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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子就像那样过去、带着许多好吃好喝的，阳光明媚，一辆小汽车带着我们到处转，不时抽支雪茄，在海滩上打一会儿盹，研究过往的窟窿眼儿，又说又笑，还唱了一会儿小曲——这就是我和麦克格利高尔度过的许多许多日子中的一天。像那样的日子真的似乎使轮子停止转动。表面上快快活活，时间就像梦一般糊里糊涂地过去。但是实际上，却有一种宿命感，有一种不祥的兆头，使我第二天萎靡不振，心中不安。我很想知道有一天我会不得不停顿下来；我很想知道我正在浪费我的时间，但是我也知道我无能为力。必须发生某件事，某件大事，某件会将我横扫在地的事情。我需要的一切就是推我一下，但必须是我的世界之外的某种力量，能真正推动得了我，我确信这一点。我不能忧伤过度，因为这不是我的性格。我一生中的事情总是——到最后——很顺当。我不可能需要花大力气。必须由天意来决定某些事——在我的情况中，就是全部听天由命。尽管从表面看来，有多少不幸，有许多事没处理好，我却知道自己生就的富贵命，而且天生两个脑袋。我承认外部情况很糟糕——但更使我担心的是内部情况。我真的很害怕我自己，害怕我的胃口、我的好奇心、我的柔性、我的渗透性、我的可塑性、我的和蔼可亲、我的适应能力。没有一种情况本身能吓倒我：我不知怎的，总是看见自己过舒服日子，就好像在花朵里啜饮蜂蜜。即使我被投入监狱，我也感到我会过得很好。我想，这是因为我知道如何不作反抗。其他人连拉带拽地拼命干，搞得精疲力竭；我的策略是随大溜。人们对我做的事，几乎还不如他们对人对己所做的事那样叫我操心。我内心真的感觉他妈的很好，所以我必须接受全世界的问题。这就是我为什么一直处于混乱之中。也就是说，我和我自己的命运不同步。我竭力实践世界的命运。例如，如果我有一天晚上回到家，家里没有吃的，甚至连给小孩吃的东西也没有，我就会马上到处去寻找吃的，但是我发现自己刚一匆匆来到外面寻找食物，就立刻又回到了世界观上面，这使我困惑不解。我没有想到专门给我们吃的食物，我想到的是一般意义上的食物，是那一时刻世界各地处于各个阶段上的食物，它如何得到，如何准备好给人用餐，如果人们没有食物，他们做些什么，也许有一种方法可以使每一个想得到食物的人都得到它，不再把时间浪费在这么简单的问题上。无疑，我为老婆孩子感到遗憾，但也为霍屯督人，为澳洲森林居民感到遗憾，更不用说饥饿的比利时人、土耳其人、亚美尼亚人。我对人类，对人类的愚蠢，对人类想象力的贫乏感到遗憾。
吃不上一顿饭并不那么可怕——使我深感不安的是街上死一般的空寂。所有那些讨厌的房子，一模一样的，一切都如此空寂、如此凄凉的样子。脚下有漂亮的铺路石，街中间有柏油马路，各家门前有既美又丑的高雅的褐砂石台阶，然而一个家伙竟会整天整夜在这昂贵的材料上到处奔走，寻找一块面包干。是这种状况使我感到不安。这太不谐调了。只要人们能摇着吃饭铃冲出去喊：“听着，大家听着，我饿着肚子。谁需要擦皮鞋？谁需要倒垃圾？谁需要清洗排水管？”那就好了。只要你能走到街上，像那样对他们说清楚；然而不，你不敢张开你的嘴。如果你在街上告诉一个家伙你肚子饿，你就把他的屎都吓出来了，他像见了鬼似地逃走。那是我以前从不理解的事情，现在还是不理解。全部事情其实很简单——某个人来到你跟前时，你只要说一声“行”。如果你不能说“行”，你可以挽住他的胳膊，请另一个人帮助你们摆脱困境。你为什么要穿上制服，去杀死你不认识的人，就为了得到那块面包干，这对我来说是个谜。我考虑的是这些，而不是食物吃到了谁的嘴里，或者它卖多少钱。我为什么要去管一样东西值多少钱呢？我在世上是要活着，而不是计算，而这正是那些杂种不要你做的事——活着！他们要你花费整整一生来增加数字。那对他们有意义。那是合理的。那是明智的。如果我来掌舵，也许事情不会这样有条有理，但是却更加轻松愉快，耶稣作证！你不必为一些小事搞得屁滚尿流。
也许不会有碎石铺的道路、长蛇阵的汽车、高音喇叭以及亿万种新鲜玩艺儿，也许甚至窗上没有玻璃，也许你不得不睡在地上，也许不会有法国烹调、意大利烹调、中国烹调，也许人们的耐心消耗净尽的时候就会互相残杀，也许没有人会阻止他们，因为不会有任何监狱、警察、法官，当然也不会有任何内阁大臣或立法机构，因为不会有他妈的任何法律让人遵守或不遵守，也许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要走好几个月、好几年，但是你用不着签证、护照、身分证，因为哪儿也用不着登记，你也用不着身分证号码，如果你想每星期改一次名字，你尽管改，这是无所谓的，因为除了你能随身携带的东西，你不拥有任何东西，在一切都自由的时候，你为什么还要拥有任何东西呢？
在这个时期，我走了一家又一家，干了一个又一个工作，交了一个又一个朋友，吃了一顿又一顿饭，但是我还是为自己圈出一些空间作为抛锚地；这更像是湍急的水道中的救生圈。进入我周围一哩范围内，就会听到一只巨大的钟在悲鸣。没有人能看见抛锚地——它深深埋在水道底下。人们看见我在水面上上下浮动，有时候轻轻摇摆，要不就前后颤动。安全地牵制着我的是我放在客厅里的那张有分类格子的大书桌。这张书桌曾经在老爷子的裁缝铺里放了十五年，靠它赚来了许多钱，也因做活而使它吱嘎作响，抱怨不止。在它的分类格子里，还放着一些古怪的纪念品，我最后是趁老爷子生病，把它从店铺里偷着搬出来的；现在它就立在布鲁克林最受人尊敬地段的正中心一座受人尊敬的褐砂石房子三层楼上我们阴郁的客厅地板当央。我得费好大劲才能把它放到那儿，但是我坚持它必须放在全部家当的最最中间。就像把一只乳齿象放到一个牙齿诊室的正中央。但是由于老婆没有朋友来作客，而我的朋友则即使它悬挂在吊灯上也无所谓，于是我就把它放在客厅里，把我们拥有的所有多余的椅子全放在它周围，摆成一大圈，然后我舒适地坐下来，把脚翘到书桌上，梦想着如果我能写作的话将写些什么。在书桌旁边我还放了一只痰盂，一只很大的铜痰盂，也是从店铺里拿来的，我不时朝里面吐一口痰，提醒自己它就在那里。所有的分类格子都是空的，所有的抽屉也都是空的；书桌上书桌里全一无所有，只有一张连垫放在S形锅钩底下都嫌太小的白纸。
当我想起我所做的巨大努力来疏导在我内心沸腾冒泡的熔岩，想起我重复了成千上万次的努力来安放好漏斗，来捕获一个词、一个词组时，我必然想到旧石器这样的东西。它不费力气就来了，一眨眼工夫便诞生了，你会说这是一个奇迹，只是发生的一切都是奇迹般的。事情发生或者不发生，这就是一切。
没有事情是由汗水与拼搏来完成的。几乎每一件我们称之为生活的东西，都只是失眠，是一种痛苦，因为我们已经失去了睡着的习惯。我们不知道如何洒脱。我们像安在弹簧顶上的匣中小丑，我们越挣扎，就越难于回到匣中去。
我想，如果我疯了，我除了把这原始人的用品放在客厅中央，就不会想到更好的计划来巩固我的抛锚地。我的脚翘到书桌上，接收着潮流的声音，我的脊柱舒服地埋在厚厚的皮垫子里，我同在我周围漂浮旋转的零碎物处于理想的关系，因为我的朋友们自己疯了，而且是潮流的一部分，他们就竭力让我相信，这些零碎物就是生活。我清楚地记得，也就是说，通过我的脚所实现的同现实的第一次接触。我写过一百万字左右，请注意，写得有条有理，结构很好，却对我来说等于零——旧石器时代的原始密码——因为接触是通过头脑来进行的，而头脑是无用的附属物，除非你在水道中央深深地在泥中抛锚。我以前写的一切都是老古董，现在的大多数写作仍是老古董，这便是为什么没有烧起来，没有使世界燃烧的原因。我只是古人类的传声筒；甚至我的梦也不可靠，不是真正的亨利·米勒之梦。
安静地坐着，想着一个由我、由救生圈产生的念头，是赫拉克勒斯式的艰巨任务。我不缺乏思想，也不缺乏词汇和表达能力——我缺乏更重要得多的东西：切断电流的工具。讨厌的机器停不下来，这便是难题。我不仅处于潮流当中，而且潮流流遍我的全身，我一点儿也控制不了它。
我记得那一天，我让机器彻底停下来，也记得另一个机械装置，上面签着我自己姓名的第一个字母，用我自己的双手和鲜血制成的那个机械装置，慢慢开始运行。我曾到附近的剧院去看一场轻歌舞剧表演；这是日场演出，我买了楼厅的票。排队站在大厅里等候的时候，我就已经体会到一种奇怪的坚实感。
就好像我在凝结，明显成为一块坚实的胶冻。这就像伤口治愈过程中的最后阶段一样。我处于最高的正常状态，这倒是十分异常的情况。霍乱会来临，将它污浊的气息吹进我口中——没有关系。我会弯腰去吻麻风病人手上的溃疡，不可能对我自己有任何伤害。我们大多数人所希望的一切，便是在健康与疾病之间这种永恒冲突中有一种平衡，但我不仅有这种平衡，而且血液中有一个正整数，这意味着，至少暂时，疾病被完全打垮了。如果有人在这时候聪明地扎下根，他就永远不会再生并不幸，甚至死亡。但是要跃向这样的结局，就要奋力一跳，跳回到比旧石器时代更久远的年代。在那一刹那，我甚至不梦想扎根；我一生中第一次体会到奇迹的意义，但我听到我自己的齿轮啮合的时候，我是如此吃惊，以致愿意为了这种体验的特权而当场死去。
发生的事情是这样的……当我手里拿着撕过的票根从门卫面前走过时，灯光暗下来，幕布升起。黑暗突然降临，使我的眼睛微微发花，我就站了一会儿。当幕布冉冉升起时，我有一种感觉，好像在所有的年代里，人类总是被壮观场面之前的这个简短时刻搞得默不作声。我可以感觉到幕布正在人类中升起。
我也立即明白，这是一个象征，它在人类睡梦中不断出现在他们面前；我明白，如果他们醒着，登上舞台的绝不会是演员而应该是他们，人类。我不是这样想——我说，这是一种理解，它如此简单，如此绝对清晰，以致机器立即死死停住，我正沐浴着现实的光明，站在我自己面前。我把眼光从舞台上转开去，注意看我去我楼厅上的座位应该经过的大理石楼梯。我看见一个人慢慢登上台阶，他的手横放在栏杆上。这人一定是我自己，自从我出生以来一直在梦游的那个旧自我。我的眼睛没有看见整个楼梯，只看见那个人已经爬过，或当时正在爬的那几级楼梯。
这人从来没有爬到楼梯顶上，他的手也从来没有从大理石栏杆上拿开。我感到帷幕降下来，一会儿工夫，我又到了布景后面，在道具中走来走去，就像道具管理员突然从睡梦中醒来，不知道是在做梦呢，还是看着正在舞台上演出的一场梦。它明朗、清新、新奇。我只看见活生生的东西！其余的消失在阴影中。正是为了使世界永远活生生，我没有等着看演出，就跑回家去。坐下来，着手描写那一截不朽的楼梯。
正是在这个时候，达达主义者盛行一时，不久又出现了超现实主义者。这两个流派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直到大约十年以后才听说；我从来没有读过一本法文书，也从来没有法国式的念头。我也许是美国独一无二的达达主义者，而我却不知道。尽管我同外界有各种接触，我却像一直生活在亚马逊丛林中一般。
没有人理解我正在写的东西，或者我为什么要那样写。我神志如此清醒，以至于他们说我发疯。我在描述新世界——不幸的是太早了一点儿，因为它还没有被发现，谁也不会被你说服，相信它的存在。这是一个卵巢世界，还隐藏在输卵管里。自然还没有任何东西清楚地显现出来：只能看见一根脊柱模模糊糊的少许迹象，当然没有胳膊，没有大腿，没有头发，没有指甲，没有牙齿。性是最不会被梦见的东西；这是克洛诺斯及其卵一般的后代的世界。这是小不点儿的世界，每一个小不点儿都是必不可少的，吓人地合乎逻辑的，绝对不可预言的。没有一件事物这样的事物，因为“事物”的概念正在消失。
我说我描述的是一个新世界，但是像哥伦市发现的新世界一样，结果它是一个比我们所知道的任何世界都远为古老的世界。我在皮包骨头的外观底下，看到了人类总是在内心携带的那个不可摧毁的世界；真的，它既不是旧的，也不是新的，而是无时无刻不在变化的永恒真实的世界。我看到的一切都是擦去后重写的，没有哪一层书写的文字我感到太古怪而破译不了。
我的伙伴们晚上离开我之后，我会经常坐下来，给我的朋友，澳洲丛林居民，密西西比河盆地的筑堤人，菲律宾的伊哥洛人等写信。当然，我必须写英语，因为这是我说的唯一语言，但是在我的语言和我的好朋友们使用的心灵感应术之间有一个差异世界。任何原始人都会理解我，任何古代人都会理解我：只有我周围那些人，也就是说，一个大陆上的一亿人，理解不了我的语言。为了写得好让他们明白，我不得不首先杀死什么东西，其次阻止时间进程。我刚刚弄明白，生活是不可摧毁的；没有时间这样东西，只有现在。他们指望我否认一个我花了终生时间来窥一眼的真理吗？他们肯定这样指望。他们不想听到的一件事是，生活是不可摧毁的。他们宝贵的新世界不是建立在无辜者的毁灭，建立在强奸、掠夺、折磨、蹂躏之上的吗？两个大陆都遭玷污；两个大陆都被剥夺了一切宝贵的东西——以物的形式。我认为，没有人比蒙提祖马受到过更大的羞辱；没有一个种族比美国印第安人更无情地遭到消灭；没有一块土地像加利福尼亚那样以那样肮脏血腥的方式遭到淘金者的糟蹋。我想到我们的由来就脸红——我们的双手浸泡在鲜血与罪恶中。
通过直接去全国各地旅行，我发现，屠杀和掠夺一点儿也没有停止。每一个人都是潜在的凶手，甚至最亲密的朋友也不例外。
往往不必拿出枪、套索、烙铁——他们已经发现更阴险、更穷凶极恶的方法来折磨和屠杀他们自己。对我来说，最难以忍受的痛苦是我话还未出口，就让人把它消灭了。通过痛苦的经验我学会了保持沉默；我学会了默默坐着，甚至笑眯眯的，而实际上我嘴上冒泡。我学会同所有这些看上去天真无邪的恶魔握手，并对他们说：“你们好！”而他们却只是在等着我坐下来，好吸我的血。
当我在客厅里我的史前书桌前坐下来的时候，怎么可能使用这种强奸与谋杀的代用语言呢？我孤身一人在这伟大的暴力半球中，但是就人类而言，我不是孤身一人。我在由闪着磷光的残酷之火所照亮的物的世界中很孤独。我让一种无法释放的能量搞得神志不清，要释放能量除非是用来造成死亡和做无益之事。我不能上来就作一个详尽的声明——这意味着穿拘束衣或者上电椅。我就像一个在地牢中监禁了太久的人——不得不缓慢地、踉踉跄跄地摸索着走路，免得跌倒，被人踩上；我不得不逐渐习惯于自由所包含的惩罚；我不得不长出一层新表皮，保护我不受天上这种燃烧一般的光线伤害。
那个卵巢世界是生命节奏的产物。小孩子一生下来，他就成为世界的一部分，在这个世界上不仅有生命节奏，而且有死亡节奏。活着，不惜一切代价活着的狂热愿望，不是我们身上的生命节奏的结果，而是死亡节奏的结果。不仅没有必要不惜一切代价来继续活着，而且如果生活令人讨厌，那它就是绝对错误的。这种出于战胜死亡的盲目冲动而要使自己继续活下去的做法，本身就是一种播种死亡的手段。每一个没有充分接受生活，不增长生命的人都在帮着以死亡充满世界。做最简单的手势可以传达最高的生命意识；以全身心说出的一个词可以赋予生命。活动本身没有意义：它常常是一个死亡标志。由于简单的外部压力，由于环境和榜样的力量，由于活动造成的社会趋势，人们会成为可怕的死亡机器的一部分，例如，像美国。
个精力充沛的人关于生活、和平、现实等知道些什么？美国任何一个精力充沛的个人关于智慧、能量，关于一个衣衫褴褛、正坐在树下沉思的乞丐知道些什么？什么是能量？什么是生活？人们只须读一读科学课本和哲学课本那些愚蠢的废话，就能明白，这些精力充沛的美国人其智慧多么一钱不值。听着，他们让我运转，这些疯狂的马力恶魔；为了打破他们的疯狂节奏，他们的死亡节奏，我不得不采取一种波长，在我在自己内部找到真正的支持以前，这种波长至少可以破坏他们定下的节奏。当然，我不需要我放在客厅里的这张笨重而奇形怪状的古老书桌；当然，我不需要成半圆形摆在周围的十二把空椅子；我只需要可以在其中写作的小天地，以及第十三把椅子，把我带出他们使用的黄道十二宫图，将我放在天外天里。但是，当你逼得一个人几乎发疯的时候，当他自己很惊奇地发现他仍然有某种抵抗力，某种他自己的力量时，你就会发现这样一个人的行为非常像原始人。这样一个人不仅容易变得冥顽不化，而且迷信，相信魔术，施行魔术。这样一个人已经超越了宗教——他吃苦头就吃在他的笃信宗教上。这样一个人成为一个单狂者，只专心于做一件事，这就是冲破施于他的邪术。这样一个人已经超越了扔炸弹，超越了反叛；他要停止做出反应，无论是惰性的反应还是凶猛的反应。这个世上的人中之人要使行为成为生命的显示。如果在实现他的可怕需求的过程中，他倒行逆施起来，变得孤僻，说话结结巴巴，证明完全不适应社会，因而无法挣钱活命，那么，你知道，这个人已经找到了回到子宫去，回到生命之源去的方法；明天，他不是作为一个你使他成为的那种可鄙的嘲笑对像，而是作为一个凭自己真本事的人站出来，这时候，世界上的所有力量都将对付不了他。
从他在史前书桌上用来同世界上的古人交流的原始密码，产生了一种新的语言，它穿过当时的死亡语言，就像无线电穿过暴风雨。在这个波长中没有魔术，就像子宫中没有魔术一样。
人们很寂寞，无法相互交流，因为他们的所有发明只表达死亡。
死亡是统治行为世界的自动机。死亡是沉默的，因为它没有嘴。
死亡从不表达任何事。死亡也是神奇的——在生命之后。只有一个像我这样的人才张开嘴说话，只有一个说“是”，“是”，“是”，一个一再说“是”的人才能张开双臂，拥抱死亡而不知害怕。死亡是一种报偿，是的！死亡是完成的结果，是的！死亡是冠与盾，是的！但是，使人孤立，使他们痛苦、恐惧、寂寞，给他们没有结果的能量，让他们充满只能说“不”的意志，这却根本不是死亡。任何人在发现了自己，发现了他自己的节奏，也就是生命节奏的时候写下的第一个字就是“是”！他此后写的一切都是“是”，“是”，“是”——以亿万种方法表达的“是”。没有一种精力，无论有多么巨大——甚至一亿死魂灵的精力——可以同一个说“是”的人相对抗。
战争在进行，人们正被屠杀，一百万，两百万，五百万，一千万，两千万，最终一亿，然后十亿，每一个人，男女老少，直到最后一人。“不！”他们在喊。“不！他们不准通行！”然而每一个人都通行无阻；每一个人都有一条自由通道，无论他喊“是”还是“不”。在这种精神上的破坏性渗透作用的成功显示当中，我坐在大书桌旁边，脚翘在上面，试图同亚特兰蒂之父宙斯，同他失去的后代交谈，一点儿也不知道，阿波利奈尔在停战前一天将死在一所陆军医院，一点儿不知道在他的“新作”中，他已经写下了这几句不可磨灭的诗行：“宽容吧！当你将我们，同代表完美秩序的人们相比。
我们到处寻找冒险，
我们并非你的仇敌。
我们将给你一大片陌生领地，
在那里神秘之花正等人来摘龋”
我一点儿不知道，在这同一首诗中，他还写道：“同情我们吧！我们始终战斗在无垠未来的边陲，同情我们的过失，同情我们的罪。”
我一点儿也不知道，当时活着一些叫作布莱兹·桑德拉尔、雅克·瓦舍、路易·阿拉贡、特利斯坦·查拉、勒内·克莱威尔、昂利·德·蒙特朗、安德烈·布勒东、麦克斯·恩斯特、乔治·格罗茨等稀奇古怪名字的人；一点儿也不知道，1916年7月14日在苏黎世的瓦格礼堂发表了第一份达达宣言——“安替比林先生的宣言”——在这份奇怪的文件里这样说道：“达达是没有拖鞋或类似物的生活……没有纪律或道德的纯必然，我们唾弃人性。”一点儿也不知道1918年的达达宣言包含这些词句：“我正在写一份宣言，我什么也不想要，而我还是说某些事情，我反对作为原则的宣言，因为我也反对原则……我写这个宣言来说明，单单做一次呼吸，人们就是做了两个相反的动作；我反对动作：赞成连续的矛盾，也赞成肯定，我是既不赞成也不反对，我不作解释，因为我恨解决实际问题的智慧……有一种文学，它到不了贪得无厌的大众那里。创作者的作品来自作者方面的真正需要，是为他自己而创作的。一种最高的自我中心主义的意识，在它面前，星星也暗淡无光……每一页都必然要爆炸，不是塞满十分严肃、沉重的东西，旋风，令人头昏眼花的东西，新事物，永恒的事物，就是塞满绝对的欺骗，塞满对原则的热情，塞满排印方式。一方面，一个摇摇晃晃消失的世界和整个地狱的钟声相伴；另一方面：新的在在……”三十二年后，我仍然说着：“是！是，安替比林先生！是，特利斯坦·布斯坦诺比·查拉先生！是，麦克斯·恩斯特·格布尔特先生！是！勒内·克莱威尔先生，你自杀而死，是，世界疯了，你很对。是，布莱兹·桑德拉尔先生，你杀人杀得对。
是在停战那天，你发表了你的小书——《我杀了人》吗？是，接着干，小伙子们，人性……是，雅克·瓦舍，完全正确——艺术应该是有趣的东西，有一点儿烦人。”是，我亲爱的死瓦舍你多么正确、动人，柔情的、真实的东西是多么有趣又多么烦人：“具有象征性是象征的本质。”请从另一个世界里对我们再说一遍！你在那里有麦克风吗？你找到了混战中炸飞的所有那些腿和胳膊吗？你能把它们再安到一起吗？你记得1916年在南特同安德烈·布勒东的会晤吗？你们一起庆祝了歇斯底里的诞生吗？他，布勒东，是否告诉你，只有各种不可思议的东西除了不可思议的东西外什么也没有，而不可思议的东西始终是不可思议的——又听到这样的话不是不可思议吗？尽管你的耳朵已经堵住在继续说下去以前，我要在这里为我的布鲁克林的朋友们加上爱弥儿·布维耶对你作的一番小小描述，他们也许当时从中认不出我来，但我相信，他们现在能……“……他没有全疯，必要时还能解释他的行为，但他的行为仍然像杰瑞最糟糕的怪癖一样令人难堪。例如，他刚出医院，就去当码头搬运工，于是他每天下午就在卢瓦尔河沿岸的码头上卸煤。而晚上，他会穿着入时，不断更换行头，逛遍咖啡馆、电影院。而且，在战时，他会有时穿着轻骑兵中尉的制服，有时穿着英国军官、飞行员、外科军医的制眼，神气活现地走来走去。在平时，他十分自由自在，对借用安德烈·沙蒙的名字来介绍布勒东不以为然，同时他又毫无虚荣心地给自己加上了最了不起的称号，自称从事过最了不起的冒险活动。他从来不说“早上好”，也不说“晚上好”，也不说“再见”，从来不注意来往信件，除非是在向母亲要钱的时候留意母亲的来信。他隔了一天就不认识最好的朋友……”你们认出我了吗，小伙子们？不过是一个在同祖尼人地区的红头发白化病患者交谈的布鲁克林男孩。脚翘在书桌上，准备写“强烈的作品，永远不被人理解的作品”，这是我死去的朋友们所断言的。这些“强烈的作品”——如果你看见，你会认出这些作品吗？你知道，被杀死的成百万人中，没有一个人的死必然会产生“强烈的作品”吗？新的存在，是！我们仍然需要新的存在。我们可以不要电话，不要汽车，不要高级轰炸机——但是我们不能没有新的存在。如果亚特兰蒂斯被淹没在海底，如果狮身人面像和金字塔仍然是永恒的谜，这是因为不再有新的存在诞生。把机器停一会儿！倒回去！倒回到1914年，回到骑在马上的德皇陛下那里。让他用干枯的胳膊抓住缰绳骑在马上呆一会儿吧。看他的小胡子！看他神气活现的傲慢样子！
看他的以最严格的纪律整好队列的炮灰，全准备好服从口令，被击毙，被炸飞肠子，被生石灰烧死。现在停一下，看另一方面：我们伟大、光荣的文明的捍卫者，那些以战争消灭战争的人。换掉他们的衣服，换掉制服，换掉马，换掉旗帜，换掉场所。哎呀，那就是我看见骑在白马上的那位德皇陛下吗？那些就是那可怕的德国兵吗？贝尔塔巨炮在哪里？哦，我明白了——我原以为它正对准了巴黎圣母院呢！人性，我的伙伴们，总是冲锋在前的人性……而我们正在谈论的强烈的作品呢？强烈的作品在哪里？打电话给西方联合公司，派一个快腿的送信人——不要瘸子或八十多岁的老人，要一个年轻的！让他去找到那伟大的作品，把它带回来。我们需要它。我们有一个崭新的博物馆，准备好收藏它——还有玻璃纸和杜威十进分类法将它归类存放。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便是作者的名字。即使他没有名字，即使这是一部匿名作品，我们也无所谓。即使它有一点儿芥子气在里面，我们也不在乎。死活把它取回来——谁取回来就得25000元奖金。
如果他们告诉你，这些事情必然这样，事情不可能有另外的样子，法国尽了最大努力，德国尽了最大努力，小利比里亚、小厄瓜多尔和所有其他联盟也都尽了最大努力；自从战争以来每一个人都在尽最大努力做弥补或忘却，那你就告诉他们，他们的最大努力还不够好，我们不想再听到“尽最大努力”这样的逻辑；告诉他们，我们不要劣质便宜货中最好的东西，我们不相信便宜货，无论好坏，我们也不相信战争纪念碑。我们不要听到事情的逻辑——或任何一种逻辑。“Je ne parne paslogiqUe，”蒙特朗说，“je parle generosite。”我认为你没有听清楚，因为这是法语。我将用女王陛下的御用语言向你重复：“我不谈逻辑，我谈慷慨。”这是拙劣的英语，女王陛下也许就是这样说话的，但是它很清楚。慷慨——你们听到了吗？你们从不施行慷慨，你们任何人，无论是在和平时期还是在战争中。你们不知道这个词的意义。你们认为向胜利一方提供枪支弹药就是慷慨；你们认为派红十字会的护士或救世军到前线去就是慷慨。你们认为发放晚了二十年的退伍军人费就是慷慨；你们认为给一点点抚恤金和一把轮椅就是慷慨；你们认为把一个人以前的工作还给他就是慷慨。你们不懂得那操蛋的战争意味着什么，你们这些杂种！要做到慷慨，就是要在别人张嘴以前就说“是”。要说“是”，你首先得成为一个超现实主义者或达达主义者，因为你已经明白了说“不”意味着什么。如果你超出对你的期待，你甚至可以同时说“是”和“不”。在白天当码头搬运工，晚上当花花公子。穿任何制服都行，只要它不是你的。你给母亲写信时，让她抠出一点儿钱来，好让你有一块干净的布条来擦你的屁股。如果你看见邻居拿着一把刀追赶他的老婆，你不要感到不安：他也许有足够的理由追赶她，如果他杀了她，你也可以相信，他确信他知道为什么这样做。如果你设法改善你的见解，请停下来！见解无法改善呀。看看你的心和内脏——大脑是在心里的。
啊，是的，如果我那时候就知道有这些家伙存在——桑德拉尔，瓦舍、格罗茨，恩斯特、阿波利奈尔——如果我当时就知道，如果我知道，他们以他们自己的方式，想的正是我在想的东西，那么，我想我会气炸的。是的，我想我会像炸弹一样爆炸，但是我一无所知。一点儿也不知道几乎在五十年以前，一个南美洲的疯犹太人发明这样的惊人妙语：“怀疑是长着味美思酒嘴唇的鸭子”或“我看见一只无花果吃一只野驴”——不知道差不多同时，还只是孩子的一个法国人说：“找到是椅子的鲜花”……“我的饥饿是黑色空气的剩饭”……“他的心脏，琥珀，火绒。”也许在同时，或者前后，一方面杰瑞在说“吃飞蛾的声音”，阿波利奈尔跟着他重复“在一个吞吃自己的绅士旁边”，布勒东轻声喃喃“夜晚的踏板动个不停”，也许还有那个孤独的犹太人在南十字星座下发现的“在美丽的黑色空气中”，另一方面，另一个同样孤独的人，正在流放，有着西班牙人的血统，他正准备在纸上写下这些难忘的话：“总而言之，我试图安慰自己，为我的流放，为我从永恒中被放逐出来，为出土（destierro），我喜欢用这个词来表示我失去的天堂……现在，我认为写这部小说的最佳方法是告诉人们，它应该如何来写。这是小说的小说，创作的创作。或上帝的上帝，Deus de Deo（上帝的上帝）。”如果我知道他要加上下面这些话，我一定会像炸弹一样爆炸的……“发疯的意思就是失去理性。是理性，而不是真理，因为有些疯子说出来的是真理，而其他人却保持沉默……”说起这些事情，说起战争和阵亡军人，我忍不住要提到，大约二十年以后，我偶然看到了一个法国人写的这句法文。哦，奇迹的奇迹！l faut le dire，il y a descadavres que Ji ne re－specte qua moitie（必须说，有一些我只有一半尊重的死尸）。”
是，是，再一次是！哦，让我们做一些鲁莽的事吧——纯粹为了寻开心！让我们做一些活生生的辉煌大业吧，哪怕是破坏性的呢！那位疯鞋匠说：“一切事物都产生于大神秘，由一种程度进入到另一种程度。一切事物的进行都有自己的范围，同样的东西排斥异物。”
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同样的卵巢世界宣告自己的存在，而伴随这些宣告，还有这些预言，这些妇科的宣言，同时还有新的图腾柱，新的禁忌，新的战舞。一方面，人类同胞们，诗人们，未来的挖掘者们，把他们魔术的词句吐到又黑又美的空中，另一方面，哦，深刻而错综复杂的谜！另一些人在说：“请到我们的弹药厂工作。我们保证给你最高的工资，最卫生的条件。工作非常简单，小孩子都会做。”如果你有姐妹，有妻子，有母亲，有姨妈，只要她们能使用自己的双手，只要她们能证明，她们没有坏习惯，你就被邀请带她或她们一起来弹药厂。如果你羞于玷污你的人格，他们就会十分有礼貌、十分明智地向你解释，这些精密机械装置是如何操作的，它们爆炸时是什么样子，你为什么连垃圾都不要浪费，因为……以及根据事实，合众为一。
我在到处寻找工作的时候，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事情与其说是他们每天使我呕吐（假如我有幸喂了点儿东西在我肚子里的话），不如说是他们总是要求知道，你是否有好的习惯，你是否可靠，你是否饮食有度，你是否勤奋，你以前是否工作过，如果没有，那为什么没有。甚至当我得到了为市政当局清扫垃圾的工作时，这垃圾对他们，对他们这些杀人凶手来说也是宝贵的。我站在齐膝深的粪堆里，低贱者中的最低贱者，一个苦力，一个不受法律保护的人，但我仍然是死亡考验的一部分。我试着在夜里读《地狱》，但是这是英文版的，英语不是一种适合于天主教作品的语言。“无论什么东西实质上都进入到自我中，也就是说进入到其自己的lubet中……”lubet！如果我当时有这么一个词的话，我对我清扫垃圾的工作就会十分心平气和了呢！夜晚，在手头没有但丁作品，而我的手中又散发着人类和粘泥气味的时候，拿这个词送给自己是再甜密不过的了。这个词在荷兰语中的意思是“欲望”，在拉丁语中的意思是“意欲”或神圣的“愉悦”。有一天我站在齐膝深的垃圾里，说出了据说埃克哈特大师早就说过的话；“我真的需要上帝，但是上帝也需要我。”有一项屠宰场的工作在等着我，一项满不错的整理内脏的工作，但是我筹不到车费去芝加哥。我呆在布鲁克林，呆在我自己的内脏之宫里，在迷宫的台基上转来转去。我留在家里寻求“胚泡”、“海底的龙宫”、“天上的竖琴”、“平方英寸的田野”、“平方英寸的房子”、“黑暗的状况”、“以前天堂的空间”。
我一直被关着，一个门神福库勒斯的囚犯，合叶神卡迪亚的囚犯，门槛神利门修斯的囚犯。我只同他们的姐妹说话，叫作“恐惧”、“苍白”、“狂热”的三女神。我并不像圣奥古斯丁那样看到或想象看到“亚洲的奢华”。我也没有看到“两个双胞胎小孩生下来挨得这么紧，以致第二个生下来时抓着第一个的脚后跟”。我看见一条叫作香杨梅大道的街，从区政厅到新池路。在这条街上，没有一个圣徒曾经走过（要不然它就会崩溃毁掉），在这条街上，没有出现过奇迹，没有出现过诗人，没有出现过任何一种人类的天才，这里连花都不长，太阳也照不进来，雨水也从不冲洗它。我推迟了二十年才给你们描述的真正地狱就是香杨梅大道，由钢铁怪物走出来的无数通往美国空虚心脏的马路之一。如果你只见过埃森、曼彻斯特、芝加哥、勒瓦卢瓦一佩雷、格拉斯哥、霍博肯、卡纳西、贝荣，你就根本没有看到进步与启蒙的辉煌空虚。亲爱的读者，你必须在死以前看一看香杨梅大道，你就会明白但丁的预见性有多强。你必须相信我，在这条街上，在街上的房子里，在铺路的鹅卵石上，在将它切成两部分的高架铁路线上，在任何一个有名字、生活在那街上的人身上，在任何经过这条街被送去屠宰或已经被屠宰的动物、鸟类、昆虫身上，都没有“lubet”、“升华”、“厌恶”的希望。这不是一条悲伤的街，因为悲伤还是有人性的，可以认得出来，它是一条纯粹空虚的街；它比头号死火山更空虚，比无信仰者口中的上帝一词更空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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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过，我那时候一个法语词也不认识，这是真的，但是我正要作出一个伟大的发现，这个发现将弥补香杨梅大道和整个美洲大陆的空虚。我几乎已经到达了被叫作埃利·富尔的法兰西大海洋的岸边，这是法国人自己也几乎没有航行过的一个大洋，他们还似乎错把它当成了内陆海。甚至读着他用类似于英语的一种已经凋谢了的语言写的作品，我也能明白，这位在袖口上描绘人类光荣的人，就是我一直在寻找的亚特兰蒂斯的宙斯父亲。我称他为海洋，但他也是一首世界交响曲。他是法国人造就的第一位音乐家；他兴奋而有节制，一个畸形物，一个法国的贝多芬，一个伟大的心灵医生，一根巨大的避雷针。他也是随太阳旋转的向日葵，总是畅饮阳光，总是生气勃勃，光焰照人。他既不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也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人们也不能说这海洋是仁爱或恶毒的。他相信人类。他使人类恢复了尊严，恢复了力量，恢复了对创造的需求，从而使人类又高大了一点儿。他把一切都看作创造，看作阳刚的欢乐。他没有把这以有条不紊的方式记录下来，而是用音乐的方式。法国人没有音乐感，他也无所谓——他同时也在为全世界谱曲。几年后，我来到法国，看到没有人为他立一块纪念碑，也没有一条街以他的名字命名，我有多么吃惊！更糟糕的是，在整整八年当中，我一次也没有听到一个法国人提到他的名字。他不得不死去，为的是要被放在法兰西神明们的先贤词里——在这光焰照人的太阳面前，他的被奉为神明的同时代人一定显得多么病态！如果他不是一个内科医生，因而被允许另外谋生，他有什么事情不会遇到哩！也许是又一个清扫垃圾的能手呢！作埃及壁画的人由于这些壁画火焰般的色彩而活龙活现，可他也许会为了观众所喜欢的一切而饿死。但是他是海洋，批评家淹死在这海洋里，还有编辑、出版商、读者观众。他永远也干涸不了，蒸发不完，而法国人也永远不会有音乐感。
如果没有音乐，我就会像尼任斯基一样到疯人院去（大约就在这个时候，他们发现尼任斯基疯了）。人们发现他把钱分发给穷人——始终是一个不祥之兆！我的心中充满神奇的珍宝，我的鉴赏力敏锐而挑剔，我的肌肉十分强健，我的胃口极好，我的心肺正常。我没有别的事好做，只有改进自己，由于我每天做的改进，我都快要发疯了。即使有一个工作让我去做，我也不能接受，因为我需要的不是工作，而是更充裕的生活。我不能浪费时间当一个教师、一个律师、一个医生、一个政治家，或社会可以提供的任何其他什么。接受卑下的工作更容易些，因为这使我的思想保持自由。在我被开除清扫垃圾的工作之后，我记得我同一个福音传教士交往密切，他似乎十分信任我。我类似于当招待员、募捐人、私人秘书。他让我注意到整个印度哲学的世界。晚上我有空时，我就会同朋友们聚在艾德·鲍里斯家里，他住在布鲁克林的贵族区。艾德·鲍里斯是一个古怪的钢琴家，他一个音符也读不上来。他有一个好朋友叫乔治·纽米勒，他经常与他一起弹二重奏。在艾德·鲍里斯家聚会的有十二个人左右，几乎个个都会弹钢琴。我们当时都在二十一岁至二十五岁之间；我们从来不带女人来，在这些聚会中也几乎从不提到女人的话题。我们有大量啤酒可喝，有整整一大幢房子供我们使用，因为我们聚会是在夏天，他家里人都外出了。虽然还有一打其他这样的家我可以谈论，但是我提到艾德·鲍里斯的家是因为它代表了我在世界其他地方从未碰到过的东西。
艾德·鲍里斯和他的朋友们都不怀疑我正读着的那一类书，也不怀疑正在占据我思想的那些东西。当我突然来到的时候，我受到热情问候——作为小丑。我被指望让事物开始运行。整个大房子里大约分布着四架钢琴，更不用说钢片琴、管风琴、吉他、曼陀铃、小提琴等等。艾德·鲍里斯是一个疯子，而且是一个非常和蔼可亲、非常富于同情心的慷慨疯子。三明治总是最好的，啤酒喝也喝不完，如果你想过夜，你可以在长沙发上把自己安顿好，要多舒服有多舒服。走到街上——一条宽大的街，倦怠而又奢华，一条全然与世隔绝的街——我可以听到一层楼大厅里钢琴的叮咚声。窗户敞开着，当我进到视力所及的范围内时，我可以看到艾德·布尔格或康尼·格林伸开四肢躺在大安乐椅里，脚翘在窗台上，手里拿着大啤酒杯。也许乔治·纽米勒脱掉了衬衣，嘴里叼着一支大雪茄，正在即兴弹着钢琴。他们又说又笑，而乔治则急得团团转，寻找着一个开头。他一想到一个主旋律，就立即叫艾德，而艾德就会坐到他旁边，以他非专业的方式推敲一下，然后，突然猛击琴键，作出针锋相对的响应。也许在我进门的时候，有人正在隔壁房间里试着倒立——一层楼有三间大房子，一间通另一间，房间背面是一个花园，一个巨大的花园，有花、果树、葡萄藤、塑像、喷泉等等。有时候天气太热，他们就把钢片琴或小风琴搬到花园里（当然还有一桶啤酒），我们就坐在黑暗中又唱又笑——直到邻居强迫我们停下来。有时候每一层楼的音乐同时响遍全屋。那时候真是很疯狂，令人陶醉，如果有女人在周围，就会把事情搞糟。有时候就像看一场耐力竞赛——艾德·鲍里斯和乔治·纽米勒坐在大钢琴前，每个人都试图使对方精疲力竭，连交换位子也不停下，还相互交叉着手弹琴，有时候干脆用食指弹奏筷子曲，有时候把钢琴弹得像一架沃利策。始终有令你发笑的东西。没有人问你干什么，想什么，等等。你到艾德·鲍里斯家里时，你就核对一下你自己东西的特征。没有人管你戴多大的帽子，或你花多少钱买的。一说开始，大家就寻欢作乐——三明治和饮料都是免费的。开始以后，三四架钢琴、钢片琴、管风琴、曼陀铃、吉他，同时响起，啤酒流得到处都是，壁炉架上放满了三明治和雪茄，一阵阵微风从花园里吹来，乔治·纽米勒上半身一丝不挂，像魔鬼般地抑扬顿挫地弹奏着，这比我看到过的任何演出都强，而且一分钱不用花。平时我从未见过他们当中的任何人——只有在整个夏天的星期一晚上，当艾德敞开家门的时候。
站在花园里听着这喧嚣的声音时，我几乎不能相信这是在同一城市。如果我张开嘴，把我心里想的事讲出去，那就全完了。世人认为，这些家伙中没有一个算得了一回事。他们只是些棒小伙儿，小孩子，一些喜欢音乐、喜欢快活的家伙。他们对这些东西喜欢得不得了，有时候我们都不得不叫救护车。例如有一天晚上，艾德·布尔格给我表演他的一种绝技，扭伤了腿。每个人都这么快活，沉浸在音乐中，脸上放光，以致他花了一个小时才说服我们，他真的很痛。我们试图把他送到医院去，但是医院太远了，而且，我们觉得很好玩，不时把他掉到地上，弄得他像疯子一样叫喊。于是，我们最终就在报警亭打电话请求帮助，救护车来了，同时也来了巡逻车。他们把艾德送到医院，我们其余的人则被送到班房去。在路上，我们扯着嗓子唱歌，在我们被保释出来后，我们仍然感觉很好，警察们也感觉很好，于是我们都集中到地下室，那里有一架破钢琴，我们就接着又弹又唱。这一切就像历史上公元前的某个时期，它的结束不是因为战争，而是因为甚至一个像艾德·鲍里斯家那样的地方，都不能免受周围环境渗出的毒汁的影响。因为每一条街都正在变成一条香杨梅大道，因为空虚正充满从大西洋到太平洋的整个大陆。因为，在某一段时间之后，你在全国各地哪个地方也不可能走进一幢房子，看见一个人倒立着唱歌。不再有这样的事。哪儿也没有两架钢琴同时弹奏，没有两个人愿意整夜弹琴，只为了取乐。能像艾德·鲍里斯和乔治·纽米勒一样演奏的两个人，都被广播电台或电影业雇去了，他们的天才只用上了一小点儿，其余的都被扔到垃圾桶里去了。根据公开展示来判断，在偌大一个美洲大陆，竟没有人知道可以使用什么样的天才。后来，我就听专业人员扮着怪脸的演奏来消磨下午的时光，这就是我之所以常常坐在汀潘街住家门前台阶上的原因。那音乐也很美，但是不一样。其中没有乐趣，这是一种永久的演习，只是为了挣钱而已。在美国的任何一个人，只要有一点点幽默，他就把它积累起来，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
他们当中也有一些了不起的疯子，一些我永远不会忘记的人，一些没有留下姓名的人，他们是我们造就的最优秀人才。我记得凯思夜总会有一个无名的表演者，他大概是美国最疯狂的人，也许他为此每周挣五十美元，一个星期里，他每天都演出，而且一天三次，他的演出使观众目瞪口呆。他不按场次来表演——他只是即兴表演。他从不重复他的玩笑或绝技。他十分投入，我也不认为他是吸了毒才这样投入的。他天生像只秧鸡模样，他身上的能量和欢乐是那样强烈，没有什么东西能包容得住他们。
他会演奏任何乐器，跳任何舞步，还能当场编出故事，一口气讲出来，一直讲到铃响。他不仅满足于自己的表演，而且也会帮助别人摆脱困境。他会站在舞台两侧，等待适当时机，闯入到另一个家伙的演出中。他就是全部演出，这种演出包含着的治疗方法比现代科学的整个武库都多。他们应该把美国总统拿的工资付给这样一个人。他们应该解雇美国总统和整个最高法庭，确立这样的人当统治者。这个人可以治疗有史以来的任何疾病，而且，他也是那种有求必应、不取报酬的人。这是一种能腾空疯人院的人。他不建议治疗——他使每一个人发疯。在这种解决方法和一种永久的战争状态即文明之间，只有一条其他出路——这就是我们每个人最终要走的道路，因为其他的一切都注定要失败。代表这唯一道路的那种象征物长着一个有六张险、八只眼睛的脑袋；脑袋是一个旋转的灯塔，顶上不是可能会有的三重冕，而是一个洞，给那里很少的一点儿脑髓通气。
我是说，只有很少脑髓，因为只有很少行李可以带走，因为生活在全意识中，那灰色的物质就变成了光。这是人们可以置于喜剧演员之上的唯一一种类型的人；他既不笑也不哭，他超越了痛苦。我们还不认识他，因为他离我们太近，事实上，就在皮肤底下。当喜剧演员使我们捧腹大笑的时候，这个人，我猜想他的名字也许叫上帝，如果他必须有一个名字的话，他大声说起话来。当整个人类都笑得前仰后合，我意思是说，笑得肚子痛，那时候，每个人便上了正道了。那一时刻，每一个人既是上帝，也是任何别的什么。那一时刻，你消灭了二元、三元、四元、多元意识，这是使那灰色物质以丝毫不差的褶层在脑壳顶部盘绕起来的东西。在那时刻，你会真正感到头顶的那个洞，你知道你曾经在那里有过一只眼睛，这只眼睛能同时将一切尽收眼底。这只眼睛现在不在了，但是当你笑到眼泪直淌、肚子直痛的时候，你真的是在打开天窗，给脑髓通风哩！在那时刻没有人能说服你拿起枪来杀死你的敌人，也没有任何人能说服你打开厚厚的一卷书，来读里面形而上学的世上真理。如果你知道自由意味着什么，我指的是绝对自由而不是相对自由，那么你必须承认，这是你达到自由的最近的捷径。如果我反对世界的状况，这不是因为我是一个道德家——而是因为我要笑得更多。我不说上帝是一阵大笑，我说，在你能成功地接近上帝以前，你必须放声大笑。我的整个生活目标是接近上帝，也就是更接近我自己。这就是为什么走哪条路对我来说无所谓，然而音乐十分重要。音乐是松果腺的滋补剂。音乐不是巴赫，不是贝多芬，音乐是灵魂的开罐器。它使你内心十分平静，使你意识到，你的存在有一个归宿。
生活中令人寒心的恐惧不包含在祸患与灾难之中，因为这些东西唤醒人们，人们变得十分熟悉它们，亲近它们，于是它们最终又变得驯顺了……这更像是在一个宾馆的客房里，比如说在霍博肯，口袋里的钱只够再吃一顿饭。你在一个你绝不指望再来的城市，你只须在你的房间里度过一个晚上，然而要在那房间里呆着，却需要拿出你拥有的所有勇气和精神。某些城市，某些地方，激起如此的厌恶与畏惧，一定是有理由的。一定有某种永久的谋杀在这些地方进行。和你属于同一种族的人们，他们像任何地方的人们一样做生意，他们盖同一种房子，也不更好，也不更坏，他们有同样的教育体制，同样的货币，同样的报纸——然而他们绝对不同于你认识的其他人，整个环境不同，节奏不同，张力不同。这差不多就像看自己以另一个肉体出现。最令人烦恼的是，你确切知道，支配生活的不是金钱，不是政治，不是宗教，不是训练，不是种族，不是语言，不是习俗，而是别的东西，你一直试图扼杀的东西，它现在实际上正在扼杀你，因为否则你就会突然被吓坏，想知道如何逃走。有些城市，你甚至不必在其中过夜——只要过一两个小时就足以使你精神失常。我想起贝荣就是那个样子。我带着别人给我的几个地址在夜里来到那里。我胳膊底下夹着个文件包，里面装着《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的简介。我被指望趁着黑夜去把那讨厌的百科全书推销给几个想要改善自己的可怜人。如果我被扔在赫尔辛基，我也不会像在贝莱街上行走那样感到不安。我觉得这不是一个美国的城市。这根本就不是一个城市，而是在黑暗中蠕动的一条大章鱼。我来到的第一家看上去如此令人生畏，我甚至都没有自找麻烦去敲门，我就像那样走了好几家，才终于鼓起勇气去敲门。第一个地方，我看了一眼，差点儿没把我的尿吓出来。我的意思不是说我胆小或不知所措——我指的是恐惧。这是一张泥灰搬运工的脸，一个无知的爱尔兰人，他会欣然用斧子把你砍倒，就像往你眼睛里吐唾沫那么轻松。我假装是我把名字搞错了，匆匆前往另一家。每次门开开的时候，我都见到另一只怪兽。然后，我终于来到一个可怜的糊涂虫那里，他真的要改善自己，这使我哭了起来。我真为自己，为我的国家，为我的种族，为我的时候感到羞愧。我很难过地劝他不要买这他妈的百科全书。他天真地问我，那我为什么要到他家里来呢——我毫不犹豫地向他撒了一个弥天大谎，这谎言后来证明是一个伟大的真理。我告诉他，我只是假装来推销百科全书的，为的是要多接触人，好写关于他们的事情。这使他十分感兴趣，甚至胜于百科全书。他想要知道，如果我肯说的话，我将怎么来写他。回答这个问题花了我二十年的时间，但是现在有了。贝荣城的约翰·多厄，如果你还想要知道的话，那么这就是……我欠了你很多很多，因为在我对你撒了那个谎之后，我离开你家，把《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给我的简介撕得粉碎，扔在水沟里。我对自己说，我再也不以假借口到人那里去，哪怕是去送给他们圣经呢。我就是饿死也绝不再推销任何东西。我现在要回家去坐下来，真正写关于人们的事情。如果有人来推销什么东西，我会请他进来，说：“你为什么要做这事呢？”如果他说，这是因为他必须要谋生，我就会把我手头的钱给他，再一次请他想一想他在做什么。我要阻止尽可能多的人们假装他们因为必须谋生而不得不做这做那。这不是真的。一个人可以饿死——这好得多。每一个自愿饿死的人都多少减缓了那个自动过程。我宁愿看到一个人为了得到他需要的食物而拿枪杀死他的邻居，也不愿看到他假装他不得不谋生而保持那个自动过程。这就是我想要说的，约翰·多厄先生。
我继续说。不是对灾难和祸患的令人心寒的恐惧，我说，而是那自动的大倒退，是灵魂返祖挣扎的大暴露。北卡罗来纳的一座桥，在田纳西州的边境附近。在茂盛的烟草地里，到处冒出矮小的木屋和新木材燃烧的气味。在一个混浊的泛着绿波的湖里度过了一天。几乎看不到一个人，然后，突然有一块空旷地，我面对一个很大的干谷，上面有一座摇摇晃晃的木桥。这是世界的尽头！以上帝的名义，我是怎么到这里来的，为什么我到这里来，我都不知道。我怎么去吃饭呢？即使我吃了能想象到的最丰盛的一顿饭，我也仍然会很悲哀，十分悲哀。我不知道从这里去哪儿。这座桥就是尽头，我的尽头，我的已知世界的尽头。这座桥是疯狂：它没有理由要立在那里，人们没有理由要从桥上过。我拒绝再挪动一步，不敢走上那座疯狂的桥。
附近有一堵矮墙，我靠在上面，试图考虑干什么，去哪里。我平静地认识到，我是多么可怕的一个文明人——我需要别人，需要谈话、书籍、戏剧、音乐、咖啡馆、饮料，等等。当文明人是可怕的，因为你来到世界的尽头，你没有东西可以经受得起孤独的恐怖。文明也就是有复杂的需求，而一个人在充分发展的时候，是不需要什么的。我整天都在穿越烟草地，变得越来越不耐烦。我跟所有这些烟草有何相干？我正一头扎进什么里面？到处的人们都在为别的人们生产庄稼和商品——我像一个幽灵似地不知不觉地陷入所有这些愚蠢的活动中。我要找某种工作，但是我不要成为这事情的一部分，这地狱般的自动过程。
我经过一个城市，翻看报纸想知道那城里及其近郊发生的事情。
我觉得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钟停了，但这些可怜虫却不知道。
而且，我有一种强烈的直觉，有谋杀即将发生。我可以闻到它的味道。几天前，我经过想象中的南北分界线。我不知道，直到一个黑人赶着一辆马车前来；当他和我肩并肩的时候，他在座位里站起来，十分尊敬地脱帽示意。他有一头雪白的头发，一张非常尊严的脸。这使我感到可怕：这使我认识到仍然有奴隶。
这人不得不向我脱帽表示敬意——因为我是白种人，而我本应该脱帽向他表示敬意的！他作为一个白人加于黑人的恶毒折磨的幸存者，一本该我来向他致意的。我应该先脱帽致敬，让他知道，我不是这制度的一部分，我请求原谅我所有的白人同胞，他们太无知，太残酷，无法老老实实作出公开的姿态。今天，我感到他们的眼睛一直盯着我，他们从门背后、树背后注视我。一切似乎都很平静，很安宁。黑鬼从来不说什么。黑鬼总是唯唯喏喏。白人认为黑鬼知道自己的地位。黑鬼什么也不学习。黑鬼等着。黑鬼看白人做一切。黑鬼什么也不说，不，先生，不，先绅（生）。但是黑人也同样把白人杀光！每次黑鬼看到一个白人，他就把匕首刺进他的胸膛。正在消灭南方的，不是天气热，不是钩虫，不是庄稼歉收——而是黑鬼！黑鬼正在有意无意地散发毒气。南方受到黑鬼毒气的刺激和麻痹。
继续说……坐在詹姆士河旁的一个理发馆外面。我是坐下来歇歇脚的，只在这里呆十分钟。我对面有一个旅馆和几家商店；一切都迅速变小，像开始的样子一样而告结束——不为任何理由。我打心底里同情这些在这里出生而后死去的可怜虫。没有世俗的理由说明为什么这个地方会存在。任何人都没有理由要穿过街道，刮刮脸，理理发，甚至要一块嫩牛排。人们听着，给你们自己买条枪，互相残杀吧！把这条街从我心目中永远消灭掉——它毫无疑义。
同一天，在夜幕降临以后，继续苦干，越来越深入到南方。
我正离开一个小城镇，走一条通向公路的近道。突然我听到身后有脚步声，不久有一个年轻人急匆匆从我身边经过，呼哧呼哧喘着气，以他全部力气诅咒着。我在那儿站了一会儿，很想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我听到又一个人急匆匆过来；他年纪较大，还拿着一把枪。他呼吸相当轻松，嘴里一言不发。正当他进入视野的时候，月亮从云里钻出来，我清楚地看到了他的脸。他是一个追捕逃犯的人。当其他人来到他后面时，我往后站。我怕得直发抖。这是警长，我听到一个人说，他正去抓他。可怕。
我向公路移动，等着听将结束这一切的枪声。我什么也没听到——只有那年轻人沉重的呼吸和跟在警长后面的那一群人迅速急切的脚步声。正当我接近干道的时候，一个人从黑暗中走出来，十分安静地来到我跟前。“你去哪儿，小子？”他说，相当平静，几乎很温柔。我结结巴巴地说去下一个城镇。“最好就呆在这里，小子。”他说。我二话没说。我让他把我带回城里，并把我像喊一样移交给当局。我和其他大约五十个家伙一起躺在地板上。我做了一个奇妙的性爱梦，最后以断头台告终。
我继续苦干……回溯同前进一样艰难。我不再有是一个美国公民的感觉。我来自美国的那一部分，在那里我有某些权利，在那里我感到自由，而现在，它在我身后这么遥远的地方，以致它开始在我的记忆中变得模模糊糊。我感觉好像总有个人拿着一把枪在背后顶着我。不要停下来，这似乎是我听到的一切。
如果一个人同我说话，我就竭力显得不太聪明。我竭力假装我对庄稼、对天气、对选举十分感兴趣。如果我站住，他们就看我，白人和黑人都看我——他们彻底看透了我，好像我水淋淋的，可以食用。我不得不再走一千哩上下，好像我有一个遥远的目的，好像我真的要去某个地方。我也不得不做出感激涕零的样子，为的是不至于有人会想用枪打我。我既令人沮丧又令人振奋。你是一个被监视的人——然而没有扣动扳机。他们让你平平安安地直接走进墨西哥湾，你可以在那里自溺而死。
是的，先生，我到达墨西哥湾，我直接走进去，溺死自己。
当他们将尸体捞出来的时候，发现它标明布鲁克林香杨梅大道，船上交货；它被送回去，货到付款。我后来被问到，我为什么要自杀，我只能想了想说——因为我要电击宇宙！我说那话只是指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特拉华，拉克万纳和西部遭过电击，沿海航空公司遭过电击，但人类的灵魂却仍然在大篷车阶段。我出生在文明当中，我接受文明十分自然——还有什么别的好干呢？但可笑的是，没有一个别的人认真对待它。我是公众当中唯一真正文明化了的人，可至今没有我的位置。然而我读的书、我听的音乐使我确信，世界上还有其他像我一样的人。
我不得不去墨西哥湾自溺而死，为的是有一个借口，继续这种假文明的存在。我不得不像除去虱子一样除去我自己鬼魂般的身体。
当我意识到，只要事物的这一体制在运转，我就狗屎不如时，我真的变得相当快活。我迅速失去了一切责任感。要不是因为我的朋友们厌烦了，不愿再借钱给我，我也许还在继续不断地浪费时间。世界对我来说就像一个博物馆：我看不到有什么事情好做，除非是吃掉前人扔到我们手上的这块奇妙的巧克力夹层蛋糕。看到我美滋滋的，谁都会恼火。他们的逻辑是，艺术是很美的，哦，是的，不错，但是你必须干活谋生，然后你会发现你太累了，不可能去考虑艺术。但是，当我威胁着要依靠自己给这块奇妙的巧克力夹层蛋糕增加一两层的时候，他们却冲我大发雷霆。这是最后的关键。这意味着我肯定疯了。首先，我被视为一个无用的社会成员，然后有一段时间，我被认为是一具有着惊人胃口的鲁莽的行尸走肉；现在我已经变疯了。
（听着，你这个杂种，你给自己找了份工作……我们和你断绝关系！）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令人精神振作的，这种看法上的改变。
我可以感觉到风从门厅里吹过来。至少“我们”不再因风平浪静而停滞不前。这是战争，我作为一具新的尸体，还足以让一场小小的战斗留在我身上。战争使人恢复生气。战争激荡着血液。正是在我已经忘记的那场世界大战当中，发生了这内心的改变。我一夜之间结了婚，要问所有人显示，我什么也不顾。在他们心目中，结婚很好。我记得，借助结婚广告，我立即筹到了五块钱。我的朋友麦克格利高尔付了结婚证书的钱，甚至还付了理发刮脸的钱。为了结婚，他坚持要我去理发刮脸。他们说你不刮脸是不行的；我不明白为什么你不刮脸理发就不能结婚，不过，由于不用我付钱，我就认了。看到大家都如何迫切地要为我们的生计做点儿什么，这是很有趣的。突然，就因为我流露出一点儿意思，他们就成群结队来围着你——他们能为我们做这，能为我们做那吗？当然，假设的前提是，现在我肯定要去工作，现在我明白生活是严肃的事情。他们从来没有想到，我会让我老婆为我工作。开头我确实对她还不错。我不是严厉的监工。我要求的一切就是车费——为了寻找神话般的工作——和一点点零用钱，好买香烟，看电影，等等。买重要的东西，如书、音乐唱片、留声机、上等牛排等，我发现，既然我们结了婚，就可以赊帐。分期付款是专为我这样的家伙发明的。现付的那部分很容易，其余的我就听天由命了。人必须得活，他们总是这样说。现在，上帝作证，这也是我对自己说的话——人必须得活！先活后付钱。如果我看见一件我喜欢的大衣，我就去把它买来。我还要超前于季节一点儿买，表明我是一个态度认真的家伙。妈拉巴子，我是一个结了婚的男人，不久也许就要当爸爸了——我至少有资格要一件过冬的大衣，不是吗？当我有了大衣的时候，我就想到要配上耐穿的皮鞋——一双我梦寐以求却从来买不起的高级厚牛皮鞋。当天气寒冷刺骨，我还要出外寻找工作的时候，我往往会饿得不得了——像这样一天又一天在城里风里来，雨里去，哪怕下雪下冰雹，也不停地奔波，这真是很有益于健康的——于是我时常光顾一家舒适的小酒馆，给自己要一份鲜美的上等牛排加洋葱和法国式炸土豆。我还加入了人寿保险和事故保险——你结婚以后，做这种事情很重要，他们这样告诉我。假如我有一天倒毙——那时候怎么办呢？我记得那家伙那样对我说，为的是要使他的论据更加无可怀疑。我已经告诉过他，我会签约，但他一定是忘记了。我由于习惯的作用，已经告诉过他，是，立即就告诉过，但是我要说的是，他显然忽略了这个——要不然，在你把宣传动员加入保险的话充分说清楚以前就让一个人签约承担责任，是违背准则的。总之，我正准备问他，需要多久你才能按保险契约给贷款，他却提出这个假设性的问题：假如有一天你倒毙——那时候怎么办呢？我对这个问题笑成那种样子，我猜他认为我有点儿疯了。我笑得泪流满面。最后他说——“我并没有说过什么事，会那么有趣吧？”“那么，”我说，变得严肃了片刻，“好好看一看我。现在告诉我，你认为我是那种管他妈的死后发生什么事的人吗？”他显然对此十分吃惊，因为他接下去说的是：“我不认为这是一种非常合乎道德的态度，米勒先生。我相信你不会要你的妻子……”“听着，”我说，“假如我告诉你，我不管我死后老婆会遇到什么事——那又怎么样？”由于这话似乎更加伤害了他的道德感情，我另外加上了几句——“就我而言，你不必在我嗝屁的时候支付赔偿金——我加入保险只是为了使感觉良好。我正努力促进世界的发展，你不明白吗？你必须得活，是不是？好，我只放一点点吃的在你嘴里，就这样。如果你还有什么别的东西要推销，就请便吧。我买任何听起来似乎不错的东西。我是一个买主，不是一个卖主。我喜欢看到人们高高兴兴的样子——这是我买东西的原因。现在听着，你说每个星期的金额是多少？五十七美分？很好。五十七美分算什么？你看那架钢琴——那是每星期大约三十九美分，我想。看看你周围……你看到的一切每星期都值那么多。你说，如果我死了，那时侯怎么办？你认为我会死在所有这些人手里吗？开玩笑！不，我宁愿让他们来把东西搬走——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付不起帐的话……”他坐立不安，眼睛瞪得木呆呆的，我想。“对不起，”我说，打断了自己的念头，“你不想喝点儿什么吗？——来庆祝保险契约？”他说他不想，但是我坚持要喝，此外，我还没有签署文件，我的尿必须拿去检查，得到认可，还得盖各种各样的图章和印鉴——我打心眼里知道所有这些玩艺儿——所以我想咱们还是先喝两口。以此来延长这严肃的买卖，因为老实说，买保险或买任何东西，对我来说都是一种真正的乐趣，使我感到，我就像每一个其他的公民一样，是一个人，怎么样！不是一只猴子。于是我取出一瓶雪利酒（这是允许我有的一切），我慷慨地为他斟上满满一杯，暗想，看到这雪利酒被喝掉真是好极了，因为也许下一次他们会为我买更好的东西。“以前我也推销保险，”我说，将酒杯举到嘴边。“当然，我可以推销任何东西。只是——我很懒。拿今天这样的日子来说——呆在家里，看看书，听听留声机，不是更好吗？为什么我要出去为一家保险公司奔波呢？如果我今天一直在工作，你就碰不上我了——不是吗？不，我认为最好安下心来，当人们前来的时候，就帮助他们解决问题……例如，就像你的情况。买东西要比卖东西好得多，你不这样认为吗？当然，如果你有钱的话。在这幢房子里，我们不需要很多钱。正如我刚才所说的，钢琴每星期付大约三十九美分，也许四十二，而……”“对不起，米勒先生，”他打断我，“你不认为我们应该认真着手签署这些文件吗？”
“嘿，当然。”我快活地说。“你把文件都带来了吗？你认为我们应该先签哪个？顺便问一下，你没有一支你想要卖给我的自来水笔吗？”
“就请签在这儿，”他说，假装没有听到我的话。“还有，在这儿，行。那么现在，米勒先生，我想我要说再见了——几天后听公司的消息吧。”
“最好快一点儿，”我说着，把他领到门口，“因为我会改主意，会自杀的。”
“嗨，当然，嗨，行，米勒先生，我们当然会快的。那么再见了，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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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分期付款的计划最终失败了，尽管你是一个像我这样殷勤的买主。我当然是尽了我最大努力来使美国的制造商和广告商忙忙碌碌．但是他们似乎对我很失望。每个人都对我失望。尤其有一个人对我格外失望，这是一个真正努力同我交朋友的人，而我却使他失望。我想起他和他雇用我作为他助手的样子——那么痛快，那么宽厚——因为后来，当我像一支42式大口径主轮手枪一样让人雇进来轰出去的时候，我到处遭背叛出卖，但是到那时候．我已经打够了预防针，对什么都无所谓了。然而这个人却不怕麻烦地向我表明，他相信我。他是一家大邮购商社的商品目录册的编辑，这是一年出版一次的一大堆狗屁玩艺儿的概要说明，要花整整一年时间作准备。我一点儿也不知道这工作的性质，不知道为什么那天我会走进他的办公室，除非是因为我想要找个核验员之类的工作，在码头附近奔忙了一整天之后，想去那里暖暖身子而已。他的办公室很暖和舒适，我向他高谈阔论，为的是让冻僵的身子暖和起来。我不知道要求什么样的工作好——只要是一个工作，我说。他是一个敏感的人，心地善良。他似乎猜到我是一个作家，或想要成为一个作家，因为一会儿以后他问我喜欢读什么书，我对这个作家、那个作家有什么看法。我碰巧口袋里有一张书目——我正在公共图书馆寻找的一些书——于是我拿出来给他看。“天哪！”他喊道，“你真的读这些书吗？”我谦虚地摇摇头，表示肯定，然后像我经常被那一类蠢话触动起来的情况那样，我谈论起我一直在阅读的汉姆生的《神秘》。从那时候起，这人就像我手中的腻子。当他问我是否愿意当他的助理时，他为给我提供这样一个低级职位而道歉；他说我可以用我的时间来学习这项工作的各方面情况，他相信这对我来说将是一项容易做的工作，然后他问我是否能在我拿到薪水以前，先用他自己的钱借给我一些。我还没来得及说行还是不行，他就取出一张二十美元的票子塞在我手里。自然，我很受感动。我准备像婊子养的一样为他干活。助理编辑—一这听起来很不错，尤其对我周围的债权人来说更是如此。有一阵子我很快活地吃起烤牛肉、烤鸡、烤猪腰肉，假装很喜欢这个工作。实际上我很难保持清醒。我必须学的东西，我左一个星期的时间里就学会了。而那以后呢？那以后我看到自己在服终生劳役监禁。为了尽量过得好一点儿，我就写小说、随笔，给朋友写长信，以此打发时间。也许他们以为我在为公司琢磨新的想法，因为有好一阵子没有人管我。我认为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工作。我几乎整天都可以做自己的事。写我的东西。我十分热衷于我自己的事，我吩咐我的手下在规定的时间以外不要来打搅我。我像一阵轻风一般飘飘然起来，公司定期付我工资，而监工们做我为他们规定的工作。可是有一天，正当我专心致志地写一篇论《反基督》的重要文章的时候，一个我以前从未见过的人走到我桌子前，在我身后弯下腰，用挖苦的语调大声朗读我刚写下的文字。我不用问他是谁或他是干什么的—一我头脑的唯一想法是——会多给我一个星期的工资吗？找狂热地对自己重复着这个问题。我要问我的恩人告别了，我有点儿为自己感到羞愧，尤其是在他，可以说是一下子，说出下面这些话的时候——“我设法让你多拿一个星期的工资，可是他们不愿意。我希望能为你做点儿什么——你知道，你只是耽搁了你自己。说真的，我仍然对你抱有最大的信心——只是恐怕你得有一段艰难时光。你在哪儿也不合适。有一天你会成为一个大作家的，我相信。好吧，对不起了，”他补充说，热情地同我握手，“我得去见老板了。祝你好运！”
对这件事，我有点儿感到痛心。我真想当场就向他证明，他的信心是有道理的，真想当时就在全世界面前为自己辩护：要是能使人们相信，我不是一个没有良心的婊子养的，我情愿从布鲁克林大桥上跳下去。不久我就要证明，我的良心像鲸鱼一样大，但是没有人来调查我的良心。每个人都非常失望——不仅分期付款的公司，而且房东、卖肉的、面包师、以及气、水、电等有关人员，每一个人。但愿我能相信起这种工作职责哩！我看不出它能救我的命。我只看到人们拼命工作，因为他们没有更清楚地了解情况。我想起帮我争取到工作的那次高谈阔论。在某些方面，我很像纳格尔先生本人。不是一刻不停地告诉我要做的事。不知道我是洪水猛兽还是圣人。像我们时代那么多了不起的人一样，纳格尔先生是一个不顾一切的人——正是这种不顾一切，使他成了这样一个可爱的家伙。汉姆生自己也不知道如何来理解这个人物：他知道他存在，他知道他不仅仅是一个小丑和使人困惑不解的人。我想他喜爱纳格尔先生甚于他塑造的任何其他人物：为什么呢？因为纳格尔先生是每一个艺术家都是的那种未被承认的圣人——这种人受到嘲笑，因为他解决问题的方法，尽管实际上很深刻，但在世人眼里却似乎太简单了。没有人想要成为艺术家——他被迫去当艺术家，因为世人拒绝承认他的真正的领导地位。工作对我来说意味着零，因为真正要做的工作正在被避开。人们认为我懒惰，得过且过，然而相反，我是一个格外积极的个人。即使是猎取一截尾巴，那也是了不起的事情，很值得，尤其是如果同其他形式的活动相比的话——如制造纽扣或拧螺丝，或者甚至切除阑尾。那么我申请工作时，人们为什么这么乐意听我说话呢？为什么他们认为我有意思呢？无疑是因为我总是把我的时间花得有所收获。我给他们带来了礼物——来自我在公共图书馆耗费的时光，来自我在街上的闲逛，来自我同女人的暧昧经历，来自我看脱衣舞表演消磨掉的下午，来自我参观博物馆和艺术画廊的收获。如果我是个不中用的东西，只是一个老实的、可怜巴巴的废物蛋，为了每星期这么一点点钱就想拼命干活，他们就不会把已给我的那些工作提供给我了，他们也不会像他们经常做的那样递给我雪茄，带我去吃饭，或借钱给我了。我一定有某种可以提供的东西，也许他们无意中对此比对马力或技术能力更为看重呢。
我自己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因为我既不自豪，也不虚荣，也不妒忌。大事上我一清二楚，但是碰到生活小事我就很难堪。在我理解所有这一切是怎么回事以前，我不得不目睹大量这同样的难堪。普通人往往更快地估计出实际形势：他们的自我同针对自我提出的要求是相称的；世界并不十分不同于他们想象的样子。但是一个和世界格格不入的人不是因自我的巨大膨胀而痛苦，就是自我被淹没，乃至实际上不存在。纳格尔先生不得不冒险去寻找他的真正自我；对他自己，也对每一个其他人来说，他的存在是一个谜。我无法让事情那样悬着——谜太能引起好奇心了。即使我不得不像一只猫一样朝每一个碰到的人蹭自己的身子，我也要蹭到底。蹭得够久够狠，直到蹭出火花来！
动物的冬眠，某些低级生命形式所具有的生命中断，长久地躲在墙纸背后的臭虫的惊人生命力，瑜珈信奉者的入定，病人的僵住症，神秘主义者同宇宙的结合，细胞生命的不朽，所有这一切，艺术家都要学会，为的是要在适当的时机唤醒世界。
艺术家属于X人种后代；他就好像是精神的微生物，从一代传到另一代。不幸压不垮他，因为他不是物质的、种族的格局的一部分。他的出现总是和灾难与死亡同步；他是小循环过程中的循环体。他获得的经验从来不用于个人目的；它为他从事的更大目的服务。他身上不会失去任何东西，哪怕是再鸡毛蒜皮的小东西。如果他读一本书被打断了二十年，他也会从他搁下的那一页继续往下读，就好像其间什么也没有发生。其间发生的一切对大多数人来说是“生活”，在他的前进周期中却只是一个中断。他自我表现时，其功效的永恒性，只是他不得不在其中蜇伏的生活自动作用的反映，他是一个在睡眠之外的睡眠者，等待着宣告降生时刻到来的信号。这是大事，我总是一清二楚，甚至在我否认它的时候也如此。驱使人们不断地从一个词走向另一个词、一个创造走向另一个创造的不满情绪，只是对延迟的无用性的抗议。一个人，一个艺术微生物，越清醒，他就越不想做任何事情。完全清醒时，一切都是合理的了，因而没有必要从昏睡状态中走出来。在创作一部文艺作品时所表现出来的行为是对自动的死亡原则的让步。将我自己溺死在墨西哥湾，我就能分享积极的生活，这允许真正的自我冬眠，直至我成熟而诞生。我十分理解这一点，虽然我的行为是盲目而混乱的。我游回到人类活动流中，直至我到达一切行为之源，我强行进入到那里面，称自己为电报公司的人事部主任，让人性之潮像带白色泡沫的大海浪拍打着我。所有这一切先于最终自暴自弃行为的积极生活，引导我从怀疑走向怀疑，使我越来越看不到真正的自我，这自我就像被伟大而繁荣的文明之明证所窒息的大陆，已经沉入海面以下。巨大的自我被淹没，人们观察到在海面之上狂热地动来动去的东西，是搜索其目标的灵魂的潜望镜。
如果我能再升到海面、踏浪前进的话，一切进入射程的东西，都必须被摧毁。这个怪物不时升起，死死地瞄准目标，然后又重新潜入水中，漫游，不停地掠夺，一旦时机到来，它就会最后一次升出水面，显现为一只方舟，把一切都成双成对地放到舟上，最后，当大洪水消退时，它会在高山之巅靠岸，敞开舱门，把从灾难中抢救出来的一切还给世界。
如果我想到我的积极生活时就时常发抖，如果我做恶梦，这可能是因为我想起我在白日梦中抢劫和谋杀的所有那些人。我做我的本性吩咐我做的一切。本性永远在一个人的耳朵里小声说——“如果你要活下去，就必须杀人！”作为人类，你杀起人来不像动物那样，而是自动地；杀人被乔装打扮起来，后果无穷，以致你杀人连想都不想，并不是因为需要才杀人。最体面的人是最大的杀人者。他们相信，他们是在为人类服务，他们真诚地这样相信，但是他们是残酷的凶手，有时候他们醒过来，明白了他们的罪行，就狂热地以堂·吉诃德式的善行来赎罪。人的善比人身上的恶更臭不可闻，因为善不是公认的，善不是对有意识自我的肯定。在被推下悬崖的时候，很容易在最后时刻交出一个人的全部财产，转过身去最后拥抱留在后面的所有人。
你怎么来阻止这盲目的冲动？你怎么来阻止一个人将另一个人推下悬崖的自动过程？
我在书桌上挂起一块牌子：“进到这里来的人们，请不要放弃一切希望！”当我坐在书桌旁的时候，当我坐在那里说“是”、“不”、“是”、“不”的时候，我带着一种正转变为狂乱的绝望，明白自己是一个傀儡，社会在我手中放了一把格林机枪。最后，我做好事和做坏事没有什么区别。我就像一个等号，大量代数式般的人性都要经过这等号。我是一个相当重要、正在使用着的等号，就像战时的一个将军，但是无论我将变得如何胜任，我也绝不可能变成一个加号或减号。就我所能确定的情况而言，任何别人也不可能。我们的全部生活就是建立在这个等式原则上的。整数变成为了死亡而被调来遣去的符号。怜悯、绝望、激情、希望、勇气——这些是从各种不同角度看等式所引起的暂时折射。通过不予理睬或直接面对并写下来，从而阻止这无穷无尽的把戏，这也于事无补。在一个镜子宫殿中，你无法不看自己。我不要做这件事……我要做某件别的事情！很好。但是你能什么也不做吗？你能停止对什么也不做的考虑吗？你能绝对停下，不假思索地放射出你知道的真理吗？这便是留在我脑海中的想法，它燃烧着，燃烧着，也许在我最豪爽、最精力充沛、最具同情心、最心甘情愿、最乐于助人、最真诚、最好的时候，正是这种固定的想法使我豁然开朗，我自动说——“嗨，不必客气……小事一桩，我向你保证……不，请不要谢我，这算不了什么，”等等，等等。由于一天开成干上万次枪，也许我就再也不注意枪响了；也许我认为我是在打开鸽笼，让空中飞满乳白色的鸟禽。你在银幕上看到过的一个假想的怪物，一个有血有肉的弗兰肯斯泰因吗？你能想象他如何会被训练得在扳动枪机的同时却看鸽子在飞吗？弗兰肯斯泰因不是神话：弗兰肯斯泰因是一个非常真实的创造，诞生于一个敏感的人的个人体验。怪物总是在不采用人类的大小比例时才更真实。银幕上的怪物无法同想象中的怪物相比；甚至跑到警察局去的现存病理怪物也不过是病理学家所处的怪异现实的贫弱显示。但是同时做怪物和病理学家——这是为某一种人保留的，他们装扮成艺术家，再清楚不过睡眠是一种比失眠更大的危险。为了不睡着，为了不成为被称作“活着”的那种失眠的受害者，他们诉诸无穷无尽地拼凑字眼的药物。他们说，这不是一个自动过程，因为总是存在着他们能随意阻止这过程的幻觉，但是他们无法阻止；他们只是成功地创造了一个幻觉，它也许是某个贫弱的什么东西，但是这远不是完全的清醒，既不是现行的，也不是非现行的。我要完全清醒，不议论不写作，为的是要绝对接受生活。我提到在世界远方的古人，我经常与他们交流思想。为什么我认为这些“野蛮人”比我周围的男男女女更能理解我呢？
我相信这样的事情是发疯了吗？我认为一点儿也不是。这些“野蛮人”是早期人类蜕化的残余，我相信，他们对现实一定有更大的把握。在这些以消退的光辉留连不去的往昔标本中，我们不断看到了人类的不朽。人类是否不朽我并不关心，但是人类的生命力对我来说确实有某种意义，它是正在发挥作用，还是处于休眠状态，这就意义更加重大。由于新人种的生命力下降，旧人种的生命力对清醒的头脑来说就显示出越来越大的意义。旧人种的生命力甚至在死亡当中仍留连不去，而正在死亡中的新人种的生命力却似乎已经不存在了。如果一个人将满满的一个蜜蜂窝拿到河里去淹死……这是我自己身上到处带着走的形象。但愿我是那个人，而不是蜜蜂！我有点儿模模糊糊。莫名其妙地知道，我就是那个人，我不会像其他人那样在蜜蜂窝里被淹死。我们成群结队而来时，我总是得到信号，让我不要混杂其中；从出生时起，我就得到那样的恩宠，无论我经历什么苦难，我都知道这不是致命的，也持久不了，而且。无论什么时候我被叫出来，就有另一件怪事发生在我身上。我知道我比召唤我的那个人优越！我表现出来的巨大谦卑不是虚伪，而是理解了境遇的命中注定性质而造成的一种状况。我甚至作为小伙子所拥有的理解力也已经吓坏了我；这是一个“野蛮人”的理解力，它在更适应环境要求方面总是比文明人的理解力更优越。这是一种生命的理解力，尽管生命似乎已经离他们而去。我感觉几乎好像被抛射到一个其他人类尚未跟上其充分节奏的存在范围里。如果我要和他们呆在一起，不被转到另一个存在领域去，我就不得不原地踏步。另一方面我在许多方面低于我周围的人类。这就好像我从地狱之火中出来，尚未完全洗涤罪过。
我仍然有一条尾巴，两只角，当我的激情被唤起时，我吐出毁灭性的含硫毒气。我总是被称为“幸运魔王”。我碰到的好事被称作“幸运”，坏事则总是被看作我的缺点造成的。更确切地说，看作我的盲目的结果。很少有人发现我身上的恶！在这方面，我像魔鬼本人一样心灵手巧。要不是因为我常常盲目行事，每个人都能看到那一点。在这样的时候，我不然一身，我像魔鬼一样让人避之惟恐不及。然后我离开世界，回到地狱之火——自愿地。这些来来去去，对我来说，像那其间发生的任何事一样真实，甚至更为真实。那些自以为认识我的朋友对我一无所知，因为真正的我无数次转手。那些感谢我的人也好，诅咒我的人也好，谁也不知道他们在同谁打交道。没有人发展同我的关系，因为我不断抹杀我的个性。我把所谓的“个性”搁置起来，让它凝结，直到它采取适当的人类节奏。我正藏起我的脸，直到我发现与世界同步。当然，这一切是一个错误。在原地踏步的时候，甚至艺术家的角色也是值得采纳的。行为是重要的，即使它需要的是无用的活动。一个人即使坐在最高的位置上也不应该说“是”、“不”、“是”、“不”。一个人不应该被淹死在人类的浪潮中，即使是想成为一个大师。一个人必须使用他自己的节奏——不惜一切代价。我在短短几年中积累了几千年的经验，但是经验被浪费了，因为我不需要它。我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并有十字架作为标志；我生出来是不用受苦的——然而除了重演旧戏以外，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其他方法来奋力前进。我的全部理智都反对这样。痛苦是无用的，我的理智一而再、再而三地告诉我，但是我却继续自愿受苦。痛苦从来没有教会我一件事；对其他人来说，它也许仍然是必要的，但是对我来说，它不过是精神上无法适应的一种代数式显示。今天的人通过受苦而在演下去的这一整部戏剧，对我来说是不存在的：实际上，它从来就不存在。我的骷髅地都是玫瑰色的苦难，为了真正的罪人而使地狱之火不断熊熊燃烧的假悲剧，这些罪人正处于被遗忘的危险中。
另一件事……我越接近同母异父的亲戚圈，围绕着我的行为的神秘色彩就越浓厚。我从母亲的肚子里钻出来，可她对我来说却完全是一个陌生人。首先，在生我之后，她又生了我妹妹，我通常把她说成我弟弟。我妹妹是一种无害的怪物，一个被赋予了白痴肉体的天使。作为一个男孩，同这个注定要终生当精神侏儒的人肩并肩地成长发育，这给我一种奇怪的感觉。当她的哥哥很使人受不了，因为很难把这个返祖的躯壳看作“妹妹”。我想象，她在澳洲土人中会做得很完美的。她甚至会拥有权力，出人头地，因为，正如我说过的，她是善的精华，她不知道恶。但是就过文明生活而言，她是无能为力的；她不仅没有杀人的愿望，而且也没有损人利己的愿望。她不能工作，因为即使他们能训练她，例如为烈性炸药制造雷管，她也会在回家的路上心不在焉地把工资扔到河里，或者把工资送给街上的乞丐。在我面前，她经常像一条狗一样被鞭打，就因为她心不在焉地做了大好事，他们就是这样说的。我小时候就懂得，没有什么事比没有理由地做好事更糟糕的了。开始，我像妹妹一样，受到同样的惩罚，因为我也有拿东西送人的习惯，尤其是刚给我的新东西。我五岁的时候就挨过一次打，因为我劝母亲把她手指上的肉赘剪掉。她有一天问我有了这肉赘怎么办，我的医学知识有限，就让她用剪刀把它剪掉，而她却像个白痴似地真的剪了。几天以后，她得了血液中毒症，然后她抓住我说——“是你让我把它剪掉的，是不是？”她响亮地抽了我一下。
从那天起，我知道自己生错了人家。从那一天起，我学得像闪电一样快。谈谈适应性吧！到我十岁的时候，我已经实践了全部进化论。我的进化经历了动物生活的所有阶段，然而却被拴在这个被叫作我的“妹妹”的人身上，她显然是一个原始人，哪怕到九十岁也不会认识字母表的。我没有长成一棵高大健壮的树，却开始倒向一边，完全藐视万有引力定律。我没有长出枝叶，却变成了窗户和角楼。整个存在物在成长时变成了石头，我长得越高，越藐视万有引力定律。我是风景中的一个奇迹，一个吸引人、赢得称赞的奇迹。只要生我们的母亲再作另一次努力，也许会生出一只大白牛，我们三个会永远被陈列在博物馆里，受到终生保护。在比萨斜塔、绑缚受鞭挞者的柱子、打鼾机器和人形古生物之间产生的谈话至少有点儿古怪。任何事情都可以成为话题——“妹妹”在刷桌布时没有注意到的一粒面包屑，或者约瑟夫的花花绿绿的大衣，在老爷子当裁缝的头脑里，这大衣要么是双排纽扣，要么是燕尾服，要么是礼服。要是我从我溜了一下午冰的冰湖上回来，重要的事情不是我免费呼吸了新鲜空气，也不是我强健肌肉的曲线美，而是夹具底下的一个小锈点，如果不马上擦掉，它就会损坏整只冰鞋，造成实用价值的丧失，这对于我十分慷慨的思想倾向来说是不可理解的。举一个小例子，这个小锈点会导致最引起幻觉的结果。也许“妹妹”在寻找煤油桶的时候会碰倒正炖在火上的梅脯罐，因剥夺了我们早餐中所需要的热量而危及我们所有人的生命。必须得好好揍一顿，但不发怒，因为发怒会扰乱消化器官。得悄悄地揍，揍得见效，就像一个化学家打蛋白来准备进行一次较小的分析。但是“妹妹”不懂得这种惩罚的预防性，会发出杀猪似的尖叫，这会使老爷子受不了，于是就到外面去散步，两三个小时以后烂醉如泥地回来，更糟糕的是，他在蹒跚中蹭掉了转门上的油漆。他刮下来的那一小块油漆会引起一场混战，这对我的梦幻生活非常糟糕。因为在我的梦幻生活中，我经常同我的妹妹交换位置，接受施加于她的折磨，用我过分敏感的大脑来滋补这些痛苦。正是在这些总是伴随着打碎玻璃、尖叫、诅咒、呻吟、呜咽等声音的梦幻出，我积累了不系统的古代宗教仪式的知识、入会仪式的知识、灵魂轮回的知识，等等。开始也许是现实生活的场景——妹妹站在厨房里的黑板旁边，母亲拿着一把尺子高耸于她之上，说：二加二等于几？妹妹尖叫五。
啪！不，七，啪！不，十三，十八，二十！我会坐在桌子旁，做我的功课，就像在现实生活中的这些场景里一样，也许是在我看到尺子落到妹妹脸上去的时候，轻轻一扭或一动，我就突然到了另一个天地，那里没有人知道玻璃，主像基克普人或勒纳佩人不知道玻璃一样。我周围那些人的脸是熟悉的——他们是我的同母异父亲戚，因为某种神秘的理由，他们在这新环境中没有认出我来。他们穿着黑衣服，皮肤的颜色铁青，就像西藏的魔鬼似的。他们都配备了刀子和其他刑具：他们属于祭品屠夫的等级。我似乎有绝对自由和神的权威，然而由于事情变化无常，结果会是我躺在案板上，我的迷人的同母异父亲戚之一会朝我弯下腰，拿一把明晃晃的刀子来割下我的心脏。吓得大汗淋漓，我会在我感觉刀子正在搜寻我心脏的时候，高声尖叫着背诵“我的功课”，越背越快。二加二等于四，五加五等于十，地球，空气，火，水，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氢，氧，氮，中新世，上新世，始新世，圣父，圣子，圣灵，亚洲，非洲，欧洲，澳洲，红，蓝，黄，酸馍，柿子，巴婆，梓……越来越快……奥丁，沃登，帕西发尔，阿尔弗烈德大王，腓特烈大帝，汉萨同盟，黑斯廷斯战役，塞莫皮莱，1492年，1786年，1812年，法拉格特海军上将，皮克特冲锋，快速部队，我们今天聚集在这里，主是我的牧师，我不，不可分割的整体，不，16，不，27，救命哪！杀人啦！警察！
当光线照射到我的存在的石墙内部时，我可以感到，我在大地中的根活了，有一天我能随意使自己摆脱我被固定在其中的这种昏睡状态。
我无依无靠地扎根其中的梦就到此为止。但实际上，当亲爱的同母异父亲戚们来的时候，我像鸟儿一样自由，又像磁针一样来回跳动。如果他们问我一个问题，我给他们五个回答，一个回答胜过另一个；如果他们请我演奏一曲华尔兹，我就用左手同时演奏一首奏鸣曲；如果他们请我再吃一条鸡腿，我就把盘子打扫干净，连浇汁带一切；如果他们催我出去在街上玩，我就会疯得不得了，用锡罐打烂我堂弟的脑袋；如果他们威胁要痛打我一顿，我就说，来吧，我不在乎！如果你因为我在学校有很大进步而拍拍我的脑袋，我就往地上啐口水，表明我仍然有东西要学习。我做他们希望我做的一切时都矫枉过正；如果他们希望我保持沉默，什么也不说，我就变得像石头一般沉默；他们同我说话时我一句不听，他们碰我时我一动不动，就是掐我，我也不叫唤，推我，我也不动弹；如果他们抱怨我冥顽不化，我就变得像橡皮一样柔顺；如果他们希望我疲劳不堪，从而不显示出精力充沛的样子，我就让他们给我各种各样的工作做，我做得十分卖力气，最终像一袋小麦一样倒在地上；如果他们希望我有理性，我就变成超理性的，把他们逼得发疯；如果他们希望我顺从，我就不折不扣地顺从，从而引起无穷无尽的混乱。所有这一切都是由于兄妹的分子生命期不适应分配给我们的原子量。因为她一点儿也不长，我就长得像雨后春笋；因为她没有人格，我就成了巨人；因为她摆脱了恶，我就成了一个有三十二个分枝的恶的大分枝烛台；因为她无求于他人，我就要求一切；因为她到处引起嘲笑，我就激起恐惧与尊敬；因为她遭受羞辱与折磨，我就向每一个人报复，朋友和敌人一视同仁；因为她无能，我就使自己无所不能。我患的巨人症，可以说，纯粹是一种努力的结果，就是企图清除附着在全家冰鞋上的那个小锈点。那个夹具下面的小锈点就使我成为一个滑冰冠军。它使我滑得如此之快，如此之疯狂，以致在冰融化之后我还在滑，我滑过泥地，滑过沥青地，滑过江河小溪，滑过瓜地，滑过经济学理论，等等。我可以滑过地狱，我就是那么迅速，那么灵巧。
但是这整个奇特的滑冰毫无用处——但是那泛美的诺亚考克斯神甫总是把我叫回到方舟。每次我停止滑冰，就总有一场大洪水——大地张开嘴，将我吞噬。我是每一个人的兄弟，同时又是我自己的叛徒。我做出了最惊人的牺牲，结果却发现这些牺牲毫无价值。在我不想成为任何这些名堂的时候证明我不负重望有什么用呢？每次你来到对你的要求的极限，你就面对同一个问题——成为你自己！随着你朝这个方向迈出的第一步，你明白了既没有加也没有减；你把冰鞋扔掉，游起泳来。再没有任何痛苦，因为没有任何东西能威胁你的安全。甚至没有愿望要帮助别人，因为，为什么要剥夺他们必须挣得的特权呢？生命无时无刻不在向巨大的无限伸展。没有任何东西能比你的猜想更真实。你认为宇宙是什么样子，它就是什么样子，只要你是你，我是我，它就不可能是别的样子。你生活在你行为的结果中，你的行为是你思想的收获。思想和行为是一回事，因为你的游泳是在它里面进行的，也属于它，它就是你想要它成为的一切，不多，也不少。每一个动作都有永恒的价值。加热系统和冷却系统是一个系统，巨蟹座和摩羯座只是由一条想象的界线分开。你没有欣喜若狂，你也没有陷入强烈的悲伤；你祈求降雨，你也不跳快步舞。你生活得像是海洋中的一块欢乐的岩石：你周围的一切都汹涌澎湃，而你却岿然不动。有一种想法认为没有一样东西是固定的，甚至最欢乐最强有力的岩石有一天也会被彻底溶解成为液态，像它诞生于其中的海洋一样。
这就是音乐生活，我一开始滑冰，就像一个从外到里走过门厅走廊的狂人一般接近这音乐生活。我的奋斗从来没有使我接近过它，我的积极主动，我拥有的人性，也都没有使我接近它。所有那一切都只是在一个圆中从矢量到矢量的运动，这个圆的直径无论怎么扩张，却总是和我说起的那个领域平行不悖。
命运之轮在任何时刻都可以被超越，因为在它表面的每一点上，它都接触到现实世界。只要有一个光亮的火花，就可以造成奇迹，把滑冰者变成游泳者，把游泳者变成岩石。这岩石只是阻止轮子无用旋转，把存在投入到全意识中去的行为的意像。全意识实在很像一个无穷无尽的大海洋，它献身于太阳、月亮，又包含太阳、月亮。一切存在都诞生于无限的光的海洋——黑夜也不例外。
有时候，在轮子的不断旋转中，我瞥见了必然要做出的那一跳的性质。跳出时钟体系——是令人解放的想法。要胜过地球上最辉煌的狂人，要不同于地球上最辉煌的狂人！世人的故事令我厌烦；征服，甚至是对邪恶的征服，令我厌烦。传播善是奇妙的，因为这就是滋补剂，令人强健，令人生气勃勃，但是，仅仅存在更为奇妙，因为这是无穷无尽的，不需要证明。存在是为了沉默的利益而对沉默的一种亵读，因而超越了善恶。音乐是没有能动性的行为的显示。它是俯身游泳的纯粹创造行为。音乐既不驱赶，也不防卫；既不寻求，也不解释。音乐是由游泳者在意识大海洋里发出的无声的声响。它是只能由人们自己给予的报偿。它是神的赋予，而人们自己就是神，因为人们已经不再考虑神的问题。它是上帝的预言者，每一个人在适当的时候，当存在的一切超越想象时，他就会成为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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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声〕
不久以前，我走在纽约的街道上。亲爱的老百老汇。这是夜间，天空一片东方式的湛蓝，像机器开动时，巴比伦街上宝塔顶篷上的金子一样闪闪发光。我在那里站了一会儿，看着橱窗里的红色灯光。音乐一如既往地响着——轻快，刺激，迷人。我子然一身，而我周围却有成百万的人。我站在那里，突然感到我不再想念她；我在想我正写着的这本书。这本书对我来说，已经变得比她，比我们周围发生的一切都更加重要。这本书说的将是真话吗？全部都是真话吗？除了真话没有别的吗？老天爷作证！我一边拼命想着这个关于“真话”的问题，一边一头扎回到人群中去。我一再向别人叙述我们的生活环境。我总是说真话，但真话也可能是谎言。真话是不够的。真理只是不可穷尽的总体的核心。
我记得我们第一次分开的时候，这个关于总体的想法揪住了我的头发。她离开我的时候，假装，也许她真的相信，这对我们的幸福是必要的。我心里知道，她试图要甩掉我，而我却太懦弱了，不敢向自己承认这一点。但是当我明白，她没有我也行，哪怕是在有限的一段时间内时，我试图阻挡的真理开始以惊人的速度增长。这比我以前经历的任何事情都痛苦，但是它也有治疗作用。当我空空如也时，当孤独已经到了无法再孤独的地步时，我突然感到，为了继续活下去，这种不能忍受的真理必须合并到大于个人不幸的范围中。我感到我已经不知不觉地转入到另一个领域，一个质地更加坚韧、更富有弹性的领域，就是最可怕的真理也无力摧毁它。我坐下来给她写一封信，告诉她，我一想到失去她，就感到如此痛苦，以致我决定开始写一本关于她的书，来使她不朽。我说，这将是一本以前没有任何人见过的书。我欣喜若狂地漫笔纸上，写得正来劲的时候，我突然停下来问自己为什么如此高兴。
在舞厅底下经过，我又想起这本书，我突然明白，我们的生活已经结束；我明白，我正在计划写的这本书不过是一个坟墓，用来埋葬她——以及曾经属于她的我。那是好些时候以前的事，从此以后，我就一直在试图把书写下来。为什么这事如此困难呢？为什么？因为我无法忍受“结束”的想法。
真理在于这种关于结束的知识中，它是残酷无情的。我们可以了解真理并接受它，要不我们可以拒绝了解真理，既不死亡，也不再生。以这种方式，就可能永远活着，这是一种像原子一样完整、安全，或者一样分散、不完全的消极生活。如果我们走这条路走到一定程度，连这种原子般的永恒性也会让位于虚无，宇宙本身就会崩溃。
几年来，我一直在试图讲这个故事；每次一开始。我都选择了一条不同的路线。我就像一个想要环航地球，却认为没必要带罗盘的探险家，而且，由于如此长久的渴望，故事本身就已经像一个巨大无边的筑了堡垒的城市，一再梦见这个故事的我在城外，是一个流浪汉，来到一个又一个城门跟前却因精疲力竭而无法进入。我的故事就在城里，可是这个城市却永远将我这个流浪汉拒之门外。尽管始终看得见，却永远到不了。这是一种在云中飘渺的鬼堡。从高耸入云的雉堞上，稳定不变地成楔形队形飞下成群结队的白天鹅。它们以青灰色的翅膀尖掸去了使我眼花缭乱的梦幻。我双脚乱动；刚站住就又不知所措。
我无目的地漫游，试图站稳了不再摇晃，从而可以好好看一眼我的生活，但是我身后留下的只有一大堆乱七八糟的足迹，这是刚被砍掉了脑袋的鸡一阵乱扑腾乱转圈所留下的。
无论何时我试图向自己解释我的生活所采取的独特方式，就好像我回到了第一推动力，必然要想起我初恋的女子。我感到好像一切都是从那件夭折的事情开始的。这是一件性虐待狂式的不可思议之事，同时又很可笑、很可悲。也许我有幸吻了她两三次，这是一个人专门为女神保留的吻。也许我单独见过她几次。她当然连做梦也没有想到，有一年多的时间。我每天夜里从她家门前走过，就希望能在窗户上看她一眼。每天晚上吃完饭，我从饭桌上站起来，走好长的路到她家去。当我经过她家门前时，她从未在窗前出现过，而我则从来没有勇气站在她房子前面等待。我来回从窗前走过，来来回回，但是连她的影子也没有见着、为什么我不给她写信呢？为什么我不给她打电话呢？我记得有一次我鼓起足够的勇气请她去看戏。我带着一束紫罗兰到她家，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为一个女人买花。在我们离开剧院时，紫罗兰从她胸口掉下来，我慌乱中踩到了花上。我请求她不要管这些花了，但是她坚持把它们捡起来。我在想，我有多么笨拙——只是在很久以后我才回想起她俯身捡紫罗兰时向我投来的嫣然一笑。
这是一场彻底的惨败。最终我逃走了。实际上我是在逃避另一个女人，但是在离开城市的前一天。我决定再见她一次，那是下午三四点钟，她出来在街上，在有栅栏挡开的通道上，同我说话。她已经同另一个男人订婚；她假装对此很高兴，但是，尽管我很盲目，我也能看出，她并不像她假装的那样高兴。只要我发话，我肯定她会甩掉那个家伙，也许她会跟我私奔，但我宁愿惩罚自己。我若无其事地说了再见，像死人一样走过街去。第二天早晨我前往西海岸，决定开始新的生活。
新的生活也是一败涂地。我死在了丘拉维斯塔的一个大农场上，我这个走遍大地的最悲惨的人。一边是这个我爱的姑娘，另一边是我只对她感到深深怜悯的另一个女人。这另一个女人，我同她生活了两年，但却像过了一生的时间。我二十一岁，她承认是三十六岁。每次我看见她，我就对自己说——在我三十岁的时候，她将是四十五岁，在我四十岁的时候，她将是五十五岁，在我五十岁的时候，她将是六十五岁。她眼睛底下有细细的皱纹，是笑纹，但终究是皱纹。在我吻她的时候，这些皱纹就成十倍地增加。她容易发笑，但她的眼神很哀伤，十分哀伤。这是亚美尼亚人的眼睛。她的头发曾经是红色的，现在成了用过氧化氢漂泊的冒牌金发女人。除此之外，她是极可爱的——一个维纳斯式的身体，一颗维纳斯式的灵魂，忠实，讨人喜爱，知恩图报，总之是一个真正的女人，只是她年长十五岁。
这十五岁的差异使我发疯。我和她一起出去时，我只想——十年以后会是什么样呢？要不然就是：她现在看上去有多大年纪呢？我看上去年龄可以和她相配吗？一旦我们回到房子里，一切就都没有问题了。上楼梯的时候，我会把手指伸到她的裤裆里，这常常使她像马一样嘶叫。她的儿子已经差不多有我的年纪，如果他躺在床上，我们就会关上门，把我们自己锁在厨房里。她会躺在狭窄的厨房桌子上，真是妙不可言。使这更加妙不可言的事情是，我每干一次事，就总是对自己说——这是最后一次……明天我就要溜之大吉！然后，由于她是看门人，我会下到地下室，为她把垃圾桶滚出去。早晨，她儿子去上班，我就爬到屋顶上晒被子。她和她的儿子都有肺结核……有时候没有桌上的较量。有时候，我由于对一切感到无望而像被掐住了脖子一般，我会穿上衣服到外面散步。我时常忘记回来。而当我忘记回来的时候，我比往常更加痛苦，因为我知道，她会睁着两只伤心的大眼睛等我回来。我会像一个有神圣职责要履行的人那样回到她身边，我会在床上躺下，让她抚摸我。我会研究她眼睛下面的皱纹和她正在变红的头发根。像那样躺在那里，我会经常想到另一个人，我所爱的那个人，我会很想知道，她是否也躺着干这事，或者……那一年里我365天都要走那么长一段距离！
虽然没有沼泽地，我却听到青蛙到处叫。同样的房子，同样的电车路线，同样的一切。她躺在窗帘后面，她等着我经过，她正在做这做那……但是她不在那里，从不，从不，从不。这是一场大歌剧呢，还是街头艺人的手摇风琴演奏？这是扯破金嗓子的阿玛托；这是《鲁拜集》；这是珠穆朗玛峰；这是无月亮的夜晚；这是黎明时分的抽泣；这是装模作样的男孩；这是《穿靴子的猫》；这是莫纳罗亚；这是狐皮或阿斯特拉罕羔皮，它不由任何材料构成，不属于时间范畴，它是无穷无尽的，它周而复始，在心底里，在喉咙的背部，在脚底心，为什么不就一次，就一次，看在基督的分上，就露出个人影，哪怕就轻轻动一下窗帘，要不在窗户玻璃上哈口气，不管什么，只要有那么一次，哪怕是谎言，只要能止住痛苦，使这来来回回的徘徊停下……走回家去。同样的房子，同样的灯柱，同样的一切。我走过我自己的家，走过墓地，走过汽油罐，走过电车库，走过水库，来到开阔的乡村。我坐在路边，双手抱着头抽泣。我真是个没用的家伙，我无法拼命压抑我的情感，从而使血管爆裂。
我愿意痛苦得窒息过去，然而却生出了一块石头。
这时候，另一个正等待着。我会再次看到她坐在门前低矮的台阶上等我的样子，她的眼睛大而忧伤，她的脸色苍白，她因企盼而颤抖。我总认为是怜悯把我带回来的，可现在当我朝她走去、看到她的眼神时，我再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把我带了回来，只知道我们将到里面去躺在一起，她将半哭半笑着爬起来，变得十分沉默，看着我走来走去，细细地研究我，她从来不问我是什么在折磨我，从不，从不，因为这是她害怕的一件事情，是她害怕知道的一件事情。我不爱你！她能听见我尖叫着这句话吗？我不爱你！我再三地喊叫着这句话，嘴唇紧闭，心中带着仇恨，带着绝望，带着绝望的怒火。但是我从未把话说出口。我看着，一言不发。我不能说……时间，时间，我们手上有无限的时间，却没有东西好用来充实时间，只有谎言。
好了，我不想复述我的整整一生，一直到命中注定的时刻——它太长，太痛苦了。此外，我的生活真的到了这最后时刻了吗？我表示怀疑。我认为有无数时刻我都有机会做出一个开端，但是我缺乏力量和信念。在我说到的那个晚上，我故意遗弃自己：我走出旧的生活，进入到新生活中。我一点儿也没有费劲。当时我三十岁。我有老婆孩子，以及一个所谓“负责任的”职位。这些是事实，事实算不了什么。真实情况是，我的愿望如此强烈，以致它变成了一种现实。在这样的时刻，一个人做什么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他是什么。正是在这样的时刻，一个人变成了天使。这正是我的遭遇：我变成了天使。天使的价值不在于纯洁，而在于能飞。天使可以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刻，冲破形式，找到他的天堂；他有本事下降到最低等的事情中而又随意脱身。在我说到的那个晚上，我完全理解这一点。我纯洁无暇，没有人性，我超然于人之上，我有了翅膀。我没有了过去，不关心未来。我超越了狂喜。当我离开办公室的时候，我折叠起我的翅膀，把它们藏在我的大衣底下。
舞厅就在剧院的边门对面，我常常在下午坐在剧院里而不去寻找工作。这是一条剧院街，我常常在那里一坐好几个小时，做着最充满暴力的梦。好像纽约的整个舞台生活都集中在这一条街上。这就是百老汇，这是成功、名誉、奢华、油彩、石棉幕布，以及幕布上的窟窿。坐在剧院的台阶上，我常常凝视对面的舞厅，凝视甚至在夏天的下午也点着的一串大红灯笼。每一个窗户里都有一个旋转的排气风扇，似乎把音乐也吹送到街上，消失在来往交通的刺耳喧闹声中。在舞厅的另一边的对面，是一个公共厕所，我也常常坐在这里，希望搞个女人，要不就搞点儿钱。在厕所上面的街面上，有一个报亭，出售外国的报刊杂志；一看到这些报纸，看到报纸上印刷的陌生语言，就足以使我一天都不得安宁。
没有一点点预先考虑，我走上了通向舞厅的楼梯，径直来到售票亭的小窗户跟前，希腊人尼克坐在那里，面前放着一卷票。像楼下的小便池和剧院的台阶一样，这只希腊人的手在我看来像是一件独立存在的东西——从某个可怕的斯堪的纳维亚神话故事中搬来的一个吃人妖魔的毛茸茸的大手。总是这只手对我说话，这只手说“玛拉小姐今晚不在这里”，或者。是的，玛拉小姐今晚晚来”。我的卧室有带栅栏的窗户，我在里面睡觉，睡梦中总把这只手当作一个孩子。我会狂热地梦见这窗户突然被照亮，映出正趴在栅栏上的吃人妖魔。一夜又一夜，这毛茸茸的怪物来找我，趴在栅栏上咬牙切齿。我会在冷汗中惊醒，房子一团漆黑，房间里寂静无声。
我站在舞池边上，注意到她朝我走来；她仪态万方，一张大圆脸漂亮地在圆柱形的长脖子上保持平衡。我看见一个女人，也许是十八岁，也许是三十岁，有着深黑色的头发，一张白净的大脸庞，一张白白胖胖的脸庞，一双眼睛炯炯有神。她穿一身时髦的蓝毛绒套装。她那丰满的身体，她那像男人头发那样在一边分开的又细又直的头发，我现在都历历在目。我记得她朝我嫣然一笑一会意的，神秘的，稍纵即逝的——一种突然发现的微笑，像是一阵风。
全部存在都集中在脸上。我真想就把脑袋取下来，拿回家去；夜里把它放在我旁边，放在枕头上，同它作爱。当嘴张开、眼睛睁开的时候，全部存在都从其中焕发出照人的光彩。这是从一个未知的光源，从一个隐藏在大地深入的中心发出的光彩。
我想到的只有这张脸，这像子宫一般奇异的微笑及其绝对的直觉性。这种微笑稍纵即逝，像刀光一闪那样快得令人痛苦。这微笑，这脸，高高架在一个白净的长脖子上，极度敏感者的强健的、天鹅般的脖子——也是绝望者与被罚入地狱者的脖子。
我站在红色灯光下的拐角处等她下来。这大的是凌晨两点，她正要离去。我站在百老汇大街上，纽扣孔里插着一朵鲜花，感觉身心十分洁净，却又非常孤独。几乎整个夜晚我们都在谈论斯特林堡，谈论他笔下的一个叫作亨丽叶特的人物。我十分留神地听着，竟然入了迷。就好像从一开始，我们就进行了一场赛跑——朝相反的方向。亨丽叶特！刚一提到这个名字，她就几乎立即开始谈论起她自己，而又没有完全撒手放开亨丽叶特。
亨丽叶特被她用一根无形的长绳子牵着，她用一根手指神不知鬼不觉地操纵着这根绳子，就像沿街叫卖的小贩，他在人行道上站得离黑布稍远一点儿，表面上对在布上轻轻摇晃的小机械装置漠不关心，实际上却用牵着黑线的小手指一阵一阵地牵动着这玩艺儿。亨丽叶特就是我，是我的真正自我，她似乎在说。
她要我相信，亨丽叶特真的是恶的体现。她说得如此自然，如此夭真无邪，带着一种几乎低于人类的坦率——我怎么会相信她就是这个意思呢？我只能微笑。似乎向她表明我相信。
突然我感觉她来了。我转过脑袋。是的，她径直走来，仪态万方，眼睛炯炯发光。我现在第一次看到她有着什么样的仪表。她走过来就像一只鸟，一只裹在一大张松轻毛皮里的人鸟。
发动机开足马力：我要喊叫，要发出一声吼鸣，让全世界都竖起耳朵。这是怎么走的！这不是走路，这是滑行。她高大，端庄，丰满，镇定自若，从烟雾、爵士乐以及红色灯光中发现，就像所有滑头的巴比伦妓女的太后。这是在百老汇大街的拐角，就在公共厕所的对面。百老汇——这是她的王国。这是百老汇，这是纽约，这是美国。她是长着脚，有翅膀，有性别的美国。她是欲望，是厌恶，是升华——加入了少量的盐酸，硝化甘油，鸦片酊，以及石华粉。她富饶，豪华：这不管怎么样就是美国，一边一个大洋。我一生中第一次被整个大陆重重地击中，正好击在鼻梁正中。这就是美国，不管有没有野牛，美国，这希望与幻灭的金刚砂轮。构成美国的一切也构成了她：骨胳，血液，肌肉，眼球，步态，节奏；沉着；信心；金钱与空腹。她几乎就在我跟前，圆脸上放射出银白色的光芒。那一大块松软毛皮正从她肩上滑落下来。她没有注意到。她似乎并不关心她的衣服是否掉下来。她百事不管。这就是亚美利加，像一道闪电射向狂热歇斯底里的玻璃库房。亚默利加，不管有没有毛皮，有没有鞋，亚默利加，货到付款。滚开，你们这些杂种，要不就开枪打死你们！我肚子上挨了一下，我抖动着。有什么东西冲我而来，无法躲闪。她迎面过来，穿过厚玻璃窗户。只要她停一秒钟，只要她让我安静片刻。但是不，她连片刻工夫也不给我。
就像命运女神亲临，她飞快地、残忍地、专横地扑到我身上，一把利剑将我彻底刺穿……她抓住我的手，紧紧抓祝我无畏地走在她身边。在我心中，星光闪烁；在我心中，是一个蓝色的大天穹，一会儿工夫以前那儿还有发动机发出疯狂的轰鸣哩。
一个人可以花整整一生时间来等待这样的时刻。你绝不希望遇见的女人现在就坐在你面前，她谈论着，看上去就像是你梦寐以求的那个人。然而最奇怪的是，这睡眠就会被忘记。如果没有记忆，梦也会被忘记，而记忆是在血液中。血液就像一个大海洋，一切在其中都被冲刷干净，除了新的，甚至比生命更实在的东西：现实。
我们坐在马路对面那家中国餐馆的火车座里。我从眼角看出去，看到闪烁发光的字母在满天乱舞。她还在谈论亨丽叶特，或者，这也许是谈论她自己。她的小黑帽、手包、皮衣放在她旁边的长凳上。每过几分钟，她就重新点燃一支香烟，她谈话时，香烟就白白燃荆既没有开头，也没有结尾；就像火焰一般从她口中喷出，将够得着的一切全部燃荆不知道她怎么开始，或从哪里开始的。突然她就在一个长篇叙述中间，一个新的故事，但始终都是一回事。她的谈话像梦一样是无定形的：没有常规，没有范围，没有出口。没有停顿。我感觉被深深淹没在语言之网里，我痛苦地爬回到网的顶上，看着她的眼睛，试图在那里找到她的话的意义的某种反映——但是我什么也找不到，什么也没有，只有我自己在无底般深的井里摇晃的形象。虽然她只说她自己，我却不能对于她的存在形成一点点起码的形象。她的胳膊肘支在桌上，身子前倾，她的话淹没了我；一浪又一浪向我滚滚而来，然而在我心中却没有建立起任何东西，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羁留心中。她告诉我她父亲的事情，她们在她生于那里的舍伍德森林边上所过的奇怪生活，或者，至少她，是在告诉我这些，然而现在却又成了在谈论亨丽叶特，要不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我不敢肯定——但是不管怎么说，我突然明白，她已不再是在谈论任何这些事情而是在谈论一个有一天晚上送她回家的男人，他们站在门前台阶上说再见的时候，他突然把手伸到底下，撩起她的裙子。她停了片刻，好像是要让我明白，这就是她打算要谈论的事情。我困惑地看着她。我不能想象，我们是怎么谈到这个问题上的。什么人？他在对她说什么？我让她继续说，心想她也许会回到这一点上的，但是不，她又走到我前头去了，现在似乎是这男人，这一个男人，已经死了；一场自杀，她试图让我明白，这对她是一次可怕的打击。
但是她真正要说的似乎是，她把一个男人逼得自杀，她为此而感到骄傲。我不能想象这个人死的样子；我只能想象他站在她家门前台阶上撩她裙子的样子，一个没有姓名的男人，然而活生生的，永远做着弯腰撩裙子的动作。还有另一个男人，这是她父亲，我见他牵着一群赛马，或者有时候在维也纳郊外的的小客栈里；更确切地说，我看见他在小客栈的屋顶上放风筝消磨时光。这个男人和那个男人，一个是她的父亲，一个是她疯狂地爱着的人，这两个人我无法区分。他是她生活中某个她不愿谈论的人，但她还是总回到关于他的话题上，虽然我不敢肯定，这不是那个撩她裙子的人，但我也不敢肯定，这不是那个自杀的人。也许这就是我们坐下来吃东西时她就开始谈论的那个人。
我现在记起来，就在我们坐下来的时候，她相当激动地谈起她刚才走进自助餐馆时见到的一个人。她甚至提到过他的名字，但我立刻就忘记了。不过我记得她说，她跟他同居过，他做了她不喜欢的事情——她没有说是什么事情——于是她抛弃了他，不作一句解释就断然离去。而那时候，正当我们走进炒杂碎饭馆的时候，他们又互相撞上了，直到我们在火车座里坐下的时候，她还在为此事发抖……有很长的片刻我感到十分不安。也许她说的每一句话都是谎言！不是普通的谎言，不，是更加糟糕的东西，无法描述的东西。只是有时候真实情况结果也会是那个样子，尤其是在你认为你绝不会再见这个人的情况下。有时候你会将你绝不敢对你最亲密的朋友透露的事情告诉给一个十足的陌路人。这就像聚会到了高潮时你去睡觉一样；你变得只对自己感兴趣，就上床睡去。当你熟睡时，你就开始同某个人说话，某个一直和你在同一房间里，因而即使你讲一句F从中间开始的话他也全明白的人。也许这另一个人也睡了，或者始终熟睡着。这就是之所以很容易碰上他的原因。如果他不说任何话来打搅你，那你就知道你正在说的话是真实的，你完全清醒，除了这种完全清醒的熟睡以外，没有任何其他现实。我以前从来没有如此完全清醒，同时又如此熟睡。如果我梦中的吃人妖魔真的把栅栏掰开，抓住我的手，我就会被吓死，因而现在就是死人，也就是说，永远熟睡，因此始终逍遥自在，没有什么东西再会是奇怪的，即使发生过的事情没有发生，也不会是不真实的。发生过的事情一定是发生在很久以前，无疑是在夜里。而现在正发生的事情也发生在很久以前，也在夜里，这不比关于吃人妖魔与坚固栅栏的梦更加真实，只是现在栅栏被折断，我害怕的她抓住我的手，在我害伯的东西与实际存在的东西之间没有区别，因为我熟睡了，现在我完全清醒地熟睡，再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害怕，可以期待，可以希冀，只有这实际的存在和这没有尽头的一切。
她要走了。要走……又是她的屁股，她从舞厅下来，朝我而来的那种滑行。又是她那些话……“突然，他毫无理由地弯下腰，撩起我的裙子。”她把皮衣悄悄披到肩上；小黑帽把她的脸衬托得就像有侧面浮雕像的徽章。丰满的圆脸上，长着斯拉夫人的颧骨。我从来没有见过这张脸，我怎么会梦见它呢？我怎么知道她会这样站起身，这么亲近，这么丰满，脸又圆又白，像一朵盛开的木兰花呢？当她丰满的大腿擦着我的身子时，我战战兢兢。她似乎比我高出一头，但事实上并非如此。这是因为她那样翘着下巴。她不在意去哪里。她踩着东西往前走，走，走，眼睛睁得大大的，凝视着空间。没有过去，没有未来。甚至现在也似乎很可疑。自我似乎已离她而去，身子直冲上前，脖子胖乎乎，紧绷绷，像脸一样白，像脸一般丰满。谈话继续着，发出低低的喉音。没有开端，没有结尾。我不知道时间，也不知道时间的流逝，只知道永恒。她让喉咙里的小子宫同骨盆里的大子宫挂上钩。出租车就在马路边上，她还在咀嚼着外部自我的宇宙论废话。我拿起话筒，同双重子宫接通。喂，喂，你在那里吗？让我们走！让我们开始——出租车、船、火车、汽艇；海滩、臭虫、公路、偏僻小路、废墟；遗迹；旧世界、新世界；码头、防波堤；镊子；高空秋千、沟渠、三角洲、短吻鳄、鳄鱼；谈话，谈活，更多的谈话，然后又是道路、更多的眼中砂子、更多的彩虹、更多的大暴雨、更多的早餐食品、更多的牛油、更多的浴液。当所有的马路都被横过，只有我们狂热的脚上留下的尘土时，你那张白净丰满的大脸庞，那张开着两片鲜红嘴唇的嘴，那洁白完美的牙齿，依然历历在目。在这记忆中，没有任何东西可能改变，因为这是完美的，就像你的牙齿……这是星期天，我新生活中的第一个星期天。我戴着你系在我脖子上的牧师领。一场新的生活伸展在我面前。它是以休息日作为开始的。我躺回到一片宽大的绿叶上，注视着太阳光闯入到你的子宫。它制成了怎样的酸牛奶和喧闹呀！所有这一切都专门为了我，是吗？但愿你身上有一百万只太阳！但愿我永远躺在这里，欣赏天上的烟火！
我悬空躺在月亮表面，世界像子宫一样恍恍惚惚：内在自我与外在自我处于平衡状态。你拼命向我保证，我是否来自其中，这没有什么区别。我似乎觉得，自从我在那性的黑色子宫中熟睡以来，正好已过了25，96O年。我似乎觉得，我也许多睡了365年，但是无论如何，我现在是在正确的房子里，在许多6中间，在我身后的东西很好，在我前面的东西也很好。你装扮成维纳斯来到我面前，然而你是莉莉丝，我知道。我的全部生活都在平衡中；有一天我将欣赏这种奢侈，明天我将使天平倾斜。明天这平衡将结束；如果我再次找到它，它将会在血液里，而不是在星星里。你拼命向我保证，这很好。我几乎每一件事都要得到保证，因为我生活在太阳的阴影中过于长久。我要光和贞洁——以及肚子里的阳光。我想要受骗与幻灭，以便我可以完成三角形的上部，不用不断飞离行星，进入空间。我相信你告诉我的一切，但是我也知道，到头来，全都会是另外一个样子。我把你看作一颗星和一个陷阱，看作使天平倾斜的一块石头，看作一个受蒙骗的法官，看作让你掉进去的一个窟窿，看作一条步行道，看作一个十字架和一支箭。直到现在，我都是走的和太阳相反的路程；因此我双向旅行，作为太阳，又作为月亮。因此我接受两性，两个半球，两个天空，两套一切，因此我将是双关节，两性人。发生的一切将发生两次。我将作为一个对这地球的访问者，分享它的祝福，带走它的礼物。我将既不为人服务，也不被人服务。我将在自己身上寻求结尾。
我又朝外看太阳——我第一次全神贯注地注视。它血一般鲜红，人们在屋顶上走来走去。地平线以上的一切我看得清清楚楚。这就像是复活节。死亡在我身后，诞生也在我身后。我现在打算去生活在终生疾病中。我打算去过侏儒的精神生活，过灌木荒野中小矮人的精神生活。里外交换了位置。平衡不再是目标一天平必须摧毁掉。让我听见你再次保证，你在内心携带所有这些阳光充足的东西。让我有一天试着相信，当我在露天休息时，太阳会带来好消息。让我在辉煌中腐烂，而太阳则照进你的子宫。我绝对相信你的所有谎言。我把你看作恶的化身，看作灵魂的摧毁者，看作夜的女土邦主。把你的子宫钉到我的墙上，以便我会记得你。我们必须走了。明天，明天……
1938年9月巴黎舍拉别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