日到达太原，受到阎锡山的热情接待。
冯玉祥到山西后，阎锡山并不认真地与冯商讨反蒋大计，却派人四处活动，准备出国的服装用具，似乎阎、冯即刻就要手拉手起身出洋了。这下可急坏了蒋介石。果真冯、阎并肩出洋，无疑是使西北军与晋军联合起来，蒋介石的各个击破的目的就难以实现了。于是蒋介石又委任阎锡山为西北宣慰使，全权处理西北善后事宜。阎锡山对蒋的委任不加可否，却又以更强硬的态度向蒋介石提出，一定要与冯玉祥同时出洋，如果中央不批准，则坚决辞去国府委员的职务。蒋介石又急忙致电挽留阎锡山，并决定自己屈尊赴北平与阎锡山晤谈。这无形中使阎身价倍增。
6月25日，蒋介石到达北平，他要尽全力改变阎锡山脚踏两只船的态度。6月27日，蒋介石派吴稚晖、赵戴文、孔祥熙三人，带着他的亲笔信到太原见阎锡山，请阎锡山赴北平与蒋商讨处理西北善后事宜。阎锡山一面电请中央撤销对冯玉祥的处分，一面随同吴稚晖等人于6月30日来到北平。蒋、阎在北平经密谈，蒋介石委任阎锡山为全国陆海空军副司令，阎的地位在军队中途提高到蒋介石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阎锡山答应蒋介石尽快解决西北军，蒋、阎达成了共同对付冯玉祥的秘密协议。这时，阎锡山的阴谋才暴露出来。他是先把冯玉祥骗到太原，手握冯这张王牌与蒋介石讨价还价，一直要到蒋介石在北平许他任副总司令，价码才算要足了。
阎锡山于7月2日突然“得病”住进了医院，闭门谢客。7月4日他又退了去日本的船票。从此，阎锡山对冯玉祥也改变了态度。
他以冯住晋祠不便为名，将冯玉祥诱骗到建安村软禁起来。村庄四周派军队封锁，使冯与外界隔绝。
阎锡山背信弃义的行为，受到其他派系的谴责。说服冯玉祥人晋的李书城搬进建安村与冯玉祥同住，表示对阎锡山的抗议。
冯玉祥被阎锡山出卖，噬脐莫及，却又不甘心坐以待毙。他已知蒋、阎有了新的交易，也不露声色，只想设法拆散蒋、阎的勾结，以寻出路。他在软禁之中，设法授意留陕主持西北军的宋哲元，要他绕开阎锡山，直接与南京政府接通关系，向蒋介石靠拢。西北军将领对阎锡山的背信弃义十分愤恨。冯玉祥被扣在建安村，军饷无法解决。西北本属贫脊地区，穷困万状，亟待接济。他们得到冯玉祥的指令之后，感到靠拢南京也是一条出路。于是，西北军在7月中旬派参谋长陈琢如到南京求见蒋介石，表示西北军接受中央指挥，要求接济军饷。蒋介石认为西北军向他屈服了，瓦解冯系已经不需要借助阎锡山了。狡猾的蒋介石不知自己中了冯玉祥韬晦之计，于是，他派于右任、贺耀祖到西安宣慰与点编冯玉祥的部队，安抚冯的部将，供应军饷。为了笼络西北军将领，蒋介石下令把已经被免职的鹿钟麟、薛笃粥、熊斌、唐悦良等人又请回南京。亲自召见、宴请。8月17日特任命鹿钟麟为军政部长。8月22日又任命冯的另一亲信李鸣钟为全国编遣委员会遣置部主任。从此，蒋介石与西北军的关系由对抗转为密切了。
1929年8月，全国编遣实施会议之后，阎锡山开始感到他自身也难保了。冯系靠拢蒋介石，更使他狐疑。他猜想蒋、冯可能已有新的交易，下一步将是蒋、冯联合起来对付晋系。阎锡山感到媚蒋压冯的方针有些失策，为了摆脱困境，他准备再走拉冯抗蒋的道路。
中秋节之夜，阎锡山亲往建安村，当面向冯玉祥赔礼道歉，提出联合反蒋。冯玉祥指示宋哲元靠拢蒋介石，本为拆散蒋、阎联盟。冯见目的已经达到，遂欣然向阎锡山表示，愿摒弃前嫌，合作反蒋。9月26日，阎、冯同游五台山，以示重归于好。
这次冯间发动反蒋战争，采取的办法是：冯玉祥仍住在建安村，指示西北军的宋哲元、孙良诚领衔发动反蒋。冯躲在幕后，以留回旋之地。西北军先发动战争，并拥戴阎锡山为首领，然后晋军再起而响应，共同反蒋。
10月9日，宋哲元等先致电阎锡山、冯玉祥，列举蒋之罪状，声言他们被迫起来反蒋。阎、冯即于10月10日复宋哲元等一电，称：“应从长计议，以求政治趋人正轨，仍望先行切实编遣，冀达诸同志救国之初衷，国事当由国人解决也。”宋哲元与阎、冯电报往来的目的，是要造成阎、冯与此次反蒋无关的假象，以掩护他们在幕后的坐镇指挥。
1929年10月10日，宋哲元等27名西北军将领、联合发表拥戴冯、阎，讨伐蒋介石的通电。
宋哲元等人的讨蒋通电慷慨激昂，所开列蒋之罪状均为事实，有一定的号召力。西北军兵分三路，浩浩荡荡向河南进军。但却在不到一个半月的时间内，就被蒋介石打败了，原因何在？主要有三方面：
一、蒋介石在财力、物力、兵力上都占优势。宋子文在宁、沪。浙一带筹集军饷，甚至把编遣公债也拿来打内战，因为中央掌握国库，财力充足。宋美龄组织的慰劳队，带着20万现金到前线奖励官兵。而西北军穷得不能按月关饷。蒋介石还能得到帝国主义的装备，武器弹药充足。还有德国的军事顾问献计献策。蒋介石以嫡系军队为骨干，还有许多投靠他的杂牌军，兵力也超过西北军。
二、在政治策略上蒋介石也压倒了西北军。国民党派系之间的混战，本无正义可言。宋哲元的讨蒋通电固然产生了一定的政治影响，但是，蒋介石回敬了一篇《告全国将士书》，称西北军“本属利害结合，封建集团。只知有集团，不知有国家，只知有利害，不知有主义”。“此种封建集团，一日不消灭即国家统-一日不能成功”。宋哲元等对蒋介石的责骂也无法回答。
三、西北军内部不团结。冯玉祥不在军中，宋哲元与孙良诚争当首领，互不相让，互不服气，指挥不能统一，作战各行其事，因而削弱了战斗力。
然而，这次西北军反蒋失败的重要原因是阎锡山的再一次背信弃义。
事先讲好的是冯、阎共同反蒋，否则冯玉祥不会单方贸然发动反蒋的。宋哲元等出于对阎锡山卖友求荣的痛恨，没有按原来的约定推戴阎锡山为首领，只是笼统地提出拥护冯、阎。因此，西北军发动之后，阎锡山按兵不动，使西北军孤军作战。蒋介石看到冯、阎的裂痕，立即采取拉拢阎锡山、孤立冯系的策略。10月11日，南京以五院院长的名义致电阎锡山，请其就近负责处理西北问题。10月28日，蒋介石把特任阎锡山为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的命令公布于众。10月31日，蒋介石特派何应钦、方本仁等到太原，代表蒋介石与阎锡山勾结。11月5日，阎锡山宣布就任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职。同时在北平、太原等地召开“讨逆大会”以表示晋系完全拥护中央。阎、冯再次分离，蒋、阎重又勾结。随后晋系对西北军处于敌对状态。战败而又彻底孤立了的西北军退回陕西，固守陕县、潼关一带。冯玉祥的西北军第二次反蒋又失败了。
1929年，国民党各派系几乎都卷入了内战的漩涡，枪炮声没有一天停止过，战火遍及大半个中国。蒋介石的日子很不好过，他不得不急忙于12月3日召集党国要员开会，谋划对策。商讨结果，蒋介石认定，争取阎锡山和张学良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只要拉住阎、张，反对改组派，各实力派之乱则不难平复。于是蒋介石派吴铁城以劳军的名义去东北拉张学良，派赵戴文回山西劝说阎锡山。张学良在吴铁城的说服下表示支持蒋介石。阎锡山与张学良早有往来。本已表示支持改组派的阎锡山，害怕奉军入关，自己受到蒋、奉的夹击，转而支持蒋介石。于是，阎、张联合发表通电，“毅然决然拥护中央”，反对改组派。这时，蒋介石派何应钦入粤与陈济棠联合击退张发奎和桂系的“护党救国军”，调嫡系部队刘峙部北上攻打唐生智。阎锡山亲自到郑州督战，配合蒋军攻打唐生智。1930年1月，唐生智溃败，通电下野。石友三重新投降蒋介石。国民党改组派的反蒋军事投机宣告失败。
蒋介石以胜利者的姿态进入了30年代，但由于反蒋派实力犹存，而且并未屈服，所以，一场更大规模的军阀混战正在酝酿之中。
1930年元旦给南京政府带来的不是“福音”，而是严重的危机。虽然蒋介石因接连战胜对手而趾高气扬，却并不能使危机有所缓和。
首先是政治危机。蒋介石的独裁政治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加深了国内的阶级矛盾，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在黑暗看到了中国共产党燃起的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势；而国民党反动政权的迅速腐败与“恶化”，恰恰与红色革命根据地的蓬勃发展形成鲜明对照。人民群众参加土地革命的热情越来越高涨，农村革命根据地在扩大，红军在发展。中心城市的工人、学生、青年和妇女等革命运动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起来了。1927年以后的那种沉闷、压抑的状况，已经有了根本改变，人民革命力量的发展壮大，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这是南京政府产生政治危机的根本原因。
此外，国民党反动派内部的矛盾远未解决。反蒋派的实力犹存。阎锡山、冯玉祥的手中握有50万大军，蒋介石为此昼夜不安。改组派继续串连反蒋，频繁活动，利用南京政府的腐化堕落到处作反蒋宣传，给蒋的国民党中央造成了不小的威胁。这也是造成南京政府政治危机的原因之一。
其次是外交危机。蒋介石指使张学良无端挑起中东路事件，引起中俄武装冲突。不仅给边境地区居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而且与苏联的外交谈判旷日持久地进行，一直没有达成和解的协议。蒋介石所搞的裁赃陷害冯玉祥的把戏，到头来也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最后还有财政危机。连年不断的内战和长时期的边界冲突耗资巨大，榨干了人民的血汁。更为严重的是，宋子文等推行的卖国主义金融政策，把中国深深地拖入了世界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之中。1929年，全世界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了空前的经济危机，金价猛涨、银价狂跌，实行银本位制的中国货币严重贬值。因为当时只有美国收购白银，中国的白银源源不断地输往美国，以维持中国的现行货币。美国靠中国廉价的白银减少了损失，却使中国陷人了“民生凋敝、国库空虚”的境地中，民怨沸腾，一时间国内社会秩序混乱。
财政危机是南京政府最急迫的问题，蒋介石拿不出解决危机的有效办法，他绞尽脑汁，还是要从强化南京反动统治上耍花招，提出所谓“刷新政治”，“增进政治效率”，加速全国统一等项措施，企图压缩开支，消极节流。而且他的“节流”办法也仅只是“紧缩”。即紧缩编制、机构、裁减兵员等。但是，蒋系的军事编制不缩，蒋系的御用机构不减；蒋介石收养的鸡鸣狗盗之徒，不仅一个也不裁，还要派往各地去当官。对其他派系，蒋介石则以“国库空虚”为理由，以“实行紧缩”为借口，要求他们迅速按编遣方案缩编。在未实现缩编之前，则拖欠或停发非嫡系部队的军饷。蒋介石还多次下令，调各实力派的部队到指定地区点编，抽调各级军官到中央军校受训。他企图通过这些办法，使各实力派的武力掌握到他的手里。蒋介石为了摆出“紧缩”的样子给人看，再次淘汰了一些老弱病残的士兵，“精减”了部分无用的雇员。各实力派为了应付蒋介石，也照样办理，这样，导致兵变蜂起，化兵为匪到处害人，使老百姓更加陷入水深火热之中。除此之外，蒋介石又借口国库空虚与国家不统一密切相关，强令地方必须服从中央，并以武力相威胁。这样一来，国民党反动集团内部的矛盾迅速加深，那些尚未公开反蒋的实力派也惴惴不安起来。新军阀们置国家安危与人民死活于不顾，只为维护本集团的利益，又展开了一场新的争斗。
1930年国民党内部的争战，首先是从蒋、阎之间的争吵开始的。
多年以来，蒋、阎关系一直飘忽不定，这是由于蒋介石的阴险和阎锡山的投机习性所造成的。阎锡山曾多次与蒋介石合作，但又多次破裂。桂系、冯系、唐系都先后受到蒋介石的致命打击，唯独阎锡山一直像游蛇一样，安然回旋于各实力派之间，使晋系得到了保存和发展。以往的经验证明，蒋介石要利用他时，就给他一些利益，但往往过了河就拆桥，使阎空欢喜一场。如蒋介石为了笼络晋系，曾把平津地区划归阎锡山治理，但平、津换旗后仅半年，到1929年1月，蒋介石即派宋子文到北平，以划分“国税”和“地方税”为名，将平、津的税收归为“国有”也即“蒋有”。阎锡山忍气吞声服从了这个安排，同时向宋子文提出，平津卫戍部队的军饷应由中央财政部发给，以此作为让出平、津“国税”的交换条件。宋子文表面上答应了，但只发了一个月的军饷，此后就再也不发了。阎锡山知道上了当，便申请发行省公债3千万元，以抵补北伐时山西银行垫付的3千万元军费，蒋介石却没有批准。阎认为这是蒋介石企图利用经济手段来控制晋系，为此，一直气愤不已。国民党军占领平、津后，在国民党的内争中，阎多次帮了蒋介石的忙。但蒋对阎却只有利用而从不信任。阎亲自率兵到河南助蒋灭唐，蒋又自食诺言，没有把河南给阎，而是任命韩复第为河南省主席，又委任王金钰为安徽省主席，马鸿逵为皖南剿匪总指挥。蒋的嫡系部队也纷纷北调，集中于徐州、蚌埠，并在河南驻扎重兵。这种态势，无疑是为了防备晋系与西北军，使晋军不能在河南立足。阎的如意算盘落空，无可奈何地将晋军撤回原防地。屡屡遭到蒋介石的算计，使阎锡山看出，蒋介石的下一个打击目标就要轮到自己头上了。这样，在拥蒋还是反蒋的问题上，阎锡山不得不尽快作出抉择了。
1930年1月16日，阎锡山回到太原，随后，吴铁城即衔蒋之命从北平赶来，为贯彻蒋的“刷新政治”方针，请阎补行副总司令就职宣誓仪式。这不仅是个手续问题，而是蒋介石要阎锡山表示服从中央的一种形式，阎锡山明白蒋介石的用心，他不愿意再表示沉默。1月22日，阎锡山在太原补行了就职宣誓仪式，借机发表了对抗蒋介石的演说，提出要建立“整个的党，统一的国”，反对蒋介石把持中央大权，指责蒋介石造成了党的分裂、国家的分裂。蒋介石一面继续调兵遣将，对晋阎武装示威，一面公开向阎发出警告。2月9日，蒋介石向阎发出电报，称“武力平定两广，极为有把握”，并特请赵戴文早日返京。面对蒋介石的威胁与恐吓，阎锡山也不示弱＊日即回蒋一复电。以此为发端，南京、太原之间展开了为时两个月的电报论战，间以谈话、文告相辅，互相责骂，喋喋不休。蒋、阎的电报争论展开之后，’双方的阵线逐渐明朗。反蒋各派纷纷通电，表示拥护阎锡山。拥蒋的军人政客打着维护中央的旗号为蒋介石摇旗呐喊。蒋介石在他的控制区掀起大规模的声讨阎锡山的运动；阎锡山也在自己的辖区内召开讨蒋大会，查封蒋记中央主持的各地方党部与报刊；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蒋、阎论争，使阎锡山与改组派的关系亲密起来了。阎锡山否认南京国民党中央的合法性，就必须树一个“合法”中央才能与蒋记中央相对抗。为此，阎需要得到改组派与西山派的帮助。改组派在南方相继失败，他们军事投机的本钱输得差不多了，只好向北方的阎、冯找出路。同时，由于蒋介石袭击了改组派的联络机关，捕杀改组派的成员，封禁改组派的总部，也迫使他们寻找新的活动场所。这样，改组派上海总部的成员便于1930年3月转移到北平。
桂系将领胡宗锋，先在天津租界建立了活动据点，派潘宜之到阎锡山那里从事反蒋的串联活动。胡宗驿不断把蒋、阎关系的变化及时向香港的汪精卫通报。由于阎锡山在派系斗争中采取狡免三窟之策，与改组派的关系一直明来暗往。1930年1月中旬以后，蒋、阎关系恶化。胡宗择向改组派总部通报了这一情况之后，陈公博、王法勤分别由香港、上海北上天津。陈、王在平、津间开展活动，先后与阎部的重要首领，天津警备司令傅作义，北平警备司令李服膺、市长张荫梧、师长王靖国等晤商。改组派主张以阎锡山为盟主，把各路反蒋诸侯军拉到一起，以改组派的二届中央相号召，组成反蒋联合阵线。但是，经多次会商，阎优柔寡断，顾虑重重，不肯明确表态。他一怕与冯部的关系搞不好，二怕驾驭不了石友三、孙殿英部，三怕东北军入关助蒋，四也感到来自南京的压力太大，没有胜利的把握。在阎锡山的算盘上没有算出有大利可图之前，他是不肯下赌本的。
西山派首领邹鲁、谢持、傅汝霖也来到了天津，联络阎锡山反蒋。西山派是在南方受到蒋介石的沉重打击之后来到北方的。1929年福建曾经发生反抗南京政府的兵变，哗变部队是许崇智的旧部。蒋记中央以此为据，于12月12日召开国民党第五十六次中央常会，通过决议：“许崇智、邹鲁、居正、谢持，阴谋反动，危害党国，交国民政府通缉”。居正在上海也想策动熊式辉反蒋。熊式辉狡猾地设计逮捕了居正。西山派的头头们只好逃到天津租界避难，并积极与阎锡山打通关系，以求生存。天津租界与上海。香港一样，是在野的各派政治势力杂居的地方。这给改组派、西山派联络各方势力造成了方便条件。
冯玉祥虽然被困建安村，却冷眼观望时局变化，预测蒋、阎之间总有一天还得闹翻。他认为，要反蒋还得采取老办法，力促蒋。阎关系破裂，结成阎、冯反蒋同盟。为此，1930年1月初，他乘阎锡山赴河南指挥作战之机，密召隐居于天津的鹿钟麟潜赴建安村，委托他立即回陕西办两件事：一、重整西北军，准备再出潼关；二、招抚石友三、韩复榘等西北军叛将，以增强兵力；三、派人与蒋介石联络，并故意让阎侦知，使阎产生蒋、冯勾结的错觉；四、公开给间发报，要求送还冯玉祥，共同反蒋。鹿回到西安后依计行事，果然起了作用，阎锡山再次前往建安村，向冯陪礼道歉，言归于好。2月28日，阎、冯回返太原，3月10日，冯玉祥离开太原返回潼关。
冯玉祥回到潼关之后，立即召开军事会议，作反蒋部署。冯玉祥树起反蒋大旗之后，3月原第2、第3、第4集团军的将领57人发表通电，拥戴阎锡山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张学良为副总司令，刘骥为总参谋长。
1930年4月1日，阎锡山在太原宣誓就任总司令、冯玉祥在潼关、李宗仁在桂林分别就任副总司令。当天，阎锡山发表就职通电，揭露蒋介石的罪恶。
在反蒋派与蒋介石的中央之间，张学良的作用举足轻重，因此，蒋介石的代表和各反蒋派的代表云集沈阳城，纷纷去争取张学良的支持。然而张学良都不动声色，严守中立。
1930年4月，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新军阀大混战开始了。反蒋联合阵线总共集中了70万大军，作战目标直指南京。蒋介石投人的总兵力大约近60万人，其中有一半是杂牌军。这样，反蒋派在实力上占有一定优势。可是，决定战争胜负的不仅仅是军事力量。蒋介石对各实力派的反蒋联军的进攻，早有应变准备。4月5日，南京政府就下令通缉阎锡山。5月1日，蒋介石向全国下达了讨伐令。5月5日蒋介石在南京举行誓师典礼，表示了他要同反蒋派拼杀到底的决心。5月8日蒋介石渡过长江北上，先后到蚌埠、济南、兖州检查作战准备情况，然后坐镇徐州指挥作战。
蒋介石派何应钦率领广东陈济棠部、朱绍良部和湖南何键部，以较优势的兵力与南方的桂系、张发奎部作战，想迅速解决南方之战，然后集中兵力对付冯、阎。战事初起，双方打得难解难分，行于胶着状态，虽互有胜负，但蒋军显得被动些。到了7月份，西北军大量歼灭了蒋军有生力量，缴获辎重无数，操纵了战场的主动权。西北军的骑兵灵活机动，经常袭击蒋军的后方。有一次，郑大章指挥的骑兵夜袭朱集车站附近的归德飞机场，击毁蒋军飞机十几架。此时蒋介石带二百名卫队住在车站列车上，列车又没接上火车头，蒋介石想跑跑不成，吓慌了手脚。只是因为郑大章的骑兵队急于转移，没有发现蒋介石的行踪，他才得以幸免。
湖南战场的桂、张军6月4日攻人长沙，6月8日又攻克岳阳，蒋军全部撤退到贺胜桥以北，武汉吃紧。可惜冯玉祥将西北军过早的东移，停止了继续南下武汉，贻误了战机。陈济棠的粤军从南面断了桂、张军的归路，蒋介石又调集了9艘军舰进入洞庭湖参加作战，桂系和张发奎军在前有重兵阻击，后有追兵截尾的困境下，掉头撤退。在南撤途中，又遭到蒋军三路夹击。桂、张军突围中损失惨重，几乎丧失了老本，桂、张军此次出师北上，前功尽弃。撤回广西境内后，从此一蹶不振。
蒋介石取得了对桂、张作战胜利之后，集中兵力与西北军和晋系作战。这时蒋介石看出阎、冯之间的矛盾已明显地暴露出来，冯军奋力苦战，晋军却总想保全实力，双方配合不足，拆台有余。战争开始不久，阎锡山就断绝了冯军的接济，使贫困的西北军吃穿无着，弹械奇缺，吃尽了苦头，冯玉祥气得发火不已。针对这种情况，蒋介石决定对晋军采取打垮、对西北军采取拖垮的方针。于是，蒋介石将军队集中到津浦线打阎锡山。8月1日蒋军在津浦线发起全线总攻，8月5日将晋军逼退到泰安。阎锡山尝到了蒋介石的苦头，这才想起给西北军送去给养，请冯玉祥在陇海奋力配合作战，以解他在津浦线的挨打局面。阎锡山临时抱佛脚，为时已晚。晋军的战斗力向来很弱。山西盛产鸦片，官兵几乎都是大烟鬼。时逢大雨连绵，晋军的大烟枪点不着火，吸不上鸦片，晋军将士精神不振。但蒋介石从德国买来的大炮却在雨中能点着火，不停地轰鸣。晋军招架不住节节败退，蒋军于8月15日占领了济南。蒋介石于8月ZI日坐飞机到了济南，命大军渡过黄河追击晋军。
被蒋介石拖在陇海线上的西北军，一向待遇低，生活苦。冯玉祥的封建家长式的治军方式，表面看来军纪森严，人人尊敬并服从冯玉祥；实际上西北军整天为军阀争战，早已不耐其苦，都渴望有改善现状的机会。蒋介石看到西北军的这一致命弱点，认为打西北军不应用炮弹，而应该采用“银弹”加“肉弹”的攻势。遂即命令陇海线6个守备区都在前沿办起阵地俱乐部，他特命南京政府军事参议院院长负责办理此事，用火车车厢、或者汽车，布置成流动酒店，备有中西大餐、烟具、赌具，雇佣上海舞女、妓女充当招待。凡是西北军官兵前来，均请人内，任其受用，分文不取。玩乐之间，蒋介石的特务从中拉拢。临别时还根据官阶的高低、对蒋军作用的大小，赠送数额不等的现金以及烟酒等物品。大受封建家长制之压迫、饱尝艰难生活之苦的西北军官兵，对蒋介石这一手很欣赏，他们羡慕蒋军的这种高待遇（其实蒋军并无此待遇），想改换门庭。很快就有许多人消极，或充当了蒋军的坐探。这时，蒋介石已作好了在陇海路发动总攻的准备。
8月底至9月6日，蒋介石将津浦线上打垮晋军的部队集中到陇海线上，遂发动了总攻击。冯玉祥指挥西北军奋力冲杀。但遭到蒋介石“银、肉两弹”打击后的西北军已今非昔比，斗志锐减，开始向陕西撤退。
反蒋联军在战场上与蒋军炮战了5个月，联合反蒋的改组派和西山派在会场上舌战了5个月。大家希望呆在香港的汪精卫赶快北上主持局面，调解争执。但汪精卫却想等桂系和张发奎战胜后重新在两广开府，建立基地。因此迟迟不北上。一直等到桂张联军在战争中失败，他才把希望完全寄托在了北平。遂于7月15日偕同夫人陈璧君及顾孟余等人转道日本北上，于7月23日到达北平。汪精卫来到北平后，为了结束党务问题的争吵，立即开始了紧张的活动。协调各派关系，开谈话会、筹备会，拉人人伙，对权力分配讨价还价，终于在1930年8月7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正式召开了。会议选举常委、秘书长及委员会主任、委员等，通过了宣言。决定组织与南京对抗的国民政府。选阎锡山、汪精卫、冯玉祥、李宗仁、谢持为国府委员，推阎锡山为国民政府主席。反蒋派从组织形式上大联合了，但这时在中原战场上，阎、冯军已呈败局，阎锡山9月9日在北平怀仁堂宣誓就职。可是，阎锡山在国家元首的宝座上仅仅坐了9天。9月18日张学良突然通电反对扩大会议，就任南京政府陆海空军副总司令，明确表示支持蒋介石。9月19日奉军人关。21日扩大会议主要成员由北平逃到太原，扩大会议及其国民政府垮台。汪精卫不久又从太原逃到香港，其他成员都作鸟兽散。至此，国民党改组派便宣告瓦解。
张学良在两派相争拉他人伙的形势下，静观风向达半年之久。开始，张学良力主和平，极力想避免东北军卷人这场内战。因为东北面临日本帝国主义的严重威胁，父丧未已，内部未固；如参加内战引起内部分裂，家仇难报还给日本帝国主义以可乘之机。于是，他曾多次发表和平通电，希望通过会商解决分歧。但双方都把他看作决定胜负的筹码，双方的代表穿梭般地到沈阳与张学良会晤。这就促使张学良不能不考虑站到哪一边了。
蒋介石为争取张学良煞费苦心，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决心要把张学良拉到南京政府一边。他派出亲信张群、李石曾、吴铁城等人轮班长期盯在张学良的身边。张学良到何处，蒋介石的人跟到何处。蒋先委任张学良为副总指挥，又委任东北军将领于学忠为平津卫戍司令，王树常为河北省主席。这等于把平津、河北地盘给了奉系，这些对张学良很有诱惑力。同时，蒋介石还有更阴险的招法，就是分化瓦解东北军，以高官厚禄买通张学良的部下。如蒋以300万现洋收买了东北军23旅旅长马廷福率兵叛变。这使张学良很忧虑。他知道蒋这个人不择手段。最后，张学良从东北集团的利益出发，站到了蒋介石的一边。相形之下，反蒋派拉张学良的手段就大为逊色了。首先他们拿不出什么切实的玩艺给张学良，态度又比不上蒋介石那样坚决和“诚恳”，只能做一般性的交谈。使张学良感到冯玉祥与阎锡山对自己不够尊重。
由于张学良9月18日决定东北军主力入关，帮助蒋介石打败了反蒋联军，张学良从此加入了蒋介石集团，把东北的命运交给了南京政府，换取了占据华北的既得利益。他自认为这是万全之策。但事实证明，张学良犯了一个无法换回的错误。他倒向蒋介石的结果即东北军主力入关，给一年以后的日寇发动“九·一八”事变造成了方便条件。他指望南京政府会保护东北利益，但蒋介石与美、英帝国主义勾结，拿东北主权同日本帝国主义作了交易。
1930年与1931年出现的两个“九·一八”，应该说都是张学良一生中的最大失策。
蒋介石与张学良对反蒋派采取了军事压力与安抚收买并用的方针。首先是“倒戈将军”石友三投奔了张学良。晋军也背着阎锡山自找门路，纷纷与蒋介石、张学良接上了关系。西北军在蒋介石派出的说客策反下，梁冠英、万殿尊、吕秀文、李肖庭、部子举等，也都相继倒戈。其他杂牌军大都很快就换成了蒋军的旗号。
10月16日，阎锡山、冯玉祥、汪精卫、邹鲁、谢持、陈公博等在太原开会，商讨如何收场。他们希望东北军能提出一个和平解决的方案。阎锡山还企图保住山西地盘。但不可一世的得胜者蒋介石，趾高气扬，不给阎锡山、冯玉祥等留有回旋的余地。10月3日，蒋介石发布大赦通电时，就已把阎锡山、冯玉祥列入了不能赦免的名单之中。随后，又对阎、冯多方施加压力，要求他们必须无条件下野。蒋介石只答应在改编晋军和西北军时，适当考虑不拆散他们的原建制。蒋介石对山西进行经济封锁，蒋机不断轰炸。10月25日，蒋介石命令杨虎城部攻克潼关，守备西安的刘郁芬由蒋军策反，献城倒戈。宋哲元率领残部逃到晋西南维县、汾阳一带驻扎。阎、冯的军事实力到此已经瓦解殆尽。
蒋介石让张学良改编晋军，他自己收编西北军。张学良于11月上旬在天津邀集晋军将领开会，决定将晋军改编为四个军，分别以商震、徐永昌、傅作义、杨爱源为军长。蒋介石委任西北军的孙连仲为26路军总指挥，但调往鲁西驻扎。冯玉祥的部将李鸣钟为鄂豫皖三省边防清乡督办，指挥第22路军到淮阳、项城一带“围剿”红军。经过蒋介石批准，西北军的宋哲元部改由张学良收编为29军，委任宋哲元为军长。
11月4日，阎锡山发表通电，声明“即日释权归田”。但蒋介石逼迫他们必须出洋，并发布了对阎、冯的通缉令，不给他们留住国内的余地。阎锡山被迫逃到日本占领的大连居住。冯玉祥先由大同北上，秘密转人晋西，到他的部下宋哲元驻防的稷山县居住。1931年夏，宋哲元部移防晋东南平、阳泉。冯玉祥遂移居汾阳县内的峪道河。冯在这里表面过着隐居的田园生活，实际是在总结政治斗争的经验教训。他自己读书学习，同时开办了一所小型军官学校，训练骨干。有几个共产党员也秘密地参加了军校学习。峪道与陕北苏区接近，蒋介石鞭长莫及。冯选择此地隐居，也为了防备万一被蒋介石逼得走投无路时，打算渡过黄河，进入陕北苏区。
至此，声势浩大的反蒋联盟在与蒋介石较量了7个月之后，终于失败了。蒋介石之所以能够在这场大角逐中获胜，其主要原因在于以下两个方面：
一、钱是战争的命脉。蒋介石利用他所掌握的中央大权，不择手段地聚资敛财，加上宋子文、孔祥熙等人大力相助，又得到了江浙财团和所有官僚买办的支持。这样，蒋介石手里又有金钱又有中央大权，在对反蒋军队进行收买时，可以一手给钱、一手给权（中央的委任状），所以很快就使反蒋联盟瓦解了。
二、蒋介石是帝国主义精心培植的代理人，在关键时刻，各帝国主义国家都全力支持他的反动政权，蒋有这样的“国际援助”，条件大大优于反蒋军事联盟，所以能够长期进行大规模的内战。
然而，蒋介石虽然取得了中原大战的胜利，却无法缓和国民党内部的派系矛盾。因此，他仍然面临着危机四伏的困境，日子并不好过。
第九章 认一个主子没错
1．“航空部长”梦
有道是，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软。其实就是大人物，也免不了这个借。蒋介石刚和宋美龄结婚，就琢磨着怎样答谢孔祥熙和宋蔼龄了。
在某些国民党元老眼中，孔祥熙不过是个操着洋腔调的乡巴佬，只能炒个股票、做个煤油什么的。然而，蒋介石却从孔祥熙那貌似平庸的外表中看出他的不凡来。
1928年1月，蒋介石在国民党右翼势力的支持下，恢复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职务。他上任后的第一件事，不是整顿军务，而是任命孔祥熙为国民政府的工商部长，并推荐他为“国民政府委员”。自然，蒋介石的推荐就等于是任命，从此孔祥熙正式走上政坛。
要说那时的孔祥熙有多大的野心，那倒也不是。当时他只是想，既蒙蒋介石器重，当然是恭敬不如从命。从骨子里讲，孔祥熙当然看中的还是钱，但有了权那钱不是来得更容易吗？！再说，当年跟随孙中山鞍前马后，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宋蔼龄给孙中山当秘书时，蒋介石还在上海码头当瘪三呢。这任命不仅是个面子，更重要的还是对孔祥熙、宋蔼龄革命功绩的一种承认。世界上的许多事情就是挺怪，你越想得到的越得不到，你没想得到的，没准哪一天就来了。如果来子文早就看出孔祥熙取他而代之，他也不会在蒋介石面前说孔祥熙的好话，当然也就没有后来的孔来之争了。
孔祥熙比宋子文会做人。不仅因为他比宋子文大十几岁，还在于他的阅历，不像宋子文30出头就当上了财政部长，而且还总那么书生意气，那么盛气凌人。孔祥熙从来都崇尚的是孔子的中庸，不管骨子里怎么想，他在表面上总以孔子的后裔自居，处处为人谦逊，夹着尾巴做人。因此，在没进入政府之前，孔祥熙就已经博得了众多国民党政要们的好感。
1929年3月，在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孔祥熙被推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候补执行委员。1930年12月，国民政府的工商、农矿两部合并为实业部，孔祥熙又被任命为部长。之后孔祥熙在宋蔼龄的帮助下，使出浑身解数，在工商、农矿领域为蒋介石革新除弊，一时间光是立法就多达百余种。
辛亥革命后虽然建立了民国，但封建主义势力并没有被彻底打倒，帝国主义势力也仍在中国横行肆虐，作威作福。体现在工商界，各种税法、规定、制度更是杂乱无章。蒋介石虽然篡权当上了总司令，但对经济一窍不通。当时他最热心的就是如何消灭共产党。为报蒋的知遇之恩，孔祥熙自然愿效犬马之劳。他夜以继日，废寝忘食，为蒋介石玩命似地工作。任实业部长仅三个月，就主持修订了各种工商法规的条种，其中重要的有工会法、商会法。公司法、海商法、工厂法、船舶法、商标法、交易所法和保险法等等，从而在经济上为蒋介石的统治作出了贡献。这些法律法令的出台，在当时各种法规不健全的情况下，对发展经济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但孔祥熙和他的主子蒋介石及南京国民政府一样，是在一个多灾多难的年代里走上中国的政治舞台的。因此，他们的才能。品质及他们本能阴暗、肮脏的世界观，在历史的折射下同时也暴露得特别充分。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借口东北军破坏南满铁路，用大炮轰击驻扎在沈阳北大营的东北军。翌日，双方在沈阳展开激战，东北军全线溃退。蒋介石因奉行不抵抗政策，密令东北军向关内撤退，东北四省转瞬间落入日本侵略者手中。
东北的迅速沦陷，在全国各阶层都激起了强烈的反响。要求抗日、抵御外侮的呼声响遍大江南北和长城内外。从9月19日至30日的11天里，上海和南京的学生十几万人上街游行请愿，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公开抨击。原来迫于实力不及蒋而暂时俯首称臣的国民党内部各派也觉得时机已到，便借“九·一八”事变大做文章，在南京城内掀起了一股倒蒋浪潮。
在全国人民抗日激情空前高涨的情况，蒋介石第二次玩弄了以退为进的伎俩。且931年12月15日，蒋介石宣布他将辞去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长和陆海空三军总司令的职务。
蒋介石的辞职，在南京政府内引起了混乱。蒋介石的死对头汪精卫蠢蠢欲动，各派军阀也都八方串联，四处活动，探听消息以决定取舍。也有人劝孔祥熙，说蒋介石虽然老奸巨猾，毕竟不得人心，何不乘此动荡之秋脚踩两只船，为自己留个后路呢？
孔祥熙则以良臣择主而侍为由，谢绝了这些“好心的劝告”。孔祥熙当然明白，自从宋美龄和蒋介石结婚后，他和蒋就是一条船上的人，对蒋的品行他当然了解。当初宋家在讨论和蒋的结合时，就有人以此为由力主宋美龄拒绝。可又一想，当今天下军阀纷争，列强割据，没有点手腕和狠心的人焉能成大事。蒋介石从一个上海滩上的小人物成为北伐军的总司令，一路过关斩将，确实表现出不凡的才略，这岂是区区书生所能媲美？！再说，历来天无二日，国无二主；大臣认主子只能认准一个，脚踩两只船只能落个不忠不义的恶名，并且也从来没有过好下场的。
因此，当蒋介石表示辞职后不久，孔祥熙就宣布辞去实业部长的职务，表示与蒋介石患难与共。
在将实业部大印交给陈公博之后，孔祥熙在实业部高级幕僚会议上说：“有人说我放着实业部长不当而主动辞职是鼠目寸光，其实，国家官吏的卸任上任，都是正常的事情。我平时常对大家讲，什么事要拿得起放得下。今天我就来实现这个话。我觉得我们拿得起的时候，应以天下为己任。放得下的时候，应弃天下为敝履。这才合乎我们的身份。不管什么人上台什么人下台，政府还是国民政府！”
孔样熙的这一番表白应该说是言不由衷的，但确表示了他死心踏地跟着蒋介石走的决心。
1931年12月，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选举了以孙科为行政院长、陈铭枢为副院长的新一届国民党政府。这是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各派间斗争最后妥协的结果。果然，由于蒋介石的背后捣乱和各派之间心怀叵测，新政府无法形成权威和凝聚力，在财政和外交的双重危机下很快就焦头烂额，不能自顾。仅不到20天，孙科就被迫宣告辞职，新政府宣告流产。随即蒋汪密谋后再次暂时达成妥协。1月28日蒋介石复出主持国民党临时中政会，推出汪精卫为行政院院长。1月30日，国民政府任命宋子文为财政部长。3月6日，又推举蒋介石为国民党军事季员会委员长（这也就是蒋委员长的由来）。
值得一提的是，促使孙科这个短命政权“垮台”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日本侵略军对上海的人侵和由此引发的“淞沪抗战”。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在东北得手，大大鼓舞了日本国内的好战分子。他们随即把目标对准上海--这个当时远东最大的经济文化中心。由于孙科政权外交努力的失败，1932年1日28日，就在蒋介石重登委员长宝座的当天，日本侵略军的大炮向上海市开炮了。
当时蒋介石和孔祥熙都在南京，听到消息后极为震惊。虽然他们事前得到消息，说日本可能会采取行动。但他们并不知道会采取什么行动和在什么时间行动，有多大规模；特别令孔祥熙担忧的是，宋蔼龄此时就在上海。
而此时的上海，已陷于一片炮火之中。
宋蔼龄不但滞留在上海还和宋庆龄一起组织了一个临时的“军官励志社”，鼓励那里随时准备开往前线的年轻军官，并租用了一座小楼，把楼内整修一新，做为该所的活动场所。
宋氏姐妹还组织了红十字救护队，救助从闸北前线下来的伤兵。
一天夜里，宋蔼龄刚睡着，就接到上海红十字会打来的电话，说各医院的抢救室都被伤兵住满了。还在许多伤兵躺在走廊里，需要帮助。
“一个小时前，还有人向我报告，说床位充足。”宋蔼龄皱了皱眉头。
“一个小时？明天床位就不够了，很多医院把办公室都腾出来做病房。再不想办法，伤兵只能住在大街上。”
宋蔼龄再也睡不着了。她明白，伤兵如不能得到及时的救助，就会丧失生命。可现在到哪里去找床位呢？她立即想到几个最要好的朋友。于是她也顾不上什么礼节了，直接把他们从睡梦中叫醒。宋蔼龄把情况一说，大家都感到问题严重，再募捐也来不及。于是大家纷纷拿出个人的存款，当天夜里就凑了8万美金，并立即选址建立了一个有400张病床的培德医院。
之后宋蔼龄开始在工商界中活动，又募集了一笔捐款，建造了一所1000张床位的私人医院。
宋蔼龄在上海从事救助活动的消息传到了南京，并且上了报纸。孔祥熙等战事稍缓后来到上海。在他们的寓所里，宋蔼龄对孔祥熙说：“怎么样，我这不是还好好的么？”
孔祥熙忙对宋蔼龄陪出笑脸说：“你有先见之明，有先见之明。”
孔祥熙心里自然明白，宋蔼龄在“淞沪抗战”中的一系列活动，等于给他脸上又贴了一层金。
孙科政府因“外交不利”，没有阻止日军对上海的进攻而被迫倒台，但十九路军在蔡廷锴的指挥下，在上海人民的全力支持下，挫败了日军的企图，打了胜仗。蒋介石却指令蔡廷锴不要乘胜出击，将日军赶出上海后就可罢手，绝对避免再与日军决战。3月初日军向中国守军发起总攻击，中国守军失去战机，只能撤至昆山福山一线。3月13日南京政府决议中日双方停战事宜，后派出代表与日谈判，竟承认了日军对上海部分的占领和日商在上海的特殊利益；并签订了屈辱的《淞沪停战协定》。这反到成了蒋介石赖以炫耀的政治资本，而上海人民的热血就这样被一张协定出卖了。
1932年4月3日，即淞沪抗战结束不久，孔祥熙被特派为“中华民国考察欧美各国实业特使”，出访欧美各国。
孔祥熙这次出访的目的，实际上是接受蒋介石的委托，在德国和意大利接洽购买军械、飞机事宜的。鉴于“淞沪抗战”中没有空军的教训，南京政界军界一致呼吁要加强国防，特别要首先建立空军。蒋介石当时对德国情有独钟，希望在军事上无论是购买军火、还是聘用人才方面都要倾向德国。
孔祥熙和宋蔼龄夫妇于1932年4月13日由南京启程，开始了他们婚后的第一次欧美之行。出访的第一站就是美国。
这是一趟美差，等于公费出国旅游，孔祥熙自1907年留美归国后，就再也没去过美国，因此十分兴奋。临行前，蒋介石曾亲自召见孔祥熙，希望他能在这次出访中充分展示其外交才干，为国民党政权和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友好关系打通关节，特别是在财政和军事上，争取得到欧美等主要国家的支持。当下孔祥熙心领神会。
对这次出访，孔祥熙是充满信心的。其一他和宋蔼龄都是虔诚的基督徒，都是在美国留学并获得学位，都能讲流利的英语，也极熟悉美国和欧洲的文化传统和风土人情。‘况且，孔和宋的很多老同学都在美国政府和工商界担任要职，美国及西欧国家也极重视在华的利益，重视改善和发展同中国的关系，谈笑风声、觥筹交措之间便能完成出访重任。孔来在飞机上俯瞰着浩瀚无垠的太平洋时，心中充满了自信。
不料，出访的结果却出乎他们的预料。
刚到美国时，他们便被表面洋溢着的热情友好的气氛所陶醉。在华盛顿、纽约、芝加哥、波士顿，到处是掌声、鲜花和问候。他们每天都要至少出席两个酒会或招待会，每天都要接到过去的同窗好友的电话约他们重温旧情。
但不久，这种彬彬有礼的气氛便被媒体的传闻打破。美国的《华尔街日报》率先刊登了蒋介石在上海向宋美龄求婚的秘闻，并称这种联姻与其说是出于爱情，不如说是处于政治的需要，“中国唯一能够控制现代军队的人和中国唯一能够控制财政混乱的人成了郎舅。”还说孔祥熙、宋蔼龄极力促成这条婚事是为了找到自己发财致富的机会。
美国是一个言论自由的国家，骂总统的文章都敢登在报纸的头版头条，更何况是讲另一个国家的事情。不久，其它报刊也纷纷报导类似的消息，有的还添油加醋无中生有，把一些似是而非的传闻说得活龙活现，弄得孔祥熙、宋蔼龄自觉如过街的老鼠，极爱面子的宋蔼龄几次提出要中断这次访问，以免在同窗好友面前出丑。孔祥熙不像宋蔼龄那样回国心切，但也有度日如年之感。试想在中国大陆威震四方、说起话来响当当的孔家大少爷，蒋介石的左膀右臂，何时受过这等污辱。但无奈国事在身，也只能打掉了牙往肚子里咽，强打起笑脸了。事后有人分析推测说，孔祥熙这次美国之行之所以徒手而回，与他当时的恶劣心境应该不无关系。
当时在美国会见过来蔼龄的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校友杂志主编尤妮斯·汤普森回忆说：
“我看见孔夫人非常真实地流下了女性烦恼的眼泪，并且亲自去把她的氨水精拿来，以便使她的神经镇定下来……她担心是在最后一刻可能丢人现眼也许会受不了。但我们答应她，不加张扬，而且在朋友们的配合下兑现了这个诺言，因为这些朋友都能理解，她确实多少需要保持镇静和不受打扰。她的同学得到通知，从全国各地赶到威斯里安学院看望她，安慰她。整整两天，她看见和她在一起的全是过去的同学和朋友。于是，她把祖国的苦难置于脑后了。”
在美国一些同学的关心下，宋蔼龄的恐惧和苦恼情绪渐渐被化解。她又打起了精神开始投入了她的外交使命。为了在美国公众中树立起她和孔祥熙正面的形象以批驳那些“谣言”，她竟破天荒地向美国新闻界宣布从个人的积蓄中拿出一笔巨款以“奖学金基金”的名义，献给母校威斯里安女子学院。
但这只是为了在美国公众面前挽回一点面子的权宜之计罢了。如上所述，他们并没有完成蒋介石交给的“接洽军械飞机之购买及设厂自制事项”。在最后匆匆礼节性拜会了美国总统胡佛后，他们带着抑郁和遗憾，离开了此前不久还是梦寐以求的美国。
他们欧美之行的第二站是意大利。还应了中国那句“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老话。他们原想在美国得到而没有得到的东西，在意大利及后来的德国得到了。
因宋蔼龄在美国的心情不好，她先于孔祥熙到达了意大利的威尼斯。
威尼斯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古城，城内河道纵横，游船如梭，是闻名世界的水城和旅游盛地。宋蔼龄到达威尼斯时，正值初春，树枝吐出了嫩芽，大地披上了绿装，玉兰花飘出阵阵清香，一切都令来蔼龄心旷神。冶。
意大利对孔祥熙夫妇的到来非常重视。靠发动政变上台的法西斯分子、当时的意大利首相墨索里尼，亲自主持会议研究了接待和会谈等问题。接着，几名高级官员赴威尼斯，陪宋蔼龄玩了个够。他们出动了一艘装饰极为豪华的游艇供宋蔼龄乘坐。游艇内布满了专门从意大利南方运来的鲜花。服务人员身着皇家仆从穿的高贵服装，彬彬有礼又热情周到，意大利方面知道宋蔼龄爱吃法国菜，还专门请来了一个擅长法式西菜的厨师。
在美国受到冷落的宋蔼龄感慨万分，对意大利顿时充满了好感。这种好感也影响到后一步来到的孔祥熙，并为后来购买军火奠定了基础。美国有一句谚语：“没有免费的午餐”，意大利人的热情好客背后是巨大的利益。孔祥熙在异国他乡也没能抵挡住诱惑，用蒋介石搜刮民脂民膏得来的资金，购买了意大利军火商的一堆破烂货，这是后话。
孔祥熙到威尼斯后，宋蔼龄对他说：威尼斯太美了，这里的人也非常友好，他们为我布置了很大的场面，使我感到紧张。这几天，我一直都在阅读有关意大利的书籍，我发现意大利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国家，它不仅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还有非常优秀的人民，能和这样的国家人民交朋友，是我们的福份。
随后，孔祥熙和宋蔼龄来到意大利首都罗马。在意大利他们尽情地游览了许多世界著名的名胜古迹：古罗马的露天竞技场。摇摇欲坠的比萨斜塔、圣玛丽亚修道院和那幅闻名的世界、价值连城的名画《最后的晚餐》，都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时，他们的访问开始进入主题。一天墨索里尼和孔祥熙进行了正式会谈。在此之前，意方已得知孔祥熙之行的使命，知道了他们在美国访问并不成功。意大利还知道他们下一站是德国，而德国无论在技术、产品和工艺水平都优于意大利。所以，他们不从孔祥熙身上榨出几两油来是不会放孔祥熙走的。
当时墨索里尼并没摆国家元首架子，而是像老朋友似的和孔祥熙聊了起来。
“孔先生可曾听说过日本的山本五十六？”
“当然听说过。”孔祥熙回答说。
“贵国可知道山本五十六为什么能从一个下级军官成为一个高级将领，可知道山本五十六对日本军队的贡献？”
“这……”孔祥熙支吾着。当下不仅孔祥熙，连他的随从人员都觉得这位意大利首相问得有点莫名其妙。
“山本之所以在日本军界占了一席之地，就是因为他最先在日军中倡导空军决胜的理论；并为此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在他的努力下，日本正在建造着在不久的将来就能在太平洋和美国抗衡的航空母舰，和最先进的攻击机、轰炸机及最优秀的飞机员。在现代战争中，决定胜负的不是你有多少个骑兵师，而取决于你有多少个飞行中队，有多少架飞机……”墨索里尼开始他滔滔不绝的长篇大论。
“贵国建国建军，也应向日本那样，首先发展空军、海军，特别是空军。空军所需经费比海军少，投资少、见效快，在战争中能立即发挥作用。贵国要想和日本抗衡，没有一支强大的空军是极为困难的。在这方面，我们愿意和贵国进行真诚的合作。”
“首相所论极是，首相所论极是。令鄙人茅塞顿开。”孔祥熙连连点头表示赞许。
出国之前，蒋介石虽有交待，但对具体购买哪国军火及购买军火品种之比例并无一定规定，要孔和国防部官员具体磋商。孔祥熙本人对军事知识知之甚少，他也不感兴趣。这次出访，一来是可以历游欧美风光；二是可以接交新朋旧友；三是可以为南京蒋介石政府争取外援。至于购买何种军火，他并无定型的想法。这次听墨索里尼的一通胡侃，也挺受启发。他受的是欧美教育，深信技术决胜。曾几何时，英国的少数军队利用船坚炮利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八国联军对义和团，哪次战争都显示了洋枪洋炮的威力。因此，他对墨索里尼的“应先发展空军才能赶上日本”的论调极为赞赏。
在向蒋介石做了汇报（当然要美化意大利和墨索里尼的诚意了）并得到蒋的同意后，孔祥熙又亲赴意大利飞机制造厂参观，听取介绍，并观看了飞机表演。最后，孔祥熙终于决定购买一大批意大利生产的飞霞式轰炸机。这种被墨索里尼吹嘘为世界上最先进的轰炸机。
当时孔祥熙还和墨索里尼商定，飞机交货后，由意方组成军事顾问团赴中国帮助中方安装使用维修这批飞机。墨索里尼将此事交给了他的女婿、意大利驻华公使齐亚诺伯爵承办。到这里，意大利开始的长时间的对宋蔼龄的“感‘清投资”，终于得到了回报。
作为加快中国空军发展的一部分，在孔祥熙在欧洲访问期间，杭州览桥建立了国民党中央航空学校，在江西南昌设立了飞机制造厂，在南昌、杭州、西安开始了大规模的机场扩建工程。
离开意大利后，孔祥熙又携宋蔼龄来到德国，这是他们第一次踏上德国这片神奇的国土；第一次正式和以严谨著称的日耳曼人打交道。此时，正是希特勒刚刚就任德国总理不久，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大厦刚刚奠基。他为了主宰这个工业强国，正在做全力的冲刺。因此，希特勒对这个从遥远的东方赶来的客人并没有太多的兴趣。
在和孔祥熙的会谈中，希特勒一直在谈他的思想和建立大日尔曼帝国的雄心勃勃计划；当时孔祥熙也有自知之明，除了随声附和外，并不发表更多的意见。
在和德国外交部长和工业巨头的会谈中，最后敲定了中国购买2500万美元的德国军火，这才使希特勒对孔祥熙露出了笑脸。要知道，1933年在世界性经济危机的打击下，在经济上刚刚开始复苏的德国，一下能出口2500万美元的军火，对他们出口贸易该是多么大的鼓舞。但孔祥熙由巨款购买的这批军火，绝大多数被蒋介石用来“围剿”中国工农红军去了。
孔祥熙出访近一年。回国后他详细向蒋介石汇报了这次出访的情况。蒋介石认为他对中国空军的建设有功，遂任命孔祥熙为中央航校校务委员。
孔祥熙鬼迷心窍，竟不满足干这个无名无利的“校务委员”之职，而妄想当航空部长，尽管他对航空一无所知。有人说，孔祥熙想当航空部长是看中了发展航空工业中的巨大利润。不管孔祥熙出于怎样的动机，他确实在积极争取这一职位。他曾邀请蒋的亲信、航空学校校长葛敬恩到家里作客，并开门见山地说：“建设空军，实乃国防之必须。目前有意大利政府的援助，财力物力都有办法。如将航署扩充为航空部，我愿出任部长，请葛以首席次长负实际责任……”
就在孔祥熙做航空部长梦的时候，由他订购的意大利飞霞式轰炸机运到了中国。航空署立即通知了孔祥熙。由于意方军事人员尚未来到，便派美国空军专家前去检查验收。验收后发现，这批所谓最先进的轰炸机全是意军淘汰的产品，炮管中的来复线都已磨光。葛敬恩很生气，主张退货，又怕得罪孔祥熙，只得将实情报告了蒋介石。蒋介石表面上说要认真追查却并无下文，但孔祥熙想当航空部长的升官美梦，也随此而彻底泡汤了。
2．终于做了财政部长
1933年3月初的一天晚上，春寒料峭，宋蔼龄在客厅内焦急地来回踱步。今天早上六点半，孔祥熙被蒋介石的电话叫醒，早饭也没来得及吃就匆匆离去，到现在还没回来。
这是他们夫妇二人出访欧洲回国的第三天，宋蔼龄心里直打鼓，是不是哪个爱进谗言的小人又在打小报告，指责他们在欧洲的所作所为？在官场上混了多年宋蔼龄深知这其中的奥妙，自蒋宋结亲之后，孔家的势力急剧膨胀，自然就有人犯红眼病……
宋蔼龄正在胡思乱想，孔祥熙回来了。当满面春风的孔祥熙见宋蔼龄的眉头皱成了八字，就打趣地说：“夫人，什么事愁成这样？”
宋蔼龄娇嗔地拧了他一把：“这么晚才回家，把人都急死了。告诉我，老蒋找你干什么？”
“咱们的鸿运来了。”孔祥熙一字一句地说。
“鸿运？”什么鸿运？！”
“老蒋要我出任中央银行总裁。”
“什么！”宋蔼龄吃了一惊，“那……那大弟往哪儿放？”
“老蒋没说，估计另有重用。”
不知为什么，宋蔼龄听到这个消息后竟喜忧参半。喜的是丈夫又得高升，而高升的不仅是官职，还会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忧的是宋子文的被贬黜，给宋家的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
其实，蒋介石和宋子文的矛盾由来已久。只是由于蒋介石娶了宋美龄，一是碍于情面，二是利用宋家在上海及江浙一带的财力，才没有公开化。
1926年广州革命政府派宋庆龄、宋子文、孔祥熙和鲍罗廷等前往武汉，考察迁都问题。11月2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将国民革命政府的首都由广州迁往武汉。1927年2月8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宣布，国民政府驻武昌，中央党部驻汉口。
蒋介石为此开始发难。在1926年11月开会时，他原本同意迁都武汉，而时隔两个月蒋介石却突然在南昌组织召开了一个残缺不全的“中央政治会议”，并决定国民政府和中央党部不迁往武汉而暂迁到南昌，迁都问题留在3月的中央全会讨论。原来，蒋介石为了达到排挤国民党左派和中共代表，独掌国民党大权，篡夺北伐革命成果的目的，正在筹备组织一个清一色的右翼反共政府。蒋介石推迟定都决定，是因为他准备作为反共政府统治的中心的上海和南京还未到手。1927年3月，蒋介石指挥白崇禧等部相继开人上海和南京，紧接着就在上海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当月18日，蒋介石独自在南京宣布成立中央政府。旋即汪精卫在武汉也宣布成立中央政府。从此蒋、汪开始了长达几个月的讨价还价的争斗。
宋子文因受宋庆龄的影响，原是国民党左派。宋庆龄对蒋介石的劣根性的分析也曾对宋子文有较大的影响，因此广州国民革命政府迁都武汉一事，宋子文是积极参与的，对蒋介石在南昌成立临时的中央政府亦是不满的。
1927年初，宋子文离开武汉到上海，从事他的金融生意，但蒋介石却怀疑宋子文受宋庆龄的影响，所以对宋子文在上海的生意不积极配合。作为回答，宋子文也拒绝一家银行向蒋贷款。蒋怀恨在心。“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不久，蒋介石便封闭了宋子文在上海的办事处，宋子文为此也气得要命，但又奈何不得蒋介石这个政治无赖。
当时，蒋介石对宋子文是打一打又揉一揉，封闭了他的办事处后，又诱惑未参加南京的中央政府。这时两边都来做工作争取宋子文。宋庆龄动员他参加武汉汪精卫的中央政府，宋蔼龄动员他参加蒋介石在南京的中央政府，宋子文权衡再三，最后终于倒向了蒋介石。
但好景不长。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者在沈阳制造了“九·一八”事变，开始武装吞并东北。1932年日军又蓄意挑起“-·二八”事变，开始向中国内地渗透。于是和宋子文联系密切的金融家的利益受到严重威胁，而蒋介石当时却明确表示不抵抗政策。如此一来，宋子文和蒋介石的矛盾再次引发。
据说，宋子文曾几次找宋美龄，希望妹妹能说服蒋介石，对日采取强硬政策，哪知宋美龄一张口蒋介石就变了脸色。
当时，蒋介石不但不积极抗日，反而动用国库储备，耗费巨资开始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进行大规模的“围剿”。在讨论“围剿”经费时，蒋与宋之间再次发生冲突。宋子文不满蒋介石一贯独裁的霸道作风，并且力陈抗日比“剿共”更为重要的道理及国家平衡财政预算的重要，当场弄得蒋介石下不了台。
1932年5月，上海、浙江及江苏实业界的许多巨头和在西方留过学的学者教授，在上海成立了一个叫作“废止内战大同盟会”的组织。这个组织成立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内战。当时同盟会成员做出决定，所有成员拒绝认购与内战有关的公债和借债。
宋子文虽然没直接参加“同盟会”，但“同盟会”成员中有许多是宋子文的同窗好友和生意场上的伙伴。更主要的是，内战会影响国家金融及商业发展，使原来发展的经济倒退，且宋子文原本就是反对内战主张抗日的。
但是，蒋介石一意孤行决心“剿共”，这就引起了“同盟会”成员的反对。第三次反“围剿”开始后，宋子文见上谏无效，便以“把蔡廷锴的十九路军调走了的作法在上海金融界不得人心”为理由，向蒋介石提出辞去财政部长的职务。
将介石虽然对宋子文的书生气和抗日情绪很反感，但这时孔祥熙出访欧美未归，蒋介石又觉得宋子文在上海金融界有较高威望，便再三挽留。结果，在来美龄的斡旋下，他们相互做了妥协。宋子文同意继续担任财政部长为蒋效力，蒋则许诺将来提宋为行政院长，封官许愿。将还同意来用贩卖鸦片的不义之财，来秘密填补因“围剿”工农红军造成的财政赤字。
时过不久，宋子文发现他又被蒋介石耍了。他为了支持抗日而发行的公债受到蒋介石的阻挠，对热河省的国民党军队原准备抵抗日军进攻，也被蒋一个命令撤了回来。不久汪精卫从海外回国，蒋介石为了拉拢汪，遂让他登上了行政院长的宝座。
宦海沉浮，蒋介石心狠手辣，使宋子文心灰意懒。他决心辞去中央银行总裁职务，借参加世界经济会议的理由，到美国散散心。这正中蒋介石下怀，他当然不会阻拦，反而劝来去美国安心开会，南京的事不用操心。
于是，孔祥熙的主要竞争对手就这样轻易地被蒋介石缴了械。所以，当孔祥熙得知宋子文要辞去中央银行总裁之后，宋蔼龄说：“这下你可如愿了。”
的确，孔祥熙和宋子文有许多相同之处。他们都留洋受过美国教育，都是基督教徒，都和孙中山、蒋介石有姻亲关系，都通过家族关系在政界发迹，在商界也都是出了名的大亨。自蒋宋联姻之后，就有人说如今的中国是“蒋家天下陈家党，宋氏姐妹孔家财”。但是，他们又有许多不同之处。如孔祥熙虽受的是西方教育，但却热衷于儒学，崇尚中庸，为人随和，被认为是中国政界的老好人，对蒋介石从来是唯命是从。而宋子文虽有学子风度，注重礼仪但却为人耿直，在官场不善于见风使舵，说话态度也直来直去，因此为政期间在南京树敌较多。在一段时间内，他甚至对蒋介石都表现出一种傲慢的态度，认为蒋介石出身卑微，不过是一个政治投机家、一个在乱世中靠手腕混迹于政坛的暴发户。他曾私下对好友说：“给蒋介石当财政部长，就跟当他一条狗差不多。”
正是在这种时候，蒋介石召见孔祥熙，向他透露了准备接班中央银行总裁的信息，孔祥熙怎能不感恩涕零呢。
宋子文走后不久，孔祥熙便走马上任。为报知遇之恩，孔祥熙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为蒋介石“围剿”工农红军筹措经费。
当时，国内的经济形势极为严峻。由于国民党的腐败统治和帝国主义对中国资源的掠夺，加上蒋介石不顾人民死活又发动了一系列不得人心的内战，使民族资产阶级发展滞缓，广大农民流离失所，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当时政府的财政赤字连年增长，到1933年孔祥熙上任时，每月的赤字就达1200万元。
为筹齐对工农红军“围剿”反需经费，孔祥照专程赶到江西，同正在那里坐镇指挥的蒋介石进行了讨论。最后两人商定，以关税为担保，向国内外发行1亿元新公债。不过，发行的名义是支援国家建设。
孔祥熙从江西再到上海后，立即紧锣密鼓地进行发行公债的准备。没过几天，上海的各大报纸上都在显著位置上刊登了发行新公债的消息，还把这次购买公债说成是国民爱国的具体表现。
善良的人民当然不知道这是蒋介石和孔祥熙玩的把戏，于是1亿元公债很快销完。孔祥熙为此十分得意。只是1亿元公债一分一毫也未用于改善国计民生，而是全部被用于蒋介石购买军火，进而去攻打江西的中国工农红军去了。
第一、二、三次“围剿”失败后，蒋介石恼羞成怒，又紧接着组织了第四次“围剿”。当时他动用了四十万军队，下决心要把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扼杀在摇篮中。为配合蒋介石，孔祥熙又发行了第二期“关税库券”，并通过越来越多的银行借款透支来支持这些军费开支。
孔祥熙的“锦囊妙计”，实际上是高利率夺走了本来应用于发展生产的资金。当时国家经济困难，农村经济萧条，民族工业也因资金紧缺困难重重，银根奇紧。在各行各业急需资金振兴的时候，孔祥熙却把资金都用来给蒋介石购买军火以支持内战，这对国计民生无疑是杀鸡取卵。加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萧条之风愈刮愈烈，日益影响到中国大陆。1933年美国为了缓和经济危机对本国生产和金融业造成的打击，决定放弃金本位，开始储备白银做为财政准备，并宣布银价是每盎司50美分。这对上海的金融家极具吸引力。他们觉得，把白银运到美国而不是去买孔祥熙发的债券，就能大赚一笔。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的白银大量流人国外，债券销售一落千丈，蒋介石的内战经费频频告急。于是银行和贷款利率急剧上升，南京政府的财政面临破产的境地。
孔祥熙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为了防止白银外流，他开始对白银出口征收10％的关税。同时他又采取高压手段，颁布了《储蓄银行法》，迫使私人银行家必须购买国家公债，并强行规定每家银行都必须以四分之一的资金购买国家公债或证券，将此做为中央银行的总储备金。
在这一系列高压政策下，原来许多不准备购买公债的企业家银行家们不得不参与购买公债，但他们对孔祥熙的这种做法表示了强烈的不满。
四个月后，宋子文从美国出访归来。本来，他这次出去就是公费旅游，参加一些不痛不痒听起来口号大得吓人、做起来却无实质性意义的会议，然后北上加拿大观看尼亚加拉大瀑布，南到巴西漫步在布满珍禽异兽的热带雨林，晚上要么会友闲谈要么舞厅酒吧，真真悠哉悠哉！不料回国后，看他的生意场上的朋友一个个怨声载道，多年呕心沥血积累起来的家当被蒋介石、孔祥熙一纸文件就剥夺了四分之一。宋子文又得知自己做中央银行总裁时为蒋家政权辛辛苦苦积累下来的几十亿元的积累，也被挥霍一空，就越发对孔祥熙恼怒，对蒋介石不满。于是这种不满的日积月累，终于酿成了后来路人皆知的“耳光风波”。而这场风波的最大受益者，仍旧还是孔祥熙。可以说，尽管孔祥熙和宋子文是朋友又是亲戚，但孔祥熙是踩着宋子文的肩膀一步一步爬上去的，最终成为国民党财经领域的“皇帝”。当然，宋子文也非等闲之辈，“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抗战后，宋子文又复掌大权，并对孔祥熙狠狠地报了当初那一箭之仇。当然这是后话了。
此次宋子文回国又和蒋介石发生公开争执，是因为实行并坚持年终预算审计制引发的。
“预算审计制”，是任何一个现代国家在制定规划、投拨经费时都必须遵守的制度，也是国际惯例。但在中国却不那么吃香。几千年来的皇族统治，对当权者影响极深。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皇帝一言九鼎，需要用什么就要满足什么，想要什么就必须拿来什么。到了蒋介石这辈上，就叫经济必须服从政治，必须为满足他的欲望、巩固他的统治服务，怎么能让一个“预算审计制”捆住手脚呢。预算是给老百姓看的，谁还当他真的要实行？！
宋子文留学西洋，对中国封建主义这套东西当然反对，他认为，建国的根本在于法，经济的根本在于制度。作为财政部长，他为国民党政府建立了一套完整的财务制度，国家收支都要有计划，花销需有预算，预算要经过审计部门审核，不允许随意突破。这在宋子文看来无疑是天经地义的。
哪知蒋介石也和封建皇帝及当年的北洋军阀不无两样。对国民预算之类的东西毫不关心，“围剿”屡屡受挫使他心烦意乱。他不相信堂堂几十万国军且装备精良，给养充分，竟会屡次败在一直在山沟里土生土长的红军。因此他正在和将军们筹划对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的第五次“围剿”，准备动员百万大军参加，这样一来必然耗费无度。于是蒋、宋矛盾由此引发了。
本来，国民政府并无专门的预算机构，是宋子文再三进谏蒋才勉强同意的。这次宋子文把1934年的年度预算反复核实，精心修改，怕蒋介石通不过，还故意为军费多增加了几个百分点。谁知送到蒋那里，被蒋划改得乱七八糟。最主要的是，蒋修改过的预算根本文理不通，牛头不对马嘴，因此也根本无法实行。因为蒋对这个预算的要求只有一条，必须保证第五次“围剿”。
在蒋介石看来，宋子文简直幼稚可笑。国民党当前最大的敌人是谁，主要的威胁在哪儿？是共产党，是工农红军。不消灭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再严密科学的预算也没用。
而宋子文对蒋的反感此时也达到极点。他认为。连年的军阀混战，百姓民不聊生，急需发展生产，使人民休养生息。资金本来就不足，应用在最需扶持的项目和国家急需的交通、能源建设上。“国家经济发展了，人民安居乐业，国富民强，谁还会拥护共产党？！”
蒋介石和宋子文对国家经济发展的预算，因制订的不同出发点，引发了他们的公开对抗。
宋子文主持制定的预算因久通不过，心中着急，就打电话向蒋介石询问，蒋便要宋到他的住处来。
宋子文到了蒋的住处，在客厅刚坐下，蒋介石便从书房走了出来。
蒋介石说：“子文，今天叫你来，是和你商量一下预算的事。”
宋子文见蒋介石态度诚恳，就开城布公地谈了自己的看法，最后特别提出要减少军费、平衡预算、停止内战和积极抗日的问题。
哪知蒋介石还没等他把话说完就火了，指着宋子文大声吵道：“停战停战停止内战，你就知道停战。共产党要推翻我们，我们却要停战！”
“可现在国库空虚，我虽然是财政部长也没办法。”瞧蒋氏那副没教养的样子，宋子文只好无奈的说。
“没办法要你这个财政部长干什么？”
“干什么？我要对全国的财政预算负责。”宋子文忍不住顶了蒋介石一句。
“你负什么责，南京政府谁说了算，中央谁当家？你应该向我负责！”
“我是向你负责，更要对党国负责！”
“就是你们这些人不积极剿共，后方补给不足，才造成剿共的失利！”
“岂有此理！仗没打胜，你这个总司令没责任，倒怪起我们来了？！”
宋子文的这句话一下触到了蒋介石的痛处，蒋介石满脸通红，“啪”地一声手掌拍到桌子上。
“娘希皮，你不想剿共，给我滚出去……”
“你骂人，你敢骂人广宋子文火气也被逼了上来，用手指着蒋介石的脸质问到。
“骂你，老子还要打人呢！”蒋介石怒不可遏，上前就是一巴掌，打在了宋子文的左脸上。
宋子文被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弄懵了，一屁股坐在了沙发上，当他反应过来正想发作时，侍从们已从两侧跑了进来。
当时蒋介石额头的青筋突突直跳。
宋子文坐在沙发上，用手捂着脸气喘嘘嘘，半晌说不出话来。
据说宋子文挨打之后，宋美龄对蒋介石不依不饶，非要蒋对宋子文认错。其实，蒋介石也明白，他和宋子文已是一根绳上拴的两只蚂炸，谁也离不开谁。也正因为如此，他更不能容忍宋子文公开对他的权威挑战。所以，蒋介石虽然把宋子文赶出了财政部，却并不想和他摊牌。在不久的一次国民党中央执委会上，虽然接受了宋子文的辞呈，但蒋却当着众人的面一再为宋子文评功摆好，说他为了国家作出了如何的贡献，并让他出任全国经济委员会主席，兼任中国银行董事长等职。
在宋正式提出辞呈之前，蒋介石曾约孔祥熙密谈，实际上是对孔交底。当时蒋介石对孔祥熙说：“财政部长没有别的人选，非你莫属。你也不要推辞，早点进入情况作点准备，早点就职，以稳定大局。”
当下孔祥熙自然表面上谦虚一番，说自己“才疏学浅，怕不能胜任”之类的套话，心里却乐此不疲，恨不能马上就走马上任。
于是1933年11月，孔祥熙正式担任了国民党中央政府的财政部长和行政院副院长，开始走向了他政治生涯的巅峰。这一年，他刚好53岁。
不过另据资料透露，宋子文因“耳光风波”辞去财政部长后，南京政府内部立刻有人活动，想得到这个肥缺。宋蔼龄得知后，当即赶赴南京找蒋介石。由于当年的特殊沿革及其姻亲关系，宋蔼龄见蒋是不用客气的。她只一个“介兄”，便开门见山步人正题。当时，蒋介石尚火气未消，当着宋蔼龄仍指斥宋子文，甚至讲子文有私下搞武力欲谋不轨之举。当下宋蔼龄听了，不禁淡淡一笑说：“子文究竟是自己人，我想事情实在不实在，要留一着，人家离间计要留神。我看叫子文下来也很好，换哪一个要慎重一点。万一不听你的话，军费发生问题，后悔也来不及了。”
蒋介石闻听宋蔼龄如此一说，当时气也消了大半，并且也明白了宋蔼龄此来的意图，便问“庸之为什么没来？”
宋蔼龄忙答说：“明天来。”
蒋介石说：“庸之来了，请他谈谈。”
就这样，孔祥熙出任财政部长的幕后交易达成了。由此可以说，这是夫人宋蔼龄设计老公仕途的又一精彩之笔。
孔祥熙上台时，全国的经济形势是极为严峻的。“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武力强占了我国东北，东北四省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与此同时，其他帝国主义列强也没有放松对中国的掠夺。1929年至1933年，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为了转嫁危机，他们大量向中国倾销商品，输出资本，进一步控制了中国的金融、财政和工业交通，使中国的殖民化经济更加深了。
当时，中国的农业情况也不容乐观。蒋介石上台后，维护了大地主阶级的利益，占不到10％人口的地主富农拥有了70％到80％的土地。他们垄断了土地，采取分散出租给农民的办法，以榨取高额地租。贫农和拥有少量土地的农民不但要对地主交纳高额地租，还要承担沉重的苛捐杂税，生活在饥寒交迫之中。据当年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对湖南、湖北、安徽、江西等省14个地区1934－1935年的调查，当时农村自耕农、半伯农和佃农负债的百分率高达71％，佃农高达78％，其中安徽平均高达80％。广东等地农民的借贷率增长了9％。
民族工业的发展也举步维艰。由于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和官僚买办的从中盘剥，民族工业一直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濒临破产半破产的边缘。如在工业和国民经济中一直占有重要地位的中国传统手工业，在1929年至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的打击下，进一步衰落了。帝国主义国家为了摆脱经济危机，对进口商品设置关税壁垒，使中国向外国出口的手工业品销量锐减；他们大量向中国倾销商品，使洋货充斥中国市场；加上农村经济破产，农村商品市场缩小，以及官僚垄断资本的盘剥，这就无可避免地造成了手工业的衰败。如我国著名土布产地河北高阳，1929年有平面织布机2．5万架开工，提花机4300架开工；而到1932年，平面机减少到2万架，提花机减少到l100多架；到1933年平面机开工的只有700多架，提花机只剩下200多架，土布产量更急剧下跌。传统手工业走向破产，使我国手工业产品出口量锐减，产值比重在国民经济占比重逐年下降。1926年手工业产品出口值为银27911万两，到1934年则仅有11298万两。
殖民化经济的加深，农民的贫困化和传统手工业逐步走向破产半破产，使原本就不稳定的经济生活更加动荡和恶化，广大人民群众日益朝不保夕，在水深火热中挣扎。
国民党政府于1935年进行一次调查，被调查的1001县中，农民逃荒在外的达2000万人。1934年，四川省合川县60余万人口中，生活无着者达40余万。蒋介石为了打内战，军事摇役和对农民的压榨也达到了空前的程度。仅为内战修公路一项，蒋介石就下令征集湖北、浙江、江西三省民1550万人。连国民党的《中央日报》都不得不承认农民的惨状，该报在一篇报道安徽农民的惨状的文章中说：“逃生无路，水藻捞尽，草根掘尽……阖户自杀者，时有所闻；饿殍四野者，途中时见……大小村落，鸡犬无声，耕牛绝迹。”
就是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仍下决心打内战并发动对中国工农红军的“围剿”。1933年11月，孔祥熙上任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伊始，蒋介石就宣布了对工农红军进行第五次“围剿”的动员令。
为了吸取宋子文的教训，孔祥熙在蒋介石发布的命令的第二天，就在大庭广众之下发表演说，公开宣布支持“剿共”是他施政的第一方针。当时他煞有介事地表白：“保证最大努力筹集所需经费；平衡预算固然重要，但‘剿共’作战的胜利比保持平衡预算更重要。”说这话，正讨蒋介石的喜欢。”其后蒋介石不无得意地对宋美龄说，孔祥熙就是孔祥熙呀！
其实，孔祥熙也并没什么灵丹妙药。前面讲过，他在宋子文出访美国时，就用滥发公债，用高利率夺走生产用资金的办法为蒋介石的“剿共”筹款，其后果只能是加速国民经济的退化和使广大劳动人民日益贫困化。
除滥发公债外，他还利用中央银行的垄断地位对他人进行盘剥。他把中央银行看成是蒋介石内战经费的钱袋子。为此，他让中央银行享有许多特权，如控制垄断政府收支，有权发放金融债券并可做为兑付关税之用。实际上使银行成为国库的代现机构。1934年10月，孔祥熙宣布施行白银出口税，但他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他要别的银行出口白银上税，而他自己所主管的中央银行却趁机大做白银出口生意，当然是不上税的。仅这一项，就赚了几千万。正由于有这样的特权，孔祥熙控制的中央银行迅速发展，成为最能获利的机构。后来有人统计，1934年它的资产只占中国银行界的N％，但它的利润却占中国银行界的37．4％。
熟悉孔祥熙的人都知道，表面上孔祥熙为人谦和，态度温顺，提倡中庸。但在商战中，他绝对是一个武装到牙齿的豺狼；他对财富的追逐如同政客对权力的追逐一样，表现一种永无止境的贪婪。
孔祥熙在中央银行取得了中国银行界的统治地位之后，又把攫取的下一个目标盯在了当时颇具影响的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上。
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是上海两家老牌银行，美英法等国在这两家银行中都有大宗存款。这两家银行占有的资金约占当时中国全部银行资金的近三分之一。因此，这两家银行当时也成了孔祥熙的眼中钉、肉中刺。
孔祥熙为了筹集内战经费大发公债时，中国银行就进行过抵制。中国银行董事长张嘉敖说，共产党就那么一点点人，怎么会对党国构成威胁？日本才是真正的敌人。军队不去打日本人，却在“剿共”作战中用去那么多钱。当时他叫部属大量抛售中国银行持有的南京债券，还暗自联络交通银行共同采取行动。拒绝为孔祥熙和中央银行提供资金。
孔祥熙不止一次在宋蔼龄面前咬牙切齿地说：“我一定要让这个令人讨厌的张嘉敖滚蛋！”
孔祥熙虽然早有此心，但在具体行动时却十分慎重。他知道，对手也非等闲之辈，更主要的是一旦矛盾公开，弄不好会影响全国的金融形势甚至会危害自身。那么，怎样才能达到这个阴险又重要的目的呢？
他不得不请教求助于他的主子、在玩弄阴谋和手腕上比他更高一筹的蒋介石。
1935年2月28日，孔祥熙邀蒋介石、宋子文（蒋介石此时又需要宋子文并许愿以高官；宋为了宋家的利益也希望和蒋、孔联手，于是他们又走到一起来了）来到汉口英租界的一栋别墅秘密会谈。在对中国银行、交通银行采取行动上达成了共识，并研究了如何迫使两家银行就范的具体步骤和策略。当时，蒋介石引用一句成语把这个策略称为“欲擒故纵。”
孔祥熙回到上海后对宋蔼龄感慨万千地说，以前只知道委员长精于计算，今天才算口服心服了。
宋蔼龄听后亦半是讥讽半是认真地说，那你就好好拜老蒋为师吧。
待孔祥熙把他们在汉口的计划告诉了宋蔼龄后，宋蔼龄也禁不住连声说：“妙，真是一盘好棋，一出好戏，一个连环套。”
当时受西方经济危机的影响，上海的经济也不景气，资本短缺，银根奇紧，大量现金都被用于发动内战，工商界人士怨声载道。孔祥熙立即召开了一个工商界座谈会，题为如何振兴民族工业。在会上，他含沙射影地说，“据我所知困扰各位的问题都是银行家们造成的。为什么工商业资本家和手工业主得不到贷款？银根为什么这么紧？利率为什么这么高？根子在银行，左右是银行家们在底下捣鬼……”
宋蔼龄则和他一唱一合，晚间在高级宾馆大摆酒宴招待他们，使这些参加会议的代表们受庞若惊。
宋蔼龄对他们说：“祥熙很想帮助你们，可你们都知道中央银行是空架子。真正的财神是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你们应该向他们要……”
为了搞垮中国、交通这两大银行，孔祥熙还找到了青帮头子杜月笙。孔祥熙和杜月笙早有交往。孔担任财政部长时，杜月笙送了一份礼表示祝贺。当时，杜看中了孔掌的权，孔则看中了杜的钱和他在上海的影响。
杜月笙答应了为孔祥熙帮忙，孔祥熙则答应在搞垮中国、交通两家银行后分一杯羹给社，二人开始沆瀣一气。
于是杜月笙为此专门召开了一次工商界会议，请孔祥熙做报告。孔讲：“如果中央、中国和交通银行能联合起来，成立一个三银行财团，整个实业界的状况就会大大改善，就可以毫不费力地得到低息贷款，就能使我们的民族经济来一次振兴。”
当时，孔祥熙、宋蔼龄的这一系列阴谋活动搞得有声有色，并渐渐取得了效果。工商实业界的资本家对这个外表忠厚谦和的财政部长颇有好感，对他讲的话虽不是言听计从也几乎是句句当真。如果他们那时就知道德国有个戈培尔，知道戈培尔有一句名言“谎话说一千遍就是真理”的话，他们还会对孔如此相信吗？渐渐地，这些工商界的实业家们在孔祥熙的煽动下行动起来了。首先，他们组成了一个叫做“中国工商业救济协会”的组织，并以这个组织的名义向中央、中国和交通三大银行提出申请，要求增加500万元的紧急贷款，无担保地贷给面临破产的企业，以振兴经济、繁荣市场。他们还要求南京政府发起一个以他们的资产或商品作担保的大规模发展实业的借款计划，使经济从萧条中得以恢复。
鱼儿上钩了，工商企业家的这些要求马上被孔祥熙利用起来做为向银行界施加压力的工具。那些日子，孔祥熙频繁来往于上海南京之间，脚步匆匆，面容严肃，俨然一场大战将临，而他就是这场大战的总司令一样。
在上海，他召开了一系列由大小银行家组成的会议，专门“商讨、研究”如何筹措资金向工商实业界贷款问题，理由都是冠冕堂皇的。什么为了国计民生呀，什么为了抵御外海呀，什么银行界必须精诚团结为民谋利呀等等。
下有工商实业界的呼吁，上有孔祥熙的呐喊，当时以中国、交通银行为代表的银行界不得不认真考虑了。虽然他们此时还没有真正认识到蒋介石、孔祥熙的真正目的，但贷款一事确实形成了气候，如不放点血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于是，他们开始有计划、有针对性地发放了一些贷款，并在贷款中增加了一些条件，以求保持自己相对独立的地位。这么小规模的贷款当然不能满足实业界的需要，于是更大的不满如潮水般涌来。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对他们说应该找孔祥熙控制的中央、农民银行要贷款，而中央、农民银行称是中国和交通银行操纵着金融界，使其无款可贷。孔祥熙还利用上海的新闻媒体大造这种舆论，把实业界的怨恨都引向中国和交通银行，他则坐山观虎斗。
豺狼的本质终于暴露了，孔祥熙觉得时机成熟了，在请示蒋介石获得赞许之后，他终于对中国和交通两大银行下手了。
1935年3月28日，在事前不打任何招呼的情况下，孔祥照以国民政府财政部的名义突然宣布：现有的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必须由中央政府接管，两行都须增资而由政府控制半数以上的股份。
当即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职员们一下都懵了。这对他们如同晴天霹雳，好生生的私人银行怎么一下子就变成政府的呢？这和大街上强盗公开抢劫有何不同？无非大街上抢劫的都是小流氓，抢劫的也不过数十数百元的小钱，而这次抢劫的主角是政府，抢劫是几百万几千万的财富。中国、交通银行的总裁们这才明白了几个月因贷款风波引发的一切，但为时晚矣。
更加阴损的是，孔祥熙规定的政府必须控制两行的半数以上的股份全是空头支票。
由孔祥熙签署的政府财政部给中国银行的命令写道：
“中国银行资产负债总额与资本总额，比率失衡，宜及时充实资本，查原有资本2500万元，内官股500万元，应再增官股2500万元。随文发给24年金融公债500万元预约券5张，仰即填具2500万元官股股金收据送部备查，并将中国银行条例修正。”
孔祥熙给交通银行签发的命令也大同小异。也就是说，孔祥熙是用他发行的2500万元的债券，做为这两家银行50％的官股（而且是强行人股）。这样，他凭借手中职权，不费一分一毫就控制并掌握了他原来的宿敌：中国和交通两大银行。
紧接着，孔祥熙自恃有蒋介石撑腰，又宣布了中国银行的人事变动：原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嘉傲、董事长李铭双双被免职，由宋子文接替这两个职务；为了给公众一个大度团结的印象，他还任命了张嘉傲为中央银行的“第二副总裁”。当时中央银行的总裁是孔祥熙，第一副总裁是陈行。那么，这个第二副总裁还能管多少事呢？纯粹形同虚设。
张嘉敖此时已认清了孔祥熙的嘴脸，便以“身体不佳恐怕难以胜任”为理由，要求不担任此职。孔祥熙正好顺水推舟，张嘉敖从此过着深居简出的隐匿生活，从上海金融界消失了。
挤掉了张嘉敖，孔祥熙面前的大路就是一马平川。他亲自为中国、交通银行的股东们重新办理了手续，并选出了新的理事会。原来和这两大银行一点不沾边、甚至为这两大银行竞争对手的宋子文、宋子良还有杜月笙等人都堂而皇之地成了理事会的成员。当然，孔祥熙也没忘记安插了自己不少的亲信和死党。
在夺取了中国和交通两大银行之后，孔祥熙又向上海另外三家重要银行，即宁波商业储蓄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和中国工业银行发起进攻。
1935年6月，上海的这三家银行突然发现他们的“信誉”垮了。他们莫名其妙地发现面对无数前来要求提款的人，而他们却无法兑现他们发行的现钞。
这又是孔祥熙在背后耍的手腕。不过和整治中国、交通银行略有不同，整治中国、交通银行靠的是强权，而对这三家银行，如果故伎重演，会被舆论所指。于是，工于心计的孔祥熙开始在几个月前通过中央、中国、交通三大银行，大量囤积这三家商业银行的钞票。到了一定时间便突然要求全部兑现。这三家银行当然不可能马上兑现。孔祥熙借机说这些银行管理混乱，信誉丧失，以政府的名义向这三家银行施加压力，最后迫使这三家银行经理辞职。
三家银行经理辞职后，孔祥熙乘机在其中安插亲信，培植自己的势力，并最终控制了三家银行的董事会。随后，他又以帮助他们渡过难关为由，向这三家银行以“政府紧急增资”为由各拨款500万元，从而亦最后完成了对这三家银行的吞并。
当年，孔祥熙在上海银行界的所作所为，彻底摧毁了上海原民族资本银行的地位，并逐步形成了全国的金融垄断，表现出他贪婪狡诈的本性。同时，他也为四大家族在金融界后来的发展，奠定了相当的基础。
3．完成“法币改革”
1935年华北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加快了侵略中国的步伐。南京国民党政府在失去东北的财源后，在华北各地的税收也遭到严重损失。大批白银从华北被偷运出境，上海银根日益紧缩。孔祥熙为支持蒋介石“剿共”提出了大量本该投入市场的资金，加之国民党政府统治下的货币制度的矛盾，使南京政府的经济形势十分严峻。在各种形势下，国民党内的亲英美势力便希望通过借助英美的力量来遏制日本的进一步侵略，同时希望英美支持货币改革，以解决当前面临的经济危机。
长期以来，上海一直通用银两、银元并用的双重币制。在国际贸易中，支出收人都用银两结算，而实际支付多用银元；零售商在贩卖时收取银元，进货时却用银两。这种币制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进货要进行两、元换算，极不方便，而且两者的比价还经常随时国际市场的变动而变化，使经营进出口贸易的商人随时冒着亏损的危险，故极大影响了进出口生意。还有，企业平时要准备两种支付手段，缺一个就可能引起资金周转不灵，造成经济动荡。
孔祥熙、宋子文对这种币制的问题早有认识。早在1932年7月，当时任财政部长的宋子文就提出币制改革的设想。宋子文想废两改元，统一币制，然后实行纸币的政策。次年初，宋子文通过南京政府正式宣布废两改元，并规定今后国内外大宗贸易一律使用银元。废两改元是我国货币制度上的一大进步。但宋子文的改革刚刚开始，就因和蒋介石在“剿共”问题上的分歧被免去了财政部长的职务。但他的这项改革为推行纸币制度铺平了道路，奠定了基础。
世界性经济危机爆发后，白银价格上涨，中国国民的大量白银外流。孔祥熙虽然采取了征收白银出口税等政策，但仍没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白银从公开买卖转人到地下交易，走私风大盛。再则南京政府为了弥补财政亏空，也需出口一部分白银。
此时，已在政治上站稳了脚根、在金融上扫清了“政敌”的孔祥熙明白，仅靠积极支持“剿共”、讨蒋介石欢心不是长久之计。作为南京政府在财经方面的最高长官，第一把手，他必须要做出实质业绩，才能真正树立威信并慑服众人。而对国民党中央政府来说，要想解决和摆脱当前在经济上的困境，首先就要实行币制改革。
人们常说，宋蔼龄是孔祥熙的内当家，这话不假。孔祥熙不论有什么大事，都要先找宋蔼龄商量，这次也不例外。
宋蔼龄听完孔祥熙的想法后立刻说：“好，你早该这样。不能什么事都跟着老蒋走。想想看，你当总裁、部长，如果国民经济搞得一团糟，你跟老蒋跟得再紧，他早晚也得把你撤下来。”
孔祥熙想，搞币制改革毕竟是宋子文先开的头。如果这时主动找他商量，不仅可以从他那里找到现成的思路，还会落个宽容大度的美名，何乐而不为。
于是，宋蔼龄主动提出去当说客，先探听一下弟弟的口气，然后再次定下一步的行动。
宋蔼龄找到宋子文肥孔祥熙的想法一说，宋子文便立即答应协助孔把币制改革搞下去。当然宋子文当政时就有这个计划，无奈蒋介石不懂经济，不但不支持他反而怨他不支持“剿共”。宋子文虽留学西洋，毕竟还有些民族荣誉感，不甘心中国经济如此衰落。这次听到姐姐一说，如同遇到知音，心情顿时也好了许多。
于是孔祥熙和宋子文又成了密友。二人商讨后，觉得要想使这次币制改革成功，首先得争取英美的支持。于是，他们动用了所有的关系，一方面向蒋介石等国民党高层人士吹风动员，一方面到英美使馆宣传解释。1935年9月，英国政府派高级经济顾问李兹罗斯来华访问，孔祥熙立即接见、宴请、送礼、戴高帽，并亲自陪他游览了西湖、太湖、庐山和黄山。李了解了中国币制改革的思路后，觉得符合英国的利益，回国汇报后不久，英国国王伊丽沙白便发布命令，要求在中国的全体英国侨民接受新的法币，并将银元换成法币。
英国带头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纷纷效法，到1935年底，除日本之外所有和中国建交的国家都承认了中国新发行的货币--法币。
1935年11月3日，法币改革正式出台。当天，孔祥熙以财政部长的身份向全国发表了关于币制改革的宣言。当时孔祥熙在宣言中说：
“自各主要国家相继放弃金本位制以及世界银价暴涨以来，我国货币之价值，经其过度抬高，国内通货紧缩之现象，至为显著。而失业者增加，破产迭生，资金外流，国库收入短少，国际收支不利，种种状况，纷然并起。自去岁7月起，仅3月有半之期间，国内现银流出在2万两以上。葡政府当时不迅采有效措施，则国内现银存底，必有外流之虞，此为国内所昭见者。幸政府于同岁10月15日下令，征收银出口税及平衡税，借以制止对外汇率之上腾，及银货之公开流出，而紧急危机得以幸免。顾此种举措，其效只限于一时。苟货币价值始终昂贵，则通货紧缩将继续存在，且日益加厉。苟币值下跌，使世界银价与我国外汇价格之差额，继长增高，一如事实所表现，则现银大举私运出境，为必然之结果。政府为保存全国准备金，并为巩固币制与改善金融起见，特参照近年来各国之先例，颁布紧急法令，自本月4日起有效。”
与此同时，南京政府还发布了《国民政府财政部改革币制布告》，布告对币制改革阐述了6条具体规定：
“一、自1935年11月4日起，以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所发行之钞票定为法币（1936年2月，中国兆民银行发行之钞票亦视同法币）。所有定量、纳税及一切公私款项之收付，概以法币为限，不得行使现金，违者全数没收，以防白银之偷漏。如有故存隐匿意图漏者，应准照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处治。
二、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以外，曾经财政部核准发行之银行钞票，现在流通者，准其照常行使。其发行数额，即以截至M月3日止之总额为限，不得增发，由财政部确定限期，逐渐以中央银行钞票换回。并将流通总额之法定准备金，连同已即发之新钞，及已发收回之旧钞悉数交由发行准备委员会保管。其核收印制中之新钞，并俟印就时一并照交保管。
三、法币准备金之保管及其发行收换事宜，设发行准备委员会办理，以昭确实固信用，其委员会章程另案公布。
四、凡银栈行号、商店及其他公私机关或个人持有银本位币或其他银币、生银等类者，应自1935年11月4日起，交由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或其指定之银行兑换法币。
五、旧有以银币单位订立之契约，应各照原定数额于到期之日概以法币结算收付之。
六、为使法币对外汇价按照目前价格稳定起见，应由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无限制买卖外汇。”
为了防止改革中可能出现的麻烦，孔祥熙成立了一个“法币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由财政部及中央、中国、交通三个银行派出的代表组成。孔祥熙还把他在生意场上的老搭档、上海青帮头子杜月笙也拉进了这个委员会。英国的高级顾问李兹罗斯认为杜月笙名声太坏，向孔祥熙提出质疑，孔祥熙则以杜虽声誉不佳但却是青帮首领，上海有成千上万的人听他指挥为由，硬把杜月笙拉了进去，成为法币改革中一个丑闻。
实事求是的讲，孔祥熙所搞的法币改革对缓解通货紧缩、恢复经济发展是起到了积极作用的。法币在全国流通后，物价开始回升，黄金白银投机行为明显减少，对外贸易呈活跃和上升的势头，对外汇价也趋于稳定。此外，老天爷也帮了孔祥熙一把，1936年基本上属于风调雨顺的年景，全国农业丰收，农副产品也较为丰富，市场一度出现了繁荣景象。于是，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也显露出复苏的迹象，有些行业和企业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孔祥熙曾不无得意地对他的同僚说：“使用银元是多少年留下来的传统，可在我手里改变了，而且获得了成功。这是天助、也是人为。幸也，幸也！……”
的确，法币改革在我国货币改革史中是值得一提的一笔。它统一了全国的货币，避免了一场可能使南京政府垮台的金融财政危机。对稳定经济起到了积极作用，也为今后的八年抗战在财政上打下了基础。
但是，孔祥熙等人决不是那种爱国忧民的君子，即使他顺应历史潮流时做了一些适应经济发展的决策，也绝没有忘记对他人进行盘剥，并怀着阴暗的心态为自己敛财。
孔祥熙为了取得在金融界的霸主地位，在吞并了中国、交通。农民三大银行之后，通过法币改革又开始扫荡一些中小银行。在币制改革前，市场上还流通着十二家银行发行的纸币。法币改革后，使得货币的发行权完全集中在孔祥熙之手，其他银行的发行权被无条件取消。所有银行储蓄的白银一律要移交到有关银行。这样一来，一般银行为了得到法币，必然要依赖国家的中心银行。于是，孔祥熙及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就可以利用法币来直接间接地控制一般的商业银行。所以法币的实行不仅确立了国民党政府对金融业的最终控制权，还为孔祥熙等人盘剥中小银行创造了必要条件。
其实在法币改革的同时，孔祥熙就已经向人民下手了。比如法币发行时，孔祥熙规定所有民间白银必须向中央、中国、交通和农民四大银行集中，并规定各地银行、商店、公共国库及个人，凡持有银币、生银、银锭或银块，都必须在三个月内到兑换部门换成法币。由于在商品交换中停止使用白银，农民不得不将手中的白银换成法币。当时农民用1元银币只能换到1元法币，而法币在1936年及1937年两年内就贬值了三分之一。农民兑换到的法币等于随即开始贬值，即损失三分之一。1937年9月前，孔祥熙所控制的中央、中国、交通和农民四大银行共收到白银3亿元。孔祥熙由此暴发，而人民则在不知不觉中便被剥了一层皮。
不过，在国际上，法币改革遭到了日本的强烈反对。但因英美等国的在华利益未受威胁，因此改革得到英美的大力支持。在法币与英磅的外汇比价上，英国政府率先做出姿态，支持由中英双方确立的比价，美国紧随其后。英美之所以这样，也是为了操纵中国的货币，加强对中国金融和货币的影响和控制，从而有利于向中国进行资本输出和商品输出。在孔祥熙大力推行法币改革时，英美和孔祥熙做了一大笔白银生意。他们大量收购中国的白银，孔祥熙从中大发横财，英美也获其利，并通过此举加强了对国民党政府的控制。
孔祥熙是个惯于操纵投机市场的老手；在币制改革中，大发横财，剥削面之广，受损人之多，他获财之巨均实属罕见。然而，他也遇到过麻烦，比如后来和杜月笙的矛盾，就是一例。
本来，他为了更好地控制上海的金融界，硬着头皮把杜月笙拉进了“法币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但看到杜月笙春风得意，对他表面恭敬背后讥嘲的样子，他又恨恨不平。这种情绪在公开场合当然不宜外露，回到家中就难免不对宋蔼龄说出。
宋蔼龄见丈夫有了委屈，自然要进行安慰。而且，她早就对杜月笙之流没什么好感，认为他们不过是穿上西装体面一些的高级流氓。于是，宋蔼龄便心生一计。
法币改革后，法币和英镑等西方主要货币的汇价是金融家们最关心的问题，杜月笙也不例外，曾几次打电话找孔祥熙、宋蔼龄探听。有一次宴会后宋蔼龄“无意”中透露，说是孔本来没告诉她，是孔和英国代表李兹罗斯密谈时她偷偷听到的，法币和英镑的比价又要变动，让杜月笙赶快去投机。
杜月笙信以为真，立刻行动，将手中的现金全部抛出。其结果可想而知，不但一分钱没赚着，还赔了整整5万英镑。
当杜月笙发现受骗后，立即打电话找孔祥熙和宋蔼龄。宋蔼龄狡辩说当时她说得没错，是杜月笙喝得醉醉的把话听错了。杜月笙哪里会吃这一套，就说不管是怎么错了，这5万镑你要给赚回来。
孔祥熙一听也不高兴了，说你做生意赔了钱，我凭什么给你赚回来。
当时两个人闹得很僵。
那是一天中午，孔祥熙回绝了杜月笙的要求小憩了一会儿，下午去参加一个会，天黑了才回来。不料车开到自家住宅的大门前，发现一个黑乎乎的长方形木箱摆在那里。下车一看，才看清是一口大棺材，棺材上贴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一个杜字。
孔祥熙倒吸了一口凉气，心里什么都明白了。杜月笙这个流氓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当晚他没把棺材的事对宋蔼龄讲，但第二天就亲自主持召开了中央银行董事会的特别会议。会议前，他和几个心腹打了招呼，所以会议开得很顺利，一致同意把银行要建的一幢大楼的工程让杜月笙下属的一个公司承包。孔祥熙心里早盘算好了，这个工程下来，杜月笙赚的钱足以抵销那5万英镑。
事后，孔祥熙把这个“喜讯”告诉了杜月笙。杜月笙在电话里闭口不谈棺材的事，只是一个劲地表示感谢，好像以前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
当年的孔祥熙和杜月笙，就是这样一对又勾结又争斗的朋友和对头。在后来，他们多次联手或权钱交易、或共同合作、或狼狈为奸，干了许多坑国害民的勾当。
随着孔祥熙对全国金融界的控制、垄断和法币改革的成功，孔祥熙在国民党及南京政府中的地位迅速上升。1935年11月，孔祥熙在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常务委员，加上已担任的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等职，使孔祥熙迈进了南京政府的最高层，成为在蒋介石身边的核心层少数几个决策者之一。
4．“哈哈孔”其人
据有人解析孔祥熙的名字，说“祥”自然是当“吉利”讲，“熙”则有“光明、和乐或兴盛”的意思。如此从字面上讲，这个名字倒也算得上喜气洋洋了。再把这个名字和孔祥熙的相貌外表尤其是他那个浑圆元方的富态劲儿联系起来，倒难怪当年有人不无揶揄的说孔祥熙“名如其人，字如其人”。恰巧孔祥熙又有个英文名字叫做“n．n．xong”，以致人们常常在私下里干脆就称他“哈哈孔”了。
“哈哈孔”其人，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中国，曾一度背负骂名，晚节不保。即便在当年整个“四大家族”中，孔氏也多被人们认为是庸庸碌碌，哼哼哈哈，整日里大腹便便地昏聩无能；就知道自己搂钱，就知道效忠蒋介石或者唯太太宋蔼龄之命是从，以至于混到最后口碑极差，惶惶如丧家之犬一般。不过在这里应该指出的是，当年人们对“哈哈孔”的评说往往是多看了表面或者字面，将其简单化了。尽管孔祥熙字庸之，的的确确沾了“庸”字，并且这个“庸”字里面，也确多庸俗、庸碌的一面。只是，正如常言所谓“人不可貌相”一样，我们今天看孔祥熙亦不能只看他的表面。正如当年孔祥熙身边的一些亲随人员所说：
“孔祥熙与宋子文比较，一般人都以为宋精明而孔庸碌，其实并不如此。孔有时装胡涂，都为应付一时环境，他的精明厉害处比宋有过之而无不及。宋子文一派欧美作风，孔祥熙却是‘中西合璧’，待人接物，因人而施。特别是对蒋的逢迎献媚，既有内线更借外力，所以蒋宋迭起风波，蒋孔则始终如一。”
讲上面这番话的人，是当年曾任孔祥熙官邸秘书以及中央银行秘书处处长的谭光。此人长期跟随孔祥熙左右，且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孔的身边机密之事，因而对孔祥熙的其人本性应该有比较透彻的了解。
另有一位也是长期跟随孔祥熙左右的人，即当年中央银行的人事处长潘益民则还认为，孔祥熙性格的一个核心就是那个“庸”宇。
孔祥熙本人倒也常常自诩他那个“庸”宇，就是中庸之道的那个“庸”。可以说此一点上孔祥熙倒确有自知之明。纵观孔氏大半生在官场上混事的经历，此人待人处事的确分寸把握慎重，尽力做到适可而止，留有余地而不走极端’。当年曾有人一针见血地指出，孔祥熙“用人是善善而不能用，或虽用而仍故掣其肘，不尽其才；恶恶而不能去，或虽去而仍藕断丝连，不种仇恨。”此即所谓孔祥熙的处世哲学，圆滑，世故，外圆内方。而孔祥熙所以能将自己修炼得如此炉火纯青一般深诸世故，自然也和他很早就投身商界磨炼，尤其脐身政界以来阅世渐深有关。
从当年紧随孔氏左右的谭光和潘益民来看，他们倒一致认为孔祥熙的精明只在人情世故方面，在才识能力方面，“哈哈孔”确是一个庸碌昏聩之辈。
而且当年就便在蒋介石看来，他相中孔祥熙的恐怕也是个“庸”字。因为老蒋深知“哈哈孔”的分量，充其量也不过是守成有余、开拓不足的材料。但当年蒋介石矮人开店，也真就需要孔祥熙这种没棱没角肯于听命的人。何况老蒋也知道，孔祥熙背后已有个身手不凡的夫人宋蔼龄。有那么能干的一个“贤内助”做孔祥熙的坚强后盾，那么孔氏即便能力弱些，蒋介石也就不担心了。事实上，自孔祥熙荣任财政部长等要职以来，其财政金融方面的许多绝妙好主意，专利都在孔夫人宋蔼龄那里。
所以当年人们都知道孔祥熙办公事时常讲的一句口头语就是：“让我问问太太怎么说？”并且孔祥熙对此“妻管严”的形象还不觉难堪，以致常常当着客人或同事的面，就抄起桌上办公电话打至家里，向夫宋蔼龄请示某事如何如何，毫无顾忌。一次正巧赶上新闻记者在场，于是“哈哈孔”唯夫人命令是从的秘密便给传扬出去，一时传为笑谈。尽管如此，孔祥熙仍一如既往，凡事与他幕后策划人宋蔼龄请示机宜，并且言听计从。
不过，从孔氏夫妇二人的性格来看，孔祥熙如此行为倒也不足为奇。因为他的性格历来缠绵，常常缺乏当机立断的魄力和决心。本来不很复杂的事情到了孔祥熙手里，他也经常地犹豫不决，优柔寡断，最后斟酌不下时只好找太太请示。偏赶上夫人宋蔼龄又确实是办事精明强干，快刀斩乱麻一般。尤其令孔祥熙不得不佩服的是，宋蔼龄每临大事既不胡涂也不慌张，且常常于冷静自持之际就想出妙策高招孔祥熙破解难题。因为最初经历过这么几次事情之后，孔祥熙发觉夫人确属高人，因而也便佩服得五体投地了。以至当年有人讽刺说，“孔内阁”只不过是个宋蔼龄幕后操纵的前台木偶而已。
宋蔼龄虽然在国民党政府没担任什么职务，但她仰仗着宋家的势力，加上自己的财力和手腕，什么都想插手，什么都想过问。不要说孔祥熙，连蒋介石在公开场合都要让她三分。
抗战前宋子文担任财政部长时，曾密电张学良，商讨财政部扩充税营团一事。密电为何应钦手下的译报员破译，何应钦将电报转给蒋介石，蒋介石极为不满，认为宋张二人在背后搞鬼。当时国民党内政学系正在私下活动，力图执掌国民政府大权。得知蒋介石有撤换宋子文之心后，便四方联络，八方串联，妄图取而代之。此事又被陈立夫、陈果夫知道，他们为了防止政学系把持财政部，便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要宋蔼龄转呈蒋介石。
宋蔼龄仗着是宋美龄的姐姐，去南京见蒋介石从来不办正常的手续。就是她闯人蒋介石的会客室，蒋介石也拿她没办法。那一次来蔼龄去见蒋介石，蒋虽正因宋子文生气，宋蔼龄的面子却不能不给。结果，财政部长的肥缺最后落到了孔祥熙手里。
宋蔼龄“垂帘听政”，还有一个例子。1943年春，《战地钟声》作者海明威夫妇打电话给宋蔼龄，要到中国来考察，收集素材，准备将来成书。宋蔼龄从香港打电话给孔祥熙，叫孔祥熙派人到香港来接，孔祥熙就把这个活派给了秘书夏晋熊。夏到香港之后，常到孔府在香港的别墅在看宋蔼龄。宋对夏说，她很想见到英国《泰晤士报》驻远东记者麦克唐纳，并要夏代她联系，夏表示这事有点难办。宋蔼龄说，海明威夫妇和麦克唐纳是朋友，你可以利用这个关系，就说海明威夫妇是作为我的客人到中国的，再问问他是否愿意和我见面。夏按照宋的意思找到了麦克唐纳，促成了他们在香港的会面。宋蔼龄在和麦克唐纳的交谈中，大吹特吹孔祥熙主持财政工作后的所谓政绩，希望《泰晤士报》能向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读者宣传。宋蔼龄这样做，就是为了维持孔祥熙在抗战后期摇摇欲坠的统治，继续坐稳她第二夫人的位置。
宋蔼龄爱玩，年轻时爱逛夜总会。歌舞厅、老了就爱打麻将。在上海时，她几乎天天晚上打，一打就是通宵。然后睡觉，通常是睡到次日10点到12点。有几对夫妇是她的牌友，如清末官僚资本家盛宣怀的儿子盛升颐夫妇，税务局长樊光夫妇，中央银行副总裁陈行夫妇等。特别是盛升颐的老婆，虽已是半老徐娘，但极会修饰打扮，又善于辞令，八面玲拢。以至后来，她竟勾上了比她小十几岁的孔令侃，演了一出海上结婚的闹剧。
但这么说来，倒并非讲孔祥熙一无是处，其与夫人宋蔼龄倒真可称得上是一张一弛，刚柔兼备了。孔夫人当然经常表现得身手不凡，但孔祥熙也每每在关键之时露上一手，以便和夫人比翼齐飞，相得益彰。比如在上一章中我们所讲的宋蔼龄意气用事得罪了上海黑道首领杜月笙的事，最后就是孔祥熙发挥长项“世故圆滑”给摆平的。可以说，当年孔祥熙好多看似“无能”的举措，骨子里常常都是“非不能也，是不为也”。
由上我们不难看出，孔祥熙、宋蔼龄夫妇性格上绝不属同一类型，但却能互为补充，配合得十分默契。只是，由于宋蔼龄性格泼辣进攻性强，所以常常搞得孔祥熙节节败退不是对手。在孔氏家族内部，说了算的是夫人宋蔼龄，而孔祥熙对夫人则除了怕就是服。孔家的章程都是孔夫人定的，并且孔祥熙还要带头模范遵守。当年孔祥熙在南京政府供职做单身时，宋蔼龄却住在上海并要求孔祥熙每周周末准时回家看她。于是孔祥熙每至周末便匆匆忙忙赶回上海与夫人团聚。当年在南京国民政府中，花花绿绿的好色之徒的确不少，但当时在孔祥熙身上，却很少有类似的花边新闻。老子如此，以至孔门的后代孩子们亦复如此，对宋蔼龄都很怕，但就是不怕父亲孔祥熙。
当年孔祥熙遇事不能决定时，除了“问太太怎么说”之外，在雇员中他经常找来商讨的，便是前面我们提到的那个长期追随孔氏左右的谭光。自从孔祥熙1931年出任南京政府实业部长开始，直到1946年孔氏失庞后凄凄惶惶地赴美流亡为止，总计有18年之久谭光始终侍候着孔祥熙一个人。当年这个谭光所以得到孔祥熙的信赖和器重，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他走了夫人路线。当初当这个谭光发觉孔祥熙对夫人最迁就且遇事言听计从之后，他便开始曲意逢迎。宋蔼龄平时讲话讲的是苏州国语，有时还夹上几句英语。恰好谭光也能够讲苏州白话，并且也懂几句英语，还讲得柔声绘色，所以深得孔夫人宋蔼龄的喜欢。以至后来，每当遇有什么牵涉谭光的事，或者有人在孔祥熙面前讲谭光的坏话时，孔夫人则多为其巧为开脱，以还报谭光的逢迎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