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的80年激荡人生，吴晓波的深情之笔描绘一个经济学家的肖像
追溯影响共和国经济史的重大经济争论，梳理一个国家走来的坎坷历程
2010年1月24日，在吴敬琏80大寿之际，一次绝无仅有的历史回眸
2010年1月24日是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的80大寿，这位历经风云际会的传奇人物身上存放着中国经济改革的历史基因。而由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倾力而作的《吴敬琏传》适时出版，用深切之笔，描绘了这位最值得敬重的经济学家的一生。据吴晓波称，为创作此书，他与吴敬琏6次深谈，每次均在3个小时以上，并用摄像机全程拍摄记录，是一次全景式的历史梳理。尽管当时吴敬琏已近80高龄，仍然以旺盛的精力完成了这场考验精力与体力的访谈与写作。
在当代中国的改革史上，吴敬琏是经济学家中成就最大的人之一，他达到了他那个专业领域里可能达到的济世高度。他几乎参与了1978年之后所有重要的经济改革论战，尤其自80年代中期后，他是多场论战的主角；这些论战主题涵盖了众多的改革困局，展现出几代政治家和经济学者为国家进步所做的思考与努力，也呈现出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曲折与艰困。由他的思想演进出发，可以勾勒出中国经济变革理念的大致曲线。
因此，这本传记不仅在于梳理吴敬琏的生平历程，更意在从文字的撰述中描绘出其精神特质，从而使读者能充分地领会其人格魅力与精神力量。作者以其一贯的深感于历史深邃的情怀与浪漫主义的笔触，自吴敬琏那具有“改良”特性的家族故事开始，在追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发展转型的脉络中，娓娓道出其波澜壮阔的平生，以及改革不同阶段充当的角色——“吴市场”、“吴法治”、“中国经济学家的良心”；在不同的角色背后，吴敬琏以其老师朋友顾准所说的“要像一个冰冷冷的解剖刀那样去解剖这个社会经济关系”为自己的座右铭，也是他一生独立思考、直言不讳的知识分子风骨的精神支撑。
在吴敬琏细致而坦诚的口述史基础上，吴晓波充分挖掘出吴敬琏先生经济思想所渗透着的哲学思考和人文关怀气质，他以“建设型人格，批判性精神”来对吴敬琏式的公共知识分子作描述，并称之为“这是一个让人惊奇的东方式人生”。这里作者所突出的“东方式的”，于客观背景中，即在中国经济改革的历程与发展转型时期，如何进行整体性的战略思考，形成配套、有效的改革总体方案，并在适当的时机、选择适当的突破口、冲破重重阻碍，予以勇敢的实施，这需经济学者以敏锐而沉着的形象站立于风口浪尖；于主观情怀，这种人生，将继承起近代以来梁启超—胡适—顾准的人文精神，他们具有伟大的人格与自由的精神，对民族深怀高度的责任感和为人类争取更美好未来的使命感，以“勇者”的形象顶着巨大的政治压力或者遭人误解批判，在困境中坚持着自己对人民的赤诚与追求着国家复兴的理想。
作者吴晓波在《激荡三十年》、《跌荡一百年》的写作之后，推出吴敬琏的这部长篇口述史。他以其一贯的笔风，将吴敬琏的生平经历以故事的方式呈现；也正是坚持这种细节式的历史素描方式，才能让读者充分理解主人公的成长历程以及其后言行举止的思想来源，才能将读者带到主人公所处的错综复杂与莫测的情形中；除此之外，从此书的字里行间，深邃的时代气息将让读者充分领会到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微妙的关联，如何定位有价值的人生，如何让生命的价值迸发出力量、能融入并推动社会发展的滚滚车轮，将成为读者静立沉默而常思索的问题。
如果说中国有一位经济学家的意见永远值得听取的话，那就是吴敬琏。
——《华尔街日报》
他的话常常掀起波澜，而他的话又是经济发展中不能被忽略的声音。
——《凤凰卫视》
吴敬琏先生无疑是他那一代经济学家中最才华横溢和最勤奋进取的学者之一，他在经济学研究的诸多领域都有相当的建树。
——
“皂雕寒始急，天马老能行”，作为当代中国的一个符号性人物，吴敬琏的影响已经远远超越了经济学家的职业范围。他的学识、他的操守、他的社会责任感，汇集成他独特的人格魅力，感染了一批又一批他周围的人，而每多一个被他感染的人，中国走向“好的市场经济”就多一份希望。
——《南方周末》
知识分子的使命感伴随着危机感，注定了吴敬琏不能停歇的生活。
——《中国企业家》
一个瘦弱的老人，一个推动市场经济的大力士；一个保持童真和率直的学者，一个心系国家、情牵百姓的经济学家。
——2001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评选颁奖词
缘起
这个从外貌到灵魂都干干净净的人
吴晓波/文
这一本《吴敬琏传》的“母本”，是我对吴敬琏老师的一次长篇口述史专访，时间是在2009年的8月和9月之间。
我提出要为吴敬琏做一个口述史，是在2007年。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周雪林博士的牵线下，6月的一个下午，我去位于上海浦东的中欧拜访老先生。他的办公室很小，仅可容三四人周旋。当时，吴敬琏的长女吴晓莲刚刚出了一本新书《我和爸爸吴敬琏》，他和夫人周南对我的建议似乎比较犹豫，他婉转地说，如果有一个提纲，可以再讨论这件事情。
此后，这件事情就拖了下来。我一直沉浸在《激荡三十年》和《跌荡一百年》的创作中，在那场马拉松式的写作过程中，我一再地与吴敬琏“相遇”，我发现他几乎参与了1978年之后所有重要的经济改革论战，由他的思想演进出发，可以勾勒出中国经济变革理念的大致曲线。我购买了他几乎所有的著作，断断续续地阅读、做笔记，每次碰到周雪林，我都表达做口述史的意愿。
转机出现在2009年的春季。一天，周博士突然给我打电话，说吴老师似乎有点同意了，他将于8月到9月，在中欧有一个集中讲学的档期，可以安排在这期间完成口述史。我大喜过望。
于是，有了一次长达20多个小时的口述史记录。
对吴敬琏的访谈前后进行了6次，每次3个多小时，中间休息15分钟左右，时间大多是在下午的两点到六点之间，地点在中欧图书馆的一个阅览室里，每次都由第一财经用两台摄像机记录下来。
在很多人看来，在当代中国的改革史上，吴敬琏是经济学家中成就最大的人之一，他达到了他那个专业领域里可能达到的济世高度。而我之所以愿意投入这一工作，却不仅仅为此，在学术贡献之外，我更敬重的是那个自觉地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吴敬琏。在当今之世，像他这样从外貌到灵魂都干干净净的人，实在太少了。
在8月底访谈的那几天，正值江南盛夏雨季，上海的午后会突然下一场特大的暴雨，天地昏暗，如遇末日，但两个多小时后便又赫然晴朗，水泥地上的水迹竟会很快蒸发，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这让我想起很多杰出精英暴风骤雨般的人生。正是在这样的时光流转中，行将八十岁的吴敬琏缓缓叙述，历史如跛足的行者，不动声色地姗姗走近，又姗姗走远，一段波澜壮阔的人生如画卷展开，其苦难、喜乐交叠混然，可意会而不可名状。
在那一时刻，作为听者的我便想，一代人为之奉献了热血和智慧的努力是否得到了实现？他们并不为回报而为，不过，他们是否得到了应有的记忆和致敬？
1930年1月24日，出生于南京，年幼多病；
1931年7月，父亲吴竹似去世；
1933年1月，母亲邓季惺与陈铭德结婚；
1936年，进南京山西路小学读书；
1937年，抗战爆发，举家西迁至重庆，在精益小学解读一学期后，进巴蜀小学；
1941年，进重庆南开中学；
1942年，转学成都高琦初中；
1944年，考入金陵大学附属金陵中学高中部；
1945年，抗战胜利，随金陵中学迁回南京，父母所经营的《新民报》成为拥有南京、重庆、成都、上海、北平等五地八刊的国内最大民营报业集团；
1947年，患上肺结核病，被迫停学；
1948年，考入金陵大学，因病再度休学；
1948年10月，随母逃亡香港，待船去解放区；
1949年4月，回到北平，肺病复发，住结核病医院；
1950年1月，在南京金陵大学复学，就读经济系；
1952年，肺病再犯，住疗养院，结识金陵女大儿童福利系学生周南；
1952年9月3日，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
金陵大学经济系并入上海复旦大学；
1953年，大学毕业，因肺病未愈，留校一年；
1954年，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为兼任研究员冀朝鼎、姜君辰等作助手，后跟随援华的苏联财政专家阿·毕尔曼研究企业财务问题；
1956年６月，与周南结婚；
经济研究所青年与党支部领导之间爆发关于“向科学进军”的争论，吴敬琏积极参加了争论；
1957年，因为犯有在青年中宣传《在桥梁工地上》、《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这类“右派小说”等“严重右倾”错误，受到党内严重警告的处分；
1959年4月，参加在上海举行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讨论会”；
1960年5月，《经济研究》刊出《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性质》，这是第一篇产生较大影响的长篇论文；
10月，参加孙冶方组织的《社会主义经济论》写作班子；
1961年3月，参加中共中央宣传部举办的毛泽东《政治经济学读书笔记》学习班，参加于光远领导的《政治经济学》写作组；
1963年初夏，长女吴晓莲出生；
1964年10月，参加经济研究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经济研究》上发表《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不容歪曲》，批判孙冶方的“生产价格论”和“利润目的论”；
1965年8月，次女吴晓兰出生；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被宣布为“走资派”，参加哲学社会科学部的群众组织“革命大批判指挥部”；
1969年11月，随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下放河北省息县的“五七干校”；
1971年4月，随学部干校迁到明港镇，被定性为“帽子抓在人民手中的‘五·一六反革命分子’”，送进劳改队改造，期间与难友顾准一起读书，成为忘年交；
1972年7月，随学部回到北京；
1974年12月2日，顾准去世；
1975年，赴山西大寨参加《大寨政治经济学》写作组，1976年夏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被“礼送出境”；
1976年冬，随于光远等人策划召开按劳分配学术讨论会；在5次讨论会中递交多篇论文；
1979年1月18日，参加中共中央召开的理论务虚会，做长篇发言批评大寨；
4月16日，为在江苏无锡举办的“社会主义经济中价值规律问题讨论会”写作论文，倡导国有企业自主经营；
年底，参与接待波兰改革派经济学家弗·布鲁斯；
1981年年初，参与接待捷克斯洛伐克改革派经济学家锡克；
1983年1月，赴美国耶鲁大学经济系和社会政策研究所做访问研究；
2月22日，孙冶方去世；
1984年7月，归国，随马洪等人为商品经济“翻案”；
8~9月，参加国务院改造振兴上海工作组，写作改造振兴上海战略部署规划；
秋，调入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任常务干事，随即转调到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任常务干事；
1985年，机构调整，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干事；
1月，参加“经济过热与宏观调控”问题的争论；
7月，在讨论《中共中央关于制定第七个五年计划（1986~1990）建议（草案）》时，提出企业、市场体系和宏观调节体系三个环节配套改革的主张，后来这种主张逐渐形成中国改革中被称为“整体协调改革派”的学术派别；
9月，参加“宏观经济管理国际研讨会”（巴山轮会议）；
参与创办《经济社会体制比较》，与赵人伟、荣敬本一同任主编；
1986年4月，被征调进入新成立的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方案研讨小组办公室，任副主任；
1987年，《经济改革问题探索》出版（1990年苏联科学出版社出版俄文版）；
1988年，《中国经济改革的整体设计》（合著）出版；《中国经济的动态分析与对策研究》（合著）出版（1989年韩国韩文版出版）；
在《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上首次用“寻租理论”来解释经济转型过程中腐败蔓延的原因；
1989年11月，在“总结70天经验”会议上与“计划派”论战；
1990年，7月，在中共中央的一个会议上与“计划派”再次论战，不久被称为“吴市场”；
秋冬，发起组织“中国经济改革总体设计”课题组；
1991年12月，发表《论作为资源配置方式的计划与市场》，出版《论竞争性市场体制》；
1992年1月，接任蒋一苇重庆市社会科学院名誉院长和《改革》杂志主编的职务，大力宣传邓小平的南方视察，推动改革；
4月30日，写《关于计划与市场提法问题的建议》寄送中央领导人，建议将经济改革的目标确定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1993年，在有关中国改革特点的国际讨论会的讨论中，不同意“渐进改革”的提法，提出用“体制外改革优先”（后改为“增量改革”）来描述中国的改革战略；
8月24日，《经济日报》刊发与钱颖一合作的《关于公司化》一文；
《大中型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合著）出版；
11月14日，中共中央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多项主张被采纳，中国改革进入“整体改革”新阶段；
1994年，促成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在上海创建，并任专职教授；
《现代公司与企业改革》出版；
1995年8月29日，母亲邓季惺在北京去世；
1996年3月，随同朱镕基到山东省诸城调研“放小”试验；
1997年，完成研究报告《实现国有经济的战略性改组》；与“计划派”发生论战，给中央写建言书提倡中小企业的产权清晰化改革；
1998年，被聘任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CICC）首席经济学家，直至2001年；
3月，当选第九届全国政协常委，任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国有经济战略性改组》（合著）出版；
东亚金融风暴影响中国经济；
6月，赴浙江调研，在呈报国务院的报告中建议采取大力扶持中小企业的政策，得到国务院的采纳；
11月，《财经》杂志刊发与汪丁丁的“关于中国改革前途的对话”，第一次提出了警惕“权贵资本主义”；
1999年，在研究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时，提出“制度重于技术”；
2000年，3月，在参加全国两会时，反对炒作“互联网概念股”，引发一场大争论。4月，全球互联网泡沫破灭；
8月，香港浸会大学授予荣誉社会科学博士学位；
10月，支持《财经》发表揭发基金业黑幕的报道，引起广泛关注；
12月，中央电视台首度评选“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以最高票获得“年度人物”第一名的大奖；
2001年，《改革：我们正在过大关》论文集出版；
1月14日，在中央电视台抨击“中国股市像一个很不规范的赌场”，引起轩然大波；
3月，《十年纷纭话股市》论文集出版，该文集的前言（《股市七题》）总结了与自己的批评者之间的主要争论；
2002年1月，筹办《比较》辑刊，任主编；
秋，与江平创建上海经济与法律研究所，2004年年初停办；在北京另办洪范经济与法律研究所和《洪范评论》辑刊；
2003年，参加多场论坛，倡导“法治的市场经济”；
3月，再度当选全国政协委员；
获得国际管理学会（IAM）“杰出成就奖”；
2004年1月，再版《当代中国经济改革》（2004年英文版，2005年繁体字版，2997年日文版）；
7月，在多个场合警告片面追求“重型化”的战略不可持续，引发“中国工业化道路经济增长方式”的论战；
8月，“被动”卷入“国有资产流失”的论战；
2005年，受聘为麻省理工学院公开课件项目国际顾问委员会委员，至2008年；同期任国际经济学会（IEA）执行委员会委员；
3月，在全国政协全体会议上，提出“‘十一五’必须认真解决工业化道路和增长模式问题”；
8月，受聘为中国国际扶贫中心顾问委员会委员；
11月，出版《中国增长模式抉择》，此书荣获首届“中国经济学奖杰出贡献奖”和“张培刚发展经济学优秀成果奖”；
2006年3月，在全国政协大会上，重提国有企业的改革；
7月，与茅于轼教授共同发起筹资建立富民基金会；
8月，香港大学授予荣誉社会科学博士学位；
9月，出版《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
2007年，担任北京富平学校理事会理事；
2008年，在《中国企业家》发起评选的“30年最具贡献的十位经济学家”中，以最高得票率当选；当选南方报业集团、英国《金融时报》等“30年最具影响的十大经济学家”；
8月，受到“间谍门”谣言的诽谤攻击；
2009年8月1日，就任阿拉善SEE生态基金会理事长；
9月，在《财经》上发表总结中国60年发展的长文《中国经济六十年》；
2010年，1月24日，迎来80岁寿诞；
《当代中国经济改革》第三版出版。
少年吴敬琏，是母亲邓季惺的反对派。
他自幼体弱多病，父亲给他起了个小名叫“长明”，祈求他能够“长命”。曾有医生说他活不过一岁，邓季惺心忧如焚。吴竹似出殡时，按当时民俗，子女应披麻戴孝在出殡路上一步一磕头，邓担心儿子吃不消，坚决反对，其护犊心切可见一斑。
因国事动荡及身体虚弱，一直到大学毕业，吴敬琏的读书生涯都是断断续续的。
1936年，6岁的吴敬琏进南京山西路小学读书，仅一年，就因抗战爆发停学西迁。到重庆后，他被送进了巴蜀小学，这是大后方教学质量最高的小学之一。当时的四川省主席王瓒绪任小学董事长，“航运大王”卢作孚当校董，国学教师中有叶圣陶这样的名人，连当时常驻重庆的共产党代表周恩来都来作过演讲。吴敬琏的同期学生中便有著名报人邹韬奋的3个子女，其长子邹家骅（后更名邹家华）后来当过国务院副总理，次子邹家骝（后更名邹竞蒙）和吴敬琏同班。在节假日时，邓季惺常常带着子女外出参观，比如去山洞里的军工厂等等，这使得在战火中长大的吴敬琏从小就关心社会和国家命运。
1941年，小学毕业后，吴敬琏考进重庆南开中学，这又是大后方的一所模范学校，创办人张伯苓是民国时期与蔡元培齐名的大教育家。张伯苓教学强调“三育并进而不偏废”，特别注重学生的人格教育和道德教育。晚年吴敬琏仍清晰地记得，在新生开学典礼上，张伯苓所作的《我为什么要办南开》的演讲。吴敬琏在一篇纪念文章中写道：“我虽然只在南开念过两年书，但南开给予我的基本训练方面的影响，却是极其深远的。除语文、数学等功课外，从逻辑思维、语言表达，公民课上关于如何开会、如何选举、如何表决的训练，直到每座楼进门处镜箴上的‘头容正、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气象勿傲、勿暴、勿怠，颜色宜和、宜静、宜庄’的仪态要求，都使我终身受用不尽。总之，就我的亲身感受而言，南开教育之所谓‘高贵’，指的并不是生活上的奢侈和安逸，也不是目中无人和颐指气使，而是对于德、智、体、美四育并进的高素质要求。”
吴敬琏体弱，总是在养病，缺少锻炼，因此第一学年就因体育成绩不好差点被南开中学除名，他向学校保证每天晚上跑步800米，加上优秀的数学成绩，学校才勉强同意他留下。可是没多久，他就得了肋膜炎，不得不休学一年，第二年重念初一。在他的两年级同学中，有经济学家茅于轼、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
1943年，邓季惺到成都开办《新民报》成都版，吴敬琏又随母转学，插班进了一家名叫高琦初中的基督教教会学校。两年后，吴敬琏考入金陵大学附属金陵中学，就读高中部。不久抗战胜利，国民政府和大批机构迁回南京，《新民报》总部和金陵中学都一起南下。一个十分有趣的细节是，一直到很多年后，吴敬琏才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中得悉，当初与他在同一个年级（不同班组）读书的学子中，有一人名叫厉以宁。他们后来一个被称做“吴市场”，一个是“厉股份”，为中国改革开放时期两位最重要的经济学家。
小学和中学时期的吴敬琏并没有表现出对经济学的兴趣，他最热衷的事情是拆装钟表，而“科学救国”是他的理想。
少年时期的吴敬琏最喜欢理工科，他的数理化、生物等功课都非常好，当实业家的外公以及律师母亲，都认定唯有科学和实业才能救国，希望这个聪慧的男孩能够走上科学家或工程师的道路。吴敬琏心灵手巧，喜好钻研，平日在家时，总是把各种钟表、机械都拆开来看看，倒腾一番后再装起来，这让他很有成就感。更让他开心的事情是，他还有一个“科学迷”舅舅。
邓季惺的六弟叫邓友海，他对政治、新闻之类毫无兴趣，却无比痴迷于科学。他毕业于西北工学院的纺织机械系，还到英国留过两年学，回国后在重庆一家丝织厂当厂长，平时就常常住在大姐家里，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装拆各种东西，搞实验，做工程。有一段时间，他疯狂地迷上了发明制作滚珠的最新办法，反复试验却始终无法成功，以至于全家人绝对不能在他面前提“滚珠”两字。吴敬琏自幼无父无兄，自然对这位六舅舅无比崇拜，整天跟在他的屁股后面装东拆西，不亦乐乎。十来岁时，他最朝思暮想的东西是一只装有各式各样工具的木箱子，当时名叫“双手万能”。13岁生日时，母亲真的给他买了一个，这让他几乎兴奋了一年。
他对科学和机械的爱好保持了一生，甚至在日后的困顿时刻，这成了他聊以自慰的手段。在“五七干校”时期，他当过瓦工和电工，自学过木工，还业余为人修理自行车和收音机，他对最新的科技动态始终非常敏感，对高科技产业十分重视，近年来长期担任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的吴敬琏对于高新技术的专业指示常使内行人士感到惊诧。这些都得益于孩提时培养起的那些兴趣，后来竟成了他的经济研究中重要的领域①。
一直到读中学的时候，吴敬琏仍然不改“科学救国”的梦想，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那时，我的理想是科学救国和实业救国，以为依靠声、光、电、化，就可以发展起现代工业，抵御洋人的坚船利炮和货物倾销，建设富强的中国。至于要依靠什么样的社会制度来实现这种理想，我却几乎完全没有思考过。”
后来的吴敬琏，之所以没有如愿以偿地当上一名优秀的科学家或工程师，而成了经济学家，竟还是因为身体羸弱。
17岁那年，吴敬琏被确诊患上了肺结核，因为父亲吴竹似死于此疾，大姐刚进大学也染上了肺结核，这自然让母亲邓季惺无比紧张。吴敬琏的学业停停读读，上学又休学，成了一个无奈的病号。1948年，吴敬琏以同等学力报考金陵大学，他选择的是自己最喜欢的电机系。可是考上之后，马上就因病不得不又一次休学。此刻，他意识到，凭自己现在的身体条件根本无法从事艰巨的科学实验及野外考察，理工科的梦想就此破灭。
就这样，在再次复学的时候，他乖乖地选了文学院。他在口述史中说：“其实我不喜欢文学，但是文学院里面有其他的东西，比如说经济学，后来我就选了经济系，这个学问与实业救国好像还有那么一点儿关系。”
日后这位杰出的经济学家，就是这样病怏怏、半情半愿地“入门”了。
回过头来说青年吴敬琏的政治立场。在这方面，他比信仰法律和改良的母亲要激进得多。
他对国民党政权的失望是从1946年的一系列政治冲突事件开始的。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与共产党在重庆谈判，达成《双十协定》和《停战协定》。但是，双方摩擦不断。国民党内的右翼极端派更是肆无忌惮，不断蓄意挑衅。1946年1月10日到31日，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通过了和平建国纲领问题、宪法草案问题、军事问题等五项协议，政治民主化、实施宪政等话题被重新提起，人民以为“和平民主新阶段”即将到来，吴敬琏也满怀希望，以为可以遂科学救国和实业救国的心愿了。
2月10日，重庆各界举办庆祝政协闭幕的群众大会，并推选郭沫若、马寅初等20余人组成大会主席团，李德全为总主席，李公朴作总指挥。当日，国民党特务冲进会场，以主席团推选不当为由大打出手，郭沫若、李公朴、陶行知、章乃器和新闻记者及劳协会员60余人被打伤，酿成震惊全国的“校场口流血事件”。当时，吴敬琏正在重庆，亲历了这一惨案。
接着过了10来天，又传出国民党特务要在2月22日的“反苏大游行”中制造事端，并扬言要捣毁《新民报》、《新蜀报》和共产党的《新华日报》。吴敬琏清晰地记得，21日夜间，全家很紧张，陈铭德等人都离开了报馆。第二天，游行队伍经过《新民报》报馆所在的七星岗时，并没有发生打砸事件。但是，一群有组织的暴徒捣毁了《新华日报》和民盟机关报《民主报》营业部。
吴敬琏一家迁到南京后，1946年6月，国民党军队调集百万大军准备向解放区大举进攻，内战眼见一触即发。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决定组织反对内战大会，各界经过协商，推举马叙伦、胡厥文等20人组成和平请愿团，赴南京向国民党政府请愿。６月23日，上海市5万余人在火车站广场召开群众大会，欢送代表赴南京请愿。代表团到达南京下关车站时，忽然有上百名“难民”蜂拥而上，把代表们包围起来，围困长达5个多小时，接着发生暴力袭击，团长马叙伦被殴打，学生代表陈震中被打成重伤，随行采访的《新民报》采访部主任、著名女记者浦熙修被暴徒揪掉一半头发，血流满面。那天晚上，吴敬琏的大姐吴敬瑗随妈妈去探望浦熙修，看到惨状深受刺激，回来后便大口吐血。
随着国共谈判破裂，内战爆发，国家再陷乱局。《新民报》秉持一贯的反战立场，严厉批评国民政府，深为国民党所嫉恨。在随后的几年内，上海版和南京版被停刊，成都版被查封，重庆版被骚扰破坏，诸多编辑、记者或被捕杀，或遭殴打。陈铭德—吴家子女一直叫他“伯伯”—是一个性情十分温和的人，非常善于处理各方关系，是一个公关高手，平日从未与人红过脸。但有一次，他的妻舅、担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新闻局副局长的邓友德劝告他尽量少批评国民党政府，否则有可能遭到毒手，吴敬琏见他涨红了脸，愤怒地大声呼道：“你让他们拿枪打死我吧。”
这一系列活生生地发生在眼前的事情，让吴敬琏对国民党政权彻底绝望。他认为，母亲的宪政理想是虚幻的、软弱的，必须通过革命的方式才可能拯救苦难的中国。这时候的他，经常因病休学在家，便利用大量的空闲时间读书，他从生活书店的《青年自学丛书》中，读到了马克思的《资本论》、艾思奇的《大众哲学》、高尔基的《在人间》以及《鲁迅全集》和巴金的小说等等。这其中，最让他着迷的是19世纪末的俄国哲学家、革命家尼古拉·车尔尼雪夫斯基，他的那本充满了革命激情的小说《怎么办？》是第一本影响了青年吴敬琏世界观的著作，书中的主角、年轻的革命民主主义者拉赫美托夫更是成了他的偶像。正是在这样的阅读中，一位“科学迷”变成了拉赫美托夫式的左翼激进青年。
卧病在床的吴敬琏还真的为革命做过一些具体的工作。他的二姐夫关在汉原来是《新民报》记者，后来转到美联社，最后当了法新社驻南京办事处主任。他在和谈期间一直和中共代表团保持着密切联系。代表团撤退后，也利用外国通讯社记者的身份为共产党做些工作。吴敬琏就跟他合作，他天天躺在床上秘密收听延安广播，然后由关在汉以外国通讯社的名义发表出去。有一次，陕北新华广播电台用记录速度广播了毛泽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吴敬琏一字一句地把它记录下来，复写多份在熟人中传播。
1947年年底，国民政府举行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的选举，陈铭德和邓季惺两人都决定出马参选，他们的一些参加共产党外围组织“小民革”（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朋友，如张平江、谭惕吾等非常支持鼓励。而在家庭内部，为了是否参选的事情，却几乎吵翻了天。吴敬琏和关在汉坚决反对，认为这是与反动势力同流合污，邓季惺“相信法治到了迷信的程度”。而国民党的拥趸、邓季惺的三弟邓友德也表示反对，在他看来，邓季惺进立法院就是要去跟国民党作对。处在中间的陈邓左右都不讨好。这一景象几乎就是当时民间立宪人士在中国的一个缩影，稍稍拉开一点，竟还可以看到30多年前梁启超、邓孝可等人的尴尬。
事实上，早在1946年9月，陈铭德就在《新民报》的重庆版上发表过一篇文章，记述了中间者的困顿，他写道：“时至今日，一切都是打的局面，种种都是乱的特征，我们站在中间来办报，谈和平、谈民主，来反对内战内乱，当然是不识时务……我们虽然明知这条中间道路是一条左右不讨好的道路，但为了明是非，辨真伪，为了代民立言起见，本报立场将始终如此做法。”
或许正是基于这样的认知，陈邓决意参选。陈铭德竞选国大代表顺利当选，邓季惺竞选立法委员则遭到抵制，她被国民党剥夺了提名候选的资格。强硬的邓季惺当即以自由人身份竞选。她的选区在四川，国民党以散发传单、羁留投票人等办法百般阻挠。邓季惺则亲下基层，四处演讲拉票，《新民报》同仁更是不遗余力，历时三月，最终竟突出重围，高票当选。在当时的600多名立法委员中，像邓季惺这样无党无派者，几乎绝见，她成了各党纷纷拉拢的对象，邓却公开表示，暂不参加任何政党组织，仅以报人身份参政。
独立的邓季惺在立法院果然不见容于各方。进入1948年之后，胜利的天平倾向了共产党，国民党军队在前线节节败退，这时候，发生了“邓季惺大闹立法院”的事件。
6月17日，人民解放军攻下开封，国民党派出空军悍然轰炸开封市区，导致无数平民伤亡。6月24日，国防部长何应钦在立法院秘密会议上作中原战局报告，多位河南籍立法委员涕泪控诉。邓季惺联络30多名立委提出临时动议，谴责对开封的轰炸，并要求严禁轰炸城市。第二天，南京《新民报》刊登了立委质询和邓季惺等临时动议的详细内容，一时，举国哗然。在当日的“立法院”院会上，国民党的立法委员们纷纷以“泄露军事机密”为由控诉邓季惺，十多个人叫嚷说：“共产党尾巴已经伸进立法院，一定要彻底追查，把潜伏在本院的奸类清除出去！”
等到邓季惺上台发言的时候，台下仍然是叫嚣和嘘声不绝，未等她开口，就有人大喊：“滚下去，滚下去。”邓季惺一脸秋霜，毫无表情地站在台上，冷冷地观望四周，静待发言。接着就爆发了她的支持者与反对者之间的一场互骂，此事波及全国，史称“《新民报》泄密事件”。
这一事件之后，国民党终于将《新民报》视为眼中之钉，非除之而后快。7月9日，蒋介石亲自写下手令，宣布永久查封《新民报》南京版。接着有消息称，当局已决定将邓季惺逮捕并移交“特种刑事法庭”治罪。10月，邓季惺在友人黄苗子代购机票的帮助下，仓皇逃亡香港，两个月后，完成了善后事宜的陈铭德也化名出走。
从此，这位以“改良立宪”为终身理想的大律师、绝代女报人被“逼上梁山”，与国民党政权彻底决裂。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意味着改良主义思潮在中国的“死亡”。而这一切，显然是她的儿子吴敬琏所愿意看到的。
1949年4月中旬，在中共香港工委负责人夏衍的安排下，吴敬琏随母亲从香港回到已经和平解放的北平。在香港停留期间，陈铭德、邓季惺和赵超构曾仔细策划如何改组《新民报》，以便在新中国“东山再起”，他们曾问夏衍，共产党是否允许私人办报？答复是：当然可以。在解放初期，邓季惺曾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之后就逐渐边缘化。后来，《新民报》系的结局是这样的：1950年4月，成都版停办；1952年1月，重庆版停办；1952年4月，北京版被政府以2万元作价收购，改成《北京日报》；1953年年初，上海版实行公私合营，易名为《新民晚报》。陈邓的报人生涯从此终结，1953年，他们分别被任命为北京市城市服务局副局长和民政局副局长。邓季惺回忆，她干过的最重要的一项工作是，主持修建了北京市的第一个火葬场。
父母的被边缘化，显然没有影响到吴敬琏对新社会的热情。一到北平，他就住进了羊肉胡同的香山肺病疗养院城内分院。到1950年春天，身体有所康复，吴敬琏就回到南京金陵大学开始学习经济学的大学学业。很快，他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0年暑期开始担任经济系团支部书记、校团委的团课教员。
这种“为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而学习”的学生生活只持续了一个学期，就开始了抗美援朝的政治运动。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在朝鲜人民军占领了南朝鲜绝大部分地区的情况下，9月15日，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在朝鲜半岛中部的仁川登陆，直逼平壤。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11月中旬，发生了金陵女大和金陵大学美国教授污蔑北朝鲜侵略南朝鲜的事件，学校的党、团组织抓住时机，掀起了影响全国的“反侮辱、反诽谤、反美帝控诉运动”，把群众的仇美情绪调动起来，为抗美援朝扫清思想障碍。①吴敬琏被控诉运动所激发的爱国心推动，积极参加了这场运动。控诉运动结束后，由校团委出面，举办了题为“揭露美国利用文化教育机构进行侵略活动，宣传西方资产阶级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罪行”的展览会，吴敬琏是筹备展览会的负责人之一，他整天忙碌，不知疲倦。1951年2月，中国政府接管了各地的教会学校，金陵大学和金陵女子大学合并成立公立金陵大学。
很快，英文从课程设置中取消了，西方的经济学论著被彻底废除。到1952年“院系调整”之后，各高校经济类课程只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资本论》等，采用的全部是苏联专家编写的教材。
在青年吴敬琏看来，这些都是理所当然的。他在后来的文章中写道，“我在大学期间，除了第一学年还上过几门现代经济学课程外，所学的理论和方法基本上是从苏联移植过来的。当时我以为，掌握了这一套理论和办法，就能沿着苏联的道路，迅速实现国家工业化，建立起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吴敬琏选集·作者自传》），“使我对这些理论观点深信不疑的，并不是有关苏联社会主义经济的各种事实材料，而是对社会主义的某种信念。这种信念又因我国50年代上半期在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下取得的成就而得到加强。这种思想脉络大概只有在50年代上半期身历其境的人才会觉得完全合乎情理。”（《中国经济的振兴有赖于市场取向的改革》）而在口述史中，他更进一步说：“因为要反对国民党，所以就要接近共产党，拥护共产党，学习共产党的理论。其实你现在回想起来，根本就没有学懂，很多事情并没有学懂。”
从1951年12月开始，为了整肃进城以后愈演愈烈的腐败之风以及打击资本主义工商业，中共中央发动了“三反五反”运动，吴敬琏作为学生中的积极分子，参加了学校内清查贪污浪费的活动。例如，参加在中央大学大礼堂召开的全市高校系统“打老虎”（“老虎”，指的是重点斗争对象）大会。这种会议是大小会结合的，大会上各校竞相报告“战绩”，当场“落实”宽待政策，然后各校再分头开小会“攻心”，迫使斗争对象交代。这种活动不用扩音器，全凭着年轻人高音喇叭似的嗓子，往往一“打”就是几天几夜，不达指标誓不罢休。
所谓“斗争阶段”结束后，吴敬琏被调到校增产节约办公室做结案工作。使他万分惊讶的是，在运动中言之凿凿的贪污案件竟一个也不能落实定案。
吴敬琏在大学里积极参加“打老虎”的同时，邓季惺和陈铭德在北京却成了被打的“老虎”。建国之后，邓季惺出资在北京南长街修建了一幢三层楼的花园洋房，现在，这座私宅被认定是贪污《新民报》的钱建成的，职工上门来批斗，强迫他们交代。邓季惺当然很愤怒：“我是报纸的老板，我贪污谁？”更让他们伤心的是，一些老朋友在运动中自杀了，其中包括邓季惺的老师和友人、一代四川船王卢作孚。这是一位社会声望极高、十分爱国的企业家，也是西南军政委员会的同事。他的自杀让邓季惺非常震惊和不理解，据吴敬琏回忆，他的母亲从来没有跟他讨论过对“三反五反”运动①的看法，不过他能看出她的困惑。对于当时的吴敬琏来说，这样的运动当然是必须的，哪怕父母遭到冲击，也是因为世界观改造的需要。
在忙完“三反五反”后，接下来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俗称“洗澡”运动。改造的对象是大学里的教授，而改造者就是像吴敬琏这样的“革命青年”。表现积极的他，成了文学院的“学生总代表”。有时上着课，发现老师的讲授有悖《资本论》的理论，就会走上台去，开展大批判。他后来回忆说：“那真是无知狂妄、强词夺理啊！”
就这样，在革命的风暴中忙碌了好一阵子，吴敬琏的肺病又犯了，只好再次住进学校的疗养院。在这里，他认识了一个长相娇小而秀气的女病友，名字叫周南。
周南是云南人，与吴敬琏同龄，比他小9个月，就读于金陵女大的教育系学前教育专业。他们的长女吴晓莲在《我和爸爸吴敬琏》一书中这样描述这对青年人的恋情—当时，两人都是金陵大学的学生。大学生们下乡参加“土改”时，吴敬琏因生病不能去，而周南参加“土改”回来后，也因发烧住进了疗养院。周南在疗养院一直发烧，肺炎转成了肋膜炎，吴敬琏时常过去安慰她说“别着急，我给你唱歌听”，两人就这样熟悉了。周南听当时经济系的同学说吴敬琏学习特别好，记忆力超凡，据说能背下整本《资本论》，这令周南对吴敬琏倾慕不已。周南的一个闺友劝她说：“你看吴敬琏那样，病恹恹的样子，你想以后做寡妇啊？”周南说：“我还是喜欢他，我就是觉得他特别有才。”
吴晓莲后来问周南：“您就是听人家这么一说，有没有亲自考考他，看他是不是真的能背？”周南答：“没有。我又没有看过《资本论》。”吴晓莲在自己的书中感慨说，也就是在那个年代，一本《资本论》就能打动一个女人的心。不过有趣的是，到了晚年，吴敬琏在口述史中证实能否背诵《资本论》一事时说：“没有：这事儿是传闻，言过其实。”
尽管能背整本《资本论》是一个“言过其实”的传闻，不过，吴敬琏激进的思想、优异的成绩、善解人意的个性，当然还有俊朗的外形，显然还是深深打动了姑娘周南的心。
1952年9月3日，22岁的革命青年吴敬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不久，全国大学进行大规模的院系调整，吴敬琏所在的金陵大学经济系被并入了上海复旦大学。在这里，给他上二年级政治经济学课的是刚从中共人民大学受过苏联专家培训的教员蒋学模。蒋后来成为当时全国最著名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授，他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材》沿用了几十年，据称先后发行了1 800多万册。蒋学模对学生时期的吴敬琏印象非常深，在几十年后的一次聚会中，他指着吴敬琏，用一口浓重的宁波腔说，“他是我的好学生”。也是在复旦的班上，吴敬琏与一位名叫周叔莲的同学十分投缘，这一缘分后来延续了一辈子。
1953年，吴敬琏和周南大学毕业。南京的周南留校当了助教，上海的吴敬琏竟又掉了“链子”，他被检查出肺病未愈，不能分配工作，只好留在学校的康复楼里又乖乖地养了一年的病，兼任康复楼团支部书记。以他当时的身体状况，实在很难想象，在后来，当他80岁的时候，居然还能站在讲台上连续讲课3个小时。
1954年，吴敬琏终于拿到了毕业证书。他被分配到北京的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这是当时中国研究经济学的第一重镇。当然，比吴敬琏更高兴的人还有一个，那就是邓季惺，因为宝贝儿子又回到了她的身边。不过，这时候的吴敬琏已经让她觉得越来越“陌生”。有一次，吴敬琏对母亲说：“你以后不要坐沙发了。”邓问：“为什么呢？”吴答：“无产阶级都坐凳子，为什么要坐沙发呢？”还有一次，吴敬琏公开表示，“一个人不应该有两件以上的衬衫”。过惯了优裕生活的邓季惺和陈铭德都瞠目结舌，不知道如何应答。
进了经济所，吴敬琏仍然是积极分子，他当上了首任团支部书记。
当时的经济所不到50个人，据吴敬琏的回忆，“没有什么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它的前身是国民政府时期的中央研究院社会调查所，创所所长陶孟和，是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的经济学博士，从事近代经济史、政治制度的研究，正是他，在全国解放后把全所从南京带到北京，中科院成立后，他升任副院长。代理所务的巫宝三是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从事经济思想史方面的研究；副所长严中平，毕业于清华大学经济系，后留英进修，是近代纺织史方面的专家，显然，他们的知识背景及结构，已经无法适应计划经济的理论需要。吴敬琏去报到的时候，代所长是狄超白，他是30年代就入党的老党员，早年从事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是1953年被派进的第一位党员所长，其余人中，唯一一个懂些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是胡瑞梁，他早年在蒋经国的赣南干部训练班上，教过《资本论》。或许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党组织需要急迫地往这里注入年轻的血液，从1953年开始，陆续有一些新人进入了经济研究所，周叔莲就是这一年分配到经济所的。1954年，与吴敬琏一起分配到经济所的有8个大学毕业生，其中包括张卓元、利广安、黄范章、刘厚成等人，吴敬琏是两名党员之一。第二年，又有一位叫刘国光的苏联副博士从莫斯科经济学院国民经济计划教研室毕业归来—他是1951年被社会调查所派出学习的。新的经济研究团队就这样渐渐构筑起来了，这些人日后均成为中国经济学界的支柱。①
1955年，吴敬琏和另一位年轻的研究实习员乌家培被派去给苏联经济学家阿·毕尔曼当助手，学习国家财政和企业财务问题，这是他第一次与世界级的学者近距离地接触。毕尔曼当时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是苏联顾问团中主要的财政专家。他所创作的《苏联国民经济各部门财务》（1953年出版）是苏联教育部审定和推荐的这门学科的第一部教科书。在中国期间，他帮助建立了苏式财务管理模式，一直到2000年前后，中国不少领域—譬如交通产业、物资流通产业的财务运作体制，仍然是毕尔曼当年所设计的。
那段时间，吴敬琏和乌家培天天跑到国务院各个经济主管部门的财务司，去抄写历年的财务报表，而他向毕尔曼老师学习的是“卢布监督”的理论。
所谓“卢布监督”，就是强化经济核算制，对原材料和产成品均定价算账，用货币来考核。加强卢布监督，正是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苏联经济改革发出的第一个信号。在日复一日抄写财务报表的日子里，吴敬琏的内心第一次闪过了隐约的困惑，因为他发现，现实中的经济运行与苏联教科书上光彩绚丽的图画相比，实在有不小的差别。“有计划按比例”的理想与设计看上去非常的圆熟，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地区之间、部门之间、生产单位之间，以及各个社会集团之间的利益矛盾和冲突却无处不在，各种比例经常失调。而这种状况似乎在计划体制下是无法调和解决的。
甚至连他的老师毕尔曼也对苏式管理有自己的反省。薄一波在他的回忆录《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便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1956年年初，中国在农村推行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在一次谈话中，毕尔曼发表了一个意见，认为在处理国家与农民的关系问题上，中国不要学苏联。他说，苏联通过税收动员的资金不到预算收入的10%，主要是通过价格向农民索取积累。这样做，虽然政治上很漂亮，但经济上带来的问题很多。现在中国“业务部门的同志有一种倾向，就是盲目地重走苏联走过的路。这样可能会走弯路，造成损失”。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苏联专家对自己的经济模式公开提出质疑，这在当时是十分罕见的。
与此同时，国内经济界和理论界对刚刚建立起来的集中计划经济体制也提出了许多非难。其中最著名的，是一年以后担任经济所代所长的孙冶方所提出的“把计划建立在价格规律基础上”的主张，以及另一位研究员顾准—他将在日后与吴敬琏有极深的渊源—所提出的更为彻底的观点，他认为可以由自发涨落的市场价格调节社会主义经济。
1956年年末，吴敬琏参加了由国家经委牵头进行的全国体制调查。他日后写道：“在这一阶段，我越来越觉得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存在着一些带有根本性质的缺陷，主要表现为片面依靠行政命令来管理经济，而没有充分发挥价值规律和有关经济杠杆的作用，使经济管理过分集中和僵硬，不能发挥生产单位和职工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吴敬琏选集·作者自传》）
然而，对于1956年年末、1957年年初的吴敬琏来说，他内心的那丝对斯大林模式的困惑如晴空下的一朵小小阴云，很快就因为接踵而至的“反右派”运动（1957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1958年）而消散不见了。
1956年６月的一天晚上，吴敬琏突然对周南说：“我们后天结婚。”
在此前的两年，随着吴敬琏进京，周南也被选送到北京师范大学进修幼儿教育，虽然这时，两人在每个周末的定期约会中早已“私订终身”，但周南对于吴敬琏决定后天就要举行婚礼还是感到十分突然，她问：“怎么来得及准备？”吴敬琏的理由是，“不然我又要出差了”。
为了赶在吴敬琏出差前把婚结了，亲朋好友一通大忙。吴晓莲是这样描述的：“第二天，周南的同学们集体总动员，有的上街买糖果，有的陪她去买床单。南长街一号里也是一通大忙，我奶奶拿出了压在箱底的百子图被面，赶紧找人缝棉被，二姑爹负责买酒买汽水，二姑妈送了一个新床罩，又借给我妈妈一双漂亮皮鞋。幸好不用给我妈现做礼服，因为她早已为自己当新娘这天定做好了一件丝绸旗袍，不过理发做头却不能省，忙得最后连登记领结婚证都差点儿没来得及。”
“最不忙的人可能就数吴敬琏自己了，人家是革命得很。结婚也不穿特别的衣服，就是一件布制服，头天拿出来洗好晾干就行了，不过，看他们的结婚照片，吴敬琏的浅色布制服还是挺精神的，我妈妈的花绸旗袍也十分漂亮。”
从留存的结婚照上看，这对新婚夫妻有着逼人的年轻与纯洁，的确是一对令人钦羡、郎才女貌的佳侣。吴晓莲感慨说：“我一直把这张照片看成是中国50年代一对典型知识分子的招贴画。”
不过当时，发生在吴敬琏身上的事情，却比照片上的单纯和欢愉要复杂得多。正是在那段时间，他和他的青年同事们陷入了一个大漩涡之中，结果遭遇到了生命中的第一场重要波折。
1956年年初，中共中央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总理提出“向现代科学进军”的口号，沉寂多时的学术界顿时活跃起来，经济所里的年轻人们自然热血沸腾。几年来的工作经验，让这群天资聪慧的人们都与吴敬琏一样，萌生了莫名的困惑，他们渴望自由思考。
此时，吴敬琏已经担任所党支部的组织干事，专门联系团支部，而团支部书记则由比他晚一年进所，也当过毕尔曼助手的乌家培继任。团支部在经过了几次热烈的讨论后，给党支部写了一份汇报，提出青年团员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向科学进军，争取在若干年内达到“副博士水平”。代所长狄超白及党支部委员们看了，顿时火冒三丈，他们认为青年们应当“叫干什么就干什么，叫怎么干就怎么干，干什么学什么”，团支部这个号召“集中了团员中的落后思想”，是“不接受党的领导，向党进攻”的“资产阶级方向”。团支书乌家培“犯了路线错误”，首当其冲被撤销了中科院团代会的代表资格，经济所组织了3次团支部大会、8次小组会，做了162张“思想卡片”，对他进行严厉的批判。
同样年轻的吴敬琏对此有自己的看法，在一次党支部委员会的会议上，吴敬琏一边做记录，一边听党支部的人批乌家培，他忍不住插嘴说：“我认为没有错，他们是在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呀。”话音刚落，狄超白等人马上用手指着他，齐声喊道：“原来你就是后台！”
吴敬琏自然不服，索性说了好长一段话，把青年人平时的苦恼都倒了出来，比如黄范章爱好英语，来到经济所以后想搞世界经济，所长不同意，分配他去搞手工业改造，黄只好业余读英语，又被批评是不服从组织安排，没有做到“党叫干啥就干啥”。狄超白等人发现吴敬琏居然是一个比乌家培还“危险”的人，于是，批斗的矛头迅速转向了他。
吴敬琏看上去文静柔弱，其实内心却是一个十分倔强的人，这一点酷似母亲邓季惺。吴晓莲曾开玩笑地将这对母子比做“矛”和“盾”，都是得理之处绝不轻易让步的人，这一个性将在日后的数十年内一再清晰地呈现。他当即给中宣部科学处写信反映了发生在经济所里的这场纷争。不久，科学处派人前来调查，接着又向团中央（时任团中央书记是胡耀邦）通报了这一情况。接到这一情况后，团中央所属的《中国青年》当即派出记者入所采访，在团中央书记处书记项南和宣传部长孙轶青的指导下，1956年7月期的杂志上，刊出一篇题为《为什么打击青年向科学进军的积极性》的新闻调查稿，在8月期的杂志上，狄超白写了一篇《关于鼓励青年积极性的讨论》，为党支部的做法进行辩护，青年人们则提出了反批评，吴敬琏、张卓元合写了《只是指责过严了吗？》，章良猷和周叔莲则写了《三大“罪名”》。《中国青年》是当时发行量最大的团中央主办的报刊，这一组报道一出，经济所里这场“茶杯里的风波”顿时全国皆知了。
在当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氛围，以及团中央和中宣部科学处的支持下，中国科学院党委决定批评经济所党支部的粗暴做法，吴敬琏等在争论中取得了胜利，年轻人扬眉吐气。可是，好景并没有太久，进入1957年后，随着“反右”运动的展开，按照“反党委就是反党”的逻辑，吴敬琏等人的言行立即成了“反右派”的斗争对象。所有参与辩论的年轻人全部遭到调查，党支部的人首先将出差在外，并没有参加“鸣放”的章良猷以他“向党交心”的自我检查材料打成了“右派”，然后向中科院“反右派五人小组”上报材料，要求将领头的吴敬琏划为“右派分子”。最后，吴被定性为“中右”，受到党内严重警告的处分①。而最诡异的是，想给他戴上“右派”帽子的狄超白等人，不久也按照“反党委就是反党”的逻辑被打成了“右派分子”和“反党分子”。
发生在吴敬琏结婚前后的这场风波，在日后看来，很有耐人寻味的寓意。它是一批信仰社会主义理论、已有一定学术涵养的青年们，为了追求“思想自由”所进行的一次集体抗争，尽管它最终以“失败”收场，却深深地埋下了思想解放的种子。
与“三反五反”运动时期表现出来的“坚信不移”所不同的是，经历了“反右运动”之后，吴敬琏开始痛苦地怀疑自己。他原来以为，自己天生就是革命队伍中的一分子，血管里流淌的就是奔腾着的、革命的血液，而此刻，他一再地检讨自己，充其量只是一个共产党在民主革命中的“同路人”，或者叫做“民主革命派”。他在日后写道：“在这次政治风暴和往后的批判运动中，我怀着涤除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所具有的‘原罪’的虔诚愿望，努力说服自己：过去自以为并不违背社会主义原则的种种观点，其实都是‘修正主义’的谬说。昨日的我全然错了，今后要回到正确道路上来，一切学术观点的正误，也要以是否有利于‘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最终的准绳。”（《吴敬琏选集·作者自传》）
就这样，从1946年那个膜拜革命的激进少年，到1956年这个充满了自责感的学术青年，吴敬琏走过了不长不短的10年。而由怀疑自己到怀疑时代，未来的吴敬琏，还有10年的路要走。
从明港回北京的火车上，7连2排的负责人找吴敬琏谈话，宣布他还在“被审查”，只能待在学部大院里，不得回家。整个学部有69个没有解放的“五·一六反革命分子”，他正是其中之一。
这时候，与丈夫分别了近3年的周南表现出了她的勇敢。她找到七连的军宣队政委，问：“吴敬琏到底有什么问题，他是‘反革命’吗？如果他是，我可以跟他划清界限，但是你们得拿出证据，如果不是，家里有两个孩子，还要搬家，请你们让他回家。”政委无言以对。第二天，吴敬琏宣布“自我解放”，径自回家去了。军宣队的领导很气愤，在学部的会议上说，这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不过，政治环境毕竟已经大变，倒也没有人真的去把吴敬琏抓回来。
尽管回到了北京，经济所的正常工作并没有恢复，仍是一地鸡毛。吴敬琏又回到对社会历史的钻研中去，为了补习英语，他开始读英文版《罗马帝国衰亡史》，10卷本，每本500页，每天读50页，雷打不动。
可怜的顾准无家可归，他的子女都与他划清了界限，约定“生不再见，死不相别”。更可悲的是，他的母亲已年过九旬，十余年未见，虽然现在身处同城，近在咫尺，却也还是不得见面。他只能住在学部大院的一个斗室中，每天清晨，背着一只军用书包，内揣两个冷馒头，去北京图书馆读书，黄昏归来，点一盏孤灯继续夜战。他常常剧烈地咳嗽，痰中带血，却也并不在意。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希腊城邦制度》一书的写作之中。这是一个为抽屉而写的伟大作品，顾准根本不知道有没有出版的那一日，他的工作动力来自于天地间一个冥冥的召唤。他以数十万言冷峻的笔墨，深刻地分析了城邦制度与“东方专制主义”的区别，“在全面比较中西文明的基础上探索人类社会发展的轨迹”。
按吴敬琏的看法，晚年顾准在思考“娜拉出走后怎么办”的天问时，得出的最重要的结论就是—“革命的理想主义”会经由某一路径转化为“保守、反动的专制主义”。
在近当代世界政治史上，这一路径就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1870年（巴黎公社）—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在顾准看来，革命是对现状的破坏，它不可能获得经验性支持，只能通过对未来至善的想象、对乌托邦的渴望进行社会动员，争取群众参加，所以，革命理想主义者“唯有坚持理想是唯物的、有根据的，同时又是绝对正确的，他们才心有所安。他们唯有坚持真就是善，才能理论与实践一致地勇往直前”。而对于群众来说，“革命的目的，是要在地上建立天国—建立一个没有异化的、没有矛盾的社会”。这当然是极具感召力的。“每当大革命时期，飘扬的旗帜是不可少的。所以，理想主义虽然不科学，它的出现，它起的作用，却是科学的”。在法国大革命、巴黎公社以及十月革命中，“终极目的”都是革命动员的强大依据。
然而接下来，顾准发现，作为革命必不可少的工具，“终极目的”的设定是危险的。因为—“终极目的”是一元的，逻辑地包含着权威主义和专制主义。革命家们自以为掌握着真理，承担着“建立天国”的重任，把“终极目的”当做当前最高目的，并为此而拒绝、否定其他任何目的，把一切中间环节和近期目标都当做手段，清洗一切或可能具有竞争力的所谓“异端邪说”，肆意破坏日常生活，践踏公民权利，实行专政。“斯大林是残暴的，不过也许他并不是100%为了个人权力，而是相信这是为了大众福利、‘终极目的’而不得不如此办”。谁掌握“终极目的”并无客观标准，只能以权力大小来判断，极易导向领袖迷信、个人崇拜，把一个具体的人塑造成领会历史秘密、体现总体意志的神。由这样的逻辑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终极目的”必然经过手段向目的转化，它被构想出来是为了动员革命、引领群众，但由于其本身具有的一元排他性，在运用的过程中它衍变为真正的目的，革命者走向偏执。
在经历了多年孤独而痛苦的钻研和思考后，顾准坚定地写下了这段文字：“我对这个问题琢磨了很久，我的结论是，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国，天国是彻底的幻想，矛盾永远存在。”
日后的研究者们认为，就是在这种充满了辩证、理性的冷峻思考中，顾准终结了所谓的“终极目的”，从而解放出三个原则。首先是科学精神，主旨是承认人对于自然、人类社会的认识无止境，“没有什么‘终极目的’，有的，只是进步”。其次，科学精神是多元论的另一种说法，否定了绝对真理，否认有什么“第一因”、“终极目的”，尊重各种思想都是历史的一个阶段，是人类认识的某一方面，从唯物论到唯心论，从经验主义到理想主义，都对改变人类状况有过贡献，但都不是至高的、终极的，它们的命运取决于它们各自在相互交锋和斗争中的结果。第三是政治民主，哲学上的一元论对应与政治上的独断主义、权威主义；多元论对应于民主和自由，它让每个人都有表达意愿的权利。“民主是与不断进步联系着的，而不是和某个目的相联结的。”①
顾准的这些思考在当代中国思想史上无疑是一个重要事件，它不但是对正在进行中的“文化大革命”的现实性反思，更是对传承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体制的终结性控诉，即便在多年之后，它仍然散发出逼人的光芒。历史学家朱学勤因而认为，“中国的自由主义在1949年之后已经渐渐销声匿迹，并且名声扫地。但顾准凭一己之力再次扛起了自由主义的旗帜，为自由主义在当代中国‘挤’出了一道门缝”。这位早年信奉共产主义革命的理想主义者在历经劫波之后脱胎换骨，回归为一个理性、信奉渐进改革的经验主义者，在一个接一个的昏暗难眠的夜晚，他将毕生的追求和坎坷铸成了一个个带血的文字。顾准不知道的是，几乎就在他埋头工作的同时，匈牙利的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尔内（János Kornai）正在写他批判苏联模式的巨著《短缺经济学》（1980年），而写出过《通往奴役之路》的英国经济学家哈耶克正因他捍卫自由市场经济的主张成为西方声名最隆的经济学家，在全球思想界，对僵硬的计划经济制度的改革已经拉开帷幕。
每隔一两周吴敬琏与顾准见上一面，交流各自的心得与见闻，他们的小圈子也悄悄地在扩大，赵人伟、周叔莲和张曙光等都加入了进来。吴敬琏对西方经济史和思想史的研究已拓进到中世纪和近代阶段，古今对照，他越来越感觉到封建专制主义的顽固。他在口述史中说：“在息县和明港，我们的讨论还比较粗略，主要是关于希腊和罗马制度，以及儒法之争等等，那么回到北京后就现实多了，我们发现，世界近现代社会主要有两大思潮，一是英国式的经验主义、改良主义道路；一是革命专政式的直接民主，后者很容易形成为一种新的专制主义，到这里，中国问题的解答也就呼之欲出了。可惜后来顾准死了，而我则继续往前走。”
与此同时，他们也有机会接触到欧美经济学的新发展动向，这要感谢经济所图书馆的馆长宗井滔—一直到30多年后做口述史时，吴敬琏仍能一口报出他的名字。“文革”期间，中国学术界与国际同业“鸡犬不相闻”，完全断绝了来往，倒是这个宗管理员，每年用上级分配给他的一点外汇，订阅了国外的经济学学术期刊，譬如《美国经济评论》等等，这好比在铁墙上意外地凿出了一个不起眼儿的小洞洞。20世纪70年代初期，受石油危机的影响，西方经济异常波动，学术思想也变化激烈，经济所内一些敏锐的学者从刊物上已经察觉到了这一景象。
据吴敬琏回忆，当时对这一情况最为敏感的是当过副所长的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不戴帽子的右派分子”巫宝三，“在当时，凯恩斯主义正受到二战以来最严厉的挑战，主流经济学遇到了第二次危机。以哈耶克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正崭露头角，对这一切，像我们这些人根本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巫宝三好像是知道的”。巫宝三经常向顾准推荐一些新的书籍和文章，顾就组织吴敬琏、赵人伟等人翻译，其中，吴翻译了琼·罗宾逊夫人的《经济学的第二次危机》，顾则翻译了《琼·罗宾逊经济学论文集》。罗宾逊夫人是左翼凯恩斯主义学者，时称“新剑桥学派”，她与哈耶克的新自由主义，以及萨缪尔森为代表的美国凯恩斯主义为当时鼎足而立的一大学派，对于当时的中国学者来说，她的思想似乎更加容易接受。日后视之，顾准等人的翻译工作是20世纪50年代之后，中国经济学界第一次向“反动”的西方经济学招手。
到1974年的秋天，在落叶萧条之中，顾准的生命走到了终点。
在过去的两年多里，他经常咳血，并伴有低烧，但是医生一直把这些症状当做支气管扩张来治疗。10月的一天，吴敬琏陪他去反帝医院（即北京协和医院）看痰液培养的结果，化验单和X光片一出来，居然已是肺癌晚期。
因为顾准是戴帽老“右派”，医院不敢收他住院，只把他放在急诊室外的走廊上。顾的新四军老战友，也在经济所工作的骆耕漠得悉了这一消息，十分焦急，这时的他因为青光眼已接近双目失明，而且戴着“叛徒”的帽子，具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身份，但他仍然挣扎着摸出家门，沿着墙角赶到医院，找到总部的党委书记杨纯—一个当年在他和顾准手下干过的“红小鬼”，好歹才让顾准搬进了病房。
顾准一开始对病情并不了解，一次，医生查房，用英文说出“癌症”一词，他才自知末日降临。
当时，那场“文革浩劫”似乎还没有任何终结的迹象。就在秋风萧瑟中，顾准把44岁的吴敬琏叫到病房，冷静地说：“我将不久于人世，而且过不了多久就会因为气管堵塞说不出话来，所以要趁说得出话的时候与你作一次长谈，以后你就不用来了。”在这次长谈中，顾准认为中国的“神武景气”是一定会到来的，但是什么时候到来不知道，所以，他送给吴敬琏四个字—“待机守时”，他说，“时机不到，你想报国也没有用，没有这种可能性。还是要继续我们的研究，把中国的问题研究清楚，那样才能对国家提出有用的意见”。
他还提到正在狱中的孙冶方，说，“我是见不到他了，但是我知道他的为人，他绝不会是汉奸。所以只要没被整死，他就会出来。出来的时候，你帮我向他致意”。
顾准还立下了遗嘱。他把自己的遗稿分为两部分，其中“有关希腊史部分交给吴敬琏同志”。这可以被看成是一个思想家对另外一个思想家的衣钵相传。
12月2日，吴敬琏去医院陪顾准。到了晚上八九点钟，顾准的呼吸极其艰难，气管几乎已完全堵死，每呼吸一口氧气都要拼尽全力，额头、脖子的青筋毕现。医生见他实在痛苦，被迫给他服用了安眠药，这才稍稍安静了下来。吴敬琏一直坐在旁边，握着他的手。大概到了11点的样子，吴敬琏已经有点迷迷糊糊，顾准突然醒了过来，他挣扎着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打开行军床休息”。
这是顾准一生说的最后一句话。吴敬琏打开行军床躺下不久，就听到很响的动静，护士们乱作一团，医生在为顾准做心脏按摩，但顾准没再醒来。
几个小时后，吴敬琏和一位护士一起，亲手把顾准推进了阴冷的太平间。他日后回忆说：“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亲眼目睹一个活生生的生命悄然而逝。而消逝的，竟然是这样一个疾恶如仇却又充满爱心、才华横溢、光彩照人的生命，不能不使人黯然神伤……我在回家的路上就是觉得特别特别冷，觉得那是一个冰冷的世界，顾准就像是一点点温暖的光亮，但是他走了，然而我想，他还是给我们留下了光亮。”
据周南回忆，吴敬琏凌晨骑自行车回到家后，脸色特别苍白，先是一言不发，接着号啕大哭，久久不止。周南与他相处半个多世纪，这是吴敬琏第一次痛哭流涕。
就在顾准去世的8天后，1974年12月10日，哈耶克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获颁当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这时，那场“文化大革命”已接近尾声。1975年4月10日，在秦城监狱坐了7年牢的孙冶方突然被宣布“释放”。他问监狱长：“当时为什么抓我？”答：“不知道。我们只管犯人，不管案情。”再问：“今天为什么放我？”答：“不知道。我们不管缘由，只管执行命令。”
孙冶方回到经济研究所，刚一下车，他站在车门边就对前来迎接他的人们说：“我是一不改志，二不改行，三不改变观点。”当时，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领导仍是江青的亲信迟群，孙却毫不在意。上面让他写检讨反省材料，他挥笔道，“个人恩怨我从不计较，理论上的是非一定要弄清楚，符合真理的观点一个也不放弃”。
孙冶方出狱后，吴敬琏去见他。吴说：“我代表周叔莲他们向你道歉。那时候我们参加对你的批判，其实你是对的，我们完全错了。”孙一摆手说：“这个事你们以后不要再提了，人人都有错误。”
吴敬琏转达了顾准对他的致意，孙冶方默然良久。对于顾准，孙不但有老战友个人的浓烈感情，而且从其一生的苦难透视到党内生活的不正常。那时，他的好友，也是从华东出来的、当时被“开除留用”的汪道涵常常在中午带个小酒瓶来与孙冶方共餐。一天，两人谈起老朋友顾准。汪说，老顾自己也不是没有缺点的，这个人恃才傲物，像陈毅老总那么好脾气的人都跟他吵架。孙冶方却不以为然，涨红了脸，跟汪道涵大大辩论了一场。
这时的孙冶方身体已经衰弱之极，行动迟缓，肝区患有重疾，但他仍然埋首于研究，每天精心阅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试图有所突破。他的俄文非常好，但是为了读通原著，他甚至开始学习德文。
他内心最大的愿望，是在有生之年，完成那部“流产”了的《社会主义经济论》。他说，关于这部书稿，他在秦城监狱里已经打了85遍腹稿。
这时候的吴敬琏，正被派往大寨写一本《大寨政治经济学》。
大寨是山西省昔阳县的一个生产大队，原本是贫穷的小山村，在村支部书记陈永贵的带领下，社员们开山凿坡，修造梯田，使粮食亩产增长了7倍，从而成为全国农村的先进典型。1964年2月，毛泽东先后提出“工业学大庆”和“农业学大寨”，树起了经济领域的两面旗帜。喜欢头缠白羊肚头巾、满脸沟壑的陈永贵一跃成为举国瞩目的政治新星，一路当到了国务院副总理的高位。
1974年，陈永贵通过他的儿子、昔阳县委宣传部部长陈明珠，邀请南开大学去写一本《大寨政治经济学》。南开的写作组到昔阳工作了好几个月，基本资料也拿不到，写书更不知道如何下手，就求助于国务院研究室。这个研究室是邓小平复出后新组建的，成员包括胡乔木、邓力群、于光远、胡绳、吴冷西等人。于光远一转手将这个任务批给了中科院经济研究所，于是，吴敬琏、沙吉才和杨长福等三人被派往山西，参加《大寨政治经济学》编写组。
这是吴敬琏第一次走进光芒环绕中的“中国第一村”。他们被安排住在县城的第二招待所里。之所以不住在他们将要考察的大寨，并不是害怕这些城里来的读书人不能适应村里的生活（陈永贵直属的写作班子就住在大寨的招待所），而是不让他们和大寨人接触，“免得干扰他们的劳动和休息”。为此县委宣传部长陈明珠就向编写组宣布了三条“纪律”：第一，不能参加大寨的劳动；第二，不得在街上拉着社员谈话；第三，不能到社员家里访问。
“三不准”纪律一宣布，编写组等于跟大寨绝了缘，那书该怎么写？答案是，只能根据当下报纸上登载的宣传文章写。连登载陈永贵过去讲话的报纸，也保留在大寨资料室，外人不能借阅。在当时，大寨是一个不容置疑的政治标杆，自它成名以来的十多年中，先后有710万人前来参观学习，全国性的农业会议多次在这里召开，“学大寨就是走社会主义大道，不学大寨就是搞邪门歪道”，几乎是一个政治共识。可是，不得其门而入的吴敬琏却从所见所闻中窥见了“神话”的阴影。
首先，大寨的泛政治化倾向非常严重。党支部书记郭凤莲把大寨经验归结为阶级斗争抓得紧，叫做“斗一步，进一步；斗十步，进十步；步步斗，进一路”。陈永贵在大寨组织了“天天学小组”，要求农民每天学习领袖语录，宣称“天不下雨不要紧，毛泽东思想就是雨”。根据报纸上的经验报道，毛主席的思想光辉不仅可以普照集体的行动，而且还能深入到农民的家庭以致人的身体内部。比如一位社员得了疾病，在万般痛苦的时候，他就在学习小组里面背诵毛主席的著作《纪念白求恩》，他自称没有文化，但却已经精通用大量朴素的言辞表达一种最革命造作思想，他说“千服药万服药救不了我的命，毛主席的宝书治好了我的病”。而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最要紧的，就是要与党支部保持一致，吴敬琏等人到昔阳不久就听到了一个故事，说是新华社记者冯东书因为怀疑大寨田亩丈量不实而被驱逐。因此，在昔阳编写各种宣传大寨作品的创作人员都互相提醒，不要触了陈永贵的“逆”。①
吴敬琏在昔阳住的时间长了，便与当地人熟悉起来，渐渐听到了一些对陈永贵的议论。
议论得最多的一件事，是陈永贵为他第二任夫人的前夫、一位强奸女学生的校长翻案，还在几年的时间内把这位前校长的弟弟从一个公社书记提拔为省委副书记。他的儿子陈明珠更是一个名声不大好、人称“陈衙内”的人，开会讲话，即便照稿子念，也常常让人一头雾水，不知何言。据称在陈氏炙手可热时，他的亲友中变身为官的多达百人以上。
议论得多的另一类是陈永贵在政治斗争上的娴熟技能。他对于“文革”派仗中的对立面，以及反对过自己的人都予以无情镇压，甚至曾巧用一些政治运动事件，把山西省委第一书记谢振赶出了山西。这些都绝不是一个种田出身、老实巴交的农民所能为的。陈永贵的种种行径使吴敬琏想起吴晗所描画的朱元璋，他对陈的评价是，“如果早生200年，这个人完全可以当皇帝”。
为了寻找大寨的历史资料，吴敬琏设法从陈永贵直属的《大寨红旗》写作组借到了过去的剪报资料。在阅读过程中，掉出一张夹在其中的图表，竟是1973和1974年大寨的收入分配清单，据上面记录，这一年大寨收入中只有40%来自粮食，40%来自两辆卡车的运输获利，还有20%来自其他副业。这一发现非常让人吃惊，因为根据陈永贵等人的宣传，大寨是从来只种粮食，而绝不跑运输，也不搞工商业的，他们管这叫做“庄稼搅买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但是，分配清单显示的情况显然与此不符。
特别令人吃惊的是，1976年春节以后，陈永贵的政治态度变得异常鲜明起来。在江青集团与邓小平的斗争中，陈永贵旗帜鲜明地站到了江青一边。为了公开表明这一新的政治态度，他在昔阳建立了一个《大寨三十年阶级斗争史》编写组，下令在半年的时间内将大寨发展的历史重新写一遍。从这本书的编写提纲可以看到，它不但只字不提陈永贵过去口口声声最爱戴的周恩来，还大肆吹捧江青和批判邓小平的“右倾翻案风”。此外，还说“贾进才三让贤”并无其事，贾承让则被说成是“右倾保守分子”。①
1976年开春，学部哲学所又派来一个编写组，写一本叫做《大寨哲学》的宣传读物，编写组里的许多人，例如社会学家陆学艺是吴敬琏的老熟人。在向哲学所的人介绍自己的经验时，吴敬琏说道，对大寨提出的一些口号要慎重对待，譬如“庄稼搅买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大寨自己就未必是按照这一口号干的。他讲述了那张分配清单上的情况。
这一下子，他捅了一个大大的马蜂窝。当时的政治背景实在是非常凶险，这年的1月8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逝世。3月下旬至清明期间，北京天安门广场爆发了群众自发悼念周恩来的行动。民众对极“左”路线的愤懑在这里得到了极大的宣泄，一首匿名诗歌迅速风靡全国—“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诗句犀利，直指“反周”的江青、张春桥等人。这场群众行动被定性为“天安门反革命事件”，复出3年的邓小平成“幕后主使”，再次被打倒。在那时，昔阳县委摆出了坚决与“右倾翻案风”斗争到底的架势，对“大寨红旗”的怀疑简直就是大逆不道。在“四五天安门事件”发生后，陈明珠在对昔阳的几十个“写作组”、“摄制组”成员训话的会议上声讨说：“我们这里也是不平静的，阶级斗争也很激烈，有人专门找大寨的毛病，攻击大寨，他是哪个司令部派来的？”
在昔阳县“拥护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决议”的群众大会和民兵武装游行之后，《大寨政治经济学》编写组就被“礼送”出了昔阳。
从现有的材料看，吴敬琏是第一个公开怀疑大寨经验的经济学家。经历了10多年的苦难磨炼，从劳改队中“死里逃生”的他显然有了别样的勇气，对大寨宣传的大胆质疑，其实印证了他此前对东方专制主义的研究与拷问。
出了昔阳，回到北京，吴敬琏一身轻松。这时候的中国正处在剧变的前夜。7月6日，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逝世。9月9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逝世。10月6日，毛主席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与叶剑英等军队老帅配合，对被称为“四人帮”的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和姚文元四人实行隔离审查。对这个“极左集团”的全面清算，是共和国历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政治事件，也是国家发展战略出现重大转折的标志。
吴敬琏是在北京三里河的街上得悉“四人帮”被抓的消息的。他当时正在骑自行车，迎面撞上经济所的胡瑞梁，老胡一把将他抓住，对着他的耳朵，用抑制不住的嗓音颤抖地说：“中国最坏的那些人已经垮台了！”两人喜不自禁，当街相拥。
此时的吴敬琏，已年近47岁。
1979年年底，也就是布鲁斯去协和医院探望孙冶方的那一次，他刚刚动完一个大手术，医生用了将近5个小时的时间，从肝区割下一个用四寸盘子装满的大肿瘤。孙冶方虚弱之极，健康状况十分不乐观。他当时唯一的愿望是，把那本酝酿了十多年的《社会主义经济论》写出来。
他向中科院经济所点名要几个熟悉他的理论的学者来协助他完成此书。
很快，经济所派出了一个由吴敬琏、张卓元等组成的7人写作小组来执行这个重要的任务。他们在协和医院附近的北京饭店租了一个套房，每天到病房与孙冶方交谈，进行录音和记录。吴敬琏回忆说，那些日子，孙冶方的病房成了“思想抢救室”，每次他们去的时候，一到门口就能听到贝多芬交响曲的声音，那种洋溢着乐观和不屈意志的旋律是孙老最喜欢的。
一个叫邓加荣的研究者在《孙冶方传》中记载了孙冶方的忘我工作状态：“上午下午，朝朝暮暮，不断地有人来谈，不断地有人送来初稿，他则今天准备口述材料，明天阅改已经记录整理出来的初稿，超常地劳作，超常地运转在推理和断言之间，让神思和心血如同一盏膏油将尽的孤灯吱吱发响地煎熬着灯芯……除夕夜晚，尽管已经发现小腿浮肿和心口阵痛，他还是没有休息，上午做过肠胃造影后又俯到案上修改《价值和价值规律》一章的提纲。春节只休息两天，在大年初三那天，他又重新拿起笔来……”
过了一个冬春，写作组整理出了15万字的大纲，一共有20多章。
接着，孙冶方出院。再接着，工作陷入难堪的泥潭。
陷入泥潭的原因是，从孙冶方到写作组都发现了孙式理论的矛盾点。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经济学界就有越来越多的人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状况感到不满，开始寻求建立新的理论体系。在这方面，孙冶方的勇气和成就无疑是最大的。
对于孙氏理论体系与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根本区别，当时论者有两个观点：一是他所倡导的“过程论”，也就是从生产过程的分析开始，进入到流通过程，再到总过程的论述方法；二是他的以价值规律为核心的理论阐述，第一次把价值提高到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范畴的地位。不过，吴敬琏有自己的理解，他认为孙冶方理论体系与传统理论体系的分歧，根源在于二者对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关系的认识有着巨大的差别。
传统的经典理论把整个社会看成一个由中央行政机关统一指挥的大工厂，由此产生了否认企业在经济上的独立性、否定商品货币关系和价值规律作用的做法，滋生了作为社会经济细胞的企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受损等弊端。
孙冶方则从一开始就抓住了旧体制的这一核心问题，试图以他所说的价值规律为核心重建新的理论体系。他想要建立的是一个以资金量的简单再生产为界限，“大权独揽，小权分散”的经济体制。根据他的设计，企业不再是社会这个大工厂里的只具有技术独立性的车间，而成为具有经济上的相对独立性的经营主体，“由于相互间进行交换的千千万万个企业都是独立核算的企业，所以它们的产品交换，必须是等价交换”，由这里出发，伴随着生产过程、流通过程、总过程的进行，价值概念由抽象到具体、由简单到复杂地展开，最后回到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这便构成了孙冶方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
按孙冶方的以上设想，要写出一部结构严密、逻辑一贯的《社会主义经济论》似乎没有太大的理论困难。可是，在事实上，它却怎么也走不通。早在1960年10月，孙冶方就打算按《资本论》的程式编写这部教科书，他组织了一个近40人的写作班子，攻关两年，竟无功而返。到1964年，作为民主主义者的孙冶方已经深感他的思想与现行体制的矛盾。他曾说，在新中国成立前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自己写文章经常是思如泉涌，一挥而就，甚至可以站在排字房的门口，写一页，排字工人排一页；而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写文章变得很难，有时候一篇文章要写几个月，怎么也写不出来。随后他被批判入狱，在牢中面壁七载，日日苦思，默写85遍腹稿，自以为已想通所有关节，可瓜落蒂熟，但是却没有想到还是拓进艰难。
这种致命的痛苦对于孙冶方来说，甚至大于躯体的病痛。对于同样经历过这种思想挣扎的吴敬琏来说，他对孙冶方的思想苦闷感同身受。尽管他是孙冶方的晚辈，却一样是因为向往民主自由而投身到对国民党政权的抗争和新中国的建设中，早年都是一个刻骨铭心的民主主义者，而后来的现实和形成的体制却与他们的理想格格不入。
吴敬琏发现，孙氏理论存在巨大的、难以自圆其说的内在矛盾，突出地表现在他的商品—价值观上。
孙冶方提出要用等价交换原则去处理和调节生产单位之间、地区之间的关系，“把价值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可是价值概念只适用于有商品交换和生产的社会形态中。要想分析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价值范畴，就得分析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关系，而承认社会主义条件下存在商品关系，又与马克思以来的经典理论相矛盾。于是，巨大的矛盾就出现在了孙冶方的理论体系里，用孙冶方自己的话说，他一方面“反对自然经济论”，主张“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另一方面又“反对商品经济论”，反对市场调节。
吴敬琏在《论孙冶方的经济理论体系》（写于1984年9月）一文中，描述了孙冶方的痛苦与徘徊—一方面，他作为一个长期从事经济领导工作、具有强烈的现实感，对现实经济生活有较深入了解的经济学家，痛切地感到，按传统理论组织的经济不可能顺畅地运行，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会带来一系列矛盾，并造成极大的社会浪费，因此决心创造一套不同于斯大林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理论体系；另一方面，他作为自青年时代就接受苏联传统理论教育的经济理论工作者，不能完全摆脱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束缚，表现了理论上的某种不彻底性……他一方面大声疾呼，经济体制的设计必须顺应客观经济规律，另一方面又力求论证这些做法不仅并不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在公有制条件下商品货币关系将要消亡的论断相矛盾，而且是与之完全吻合的。
为了达成这种“吻合”，孙冶方甚至提出了“两种价值”的理论。所谓“第一号价值”是由市场供求决定交换价值，它反映具有不同经济利益的主体间的关系，只存在于“商品经济”中。“第二号价值”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定义的价值，它是生产一定使用价值的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消耗，它只是计算的工具。这种计算的目的在于促使所有的企业节约社会劳动，它不需要通过市场的价格波动来起作用，也不反映不同的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从表面上看，这个理论解决了有价值却没有商品的逻辑矛盾，可是，它无法解决实际存在于两种模式之间的矛盾。
吴敬琏回忆说，孙冶方一度对自己的“两种价值”理论很是满意，认为是个“利器”，可是一接触实际问题，矛盾就暴露得十分明显，不得不一再进行修正，最终，两种价值的划分变得十分模糊，无法确定。譬如有一次，他们讨论产品调拨问题，从东北向华东调拨粮食或石油，由于东北基地的价格低，所以存在吃亏的现象，其问题的症结在于不同地区和企业之间的经济利益，那么，这其间的价值关系，是“第一号价值”还是“第二号价值”？显然是前者，而不是后者。
孙冶方的理论体系还存在着众多类似的矛盾点。譬如，他非常重视流通问题，然而，所谓流通是指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孙冶方却坚持一个理论前提，即社会主义经济里既没有商品，又没有货币，说“我们必须把流通同商品脱钩，离开商品来寻找交换和流通的必要性”。这样一来，理论又跑进了一条死胡同。
按吴敬琏的这些分析，孙冶方的两难，其实是理论前提上的两难，《社会主义经济论》的创作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时间很快到了1982年。2月，孙冶方因肝癌扩散再度住院，眼看来日无多，他提出加快创作的进度。7月，他带着写作组一行人前往青岛，住进海军疗养院“闭关”写作。吴敬琏和张卓元均带着子女一起随行。在黄海之滨，日升月落之间，伴随着海浪拍打礁石的声音和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孙冶方为自己的理论建构做最后一次冲锋。由编写组分头写作的章节都已写出，但怎样把这些“部件”联结成一个逻辑一贯的体系？编写组一遍接一遍地推演讨论，可是仍然寸功难夺。
青岛归来之后，孙冶方似乎已经意识到了任务不可能完成。吴敬琏回忆说，孙冶方此后曾多次对他谈及，对那一套计划体制绝不能修修补补，而必须推倒重来。1982年11月，卧床不起的他在病床上口授，由吴敬琏和张卓元执笔写出一生的最后一篇文章《二十年翻两番不仅有政治保证而且有技术经济保证》，对中国经济的成长性表达了无比的乐观，同时也沉重地指出，“必须对旧管理体制做出重大的根本改革”。
一个月后的12月9日，他亲笔写下遗嘱：“我死后，我的尸体交医院作医学解剖，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不留骨灰，不开追悼会。但不反对经济所的老同事，对我的经济学观点举行一次评论会或批判会，对于大家认为正确的观点，希望广为宣传；但同时对于那些片面的、以致错误的观点，也希望不客气地加以批判，以免贻误社会。”
在中国当代经济学术史上，孙冶方是一个比顾准更大的悲剧。
顾准在离开这个冰冷世界的时候，尽管被彻底地遗忘和抛弃，但是他知道自己已经找到了正确的答案，他所遗憾的仅仅是不知道光明的一天何时到来，而他确已等不到那一天。可是对于孙冶方而言，这位充满了理想主义气质、无比聪慧、富有勇气和正直的人，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才真正意识到自己为之倾注了所有心力和热情的理论大厦竟然建立在一片无法承重的沙滩之上。人世间悲剧的惨烈，莫过于此。
与东欧的布鲁斯和锡克相比，在理论天赋上毫不逊色的孙冶方有着更多的遗憾。
跟他观点酷似、一见如故的布鲁斯后来对“兰格理论”，以及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布鲁斯模式”进行了深刻的检讨，终而扬弃了“市场社会主义”。在1989年，他和另一位波兰裔英国经济学家K·拉斯基合写《从马克思到市场：社会主义对经济体制的求索》一书，在书中他明确指出，把资本市场排除在外的“市场社会主义”以及他自己的“包含市场机制的计划经济模式”—“分权模式”，是一种“有缺陷的模式”。此外，他从东欧教训中得出这样的结论：经济体制改革要以政治体制改革为条件，政治改革靠撤换领导人解决不了问题，必须从制度上采取措施，才能保证不再回到旧轨道上去。而经济改革往往因为触动某些当权者的既得利益而遭到他们的反对。归根结底，改革是政治和社会问题，人民大众的态度和反应非常重要。在轰动一时的《从马克思到市场》一书中，他彻底修正了自己的改革模式和理论，一方面承认社会主义的价值观，但同时又对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兼容和结合表示怀疑，从而转向民主社会主义。
离开中国后的锡克也在不断修正自己的理论。1989年，东欧爆发“天鹅绒革命”，锡克再一次投身于祖国的公共生活，他归国担任了捷克斯洛伐克第一任民选总统哈维尔的经济顾问，后来他又返回瑞士，继续研究“当传统的社会主义体制终结以后，改革的问题不复存在，什么是最好的国家道路”。1991年，锡克出版《今天的社会主义：正在改变内涵的社会主义》一书，将社会主义与自由、民主、人道主义联系起来探讨。与布鲁斯所选择的一样，锡克最终从市场社会主义走向了民主社会主义。
吴敬琏在晚年的口述史中甚至还将孙冶方与同辈经济学家薛暮桥进行了比较。他说：“孙冶方是一个传统的共产党员，其实，顾准、李慎之都是这样的人，为国为民，毫无私念，为了真理，不怕任何的打击，这点非常可贵。但是在理论上，孙冶方甚至没有达到薛暮桥那样的高度，暮桥到底是搞经济理论出身的，从经济学原理上来说，暮桥那种观念更先进。”
尽管如此，吴敬琏仍然认为，孙冶方是新中国第一代经济学家中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他追求真理、勇于自我批判的精神，光明磊落的高尚人格，足以让后来者从中汲取到比学术更为伟大的力量。吴敬琏对女儿吴晓莲说，我一生做过的最惭愧的事之一，就是在60年代初批判过孙冶方；而一生中最让我感动的事之一，则是孙冶方出狱后对我不计前嫌，再次重用，甚至以后事相托。
顾准和孙冶方的行事和风骨，无疑大大地影响了吴敬琏的一生，让他找到了可以追慕的方向。他用“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来表达对两位师友的景仰。士风浩荡，亦刚亦柔，道之所在，梦寐以求。在后来的很多年里，吴敬琏言行一致，敢言敢为，不为名利所诱，对后辈学人多有提携，这些风格自是顾孙遗风的衍及。
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孙冶方的理论创新搁浅是一个象征性事件，它意味着一代经济学家试图在计划经济体系内构建市场化环境的努力彻底失败。不过它也带来了一个“意外的遗产”，那就是，使得中国经济较早地脱离了“市场社会主义”的路径，走上一条体制外增长的道路。晚年的吴敬琏在《“市场社会主义”与中国经济改革》（2005年）一文中对此进行了叙述。
自70年代末期开始，中国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验，然而成效一直不彰，尽管尝试了多种方式，企业搞活的任务却始终无法达成。正是在这种情形下，决策层改变了改革的“主战场”，从城市国有经济转向农村的非国有经济，这主要在三个方面展开：一是农村的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二是对外开放，大量引进国际资本；三是在南方建立“特区”，实行改革开放的“地区推进”。正是这些体制外力量的成长让中国经济的格局焕然一新。
吴敬琏总结说，中国曾经按照“市场社会主义”的思路进行过向国有企业放权让利、扩大它们在市场调节下的自主权的试验与探索，但是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成功。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改变战略以后，改革才进入了逐步前进的正轨。这一战略在实质上是把重点放在创造使私有部分得以自下而上地成长起来的条件上，而不是国有企业自主权的扩大上。这是中国经济能够顺利发展起来的关键。在这样一种战略安排下，中国改革突破了苏联教条和对国有制的崇拜。
当然，这些即将发生的事实都已是孙冶方所无法看到的了。
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一系列变化，让吴敬琏和他的同事们既产生了巨大的亢奋，同时也陷入了空前的迷茫。一方面，随着改革开放的启动，国家的面貌日新月异，复兴的列车已经轰轰开动；另一方面，新的矛盾和困难层出不穷，而我们在经济理论上的准备却显得那么苍白，“苏联模式”的破产、孙冶方经济理论的碰壁，以及对东欧改革经验的扬弃，意味着中国经济改革将走向一条充满了冒险气息的陌生道路。
可是，何去何从，路在何方？
1981年5月，在送走锡克之后，吴敬琏等人深感要对中国经济发展作出理论上的贡献，需要寻求较之“政治经济学”更坚实的基础。他们一边协助孙冶方整理书稿，一边向经济所提出，希望到西方国家学习经济学。他们的请求得到了批准。1982年年底，赵人伟去了英国牛津大学，1983年的1月，吴敬琏得到福特基金会的资助，前往新古典经济学的重镇—美国耶鲁大学。
是年，他已经53岁。
1983年2月22日下午，孙冶方在北京去世。当周南在电话里把这个消息告诉大洋彼岸的吴敬琏时，他紧紧地握着话筒，着薄薄的嘴唇，久久说不出话来。这是继顾准去世之后，他又失去了一位精神上的导师。孙冶方把身后的学术文稿整理工作交给了他们这些晚辈，而他却深深知道，这条学术道路已经走到了尽头，倾注了一个卓越生命的全部热情与时光的结论竟是“此路不通”。
窗外，美国东海岸的星空清澈如洗，他的内心却黯淡到了极点。
风尘仆仆的吴敬琏归国，前脚刚踏进北京的家门，后脚，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总干事马洪就来了。
马洪（1920~2007年）是当代改革史上一个十分传奇的人物。他17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早年深得东北局书记高岗的信任，29岁时就出任东北局政策研究室主任兼东北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当时在他的麾下就有一位年轻干部叫朱镕基（1928~），朱自1951年秋从清华大学毕业后即到马洪手下工作，23岁时被任命为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高岗被任命为统管经济工作、号称第二政务院的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32岁的马洪被任命为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秘书长，权重一时。
两年后的1954年，高岗与饶漱石被认定为反革命集团，高岗自杀，马洪遭到撤销党内外所有职务的处理。后来，他被薄一波招到国家经委研究室工作，经常参与经济研究所工业经济研究组的活动，与吴敬琏自此多有交往。1977年年底，马洪参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组建工作，并于次年初担任副院长兼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不久，他就把在石油部管道局工作的老部下朱镕基调进工经所，任工经所国内室主任。1979年7月，陈云领衔的国务院财经委员会成立，组建了四个调查小组，是为体制组、结构组、对外经济关系组和理论方法组，马洪主管结构组，其中的成员就有吴敬琏。后来，以结构组为基础，成立了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
马洪对宏观经济管理和工业经济非常娴熟，曾参与多个中央经济文件和战略规划的拟定。他写于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中国社会主义工业企业管理》一书（主编陆斐文、马洪、桂世镛，三人共用一个笔名“马文桂”）是“文革”期间发行量最大的工业经济教科书。1982年，他出版专著《中国经济调整、改革与发展》。也是在这一年的6月，马洪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同时兼任国务院副秘书长，1985年起任国务院技术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总干事，事实上已成为中央经济决策的重要智囊之一。
这一次，他登门造访吴敬琏，是邀他同去东北参加一个发展战略规划讨论会。
周南担心丈夫的时差还没有倒过来，想让他在家里稍事休息几天。可是马洪看上去很急迫，接着又登门来了两次，说此行不累，可以一边开会，一边休息。架不住马洪的再三邀约，吴敬琏在归国的第七天，就随马洪北上去了东北。
一上路，吴敬琏就意识到情况远非参加几个讨论会那么简单。马洪从文件包里拿出一叠文稿，题为《关于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再思考》，吴一看笔迹就认了出来，这是他的两位老朋友—已经担任工经所副所长的周叔莲和财贸所所长张卓元拟写的初稿。
马洪说：“拉你出来就是为了这个事情，必须马上把它改定，因为，再过3个月就要开十二届三中全会了。”
这叠文稿的背后，风潮汹涌。
这其实涉及改革史上一个十分敏感而重大的“名词解释”之争：到底该如何定义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
总的来说，主要是两个名词的选择：A. 计划经济，B.市场经济。
是A还是B，看上去泾渭分明，非此即彼。但是，由于中国改革的渐进性特征，实际的情况却远远要复杂得多。日后我们知道，从A到B，我们整整走了15年。在这期间，发生了多次激烈的争辩和反复，还出现了多个阶段性、交叉性的“中间态名词”。从这种反复及名词中，可以读出中国改革之艰难和曲折。
在传统的经典表述中，市场经济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同义词，是应该坚决反对和批判的，如果提倡，就是走修正主义路线。而据考证，不管是邓小平、陈云，还是李先念，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都用过市场经济的说法。不过，他们说的是经济的部分运行方式，而不是改革的总体目标。例如，邓小平早在1979年就使用过这个名词，在该年11月接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等人时，邓小平谈到：“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社会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不过，邓的这个讲话当时并没有被当成重要的、成熟的思想进行传播和传达。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到1992年之前，“市场经济”这个提法仍是一个“禁区”。为了避免“因名废事”，引起不必要的争论，在论及改革目标时，改革派进行了妥协，改之以“商品经济”的提法。据当时中央编译局专家的考据，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所有著作中，既没有“市场经济”一词，也没有“商品经济”这个词汇，“商品经济”是俄国理论家在20世纪之后“发明”的特有用语。使用“商品经济”作为中国改革的目标，可以避免“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障碍，所以当时采取这样的辞藻，是可以理解的。
1980年9月，时任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顾问的薛暮桥为体改办起草了一份题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的文件，其中写道：“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商品经济。”他在省、市、区第一书记会议上对这份文件做说明时说，这个文件要解决的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应当建立什么形式的社会主义经济的问题”，他认为，提出商品经济这种说法“是对30年来占统治地位的教条主义的挑战”。
薛暮桥的提法得到了胡耀邦和大多数与会者的支持，但也遭到了另一些人的反对。从1981年到1983年期间，出现了一系列批判这一观点的文章。它们均反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和“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论”，其理由是“商品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经济”，“社会主义经济只能是计划经济”。
1981年4月，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印发了一份《当前关于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的几种观点》的材料，它把国内的经济学家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坚持计划经济的；第二类是不那么坚定地赞成计划经济的；第三类是不太坚定地赞成商品经济的；第四类是主张商品经济的。其中，邓力群等列名第一类，薛暮桥、林子力等被划为第四类。
在为预定于1982年9月召开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起草政治报告的过程中，“计划派”力量占了绝对的上风。起草小组成员王忍之、袁木等人在一封信中说：“在我国，尽管还存在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但是绝不能把我们的经济概括为商品经济。如果做这样的概括，那就会把社会主义条件下人们之间共同占有、联合劳动关系，说成是商品等价物交换关系；就会认定支配我们经济活动的，主要是价值规律，而不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和有计划发展规律。这样就势必模糊有计划发展的社会主义经济和无政府状态的资本主义经济之间的界限，模糊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区别。”起草小组负责人胡乔木将这封信作为定论，批发给宣传口所属各单位。
与之相呼应，媒体上也刊发了大量类似观点的文章，中共中央的红旗出版社还编成《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文集（第一辑）》，编者在前言中写道：“实行指令性计划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基本标志，是我国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在组织和管理上的重要体现。完全取消指令性计划……取消国家对骨干企业的直接指挥……就无法避免社会经济生活的紊乱，就不能保证我们的整个经济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在这一派学者看来，薛暮桥的提法是“把落脚点放在商品经济上，计划经济被抽掉了”。一些更极端的人进而反对“宏观经济由计划调节，微观经济由市场调节”的主张，认为“这样一来，宏观就很可能被架空，成为‘梁上君子’，结果就会削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
在这种形势下，中科院副院长刘国光因为在“十二大”开幕前夕撰文支持要着重扩大“指导性计划”的主张，而受到了上级领导的严厉批评，多次检讨才得以过关。在最终形成的“十二大”报告中，对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模式表述为—“计划经济为主体、市场调节为补充”。报告认为：“我国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有计划的生产和流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主体。同时，允许对于部分产品的生产和流通不作计划，由市场来调节，也就是说，根据不同时期的具体情况，由国家统一计划，划出一定的范围，由价值规律自发地起调节作用。这一部分是有计划生产和流通的补充，是从属的、次要的，但又是必要的、有益的。”日后，吴敬琏认为，这无疑是一个倒退。
“十二大”以后，薛暮桥不得不在他主持的一次关于体制改革理论的座谈会上作了违心的检讨，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记录了当时的痛苦心情：“感到相当为难……这次讨论要由我来做动员报告，我必须表态，是赞成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呢？还是赞成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一方面，我在思想上倾向前一种提法，另一方面我有义务在公开场合遵守中央文件有关规定。”
此刻，摆在吴敬琏面前的这份文稿，便是改革派试图推翻1982年的“定论”，为商品经济“翻案”放出的一个试探气球。
马洪等人敢于在此时“探险”，也与当时的宏观氛围分不开。从1984年开始，中国经济从整顿中走向复苏。在元旦过后不久，近年来除了出国一直坐镇北京的邓小平突然决定到南方看看，这是他一生中两次著名的南方视察的第一次。当时，中国就对外开放方面的问题展开大论战，深圳和珠海特区正饱受争议之苦，被一些保守派认为是“除了五星红旗还在，社会主义已经看不见了”的地方。邓小平马不停蹄遍走特区，2月1日，写下“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对特区模式进行了公开的肯定，这一消息以新闻的方式传播全国，关于特区的争论至此告一段落。在他离开广东后的第二个月，中共中央作出重大决定，宣布“向外国投资者开放14个沿海城市和海南岛”。此后，中国的对外开放逐步由点及面，最终形成了沿海全境开放的格局。
3月23日，福建省的55位厂长经理们以《请给我们“松绑”》为题联名向省委书记项南、省长胡平写了一封信。厂长们在信中写道：“我们认为放权不能只限于上层部门之间的权力转移，更重要的是要把权力落实到基层企业。为此，我们怀揣冒昧，大胆地向你们伸手要权。我们知道目前体制要大改还不可能，但给我们松绑，给点必要的权力是可以做到的。”此信被《人民日报》在二版头条显著位置刊登，一时轰动全国，这一呼声很快成为一种共识。5月10日，国务院顺势颁发《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
正是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之下，国务院主要负责人授意马洪，给一言九鼎的“老革命家”们送上一篇试探性的文章，看一看是否可能在10月份召开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重提“商品经济”。
马洪立即组织周叔莲、张卓元完成了初稿，这回赶上吴敬琏正好归国，马洪怎么肯放过他。于是，他们几个人在沈阳、长春白天参加战略讨论会，休息时间和晚上就抓紧逐字推敲，修改文稿。据后来学者的揣测，马洪之所以倚重吴敬琏，一是信任他的学术素养；二是希望他能够把耶鲁带回来的现代经济理论融汇进文稿之中。
马洪和吴敬琏从沈阳写到长春，再从长春写到大连，一路数日就把文稿基本改定了。马洪当机立断说：“下面几站我不走了，要马上回北京。”吴敬琏与他道别，代表马洪继续前往哈尔滨开会。
一回到北京，吴敬琏就急忙去马洪家里探听情况，了解反应。他知道兹事体大，关乎中国经济改革的路径走向。马洪非常高兴，告诉他，文章已分送给几位老同志，没有什么反对意见。最让马洪高兴的是，王震还专门给他写了一封亲笔信，说这篇文章写得好，我们不能只说老祖宗说过的话，应该有创造性。只有一位理论家给马洪打电话，说基本观点是赞同的，但是不要从全民所有制内部找商品经济存在的原因，还是从两种所有制的关系、两种公有制的存在来说社会主义存在商品经济的原因，言下之意，还是要回到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设定的框架下。马洪拒绝了他的意见，并拿出王震的信给他看，王是这位理论家的老上级，他便不再吭声。
当获知有影响的“老同志”对这篇《关于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再思考》没有人提出反对意见之后，9月9日，国务院主要负责人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写了题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中三个问题的意见》的报告，正式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计划要通过价值规律来实现，要运用价值规律为计划服务”。9月11日和12日，邓小平、陈云先后批示同意。紧接着，在中共中央总书记和国务院领导的坚持下，经过人员调整的“十二大”政治报告起草小组对所有的表述作重新的拟定。
吴敬琏还回忆了一个细节。9月中旬，他随马洪在上海作调查研究，一天晚上，他发现马洪又在伏案写东西，便问他在写什么，马洪说，现在看到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报告的最新一稿上还是没有“商品经济”的提法。他透露说，在9月9日，国务院主要负责人用我们那篇文章的意思给中央领导人写了一封信，现在，我再用那封信中被肯定的提法给党中央领导人和国务院主要负责人写信，要求把它写进去。①
1984年10月20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全会一致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下称《决定》），明确指出：“要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明确认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
十二届三中全会被认为是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对改革开放影响最大的会议之一。邓小平在全会上说，《决定》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新政治经济学”。他在10月22日的中顾委会议上又说，“这次经济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过去我们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没有前几年的实践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写出来，也很不容易通过。”（见《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那几天里，最开心的人是薛暮桥。《决定》实际上为他两年前的检讨“平了反”，而10月25日正是他80岁的寿辰，更让他开怀的是这天的中午，他的小女儿为他生下了一个小外孙。中科院、国务院研究中心及国家计委等联合在人民大会堂举办了一场祝贺他“从事经济理论和实践工作五十年茶话会”，多位主管经济的国家领导人到会，算是替他暖寿。四喜临门，他自然是笑逐颜开。
至此，在历经几年的大争辩中，“商品经济”第一次在中央文件中被确定为改革的目标。我们即将看到的景象是，日后还将有新的大反复，而最终，新的争论的尘埃落定是在1992年。吴敬琏在1984年的这次争论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而在数年之后的大论战中，他更将孤身出战，并因此而声名大噪。
在结束了东北之行之后，9月份，马洪又安排吴敬琏去参加了上海的调研。当时的上海正处于历史上最困难的时刻，全市工业经济低迷，发展没有空间，财政枯竭，出生于上海郊区青浦的陈云曾心疼地说，如果在上海拍30年代的电影，都不用搭景了。中央因此组成了一个振兴改造上海调研组，各部委至少派出一个部级干部参加，由宋平和马洪带队，为上海设计一个新的发展战略。
这个高级调研组共30多人，住在兴国宾馆，与上海的各级干部开会，开了数十次座谈会，渐渐理出了一些思路，提出了“四个中心”的发展战略，就是把上海建成中国的商业中心、金融中心、贸易中心和信息中心，这个方案很快得到国务院批准，上海的复兴正是从这时候开始的。
在调研中，经济研究中心的薛暮桥、徐雪寒等学者提出了许多重要建议，其中之一是，组建一个全国性的股份制银行，最好就是从解放初被关掉的老银行中恢复一个牌子，后来被确定下来的就是恢复交通银行。经过几年筹备，1987年3月，交通银行在上海成立。后来10周年庆典的时候，交行的人从档案中查出，最早的建议就是1984年由调研组提出的，还专门请吴敬琏写纪念文章。
调研组在和上海市委合写了振兴改造上海战略之外，还单独给党中央、国务院写了一份报告，提出两点建议：一是设立上海特别市，把对外开放的优惠政策全部都给上海；二是增加上海的财政收入能力，当时上海每年的财政自留比例只有13%，专家们建议提高到23%，增加10%。后一个建议被中央采纳了。上海的干部对那次调研非常感念。
吴敬琏自己也对那段时间的工作十分满意。他在晚年的口述中说，原本以为，当一个经济学家就是坐而论道，清谈议政，离实际政策制定很远，为商品经济“翻案”和上海的调研让他发现原来理论研究还可以为国家的重大决策起重要作用，一个政策建议居然能够如此显著地改变一个地区或一个行业的成长。
从上海回来以后，马洪向吴敬琏提出了一个动议：调进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出任常务干事。
吴敬琏对此非常意外，他回去想了几天后回复说，可以。
对于自己为什么要离开心爱的理论研究工作，进入政府部门工作，吴敬琏在《我在改革的岁月里》一文中坦率地道出了自己的想法：“有人说，你为什么要当政府经济学家呀？我说这有什么，也不是因为当了政府经济学家你就道德低下了。那么清高干什么呢？你不是要改变这个社会吗？不是要为人民造福吗？你在政府机构里面，完全有条件做得更好。”①
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的办公地点当时在中央决策的心脏地点—中南海。那是座工字形的小楼。吴敬琏到上班几天以后，就被在同楼办公的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总干事薛暮桥发现，便和马洪商议把吴敬琏转调到经济研究中心，担任常务干事。1985年，国务院决定把国务院的三个咨询机构：经济研究中心、技术经济研究中心、价格研究中心合并成为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后改名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马洪任总干事，薛暮桥任名誉总干事，吴敬琏也随之进入了发展研究中心，继续担任常务干事一职。
就这样，在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工作了整整30年之后，吴敬琏“意外”地扮演起了另外一个角色—由纯粹的书斋学者，一转身成了“政策咨询专家”，在他的面前突然展开了一条从未料想到的道路。
后世的学者在研究中国改革史时，常常会一再地讨论这样一个话题：到底在1986年的夏秋之际发生了哪些变化，导致中央经济政策的突然转向？
“突然转向”的中央政策有两个：一是在2月底、3月初，突然改变了上一年9月召开的十二届四中全会上决定的从紧宏观政策，开始大规模放贷；二是在10月，突然放弃了8月份国务院常务会议和中央财经工作小组批准的整体配套改革方案，转而以企业改革为主线。①
在《当代中国经济改革》一书中，吴敬琏是这样记录的：“按照中国政府的原定计划，1986年经济工作的方针是继续稳定经济，以便迎接1987年开始的‘大步改革’，然而到了1986年年初，经济增长出现下滑迹象，2月份还出现了GDP的零增长。这时，政府领导决定放松对银行贷款的控制，结果从1986年第二季度开始，货币供应迅速扩张。”他在口述史中还回忆了一个细节：2月下旬，国务院召开了一次改革工作讨论会，国务院负责人坐下以后就说，现在增长速度降下来了，预报好像要降到零，我看是你们把贷款抽得太紧了。在座的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鸿儒争辩了几句说，不是这个原因，根据我们的调查，是煤电油的供应和运输跟不上导致的。负责人不高兴了，说，煤电油总是紧张的，为什么速度降到这么低呢？我看就是你们头寸控制太紧了。这时，刘鸿儒走出会议室，过了一会儿回来，他报告说，我已经和陈慕华行长打过电话了，我们马上发电报，放松贷款控制。
薛暮桥在回忆录里是这样回忆的：由于在1985年年底实施了信贷紧缩政策，到1986年第一季度，工业生产遇到困难，由于大量基建项目已经上马，原材料、能源供应更趋紧张，同时信贷的大部分用于固定资产投资，企业流动资金变得奇缺，结果工业生产增长速度显著下降，第一季度比上年同期只增长。许多地方和企业纷纷强烈要求放松信贷，叫得很厉害。同时一些年轻同志大声惊呼经济“滑坡”了，说“双紧政策”破坏了刚刚开始的经济起飞。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央改变了执行半年的从紧政策，开始大量放贷，刚刚压抑下去的通货膨胀势头卷土重来。
在经济学家中，马洪、薛暮桥、刘国光和吴敬琏等人认为，速度下降本来是抑制经济过热时出现的暂时现象，用不着惊慌。在1986年4月份的全国人大会议上，薛暮桥发言说，资金紧缺的原因是大量的钱都投到固定资产上去了，流动资金不足，可通过发展银行业务，把沉淀的货币吸收上来，就可促使投资结构和经济结构的优化，从而使经济正常运行，但是切不可放弃抑制通货膨胀的政策。在信贷的水闸被打开之后，整体配套改革方案的执行难度其实就已经加大了，因此，1986年6月27日，薛暮桥又写信给国务院负责人，提出“严格控制社会总需求的平衡是改革不合理的价格体系，从而理顺经济关系的成败的关键”。吴敬琏后来回忆说，薛的这封信是由他亲手送到国务院负责人办公室的。但是，不久就传来消息，薛的意见被认为是“陈旧的”，已经落伍，缺乏新意。
信贷一放松，顿时出现“一放就乱”的景象。1986年全年的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猛增477亿元，增发货币231亿元，同比都增长了20%左右。1986年10月，吴敬琏在一份题为《分析当前经济形势，思考今后改革的路子》的分析报告中忧心忡忡地写道：针对目前的局面，如果不是从体制改革的战略改进上寻找出路，而是沿着所谓“投资增一点，银根松一点，税收减一点，奖金加一点”这种老路子走下去，对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将产生极其不利的深远影响。
不过，这种声音仍然未被采纳。
吴敬琏等人所期望的整体性改革，势必会涉及方方面面的利益调整，在过热的经济环境中，调整的难度不但空前陡增，甚至会被认为是要“遏制经济发展”。因此，整体方案在10月份被突然放弃，改革的主战场转向企业改革，在股份制试点受挫的情况下，国务院相继提出了“企业承包”、“部门承包”、“财政大包干”、“外贸大包干”、“信贷切块包干”等五大包干制度。在吴敬琏看来，这是回到了维持商品经济与计划经济并存的老做法，希望靠一些小修小补来改善国有部门的运行状况。
1987年1月，胡耀邦辞去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中央宣布将在当年秋天召开中共第十三次代表大会，新的中央领导人因此要求各咨询机构总结1978年以来的经济建设和改革的经验。吴敬琏执笔完成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建设和改革经验的研究》，再次提出，“在经济起飞的‘助跑’阶段不应把重要的注意力放在追求近期的高速度上，而应着重为高速度成长准备基本条件，必须经常保持运行中的经济体制的整体有效性”。他写道，从1984年起，一些同志的头脑变得不太冷静，到处加温加压，号召“提前翻番”，致使各地竞相攀比增长速度，形成一浪高过一浪的热潮；并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积累与消费同时扩大、需求膨胀的国民收入“超分配”的局面。“超分配”同“超高速”互相促进形成的浪潮，多方面损害了打基础工作的稳步进行，不仅造成经济结构的恶化，吃了自然资源和国民经济的“老本”，也妨碍了经济改革的顺利进行。这一份研究报告虽然总体上得到肯定，但“国民收入超分配”的说法也引起一些人的不悦，因为在他们看来，根本就不存在“超分配”这种现象。
到1987年的第二个季度，马洪、吴敬琏等人又向中央提出警告，认为经济已经出现通货膨胀的险情，要求进行宏观控制，坚决制止通货膨胀的发生。据现有资料，在4月3日的一次会议上，马洪汇报说，不少同志认为，当前经济生活中存在相当程度的过渡性症状。这些症状集中表现为社会总需求超过社会总供给，尤其是1984年至1986年“国民收入超分配”的增势很猛，数量很大，必须采取有效的缓解和对应措施，以避免出现难以控制的局面。马洪的发言还没有结束，就被中央领导人打断，他发了脾气，指责马洪用老观点分析新形势，把经济形势描写得“险象环生”，说成“大事不好”，“存在惊慌失措和悲观情绪”，并说，“超分配”本身的提法不科学，今后不要再用了。在过往多次政治运动中吃足了苦头的马洪此时也“知难而退”，会后，他写了一封带有检讨意思的短信，表示拥护领导会上对惊惶失措和否定改革的倾向的批评，并表示“关于国民收入超分配的问题，我们研究不够，提法上有错误”。
决策层与学界对现状的分歧，在一定程度上是对通货膨胀的判断有所不同。在当时，物价处在半管半放状态，物价上涨的威胁加重了，就用行政限价来对付，过量的货币大部分不能由物价上涨冲销，成为“隐蔽性的通货膨胀”，并导致物价体系新的扭曲。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即便在物价持续上升的1987年，统计所得的全国零售物价指数也只上涨了。但事实上，短缺的能源和原材料的计划价格被限制住了，议价部分则价格猛涨，“双轨制”的制度性弊端被极大地激发出来。如果对这一现状没有清醒的认识，任何决策都可能被误导。
9月，由国务院系统各部委组成的一个生产资料价格监督检查组向国务院递交了一份报告，据28个小组到各地实地调研的情况表明，“生产资料乱涨价乱收费相当严重，部分地方和领域已到了无法无天的地步”。其后一段时间，尽管中央三令五申，但是仍然无法阻止越来越多的政府机构和国营机构投身到物资的倒卖中，人们利用手中或大或小的权力，从“双轨制”中牟取利益。《日本经济新闻》报道了一个很夸张的案例，在南京，1 000吨钢材原地不动被炒卖了129次，价格上涨近三倍，参与这一事件的有江苏、广东、安徽和湖北的83个部门，主要当事者是拥有专营权的南京物资交易中心等物资流通部门。民间开始流传民谚：“十亿人民九亿倒，还有一亿在寻找。”《经济日报》提出了“官倒祸国论”，它论定，“生产资料价格飞涨，国家三令五申禁止乱涨价却收效甚微，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是那些政企不分、官商不分的公司”。据吴敬琏回忆，“其实当时民间矛盾主要不是指向公司，而是指向某些有权力背景的所谓‘太子公司’”。1987年全年，固定资产投资又增加621亿元，货币增发236亿元，在投资过热的情况下，物价逐渐呈现难以控制的态势，猪肉、钢材、煤炭等原材料价格开始上涨。而在物价飞涨的同时，企业的承包制改革始终未见大成效，企业亏损报账已达400亿元，亏损补贴和物价补贴相当于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出现了企业经营困难，财政负担加重的景象。为了摆脱窘境，中央又被迫增发货币，从而进一步推高了通货膨胀的势头。
根据吴敬琏的回忆，在1988年2月的十三届二中全会前后，理论界曾发生过一次关于通货膨胀的争论。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薛暮桥、马宾、吴敬琏和社科院副院长刘国光均认为，通胀已成当前经济的“最大敌人”，必须着手治理。而厉以宁以及国家体改委所属的体改所的一些学者则持相反观点，决策层也持后一种意见。1988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一改历年以农业问题为主题的惯例，专讲宏观经济问题。文件指出，“1987年实现了有效益的增长，速度高而无通货膨胀的危险”、“对物价问题要进行科学的分析”。当时的决策层认定，当前物价问题的焦点在食品，而不是别的东西。而食品价格之所以上涨，说到底是因为供给不足。在《中国当代经济改革》一书中，吴敬琏写道：领导上惑于“通货膨胀无害论”的观点，仍然认为1987年的问题不是总量问题，而只是由于农业生产的局部问题。
但是，吴敬琏仍然没有退缩。1988年4月26日，吴敬琏和他的助手李剑阁给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领导写了一份研究报告，题目为《控制需求，疏导货币，改革价格》。文中，他们重申了吴在1985年就提出过的“管住货币，放开价格”的政策主张，也就是说，进行价格改革势在必行，但是只有在“管住货币”的情况下，价格改革才有可能成功。
他们认为，在当前这种情况下，用价格管制的办法是难以维持的。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联邦德国和日本的经验来看，“管住货币，放开价格”是“唯一可能获得成功的选择”。价格改革适时推出虽然艰险，舍此却别无他途，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困难和风险会越来越大。因此，他们写道，价格改革这个关“早晚要过，迟过不如早过，长痛不如短痛，贵在当机立断”。然而，他们的论述重点还在于控制需求和管住货币。他们指出，在多数人认识到价格改革既不能绕过，也不宜推迟以后，下述的可能性就会增大，即领导层在不改变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条件下做出积极推进价格改革的决策。但是，在他们看来，“这是一种成功可能性很小的选择，因为在需求膨胀和待实现购买力大量积累的情况下，对价格作较大的调整和放开部分产品的价格，有可能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在研究报告中，他们还列举南斯拉夫几次价格改革的案例，说明由于没有改变导致需求膨胀的经济体制和没有采取反膨胀的宏观经济政策，“结果都因物价暴涨超过了社会承受能力而不得不终止改革，重新冻结物价”。
吴敬琏们的观点仍然没有得到最高层的采纳。仅仅几个月以后，他们所描述的场景就在中国出现了。
1988年4月，全国七届人大召开，原国务院主要负责人转任中央军委副主席①，李鹏出任新一届的国务院总理。到了5月上旬，中央领导发生了突然的变化。时任总书记提出启动物价“闯关”。
“闯关”的意思是，在短期内迅速理顺紊乱的价格体系，从而让经济运行趋于正常。由于体制内外落差很大，价格一并轨，势必会导致物价在一定时期内的上涨，所以，这是一个凶险的“关”，而且必须以“闯”的方式才可能顺利通过。
这是一个有着巨大风险和争议的经济决策。
吴敬琏日后分析，根据决定“闯关”的领导人当时的讲话，他之所以下决心“闯关”，是为了消除“双轨制”所滋生的腐败现象。而在做决策时，对通货膨胀的危险性估计不足。吴敬琏认为，这一判断是导致“物价闯关”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接下来发生的事实，是30多年的改革史上最为混乱和令人叹息的一幕。
5月16日到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制定了物价改革方案，宣布用5年时间把物价放开。为此，国务院建立了物价委员会，以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为主任。在政治局常委会闭幕的5月19日，新华社向全国发表通电称，“中国的物价改革是一个大胆行动，要冒一定的风险，但是中央有信心把这件事办好……”以此为标志，打响了启动“物价闯关”的信号弹。
也是在5月19日这一天，邓小平接见一批前来北京参加一个国际经济讨论会的外宾。他在讲话中提出改革也要过五关斩六将，过价格这一关很不容易，“但物价改革非搞不可，要迎着风险，迎着困难上，十全十美的方针、十全十美的办法是没有的”，“我总是告诉我的同志们不要怕冒风险，胆子还要再大些。如果前怕狼后怕虎，就走不了路”。交谈中，一位拉丁美洲的国家银行行长应和说：“这叫做长痛不如短痛。”邓小平说：“你说得对，长痛不如短痛。”不过，邓小平接见外宾时的这段讲话在当时并没有发表。①
5月25日至27日，时任总书记召集中央10多个部委的领导人开会，商议价格改革事宜，与会者中有两位经济学家，是刘国光和吴敬琏。会上，各部委领导都同意立即进行“物价闯关”。刘国光提出不同意见，他认为，由于连续几年的物价上涨，民众的通货膨胀预期正在形成，年初开始，各地已经发生了零星的抢购风潮，如果立即进行价格改革，势必促使通货膨胀预期完全形成和爆发全面的抢购风潮，所以，应当先用一两年时间治理好经济环境，再来进行价格改革。总书记对刘国光的意见不以为然，他说，你们这些经济学家的思想就是有框框，以为高速度一定会有高通胀，要求先治理环境，再放开价格。他援引韩国的经验说，韩国就是先通膨，后治理，打“时间差”，实践证明这是成功的经验。
吴敬琏觉得总书记所讲的道理不对，也加入了争论。他说，刘国光所说的基本道理是对的。打“时间差”要以居民还存在货币幻觉、没有形成通货膨胀预期为前提，这时多发票子他们不会马上作出反应。但是，4月份开始已经出现了储蓄负增长和零星抢购，所以，在这种宏观情况下实施激进的价格改革方案，可能会使通胀预期完全形成并出现银行挤兑和恐慌抢购。至于韩国，朴正熙搞“重化工业运动”以为打“时间差”是个好主意，结果造成严重通货膨胀，政局动荡，朴正熙的命都送掉了，这种教训不能不汲取。领导也不同意吴敬琏的意见。于是，两位学者与领导之间发生激烈的辩论，以至于争得脸红脖子粗，10多位部长们在一旁面面相觑。
在第二天的讨论会上，气氛缓和了下来。领导人还是坚持他的观点，认为通胀根本不可能发生，而且即便发生了，也不可怕。他谈到，体改所的一行人正在拉丁美洲考察，他们发回很多电报，说拉美的通胀率高达百分之几千，可是经济还是在发展。他还举例说，前些日子阿根廷总统阿方辛访华，当他得悉中国的通货膨胀率时说，你们这点通胀算什么，如果能像你们这样，我就谢天谢地了。
后来才知道，当时体改研究所的一行人正在拉丁美洲访问，他们从大使馆给总书记和国务院领导人发来电报，力陈高通货膨胀没有什么可怕，拉美的经济十分繁荣。
至此，立即“闯关”的决策敲定。
从上述的这些细节以及综合后来的其他史料可以看到，在赞成进行价格改革的人士中实际上存在着两种意见。
第一种是薛暮桥、刘国光和吴敬琏的意见，他们都认为应当先治理经济环境，然后再进行价格改革，只不过对治理的力度和所需时间有不同的估计。刘国光认为要花两年时间；吴敬琏则认为，只要力度足够，不需要两年。
第二种是立即进行“闯关”的意见，他们认为通货膨胀要么不会产生，要么并不可怕。
争论的结果是，第二种意见被采纳执行。当时的决策层对立即“闯关”所可能引发的市场和社会动荡竟没有去设计一个防范性的预案。用吴敬琏的话说，“根本不相信物价会飞涨”。
争论至此仍未结束。
5月30日，国家体改委召开经济体制改革中期规划研讨会，期间，专家们也自然讨论到迫在眉睫的物价改革问题。6月1日，国务院总理李鹏接见与会专家，各个方案的代表吴敬琏、厉以宁、张卓元、王珏、吴树青等5人发言。从当时发出的会议简报可以看到，他们均支持进行物价改革。吴敬琏和张卓元都重申了治理环境、防止通胀的必要性。厉以宁则谈到，可以利用政府手中掌握的金（黄金储备）、木（国有房产）、水（引进外资）、火（国有工厂）、土（土地使用权）和人（户口）等六种资源，通过出售黄金和房产、发行国营企业股票、卖掉小企业、有偿转让土地使用权和卖户口等办法，防止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
8月，北戴河政治局会议正式公布“闯关”决定，确定5年理顺价格方案，前三年走大步，后两年微调，计划5年物价总计上升70%~90%，工资上升90%~100%。
这个“闯关”政策一公布，迅速震动全国。从当月开始，全国中心城市的猪肉和其他肉食价格以70%左右的幅度上涨，其他小商品迅速跟进。出乎决策层预料的是，“物价闯关”很快就呈现全面失控的可怕趋势，各地物价如脱缰的野马，撒蹄乱窜。当时，全国居民的存款为3 000亿元（1992年为一万亿元，2008年为24万亿元），并不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但是由于公众的看涨恐慌心理，却造成全国性的抢购风，这似乎应了凯恩斯的那句名言，“社会心理决定了人类的永久的经济问题”。根据当时的报纸报道，“人们像昏了头一样，见东西就买，既抢购保值商品，也抢购基本消费品，连滞销的也不放过，电视机有图像就抱，电风扇能转就买，电冰箱有冷气就要”。不同寻常的是，民众的抢购已经与实际的供求脱节，以电扇为例，当时全国有200多家电扇厂，年产量达3 400万台，成为世界最大的生产国，从两年前开始，国内产销就出现供大于求的状况，电扇积压非常严重，但是在抢购风中，国内仓库里的所有电扇均被一抢而空。
8月下旬，上海抢购狂潮进入最高潮，市政府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实行凭票供应食盐和火柴，铝锅只能以旧换新或凭结婚证和户口证申请购买。
8月27日晚，中央总书记召开紧急会议，宣布暂停物价改革方案。8月30日，国务院正式发布通知，下半年不再出台新的调价措施，下一年的价格改革也是走小步，工作重点从深化改革转到治理环境、整顿秩序上来。①
1988年秋季爆发的这场物价暴涨和全面抢购，被认为是1978年改革以来最大的一次经济失控。国家物价局的《中国物价年鉴》记载：“1988年是我国自1950年以来物价上涨幅度最大、通货膨胀明显加剧的一年。在国家计算零售物价指数的383种商品中，动价面达95%以上，全年零售物价总指数比去年上升，这个上升幅度又是在持续3年物价累计上涨的基础之上。”
在吴敬琏看来，后来实施的“闯关”方案—在通货膨胀政策下放开价格的做法太过鲁莽，他在晚年口述史中说，“这就叫不幸而言中，因为物价飞涨和全民抢购是可以预见到的、一定会出现的事情”。
据《薛暮桥回忆录》记载：“1988年12月1日，时任总书记找我、刘国光和吴敬琏去谈话，表示接受我们对他的批评，说最近这一年犯了通货膨胀的失误。我说不是一年，至少已有3年。国光和敬琏也谈了自己的意见……但已造成相当大的损失，使改革走了一段不必要的弯路。”
1988的“物价闯关”失败，是中国经济改革史上最让人沮丧的一个事件，它的搁浅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现代化的路径。“闯关”失败后，宏观经济陷入紊乱，全国上下弥漫着阴郁的紧张气氛。
2009年8月，行将80岁的吴敬琏在口述史中回顾1993年的那个整体配套改革方案，他评价说，外汇改革最成功，财税改革其次，国有企业改革再次，社会保障改革最无成效。
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在早期，居于主导地位的是放权让利的思路。
早在1991年4月和5月，吴敬琏就连续撰写《改革传统经济体系是搞活大中型企业的根本出路》和《国营大中型企业的困境与出路》两篇论文，对现行的企业改革放权让利思路提出了异议。
对于放权让利，他认为，“从1956年以来一直就存在一种把旧体制的弊病归为‘权力过分集中’，对企业‘管得过多，统得过死’，从而把改革简单等同于‘放权让利’的思路，根据这种思路，通过改革所要建立的经济体系，就是所谓‘用国家计划来配置资源，引进某些市场因素以调动地方、部门、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的体制”。而多年的实践证明，根据这一基本思路所进行的企业改革“收效甚微”。
对于放权让利改革中的最高形式—承包制，他认为存在着“一些根本性的缺陷”，包括“阻碍资源流动、阻碍结构调整”，“承包制下产权结构的安排不利于正确处理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利益关系”。“因此在我看来，承包制只是在全面改革尚未进行的条件下，为了在指令性计划的‘笼子’里给企业以一点活动余地的权益之计，‘改进’承包，只能使它的弊害得到某种程度的缓解，而不可能使它得到‘完善’。”
此外，对于政府向国有企业进行财税、信贷上的政策倾斜，他认为这会造成市场竞争的不公平，从而直接伤害到体制外的民营企业，“这种政策实施不久，就因为非国营部门这个我国经济中最有生气的部分活力遭到抑制，而使整个国民经济的衰退迁延而不得不放弃”。
当时，还有人提出用“组建企业集团”的办法“造出大船好出洋”，让国有企业靠规模来取胜，吴敬琏断定这种用行政方式组织起来的大集团肯定将走回到行政性集权的老路上去，“一开始时一哄而上，尔后就会一哄而散”。
当论证了这些办法都行不通之后，吴敬琏提出了自己的思路：“我们主张在我国搞一种以法人代表公众持股为主、个人持股为辅的股份公司，以之作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微观基础。”
吴敬琏和大多数中国经济学家一样，是赞成用公司制度（在中国又常常称为“股份制”）改造国有企业的。但是，他对于从1986年开始在全国推行的以国有股为主，包含部分“企业股”和少量个人股，按持股比例分配董事会席位，董事会与经营班子高度重合的“股份制企业”又是不满意的，认为这种“股份制企业”不符合现代公司的规范，也不可能有效运行。
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1993年，他与钱颖一合作完成《关于公司化》一文，它先是上报了中央全会写作组，然后又发表于1993年8月24日的《经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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