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我很馋。”我也笑了，人家“内塔尼亚胡”一直对我不错，可我心里还是打鼓。这些食品我是为了在巴勒斯坦、伊拉克、伊朗过苦日子预备的，被他们猜到总不太好。
“对不起，按规定，现在我们要把你箱子里的每一样东西都拿出来放进这两个塑料箱，请你监督。”“内塔尼亚胡”的话让我的头嗡地一下，刚刚对他生出的好感立刻荡然无存。
我咬着嘴唇，无助地看着“芭芭拉”把我的东西一样一样拿起来，左右端详一番，再漫不经心地放进塑料箱。
20分钟后，两个箱子变得空空荡荡。我花了3天时间才整理好的毛衣、牛仔裤、护肤品、化妆品和准备到伊朗后入乡随俗用来包头的几块披肩凌乱地堆在塑料箱里。
我急得眼泪都快掉下来了。
“芭芭拉”大概良心发现，自始至终低着头，没有乘胜追击再甩什么风凉话。
两个身材魁梧的以色列小伙子一人一个把塑料箱搬到了检查行李的X光机上。平心而论，今天我见到的以航工作人员，女孩漂亮，男士英俊，颇给以色列长脸。就像眼前这两个大力士，换上苏格兰呢西装和皮靴，活脱脱就是一幅Ralph Lauren秋季时装广告。可惜，愤怒蒙住了我的双眼，我看他们，个个都是乔装打扮的摩萨德。
“好了，你可以装箱了。”“芭芭拉”站在X光机旁边冲我招手。我的两大堆宝贝已经被摊在了另一张乒乓球台上。
哀莫大于心死，我已经懒得和他们理论。
我在心里叹了口气，开始叠衣服。突然，我尖叫起来“This is not mine!”(这不是我的!)在榨菜和被拆开包装的一大罐蔬菜粉中间，我竟然看见一盒已经抽掉大半的555香烟。
用外语说粗话我觉得不算什么，好歹也是练习口…
“这叫什么×××安检!”我开始用英语骂人了。各位同胞请相信，我平日十分的淑女，语言总是优雅而得体，但用英语说起粗话来，面前真站个美国人、英国人也未必是我的对手。反正，用外语说脏话我觉得不算什么，好歹也是练习口语啊。
“对不起，香烟是我的。”旁边一个包头巾、穿长袍，模样酷似阿拉法特的阿拉伯男子凑到我旁边，伸手去够香烟。
“慢着!”我挡住他，回过头去找“芭芭拉”和“内塔尼亚胡”，“安检这么严肃的工作，你们竟然如此地掉以轻心。真要出了事，谁负责?”我声色俱厉，语言风格像极了党小组会议上语重心长的支部书记。
“芭芭拉”狠狠地看了一眼“阿拉法特”，这才相信那烟的确不是我的。她自知理亏，于是红着脸，表情又哭又笑地看着我，嘴张了张，却什么也没说。
“我们来帮你装箱吧!”呼啦啦，我身旁一下子围了5、6个高大威猛的以色列小伙。
“Dont touch my stuff!”(我看谁敢碰我的东西!)我委屈极了，不争气的眼泪正在一点点地涌上眼眶。
我只是想看看以色列，仅此而已。何苦这么舞刀弄枪的?
我拼命忍住眼泪，埋头整理箱子。
刚才还闹哄哄的房间突然变得很安静。“芭芭拉”、“内塔尼亚胡”一直在我耳边絮絮叨叨地说着什么，好像是在道歉。我谁也不理，只是专心地叠我的披肩。
不知过了多久，我忙忙叨叨的手终于停了下来，低头看看箱子，又满满当当、整整齐齐的了。我这才抬眼示意“芭芭拉”：“还查吗?不查就关上。”
又是“内塔尼亚胡”，识趣地扣上箱子。
我不说话，等着看还有什么好戏。
“我们可以走了。”“芭芭拉”的话让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我愣了一秒钟，然后好像怕谁反悔似的，转身就往外走。都快到门口了，才听到身后叮叮咣咣地有几个人跟了上来，想必带着我的行李。走出大门我才意识到，其他的老外已经不见了。
天黑透了。我看了看表，荧光指针指着9：45。
我恍惚地坐上面包车，又被“芭芭拉”带回了机场候机大厅。我乘坐的班机正在做最后一次召集。眼看磨难到了尽头，可我对即将展开的旅程一点兴趣也没有了。
一个又高又胖的黑人裹在一件雪白的袍子里，从远处急急忙忙地跑来，身上左右各挎一个鼓鼓囊囊的旅行袋。后边气喘吁吁地跟着比他还胖的太太，手里还领着个5、6岁大的小男孩。一家三口要飞的是纽约，登机口就在隔壁。
我很羡慕他们，能自由自在地赶飞机，不像我，身后老有“芭芭拉”像影子一样跟着。
我今天的计划全被他们打乱了。
平时，从香港出差去外地，我总是提前一个小时到机场，托运行李、领登机牌、过关，所有的手续办完之后，还会有40多分钟可以闲逛。我会先到书店挑一堆杂志在飞机上消遣，再去免税品店帮朋友买些香烟，然后，我一定要去卡蒂亚专卖店看看他们又来了什么新的货色。最后，如果还有时间，我会去休息室，喝杯咖啡，打几个电话。我喜欢这样，不紧不慢地。可现在，我什么也来不及做了。
登机口的香港地勤人员一再地向我这边张望，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想跑去几十米外的书报亭买本杂志，否则，这一路上，我实在不知道该如何打发。
我转身正要走，却差点撞上紧挨我站着的“芭芭拉”。
“What???”(你想干吗???)我冲她大叫了一声。她的大眼睛忽闪闪地看着我，目光里满含着请求，我恍然大悟，他们对飞以色列的外国旅客采取的是一对一的全程盯人战术。
“我现在是不是除了上飞机，不能去任何地方，否则，你们又要重新查我?”
她苦笑着点了点头。
我彻底崩溃：“好吧，我登机了。”说罢转身就走，好像听到“芭芭拉”咕哝了一句谢谢你。
登机口的地勤人员见到我都长出了一口气，看样子，我的确是最后一名乘客。
公务舱今天满员。我不知道该坐在哪里，也懒得查票根，看到靠过道还有一个空位，于是也不等空中小姐领路就径直走了过去，然后，一屁股坐下。这才感觉到，自己已是心力交瘁。
“Shalom! Im your neighbourui. My name is...”(你好，我是你的邻居，我叫……)我迷迷瞪瞪地顺着声音望过去，这才注意到我的邻座是一个50多岁的男子，是犹太人，而且是以色列的犹太人。
我从不种族歧视，但今天，某些人真的是得罪我了。我把手一挡，不客气地说：“Leave me alone. Im not in the mood for chitchat. For the past three hours I was interrogated and searched by the airline, which is something Ive never seen before. I dont think I even want to go to Isreal.”(别理我，烦着那。刚才，你们以色列航空公司的人审了我快3个小时，真是活见鬼。鬼才要去你们国家。)我心里想说的其实是中文版本，可英文一出口，我还是本能地采取了有理有力有节的文风。说到底，人家老大爷对我客客气气地，我总不能太失礼。
虽说如此，他还是被我突如其来的一顿抢白弄愣了。过了半天才回过神来：“对不起，我只是想打个招呼，因为我们是邻居。我没注意到你的情绪，很抱歉。你可能不太了解，所有去以色列的人都要被细细地盘查，当然，对外国人会检查得特别仔细。可即便是以色列人，如果刚刚去过一些敏感国家也要被查个死去活来。”
他的英文很好，一句死去活来让我的嘴角动了动算是微笑。见我有了笑模样，他的语气更慈祥了：“请你谅解，我们以色列是个特殊的国家。这么多年来，我们安身立命的原则就是，在确认你是朋友之前，先假设你是敌人。这是我们的生存方式。”
这就是以色列，还没见到它，已经感受到它的紧张气氛了。
恶劣的环境在10小时内改变了我，带出了我性…
我声色俱厉地用英语吵了起来，这一段余秋雨老师有过描述“我们的陈鲁豫出场了。她以北京市英语演讲赛冠军的语言锋芒，劈头盖脸地问了他们一连串问题又不容他们回答。我不相信他们能完全听明白语速如此快的英语，但他们知道，这位小姐发的火比刚才那位更大，而她背后，站着一排脸色峻厉的中国男人。”
可我就是想采访萨达姆。
我甚至想到了一个邪恶的方法：出钱。
这个题目或许会引起误会。
1999年，我在伊拉克呆了10天。10天的时间很短，根本无法经历一场轰轰烈烈的异国绯闻。不过，那10天我的确是全心全意、朝思暮想地渴望见到一个人，见到他的照片我会兴奋地想象我们见面的样子，那份痴狂倒是和热恋没什么区别。
我说的是萨达姆，当时的伊拉克总统萨达姆。
恶劣的环境在10小时内
改变了我，
带出了我性格中强硬的一面
1999年的伊拉克，是一个几乎完全封闭的国家，巴格达通往约旦首都安曼的公路是当时他和外界惟一的联系纽带。偏偏那条公路因为常常发生恶性交通事故而得了个晦气的绰号——死亡公路。
1999年11月的一天，我和“千禧之旅”的同伴们天不亮就从安曼出发了。
我们计划得很周密：上午7点左右到达约旦和伊拉克交界处，保守估计，中午之前总能完成烦琐的边防手续，然后马不停蹄开车赶路，6点天黑前肯定进入巴格达市区。约旦首都安曼的公路是当时它和外界惟一的联系纽带。偏偏那条公路因为常常发生恶性交通事故而得了个晦气的绰号——死亡公路。
1999年11月的一天，我和“千禧之旅”的同伴们天不亮就从安曼出发了。
我们计划得很周密：上午7点左右到达约旦和伊拉克交界处，保守估计，中午之前总能完成烦琐的边防手续，然后马不停蹄开车赶路，6点天黑前肯定进入巴格达市区。
死亡公路不是闹着玩的，大白天还常常出事呢，晚上开车无异于自取灭亡。
11月初，中东地区的早晚温差已经很大了。中午的阳光火力十足，能烤死人；可天一黑，就得在毛衣外面再加一件厚外套。
那天起得早，外面天色漆黑。想到整个白天我都要在车上和边境度过，就只穿了件T恤衫和长过膝盖的短裤，出发前才在身上又套了件羽绒服。
出门的时候，果然是天寒地冻。
一路顺利。
6点才过，我们的5辆吉普车已稳稳当当地停在了约旦一方的边防检查站。这一路，对约旦这个小国留下了极好的印象。约旦人并不富有，但热情、善良而正直。已故的侯塞因国王个子不高却是个政治巨人，把一个资源贫乏的小国打理得井井有条。特别是在中东这样纷繁复杂的环境中，约旦不仅安然生存着，而且在众多国家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约旦海关的工作人员个个温和有礼，将护照还给我们的时候，一再叮嘱，进入伊拉克后一定要小心。我们嘴上应着，心里已经兴奋得不得了，恨不得一步跨进伊拉克。
头天晚上，我们“千禧之旅”全体成员开了个战前动员会，中心思想是要大家对伊拉克做好最坏的准备。不知道别人的心境如何，我只是对第二天的行程满怀着憧憬。不过，憧憬归憧憬，我还是仔仔细细把全部行李翻了一遍，销毁了一切和以色列以及“邪恶的西方社会”有关的痕迹：在耶路撒冷老城区买的死海泥面膜得撕掉包装，那上面全是希伯莱文；我的两个旅行箱跟着我走南闯北，箱身上贴满了各国机场、航空公司花花绿绿的标签，走到哪都会引来啧啧赞叹：“箱子够酷的，还真去了不少地方。”虽然舍不得，我还是狠狠心把不干胶的标签撕了个乱七八糟。看着瞬间变得丑陋不堪的箱子，心疼得要命。
“没什么可怕的！”我是带着这个念头入睡的。
8点整，我们已越过约旦边境，进入了伊拉克。
伊拉克的边防检查站就是荒郊野外几排孤零零的平房，我把车窗摇下来，将整个上身探出去。高远清朗的天空，一望无际的干枯土地，我的脑海里一下子蹦出一句英文：Im in the middle of nowhere.(我在一个鸟不生蛋的荒凉之地。)
每到一地，车队里负责和边防海关打交道的丽丽捧着大家的护照办手续去了。谨慎起见，其余人员一律在车上等待。
天开始热了，我脱掉羽绒服，把它叠成枕头，倒在后座，开始睡觉。
不知过了多久，我揉揉眼睛醒了。车厢里热得像个蒸笼，我的脸上、身上全是汗。我呆呆地躺了有一分钟，搞不清这是什么地方。
“呦，鲁豫醒了，睡得还挺香。”我坐的5号车司机勇哥从车外伸进头来。
“几点了？咱们到哪了？”
“一直没动窝，都快一点了，还等着呢。”
“什么？”我一下子坐了起来，起得太猛，头昏沉沉的。
这还了得，如果天黑之前到不了巴格达，摸黑走死亡公路，是闹着玩的吗？
我开门下车，看到同伴们正三三两两躲在房檐下。正午的太阳明晃晃地晒得我根本睁不开眼。
“怎么样？”我问丽丽。
“他们封了咱们的电脑、手机、照相机，一上午把我支来支去的盖了无数个章。现在，还得等他们的主管，听说一会儿就到。”
正午的太阳晒得我眼发花。我靠着墙坐在了地上，抬头看着丽丽：“他们这么拖着我们，该不是想要钱吧。”
丽丽叹了口气：“该给的钱早给了，不该给的也给了。”
我立刻不说话了。
早就听说伊拉克的边防官员已经被惯坏了。1998年“沙漠之狐”之前，给每人塞个几美元的买路钱已是富富有余。可1998年战事最激烈时，据说有记者为了顺利过关，眼都不眨一下地给了每个伊拉克边防官员100美元。因为有人哄抬价格，结果伊拉克边境地区行贿受贿一下子有了市场。
“这要是在香港或北京，我不到廉正公署、反贪局告他们才怪。”我在心里恨恨地想。
咕噜咕噜，我肚子饿了。
“你要吃点什么呢？我去买。”我站起来，拍拍屁股。
丽丽苦笑了一下：“我早被他们气饱了。再说，这什么也没有，连热水都不提供。咱们只能吃饼干了。你去1号车拿吧。”
听到饼干，我的肚子又咕噜了一下，这回算是拒绝。
我回到车上，关上门窗，开足冷气，拼命给自己灌矿泉水。
等待真是无聊。我懒懒地靠在后座上，把两条腿伸直，高高地架在前座的靠背上，百无聊赖地看着窗外。同伴们也都受不了毒太阳，陆续回到了车上。我把早就搁麻了的双腿搬下来，一边用手捶，一边和勇哥、摄像袁白聊天。
勇哥可是有着丰富驾驶经验的老司机了，但这会，他有点一反常态，不停地长吁短叹：“这都4点了，今天肯定得走夜路，够悬的。”
我听着心里一阵阵发紧。我很清楚，当着我的面，勇哥已经是在轻描淡写了。
坐在前排的袁白回头看着我：“鲁豫害怕了吧，脸都白了。”
我是属鸭子的，嘴上永远逞强：“没什么好怕的，咱们那么多人呢。”一聊起天来，时间总是好打发些。突然，袁白的手表叫了起来。他的表定点报时，这意味着，现在是巴格达时间下午5点整，而我们，已经在这荒郊野外等了9个小时。
我的忍耐到了极限。
“我得去看看。”我边说边开车门跳下了吉普车，四下望望，见平房前已经聚集了不少“千禧之旅”的同事，于是拔腿向他们跑去。听见身后车门又“砰砰”响了两下，知道勇哥和袁白也跟来了。
十几个同伴正围着三个看不出是农民还是边防官的伊拉克人，大家都铁青着脸。
“怎么了？”我挤进人群，用英语问眼前一个肚子圆滚滚还留着油亮八字胡的伊拉克人。他旁边还站着两个瘦子，我看都不看。这种场合，得看人下菜碟。那胖子绝对是这儿的头，别人，不必搭理他们。
我的声音又大又急促，胖子有些愕然，他愣了一下，用手摸了摸八字胡，慢条斯理地说：“We have to check all the luggage.”(我们得检查全部行李。)
我的火一下子窜了上来。我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