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经济学家给女儿的忠告
鸣谢
本书中的思想是经过反复的锤炼、推敲和润饰了的，而这些工作都是由我的同事们来完成的。我们组成了一个“午餐小组”，每天中午，我们一边吃着三明治，喝着咖啡，一边努力地工作，去分析人性的种种侧面。几乎每次讨论都会碰撞出思想的火花，也常会出现一种心灵的顿悟，有时，灵感也会喷涌而出。
我们的抱负是去理解这个世界，不但要了解它现在是什么样的，还要了解它应该是什么样的。每天，我们中一个或几个成员都会提出一个观点供大家思考。每个观点都会遭到大家猛烈而准确的批评，目的就是为了判定这种观点是必须被推翻，还是应该被继续精炼、加强。本书中的每个观点都受到了“餐桌会议”的严峻考验，而且在我这种喜好怀疑的观念中，也都存活下来了。另有十多倍于此的观点，都没有经受住这种考验，被推翻了。让我来解释一下这个过程为什么非常重要。
经济学家们相信并接受的许多事情，对于许多有头脑的普通人来说，似乎都显而易见是错误的（更让人不安的是，经济学家认为是错误的东西，对于这些人来说，又显而易见是正确的）。因此，最重要的是要强调我们以往并没有玩什么把戏蒙骗大家。经济学是一门严肃的学科，有着非常合理的、精确的逻辑准则和论据。在我许多早先的文章中，我都在努力解释这些准则是什么，举例说明我们是如何运用这些准则得出一些结论的，而这些结沦有时会非常令人吃惊。在我早先的一本书《 不切实际的经济学家》 以及一些杂志的专栏文章中，我曾经主张，善男信女们绝不会给第二个慈善团体捐款，除非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影院的垄断经营者不会抬高爆米花的价格。这些结论看上去都令人难以置信，但是他们却都能满足经济学推理的严格测试：每个结论都可以纳人纯数学模型。因此，可以证明这些结论都是合情合理地来自某些假说，而这些假说则都表述得非常清楚。除非可以经得起这种经济学推理的考验，否则，任何经济学论述都无法成立。
本书中包含了许多经济学论述，而且根据我已经论证过的一些标准，这些论述都值得你去认真对待。这一点毫无疑问，因为我亲自做过有关的数学演绎，而且无论什么时候，在我写关于经济学间题的文章时，我都会进行一番数学演绎。因此，我确信本书中有关纯经济学的部分，都是正确无误的，甚至那些与我曾经猜测的完全相反的地方，在经过我的计算后，结果都证明是正确的。
但是，本书中电包含许多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学话题，但他们是更重要、更根本的东西，如公平、公正、宽容和责任等。这些话题并不完全受数学证明的影响。因此，我对于其正确性的信念（我自己有许多个人的信念）必须基于某种其他的、更有影响力的准则。如果没有这种基础性的准则，我那些关于公平和公正的思想就会显得不太合适了，就好比我在向一个普通观众展示一系列我认为最好的影片一样。
我所依靠的准则就是我提到过的“餐桌会议”，在这里，任何成功的概念（无论从逻辑上还是从思想上）都必须与已经确立的准则相容，并做到内部协调一致，并且要在多种假设的情景中都是适用的；而目，任何可能出现的、无法满足那些准则的情况都会被忠实地摆h 桌面加以研究。这些准则没有纯数学问题那么精确，因此，我对于这些关于公平的结论，并不像我对那些经济学结论那样，有十足的把握。但是只要我还有一个清醒的头脑，这些就是我所能得到的最好准则。本书中的概念并不都是我发明的。然而，即便都是我发明的，我也不会把它们都写进书里，因为它们事先没有接受一种高水平的审查，而根据我的经验，目前也只有我的‘’午餐小组”可以提供这样水平的审查。在“午餐小组”中，对我帮助非常大的人有：约翰? 博伊德、詹姆斯? 卡恩和艾伦? 斯托克曼，无论在午餐的餐桌上，还是在午餐后，他们都给我提出了大量的意见。我对他们深表感谢。对劳伦斯? 费恩斯通给我提出的非常宝贵的意见，我也深表谢意，虽然现在他已经不跟我们一起用午餐了，但是我们的心永远在一起。
对于这个“午餐小组”来说，最了不起的事情之一，就是从来没有出现过一个权威性的人物，大家都具备深邃的思维，而且那种知识分子的激情都是一样的高昂。任何结论的产生，都是与所有成员的杰出贡献密不可分的。但是在本书中有那么儿个特别的问题，是要特别归功于马克? 比尔斯的。他为我们这个小组带来了许多东西，例如，他以无可辩驳的理由说服了小组成员确信公平是最基础的、最重要的，并坚决主张探索性研究可以揭示一些关于我们应该如何行为的重要真相：他让我们认识了一种以前我们都没有注意到的、令人惊叹的、非常切题而且富有成效的类比，是他发现了这种类比，从此以后我们就再也不会忽视这种类比了；他让我们具有了某种讽喻的本能，而这种讽喻要求你对每一件你认为你知道的事情进行重新思考。马克坚持认为，公平不能在游戏场上是一种意思，在生意场上又是另外一种意思，因此，马克的思想可以说是这本书直接的灵感源泉。
本书的某些部分是从我在《 福布斯》 杂志和《 记事板》 （Sl 盯。）杂志上发表的专栏文章扩展而来的。那些在《 记事板》 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得到了杂志方面合理而精细的编辑，为此，我谨向迈克尔? 金斯利
( Michael Kinsley ）和杰克? 谢弗致谢。同时，我对负责本书的自由出版社的编辑布鲁斯? 尼科尔斯，致以深深的谢意，感谢他的耐心、鼓励和良好的判断力。
我最后的谢意要送给纽约皮茨福德的巴诺书店（Boes and Noble ) 的员工们，我每天都要在那里用我的笔记本电脑工作好几个小时。他们让我有一种到家的感觉，我希望我能以帮助他们多卖些书来回报他们。
一个经济学家给女儿的忠告
目录
鸣谢V
第1 章作为父毋的经济学家和作为经济学家的父母
纂2 章游戏场上的人生课
第3 凯莱所懂得的道理
第4 章权威
第5 章生活会为我们提供什么
笑6 章文化偏见
第7 章第一类公平：老祖父谬误
第8 章第二类公平：对称原则
第9章完美的赋税
第10 章解构完美的税收
第11 章责任：年轻人要怪谁
第12 章遗产
第13 章人，是我们最需要的
第14 章第三个了
J.
第15章政府债务的计算
第16 章歧视的计算
第17章保护的计算
第18 章我的女儿教给我的关于金钱的知识
第19章我的女儿教给我的关于贸易的知识
第20章对一个经济学家的女儿的忠告
第― 章作为父母的经济学家和作为经济学家的父母
饥饿和疲惫使我易怒、爱发脾气，食物和睡眠让我精神焕发。很奇怪，当我步人成年时，却并没有完全弄明白这些道理。我对它们的认知，就像我知道亚伦? 伯尔（Aa了on Bu了了 ）是美国第三任副总统那样，是通过某种死记硬背的方法知道的，而不是像我知道不要走进川流不息的车流那样，是一种下意识的举动。它们并没有成为我的一种本能。
明智的言行是随着为人父母而得来的。你不可能身边带着一个瞒珊学步的孩子，却不知道一顿饭或者一阵小睡能缓解你自己的压力。通过观察我的孩子的一些反应，我发现在他们身上有我自己的影子。这也有助于我更好地照顾我的孩子和我自己。
我的女儿凯莱，现在九岁了，她是我的掌上明珠。从婴儿时期开始，她就开始努力使我的注意力集中在一些特定的实用经济学原理上了，而这一切都是从物质享受的重要性上开始的。从那时起，凯莱和我就开始互相教授经济学了。
我也以另，一种身份教授经济学，那就是在一所大学当教授。教授和父母有许多共同点。一个好的教授，就像一个好的父母，一直在教育，在学习，最棒的情况就是，当他的学牛超过自己时，会感到喜悦。如果你是一个父母，那么同时，你就会成为一个经济学教师。经济学就是关于如何面对艰难的抉择的问题：挣钱与享受悠闲的关系问题，今天的挥霍与为明天储蓄的关系问题，发展新技术与开发已有技术潜力的关系问题，寻找更好的工作（或者更佳的配偶）与将就现在所拥有的关系问题。我要我的学生努力思考这些选择，我希望我的女儿也去努力思考这些选择。
经济学中非常重要的一课就是：解决这些选择的间题，并不是只有惟一的最佳方案，任何事情都取决于周围的环境；对于你来说是正确的事情，对你的邻居来说，可能是错误的。经济学是关于宽容的科学。好的经济学教授会教育他的学生，其他人可以过一种和你完全不同的生活，但是他们既不蠢，也不坏。而好的父母也会教他们的孩子同样的东西。
经济学不但培养人们的宽容，它还培养人们的同情心。经济学家的方法就是去仔细观察人们的行为，更好地了解人们的目的和困难。这种了解是所有同情心的基础。
我为新人校的大学生开设了一门高级经济学研讨课。在第一堂课上，我问了他们一个问题：为什么现在的人在逛百货店时，所用的手推车，比他们的父母在30 年前使用的要大得多。他们给了我一些很不错的答案：现在的职业妇女不可能像她们的母亲那时一样，每星期上街购物；她们（或者她们的丈夫）出去采购的机会很少，因此必须‘一次采购更多的东西。还有一些答案是：现在的职业妇女没法像她们的母亲过去那样，给全家做晚饭；因此，主妇们就会一次买足够的食物回家，这样，爸爸、妈妈和孩子们就都可以自己照顾自己的吃饭问题了。还有的答案是：现在的家庭都更富裕了，每顿饭的食品种类比以前更加丰富了。还有：现在的顾客比以前更有钱了，她们愿意为良好的购物环境付高价，如宽大的购物通道，以及宽大的手推车等等。还有：现在的居住面积比以前更大了，有了更多的储物空间。还有：现在随处可见的自动柜员机意味着顾客再不必担心她们不得不带大量的现金了，而在从前，不敢带大量的现金也是束缚她们购买力的因素之一。
如果条件允许，学生们会就彼此的答案展开辩论，而且都是非常富有洞察力的辩论。一个学生说，现在顾客购买商品数量的增长，是因为广告技巧获得了很大进步。另一个学生就会反对说，如果顾客收人已定，那么他购买某种商品数量的增长，必定会导致购买另一种商品数量的减少。
这个练习的目的不是去了解购物手推车的问题，而是去了解一种理解的艺术。要在这个游戏中取胜，学生们就必须对家庭中存在的间题有非常敏锐的洞察力，而这些家庭和他们自己的家庭又是完全不同的。学会通过他人的眼睛看世界，是经济学培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成长的重要组成部分。
还有许多很好的题目可以用来练习。明年，我想我可以问学生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夫妇双方都有工作的家庭，和只有一方有工作，但有同样收人的家庭相比，存款数目反而要少得多。是因为夫妇双方都有工作的家庭雇佣了一个管家吗？是因为职业母亲和居家母亲相比，不太关心她们孩子的未来吗？还是因为职业母亲为孩子们树立了一个自力更生的好榜样，因而不需要为孩子们留下一大笔遗产吗？或者我还会问，在任何类型的文化中，男性自杀的可能性都比女性大许多。是因为女性会感到在继续抚养下一代方面要承担更大的责任吗？或者是因为女性的寿命更长，因而当配偶把生活弄得一团糟时，女性心中仍然抱有希望，仍然可以经受得住吗？
教师这个工作真的很像做父母。我的女儿有时候回家时，心情沮丧，因为她认为在学校受到了轻视，这时，我就会帮助她，鼓励她去通过别的孩子的眼睛来看待、想像这些事情。这种想像是有一定技巧的。你可以先推测，然后考虑这个推测是否似是而非，再检查这个推测是否与全部证据一致，然后再仔细琢磨一下你的推测。这正是一个优秀经济学学生如何思考购物小车问题的思路。
经济学并不是仅仅涉及个人选择问题，它还研究社会选择问题：奖励积极性和公平晋级的关系，维护自由和保持秩序的关系，为最广大人群提供机会和向最弱势群体提供安全保护的关系。换句话说，我可以问：什么是对的？什么是公正的？什么是公平的？我的女儿对这些问题非常热心，非常感兴趣，她的问题更加具体：她的零用钱是她应得的权利还是对她打扫房间的奖励？她是否有不理会父母建议的自由，比如在冬天只穿一件夹克。她和她的朋友可以选择一台她们大多数人都喜欢或者都不讨厌的电视吗？每次当一个孩子哭闹说“这不公平”时，父母们就不得不面对某种经济上的公平问题了。
我能讲两种语言。在课堂上，我讲一种图表和方程式的语言；在家里，我就会讲一种梦境、幻想和抚慰的语言。在课堂上，我会以非常抽象的语言来讲述签订有嘱制力的合同的好处；在家里，我会具体地讨论当凯莱和朋友杰西卡在玩跳棋时，杰西卡为什么不喜欢她在棋局中间改变跳棋规则。在课堂上．我会与同学们一起讨论在声明财产所有权时会遇到的一般性问题；在家里，我会讨论一些特定的道德问题，比如在一个公共沙滩＿卜，一个孩子声明一块地属于他时，产生的一些道德问题。能讲两种语言并不意味着你有双份的事情去讨论，而是仅仅意味着对同一件事，你必须讨论两次。
但是有些事很奇怪：有时，一些用课堂上的语言来说显得非常晦涩难懂的事情，用家居语言来说却显得非常简单、清楚；而有时倒过来也是一样。这也就是说，父母和经济学家之间可以互相学习很多事情的。
这正是本书所要讨论的问题。本书可以说是一个杂文集，一本关于一种基本人性问题的小品文集，如公平间题、公正问题和责任问题等，这些间题是父母们和经济学家们都必须面对的问题。本书还讨论了正确和谬误的准则问题，这些准则对每个父母来说都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这些准则还必须让那些任性的孩子和刚愎自用的经济学家都明白、都掌握。本书还讨论了理解的技巧问题。本书讲述了教授经济学的问题，用经济学的一些理念教会人们宽容、怜悯和理性的严密。本书还用经济学的一些方法来了解家庭，同时又用家庭结构来说明一些经济学问题。
常常有这样的情况，一个很有思想的大学牛会向一个教授提出挑战，而结沦证明学生是正确的。对于一个有良心、有原则的教授来说，这是在课堂上所能拥有的最快乐的经历。如果父母鼓励在家庭成员之间自由交流思想，那么就会有很多的机会体会到同样的快乐。对于那些固执己见的作者来说，如果他们的读者非常关注他们的作品，并跟他们进行非常活跃的交流，那么他们也能体会到这种快乐。本书中的论点都是经过长时间仔细思考的结果，起码对我来说都是正确的。但是如果错犷，请大家本着前面提到过的课堂上的精神和家庭晚饭桌上的态度，务必告诉我。
第2 章
游戏场上的人生课
我有幸有一个只有五岁，却非常早熟的孩子。在看电视时，当她听说新当选的总统比尔? 克林顿宣布要增加所得税，立刻大哭起来。再没有比我更感到骄傲的父亲了｛
这一揽子税收措施，和往常一样，是用花言巧语包装起来的：“富人们得到的太多，而穷人们得到的太少。”“他们可以说是‘物超所值’。”“只有这样才公平。”等等等等，冗长乏味。
事实l 几是政客们编出了这些花言巧语。我推断，是因为有些选民需要这种论调。也许这会使这类选民减轻一些愧疚感，因为他们从来是靠别人的辛勤劳作过活的。欺骗大家，让大家认为别人是应当被剥nlI 的，总比承认自己贪得无厌要好得多。
虽然，这里的关键词是“欺骗”，但是事实上，没人相信“收人再分配”这种骗人的鬼话。你可以用这种花言巧语，在一定时间里去愚弄一些人，而且比他们心甘情愿被愚弄。但是，没人会永远相信这些鬼话，而且，在内心深处，就没人会相信这些个鬼话，哪怕是暂时的相信，甚至产生将信将疑的感觉的人都没有。
我是怎么知道这些的呢？这是因为我有一个女儿，我常常带我的女儿去游乐场，在那里，我听到了别的父母告诉他们孩子的东西。在我无数的经历中，我就从来没有听说哪个父母给他们的孩子说，别的孩子的玩具比你的多，你可以去抢过来玩。我也从来没有听说哪个父母告诉孩子，如果一个小孩的玩具比别人的都多，那么其他的孩子就可以成立一个“政府”，通过投票，把那个孩予的玩具抢走。当然，我鼓励分享，当我们的孩子过分自私时，我们也会尽力让他们感到羞愧；但是同时，我们也告诉我们的孩子，如果另外一个孩子很自私，你可以用其他方法解决，但绝不能是暴力抢夺。你可以笼络，叮以交换，可以与之绝交，但是你绝不能偷窃；而且，即便一个合法政府，也绝没有这样的道义权力去替你偷窃。也没有任何的立宪会议、民主程序或者任何类型的机构可以创造这样一个行政机构，拥有这样的道义权力，因为，这个世界L 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事！不论我们如何用其他方法来找托词，这在道德上并不是一个很难解释的间题。政治家和时事评论员要靠怂恿这类毫无根据的权力和托同来谋生，但是，当我们跟我们的孩子讨论间题时，这些托词就都消失了，因为没有哪个大人会在游戏场里辨不清是非曲直。
☆ 我们教孩子的东西展示了一些存在于我们内心深处的真理。如果你想知道一个政客或者时事评论员的真正信仰，不要去听他的演说或者看他的评论文章，要去听听他给他约孩子提出的一些建议。如果你想知道一个政客的行为的善恶，要问问你的家人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几年前，我带我的女儿凯莱和她的朋友阿利克斯一起去吃晚饭，他们那时应该已经六岁了。在要饭后甜点时，我让她们选择：要么现在吃冰激凌，要么饭后吃泡泡糖。阿利克斯选择了冰激凌；凯莱选择了泡泡糖（年轻父母的省钱窍门：从很早的时候就告诉你的孩子，泡泡糖是一种饭后甜点）。
阿利克斯吃完冰激凌后，我们出去买凯莱的泡泡糖。凯莱有了泡泡糖后，阿利克斯却什么也没有了，然后阿利克斯就开始号啕大哭。对于任何旁观者（大人〕 来说，很清楚，阿利克斯没有任何道理：她已经有了和凯莱一样的选择权，而且已经提前享受了她的权利。这个问题同样也会在大人们的生活中发生。保罗和彼得在年轻时都拥有同样的机遇。保罗选择了过一种安逸的生活，每周工作40 小时，有一份稳定的收入。彼得选择了投入他的全部青春年华去建立一个新企业，整大忙得连轴转，收人也很没有保证。到了中年，彼得变得非常富有，而保罗则不然。于是保罗开始诅咒、攻击这个制造了不平等的制度。
我不想争沦彼得的选择是否比保罗的选择从内在上更让人钦佩，我也不想争论泡泡塘的味道是否比冰激凌的味道更香甜。但是我却想讨论一下保罗的选择所造成的结果，它的原因是什么。一个很好的测试就是去看看一个大人是否会严肃对待一场小学生之间的争论。保罗的牢骚说明他没有通过这个测试口
源于选择的收入和单纯源于机遇的收人有什么差别呢？我们再来看看你是如何给你的孩子说的吧！如果你曾经给孩子分过蛋糕，你就会听到这种口头禅：' ’分得不公平，我的蛋糕小！”如果那时你感到很有耐心，你就会向孩子解释说，如果一个孩子安心享用他自己的蛋糕，而不是去考虑他妹妹盘子里的蛋糕是否比他自己的大，那么他就会从生活中得到更多的幸福，而那些总是想去比较，结果却往往被搞得心烦意乱的孩子，得到的幸福就会少得多。因为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生活得幸福，所以我们就应该告诉孩子，如果有人给你一块蛋糕，你就有机会去享用；如果别的孩子的蛋糕比你的多，你就应该记住，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孩子，得到的蛋糕比你得到的少。如果下次你的同事得到了一次意外的升迁，你就应该记起这堂人生课。
☆ 大人们对自己的标准，以及他们对自己孩子的标准之
间往往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但是，大人们在财务方面，却很少这样。如果你生活在一个普通的美国家庭里，公共广播公司每年会从你的口袋里掏去5 美元来资助像国内公用无线电台这样的项目。国内公用无线电台的说客（全都是大人）却企图通过指责其他“大户”来掩盖这种小型的掠夺行为。而这种“大户”就是像海军这样的单位，他们每年都要花比国内公用无线电台多十多倍的资金来采购武器。☆
也许这些说客把他们的说服口标仅仅定位在了那些无儿无女的选民身上。哪个父母会接受这样的理由呢？, “是的，我偷了饼干，但是我知道另一个孩子偷了 一辆自行车。”
所有的父母在碰到一个似是而非的争论时，都可以认清其本质。相比较而言，选民却总会“认购”这种貌似有理的辩论。但是，很矛盾的是，父母和选民往往是同一人。我相信，这个矛盾的根源是：我们往往会更费心地去思考在何时、用什么样的方法去调教我们的孩子，但是在选择规范我们议员的行为的方法和时机问题上，成本的心思却要少得多，这一现象可以说是非常明显。
我的建议是：省些脑子吧！你应该认识到，你不必把孩子和议员的问题分开来思考。一个好的经验和方法是，如果你们的孩子因为某事而必须受到应有的惩罚，那么，你们的议员也不应该有权逃避惩罚！
第3 章
凯莱所懂得的道理
几乎每个美国的经济学家都为帕特? 布坎南（PatBuchanan ）的保护主义复兴理论而感到震惊，我的女儿凯莱也是这样。不同的是，不像经济学家们那样，凯莱感到震惊的理由非常合理。
经济学家们认为，贸易是繁荣的动力。从这一点，他们演绎出〔 非常正确地）：一个拒绝贸易的国家，就是一个拒绝繁荣的国家。他们引用的研究成果表明（也很正确）：如果通过关税或者进口配额来保护一个年薪5 万美元的美国汽车工人的工作，那么，整体汽车消费者就会因为价格上升而每年多付15 万美元。他们认为（再次是正确的）：自由贸易，就像技术进步～样，会使某些工人失去工作，但是，在平均水平上，一定会增加美国的财富。
这些正是我在大学教室里进行的一些讨论。我最喜欢的一种教学l 一具，是一个故事，是根据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教授詹姆斯? 英格拉姆（JamesIngram）讲的一些故事的情节虚构而来的。故事讲的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企业家发明了一种新技术，可以把粮食变成汽车。他在海边建了 一个工厂，对工厂内部的情况严格保密，然后开始着手生产。
当消费者得知这种新型汽车比底特律生产的任何车型的性能都更优良，价格更便宜时，大家都震惊了。中西部的农民也被吓坏了，因为这个工厂给他们下了巨额的粮食i 丁单，要买下大量的粮食填进他们那个神秘的机器里。而其他汽车厂的工人，由于受的是旧式的培训，所以他们在内心深处感到了深深的沮丧；与此同时，这项技术的进步也得到自’泛的认可，总的来说是件好事，尽管它伴随着越来越多的痛苦。
一大，一位好事的记者设法找到了这个工厂里一个心怀不满的工人，这个上人最终揭开了这个T 厂的惊人的秘密。这个巨大的工厂的里面其实是空的，工厂的后面直接通向一个装卸码头，粮食从前门运进来，从后门运出去，然后运到国外去换汽车！
这个令人震惊的新闻，一「子把这个企业家从一个众人瞩目的英雄，变成了一个臭名昭著的恶棍。趁着公众的愤怒，帕特? 布坎南的理沦迅速得到了白宫的认同。
自然，这个故事的寓意是说，便宜汽车是个好东西，不论我们是通过技术进步还是国际贸易来得到它们，都是一样的，都是好东西，是等价的。阻断贸易就好比关闭了 许多最有效率的工厂。要支持帕特? 布坎南的理论，你就不得不无视这种重要的“等价”的存在。这种有意识的“视而不见”，是不可能得到繁荣的。
这也就是我告诉我学生的东西。但是，对我的女儿，我没有这么说。跟我的学生不一样，凯莱需要我来进行道德指引。没错，我可以告诉她，贸易是如何让我们的家变得越来越富有。但是，九岁的孩子常常是特别地以自我为中心，因此，需要鼓励他们去关心别人，关心那些需要友善的鼓励和支持的人们。因此，我没有告诉凯莱在经销商那里买汽车时，砍价省钱，对我们家来说有多棒，而是跟她谈正确与谬误的区别。
凯莱已经知道了许多是与非的东西。她在校园市场上，可是个活跃的交易者，在那里，她常常与人交换贴花纸、卡片和奶瓶盖。有时，凯莱想和她的同班同学梅丽莎进行交易，但是梅丽莎却更喜欢和另外一个班的珍尼弗进行交易。凯菜自己非常失望，但是她也明白，她不能强求梅丽莎与自己交易。更重要的是，她知道强求是不对的。凯莱非常正自，她甚至从来没想过让老师介人，以禁止梅丽莎和“外商”进行交易。只有不讨人喜欢的孩子才会采取这种策略。布坎南把美国的国会当做犷一个“国师”，在校园里维持秩序，确保所有的孩子都按照老师的宠儿（宠爱的行业）的方式玩游戏。我的女儿认为这种方法很恶心。她是对的。
保护主义是错误的，因为它剥夺了个体的一项基本人权：选择自己的贸易伙伴的自由。例如，以任何价格，从任何愿意交易的商家那里购买任何类型的汽车。
但是，说保护主义是错误的，还有一个原因。这个原因我的女儿懂，而帕特? 布坎南却不懂，而且它正是何谓一个正派大的核心。我的女儿知道，所有的人，生来都是平等的，任何大都有取得成功的平等权利，它不因某人“生错了 地方”而改变，因为那条边界本来就是想像出来的。对我的女儿来说，她从来不会对底特律的汽车工人就多关心一些，而对东京或者墨西哥城的汽车工人就少关心一些。有人说要保全一个美国工人的工作，就要花费美国消费者多少多少钱，这都是胡说八道，把它们都忘掉吧！假如布坎南是正确的，假如他有某种神奇的方案，可以让美国消费者以零成本保全美国工人的工作，但他的观点仍然是不得人心的，因为他的出发点是假定美国工人比外国工人更值得保护。这世上会有什么样的道德基础可以支持他这种对人类进行的丑恶分类呢？
布坎南常常受到谴责，说他是种族主义；我也时不时地想，他常常因那种种族主义的划分，而受到了 许多不公正的谴责，并吃尽了苦头。但是这里而也有劝善惩恶的意味，因为他这种过分简单化的民族主义，几乎和种族主义一样可恶，而且行为方式简直就是一样的！鼓励人们买“美国货”，和鼓励人们买“白人货”在原则上 没有什么差别。
我们应该去关心他人。我们应该去关心我们周围的人，我们也应该去关心那些陌生人。但是，如果这个陌生人碰巧是美国人，我们的关心就多一点，如果他碰巧是日本人或者墨西哥人，我们的关心就少一点，这是一个人最自私、最执迷不悟的本性表现。上帝保佑，我的九岁的女儿不是这样，她对“关心”理解得更好。
☆ 很早以前，也就是1992 年竞选年的上半年，我的女儿凯莱，那时也就是五岁左右，已经明白一些政治了。那一年，每个主要的候选人都想扩大政府的规模和权限。在职的乔治? 布什在刚刚结束的4 年总统任期内，大肆进行了联邦政府的扩张。民主党的领头羊比尔? 克林顿承诺要将卫生保健事业国有化。布什的主要竞争对手帕特? 布坎南试图关闭边境。克林顿的主要竞争对手保罗? 桑格斯（Paul Tsongas ）主张的工业政策纲领就好像是由墨索里尼构思出来的一样！顺便说一句，我是认真的：参议员保罗? 桑格斯在早期的胜利，可以说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人与完全意义上的法西斯主义最近的一次遭遇，一直持续到下半年，罗斯? 佩罗特（RossPerOt ）的出现！那可真是让人后怕的一年！☆
凯莱敏锐地感觉到，她的父母没有找到多少合适的选择，于是，她很想了解得更多一些。一天晚上，她让我坐下，让我给她解释这个问题。我尽力用最适合一个五岁孩子的语言进行总结概括，尽全力忠实保留那些候选人的言论的精神实质。例如，我在解释布坎南的贸易政策时，我对凯莱说，布坎南没有考虑到，应该让人们自己选择买什么样的车。
她出去想了几分钟，然后回来宣布，她已经做出决定，她要支持布坎南。她的解释是：“我不关心我们买什么样的车。”
我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来解释比较优势理论，尤其可以解释这样的事实：当我们购车的选择余地越小，车价就会越高，这样，我们的钱也就所剩不多了，无法去买一些其他的、对一个五岁的孩子来说更重要的东西厂。但是，这样做除了毫无用处之外，还使我们做父母的有逃避责任之嫌，逃避引导凯莱的道德发展方向的责任。我没有刻意指出一些人的确在意买什么样的车，而是告诉她，我们应该像关心自己的自由一样，去关心他人的自由。
我想，在那一时刻，我的女儿已经成为一名国际贸易的专家了。她了解到了问题的要点，在她的脑海里，已经有了一个对基本道德问题的永久的、清晰的理解，而这些基本的道德问题，是许多经济学教授常常不愿意面对的。
我们这些以教书为生的人都明白一个道理：你也许永远无法真正理解一个非常难懂的概念，但是，当你给你的学生去解释了这个概念之后，你似乎就完全明白了。我们这些做父母的也知道一个现象：你也许永远无法了解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但是，当你把它解释给一个孩子听后，你自己似乎也就理解了。有一门学科叫“福利经济学”，它就是利用数学工具，根据各种不同的道德标准，来分析政策选择。我相信，这些工具，对于任何真正想对那些非常微妙的经济公正问题进行严肃思考的人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但是，这些工具也会被用来制造一种非常难以捉摸的假象，而事实上，问题中所蕴涵的道理是非常简单的。我们应该打破这种假象，而与一个孩子进行讨论是一种打破这种假象的非常好的方法。你不可能在一个学龄前儿童面前炫耀你的技术技巧。你必须踏踏实实地讲最基本的东西。我们应该关心他人的权利。问题的确就这么简单。
☆ 凯莱和我都尽量不在沃尔玛连锁百货公司买东西。但也并不是总能做到。有时，一个我们非常想买的东西，除了沃尔玛，其他地方很难找到！但是，只要可能，我们就尽量在其他商店买东西。☆
这是一种对沃尔玛大肆张扬的经营方针的一种故意的反应。店里的每个走道上都张贴着各种招牌，极力吹嘘店家正在进行不懈的努力：不卖进口商品。但是招牌上也承认，沃尔玛也不是总能做到这一点的。有时，沃尔玛急需的商品，除了进口，国内很难找到。但是，只要有可能，沃尔玛连锁百货公司更愿意提倡：“买美国货，你也可以做到。”当凯莱长大到可以读懂这些招牌时，她也懂得了这样的道理：如果有人想让你去关注你的贸易伙伴的种族、宗教、性别或国籍等问题，那么这些人就不是好人。甚至是沃尔玛的经理们，在孩提时代也懂得这样的道理。不愿意这么想的大人们，不得不去求助于一些非常极端的诡辩，但这些诡辩，小学牛们根本就不爱听。
这种诡辩论俯拾即是。如果不是的话，沃尔玛连锁百货公司恐怕就要关张了 ，而加利福尼亚的参议员黛安? 范因斯坦也就要下台了。范因斯坦参议员反对“残酷地、毫无人道地”削减非法移民的公共卫生和教育救济金，但是，她却支持严格边境管理，在第一地点阻止非法移民人境。也只有一个绝顶聪明的诡辩师才可以开释这种毫不掩饰的虚伪。对参议员范因斯坦来说，她要么是关心墨西哥人，要么就是漠视他们。如果她毫不关心他们，那她所说的“毫无人道”又如何解释呢？如果她确实关心墨西哥人，那她又该如何解释自己说的“把那些墨西哥人关在墨西哥”呢？
就像沃尔玛连锁百货公司的管理层一样，这个参议员好像赞成某种异乎寻常的观点：对于那些碰巧住在美国的外国人，我们可以关心得多一些，而对于所有碰巧住在其他地方的外国人，我们就可以关心得少一些，而且，如果我们可以强迫这些外国人待在那条想像中的边界线的另一边，那么，我们就可以不必管他们的福利问题了。我实在无法想像会有什么样合理的道德准则来证明这种观点的合理性。
但是，自然了，参议员范因斯坦的动机根本不是任何道德准则；她的惟一目的就是增加那些加利福尼亚人（大部分是盎格鲁萨克逊人）的物质利益，作为美利坚合众国的公民，他们已经得到了许多特别的好运气。她的观点是，那些加利福尼亚人可以享受住在他们旁边的墨西哥裔邻居的卫生和教育福利的溢出效果，但是却可以理所当然地忽视就住在往南儿百公里的墨西哥人的卫生、教育和福利。
如果说参议员范因斯坦是个原则性很强的自由主义者，那么她应该赞成让人们选择他们的居住地。如果说她是个很有原则的平等主义者，那么她对那些已经来到美国，相对富裕的墨西哥人的无比关心，和她对那些还困在边境另一边的贫穷的墨酉哥人的漠不关心相比，绝对是非常不平等了，而这些墨西哥人在早先没有移民之前，原本就是邻居。因此，我们只能说她根本就毫无原则性可言，这样才可以解释她为什么能有这样的谬论：要求人们给富裕的少数人提供更多帮助的同时，给贫穷的多数人提供更少的帮助。
因此，可以说参议员范因斯坦在为她的选民服务时，是根本不考虑任何是非曲直的。这也许就是我们对政客们的所有指望了（而且，这也许就是一个很好的理由，使我们尽可能地、随时随地限制所有政客的权利）。而她总提到的某些人的“残酷”和“没有人性”都说明，她非常重视给自己的行为施放烟幕弹，而她所说的“那些人”都是些不赞成她的提议的人。我敢打赌她已经施放这样的烟幕弹了。如果在这篇文章中，给参议员范因斯坦提供和我一样的发挥篇幅，毫无疑问，她一定会捏造一些浅薄的、似是而非的东西来摆弄她那些自相矛盾的观点。但是我想我的女儿可不会买她的账。
现在，继续把你的观点和你的孩子交流一下。向他们解释说，有一个美国参议员认为，碰巧住在美国巳相对富裕一些的外国人，应该得到一些额外的利益，而碰巧住在墨西哥的且相对贫穷一些的外国人，就应该被抛在脑后。在经济学课堂上，我们可以非常严肃认真地讨论这些议题，因为我们忽略了它彻头彻尾的荒谬性。给孩子解释这些的好处就是，为了让他们可以理解，你必须去掉那些冗长的空话，而且必须把那些隐晦的假设解释得非常清楚。
☆ 在教科书中，自由移民的案例和自由贸易的案例非常相像：我们为所有的美国人计算成本和利润，认为利润必须超过成本。在自由移民的案例中，成本是由美国工人来承担的〔 他们因为工资下降而受到了损失），而利润则由美国的资本家获得了（他们从工人的工资下降中获利）。任何一个合格的经济学学生，都会在一个图表中用面积来表现成本和利润，并且运用一些最基本的几何学就可以计算出代表利润的面积要比代表成本的面积大。☆
在这个几何学中隐藏的内情是这样的：当一个工人少挣一美元，资本家必定会多挣一美元。就此范围来说，利润和成本恰好是平衡的。但是，资本家可以享受一部分额外的利润：工资成本的下降，使他们可以从扩大经营规模中再次获利！因此，资本家得到的，要远远超过下人所失去的① 。
如果你认为这种成本一利润分析可以作为一种合理的政策指引（而且，如果你要相信这种教科书上的分析己经包含了所有相关的成本和利润项目），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到一种自由移民的论点。大多数经济学家，包括我，都坚信，成本一利润分析都跟政策有关，大多数经济学教科书中都有一些经过证明的关于这些相关性的论据。比较有特色的是，这些论据部分迎合了一种赤裸裸的利已主义（如果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始终如一地遵循成本一利润分析，那么大多数美国人，也许还包括你自己，最终将所得多于所失）；这些论据部分还迎合了一些道德准则（成本一利润分析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成本就是成本，不管由谁来负担它）。
迎合利己主义我可以理解，但是迎合一些道德准则就是胡说八道
注：① 记者们似乎认为，国外竞争的成本，可以用由此而带来的美国工人失业的人数来衡量。但是恰恰相反，事实并不是这样。有一些美国人虽然失业了，可是他们对工作并不是非常在意，并不是把他们的工作放在生活的第一位；他们认为与其接受减薪来应对新的竞争者，倒不如放弃上作：而最大的受害者是那些非常珍视他们的工作、非常想维持他们的工作的人，他们几乎承担了减薪的所有影响。
了。但是事实上，这种独特的成本一利润分析，并不是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它对所有的美国人是公平的，但是完全忽视了那些目前还不是美国人，但却希望成为美国人的人群的利益。
碰巧的是，承认那些外国人是“人”只会加强这个辩沦的结论，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找不同的借口没有任何坏处。这些借口可能有某种说服力，因为尽管我们极力地忽视开放边境对许多人显然十分有益这一点，但我们却仍然得出开放边境是一件好事的结论！这就好像下国际象棋时你让了对手一个“后”，而最终你还是赢了这局棋一样。
还很凑巧的是，经济学界还存在一种观点，是说新到的移民的收益是可以忽略不计的。这种观点认为：如果有足够多的墨西哥移民进人美国，他们就会将美国的工资水平和工作条件下压到墨西哥的水平，这样一来，他们自己将会一无所得。因此，我们正在“忽略”的那些收益，就永远不可能实现，再者，从这个分析看来，对这些人群忽略不计也不会给我们带来任何损失。
但是，在这个论点中，有一点很让人费解，那就是它假设所有的墨西哥人都是毫无区别的。但是，有的墨西哥人会有一些特殊的技能或者是机遇，使他们可以在美国发家致富，即便他们在美国碰到的条件和墨西哥一样！另一种类似的假设，即假设所有的美国工人都是毫无仄别的，将会导致这样一种结论：当工资水平已经降到了一个特定的水平时，在职的和失业的美国人都很满意，因此，没有任何美国人会因为外国入的竟争而导致失业，从而受到伤害。
所有这些都是可以在课堂里反复研讨的东西，在课堂＿L ，我欢迎任何形式的辩论。这种辩论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所有这些都无法真正领会一个孩子的想法（有时也可以说是某些大人的想法）。民歌虽然说是天真，但是那些唱歌的幼稚的年轻人也并没有什么绝顶的智慧啊！我们的要求不能太高了。
我的意思是，要想严肃认真地洞察像贸易和移民这样的间题，必须要由有思想的成年人来完成。但是，有时候通过与一个孩子对话，一个成年人的思想叮以变得更加深刻。正反方意见都很重要，但是，还有一件事情很重要，那就是你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方式来告诉一个十岁的孩子，你不愿去关心那些遥远的墨西哥人的问题。
☆ 在凯莱三岁的时候，一天，她蜷在我的怀里看动画片《 老鼠也移民》 （An AmericanTail ) ，故事讲老鼠克维兹( Mousekewitz ）一家从老猫的压迫中逃了出来，跨过大海逃往一个梦想中的自由国度。当自由女神像如人所料地隐约出现在远方时，凯莱不由地抓紧了我的手。当老鼠克维兹一家上岸后，凯莱长长地松了一口气。但是，灾难很快降临了。老鼠菲弗（Feivel ）被强迫去一个血汗工厂（sweatshop ）劳作，终日被拴在一台缝纫机旁。凯莱起初被吓坏了，然后便是愤怒，她把小手按在小屁股上，大声宣布：“这不是美国！”☆
当然，她是对的。那不是美国，最多只是美国的一小块，没有什么代表性的一小块。凯莱不知道菲弗的孩子们将拥有他们自己的裁缝店，他的孙子们将要或者己建立起庞大的商业帝国，或者去治病救人，或者去扩展人们的知识领域。她不知道美国将对老鼠菲弗一家信守它许下的诺言，将成倍地回报他们。她只知道她想让菲弗幸福。对一个二岁的孩子来说，这也不错。
那个标志着菲弗一家获得自由的自由女神像上写着：
送给我吧，你那些疲乏的和贫困的
挤在一起渴望自由呼吸的大众；
你那熙熙攘攘的岸上被遗弃的
可怜的人群；
把那些无家可归的、饱经风霜的人们
一起送给我。
我站在金门口，
高举自由的灯火！
我不知道凯莱对这些诗能看懂多少，但是我知道，她理解了诗中的情感。
第4 章权威
当我的女儿匕年级的时候，对于成年人观点上的差异，她要远比般的六岁孩子知道得多。她的老师，不论是那时的，还是现在的，都赞赏那种利用图书馆的好习惯；凯莱很早就知道她的父亲不喜欢图书馆，并不认为任何一本值得一读的书就是一本值得拥有、值得认同的书。她的老师教她辨认星座，但是星星的位置仅仅是一种现实存在，凯莱知道，按照她父亲的观点，最无趣的事情，就是面对一个现实存在，你却无法用理论去阐明。我的用意是想唤起她对某些细微差异的注意，并且帮助她避免陷人这样一种思维定式，即认为某个大人的理论是坚不可摧的，而且她必须掌握这种理论。
在当今社会，有两件事甚嚣尘上：环保主义和反毒战争；而我们的教师们在这两件事上很容易上当受骗，进而影响我们的孩子；而一种健康的怀疑主义，或者是一种对权威的积极意义上的不敬，对一个小学生来说，是种最好的自我保护工具，使他们免受那些教师的影响。反毒宣传从小学教育早期就开始了 ，而环保宣传就开始得更? 早了 。
在凯菜只有四岁的时候，就已经受到了一个幼儿园老师的简单的影响，她是个狂热的环保主义者：这个老师反复地给这些孩子灌输这样的口号“享受特权的同时，应该承担义务”，或者是一些精心编制的话语，如“因为我们拥有居住在这个星球上的权利，所以我们就有义务去保护她”。
这样一来，《 独立宣言》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中的观念：在这个星球｝: ，生命是一种不可剥夺的权利，在教室里，被一种《 互存宣言》 （Declaration of Interdependence ）取代了，而且被认为是一种不言自明的论断，即我们的权利是受到许多相互之间承担的义务的限制的（或者说，取决于你的种类，是一种所有生物之间的义务，无论大小；或者说是一种宇宙万物之间的义务），权利不再是完全意义上的权利，而仅仅是特权，是可以被环保主义者的上帝随意给予或者剥夺的。那么，什么样的高级教士可以给我们启示那些上帝的意志呢？当然，是那些教师厂。
这些环保主义的狂热崇拜者要求孩子们放弃所有关于权利和义务的本质的独立思考，而去盲从于他们老师的价值判断。
对于一个教师而言，以一种让人耳目一新的方式来谈论环境问题很简单。而这正是灌输一种关键思想的诱饵。例如，我相信我的孩子已经够大了 ，可以理智地思考一些问题了，如在她刷牙时，是否该开着水龙头。当她让水流入下水道后，别人就不能用这些水了。而用水的价值，用水价就可以很好地度量出来。凯莱现在九岁了，只要借助一些诱导性的提问的帮助，她就可以估算出刷一次牙要用多少水、这些水的价值，以及这个价值是否足够来平衡把水龙头拧来拧去所费的工夫。这是一种很好的练习，练习预算和计算。这也是一种让她发现市场的真正奇迹的好办法。只要凯莱关心她自己家的水费账单，她就会“自动”计算他人的利益，别人也许需要用这些水。
但是凯莱的老师不想让她对这些问题进行清晰的思考，也许是害怕清晰地思考会成为一种习惯，而习惯进行清晰思考的人是不愿意做一个盲从者的。相反，那些老师高高在上地宣称，因为水对别人来说是宝贵的，因此我们就应该格外地节约使用。对一个好奇的孩子来说，就会产生这样一个问题：到底哪种宝贵资源我们有义务去格外地节约？如果一个孩子的好奇」合很强，观察力敏锐，他就会很快意识到，老师想要的答案并不是“所有的宝贵资源”。例如，老师们就很少提到“因为住房供应对许多人来说非常宝贵，那么我们就应该少建一些学校”，他们更不会提“因为在产业界熟练工人非常宝贵，因此我们应该减少教师的数量”。
那么，行事的模式到底是什么呢？是什么样的通用规则强迫我们去保护水资源而不去保护我们投人教育领域的资源呢？事实就是：根本就没有什么行事的模式，而那些通用规则其实也很简单：只有老师可以告诉你什么资源应该得到保护。因此，所有的一切就不是关于刷牙和水的问题，而是关于权威的问题。
老师所教的这些东西会被一遍遍地重复、加强。他们教我的女儿把她的纸杯洗干净，重新利用，这样，她就不会浪费纸张了。但是从来没人教她把那些纸杯扔掉，这样她就不会浪费时间和精力了。是谁决定了做纸杯的纸比她的时间和精力更重要呢？她的老师。根据是什么呢？除了老师是永远正确的之外，什么根据也没有。
我希望老师们可以这样处理水杯这个问题：给每个学生一小笔现金（或者游戏币），用来在这一学年中买纸杯或者其他小玩意儿。把杯子洗干净重新用的学生就会省下更多的钱来买珠子或者弹球。而那些宁愿每天买一个新纸杯的学生就可以提前30 秒钟去休息，而此时，他们那些节俭的同学正在排着队洗杯子。
这一制度可以作为一个素材，在课堂L 进行一次关于两种策略的生动辩论。孩子们将不得不开始思考关于贸易的问题。最佳的结果是，他们甚至可能发现一个最重要的理论，即最佳策略是不存在的，因为有的学生更关心弹球，有的学生会更关心娱乐时间，而这些都无可厚非。某种关于如何分配个人有限资源的争执，不应该受到道德上的谴责。但是，老师们教授的却是完全错误的东西，即只有惟－一种正确的选择，而且这种选择是不能通过任何类似的理由、推理得出的。老师们这样做，部分是因为这样可以加强他们自己的权威，部分是因为对于一些不愿意用脑的老师来说，要求学生死记硬背，要比引导学生进行大量的逻辑思考容易得多。
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的中学生可以正确地告诉你亚马孙雨林正在以多快的速度消失，但却绝对没有任何的思维框架，去思考雨林是消失得太快了，还是不够快。对一个老师来说，往往是在黑板上写一个数字〔 雨林正在以每年多少多少平方公里的速度消失），然后让学生去记住这个简单的事实，而不是用某种理论去阐明，这样做当然非常简单。而引导学生去进行一些理智的思考，思考一下那块土地的其他用途，以及如何衡量、比较各种不同用途等这一类难题，对于老师们来说，恐怕就要麻烦得多了。正因为这么做要吃力得多，所以大多数老师就不会去自找麻烦了 。
在我的女儿刚、卜四年级的时候，有一次，我给她讲了一个故事，是关于19 世纪的拓荒者们如何在俄亥俄州砍伐森林，开垦农田的。听完故事后，她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难道他们不知道那些树可以制造氧气吗？”我告诉她，人们需要氧气，但同时人们也需要食物。可是这些话对她没有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对她来说，森林天生就比农田重要，两者之间存在某种最佳平衡的概念和她在学校学到的东西格格不入！当然，每个九岁的孩子都有一些具有他们自身特点的错误观点，而凯莱也许是她们班惟一一个有这种观点的学生。因此，我不会完全责怪她的老师。但是，凯莱的这种错误观念，的确是在课堂上被经常性地、不适当地强化了。
☆ 除了环保主义之外，还需要定期地对凯莱在另一个重要方面进行反灌输，那就是她对毒品的态度。她的老师告诉她，在这个方面，不值得去冒任何、哪怕是最小的风险去对它进行试验、认知，去单纯地体验它的快乐。这是非常不符合经济学的。我希望我的青春少女永远不要像她老师期望的那样，害怕生活中任何可能发生的事情。☆
凯莱在上二年级之前，是个感恩而死乐队（Grateful Dead ）的歌迷（在杰丽? 加西亚去世的前一年，这些都结束了 ）。曾经有整整一年，她都央求我带她去听感恩而死乐队的演唱会；我现在非常后悔，因为我们从来就没有抽时间去听那个演唱会。一次，我逗她说：“如果你想去听感恩而死乐队的演唱会，你就必须吸食很多毒品。”凯莱手叉着腰，以一种让我局促不安的眼光严厉地盯着我说：“爸爸！感恩而死乐队不会让你去吸毒的！"
也许这是一种天真烂漫，也许这是某种信条被大量灌输的结果，即好人从来不吸毒。但是我明确地告诉凯莱，她的父亲每天喝大量的咖啡因，而咖啡因就是一种毒品，而且我认为，不吸食咖啡因就几乎没法写书。我还告诉她，还有许多药品比咖啡因更危险，有些甚至可以杀了你。但是而后我又告诉她，虽然有许多东西可以杀了你，但它们并不都是坏东西。
我怀疑父母们都在有系统地鼓励孩子对事物采取一种谨慎的态度，原因如下：当孩子进行冒险行动时，父母们要分担的成本比收益要多得多。如果我的女儿爬到一个悬崖边，摔了下去，对我，对她，都是件可怕的事情。如果她爬到悬崖边，感到1 仁常刺激，对她来说，就是一次异常辉煌的经历，而对于我来说，就远非这种感觉了。也就是说，在衡量了成本和收益后，也许她爬悬崖的次数比我希望的要多得多。这里就存在一个毒品政策的道德问题了。
希拉里? 克林顿认为，需要全村的人（夸张点说，甚至需要一个庞大的联邝官僚机构）来养一个孩子。共和党人于是嘲笑说，根本不需要全村的人，只要一个传统的家庭就可以养活一个孩子；他们还批评克林顿政府在让孩子远离毒品方面几乎毫无建树；显然，那些共和党人认为养孩子不需要整个村庄的努力．而只需要一个警察国家。在我的印象中，在一个传统的家庭中，关于毒品的教育是由父母来进行的，而不是政府。无论如何，我希望他们可以放过我的孩子。教育孩子关于风险的知识是一方面；但是如果告诉孩子，对于那些风险，只有惟一正确的反应的话，那就不同了，这种做法会更加有害。
☆ 这使我们想到了老师的权威和政府的权威之问的关系问题。考虑一下这种关系，可以帮助我们掌握一些尽人皆知的事实。☆
第一，各大学都在淘汰大量成绩不良的学生。根据标准的智能测验，按平均水平来说，大学毕业生要远比大学新生聪明。事实上，有213 的大学毕业生在他们还是大学新生的时候，就都排在班里的前列（根据标准智能测验）。另一方面，那些进人教育领域的大学毕业生，在平均水平上，智力程度却恰恰和大学新生一样！在那些当了老师的学生中，只有一半的人在新生的时候，名列班级前列。好像这种淘汰的过程完全绕过了那些主修教育的学生。
那也就是说，平均说来，那些老师都不是智力天才。那么，课程的水平也许就跟这个有些关系了。这里还有更悲观的论断。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约翰? 洛特（John Lott ）教授给我们描述了这样的现象：在世界各国，公共教育的支出（以及大众传媒的支出）肯定和国家的极权主义程度有关（即总的来说，一个国家极权主义越盛行，该国在公共教育的支出就越多）。相反，像公共卫生以及其他一些宣传价值不明显的公共服务事业，其支出水平和极权主义程度就没有太大的关系了。也就是说，公共教育在服务于一项令人憎恶的事情。你也许会争辩说，极权统治者试图控制公众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它在公共教育方面的巨额支出就不足为奇了。但是，极权统治者会同时许诺在公共卫生方面也进行大量投人吗？当你意识到这纯粹是种骗人的鬼话时，上面那种理论就立刻站不住脚了。
那为什么我们还会有公共教育呢？因为让大众受教育是有益处的，而且，还有一些观点认为私人没有足够的能力支撑教育事业。但是，这种理论只是为了换得政府的津贴或者是担保，而不是由政府来经营学校的真正原因。政府办教育的真正原因是：它可以控制教学的内容。
我希望这些会让人们感到一些不安。
☆ 孩子在学校学了许多东西，我不可能和它们一一作斗争，因此，我开始给她慢慢灌输一种健康的、全面的怀疑精神。有时，凯莱和我会进行一些小型的讨论，是关于为什么老师们常常犯错的问题。当我鼓励我的女儿抵制老师的权威时，我同时也是在两个不同的方面对她进行经济学教育。第一，我鼓励她尽量抵制她的老师强加给她的那些林林总总的错误经济学知识，例如在环保和毒品领域的一些错误知识c 第二，我一直在直接强化一个经济学上的中心教义：权威，常常不是什么好东西。☆
我希望继续宣传我的这种想法，但是，我希望你先允许我说些跑题的事。我想说的是：成人对权威的服从程度，是一个非常特别、非常不可思议的事：一般情况下，美国议会535 个议员投票通过一项法案，2 . 6 亿美国民众会选择服从这项法案。为什么会这样？那些议员们有什么神奇的力量吗？
天真的答案是：我们服从他们，是因为他们有枪，但这并不是正确的答案。枪是军队和警察的，不是议会的。如果说我们服从警察的指挥是因为警察有使用暴力的特权，那么，为什么警察会服从比尔? 克林顿和特伦特? 洛特（Trent Lott ）的指挥呢？
这是一个孩子可能会问的问题，但是，据我所知，没有哪个大人可以回答这个问题。这也就意味着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而且据说只有三四个人试图去回答这个问题。其中一个我最熟悉的，就是我的同事詹姆斯? 卡恩。当然，当我说卡恩是为数不多的几个曾经思考过这个问题的人之一时，我所用的“思考”这个词的意思，在社会学范畴是指“构筑一个经济学的模型”。
卡恩的做法是，先假定有一定数量的人，他们必须从进行生产性劳动和相互偷窃之间选择一种，作为他们的生活方式。窃贼的活动阻碍了生产性活动，因此他们就无法解决这样的事实：一个窃贼的行为会对其他窃贼的生活产生负而影响。这也就意味着，每个窃贼都愿意限制自己的偷窃行为来换取其他窃贼也采取同样的行动。与此同时，生产者也在安全保卫方面配置了一定的资源，但是，他们也忽略了这样的事实：由于他们的保护行为，阻止了人们犯罪，这也就相当于给他们的邻居带来了利益。于是，每个生产者都愿意采取额外的安全措施来换取其他生产者也采取同样的措施。因此，就有了许多互利的协议，如果得以施行，其效果是非常好的。
在这样一个社会中，罪犯们也许会觉得，如果他们联合起来，成立个垄断的犯罪辛迪加，防止其成员过度剥削生产部门，也许效果会很好。卡恩设想了一个强力机制，可以把武器从分散的罪犯团伙手中转移到中央辛迪加的控制下，这样，就可以通过强制执行一个协议，即侮个窃贼的偷盗数量不得超过一个额度，来提高社会产出。在我看来，这种模式是第一次尝试进行一种严肃认真的思考，思考人类社会是如何从霍布斯式的自然状态演化到具有公认的权威人物、有组织的等级社会的，这种思考是非常令人钦佩的。但是，这种模式太抽象，太程式化了，没有抓住我们这个社会的一些细节间题。例如，它就未能预知这个中央犯罪辛迪加将由两个议院组成，其中有535 名议员。将来研究工作的一个课题，就是创建一种非常具体的模式。对将来的研究T －作来说，一个更容易取得成果、更重要的课题，就是研究当一个没有受到任何挑战的垄断辛迪加与一个垄断者相互对立时，与这个垄断者时常面临一个偏激的竞争对手的威胁相比，哪个更可取。换句话说，如果你的财产不得不被窃贼团伙掠夺，你是宁愿由一个懂得孰轻孰重的团伙来掠夺呢，还是宁愿由几个由于地盘争斗而分散了部分注意力的团伙来掠夺呢？卡恩现在的模式无法回答这个问题，而我还没有发现有其他的模式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这些在现实中的意义就是：当司法部调查一个有组织的犯罪团伙时，我不太清楚该支持哪一方。城市暴力团伙是非常可怕的，而警察也一样，在敲诈勒索方面，他们是没有竞争对手的。我不知道哪一个更坏。但是我的的确确知道，有一个问题值得担心，那就是枪支控制。我所见过的最棒的一个反对枪支控制的论点，是写在一个汽车的保险杠上的：“如果我们持枪被宣布违法，那么，就只有警察有枪了。”我女儿的老师认为，没有必要深人思考社会问题。老师只是教她，警察是好人，歹徒是坏人。这原本是一个讨论的结论，但是这个讨论就压根儿没有进行过。老师们常常是根本不承认这种讨论的重要性，而是直接得出结论。
其实，这是一堂经济学课的内容，因为事物并不总是像它们看到的那样，所以，如果缺乏有条理的假设，且没有严密的推理，那么，就不能直接得出结论。因此，我一边鼓励女儿抵制老师的偏见，一边想，我要在经济学方面给女儿一个良好的开端。
我还记得我的小学一年级老师，她在听了约翰? F ? 肯尼迪的讲话后，非常地激动。当时，肯尼迪当选美国总统后，鞭策他的民众说：“不要问你的国家为你做了什么，而要问问你为你的国家做了什么。”从那时起，我就开始小心提防散布于老师和其他舆论领导者之间的那些亲政府的偏颇论调。让我来给你举一些例子，来说明这些论调的流传有多么的广泛。
我的第一个例子是来自前参议员保罗? 桑格斯（他曾在新罕布什尔州获得初选胜利，几乎断送了比尔? 克林顿的白宫之路），这个论调他表述得最清楚：他反对死刑，除非受害人是个“社会代表”，如一个政治候选人，或者是一个警察。正是吉姆? 卡恩向我明确指出的：很显然，这个参议员就不会区分什么是社会代表，什么是政府代表。难道就凭一些愚蠢的分析就可以说明一个国会候选人比一个企业家、一个公司经理或者一个出租车司机更具有社会代表性吗？然而，就没有一家媒体站出来在这个问题上责难保罗? 桑格斯。因为这一论调正是由这些媒体发布出去的。那些高高在上的政府官员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观念就是：我们根本就不会去注意这一点。这件事并不仅仅是古代政治史的脚注，关于死刑，一些类似于保罗? 桑格斯观点的东西，已经出现在好多国家的法律中了。
还有一个例子。你还记得佐伊? 贝尔德吗？她是克林顿总统的司法部长的第一候选人，因为她被发现非法雇佣了一个保姆，结果便落选了。为此，她进行了道歉，之后有许多讨论，讨论她的道歉是否充分。但是，据我所知，在课堂上和媒体中，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表明一种对我来说是显而易见的观点，即贝尔德女士的行为证明，她绝对有资格当司法部长。我最不希望出现的事就是，一个司法部长认为，人们应该盲目地遵守法律。我希望一个司法部长的观点是，有缺陷的法律就是错误的，就不该去理会它。而事实是，没有一篇社论的主笔有这样的见解，这绝对是他们小学老师的失败！
还有一个例子：共和党人猛烈抨击克林顿总统提交的一个耗资巨大的刑事法案，他们说该法案没有用处，且完全是为了贿赂选民而提交的。纽约市长鲁道夫? 朱利安尼也认为这种批评是对的，但是，他同时也批准了这项法案，因为他发现，这些对选民的“贿赂”中，有许多指定给了曼哈顿。这项法案也许对国家有害，但是它对纽约有利，而朱利安尼的工作就是为纽约谋利益。
朱利安尼的行为无疑可以使他和窃贼相提并论了，因为窃贼可以说，他的合理偷盗行为是为了给家族谋利益。在个人生活中，是不能以“我在照顾我关心的人”作为恶行的借口的，那么，在公共生活中，它也不能作为恶行的借口。
当然，朱利安尼只是在履行他的职责。那么，一个职业杀手也可以有同样的借口。但是，职业杀手是无法得到人们的同情的，而朱利安尼却可以高枕无忧。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双重标准呢？我想，是因为我们对选举产生的官员有太多的本能的尊敬。
第四个例子。20 世纪80 年代早期，黑手党控制了纽约的水泥工人联合会（con 。了ete wo了ke了 , unio 。），并且利用它的权力向该市的每笔建筑合同征收1 ％的税。这种情况在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市政府的联合干预下，被终结了。但是，这三个部门后来都各自向每笔建筑合同征收厂（并且仍在征收）不止1 ％的税。在这种情况下，很明显，存在两个税收机构，黑手党和政府，而政府却更贪婪。如果是黑手党成功击退了政府，而非政府成功击退了黑手党，那么对建筑业来说，情况也许好得多。但是，媒体仍然尽职尽责地把这场对峙描绘成为一场发生在好人和坏人之间的战斗。然而，更准确地说，这应该是两个吸血鬼之间为争夺地盘而发生的战斗。
事实上，这正是吉姆? 卡恩的研究项目所提出的问题的最好例证，这一点我在前面也提到过。如果黑手党和政府一起对建筑业征收苛捐杂税，建筑业就会放弃许多建设项目。但是，清除了黑手党后，政府就可以为建筑公司减轻一些负担，同时增加它自己的所得份额。这听起来像是政府和建筑公司的双赢。但与此同时，在消灭了竞争对手后，政府就有了更多的税收来源。因此，一个垄断的税收者对征税权的统一，对社会生产部门来说，最多是一个好坏参半的事情。
第五个例子，也就发生在最近。在1996 年共和党年会上，杰克? 肯普（Jack Kemp ) ，就是那个板着脸，不苟言笑的人，在会．上号召堵住非法移民的“后门”，这样，我们就可以敞开前门欢迎合法移民进人。但是为什么有人要堵住“后门”，不让一些受欢迎的公司进来呢？为什么那些移民在有的“门”就受到欢迎，而在其他一些‘，门”就不受欢迎呢？当一辆房车开到了肯普家的隔壁，那么，肯普先生是不是必须要这么做呢？首先，检查这辆车是要向北开呢还是要向南开，然后再决定是来欢迎他的新邻居，还是竖起一道高高的篱笆。不，并不是这辆车到来的方式使肯普先生感到烦心，而是它有没有得到政府的驻留许可证。因此，我们来修正一下这个问题：当这辆房车开来后，肯普先生是否要求助于某个政府机构，来指导他如何对待这个新邻居呢？答案当然是不必。那么，为什么当这个新邻居碰巧来自另外一个国家时，答案就会变成必须呢？我认为这个问题现在还没有一个好的答案。不欢迎任何人，不论他们是如何到这儿的，这我可以理解；把所有的人都赶走，不论他们是如何到这儿的，虽然有很大的困难，但我还是可以理解。但是，如果由政府来决定欢迎谁，拒绝谁，就不符合任何原则了，而只能说成是一种对政府职能的盲目夸大。而肯普的观点也正说明了这种盲目夸大的流传有多么深远了。
最后一个例子、是我自己的经历。儿年前，我出版了《 不切实际的经济学家》 一书，在书中，我主张，在国会中进行两党合作，就该被认为是违反了反托拉斯法案。我们不允许美国联合航空公司和美洲航空公司的老总进行秘密合并，损害民众利益，那么，我们为什么就允许共和党与民主党的合谋呢？我曾经收到一个审稿的按语，说，这里是否应该有一个关键的区别，即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航空公司的老总们是在密谋违反法律，而政治家们是在试图制定法律。我在回信中问他，是否存在什么历史证据可以证明哪种行为会更具危害性呢。我想，一般说来，制定法律（恶法）要比违反法律更糟糕。现实情况是，我的编辑可能永远不会支持我这种观点，而这种事实，正是我想谈到的某种教条的东西的一个例证。
☆ 如果你想与这种教条的东西作斗争，那么，你就是在抓住机会，走自己的路了。例如，当你三岁大的孩子开始问你关于高速公路上的雷达探测器的问题时，你就没有几种可选答案了。要做到完全诚实，就需要向孩子解释说，这种雷达探测器的惟一目的是为了便于违章超速。要想部分诚实，你可以把你的雷达探测器藏起来。☆
我有个同事叫艾伦? 斯托克曼，他的大女儿 叫格温多林，当格温多林三岁时，她开始变得好奇起来。艾伦采取的策略是把雷达探测器藏起来，以免格温多林产生这样的印象，即所有的规则都必定会被打破。当然，事实上是有的规则肯定会被打破，有的则不会。但是，像圣? 托马斯? 阿奎那那样敏锐的哲学家，已经意识到了如何划定界限的问题。对阿奎那来说，关键的标准是要和自然法则保持一致。这对一个久经世故的成年人来说，没问题，很好，但是，艾伦认为，他三岁的女儿显然无法领会正常限速这个概念。
因此，为了维持他女儿对法规的敬意，艾伦好几年都没有用雷达探测器。这样，在格温多林成长的过程中，就有足够的时间告诉她，
在黑白对错之间，还有一个灰色地带。
我告诉艾伦，他的分析，一半正确，一半错误。正确的部分是：如果你告诉一个小孩子说，有些法律是错误的，而其他的一些是正确的，那么，这个小孩子就很可能会感到非常疑惑。但是，错误的部分，就是像艾伦所做的那样，要让孩子相信，所有的法律都是正确的。我自己的倾向是，走一条完全相反的路，即教育小孩，告诉他们所有的法律都是错误的。随着这些孩子的成长，在他们变得更加成熟之后，他们就会逐步接触并理解阿奎那的这种高深的概念了，即某些法律的确是公正的。
处理这些问题，简直就像是走钢丝。我的确想让我的女儿认识到，警察是好人，因为如果你迷路了，他们会送你回家；但是我也想让我的女儿认识到，警察不是好人，因为他们推行了许多错误的法律。我曾经和我的女儿讨论过这种自相矛盾的观点，而她领会起来丝毫没有问题。
有些事，我想让我的女儿留下深刻的印象，即便这些事有些超出了她的思维能力。我的女儿六岁时曾经问过我这样的问题：政府是如何使用我们的税款的。这之后没几天，就发生了韦科大屠杀。当她进屋时，电视上全都是火焰和屠杀。我告诉她，现在，她看到的，就是她的问题的答案。当她听到这些时，画面上出现了一些孩子，满身是火，她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充满了恐惧。我希望并且相信，她会永远记住那一刻。
对有些人来说，他们喜欢为历史开脱，并以此来教育我们的孩子，而珍妮特? 里诺和她的暴徒们在华沙犹太人起义纪念日那天所犯下的暴行，可以说是帮了个大忙。凯莱和我在那天晚上进行了一个小小的讨论，讨论了一些过去的暴行、现在的暴行和未来的暴行。有些非常感人的时刻，在凯莱的记忆中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象，而凯莱那种自然而然产生的感情，也在我的脑海中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象。在她五岁的时候，我给她读了一篇林肯的传记。当我读到林肯访问新奥尔良，看到人们上着镣铐，像动物一样被出售时，
她害怕得喘不卜气来，当时我也几乎读不下去了，我被某种情感所征服，那是一种对我的女儿的超然的爱，同时也是一种无法忍受的悲痛，是因人类所受到的所有苦难而感到的悲痛。儿年前，我第一次给她读《 云肯、布林肯与诺德》 这首诗，当我读到高潮部分，揭示了“云肯、布林肯是两只小眼睛，诺德是一个小脑袋… … ”时，她高兴、赞赏的气息，也让我的心中充满了某种同样的、难以形容的东西。我很想知道，有多少我们童年的激情，会首次被一首诗或者一个故事唤起。《 美国少女》 是一本无可非议的畅销故事书，书中的主人公叫艾迪，她逃离了奴隶制的压迫，和她家人一起，在北方开始了新的生活。她的英勇行为，激励凯莱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和深度。凯莱现在非常渴望更多地了解人们对自由的渴望，特别是有关“地下铁路”的历史知识，这要部分归功于艾迪。
当然，她还只是个孩子，在她的知识基础中，仍有许多空白。凯莱第一天到学校的时候，遇到了一个黑人孩子，回家后就宣布，她已经和一个逃跑的奴隶交上朋友了！那天晚上，我们谈了很长时间有关历史的问题，澄清了许多存在的错误观念。我相信，我们从这些讨论中得到了 更多的东西：我们填补了许多学校基础教育中的空白。我希望这样的讨论能多一些。
第5 章生活会为我们提供什么
我喜欢给我的女儿读诗，而且已经读了很多年了，从她会说话之前就开始了，一直到她的文学和社会知识已经足以和我竞争，足以使她自己的注意力从我读的诗土转移开为止。那时，我几乎每天晚上都给她读诗，常常每次都是45 分钟。现在，每当她的时间允许，我们还会读诗，大概每周一到两次。我给她读诗，并不仅仅因为她是个活物，会静静地坐在那里听我朗读，而是因为她非常喜欢这些诗，很想听这些诗。我总是给她读一些我喜欢的诗，从不管这些诗的内容。我们已经读过，而且是反复地读过艾略特〔 Eliot ）和叶芝（Yeats ）的诗，还读过杰拉德? 曼利? 霍普金斯（Gerard Manley Hopkins ）和狄兰，托马斯（Dylan Thomas ）的诗。《 荒原》 （The waste Land ）曾经是她听过的最早的一部催眠曲。
无论是《 老国王》 （old King Cole），还是《 冰激凌皇帝》 （The Emperor of Ico Cream ) ，在凯莱还无法理解这些诗歌之前，她就喜欢这些诗歌的韵律。我相信，她已经背下了许多诗，像狄兰? 托马斯的诗，对她来说，“有些诗句常常浮现在我的脑海里，如‘骑着大马去班伯里路口（Ride a cock 一horse to Banbury cross ) ' ，那时，我不知道大马（a cock 一horse ）是什么东西，也不知道班伯里路口（Banbury Cross ) 可能没有什么意义可言，后来，在我第一次读像约翰? 多恩的诗，‘去吧，跑去抓一颗流星，去叫何首乌肚子里也有喜’的时候，也无法理解其中的含义。”
凯莱还有很多这样的感想：
诗句的意义、象征或者含义，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它们的韵律，当我第一次听到这些诗句，听到它们从一些遥远的、高深莫测的大人们口中传来的时候，不知什么原因，它们好像就生活在我的周围！这些诗句对我来说，就像是铃声，像乐器的奏鸣，像风的声音、海的声音和雨的声音，像奶车咬咬嘎嘎的声音，像马蹄玲在石路上的得得声，像树枝划过门窗玻璃的声音，就像一个天生失聪的人，突然奇迹般地恢复了听力！我不十分在意这些诗句说了些什么，也不关心其中的男男女女或者鹅妈妈等人都发生了什么事；我只关心这些韵律的形式，它们的名称，以及那些描写他们的行为的诗句，以及我所听到的一切；我还关心这些诗句在我的眼中留下的色彩。
我想，这就是凯莱的体验了，至少是头几年的体验。一天晚上，我给她读阿奇博尔德? 麦克利什〔 Archibald MacLeish ）的著作《 诗艺术》 （Ars Poetica ) ，结尾有这样一句：“诗人不应欲为，而应成为。”床上的凯莱脱口而出，问道：“成为什么？”她已经发现了其中的含义，她已经长大了。
有些诗，对凯莱来说，很可能有一些特殊的个人含义。罗伯特? 弗罗斯特（robert Frost ）的诗《 火与冰》 （Fire and Ice）写道，世界将在无尽的欲望和仇恨中灭亡，每当我们读到这里时，凯莱都会露出恬静、会意的微笑。她知道，托马斯的《 旅草坡》 （Fern Hill ）描写的是一个深爱的儿时的家的失落，也许她也感觉到了，它实际是在描述童年的失落，但是，情况也可能不是这样，因为虽然她感到了诗歌的悲伤和美丽，但是她仍然可以读完整个诗篇，而不会为此而真正落泪，但是她的父亲就做不到这一点。
当凯莱躺在床上，听我读托马斯的诗《 乡村的睡眠》 （In Country sleep ）的前几行时，她一定知道，诗中描写了一个父亲，正在和我们差不多的环境中，在睡觉前，哄他的女儿：
我的姑娘
不论走到哪里
在这片故事中的土地上
永远，永远不要陷入睡眠的魔咒
害怕或者相信那些
披着羊皮的狠
他们正在呀卜日着，奔跑着，或者高兴地跳跃着、，亲爱的，亲爱的
在露水滴落的时候
他们爬出堆满了树叶的洞窟
在玫瑰森林的房子里
来吞噬你的心
对于这首诗，我不太清楚凯莱对于那种更深的、更悲剧性的寓意理解了多少，这里，诗中暗示了某种更大的危险，即甚至一个父亲，也无力阻止狼群的接近。
我一直认为，凯莱可以理解霍普金斯诗中的悲剧情节和经济学。诗中写道：
如何留驻美丽？有办法吗？
抑或根本没有？无人知晓。
用蝴蝶结、胸针、发辫、牙套还是花边？
是拴住它？抓住它？还是锁住它？
留驻美丽，留驻美丽，让它永不消逝。
顺便说一句，大声地朗读霍普金斯的诗，是生活提供给我们的最大快乐之一。
我给凯莱读诗，是因为它碰巧是我喜欢的一种艺术，因而我得以感染她。我和她讨论数学的原因也是一样的，而且我希望有一天，我们的对话将激励她以另外一种形式看待赤裸之美（Beauty Bare ) ，即令人惊叹的美，是一个在三次曲面上的27 行矩阵，这曾经使19 世纪的数学家为之着迷，而她的名字凯莱也正来源于此。
但是，我能教给她的也是有限的。我的音乐细胞就十分有限，因此，在这个领域，她就需要其他的指导老师了。我们是可以设法分享对感恩而死乐队的热爱，但是她对王牌合唱团〔 Ace of Base）的喜爱和我对桑代姆的歌的爱好也许永远不会达成一致了。我确信，我能为我的女儿做的最有价值的事，就是给她一种对生活中可能发生的事的判断力（这也是一种以经济学为基础的观察力），或者用我们拗口的行话来讲，就是她的机会渠（opportunity set）。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抓住每个机会去影响她，告诉她每种物质生活上的舒适和便利，都是一个天才行为的结果，像汽车、计算机和超级市场等，所有这些正是因为某些人有了这些天才的想法后，才实现的。我正在进行一种微妙的尝试，来给她制造这样一种印象：天才的行为是非常值得追求的！
在历史上，有很长一段时间，大部分是在中世纪，天才的行为很少，经济也停滞不前。但是，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伴随着的一种发明创造精神，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状况。我希望我的女儿会深爱这种伟大的精神，并选择去融人这种伟大的发明创造精神之中去。我想让她知道，生活中，成功所必需的策略，就是发现某种需求，
并发明某种方法去满足这种需求。没有任何艺术家、发明家或者企业家会因为运用一种陈旧的方法完成一个陈旧的任务而成为伟人。这可以说是一句格言，在社会各个阶层广泛流行：它适用于装配流水线上的工人，他们会不断留心寻找新方法促进生产，它同样也适用于那些开创了高度现代主义的诗人。
而这个道理对孩子来讲，不是那么容易接受的，他们需要这方面的教育。例如，一个少年，填了一份申请表，在一大堆条件基本上差不多的申请人当中，由于运气好而被选中，得到了一个暑期工作，这样，他很可能会把这件事普遍化、一般化，他会认为，通用汽车公司总裁的工作原本也就是这么得来的。于是，父母的工作就是要和这种错误的印象作斗争了，要向他解释，企业家的成功，就像大多数的成功人七一样，是那些通过自己创造性的想像力，使自己卓尔不群的人。这也就是说，大公司的经理们，一般都具有无与伦比的天分，是无可替代的，而美国总统就做不到这一点。公司经理们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们具有独一无二的见解和能力，而政客们的成功，大部分是因为他们具有那种尽量避免得罪人的习性。
很显然，最高法院的那儿个法官从来就没有受过这方面的教育。他们的发育不良在1982 年的判决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克林顿总统在和保拉? 琼斯进行法庭辩论时，曾经引用过这个判决）。那时，他们判决，对在职美国．总统的行为免于法律起诉，理由是这些诉讼会妨碍总统的“决策”。而同样的“豁免权”却不适用于通用汽车公司的总裁，尽管事实上，通用汽车公司的总裁比美国总统更加不可或缺。
当然，这也不是说公司总裁应该免于起诉。而是说如果你要向人们分发诉讼豁免权，你就不应该把美国总统排在队伍靠前的任何位置上。事实＿h ，我们从来都不认为一个政客的时间，会比任何公民的时间更具有社会价值，这些政客什么也不干，只是把别人的财富搬来搬去地搅乱，而那些成千上万的公民们却在真正用生命进行创造性的劳作。
存保拉? 琼斯案的后一个判决〔 1997 年）中，最高法院一致判决，总统在任职前，其行为不具有诉讼豁免权。即便如此，最高法院还是没有明确驳回一个荒谬可笑的论点，即美国总统的时间，比出租车司机、经济学教授或者公司总裁的时间更宝贵。
这些最高法院法官们不可多得的技巧和手腕之一，就是允许那些公司的老总们干多少，就能挣多少。如果他们的手段平庸，那么竞争就必定使他们的工资下降。要赢得丰厚的报酬，你必须做出独一无二的贡献来。
我希望我的女儿可以理解以卜全部的东西，而且能更概括性地了解一种判断方法，并以此方法来判断她的所作所为是否具有社会效益，这种方法即是，当人们愿意付钱让她这么做时，她的所作所为就是有社会效益的。实现社会效益并不是惟一正确的生活目标，但是，能有这样一个尺度和标准，来衡量你的所作所为，也是很不错的。
☆ 一次，我问一个准父亲，希望孩子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他立刻回答说“游击手”。随后，他又向我解释说，事实上，他没有给孩子设定非常明确的目标，无论孩子走什么样的生活道路，只要幸福，只要成功就好，他说，只要“他不出局就好”。☆
当然，在那时他的眼睛是闪闪发光的。
我不知道在凯莱生活的球局中，她会打哪个位置，但是，我希望她是兴致勃勃地去参加这场比赛。我认为．如果她在高中时总是拿全优回家，那将是一个令人担心的发展趋势。一个青少年，如果不去忽略她的学校作业，她就无法去发展她强烈的激情、兴趣和雄心。努力构思～首好诗，设计一辆更好的自行车，或者是完成纽约马拉松赛，相比拼命去通过高中的经济学考试来说，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内心的呼唤。
这并不是贬低经济学。凯莱和我都对经济学感兴趣，尤其是新闻中的经济学。凯莱对时事有一种长期的、非常早熟的兴趣，我相信这是从海湾战争开始的。当时她只有3 岁，她非常强烈地意识到，生活在她周围的大人们，开始关注电视节目，；并且态度也都变得严肃起来了，这让她感到很奇怪。她想知道发生的每件事，大人们安慰她说，这些事都发生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在随后的好几个月里，她总要看电视新闻，要弄懂所有的新闻报道讲的是什么。在她5 岁的时候，有一次，我在无意中听到，她正在给一个12 岁的孩子讲解谁是鲍里斯? 叶利钦！因为许多新闻报道中都提到了有关经济学的问题，因此，在我和凯莱之间，就很自然地产生了一个兴趣交汇点。许多经济学问题，对孩子解释起来，比对大人解释要容易得多，因为大人们总是带着一生积累的偏见去看待经济学问题的。凯莱知道，最低工资法阻碍了一部分人去工作，而许多大人却不理解这正是最低工资的本质。她还知道，公共电视台是政府所有并由政府经营的。因此，她完全根据自己的分析就认识到，公J 冬电视台很可能就是亲政府宣传的源头。相比之下，许多大人似乎认为，政府拥有的媒体倾向于佣护政府的扩编计划，纯粹是一种巧合。
凯莱还知道存在无家可归的人的原因，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许多大人都不知道这个原因，那就是无论为什么，一些人宁愿无家（也就是说，他们宁愿不去挣足够的钱来拥有一个家，或者宁愿把钱花在其他地方）。当她听到某个电视评论员说，问题在于缺乏住房供给时，她就会大大地嘲笑一番。她已经长大了，知道如果有人出钱来买房，就有人会出钱去建房。
在凯莱要L 一年级的前一晚，她突然变得非常地害怕。当我给她把被子盖好时，她突然止住眼泪说：“我害怕上一年级！”于是，我们把灯打开，坐在一起说话。我给她讲故事，那是很久很久以前，一个小男孩的故事。这个小男孩也害怕L 一年级。当然了，这是一个很长很长的故事，但是，最终，小男孩的每件事都编排得很好。当我讲到故事的高潮，即这个小男孩长大后，成了她的父亲时，凯莱就变得异常较松愉快了。
第二年．凯莱报名参加了一个周末体操班，这也引发了一次类似的恐慌（不过要温和一些）。这一次，我再没有个人故事给她讲了（其实，如果说实话，那么前一个故事也纯属虚构，因为我根本就记不得自己是如何开始儿一年级的）。但是凯莱是一个经济学推理的信徒，我们把她的这种信仰好好地利用了 一卜，去分析体操教师的动机间题：如果孩子们不高兴，他们就会退班，学校的利润就会减少；因此，老师一定会努力让孩子们开心的。这个逻辑推理彻底解除了凯莱的恐惧。万幸，凯莱没有停下来仔细想一想这样的事实，即这种动机对于公立小学的老师来说，是不管用的。顺便提一句，体操班的训练非常成功。几年前，我、四岁的凯莱和凯莱的朋友杰西卡，也是四岁，一起在树林里散步。杰西卡找到了一根漂亮的羽毛，而凯莱找到的只有嫉妒。当然，凯莱以前也一定感到过嫉妒，但是她一直无法形容这种感觉。后来，我们回到家里，杰西卡也回家了，于是，我们就拿出时间进行了一次父亲和女儿的对话。凯莱的嫉妒，只是一种渴望，而不是那种怀恨在心的嫉妒或其他类型的嫉妒。从这次谈话中，她懂得了，如果你的朋友找到了 一根羽毛，而你没有，那么，为你的朋友感到高兴，要比为自己感到遗憾好得多。当我告诉她，仍有许多大人不懂这个道理时，凯莱感到非常吃惊。凯莱从来就没想过用暴力把杰西卡的羽毛抢过来，因此，当我告诉她有关累进所得税的事情时，她对此感到非常的震惊。
小女孩们常常会去担心谁会是她们的朋友，有时小男孩们也会这样，但是我认为程度会不一样。尤论什么时候，如果三个小孩在操场上碰到一起，那么，最终会有一个感到自己被排斥在外了。凯莱会对这种情况感到很心烦，这时，我会替她感到心疼，但是也无可奈何。如果可以，我会帮她分析哪里出厂问题、如何修补这种友谊。但是更多时候，我所能做的一切只有倾听，或者给她擦眼泪，或者再给她讲一些我曾经给她讲过的事：有时候，那两个孩子想在一起玩，但不想跟你玩，这时，你能做的就是要去学会处理它，学会应付它。你不可能强迫他们跟你玩，即便你可以，那也不是个好办法。
她总是对我说，你的这些做法对大人也许有用，但是你不理解，对孩子来说，这样做太难了。我对此无言以对。但是我要特别提到的是，将来，她会遇到许多大人，会远没有她想像的那样成熟。对于那些面对国外的竞争，寻求保护的美国制造商，我想说，有时候，某两个人想互相贸易，而不想和你进行贸易，那么，你的正确做法就是去学会处理这件事。也许你可以强迫他们和你进行贸易，但是这样做是很孩子气的，是错误的二
我一直在寻找新的教学方法，来给孩子们教授经济学，为此，我建议对税收制度进行改进。我的想法如下：你还和原来一样计算你的税款，但是，你不用再给美国国税局寄支票了 ，而是把支票寄给玩具店，换回等值的玩具，然后你把这些玩具拿回家，给你的孩子玩；一星期后，美国国税局的一个工作人员会来到你家，没收这些玩具，把这些玩具还给玩具店，获得现钞。我再也想不出什么更好的办法来教给孩子们什么是税收了。
但是，如果没有这种奢侈的情节帮忙，孩子们要学点知识，就不得不从日常生活中汲取了，如上学的第一天，树林里散步的时候，或者在操场上和人吵嘴的时候，甚至是在坐车的时候。我记得在凯莱九岁的时候，一天，她正在车上照着镜子打扮，我问了一个很无知的问题，立刻激起了她的好奇心。我问道：如果我们向前行进，那么，从她脸上发出的光线如何到达镜子呢？答案很简单：光线一定比汽车跑得快。但是如果汽车比光线跑得还快呢？那么镜子就不起作用了！于是，我们进行了一番讨论，为什么事物在高速运行和静止时，表现都几乎一样？为什么镜子就特殊呢？这样，一个奇事接着一个奇事，凯莱对于这些困惑，就有了自己的结论，她猜测，也许汽车原则上不可能比光线跑得快。
有时候，她会让我感到非常茫然。
☆ 一天晚上，我感到又俄又累，便抱怨了几句，于是，凯莱就问我，我是更累呢还是更饿？我最初的反应是给她解释说，她的问题没有什么意义，因为饥饿和疲劳是由两种完
全不同、完全没有可比性的单位来衡量的。没有什么共同的尺度来对它们进行相互比较。我可以感觉到我现在比一个小时前更饿，但是我无法说清楚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即我很累．但是我沙．累夏被、☆
但是．随后，我停下来，仔细思考了 一下，事实上，大人们之间经常问这样的问题，而其他人却能够回答这样的问题！而且双方都相信这种答案可以表达一些非常重要的信息。因此，我们一定具有某种本能，把我们的基本需求转化为某种单一的、线性的比率。而像我这种经济学家用来衡量人们需求的晦涩方法显然不合时宜了，我非常感谢凯莱让我认识到了这一点。
吃了点东西，休息了 一会儿后，我开始思考凯莱的问题中的一些讽刺意味。粗心的大人们常常坚持认为，你不能用美元来衡量爱情的价值，同样，也不能用美元来衡量环境或者人的生命的价值，这也就是说，不可能简单地用一种单一的标准来衡量不同的事物。在这方面，凯莱就可以教那些大人们一些知识。有两种选择，前一种是你愿意保护一种珍稀的猴子还是愿意在你的银行账户上多50 美元，后一种是判定你是更饿还是更累，这两种选择就很容易被人们拿来相互比喻。而且即便是个孩子也会这么做。
☆ 有一次，在经过了一个小时的人闹大笑后，凯莱和我平躺在地板上，上气不接下气。我转过头，让凯莱答应我：永远不要嫁给那些无法和你共享如此欢乐的人1 她答应了。于是，我就胳肢她，又开始大闹起来。☆
我们来看看作为一个父亲，我还可以给她提供什么样的建议。我开了一堂荣誉新生研讨课，这种研讨课非常受欢迎。要听这样的课，你必须递交申请和一篇小品文。今年，有人递交了一篇这样的小品文：他是一个非常仔细、耐心的听众，因为他发现，如果你尊重
你的对手，就会很容易把他争取到你这边来。
当时我浑身的血液都快凝固了，我立刻拒绝了他的申请，而且还很遗憾自己没办法把他从学校开除！如果有人认为争论是一种竞争，那么，他就不该来上大学，就不该存在于一个有教养的社会里。一个人仔细倾听他对手的观点，不是为了 战胜他，而是为了从对手身匕学到些什么。有些孩子，土完了高中，却自始至终都没有发现，在一场辩论中，如果被证明是错误的，将会是一件多么令人高兴的事情，因为这样可以使自己的知识更加丰富。
后来，我又考虑暂时同意那个学生的申请，让他来上课，我想让他知道，还有更好的行事方法。但是，当我重读了他的小品文后，我确信，他并不是那种天真的无知，而是存在无可救药的性格缺陷。作为一个父亲，我的建议是和这个学生的观点完全不同的，也是和成千上万的读者的观点完全不同的，他们都读过一本畅销书，书名是《 最佳辩护》 （How to Argue and Win Every Time）。
辩论就好比一次在家里的嬉笑打闹，关键不是要去赢，而是去尽情享受这个过程和经历。我所有的建议都涉及这种体验，都是要让生活充满乐趣。
在凯莱还不到三岁时，我带她去看了一次迪斯尼的电影《 美女与野兽况在接近片尾，演到野兽死去的时候，凯莱默默地流下了心碎的眼泪。这是一种真实的、深切的情感，一种值得去仔细品味的情感。这时，我想起了一段文章，已经有好多年没有想起过的一段文章，那是惠特克? 钱伯斯（Whittaker chambers ）的《 给我孩子们的信》 （Letter to my Children）:
有一次，我没有给约翰讲催眠故事，而是给他读莎士比亚的文章，这完全是他的要求，因为我从来没有强迫你们读这些文章。我读到了这样的章节：麦克白杀死了邓肯，意识到了他对自己的灵魂所做的一切，他问道：是否要用这世上所有的水才可以洗去他手上的鲜血，或者说要无数的海洋变成红色才可以洗去他手上的鲜血？这时，约翰的身体不自觉地抽搐了一下。我心里默默地感谢上帝。因为我知道，人们往往为贪婪所困，知果孩子们可以从内心深处感受到对生命和世界的尊敬与敬畏，那么，贝多芬和莎士比亚的工作的最终意义也就实现了。
正是惠特克? 钱伯斯，懂得了父母的意义之所在！
☆ 我已经说过，我所有的建议，都是关于品味快乐的：欢笑的快乐，深情的快乐，理性的理解的快乐，实现创造的快乐。每当我给凯莱读书，碰到一个新思想时，我都会停下来，让她记住，所有的思想，都来自于大众。而我真正想让她记住的，是许多人发现，花时间去追求思想，是非常值得的。☆
凯莱在一年级的时候，对大陆漂移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不太清楚她的这个兴趣来自何处，但是她找了许多关于这方面的书，让人读给她听。一天晚＿L ，在读书的过程中，我停下来，给她强化一种我的标准观点、即个人思想的重要性。我说：“要知道，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没人知道这些东西。人们只是在最近才提出这种观点的。”这立刻引起了她的兴趣，她想知道“最近有多近？" ' ’噢，就在最近。”“在我出生之后吗？" “嗯，不是，在你出生之前，但也不是很久以前。”“在你和妈妈结婚之前吗？" “嗯，差不多吧。”“那时你才十几岁吗？" “我比较肯定，那应该在我十几岁之后。”于是，她陷人了深深的思考，最后，问了一个很清楚的问题：“那是在你十几岁之后，而在你结婚之前吗？" “没错。”我说。于是凯莱接着问道：' ，那么，那时你有性生活吗？"
我不太清楚六岁大的凯莱对性有一种什么样的认识。我问她，性是什么意思，她带着轻蔑的语气说：“我真不敢相信你不知道什么是性！”于是，我们便不再讨论这个问题。但不管怎样，她确信，石』 少年和婚姻之问，有一个最佳时期。我希望，在充满欢乐的生活中，她能够领悟到如何扩展这一最佳时期，从各个方面去扩展。
我还希望，她能在她父亲已经发现了美的地方找到美好的东西，并且在她父亲忽略的地方也能找到美好的东西。我希望她追求真理。我相信，她一定会做到的。
第6 章文化偏见
根据我正在读的一本书上所说，我们生活的时代是一种真正的信任的时代。开关轻轻一按，我们就确信电灯会打开，光线会充斥整个房间，我们从来不会停下来想，事情为什么会这样，是如何做到这一切的。我们坐着飞机满天飞，在微波炉里做饭，在网上冲浪，但是我们却很少懂得使这一切成为可能的技术知识，而且常常也是没有兴趣去了解这些技术知识。
这本书还说，相比之下，我们的祖先，却是他们世界的主人。如果你最先进的成果就是用手工把一块石头在另一块石头上打磨，做成一个锋利的箭头，那么，你就不必担心这种技术会超越你的智力水平。但是现在情况要糟得多。现在的人，一百个里面没有一个可以说清楚如果用一块石头击打另一块石头时，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或者说，是什么使一块石头成为一个整体。如果一个人不太懂量子力学的基本原理，那么，当他往一块石头上，或者一把椅子上坐时，他不会担心会坐空，这就是一种极大的信任的行为，因为正是量子力学才使椅子成为叮能的。你必须承认，20 世纪之前，没人知道万物是如何产生的，除非你相信量子力学是在古代非洲创亿的，后来又被遗忘了。你也许会反驳说，理解也是分许多层次的。的确，尼安德特人( Neande了thal ）和同时代的智人一样，根本无法搞懂在亚原子( subatomic ）水平上，是什么使物质结合在一起的，但是，在一种更熟悉的范围内，尼安德特人却非常了解事物是如何运转的，根据这些知识，他们也非常了解与之相关的周围的世界。你也许会坚持认为，在这种史前的思维和现代思维之问，存在巨大的差异，比如，现代人就认为，头顶上的灯光照明是理所当然的。
你可以坚持这样的观点，但是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让我用实验证明给你看。拿一个小树枝，把它折成两段。现在，把这两段放回到一起，放开。为什么这两段树枝没有变回一个整体呢？所有的部分都在，就跟你原来拿来的一样。现在，你把这两段放回到一起，看！几去所有部分的位置关系和你原先拿来时是一样的。他们应该变回一个整体的啊。他们现在为引么没有变回一个整体呢？原先使他们成为一个整体的是什么呢？而现在为了｝么又做不到了呢？
你也许能够回答这个问题，也许不能。如果你无法回答这个问题，那么你对树枝的基本性质的把握就是一种纯粹的、虔诚的信任行为。如果你可以回答这个问题，那么你很可能就是一个很有思想的人，知道是什么使你的灯泡发光的。无论是哪种情况，树枝的问题就和房间里面电流的问题一样神奇，它和其他事情一样，需要人们相信，需要人们认为它是理所当然的。
每个年代，都是一个信任的年代；每个人的一生，都是一系列未经核实的假设。而我们这些未经核实的假设的总和，被我们称之为我们的文化。不愿意去质疑这些假设就被称之为文化偏见。当某人意识到某种假设未被证实，于是停下来验证这个假设，这时，就有了进步。例如，认为电比其他普通事物更神秘或者更缺乏犷解的一种成见，就是文化偏见的一个很好的例子、〕 当我以前读的那本书的作者还是个孩子时，就学会了把某些事情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直到现在，他仍然故意不对那些事情抱有好奇心。这就是一种警告，警告我们应该仔细考虑，哪此事情我们应该让我们的孩子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 抢劫酒铺是件坏事，而征收累进所得税就是件好事，至少没有抢劫酒铺坏，这就是一种成见，这里面就存在一种文化偏见。这种成见」看上去也许仅仅是一种简单的、一贯的法律信条，但是它的意义远不止此。在美国的政治传统中，通过游说议员来通过一个更严酷的税法被认为是件好事，而游说议员，使抢劫酒铺合法化就会被大家认为是彻头彻尾的烂事：这两种游说，都是通过一种纯粹的制度内行为来图谋改变法律。而我们的反应却存在如此大的差异，就是因为我们被一种对这种制度太多的思诚束缚了；同时，我们也被一种文化信念束缚了，这种信念就是：如何恰当地、合法地修正这种制度。☆
文化信仰是通过教育传递给下一代的。我的女儿在学校中学到，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偷盗行为是错误的，但是她却不知道，征税行为本身也是错误的。这种教化的持续影响力是非常强大的。我能肯定凯莱永远不会投票去使直接偷盗合法化，但是我却不太确定她永远不会投票增加人们的税收（尽管我希望不会这样。随着凯莱一天天的长大，我会坚持我在她出生时便给自己立下的协议，即便我可以完全控制她的政治观，我也永远不会去试图支配她的道德观）。
改革税收体制是一项远大而光荣的事业。而放弃目前这种难以置信的税收体制将会是一项更加雄心勃勃、更加光荣的计划。要想使这种努力取得成功，就必须在文化信仰领域进行一场革命，而且要将最终的革命成果从小学教育开始一直贯穿卜来。奴隶制度的消亡正是如此的，’它是被武装力量在短期内消灭了的，但是要彻底消灭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制度，还是经过了长期的道义上的争论，通过这种道义上的力量实现的。
那些胆怯的政治家们是永远不会赢得这场反对累进税制的斗争的，他们总是在论证（无论他们的论证是多么正确），高水平的边际税率会阻碍经济增长，会限制穷人和中产阶级的一些机遇。如果能赢，就像反对奴隶制的长期斗争获得胜利一样，也是那些具有洞察力和勇气的人们的胜利，因为他们会在大众面前宣布，累进税制是错误的。如果人们能够学会对偷窃一个酒铺感到厌恶，那么他们也应该能学会对征“富人”的税感到厌恶。
☆ 文化偏见既是理性矛盾的起因，又是它的结果。一般情况下，当两种相互对立的思想都试图去占领一个人的大脑时，它们会相互冲突，直至其中一种思想退却、放弃。但是．当这两种相互对立的思想都伴随着顽固的文化偏见时，任何一个都不会被轻易击败，它们都会永远存在下去，去排斤那些天生的、有独立恩想的人们，不然，这些独立的思维会繁荣昌盛起来。☆
于是，就产生了一件我很关心的事：在星期一的时候，有人教我的女儿说，“擅自处理”是一种恶习；然而，星期二的时候，又有人教她说，从操场L 拣垃圾是一种美德。难道拣垃圾不是一种“擅自处理”的具体表现吗？我们有法律来禁止乱扔垃圾，我们有相应的部门去执行这些法律。但是，在我女儿的学校，那些四年级的义务警员可以说是篡夺了那些执法部门的权位，他们拿起垃圾袋，就立刻开始整顿操场秩序了。
当然，尽管有星期一那样的课，这些义务警员还是一种善意的力量。事实上，如果我们提到的法律是良性的，那么，擅自处理，即自己掌握法律的行为就几乎总是一种令人赞赏的行为了。如果你想去执行一种法律，那么，当人们义务为你去执行它时，你怎么会反对呢？我估计，之所以有星期一那样的课，其起因是恐惧，是害怕授予了一些坏孩子某种许可，去自山执行法律，这样，他们就会认为这种许可可以是非常宽泛，非常自私自利的了，但是，这种情况是决不允许出现的。在一般情况下，坏孩子们是想十什么就会去干什么的，无论有没有许可。我更担心的是那些好孩子，他们更容易接受道义的说服。我想让那些孩子们知道，应该反对有害的法律，支持正确的法律，他们在这两方面给予的协助，都会得到人们的赏识。
更重要的是，我想让孩子们知道，一遍遍地背诵你并不以为然的话，是一种应该避免沾染的坏习惯。我们应该去努力追求一种智力上的连贯性，理性L 的一致性，这些，与那些设计好了来替代人的思想的日号是无法共存的。因此，我认为，当有人怂恿孩子们相信言行不一时，我们应该感到忧虑。
学校教育凯莱说，所有的濒危物种都应该得到保护，但是，他们又教育凯莱，应该消灭艾滋病毒。在凯莱上三年级的时候，她的老师要她自选一种濒危物种写一篇报告，于是，我鼓励她选艾滋病毒（但是我没有成功）。艾滋病毒也许是月前为止惟一一种应该尚未受到威胁的物种、我们想消灭这种病毒，是因为它的存在给它的受害者带来了难以接受的损失。原则上说，这和消灭雪鹃没有什么区别，因为雪鹃对木材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带来了无法估量的损失。也可以说应该消灭海牛，因为它给亚马孙盆地的开发者带来了难以估量的损失。像这样的说法，有的是正确的，有的是错误的。要辨别真伪，就特别需要对特定的情况进行一种彻底的、毫无偏见的调查。像“濒危物种应该得到保护”这样空泛的说法，既愚蠢可笑，又毫无用处。因为这些说法是在反复灌输一种思维习惯，即以偏见代替分析，所以是非常危险的。凯莱受到的教育是，努力工作是一种美德，勤俭节约也是一种美德，但却从来没有想过，对大多数人来说，努力工作的惟一正当理由就是不必再去事事节约。
课堂上反复强调努力工作、勤俭节约使我不禁想知道，对于那些老师们来说，生活究竟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如果一个学生对他们的建议太当了了t1 事，那就一定会犯那种腰缠万贯人土的错误。
明年，凯莱就要受到这样的告诫了：青少年性生活不是件好事。
但是，她同时也会受到如何避免这种行为后果的训练，即进行安全的性生活。与此同时，老师也会告诫她，青少年犯罪不是件好事，但是学校却没有提供“安全犯罪”的培训（当然，进行犯罪是一种不好的想法，但是如果你确实选择了 抢劫他人，那就一定要戴上面具，永远不要使用不必要的暴力，因为那会使一项轻罪上升为一件重罪〕 ，也没人会给她解释这其中的差异。
为什么校方给学生教安全的性行为而不教安全的犯罪行为，这里肯定有某些原因。也许他们认为学生更可能在性行为方面比较活跃，而非犯罪行为方面。或者说，无论他们是如何给学生们讲授的，实际上，他们认为性行为并不总是件坏事。如果他们确实这么认为，我就希望他们应该诚实地面对性问题，而不是总想着在这个问题上把我的女儿吓得半死。
☆ 通过教育，凯莱长大了，她学到了很多东西。其中，就有许多基本的行为规范，但是，这些行为规范在具体应用中，从来就没有发挥过作用。大人们常常对某些事很有信心，洋洋自得，但是，如果仔细审视这些信心，就会发现他们常常是明显的自相矛盾，因为这些信心不是经过严格的逻辑判断得来的，而仅仅只是根据他们自己的喜好而得来的。根据我粗略的调查，有80 ％的父母认为，他们可以对自己孩子的价值观施以强有力的影响，但是，他们自己却认为，自己的父母对自己的价值观没有什么影响。☆
如果有人说：“我已经在努力地找工作了，都找了好几个月了，但是没有人愿意雇我。我走投无路，只好去偷盗。”大多数人会对这样的人产生一种本能的同情。如果有人说：“我已经努力了好几个月了，想和一个姑娘约会，但是没有哪个姑娘愿意和我出去约会，走投无路之下，我只好去强奸了。”同样是L 面那些人，他们只会对这种说法表示轻蔑。从这两种并列的观点中，我们应该得到一些教训。我想，好的教训应该是，我们对窃贼的同情是被误导的。我们还可能得到其他－些更新奇的教训。但是，有这么多的人在设法同时持有这两种观点，却没有任何迫切的愿望去把它们协调一致起来，我对此感到非常的吃惊。
我经常听到这样的事：那些反对合法堕胎的人，就必须承担收留、抚养无家可归的孩子的义务。但是我从来没有听说过，那些反对死邢的人，就必须承担收留被判无期徒刑的杀人犯的义务。为什么这样的双霓标准不但被接受厂，而且是被非常满意地接受了，甚至没有对它们进行任何的评论！
还有，那些支持越南战争，却在当时逃避兵役的政客们，都遭到了猛烈的抨击，说他们虚伪。按这个标准，任何支持拣垃圾，却从来没有当过清洁工的政客，任何支持艾滋病研究，却从来没有在艾滋病研究实验室里工作过的政客，任何想提供生产力，却从来没有开过厂的政客，都可以被称为伪君子了。但是没人会很严肃认真地赞同这样的亿场，这成了一般规律。那么，为什么服兵役这个问题却没有遵循这个一般规律呢？
通过听J ’一播，我判断，目前我们的宏观经济面临的两大问题是：第一，人们消费太少；第二，人们储蓄不足。对于这两种担心，那些评论家们甚至在同一次评论中都会涉及到，他们好像一点都不感到窘迫！我真是奇怪，他们怎么能让人们在多花钱的同时增加储蓄！我还读到过这样的评论：我们应该对大学生进行补助，使大学毕业生的收人．高于高中毕业生，而高收人就意味着高税收。当然，有工作的人挣的肯定比失业的人挣得多，因此，根据这个逻辑，我猜想，我们应该给每一个企业发放补助，哪怕它只有一个雇员。但是这个逻辑好像从来无法成立。
当鲍勃? 多尔参议员辞职的时候，他发出了一个响亮的号召，号召建立一个更加小型化的政府，并巨施行一系列他引以为傲的立法成就，但是，这些立法中的每一项都是在扩大政府的规模和管辖范围！这样看来，多尔或者是在他的政治哲学方面撒谎，或者是在他引以为傲的事情上撒谎，也可能是他原本负责过滤不合逻辑事物的那部分大脑出问题了，停比工作了。但是，他的听众并没有注意到这些，和原来一样，他们已经习惯了这种现代的传统，即政治演说原本就不必有什么意义。
从那时起，多尔就把这两种同时缩减政府和扩大政府的誓言提升到他竞选运动的双重核心地位，以至于从来没人对此产生过疑问，这对我来说简直可笑之至。例如，在辩论中，任何一个有见地的主持人都可以把这样一个问题作为首要问题提出来：“多尔参议员，你说你和你的对手的区别就是，你想建立一个更小型化的政府，而你的对手希望有一个更大的政府。但与此同时，你说你在参议院的时候，最引以为傲的成就之中，包括制定了《 美国残疾人法案》 、《 空气清沽法案》 和《 公民权利法案》 （1991 年）等。先抛开这些立法的好与坏不说，似乎毫无疑问，这些立法都会扩大政府的规模。你对任何缩减政府规模的成就都会感到骄傲，是吗？如果是这样，那么，为什么你从不谈谈这些法案呢？如果不是这样，那你怎么能说在这个问题上，你和克林顿总统有着原则性的差异呢？"
我已经等了好长的时问，希蜓有人能提出这样的问题。其实，早在四年前，就该有人向布什总统提出这样的问题。
☆ 一次，我正和我的女儿在树林里散步。她停下来去闻花香，我就在她前面几步远，因此，我首先发现了一个水塘。“凯莱，过来看！”我的声音在空气中激起了一阵扰动，声波向外传播，传到了我女儿的的耳朵里。她跑着过来了。于是，我俩轮流捡小石子往水塘里扔。每个石子都在水中激起层层涟漪，水波向外扩散，一直到水塘的岸边。每个波纹后都紧跟着另一个波纹，只是微微小一些而已，一个接着一个，无穷无尽似的。☆
每个曾经往水塘里扔石头的人都想知道，为什么这个世界听起来不像瓦格纳的歌剧一样。每? 个声音的声波也是多重的，一个波接着一个波，只是一个比一个微弱一些。那么，为什么每个声音我们只听到一次，而其他那些本应带给我们耳朵声音的声波都到哪里去了呢？
甚至在我最勤于思考的时候，我也从来没有问过这样的问题，直到某个已经知道问题答案的人问起了我，当时我已经快30 岁了（现在，我已经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厂，但是，如果不事先简短讲解一下微分方程，我还是不太有把握来解释这个问题。它跟这样的情况有关，即大气是一个奇数维的空间，为三维，水塘的表面是一个偶数维的空间，即二维。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四维、六维或者八维的空间里，每次我们听到一个声音时，我们就会接收到许多“波”）。现在我已经40 多岁了，这个问题来得如此自然，而我没有去问这个问题就显得如此令人费解，我感到我好像是在一种昏迷状态下度过我的20 来岁的。但是，在孩子们和大人们之中，这种简单的好奇心比你想像的还要少。凯莱，对波纹和声波都懂，但是就从来没有问过我为什么任何声音每次只能听到一次。为什么夜晚的天空是黑色的而白天的天空是惹色的，只有哈勃和爱因斯坦在深人地探究这个问题，也正是他们超凡的好奇心，引发了科学史卜许多伟大的事件。在我的经验中，所有的孩子（包括许多大人），都把一件宇宙中（至少是人类思维的）意义最为深远的谜当做理所当然的事情，即一种令人惊讶的不对称性，我们可以记住过去，却无法记住未来。
我曾经遇到过一位快退休的家事法庭的法官。他对他职业生涯中处理过的关于孤JL 和弃儿的案件进行了一番思考，从中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即收养几乎都是错误的解决方案。儿十年的经验告诉他，和由亲生父母抚养的孩子相比，收养的孩子在上学方面、法律方面、交际方面以及事业方面，都会遇到多得多的麻烦。我曾经问过这位法官，是否在收养的孩子和孤儿以及没有被收养的弃儿之间，没有太多的可比性。他说，他以前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现在，在有生之年，需要重新思考一下这些问题了C 现在，人们可能坚持认为，这种特殊的法官太愚蠢了，不能被看做是法官职业的代表，也许也不能代表这一类职业。事实上，我也曾经赞同这种观点。于是，我把这个事件记卜来，作为对自己的一个提醒，即人们是多么容易接受一种观念，然后就会去坚持这种观念，而且从不愿意再去对它进行哪怕是一丁点儿的思考‘但是，我很想知道，如果这个法官的判决会对他所关爱的人产生影响，而非陌生人，他是否会事先考虑得更仔细些呢）。说起法官，我曾经看过一个美国公共广播公司的谈话节目，是关于如何选择病人参加药物实验研究的。参加谈话的人，来自各行各业，其中包括最高法院的法官安东尼? 斯卡利亚（Antonin Scalia ) ，该谈话号称代表了各种意见和观点。现在，在我看来，很清楚，在这个问题卜，人们基本上可以采取两种立场：或者允许病人自己选择对他们自己的治疗方法（根据实验者自己的意愿少，或者允许其他人给病人选择治疗方法。谈话的结果中，一个小小的失望就是，每个参与者，包括斯卡利亚法官，都选择了第二种立场。最让人失望的是，没有一个参与者，包括斯卜利亚法官，看上去认识到了第一种立场也是可行的。他们都想当然地认为，会有某个管理者参与进来，他不会让病人参与这个药物实验研究；每个论谈的参与者都1 卜常卖力地论证这样的观点，即这个管理者应该采取某套参与实验研究的标准；但是，没有一个论谈的参与者意识到（哪怕是一」一点儿的），在这个他们都一致认同的基本问题中，到底有没有任何管理者可以扮演的角色。
就我个人而言，如果我面临这样的问题，我会首先设定一些合理的价格。如果有太多的病人想试一试新药，那么就向他们收费，或者付钱给他们，让他们不要参与这种实验研究。如果没有足够的病人参与这种新药的实验研究，那么就付钱给那些参加实验研究的对象。如果一些病人比其他病人更适合这种实验，那么就给不同的病人设定不同的价格好了。现在，让市场去发挥它的作用吧！
你也许喜欢这个方案，也许不喜欢。但是我这里关注的不是这个方案的优点，而是一种思想倾向，这种倾向使得斯卜利亚法宫和那些一起参加谈话的人根本忘记了这种方案的可行性。他们设想出了自己的结论，即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一个官吏能够分配资源，然后，他们便就这个结论的细节问题开始诡辩。他们都完全受到了一种有害的文化偏见的支配，这种偏见使得美国人认为，任何真正重要的社会问题当然而且必须在市场之外得到解决。他们从来就没有想过去质疑这种偏见，因为他们完全丧失了 他们的好奇心。
☆ 我想举一个引申的例子，是关于如果不去质疑那些根深蒂固的文化偏见，将会如何导致在公共政策方面产生错误判断。我们来谈谈最低工资的问题。☆
标准的保守派，反对最低工资制的理由有以下几点：1 ．最低工资制度会在非熟练工人中间产生失业问题；2 ．因此，最低工资制度正好伤害了那些应该得到帮助的人群；3 ．因此最低工资制度不是个好制度。我想逐项地、仔细地审查一下这种论点，同时考虑一下文化偏见的问题和一些未经权衡过的假设。
首先，我确信，最低工资制度的确引起犷实际上的失业问题。虽然在1994 年，一群普林斯顿的经济学家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对这个问题提出了一些疑问，但是我还是对这个观点非常有信心。他们一项最为世人所称道的研究成果，就是他们仔细调查了1990 ? 1991 年的新泽西州的快餐业，他们发现，在提高了最低工资后，对就业基本没有什么影响。
这项研究的批评者提出了许多反对意见。例如，这些普林斯顿的经济学家们是通过电话采访来收集一些雇员的数据的，他们只是获得了这些数据的一些表面价值。后来，其他一些研究者仔细调查了实际的工资记录，发现雇员们在电话L 所说的和他们工作记录上所显示的有许多非常重要的差别。
在这一点及其他一些方面，这个普林斯顿的经济学家小组受到了许多批评，他们也对这些批评做出了一些反应，于是，又有许多人对他们的反应又做出了反应。这种行为是非常可贵的，因为这样可以学到许多东西。但是，这些行为不应该掩盖更重要的一点，即每一本标准的经济学教科书都会提供大量理由充分的论据，去让人们相信，最低工资制度会导致失业，没有多少研究成果叮以用来战胜这个构建得非常完备的理论和论据体系。这也不是说未来的研究就毫无意义了，原则上，很可能在未来的某一天，会出现大量像普林斯顿这样的研究成果，促使我们对这个问题进行重新估量。仅仅对新泽西州快餐业这种单一情况的观察，并不能成为让我们去抛弃所有关于最低工资制度的观点的一种合适的理由，这就好比仅仅观察了一个氦气球，并不足以成为我们抛弃所有重力理论的理由。
这个观点的第二点是说，因为最低工资制度使人们失业，因此对工人来说，它一定不是个好制度。这是一种逻辑跳跃行为。要记住，我们正在讨论的是可得到最低工资的工作问题。丢掉一个毫无价值的工作，也许比维持它要好得多。与此同时，许多拿最低工资的工人却在想方设法维持他们的工作，估计他们对自己的最低工资感到很满意。正确的思维方式是，把自己放在那些工人的位置来思考问题，问自己，是否希望提高最低工资。例如，假设最低工资提高10 % ，就会产牛10 ％的可能性使你失业。我想，也许你会认为这是一次不错的赌局。你有九成的胜算，惟? 输掉的是一份毫无价值的工作。如果这些拿最低工资的工人真正理解了这种成败的可能性，他们或许愿意，也或许不愿意提高最低工资。对于一个合格的经济学研究生来说，他已经了解了一些关于这种成败的可能性的真实数据，懂得从众所周知的人们愿意赌博的心理出发进行推测，不用费很大的力气，就可以用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弄出一套颇令人心悦诚服的论据来。但是在任何情况下，保守派在这方面都是不诚实的（也许不是有意的）, 他们都会故意说，很显然，最低工资制度“伤害了那些应该得到帮助的人”。
以上这些削弱了前面提到的观点的第一层意思，使之很难进人第三层观点，即最低工资制度不是一个好的制度。如果我们想得到这个结论，我们就必须走一条完全不同的论证道路。找到这条道路并不难。假设你是一个小企业主，有10 个全职、拿最低工资的工人。如果最低仁资增加50 美分，那么你一年就要多花1 万美元。这和增加1 万美元的税没有什么区别，而月你还不会得到任何新的政府服务来作为补偿。
对于一小部分人来说（企业主），增加最低工资就好比是大幅增加税款一样、所有支付出去的收益，和支付给员工福利的意义是一样的。如果要通过一个增加税收和开支的方案，而且把它的强制性给大家解释清楚，我想所有的投票者都会犹豫的。但是，如果把这个方案掩饰成一个增加最低工资的方案，那么，甚至在一个共和党把持的议会中，也会获得顺利通过。
根据市场情况，企业主最终可以通过提高价格① 来把那种税收增长的一部分转嫁给消费者，而巳这一部分的比例甚至可以高达10 。％〔 虽然不太可能），在这种情况F ，企业主在对付最低工资的增长中，就成了纯赢家（给经济学学生的一道练习题：准确判定，在何种情况下，以上那种情形可能发生）。但是，尽管这样，税收的武断性和繁重性都没有任何的改变，这只是意味着，另一小部分人，即消费者，．卜在承担这种武断而繁重的税收的一部分。
通过这样的观察，我们就有了 充足的理由来反对最低工资制。但是，保守派仍然不愿意放弃这些貌似强大的理论，他们宁愿死死抱住这种令人怀疑的观点不放，即最低工资制度对工人有所伤害，并以此来假扮成〔 人阶级的捍卫者。他们这样做，是考虑到一种致命的文化偏见，根据这种文化偏见，那些维护工人的利益，甚至是想像中的利益的人，都比那些维护消费者和企业主真实、合法利益的人更富有同情心c
我在脑海中勾画了一种有原则性的、受人欢迎的保守主义者，他是所有受压迫者的捍卫者，当然，这些受压迫者还要包括那些被挑出来负担政府义务的人们。这种保守主义的代表们将会认识到并揭示出卫企业主在这方面是无能为力的，他们受制于一些他们无法控制的因素。妇果快餐消费者可以非常方便地冷冻食品．那么．快餐食品的价格就不会上涨得那么快了。
某种不合理的现象，即让一小部分美国人去为整个经济体系的收人冉分配方案买单。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坚持认为，如果政府要命令对低收人的l ；人进行施舍，政府就应该明确地对它这种方案进行补偿，比如用一种更广泛、更合理的税收来进行答谢和补偿。
这些保守主义者要想在这些方而取得成功，他们就需要在人们的心态方面进行一场实质性的革命，但这种革命并不是没有先例的。在革命的规模上，要推翻人们那种19 世纪的观念，比如要进行一次家庭野餐会，就要等到大家都这么做了才可以。这场新型的革命要以建立一种20 世纪的观念为Lj 的，即应视你的职业、收人或社会地位而要求平等的纳税待遇权，一l , －你决定要为自己做生意了，这种权利也就随之消失．不存在了。
在这些零零星星的对革命的渴望中，充满了政治上的花言巧语，创门尽力迎合“普通人”的兴趣，就好像要想获得合法的利益，前提条件就是要成为一个普通人；或者说对于是普通人的第三者，我们应该更加关心其公平待遇问题，而对干不是普通人的第三者，我们就可以不必关心其公平待遇问题犷。这些观点在我们的政治文化中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我们很容易忽视它们的丑恶。我想，在美好的未来，这些观点就会像一个野餐会L 的吊死鬼一样不受欢迎。
☆ 当凯莱开始在我们当地的犹太教革新派教堂参加主日学校时，我注意到有一个班的学生的作业是写一篇小短文，开头必须是“要做得更像上帝一样，我就要… … ”。最佳作文都被贴在一块黑板上，它们的开头几乎都是这样的：“要做得更像上帝一样，我就要循环利用废弃物”、’‘要做得更像上帝一样，我就要好好对待动物”☆
真希望凯莱的班也会有同样的作业，我曾经和她讨论过她有可能写什么。我建议她，二“要做得更像上帝一样，我就会杀死我敌人的长子。”凯莱不喜欢这样的题月，因此我们商量了 ? 会儿，最后确定的题目是：
“要做得更像L 帝一样，我会努力去实现对整个世界的统治！”① 知识分子的白满是一种疾病，陈i 司滥调就是病源，而不敬的心境就是这种疾病的疫苗。我希望培养一个孩子，让他敢于嘲笑卜帝的意愿，这样他就会发现，去嘲笑那此知识分子、政客、教师、法官、记者和经济学家等都是很自然的事，因为他们已经失去了怀疑的能力，取而代之的是他们的文化偶像。
当然，不敬还不够。看穿一个错误的知识概念，只是在为了以新的概念取代它的过程中迈出的第一步。我要让我的女儿懂得，扩大人类的知识领域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她一定能为之做出贡献，而这项任务的第一步，就是要在探究真理的道路L ，把自己的思想从偏见中解放出来。
顺使说一句，这是一种绝对的犹太教革新派的观点。五年级学生在走廊的墙上办了一个“大屠杀纪念艺术展了 , ，上面有个横幅写着：消灭纳粹！我无法指责这种情感。
第7 章第一类公平老祖父谬误
毫无疑问，自由贸易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是件好事，但是，也必须承认，对有些美国人来说，这并不是件好事。因此，对于那些精通经济学的自由主义者来说，他们共同的观点就是：' ’从自由贸易中所得到的东西是如此美妙，以至于让人无法抗拒，但是，赢家至少应该和输家分享他的好运。”
因此，随着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ITA ）的通过，迈克尔? 金斯利在《 新共和》中写道：“如果有一个美国人，每小时的工资是16 美元，但是他却失业了，该工作岗位被给了一个墨西哥人，因为墨西哥人的工资只有每小时3 美元。这时，公平和政治＿仁的审慎就要发挥作用了，即美国人将会因他的损失而得到补偿。”说到政治土的审慎，金斯利也许是对的。但是，说到公平，它所发挥的作用也许恰恰是不公平的。这里，我们所说的这个美国人，终日因某件事向我们收费16 美元，但是，这件事我们本来只应付费3 美元的。因此，真正的公平应该是这样规定的，那些因保护主义而获利的
美国人，应该补偿他们的广大同胞，因为正是这些同胞们替他们承担了损失。
我和迈克尔? 金斯利一样，都有一种追求公平的激情，在这种激情的促使下，我想提供一个政策建议。我建议，对于所有因北美自由贸易协议和其他自由贸易协议的实行而失业的美国人，美国财政部应该没收一部分他们的资产，因为他们已经成了社会的寄生虫。收益可以川来资助一项综合性的减税计划。
保护主义使得那些每小时得到16 美元工资的工人通过某种决定来剥削消费者，这种决定是完全合法的，但却是完全不公平的。因此，这种决定是让人厌恶的，就跟合法的奴隶制一样令人厌恶，当然它们的程度还是不一样的。当奴隶制被消灭后，公平又意味着什么呢？根据金斯利提议的逻辑，我们应该补偿从前的奴隶主，但是，根据我提出的相对建议的逻辑，我们应该对从前的奴隶进行补偿。
金斯利的观点不是没有先例的。在18 世纪后期，当美国北部各州废除了奴隶制后，一般采取的措施是：为了公平起见，从前的奴隶应该对他们前主人的损失进行赔偿。
过了70 年及一场内战后，再也没有人认真提过对南方的前奴隶主进行赔偿的事了。这部分是因为他们在军事仁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再也无法有效地推行他们的主张了。同时，这也是因为国家的道德意识有了一定的发展，因而奴隶制被广泛认为是一种错误的制度。那些奴隶主的利润都是不公平的、剥削来的，没人认为必须向他们的损失提供补偿的。
现在，我们的道德意识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在上流社会，还有人认为，自人，即便他们的祖先没有从奴隶身上得到什么利益，也应该把一些收人转让给黑人，因为他们的祖先遭受了苦难。但是，任何有理智的人都不会建议，现在的黑人应该把一些收人转让给白人，因① 在林肯任期的前期，他赞成对解放了奴隶的奴隶主进行补偿，但这也是出于实用政治学，而不是从道义上来讲必须这样。甚至当他签署了补偿令后，他也从没打算让奴隶们来付这笔钱。
为这些白人的祖先在1863 年失去了奴隶，遭到厂损人。如果你在一个鸡尾酒会上提这样的建议，那么你就永远不会再收到这样的酒会邀请了。
与此相比，在同样一场酒会上的另一个客人就不会遭此厄运，因为他公开鼓吹对职业再培训计划进行财政支持。可怜的消费者刚刚因为关贸总协定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地签订而稍稍摆脱了一些保护主义者的奴役，但这些职业再培训计划却要饱受折磨的消费者去继续支援那些曾经剥削过他们的失业工人。
下次参加鸡尾酒会，如果你的同伴在你的耳边喋喋不休地同情失业工人，那么你就问问他，是不是应该给内战后的种植园主制定一个职业再培训 计划，是不是应该让刚刚解放的奴隶来给这项计划买单。当他满脸震惊的时候，问问他，为什么一个一年只挣1 . 8 万美元的出租汽车司机，却要比从前的奴隶承担更多的义务呢？要知道，他们一生都在负担着因通货膨胀而不断上涨的物价，以此来支撑那些制造业工人的收人，而那些制造业工人的工资是他们的两倍！
酒会上客人们的这种偏见，反映了一种对消费者欠考虑的蔑视，很时髦的一种做法就是打击美国的副总统，让他灰心丧气。阿尔? 戈尔曾经和罗斯? 佩罗进行了一次非常重要的辩论，戈尔在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辩护时，甚至不敢提那个好像不太好听的词“消费者”。相反，他在佩罗的势力范围内与之纠缠（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他争辩说，白由贸易会为佩罗试图保护的产业的E 人带来利益。听着戈尔的辩论，我的脑海中浮现出一个18 世纪缩手缩脚的废奴主义者的形象：不愿意公开维护自己的事业，只是小心翼翼地反对奴隶制，理由是自由劳工制度可能对种植园主更好。在这场辩论中，消费者权益这个极大的优势却完全没有被利用起来，而这正是戈尔最能吸引选民的地方。金斯利和戈尔一伙人等应该记住，我们建立市场的原因，是为了促进消费。生产只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的一种手段，生产者的存在就是为了 服务消费者。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者的谋利动机通常是为消费者的利益服务的，因此，应该加以鼓励。但是，如果生产者想在市场体系以外行事，达到某种日的，如游说议员，寻求保护，避免来自国外的竞争，或者说把交纳贡税作为繁荣贸易的条件，那么，他们的行为就没有什么社会意义了，就不应该得到任何回报。
☆ 再征收税款（Reassessment ）使我的财产税增加了40 % , 而我的邻居却安然无恙地避过了这次增税。这使我对这种不公平做法做了一些考虑不周的评论。我的邻居说：“没错，是不公平。很显然，在过去15 立，你一直没有付够你应付的那一份。你应该捐上一大笔款子，对市财政进行补偿！”☆
税收负担是否应该和财产价值挂钩呢？先把这个大难题放在一边，我必须赞成邻居的观点。现实中没有什么是完全公平的，也没有什么变化是完全不公平的。
暂且称之为老祖父谬误吧，这是一种关于公平的修辞学上的花招，意思是享有一些特权，使自己免受新的法律的限制，就像我报的低税额，或者说像一个工会会员所受到的保护，这种保护使之免受国外竞争的威胁。甚至从一开始，这些特权就是不公平的，但是就是因为它们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所以它们仍然被看成是一种道义上的权利。但是，这也是惰性的秘诀，因为这意味着，如果有任何人试图从源头l 二纠正一种现存的不公平现象，最终都会被攻击为对其自身权利的不公平。根据这种老祖父谬误，我的税额永远不能提高，工会工人的工资永远不能降低。
道义问题在游戏场上总是表现得最清楚的。如果有个恶棍在学校欺凌弱小，勒索同学的午餐钱，被抓住后，命令其改过自新，我们不会认为剥夺了他传统的收人来源是一种不公平的行为。没有任何人，甚至是这个恶棍自己的老祖父，会支持这种发生在学校的老祖父谬误式的行为。
同时，也没有任何人会这样认为：这个恶棍是被误导了，以为允许他永远统治这个学校，于是，他就把自己训练得非常具有威胁性；如果他知道他的统治将会发生改变，他就会让自己变得更加友善一些，因此，他就不必受到谴责，不必去赔偿他的受害者。但是，如果这个恶棍的事不是发生在校园，而是发生在一个工厂，而且最重要的是，如果他有选举权，那么，政治家们就会卑躬屈膝地跑来，像老祖父一样地溺爱他了。
☆ 我要提倡的是一种零基数预算法，这也是公平的另一种说法。零基欲预算法是一种公司管理方法，它要求公司的每个部门每年从一开始就为其所有开销提出正当理由。而传统上．与零基数预算法相对的一种管理方法是，认为每个部门都会有一个和去年非常类似的预算。就像那种老祖父谬误一样，传统的预算法把现实当做一个自然的起点。☆
采用这种零基数的方法做到公平，意味着认清一项政策制定得是否公平，并不是根据这项政策是改善了一个人的前途，还是毁了一个人的前途，而是要根据它是否与某个绝对的道义标准相一致。我们也许对那个绝对的道义标准是什么样的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我们这种解决分歧的尝试比起一贯认为’‘我有权享受农业补贴，因为它从我可以记事起就有厂”这种态度要更有教育意义。
那么，如果对福利制度进行改革，损害了 最需要这种制度的人的利益，这样做公平吗？这个问题问得不对。公平的概念牵涉的不是变革救济金的问题，而是救济金水平的问题。传统的行事方法会使我们问这样的问题：福利救济金是应该增长还是下降？而零基数的方法要求让我们直接转到这样的问题：福利救济金的合理水平应该是多少？这个问题的答案应该是一个数字，而不是像“少一些”或者“多一些”这样的词。
福利救济金的合理水平应该是多少？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间题。但是，如果所有对福利救济金的削减行为都遭到指责，认为这种行为是不道德的，那也就是认为这个关键的问题根本就不值得问。如果对所有的削减行为都持一种自发的反对态度，那也就意味着要维持现状，原因也仅仅是因为它是现状。
有一个很严重的错误，是说因为某事是好事，所以它应该多多益善。其实正确的应该是这样的，因为某个事物很好，我们）、立该拥有很多〔 当然，除1 仁它很昂贵），但延“很多”并不是说多多益善。无论你喜爱的东西多么称心如意，太多厂也会受不了的。
因此．如果有人对你说，政府应该在福利方面投人更多的资金（或者在艾滋病研究方面、学生贷款方面、战略导弹防御系统方面等）, 这里我给你提供一种检测方法，就像石蕊实验一样，可以测定他是否已经沦为老科l 父谬误的受害者：问问他，政府现在已经在这个领域投人了多少资金？如果他不知道汇］前的资金投人水平，他又怎么可能知道是投人得太多了还是太少了呢？
☆ 在处理像租金管制、失业救济金以及反托拉斯政策等多种多样的问题方面，常常缺乏一种零基数推理法，留下了一个知识的真空．于是，像老祖父谬误这样的东西就会冲进来填补这个真空。纽约的政客们讨论过“逐步取消”租金管制的问题，这样一来，房客们就能够逐步自我调整，来适应市场规律，，但是，如果租金管制已经首先使房客得到了不公平的利益，那么，让管制继续存在就毫无公平可言了。如果公平是问题的要点，那么，这种租金管制制度就应该被毫不犹豫、毫不拖延地废除，而且即使到那时，房客们也应该感到庆幸，因为我们不会再跟在他们后面要账了。实际上，他们拖欠租金的原因是不同的，或者是因为市场价格的公平问题，或者是他们的真实收入问题。逐步取消租金管制，就好像是想要惩罚一个偷车贼，惩罚的方法是：让他开着偷来的车，每天少跑几英里！☆
逐步取消的鼓吹者们也许会回答说，他们的动机不是公平，而是实用主义，即一种对政治可行性的判断。但是在我看来，这些关于公平和实用主义的讨沦经常被老祖父谬误搞乱。就拿失业救济金问题来举例吧。人们总是说要公平就要提高救济金的水平，而实用主义者就会给这些救济金设一个上限，对于这些说法，我已经听腻了。但事实却几乎是相反的：实用主义正是我们首先获得高额救济金的原因，实用主义是对政治压力的一种妥协和投降。布什一次次地提高救济金的水平，可以算是一个美国现代政治上最佳的投降主义者。完全取消救济金将会是实用主义和公平之间的一种妥协行为；而纯粹的公平要求就更多了．它甚至会要求那些当别人在工作，而他们在吃白饭的人做出赔偿来。
有一种比较极端的老祖父的谬误甚至影响到了 反托拉斯法律领域，当时，有一些公司的合并计划被禁止了，因为他们的合并可能引起价格上涨（拓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币了另一些公司的合井计划被禁止却是因为他们的合并叮能引起价格下跌〔 损害了竞争者的利益）。总体上看，反托拉斯法的基本原理就是：不允许改变任何价格；取而代之的，是要市场停止活动，服从现状。原因是：现状就是现状。这就是老祖父谬误的本质。
☆ 说到税收政策，老祖父谬误在其中就显得尤其阴险有害了。1990 年，国会的民主党人认为，要做到公平，就要求最高边际税率为31 ％。他们实现了他们的要求，而到了1993 年，他们又说，要做到公平，就要求最高边际税率为39 . 6 % ! 在此期间发生了什么变化呢？要做到真正的公平，我们应该阻止累进税的下降，要让他们一次性地告诉我们，他们到底认为什么样的税率表才是一个公平的税率表，而不能让他们每三年就改一次主意。☆
共和党人也不再是前后一致了。1990 年纽特? 金里奇（Newt 而不喜欢布什的税法；告诉我们，他更喜欢里根的税法。1993 年，他又告诉我们，他更喜欢布什的税法，而不喜欢克林顿的悦法。到了1995 年，共和党接份了国会，金电奇显然改变了主意，因为他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去采用布了｝或者克林顿的税制。现状已经改变了．但是绝对意义卜的对错标准应该没有了｝么改变，不论是现在的，还是1990 年的。
事实上，如果布什和克林顿的增税是不公平的，就像许多共和党人曾经主张的那样，这些共和党人就应该不但废止这些增税，而且应该使税制退回到199 。年时的税制另一方面，如果民主党人的确认为，在整个20 世纪80 年代，富人们都缴税不足，那么，他们就应该使税率增加到1979 年的水平。
我希望每个人都记住一种关于税制的公平性的见解，并且始终如地支持这种见解。我光来举一个很好的例子：我认为，如果接受的都是大体上相同的政府服务，而一个人比另一个人缴的税多，那么，这种税就是不公平的。这也就意味着，那种具有欺骗性的“单一税率”, 儿乎肯定因为其过分的累进性而成为一种不公平的税制厂。因为在这种税制下，每个人都要L 缴一定比例的收人，而这个比例对所有人都是一样的（这和每个人都上缴一定数量的美元是不一样的，并不是像“单一”这个字面听表达的意思）。我要给单税制设个上限，这样，就不会有人付五倍于平均税额的乖税了。
如果你有其他关于公平的观点，很好，告诉我你的观点。但是，如果你对我说，现在的税制一直就没有实现充分累进，那么，你就成了老祖父谬误的受害者了。理智上的诚实是需要前后更加一致的承诺的。
第8 章第二类公平对称原则
著名语言学家诺姆，乔姆斯基说，孩子天生就懂得一些语法的普遍规律，这些东西就好像是在娘胎里就输人了他们的大脑一样。根据乔姆斯基的理论，一个孩子要学说话，就要把这些井遍规律翻译成为一门特定语言的语法规律。这种理论在乔姆斯基这样的语言学家们之间也许存在争沦，但是它对我来说，很有意义。例如，我相信每个婴儿的大脑里都有某种关于“那不公平”的普遍看法，它只是在那里等待着，等着被翻译成一种父母们可以理解的语孩子们懂得于l ‘么是不公平。无论何时，只要他们看见，他们就知道这一点，你可以信赖他们的看法，使你对这种不公平引起注意。相反，经济学家却认为，公平和不公平是非常微妙的、难以捉摸的概念，定义他们就很难，认识他们就更难八
因此，我们创众了一个经济学的分支，叫“公理化议价理论” ，这种理论可以用来解决什么是公平的问题。它的研究策略是这样的：首先，提出一个准确、王规的公平的定义（通常是用数学语言提出的）。然后虚构出某些高度程式化的场景（假设杰克有两个苹果，三个橘子，而吉尔有三个苹果，两个橘子… … ）, 而后根据你先前做出的正规的定义，来判断事情是公平还是不公平。然后设法评估这些判断与我们从生活巾得来的关于公平的直觉概念是否相符。接着，用另外一种不同的关于公平的梢确、正规的定义来重复前面的过程，看看这种定义是否更合适一些。
如果瞒珊学步的小孩能够理解语言，他们就会对这种“公理化议价理论”感到非常熟悉。那是因为对于公平的正式定义来说，其核心一股是对称原则，即对于处于类似条件下的人，应采取类似的待遇。当小孩子们看到别人得到的蛋糕更大时，会大哭大闹，正是这种对称原则的作用。
对于一种常人看来很不合适的公平，对孩子和经济学家却能产生一种强烈的吸引力。兴趣就会滋生哲理，既有孩子们天真的观点，也有经济学刊物精妙的理论。而引人注目的是，不论是天真的孩子，还是老于世故的经济学家，都会达成这样一种一致的结沦，即公平首先是对称。
从孩提时代一直到长大成人，我们对于公平的态度至少有两条发展道路，这里．我说的是常人的情况，而非经济学家。首先，我们发现公平并不是惟一重要的事情。让生病的孩子待在家里，而错过了棒球比赛，是不公平，但是，为了治病，待在家里仍然是一个好办法。长大后，我们发现，公平常常要给效率和得当让路，当然，这时，我们对此已经非常理解了。当孩子量了一下蛋糕，然后大哭大闹说：“这不公平！”父毋会非常镇定地问他：“你怎么知道我要平分蛋糕？"
能够认识到生活还意味着很多，而不仅仅是公平，这绝对是一种健康、成熟的标志。伴随着这种成熟，产生了另外一种关于公平的思想发展道路（这种思想就更加具有欺骗性厂），即轻易忽略了关键的对称原则。
让我来举例说脚一下，这个例子是那些经济学家们非常喜欢使用的程式化的例子之一。玛丽有一套空闲的公离，而乔正在找地方住。如果乔不喜欢玛丽的种族、或者宗教、或者生活方式等等，他就可以再去别处找：但是，如果玛丽不喜欢乔的种族、宗教或者某种特定的生活习惯，她却要强忍下这些不满，把公寓租给乔，因为这是法律规定。
另一个例子：伯特想雇一个业务经理，而厄尼想当一个业务经理。法律允许厄尼可以以任何理由，拒绝任何工作。如果他不喜欢阿尔巴尼亚人，他就可以不给任何一个阿尔巴尼亚人干活。但是，对伯特的标准就要高许多了：如果他让人知道他不想雇阿尔巴尼亚人，那么他就最好去找一个好律师了，因为他的麻烦就要来了。
这些不对称的情况可以说滤掉了公平最基本的要求，即人们应该得到平等的待遇，他们的权利和义务不应因一些不相关的外部情况而发生改变。玛丽和乔，伯特和厄尼，都想建立某种商务关系。为什么由于那些反歧视法案，他们就不得不承担一些不对称的义务呢？当法律是如此明显的不对称时，人们就不得不去怀疑立法机构的真正目的了，他们不是去和种族歧视作斗争，而是去鼓励社会地位的歧视。这些立法者认为雇主和房主的地位要高于雇员和房客，因此，他们就对雇主和房主表现出了一定的敌意。
我们已经听过许多关于逆向歧视的事情了，我想是太多了〔 因为人们在这个问题上再也举不出什么新的例子了），这种歧视是说，法律不公平地区别对待黑人和白人。但是我们几乎没有听说过一些关于侧向歧视的问题，即法律不公平地区别对待房主和房客的间题。下面说说为什么我把这种现象称为“侧向歧视”( sideways discrimination ）。房主，和房客一样，来自各个种族。包括下面表格中的每一栏：
黑人房主 黑人房客
白人房主 白人房客
逆向歧视是说你的权利取决于你的种族（即你是处于表格中的上一排还是下排）。侧向歧视是说你的权利取决于你的社会地位（即你是处于表格的左边还是右边）。
有两个原因和侧向歧视有关。一个是原则性的：不对称的义务是不公平的。另一个是实质上的：现在限制你邻居自由的制度以后可能扩而j ‘之去限制你的自由。现在，当局告诉玛丽如何选择她的房客；以后，当局会告诉乔如何选择公寓。现在当局告诉伯特如何选择业务经理；以后当局会告诉厄尼如何选择工作。如果厄尼拒绝一个黑人雇主提供的工作，他就必须证明他所做出的决定不是基于种族问题的。为们么不继续了？如果平等权利法案的那些原则一直实行下去，他们就会逐步统治住房市场，职业市场，乃至婚姻市场的方方面面！在那种离奇的未来，你在选择情人时，如果考虑种族问题，那将是非法的。司法部的统计人员将会仔细审查你的约会方式，确保你挑选的情人是一个社团的合理代表。当你们最终订下婚事后，你还必须证明你选择的配偶客观上比其他可选对象更合格二一日这种制度就位，它就会被扩而广之，涵盖性别和种族等各个方面：玛丽会因为嫁人而被传唤到法庭，因为原本有一个比她更合适的女士可以嫁给她的丈夫的。如果那种景象听起来不可思议，那么，记住，平等权利法案现在的形式，就在几年前，看｝：去同样是让人难以想像的。如果听起来像一个噩梦，那么，要知道，对玛丽和伯特来说，这个噩梦已经变为现实了。
为什么这种噩梦般的情景看上去是如此让人难以理解，如此怪涎？我想仔细思考一下这个问题。也许，它看上去令人难以置信的原川是因为我们料想，如果房客（或者雇员，或者情人）的权利被强制提升到和房主一样的水平，那么他们就不愿意去投票支持某些人犷。侧向歧视之所以兴旺发达，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就是因为它是对准了像房主那样的一小部分人。换句话说，我们大多数人都不会去考虑侧向歧视的问题，就是因为我们认为，这是别人的问题。这种情况从前就出现过。马丁? 尼默勒牧师，在一个纳粹集中营待了八年半后，写
下了下面的词句：
他们先来对付共产党人，我没有出声，因为我不是共产党二然后他们对付扰太人，我也没有出声，因为我不是犹太人。然后他们来对付贸易工会分子，我又没有出声，因为我不是工会分子然后他们来对付天主教徒，我还是没有出声，因为我是新教徒。最后，他们来对付我，到那时，已经没有人敢出声了。
像玛丽这样的房主应该每天好好感谢上帝，感谢七帝恩赐他们有这样好的运气，没有生活在尼默勒牧师所处的那种恐怖时代和恐怖世界。但是，她也会遇到许多和牧师所说过的一样的境况，即她的自由被剥夺了 ，但是她的大部分同胞对此却毫不在意或者漠然置之。像乔这样的普通人，几乎不去考虑这样的事实，即许多他认为理所当然的权利，玛丽的却被剥夺了。也许这是因为乔不是一个房主吧。
为了1 ? 么我们不敢让乔或者其他想租公寓住的人，以及厄尼和其他想找工作的人承担平等权利法案的义务呢？我想这是因为我们认为乔和厄尼有权根据他们的地位生活，我们甚至认为，如果我们不允许他们以～些我们反感的途径来实现他们的权利，我们便是不尊重他们的权利，即便他们行为的动机只是偏执或者固执。但是，如果乔和厄尼有这样的权利，玛丽也应该拥有这样的权利l 如果玛丽被剥夺了这样的权利，乔和厄尼应该有义务为她呼吁，为她说话。
让我来或言几句：平等权利法案对白人男性求职者不公平；对企业主不公平，他们是无辜的，却被假设犯有歧视的罪行；甚至对于该项法案的受益者也是不公平的。我说的也许对，也许不对，但是这些都和我所要说的问题没有任何关系。我要说的是，我认为，平等权利法案对固执己见的人不公平，甚至是一个固执已见的人也应该得到公平对待、
你我都不喜欢固执的人。但是容忍和多元化是个人的美德和社会公德，它们要求我们去赞同我们不喜欢的事物。容忍意味着接受这样的事实：他人的价值观也许和我们的有很大的区别价多元化意味着避免利用政治力量来“纠正”那些和我们不一样的价值观。
容忍偏狭的思想听上去好像有些荒谬，但是有许多其他好的思想都是这样做的，如有人提倡实施言论审查，我们也给他提倡这种思想的言论自由。事实匕，言论自由和容忍有许多相似之处，例如，除非将其平等地应用于我们赞赏的人和从内心深处恶毒地反对我们的人身上，否则，它们都没有任何意义：
容忍是、种令人尊重的美德，因此我们要把它教授给我们的孩子。多元主义是反对专制的保证，因此，它应该成为我们对政府的要求。如果我们替那些即便是最受忽视的少数人说话，那么我们不但在道义上是正确的，在政治土也是明智的。
为了使你不至于认为蝙狭是少数人的问题〔 如固执己见者），只有他们非常令人不快，请你再读一遍尼默勒牧师的诗句吧，注意纳粹最先对付的是谁，要知道，这种情况并不是只有那时才有的。
☆ 当食品杂货店里的葛芭价格昂贵时，顾客们就会诅咒商家；但是他们的朋友和邻居无论价格如何也不会卖给他们离芭，而他们却不会去诅咒这些朋友和邻居。我们也很少听说那些爱发牢骚的人会主动说，他们要开一家他们自己的食品杂货店，并提供更优惠的价格。有些人自己的第一步还没有迈出去，却要号召商家多跑出一公里来。☆
只是怨恨商家，而不去理会世界上其他没有给你提供便宜篱笆的人，至少还只是一种相对无害的矛盾行为。但是这种同样的道义上的混乱也会发生在其他地方，而它也并不总是无害的。大约每六个月，你就会看到一些新闻报道，说一些缺德的奸商把水卖到了每升李．6 美元，或者是随着一场自然灾害，一些地方的某些关键的必需．钻失去了它的正常来源，于是便被卖到了一个出奇高的价格。那些新闻节目主持人和政客们常常对此表示异常的愤怒，但是我从来没有看到他们运来过一滴水，即便是每升卖1 . 6 美元或者是以其他的价格出售。如手说这此无德奸商有义务以少于每升1 . 6 美元的价格卖水，为什么这些新闻节目主持人没有这种义务呢？
这里还有一个例子，是? 种更加诱人的假象。最近，《 纽约时报》 刊载了一篇讣告，上面说这个人：“普遍公民权利的代言人和活动家，尤其是在同性恋者的公民权方面。”这里，尤其和普遍是矛盾的，因为“同性恋者的公民权”是一种委婉的说法，实际是指限制那些不知何故不愿意与同性恋者做牛意的人的公民权。
显然，《 纽约时报》 的讣告执笔者是受了奥威尔式观念的束缚，认为谁拒绝租给你房子，谁就触犯了你的公民权。这是不对的。如果确实有这么一种道义L 的义务，要给你提供一所房子，那么，你所有的邻居几乎都没有履行这项义务，因为没有一个邻居愿意租给你房子。假设玛丽建了一所房子，并且拒绝租给你。她还是为你做了一些好事：玛丽把房子出租给别人后，会在其他地方产生空房，减轻了住房市场的压力。把这些和我可能为你做的好事做一个比较吧。我没有什么涉及房地产的计划。我没有任何像玛丽那样可能租给你的房子；我甚至没有任何可能出租给你的东西。但是根据法律（以及《 纽约时报》 的报道），玛丽对你造成厂一些实际的损害，而我是完全清白的。这简直是疯狂。
为什么玛丽比我有更多的义务租房给你呢？这就是道德义务，只要它存在，它就是一个普遍原则：或者它适用于每个人，或者它对谁都不适用。一项法律在实施的时候，如果不能做到对称、平衡，它就没有了道德基础。
根据同样的道理，如果你平时必须坐轮椅，因而无法到达你非常喜欢的购物中心的三层。根据法律，购物‘｝才心的所有者就必须安装一部电梯供你使用。但是，这样的法律就没有什么道德意义了，因为它要求购物中心的所有者（一个完全的陌生人）去帮助你克服残疾，而允许我（另一个完全的陌生人）完全忽视你的困境。购物中心的所有者和我其实对你的问题都不感兴趣，那为什么单单他就必须承担解决问题的所有费用而我就可以若无其事呢？
咱们换一种说法。这个购物中心的所有者，建起了这个购物中，合，对你来说没有什么特别的伤害。没错，你到不厂购物中心的三层，可是，如果他不建这个购物中心，对你来说，也没有什么三层好去的。因此，假设这个购物中心没有伤害到你，但却为什么带来了必须帮助你的义务呢？电梯也不能被看做是不公平的解决办法，因为就根本没有什么所谓的不公平。
你也许会反驳说，这个购物中心的出现，的确使你的生活更加糟糕了，因为对于这个诱惑，你的邻居可以去享受，而你却不能。但是这种反驳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的：如果一件好事，发生在别人身上，你却不能分享，你就会特别地讨厌它。这是一种关于社会进步的非常乖戻的观点，如果我们把它从逻辑上推向极端，就会产生这样的结果：任何人，在任何时候，做了对任何人有利的任何事，而你却没有得到，那么你都应该得到补偿。
还有一个相关的例子：小企业主必须雇佣残疾人。如果说这是建立在某种道德义务上的，换句话说，如果有这么一种雇佣残疾人的道德义务，那么，我们就都必须开办小企业，使得我们也可以雇佣残疾人。但是，法律铆规定犷一种义务，把它强加在某些人身卜（在这里是指小企业主），而其他人却没有这项义务，这也就意味着，这项法律本身认为，这种义务没有道德基础。当这种对称原则被破坏后，所有的道德内容也就跟着彻底瓦解了。
☆ “压迫”这个词常常会突然在政治辞藻中大量出现。像偏狭一样，压迫常常与不公平有密切的联系。这个词常常用在下面这种情况中：“我们比其他人受到了更多的压迫，而这是不公平的。”☆
如果有一种（最好是好几种）标准可以用来判断我们对待这种说法的认真程度，那将是十分有用的。我来举一种公认的、不太完美的量度方法：你所受压迫的程度和你的净税额，即你支付的美元数减去你接受的政府服务的价格，是成：｝三比的。
这种量度方法之所以不完美，其原因是，举例说明，它忽略了具有压迫性的立法机构的掠夺，或者说，它忽略了强加给特定的少数人的要求，要求他们执行平等权利法案等类似法律。但是这种量度方法还是一个比较好的粗略的近似值，反映了强加在一个公民身上的负担，而如果不是这些负担，压迫又是由什么组成的呢？
压迫总是褊狭的结果。我们对 富人们征收巨额的赋税，然后安慰自己说，没关系，因为富人和你我不一样。是，他们是不一样，有的通过非凡的产业致富，有的通过非凡的好运致富。但是，仪从这些不同我们就得出结沦说，可以攫取他们的财产，这是需要某种非人性的东西来运作的，而这种东西正是褊狭的本质，我们是从来不会在学校教孩子这些的。
很久以前，有位美国总统计划进行一次影响J 一泛的卫生保健制度的改革，改革由新的政府机构来运作，资金来源是一种累进工资税。他的政治对乎公开抨击这个改革，理由是，它无法运作，它会限制选择权，卫生保健的质量会下降。这些都是正确的，但是所有这些都没有触及它的核心道德问题，即不应该强迫任何人去为别人的卫生保健付费二
没有一个政客敢讲真话了，这就是一种证据，见证了我们对蝙狭和压迫已经变得多么地毫不在乎。那些不按常理行事，行为方式令人不快的人（比如偏执者），权利越来越少；那些不同于一般，但行为方式无害的人（比如房主、雇主、富人），义务却越来越多。
但是，权利和义务的性质决定了它们必须被平等分配，不然，它们便失去其道德境界了 ，我们应该去教育孩子们，不要因为别的孩子和自己不一样，就去惩罚他们。他们长大后，就会知道其中的道理了。
第9 章章
完美的赋税
孩子们和经济学家们都认为，公平就是对称。把这个记在脑子里，85 我会从一个寓言故事说起。
曼尼、莫和杰克三人，每人都靠4 公顷的树林生活。他们都想盖问房子。曼尼和莫都是熟练的伐木匠，而杰克一辈子就从来没有挥过一下斧头，如果没人帮他盖房子，他就是居无片瓦了。
曼尼和莫有义务去帮杰克盖房子吗？有人说是，有人说否，但是我现在还不想在这个问题上立刻表明我的态度。我想关注一下的是对称间题：根据我现在已经讲的故事，曼尼有可能比莫承担更多的帮助杰克的义务吗？当然不可能。曼尼和莫有许多不同点（比如姓名不同等），但是，他们之间没有任何的差异是和目前这个问题有关的。因为在任何一个和这个问题有关的方面，他们都是相同的，他们对杰克的义务也是相同的。
现在，让我再多给你一些信息。在测量了自己的土地面积后，曼尼决定清理出两公顷地出来，给自己盖一个五层楼的漂亮房子。而莫，
最近又重读了一遍《 瓦尔登湖》 ，认为，一间小屋对自已的生活来说，足矣，他要给自己留下更多的时间去和大自然进行交流。
有了这些，你会认为曼尼比莫更有义务去帮助杰克吗？我仍然认为很难下这样的结沦。燮尼和莫对住房有不同的品味，但是这个差异好像和他们名字的差异比起来，从道义卜来讲，没法说谁比谁更蚕要。因此，对称原则表明，他们对杰克的义务仍然是一致的（你也许会争辩说．莫的生活方式表明，他非常讨厌艰苦的劳作，因此，如果让他给杰克上作，对他来说，就是非常残酷的一件事了。但是，你同样也可以这样认为：曼尼的生活方式表明，他特别喜欢在自己的房子仁面花功夫，因此，如果强迫他为杰克工作，也会是非常残酷的。这些论据同样都会使莫和曼尼摆脱必须帮助杰克的义务）。
但是，如果曼厄、莫和杰克都生活在美国，那么，他们就都必须服从一种悦制的规定，而这种税制，完全蔑视对称原则。因为曼尼比笑工作更努力，获得的物质财富更多，因此，曼尼就要比莫贡献得更多，来养活杰克。当然，我们不会死抠‘挤眼儿，要曼尼去杰克那里帮他盖房子，但是，我们要曼尼把他自己的一部分收人转让给杰克，这效果实际L 是一样的（’与然，在现实生活中，曼尼也不会白己去盖房子，他会有其他的1 一作，挣得工资来买房子）。
最具讽刺意味的是，虽然这种累进税制要求曼尼的付出比莫要多得多，但却常常被描绘成为一种根本公平的表现。事实上，它确确实实是一种根本不公平的表现。
没人会想过用一种非常不合逻辑的推理来侮辱和轻视孩子的智力，如：' ’约翰尼得到的蛋糕比你的大，这很公平，因为他玩沙箱，而你却在玩秋干。”孩子们知道，你怎么玩和你怎么切蛋糕没有任何道德关系。但是曼尼却要遭受这样的欺侮，有人告诉他：“莫缴的税比你少，这对他很公平，因为他是在采摘野花，而你却盖了 所房子。”
如果必须的话，你可以拿走他的钱。但是不要指望他会忍受这种与辞，因为你对小孩子都不会说这种话的，这种言辞只会增加对他的侮辱。
☆ 每当谈到税法，经济学家们就喜欢说，这里有一个“公平”（也就是重新分配收入的问题）和“效率”（也就是保持对生产行为的一种激励）的权衡问题。按照传统的看法，累进所得税是公平的（因为它让富人承担了更重的税务负担）, 但是同时也是没有效率的（因为它没有激励工作）。相比较而言，完全的人头税（即无论你的收入多少，每年都是3000 美元）据说很有效率但是也很不公平。☆
但是，一项税收，每个人的税额都相同，却被描述为“不公平”, 这在字l 颐卜也说不通啊。在关f 税收政策的辞藻中，“不公平”这个词从来就没有“不公平”的意思，它好像有“财富重分论者比希望的要少”的意思（我估计它特别希望在某种政治氛围中，出现某种语言卜的精确用法，这样，政客就可以用“统一税”( fiat tax ）来描述一种按收人征收不同比例税额的税制）。
我不认同这种公平和效率的二分法，因为我不认同这种观念，即我们通常采取的收人再分配的任何方法都是很公平的。如果一个制度给本质卜相同的公民强加L 不同的义务，那它就是不公平的。我们每个人侮天都拥有同样的24 个小时。你可以用这些时间来挣钱，也可以用这业时间来享乐。如果你花了一小时挣钱，那么，这个制度就认为，对你来说，“公平”的做法就是与你的邻居分享一部分你的收人。如果你花了同样的时间来享乐，这个制度就不会给你强加任何的义务．计；你与人分享你的利益。
如果我花了l 小时，挣了1 美元，那么，我就必须给公共财政贡献出，/ 3 来二如果你花厂l 个小时去享乐，你就不必贡献出1 / 3 小时来为公众谋利益，比如沿路检垃圾什么的。这种根本的不对称和我们通常认为的公平、公正是完全相反的。
☆ 如果收入的差异完全由个人选择产生，那在我看来，人头税（head tax ）就很公平了，起码从字面上看是这样的。
但是，虽然选择可以解释许多关于收入分配的问题，但是它也不能解释全部。我比弗兰克? 西纳特拉（F了ank Sin 时了a 挣得少的原因，不是我每天唱歌的时间比他少，而是我天生没有一副好嗓子，而这也不是我的错啊。☆
我们中的一些人会比其他人更有大赋。如果你比你的邻居聪明，或者比他强壮，或者比他更有雄心，那么是否就意味着税收制度要求你为邻居的生活做出些贡献呢？
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不太肯定，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一种我所知道的最棒的观点，这种观点对土述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我们先打个比方．来说明我们是带着社会义务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在我们出生之前，以及在我们可以预知自己的地位和身份之前，想像一下我们可以确保（自愿地）彼此都不是天才。换句话说，想像一F ，我们可以签下这样的合同：“如果我们其中一个天生精明，另一个天生愚钝，那么精明的就要把他一半的收人给愚钝的。”我用“精明”这个词，意思是“有很强的挣钱能力”，而’‘愚钝”则指相反的意思。如果我可以想到一个词可以表达“有很强的挣钱能力”的意思，我就会用那个词，而不用“精明”一厂。
要在现实世界中执行这个合同，即便我们从来没有写过这样的合同，我们也会碰到一个很好的哲学问题。法庭在强制执行合同时，常常只要是诉讼当事人想到厂，并写人合同条款里的，它都会去执行，经济学家们一般都赞成法庭的这种做法。如果有的合同条款人们忘记写了 ，我们也去执行．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应该执行那些人们没法写的合同呢？仅仅是因为他们还役有出生这个不便条件吗？
但是，除非你知道合同的内容，否则你就无法执行这个合同，因此，问题就是必须搞清楚，如果我们自己还没有出生，我们这个合同的内容应该是什么二从数量匕来考虑这个问题并不难。我们有很准确的关于现实世界中天才分布的数据，因此，可以合理地估量我们面临的风险有多少。我们还有现实世界‘卜保险销售量的准确数据，因此，我们可以合理估量出有多少人愿意做出一定的牺牲，来避免其他各种各样的风险。我的同事雨果? 霍彭哈恩和詹姆斯? 卡恩就用这些估量方法估算出，在未来的议会中，议员们会同意这样的决议，" ％的人（都是最有刁‘于的人）将要彻底去养活剩F 的人。换句话说，也就是大家会认为，23 ％的人日将会永久失业，靠福利过活，。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数字。如果你同意这种关于执行合同的论点，这就意味着现实世界L 的福利国家的数量应该大量增加。但是，如果你再另外增加一个考虑因素，你就会得出一个新的数字，同样很有意思，但是会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
下面就是那个额外的考虑因素：根据霍彭哈恩和卡恩的理论，我们不但要同意让那23 ％的人日永远靠福利过活，我们还要同意必须非常慷慨地赞助他们，让他们过得比那77 ％工作的人还要幸福。但是，霍彭哈恩和卡恩的计算没有认识到，这样的做法会导致有人逃避劳动，即精明的人会作假，使自己也可以享受福利。这样的话，这个制度就会崩馈。
换句话说，这种方案会产生非常严垂的消极阻碍作用，最终，所有人都会饿死。如果存在某个，朴央机构，它可以正确估量人们的才干，强迫那些精明的人去履行他们这种与生具来的合同，而不是靠施舍过活，那么，以卜的担心就不是问题了。但是，如果人们隐瞒他们的技艺，那么，原有的合同就必须重写，以此来避免灾难的发生：〕
因此，让我们回到我们出生前的时候，重新协商我们的合同。权衡如「：我们仍然渴望那种大型的社会安全网。但是我们也认识到，对工人来说，支撑这个安全网是一个沉重的负担。我们不想让他们认为，在如此重负之下，他们宁愿这个安全网彻底崩溃。为了挽救这个系统，我们必须缩减它的规模。但是缩减多少呢？ 在我写这本书时．霍彭哈恩和卡恩正在努力把他们这种非常粗略的估算并人一个更加完善的分析当中去，当然．这项研究成果还没有出来。詹姆斯? 莫里斯（Jam 以Mi 川“, ) 就因为在类似领域内的开创性E 作而在1 996 年荣获诺贝尔奖。
我们仍然可以做出些比较粗略的估算，而估算的基础就是我们所看到的人们在现实社会的类似市场上做出的一些交易。估算的结果是，在考虑到其消极阻碍作用后，我们希望去资助的失业人11 不再是23 % ．而是0 . 6 % ，换句话说，接受资助的失业人门实际上几乎是零。并且那些仍然可以享受福利的少数人，他们现在得到的收益也要少得多厂。也就是说，我们将决定，基本上是完全废除福利制度。
这完全是一个成本和收益的间题。保护23 ％的人口，是一个安全网的底线，如果我们可以采取某种措施防11 ：它被滥用，那么，这个安全网的成本是合算的：但是，如果这个安全网存在某种可以预知的，一定程度的滥用（即人们假装是属于那23 ％之内的），那么，整个安全网的代价就会变得非常高昂，以至于我们宁愿放弃这种安全网，只留「一些可以保护那0 . 6 ％的底线的东西〔 事实！: ，对他们的资助甚至也只是最低限度的）。
就像23 ％大得令人吃惊一样，0 . 6 ％也小得让人吃惊。我们是否能够期望把这两个极端综合一下，成为某种对政策有实际意义的指导呢？可以，但是必须进行几项解释说明。首先，只有当那些虚构的、生前L 丁立的合同有一些实际的道德影响时，整个方案才有意义。我并不完全相信这些合同，但是它们看上去有一些道理，为了辩论，我还是愿意接受它们。其次，我们必须接受霍彭哈恩和卡恩估算出的数字。这么做更难，因为即便霍彭哈恩和卡恩他们自己也是刚刚开始思考这些问题，我相信，随着他们思考的愈加成熟和完善，他们的数字也会发生变化。但是，目前这是我们所能得到的最准确的数字了，而且，最终的数字也许看卜去和现在粗略估算的数字没有多大的差别，这也并不是什么让人难以置信的事。来，我们继续，当然，要有适当的小心和谨慎。
☆ 我的方案是，首先，为再分配的税收制度列出一些假设的标准，然后，没计一个能够满足这些标准的最佳制度，最后，仔细考虑一下这个结果是否令人满意。☆
以下是假设的标准：

返回书籍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