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国画家近来正在谈论：某人的画变了，某人的画还没有变。听见他们的谈论，在我们这些外行人心里，总不免觉得有点纳闷。究竟他们所说的“变”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要“变”？怎样“变”才好呢？
仔细一想，这些实际上不只是国画家所遇到的问题。在其他文学艺术的创作领域中，人们同样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正如其他文艺作家一样，每个国画家在长期的创作实践中，必然会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风格相同的画家又必然会逐渐形成一个画派。这里所说的风格，内容是多方面的。它不仅仅指的中国画特有的民族形式和艺术传统，而且还包括一个时代的精神风貌和社会生活的特征，包括画家所属画派特有的艺术色彩，以及每个画家个人的艺术表现手法，每一个作品所体现的内容和形式等等。任何风格的形成，都离不开一定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条件，更离不开画家本身的生活内容和思想内容。
当然，任何风格都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形成的，它是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中逐渐形成的。在它已经形成之后，仍然会有新的发展和变化，决不可能完全停止不变。
这样看来，现在国画家们所谈论的“变”或“没有变”，只能是就某些风格而言。但是，风格既不是一朝一夕所形成的，显然也不是地朝一夕就能变的。风格的变和不变，并非徒托空言或光凭勇气所能奏效。
石涛和尚在他的《画语录》中说过：“凡事有经必有权，有法必有化。一知其经，即变其权；一知其法，即功于化。夫画，天下变通之大法也，山川形势之精英也，古今造物之陶冶也，阴阳气度之流行也，借笔墨以写天地万物而陶泳乎我也。”这是石涛论变化的一章中最精辟的见解。历来论画的著作很多，与此相同的意见似乎也有，但是没有石涛说得透彻。我们从石涛的言论中可以理解，中国画是有它的特殊技法的，正如其他艺术创作有自己的技法一样。但是画家不应该被这些技法所束缚，而应该善于变化运用这些技法，创造新的技法。
从前听说齐白石“晚年变法”，面目一新，大家都很佩服。画史上还有许多画家“变法”成功的例子，也常常受到称赞。看来，他们的“变法”都是自然而然地如水到渠成似的。如果不管三七二十一，盲目地乱变，急于求变，以至于为变而变，那恐怕就不对头了。变不应该是我们的目的。如果仅仅满足于变，以变为目的，不管怎么变，只要变了，就以为都是好的，这有什么意义呢？
实际上，所有的国画家虽然画的都是中国画，有他们的共同点。可是，不同的画派有不同的风格，不同的画家又有不同的风格上的特点。这些不同的风格或风格上的特点，总是在不断地形成中，也在不断地发展变化中。换句话说，任何画派和任何画家，无时不在形成着一定的画风和画法，也无时不在发展变化中否定原有的画风和画法，而创造新的画风和画法。从这个意义上说，变化总是有的，只是多少不同，快慢不同，有的明显，有的不明显罢了。因此，用不着揠苗助长，硬要它变。
尽管有的人宣称，他已经变了，你倒无妨冷静地看看到底他变了什么。比如说，有的人拿出来的作品，在思想内容、表现形式、构图和手法等方面并没有什么新东西，仅仅在用笔或用墨的时候，或浓、或淡、或软、或硬、或干、或湿，有了某些变化。甚至于这种变化，有的还不如原来的和谐、一致，反而造成了风格上的不协调。那末，我们能不能说这样的变也是好的呢？
由此可见，变不一定都好，不变也不一定都不好。在这些地方非常需要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提倡实事求是的态度。关键在于创造条件，积极鼓励画家们，不断地努力提高自己的思想政治水平，对客观事物做到深刻的研究，根据不同的题材和描写对象，运用正确的艺术手法，把我们这个时代的面貌，从各外角度表现出来。
有书赶快读
我有许多书，没有好好读；有的刚读完还记得清楚，过些日子又忘了；偶然要用，还要临时翻阅，自己常常觉得可笑。
这种情形别人不了解，总以为我有什么读书的秘诀，不肯告人。其实我的确什么秘诀也没有。把真相坦白地告诉读者，还有一些人仍然不相信。几个学校的青年同学来信约我去讲读书的经验，我很惭愧不能答应他们的请求。昨天到书店门市部走走，遇见几位同学，不客气地拉住我，说要“聊一聊”。我们终于就目前读书的问题聊了一阵子。
看来他们都在找书读，而以找不到自己需要的书籍为苦。我们的话题就从这里展开了。
有书的人不一定读书，没有书的人却找不到书读，这是多么不合理的现象！然而，这又是很自然的现象。因为没有书的人如果不向别人借书，不到图书馆借书，也不来书店门市部看书，那就简直毫无办法；而有书的人，总觉得书已经属于自己所有，随时都可以读，满不在乎，反倒不急于读书或者不想读书了。这种现象不是人人都能遇见的吗？
大家也许还记得，以前报纸介绍过宋代苏东坡写的《李氏山房藏书记》和清代袁枚写的《黄生借书说》这两篇文章吧。我们要学习古代读书人的勤奋精神，千万不要藏着一大堆书而不加以利用。
我想在这里向大家介绍另一个故事。明代有一部笔记，名为《泽山杂记》，不知作者是谁。这部笔记中叙述了明代洪武年间的一位御史大夫景清的事迹。景清与方孝孺齐名，为反对永乐政变而同时殉难的明代杰出人物。他在青年时代，勤奋读书，过目不忘，为同辈之冠。据载：
“景清倜傥尚大节，领乡荐，游国学。时同舍生有秘书，清求而不与。固请，约明旦即还书。生旦往索。曰：吾不知何书，亦未假书于汝。生忿讼于祭酒。清即持所假书，往见，曰：此清灯窗所业书。即诵辄卷。祭酒问生，生不能诵一词。祭酒叱生退。清出，即以书还生，曰：吾以子珍秘太甚，特此相戏耳。”
象景清这样勤学强记的人，实在难得。但正因为他自己没有秘本，而如饥似渴地想读同舍朋友的秘本，所以他特别努力，只用一夜的工夫，就能背诵全书。反之，他的同舍朋友虽然藏有秘本，却没有读它，所以经不起考问。显然，景清的目的是要警告他的朋友，要朋友注意利用书籍，不要死死地藏书不用，而不是想要强占他朋友的秘本。
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得到什么体会呢？我以为，最重要的体会是：有书就要赶快读，不论是自己的书，或是借别人的书。即便有些书籍本头太大，内容很多，无法全读，起码也应该扼要地翻阅一遍，知道它的内容，以免将来要用，临时“抓瞎”。
清代的一位著名学者包世臣，留下一些名言，对我们理解这个问题也很有启发。他曾经写过许多对联，一直流传至今。其中有一副对联，我忘了他写的上联，只记得下联是：“补读平生未见书”。这一句给我的印象特别深。还有一副对联，我也只记得下联，他写道：“闭户遍读家藏书”。这一句同样使我受到很大的鼓励。后面这一句似乎不是包世臣自己的，而是宋代陆放翁的诗句。
古人每到书多的时候，往往也有了相当的地位，正如袁枚说的：“通籍后，俸去书来，落落大满，素蟫灰丝，时蒙卷轴。”这不能不引起订真的读书人的警惕，他们时常写下许多座右铭、对联之类以鞭策自己，生怕一天到晚忙忙碌碌，什么书也没有读。以古喻今，那末，我们现在就更要趁着年青的时候，抓紧机会，赶快读书。
有的青年同学认为，景清能够读到秘本，真“带劲”，我们可惜没有什么秘本可读，这怎么办呢？其实，古人所谓秘本，内容并不稀奇，我们现在的图书馆拥有成千成万的历代秘笈珍本，如果你需要，就可以借来阅读。何况古人所谓秘本，有许多现在都已经大量翻印了，很容易买到手，又有什么稀奇呢？更重要的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革命经典著作，人人都可以读到，这个条件实在太好了，古人又怎么能够比得了我们呢？
最后，我奉劝青年朋友们，你们手上哪怕只有几本政治理论和科学研究的书籍，也要赶快先把它们读得烂熟。因为它们所包括的知识内容，是非常丰富的。这些是最重要的基础知识。只有让自己的基础打好了，将来读其他参考书才能够做到多多益善。如果现在丢开这些基本的书籍不认真苦读，一心想找秘本，只恐望梅止渴，无济于事。一句话，我认为你们现在手上已经有书，希望你们赶快读吧。
“半部论语”
读书不必求多，而要求精。这是历来读书人的共同经验。为了突出地表明读书要少而精的道理，我想最好把宋代赵普的“半部论语治天下”的例子拿来作证。
大家知道，在宋代赵匡胤、赵光义兄弟利用兵变，取得天下，建立了宋代封建政权的时候，第一个著名的宰相便是赵普。据《宋史》卷二百五十六《赵普传》载：
“普少习吏事，寡学术。及为相，太祖常劝以读书。晚年手不释卷，每归私第，阖门启箧，取书读之竟日；及次日，临政处决如流。既薨，家人发箧视之，则论语二十篇也。”
本来赵普读书很少，平素又不喜欢说话，所以人们总以为他没有读书。宋代祖赵匡胤常常劝告他，甚至于很严厉地批评过他。据说有一天，宋太祖“登明德门，指其榜问赵普曰：明德之门，安用之字？普曰：语助。帝曰：之乎者也，助得甚事！普无言”。类似这样的故事，在宋人的笔记中还能找到一些。可见赵普的文化水平确实不高，连拟定一个门楼的榜额都不会，罗里罗索地叫做什么“明德之门”。宋太祖看了很不高兴，所以责问他为什么要加个之字。
但是，深入一步看去，赵普实际上早已知道读书的重要，而且暗地里很努力学习。特别是对于《论语》这一部书，赵普读得烂熟。所以后来在宋太宗赵光义的面前，赵普就敢于说：“臣有论语一部，以半部佐太祖定天下，以半部佐陛下致太平。”在这里，他说的分明是一部《论语》，想不到人们却把他的话断章取义，变成了“半部论语”，并且历代相传，居然成了典故。
我们现在不管他说的是一部《论语》也好，是半部《论语》也好，都应该由此体会到少而精的读书方法。虽然，在赵普和其他古人的心目中，《论语》是他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唯一法宝，他们只要熟读这一部书就足以应付一切了。这一点，我们与他们根本不同。如果我们现在也还是死抱住《论语》这一部书，读得烂熟，尽管也有用处，却仍然无补于实际，这是可以断言的。但是，我们却无妨按照我们的需要，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中，选定任何一部书，读得烂熟，正确地掌握和运用其中的原理原则，来解决我们所面临的许多实际问题。
比如说，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合作的《共产党宣言》这一部书，我们假使能够读得烂熟，那末，我们就决不至于对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问题，发生认识上的错误。又比如说，对于马克思的《资本论》，我们假使能够熟读其中的一卷或半卷，那末，在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建设中，这就有很大的作用。同样，对于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个报告，我们假使反复地加以研究，用来解决当前的许多重大问题，显然是有极大作用的。
无论读的是哪一部经典著作，只要真的读得烂熟了，能够深刻地全面地掌握其精神、实质，在这个基础上，再看有关的其他参考书，就一定会做到多多益善，开卷有益。所谓精与博的关系，在这里也就自然而然地会得到合理的解决。当然，精读的书多一些更好，参考书更是看得越多越好，这些都是无止境的，决不要以一部书为满足。我之所以引用“半部论语”的典故，无非是要提醒大家特别注意这个问题罢了。
至于在读书的时候，尤其对于必须精读的书籍，态度务须认真，精神务须集中，遇到不了解的或者不完全了解的地方，总要查问清楚，不应该一知半解自以为是。如果自己选定了一部经典著作，自己又懒得读，想找便宜，假借集体学习等名义，只听别人朗诵或讲解，以代替个人专心的阅读，结果一定学不到什么东西。
唐代一个节度使韩简读《论语》的故事，应该引起我们的警惕。唐代高择的《群居解颐》和五代孙光宪的《北梦琐言》都记载了这个故事。据说：“节度使韩简，性粗质。每对文士，不晓其说，心常耻之。乃召一孝廉，令讲论语。及讲至为政篇，明日谓诸从事曰：仆近知古人淳朴，年至三十方能行立。外有闻者，无不绝倒。”
不要以为只有韩简才把“三十而立”，错误地理解为“年至三十方能行立”。诠要是自己不专心读书，而一知半解自以为是。那就难免要做韩简第二，第三或者等而下之了。
读书也要讲“姿势”
看见这个题目，一定会有人觉得很奇怪。可不是吗？我们要养成读书的习惯，这是可以理解的。为什么读书也要讲“姿势”？这就难以理解了。
其实，这个问题还是不难理解的。无论做什么活动，都要讲究一定的姿势。人们日常的每个动作，如果仔细加以观察，几乎都有与它相适应的某种姿势。正确的姿势和不正确的姿势，产生的结果往往很不相同。从我们大家熟悉的学校生活情况来看，这个问题就更加容易理解。
走到操场，有一个最突出的感觉，就是人人都特别讲究姿势。跑步要有跑步的正确姿势，打球要有打球的正确姿势，举重要有举重的正确姿势，跳高、跳远也要有跳高、跳远的正确姿势，如此等等，不胜枚举。如果姿势不对，不但身体得不到良好的锻炼，甚至会扭伤、跌倒，后果很坏。因此，体育老师和熟练的运动员，生怕年青的同学下操场活动没有经验，积极地在现场进行辅导，讲解各项动作的正确姿势，纠正许多不正确的姿势。下操场的同学也很注意练习各种姿势，互相督促，成绩显著。
同样，在生产实习和参加实验的时候，大家也很认真听取老师傅和熟工人关于操作规程的讲解，并且在机器旁边从事操作的过程中，很注意每个动作都保持正确的姿势，以防止意外事故的发生。
但是，当我们走到学生自习的教室和图书阅览室一看，情形却很不一样。在这些地方，一部分同学往往表现得很随便，有的顶着阳光，有的背着光线，或者斜倚在书桌旁边，或者蹲在阴暗的角落里，埋头在看书、做习题。还有的虽然坐着写东西，可是，偏偏又把头侧向左边，搁在左臂上，斜着眼睛看右手的笔尖在练习本上移动。为什么他们在这些地方，对于自己读书和写字等等，就完全不讲究姿势呢？
我想劝告这些同学，要努力纠正不正确的读书姿势，讲究正确的读书姿势。事实早已证明，有的同学因为马虎大意，缺乏正确的读书姿势，以致身体已经出现了一些严重的不健康状态，如近视、驼背等等。如果许多青少年都戴上了眼镜，岂不令人惋惜？现在只要努力纠正，他们之中除了极少数由于先天性的原因以外，一般是能够逐渐好转，或者停止发展的。希望教师们、家长们，配合同学们自己，共同创造条件，形成风气，促使每个青少年都具有正确的读书姿势。
有的人说，姿势问题只是外表现象，与内在精神无关；我们有饱满的精神，努力钻研学问，顾不上什么姿势问题。这种论调，似乎很有劲，精神可嘉，而实际上是非常有害的。姿势问题在本质上说，恰恰是精神状态的一种反映。试想一想，如果摆着东歪西斜的凌乱散漫的种种姿势，这算得是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呢？
明代薛岗的《天爵堂笔余》中有一则记载，可以说是谈论读书姿势问题的。他写道：“读书、作文俱要一副真精神。坐则神奋，卧则神驰，此常情也。然卧常可以作文，而必不可以读书。曹操有欹案可卧读，杨盈川有卧读书架，二君不知何见。今之对书而睡者当效之。”
薛岗的意见照我们现在的观点看来，也应该承认他基本上是正确的。不管是读书或者是写作，不拿出真精神就一定搞不好。坐着比较容易提起精神，这完全符合生理规律。即便我们现在不一定都要强调象古人那样“正襟危坐”，但是，能够坐得端端正正，也决无害处，只会有好处。而且坐的地方还必须注意光线，不要阳光直射，也不可背光。如果能够做到“窗明几净”就更好了。
至于躺着看书等等，固然不必绝对反对，可是的确不应该当做正确的姿势。对于一般健康的人来说，如果认真阅读重要的书籍，最好不要躺着。所谓“卧常可以作文”也只能是思索文章的若干要点，或者是病人口授文章的内容而已。三国时代的曹操和唐代的杨炯，虽然都是有杰出才能的，特别是作为初唐四杰之一的杨盈川，在儿童时期就被称为神童，这两人可能有独异于常人之处，但是他们卧读的例子也仍然不足为训。
如今青年同学们读书的风气很盛，大家对于读书的姿势问题，就越来越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昨天刚好有几位青年同学座谈这个问题，因此，我愿意把这意见公布出来。
观点和材料
这是讲在写文章的时候，怎样处理观点和材料的关系。因为有的读者来信提出这个问题，并且反映了不同的意见，所以要谈一谈。
观点和材料的关系，也是虚和实的关系。近年来常听到说“要务虚”、“也要务实”、“以虚带实”、“就实论虚”等等。这里所说的虚，大体是指的理论、原则、思想、观点方面的，而所谓实则大体是指的实际情况、具体材料方面的。
据读者的反映，对于虚与实，即观点与材料的关系，在一些人中间曾经有不同的意见。那些意见归纳起来不外两种：一种强调要重视观点，而比较不重视材料；另一种却强调要重视材料，而比较不重视观点。持这两种意见的人，虽然也都承认观点和材料必须统一，但是实际上往往各执一偏，统一不起来。
的确，把观点和材料割裂了的现象，在目前并非少见，而是相当普遍的。读者反映：“有的文章只讲概念，讲观点，缺乏具体事实，既不能令人信服，也不能启发人的思考。”这是一种情形。另外一种情形是：“资料堆砌，缺乏必要的分析，看起来杂乱无章，茫然无头绪。”这两种现象反映了两种片面性。把这两面正确地结合起来，才能产生我们所希望看到的好文章。
要结合得好，当然也不容易。有的人思想水平不低，就是没有掌握资料；也有的人搜集一大堆资料，就是缺乏概括的能力，提不出什么观点。要取长补短，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做到的。因此，在实际工作中，首先应该提倡有观点的提供观点、有材料的提供材料，互相帮助，谁也不要看不起别人，不可沾染“文人相轻”的恶习。
在这一方面，前人已经有了不少的经验教训。如明代的陆楫，在《蒹葭堂杂抄》中说过一个故事：“成化、弘治间，刘文靖公健，丘文庄公浚，同朝，雅相敬爱。刘北人，在内阁独秉大纲，不事博洽。丘南人，博极群书，为一时学士所宗。一日，刘对客论丘曰：渠所学如一仓钱币，纵横充满，而不得贯以一绳。丘公闻之，语人曰：我固然矣；刘公则有绳一条，而无钱可贯，独奈何哉？士林传以为雅谑。”
刘健和丘浚这两人友谊并不差，这一段“雅谑”也还不能算做“文人相轻”的典型。然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用了钱和绳的关系来做比喻，这一点对我们颇有启发。我们常常把一篇文章的中心思想，比做一根红线，贯穿全文；他们当时也以一条绳和钱币为比喻，这同我们现在的比喻一样，具有很强的形象性。
这个比喻当然也有缺点。因为我们说观点和材料相结合，虚实结合，是要把观点和材料融会消化而为一，这只有经过创造性的精神劳动才能成功，决不是生拉硬凑、加减乘除就能成功的。在这个意义上说，绳和钱之类的比喻则不够完善。
不过，每一篇文章如果都有一根思想红线，把最重要的材料贯串起来，总是好的。我们起码的要求应该如此。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慢慢锻炼，切勿要求过急，对于有偏缺的人，无论他是偏重于观点而缺少材料，或是偏重于材料而缺少观点，都不应该加以责备；只要他有一点进步就应该给以鼓励。如果有人互相提供观点和材料而合作得很好的，更应该给以鼓励。
古人合作写文章也有许多很成功的例子。千万不要以为只有我们现在合作写文章才是可能的。为什么古人就不可能做到呢？请看《晋书》卷四十三《乐广传》载：“（广）累迁侍中、河南尹。广善清言，而不长于笔。将让尹，请潘岳为表。岳曰：当得君意。广乃作二百句语，述己之志。岳因取次比，便成名笔。时人咸云：若文不假岳之笔，岳不取广之旨，无以成斯美也。”这样的事例，在我们的眼前不是仍然存在吗？不过我们现在合作的范围比古人要大得多，写作的内容更非古人所能比拟的了。
大家知道，我们现在的合作形式，远不止是一个人授意，另一人写作，更有集体研究，一人执笔，或者一人拟稿，集体讨论修改等各种形式。这些合作的形式当然是古人所不能设想的。但是无论任何一种合作的形式，都可以说是观点和材料相结合，即虚实结合的一些形式。通过这些形式，逐渐锻炼和提高，一定就会出现新的更好的合作形式，更完善地体现出观点和材料的统一。
当然，虚实结合的最根本要求，是同时掌握观点和材料，既要了解实际情况，又要随时研究理论原则问题，做到两方面如水乳之交融。这才算达到了我们的理想境界。
文章长短不拘
看了这个题目，也许有人不了解是什么意思。文章的长短问题不是早有定论了吗？为什么又要提起它？维道它还没有解决不成？是的。文章的长短问题从表面上看好象已经解决了，实际上并没有真正解决。
文章爱看短的，怕看长的，这是一般读者的呼声；近来许多作者写文章，力求短小，适应读者的要求，这是应该受到普遍欢迎的一种好现象。由此看来，似乎文章短的总比长的好，问题不是已经解决了吗？
然而，有些读者来信说：“翻看近来报刊上发表的短文章，有一部分不能令人满意。它们有的内容还不错，也有些新鲜的观点；但是，有的内容十分空洞，既无新材料，又无新观点，看了毫无所得。这一些短文章，仅仅是比其他文章短一些，但是，不能认为它们是好文章。”从读者的这种反映看来，仅仅要求文章写得短还不能真正解决问题，或者说，还没有完全解决问题。
本来，文章无论长短，关键是要看内容。如果内容很好，即便文章写得长，读者还是愿意看的。如果没有什么内容，写得很长固然没人爱看，假使分开写几篇短文章，是否有人愿意看呢？也不见得。因为内容空虚的文章，纵然作者费尽心机，化整为零，把一大篇改成几小篇，表面看去，文章似乎很短，但在实际上不过是为短而短，内容仍旧换汤不换药，而且篇数更多了，不仅骗不了读者，反而会更加引起读者的反感。
晋代的陆云，寄给他哥哥陆机的信中写道：“有作文唯尚多。而家多猪羊之徒，作蝉赋二千余言，隐士赋三千余言，既无藻伟体，都自不似事。文章实自不当多。”在这封信里，陆云骂尽那些以多为胜的作者。他认为两三千字的文章已经是够长的了，而又没有文彩，内容也空虚，简直不象一回事，这样的文章当然不应该多写。
大家知道，陆机和陆云兄弟二人，都是西晋的辞赋名作家，特别是陆机的声名更大。当时另一个有名的辞赋作者，叫崔君苗。他见陆机的文章比他的更好，自愧不如陆机，气得要把自己的笔砚都毁掉了。陆云在另一封信中写到：“君苗文，天才中亦少尔。……见兄文，辄云欲烧笔砚。”这证明，陆机的文章确实写得好，人们都爱读，而不厌其多。甚至于在他的文章中，虽然有时存在一些缺点，也无伤大体。所以陆云又说：
“兄文方当日多。但文实无贵于为多。多而如兄文者，人不餍其多也。屡视诸故时文，皆有恨文体成尔。然新声故自难复过。九悲多好语，可耽咏，但小不韵耳；皆已行天下，天下人归高如此，亦可不复更耳。兄作大赋必好，意精时故愿兄作数大文。”
当时所谓大赋及其他大文章，大约只有两三千字左右，在我们现时看来，这又算得什么长文章呢！我们目前常见的文章，动辄万言以上，有些作者还嫌字数少了，意思说不清楚。可是，要等到他们把意思全都说清楚的时候，字数不知道还要增加多少！
这里所说的长文章，当然不包括若干重大历史性的文献和经典著作在内。这些文献和著作都总结了丰富的革命和建设的经验，一字一句都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虽长无妨，人们都愿意读，何况还并不很长。人们读不下去的文章主要的是文风不正的产物，其特点是大量地重复人所共知的论调和事例，而很少或者没有新东西。这种文章写长了固然没有人愿意读，写得短仍然不会受人欢迎。道理很简单，就因为它不耐读。短文章要能耐读，必须有精彩新鲜的内容，最好要比长文章更多地解决问题，不为陈言肤词，不为疏慢之语。唐代冯贽的《云仙杂记》对此早有中肯的评论，他说：“人之为文，语意疏慢者，真脱丝布。文士之病，莫大乎此。”他用了“脱丝布”这么富有形象性的比喻，批评那些非常枯燥、干瘪、没有光泽的文章，这是很恰当的。
按照这个道理，我们日常写文章，不但应该力求其短，更应该力求其精。内容不精，形式无论怎么短也是枉然，内容精彩，文字长短可以不拘，该长就长，该短就短，那毕竟是次要的问题了。
编一套“特技”丛书吧
我们中国是“特技”非常发达的国家。各行业的劳动人民，世代相传，都有一整套独特的本领，这是极其可贵的。
举出最普通的例子来说，当你随便走进一家澡堂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有些老工人，能够在滚开的热水中拧手巾，神情自若，并不烫手。在一个茶馆里，也有些伙计，提一个大水壶，距离茶杯两尺左右，能够非常准确地冲开水，而不会溅出一滴在客人身上。象这样的事例到处都有。这些就是所谓的“特技”，也叫做“绝招”。
过去有一班知识分子，很看不起民间的特技，把各种各样特殊的技巧和手艺，都当成“下流卑贱”的玩意儿，以致许多特技不能登上“大雅之堂”，逐渐被埋没，甚至失传了。解放以来，我们虽然改变了整个社会制度和人们的思想习惯，各行各业都有了新的发展。但是，由于自然规律不可抵抗的作用，有特技的老师傅越来越少了。他们的经验有的没有好好传授下来，以致后继无人，如果不赶紧设法补救，那就太可惜了。
也有一些人认为，我国历代已经大量出版了农、医、工、艺的各种专书，其中也包括了特技在内，只要把这些古书进行一番科学的整理，就算是接受了遗产；再想从所谓特技的领域中，多搞出什么名堂来，似乎是不可能的。这种看法说明，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对于我国民间丰富的特技还不够了解。
历代的农、医、工、艺之书，是不是包括了特技在内呢？这个问题还需要通过实践去证明。内行人看书，也许会发现一些特技，而一般读者从这些书里却很难找到关于特技的具体经验。
比如说，汉代的《尹都尉书》，虽然记载了种瓜、种芥、种葵、种蓼、种薤、种葱等古老的经验，但是，你无妨把它讲解给我们郊区种菜园的“老把势”听，让他下个评语，看他怎么说吧。恐怕他未必承认这部古书，能包括他的特技经验在内！
当然，这决不等于说，对古书可以不加以整理了。现在农业科学和医学研究机关，很注意整理我国历代的农书和医书，这是非常有意义的工作。推而广之，其他研究部门，同样应该进一步更有系统地整理对本部门有用的古书，把古人珍贵的遗产好好地继承下来，加以发展。
在整理这些古书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对于现在各行各业老师傅特有的“绝招”，务必详细访问，一一记录下来，其中非文字所能表达的部分，还应该尽可能用摄影图片加以补充说明。
大家知道，春秋时代秦国有一个相马的人，姓孙名阳，字伯乐，他能在万马群中发现千里马，因此，历代相传他著了一部《相马经》。后来又有人写了同类的书籍，如宋代徐咸的《相马书》也比较有名。但是，这些书籍顾名思义就不能完全解决现在养马和驯马的许多技术问题。我们还必须把现在赶马车的许多老把势以及马戏团中驯马的实际经验，包括他们的各种绝招都编写出来，成为一部内容完备的《马经》。
我曾听说，有些赶骡马大车的老把式，善于驾御最调皮的骡马。别人没办法的时候，老把式走过来，在骡马身上推一下，或者只扬一扬手，骡马就完全听他的指挥。赶车的鞭子在老把式手里也特别出神。必要的时候，他挥一鞭子，就能叫烈性的牲口趴倒在地上。这些都是特技，也可以说是绝招，在任何书本上往往都学不到。
同样，古书中还有其他各种专门技术的书籍。例如，装裱书画的技术，清代周嘉胄写了一部《装潢志》，这几乎是现在装裱老工人的唯一参考书。然而，我们现在的装裱技术问题，早已超出了这部书的范围。日渐增多的化学药品在装裱过程中的应用，显然就是古人意想不到的新技术。
至于手工业生产的特殊经验，过去的文字记载也都太简单了。虽然在几大套丛书中，我们可以翻阅这类书籍几十本。可惜内容已经非常陈旧，往往经过了几百年的时间，没有人加以修订和增补。以制糖工业为例，宋代的洪迈和王灼，各自编撰了一部《糖霜谱》，从种甘蔗到制糖，都讲到了。“糖霜”是指的白糖，它在我国唐代以后才盛行，比红糖的制法要复杂。无奈年代久远，这两部书与后来的许多经验相比，不能不显得落后了。明代宋应星的《天工开物》中关于制糖的部分，也没有增加多少新内容。
尤其是我们知道有若干特技，为历来各类技术专书所不载。这在今天更加有必要把它们著录下来，传之后人。在可能条件下，我们甚至于无妨把过去所谓“飞檐走壁”的那一套特技，也加以著录。这样分门别类，重新编写出一套特技丛书，应该承认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知识是可吃的吗？
这个题目太奇怪了，谁会把知识当成可以吃的东西呢？
想不到，在现今的世界上，居然有一种“科学家”，进行“科学的试验”，有了“新发现”，得出了结论，认为“知识是可吃的”。你说这是怪事吗？然而，世界上无奇不有，这么一点怪事也不足为奇了。
记得在一次《夜话》中，我曾以《不要空喊读书》为题，说到读书的态度必须老老实实，认真地坐下来用功，不要空喊，不要想取巧的方法。当时我举出了后汉马融的故事。相传他做梦吃花，醒来的时候“见天下文章无所不知”。我说这不过是痴人说梦而已。
然而，就在那篇文章中，我猜想有些懒人，也许会希望有一位科学家，能够发明一种神奇的办法，比如用注射针之类，对人脑进行注射，来代替读书；或者吃一服药，就能吸收多少部书。这么一来，只消一个早上就能培养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和专门人材，岂不妙哉！
当时却没有料想到，如今的世界上居然会有这么一种“科学家”，做出比打针、吃药更加荒唐的“科学试验”来。
据前几天来自美洲的新闻报道，最近美国密歇根州大学的一位研究教授，名叫麦康尼尔，他宣布了一项惊人的“科学发现”，就是说，“知识是可以吃的”。他的这个“新发现”是用蛔虫试验成功的。
这个试验的主要情况是：麦康尼尔训练了一部分蛔虫，使它们“聪明”起来，对于一定的刺激能够发出一定的反应。它们的各种反应证明，它们具有了一定的“知识”。然后，麦康尼尔又另外找到一批没有经过训练的蛔虫，它们完全是没有“知识”的。但是，麦康尼尔却把受过训练的蛔虫去喂养没有经过专门训练的蛔虫。于是，新的情况就出现了。当着没有经过训练的蛔虫吃掉了已经受过训练的蛔虫之后，也变得“聪明”起来了，不必训练就能够对一定的刺激发出一定的反应。这样，麦康尼尔的“科学试验”就“成功”了，他宣称已经找到了“获得知识的新途径”，就是“吃掉有知识的同类动物”。照他的这个说法进行推论，任何无知识的人要想得到知识，最好是吃掉有知识的人。这真是充满着血腥的吃人的“科学试验”啊！
象麦康尼尔之流，为了迎合垄断资本家们的残暴本性，为了适应那一班脑满肠肥的寄生阶级子弟的懒惰哲学，进行这样的“科学试验”，做出这样的“科学论断”，是毫不足奇的。大概垄断资本家们都想垄断全人类的各种知识，但是，他们又决不肯付出辛勤的劳动，而只希望“吃掉有知识的同类动物。”他们的这一副狰狞的嘴脸，露骨地表明了他们是人类文明的死敌。
由此可知，要想不劳而获得知识，正如其他不劳而获的思想一样，从本质上说，这是极端丑恶的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但是，无论如何，在我们的社会中所能碰见的任何懒人的思想，和以麦康尼尔为代表的吃人“科学”，决无丝毫共同之点。
我们所见的懒人，虽然也想寻找终南捷径，并且有许多离奇的梦想，类似后汉马融那样的例子。不过，这些都只是在梦中的幻景，而不是真事。历来记述这类故事的作者，还特别运用了所谓“因果报应”的公式，使故事具有“劝世”的色彩。
例如，明代的陈继儒，在《珍珠船》中写过一个故事，他说：
“刘赞文思甚迟，乃恳祝乾象，乞文才。一夕梦吞小金龟，如钱许，自后大有文思。孟氏朝为学士，有玉堂集。一日又梦吐金龟，投水中，不久而卒。”
这里说的是梦中吞下了小金龟，而文思大进；后来又在梦中吐出了小金龟，不久就死了。也许有人认为，刘赞吞食小金龟与马融吃花，虽然都在梦中，但是，一个吃的是植物，一个吃的却是动物，这一点大不相同。不过后者也只是在梦中所做的，而且这决不是“吃掉有知识的同类动物”所可比。何况他吞下的东西，到后为还要照样吐出来呢！
如果麦康尼尔之流企图推行他的“科学发明”，那末，在麦康尼尔生活的社会中，有被吃危险的人们就应该团结起来，迫使吃人者用他自己的生命抵偿被吃者的生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血还血，以生命还生命，这是现代人类从革命斗争中学到的最重人的知识之一。人类积累的一切知识是吃不了，谁要想吃掉它，谁就要准备毁灭他自己！
奉告读者
由于近来把业余活动的注意力转到其他方面，我已经不写《燕山夜话》了。现在将三十二篇未编的文稿重阅一遍，选得二十九篇。又把在别的报刊上发表的短文选了一篇加上，补足三十篇。这一集仍按以前的办法编定付印，疏漏之处恐怕还很难免，请大家指正。
据熟悉各地报刊情况的同志告诉我：在《燕山夜话》出版之后，其他地方有些报纸，为了满足读者的要求，也采取了同样的形式，发表知识性的专栏杂文。如山东《大众日报》在第三版右上方开辟了这样的专栏，名为《历下漫话》；《云南日报》在第三版右上方也开辟了这样的专栏，名为《滇云漫潭》。我衷心祝愿这些报纸的专栏杂文，能够长期坚持下去，并且不断地改进内容，更好地为读者服务；同时希望读者们也能够从这些报纸的专栏杂文中得到有益的知识。
许多朋友来信问我，对这样的专栏杂文应该如何看法？如何写法？应该提出什么要求？我认为这问题可以有种种答案，但是，最重要的一点是要开门见山。我在别处发表文章讲过这个意见，我认为现时文章的通病，就在于不能开门见山。许多文章的作者，即便有一二可取的见解或新鲜的知识，以及动人的事迹要传达给读者，但是他们往往不肯直截了当地写出来，却要写上一大套人云亦云的废话，然后才夹杂着写出自己的一点点新东西。如果这一点点新东西确有可取之处，那么，这样的作者未免不智，他好比把珍珠丢进了沧海，让泥水冲掉了金沙，多么可惜！如果连这一点点东西也不新，并无可取之处，那末，这样的作者就未免令人可恼，他似乎没有什么真本领，只是存心骗人而已！至于有许多文章不属于这两种情况，而仅仅因为作者写惯了长文章，扭不过来，那就需要大家给以帮助，劝告作者极力写得越短越好，否则要使广大读者每天花很多时间和精力，才能得很少的一些收获，未免太浪费了。
其实，我们每个人既是作者又是读者，大家应有同感，因此，人人也都有责任督促报刊编辑部，在发表文章的时候，尽可以大胆地删去来稿中人云亦云的重复内容，使作者自己的新内容开门见山地摆到读者面前。如果因此招致报刊缺稿，那倒是好现象，大报就应该缩为小报，杂志期刊就应该减少篇幅，书籍也可以少而精了。
这一番议论并非只说别人，不说自己。我对自己也是非常不满意的，每写一点东西，到了发表出来一看，就觉得自己没有写好，心里很惭愧。前一个时期写《夜话》是被人拉上马的，现在下马也是为了避免自己对自己老有意见。等将来确有一点心得，非写不可的时候，再写不迟。
马南邨一九六二年十月中旬
谁最早研究科学理论
法国人摩里斯·纳明阿斯，在一九五三年出版了一部著作，名为《原子核能》。这本书的第一章说到古代人研究科学理论的时候，有如下的一段话：
“除了希伯来人和希腊人以外，其他古代民族都只对实际问题感到兴趣。他们只注意于提练金属，制造玻璃，航海，绘制便利的旅行图，寻找水源等，除此以外，很少激起其他更高级的思想。甚至进行天文观测也是为了实用的和政治的目的。”
该书的作者接着介绍了古希腊哲学家谟克里特、伊壁鸠鲁等人的原子理论，而特别贬低了甚至抹杀了古代东方人研究科学理论的成就。这当然是反映了西方资产阶级科学家的片面观点。
对于这种观点，读者提出了疑问。有的青年同学在来信中说：“在二千五百多年前，在比德谟克里特等人还早些的年代里，我们中国人的祖先是否也产生过类似的科学理论呢？”
换句话说，究竟是谁最早研究科学理论的呢？
应该承认，中国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是远远落后于西方的。但是，中国古代的学者对于科学理论的研究，却有极为广泛的浓厚的兴趣。我国最早的纯粹抽象的科学理论著作应该以《周易》为代表。直到现在，人们对于《易经》的研究虽然还是很不够的；但是，可以断定它是人类最早的关于宇宙观和一切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性研究的知识总汇。《易经》认为宇宙万物没有例外地处于不断运动的状态，每个事物都有相生相克的矛盾斗争，从而引起不同的发展变化过程。如果用现代科学的观点来解释，我认为《易经》中的六十四卦和三百八十四爻，在某种特定的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原子结构的不同类型。今后最好有人从这一方面对《易经》进行新的系统研究和说明。
在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之中，从事理论研究的著作日益增多，特别是象邹衍等所谓阴阳家者流，他们的学说往往包括的哲学上的宇宙观以及天文、数学等自然科学的理论，并且在这些理论的基础上，形成了对社会现象进行分析研究的历史观和各种社会科学理论。他们用阴阳来解释一切事物的变化，正如现代原子科学注意原子内部电子和质子带有正电和负电的现象一样。
在诸子百家中，尤其值得重视的是所谓道家的主要代表人物——老子。他的著作传世的有《道德经》五千言，这一部书可以认为是我国古代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最早的理论著作，其中包括了丰富的辩证法学说和原子论思想。
老子所谓“道”，便是宇宙的本体，即物质的存在。他说“反者道之动”显然是说明物质结构内部的对立物的斗争，引起了物质地运动。同时，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则是物质运动发展的辩证过程。这种辩证法的思想早已为人们所公认；并且有许多学者发表了专门的论著，这里用不着一一介绍。我想特别要介绍的是老子的原子论思想。
与希腊古代哲学家德谟克里特和伊壁鸠鲁的原子论相比较，我国古代老子的原子论思想无疑地更早得多。德谟克里特是公历纪元前五世纪中叶到四世纪中叶的人，伊壁鸠鲁是纪元前四世纪中叶到三世纪中叶的人，老子则是纪元前六世纪中叶到五世纪中叶的人，早于德谟克里特约一个世纪，早于伊壁鸠鲁约两个世纪。老子的原子论思想，我认为是值得我们进行新的探讨的重要课题之一。
在《道德经》中，老子说明宇宙万物的起源和本质的时候，指出了“玄又之玄，众妙之门”。汉代张衡认为“玄者无形之类，自然之根，作于太始，莫之能先”。扬雄也认为“玄者，幽摊万类而不见形者也”。这里所说的“玄”，用我们现代所谓的“原子”来解释它，似乎更为恰当。而且，玄、元、原三字本来可以通用。清代刊本将玄改为元，一方面是为了避讳；另一方面也因为这两个字可以相通。我们要是把原子这个译名，改称为元子或玄子亦无不可。现在研究原子理论的人，认为德谟克里特发现了最高的不可分的单元，即所谓“万有分子”，并且竟然把它解释为原子核；那末，我们更有理由解释老子所谓众妙之门的玄，便是原子，而玄之又玄甚至也可以说是原子核了。
老子又说：“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有些注释家，把“冲”字看作“盅”的假字，解释为空虚。其实，冲字在这里分明也有相冲的意思。不过，这并不排斥空虚之义。正如德谟克里特认为物体的起源有两个，即原子和虚空，而原子有时互相冲撞，形成原子的旋风一样，老子也有这种思想。
还有，老子认为：“天地之间，其犹橐籥乎。虚而不屈，动而俞出。”又说：“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橐籥即是风洞，不屈意即不竭，这个意思也很象德谟克里特说的旋风式的原子运动，形成着无穷的物质世界的道理。至于德谟克里特认为任何物质都是由原子和原子间的空洞构成的；物质的密度和强度，跟物质内部空洞的分布有关。这一点似乎也没有超出老子关于谷神和玄牝的概念。
什么是谷神？什么又是玄牝呢？据宋代司马光的解释：“中虚故曰谷，不测故曰神；天地有穷而道无究，故曰不死。”这个解释比较浅显易懂。但是，玄牝却很少有人解释得清楚，有的人公然宣称因为这些文字“通俗不雅”，所以不便做什么解释。我们现在如果大胆地把“玄牝”解释为原子核，那末，这句话的意思也就容易弄明白了。现代科学家解释伊壁鸠鲁的原子学说，认为他把万物都当做是核子的运动和冲击的结果；而处于等速运动中的核子都互相冲击的可能。我们从老子的《道德经》中完全可以看出，老子很早就提出了这样的概念。
关于中国古代科学理论的探讨，还有许多事情需要我们去做。我希望年青的科学理论工作者，对古代文献也能进行一番研究。这个工作只要认真去做，一定会有重要的收获。
学问不可穿凿
几位应届毕业的同学在一起谈论，中心的问题是：经过大学文科四年的学习之后，能不能独立地进行学术研究？他们比较一致的意见是能够独立研究，但是有一个前提，就是必须树立正确的治学态度。
他们征求我的意见，我表示同意他们的看法，并且做了一些补充。归纳起来，我补充的意见集中到一点，就是说，为了树立正确的治学态度，必须从积极方面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方法论，认真地把自己武装起来，千万不可使我们的学术研究工作，沾染了不正确的思想作风。
对于各种不正确的治学方法，我们都要注意防止。其中特别值得警惕的，是古来一般学者最容易患的穿凿的毛病。有这种毛病的人常常强词夺理，把许多说不通的道理，硬要说通，因而随意穿凿，牵强附会。
然而，学问之道是穿凿附会不得的。《易传乾卦文言》中说：“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辨之。”可见学问是要集中大量的材料进行分析研究的结果，决不是穿凿附会的产物。
古来不管何等大名鼎鼎的人物，凡是做学问不踏实，而有穿凿附会之病者，几乎没有不闹笑话的。比如，宋代王安石虽然是一位大政治家，但是，他也有若干缺点，不容掩饰。他写过这一部《字说》，据当时名家的评论，认为其中许多解释便有穿凿的毛病。如苏轼《调谑编》所载：
“东坡闻荆公字说新成，戏曰：以竹鞭马为笃，不知以竹鞭犬有何可笑？公又问曰：鸠字从九从鸟，亦有证据乎？坡云：诗曰，*鸠在桑，其子七兮；和爷和娘，恰似九个。公欣然而听，久之始悟其谑也。”
这虽然是一个笑话，可是也证明了穿凿附会的毛病，对于做学问的人，是多么有害的啊！
其实，这种穿凿的毛病，影响所及，并不仅仅限于学术的范围。据宋代罗点《闻见后录》记载：
“王荆公好言利，有小人谄曰：决梁山泊八百里水以为田，其利大矣。荆公喜甚，徐曰：策固善，决水何地可容？刘贡父在坐中，曰：自其旁别凿八百里泊，则可容矣。荆公笑而止。王荆公会客食，遽问：孔子不撤姜食何也？刘贡父曰：本草书，姜多食损智；道非明民，将以愚之；孔子以道教人者，故云。荆公喜，以为异闻。久之乃悟其戏也。荆公之学，尚穿凿类此。”
这样的笑话是不是苏东坡等人故意挖苦王安石的呢？当然不能说完全没有这种成分，这样的笑话并非凭空捏造，却是事实。这样的笑话，大可以说明任何学问决不可以穿凿。做学问的人，如果患了穿凿的毛病，就将不可救药。在这里，我不打算也不可能讨论王安石这位宋代大政治家的思想、学问和事业，只是随便引用这些材料做个例子而已。
话说到这里，大家自然要问：照你这样说，那末，什么是正确的治学态度呢？这个问题对于今天的我们是很容易回答的。答案就是“实事求是”四个大字。
大家知道，最早讲实事求是的，要数汉代的班固。他在《汉书》卷五十三《河间献王传》中写道：“河间献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在这一句下面，唐代的颜师古做了一个注解，他说：“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这个意思很明显，照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要占有大量材料，分析研究客观的情况，辨明是非，寻求真理。
毛主席在一九四一年五月所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对于实事求是做了最确切的解释：“‘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这里所说的实事求是，不但是我们大家公认为最好的学习态度，而且也是我们做好一切工作所必需的正确态度。
做学问的人，要树立正确的治学态度，毫无疑问，除了实事求是以外，再也不能设想还会有别的什么态度了。这种态度，和任何穿凿附会的作风，决没有丝毫共通之处。只有用这样实事求是的态度，去进行独立的科学研究及其他一切工作，才有成功的希望。
自学与家传
昨天，一位六十八岁的老医师来信说：
“我有一个十九岁的独生女，本在××学院读书，因听力较差（患先天性右耳导闭塞，Ｘ光线检查证明，不能动手术），读到一九六一年夏季，赶不上功课，以致退学。今夏本拟应北京师范大学文科考试，昨健康检查证明，以听力关系不及格，如是只好在家。……我的爱人又于一九六一年去世，因此父女相依为命，不愿她登记远行。小女及我都为此十分徬徨。……请问应如何改变现状，不令小女闲坐在家？”
这个问题似乎有必要在《夜话》中谈谈，以供更多的读者参考，因此，我又在这里作公开的答复。
无论是什么原因不能升学，学生本人和家长都应该抱定一个正确的态度，寻求适当的解决方法。
就这位老医师所述的情况而论，他的女儿既然因为耳朵有病不能升学，又不宜离家远行，那末，正确的办法是什么呢？我以为她应该有计划地在家自学。古来不知有多少著名的学者都是自学成功的。现在我们需要什么参考书籍，到外可以找得到，又有许多辅导学习的组织，自学的便利条件比古人优越千万倍，并且现在自学的效果也不比在学校读书的差多少。而这位老医师的女儿更有比别人特殊优越的条件，她可以跟她的父亲学医，使家传的学问进一步发扬光大起来。在这位医师父女二人“相依为命”的情况下，他们正好可以把自学与家传相结合，一方面解决女儿的学业前途问题；另一方面解决父亲的家学继承问题。这样不是一举两得吗？
南北朝时代大名鼎鼎的文人江总，就是自学成名的。据《陈书》卷二十七《江总传》称：“总七岁而孤，依于外氏，幼聪敏，有至性。……及长，笃学，有辞采。家传赐书数千卷，总昼夜寻读，未尝辍手。……年少有名”，时人“雅相推重”。同样的例子，每个朝代都有。如元代的王冕出身于牧牛童，终于自学成名；明代的朱恕是樵子出身，后来成为泰州学派的继承人。这些已为一般读者所共知，就不必说了。
仅仅以历代名医的事迹为证，我们也不难断定，自学与家传相结合是完全可行的有效办法。例如，宋代的名医庞安时，便是家传医术、自学成名的一个典型人物，而且他恰巧也是耳朵有病的人。据《宋史》卷四百六十二《方技列传》载：
“安时字安常，……儿时能读书，过目辄记。父世医也，授以脉决。……独取黄帝扁鹊之脉书治之，未久，已能通其说，时出新意，辨诘不可屈，父大惊，时年犹未冠。已而病聩，乃益读灵枢、太素、甲乙诸秘书；凡经传百家之涉其道者，靡不通贯。”
当时他的医名传播全国，许多学者在笔记中常常提到庞安时的事迹。苏东坡在《东坡杂记》中特别写下了他和庞安时谈话的情形，颇为有趣。东坡写道：
“庞安常善医而聩，与人语，书在纸，始能答。东坡笑曰：吾与君皆异人也。吾以手为口，君以眼为耳，非异人而何？”
看来庞安时不只是听力不好，简直是耳聋得厉害，所以东坡与他谈话，不能不用笔谈。然而，这一点也没有妨碍他对医学愈来愈深入的研究，甚且正因为他耳朵听不见了，倒更加能够专心于研究，而达到了极高的造诣。当时另一个著名学者张耒，在《明道杂志》中说：
“高医庞安时者，治疾无不愈，其处方用意，几似古人。……庞得他人药，尝之，入口即知此何物及其多少，不差也。”
他生平还有许多事迹，流传久远。我觉得他的事迹特别值得介绍，所以多费了一些笔墨。
至于元代的名医余士冕，也是因自学与家传而成名的。据《歙县志》载：“冕字子敬，父幼白，精歧黄理，辑有苍生司命。冕尤能世其家学，沉疴立起，试多奇中。”明代的名医潘仁仲，相传四世皆为“回春妙手”。我想这些就不需要详述了。《礼记》上说，“医不三世，不服其药。”这句话的意思固然不应该机械地加以解释，但是大体上说，学医的要几辈相传才能积累可靠的经验，这不是没有道理的。我希望给我写信的这位老医师和他的女儿，能够在我们今天崭新的社会制度下，以自学和家传相结合的办法，做出新的成绩。
当然，这种自学与家传的途径和办法，绝不限于医学一个方面，其他方面同样可以采取这个办法，以解决与此类似的其他困难的问题。
行行出圣人
“家中父母叫我毕业以后，赶快回乡参加生产。一是跟我父亲种菜，二是跟我哥哥去学理发，三是在农场的公共食堂里当炊事员。我想了又想，我家没人读过书，只我一人现在初中刚毕业，干么又回去生产呢？再说，种菜、理发、做饭有什么学的？将来见到同学们一个个升学干大事，自己也怪难为情的。请你说说，我该怎么办？”
这是抄录一位青年读者来信中的一段。我把他提出的问题，认真地做了一番考虑。估计到这个问题也许不是极个别的，所以我决定在这里做一个公开的答复。
我并不认为父母之命是不可违抗的。但是，如果父母的意见正确，当然就应该服从。这位青年读者的父母，要求儿子在初中毕业后回乡参加生产，这无疑是正确的。现在乡村里需要劳动力，各种生产事业都等待着年青人去经营，这是客观的实际需要。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服从客观的需要，自觉地把客观的需要变成我们主观的志愿。这样，主观的志愿和客观的需要，自然而然就统一起来了。
参加生产劳动的这个志愿如能确定，那末，具体选择种菜、理发、做饭或其他，就好说了。不管你干哪一行，只要你肯努力，一定会有显著的成就。谁要是轻视任何一种劳动，那至少证明他是一个目光短浅的庸人。对于这种庸人，你又何必说什么呢！
俗语说：“行行出状元。”你果真努力，将来也许会成了状元。不过，所谓状元本来是专指进士的第一名，它是唐代以后科举制度的特殊名称。如今人们借用状元来称呼各行各业有显著成就的人，其实并不很恰当。对于这些有显著成就的杰出人物，我以为应该称他们为“圣人”。按《书经》《洪范》篇载：“恭作肃，从作又，明作哲，聪作谋，睿作圣。”宋代蔡沉注云：“睿者通乎微也，圣者无不通也。”可见彻底精通一门知识的人，都应该称为圣人。各行各业既然都有精通业务、成就显著的人物，因此说“行行出圣人”也无不可。
先以种菜为例。要种好一片菜园子，可真不容易啊！老菜农都有一整套内容丰富的技术知识。最有经验的种菜的老把势，无疑地可以称为圣人。大家知道，在我们中国古老的历史上，孔子总算是被公认为最博学的圣人了；但是，孔子对于种菜的老农民却非常尊重，他说过“吾不如老圃”这样谦逊的话，你以为是偶然的吗？绝对不是。历来因为种菜而成名的人很不少。比如，宋代有一位苏云卿，就是种菜的高手。据《宋史》《苏云卿传》载：
“苏云卿，广汉人。绍兴间来豫章东湖，结庐独居。……披荆畚砾为圃，艺植、耘芟、灌溉、培壅皆有法度。虽隆暑极寒，土焦草冻，圃不绝蔬，滋郁畅茂，四时之品无阙者，味视他圃尤胜。又不二价，市鬻者利倍而售速，先期输值。”
当时张浚当宰相，派人去请他出任重要的官职，苏云卿坚决推辞不干。其实象他这样的人，各个时代都有不少。在我们今天的社会制度之下，种菜是不可或缺的生产事业之一，当一个种菜的好手，比古代逃避现实的隐士更要高尚得多了。
再以理发为例。这个行业也有很长久的历史。虽然古人理发没有象现在这么多的样式和复杂的操作技术，一般人都能自理。明代屠隆的《考槃余事》中说：“小文具匣以紫檀为之，内藏小裁刀、锥子、穵耳、挑牙、消息，修指甲刀、剉指剔指刀、发剔、镊子等件，旅途利用，似不可少。”这就证明当时一般旅客要理发、修面等等，自己都能做。但是，古时候也有专门替别人理发的工匠。宋代张端义的《贵耳集》中有这样的记载：
“京下忽阙见钱，市间颇皇皇。忽一日，秦会之呼一镊工栉发，以五千当二钱犒之。谕云：此钱数日间有旨不使，早用之。镊工亲得钧旨，遂与外人言之。不三日间，京下见钱顿出。”
这个例子中说的秦会之，便是遗臭万年的卖国贼秦桧，他当时如何祸国殃民，自不必说。我们引用这个例子只是为了说明，宋代不但已经有了专门理发的工匠，而且有的理发匠手艺很高，所以秦桧一次就赏了他五千当二钱。至于从前理发业供奉黄帝轩辕氏为祖师，也不是毫无根据的。张华《博物志》说：“轩辕作镜、镊、剃刀。”有了这一条做根据，当然也可以说理发是由远古圣人创始的了。
如果再说做饭，那末，传说中的庖牺氏就是以庖厨而得名的。司马贞在《补史记》《三皇本纪》中写道：“太皞庖羲氏，……养牺牲以庖厨，故曰庖牺。”还有，古代另一个大圣人伊尹，也是由厨师出身，后来当了商汤的宰相，这在《史记》《商本纪》中同样记载得很清楚，恕我不再征引。
总之，无论哪一个行业，都会有精通业务技术知识的圣人出现。古代尚且如此，何况我们这个时代呢？今天的中学毕业生，各方面的有利条件很多，只要自己努力，毫无疑问都能做出显著的成绩。否则，即便继续升学，将来也干不成什么大事！
一块瓦片
偶然同编辑同志谈定了这个题目。这意思是说，我写的文章可能比抛砖引玉的砖头还不如，只能算是一块很平常的瓦片。
对于一块瓦片，谁会重视它呢？然而，仔细想想，问题却也不少。
我们的祖先老早就会烧瓦片。相传三国时代西蜀的大学者谯周所撰的《古史考》说：“夏世昆吾氏作屋瓦。”晋代张华的《博物志》说：“桀作瓦。”看来古代学者对于瓦片的起源，只上溯到夏代为止。可惜他们当时不懂得考古发掘，这也没有办法。但是，我们的祖先却很重视瓦片，把它大书特书，传之千古。后来瓦片太多了，人们慢慢地熟视无睹，也是很自然的。
为了在无数的瓦片中能够知所区别，历来造瓦的匠人，往往独出心裁，运用各种材料，制成各种花样，以引起人们的注意。
走进北京的故宫，到处看见的琉璃瓦，就是屋瓦的高级品种之一。宋代王子韶的《鸡跖集》说：“琉璃瓦一名缥瓦。”这种屋瓦在宋代以前已经相当普遍了。所以唐代诗人皮日休《奉和鲁望早春雪中作吴体见寄》的诗中写道：“竹根乍烧玉节快，酒面新泼金膏寒。全吴缥瓦十万户，惟君与我如袁安。”当时盖琉璃瓦的房屋，居然动辄有十万户之多，这样豪华的建筑与皮日休、鲁望的卧雪生涯相对照，恰恰反映了唐代封建社会的阶级对立。而皮日休这一派诗人大胆地揭露了唐代封建制度的黑暗面，这正是他们进步性的表现。
除了琉璃瓦以外，历来的封建贵族还不断出奇制胜，采用许多贵重的材料，造出种种比琉璃瓦更加希罕的屋瓦。你说什么材料最贵重，他们就用什么材料去造瓦。尤其是金属，由恶金到美金，几乎都被历代的贵族豪门用去造瓦，简直无一例外。
铁，古代称为恶金，用它造瓦自然是不奇怪的了。《大明一统志》载：“庐山天池寺，洪武间敕建，殿皆铁瓦。”明代诗人，号称十大才子之一的李梦阳，在诗中写道：“庐山绝顶天池寺，铁瓦为堂石为柱。”这座“天池寺”虽然早已毁坏了，但是有一部分铁瓦却一直保存到现在。
再说用铜造瓦，也不奇怪。《天中记》有一节文字，描写“西域泥婆罗宫中，有七重楼，复铜瓦，楹栋皆大琲杂宝”。由此不难想见，在那样大建筑的屋顶上，尽是铜瓦，光辉灿烂，多么富丽堂皇！然而，那又是古代多少劳动人民血汗的结晶啊！
这还不算，还有一些古代国家的贵族阶级，竟然要用银子造瓦，以装饰自己豪华的宫殿。据《新唐书》的《南蛮传》记载：“骠……自号突罗朱闍婆，……王居以金为甓，厨复银瓦。”这一段文字记载用不着解释，一看便知。当然这是历史的往事了。在中国南方的一些地区，象这种银瓦的建筑物似乎也有的一直保存了相当长的时期。
至于五代时期蜀主王建诗中所谓“月冷江清过腊时，玉阶金瓦雪澌澌”。这里说的“金瓦”是否真的用金子造的，谁也不能断定。但是，至少可以相信，它也决非普通的屋瓦可比，也许是涂了泥金的，或者比泥金更为讲究。那么，这些不也够奢侈了吗？
与历代贵族们穷奢极侈的各种金属屋瓦相比，过去无论在什么时候，中国一般人民建筑的房屋可就简陋得很了。
在北方，我们到处都能看到农民们的屋顶铺着石瓦。这种石头的瓦片由来已久。南北朝时期梁元帝的九贞馆碑文中就曾写道：“日晖石瓦，东跳灵寿之峰；月荫玉床，西瞻华盖之岭。”可见石头瓦片之用于建筑，已经有了长久的历史。令人奇怪的是，如今新式的建筑物，为什么对于这样坚固、耐久而又富有民族特色的建筑材料，却不多采用了呢？
在南方，因为大量生长着竹子，一般人民更普遍地用竹片做屋瓦。这种竹瓦也有很久的历史。唐代大诗人元稹写过“竹瓦风频裂”的句子。王禹偁在《黄冈竹楼记》中写道：“竹之为瓦，仅十稔；若重复之，得二十稔。”明代钟惺的《江行俳体》也写道：“处处葑田催种麦，家家竹瓦代诛茅。”历来还有许多类似的诗文，都可以证明竹瓦在南方的大量出现。
还有许多穷到无立锥之地的贫苦农民和手工业工人，既然连立锥之地都没有了，当然也不可能有房子，不可能有一块瓦片了。正如《新唐书》的《五行志》所载：“咸通十四年，成都童谣曰：……头无片瓦，地有残灰。”又如蔡珪在《花亭图》诗中写道：“头无片瓦足无土，不犯清波过一生。”这的确可以反映中国历史上被剥削阶级极端穷困的生活情况。”
可见就讲一块瓦片，也有种种复杂的情形，需要进行历史的分析。而且这里同样用得着阶级的分析。看是什么样的阶级，就用什么一种瓦片，界限分明，混淆不得。无论你是学历史的也好，学建筑的也好，学工业的也好，似乎都应该由小小的一块瓦片开始，对一切客观的事物，继续不断地进行仔细的分析研究。
讲一点教授法
在高等学校读书的同学们，暑假在一起谈心，偶尔批评到他们的老师中有的人太不讲究教授法，使得学生们不愿意听他的课。这个问题很值得注意。教授法的好坏，对教学的质量关系重大。一切为人师者都不能不注意教授法的问题。
同学们批评有的老师在课堂上讲课往往似懂非懂，叫人听不明白，讲得很费劲，好象老师自己也不明白似的。再加上有的老师对学生的预习和复习又抓不紧，不好好进行帮助，学生听讲时就抓不住要点，没有明确的目的，下课以后总是忙于补习听不懂的课，精神十分被动，深感苦恼。对于平时作业，老师也很少深入检查，学生只要把作业交了，老师带起就走，过几天退回，对的就对了，错的老师就改了，彼此不闻不问。日常的考查更少，一到了大考的时候，免不了要手忙脚乱。特别是自然科学的课程，本来要重视在实验室中的实验操作，可是有的老师不能进行确切的指导，操作对不对，往往也不清楚。大考之前的复习也缺乏认真的帮助，以致学生不知道应该怎样进行全面的系统的复习。这些都可以说明，有的老师还没有掌握一套教授法，因此，要想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就有困难。
为了改进教学，我们的各级学校领导干部，帮助教师们讲究教授法，我看是很必要的。毛泽东同志早于一九二九年在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就特别提到了教授法的重要性。他当时提出了十条教授法，这就是：一、启发式（废止注入式）；二、由近及远；三、由浅入深；四、说话通俗化（新名词要释俗）；五、说话要明白；六、说话要有趣味；七、以姿势助说话；八、后次复习前次的概念；九、要提纲；十、干部班要用讨论式。这十条教授法实际上不单适用于人民的革命军队，而且是可以普遍适用的，任何教学方法都离不开这十条原则。毫无疑义，毛泽东同志所规定的这些教授法，乃是总结了前人的丰富教学经验的结果。
在文化历史悠久的古中国，最早讲到教授法的要数《礼记》的《学记》篇。它说：“时教必有正业，退息必有居学。不学操缦，不能安弦；不学博依，不能安诗；不学杂服，不能安礼。不兴其艺，不能乐学。”这就是说，一年四时都要有一定的教学内容，课外必须认真自习，加以辅导。正课和辅导课要密切结合。没有一定的辅导课，正课就学不好。不努力自习，也学不好正课。正课与课外作业结合得好，学生的学习兴趣就更高，学习的成绩一定也更好。《学记》中还说了教师和学生应当注意的其他许多事项。比如说：“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道而弗牵则和，强而弗抑则易，开而弗达则思。和易以思，可谓善喻矣。”又说：“学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学也，或失则多，或失则寡，或失则易，或失则止。”这些的确都是教学两方面应该注意的重要问题。
除了《学记》以外，其他书籍记载教学方法和经验的还多得很。例如《国语》载：“朝而受业，昼而讲贯，夕而修复，夜而记过。”这就把教学的程序规定得非常清楚。照我们现在的话说，这就是要求老师给学生讲授课业的时候，必须当场讲解透彻，使学生完全懂得，下课以后再让学生自修和复习，容易记错的地方特别要多记几遍。
历代封建统治阶级设定的学校制度，虽然教学的目的是落后的或反动的，但是教授法仍有许多可取之处。汉代的儒学是人所共知的，可以不说；且说蒙古族统治的元代。据《元史》《选举志》载，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立国子学而定其制，设博士通掌学事，分教三斋生员。……复设助教，同掌学事，而专守一斋；正录申明规矩，督习课业。……博士、助教亲授句读音训，正录伴读，以次传习之。讲说则依所读之序，正录伴读，亦以次而传习之。次日抽签，令诸生复说其功课。”这样的教授法，明清以后基本上没有改变。
而且，从前有许多知名的学者，往往私人讲学，他们的教授法更有特色，如宋代廖莹中的《江行杂录》描写了司马光的教授法，他说：“温公之仕崇福，春夏多在洛，秋冬在夏县，每日与本县从学者十许人讲书，用一大竹筒，筒内贮竹签，上书学生姓名，讲后一日即抽签令讲，讲不通则微数责之。”我们的教师对学生的要求似乎应该比司马光更严格一些，而决不应该比他还不如。
具体说来，各科有各科的要求，当然说不完。但是，不管什么学科，教师总应该经常考查，直到学生真正懂了为止。复习的题目尤其应该使学生觉得有兴趣，而不觉得是负担。教师自己更要经常努力学习，对自己讲授的学科内容，如果学得烂熟，教起来自然就能生巧了。
“科班”的教育法
读了盖叫天老先生的艺术经验谈《粉墨春秋》以后，有许多感想。偶尔跟朋友们谈起这本书，特别对于其中所述的旧科班的教育法——量体裁衣，总觉得意味深长。
所谓量体裁衣，在这里实际上是指的老师培养学生的方法，也就是老师对每个学生的前途，表现出严肃负责的精神。这对于我们现在教养子女、培育青年、训练干部等等方面，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盖叫天老先生的这一部书，绝大部分是根据他自己亲身的经历写成的。当他讲到量体裁衣的时候，虽然他声明自己并没有亲身经历，不过他还是亲眼看见过那些情形的。他说：
“早先，孩子们进科班，与现在学校招生相仿佛，也有一种考试的办法。不过这考试不是决定录取不录取，而是决定孩子们在生、旦、净、末、丑中学哪一行当。”
你看，旧戏班的老师一开始就要替学生决定他应该学习什么行当，这是何等认真负责的态度啊！我们对自己的子女和青年学生，似乎都还缺乏这种负责的精神。这是为什么呢？我想这大概是因为一般人不注意培养青年的方法，特别是不善于掌握对每一个青年的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的方法。这种方法实际上就是量体裁衣的方法。盖叫天老先生详细地介绍了这种教育方法。他说：
“入科班那一天，老师坐在屋子里，孩子们都守在屋外面，静候老师的传呼，叫一个名字进去一个。第一个被叫到的，推开房门，一闪身进去，站定。老师一看是个身体魁梧的孩子，大大的个儿，长得粗眉大眼。老师吩咐：上前走五步。他应声朝前迈了五步。一步步迈得很扎实。咳嗽一声！老师又吩咐。哈哼！他大声咳了一下，很响亮，听上去粗壮中透着正气，有那么一点类似二进宫里的徐延昭气派。于是，在花名簿上这个孩子的名下，老师给暗暗地注上个铜锤字样。然后让这孩子退过一边。”
就这样一个又一个地进行了初步的了解，有的象“老生”，有的象“二花脸”，有的象“小生”，还有象“青衣”、“花旦”、“彩旦”的等等，“老师都按孩子的身材、形态、声音，分角色不同的行当和类型，先暗暗记上一笔”。虽然，这些只不过是一个初步的印象，还需要做进一步的考察；但是，有了这么一些具体的初步印象却是非常重要的。
接着，老师还要进行比较深入的考察，以便更加了解学生的兴趣和特点，好给他们选择适宜的行当。为了这个目的，下面的过程是必要的：
“孩子初入班，头几天老师们不给他们一点儿规矩，让他们和大家一样，任自己的野性子，自由自在地爱怎么玩就怎么玩，不感到一点拘束。清晨起来，科班里练功的时候，让新入科的孩子们在一旁观看，老师同时也在那里暗暗观察每个孩子的表情，看他们对哪一路行当有兴趣。……这样老师对每个人的性情爱好便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于是又在这些孩子的名下暗记一笔。……经过几天的观察，孩子们又再一次给叫到老师面前。……你愿意学什么？老生？花旦？武生？小生？还是花脸？孩子想了一想，说出了自己的愿望。老师把他所说的和这几天观察的结果对照一下，没错，他的举止行动和他自己的愿望常常是相一致的，于是这才按生、旦、净、末、丑，决定下每人应学的行当，而孩子的命运也就这样大体上被确定了。”
看来旧科班的这一整套方法是符合于教育学原理的。我国古代对于人才的培养和使用，也很注意“量才而教之，量才而用之”的原则。如《汉书》《董仲舒传》记载，董仲舒在一篇奏疏中提出建议：“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才。”他还建议：“量才而授官，录德而定位。”类似这样的主张，历代都有，可以说是老生常谈，简直很不容易引起人们的重视。
然而，这种量体裁衣地培养和使用人才的方法是比较科学的，也是从实际出发、符合实际需要的。整个社会全面地采用这种方法，就能够有计划地造就各种各样的人才。但是，这和近代西方资产阶级的所谓“天才教育”那一派学说，必须区别清楚。旧中国反动的资产阶级学者如胡适之等人，曾经对于所谓“天才教育论”随声附和，极端片面地主张只让少数“天才”去受教育。比如《胡适论学近著》中写道：“从那绝大多数的青年学生里，选拔那些真有求高等知识的天才的人去升学。”这就等于把成千上万的青年学生都关在“高等知识”的门外了。这种所谓“天才教育”岂不是荒唐之至吗？
我们绝对不能赞成那样的“天才教育”。我们主张聚天下人才而教育之，教育的方法是因才施教，也就是量才而教。这种教育方法，是集体教育和个别辅导相结合的方法。根据社会各方面的实际需要，允许各行各业培养和使用必要数量的人才，让每个青年学生在受教育的过程中，都能得到老师的具体帮助，而每个老师对学生也都能负责到底，量体裁衣，使各种人才各得其所。
写到这里，旁边有同志问道：你这不是主张恢复旧科班制度吗？我说：这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有何不可！
“烤”字考
生活在北京的人，都知道北京西城宣武门内大街有一家著名的“烤肉宛”。但是，很少有人去注意这家的招牌有什么值得研究的问题。其实，这个招牌的头一个字，“烤”字就很值得研究。
前几天，一位朋友给我写来一封信，他说：
“烤肉宛有齐白石所写的一个招牌，写在一张宣纸上，嵌在镜框子里。文曰：‘清真烤肉宛。’在正文与题名之间，夹注了一行小字（看那地位，当是写完后加进去的），曰：‘诸书无烤字，应人所请，自我作古。’（原无标点）看了，叫人觉得：这老人实在很有意思！因在写信时问了朱德熙，诸书是否真无烤字；并说，此事若告马南邨，可供写一则燕山夜话。前已得德熙回信，云：‘烤字说文所无。广韵、集韵并有燺字，苦浩切，音考，注云：火干。集韵或省作熇，当即烤字。燺又见龙龛手鉴，苦老反，火干也。’烤字连康熙字典也没有，确如白石所说，诸书所无。”
我很感谢这位朋友，他引起了我的兴趣，也引起了报社记者同志的兴趣，他们还把烤肉宛的匾额等拍了照片。原来这个匾额的款字写着：八十六岁白石。计算齐白石写这个匾额的时候，是一九四六年，还在解放以前。
据说，当时白石老人常到宛家吃烤肉，多次写字画画送给店主人。比如有一次，白石老人画了几枝梅花，题两句诗：“岁寒松柏同精健，知是无生热血多。”这似乎是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期间表示一种不甘屈服的意思。他用这副画送给烤肉宛，当然也包含有对店主人的勉励之意。过了两年，白石老人八十八岁的时候，又画了一幅寿桃送给店主人，题曰：仁者多寿。不难了解，这不但是老人自寿，而且也为店主人祝寿。齐白石和店主人之间这样亲密的关系，实际上不过是烤肉宛和各阶层市民群众的亲密关系的一个反映而已。
因为烤肉宛服务的对象，主要的是城市的劳动人民，所以这一家的招牌也是按照人民群众的口头语来命名的。你看这个招牌多么通俗，多么容易上口啊！为了适合于劳动人民的口语，用字是否要考证出处，当然就不算什么重要的问题了。
特别是在解放以后，按照群众的习惯和需要而产生的许多简体字，逐渐被社会所公认，成为正式通行的文字，因此，象烤肉宛这样的招牌，就更加使人一见如故，不以为奇了。
应该提到，梅兰芳同志生前，曾于一九六○年十月为烤肉宛题了一首诗。他写道：
“宛家烤肉早声名，跃进重教技术精。劳动人民欣果腹，难忘领导党英明。”
的确，烤肉宛三字，对于北京的劳动人民实在是太熟悉了。拆开来，光说一个烤字，人们也会马上联系到烤肉或烤肉宛。
这个“烤”字虽然是“诸书所无”，但是并非完全不可稽考的毫无根据的杜撰文字。前面摘引的信上已经查考了《广韵》、《集韵》都有“燺”字，《集韵》又省作“熇”字，就是“烤”的本字。不但这样，《说文》中也有“熇”字，段玉裁注云：
“火热也。大雅板传曰：熇熇，然炽盛也。易：家人嗃嗃，郑云：苦热之意，是嗃即熇字也。释文曰：刘作熇熇。”
由此可见，“熇”字的出处应该追溯到《诗经》《大雅》
《板》八章中。原文是：
“天之方虐，无然谑谑。老夫灌灌，小子跷跷。匪我言耄，尔用忧谑。多将熇熇，不可教药。”
最初显然没有烤字，而只有熇字，这是可以肯定的。那末，后来为什么变成烤字呢？看来这大概因为熇字是“苦浩切，音考”，日久天长，人为了了便于记忆，索性把它改为从火从考。从火则表示以火烘热；从考表示它的读音。这是很合理的一个改变，它符合于我国文字推演和发展的一规规律。
近几年来，大家在推行简体字的过程中，都比较熟悉“约定俗成”的道理。“烤”字的长期演变过程，恰恰就是约定俗成的一个典型。
然而，对于这么一个早已被公认了的俗字，齐白石采用它的时候，却要郑重注明是“自我作古”，这是多么认真的态度！比起白石老人来，我们现在对于简化字体的工作，有时态度就未免轻率了一些。
以“烤”字为例，我们似乎可以试将新的简体字，一个一个地进行查考，看看它们是否都是有来历的和合理的。
十日一水，五日一石
我家昨天接待了一个学美术的青年人，他要我给他题字，我就写了八个字：十日一水，五日一石。
青年人要求解释这八个字的意思。他对这八个字并不感到陌生，但是他要求作进一步的了解。我当时说了许多，也不知道他是否听明白了。
鼓励青年人勇敢进取的精神，我想这无疑是完全必要的；但是，提醒青年人不可骄傲自满，我想这同样是非常必要的。站在我面前的青年人是美术学校今年应届毕业生，我当时直觉地认为有必要把这八个字送给他。
这八个字的出处是唐代伟大的爱国诗人杜甫的一首诗，它的题目是《戏题画山水图歌》。原诗写道：
“十日画一水，五日画一石。能事不受相促迫，王宰始肯留真迹。壮哉昆仑、方壶图，挂君高堂之素壁。巴陵、洞庭、日本东，赤岸水与银河通，中有云气随飞龙；舟人、渔子入浦溆，山木尽亚洪涛风，尤工远势古莫比，咫尺应须论万里。焉得并州快剪刀，剪取吴松半江水。”
对于这首古诗，尽管别人可以做许多解释，我却认为最重要的是作者告诉我们：从事艺术创作，必须聚精会神，认真严肃，深入客观世界，观察和分析事物的特点，进行艺术的概括和描写。这个道理对于年轻的艺术学徒和成名的艺术大师都是通用的。特别是形象艺术，如绘画、雕塑等的创作，古今中外的艺术家在这一方面有成就的，没有一个不曾付出了巨大的劳动。
所谓十日一水，五日一石，这句话当然不能被机械地加以解释，认为艺术创作过程越慢越好。关键是在于如何深入实际生活，观察客观事物，抓住一水一石的本质特征。我们曾经见过齐白石画虾，好象下笔便是，容易得很；殊不知他的每一笔都经过了无数次细心观察，反复练习，到了维妙维肖而后已。从他实际观察到酝酿构思以至下笔落纸，整个过程也许要费很长的时间，远不止十日、五日而已。
同样的道理，也有的山水画家看到一个奇特的景色，马上构成了一个美妙的画面，他迫不及待地要把它画下来。这个过程似乎很短，并不花很多时间；然而，画家笔下一山一水、一草一木的勾勒、刻划以及皴、擦、渲、染的技法，实际上却是在长期绘画实践中逐渐形成的。有时画家为了表现眼前山水的特点，试图改变自己熟习的技法，采用某种新的技法，就往往要花费许多工夫，结果还不一定能够满意，甚至十日、五日也画不成一水、一石哩！
古今中外著名的艺术家，有的创作过程特别困难而费时费力，但其成就往往十分惊人。这是因为他们的作品几乎每一幅都是一个新面目，绝无相似之处。这样的创造力不能不令人敬佩。宋代有一位最著名的山水画家，名叫郭熙，他在《林泉高致》一书中说：
“凡一景之画，不以大小多少，必须精注以一之，不精则神不专。必神与俱成之，不与俱成则精不明；必严重以肃之，不严则思不深；必恪勤以周之，不恪则景不完。故积惰气而强之者，其迹软懦而不决，此不注精之病也；积昏气而汩之者，其状黯猥而不爽，此神不与俱成之病也；以轻心挑之者，其形脱略而不圆，此不严重之弊也；以慢心忽之者，其体疏率而不齐，此不恪勤之弊也。故不决则失分解法，不爽则失潇酒法，不圆则失体裁法，不齐则失紧慢法，此最作者之大病也。”
这一段话非常精辟，不但说出了山水画创作的关键问题，而且也指出了其他艺术创作的成败关键。他的儿子郭思在这一段后面加注道：
“思平昔见先子作一、二图，有一时委下不顾，动经一二十日不向，再三体之，是意不欲，意不俗者岂非所谓情气者乎？……已营之又澈之，已增之又润之，一之可矣又再之，再之可矣又复之，每一图必重复始终，如戒严敌，然后毕。……天下之事不论大小，例须如此，而后有成。”
看了郭熙父子的文字，我们不能不佩服古人的创作精神。他们的作品能够流传至今，放出耀眼的光辉，决不是偶然的啊！古今中外还有许多画家、雕刻家等同样的例子，只要我们不自满于已得的成就，而肯虚心学习他们的长处，那末，前人的经验对于我们的艺术创作将永远是有用的。
由张飞的书画谈起
近来北京出版社印行了颜、柳、欧几种字体的《标准习字帖》。在这几本字帖的《编后》中，有如下一段话：
“我国书法家很多，不能一一介绍。……我国书法家并不限于文人，武将中亦不少，如张飞、岳飞等，文武兼备的将领中尤多，如颜真卿、范仲淹等。”
有的读者看见这里说到张飞，很惊奇，来信问道：
“张飞是身长八尺，豹头环眼，燕颔虎须，声若巨雷，热如奔马，长坂坡一声吼，喝断了桥梁水倒流的人物，怎么也会是书法家呢”会不会这是姓名的巧合呢？若不是，请把张飞的书法介绍一下，并设法让大家欣赏欣赏张飞的字迹。”
现在我就按照来信的要求，谈谈这个问题。
相传张飞不但能写字，还会画画。而且这位被称为书法家兼画家的张飞，并非姓名巧合，他恰恰就是三国时代蜀中的大将燕人张翼德也！你说这是难以置信的吗？然而，这个传说却很有影响，事实上也不是全无根据的。
有关张飞书法的记载，最早见于南北朝时代梁陶宏影的《刀剑录》。他写道：
“张飞初拜新亭侯，自命匠炼赤山铁，为一刀。铭曰：新亭侯，蜀大将也。后被范疆杀之，将此刀人于吴。”
一部分人解释说，这个《新亭侯刀铭》便是张飞自己写的。但是现在原物既已失传，此说也无从对证了。
此后似乎很少有人谈起张飞的书法。到了明代，出现了一部《丹铅总录》，其中另有一条关于张飞书法的记载：
“涪陵有张飞刁斗铭。其文字甚工，飞所书也。张士环诗云：天下英雄只豫州，阿瞒不共戴天仇。山河割据三分国；宇宙威名丈八矛。江上祠常严剑珮；人间刁斗见银钩。空余诸葛秦川表，左袒何人复为刘！”
从这一则记载看来，铭文似乎是张飞自撰自写的。可惜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个铭文，不知道是否有哪一位朋友能够找到它的真迹或可靠的拓本。特别是四川彭水县的读者，最好就在当地查一下，到底有没有张飞写的刁斗铭。如能找到并且把它发表出来，供大家研究和欣赏，那就太好了。
另外，大约也在明代，四川流江县又发现了一个摩崖石刻。这便是所谓《张飞立马铭》，又叫做《八濛摩崖》，明代陈继儒的《太平清话》等书早有记载。这个铭文是：
“汉将军飞，率精卒万人，大破贼首张郃于八濛，立马勒铭。”
这个铭文现在只能找到清代光绪年间的一个拓本。据清末胡升猷的题识称：“桓侯立马勒铭，相传以矛鍮石作家，在四川渠县石壁。今壁裂字毁。光绪七年六月，检家藏拓本，重钩上石。”对于这个拓本，曾经有许多人鉴定过，认为它不象是汉代的碑刻，可能是后人所造。同时，据《四川总志》所载，铭文中“军”字作“张”字，“铭”字作“名”字，与拓本又有出入。原迹是在流江县或是渠县，说法也不一致。如果四川的读者，能够到这两个地方去看看是否还有这个摩崖石刻的残迹或古拓本，凭实物下判断，我想不难把真相弄清楚。
除了这几件相传为张飞的字迹以外，我们无妨顺便提一下张飞的画。据明代卓尔昌编的《画髓元诠》载：
“张飞……喜画美人，善草书。”
可惜的是我们现在再也找不到张飞画的真迹了。而且光凭这一条记载似乎证据也太薄弱，不能确切证明张飞的画究竟如何。
照此看来，无论对于张飞的书或画，我们都没有理由随便就下肯定或否定的断语。我们既不能武断地说他不会写字画画，或者说他写不好画不好；也不能武断地说他就是书法家和画家。因为无论你下哪一种断语，你恐怕都拿不出可靠的证据来。但是，现在既然有人正式宣布张飞是我国古代的书法家，读者当然有理由要求发表张飞的字迹。解铃还需系铃人，恕我不能越俎代疱了。
说到这里，我愿意再提出一点，请读者注意，就是历来相传的岳飞字迹，如“还我山河”、“前后出师表”等，现在也已经证明并非岳飞的真迹。岳飞写的字根本不是那个样子，而是与“还我山河”等字迹很不相同的另一种面目。近年来上海文管会收集到的南宋拓本《风墅帖》上刊载有岳飞的信札，他的字体非常接近于苏东坡。我希望有朝一日再发现古代的拓本或图籍，其中也许很幸运地载有张飞的书画，那就谢天谢地，大家可以皆大欢喜。
这并不完全是一种幻想，因为古人和今人一样，如果敢写敢画，即便不好，也能写出和画出一点东西来。张飞是三国时代的大英雄，难道他就没有大胆写字画画的勇气不成？
老鹰能比英雄吗？
常见古今著名的诗词和图画，往往把老鹰比做英雄。例如，画一只老鹰立在高岩或大树之上，题诗一首，或命名曰：《英雄独立图》。这个题材数见不鲜，谁也不觉得有什么不恰当的地方。
但是，有一位在部队工作的老同志，却提出了相反的意见。他根据自己养鹰的经验，认为老鹰是很不中用的，不应该把它来比英雄。因此，他不赞成人们以“雄鹰”、“神鹰”等作为对人民空军的赞词。
这位老同志把他的意见告诉我，并且希望我替他查考一下，看看他的意见在文献上有无根据。我很高兴这样做。虽然我一直没有发觉以老鹰比英雄有什么问题，但是，经过了一些查考，现在对于老鹰的知识就比较具体一些了。
本来以为老鹰很有神气，十分英武，这种印象也不能说是错误的。我记得清代上海的大画家任阜长有一幅画，也是用“英雄独立”的传统题材，上边写了一首七言绝句：
“青葱曾否受秦封？大气盘旋欲化龙。
独立英雄据高处，昂头四顾意无穷。”
你看，他把老鹰写得多么了不起？其实，这一类赞颂老鹰的诗句，在古人的作品中还多得很呢！别的不说，只说唐代大诗人杜甫的作品吧。他咏鹰的诗大约可以找到十来首，试举他题《画鹰》的一首诗为证：
“素练风霜起，苍鹰画作殊。身思狡兔；侧目似愁胡。
絛镟光堪摘，轩楹势可呼。何当击凡鸟？毛血洒平芜！”
在这里，杜甫以他的如椽之笔，充分地写出了老鹰英雄无敌的气概，真是一首好诗。至于宋代苏东坡、欧阳修、黄庭坚、陆放翁以及后来的著名作家，几乎都有赞颂老鹰的诗句。
我们平常说的老鹰，泛指苍鹰。在动物学中，苍鹰为鸟类之一科，它所属有鹫、鸢、鹰、隼、鹞等品种。历来中外学者公认，它们是凶猛的鸟类，正如兽类中的虎豹一样。我国古书最早的记载，对于鹰隼似无严格区别。《小雅》《采芑》写道：“鴥彼飞隼，其飞戾天。”这里只有隼而没有鹰。《礼记》《月令》写道：“春夏之月，……鹰乃学习。”又说：“季夏……行冬令，……则……鹰隼早鸷。”这里则并提鹰隼。后来许多书上的用法都很随便。到了宋代，陆佃的《埤雅》才分别有《释鹰》和《释隼》两篇。此后出版的书籍，对于鹰隼的区别，虽然比较清楚了，但是仍然不很严格。有的书上说，“大曰鹰，小曰隼”；有的说，“北方曰鹰，南方曰鹞”。这些都不一致。
那末，历来养鹰的人到底养的是什么呢？现在看来，人们所养的大概是兔鹰或雀鹰，也就是隼和鹞之类，未必是真正代表苍鹰科的典型品种。
据清初流行的利类思著的《鹰论》一书所述：“鹰分别种类有本地产者，有远方来音。本地产者或取之在巢，或得之始飞，或得之成长，各等不一。远方来者亦多种。”养鹰的人对于本地鹰，无论是喂小鹰或者是教生鹰，都很容易使它们驯服；对于远方之鹰也不难驯服它们。据说它们“性情和平，不怒，极听人命令”。从这一点上看，普通被豢养的鹰隼的性格确实并不刚强。所以，驯鹰的人很容易抓住它们的弱点而制服了它们。
例如，《鹰论》中说：“为驯服其性，栖之拳上，令鹰多夜不睡。又将布造一宽松小套，蒙其头，常除而复套。除后即以小枝竿轻摩其头、脖、肩、背，不致鹰恨。”这就是我们常听说的熬鹰的方法。还有“以蒜头心或亚乐厄即芦荟敷在板上，抹入鹰嘴，即不能堪。盖蒜气及芦荟苦味，令鹰之恨性消，而容易受教也”。如此这般驯鹰的方法，书上介绍得很详细，这里不必要一一列举了。
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有关于“神鹰”和“山鹰”的介绍。所谓神鹰是什么神气呢？据说“其力勇而迅速，卓越诸鹰。又比之鸦其辢，即羽王也。……此鹰力最大，而最勇。不拘何种巨鸟，立时如攫，能击野雁、野鹅及兔、獐、麑、鹿等，每抉其眼而食其脑。声音猛厉。往往飞越于云端之上，从高击下，不知自何而来，且飞之极能耐久”。显然这不是普通的鹰隼所可比。
而所谓山鹰的性格就更为突出。据说，它“较别鹰性最僻野，……胆大易怒，难受教。不宜抗之，如抗则愈怒；不抗亦自潜消。专攫大鸟，不屑于小雀。连杀多鸟，只作顽嬉。逐鹊不获，则甚忿。若叫回则啄司放者之首及面，并啄所骑之马。……忿怒之际，恒不顾本身，间有忿怒而毙者”。这就说明，山鹰的性格非常激烈。所以，山鹰与神鹰相斗，必致两败俱伤而死。
由此可见，老鹰中有许多品种是不好的，不足以比于英雄；但是，有的性格十分坚强，确有英雄气概。这就必须加以分析，区别看待，不能笼统而论。对于老鹰是如此，对其它事物也应该如此。
谈谈养狗
我国人民两千多年来都有养狗的习惯。养狗不但为了守卫之用，而且也为了食用。南方人固然常吃狗肉，北方人同样也吃狗肉。所以，如果养狗大概不至于遭到反对。
然而，事情往往有出乎意外的。估计没有人反对的事情，有时竟然也会听见种种非议。比如，有人说：养狗太讨厌，又不能圈住它，到处乱跑，到处痾屎撒尿，不合卫生。也有的人，一听说要吃狗肉就害怕，不敢吃。这些人即便不一定坚决反对养狗，但是也不一定就会赞成养狗。因此，要想养狗，还得做一番思想工作，把事实摆出来，说通道理，并且把养狗的区域和范围划分清楚，才能得到人们的支持。
事实上，我们的祖先从来把狗当做不可缺少的家畜。古籍上有关狗的记载多得很。《礼记》《月令》篇写道：“孟秋之月，……天子食麻与犬”；“仲秋之月，……天子以犬尝麻，先荐寝庙”；“季秋之月，……天子乃以犬尝稻，先荐寝庙”。《王制》篇又说：“士无故不杀犬豕。”《周礼》《地官》载：“藁人掌豢祭祀之犬。”郑康成注曰：“养犬豕曰豢。”可见古人把狗看得同猪一样重要，如果就“犬豕”这两个字的先后次序来说，似乎古人把狗看得比猪更重要了。
狗之受重视，还有许多证明。《周礼》中记载“祭祀奉犬牲”的地方就有好几处。春秋诸子的著作中论述“犬豕鸡豚”的也不少。如《墨子》《非攻》篇云：“攘人犬豕鸡豚者，其不义又甚入人园圃、窃桃李。”《文子》《上德》篇云：“犬豕不择器而食。”《上仁》篇云：“先王之法，犬豕不期年不得食。”这些居然都把犬列在首位，显然不是没有道理的。
过去屠狗的职业，如屠宰猪、牛、羊的同样流行于全国各地。古代南方和北方以屠狗为职业的，有不少著名的英雄。《汉书》《樊哙传》载：“哙沛人也，以屠狗为事。”这是当时南方著名的屠狗英雄；《史记》《荆轲传》载：“轲既至燕，爱燕之狗屠……高渐离。”这更证明在当时的北方，到处都有许多屠狗的英雄。后来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屠狗业衰落了，不过吃狗肉的人并不因此而减少。
在食用肉类中，狗肉的营养价值很高，并且能防治许多种疾病，所以古人时常屠狗，常吃狗肉。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说：“狗类甚多，其用有三：田犬，长喙善猎；吠犬，短喙善守；食犬，体肥供馔。凡本草所用，皆食犬也。”《本草》中还列举了吃狗肉的种种好处。如：安五脏，轻身，益气，宜肾，补胃，暖腰、膝，壮气力，补五劳七伤，补血脉，实下焦，等等。书上还特别说明：“凡食犬不可去血，去则力少，不益人。”如果详细介绍狗的全部用途，包括狗蹄可以下乳汁，狗宝可以治噎食及痈疽疮疡，狗皮可以制皮袄及其他许多方面，简直可以写一本专门小册子，这篇短文是说不完的。
有一点需要着重提出的，就是狗粪的用途。李时珍说：“狗屎能治诸症，皆取其解毒之功耳。”它能治痘疮、倒黡、霍乱、症积、心腹痛，并能解一切毒。但是，它的最重要最普遍的用途是作为农田的肥料。狗粪的肥效顶得上最好的粪肥。在南方农村中，人们拾粪主要的是拾狗粪。因为猪、牛、羊都有圈，算在圈肥之内，只有狗才到处痾屎。这虽然不免令人讨厌，特别是在大城市中一般不宜养狗；但是，在乡村和小市镇，狗粪对于卫生并无大碍，容易收拾得干净。
除了这些以外，养狗对于保护羊群还有很大的作用。在山区农村中，牧羊人日夜担心狼来吃羊，如果能带一条狗就不怕狼了，因为狗能与狼搏斗，协助牧羊人，保卫羊群的安全。狗还能看守猪圈、场院。至于无论城乡，凡在空旷的仓库等处，养狗以充守卫，更有用处。
如此说来，养狗的用处很不少，为什么现在许多地方不重视养狗呢？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其中有一个原因，可能是与过去长期战争的特殊情况有关。
记得在华北平原抗日根据地的冀中区，早在抗日战争初期，每当我们的游击队和工作人员，在敌人的据点和交通线附近活动的时候，经常因为狗叫而被敌人发觉，因此，冀中军民曾经发起了一个杀狗运动。其他根据地有的也这么做了。这就当时的对敌斗争来说，无疑地是非常必要的。从那以后，河北一带的狗几乎绝迹，日子长了，人们逐渐忘记了养狗的习惯，甚至于反而不习惯于养狗了。现在，我们的生活环境，和抵日战争时期完全不同，在农村养狗完全有条件，完全合乎实际的需要。
最后还有一点附带说明，养狗尤其合于经济的原则，因为对它可以不必供给饲料，它主要以“食秽”为生。这也是它惹得一部分人不喜欢的原因。然而，狗毕竟是狗，人又何必因它食秽而嫌弃它呢？
养猫捕鼠
《谈谈养狗》的短文刚发表，有一位同志就提醒我：狗和猫应该并提。人类养猫狗有同样的历史，它们都是有益的动物，如果房子里有老鼠，就更会想到养猫。所以，养狗、养猫无妨一起谈谈。
此话有理。我们要彻底消除四害，老鼠是四害之一，为了彻底消灭它，养猫也有不小的作用。只是一篇短文不容易把养狗和养猫两件事都说清楚，还是分开来谈比较好。现在就专讲养猫吧。
养猫的目的主要为了捕鼠。记得宋代黄庭坚写过一首《乞猫》的七绝，原诗如下：
“秋来鼠辈欺猫去，倒箧翻床搅夜眠。
闻道狸奴将数子，买鱼穿柳聘衔蝉。”
大概当时黄山谷家里的老鼠闹得很凶，竟然倒箧翻床，搅得他夜里总睡不好。其原因就在于他那一阵子不养猫了。他原先养过一只猫，老鼠在他家里不能活动，他每个晚上都睡得很稳。这就使他麻痹大意了，以为根本没有老鼠，养不养猫关系不大，于是就决定不再养猫。没想到，猫一去，老鼠就闹起来了。这一下子把他弄得好苦，到处打听，知道别人家养的猫快要生小猫，就赶紧准备，打算再抱一只来养。
我自己也有这样的经验。前几年，同院有好几只猫，加上除四害运动中掏窝灭鼠，效果很好，从那以后，久已不闻鼠患。近来我们的院子里，大家都不养猫，也没有继续用其他办法灭鼠，因此，老鼠又开始活动了。最近有一次，我们发现大小老鼠，鱼贯穿行于室内，公然示威，可谓嚣张已极。现在我也很希望能够打听到谁家的猫快要生产，好准备去讨一只小猫。
我想只要继续积极灭鼠，再养一只猫，鼠患就一定可以迅速消除。但是，到那时候又要注意，千万不可再抹杀猫儿的功绩，而嫌它“尸位素餐”了。记得宋代的林逋也写过一首《猫儿》诗，他说：
“纤鉤时时得小溪鱼，饱卧花阴兴有余。
自是鼠嫌贫不到，莫惭尸素在吾庐。”
林和靖似乎以为老鼠不到他家里，是因为他家里穷，而不直接承认这是猫儿捕鼠的功劳，这也许是写诗的时候故作波澜之笔，并非真意。但是，他看到猫儿吃饱了就在花荫中一躺，无所事事，却并不责怪，这恰恰表明他确实懂得了养猫的作用。我们如果养猫，也应该采取这样的态度。
明代的文征明曾经派人从朋友家里抱来一只小猫他写了一首律诗，题曰《乞猫》，原诗写道：
“珍重从君乞小狸，女郎先已办氍毹。
自缘夜榻思高枕；端要山斋护旧书。
遣聘自将盐裹箬；策勋莫道食无鱼。
花阴满地春堪戏，正是蚕眠二月余。”
此诗表明了一个地地道道的文人对于养猫所抱的态度。他的希望只是夜间能够高枕而眠，自己心爱的图书卷轴不至于被老鼠咬坏，如此而已。虽然他没有买鱼喂猫，但是，这并非表示他对猫儿捕鼠的功绩估计不足。我们现在喂猫，也不必都要有鱼。喂得太好了，它反倒不一定努力捕鼠，如果饿了它，更会使它努力捕鼠，这是一般人都有的经验。
在农村中，许多农民养猫的目的，当然又有所不同。农民们知道，猫儿对于保护农田作物是有积极作用的。特别是田鼠多的地方，不养猫要想消灭田鼠，几乎没有什么好办法。
据说，猫之所以得名，就因为它能够捕捉田鼠，保护禾苗。宋代陆佃的《埤雅》中，解释猫字的意义，说：“鼠善害苗，而猫能捕鼠，去苗之害，故猫之字从苗。诗曰：有猫有虎。猫食田鼠，虎食田彘，故诗以誉韩奕。记曰：迎猫为其食田鼠也，迎虎为其食田豕也。”明代李时珍总结各家的解释，写道：
“猫，苗、茅二音，其名自呼。陆佃云：鼠害苗而猫捕之，故字从苗。礼记所谓迎猫为其食田鼠也，亦通。格古论云：一名乌圆；或谓蒙贵即猫，非矣。”
可见在农村中提倡养猫，具有特殊重要意义，因为田鼠偷吃粮食和传染疾疫，比家鼠有过之无不及。而这些鼠类繁殖力都非常强盛。据统计，家鼠牝牡一对，四年之间能繁殖一百七十六万三千四百头；田鼠牝牡一对，四年之间能繁殖一亿一千六百八十二万七千九百二十头。这又证明，无论在农村或城市，消灭鼠害始终是一个重大的任务，随时都要抓紧，不可放松。
照上面所说的理由，我们完全可以肯定养猫捕鼠是有必要的。因为我们大家日常忙于生产和工作，不可能经常捕捉老鼠，放毒药、设机关又有副作用，都不如养猫捕鼠比较切实有效。
楮树的用途
山野之中，有一种落叶的乔木，叫做楮树，在我国南方生长茂盛，北方也能生长。但是，过去有许多人认为它不是好木材，不愿意栽培，因此，这种树木似乎越来越少了，这是很可惜的。
楮树除了一些土名以外，在古籍中也叫做穀树。《诗经》
《小雅》《鹤鸣》篇中就有关于楮树的记载，它写道：
“鹤鸣于九皐，声闻于天；鱼在于渚，或潜在渊。乐彼之园，爰有树檀；其下维穀。它山之石，可以攻玉。”
朱熹注云：“穀，一名楮，恶木也。”这位道学先生一开口就否定了楮树的价值，未免武断。但是，他总算证明了楮和穀是一物而异名。这一点大概是没有疑问的。据《山海经》记载，我国各处由野都有穀或楮大量生长。汉代许慎的《说文解字》说：“穀者楮也。”这更直截了当地肯定了两者是同一个东西。后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一书，也做了相同的记载。
那末，为什么有两个名称出现呢？究竟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没有呢？回答却不一样。一种答案是说，由于各地方言不同，所以变成两个名称。如三国陆玑的《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云：“幽州人谓之穀桑，荆扬人谓之穀，中州人谓之楮。”另一种答案说，两者稍有差别。如《本草纲目集解》引苏恭曰：“此有二种。一种皮有斑花文，谓之斑穀，今人用皮为冠者。一种皮白无花，枝叶大相类，但取其叶似葡萄、叶作瓣而有子者为佳。”还有的书上把楮、穀和构树当做同一个东西，那是有待专家研究的问题。我知道的一些旧书上，对构树的种属也有相反的两种记载。穀和构在现代植物学中虽系同科同属，确有不同点。至于穀和楮则是一物而异名，断无可疑。
对于这个问题解释得最明白的是李时珍。他不但说出了两个名称的来源，并且用科学的观点分析了所以产生两个名称的道理。他说：
“楮穀乃一种也，不必分别，惟辨雌雄耳。雄者皮斑，而叶无桠杈，三月开花成长，穗如柳花状，不结实。歉年人采花食之。雌者皮白而叶有桠杈，亦开碎花，结实如杨梅，半熟时水澡去子，蜜煎作果食。二种树并易生，叶多涩毛。”
可见楮树是雌雄异株，雄株与雌株具有不同的特征，所以有的人就把它们起了两种名称。李时珍又说：
“楮本作柠，其皮可绩为紵故也。楚人呼乳为穀，其木中白汁如乳，故以名之。”
这个解释也很有道理，问题算是解决了。但是，更重要的是李时珍说明了楮树的用途很多，有的简直出乎人们意料之外，过去大家不注意加以利用，所以它有一部分作用就被埋没了。现在我们应该切实加以利用，使它更好地发挥效益。
过去我们只知道楮树皮是造纸的好原料，却没有想到它的树叶、枝、茎、果实、皮下粘液等都是一些非常难得的特效药。
先说树叶，它能治“刺风身痒”；吃嫩叶可以“去四肢风痹、赤白下痢”；把叶子炒熟，研成细末，和面，作饼吃，“主治水痢”。李时珍归纳楮树叶的治疗效果，有以下几种：一、利小便；二、去风湿；三、治肿胀；四、治白浊；五、去疝气；六、治癣疮。这最后一项有人试验过，的确效果很好。
再说枝、茎，它们性质相同，都能治皮肤病。据说患瘾癣的皮肤刺痒难止，可将楮树枝或茎部煮汤洗涤患处，严重的可以全身沐浴，必有奇效。李时珍还说：“捣浓汁，饮半升，治小便不通。”只是这一点还没有试验过，不知道效果如何。
至于说果实，据《本草纲目》列举它的疗效很广，比如说它能治阴痿和水肿，又能益气、充饥、明目，久服不饥、不老、轻身。又说它能壮筋骨、助阳气、补虚劳、健腰膝、益颜色。在这里应该提到晋代葛洪的《抱朴子》中有一段记载：
“柠木实赤者服之，老者成少，令人彻视。道士梁须年七十，服之更少壮，到百四十岁，能行及走马。”
葛洪的话是否可信，虽然仍有待实验证明，但是，吃楮树的果实，如果服法恰当，对人身大概会有益处的。
最后特别要说一说楮树汁的用途。它的最普通用途是用做浆糊，粘性很好。但是，除此以外，还有更重要的用途。如果你患脚气病，或者长黄水疮及牛皮癣，拿楮树汁来涂擦，一定很快就会好。所以《本草纲目》说它能治疗癣疮，疗效比它的树叶和枝、茎都更快。有一位读者来信说：
“有一个夏天，我被脚气缠在家里，全脚都是水泡，奇痒难熬，行动不得。几次就医，都是好而复发。后来涂楮树汁，每天两三次，一礼拜后竟然全愈了。我把此法推荐给十几个朋友，他们有的患脚气，有的是长癣，也都药到病除。楮树在北京西郊钓鱼台有一些，清华园内到处都有。只要拿一把小刀，将树皮横着割断，就有乳状液体流出，将它涂在患处，最初奇痒钻心，很快就过去了。如果水泡已破，涂擦效果更好。”
这个经验是值得重视的，我把这位读者的经验公布出来，有同病者无妨一试。
白开水最好喝
近来喜欢喝白开水，渐渐发觉白开水对于人的身体健康有极大好处，因此，我常常宣传白开水最好喝。特别是对于亲近的同志，我总劝他们喝白开水。
“那末，你的意思是不是说喝茶就不好，或者有害呢？”有的同志向我提出反问。
我的意思决不是这样。我从前也喜欢喝茶，并且很讲究品茶。如果要我说茶经，我也能勉强发挥一点个人见解。但是，我现在不喜欢喝茶，而喜欢喝白开水。所以，我要讲喝白开水的益处，却不必硬说喝茶有什么害处。但要说明，任何好茶、好酒、好药等等，都离不开好水。这是最明显的道理。
白开水之有益于人身，实际上无须乎与别的饮料做比较。它是天然的最好的饮料。当人类还不知道用火的时候，喝的是生水；到了知道用火和熟食以后，就常喝白汗水，也就是熟水了。而无论生水或熟水，都是生命的源泉。《礼记》上说：“啜菽饮水尽其欢，斯之谓孝。”古人把饮水提高到“孝”的原则上来，这就证明水对于生命的重要性。没有水就没有生命，这是自明的真理。所以，《春秋纬》的《元命苞》篇云：“水者天地之包幕，五行之始焉，万物之所由生，元气之津液也。”可见天然的唯一饮料就是水；而在人类知道熟食之后，把生水烧开，就使它成为天然的最好饮料了。
按照现代自然科学的常识，我们知道水是氧化的流质矿物，它包含了空气、二氧化碳和钙、镁等盐类，它在人体中能够溶解其他物质，促进循环作用，使人体便于消化和吸收各种营养成分。不过，天然的生水，不管它怎样纯洁，总不免夹杂着细菌，对人体不利；只有烧开的水才能消灭细菌，而更有利于人的健康。
虽然古人也常常喝生水，或者只在冬天才喝开水，其他的季节都喝生水。正如孟子说的：“冬日则饮汤，夏日则饮水。”这里所谓“汤”，便是烧开的水；而一般地所谓“水”都是指的生水。但是，古人对于开水的益处却有很高的评价。晋代王嘉在《拾遗记》中曾说到：“蓬莱山有冰水，沸而饮者千岁。”看来，水不但是开了的好，还要区别是什么水。例如，河水、井水、泉水、雨水等等，显然有清、浊、甘、涩之分，因为水中所含的矿物质不一样。有的地方，故泉水能治某种疾病，并且特别有效。这些具体材料不胜枚举。
古人也有把天下各种水，分别次第，评定优劣的，未免过于牵强，不尽合理。只有明代的李时珍在《本草纲目》《流水集解》一节中说的比较恰当。他说：“流水者，大而江河，小而溪涧，皆流水也。其外动而性静，其质柔而气刚，与湖、泽、陂、塘之止水不同。然江河之水浊，而溪涧之水清，复有不同焉。观浊水、流水之鱼，与清水、止水之鱼，性色迥别；淬剑、染帛色各不同；煮粥、烹茶味亦有异，则其入药，岂可无辨乎？”这话虽为煎药用水而发，却包含普遍的道理，不能说什么水都一样。
李时珍还列举了井泉水、新汲水、温泉水、碧海水、山岩水等不同的气味和治病的效果，很有参考价值。其中特别应该提出的是关于“醴泉”的解释。他说：
“醴，薄酒也。泉味如之，故名。出于常处。王者德至渊泉，时代升平，则醴泉出，可以养老。瑞应图云：醴泉，水之精也，味甘如醴，流之所及，草木皆茂，饮之令人多寿。东观记云：光武中元元年，醴泉出京师，人饮之者，痼疾皆除。”
其实，我们平常所说的“甜水”都可以叫做醴泉。正如《礼记》《礼运》中说的：“地出醴泉。”朱熹注引严陵方氏曰：“醴泉，泉之味其甘如醴。”所以醴泉又叫做“甘泉”。它不但能使“痼疾皆除”，而且它“可以养老”，“饮之令人多寿”。这样说来，如果我们把甜水烧成开水，喝了岂不是好得很吗？
我国各地有的是甜水，它们的泉源到处涌现。远处不说，就以北京附近为例，据《畿辅通志》所载，北京郊区有许多著名的甘泉。如玉泉山的泉水，昆明湖上流的龙泉，碧云寺后面的卓锡泉，小汤山的温泉，昌平城西的一畮泉，城南的冷水泉，城东的古榆泉，城西南的百泉、蕙泉、千蓼泉，上房山的七斗泉，房山城北的七斗泉等等，都是历来卓著声名的。至于名声不大，或者不被人注意的甘泉以及甜水井之类，更加多得很了。
这些无非证明，到处都有清甜的泉水，把它们烧成白开水最合乎卫生的要求，真是养生妙品，任何珍贵的玉液琼浆也比不上。陆放翁说得好：“金丹九转太多事，服水自可追飞仙。”古人每日常服之水便是白开水，喝白开水胜过吃仙丹。
在这里，我们可以断言，陆放翁说的，决非欺人之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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