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09-1-9 9:32:14 字数：1165
最重要又最稀缺的社会资源
连雷曼兄弟这么巨大、这么悠久的投资银行都能在一个礼拜之内急急宣布破产，连号称“中国妈妈”的三鹿奶业都能叫婴儿吃出肾结石，我们到底还能相信谁呢？身边有不少朋友是美国国际集团（AIG）的客户，在听说这家管理资产达到万亿美金的保险界航母可能也要沉没的消息之后，他们全都慌起来了，深怕积累了半辈子的血汗钱要化为乌有。无论别人再怎么分析，再怎么向他们保证客户资产安全无虞，他们还是很难安得下心。
信任原本就是一种最重要的社会资源。我们打开水龙头，要相信里头流出来的水没有毒。我们过马路，要相信所有汽车都会在亮红灯的时候停下来。我们睡觉，要相信屋顶不会无缘无故塌下来。我们遇事报警，要相信警察不是盗贼的同伙。没有信任，社会就不可能存在。已故德国社会学大师卢曼（NiklasLuhmann）就说得好：“当一个人对世界完全失去信心时，早上甚至会没办法从床上爬起来。”
吊诡的信任偏偏如此难得，我们根本没有任何合理的基础完全相信每一滴自来水都是安全的，每一位驾驶者都是清醒的，每一个建筑商都是负责的，甚至每一位警员都是廉洁正直的。然而，我们还是不断地付出我们对他人的信任。那是因为我们不认为这世上没有一个人是可信的。这个社会如此复杂，任何发生在身边的事，任何摆在面前的东西，其背后都经过了重重的机制、层层的人手；在这一长串的流程里头，总有一些人会对得起我们的信任，会为自己应做的事负上责任呢？
比如食品，我不可能亲自检测任何送到我嘴边的东西；但是我会相信生产商爱惜商誉。一个老板不可能掌握生产过程的每一个环节的正确，但是他会相信他聘用的管理人员。假如工人或者原料出了问题，产品检试部门会查得出来。假如出厂的产品真有毛病，相关政府机构会及时发现。假如那些机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良心的传媒会揭发真相。到了最后，我们还要信赖政府的确能够查清问题，司法体系的确能够按法处置肇事人员。
这是一个牵涉了多少个人多少个程序的事呀，怎么可能每一个人每一个步骤都出了错呢？为了保证不会出现如此荒谬的情况，为了让社会可以正常运作，人类设计了各种制度去保障信任这种极其必要但却易受伤害的资源，例如权力与利益的分化。大而化之地说，商家与官方的利益是不完全一致的，所以官方不会掩饰商家的错误；媒体又与商家和官方的利益不同，所以媒体不会为商家与政府文过饰非。
万一这三者的利益高度重合，那么我们还可以怎么办呢？那就只好相信界外的力量与更高层级的结构了。在三鹿奶粉事件里面，那个界外的力量是新西兰总理，而更高层的结构则是收到通知的中央政府。当然，我们还可以相信自己；只不过，一个所有人都只信任自己的社会还能叫做社会吗？
原题为“没有信任就没有社会”，刊于《am730》2008年09月17日
移 民
更新时间2009-1-9 9:32:29 字数：1763
假如老外成了央视主播
如果一种公共议题反复被人拿出来探讨辩论，那么理论上大家都应该能够在这个过程里面发展出更理性的自我了解，学习到更丰富的认知方式。可是一种议题的循环再现，有时候也是病理性的。
例如巩俐加入新加坡国籍这件事，网民迅速把它变成一场关于爱国与“汉奸”的辩论。为什么这个国家有那么多人想当“汉奸”？大家又为什么如此关切爱国这个课题？这种议论方式的重复乃至于垄断，很容易就会阻碍了看待事情的不同角度，甚至包括一些或许会更有趣也更有建设性的角度，比方说人才的竞争。
没有一个国家不想保有更多的人才，而人才的来源则不外乎自己培育与对外引入两种。我不知道巩俐移民新加坡算不算是为新加坡增加了人才，但我知道新加坡在国际人才市场的竞争上从来就处在一个主动出击的位置上。它固然也着力于培养自己的年轻人，但更擅长把握国际经济形势的新变化，去为自己取回一批短期内不可能制造得出来的生产力。与它本是同根生的马来西亚自从实施“新经济政策”开始，就在教育和就职创业的机会上排挤掉不少优秀的华人精英；而新加坡则近水楼台，很方便地就把这些无法在祖国大展拳脚的精英吸纳了过去，使他们成为这个弹丸之地的发展动力。近年中国崛起，新加坡又把目标锁定在中国身上，不只用奖学金吸引中国学子，还让他们不用费太大功夫就能取得移民入籍的资格，反过来变成前进中国拓展新市场的先锋部队。它的策略如此大胆激进，乃至于本国老百姓开始心生不满，屡有怨言。
这也许是一个岛国的生存之道；对他们的政府来讲，问题不单是新加坡人能不能成为世界上最有竞争力的人，而是能不能把这个世上最优异的人也变成新加坡人。相对而言，中国人口庞大，人才的储备层次也远较新加坡丰富多样，似乎用不着学新加坡那套如狼似虎的猎头狠招。
不妨再看一下美国的情况。今天的美国人口数目排名世界第三，人均教育水平也属世界前列，可以说是要用什么人就有什么人；为什么它还要持续拉拢移民，甚至出到网上“绿卡彩券”（TheGreenCardLottery）这种怪招？其实在对待国民身份这个问题上，美国的策略可说是新加坡的老祖宗；只要你有才华，有我需要的能力，不管你出生在什么地方，我都欢迎你。
比起新加坡，美国更吸引人的地方在于它的制度和土壤的开放；假如一个非洲移民的第二代都能当总统，那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虽然自从“九一一”事件之后，很多人都感到美国的大门正在日渐收窄，但是只要看看它各行各业高端人才分布的那种族群纷杂肤色参差的景象，便能发现美国始终是一个移民传统深厚的国家。
美国还是诺贝尔奖的大赢家，它生产出来的诺贝尔奖得主数目乃世界之冠，这里头起码有一半是移民或者移民第二代。就拿所有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项的中国人来说吧，在得奖的时候他们几乎全都拥有美国国籍，其中有的生在中国，有的甚至在中国完成本科教育，但最后给予他们良好研究环境和资源的，却是这片大洋的彼岸。
为什么美国能让这些中国人摘取学界桂冠？何时我们才能见到一位在中国本土的学术机构做研究的中国学者得到这份殊荣呢？这是很多爱国心切的中国人都曾问过的老问题。在我看来，我们其实还可以从一个相反的角度提出另一个问题：什么时候我们才能见到一位任教于中国大学的日本学者、英国学者，甚至一位美国学者赢得诺贝尔奖呢？如果有那一天，大家会不会觉得这也是中国的骄傲呢？
假如我们的学术体制和文化环境非常优秀，不只可以吸引已成名的外国名家来这里过上半退休的优渥生活，还能引来一群正处黄金岁月的青壮学者到此钻研学问，那么我们也一定能孵育出顶尖的中国籍学者。只不过到了那时候，“代表”中国去领诺贝尔奖的人在人种上是不是中国人已经不重要了，因为这个国家的土壤丰美，社会开放，真真正正不负大国之名。
面对人才流出和移民的现实，要思考的课题不只是他们爱不爱国，也不只是怎么留住他们，更是如何不让中国成为全球人才竞争的净出口国。同时，我们也许要调整一下心态，换掉那种常见的种族爱国主义；想想看，要是有一天，一个长得像“外国人”的人说着一口流利普通话，出现在央视新闻联播的主播台上，甚至当上了国务院的部长；我们是不是承受得了？
原题为“从巩俐想起李白”，刊于《南方周末》2008年12月03日
“真”
更新时间2009-1-9 9:32:46 字数：1484
“范跑跑”的真性情
斯坦福大学东亚系教授王斑在《历史的崇高形象》中文版的前言如是说：“此书是从8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酝酿、思考写成的，因而染上了那个时期浓重的躲避崇高、反崇高的情绪……如果我现在有机会重写这部书，我的倾向会跟原来不一样……这时代，反崇高已经跌落到了迷恋自己的肚脐眼以下，落到了肉身的吃喝拉撒睡的底层，走向了反面。”我想很多人也会有同感。
曾几何时，中国的主导意识形态充满了一种崇高美学，标榜超乎常人的理想、道德与激情，大家不只要学雷锋“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甚至还要胸怀改变全世界的大志。
然后到了上世纪90年代，英雄的传说变成专供调侃的笑话，崇高的价值变成空大的假话。很多人开始觉得敢于承认自己卑微自私甚至无赖的人物才是英雄。问题是经过近二十年来反崇高反英雄的潮流之后，我们真的走出了崇高逻辑的桎梏了吗？还是跌入了同类逻辑的反向发展呢？
四川都江堰市光亚学校的老师范美忠在自己的博客里坦承，地震当天，他不顾学生，先跑出教室，于是在网上招来一片唾骂。当大部分人都在谴责他时，也有人为之辩护，说他不只有说话的自由也有自私逃命的权利。有趣的是这场争论再发展下来，竟然又成了一次崇高与反崇高的对决，英雄和真小人的较量。范美忠随后发表的言论更是把它上升到了自由和非自由之争的理论层面，俨然把自己变成了“自由主义”的代表。以我的粗浅理解，的确没有哪一路自由主义会否认一个人逃命求存的权利，但似乎也没有任何一种理论会认为一个人必须在危难关头抛下学生亲友自求多福。舍己救人是崇高的。几乎在任何文化里面，几乎在任何一种伦理学的立场来看，这都是值得敬佩的行为。范美忠身为北大历史系毕业生，自愿到地方上的小学校任教，并且常常为文探讨教育体制的缺失，实在也是种教育理念的实践；他的逃跑乃是一时软弱，是人类求生本能的表现。或许不符他以前的高尚言行理想形象，但也不值得大家的峻词辱骂。毕竟英雄不是人人都做得到的，所以英雄才格外让人尊敬。然而，我们为他凡人的软弱扼腕甚至辩护，却不表示我们佩服他的行为，更不表示这是每一个有人性的人都该效法的事。
范美忠是个真正的凡人，不多不少如此而已，既不邪恶亦不高尚。为何有些人会把他捧成令人尊敬的人物？为何他自己又显示出好像要为他所理解的“自由主义”奋战，当个人权斗士的倾向呢？由此可见，反对崇高反了二十多年，许多人仍然没有逃离崇高的逻辑，不做英雄就做反英雄，总是要和一套宏大的叙事挂钩，总是要让自己变成伟大理论的道成肉身。传统的英雄观鼓吹超乎常人的伟大尺度；现代的反英雄则标榜真小人的真实，似乎自私和软弱不只是人之常情，以为人人都该如此，不只虚浮甚至虚假。可是过去二十年来，对这种虚假宣传的反感居然使得真小人成了很吸引人的人格典型。一个人再多妄语、再多劣行都不是问题，只要他够真就行了，仿佛“真”就是最了不起的价值。我们躲避过度的崇高，是为了复现人性的本来的面目。认识了人性的怯懦与卑下，我们才懂得包容和悲愤，再踏实地谋求个人道德上的进步和完善，而不是反其道而行，奉怯懦卑下为理想。在举国歌颂英勇义士的气氛下，范老师的坦白不应惹起如此愤恨，反而更该让我们了悟那些英雄的伟大超凡。反过来说，范老师也完全没必要引用什么自由主义的主张来掩饰一时的本能表现。这要不是为了贯彻自己自由主义的信徒的形象，就是另一种当英雄的冲动，一种反英雄的冲动。更何况自由主义虽然以人性的缺陷为其前提之一，却断不会把它当成终极的目标。
原题为“为什么真小人也想当英雄”，刊于《南方周末》2008年06月19日
中国威胁（1）
更新时间2009-1-9 9:33:59 字数：1285
外国人的生命就在我们手中
中国到底有多可怕？“因为世界各地的经济活动大量外移往中国，包括美国在内，所有国家的中产阶级都因此毁灭，因为中产阶级工作机会随着外包机会消失了。”这是著名经济学家、麻省理工学院史隆管理学院前院长梭罗（LesterC.Thurow）在他近著《当中国成为第一》（台湾《商业周刊》1024期）中的一句话。这句话精简准确地把自从《世界是平的》一纸风行以来的全球共识，用相当骇人的方式说了出来：中国是全世界中产阶级的大敌。
外包当然不是什么新鲜事，只不过现代资本主义发展史上从未见过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独自吞噬那么大量那么多样的工作机会和工作程序。今天的中国以一国之力吸纳了二三十年前由东亚四小龙等新兴工业经济体瓜分的市场，它又怎能不成为众人注目甚至怨恨的巨大目标呢？你以为中国只能生产低端消费品吗？2007年初，当英国名牌服饰商Burberry关掉它本土最后一家工厂，宣布将全部生产线移往中国之后，大家就知道中国的潜能远在意料之外了。
对很多经济发达地区的受薪阶级来讲，他们面对的是一场严酷的竞争。以一个普通美国工人为例，虽然“没有阶级的社会”早就成了一个褪色的神话，他可能还会在民意调查里面声称自己也是“中产阶级”；但现在他发现和他抢饭碗的原来是大洋彼岸一批住在条件差劣的宿舍里、月薪只有一百美金左右的中国人，他能不直觉地生起一种解释不清的不公平的感觉吗？如果他减薪了，甚至失业了，你觉得他会相信“中国正在倾销产品”还是“经济正在转型”？哪种说法更直接、更简单、更明确呢？
这种切身的经历和原始的感受正是一切中国威胁论的基础。相比之下，所谓的中国军事扩张和“中国式殖民主义”根本就是小儿科。建基于这样的感情基础，“中国操控人民币汇率”的说法才会拥有巨大的市场；就算有再多的经济学家力陈利害否定简化，但还是有很多政客要求中国加快人民币升值的速度。可见，要化解中国威胁论绝对不是一种简单的宣传工作就可奏效，即便中国政府喊出再多的和谐口号，从和谐社会一直和谐到全世界，你一天消除不了人家那种最切身的不公感，它就总会改头换面找到第二个出口。果然，这个新口子出现了。
最近中国产品的安全问题成了全球媒体的焦点。上一期的美国《新闻周刊》更以此做了个封面专题，把读者的视线从中国出口的商品拉向中国内部的市场，似乎是要告诉大家“毒牙膏”和“毒宠物食品”还不算什么，中国老百姓自己过的日子才叫苦呢，从食水到空气无一不毒；中国真是一个冒险家的乐园，危机四伏，你买的东西几乎没有一样是可以完全信得过的。
在这片“中国产品威胁论”的浪潮中，最高兴的大概就是那些正被“中国消灭的全球中产阶级”了，尤其是那些被“中国价格”压得抬不起头来的厂商，他们终于找到喘口气的机会了。过去这些厂商和工会利用的是“人民币汇率被操控”和“中国政府透过出口补贴搞倾销”这些理论，向政府和政客施压，要他们出头干点事。但是这等说法一来会招惹“保护主义”之讥；二来又明显和消费者的钱包有矛盾，因为中国货确实是便宜，你凭什么要大家为了你的饭碗多花几块钱呢？
中国威胁（2）
更新时间2009-1-9 9:34:15 字数：1344
现在可不同了，这批厂商和他们雇员的饭碗问题首度和消费者那碗饭本身结合起来；中国货不只威胁工人饭碗，还威胁到所有消费者的生命安全。这种最新版本的中国威胁论固然也可以用作游说政客的利器，要他们对中国产品施加更严格的检验程序（美国已经有国会议员这么提倡了）；更厉害的是它直接诉诸消费者的个人利害，能够渐渐形成中国产品不可靠的普遍印象。换句话说，它的对象不再是政府高层，而是普罗大众。因此对付这套新版威胁论要比对付老式的威胁论难多了，它不只是谈判和游说的技巧问题，而是深远广阔的信心问题。
更不妙的是一定有些商家会借此推波助澜，把它变成促销自己产品的商机。早在中国渐成世界工厂之初，就有个别欧美厂商打出“本地制造，质量更好”的旗号了，这也呼应了许多企管专家的建议：对付中国价格的唯一出路就是转型，若要坚持制造业，就得迈向更高端的市场。如今的中国产品安全问题等于为他们卖了一场免费广告，使他们省下不少工夫，自动造成一个市场区隔，换了是我们自己，能不利用到底吗？
国家质检总局在中国“毒牙膏”传闻初起之时，立场站得十分坚定，不只屡次出面澄清，还要香港特区政府放行那几个被禁入口的牙膏品牌，差点引起有关一国两制的权限争论。这种反应是典型的防御性反应，人家批评我们了，首先就得自卫。有关部门所持有的自卫理由是那些牙膏的二甘醇含量没有超出国家标准，对人体无害。但问题是，就算它们符合你的标准，却不合人家外国的标准呀。这种解释不只没起到任何作用，反而还变相地公告全球，我们中国的产品质量标准就是和你们老外不一样，而且是低一点的标准。果然过不了多久，质检总局又下令禁止牙膏使用二甘醇了。
这个故事的教训是中国的产品要想出口的话，就不能只是关起门来按自己的规矩办事，还要看看那些进口国的标准。在这风雨飘摇的非常时期，中国不只要参考各项产品的外国质量标准，更要不怕采用国际上最严格的指标，唯其如此方能挽救“中国制造”的声誉于水火。
这是个资讯流动四通八达的时代，外国传媒要揭发中国产品的问题并不困难，他们只要定期翻译中央电视台的节目就行了。按照传统习惯，官方也许会感到一种轻巧方便的诱惑，那就是直接严管少数传媒，而非严控数之不尽的产品，似乎只要医生都闭上嘴，病人就好像很健康了。
针对这点，英国的《经济学人》周刊最近也发表了一篇报道，明智地指出，只有越多的传媒监督，中国产品的质量才会越有保证。他们甚至叫读者要做好心理准备，随着中国政府决心的增强，短期内必将爆出更多的骇人丑闻。然而，我们却不应该从此彻底丧失信心，反而要把那些与日俱增的坏消息看成好兆头，因为它就像一场痼疾的彻底爆发，重药治症总比苟延残喘来得好。
其实战后的日本，以及1970年代末的台湾地区与韩国，也都分别做过次货的代名词，当时的台湾甚至因为冒牌产品的盛行而被人称做“海盗之岛”。但是它们后来都成功地扭转了形象。日本汽车的工艺水平如今甚至远远超出了美国老大哥，广受美国消费者认可。参考这些地区走过的道路，我们就会发现，力求最严格最完美的质量标准，坚持更开放的更自由的舆论环境，就是回应中国产品威胁论的王道妙法。
原题为“中国‘威胁’的不只是饭碗”，刊于《南方周末》2007年07月25日
自 虐
更新时间2009-1-9 9:34:32 字数：2033
我们总是喜欢作贱自己
关于汶川地震最可怕的意见不是批评救灾工作，也不是“过早”出现的重建监督，更不是怀疑防震的程序有缺漏，而是那林林总总的“分化言论”。比方说日本救援队只懂得向死者致敬，却救不出一个活人；又比如说某些艺人商人捐钱捐得够不够多。很多人都已正确地指出，天灾面前，我们不需要更多的对立、分化与偏见。可是在这些涉及人群的比较和分类的各种言论里面，有一种格外值得大家注意，那就是几条事后终被证明无根据的谣传。例如姚明这回献出的款项是不是还不如他捐给美国新奥尔良风灾灾民的多呢？几乎在灾后的第三天，这个故事就开始在网上流传了，许多人一时气不过，纷纷大骂姚明不是中国人，向美国球迷献媚，浑然忘了祖国的苦难。直到有人认真核查过资料，发现这是没有凭据的“误传”之后，这个故事才止于智者，争论也渐渐平息下来。
我想起多年前反日浪潮方兴未艾之际，也有一个流传甚广的神奇的故事。话说某城某夜，一间酒吧里来了一位面貌甚斯文的男子，他主动坐到一桌客人身旁，和他们攀谈。然后他挑起了一个敏感的话题，那就是比较日本人与中国人的国民性。他一直笑眯眯地提问，总想引导大家承认日本人比中国人优秀。大伙越谈越觉得不对劲，渐渐发现这个普通话说得字正腔圆的青年原来根本是个日本人，而他的言论也极尽辱华之能事。故事一上网，自然激起公愤，很多人觉得这鬼子太过放肆，撒野撒到中国的土地上来了。
虽然这个故事看起来很不真实，也有不少人怀疑它的真假，但大部分参与讨论的网民还是觉得它反映了日本人的心声，是以成为反日的坚实证据。这个故事有趣的地方在它的流传过程和演变，有人说那个城市是武汉，也有人说是北京，还有人说是上海，总之在哪里的可能性都有。它的内容也越来越详细，那名日本青年一开始只是谈到两国人民行为生活的差别，后来则主张日本的统治有利于中国人的进步，最终甚至还说出了中国女孩应该会爱上日本男人的话……
假如这真是个虚构的民间传说，第一个创作它出来的人到底在想什么？后来为它加油添醋的人又有什么动机呢？从效果上看，这个故事可以刺激起大家对日本人的怒火，所以它是为了证明日本人有多坏，替反日找理由。也就是说，参与创作的这些人似乎觉得大家对日本的仇恨还不足够，应该要再加把火才行。
就和姚明的那个传说一样，它不是先有一个确切的理由，再合情地生起大家的不满；而是先有不满，才回头为自己的情绪制造一个说得过去的基础。
我们不只可以看见人对偏见的执著（我们讨厌日本人，讨厌姚明等名流富人，所以不惜为此捏造事实好说服自己和别人，我们的讨论是合理的），还会发现这种情绪表达方式的怪异。它分明就是一种自虚，我们硬是想证明日本人对我们有多歧视，姚明又是怎么地离弃我们；似乎在这里能够找一种残酷怪异的快感。
弗洛伊德曾经描述过幼童的一种奇行，他发现他们有时会把自己藏起来，好让大人找不着，这时他们会感到格外的紧张，深怕大人会自此忘却他们，甚至趁机抛弃他们。可是在这个躲藏的过程里，他们却又享受着刺激的快感，把它当成一个好玩的游戏。然后，他们或者被发现，或者干脆耐不住性子自己跑了出来，与父母相拥团圆。这就是有名的“去/来”（fort/da）游戏，后来成了精神分析史上著名的模式，引起无数的诠释和争论。有学者认为这是自虐的基本形式之一；先是自我制造一个被舍弃被厌恶的状态，同时暗自咀嚼其中的痛苦刺激，于是可以期待破镜重圆的圆满幸福。正如一人偏执地怀疑伴侣的不忠，把任何小事理解为对方变心的蛛丝马迹，甚或幻想出丰富的情节。表面上他很痛苦，实际上他很享受。当伴侣九牛二虎地证明了自己的忠诚之后，他那失而复得的满足才能达到最高程度。
问题是这个结局并不是真的结局，对爱侣忠诚奉献、对父母全心爱护，以至于对他人的认同，肯定是一个永无止尽的追寻。所以小孩会一遍又一遍地玩着这种游戏，情侣会一遍又一遍地期待誓言与许诺，直至我们真正长大真正自立。
编撰日本人歧视中国人的传说，也可以看成是种自信心的欠缺。似乎得不到预期中的彻底道歉、真诚拥抱，我们就永远无法停止这种近乎自虐的荒谬行为。从中日两国的复杂历史看来，这种自虐的心理尚算正常。但是为什么要捏造姚明不爱祖国的故事？又为什么偏偏要选在这国难当前的时刻呢？能不能说它表达了我们对暴发名流的偏见，总是觉得他们会瞧不起草根百姓，于是希望他们用上很大的力气去表现自己不忘本的良心呢？又能不能说我们对叛国分外执著，总是怀疑他们一旦出国扬名在外就会断根叛逃，于是希望他们费尽心血地证明自己仍然是个百分百的中国人？
当我们缺乏自信，心存疑虑，因此形成对他人的偏见和要求时，这种情绪的表达是不会管你地震不地震的。只要一有机会，它就会浮现。因此震撼全国的灾难也就成了让我们尽情表露偏见、区分人我，从而自虐图乐的时机。
原题为“灾难时期的自虐”，刊于《am730》2008年05月30日、2008年06月02日
足 球
更新时间2009-1-9 9:34:49 字数：868
中国社会困境的折射
关于中国运动，有一个很大的误会，我称之为“可口可乐迷思”。改革开放初期，许多外国大企业都闻到了空气中传来一丝人民币的气味，他们觉得中国是全球市场最后一块，也是最大的一块处女地。那时流行用可乐做譬喻，他们说：“十亿人呀！只要有十分一爱喝可乐，一天就能卖掉一亿罐了。”
后来他们才发现把这么庞大的人口变成他们理想中的消费者，要打进这片经济世界中的亚马逊，是件多么困难的事。必须斩荆披棘，适应水土，耐心地等待时机的成熟和条件的具足，中国的人口才能成为一个有意义的数字。
同样地，我们也千万不能相信中国有十三亿人口，一定能找出十一个人组成“第一流足球队”这类鬼话。人口数字有多少，和某项运动的表现好不好实在是两码事。牙买加的人口有多少？为什么它能称霸短跑赛道？立陶宛的面积比北京大很多吗？怎么就能变成欧洲篮球劲旅呢？按照“可口可乐迷思”的逻辑，应该整个欧洲加起来派一支球队也赢不了中国才对呀，为什么光是一个比利时就能叫中国足球丢脸丢到家呢？
中国男子足球不只是中国体育界的奇耻大辱，还是世界体坛的一道谜题。国家足球代表队的人均收入可能是所有项目里头最高的，偏偏他们的表现是最烂的。当体操选手一个个为中国夺取荣誉同时还要为生活精打细算的时候，那帮足球员却一方面坐享车宅，另一方面把球踢到了亚洲三流的水平。二十多年来，中国足球的成绩和球员的收入几乎呈现了反向发展的态势。
其实它的问题恰巧也折射出了中国社会面对的困境。中国足球是中国所有体育项目里头市场化程度最高的，但市场不只救不了它，反而还使它更加证明了“举国体制”的优势。如果左派用这个案例说明市场并非万能的话，右派也可以说那是因为中国职业足球的发展根本还不够市场化，没有建起完善的市场机制，所以才变得贪腐横行、黑幕重重。中国足球或许是中国球迷心上的伤口，但它却是个了解中国现况的好样本。任何一个关心中国发展问题的学者都能透过它找到中国的矛盾与暧眛。
原题为“中国足球是个好样本”，刊于《am730》2008年08月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