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如此忠贞不屈之士，朱棣本人也不得不心生赞叹：“高皇帝（朱元璋）好养壮士！“命人送平安于北平关押，未加杀害。（平安，安徽滁州人，小字保儿。其父平定从太祖朱元璋起兵，与大将常遇春进攻元大都时战死。平安当初做过朱元璋养子，骁勇善战，力大无比。他以列将征燕，多次击败燕军。燕军有一勇将王真，朱棣常夸示人说：”诸将奋勇如王真，何事不成！“淝河之战，平安单骑挑王真于马上，勇冠诸军。因此，燕军见平安被擒，军中欢呼动地，纷纷大叫：”吾辈自此就安全了！“朱棣为收买人心，当时把平安械送北平。他称帝之后，还假惺惺以平安为北平都指挥使，不久就改授后府都督佥事（人武部长）的虚职。永乐七年，朱棣巡视北京，快入城时，见章奏中还有平安的名字，使对左右说：“平保儿尚在耶？”平安闻讯，知道朱棣仍怀嫌猜，马上自杀身亡。
朱棣外宽内忌，由此也可见一斑）从此，明兵情势急转直下。本来十万明兵从辽东赶往济南想与铁铉合军，走到直沽就被燕军截杀，主师杨文被擒，没有一个人能到济南（辽东明军之所以迟迟赶到，主要是朱棣约好鞑靼兵不断骚扰边境，牵制了辽东的明军，可见朱棣还是个有“卖国”嫌疑的反贼）。
1402年6 月，燕兵至泗州，守军不战而降。
朱棣列大兵于淮河北岸，明将盛庸拥数万兵于南岸。未几，燕兵又施奇袭计，这群惯于骑马的北方兵竟能先派数百人乘小舟先入南军舰队中放炮，屡战屡败的南军惊骇至极，弃舰而逃。
燕军乘胜，当天就攻克盱眙，直趋扬州。
扬州守将王礼等人暗中通款燕王，把主管江淮的监察御史王彬捆住，大开城门投降。
接着，燕兵又降高邮、克仪真。此时，长江之上，遍插燕王大旗的巨舟往来穿梭，旗鼓蔽天。
金陵城内，大臣们见势头已变，各自心怀鬼胎，都以守城为名求出，致使都城更加空虚。
情急之下，建文帝派燕王堂姐庆城郡主入燕营请和，答应割地，与燕王中分南北，划江而治。
事已至此，朱棣当然不干，婉言拒绝。
建文帝惶急，忙问方孝孺：“今奈何？”孝孺书生，只能回言：“长江可当百万兵，江北船已遣人烧尽，北师岂能飞渡？”
7 月，燕军大集合，于浦子口向明军发起攻击。明将盛庸与诸将逆战，竟也击退燕军，又赢得一次暂时的胜利。
至此，朱棣想与侄子议和北还。估计天气溽热，朱棣自己也有些顶不住，毕竟已得到一半国家，想先回北平休整一下再图后举。假如此次朱棣回北平，后来的事情还真难以预料。大胜大败，谁也说不清楚，况且建文嫡孙嗣位，正朔所宗，军心民心，道德的力量无比巨大，会在一夜之间可能突然令燕军兵败如山倒。
节骨眼上，朱棣能战惯战的儿子朱高煦率生力军赶来，见此，不由不使朱棣大喜过望。他一跃而起，全身贯甲，抚着朱高煦后背说：“勉之！世子多疾。”
言外之意上要把继承权传给朱高煦。有这一句话，朱高煦活人被打强心针一样，铁了心死战。
建文帝本来派都督佥事陈喧率军增援盛庸，不料陈喧径直坐船过江投降了朱棣。
于是，朱棣装神弄鬼，祭大江之神，誓师渡江。燕军舳舻相衔，旌旗蔽空，金鼓大震。当日天气万里无云，水平如镜，虽然盛庸水军沿江列舰二百余里，但明军看见燕军如此盛势，皆大为惊愕。仗未开打，明军心理上已经输掉。
燕军乘船迫岸，首先直冲盛庸主营。盛庸师溃，燕军追奔数十里。最后，杀得盛庸单骑遁，其余将士皆解甲投降。明军舟师如此之众，竟不战而降，至此可见燕军的兵威已经非同一般。（盛庸逃跑后，朱棣不久即攻下金陵称帝。盛庸以余众降，守命驻守淮安。不久，建文帝的兵部尚书铁铉被擒获，朱棣马上命盛庸退休。很快，朱棣就派人诬告盛庸“怨望有异图”，逼迫盛庸自杀。朱棣起兵后屡战屡捷，但多次败在盛庸和平安两将之手，因此一直记恨在心。）抢渡长江后，燕军又攻下镇江咽喉要地，直奔金陵杀来。
当时，本来凤阳还有留守军队数万，但守将认为中都不能轻弃，死心眼固守中都。驸马梅殷在淮安也有数万兵，也因消息隔绝，不知所为。
建文帝到了这个地步，惊惶忧郁，天天徘徊殿庭间。不久，他招方孝孺问计。
方孝孺只是一大儒，兵事根本非其所长。他只能在朝班上抓住李景隆，说：
“坏陛下事者，此贼也。”请建文帝下令杀掉他。群臣班中共冲出十八人，都咬牙切齿，愤怒之下，争相上去拳打脚踢，差点把李景隆当众打死。
把李景隆暴打一顿，火气稍消，方孝孺出主意说：“城中尚有劲兵二十万，城高池深，粮食充足。应把城外居民尽驱入城，并把城外木材全部抢运入城，使得燕兵无攻城之具，日久就会自行撤离。”
建文帝从之。这一来，盛暑季节，老百姓毒日头下搬运巨木，饥渴劳苦，死者无数。大家为躲避拆毁自家房屋后运送房梁入城的苦差，许多人自己纵火烧屋，大火连日不息。
“屋漏偏遭连夜雨，船漏又遭顶头风。”好好的金陵城，东北角和西南角又无故崩塌，朝廷下忙派兵民抢修，怨天愁地，上下官民都昼夜不得休息。
惶急无计之下，建文帝一拨又一拨地派李景隆和诸位王爷出城，乞求燕王朱棣退兵，答应割地中分天下。朱棣当然不会退兵，一口咬定要逮捕“奸臣”，诸王个个碰了软钉子而回。
建文帝会群臣，当众恸哭。有人劝建文帝逃往蜀地，有人劝逃往浙江，有人劝逃往湖湘，意见纷纷，莫知所之。最早立议削藩的齐秦、黄子澄都早先出外“募兵”。至此，建文帝一筹莫展，天天长吁短叹，恨恨道：“事出汝辈，而今皆弃我去乎！”
燕王朱棣害怕四方勤王兵至，便派军队诸将日夜研究攻城计略，想尽快结束战斗。哨探侦知金川门是李景隆把守，朱棣便率先派军攻打。燕军一到，李景隆与谷王朱（左木右惠）马上大开城门投降。以兵部尚书茹瑺为首的数十个望风使舵的建文帝臣子也都纷纷投奔，叩请朱棣称帝。（李景隆是朱元璋重臣李文忠之子。李文忠是朱元璋亲外甥，连李景隆的名字都是朱元璋所起。此人相貌堂堂，“眉目疏秀，顾盼伟然”，其实是个绣花枕头美男子。他先前丢盔卸甲亡掉八十万军队，建文帝对其也没有加以诛杀。危难关头，他不仅不以死报，反而首先开城门投降朱棣，此人品性也真是至差至衰。朱棣即位后，李景隆得授“奉天辅运推诚宣力武臣”，增岁禄千石。朝廷每有大事，他还站在班首主持政议。为此，诸功臣皆不平。永乐二年，朱棣的兄弟周王告发李景隆在建文朝时强向自己索贿一事，不久，又有人告发他“蓄养亡命，谋为不轨”。毕竟姑表亲，朱棣不忍加罪，只是削夺他的勋号，以公爵身份归家停职。又过些时日，有大臣弹劾“李景隆在家坐受阁人伏谒如君臣礼，大不道；（李）增枝（景隆子）多立庄田，蓄童仆成千，意叵测。”朱棣这才下旨把李景隆父子连同家眷全部软禁，没收全部家财。老哥们耍赖皮闹绝食，十几天不死，也就又继续苟延残喘下去。寂寞荒凉之下，直到永乐末年才病死。）建文帝惶急，“逊国而去。”（建文帝逊国是中国历史一大谜团。官方所修正史也讲“宫中火起，帝不知所终。”但朱棣“遣中使出帝后尸于火中，越八日葬之”，自己单方面宣布建文帝已被烧死。但他称帝后，仍然不放心建文帝，怕这位侄子日后东山再起，派人四处寻找。大太监郑和自永乐三年起（公元1405年）数次下西洋，表面上是宣示大明国威，一路挥霍金银无数，实际上最重要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探访建文帝下落。当然，七下西洋，诚为我中华征服海洋的壮举，据说美洲也是三宝太监首先发现，比哥伦布还要早。2007年是郑和下西洋602 周年，估计朱棣和臣下谁也没想到为了寻访一个小皇帝下落的“壮举”
会带出日后那么多大动静来）。
建文帝嫡孙袭统，居正朔之位，竟败于起兵反叛的藩王之手，实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出人意料的结局。总结起来，建文帝失败原因不外如下：
第一，建文柔仁。燕兵将皆勇战骁勇之辈，建文帝竟于大战前下明诏“莫伤害朕之叔父”，不明之至，致使朱棣多次绝处逢生，假使明军在战场上能“擒贼先杀王”，燕军早就冰销败亡。
第二，黄子澄、齐泰、方孝孺皆书生，苍猝行削藩之计，不知兵事，没有什么大的战略眼光，以致于误已误国，最后招致灭族惨祸。
第三，单用一将统师军队。耿炳文一人统三十万军；李景隆两次败北，一战统五十万，一战统三十万；盛庸一人统二十万。明军“合天下之兵，握一人之手”。
反观朱棣，单旅孤城，利于战不利于守，利于合不利于分。如果当初下令山东、河北诸将各拥众数万，凭城坚守，年深日久，以叛臣贼子起兵的朱棣胜一仗败两仗，又一直逡巡在河北、山西狭窄地带，熬过一阵熬不过两阵，军队人心最终会轰然瓦解。
第四，建文帝彷徨不决，总在关键时刻犯致命错误。如果当时朝廷不招徐辉祖回金陵，而是让他留在原地与徐福合击燕军，很可能挽转整个战场形势，给已经是强弩之末的燕军以致命的最后打击。
另外，纵观整个龙虎斗过程，建文帝一方除盛庸、平安外有些智勇外，似乎没有什么特别突出的大师之才。这也要“归功”于朱元璋，因为所有有智有勇有力的名将早已连子孙都被株除干净，留下的全是三、四流将领，自然不是燕王朱棣的对手。
朱棣残杀建文臣子的倒行逆施朱棣入京后，立即揭榜（悬赏捉拿）黄子澄、齐秦、方孝孺、铁铉等建文帝臣子数十人，并清宫三日，诛杀宫人、女官以及内官无数，只留下一帮曾向他通过风报过信的没老二太监。他又迁建文帝母亲于懿文陵幽禁，杀掉建文帝三个兄弟。建文帝七岁太子朱文奎于乱中“不知所终”，肯定是被朱棣杀掉。另外的小儿子朱文圭当时才两岁，还在怀抱之中，朱棣先把这个小孩幽闭于广安宫，后来不知所终，想必也是被朱棣派人弄死以绝后患。（也有记载说朱文圭一直幽禁在凤阳，至明英宗时才放出，已经五十七岁，尚不能分辩马牛，完全被禁锢成一个痴呆）。
朱棣派人扑灭皇宫大火后，首先做的就是召文学博士方孝孺来起草自己的继位诏书（朱棣的谋士姚广孝曾在北平时对他讲，方孝孺是天下“读书种子，”绝不可杀）。
方孝孺乃建文帝耿耿忠臣，身穿衰桎白衣大哭于阙下。朱棣召其入殿，方孝孺也不施礼，依旧嚎哭不已。
朱棣劝说方孝孺：“我是效法周公辅佐成王啊。”
方孝孺止住哭声，厉声反问：“成王安在？”
“他自焚而死！”朱棣答道。
方孝孺又问：“何不立成王之子？”
朱棣回答：“国赖长君”（意指他自己）方孝孺咄咄逼人，“何不立成王之弟？”（意思是建文帝几个弟弟都已成年），朱棣不得已，亲自下殿走到方孝孺面前，苦笑着说：“这些都是朕的家事啊，先生你不要为这些事费神。”
左右递过纸笔，朱棣说：“诏天下，非先生不可。”
方孝孺夺过诏纸，在上乱批数字，掷笔于地，边哭边骂道：“死即死耳，诏不可草！”
朱棣怒急，大声叫道：“怎能让你痛快一死，即死，难道你不怕我诛你九族吗？”
方孝孺大喝：“便诛十族又奈我何！”
此时，朱棣已皇位在座，顿呈残暴本性。他命卫士用大刀把方孝孺嘴唇割开，一直划裂到耳边。然后，命人逮捕其九族亲眷外加学生，凑成十族，共八百七十三人，依次碎剐杀戮于方孝孺面前。方孝孺忍泪不顾，最后被凌迟于聚宝门外，时年四十六。
方孝孺临刑前做绝命诗，曰：“天降乱离兮孰知其尤，奸臣得计兮谋国用犹。
忠臣发愤兮血泪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呜呼哀哉，庶不我尤！“时至今日，几个号称笃信基督的“智识分子”肆口狂骂方孝儒的选择是漠视他人生命，这种歪论，真是歪曲时代和生命的价值观念，唐突古代仁人烈士。
建文帝兵部尚书铁铉被逮至京。朱棣坐于御座，铁铉背立殿廷，至死不转身面对朱棣。朱棣派人割掉铁铉耳鼻，在热锅中烧熟，然后硬塞入这位忠臣口中，问：“此肉甘甜否？”
铁铉历声回答：“忠臣孝子之肉，有何不甘！”
于是朱棣下令寸磔铁铉，这位忠臣至死骂不绝口。
怨恨之下，朱棣又把铁铉八十多岁的老父老母投放海南做苦役，虐杀其十来岁的两个儿子，并硬逼铁铉妻子杨氏和两个女儿入教坊司充当妓女，任由兵士蹂躏。
对建文帝刑部尚书暴昭，由于陛见抗骂，朱棣先去其齿，次断手足，以刀慢割脖项而死。
对礼部尚书陈迪，由于责问不屈，朱棣命卫士绑送他及其六个儿子一起至刑场凌迟。朱棣先派人割下陈迪儿子陈凤山的鼻子和舌头，塞进这位忠臣嘴里逼他下咽。陈迪虽为文士，至死不屈，怒骂而死。
对建文帝右副御史练子宁，也因殿上怒骂，朱棣命人先割掉其舌，此后寸磔而死，其宗族被杀者一百五十一人。
对建文帝兵部尚书齐秦，也是因其不屈，送刑场凌迟。
对太常卿黄子澄，也赤其三族，凌迟处死。
对建文帝监察御史高翔，因其丧服入见，朱棣命卫士杀之于殿上，没产诛族，又掘发高氏宗族墓地，焚骨抛尸，交杂狗骨马骨四散丢弃。
对建文帝监察御史王度，宗人府经历宋征、监察御史丁志、监察御史巨敬，朱棣皆施以族诛之刑。
建文帝大理寺丞刘端弃官逃去，被抓入殿。朱棣问：“练子宁、方孝孺是什么样的人？”
刘端笑答：“忠臣也！”
朱棣问：“汝逃，忠乎？”
刘端回答：“存身以图报耳！”
朱棣狼性大发，命人用刀割去刘端耳鼻，狞笑着问满头血污的刘端：“作如此面目，还成人否？”
刘端骂道：“我犹有忠臣孝子面目，九泉之下也有面目去见皇祖！”
朱棣狂怒，亲手用棍棒把刘端捶击而死。
除了多位建文帝忠臣自己或全家自杀外，朱棣虐杀建文帝忠臣及其家属共一万多人。历朝历代异姓相伐相杀，从未有这样惨屠对方官吏臣下的举动。因此，清初史家谷应秦这样叹道：
“嗟乎！暴秦之法，罪止三族；强汉之律，不过五宗……世谓天道好还，而人命至重，遂可灭绝至此乎！”
话说回来，对建文忠臣杀则杀耳，杀之可成其千秋万世之名。王朝皇族更迭，诛杀前臣也不算太过份的罪行。“古者但有刑诛，从无玷染。”而朱棣秉承朱元璋老混蛋血脉中淫暴凶残的因子，把多位忠臣孝子的大好清白妻女送入教坊司（公家妓院）做性奴，每天受二十多精壮汉子轮奸，生下男丁当家奴，生下女孩长大后接着做妓女，死后便下旨“着抬出城门喂狗吃了”……——“此忠臣义士尤所为直发冲冠，椎胸而雪涕者也！”（谷应秦语）直到二十二年后，朱棣儿子明仁宗朱高炽继位，才下诏称：“建文诸臣家属在教坊司、锦衣卫、浣衣局及习匠、功臣家为奴者，悉宥为民。”
建文帝忠臣惟一善终者，只有魏国公徐辉祖一人。朱棣召见，徐辉祖不出一语。由于他是功臣徐达之子，家有免死的誓书铁券，其弟徐增寿又因想投降朱棣被建文帝杀掉，朱棣才免其一死，革其禄米，把他一直软禁在家。
残暴如此，坐稳龙椅后的朱棣很想又换张脸皮以“仁德”形象留诸后世。特别可笑的是，永乐二十二年的甲辰科举考试，本来第一名状元是孙日恭。考试官员最后把录取名单呈给朱棣过目，这位流氓皇帝一反常态，细细研读，竟咬文嚼字起来：“孙日恭第一名，不行！日恭两字合起来就是‘暴’。（古文是竖版，所以两个字看上去就是”暴“字）朕一向以仁心为本，平生最恶残暴苛刑，隐暴于名的人断断不能为我大明状元。”老混蛋批来批去，从三甲之中点了一个名叫邢宽的人为状元。邢宽，乃“刑宽”的谐音，以此来显示永乐皇帝治下轻刑薄赋、仁德四海的“太平景象”。
这位动辄诛臣下“十族”、杀人过万眼都不眨、处心积虑把忠臣妻女送入窑子每日定量供人轮奸的凶戾变态之人，临老又忽然变得似乎连只蚂蚁都不愿踩死，连一“暴”字都堵心碍眼“仁德”之人，不得又让人佩服职业统治者的演戏才能，已臻乎炉火纯青之境。
明成祖朱棣一生功业得失后世讲起朱棣，大多褒大于贬。对外方面，特别是他五征漠北，先后击败瓦刺和鞑靼诸部（元朝灭亡后分裂为鞑靼、瓦刺和兀良哈三部。兀良哈早已归顺明朝，大宁的朵颜三卫即是兀良哈部）。同时，他又在西北设“关西七卫”，增设贵州布政司，在安南设交趾布政司。对内方面，他发展经济，休养生息，使国家岁粮收入大幅增加；同时剥夺藩王实权，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文化方面，他授命臣下编篡《永乐大典》（当然主要目的是为了他自己歌功颂德和篡改史实），对文化典籍进行系统整理。因此，《明史》中对他赞扬道：
“文皇少长习兵，据幽燕形胜之地，乘建文孱弱，长驱内向，奄有四海。即位以后，慕行节俭，水旱朝告夕振，无有壅蔽。知人善任，表里洞达，雄武之略，同符高祖。六师屡出，漠北尘清。至其季年，威德遐被，四方宾服，明命而入贡者殆三十国。幅员之广，远迈汉、唐。成功骏烈，卓乎盛矣！”
然而，深入细致地研究明代历史，却可得出这样一个惊人结论——虽然明朝之亡追根溯源是亡之于万历，但一切深祸至忧其皆肇自这位“启天弘道高明肇运圣武神功纯仁至孝”的文皇朱棣。
对内，明朝正是从朱棣起开始大用宦官。因为正是建文帝的宦官向朱棣报告金陵空虚的实情，朱棣才一反一直在河北、山西诸地兜圈子的常态，直捣京师，得登帝位。篡弑成功之后，朱棣大用太监，其间有郑和下西洋（这倒不是什么大坏事），李兴充当前往暹罗的国使，马靖镇甘肃，马骐镇交趾。特别是永乐十八年，明祖又开设专由太监负责的东厂（朱棣又恢复朱元璋本已废除的锦衣卫，厂卫之祸，流毒深远）——由此，宦官拥有了出使、专征、监军、坐镇、刺探等诸多大权。明太祖本来有祖制：“内臣不许读书识字”。朱棣却一反其制，听凭太监们“学文化”，到了明宣宗更是在内廷设内书堂，派大学士教小内侍们书写。
这些太监们时间充裕又无青春期烦扰，明古今、通文墨，如狗添冀，更能在关键时刻运用筹算智诈，欺君作奸。所以，明朝太监之祸日烈，如王振、刘瑾、魏忠贤等，积重难返，直至明亡。
对外，朱棣主要防备蒙古，尽坏朱元璋边疆政策的成制。本来谷王在宣府，宁王在大宁，韩王在开原，辽王在广宁，沈王在沈阳。朱棣自己篡位后，深恐兄弟蹈习自己前路，尽迁五王于内地，致使东北无边备强兵，边疆严重内缩，山西等地也逐渐失去屏依。虽然朱棣在朱元璋所设辽东都司的基础上又设奴儿干都司，但却用女真族太监亦失哈掌管大权。太监贪财重货，每每骚扰女真各部，种下矛盾多多，又激使女真各部相互联合重组。至明朝中后期，奴儿干都司仅是一空名机构，满洲日益强大，而建州附近又无重镇，致使连连败绩，直至于亡。明朝最终未败于蒙古，而亡于明初不知名的满洲，细究原由，正是基祸于这位明成祖朱棣。
当然，“涂金”工作一直有条不紊地进行。朱棣生前就一直很注意“宣传”
工作。建文四年六月他攻入南京，同年十月他就下诏第二次重修《太祖实录》（建文帝修过一次）。他任命两个降臣李景隆和茹瑺为正、副监修官，以大才子解缙为总裁。同时，朱棣对修史官员奖罚分明。对听话有意袒护朱棣篡改史实的，如胡广、黄淮等人，升官；对直书无隐不避朱棣忌讳的，如叶惠仲，族诛。
仅仅花了九个月时间，这些“深体朕意”的奴才们就献上了篡改完毕的《太祖实录》。
后来，解缙因储君事得罪了朱棣，心态多疑的朱棣又三修《太祖实录》，派心腹姚广孝主管监修事宜。此次修史更加“仔细”，费时五年，删除一切对自己不利的史料，增加不少朱棣自以为是的“史实”。永历十六年，书成献上，朱棣“披阅良久，嘉奖再四”。并对跪伏于殿下的几个奴才文人高兴地说：
“庶几少副朕心。”
此次修史，主要是为朱棣篡位的合理性制造理论依据，不仅明白地写明朱棣是马皇后亲生子（其实他是硕妃所生），还编造了马皇后梦见朱棣解救自己的故事；此外，史臣们又编造了老皇帝朱元璋在临死前一直咽不下气，反复问“燕王来未？”——简直就是天方夜谭。一直相信父子家天下的朱元璋，如果临死前念叨燕王，肯定是告诫皇太孙和大臣们要提防这位四皇子，绝对不会在临崩前想把皇位传给他，更不会说什么“国有长君，吾欲立燕王”。况且，建文帝即位时已经成年，根本不是什么不懂事的娃娃“幼君”。
所以，文字这东西的力量绝不可小看，加诸史书上更是可以颠倒黑白，混淆视听。大家有时评价一个皇帝，都是往往听信史臣的史书，以为风骨文人们会直笔铺陈，所谓“国亡而史不亡”。
其实，真正的情况往往大相径庭。比如，明朝的正德皇帝，后人一讲起此人就觉得他荒淫昏庸、荒唐至极——究其原因，恰恰是因为他死后无子，皇位由他在湖北当藩王的堂弟朱厚璁继承。旁支入嗣的自卑和以及与臣下的“大礼仪”之争（即大臣们坚持朱厚璁应该依礼以正德父亲明孝宗为皇父，而不能以其生父兴献王为皇父），使得这位世宗皇帝在修《武宗实录》时，心怀隐恨，大暴正德皇帝这位堂兄的短处，满书都是前任皇帝的丑行和淫暴，一点也没有“为尊者讳”
的意思。使得明武宗这位并非特别坏的皇帝成为明朝“坏皇帝”的最高榜样。
由此，可知历史的涂脂抹粉和歌功颂德是多么的重要！
朱棣死后的“高煦之叛”
永乐二十二年（公元1424年）春天，鞑靼阿鲁台进犯大同、开平。朱棣于4月间举行盛大阅兵仪式，率众大将第五次亲征。同年8 月，朱棣病死于榆木川，终年六十五岁。“遗诏传位皇太子。”太子即位，即明仁宗。
明仁宗朱高炽自幼就以聪慧仁德着称。“靖难”起兵时，朱高炽常常居北平留守，并曾以一万之兵拒李景隆五十万明军于北平城外，保全了朱棣的大本营。
朱高炽两个弟弟也都不是吃干饭的，朱高煦以军功有宠于明成祖，朱高燧以慧黠见喜于明成祖。当初建文帝听方教孺之言，赐朱高炽秘诏，使“反间计”欲离间燕王父子，多亏朱高炽仁孝如一，忙派人把建文帝诏书和诏使一齐驰送朱棣，才免却父子相残的悲剧。
朱棣篡位后，朱高炽为皇太子，朱高煦、朱高燧“与其党日伺隙谗构”。永乐十六年，宦官黄俨诬称皇太子擅赦罪人，邀德名于天下，有不臣之心，东宫官员坐死者甚众。朱棣命侍郎胡滢暗中察访实情。胡侍郎禀公密奏，陈列皇太子“诚敬孝谨七事”，才免却本性多疑的朱棣猜忌。后来，宦官黄俨等想弑朱棣谋立其三子朱高燧，事发伏诛，还是皇太子朱高炽力保朱高燧不知情，救了这位一直倾陷自己的三弟一命。
朱高炽即位后，任用贤良，友爱二弟，轻刑薄役，核查冤狱。“在位一载，用人行政，善不胜书”，确实是明朝历史上罕见的仁德皇帝。可惜天不假年，明仁宗当了一年皇帝就病死，时年四十八。
明仁宗长子皇太子朱瞻基继位，是为明宣宗。
见年青的侄子登基，一直觊觎皇位的汉王朱高煦觉得机会来临，反谋日甚，很想再把他爸爸朱棣篡夺其侄建文帝的“靖难”大戏再演一次。《广韵》曰：煦，温也，所谓“煦而为阳春，散而为霖雨”。偏偏人与名不符，朱高煦自少年时代就“性凶悍”、“言行轻佻”。
靖难之役，勇武善骑射的朱高煦不仅在白沟、东昌等战役中立有大功，关键战事也有奇功。江上之战，朱棣本来都要撤兵返走，多亏朱高煦亲率生力军赶到，喜得朱棣当时连骗带蒙又附有二、三的诚意对他说：“吾病矣，汝努力，世子多疾，”婉言有立其为储贰之意。狂喜之下，朱高煦拼命死战，大败明兵，奠定了燕兵攻克南京的最后胜利基础。
虽说“君无戏言”，但朱棣的话也属高级而严肃的“逗你玩”。“吾病矣”
——一活又活了二十二年：“世子多疾”—一活又活了二十三年，多疾不等于立马就死，只要活着，嫡长子就该是皇太子。
朱棣称帝后，封朱高煦为汉王，国云南；朱高燧为赵王，国彰德。朱高煦怏怏不肯之国，说：“我何罪，斥我万里。”朱棣不悦。皇太子朱高炽仁德，力劝之下，使这位二弟其能暂留宗师。封王后，朱高煦力求一支名为“天策卫”的御林军为护卫军，又乘朱棣高兴时增益两只卫军为护卫，由此，他常常自夸于人：
“唐太宗曾为天策上将，我得之岂偶然呢。”
有一次，朱棣命皇太子朱高炽、汉王朱高煦以及皇太孙朱瞻基三人一起谒拜朱元璋孝陵。朱高炽一直体弱多病，是个素有足疾的大胖子。谒陵要步行，朱高炽要两个太监左右搀扶才能一瘸一拐慢慢挪步，就这样，还时不时一个大趔趄，样子着实狼狈。身强力健的朱高炽在背后讪笑道：“前人蹉跌，后人知警”。皇太孙朱瞻基倒自少年时就有英锐之风，在朱高煦身后接口说：“更有后人知警也。”
朱高煦当时“回顾失色”，感觉这位侄子不是什么好欺负的“善茬”。
汉王朱高煦身长七尺多，矫捷善骑射，“两肋如龙鳞者数片”，这种其实是牛皮癣的皮肤病更让他觉得自己是“真龙”下世，常以雄武自骄。洪武十三年，朝廷改封其封国为青州，朱高煦又不想去。他私募卫士三千人，也不隶籍于兵部，常常纵使这些人劫掠。兵马指挥徐野驴擒审其部下，朱高煦大怒，冲入衙府以手中铁瓜当头把徐指挥活活砸死。
在外出征的朱棣回南京闻讯，大怒，把他囚禁在西华门内，准备废其为庶人。
皇太子朱高炽又“力劝”，削其两支护卫，改封山东乐安州。朱高煦此次不得不行，到乐安后，怨望益甚，异谋益急。皇太子多次亲笔写信告诫这位老弟要遵令守法，朱高煦仍旧我行我素。
明仁宗朱高炽继位后，朱高煦的儿子朱瞻圻日夜与其父互派信使通报京城的情况，潜伺变故，有时一昼夜就有六七趟来往谍报。明仁宗内心知之，待其愈厚，成倍增加这位弟弟的岁禄，动辄赐赉万计。后来，朱高煦因怒在封国的王宫内杀掉朱瞻圻生母。怨恨之下，朱瞻圻就上书揭其父过恶。朱高煦也怒，狗咬狗反诉这位儿子常为自己“侦觇朝廷秘事”。
明仁宗毕竟是个老好人，叹息说：“尔父子何忍也！”罚朱瞻圻去凤阳守皇陵。
明仁宗崩逝时，皇太子朱瞻基正在南京，奔丧回程时，朱高煦还想于半路伏兵谋杀这位嗣帝，因事发匆忙而未果。
明宣宗继位后没两个月，汉王朱高煦还假惺惺地“陈奏利国安民四事”。朱瞻基性格很像他父亲，也是个厚道人，对侍臣讲：“永乐年间，皇祖常谕皇考及朕，谓此叔有异心，宜备之。然皇考待之极厚。如今日所言，果出于诚，则是旧心已革，不可不顺从也。”于是，明宣宗大张旗鼓诏命有司施行，并亲笔写信表示感谢。
转年（1426年，宣德元年）正月，朱高煦以献元宵灯为名，派人窥伺朝廷武备，其实，他的反谋未尝有一日忘怀。接着，他向明宣宗索要骆驼，侄子皇帝与之四十；索要马匹，侄子皇帝与之一百二十；索要袍服，侄子皇帝又与之。
见这位侄子皇帝很好说话，朱高煦以为小皇帝怕自己，愈加恣肆。他暗约驻守济南的山东都指挥靳荣到时献城为应，又授指挥王斌、朱煊等人为太师、都督等官职，命其世子朱瞻垣居守。另外，他让四个儿子各监一军，他自己率中军，准备举兵进攻北京。
起兵前，朱高煦自作聪明，派遣其属下枚青入京，约英国公张辅为内应。张辅是朱棣“靖难”第一功臣张玉的儿子，闻言，连夜就把枚青绑起送入宫内。即使事已至此，明宣宗仍派中官侯太带自己亲笔信至乐安“晓谕”这位皇叔。
侯太到乐安后，朱高煦陈兵相见，南面高坐，也不拜领皇敕，令皇使侯太跪于阶下，大言道：“我何负朝廷哉！靖难之战，非我死力，燕之为燕，未可知也。
太宗（朱棣）信谗，削我护卫，徒我乐安；仁宗（朱高炽）徒以金帛铒我。
今又辄云祖宗故事，我岂能郁郁无动作！……速报上，缚奸臣来，徐议吾所欲。
“语气语态，与当初朱棣反建文帝时几乎同出一辙。
太监侯太是个胆小鬼，怕汉王杀掉自己，伏地惟惟。
回京后，明宣宗问他汉王说些什么，他回答说：“汉王无所言”。随行护卫的锦衣卫乃有特务任务，向皇帝俱陈所见。明宣宗大怒，对侯太说：
“事定必治汝！”
为了给自己造反制造论据和做铺垫，汉王朱高煦派人上疏朝廷众官，指斥明宣宗违背洪武、永乐旧制，与文臣诰敕封赠以及南巡诸事，公然宣扬朝廷罪过。
同时，他又斥责夏原吉等几个大臣擅权为奸，要求皇上交出几个人给自己杀掉。
同时，他私下写信给诸位公侯重臣，骄言巧诋，污蔑明宣宗违祖制等事。
至此，明宣宗叹道：“高煦果反！”
明宣宗集朝臣集议。本来，明廷要派阳武侯薛禄率兵讨伐，大学士杨荣以建文帝时李景隆为戒，劝帝亲征。大臣夏原吉也表示：“臣见高煦命将而色变，退语臣等而泣，知其无能为也。且兵贵神速，宜一鼓而平之，所谓先声有夺人之心也。”
英国公张辅自告奋勇，想自请两万兵前往平定朱高煦。
明宣宗表示：“爱卿您确实能击败叛贼。但朕新即帝位，保不准有小人怀有二心，亲征之事就这样决定了吧。”
明宣宗虽年纪轻轻，却属少年老成英明果决之主。1426年（宣德元年）秋八月，经过周密布置，祭过天地宗庙社稷山川百神之后，他亲率大营五军将士出征。
行至杨村，明宣宗在马上询问左右群臣：“众卿认为高煦计将安出？”
有人说“乐安城小，贼军必先取济南为大本营”；又有人说朱高煦先前一直逗留南京，此次造反一定会引兵南去。
明宣宗听毕摇头，说出自己的看法：“不然。济南虽近，未易攻取；闻朕大军将至，亦无暇攻取。高煦护卫军多家在乐安，不会弃家往南京方向征战。高煦外似诡诈，内实怯懦，临事狐疑，辗转无断。今其敢反，轻朕年少新立，众心未附。又以为朕不能亲征。今闻朕亲行，已经胆裂，其敢出战乎！至即擒矣。”
如此名正言顺，加上皇帝亲征，明宣宗仍在路上遣使向朱高煦传达诏旨，谕以逆顺祸福。年青的皇帝英畅神武，词旨明壮。如此，明朝六军气盛，斗志昂扬。
龙旗钲鼓，千里不绝。设想，当初建文帝有此远识和胜略，能够御驾亲征，估计走到一半，北平城内就会有人擒燕王朱棣来献。
大军一路鼓行，径直来到乐安城北，把乐安城围个水泄不通。惊惶之余，城内守军乘城发炮，想弄出些大动静来吓唬城外明军，同时给自己壮壮胆。但明军忽然发放神枪铳箭，声震如雷。（明朝火器相当先进，排放轰响，估计和“卡秋莎”火箭炮的威势差不多。）听到这么大动静，城中的朱高煦兵士皆股栗胆寒。
皇帝属下诸将请即攻城，不许。明宣宗依然敕谕朱高煦，要他主动投降，朱高煦不报。宣宗皇帝复遣敕谕之曰：
“前敕谕尔备矣。朕言不再，尔其审图之。”
下了最后通牒后，明宣宗派人以箭缚“招降归正”敕书于城内，对城中人民告以福祸逆顺。由此，城中人不少人想缚执朱高煦来献。
牛逼这么久，大侄子皇帝真正提兵前来，朱高煦反倒狼狈失据。在内殿徘徊思虑大半天，朱高煦只得秘密派人哀求明宣宗宽借一天，表示给自己一点，“今夕与妻子别，明旦出归罪。”
明宣宗答应。
当夜，朱高煦把多年私造的兵器和与众人往来密谋造反的文书信札，全部付之一炬，销毁罪状，“城中通夕火光烛天。”
转天，朱高煦要出城投降，其将王斌很有血性，劝他说：“宁一战而死！就擒，辱矣！”
朱高煦以城小为辞，从地道偷偷溜出城，穿着一身白衣跪伏于侄子面前，顿首自陈：
“臣罪万死万死，生杀惟陛下命！”
明宣宗仁德，没有依刑法对他“明正典型”，而是把他一家人送至京师，在西安门内新筑宫室，虽属软禁，但好吃好喝，饮食衣服之奉，仍旧无改。
班师之后，宣宗皇帝仅仅诛杀逆党王斌等六百余人，胁从者皆不问。
明宣宗本来想一鼓作气挥军趋彰德，把另一个叔叔赵王朱高燧也一并擒来。
大臣杨士奇苦劝，认为赵王谋反无实，又属至亲，攻之没有正当理由。
明宣宗很听谏劝，回京后派人送亲笔信晓谕，忐忑不安的朱高燧见信，大喜曰：“吾生矣”，忙上表谢恩，上献自己所有护卫军队。明宣宗收其所还护卫，保留其仪卫司（仪仗队）。这样，赵王朱高燧得以善终。
朱高煦虽为囚徒，大宫殿大酒大肉仍旧享受，诸子妃妾也一大家子住在一起，按理说装装孙子哀乞苟活也能善终。
有一天，明宣宗处理朝政后心情不错，亲自去逍遥城（宫殿名）去看往这位被拘禁的叔王。
朱高煦不知哪根筋又搭错，倨傲不拜，横坐于地，冷眼观瞧明宣宗。
宣宗围着这位皇叔转了几圈，本想好言安慰几句，说说亲情叙叙旧，不料想，朱高煦忽然伸出一腿使个大绊子，把明宣宗绊倒在地。
宣宗大怒，立刻命力士从殿外抬口大铜缸进来（就是故官里常见那种），把朱高煦扣闷在里面。
铜缸重300 斤。这位汉王身板特好，孔武有力，用脖子还能把缸顶起，晃晃悠悠晃晃悠悠又朝宣宗逼近。
盛怒之下，明宣宗派人抬来数百斤木炭，堆积于缸上，然后点火燃之。不久，炭烧铜熔，把朱高煦烧成一顿灰烬。
宣宗皇帝余怒未消，下令把朱高煦诸子全部处死。
纵观朱高煦所为，比其亲爹朱棣相差远矣，可以说是判若云泥。他既无深谋远虑，又无能将谋臣，更无坚城广地。老王爷为老不尊，苍猝起兵，困守孤城，一俟宣宗侄子皇帝亲征，根本未作有效反抗，即刻束身就缚。败则败矣，认命拉倒，还能保全残年。岂料，这王爷又伸出臭脚，绊龙一跤。从此下三滥行径，可知朱高煦毕竟只是一介赳赳武夫，实无大计。
历史往往会惊人地相似，有时是喜剧，有时是悲剧，有时是笑剧。不幸的是，朱高煦拨个未筹。虎父犬子，十分不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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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监公公要回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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袖里乾坤轻移放：王振当权的时代明太祖朱元璋，无论理论还是实践上，提防宦官最严，两手抓，两手都硬。
他死后，其子朱棣篡夺侄子建文帝帝位的过程中，深得南京皇宫内宦官的通风报信，开始信用宦官。到了明英宗即位，大太监王振“出手不凡”，不仅开始了明朝宦官的掌权时代，还使得堂堂大明皇帝被蒙古人活捉，上演惊天大戏“土木堡之变”，明朝差一点在正统十二年（1443年）就变成“南明”。
其实，王振挟明英宗御驾亲征，出居庸关，过怀来，至宣府，入大同，五、六十万大军未同蒙古人交手，混乱中已因乏粮饿死不少，僵尸满路。如果及时撤兵，这次重大军事行动的结局只是“不果”而已。偏偏大太监王振本人乃读书人出身，脑子里总有“衣锦还乡”的念头，非要拉着明英宗到他蔚州老家大宅子留住几宿，以博天子幸宅的千秋万岁名。如果真去了蔚州，可能历史上也不会发生“土木堡”之变。大军前行四十里，王振女人一样心思缜密，忽然又顾惜起“家乡人民”来，怕五、六十万大军路过老家时人踩马踏糟蹋庄稼，便又擅自发旨改行往东，终被蒙古人侯个正着。蛮族们这时候倒知道巧攻勇取，大败明军，并生俘了明英宗。明军被杀、饿死、自相践踏以及堕谷而死的，多达五十余万。
明朝护卫将军樊忠在御营被团团包围的情况下，深怒王振祸国殃民，大叫“我为天下除此贼！”抡起大锤把大太监的脑袋砸得稀烂。这次，王振真的回了“老家”。
“仁宣致治”的修整期：
明成祖朱棣死后，其子朱高炽继位，是为明仁宗。明仁宗虽有个享有万世残暴之名的爷爷和爸爸，他自己却是少有的“仁德”之人。对内，他释放被先帝囚禁的直言之臣之后，还把建文帝诸臣流放在外做劳改的幸存者全部赦免放还。对外，他下诏与蒙古人讲和，以免再劳师费财。好人不长命，明仁宗本人乃一个体弱多病的大胖子，还有喜欢床上运动的小毛病，为帝未满一年就病死，时年仅四十八岁。但是，他在位时重用阁臣，以文臣班子治理天下，算是为明朝政治开了一个好头。
明仁宗崩后，其子朱瞻基登基，是为明宣宗。小伙子即位不久，其叔父汉王朱高煦谋反，想把他爸爸朱棣当年的“靖难”再重演一遍。可惜，世易时移，朱高煦没有他老爸凶残多智的脑子，未出乐安城，已经被大侄子明宣宗亲自率军堵在老窝。在明军神机铳箭和皇帝亲征的双重威摄下，汉王朱高煦只得向侄子投降。
所以，凡事都有好坏两个方面。汉王造反是件坏事，但年青皇帝甫即位就敲山震虎，不仅铲除遗患，又大大树了一把威。同时，他又以此为理由，严禁藩王干政，并严禁他们自行来京朝觐，严禁藩王与朝内勋贵联姻，严禁诸王之间往来沟通，严禁他们随意出城。
明宣宗仍保留他父皇时的文渊阁。此阁建于皇宫之内，所以是“内阁”，以示有别于外廷。阁臣之中，最有名的是“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明成祖时代，文渊阁还几乎是个政治摆设，乃皇帝顾问班子，最大的任务是教习太子读书。到了明仁宗、明宣宗时代，阁臣不仅充任皇帝侍讲，又主持草拟制诰，帮助皇帝处置军政要事，并有纠弹、决狱、军务等一系列话事权。老朱皇帝在世时，废除丞相制度，自己亲掌六部，依靠四处分封的骨肉诸王当作凭倚。朱棣以诸王起事篡夺皇位，自然是以削夺诸王实权为当务之急，怕他们有样学样。因此，彼时的藩王们在军事上已无太多本钱。到明宣宗时代，自然要依靠文臣理国。为了加强地方的治理，明宣宗下诏把“巡抚”作为一个固定官职，使其可以有权处理地方诉讼和审理案状。朱元璋当年挖尽心思废地方行省削弱地方权力。而明宣宗时代开始，从实际情况出发，使地方大员重新拥有了处置一方的权力。
对外关系方面，明宣宗时期，蒙古最强的两大部落是瓦剌和鞑靼，这两家连年遣使入贡打秋风，与明朝贸易往来，赚了不少，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所以与明朝就无从再发生重大战事。但兀良哈三卫蒙古人逐渐为鞑靼阿鲁台裹挟，这些人仗恃有人撑腰，常常越境至滦河一带游牧。明宣宗也气愤， 1428 年御驾亲征，以“巡边”为名，在宽河一带摆上当时非常先进的火器，朝兀良哈人一阵猛轰。
强权即真理。兀良哈部哪里见过这么威力巨大的火器，被杀甚众，余辈抱头鼠窜。
大炮就是管用，兀良哈首领完者帖木儿本人亲自入朝谢罪。大明天朝，自然要显示仁德，封官赐物，把这帮满身羊膻的土包子好吃好喝后打发回老家，他们很长时间不敢兴风作浪。
北元方面，自大将蓝玉击溃元顺帝之孙（又有说是其子）脱古思帖木儿之后，这位倒霉的汗王不久被叛臣杀掉，北元内部分崩离析，自然再成不了大气候。
明成祖中后期，北元太师阿鲁台掌权，竟敢杀掉明朝使臣，惹得明成祖大怒，率五十万人亲征，打得阿鲁台狼狈逃窜，他所拥立的北元“大汗”本雅失里战乱中狼狈相失，投靠了蒙古的部落一支瓦剌部的首领马哈木。阿鲁台怒恼，只得捡出一个成吉思汗弟弟的后代阿岱为可汗。头领们的关系如同冬天挤在一起相互取暖的刺猬，瓦剌首领马哈木与本雅失里日久生隙，深觉这么一个落难“大汗”
碍手碍脚，便派人把他杀掉，立其弟答里巴为完全听自己话的“大汗”。阿鲁台听说本雅失里被杀，假装忠勇，向明朝借兵，声称要为故君“复仇”。明成祖本人人精一个，表示非常“赞赏”，封阿鲁台“和宁王”空衔一个，鼓励他去打瓦剌。
至于借兵吗，就算了。瓦剌的马哈木原本就是明朝的“顺宁王”，听明成祖与阿鲁台联系，非常惊恐，忙派人表示要上献从本雅失里尸体上找到的“传国玉玺”
（即所谓秦朝那块，实际上是元成宗登基时所用的那块，为当时的皇太后派人伪造）。明成祖不受。马哈木觉得大丢面子，恼羞成怒，不仅扣留明朝使臣，还在饮马河一带凯觎边境。这一来，惹得明成祖大怒，二次亲征，终靠大炮又教训了瓦剌人一顿，但此战明军也死伤不少。经此一役，瓦剌深知明朝这大老虎的屁股不好摸，忙向北京贡马贡羊贡牛肉干。双方都有台阶下，讲和。由此，明朝与瓦剌的“睦邻友好”关系，一直保持了三十多年，到明英宗“亲征”才打破这种势态。
瓦剌部头领马哈木与明朝讲和，但与“鞑靼”的阿鲁台却下死命攻击，双方打得不亦乐乎。阿鲁台于永乐十三年出奇兵，一举干掉马哈木拥立的傀儡答里巴“大汗”。马哈木便又推立额森虎为牵线木偶般的“大汗”。由于阿鲁台总是攻击自己，马哈木怒极之下，转年率军深入至斡难河以北，准备以牙还牙，不料正好中了阿鲁台埋伏，兵败身亡，其子脱欢也被生俘。额森虎捡了大便宜，“监护人”马哈木死了，他倒成了真正的“大汗”。庆幸的是，马哈木之子脱欢未被阿鲁台杀掉，两年后被放归，回去后作了额森虎的“太师”。额森虎在明仁宗洪熙元年病死，脱欢就拥立本雅失里一位侄孙脱脱不花为“大汗”（此人曾在明成祖时在甘肃向明朝投降，此时叛明西逃，投奔瓦剌）。由于后来明成祖几次亲征桀骜不驯的阿鲁台，脱欢乘其弊弱之机，在明宣宗宣德九年终于杀掉了鞑靼部的阿鲁台，为父报了仇。至于阿鲁台原来在鞑靼部拥立的阿岱汗，只能率为数不多的人马逃到亦集乃路（宁夏居延）躲起来。
瓦剌部本是蒙古偏支一部，但自马哈木起，经儿子脱欢经营，又到孙子也先，虽皆以“人臣”面目出现，实际上是北元的真“可汗”，蒙古皇室博尔济锦氏不过是他们手中傀儡而已。所以，到了明英宗时代的“北元”，其实是瓦剌部的“北元”。
明宣宗在位十年间，对蒙古诸部一直以“抚”为主，其实是处于防御状态，总希望能挑拨蒙古诸部打仗，自己当仲裁人以获平安。不巧的是，平衡手腕没有完全施展后，瓦剌击溃鞑靼，一支独大，为日后的明朝种下大患。
在南方，明宣宗最大的一个失着，是复封安南，即重新承认了它的半独立状态。明成祖时代，兵威四至，安南已经成为“交趾布政使司”与“交趾按察使司”
辖下之地，与内地建置一样。安南人本性好乱，连年起兵反明。由于地处南方崇山峻岭，当年“大元”都束手无策，搞得明政府也头痛不已。明宣宗继位后，面对清化府的黎利叛乱，耗兵废时，就想委曲求全，复封安南为藩国，让他们“岁奉常贡”。当时，大臣夏元吉等人力谏，认为明成祖至今二十多年苦心经营，如此则一朝弃去，安南又从郡县变为“国家”，前功尽弃。可惜的是，杨荣、杨士奇这两个文臣无远谋，附和明宣宗，并在老挝找到安南王室后裔陈嵩，派人护送他返国当“安南国王”，以图立傀儡来控制安南不反。黎利这种边陲野货胆子很大，陈嵩一到，就被他弄死，然后“上表”，称陈嵩病死，要明朝立自己为王。
明朝不干，要黎利再访陈氏后裔。黎利上表，称找不到（找到也杀干净了），退后一步，他请求明朝允许他“暂摄国政”。1430年，明宣宗只得封他为代理国王（权署安南国事）。如此，便承认了安南立国，这位黎利便建立了黎氏安南，年号为“顺天”。由此开始，一直隶属中华一千多年的南方蕞尔小邦，永久走上脱离之路。
总的来讲，明仁宗、明宣宗父子二人继明太祖、明成祖之后为帝，尤显“仁德”慈善，特别是仁宗，“用人行政，善不胜书”，让时人怀念不已。宣宗时代，“吏称其职，纲纪修明，仓庾充羡，闾阎乐业”。所以，对于仁宣父子十年多的治绩，史称“仁宣政治”。其实，正是朱元璋、朱棣父子过于暴虐，才显衬得明仁宗、明宣宗父子这么“仁德贤明”。相较宋代真正的仁君宋仁宗、宋真宗、宋孝宗等人，这两位明朝皇帝其实还差得好远。
宣德十年（1435年）春，明宣宗因在床上用力过度，崩于乾清宫，年仅三十八岁。年方九岁的皇太子朱祁镇即皇帝位，以明年为正统元年，此即明英宗。
英宗皇帝即位后，尊祖母张氏为太皇太后，嫡母孙氏为皇太后，“罢诸司冗费，放都坊司乐工三千八百余人，罢山陵役夫（一）万七千人”。新皇帝出炉，施政之始，一般都有惯行的“振作”。
半年后，太监王振掌管“司礼监”。
王振的“开创”：
明代宦官之祸很烈，但没有烈到象汉末以及中晚唐那样能把皇帝的废立死生皆操纵于手的程度。而且，明朝宦官如同寄生虫，他们的“寄主”皇帝一死，或者突然变脸发威，宦官本人权势顿时消散，汪直如此，刘谨如此，冯保如此，魏忠贤也如此。这种情况，均同朱元璋当年废丞相制度有关，由于军权、政权分由六部分担，皇帝一人提纲契领。这些举措，听着好听，皇权独握，其实真正遇到事情，天子本人也因结构的复杂无从完全对一切大事加以掌控。皇帝如此，“准皇帝”的九千岁大太监也是如此。弄权一时好办，狐假虎威，有皇帝招牌，但当这块招牌不管用或不挡风时，太监只有挨剐的份儿了。
明太祖朱元璋丝毫不掩饰他本人对宦官的印象：“此曹（宦官）善者千百中不一二，恶者常千百，若用为耳目，便为耳目蔽；用为心腹，即心腹病。驭之之道，在使之畏法，不可使有功。（宦官）畏法则检束，有功则骄恣。”老朱规定，内臣官阶不能高过四品，月给食米一石，衣食用品皆为“官给”，并在宫内设立铁牌，上铸：“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
也正是在老朱皇帝当政期间，内监二十四衙门已经搭建完毕，即十二监、四司、八局。其中，最有威权的乃司礼监，其长官官称为“提督太监”。现代人一般把宫内的宦者统称为“太监”，年青的叫“小太监”，其实，宦官等级森然，最高的一级才能叫“太监”，往下是“少监”、“监丞”，中级的有“奉御”、“听事”等，最低级就是杂役类，有“手巾”、“火者”之称。至于各个监局当中，除掌印太监、提督太监外，也有“经理”、“管理”、“监工”等职衔。那位看官不要笑，“经理”确实是宦官的一种称呼，单位哪位主管得罪你，多亲热地喊他几声“经理”就好了。
司礼监原本的职责是管理皇城内大小宦官以及关防关禁、长随当差等事务，逐渐地，由于明朝皇帝的惰于政事，司礼监太监反倒成了有实无名的“真宰相”
了，监内一般有八、九个宦官分别帮皇帝“御笔”批朱。对于自己想搞猫腻的宦官来说，他可以把内阁奉呈入内的阁票打返，令阁臣重拟内容。刘谨气焰最嚣张时，就把这些公文带回自己家中，与门客商量官员任命和处理意见，更改好以后也不交回内阁，直接以御旨名义发出，可谓做到登堂入室，随心所欲。有人观此可能产生疑惑，朱元璋不是严禁宦官学文化吗，怎么又有这些文人“宦者”
呢。
这种教宦官学文化的事情，首先始自明宣宗，他设置“内书堂”，专门派文官教宦者学习，内容为《百家姓》、《千字文》、《孝经》、《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可惜的是，公公们忠孝节义入脑的少，奸诈使坏的心计反而因知识凭添了“力量”。入司礼监的宦者，一般必为“内书堂”毕业，入“文书房”办过事（“文书房”乃司礼监的“秘书处”），这样的公公，才能成为司礼监太监。但也有例外，比如魏忠贤几乎就是大字不识的老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