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底，卢总统说：“大联政是我政治生涯结束前的最后一次总结。”9月1日青瓦台秘书室长向我传达了卢总统想要会谈的提议，我立刻答应会谈。卢总统的一句“大联政”，已使全国飘摇，影响民生，我希望能赶快结束这样的情况，所以决定去青瓦台传达国民的心声。卢总统与我的领袖会谈时间一敲定，党内外有很多人担心我而纷纷给了建言。有人担心地说：“卢总统是大韩民国最会说话的人，如果真的去会谈，会被卢总统牵着鼻子走。”虽然都是很宝贵的建言，但我很好奇国民如何看待联政、国民希望对卢总统说什么话，所以我指示人员在大国家党的网站做一个接受人民声诉的专区。
在议员总会也有很多人给了我建言。我请议员们安心，告诉他们：“我是作为传达国民心声的代表前往，会朝着我们的方向充满自信地走我们认为正确的路。对于联政论，我会直接告诉卢总统，那是不可行的方针。”
9月7日下午两点，在青瓦台本馆的百岳室展开了会谈。我们方面有政策委员会议长、秘书室长、发言人共同出席；青瓦台方面则有政策室长、秘书室长、发言人共同出席。持续两个半小时的会谈之中，卢总统与我谈了很多话，各自都表达了想法。我一直在谈民生，而卢总统则一直谈大联政。卢总统很坦率但也很执著，有时甚至觉得他说话语气并不是很客气，有想要从气势上压过我的感觉。
身为在野党的代表，对于民生问题我强调我们一直持续协助，并表达了我对就业、小政府、不动产、教育、核武器问题、韩美合作等议题的想法。但是不管我说什么主题，卢总统的关心都只在大联政上。不论什么主题，他都能引到大联政、跨党内阁、取消竞选者与选民关系地域性固化的选举法修订上。他一直反复地说：“你就负责去做做看吧。”
对于大联政，我真心给了卢总统几个忠告：“所谓的权力，乃是国民赋予的，谁也不能言及权力的分配。权力是由国民所赋予，所以再怎么辛苦也要负责到底。您说因为朝小野大而感到辛苦，但是国会总选之后已是朝大野小了，不是吗？总统您应该专心于经济问题，才能以选举赢得民心。您应该知道，国民的意思才是最重要的。”
我讲出了我的信念，继续说道：
“大国家党对于民生问题一向百分之百支持协助，民生相关法案从没有一件不让通过的。在此我要向您明白表示我对大联政的立场，请不要再提大联政，我也希望能就此停住这个话题。”
不知他是否知道我的真心，卢总统反而说：“我甚至想过，是否该尽快结束卢武铉时代。”他说出了想要中止任期的言语。
“请您以后别再说您要结束任期，这样会让国民感到不安。”
我们的谈话在没有交集的平行线上进行着。随着时间的流逝，卢总统开始表现出不想再继续聊下去的意思，所以最后我真心地说出了对于总统这个位子的看法：“我因为长久在近处看着总统这个位子，所以很清楚。这个位子会招致许多误会，国民的担忧立即会是总统的担忧，是二十四小时劳心劳力、担负着无限责任的位子。别人会以为这是权力者的位子，事实上却是十分孤单。每位总统都有他那个时代要负的责任，因此，卢总统您有您时代的使命。请总统好好思考您的使命，好好完成任期。在野党只希望国家更好，身为在野党，有在野党必须扮演的角色，我们随时都会忠实于这个角色。没有哪位政治人或者总统是可以赢得了国民的。请您记得，到哪里都要惦记着经济，这是最重要的。”
他没有任何回答，这是表示谈话结束时间到了的意思。
隔天卢总统要出国巡访，恰好他的生日就在那天，我送上了生日祝词。他听了之后说：“我以前不太过生日。我出生时，母亲也没有做什么胎梦，所以我是没有传说的领导者。”不知为何这番话令人有点感伤。
那天，卢总统与我之间的会谈就这样结束了。从此以后，大联政不再被提起。现在只要想到那天我没能充分说服卢总统将真心转移到民生上，还是感到十分惋惜。
五十三天的《私立学校法》之争
2005年12月，国会的教育委员会由大国家党与政府执政党各自提出了不同的《私立学校法》修正案，并进行了数日的协商。
私校法之争其实已有两年之久。执政党认为私校财团贪污严重，所以主张私校理事会要有三分之二以上是开放型理事。虽然执政党是这样的主张，但事实上能够更严格监控私校贪污的是大国家党的私校法修正案。大国家党所提的私校法修正案是连理事会的会议记录也需全部公开，导入公营监事，公开会计并将预算与结算透明化。而且我们主张私校财团对于私校的预算与结算的计算根据，是连一支粉笔也要全部公开，并将此规定记载于条款之中。然而，执政党却只着眼于开放型理事参与理事会事宜。
若要成为先进国家，必须培养人才，因此学校应具备竞争力。为了培养学校的竞争力，最重要的是学校的多元化与自律性，制式的规定很难达成具有创意性的教育。
事实上，只要照法规执行，修正前的私校法就已经足以严格杜绝贪污，不会有贪污之事发生。但是教育当局并没有按照法规执行，导致一些私校发生了贪污事件。私校本来就是很容易产生贪污的团体，若要外部人士进去监视却有些太过夸张。打个比方，就好像抓蚊子却用了捕兔器一样，用这样的比喻来形容似乎非常恰当。
在以前穷困到没几间像样学校的时代，自掏私财兴建学校培养人才的多数是健全私校，如今到底为了什么要贪污呢？用常理实在难以理解，所以我们只能认为应该是有特定理念的集团渗入了理事会，再任意搅乱学校教育。
执政党开始称大国家党为“拥护贪污私校者”，将私校说成是贪污既得利益者。执政党自己则像是来断定别人有罪的使徒，挥舞着刀剑，使国民与私校分成不同的两边。
2005年12月9日，执政党强行通过了私校法。国会从早上便笼罩着一股紧张气氛。到了下午四点左右，会议开始的二十到三十分钟前，照惯例会场会开门，但是这天打破惯例，只有十几个执政党议员先行进入会场。在这些执政党议员偷偷进场时，大国家党的议员们想入场却遭到拒绝。大国家党的议员们极力反抗，但是一直等到执政党议员们多数进到会场后，会场的门才打开。走向国会会场前方主席桌的议员竟遭到了开放国民党议员的肢体攻击。瞬间，场内到处都是议员互相推挤的场面。会场一片混乱的时候，国会议长在警卫的护卫下进入会场。在国会议长的主导下，快速强制通过了私校法。大国家党议员们极力阻止执政党议员们票决，但是力不从心。才不过十五分钟，私校法已遭绑架处理结束，连提案说明、讨论都没有进行。大国家党议员们一时之间茫然若失。
孩子是我们未来的主人翁，孩子们成长的教育环境与制度绝对需要细心考量。
私校法是什么样的法？这法规会关系到我们孩子的未来与未来教育，不是吗？
大国家党议员们当场进行抗议。晚上七点三十分，我们聚集在与会场相连的中央阶梯，我以坚定的心情站在前方，发表了《对国民谈话》。我宣布：“我们将与这块土地上的所有家长们一同反对私校法。”这是大国家党在第十七届国会首次进行场外抗争。自2004年6月第十七届国会会期开始以来，尽管被一些人批评为“不像在野党”，大国家党仍然坚持不进行场外抗争。第十六届国会时执政党有过无数次的场外抗争，但第十七届国会一直到私校法事件之前我们都从未进行过任何一次的场外抗争。虽有许多危机时刻，但我们都认为不该跑到国会外面示威，应该在国会里面热烈争论，因为我们不想以民生之外的事情扰民。就连2004年的《国家保安法》废止的反对抗争，我们也没踏出国会一步。
但是执政党突然将私校法以强制的方式通过，我们随即迈向场外抗争的道路了。我原先很苦恼要不要走上场外抗争这条路，但是执政党在国会全体会议上强行通过私校法后，我甚至对外公开发表了《对国民谈话》。大国家党一时陷于紧急状况，我们召开了最高委员与重要议员联席会议以及议员总会。
我的结论是绝对不能让步。《私立学校法》关系到我们的孩子们，如果孩子们的思想不同了，国家的根本也会有所改变。眼看如此重大的法案被执政党利用，我们再也无法忍受下去了。
私校法抗争前期，“修订出合理的私校法”是大国家党的诉求。但执政党将之扭曲为“拥护贪污私校的大国家党在对抗修订私校法”，造成媒体对我们的冷淡，许多民众对于大国家党的场外抗争也是冷眼看待。
随即，党内有议员主张“应该顾及民生，现在面临的不是场外抗争就能解决的问题，选择迂回的路比较好”。但是此次不能退让，我在议员总会上对议员们说：“我们之所以抛弃一切，决心进行场外抗争，是有充分理由的。想回国会开会的人如果超过半数，我们就结束这场场外抗争；如果没有，我们要抗争到底。会使国家本质动摇的法规，绝不能让它通过。法规的基础不清不楚的话，大韩民国整个国家都将遭到影响，绝对不能忘记这一点。”
我自始至终从不放弃的其中一项就是我们孩子的未来——“教育”。
议员们表示了继续抗争的决心。即使大国家党的民调支持率下降，所有人仍团结表现出坚守信念的意志。
一开始的街头抗争选择的地点是明洞，我们在那里集会，通过发传单给民众的方式，揭发强行通过私校法的不正当性。偏偏那一年是史上创下最低温的一年，只要在外面站一会儿，双脚就会冻僵；即使穿了厚厚的秋衣也套了毛衣，身体还是感到阵阵寒意。抗争私校法的那年冬天，实在十分寒冷。
我们与私校团体、宗教团体一起在首尔站、市厅前广场，以及全国各大都市举行了大规模集会。还改造了卡车，不断进行小规模的移动式集会。然后慢慢地，民众开始知道最具争议的“开放型理事制”的问题所在。全国各处纷纷举行私校法讨论会与恳谈会，并成立了抗争本部。
随着我们的抗争不断持续，民众的关心与理解渐渐增加了，媒体民调结果也开始好转。就连原本表示“私校法绝不能再修订”的执政党人也开始变得不安了。寒冷的冬天，2006年1月31日朝野院内代表在北汉山进行步行会谈之后，长达五十三天的持续抗争终于画上了句号。在北汉山那里，达成了“讨论私校法再修订”的协议。2月1日，国会再次展开会期。
在这之后，私校法仍然没有再修订。然而，政府执政党的气势却渐渐消解。虽然执政党部分人士反对私校法再修订，但是在无数社会与宗教团体、国民的集体抗议下，执政党只好逐渐屈服。
私校法抗争这件事情，引来许多人说我“给国民留下了保守又好强的印象”，做了亏本生意。然而，我绝对不后悔自己的选择。即使是作出让步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人，也会有他最后坚守的堡垒。对我而言，那就是“教育”。教育是决定我们未来的根本，若有人将其加以利用，我绝不会坐视不管，也不能够坐视不管。如果因为就私校法进行抗争会带来损失，就紧闭双眼坐视不管，将会在我良心上留下很大的伤口。那我当初放弃“自由人生”而揽上“无止尽的重责大任”，重回政治之路就没有意义了。
大阿姨心爱的侄儿们
那天的气氛有些异常。原本只要我一进玄关，孩子们一见到我的身影就会大喊“大阿姨来了！”但是那天他们很安静。就连我走过去，孩子们也纷纷往后退，甚至平常一定会跑来抱住我、亲我脸颊的敬元，也只是站在远处望着我。我心想：“因为脸颊贴着绷带，所以孩子害怕了吗？现在没办法像以前那样笑了，所以表情很奇怪吗？”
我走近孩子们，弯下腰来平视他们的眼睛，对他们说：“发生什么事了吗？好久没看到你们了，怎么你们都不来亲亲大阿姨呢？”
站在角落的小丹指着我贴绷带的脸颊，小心翼翼地走过来问我：“大阿姨，现在不痛了吗？”
我心想：“原来是这样。”
也不知他们是怎么知道的，看来他们是在担心我。
“嗯，现在大阿姨都好了，所以才来看你们啊。都没事了。”
“真的？”
可爱的侄女们亲手做给我的扇子。不管怎么累，只要看到他们的笑容，就疲劳尽消了。
突然，安静的孩子们纷纷变得像平常一样，扑进了我的怀里。有的发出欢呼声，有的亲我，有的开我玩笑，还拉着我的手要我一起跟他们跳新学的童谣歌舞。仿佛从未疏远过一样，充满朝气和活力地唱歌跑跳。
幼儿园的园长说：
“代表，孩子们在电视里看到您的脸被划伤的新闻画面，隔天来上学都哭了。还问我是谁害我们大阿姨那么痛的。全都围在一起祈祷‘请让大阿姨赶快好起来’。刚刚可能是因为觉得代表您还很痛，所以才不敢靠近吧。”
听到幼儿园的园长这么说，我不知不觉鼻子发酸。
“我的侄女侄子们……害你们担心了。”
平时，媒体采访或者演讲时总是会被问到：“您没有家人也没有子女，不会寂寞吗？”
平常我都是回答“太忙了，没有空寂寞”。但我有着大家不知道的家人，就是叫我“大阿姨”的七个小天使。与这七个小天使的缘份是从2004年6月开始的。
某个很晚下班的夜晚，我偶然听到一位女性党职人员打电话给家人，说她因为工作多要加班，可是没人去接幼儿园的女儿。她赶忙打了好几通电话联络。平时因女性迈入社会工作与出生率下滑的问题，我已开始注意到保育政策，但她的电话内容给了我很大的冲击。
我们政党总是提出要注重女性保育政策的政见，那就应该先顾及自己职员们的保育才对，但实际上却没有好好照顾到。我惊觉连我们自家都没做好，那我的保育政策岂不是流于口号而已。
隔天，我正式提议党舍设立幼儿园。随即出现“投资与成效会不成比例，效果有限”、“党舍没有空间”、“没有钱”、“职员们不会带孩子来的”等反对意见。我心想：“对，正因为一样的理由，所以一般企业、公共机关都不设立幼儿园，而将保育工作丢给女性们。”随即我的声音也不自觉地加重了。
“快乐幼儿园”开园那天，证明了实践政策活动已经从我们党内开始做起。
“我们都还没有做，怎么会知道呢？世上任何事都有困难之处，但是不应该因为困难而妥协或让步。连个幼儿园也没有的政党，如何谈论什么保育政策？一定要设立幼儿园，请即刻准备吧。”于是我下了结论，便开始进行相关事宜。
“快乐幼儿园”开园那天，证明了实践政策活动从我们党内开始做起。
2004年7月1日，大国家党里的“快乐幼儿园”开园了。开幕式那天，是我增加了七个家人的第一天。从最小十七个月大到满两岁，总共七个孩子，个个都是小天使。幼儿园虽然偶尔会有哭声，但是他们连哭的模样也都十分可爱。
在那之后，我每天行程忙碌，但党内外的事情越多，压力越大，我就会越想去快乐幼儿园。孩子们开口就喊“大阿姨”，还会来拥抱我。看到他们的模样，我的烦恼忧愁立刻一扫而空。即便助理因为下一个行程临近而一直对我比手势要我准备出发，我也舍不得减少和我可爱家人相处的时间。随着孩子们的长大，我的宝物也越来越多。他们送我的扇子上画了我的样子，还送了新年贺卡……每一件都是珍贵的宝物，都让我看了不自觉露出笑容。
现在幼儿园又增加了新家人，总共有十一个小孩了。可是党舍要迁到汝矣岛时，又有反对的声音出现：“幼儿园很难一起搬过去。”可见还是有很多人不记得保育有多么重要，以及这是保障女性社会活动出发点的事实。
女性如果能从育儿与保育方面的负担中获得解放，就能提高国家的竞争力。我自己就亲身体会到，自从党舍设立幼儿园之后，女性党职人员更能够放心地工作并且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结果，不但托付孩子的女性党职人员受益，设立幼儿园的大国家党也提升了竞争力。
我认为真正的政治是寻找一条路，一条让制定政策的人以及政策受惠者都能切身感受快乐与幸福的路。年轻的妈妈们应该不必担心孩子，尽心于职场工作并展现能力，孩子们则应该在安全健康的环境里茁壮成长。我希望的政治是使制定保育政策的人以及保育政策的受惠者都能幸福。
我的未来伙伴，大韩民国的年轻人们
从政以来，令我感到快乐的一件事情就是与年轻人见面的机会增加了。如果没有从政，我可能就不会见到这么多拥有各种不同想法的年轻人了吧。
不论在哪里见到的年轻人，总是第一眼就能给我特别的喜悦，可能是因为朝气蓬勃且热情有活力的关系吧。所以不论是去国内其他地区或国外，我都会尽量安排与年轻人见面的行程。
2006年8月15日，参加光复节纪念典礼之后回到家时，原以为已回家的执行秘书再度来到我家，说是有话要对我说。原来有个女大学生在我家门前等我，遇到了我的执行秘书。执行秘书告诉我这事，把我吓了一跳。
这个女大学生是檀国大学天安校区的女学生总会会长。她为了请我去学校演讲，在门口等了好几个小时。我的执行秘书问她：“你怎么知道代表住的不是公寓而是一般住宅，怎么知道地址的？是怎么找到的？”
这名学生回答：“我是女学生总会会长，我希望在我任期内一定要邀请到朴代表来演讲。代表是我们国家第一位最具影响力的女性政治人，所以我非常想亲耳听到她的演讲。可是我不知道要跟谁联络，如果打电话一定不会转达，我就搜寻了网络新闻，看到是住在三星洞的一般住宅，因此我就来三星洞这里的房产中介找，可是问他们都问不出什么来，绞尽脑汁好不容易才问到的。今天是光复节，学校不上课，我看到电视上报导代表今天去参加了纪念典礼，所以立刻前来这里等，想等到代表回来。”
我们的年轻人的热情照亮了大韩民国的未来。在淑明女大的演讲会场。
那位女大学生的热情与聪明才智令我钦佩，我连行程表都没确认，就答应要去演讲。“制定目标、拟订计划、毫不犹豫地付诸实行！”真是个了不起的大韩民国大学生！
她对首尔并不熟，公交车路线、地铁路线也都很陌生，但即使辛苦也一定要做到，还找了房产中介问了老半天才问到我的家。最后她将“演讲提案”这个目标完美达成了，令我感到非常骄傲。
除了檀国大学的这名女学生，我遇到的很多我国的大学生也是一样，只要下定决心就毫不犹豫着手进行，寻找方法并达成目的。他们都抱持着非常积极的态度。
“即使无法立刻就业，我也不会感到挫折，在找到适合我的工作之前，本就会经历这段过程的。”我在某个就业博览会遇到的求职毕业生，手里拿着一叠厚厚的履历表，带着微笑说了这番话。
“我听了代表您的演讲，可是没能问您问题。”一位淑明女子大学学生听我演讲之后想再多聊一会儿而跑到国会来找我。“大国家党如果想改变，就必须吸收年轻人才。”也有成均馆大学的男学生将自己的想法告诉我的秘书们，并且因此约了和我见面的行程。我们的年轻人正用挑战精神与实践力照亮大韩民国的未来。回想起来，我大学时代遇到的同学们也是如此。
在对于电子工学还不太了解、家里电器产品也不多的那个年代里，我们相信电子工学未来会促进我国的经济发展，总在实验室里拿着难懂的原文书，彻夜苦读。
父传子，母传女，风气是会代代相传的。我们国家的年轻人也是传承了父母亲那个年代相信“我一定能做得到”的精神。我父母的年代是从无到有的，而现在的年轻人这一代，相信一定可以带领大韩民国成为世界上最棒的国家。
1．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表示，愿意为朝鲜核武器问题的和平解决努力到底。
2．韩日关系的重点在于必须持续敞开真心对话。与日本安倍晋三合影。
3．与美国国务卿赖斯的见面像是与好友交流意见。
4．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王家瑞送我中国民俗纪念品双狮。
1．我的外交活动的前提是信赖以及国家利益为先。与美国前国防部长佩里合影。
2．外国学生是我国未来的同伴。
3．每次在国外受到韩国侨胞热情欢迎时，就会更坚定我要加油的想法。在北京韩国国际学校。
4．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演讲现场，述说着我们光明的未来。
第五部
我的信念将在世界舞台持续
每次无论我走访到世界哪个国家，
抵达当地的第一天都会先安排与我国侨胞们见面。
这是我对身处他乡异地、
却能坚忍不拔落地生根的我国同胞，
表达敬意的独有方式。
遇到散布于美国、日本、中国、欧洲等世界各地的我国同胞，就会像见到儿时玩伴般高兴万分，
我很喜欢因为我们都流着相同血脉而有的那股凝聚力。
我们一同前进的道路宽广且充满希望。在中国巡视铁路渡轮。
我的第一个外交原则
曾经我在书中阅读到，原来在哈佛大学教堂一侧的墙壁上，挂有一面纪念铜牌，上头刻着当时因参战而死的哈佛毕业生姓名。2007年2月我前往美国，准备在哈佛肯尼迪学院发表演讲。我吩咐秘书室，在我一抵达哈佛大学时，希望可以直接先到学校里的教堂，向那些战死于韩战的哈佛学生们致敬。
哈佛大学位于坎布里奇，这里是个安静且美丽的都市。即便寒风凛冽，哈佛大学的学生们依然充满着朝气与活力。抵达学校后，我们一行人穿过满是古意盎然的建筑物的校园，朝着教堂的方向前进。教堂内，气氛十分幽静。阳光透过窗户，照亮整个原本幽暗的教堂，室内萦绕着庄严虔诚的氛围。
教堂左右两侧的墙面上，挂着刻有战死毕业生姓名的纪念铜牌。左侧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牺牲者的姓名以及毕业年份；右侧则是韩战牺牲者的姓名以及毕业年份，密密麻麻且清楚地刻印在铜牌上，这样的景象，使我内心炙热了起来。
哈佛大学对于这些为国牺牲的勇士们，感到相当光荣。我们站在牺牲者的名字前默哀，为我们提供解说的校方人士及校警，也自动摘下帽子向牺牲者们致敬。
走出教堂后，担任解说的哈佛大学校方人士表示：“当我收到通知需要安排行程至教堂时，不是很明白您的用意。其实我也是今天才知道原来教会里存放着纪念铜牌。看完后，我的内心也同样相当感动。”
在我出国参访时有一个必定遵守的原则，就是向曾经帮助过韩国的人表达我心中多年的感谢。我们经历不幸的近现代史，但得到了许多国家的帮助支持，特别是韩战当时，提供协助的二十一个国家（战斗兵力支持十六国，医疗等支持五国）的士兵们，他们可能当时连韩国是地图上的哪个国家都还不是很清楚，却为了维护自由民主主义而牺牲奉献。如今那些幸存的士兵们无论在何处重逢，只要谈到韩国，就会重回二十几岁时的时光，聊着当初在韩国的回忆，甚至讲到韩国惊人的发展，会像自己的事情般开心激动。
2005年3月，我担任大国家党党代表后，第一次踏上了外交访问之路，那次是去美国，而我的第一站行程也是到韩战参战士兵纪念碑前献花。
华盛顿韩战参战士兵纪念碑设立在林肯纪念馆前的广场一角，抵达纪念碑时，意想不到的神秘嘉宾正等待着我们。他们是住在华盛顿邻近郊区当初曾参加韩战的美国士兵，虽然参拜时间只有短短十分钟，但他们却愿意从车程长达一小时的郊区亲自开车前来。我看着他们，红了眼眶。他们穿着韩战当时的军服、别着当时别过的徽章，虽然年纪已老，发色已白，却仍旧威风凛凛。
在美国林肯纪念馆前的韩战参战士兵纪念碑进行献花，向他们表达最崇高的敬意。
纪念碑附近设有小型公园，在公园正中间，竖立着十九名美军穿着雨衣持枪行军的铜像。再往前走，长达四十九米的黑色花岗岩上，刻着两千五百名参战士兵的脸庞。纪念碑上写着“在国家的一声令下，就将一生奉献给不认识的国家及从未见过的人并守卫他们，美国向这些美国的子民们奉上最高的敬意”与“自由不是平白得来的”这两句话。国家不忘为国牺牲的勇士，这就是美国的力量。反观我国西海交战[1]时牺牲的士兵们，至今还没能得到该有的颂扬；在“6·25”战场中失踪的俘虏们，也都还无法确认生死。与美国韩战牺牲者相较之下，显得凄凉许多。
那天晚餐时间，我招待了六对参与韩战的美国夫妻。他们聊着当年在韩国的回忆以及年轻时在战场上的故事，一群人聊个不停，甚至忘记了时间的流逝。参战士兵们对当时的战争状况、负伤、移动路径等都还记忆犹新。他们也不忘夸赞，过去一片废墟的韩国，如今却能有如此成就，也令他们感到非常荣耀。
他们对待我就像从韩国来的姐姐或妹妹一样，虽然肤色不同，但我们却因韩国而结下情同手足的缘份。
* * *
[1]韩国和韩鲜在朝鲜半岛西部海域发生的多次武装冲突。
解决朝鲜核武器问题的“饭桌论”
2002年10月朝鲜核武器危机爆发至今，因朝鲜核武器所引发的朝鲜半岛危机局势持续紧张。而我们的政府有何应对？我国政府对于朝鲜核武器的认知，可以从总统的言论中了解确认。朝鲜宣布了核武器的开发，当时刚好是2004年11月正在进行六方会谈的时候，为了防止此举，卢武铉总统在洛杉矶表示：“朝鲜主张核武器开发是为了防卫各种情况，纯属自我防卫用，我认为某种程度上也有其道理。”后来朝鲜核武器实验仍强制执行，就在两个月后也就是2006年12月时，卢武铉总统在新西兰表示：“朝鲜并不会因为实验过一次核武器，就比韩国的军事更具优势。”然而这些话只会让外界更抱持怀疑态度。
朝鲜如果以核武器武装自己，我国人民生活的土地就很有可能在一瞬间成为废墟，即使是万分之一的几率，只要有人去制造那种可能性就令人感到发指。不管我们花再多的钱购买最新型的尖端武器、增加军队人数，只要站在核武器面前就会变得毫无用处。更何况，朝鲜半岛情势因朝鲜核武器问题而站在危险的绳索上，在这样的时间点，外国投资者会放心地来韩国设立工厂或创立研发中心吗？
我认为关于朝鲜研发核武器是一定要阻止的，如今我的想法依旧没有改变，核武器必须完全废除，这是朝鲜以外参加六方会谈的韩国、美国、中国、日本与俄罗斯在紧密的互助下异口同声的共识，并相信若要让朝鲜停止核武器实验，就必须明确指出当他们放弃与不放弃核武器时会有哪些利益与不利。
第一次爆发朝鲜核武器问题时，身为第一在野党代表，我无法再继续袖手旁观。所以在2005年2月朝鲜发表核武器保留宣言后的一个月、也就是3月时安排了美国访问，5月时安排了中国访问，去说明我所构想的解决朝鲜核武器问题的方案，请两国一同积极努力，并就核心当事国美国与朝鲜间的信任恢复，以及中国必须在朝鲜与美国中间协调努力的重要性来做进一步说服。
访问美国的时候，我在代表美国保守主义的研究机构——美国传统基金会，以及哥伦比亚大学的演讲中，表达了我对朝鲜核武器的想法，还以“饭桌论”来举例说明。
“在西方用餐时，汤、主餐、甜点依次上桌，但在韩式餐桌上，饭、面、汤和菜会通通一次全部上桌。朝鲜核武器问题虽然也可以像美式风格一样，以阶段式的方式循序渐进，但对韩国人来说，我们比较习惯将所有解决方案放于一桌一次性解决。”
为解决朝鲜核武器问题，在全美新闻俱乐部发表演说，并提出解决方案。
国防部出身的军官们，非常专心地倾听着，并做着笔记，可以真实感受到美国最高首脑们也都对朝鲜核武器问题高度关注。
演讲结束之后问题不断提出，美国前驻韩大使汤姆森·霍伯说：“我对‘美国不应对朝鲜核武器问题只做理论性思考，必须保留东西方文化差异与思考方式差异的空间’这段话印象非常深刻。”并表示了他也深有同感，而关于我所说的“看着为了领取美签证而凌晨就在美国大使馆外大排长龙的人群，就连支持韩美同盟的许多韩国人也都感到自尊心受伤”这番话，大家则是非常沉重严肃地聆听着。
在哥伦比亚大学的专题演讲中，为了展现要是朝鲜放弃核武器，未来会多有希望，我主张以“朝鲜经济重建”为目标所进行的“朝鲜版复兴计划”，且强调必须要能具体提出大胆的利益才行。相反，我也详细说明了要是朝鲜不放弃核武器，会产生什么样的负面影响，并强调建构让朝鲜放弃核武器的环境，是我们未来的政策目标。
演讲完毕之后，学生不断踊跃提问。有位学生举手问道：“关于韩美同盟的问题，您认为美国该采取什么样的方式介入？”
“为了新的韩美同盟，不管是韩国或美国，双方都必须站在对方的立场思考。东方有句成语叫作‘易地思之’，意指若要成为更信赖的朋友，就必须设身处地站在对方立场多想想，我认为除了韩美同盟外，朝鲜核武器问题也需要这样的努力。”
解决朝鲜核武器问题，是我身为大国家党党代表时期最重要的课题之一，在朝鲜彻底放弃核武器、朝鲜半岛实现和平稳定之前，我仍会持续不断努力，对于朝鲜核武器问题的解决原则也决不会有所动摇。
中国最高领导人胡锦涛主席
2005年5月我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会面，那年2月，朝鲜发表宣言声称拥有核武器，朝鲜半岛又回到之前的紧迫局势，为了解决朝鲜核武器问题，3月我到美国访问，4月进行完再补选后就前往中国了。
当时中国是供给朝鲜百分之八十能源的盟国，主导六方会谈，并且全力将朝鲜拉入对话中。为了解决朝鲜核武器问题，恢复信任是当时的迫切任务，我们急需有一方担任劝说角色，让当时拒绝对话的朝鲜出席对话场所，而中国正是担任此角色的绝佳国家。
2005年5月24日，我与胡锦涛主席在中国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面。胡主席以往都会配合来宾抵达时才出现在会谈场所，但那次打破了外交惯例，提早抵达等我，他那仁慈外表下的英姿雄风让我印象深刻。我以苦学的中文向胡主席打招呼，胡主席惊讶地睁大了双眼并露出了亲切的笑容。
会谈在和谐的气氛下开始，谈话内容主要集中在目前最重要的话题——朝鲜核武器上。
与中国主席胡锦涛谈论朝鲜核武器与理工人才培养的问题，相谈甚欢。
“我认为目前六方会谈难以进行的主要原因在于朝鲜与美国长久以来累积的不信任感，为了降低两方之间的不信任，使双方能重启对话，除了两国必须各自努力之外，我认为也需要一个中间协调者，而我认为中国最适合担任中间协调者。目前为止中国一直扮演着良好的桥梁角色，我期待未来中国能更积极地担任此角色。”
我强调朝鲜与美国之间的信任恢复是最重要的事情，也切实需要中国所扮演的角色，而胡锦涛主席的想法也与我一致。
“关于朝鲜半岛的无核化、通过沟通和平解决朝鲜半岛问题等，中国政府持有一贯立场，重返六方会谈有着许多难处，因朝鲜与美国之间存在着太多不信任，相信通过沟通和平解决朝鲜核武器问题，对所有国家及国际社会都会有利。只要有一丝希望，中国还是会为朝鲜核武器问题的和平解决努力到底。”
听到中国最高领导者承诺不会放弃解决朝鲜核武器问题，虽然仍面临艰难情况，却给了我一剂强心针，相信只要六方会谈参与者共同合力，绝对能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还聊了理工人才的培养政策话题，我与胡主席同为理工背景出身，我主修的是电子工程，胡主席则在清华大学主修水利工程。
我以会谈前一天参观的中关村作为话题切入点，结果胡主席的兴致马上变得高昂，声音也更有活力。北京的中关村是中国的硅谷，有着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等名门大学，也有无数的IT企业与来自世界各地的研究机构，光是在中关村工作的本科以上高级人才就多达三十六万名。我亲眼见证不断吸取世界技术与资本的中国技术现场，也感受到了那股非凡气势。
“曾经还是农村的中关村，竟然能在短短五年内脱胎换骨成为开发尖端技术的科技园区，这让我感到非常惊讶。”
当我表示对中关村的变化与发展感到惊讶时，胡主席的眼神更加明亮，并对我述说起中国的科学技术培育政策。
“1960年代，中国为了实现经济发展与工业化，培养了许多理工科出身的人才。随着岁月流逝，这些人也成了社会领导阶层。”
听了胡主席的说明，想起我国国民曾经对理工科避之不及的事实，不禁感到焦虑。我国也在1960年代，提倡唯有技术革新才是活路并致力于科技发展。当时科学家们频繁进出青瓦台，父亲只要一有空闲就会到研究现场与科学家们对话并给予支持鼓励，这成为我国产业发展的原动力。但是经济危机一爆发，最先进行组织结构调整的就是技术部门，并缩减研发费用，科学技术基础就这样瞬间瓦解。历经四十年所累积的基础，竟在一瞬间崩塌，从前是最厉害的优秀人才才进得了理工界，现在则是鲜有人要到理工界，最近甚至还有毕业于名校理工科系的硕士生，插班进首尔大学医学院重读的事情。果断使其倒塌很容易，但要重新扶起则是困难无比……
与胡主席的谈话非常自在也很开心，我想，用“理工界的人有着共通的语言”这句话来形容是再贴切不过的了。
带来幸运的赖斯长官
与美国国务卿赖斯见面是在2007年2月，我第二次访问美国时。2005年访问美国时，赖斯长官刚好巡访亚洲停留在我国。
当我走进国务卿房间时，穿着红色套装的赖斯长官正面带微笑迎接我，红色套装正好衬托出她那迷人的魅力。
我首先向她致谢，谢谢她当初在我2006年地方选举被袭击时，传来慰问的信息。虽然先前未曾见过面，但当时赖斯长官通过美国驻韩大使馆传送慰问信函给我。可能也因为如此，即使是第一次见面，却仿佛见过多次一样有种熟悉亲切的感觉。
我们先聊了踏入政坛的动机以及关于经济政策的事情，之后终于聊起了我们两人都共同关心的朝鲜核武器及韩美同盟的问题。
我说：“听说长官您的钢琴与花样溜冰实力不凡，似乎只要下定决心，任何事情都能达到最佳水平，我想六方会谈应该也会成功地被您领导。”我先以此展开话题，因为就在几天前的六方会谈中，达成了将朝鲜核武器问题以阶段性方式解决的“2·13”协议，所以长官的神情也显得轻松许多。
赖斯长官回应：“我想是因为第一步走得好，未来相信还有更多困难，我们必须持续努力让朝鲜不再回到从前。”她清楚表达了自己对于此事的看法。
此外，她也清楚表明朝鲜人权问题是美国关切的重要议题。
“除了朝鲜核武器问题之外，我认为最终目标是朝鲜应走向开放。”
然后她向我问道：“若您当上了总统，如何改善与中国、日本等邻近国家的同盟关系？”我回答希望将美国、日本、中国、俄罗斯参与的六方会谈，发展成东北亚的安全保护合作体制，并提起了华盛顿的参战士兵纪念碑话题。
“我不管走到世界哪个角落，都一定会先对曾经帮助过韩国的人致以最深的谢意。前年3月拜访华盛顿时，第一个拜访的地方就是韩战参战士兵纪念碑，这次同样也是先到了那边。我看这次天气太冷，整条街都结冰了，虽然地滑穿高跟鞋很难行走，但我仍一步步走到纪念碑前献了花，关于韩美同盟的心意，也正是如此。”
当我说完时，原本神情凝重的赖斯长官突然变得开朗，后来也聊了许多各式各样的话题，随着对话时间越来越长，我们也逐渐脱离形式，分享了更多心底话，最后在交谈结束时，她也向我表达了幸运的祝福。
再次相遇的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部长
2005年3月访问华盛顿的第二天，与美国国防部沃尔福威茨副部长约好会面。但就在前一晚一通电话打来，拉姆斯菲尔德部长希望能与我直接见面。
这让我想起了1974年，我以第一夫人身份接见了当时以福特总统国防部部长身份访问韩国的拉姆斯菲尔德长官一事，当时他担任的也是美国国防部部长。
我们到达五角大楼（国防部办公室）后，负责亚太地区安全事务的副助理部长劳利斯出面迎接，他带着我们到了会议室。会议室里拉姆斯菲尔德长官正等待着我们，当他看到我时，欣喜地握住了我的手聊起了往事。
“我到现在都还记得当时与朴总统和您见面的场景。虽然陆英修女士刚过世不久，但您的父亲仍屹立不倒，让我十分感动。当时您也是年纪轻轻就执行着第一夫人的任务，那模样至今还让我印象深刻。”
我们聊了许久，讨论朝鲜核武器问题及朝鲜半岛的情况。交谈过程中，他突然拿出一张人工卫星图，那是由人造卫星所拍摄的朝鲜半岛卫星图。
与美国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一起看着卫星图，讨论世界和平与自由民主主义。
“这是深夜时拍的照片，您看韩国灯火通明，朝鲜却是漆黑一片。自由民主主义呈现出如此繁荣之景，但北边的世界却是一片暗黑。我看了这张照片之后，顿然体会到自由民主是多么珍贵，干脆将它夹放在书桌的玻璃板下。”
然后他突然起身，说要带我们看他的书桌，并引导我们走向了他的办公室。这是部长首度破例，不仅让我们感到意外，连陪同的美国国防部同仁也都吓了一跳。
拉姆斯菲尔德长官的书桌玻璃板下果然夹着刚刚给我看的那张人造卫星空拍图，他将照片递给我，并说道：“请您看到这照片时，不要忘记自由民主的珍贵。”并补上一句：“我常把这张照片当作礼物送给前来访问的世界各国领导人。”
那天，拉姆斯菲尔德部长非常热情地招待了我们一行人，我想或许是他基于过去的缘分而表示的善意吧。
给重庆市民们的感谢牌
过去我们的先辈为了祖国独立，在重庆设立临时政府时重庆市民们给予的帮助，大韩民国的国民至今依然谨记在心。对留有先辈精神的重庆临时市政府办公楼的完整保存，现以此感谢牌代表韩国国民向重庆市民致以最深的谢意。
——2005.5.26 大韩民国大国家党代表最高委员朴槿惠
通常在国外访问的前一天，我都会忙着准备主要见面人士的相关资料、访问目的地的现状资料、给需要感谢的人的答谢礼等，准备的东西不外乎都是这几样。但2005年3月前往中国访问的前一天，我多准备了一样物品放在行李箱深处，这就是要交给重庆市民的感谢牌。
这次的访问，主要是为了与中国领导部门深度讨论陷于胶着状态的朝鲜核武器问题，以及亲眼确认中国西部大开发的现状。
我吩咐秘书室将重庆参观的行程排进访问中国的行程表中，秘书室感到非常惊讶。短短五天的访问行程，要见的人已经很多，也必须转乘多次飞机，怎么会突然冒出个重庆。
在重庆市里遗留着大韩民国的最后临时政府办公楼，虽然提到临时政府大家会先想到上海，但重庆其实也在独立运动史上占有重要一页。1932年尹奉吉义士在虹口公园义举后，我们的临时政府为了躲避日本的围剿，从杭州、长沙、广州到柳州，辗转逃亡了一万三千里，最后于1940年定居重庆。一直到解放之前，重庆作为临时政府所在地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韩国光复军成立、对日宣战、印度缅甸战线参战、美国战略情报局的国内进攻计划促进等，如果上海是独立运动第一全盛期的话，重庆时代则可被誉为第二全盛期。
临时政府在重庆时，为了躲避日本政府的轰炸攻击，总共搬迁了四次。我们所参访的莲花池三十八号，就是临时政府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办公楼。在参访保存完好如初的莲花池办公楼的那一天，重庆还下着雨。位于扬子江和嘉陵江交汇处，被誉为水之都、雾之城的重庆市，听说一年大部分的日子都是被大雾笼罩，能看见阳光的机会不多。就如同“临时政府第二个敌人就是雾”这句话一样，我们的同胞在这个地方，每天必须和有毒煤烟与雾气混合的空气搏斗，当时一天三餐只能吃白饭配泡过盐水的豆芽，过着这样的艰苦生活，还要为雾大潮湿的重庆气候所苦，最后三百名同胞中有八十多人死于肺病。
抵达先烈燃烧灵魂的重庆临时政府办公楼后，发现办公楼周边的小建筑物，每层都挤满了数百重庆市民，热烈地拍手欢迎我们一行人的到来，这完全出乎我意料。
在重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办公楼里的金九先生铜像前。
重庆临时政府最后的办公楼莲花池三十八号，被许多栋高楼大厦和现代公寓所环绕。我们下车后，爬上了陡峭的阶梯，还看到一块写着“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匾额。办公楼由两到三层小规模的建筑物共五栋所组成，进入本馆展示厅后，映入眼帘的是临时政府当时使用过的太极旗，以及金九先生的半身铜像。我们一行人向铜像献花，并默哀致意。喉间突然有股热潮涌上，顿时想起当时捍卫祖国的爱国先烈们，每日被日军驱赶、被病魔缠身，在恶劣的环境中艰苦奋战。
进入了金九先生的办公室，第一眼看到的是放置在衣橱旁先生生前穿过的长袍，还有一张书桌、一个衣柜和一张小床，那是非常简朴的生活空间。也就是在这小小的房间里，大韩民国政府即将灭掉的生命线得以重燃。我不禁肃然起敬，非常感谢重庆市在1992年将此地指定为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陈列馆，并由相关单位负责营运及维护。
莲花池三十八号是重庆临时政府四个办事处中，唯一保存完整的遗址。然而在1980年，重庆市的再开发政策，使此地面临拆除危机。当时在重庆市议院参加过独立运动的李达先烈的女儿李素心女士，向中韩两国政府呼吁“请帮我们守住此遗址”，并积极促成了此事。
担任解说的临时政府陈列馆副馆长李善子惋惜地说：“虽然临时政府办公楼是中国和韩国双方政府携手合作一同守护的唯一独立运动遗址，但是每年参观的旅客人数逐年下滑，导致经营越来越困难。”
那天晚上正好是重庆市委书记招待晚宴，我把在韩国事先准备好的“致重庆市民的感谢牌”交给他们，一是感谢中国将原本因再开发而处于消失危机的临时政府办公楼，指定为文化遗产来保存，二是嘱托未来还请善加保存之意。重庆市市委书记对韩国来访的客人所赠送的感谢牌感到意外，急忙收下并表示谢意：“临时政府办公楼虽为韩国遗址，但同样也是中国的遗址，重庆市能为韩国独立运动带来帮助，我们也感到无比荣幸。”并承诺未来也会将其好好保存。他将感谢牌放在办公楼中最显眼的地方陈列，希望重庆市民能够一同感受韩国国民的友谊。
小泉首相的“无信不立”
“日韩关系最近处于极度恶劣时期，您选择此时到日本访问是很危险的。”
“您只要在日本说错一句话，就会被执政党利用作为政治攻击啊。”
“不如这次干脆展现出比卢武铉总统更强硬的态度，大吵一架回来如何呢？”
2005年韩日建交四十年，两国宣布当年为“韩日友好之年”，但讽刺的是当时韩日之间的关系是建交以来最恶劣的。
日本领导者们持续地妄言，独岛问题、小泉首相的靖国神社参拜问题、教科书问题，还有慰安妇等问题，使我国人民的情绪已处于极度激动的状态，两国最高领导人之间的对话也已断绝。2005年11月在釜山所举办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峰会上见面的两国最高领导人，带着各自的情绪简短聊了几句，好不容易精心准备的会谈，竟然只聊了二十分钟就草草结束。
在这样的情况下，访问日本是个艰巨的任务。如同日本这个国家对于我国国民来说是相当敏感的话题一样，我国的政治人物也都没有人愿意到日本做任何事情。我在这样的时刻决定到日本访问，可想而知周遭人士一定都会劝我注意各方面的风险，甚至还有人提议干脆到日本大吵一架回来。
然而，我的想法却有所不同。虽然日韩关系恶化的原因出在日本，但是像朝鲜核武器等两国必须共同努力的问题堆积如山。我认为必须有人出面解决此事，韩日之间才能承诺共同的未来。我虽然身处在野党，但无论如何都还是要打破韩日两国之间的僵局，并制造契机让日本改变。
这次访问预计与森喜朗前首相、扇千景参议院议长、河野太郎众议院议长、安倍晋三官房长官、麻生太郎外相等众多政治人物会面。虽然这些人一致强调并坚持日本的理论，但我表示：“过去的历史问题必须在我们这一代解开，不能再传给下一代，造成他们的负担。”我们的会谈严肃地进行，超过了原先预定时间的两倍。其实撇开过去的历史，经济、外交、韩日两国间的交流等，在各领域上都是有共识的，这也证明过去的历史问题若无法解决，就算韩日两国有无限的发展可能，也会变得寸步难行。
尤其通过与小泉首相的对话更是感受深刻。与首相的面谈是访问日本的第二天，即2006年3月8日在首相官邸中进行的。
抵达会议现场时，众多的韩日媒体已在现场守候。我们彼此握手道好后坐了下来，小泉首相先开口问候。
恰好在我到日本访问的两天前，世界棒球经典赛上韩国球队最终赢了日本队晋级八强，引起韩国国内热烈欢呼，小泉首相以此先开了话题。他模仿韩国选手李晋映的守备动作，现场气氛瞬间轻松了起来。
小泉首相说道：“右外场手功力真是厉害！韩国队后来情势逆转您应该很开心吧？要是当时他没抓到那一球，结果应该就会不同了……”他恭喜韩国队的胜利，也为日本队的失利感到惋惜。我回答：“能够赢棒球实力强大的日本队，我感到更是开心。”结束棒球比赛的话题之后，小泉首相又谈到前阵子与韩星崔智友见面的情况，表示对韩国流行风尚很有兴趣。
我则向首相提及日本政府实行韩国人到日免签政策并表达感谢，也不忘恭喜首相所进行的成功改革，使日本经济脱离长达十多年的衰退，重拾活力。小泉首相则表示国外反而比国内更认同他的此项政策，对此感到感激。
“我们两国对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的价值有着共同认识，身为友邦国，应该一同解决经济、安全等问题，并成为东亚共同体的核心国家。只可惜因为独岛问题、小泉首相的靖国神社参拜问题、教科书问题，还有慰安妇等问题的牵绊，使得两国关系难以前进，我们必须快速解决并朝未来迈进。”
我提出了四个问题与日方讨论，这四个问题日本方面都极不想碰触，但我认为这些通通都应该在现场谈清楚，不能因为大家不想谈论就逃避，那样我到日本的访问就变得毫无意义了。
小泉首相说道：“两国之间虽然存在着许多艰难的问题，但是从未有像今天这样的日子，未来也期望两国之间能够扩大友好亲善的范围。为了促进两国民间交流，政府也必须多加努力才是。经济交流、体育交流也从未像现在这样热络过，最近也经常听到‘您好’和‘谢谢’的韩文，仿佛已成了日文般熟悉。”他露出了微笑。
小泉首相恭喜我国在世界棒球经典赛上的胜利，使会谈气氛瞬间变得轻松愉悦。
我感觉小泉首相并没有回答问题本身，而在转移话题。小泉首相继续说道：“韩国选举时，地区主义相当明显。”“韩国女性政治人物渐渐活跃于政坛，您作为女性担任党领袖，韩国女性应该增添了不少职场上的事业心吧？”
接着我提到了小泉首相的座右铭。据我所知日本人很重视座右铭，只要聊到座右铭就会吐露真心，因此我事先查了一下小泉首相的座右铭。
“听说首相的座右铭为‘无信不立’，就如同此座右铭字面上的意思，信任是非常重要的。首相您成功实施了经济改革，期待您在外交方面也能解决问题并得到很高的评价。关于韩日两国间存在的许多问题，希望您能做出明智的决定，成为一位为东亚共同体奠定稳定基石的首相并名留青史。”
顿时会堂内充满着紧张的气氛，在我发言完后肃静了一阵子，小泉首相突然露出了一抹浅浅的微笑，用手掌轻轻地敲了一下桌面并开口说：“我有同感，未来我愿意一同齐心努力。”
那次会谈不久之后，日本首相从小泉先生换成安倍晋三，日韩关系依旧存在着许多困难，但是我依然抱持着希望。我知道通过仅仅一次的交谈，无法解决所有问题，就如同朋友也要经常见面对话，才会彼此认识了解，维持良好关系一样。我相信与日本之间的关系，一样也可以通过持续的真心交谈而逐渐明朗。并且在对话的同时也要考虑对方的难处，只一味从自身角度出发并行动不会有任何结果。
访问日本的第四天，我在日本记者俱乐部里参加了午宴兼会谈。因韩日两国关系日渐恶化，当然也引来许多媒体记者的聚集。在我演讲结束后，日本记者们提问。一位记者举起了手，他是岛根县（2005年，因提出独岛属于岛根县的主张而引发激烈争议的地方）的地方媒体，自我介绍完毕后就开始提问。
“韩日间因独岛问题而纠葛不断，请问您有何见解？”
“这个问题完全不复杂也不难回答，因为独岛是韩国的，只要日本承认就没事了。”
我话一说完，在场的韩国记者欢呼鼓掌，日本记者也仿佛是因为我讲得太一针见血而露出复杂的笑容。
《孙子兵法》里有一句写道：“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用一颗愤慨的心吵架，虽然可以一时得到畅快，但最终还是得不到自己当初所要的结果。我认为外交的力量就在于不必争吵也能赢，尤其与日本之间的外交，比起其他任何国家都需要忍耐。两国努力恢复对彼此的信任是最优先的事情，因为对方是一同创建东北亚经济共同体的伙伴，也是一同开拓未来的伙伴。扇千景参议院议长则对我说：“希望我们能不再是‘最近又最疏远’的国家，而成为真正‘最近又最亲近’的国家。”我相信不只是我，这也是所有国人引颈期盼的事情，相信只要彼此经常见面，吐露真心之言，最终必能积累信任。
与梅克尔总理的相同梦想
“我听说您长久以来的梦想，就是能搭着横跨欧亚的列车，横越大陆旅行。”
“是的，您是如何得知的？那是我从小最想达成的愿望。”
“那么，我们一同努力，搭着从韩国横越到欧洲大陆的欧亚横跨列车，往返德国与韩国如何呢？”
“好啊，要是能实现的话就一起来试试看吧。”
隔了六年时间再次会面的默克尔总理，与我有着共同的梦想。2006年9月与默克尔总理的见面，就像是与老朋友重逢。2000年在我担任大国家党副总裁期间，第一次见到了德国基民党首任女领袖默克尔总理。从那次之后我们只要有人赢得选举或担任代表等开心事发生，就会通过祝贺信联系并维持良好关系。默克尔总理是我在2006年被袭击时，最早寄来慰问信的外国朋友之一。
人们都说我与默克尔总理有许多相似之处。2004年4月默克尔总理担任了因非法政治献金丑闻而支持率下滑的基民党党主席，在一年半后带领基民党赢得了国会总选胜利，并保住了基民党。而我也有相似的经验，我们两人都是保守政党的党主席，也都是理工科出身，所以有着心灵相通的感觉。默克尔总理所追求的经济政策与外交方针与我相同，此外，重视原则与约定的性格也与我一模一样。
与默克尔总理在德国会面。
因为受到德国基民党的智囊团——康拉德·阿登纳财团邀请，当时我正在拜访欧盟本部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司令部以及德国。约定与默克尔总理见面的时候，德国议会正处于繁忙的状态，德国军队的“阿富汗派兵延长同意案”引起赞成与反对两方的激烈辩论，因此总理室也非常忙碌。这时总理室的职员先向我说了一声总理可能会晚一点还请包涵，但就在说完这句话后，默克尔总理正好走了进来，亲自对我说：“抱歉，因为有重要的投票，等投票结束后我会马上赶回来，还请您多多见谅。”说完就加快脚步离开了，那是对朋友的一种体恤。过了二十至三十分钟后她再次出现，默克尔总理向我走来并握手，在看见我国记者后，突然摆起了拍照姿势。依照德国总理室的过去惯例，如果不是国家元首间的见面，是不会允许其他国家记者进行拍照的，但她却忽视了那些惯例。
我们在没有陪同者的状态下聊了起来，从经济改革到与同盟国的共同防卫体系，聊了各式各样的话题。默克尔总理最近为了复苏德国经济，推行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包括维持外资、医疗改革、年薪改革、实力外交、亲自由市场政策，也坦白与我分享了促进改革的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以及如何克服等内容。
我则谈到了要让韩国再次点燃重新成长的引擎，并具备全球竞争力，的确也需要总理所提及的那些改革，这也是我平日的想法。当我提到想要让朝鲜半岛横跨铁路与欧亚横跨铁路连接德国与韩国时，再次确认了我们之间的默契。
通过朝鲜半岛横跨铁路将韩国与中国、俄罗斯、欧洲连接起来是我长久以来的构想。目前从朝鲜半岛到欧洲最大港口荷兰鹿特丹开船要两万六千六百公里，但若是通过欧亚横跨铁路，就可以缩短为一万两千两百公里，整整缩减了百分之六十四，运输费用也可降低百分之三十六。如此一来不仅是东北亚，欧亚大陆也能成为一体，也将带来代表性的物流革命。
默克尔总理也附和了我的看法，并表示希望能搭乘着西伯利亚横跨列车去旅行一次，我们达成了一同实现此梦想的共识。
我们想法相同，双方吐露了最真实的心底话，分享彼此的未来计划，并约定一同实现那幅蓝图。
西部大开发的前哨基地——成都
2005年我到中国访问时，带着为了解决朝鲜核武器问题中国必须扮演的角色这个议题前往。除了此项任务外，还有另外一件事，那就是在巨大的中国市场找到我们的舞台并找寻方法进入，为此我选择的地点是成都。
成都是拥有八千七百万人口的四川省省会。一提到四川，我国国民第一时间想起的应该就是川菜，因为川菜辛辣又爽口，正合韩国人的味蕾。此外，四川也是《三国志》中的诸葛亮与邓小平先生的故乡。
中国的沿海和内陆发展差距极大。以上海、青岛、天津和烟台等沿海城市为重心发展。甚至有句话是这么说的，“沿海地区人民的一餐花费高达十万至二十万韩元[1]，如此消费的人口高达一亿以上；反观内陆地区，一天吃不起十块韩元面包的人民也占一亿以上。”
如此大的差距，对国家整合是相当大的困难，而朝向“小康社会”发展，也就是创造中产阶级稳固的社会的目标也将难以实现。因此，中国政府开始大规模地实施“西部大开发”与“新农村建设”政策。
西部大开发对中国而言不仅是一项巨大的计划，对韩国而言也是个难得的机会。随着基础建设扩充，相信会跟着兴建许多高楼建筑，建设现场也会需要许多重型装备。IT产业也会展开一片新天地，兴建工厂、引进所需的设备零件，并创造新的消费市场。以地理位置而言，中国位于亚洲正中央，可以成为我国与欧亚大陆往来的跳板。如果说在1970年代，创造了进入中东的良机，那么在21世纪，中国的西部大开发，将可为我国带来许多新的机会。
我想亲眼确认这些可能性，并听一听已经在中国内陆发展的企业遇到了哪些困难，也想与积极推进此项政策的四川省领导相互交换一些看法与意见，我认为这一切都是必要的。
我抵达成都后，首先与我国企业家们共进午餐，并谈论了许多内容，我一如往常将这些仔细地抄在笔记本上。虽然在中国大陆投资这一议题，有许多问题要从韩国制度层面解决，但绝大多数必须由中国当局解决。那天傍晚，我与四川省省委书记约定晚餐，要是能为我国企业正面临的困难想点办法，该会是多好的机会。当然，那也是我飞往此地的任务之一。我在与四川省省委书记张学忠先生的晚餐会上，将笔记中关于我国企业的烦恼一一转述给他听。
“成都南部聚集着许多韩国人，但是孩子们没有韩语教室，目前都是在老师家中上课。为了能让我们的子孙继续接受韩国教育，请协助至少周末能让我国国民借用中国学生的教室上课吧。”张学忠当场吩咐在座的陪同负责人立即照此执行，并承诺其他事项也都会仔细认真地商讨，我对此深表感谢。
访问在成都生产乐器的我国企业，并当场即兴演出。
晚餐在非常愉悦温馨的氛围下进行，我用中文说：“希望张学忠书记身体健康，期许未来能有更多佳绩，韩、中两国之间的友谊也能更加深厚。”并举杯致意，听完我用中文说的这段话，中国领导者们为我鼓掌欢呼。
张学忠书记询问我：“是否会唱中文歌曲？”我回答会唱《夜来香》和《甜蜜蜜》，他们便说想立刻听我高歌一曲。我也充满兴致想要演唱一首，但因为在中国访问期间得了重感冒，声音完全出不来。后来我就找了理由说：“我一定要有乐队伴奏才能唱歌。”没想到张学忠书记竟然回应说：“那么我就为您献唱一首好了。”他高兴地起身唱起《康定情歌》，四川省相关人士也都起身一同齐声合唱。
我们当然也要响应中方，送上一首答谢歌曲，所以全体议员就站起来开始讨论该回唱什么歌曲才好，中方则邀请我们欢唱《阿里郎》一曲。于是我们全体高歌《阿里郎》，没想到所有人一同唱这首歌竟是如此嘹亮，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么有活力的《阿里郎》，就这样在那片充满无限可能的土地上，韩中友谊之夜也渐渐深了。
* * *
[1]1人民币约合170韩元。
想从“新农村开发”中学习经验的中国
2006年11月，我再次受邀到中国共产党学校“中央党校”进行“新农村运动”的演讲。很久之前中国共产党就曾提出过邀请，但是时间一直挪不出来，所以才拖延到现在。
随着中国开放以及经济改革的推动，中国沿海与内陆、都市与农村之间的差距日渐扩大。为了解决城乡差距的问题，通过中国政府的力量，执行“西部大开发”和“新农村建设”。听说“新农村建设”正是以“韩国新农村运动”的模式规划执行，也就是发展农村经济，提升农民生活质量。为了学习新农村运动的模式，许多中国公务员到韩国深入学习；在大学里，也有针对新农村运动进行各式各样的主题研究。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拜托我分享新农村运动的经验，正是因为想要听我陈述当时跟随在父亲身旁，直接观察父亲推动新农村运动的真实经验。
我的演讲场地是在中央党校，是中国共产党干部的教育学府。这个地方可说是精英培育地。胡锦涛主席身为副主席时，也曾担任过中央党校的校长，现在则是由曾庆红副主席担任校长一职。据说我是第一位在此处演讲的韩国人。
关于新农村运动，许多中国高层相当关注。我是第一位在中央党校演讲的韩国人。
前来听讲的人，有中国未来领导者的高层公务员，还有现在正于中央党校主修新农村运动的三百名博士生，挤满了整个演讲厅。我做了简单的问候开场后，随即进入主题。首先播放了在韩国准备的两分半钟的新农村运动影片，这部影片是辅佐人员翻遍过去资料亲手制成的。影片结束后，开始正式进入了演讲内容。
我向大家说明了开展新农村运动时韩国的历史与时代背景、新农村运动的精神，还有新农村运动取得成功的原因与成果，并具体地举例解说。我唱着“用我们的力量创造出更好的村庄”，告诉大家这首《新农村之歌》是父亲洗澡出来后不小心滑倒，躺在床上几天几夜自行作词作曲的一首歌，在鼓舞新农村运动上有着很大的帮助。我向在场的人们说明了这首歌的由来，大家也对此发出了赞叹。
在演讲进行的过程中，听讲者全程耳朵直竖专心倾听，不愿遗漏任何一句重点，并用心记着笔记。可以感受到中国想要学习新农村运动的热情。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70年代父母亲那一辈人相信“未来日子会过得更好”、“做就对了”的信念与热情。
我认为中国是可怕的，拥有广大土地、丰富资源和众多人才，如果有需要学习的事情就会向任何人请教，若有成功的制度就会直接效仿植入。靠着这样的热情与努力，不难想象中国未来的发展将会有多迅速。
除了韩流之外，我们还向中国输出新农村运动。我们创造了强盛的国家，也成为他们某些政策发展上的仿效对象。凭着我们的潜在能力一定能超前，与他们合作相信能拓展我国的发展舞台。现在开始我们必须走在前端，再创21世纪发展榜样，我认为那是国家领导人的职责。
以铁路渡轮行驶世界
铁路渡轮是实现连接朝鲜半岛与大陆的构想中具体化的计划之一。我在2002年访问朝鲜时，也与金正日委员长谈论过朝鲜半岛横跨铁路的议题，虽然他承诺会协助完成东海岸线连接，但因遭遇朝鲜核武器危机的问题，此计划仍旧是不透明的梦想。
全球各地区皆在进行物流革命，将区域划分并连接成一，而我们到底要到什么时候才能改善与朝鲜的关系呢？当我思考需要什么方法时，听说连接中国与欧洲的铁路渡轮已开始行驶。铁路渡轮是利用火车乘船过海的方式来减少运输时间。
我研究了一下我国是否也能套用这条铁路渡轮，结果发现可能性相当高，而且确实可以减少我国的物流费用。
即使韩国与朝鲜之间的铁路成功连接，朝鲜半岛横跨铁道与中国横跨铁道及西伯利亚横跨铁道也顺利连接，铁路渡轮依然是一个能够缩短通往中国内陆距离的方法。
站在能将朝鲜半岛与欧亚大陆连接、将我国物流发扬光大的铁路渡轮前。
我在2006年11月访问中国的最后一天，安排了行程前往山东半岛的烟台。我亲眼目睹了穿梭在山东半岛烟台与东北三省大连之间的铁路渡轮，也希望能推进韩中之间铁路渡轮连接可能性。若铁路渡轮从我国西海岸一直连接到中国内陆，就可以在大连与西伯利亚横跨列车连接，连接到烟台的话则可与中国横跨列车连接一路通到欧洲。也就是说韩中铁路渡轮不仅是韩国与中国跨海连接的事业，更是朝鲜半岛与欧亚大陆连接的发展事业。
抵达烟台港时，看见铁路渡轮“中铁渤海一号”及载着货物的列车在港口等待。往返烟台和大连的铁路渡轮“中铁渤海一号”，比以往缩短了六百至一千公里的运输距离。烟台的导览员为我们详细地解说，“中铁渤海一号”可同时运载货车五十辆、二十吨卡车五十辆、一般轿车二十辆，还可让四百八十名乘客搭乘。
在平泽港聊着铁路渡轮的相关意见。
烟台导览员解说完后，载着货物的列车就开始行驶进船里。列车登上连接港口与船只的通道后，缓缓进入船身，才不过几分钟的时间，列车已完全进入船里不见身影。载着满满货物的列车进船的景象实在是非常壮观，我们一行人发出了赞叹声，看着原本行驶在路面上的列车逐渐进入船身，我一方面觉得很神奇，同时也认为我们若要运行铁路渡轮应该不成问题。
在韩国制造的重型装备及出口物品，被装载在铁路渡轮上，运往中国境内；中国产的木材与水泥等原材料，也同样被装载在铁路渡轮上，运送到仁川港口——这些画面自然而然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未来中国西部大开发正式展开以后，相信铁路渡轮可对我国企业的中国出口事业产生极大帮助。
关于中韩之间铁路渡轮运行的事情，中国方面比我们展现了更积极的态度。已在运行铁路渡轮的中国，一定考虑到要是路线能连至韩国的话，可产生更多利益，能够抵达的城市，则会成为对韩贸易的跳板。光看山东半岛的两个港口城市烟台和威海极力竞争连接到韩国的铁路渡轮，便可得知。
那晚与烟台市委领导们一起吃了晚餐。烟台市方面表示：“每日中韩飞机往返五次以上，活跃地来往着，希望铁路渡轮能尽快正式连接。”而我也回应道：“亲眼目睹铁路渡轮运输的样子让我感动不已，也让我燃起了韩中两国未来能更近距离连接的希望。”
晚餐当时，恰巧烟台市委书记孙永春为了参加特别会议而出差至其他地区。隔天用完早餐后正准备要离开烟台市时，接到孙永春书记为了见我一面开了七小时的夜车在清晨抵达的通知。听到他为了我连夜赶路，让我既感动又有些抱歉。
“在烟台，有两千家韩国企业及两万名韩国居民在此生活，希望看到未来两国间的交流可以更加热络。我认为韩国和烟台若成功通过铁路渡轮连接，未来交流一定会更加频繁。希望铁路渡轮运行这件事，有朝一日能确实实现。”
孙永春书记对于铁路渡轮一事显得格外关注，关于铁路渡轮将成为建构东北亚区域共同体及共同发展的起跑点一事，中国的烟台正在具体实施当中。
慈父慈母般的情感——李光耀总理夫妇相信很多人会认为外交中存在着各种规范礼仪，应该非常冰冷生硬，但是外交也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因此在这些过程中有时也会开出友谊之花。打从代理母职担任第一夫人那时开始，我至今见过无数外宾，其中有仍维持着友谊关系的人、有认识已久的人、有虽然没见过几次面但理念契合而想再次见面的人。这些人都在自己的领域有所成就，有的甚至曾经是国家的领导者，因此对我来说这些人脉是我一生最大的资产。
像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夫妇，对我来说就像是父母一般的存在。李光耀前总理与我的父亲在60至70年代都身为一国的领导人，两人就像是竞争对手那般。我与李光耀总理第一次见面是在1979年10月他来访韩国时，也正好是父亲遭枪击的一周前。当时，父亲想向他们展现韩国工业化发展的现状，要带他们前往浦项治铁及京釜高速公路现场视察，但是李光耀总理当时并不是很想去。我想，这或许是领导人之间的一种竞争心态吧。最终还是视察了浦项治铁及京釜高速公路的李光耀总理表示，他对韩国的发展与成长可能性深有感触。
父亲与李光耀总理会面当天，我在两人的用餐现场担任翻译。两位皆充满着英勇的男子气概，领导艰困的祖国走向发展之路，充满了热情与想法。从彼此的对话，可以感受到高手之间相互较劲的味道；但两人对彼此的称赞，也使得会谈气氛融洽。会谈结束后的一周，父亲遭枪击去逝，李光耀总理哀痛万分，并发来悼文慰问。
2006年5月20日中午，我再次在首尔与李光耀夫妇会面。经历了漫长的岁月，他的眼睛依然炯炯有神，可以感受到一丝不苟的外表下的那份从容与仁慈，以及满腹经纶的领导者风范。“要是父亲现在还在世的话，会不会也是如此风貌呢？”当下，这样的想法突然涌上了心头。
许久未见的两位，待我如同自身儿女般亲切，问我是否有困难、身体是否健康等，并提到当年二十几岁的我为他们担任翻译时的事。在谈话的过程中，总理夫人柯玉芝女士突然从拎包中拿出了一罐像是糖果的东西，说道：“您到处走访演说，最重要的是要保养好自己的喉咙啊。”她一边说着，一边将喉糖递给了我。我心想“要是父母亲还健在的话，应该也会这样照顾我”，不免感伤了起来。
那天下午，我在首尔新村进行首尔市长选举的助选演说，遭到不明人士袭击。明明早上还好好地与前总理夫妇会面，彼此道安问候，没想到才到下午，就站在生死关头，可想而知两位当时有多么惊吓……事后我听说两位听到了我的消息，非常地难过，也寄了一封早日康复的慰问信给我。我绝不会忘记待我犹如父母般慈祥的两位。
两位的长子李显龙总理现在是新加坡的新领导者。如果说在我父亲的时代，是与李前总理相互竞争，那么我则希望能与他的儿子李显龙总理，一同探讨两国共同发展的方针路线。
与世界知名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共同“升级”
随着《财富的革命》一书出版并登上畅销排行榜，撰写本书的世界知名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博士来访韩国。同时，我接到了托夫勒博士希望与我会面的消息。我平时就很喜欢阅读他的著作，欣然接受了那次邀请。
当我走进约定地点的首尔某间饭店餐厅，大批媒体记者蜂拥而上。看到如此热烈的采访现场，让我再一次感受到托夫勒博士的声名远播。
“过去我读了很多您的著作，能够这样与您见面真是荣幸。”我先开心地向博士送上问候，他也立刻回应：“我同样也通过新闻，读了许多关于朴前代表的事情。”
托夫勒博士这句充满幽默感的回答，逗得我和现场媒体采访者们笑了出来，瞬间化解了初次见面的生疏感。媒体采访完后从房间散去，我们则开始用餐并展开了严肃的话题。在正式进入主题前，托夫勒博士先表示了他对我国的关心。
“韩国在朴正熙总统的带领下，有着显著的发展以及社会变化，吸引了身为未来学家的我的高度关注。过去我对朴总统的评价很高，也关心并注意他在政治上所走的每一步，通过这次的韩国访问，能够与您相会，实在是十分开心。”
“托夫勒博士，您认为未来的教育该如何进行才好呢？”
我认为教育是决定我们未来的重要事项，也是最迫切需要改变的部分，所以好奇托夫勒博士的见解。托夫勒博士与我分享了许多教育想法，还提出了具体的教育模式建议。
“您想想在网络发达的今日，韩国社会为什么还要要求孩子们一定要遵守上课日程，将他们关在学校里面度过时间呢？何不大幅减少上课时间，同时也能减少政府负担，并将学校建筑物运用在新用途上呢？若要培养农业领域的专家，就必须摆脱以往统一化的评价机制，那些孩子们应该通过自行生产的农作物来被评价才是。”
我们以教育开始了第一个话题，后续又探讨了许多其他领域的议题。一开始以我的提问为中心所进行的对话中，我们发现彼此的价值观和哲学观有着许多共同点，托夫勒博士也进而延伸出更多提问。
“朴前代表，您认为哪一个组织最充满官僚性呢？”
“关于朝鲜问题，您认为该如何解决？”
很意外地，托夫勒博士的提问刚好都与我关心的议题相符，尤其是朝鲜问题以及政府组织相关问题。当我说应该去掉政府组织赘肉，采取“以小型政府迈进”的方式时，托夫勒博士就像等待已久般地强调：“若要适应未来快速变迁的社会，所有官僚组织都应该缩小化并需要有弹性。”
与世界著名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博士的对话，是提升彼此的时间。
我回答道：“阳光政策的宗旨很好，但因政策没有原则不断包容，导致朝鲜的核武器实验危机出现，现在最重要的是有原则地施行对朝政策。”博士听完表示这与他的想法完全一致，并强调：“政策必须随着急速变化的时代形势一起转变。”见完面后，陪同的秘书室长对记者们公布了刚才我们对朝鲜核武器问题的相关谈话内容。“等等，那些话究竟是博士说的，还是朴前代表说的呢？两位的想法怎么会这么相似？”就连记者们也觉得讶异，可见我与托夫勒博士的观点是多么一致。
随着谈话时间的加长，我与托夫勒博士越聊越有共鸣，想继续聊更多话题。原本预计一个小时的会谈，不知不觉间已过去两小时又十分钟。秘书室长的手机不停响着，但我们依然没有理会，因为难得遇见理念相通又能聊得如此深入的人，这份喜悦实在不想被打断。虽然聊了两个多小时之后依然想再继续，但当时我和博士都已耽误了各自接下来的行程，最终只好不得已起身道别。
我说道：“经过今天的会谈，我好像得到了‘升级’一般，虽然感到可惜，但因时间的关系不得不结束这场会谈。”以诙谐才智开场的托夫勒博士接着回答：“我认为，这世界上应该不会有人认为自己知道所有事情，我今天也同样通过朴前代表学习到了许多事情，看来我们双方经由这段谈话都得到‘升级’了。”
韩国与美国，一同分享的未来
我在一年前答应了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发出的“肯尼迪论坛”演讲邀请，他们曾经邀请过布什与克林顿等美国总统，以及全世界国家元首及著名人士前来演讲。
我因行程太满，对答应好邀请却延迟了一年而感到抱歉。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不仅是美国，还是全世界梦想成为未来领导人的优秀人才们的聚集地，因此我比任何时候都还要费心准备这场演讲。
2007年2月12日，一走进肯尼迪学院演讲会场，我十分震惊。当时正值以严寒气候著称的美国波士顿冬季，寒冷的强风吹袭着，再加上演讲时间是在傍晚六点，与用餐时间刚好重叠，预计不会有太多学生到场来听演讲，但三层楼高的演讲厅，竟然座无虚席，甚至连演讲厅的走道也坐满了人，足足超过五百多名。
肯尼迪学院院长艾尔伍德博士先向大家介绍了我作为开场，学生们以雷鸣般的掌声欢迎我出场。
我开始演讲。演讲主题是“韩国与美国，一同分享的未来”。这是有些沉重的演讲主题，但因在座的都是梦想成为未来领导者的人们，我想要陈述一些较严肃的内容。其实这个主题很容易令人疲乏，但学生们的脸上却毫无任何倦怠，反倒是眼神明亮地专注聆听。演讲接近尾声时，我看到好多学生开始起身，并走到了第一层、第二层、第三层演讲厅里设有麦克风提供发问的阶梯上。我心想：“那么多人的问题该怎么全部回答呢？”学生们开始提问之后，我更是惊讶不已。
在哈佛肯尼迪学院，以“韩国与美国，一同分享的未来”为主题演讲。
“现代汽车的工会组织纠纷严重，据我所知您对于工会组织的激进行为是持批判态度的。如今正值选举前夕，请问您会如何应对工会组织问题呢？”
“目前在哈佛就读的学生们，韩籍学生人数占哈佛外籍学生人数第三位。我身边也有许多韩籍学生对韩国大学录取制度抱持不满。若您当选总统，会提出什么样的对策来解决呢？”
“你的铁路渡轮计划与前首尔市长李明博的运河计划有何不同？”
“在历史上，日本是侵略大韩民国的国家，若您当上总统后，会采取何种对日外交政策呢？”
“请问您是否有信心实现韩国经济百分之七的增长目标呢？”
“若您当上总统，是否会展开划时代的对朝政策呢？”
令人意外的是，提出这些问题的学生大多数是持美国籍的美国学生。瞬间我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在美国大学演讲，同时也不自觉地感到非常兴奋，仿佛是在接受国外记者采访一样。能从看似对韩国毫无兴趣的哈佛大学学生口中听到这些严肃且犀利的提问，不知不觉地我也充满了能量。学生们关心的议题领域非常多元，随着问题一个接一个提出，我也开始期待接下来会有什么犀利的提问。要是能继续回答，我也希望能分享更多的想法，碍于下个行程只好婉拒那些站在麦克风前等待提问的学生离开演讲厅，这也使我感到极为可惜。
很久之前，在电视上看到以“哈佛大学的书呆子”为题的一档节目，可能因为这档节目的关系，只要大家一讲到哈佛大学，我就会自动联想到书呆子这个词。这样的称号就某个意思来说果然名符其实。他们认为，通过一位外国政治人物的演讲，是学习那个国家的一次机会，甚至还可以彻底了解那个国家以及演讲者的政策主张等等……光是这点，就让我感到或许这就是美国的力量，而这样的想法在我的脑中许久都挥之不去。
演讲结束之后，我与几名韩国留学生聊了一下，虽然只有短暂的时间，但通过与留学生们的对话，再次确认了刚才演讲现场的氛围并非巧合，而是哈佛大学学生们的平常实力，也是他们的生活态度。
而我国的学子们在哈佛大学的优秀人才里，一点也不示弱，他们认真努力读书，我们的未来也在美国不断地成长。我站在校园里与哈佛大学的韩籍留学生们拍了一张大合照，相机一对着嘻笑热闹的学生们，他们马上比出胜利的V字手势，那模样果然是不折不扣的青春呀！
遇见未来中国的领导者们
“在中国，秀才中的秀才聚集之处不就是北京大学吗？他们是在十亿人口中脱颖而出的孩子，所以这些天才们甚至连国家元首级外宾来访，都不见得给予热烈掌声。”
2005年5月25日，访问中国期间，我应邀来到北京大学演讲，为我做导览的北京大学校方人士自豪地对我说了上述这段话。我非常好奇，备受世界瞩目的邻国——中国，他们的骄傲天才、未来将与我们一同竞争、共创未来的领导者们，究竟会是什么样子。
抵达演讲厅后，看到一条红色横幅上写着：“热烈欢迎大国家党朴槿惠代表”。我用松了一口气的表情看着校方人士，他则回答：“学生们对新农村运动和朴正熙总统的关注甚高，对朴代表您的关注也很高。再加上韩流风潮高涨，所以年轻人对韩国这个国家相当有好感。”
比起先前的“学生们不太会鼓掌”，“学生们的关注及好感度相当高”这句话更深得我心，因此心里舒坦了许多。
“尊敬的郝平副校长，老师们及同学们，大家好！我是韩国大国家党的代表朴槿惠。”
以“东北亚伙伴角色”为主题进行的北京大学演讲，在学生们热烈的欢迎下开始。
我用中文做了开场问候，立即得到现场热情的欢呼。
“在韩国所有种类的餐厅中，中华料理餐厅占最多数，一天全国能卖出四百万碗炸酱面，安在旭、张娜拉、Rain、宋慧乔等韩流明星，也都是从小吃炸酱面长大的。”
我先以熟悉的话题强调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亲密性，并提出“东北亚伙伴角色”的主题。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不断强调演讲内容中的重点，也就是韩中关系的重要性，尤其是韩国与中国扮演的角色。北京大学的学生们则用热烈的掌声回应我。
三十分钟左右的演讲过程当中，中国学生们的热情反应让我感受到了他们特有的能量，在问答环节中，更是显现出了中国年轻人的真性情。
“为了促进两国合作，您是否会推荐韩国年轻人购买中国海尔公司的电子产品呢？”
“中韩两国，都与日本有着诸如钓鱼岛或独岛的领土纷争，您有何看法？”
中国学子们继承了大陆人民的爽朗性格，无论是敏感的议题或者是政治性的问题，都毫不避讳地提问。特别是问到是否有意愿购买海尔公司产品时，我回答：“虽然我向来俭朴，但如果要购买新的电子产品是为了韩中两国的经济交流，我愿意购买一台海尔公司的产品。”学生们听完我的回答，掌声再度响起。看着信心满满向我提这个问题，以及听完我的回答给予热烈掌声的学生们，从他们的脸上充分感受到对于正迈向一流产业国的祖国，他们充满无比的自豪。
1980年代初，翻开那些曾经从海外返国的人们的纪念照，总会有一两张是以“三星”、“现代”等企业字样当作背景的。当时的韩国国民，每个人都对我国企业的海外出口感到无比新奇、开心、骄傲。甚至还有人到美国出差看到电视里出现现代汽车的广告而感动到录像留存。当时我国曾经历过的那种强烈渴望发展的欲望，在如今的中国大学生心中也掀起同样的巨浪。
我见过世界各地的年轻人，他们的共同点就是“年轻”所给予的“热情与能量”。有趣的是，那份纯真的年轻与充满活力的能量展现，虽然在每个国家会有些许差异，但带有该国特色的年轻人，会将该国的历史与现在所处的环境以及需要挑战的未来，完美地融合，并开创出属于该国的全新未来。
继续走向世界舞台
每次无论我走访到世界哪个国家，抵达当地的第一天都会先安排与我国侨胞们见面，这是我对身处他乡异地、却能坚忍不拔落地生根的我国同胞，表示敬意的独有方式。遇到散布于美国、日本、中国、欧洲等世界各地的我国同胞，就会像见到了儿时玩伴般高兴万分，我很喜欢因为我们都流着相同血脉而有的那股凝聚力。
与同胞们见面时，还有一件我会尽可能遵守的事情，就是穿韩服。韩服并不是单纯的服装，而是展现我国文化与民族精神的象征。我希望能借由韩服，让远在他乡生活的我国同胞，即便只是短暂时间，也能感受到祖国情怀。因此每次出国就算行李箱已塞不进东西，我还是一定会带着韩服。
在日本的侨胞们所经历的差别待遇与压力是无法言喻的，在无法言喻的苦难当中，只要祖国有难，在日侨胞们仍然会毫不犹豫地出手相助。当我们极力摆脱穷困的时候，他们为了祖国的发展，将过去辛苦存下来的财产积蓄毫不吝啬地贡献给祖国。1970年代，在日侨胞援助祖国的金额，甚至超过其他所有外国人支助的资金总额。不仅如此，1988年为了成功举办首尔奥林匹克运动会，民间团体与妇女会还开展募款运动，寄来了巨款。当遭遇1998年国际金融危机时，在日侨胞们也再次同心协力为祖国作贡献。
2006年3月我前往日本东京驻日大使馆拜访，大使馆设立于东京中心，占地面积很大，听说这是1960年代我国同胞们将私有土地捐赠出来盖建的大使馆。当我听到这件事时不禁有些哽咽，不仅仅是大使馆，日本当地大部分的领事馆也都是由当地的侨胞们捐赠土地或建筑物建成的。我想世界各国应该没有一个国家的侨胞会将自己的私有财产捐赠，用来盖建大使馆或领事馆，这让我感受到侨胞们对贫穷祖国所表现的热爱与疼惜。
在日本，至今仍旧有着持有我国国籍而备受差别待遇却坚强勇敢生活下去的第二、第三代侨胞。即便在公职上有着升迁的差别待遇，且无法拥有参政权，但他们依然没有放弃韩国国籍。我的感受只有感激两个字能够形容，现在应该是祖国对在日同胞们回报的时候了。
我到日本访问时，最顾虑的事情之一就是侨胞们的参政权问题。在前往日本访问之前，由大国家党倡议国会通过了“促进赋予在日韩国人与朝鲜族人地方参政权之决议案”。每当我与安倍晋三官防长官和麻生太郎外相等相关人士会面时，都会提及要求协助保障在日侨胞们地方参政权的事情。麻生太郎外相说道：“若同意了地方参政权，我担心日后会演变成要求总选参政权。”但我回应道：“韩国已让外籍人士享有地方参政权，若同意在日侨胞拥有地方参政权的话，相信我国人民也会对日本提高好感度，将具有历史性的意义。”强烈要求日本政府能回心转意。外相则回答：“我会慎重考虑。”只可惜，至今参政权问题仍没有一个结论，但是为了在日侨胞们的权益，未来我依然会竭尽所能地进行协助。
当祖国有困难之际，还有着另外一群为国牺牲的同胞们，他们就是在德同胞。1960年代初期，许多韩籍矿工与护士被派遣至西德工作。当时我国是全世界最穷的国家，一些同胞们为了摆脱贫困，以矿工身份被派遣至遥远的德国，必须在摄氏四十度的高温下作业，每天吸进大量碳粉。被派遣的护士们则在语言不通的医院中辛苦地工作。当时我们以这些矿工与护士的薪水为担保，向德国政府借款兴建了京釜高速公路。1967年我国出口总额的百分之三十六都由派德的矿工们赚取，他们的付出与牺牲，奠定了我国经济的基础。听说在矿场工作的同胞们下降至地下一千米时，会用德语说“Gluck auf！”来相互问候。此话意为“平安回到地面再相见”，可想而知对于在德同胞们来说，他们每天都在性命堪忧的环境下工作。
2006年9月，我到德国访问时终于有机会与他们见面。还记得1964年父母到德国与派德矿工、护士们见面时哭成一团的新闻，我通过电视新闻一边收看一边流泪，至今仍旧印象深刻。我穿着韩服，走进与同胞们聚会的场所。现今这些在德侨胞的样子，与之前父母来访时截然不同，所有人看起来都很舒适安定。他们以矿工和护士的经历为基础，实现了当歌星、医生和教授等梦想，如今在德国社会已有一席之地。曾经是护士的那些人都已退休隐居，但为了能与我见上一面，他们从多特蒙德搭车两至三小时赶到法兰克福的聚会地点。他们回想着1964年与我父母见面时的情景，有人掉下了眼泪。一群人时而欢笑时而红了眼眶，就这样聊到天色渐暗，无论走到哪里，韩国国民的毅力与潜力始终无限。
自从中国正式改革开放以来，韩中两国之间的交易量及前往中国移民的人数正逐渐增加。我国侨民们正前往充满无限可能的中国，努力地开拓市场建构家园。虽然生活上经历许多艰辛，但他们最担忧的还是孩子的教育问题，尤其担心母语教育。可以感受到他们虽然身在中国，但依然想要坚守我国语言、我国精神的那颗心。
2005年访问中国时，我到位于北京的“韩国国际学校”访问。这所学校由我国侨民设立，以“虽然身在异国，但身为韩国人就是要学韩国语”为宗旨。老师和家长们在异国经营学校的过程所经历的痛苦非比寻常。
“学校成立七年期间，被迫迁移四次。现在学校也是以向他人租赁的方式在营运，甚至还曾发生过被赶走的事件。”
让身处国外的侨民不忘母语理应是由国家出面进行的事情，反而由侨胞们自发代国进行，祖国没有给予任何帮助，还让侨民们这样受尽折磨，不禁令我感慨“国家究竟在做什么”而郁郁不已。
在遥远他乡，我们的未来仍在茁壮成长。在美国见到的年幼同胞们。
现今已是全世界一体的全球化时代。未来相信会有更多韩国人散居于世界各地，到那时候，我们唯一的连结方式就只剩母语而已。我认为政府至少应该从现在起，尽力让我国侨民无论走到世界上的任何地方，都能学习韩文。我看着在中国的侨民们对母语的深爱，提醒自己未来要留意的事情又多了一项。
所有侨胞中，在美侨胞人数最多且有着值得炫耀的成功侨民史。因此，侨胞们准备欢迎会的场面也相当可观。每次我到美国访问，通过侨胞们所准备的欢迎会都会得到许多力量，华盛顿、纽约、洛杉矶三处的欢迎会场，都被前来参加的侨民挤得水泄不通。
“到目前为止，这是韩国人聚会场面最盛大的一次，应该会创下历年来聚集人数最多的纪录。”
这是侨民会中某位人士的说明，我十分感激，从没想过到了美国会得到这么多人的爱戴，心中只有无尽的感恩。看着侨民们我的心情百感交集，他们挑战艰难，成功地立足于美国社会，甚至将第二、第三代韩侨推进美国主流社会，而那些韩国人就在我的眼前。
见过世界各地的同胞就会发现他们都有着一个共同点，就是对祖国浓厚的爱。尤其我国同胞们对祖国的深爱更是特殊，韩国人的特殊爱国情怀，也正是韩国未来发展的重要资产。
后记
为我们的将来，许下承诺
2005年9月12日上班的路上，我接到弟弟志晚的电话，他充满喜悦地告诉我侄子出生的消息。这一切来得太突然，一时之间我开心到说不出话来。任何言语都无法形容我当时激动欣喜的心情，这对我们家人来说，也是许久未有的好消息。
虽然当时我正在前往主持最高委员会议的路上，但我告诉自己“就今天例外”，嘱咐秘书室长后就立即奔向了医院。
若是平常，会议途中离开是绝对不能有的事，但今天就当作是例外，因为当下我最希望的就是替孩子祈求健康与幸福。
前往医院的路上，我无法压抑好奇心，不断想象侄子会长成什么模样。当初志晚出生时，我已六岁，还记得那天全家都弥漫着节庆般的喜悦。
父亲抱着志晚，仿佛成了世界上最富有的大富翁那般，露出了骄傲的笑容。
在那之后经历了漫长的岁月，也经历了许多迂回曲折。或许对我们家而言，伤心事远比开心事多得多，而我每次遇到难以承担的试炼时，心中都会浮现“要是能出生在平凡家庭该有多好”的念头，可想而知那些日子对我来说有多痛苦。侄子的健康诞生仿佛全数补偿了过去，被我抱在怀里的婴儿又小又惹人爱，此时我过去的人生就如同电影般，一幕幕地从眼前闪过。
在这不短的人生中，我能一直坚定地走下去，绝非只靠我一人的努力。面对连一天都无法多撑下去的绝望瞬间，以及一般人难以承担的事情，我之所以能够坚强地撑过来，主要原因在于——我的人生终究不属于我一人。
在此瞬间，我的人生又展开了一条新的命运道路，我不会就此逃避，无论任何事情，都会面对接受并想办法克服。因为上天给予我的使命，正是“创造新的希望”。
当我们的孩子长大成人后，他们生长的国家将会是什么样子？
我希望今后在这片土地上，所有年轻人毕业离开学校后，都能拥有自己的理想工作，付出多少努力就能得多少回报，遵守法律及原则的人们也能够成功。我希望建立这样的国家。因为希望参与建设这样的国家，所以我的人生一直走到现今。
身为一个大人，我有义务让我们的孩子都能朝着自己的梦想展翅飞翔，这同时也是身为这个国家的政治人物的我应负起的责任。
我想要让韩国的孩子们对未来充满希望，让我国后代子孙能够安心追求梦想，想要打造富强的国家，为了这个信念，我将全力以赴直到终点。真心期望能够成为后代子孙们的希望灯塔。
2006年6月16日，结束两年三个月的大国家党代表任期，我从代表一职退位。在卸任典礼上，我向国民们说了以下这段话并表达感谢之意。
“感谢大家再次给我们大国家党一次机会，才能够使我们重新站起来，在此向全国国民的爱戴深深致以最真挚的感谢，并将各位对我的支持谨记在心，以我剩余的人生继续努力回报大家。”
这样的承诺是我往后必须一辈子完成的功课，同时也是我的信念。
写下这本书，感觉就像重新活过一次那样。我的人生迄今为止，受到许多人的帮助，也因为许多人的协助，才能顺利出版这本书。
无论如何，我的人生能够走到现在，主要还是来自国民给予我的莫大精神支持，在此深表感谢，并将此书献给全国国民。
2007年6月 朴槿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