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份列表来看，梅兰芳被“首推”得最多，在9项中占有7项，他位列第一，当无异议。
不管怎么说，苏少卿为四大名旦的排序是：梅、程、荀、尚。这是继舒舍予、《戏剧月刊》之后的第5种排序。
二、征文的亚军获得者是张肖伧。与苏少卿的比较方式相似，张肖伧也是从多个方面入手，全面地评价了四旦的艺术。与苏少卿不同的是，他以列表量化的方式，按照主办方公布的“梅、尚、程、荀”的排序，分别给四人打分，最后得出各人的总分，梅兰芳为1230分，程砚秋和荀慧生同为1200分，尚小云为1140分。这样的方式，当然更直观更清晰。
巧的是，分数出来以后，人们发现，这个结果与苏少卿的极为相似，都是尚小云被排在了最后，而荀慧生和程砚秋因为分数完全一致，不得不放在一起进行二次比较，最后的排序结论也是：梅、程、荀、尚。
三、征文季军的作者是苏老蚕。他的比较方式，与张肖伧相似，也是列表，只不过他只是从扮相、嗓音、表情、身段、唱工、新剧这6个方面进行了打分。最后的结论是梅兰芳575分，程砚秋和荀慧生同为530分，尚小云为505分。
又是一个巧合。除了梅兰芳得分最高，尚小云得分最低外，荀慧生和程砚秋的分数又完全一致。不过，苏老蚕并没有将他俩进行二次比较，而是取“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客观态度，说：“程之唱工绝佳，哀情独步；荀之多才多艺，新剧优，平衡论之不可轩轾，好在第二第三差别有限，姑作悬案可也。”
除了这三大获奖“征文”外，上海剧评家怡翁也有类似比较。他在《荀慧生面面观》一文中，说：“慧生在四大名旦中成名最晚，而进步极速，以资质论，慧生花旦人才，跻身名旦之班，差有微词，然其艺术之博，探讨之深，新剧之名贵，令誉之孟晋，致造成独帜一军之机，亦自有其必然也。……四大名旦中，色以兰芳；唱推小云；格属玉霜；做则推慧生。”
对于四大名旦的排序，北方、南方也有所不同。北京观众比较理性，习惯上以成名先后排序，即梅、尚、程、荀。后来，又有所变化，即梅、程、尚、荀。上海观众更感性一些，他们的排序，以苏少卿、怡翁等为代表，更多地从观感出发进行排序，即梅、程、荀、尚。
实际上，无论怎样排序，将梅、程、荀、尚四大名旦进行硬性比较，并不妥当，也不公平。客观地说，他们四人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四大名旦共同的老师王瑶卿曾经有一个很形象的“一字评”：梅兰芳的“相”（一说“样”，又一说“象”），程砚秋的“唱”，尚小云的“棒”，荀慧生的“浪”。据说他说这4个字的时间，是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也就是社会上广泛为四大名旦排序的时候。按道理，他对四人相当了解，也可以为他们排出一个他心目中的顺序，但他没有这么做，而是用一个字分别概括出他们各人的特点。这种客观理性的态度，最值得称道。不过，不管如何排序，梅兰芳始终位列首席。
1931年6月，上海闻人杜月笙为庆祝“杜氏祠堂”建成，遍邀包括四大名旦在内的全国京剧名伶汇聚上海，举办了一次规模盛大的堂会。
杜氏祠堂建于上海浦东高桥，建筑十分考究。杜月笙极尽奢华，不仅大摆宴席，更点名南北各行名角儿齐聚上海，大办场面浩大、持续时间长达3天的堂会戏。当时，杜月笙是法租界的帮会组织“青帮”头目，在上海广收门徒，势力很大，约角儿的邀请书直接由门徒送到角儿的手上。除了余叔岩称病未参加外，其他人无一缺席。
操持杜家堂会戏的是麒麟童（周信芳）、赵如泉、常云恒。在堂会正式开幕的前一天，即6月8日，上海伶界联合会（上海的梨园自治组织，相当于北京的“梨园公会”）开了一个特别会议。会上，周信芳等人又为《跳加官》节目拟定了四条新的加官条子。可见，此次堂会前的准备工作，何等细致。
除了周、赵、常外，还有三位总管，即虞洽卿、袁履登、王晓籁。他们都与杜月笙交谊深厚，所以大小事宜，事必躬亲。另外，洪雁宾、乌崖臣任总务主任；张啸林、朱联馥任剧务主任。孙兰亭、周信芳、常云恒、俞叶封、金廷荪等都是剧务部成员。
那段时期，所有人员无不竭尽所能，卖力工作，甚至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
因为祠堂建在浦东，参演的演员、看热闹的百姓和众戏迷都得由浦西赶往浦东，而通往浦东的交通工具，只有渡轮。渡轮不够用，一时间，码头上等待过江的，有近千人之多。人太多，包括梅兰芳、荀慧生、杨小楼、程砚秋、姜妙香、王又宸等在内的名角儿，很多人竟险些过不了江。
比如，梅兰芳遍寻汽车不得，最后不得不坐上小独轮车，由一个老汉推着来到杜氏祠堂。程砚秋、姜妙香都是乘人力车而来。杨小楼、王又宸连人力车、独轮车都没有机会乘坐，只有步行。因为路太窄，一辆汽车竟翻入江中，落水一人，还有人被汽车撞伤了腿。有一艘渡轮因为挤上了太多的乘客，行至江中，竟不堪重力，翻了，等等。
因为如此，原本下午3点开演的戏，不得不延迟。
杜家祠堂的内外都设有一个戏台。9日，祠内的戏正式上演。10日、11日两天，祠内、祠外的戏同时上演。祠外戏，以小杨月楼、林树森、赵君玉、王虎辰、高雪樵等上海本地演员担纲，浦东农民和一般上海市民都可进入。
祠内有三进，第三进门前有巨型石狮子两座，内即神龛所在。右边的十余间房子，陈列着各界所送贺礼，多达数千件。因来宾众多，祠内四周搭席棚百余间。西首便是祠内戏台。戏台异常宽大，台下设席二百余，用以招待上海工商界巨子、帮会中人及各界贵宾代表。之后的会场，可容纳数千人，但那天实际进场的戏迷，达至万人。从荀慧生花了几个小时方由浦西到浦东，就可以感受到那天拥入杜氏祠堂的人，多到什么程度了。就连舞台两侧，也站满了观众。甚至有些观众，站到了戏台上，令维持秩序的张啸林、王晓籁百般规劝、驱赶，正值初暑，忙乎得汗流浃背气喘如牛。
据资料记载，6月9日的戏码，按照演出顺序排列，分别是：
徐碧云、言菊朋、“芙蓉草”赵桐珊的《金榜题名》；荀慧生、姜妙香、马富禄《鸿鸾禧》；雪艳琴的《百花亭》（即《贵妃醉酒》）；尚小云、张藻宸（票友）的《桑园会》；华慧麟、萧长华、马富禄的《打花鼓》；李吉瑞、小桂元的《落马湖》；程砚秋、王少楼的《汾河湾》；梅兰芳、杨小楼、高庆奎、谭小培、龚云甫、金少山、萧长华的《龙凤呈祥》。
第二天的戏码，分别是：“麒麟童”周信芳、赵如泉合作的《富贵长春》；刘宗扬的《安天会》；谭富英的《定军山》；李万春和蓝月春合作的《两将军》；李吉瑞的《独木关》；王又宸的《卖马》；杨小楼、雪艳琴、高庆奎合作的《长坂坡》；程砚秋、贯大元合作的《贺后骂殿》。最后一出大轴是全本《红鬃烈马》，其中，徐碧云唱《彩楼配》；尚小云唱《三击掌》；周信芳和王芸芳唱《投军别窑》；郭仲衡和赵桐珊唱《赶三关》；梅兰芳、谭富英、言菊朋合唱《武家坡》；谭小培和雪艳琴合唱《算军粮》；谭小培、荀慧生、姜妙香合唱《银空山》；梅兰芳、荀慧生、龚云甫、马连良合唱《大登殿》。那天观看的观众，据荀慧生自己说，“约近万人”。演出时间也从傍晚一直演到第二天早上六、七点钟。
第三天的戏，最轰动的便是四大名旦以及高庆奎、金少山等合作的《四五花洞》。有人说，这出戏是杜家堂会最精彩的剧目。也许正因为如此，当天，上海“明星电影公司”派专人前来拍摄戏照，其他剧目，他们只拍摄一、两个片段，却将《四五花洞》的末场，完整地拍摄了下来。荀慧生回忆说：当时，“台上置炭精灯八座，摄片时八灯全启，光线射人不能逼视。”
据推测，这次合作《四五花洞》极有可能是他们四人第一次以“四大名旦”的身份合作演出一出剧目。也许正因为如此，长城唱片公司的老板张啸林从中看到了商机，促成他们合灌了《四五花洞》的唱片。
从杜家堂会三天的戏目中可以看出，孟小冬没有参加演出。这跟此时她尚未和梅兰芳分手是不是有关系呢？其实，她是认识杜月笙的。那是在1925年，她刚刚由沪迁居北京时。
当时，黄金荣已和露兰春分了手，按理说，露兰春的一切都和黄金荣没了关系。但是，有一天，黄金荣突然又想起了露兰春。此时，露兰春早已离开了上海去了天津。黄金荣却不知露兰春真实去向，隐隐打听到她可能去了北京，便委托杜月笙前往北京寻找。临走，黄金荣特地交代杜月笙，说孟鸿群一家刚刚迁去了北京，孟家闺女小冬在北京也唱红了，到北京后可以去找他们，看他们是不是知道露兰春的下落。
其实杜月笙知道露兰春去了天津，当初，还是他在为黄、露处理好分手事宜后，为露争取了一笔分手费，然后安排她去天津的。但是，事情过去了一段时间，他也不能保证露兰春一定还在天津。再者，黄金荣告诉他露兰春有可能去了北京，他必须先去一趟北京才有所交代。于是，他带着两个手下，没有去天津，而是直接去了北京。
杜月笙手上并没有孟小冬在北京的住址，不过，他自有办法。首先，他看报纸，在演出广告中找到孟小冬正在开明戏院演出。晚上，他让手下人事先雇好车停在戏院门外，他自己先去看孟小冬的戏。散了戏，孟小冬照例乘车返家。杜月笙乘车跟在后面，一路跟到孟小冬位于东四的家门口。
隔了几天，杜月笙在北京实在打听不到露兰春的下落，便直接去找孟小冬。这是两人第一次面对面。孟小冬自然也不知道露兰春在哪里，在找寻露兰春这件事上，杜月笙自然无功而返，但他因此结识了才貌双全气质独特的孟小冬，又觉得此次进京，还有很有收获的。
盛大的杜家堂会之后，梅兰芳和孟小冬分了手。分手之后的孟小冬，也像那些遭遇感情挫折而成弃妇的女人一样，悲痛欲绝悲愤难抑，一时想不开，决定绝食自尽。一连几天，她不吃不喝，躺在床上只等着死神的降临。父母家人当然不能任由她抛弃生命，规劝、苦劝，又是流泪，又是下跪，总之，想尽了种种办法。最终，她缓了过来。虽不再寻死觅活，但对生活失却了信心。于是，她决定暂且离开伤心地，又一次前往天津，仍居詹姓朋友家以吃斋念佛的方式疗伤。
律师郑毓秀是如何参与到调解梅、孟分手事宜的？据说，是因为“孟迷”沙大风。沙大风知情后，很为孟小冬抱不平。他虽然清楚感情的事儿无所谓对错，更无所谓谁负谁谁骗谁，但是，他总是认为孟小冬就这样两手空空地离开梅兰芳，对孟小冬来说实在不公平。再说了，既然当初孟小冬是在有媒人有证婚人的情况下嫁给梅兰芳的，梅兰芳就是明媒正娶，那么，如今分手，就不应该只是分手那么简单，用法律语言，应当是离婚。既是离婚，该有个正式的程序上、内容上的完备手续。于是，他向孟小冬建议，去上海聘请著名的郑毓秀律师，由她出面处理善后。
孟小冬接受沙大风的建议，离开天津去了上海。抵达上海后，她没有直接去找郑毓秀，而是先去找她的结拜姐妹姚玉兰，大概是想让姚玉兰陪她一同去面见郑毓秀。此时，姚玉兰已是杜月笙第四房妾了，她是在两年前嫁给杜的。姚玉兰听了孟小冬的打算，认为打官司并不妥当，一来麻烦，完成整个司法程序，既耗时更耗力；二来从名声上说，于孟小冬于梅兰芳，都很不利。想一想，当初两人结合，是不公开的、秘密的，如今分手反倒闹得轰轰烈烈人所皆知，不是让人看笑话么。孟小冬认为姚玉兰分析得很有道理。
那么，应该怎么做呢？姚玉兰提议不如让杜月笙出面，做个和事佬。杜月笙和梅兰芳也是老相识，又早就对孟小冬有好感，便一口答应姚玉兰的提议。就这样，双方达成协议，梅兰芳支付四万块钱。其实，两人谈分手时，梅兰芳就曾想给孟小冬一笔钱，但孟小冬拒绝了，当然是出于强烈的自尊心。如今，看到姚玉兰、杜月笙的面子上，她接受了。
至于离婚，他俩的结合，从法律上来说，并不合法，孟小冬的身份不论她多么不情愿，终究是妾。在法律不保护妾的情况下，他们的分手，也就无所谓离婚，根本不需要法律上的手续。
有意思的是，孟小冬最初拿到的四万块钱，是杜月笙垫付的。这不是一笔小数目，梅兰芳平时开支巨大，又是借款去的美国，当时手头很不宽裕，竟一时拿不出这笔钱来。后来，为了偿还这四万块，他不得不将无量大人胡同的住宅卖了。两个人的一段真情，最后以四万块钱做了了结，不免有些可悲。
重新登台
从7月到9月，就在这短短两个月的时间里，孟小冬经历了分手、绝食、赴津、又转赴上海、找律师、找姚玉兰、托杜月笙，最后以四万块钱了结的复杂过程。她的心情也由绝望、愤怒，转为平淡，最后心平气和地接受了四万块钱。两个月的时间，不长；她心境的转变，却是极速的。9月17日，她在天津春和戏院，登台了，唱了一出《捉放曹》。当然，这次唱的并非营业戏，而是应沙大风的邀请，参加沙大风发起组织的赈灾义演。第二天，也就是“九#8226;一八”之夜，还是在春和戏院，孟小冬坐在台下，全身心地欣赏了一出“谭派”著名老生演员言菊朋唱的谭派戏。
“九#8226;一八”之夜，梅兰芳在哪儿？在干什么？这牵涉到东北军少帅张学良在哪儿？在干什么？有人证明张学娘正与夫人于凤至及红颜知己赵四小姐在北平前门外中和戏院观看梅兰芳的《宇宙锋》。据张学良的弟弟张学铭回忆，一向爱听梅戏的张学良因伤寒症住协和医院已久，心情烦闷，“九#8226;一八”当晚，因病有好转，且为了招待宋哲元等将领，便离院赶至中和戏院观看梅剧《宇宙锋》，随行人员有护士、警卫等，因此，他定了三个包厢。
梅夫人福芝芳也证实，“九#8226;一八”当晚，梅兰芳的确在中和戏院上演全本《宇宙锋》，她是在长安街的平安电影院看完一场电影后才赶到中和戏院去的。在戏院，她看见张学良和赵四小姐坐在一间包厢里看戏。
台上的梅兰芳也看到了张学良，当他演到赵女在金殿装疯时，瞥见有个人匆匆走进包厢，伏在张学良耳边嘀咕了几句，他不知道那人是张学良的侍卫副官长谭海。因为隔得远，梅兰芳无法看到张学良的表情，只看到张学良唬地站起身来，大踏步走出包厢，随后，他的随行人员、陪同他看戏的人陆续离开了戏院。
戏还未演完，却突然一下子走了二、三十人，这不仅使其他观众纳闷，也让台上的梅兰芳有所不解，不过，他断定一定是出了什么大事。就张学良的身份和地位，他若不是突遇政治上或军事上的大事，绝不会放弃他一向喜爱的梅剧，特别是他最爱看的戏就是《宇宙锋》，而“金殿装疯”又是此戏的高潮，早在几分钟前，他还随着梅兰芳的唱腔，很陶醉地轻打着拍子呢。
第二天的新闻——“九#8226;一八”事变爆发——证实了梅兰芳的猜测。他意识到此时，他已经和所有中国人一道站在了国家民族存亡的十字路口。
“九#8226;一八”之后两天，孟小冬又连续看了言菊朋的戏。其实在此之前，她曾求教过言菊朋，而且还曾提出过拜师，但此事不了了之。也许是因为后来孟小冬嫁人而且退出了舞台，所以拜师一事也就搁浅了。如今，恢复单身的孟小冬显然准备复出。否则，她也不会连日留连戏院，不是自己唱，就是听别人唱。看了言菊朋的演出，她又萌生了拜师之心。
在民国初年，学谭（鑫培）的老生演员，正式演员中，以余叔岩为最好；而在票友中，就算言菊朋为至尊了。不仅如此，有一段时期，言菊朋在老生行，大有超乎余叔岩之势。
言菊朋学谭鑫培，几乎到了痴迷的程度，甚至连老谭生活中的一些“小动作”，他也照学。比如，谭鑫培喜欢闻鼻烟，把两个鼻孔熏得黄黄的。于是，他就有个习惯，到了戏院后台，先洗鼻子，再扮戏。言菊朋并不闻鼻烟，却也在扮戏前，先洗鼻子。诸如此类，还有其他。所以，有人说言菊朋学谭，走火入魔了。反过来说，正是因为这样的痴迷，谭派艺术，除了余叔岩，也就属他学得最像。
但是，言菊朋这个“谭派传人”，在他下海前只被票友和内行认可，戏迷、观众对他并不了解。于是，他要下海。在那个年代，正式演员往往很瞧不起票友下海，梨园之人，有不少人说话都很刻薄。对言菊朋，他们讥为“五小”、“五子”。“五小”，即小脑门（额头太低）、小胡子（髯口太稀）、小袖子（水袖太短）、小鞭子（马鞭短细）、小靴子（鞭底太薄）；“五子”，即小胡子、小袖子、小鞭子、洗鼻子、装孙子。可想而知，初下海的言菊朋心理压力有多大。
后来，言菊朋唱出来了。因为余叔岩被公认为“谭派传人”。于是，言菊朋自诩“旧谭派首领”。从艺术上来说，他确有长处。在唱腔上，他非常讲究字眼，也就是绝对以“字正”为本。但是，“字正”与“腔圆”有的时候不能统一。谭鑫培、余叔岩等名角儿，有时为了腔圆，而不得不牺牲某个“字”。言菊朋却不同，他坚持“字正”，不惜牺牲某些腔调。于是在耳尖的人听来，他的唱腔（后来被称为“言腔”），有时几乎成为“怪”腔。他却说：“腔由字而生，字正而腔圆。”在表演上，他追求“神似，而不能求其貌似”。他虽然不是正宗科班出身，但长年勤学苦练，武功底子也不错。
孟小冬想拜言菊朋为师，请求沙大风帮忙。沙大风牵线搭桥。言菊朋听说要收孟小冬为徒，“呵呵呵”地满口答应。这事儿，就这么说定了，就等着选个良辰吉日行拜师礼了。一个月以后的《北洋画报》上刊登了署名“春风”的文章，题目是《孟小冬拜师》，文中这样说：
女伶中唱老生者，今日当推孟小冬为巨擘；盖其嗓音纯正之中，具苍劲之韵，可
称得天独厚，而使调行腔，既非凡响，神情做派，亦异俗流，落落大方，自非寻常
女伶所可比拟也。顾小冬尚谦然以为未足，将于百尺竿头，再进一步，以期深造。
此前言菊朋来津，在春和露演，小冬排日往观，悉心体会，深为折服，近日乃请人
介绍，欲拜菊朋为师，俾可请益。菊朋亦以小冬为女伶英才，欣然允诺。小冬已专
函邀请菊朋莅津，将择吉行拜师典。闻菊朋日内即可就道。……
然而，拜师一事再次不了了之。很重要的原因恐怕是当年年底，孟鸿群病危，孟小冬匆忙由津回京照顾父亲，直到次年2月送走父亲，然后又为父守孝，忙乱中就遗忘了拜师礼。事情过后，重新记起这事儿，双方都已失去了热情。
既然有心拜师，当然应该拜言菊朋这样的大师。但是，孟小冬没有拜成言菊朋，却在回到天津后，拜了一个京剧票友为师，而且像模像样地行了拜师礼。这个“师”，就是曾经为四大名旦排序的苏少卿。苏少卿早年演过话剧，后来迷上了京剧，曾师从陈彦衡学谭派老生，对音韵学方面颇有研究。他祖籍江苏徐州，一直生活在上海。此时他在天津的身份是上海明星电影公司驻津代表。
对孟小冬拜票友为师，议论颇多，大多不能理解。孟小冬自己，则不以为然，在她看来，无所谓正式演员还是票友，有真本事就行，她能从他（她）身上学到玩艺儿，就都能成为她的老师。事实上，她不但拜过谭派老生为师，甚至还拜过名旦荀慧生，当然更师从梅兰芳学过梅派戏。她一向好学，正如《孟小冬拜师》一文中所说，她一直“谦然以为未足”。这是她最难能可贵的地方。
孟小冬拜苏少卿，中间人又是沙大风。1932年9月3日，在天津的大华饭店，孟小冬正式行拜师礼。
人们发现，这一年多来，也就是说，和梅兰芳分手后，孟小冬长居天津，除了父亲病、亡而回了一趟北平后，似乎始终不愿意回到北平生活。有人猜测，她是准备重新登台的，既然如此，就不能保证不会和梅兰芳见面，为了避免跟梅兰芳相遇，她选择两人在不同城市生活。
其实，梅兰芳早在孟小冬拜师苏少卿前半年，就已经离开北平南下上海了。这年春天，他为淞沪抗战受伤战士筹集医药费在北平义演了3天，然后离京。关于他迁居上海的原因，一直以来，有人将此归结为他和孟小冬分手。分手本身，自然是原因，因为两人的关系闹得沸沸扬扬；分手后他为支付给孟小冬四万块钱而不得不将梅宅卖掉，也是原因。按此说法，他似乎是在北平待不下去了才走的。
实际上，梅兰芳携家小移居上海，更重要的原因应该还是和战事有关。“九#8226;一八”后，日本侵略者的猖狂野心和当局的“不抵抗政策”都使他预感到，继东三省后，华北大平原也将不保。如此想来，北平是难以再待下去了。这么说来，他迁居上海，的确是因为“北平待不下去了”，不过，这个“待不下去”并非那个“待不下去”，性质完全不一样。既然如此，梅兰芳第一次想到了“走”。但是，走向何处？
在这之前，梅兰芳多年的朋友冯幼伟已经定居上海，他一直写信催梅兰芳南迁。梅兰芳始终难下决心，一来北平到底是他的家，他舍不得；二来北平又是京剧的故乡，他的中心舞台在北平，他也舍不得。然而，面对“九#8226;一八”后的政治形势，他也不能不走了。既然要走，就只能去上海。
刚刚在上海落脚，梅兰芳便想着要排演一出有抗战意义的新戏。当时，他暂住在沧州饭店。有一天，几位朋友叶玉虎、许姬传等到沧州饭店看望他。聊着聊着，就聊到了排新戏。那么，应该选择什么样的题材呢？大家一时都没有主意。叶玉虎想了想后，对梅兰芳说：“你想刺激观众，大可以编梁红玉的故事，这对当前的时事，再切合也没有了，我想了一个韩世忠在黄天荡围困金兀术的历史题材，突出梁红玉擂彭助战，由你演梁红玉，不知合适否？”
一句话提醒了梅兰芳，他想起梁红玉的故事，以前舞台上也演过，但“情节简单，只演梁红玉擂鼓战金山的一段”，如今完全可以将内容扩充，写一出比较完整的新戏。大家一听梅兰芳的分析，立即来了精神，叶玉虎更是将剧名都想好了，他说：“就叫‘抗金兵’如何？”
《抗金兵》？演的虽是抗金兵，实则号召民众抗日兵。这个剧名自然再贴切不过了，大家纷纷赞成。梅兰芳更是很兴奋。他请叶玉虎去搜集资料。
编排《抗金兵》时，梅兰芳一改过去先选定题材，由齐如山写出初稿，再由他自己和李释戡、吴震修等人共同商榷进行修改，再分单本设计唱腔、研究服装、道具、布景、串排的创作模式，而是成立了以他自己为主的创作组，由剧作者、音乐工作者、主要演员共同参与编排。大致分工是许姬传负责执笔改编，徐兰沅、王少卿负责设计唱腔、板式，最后由梅兰芳修改审定。三、四个月后，《抗金兵》在集体智慧下脱稿。
这是梅兰芳因离开北平而不得不得离开他的编剧齐如山（他仍留北平）后编演的第一出戏。
《抗金兵》初次上演是在上海天蟾舞台，主要角色分配是：梅兰芳饰韩世忠夫人梁红玉，韩世忠由林树森扮演，姜妙香饰周邦彦，金少山饰牛皋，萧长华饰朱贵，刘连荣饰金兀术，朱桂芳、高雪樵分饰韩世忠的两个儿子尚德和彦直，王少亭饰岳飞。演员阵容强大，演出效果极好，确如林印在《梅兰芳》一文所说“对当时人民的抗战情绪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
接着，梅兰芳根据早年齐如山依明代传奇改编的《易鞋记》，重新创作了《生死恨》。按他自己的说法，编演这出戏的目的，“意在描写俘虏的惨痛遭遇，激发斗志”。该剧由许姬传、李释勘执笔编写唱词，梅兰芳、徐兰沅、王少卿设计唱腔。那段时间，他们挑灯夜战，连续奋战了三个通宵。
1936年2月26日，《生死恨》在上海天蟾舞台首演。角色分配是梅兰芳饰韩玉娘、姜妙香饰程鹏举、刘连荣饰张万户。连演三天，场场爆满，收到了预期的效果，却也因此得罪了上海社会局日本顾问黑木，他通过社会局长以非常时期上演剧目要经社会局批准为理由通知梅兰芳不准再演。梅兰芳以观众不同意停演为理由坚持演出。三天后，该戏移至南京大华戏院又演三天，仍然火爆异常，排队购票的观众居然将票房的门窗玻璃都挤碎了。
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梅兰芳已不仅是个京剧演员，更是个鼓舞者、抗争者、爱国者，在他身上，人们看到了一个正直的中国人应有的民族气节和爱国品质。他以《抗金兵》表达了他的抗日主张，以《生死恨》反映沦陷区人民的痛苦生活，从而激励了民众斗志。
这两出戏是梅兰芳在1949年前编创的最后两部新戏。从此，直到五十年代末，因政治环境的原因，他再也没有新戏问世。
梅、孟二人分手后，一个在天津，一个在上海，分隔两地，各过各的生活，似乎一切都归于了平静。然而，那过去了的，却并没有烟消云散。突然有一天，天津某报开始连载一篇小说。明眼人一看便知，这篇小说的内容说的就是梅、孟的故事。如果单纯地以他二人作为生活原型对故事进行重新演绎，或者戏说，也许无伤大雅，只当是娱乐。但是，小说中的几个重要节点，对孟小冬相当不利。比如，在提到“血案”时，小说作者有意无意地暗示此案背后的指使人，可能就是那个坤伶。当然，他（她）也对血案制造者和这个坤伶的真实关系进行了揣测。在“赔偿”问题上，小说又说坤伶狮子大开口，向那个名伶进行了敲诈。
说到底，这是篇小说。小说的要旨是虚构。然而，这篇小说似乎并非完全意义上的虚构。显然，它是有生活原型的。既然如此，就不能将它视作纯粹的小说。事实上，当时人们的确没有只当它是小说而一读了之一笑了之，而是当了真。于是，大家旧话重提，对梅、孟关系重又议论纷纷。受小说影响，这些议论对孟小冬多加指责。从这个角度说，小说作者的行为是很不负责任的。
也许身在上海的梅兰芳没有看到这篇小说，因为对此他没有任何反应。身在天津的孟小冬看到了这篇小说，而且听到了人们对她的议论，甚至感受到了人们的侧目斜视。这并非她敏感，而的确是客观存在。她有口难辩，她甚至都不知道该找谁去辩。一怒之下，她很想去质问小说作者。但是，小说没有指名道姓，小说作者大可以以一句“请别对号入座”将她打发。
孟小冬重新陷于绝望境地，甚至有崩溃之感。在这种情况下，她又将重生的希望寄托在佛的身上。这次，她不只是长跪佛前捻着佛珠念着佛经，让青烟将自己麻醉。她一口气跑回北平，跑到拈花寺，拜住持量源大和尚为师，然后皈依佛门，成为佛家弟子。许多年后，她向友人坦言：“婚姻不如意，才促使我信佛的。”
如果佛能平复受伤的心灵，如果吃斋念佛能让躁动的心趋向安宁，如果烧香膜拜能抑制仇恨怨气，那倒也不是坏事。也许孟小冬受伤太深，她不可能在一瞬间放下俗世尘事。就在她潜心向佛时，有人向她进言：别为了他人的别有用心，葬送了自己的艺术生命。再说了，谎言说了千遍，就成了真理。为了不让谎言成为真理，就应该及时揭穿谎言，固本清源，以正视听。
在这种情况下，孟小冬奋笔疾书一气呵成了“紧要启事”。启事首发于1933年9月5日的《大公报》上，接着又连续刊登了两天。从启事内容和语气上都可以窥见她仍然愤愤不平的内心。
或许“紧要启事”的公布，在一定程度上使孟小冬一直郁结在胸的怨气得到了渲泻。她的心情一下子明朗了很多。在“启事”公开20天后，她重登舞台。在北平的吉祥戏园又唱《四郎探母》。她和梅兰芳第一次合作，唱的就是这出戏。她没有因为如此就拒绝这出戏。这次，和她合作的旦角是坤旦李慧琴。同时，她刚拜的新老师鲍吉祥也在剧中串演杨六郎，曾长期辅佐梅兰芳的名小生姜妙香配演杨宗保。可以说，在经历了感情失败后，从此，孟小冬正式复出。
天津的明星大戏院得闻孟小冬复出，盛请相邀。孟小冬邀约了名净侯喜瑞，名丑萧长华等赴津，演出于明星大戏院，三天的打泡戏分别是《四郎探母》、《珠帘寨》、《捉放宿店》。这次在津演出期间，又经沙大风介绍，孟小冬拜有“汉口谭鑫培”之称的谭派名票程君谋为师。在演完一个周期之后，她潜心求教程君谋。然后，她又演一期，三天的打泡戏就是经程君谋指点过的《失空斩》、《捉放曹》、《洪羊洞》。这三场戏，由程君谋亲自为她操琴。
此后两年，孟小冬断断续续在平、津两地演出。之所以说“断断续续”，是因为她的身体日渐衰弱，胃的毛病日益加重。加之时局不好，日本人的侵略野心已昭然若揭，人心慌慌，市面不振，娱乐业更是萧条。
在上海的梅兰芳，演出也大为减少。他甚至有时间跟随一个英国老太太学习英语口语和语法，每周学习两次，分别是周一和周三下午。从1934年春天开始，他就开始为赴苏联访问演出做准备了。
自访问美国后，梅兰芳对世界的了解大大进了一步。为使眼界更加开阔，也便于日后将京剧拓展到欧洲，他萌发了旅欧之念。从美国返回北京后，他又去拜访胡适，一是汇报在美演出情形，另外便谈到拟去欧洲的计划，还是希望胡适给予指点。胡适很赞同他的想法，他劝梅兰芳请张彭春先往欧洲走一趟，作一个通盘计划，再做决定。
就在梅兰芳踌躇满志地准备欧洲之行时，“九#8226;一八”事件爆发，国内局势急转直下。梅兰芳不得已，于1932年离开北京，南下上海，旅欧计划只得缓行。然而，他的弟子、四大名旦之一的程砚秋却于1931年深秋抛下国内的一切，只身去了欧洲五国。他此行的目的并不像梅兰芳数次出国那样以演出为主，而是专门考察欧洲戏剧。归国后，他写了一本《赴欧考察戏曲音乐报告》，其中包含了十九点心得，极富理论性。
程砚秋此行再度激发了梅兰芳的赴欧决心，他一方面在上海赶排《抗金兵》《生死恨》等应合抗战的戏，一方面积极与驻英、法、德的外交官联系，加紧筹备。就在此时，他接到了苏联方面的邀请，恳请他在赴欧之前先到苏联演出。
当年梅兰芳到美国演出，接受的是民间团体“华美协进社”的邀请，纯粹属于民间文化商业行为，而此番到苏联演出，他却是从苏联驻华大使馆特派汉文参赞鄂山荫那里接到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代理会长库里斯科的正式邀请函。也就是说，赴苏演出似乎官方色彩更加浓重一些。这也恰好为苏方是出于政治目的而邀请梅兰芳的此种说法提供了依据。
其实对于苏方究竟出于何种原因邀请梅兰芳去演出，说法有几种，除了想一睹梅兰芳举世闻名的艺术外，有人猜测是因为当时的苏联艺术界写实派正在没落，而开始盛行象征主义，中国京剧一直被认为是“象征派”艺术；另一种说法便是政治的：当时苏联刚刚将中东铁路卖给了伪满，中国国内对此行为大为不满。苏方为缓和和中国的关系，冲淡中国人民的反苏情绪，遂邀请梅兰芳和电影明星胡蝶一同去苏联演出。对于梅兰芳而言，无论苏方是出于什么目的，他要做的只是为演出而精心准备。
相比到美国演出前的焦虑和担忧，梅兰芳此次的心态平和了许多。当初他对中国京剧是否能被西方人接受是毫无把握的，面对的又将是完全陌生的文化，心中忐忑是不可避免的。如今距访美又过去了四五年，他对世界各国的文化，特别是读过程砚秋的《赴欧考察戏曲音乐报告》之后对欧洲戏剧也有了一定的了解，便也就少了因为不知情所带来的惧怕。
另一方面，当初他去美国演出，不但旅费自筹，演出如果不卖座的话，他将面临破产，因而经济压力是相当大的。此次去苏联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是苏联政府出面邀请的，衣食住行各方面都由对方负担。
再者，梅兰芳在选择演出剧目时，不得不考虑到苏联与美国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国家，文化背景也不同，演出剧目自然是要有差别的。尽管如此，当初他为访美而准备的宣传品和演出设备等，则是可以继续延用的。从这一角度上看，客观上也为他减轻了许多麻烦。
其实最重要的是，他在去过两次日本、一次香港和一次美国之后，对于出国演出已积累了不少经验，这些经验也使他比访美要轻松许多。
心态上的差异并没有让梅兰芳轻视访苏。就他对苏联的认识，这个国家虽然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它的戏剧传统远优于美国，戏剧人才的文化层次也远高于美国。他在美国面对的是以杜威为代表的学者以及以卓别林为代表的演艺界人士，而在苏联，他面对的将是一批真正的戏剧理论专家。为迎接梅兰芳的到来，苏方特地组织了一个“招待梅兰芳委员会”。该会主席由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会长阿罗舍夫和中国驻苏联大使颜惠庆担任，委员有：苏联第一艺术剧院院长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丹钦科剧院院长丹钦科、梅耶荷德剧院院长梅耶荷德、卡美丽剧院院长泰伊罗夫、著名电影导演爱森斯坦、国家乐剧协会会长韩赖支基、艺人联合会会长鲍雅尔斯基、名剧作家特列加科夫等等。
这份名单包含了苏联戏剧、电影、文学界的最高层次人士。可以说，梅兰芳是怀揣经济压力赴美的，而此次赴苏，他有的便是自感戏剧理论不足所造成的压力。因此，没有厚实的文化底蕴，没有充分的思想和技术准备，他或许不能继在美国演出后再创佳绩。
此时，身居上海的梅兰芳已经无法倚仗仍处北平的齐如山，也就是说，这对黄金组合因为分处京、沪两地而拆伙。继续在他身边辅佐筹备工作的是冯幼伟和吴震修，而真正能在艺术上担当重任的仍然是张彭春。在筹备访苏期间，梅兰芳接受胡适的建议，除再次聘请张彭春为剧团总指导外，又聘请戏剧家余上沅为副指导。余上沅是胡适的学生，二十年代毕业于北京大学英文系，后来赴美研究戏剧。据说他之所以接受梅兰芳的邀请，一是出于对梅兰芳艺术的欣赏，另一个原因便是胡适的极力游说。
通过横向比较访日、访美和访苏的不同，便可理解梅兰芳对访苏剧目的选择：日本文化背景与中国相近，因而剧目以《天女散花》、《黛玉葬花》、《千金一笑》、《御碑亭》、《嫦娥奔月》、《游园惊梦》等这些极富中国古典文化传统的戏为主，目的是为了让日本观众看得懂；中国与美国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国家，存在着东西方文化的极大差异，美国人想看的是完全中国化的，因而剧目以传统京剧如《汾河湾》、《打渔杀家》、《刺虎》、《贵妃醉酒》、《虹霓关》为主；苏联虽然与中国相距不远，但文化背影毕竟有很大差距，从这方面来说与美国相仿，因此主要剧目不变。但是另一方面，苏联又有深厚的戏剧传统，对戏剧的理论认识显然要高于美国，因此，梅兰芳特地加了一出《宇宙锋》。这出戏不仅是梅兰芳的代表作，也是“梅派”戏中刻画人物最多面最深刻，因而文化层次也最高的一出戏。
定好演员及剧目，下一步的工作就是排练，负责排练工作的自然是张彭春。访苏成员之一的姚玉芙曾回忆说：“梅剧团赴美演出时，每个节目都经张彭春排练过，于是剧团有一句口头语‘张先生上课啦！’”
一切准备就绪，梅兰芳正待上路，又发生了一段小插曲。如果乘火车去苏联，必须经过伪“满洲帝国”。梅兰芳明确向苏方表示：绝不会踏过日本侵略者侵占下的中国土地去苏联，否则宁愿取消此行。苏方见他态度坚决，不得已改派专轮将梅兰芳先接到海参崴，然后再在那里乘火车直达莫斯科。
1935年2月21日，梅兰芳在上海登上了苏方特派过来的“北方号”轮船。行前，苏联驻华大使鲍维洛夫在使馆为他们饯行，祝愿他们演出成功。同船赴苏的除了梅兰芳等剧团成员外，还有返苏回任的驻苏大使颜惠庆博士及其随员、中国电影代表团的明星影片公司经理周剑云夫妇和电影明星胡蝶、《大公报》驻苏记者、戈公振的侄子戈宝权。
经过近一个星期的航行，“北方号”于27日抵达太平洋海岸的重要商港海参崴。苏联国家乐剧协会特派专员罗加支基、海参崴地方当局代表、中国领事馆代表早已等侯在码头。简单的欢迎仪式后，梅兰芳驱车前往海参崴最豪华的契留斯金旅馆。他们在海参崴停留了三、四天，苏联远东州州长、中国驻海参崴总领事权世恩分别设宴招待。
紧接着，梅剧团和胡蝶等人换乘西伯利亚快车驶向莫斯科。
这个国家自十月革命后，已经历了近二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这对刚刚从战乱不断的国家走出来的人来说，都不免心存欣羡。去之前，梅兰芳对苏联的历史进行过全方位的了解，对“十月革命”，对十月革命的领导人列宁充满敬意。因此，他到莫斯科次日便去红场敬谒列宁墓，所献花圈缎带上款写着“敬献列宁先生”，下款“梅兰芳鞠躬”。他是第一个向列宁之墓敬献花圈的中国戏剧工作者。当天下午，他还在高尔基大街上的一家美术品商店购买了一尊列宁半身塑像。
这尊塑像作为当年的访苏纪念，梅兰芳一直放在家中的显赫位置，虽然几经战争或搬迁，但他始终精心保存，一直到解放后，他又将它从上海带到北京家中，放在书房里。在他1959年入党后曾对记者提起这尊塑像，说：“25年来，这尊塑像始终没有离开我身边，成为我精神上的鼓舞和支柱。在被日本军阀侵略的残酷处境中，流离颠沛的道路中，我看到他就增加了勇气，意志坚强地同恶势力作斗争。”这塑像却在梅兰芳死后的文革中被“造反派”砸毁。
由于此前苏方进行了大规模的宣传造势，“梅兰芳”三个大字以及画着中国宝塔的宣传画，在莫斯科街头到处可见，他被新闻界称为“伟大的中国艺术的伟大代表”。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编印了介绍梅兰芳与中国戏剧的小册子，即《梅兰芳与中国戏剧》、《梅兰芳在苏联所表演之六种戏及六种舞之说明》等，广为散发，以至莫斯科人手一份。
在这些宣传中，无一提到梅兰芳的性别，所有宣传画中都是他的剧照，因而普通百姓起初都以为梅兰芳是个女明星。恰在那时，电影明星胡蝶也在莫斯科，她那特有的演员气质使得不知情的人都指着她说是梅兰芳。更有些小孩子，见到大街上漂亮的中国女人，便一路追着喊“梅兰芳”。犹如在日本或在美国所掀起的“梅兰芳热”一样，那段时斯的莫斯科，人人都在谈论“中国来的梅兰芳”，人人都以看过梅兰芳的戏而深感骄傲。
梅兰芳在苏联的首场演出，是在3月23日，于高尔基大音乐厅。这间音乐厅中央是正厅、三面是包厢。演出那天，音乐厅两边的包厢分别挂着中、苏国徽，舞台幕布用的是梅剧团特制的绣有一株梅花、几枝兰花和“梅兰芳”三个大黑绒字的黄缎幕，颇具中国特色。
演出前，苏联对外文协会长阿罗舍夫就梅兰芳演艺作了一番演说。接着，中国驻苏大使颜惠庆向观众解释“忠孝节义”，说：“中国戏剧的剧情特色就在提倡忠孝节义，了解此要义即可理解中国戏剧的剧情。”最后，张彭春代表梅兰芳向观众致谢词。
当晚的剧目共有5出：梅兰芳、王少亭的《汾河湾》；刘连荣、杨盛春的《嫁妹》；梅兰芳的“剑舞”；朱桂芳、吴玉铃、王少亭的《青石山》；梅兰芳、刘连荣的《刺虎》。
和在美国演出时相仿，每出戏之前，都有专人分别用英、法、俄、德文向观众介绍剧情，让观众在了解故事大意的情况下欣赏梅兰芳的表演。演出结束后，掌声如潮，经久不息，在观众的一再要求下，梅兰芳谢幕达10次之多。
4月13日夜，梅兰芳在莫斯科大剧院举行了一场临别纪念演出。这所剧院建于沙皇时代，历史悠久，内部装璜华丽，画栋雕梁，中央为正厅，三面为包厢，共分为六层。它是苏联国家剧院，规定只准演歌剧和芭蕾，而这次却同意梅兰芳在这里上演中国京剧，可以想见梅兰芳在苏联戏剧界的地位是何等之高了。
这天的演出剧目是根据前14场演出情况精心挑选出的最受观众欢迎的梅兰芳、王少亭的《打渔杀家》、梅兰芳、朱桂芳的《虹霓关》、杨盛春的《盗丹》。这场临别纪念演出盛况空前，前去观看演出的不仅有以高尔基为代表的苏联文艺界知名人士，而且还有政治局大多数委员。据说斯大林也亲临剧院，就坐在二楼一个灯光较暗的包厢里，难怪那天的保卫工作很严密，剧院周围都有警察。
算一算，梅兰芳此次在苏联总共待了一个半月，除了演剧、必要的应酬外，他遍访名胜古迹，应邀参观了工厂、戏剧学校、电影学院和莫斯科历史博物馆举办的苏联十七年戏剧艺术展览，还观看了戏剧、歌剧、芭蕾。
反过来，对于苏联的艺术家来说，梅兰芳和他的京剧让他们大开眼界而大为惊叹之外，理论上也有颇多值得他们研究和学习的地方。正如苏联著名导演爱森斯坦所说：“我们研究京剧，毕竟不只是赞赏一下它的完整性就算完结。我们要从中寻求一种可以丰富我们自己的经验的手段。”然而，中国京剧这样一种恪守规范程式的艺术与苏联艺术家的思想体系完全不一致，他们又能从中学到什么？
当时的苏联戏剧界，正盛行戏剧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继承和发展了欧洲体验派的传统后所创立的表演体系，即：演员在表演时，应生活于角色的生活之中，每次演出都要感受角色的感情，将此内部体验过程视为演员创作的主要步骤。这是戏剧界的第一大流派——“体验派”。比如，演员在舞台上演一个角色时，他将没有了他自己，他将完全变成那个角色，与观众毫无任何交流，他只是通过他的表演去感染观众，尽可能让观众产生他就是那角色的幻觉。
斯氏的这一强调演员要在内心作多方面的深刻体验的理论，自然也影响到了电影界。爱森斯坦一方面是斯氏理论的拥护者，另一方面又在实践中发现演员在有了体验之后，却没有恰如其分的表现手段，而京剧的艺术手法和风格所强调的，却正是他们所缺乏的，所以他认为他找到了要吸取的经验，“就是构成任何一种艺术作品核心的那些要素的总和——艺术的形象化刻划。”
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体验派”完全相对立的是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的“叙述派”，这是世界戏剧界的第二大流派。布莱希特强调演员在创作过程中，应当理智，应当抽离于角色，即“我是我，角色是角色”，这自然与斯氏的“我就是角色”相悖。在表现手段上，“叙述派”多运用半截幕、半边面具、文字标题的投影、舞台机械与灯具的暴露、不时打断动作的歌曲、间离性的表演以及分离场面的蒙太奇等。手法虽然多种多样，但目的却只有一个，那就是要不断地告诉观众：我是在演戏，并时时提醒观众不要陷入剧情而不能自拔，而应该头脑冷静、理智。
布莱希特的“叙述派”理论体系在1935年梅兰芳到苏联演出时还没有成形，那时，他只是有某种朦胧感觉，却并没有清晰的概念。两年前，他因为希特勒疯狂迫害革命人士和进步作家而不得不离开祖国，远走他乡，流亡西欧和美国。梅兰芳到苏联演出时，布氏恰好正在苏联，便有幸观看了梅剧。令他难以置信的是，梅兰芳的戏，给了他极大的启发。次年，他撰写了一篇论述中国戏曲表演方法的文章《中国戏曲表演艺术中的间离效果》。在文章中，他盛赞梅兰芳为代表的中国戏曲表演艺术，认为他“多年来所朦胧追求而尚未达到的，在梅兰芳却已经发展到极高的艺术境界”。
现在看来，梅兰芳演剧中的如“自报家门”、“吟定场诗”、“旁白或旁唱”等使人物动作中断的表演手法，与布氏的“演员要抽离角色”的观念一致。这恐怕就是布氏的“叙述派”理论是受到梅氏的启发而最终确立的主要原因。
与布氏的“演员不能进入角色，有时还要站在角色的对立面”的严格要求不同，与斯氏的“演员要进入角色，与角色浑然一体”的严格要求也不同，梅兰芳的戏既要求演员在保持头脑高度清醒的同时有时也需要适当地或深入地进入角色，用真情实感去感动观众，力求做到“有我”与“无我”、“似我”又“非我”的辩证统一。为此，梅兰芳常引用“你看我非我，我看我我亦非我，他装谁像谁，谁装谁谁就像谁”这一戏曲联语，来说明戏曲表演艺术中创造人物形象的一个基本方法。
用戏剧界流行的术语“第四堵墙”分析，更可清晰地区分三者的不同。所谓“第四堵墙”，通俗地说，就是匣形的舞台的左、右、后用布景构筑的内景便形成了三堵墙。斯氏理论认为：演员和观众之间，也就是舞台和观众席之间应该有一道第四堵墙，它隔断了演员和观众之间的交流；布氏理论则认为：要打破这第四堵墙，让演员和观众之间能够产生交流；对于梅兰芳来说，这堵墙根本不存在，也就无所谓打破不打破。
如此分析后，可发现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莱希特的戏剧理论是截然相对立的，而梅兰芳的戏剧理论却是中立的、折中的，因而更健康、更艺术。从梅兰芳演剧对布莱希特戏剧理论的影响，以及梅兰芳戏剧理论体系的最终确立可知：梅兰芳1935年的访苏演出，意义重大，影响也最大，甚至超过了访日和访美。
1981年，中国戏剧教育理论家黄佐临在一篇题为《梅兰芳、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莱希特戏剧比较》的文章中，全面论证了中国传统戏曲的八大外在和内在的特征，把它提升到理论高度，并率先将梅氏、斯氏、布氏三者不同的戏剧理论归纳为“世界三大戏剧理论体系”。
与余叔岩
从苏联返回上海的梅兰芳，差点儿又和孟小冬相遇。因为此时，孟小冬也来到了上海，她是应邀来沪参加赈灾义演的。同时，梅兰芳也接到了邀请。
这年夏天，长江中下游地区爆发大规模的洪灾，众多省市受淹，导致灾民无数。为了赈灾，杜月笙在上海发起成立了“筹募各省水灾义赈会”，自任会长。义赈会的一个很重要的活动，就是遍邀名伶进行演剧筹款，也就是名伶们常常参加的赈灾义演。为配合义演，黄金荣将其创办的黄金大戏院贡献了出来，供免费使用。整个义演活动，持续了一个月。
按照事先计划，义演分成两期。参加第一期义演的名流、名票和名伶，有杜月笙的妾姚玉兰、上海流氓大享之一张啸林、银楼小开裘剑飞（周信芳的大舅子）等，以及金少山、姜妙香、萧长华、刘连荣、朱桂芳、王少亭、苗胜春、盖三省等，还有就是刚刚从苏联演出回来的梅兰芳。
如果说在这一期里最引起轰动的演员，不是张啸林，也不是梅兰芳，而是姚玉兰。义赈会，是杜月笙发起的；义演，是义赈会组织的重要活动。作为杜月笙的妾，姚玉兰当然倍受瞩目。她不但一人独演了《逍遥津》、《刀劈三关》、《哭祖庙》、《李陵碑》等传统老生戏，还反串了老旦戏《钓金龟》。然后，她又和梅兰芳合作了一出《穆柯寨》。最后一天的演出尤为精彩，杜月笙亲自上阵，客串了一出《落马湖》，然后，梅兰芳和姚玉兰合作《四郎探母》。
在这样的一个名伶齐聚的场合，不可能缺了孟小冬。何况这次义演是杜月笙组织的，姚玉兰似乎又是主角，而孟小冬和姚玉兰是结拜姐妹，杜月笙对孟小冬又早已情愫暗生。因此，他们无论如何都会邀请孟小冬的。然而，孟小冬并没有参加第一期的演出。这或许是杜月笙的刻意安排。
于是，孟小冬参加了第二期的义演，和章遏云并挂头牌，主演大轴。原定计划，她是要演12天的，但实际上只演了8天。后面4天，她因病回戏了。这个时候，她的身体非常不好，尽管她此时只有28岁。其实在平、津演出时，她就因为身体原因演完一场后往往会休息好几天。这次在上海，她不得不天天登台，而且演的又都是极度消耗体力的吃重大戏，如全本《珠帘寨》、全本《法门寺》、全本《四郎探母》等，因此在咬牙坚持了8天后，再也撑不下去了。
至于孟小冬的身体何以如此，除了自然体质外，不排除有其他因素。有人曾经分析说，她唱戏，绝对地认真到倾尽全力，甚至一个字、一个腔都从来不马虎不敷衍，因此她唱一出戏，相当于别人唱几出戏。长年如此，体力消耗极大，无形当中损伤了身体。客观地说，这并非主要原因。很明显，她是在和梅兰芳分手、重新登台后，才表现出身体欠佳的。
自从嫁给梅兰芳后，孟小冬就退出了舞台，人说唱戏的拳不离手、曲不离口，而她一“离”就是四年多。这四年多的疏离，需要数倍于四年的时间和精力才能挽回。和梅兰芳分手后，她痛苦而绝食，然后长年吃斋，无论是身体还是心理，都遭到极大损害。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她也像梨园行许多艺人一样，嗜好抽大烟。这一切，都使恢复登台的她感到前所未有的吃力。
为此，她更加痛苦。感情受挫后的痛苦，她可以用恢复唱戏来弥补，而不能唱戏的痛苦，该用什么来弥补呢？后来成为梅兰芳秘书的上海戏曲评论家许姬传去探望病中的孟小冬，孟小冬对他说：“我是从小学艺唱戏的，但到了北方后，才真正懂得了唱戏的乐趣，并且有了戏瘾，这次原定唱四十天（此说有误），现在突然病倒了，我觉得此后不能长期演出，我的雄心壮志也完了。”
当她和梅兰芳结合后，她以一般女人惯有的思维认定找到了感情归宿，从而甘愿放弃了艺术追求。那时，她没有因为“不能长期演出”而感到“雄心壮志完了”。当她失去了感情依靠时，她这才觉得“能长期演出”是她的“雄心壮志”。只可惜，她醒悟得迟了些。
生活在北平的孟小冬，并不拒绝南下上海；生活在上海的梅兰芳，当然也不拒绝北上北平。一旦有机会，孟小冬明知道梅兰芳生活在上海，也还是心平气和地南下；梅兰芳明知道孟小冬生活在北平，也照样坦坦荡荡地北上北平。只不过，梅兰芳在离开北平长达4年之后，才于1936年回了一次北平。
此次回北平，梅兰芳做了三件大事：一是收了李世芳为徒；二是见了杨小楼最后一面；三是跟弟子程砚秋打了一次对台。
和梅兰芳一样，杨小楼不仅是京剧界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也是一位爱国志士。北平、天津沦陷前，冀东24县已经被汉奸所控制，距北平不远的通县就是伪冀东政府的所在地。1936春，伪冀东长官殷汝耕为庆贺生日，在通县举行大规模的堂会。此时，北平最大名角便是杨小楼，他也就成为他们的主要邀请对象。但是，他们无论是以通县到北京乘汽车只用一小时为由，还是允诺给加倍的包银，甚至提出加倍的包银还嫌少的话，任由杨老板开，杨小楼始终不松口。
梅兰芳回北平后，去探望杨小楼，和他说起此事，劝说道：“您现在不上通县给汉奸唱还可以做到，将来北平也变了色怎么办！您不如趁早也往南挪一挪。”
杨小楼似已做好了“北平变色”后的准备，他说：“很难说躲到哪去好，如果北平也怎么样的话，就不唱了，我这么大岁数，装病也能装个十年八年，还不就混到死了。”
一年后，北平沦陷，杨小楼果然称病再也不肯登台，不久就病逝了。因此，梅兰芳这次和杨小楼相见，竟是他俩的最后一次。
众所周知，四大名旦中的梅兰芳和程砚秋关系最为特殊。程砚秋曾经拜师梅兰芳，两人有师徒情谊。今天重提这对师徒，许多老戏迷仍然津津乐道于他俩的两次“打对台”，一次是在1936年，一次是10年后的1946年。对于某些不怀好意的人来说，他们也很愿意看到师徒对台的情景，因为他们又有了挑拨离间、煽风点火的机会。但实际上，这样的对台戏，是一种正常的艺术竞争。
宽泛地说，他俩的第一次打对台并不是在1936年，而是在1924年4月间。当时，程砚秋连续公演了两部新戏，《赚文娟》和《金锁记》，上座极盛，按照程师罗瘿公的说法，为京师剧场之冠。这个时候，能与程砚秋抗衡的，只有梅兰芳。虽然梅兰芳此时只有一部新戏，那就是《西施》，但他毕竟是旦行翘楚，声名无人能挡，无论演新戏，还是重拾旧剧，都极具号召力。因此，罗瘿公在写给朋友袁伯夔的一封信里，这样说：“近者，偌大京师各剧场沉寂，只余梅、程师徒二人对抗而各不相上下。梅资格分量充足，程则锋锐不可当，故成两大之势。”
严格说来，这次对台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打对台，只是不凑巧，在整个京城剧界颇有些萧条的情况下，只有他俩仍然活跃在各自的舞台上。从程砚秋的内心来说，此时，他也并没有要与师傅打对台的故意。
程砚秋不仅没有这方面的想法，甚至在有机会与师傅打对台时，竟然为顾及师傅，主动放弃了一次对台的机会。那是在两年后，他结束在香港的演出，回京途中路过上海。在他去香港前，曾与上海“共舞台”的老板约好，待他自港回来后，在上海唱一个月。然而，当他回到上海，准备履行他之前的承诺时，意外地发现，梅兰芳受上海“丹桂第一台”之约，正准备来沪演出。考虑到此时留沪演出一个月，期间势必要与梅兰芳打对台。他对梅兰芳是尊敬的，他不愿意看到师徒对台的情景，他认为这样做，是对师傅的大不敬，肯定会伤害到梅兰芳，尽管他这个徒弟并不一定能赢得了师傅，但他还是决定避开为好。于是，他和“共舞台”商量后，提前返京。
在梨园界，师徒之间、长辈与晚辈之间打对台，是经常发生的事。大多数情况下，都不是他们故意要和对方过不去，而只是巧合不幸遇上罢了。
梅兰芳迁居上海后，京城戏院旦行的领袖人物也就是程砚秋了。在这几年里，尽管程砚秋其间出国考察了一年多，但相比梅兰芳，京城的观众还是看程多于看梅的。因此，1936年，当离京数年的梅兰芳首次北返，并且重新登台，自然吸引了大量渴求已久的梅迷们。加上他将票价只定为1.2/张，并不昂贵，而且与他配戏的演员阵容十分强大，有老生杨盛春、小生程继仙和姜妙香、丑角萧长华等，演出的剧目又多是梅派名剧。所以，包括杨小楼在内的名角儿自知不是对手，也就主动减少演出场次，避开梅的锋芒。只有程砚秋毫不畏惧。
这个时候的程砚秋也早已不再是只为吃饭而唱戏的普通演员了，他有了自己独特的艺术思想，也对戏剧有了更深的认识。他出国了一次，不是演出，而是考察，他对自己长期的演出实践进行了理论总结。同时，他对师徒关系，对打对台戏，也有了不同于以往的认识。他不再以为与师傅打对台就是对师傅的不敬，相反，他认为只有一代超越一代，社会才能不断进步。更重要的是，出于自身生活的考虑，也为了不影响全团演员一家老小的生活，面对师傅的强大号召力，他也不能退缩。于是，他执意在前门外的中和戏院，在杨小楼等人每周只敢演一场的情况下，坚持每周演出两场。
虽然程砚秋的演员阵容也十分强大，演出剧目也都是程派拿手戏《金锁记》、《碧玉簪》、《青霜剑》、《鸳鸯冢》等。但是，在这场师徒对决中，他还是不敌梅兰芳。除了梅兰芳的号召力，以及久未在京城露面的原因外，也有其他客观原因。比如，程砚秋所在的中和戏院离梅兰芳所在的第一舞台相距只有两里路，观众花同样的价钱，不如去看梅兰芳。另外，中和戏园只能容纳800人，比第一舞台要小许多。所以，单纯就观众人数论，程砚秋也不可能胜得了梅兰芳。
此番师徒对台，外界传言甚众，多是说徒弟程砚秋故意为之，实有不敬之嫌。当然，支持程砚秋者也有不少，他们觉得他能够不惧师傅声威，勇于挑战的精神着实令人敬佩。这于他自己，于中国戏剧都有益无害。
整个1936年，孟小冬因为身体原因，很沉寂，不怎么登台，甚至不怎么露面。梅兰芳返回北平的消息，她是应该知道的，哪怕没有人特意告诉她，她也能从报纸上刊登的演出广告中获悉，只不过，无人能知道她当时的真心内心。也许暗起波澜，也许无动于衷。
完成在北平的那三件大事后，梅兰芳重返上海。次年5月，孟小冬南下上海。这次，她是应邀来参加黄金大戏院搬迁后的开幕典礼。
开幕典礼很热闹，除了孟小冬，戏界还有专程从北平赶来的四大名旦之一的尚小云、名武生李万春，还有老生马连良、名旦张君秋、“芙蓉草”赵桐珊，以及叶盛兰、马富禄等。杜月笙笑言，这“可称得上是一场‘群英会’了”。典礼后的第一场戏，是马连良和张君秋合作的《龙凤呈祥》。不过，最出人意料，也最出彩的一个环节，是开幕仪式中的剪彩礼。主办方别出心裁，特别设计了孟小冬、陆素娟、章遏云三位女伶参与剪彩。
令人奇怪的是，既然又是一个名伶齐聚的场合，主办方大费周张从北平邀请名伶，却为什么单单缺了生活在上海的梅兰芳呢？难道为了避开孟小冬？其实，梅兰芳此时并不在上海，而是去了长沙和汉口。三月左右，他到长沙演出。之后，他第四次赴汉口演出，随行的有萧长华、奚啸伯、王少亭、刘连荣、王泉奎、朱桂芳等。演出的主要剧目，是他新创排的应合抗战的大戏《生死恨》。
因此，不论有意还是无意，此次，梅、孟二人又一次失之交臂。又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主办方特别邀请了陆素娟，而且让孟小冬和陆素娟共同剪彩，这不免让人浮想连翩。
人称“第一美人”的陆素娟出身于京城的八大胡同，曾经是韩家潭西口“环翠阁”的名妓，自幼嗜剧，12岁时开始学戏，初学老生，串演过《珠帘寨》，后转学青衣，主工梅派，师从朱桂芳，更频繁观摩梅兰芳演出，渐渐地就成了梅派传人了。
在梅兰芳迁居上海后，北平的梅迷们看不到正宗的梅戏，只能看梅派传人的梅戏，特别爱看陆素娟的戏。一来陆素娟学梅学得有板有眼，很得精髓；二来梅兰芳走后初期，他原来的班底赋闲了下来。他们跟惯了梅兰芳，眼界很高，不太愿意跟其他人。但时间长了，没有收入生活成了问题，他们也只好屈就。挑来挑去，就跟了陆素娟——毕竟是唱梅派的嘛。在没有梅兰芳的情况下，陆素娟率梅剧团的其他成员唱梅戏，多少也能让戏迷们望梅止渴。
如今，孟小冬跟正宗的梅派传人陆素娟站在一起，使好事者们热血贲张。他们似乎又看到了孟小冬和梅兰芳，忍不住又想起他俩过去的种种。有了这样的“噱头”，黄金大戏院的这次开幕典礼，赚足了世人的眼光。
孟小冬此次赴上海，对她来说，是她人生的一次重大转折——她成了杜月笙的又一个女人。促成他俩关系的，正是杜月笙的四姨太姚玉兰。
姚玉兰嫁给杜月笙后，因为只是四房，所以未能住进杜公馆，而只能另择新屋。杜月笙的前几房太太都是苏州人，很齐心，共同抵制姚玉兰。长期以来，姚玉兰孤立无援，心情一直很郁闷。她知道杜月笙对孟小冬有好感，而且很想占为己有。如果出于女人本能的嫉妒心，她似乎应该很排斥孟小冬。事实却相反。
也许是因为她一方面很清楚杜月笙的为人，自己绝不可能是杜的最后一个女人，既然如此，还不如为杜物色一个跟她有亲密关系的人。这样一来，杜肯定会对她感激万分而不至于有了新欢而厌弃旧爱，她也因此能长保自己的地位；另一方面，她也需要有人跟她结成妾的同盟，共同对抗杜的那几个苏州女人。孟小冬显然是很合适的人选。她也是北方人，她们又是结拜姐妹，杜月笙早已对她垂涎三尺，而她刚刚经历感情挫折，正处于感情脆弱期。
于是，这次，在孟小冬抵达上海后，姚玉兰万分殷勤地邀请她住进她和杜月笙的家。孟小冬照办了。三人同在一个屋檐下，该发生的事就发生了。也许一开始孟小冬有被迫的成分，但是后来，她还是接受了既成事实。
虽然外人很难因此指责孟小冬，但许多人对她的选择还是表示出巨大的不解和遗憾。如果说她和梅兰芳结合，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感情的需要，那么，她跟杜月笙在一起，是出于什么呢？是因为钱？是因为权？还是也因为感情？外人无从知晓。从另一个方面说，当初，她绝然和梅兰芳分手，不是因为她不能容忍“妾”的身份吗？她不是认为梅兰芳负了对她“两头大”的承诺吗？那么，如今，她又为什么愿意跟有四房姨太太的杜月笙牵扯在一起，而且还无名无份？或许，只是因为她寂寞，她孤独，她脆弱，她需要依靠。
从5月到7月，孟小冬和杜、姚同住了两个多月。“七#8226;七”事变后，国内形势严峻，杜月笙和姚玉兰为避战祸，离沪去港。孟小冬没有同去。此时，她没有名份。于是，她只好孤身一人返回北平。
孟小冬刚刚离开上海，梅兰芳结束在外地的巡回演出后，返回了上海。上海已继北平“七#8226;七”事变、上海“八#8226;一三”淞沪抗战后沦为日寇天下。全国人民开始进入艰苦的八年抗战时期。
树大招风，就梅兰芳的名气，日本人、汉奸都是不会放过他的。当然，他们也不至于无怨无故将他抓去杀了，但请他唱戏以“劳军”、作些“大东亚共容”之类的宣传还是大有可能的。在日本人看来，他曾两次访日，与日本的关系非同一般。如果他不情不愿，性命也是难保的，梅兰芳深知自己的处境。
果然，在他回到上海不久，就有人找上门来，希望他到电台播一次音，至于播什么音，说什么话，自然是明摆着的。梅兰芳既然早已明白自己的处境，所以对此也早有准备，他沉着冷静地以正准备赴香港和内地演出，实在抽不出时间为由给了来人一个软钉子。
虽然取得了第一个交锋的胜利，但梅兰芳深知有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不久，又有人找上门，苦口婆心地劝他演几场营业戏，并声称“营业戏与政治毫无关系”。说实话，这句话确实有些让梅兰芳动心。唱戏的以唱戏为生，唱戏是唱戏的职业，是饭碗，是赖以养家糊口的工具，不唱戏则意味着将一无所有。梅兰芳有些犹豫，但始终又拿不定主意，于是去找几位朋友商量。
大家对此众说不一，有的说：“虽然上海陷落，为了养家糊口，做生意的照常做生意，我们唱戏的唱几场营业戏，是给老百姓看的，又不是为敌人演出，有什么关系呢。”对此，冯幼伟表示反对，他的理由是：“虽然演的是营业戏，可是梅兰芳一出台，接着日本人要你去演堂会，要你去南京、东京、‘满州国’演出，你如何回绝呢？”
1957年，梅夫人福芝芳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我们家的大主意都是大爷自己拿，这一回我可是插了句嘴。我悄悄地提醒他：‘这个口子可开不得！’，还真和他碰心气了，他当时把香烟一下子掐灭，立起身来大声说：‘我们想到一块儿了，这个口子是开不得！’”。就这样，他再次拒绝登台。
不能说梅兰芳说要到香港演出完全是欺骗，他确有此考虑。那时候的人要想逃离日寇统治区只有两条路，不是去内地就是去香港。“播音事件”的发生促使梅兰芳下定了尽快离开上海去香港的决心。他首先利用冯幼伟到港公干之便请他预为布置，又委托交通银行驻香港分行的许源来代为与香港利舞台联系赴港演出事宜。
一切安排就绪后，梅兰芳于1938年春率梅剧团到达香港。在利舞台演出了一段时间后，剧团其他成员北返，梅兰芳就此留在了香港，住在香港半山上的干德道8号一套公寓里达4年之久。
到了香港后的梅兰芳这才发现杨小楼所说“很难说躲到哪去好”的确是有先见之明的。香港不是世外桃园，上海的流氓恶势也早已蔓延到了香港。梅兰芳在利舞台演出期间就曾发生过一起冯幼伟被流氓毒打事件。
冯幼伟因为帮助梅兰芳赴港演出得罪了上海的一个流氓头子芮庆荣（外号小阿荣）。当时，芮庆荣很想包办梅兰芳赴港演出事宜，多次找过梅兰芳，但没有成功，他怀疑冯幼伟从中使坏，便侍机报复。到港后，冯幼伟按惯例每晚到利舞台看梅兰芳演出，戏散后，他还要到后台与梅兰芳闲谈几句，然后再回位于浅水湾的住宅。
一天夜里，冯幼伟未等梅兰芳卸完妆就先告辞了，可走后不久又满脸满身鲜血跌跌撞撞地回来了，把正在卸妆的梅兰芳和正陪梅兰芳说话的许姬传吓得不轻，他们打了急救电话后，方问冯幼伟事情经过。原来，他走出利舞台不远，突然感觉有人从身后冲过来，未及反应，就被一闷棍打倒在地，幸得路人相救。凶手见周围人太多便丢下作案的凶器，一根外面裹着旧报纸的圆铁棍。这根铁棍是圆的，否则，冯幼伟也就不会是流点血那么简单了。不过，他的伤足足养了半个多月才见好转。
离开了上海，梅兰芳初以为就此可以安心了，冯幼伟被打一事让他已经放下的心复又悬了起来。流氓打的是冯幼伟，不能不说还含有威胁他梅兰芳的意思。香港也不安全，他还得加倍警惕。演出结束后，他便深居简出，以学习英文和世界语、画画、打羽毛球、集邮、与朋友谈掌故、收听广播打发每一天，偶尔外出看看电影，有时晚上拉上窗帘悄悄唱几段，吊吊嗓子。
梅兰芳不曾想到，这年年中，孟小冬也悄悄来了一趟香港。
自从和杜月笙、姚玉兰于上海分别后，孟小冬回到北平。时局动荡，戏自然是无法演了。她一方面安心休养，一方面也可能是因为百无聊赖，竟收养了一个小女孩为养女。这个女孩乳名大玉子，后来人称“玉妹”。此时，孟小冬实足30岁，仍然孤身一人，没有自己的家庭，更没有子女。“没有子女”的说法并不准确。据说，她在北平时生过一个女孩，后来送了人。或许她对未来能否有一个正常的家庭生活感到失望，这才动了收养的念头吧。
远在香港的杜月笙无法忘却孟小冬，也为她仍身处日寇占领下的北平而感到不安。于是，他通过留在上海的账房先生黄国栋，给孟小冬写了一封信，让她也去香港。可以想见，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孟小冬收到杜月笙的信，该是如何得心暖。她或许会认为，杜月笙对她是真心的，也只有他（当然还有姚玉兰）能够给予她温情。于是，她立即收拾行装，动身去了香港。
不知为什么，孟小冬在香港只逗留了几个月。然后，她又孤身一人，途经上海返回了北平。颇为神秘的是，去港时，孟小冬身边只有一只皮箱；北返时，她带了五只皮箱。与此同时，杜月笙写信给黄国栋，让他负责护送孟小冬北归，并确保她，还有那五只皮箱的安全，并特别嘱咐不能让日伪查扣皮箱。黄国栋虽然并不知道那些皮箱里装了什么，但他恪尽职守，以手上的一张“特别通行证”将孟小冬安全送抵北平。至于皮箱里的东西，无人能知。
1938年的梅兰芳，在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他卸下名人光环，抛下一切辉煌，在香港过着深居简出的平凡生活；1938年的孟小冬，却很高调。这年十月，也就是她自港回平后不久，正式拜老生泰斗余叔岩为师，并在众人的祝贺声中，照老规矩行了拜师礼，成为余叔岩唯一的女弟子。
对于余叔岩，梅兰芳和他颇有渊源。
大约在1918年秋天的时候，梅兰芳在喜群社挂头牌。有一天，冯幼伟来找他，对他说：“前两天，李（经畲）先生来找我，和我商量叔岩搭班一事，他曾劝叔岩搭班，说是不能总是长此闲居，叔岩表示‘只愿与兰弟挎刀’，所以，李先生来找我，让我来问问您的意思。”
“叔岩”便是余叔岩。他比梅兰芳大4岁，名第褀。和梅兰芳一样，他也出身梨园世家，祖父余三胜与程长庚、张二奎并称为老生“前三鼎甲”。他的父亲余紫云是著名的旦角演员，也是“花衫”行当的奠基人。余叔岩自小宗谭（鑫培）派，天资聪慧而有“小小余三胜”、“小神童”之名。也正因为如此，他沉沦一时，倒嗓后，嗓子难以恢复而憾别舞台。他曾对梅兰芳感慨道：“咱们这一行，刚出门，红起来时，的确得有人看着，太自由了，就容易出岔儿。”
好在余叔岩清醒后，对过去的行为，很后悔。这时，他结交了不少外行朋友，这些朋友中有的是父亲余紫云的故交，有的是自己的新朋，他们无不赞叹他在“小小余三胜”时代的辉煌，对他倒仓后嗓子的衰败无不惋惜万分。他们力劝他钻研剧本文学，讲求声韵，辨别精粗美恶，并且注意生活作风。在大家的规劝下，他从此振作起来，开始学习谭派艺术。
经过几年的刻苦锻炼，余叔岩的嗓子有所恢复，也恢复了自信。这时，梅兰芳已经大红。余叔岩一心想跟梅兰芳合作，就是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为兰弟挎刀”。梅兰芳也很乐意，他提议让余叔岩加入喜群社。
对于梅兰芳的提议，喜群社其他人纷纷表示反对。他们认为班社里已有头牌老生王凤卿，再加入一个也唱老生的余叔岩，戏码不好分配，而且还要增加开支。梅兰芳坚持说：“我已经答应了叔岩，你们务必把这件事办圆了。”他们看在梅兰芳的面子上，只好同意，但表示余叔岩的戏码排在倒三，戏份是王凤卿的一半。
当时，梅兰芳戏份是每场80元，王凤卿是每场40元。这样，余叔岩只能拿到每场20元。梅兰芳认为给余叔岩的戏份过低，试图再为他争取一些。王毓楼、姚佩兰以余叔岩还要带钱金福、王长林等陪他唱的配角同时加入，这些人也要另开戏份，所以负担过重为由拒绝了梅兰芳的要求。梅兰芳考虑到王毓楼、姚佩兰也存在着实际困难，便也不再坚持，但他很担心余叔岩不答应。意外的是，余叔岩毫不在乎戏份，满口答应。从此，两人开始了一段时间的合作。
不久，两人首次合作《游龙戏凤》。这天晚上，吉祥戏园座无虚席，许多内行、票友都赶来要一睹梅、余的初次合作。
在后台时，梅兰芳发现余叔岩有些紧张，摸摸他的手，果然是冰凉的，他知道余叔岩肯定在担心自己的嗓子在关键时刻出问题。余叔岩之所以紧张，不完全是为了他自己，也担心如果自己出问题而连累了梅兰芳。梅兰芳安慰他：“三哥，沉住了气，这出戏，我们下的功夫不少，大家都烂熟的了，您可别嘀咕嗓子。”
余叔岩怕梅兰芳因担心他而影响心情，便连忙挤出笑道：“我听您的。”说完，他故作镇静劝梅兰芳不必担心他，梅兰芳就回到了自己的扮戏房。
开锣后，余叔岩首先出场，梅兰芳在门帘边听到喝彩声，始终提着的一颗心才算慢慢放下来，但他仍听得出余叔岩因为还有些紧张的原因，嗓音有些闷。梅兰芳出场后，余叔岩好像有了依靠，或者说得到了鼓励，他的心情这才慢慢得以平静，越唱越好，嗓子也随之唱开了、唱亮了。
之后，余叔岩的嗓子越变越好，名声随之越来越大，渐渐超过了喜群社里另一个老生王凤卿。但是，按照事先说好的，余叔岩的戏份只能是王凤卿的一半。如果两位老生同台，余的戏码还比须排在王之前。这一切，都让余叔岩心里有些不舒服。梅兰芳也看在眼里。有一次，喜群社在开明戏院演出。梅兰芳特地将余叔岩主演的《珠帘寨》列为大轴，而他自己，在戏里配演了一个小角色。明眼人一看便知，梅兰芳试图以此方式安慰余叔岩。
1920年，杨小楼组织了“中兴社”，邀请余叔岩加入。余叔岩认为是该离开梅兰芳的时候了。梅兰芳舍不得他走，一再挽留。不过，他的心里很清楚，所谓“一山容不下二虎”，喜群社里有王凤卿，余叔岩就难有出头的机会。如果他跟王凤卿分手，余叔岩肯定就会留下来的。但是，那样做又对不起王凤卿。反过来，余叔岩当初进入喜群社，是知道自己在社里的身份的，梅兰芳当初并没有欺瞒他。那时，余叔岩无甚名气，正处于默默挣扎的状态，自然不计较。如今，红了，名声大了，却又对这样的身份感到不满了。对此，很多人都看不惯，背地里议论他翅膀硬了，就要飞了。
梅兰芳却很大度，他甚至这样对余叔岩说：“这一年多来，让三哥挎刀，确实委屈您了。可是凤卿与小弟合作多年了，我第一次赴上海，打开南方的局面，靠的就是凤卿，如今我又怎能撇开他呢？一切都请三哥包涵了。”
余叔岩表示他是很感激梅兰芳的。客观地说，没有梅兰芳，也就没有他余叔岩的今天。他其实是依傍着梅兰芳，才重新崛起的。所以，他对梅兰芳，自然毫无怨言。只不过，人往高处走，他的去意已定。梅兰芳见拦不住，也就不说什么了。两人约好，最后合作一次《游龙戏凤》。
那天的演出，观众情绪十分高涨，他们知道，这是梅、余二人的分手演出。戏演到一半，出问题了。当时，观众席中有不少直系军阀的军人，一直一边看一边指手划脚议论着。当演到梅兰芳演的李凤姐和余叔岩演的正德皇帝的一段对话时，他们炸开了锅。这段对话是这样的：
李凤姐：有三等酒饭。
正德：哪三等？
李凤姐：上中下三等。
正德：这上等的呢？
李凤姐：来往官员所用。
正德：中等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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