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一些消息灵通人士大胆猜测,此事的幕后主使很可能是另一个跟郭子仪平起平坐的帝国大佬。
他是谁?
不是别人,正是独掌禁兵的首席宦官鱼朝恩!
人们如此猜测的理由是:鱼朝恩素来嫉妒郭子仪功高,当初就曾处心积虑地利用“邺城之败”整倒了郭子仪,没想到郭子仪这几年又东山再起,鱼朝恩吞不下这口气,总想找机会再把他打压下去。然而,当今天子对郭子仪甚为倚重,况且郭子仪又手握重兵,鱼朝恩明里找不到机会,只好在暗中做下这等卑鄙龌龊之事,以泄心头之愤。
对于坊间的议论,代宗当然也有耳闻。
尽管他不太相信这件事是鱼朝恩所为,可关键的问题是——郭子仪会怎么想?倘若郭子仪听信坊间风传,或者利用坊间风传,愤然举兵讨伐鱼朝恩怎么办?
如今,这个相对平衡的三角政治格局是朝政稳定、社稷安宁的基础,假如此局一破,各种或明或暗的政治或军事力量势必展开一轮新的博弈,到那时候,社稷就永无宁日了!
代宗对此忧心忡忡。
不久,郭子仪从奉天入朝述职,代宗小心翼翼地跟他提起了盗墓的事情,同时不无紧张地看着他的反应。
郭子仪很清楚天子在担心什么,因此自然知道该怎么回答。他沉默片刻,随即泫然涕下,用一种既伤心又无奈的口吻说:“臣长期领兵,未能有效约束部分士卒的暴行,以至盗挖坟墓的事情屡有发生。臣今日遇到这种事,只能说是天谴,与任何人无关。”
“今日及此,乃天谴,非人事也。”(《资治通鉴》卷二二四)
代宗闻言,顿时如释重负。
这话说得真好,不愧是识大体、顾大局的三朝元老啊!
大历四年(公元769年)正月,时值新春佳节,郭子仪照例回朝述职。初七这一天,他忽然收到了一封请柬。
请柬是鱼朝恩让人送来的,盛情邀请他一起去章敬寺进香礼佛。
章敬寺可不是一般的寺院,那是两年前鱼朝恩献出自己的一座豪宅,专门为死去的章敬太后(代宗之母)祈福而修建的。据说此寺“穷壮极丽”,工程量非常大,耗费的建材数量也极为惊人,整个京畿地区能够买到的木材全部投入都不够用,最后只好拆了曲江行宫和骊山华清宫的一部分,才算把这座寺院盖完,整个工程耗资“逾万亿”。
毫无疑问,这座章敬寺虽然挂着为章敬太后祈福的名义,实则无异于鱼朝恩的私人寺院。现在,鱼朝恩居然请郭子仪到这里进香,破天荒地向郭子仪示好,究竟是何用意?他是在向郭子仪伸出橄榄枝,还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
郭子仪对此颇感迷惑。
不过,很快就有人帮郭子仪廓清了迷惑,提供了答案。
答案的提供者就是当朝首席宰相元载。他私下通过郭子仪的亲信向他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信息——“朝恩谋不利于公。”
也就是说,鱼朝恩是准备在章敬寺埋设伏兵,打算趁郭子仪不备把他一举除掉!
然而,这个信息不仅没有帮郭子仪廓清迷惑,反而在他的心头罩上了更多疑云。因为,元载跟郭子仪平时不过是在场面上哼哼哈哈、彼此敷衍而已,双方并无私交,他为什么要告诉郭子仪如此重要的信息?再者,元载是如何知悉鱼朝恩的阴谋的?他这么说有没有凭据,是不是在诬陷鱼朝恩?
疑团一个接着一个,让郭子仪难辨真伪、百思不解。
代宗朝廷的三角政治格局又一次出现了破局的危机。这个危机是否可以化解,就看郭子仪作何选择了。
郭子仪的选择很简单——去。
就算是龙潭虎穴,他也必须去闯一闯。
左右将领都劝郭子仪在衣服里面套上一件铠甲,同时带上三百名武装侍卫,以防万一。但郭子仪没有同意。他说:“我是国之大臣,鱼朝恩若无天子之命,岂敢加害于我?假如他真奉了天子之命,你们又能改变什么?”
随后,郭子仪欣然赴约,身边只有两三个家僮跟随。
鱼朝恩亲自站在章敬寺门口迎接,一见郭子仪随从那么少,大感意外,惊问何故。郭子仪就把那个“章敬寺设有伏兵”的消息告诉了鱼朝恩,然后笑着说:“我之所以不带多人,就是怕您动手时麻烦。”
你可以把这句话当成毫无含义的玩笑,也可以把它视为大有深意的警告。究竟要作何理解,就看你鱼朝恩是否真的怀藏阴谋了。
鱼朝恩一听,赶紧捶胸顿足,赌咒发誓,说绝没有什么“伏兵”之事,这都是小人陷害,企图离间二人关系云云。最后,鱼朝恩紧紧握住郭子仪的手,眼里挤出几滴浑浊的老泪,动情地说:“如果郭公不是一位忠厚长者,岂能对我不起疑心啊!”
当天,章敬寺太平无事,跟往常一样肃穆宁静。宾主双方携手礼佛,气氛轻松融洽,然后共享一顿丰盛精美的素宴,最后尽欢而罢。
没有人知道那天的章敬寺里是否隐藏着全副武装的刀斧手,也没人知道究竟是元载陷害了鱼朝恩,企图令鱼、郭二人鹬蚌相争,自己坐收渔人之利,还是鱼朝恩确实想除掉郭子仪,只是发现阴谋已经泄露,不得不临时取消了行动计划。
总之,那天什么都没有发生。
尽管如此,通过“章敬寺事件”,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这个三角政治格局并不稳固。
因为,除了郭子仪之外,鱼朝恩和元载都显得咄咄逼人,大有置其他二人于死地之势!
换言之,就算郭子仪可以凭借他的明智、谨慎和宽容屡屡避开危险、化解危机,可在鱼朝恩和元载之间,却迟早会爆发一场你死我活的争斗。
平心而论,在三个政治强人中,最骄横、最嚣张的还是鱼朝恩。史称其“专典禁兵,宠任无比,上(代宗)常与议军国事,势倾朝野”。此外,鱼朝恩最喜欢在大庭广众之下“恣谈时政,陵侮宰相”。元载在朝堂上虽然也很强势,可在鱼朝恩面前,有时候也不得不低眉拱手,“默不敢应”。(《资治通鉴》卷二二四)
有一件事颇能说明鱼朝恩的张狂。
那是大历元年(公元766年),一座新的国子监(国立贵族大学)在多年战乱后重新落成,“仅能执笔辨章句”的鱼朝恩却“自谓才兼文武”,忙不迭地学人家在讲堂上开讲经文。
有一次,国子监举行祭奠古代圣贤的仪式,礼毕照例要由一些硕学鸿儒升座登坛,为文武百官和学生们开讲儒学经典。于是,自认为满腹经纶的鱼朝恩就当仁不让、大摇大摆地上去了。
那天,鱼朝恩开讲的是《易经》。他专门挑了第五十卦“鼎卦”来讲。众所周知,鼎是国宝重器,象征国家权力,而鼎之三足则通常被用来指代宰相。鱼朝恩就开始借题发挥,大讲“鼎足折,覆公餗”。就是说,一个国家的宰相如果不得其人,就形同鼎的三足折断了,鼎就会倾覆,里面的食物便被白白糟蹋,犹如朝政被无能的宰相搞得乱七八糟。
当时在场的宰相有两个:一个是王缙,还有一个就是元载。
听到鱼朝恩借讲经之机公然侮辱在座的宰相,王缙当即怒形于色,而元载则怡然自得,脸上始终保持着一个矜持的笑容。
事后,鱼朝恩对左右说:“怒者常情,笑者不可测也。”(《资治通鉴》卷二二四)他的意思是:喜怒形于颜色的人最容易对付,不值得担忧;恰恰是该怒而不怒、面对侮辱而面不改色的人,才是深不可测、值得提防的对手。
鱼朝恩的判断没错,元载确实是个值得提防、深不可测的对手,但他并没有料到,元载还是个后发制人、能杀人于无形的对手。
这种人在时机来临之前往往很会装孙子,可以忍气吞声、逆来顺受,可以把你施于他的所有侮辱和伤害照单全收,但是反扑的机会一旦成熟,他就会毫不犹豫地出手,把当初遭遇的一切加倍返还于你,让你付出血的代价!
鱼朝恩尽管没有看错元载,但他毕竟还是低估了这个对手。
所以,他只能付出代价。
【破局:鱼朝恩之死】
很显然,在鱼朝恩、郭子仪和元载的三角博弈中,鱼朝恩已经逐渐居于强势地位。他因此越发忘乎所以,不仅视郭子仪和元载为无物,而且渐渐不把天子放在眼里。
满朝文武向天子奏事,可与不可都要凭天子决断,唯独鱼朝恩把奏章递上去之前,就已经料定事情必成了。换句话说,别人的奏章是在请求天子批准,他的奏章则仿佛是在通知天子执行。
此外,朝中大大小小的政务,只要事先没有知会他、没有让他参与决策的,鱼朝恩必疯狂叫嚣:“天下事有不由我者邪?”(《资治通鉴》卷二二四)
听到这样的悖逆之言,代宗李豫当然非常不爽,但是为了维护朝政的稳定,他也只能忍气吞声,假装没听见。
不过,人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到了大历五年(公元770年)正月,终于有两件事激起了代宗的愤怒,让他忍无可忍。
第一件事,是鱼朝恩及其手下居然在禁军中私设黑牢。
为何设立黑牢?
答案很简单:为了钱。
鱼朝恩手底下有两个心腹,一个是神策军都虞侯刘希暹,一个是都知兵马使王驾鹤。他们贪图长安某些富豪的财产,就撺掇鱼朝恩设立了一个秘密特务机构,并网罗了一帮地痞流氓,专门捏造罪证,诬陷某些富豪犯罪,然后将其打入禁军黑牢,百般拷打,迫使他们招供,最后再抄没他们的全部家产。
表面上,这些没收的财产是入了禁军的府库,事实上谁都知道,入公账的只是零头,绝大多数则落进了鱼朝恩、刘希暹、王驾鹤等人的私人腰包。
由于禁军不受任何部门管辖,且自设黑牢不必走任何司法程序,所以鱼朝恩等人就这么肆无忌惮地干了好几年,不知有多少富豪死于非命,也不知有多少巨额财产落到了他们手里。
得知这件事后,代宗李豫大为震惊。
天子脚下,皇城根儿,居然发生了这种事,国法何在?朝廷纲纪又何在?
正当代宗为此又惊又怒的同时,鱼朝恩又变本加厉地搞出了一个“紫衣事件”。
鱼朝恩虽是宦官,但养了一大群儿子,最小的养子叫鱼令徽,年方十余岁,在宫中担任内给使,穿绿衣(六、七品官服)。有一天,鱼令徽不知何故与同僚吵了一架,回来就向鱼朝恩告状。第二天一早,鱼朝恩就怒气冲冲地拉着儿子入宫,在朝会上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对代宗说:“我儿子官职太低,经常受人欺负,请皇上赐他紫衣(三品以上官服)。”
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儿竟然想穿紫衣?
代宗觉得此事太过荒唐,就闭口不言。
没想到,还没等天子发话,有关官员就慑于鱼朝恩的淫威,忙不迭地捧出了一袭紫袍。鱼朝恩当场命儿子穿上,然后向天子拜谢。
事已至此,代宗只好勉强露出笑容,说:“此儿穿上紫袍,还是挺合适的嘛。”
鱼朝恩得意洋洋,鱼令徽欢天喜地,满朝文武皆垂首不语。
此时此刻,很少有人注意到天子眼中掠过的那道杀机。
但是一个人注意到了。
他就元载。
元载无声一笑。几天后,他找了个机会向代宗密奏——“朝恩专恣不轨,请除之。”(《资治通鉴》卷二二四)
代宗虽然极为宠信鱼朝恩,把他视为三角政治中不可或缺的一角,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可以允许鱼朝恩为所欲为。
人都是有底线的,更何况是手中仍然握有生杀之权的天子!而“黑牢事件”和“紫衣事件”,无疑已经突破了天子李豫的底线。
假如任由鱼朝恩的欲望和权力如此膨胀下去,代宗相信,自己苦心维持的这个三角政局迟早会被鱼朝恩打破。
既然这样,那还不如主动打破它,以便再造新局。
于是,代宗采纳了元载的建议,命他设计一个万全之策,务必一举除掉鱼朝恩。
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元载发现,要收拾鱼朝恩,最重要的就是先摆平两个关键人物:一个是鱼朝恩的贴身侍卫长周皓,鱼朝恩每次进宫,周皓必率一百名禁军士兵随行;另一个是陕州节度使皇甫温,此人是鱼朝恩的心腹党羽,他手握重兵,是鱼朝恩最主要的外援。
只要摆平这两个人,收拾鱼朝恩易如反掌。而只要鱼朝恩一死,他手下那帮见风使舵的禁军将领根本不足为虑。
但是,要如何摆平周皓和皇甫温呢?
元载的方法很简单,一个字:钱。
在这个世界上,所谓的人际关系大多是用钱堆起来的,而要拆解这种关系,最有效的办法当然也是用钱。准确地说,是用钱砸!
元载随即拿出重金,往周皓和皇甫温身上狠砸,果然一下子就把他们砸了过来。此后,鱼朝恩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就都落入了元载和代宗的眼中,而鱼朝恩却对此毫无察觉。
正月末,元载向代宗献计,把时任凤翔节度使的李抱玉调任山南西道节度使,再把皇甫温从陕州调到凤翔。元载此计有两个目的:一,麻痹鱼朝恩,让他以为心腹皇甫温靠他更近了,因而更觉安全;二,万一计划进展不顺,还可以让皇甫温突然倒戈,杀鱼朝恩一个措手不及。此外,元载又建议代宗把兴平、武功、天兴、扶风等地划归神策军管辖,以便进一步稳住鱼朝恩。
代宗依计而行。
鱼朝恩凭空多出一块地盘,顿时大喜过望。
但他并不知道,一条无形的绞索已经悄悄套上了他的脖子。
二月初,鱼朝恩的心腹刘希暹忽然嗅出了危险的气息。
在他看来,“无功受禄”非但不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反而有可能是灾祸降临的前兆。因为天上从来不会掉馅饼。鱼朝恩新近并未建功,天子怎么会无缘无故多划出一块地盘给他?
这其中必有蹊跷!
刘希暹把自己的顾虑告诉了鱼朝恩。至此,鱼朝恩才开始生出一丝疑惧。然而他每次进宫,代宗总是一副和颜悦色的样子,而且对他的恩宠和礼遇丝毫不减于往日,实在看不出有什么问题,所以,鱼朝恩慢慢也就释怀了。
三月初,皇甫温入朝奏事,元载顺势把他留了下来,然后密召周皓,三个人一起制定了一个诛杀鱼朝恩的计划。随后,元载密奏代宗,表示计划已定,随时可以动手。代宗郑重其事地叮嘱说:“小心一点,不要打蛇不死反被蛇咬!”
三月十日,寒食节,代宗在宫中摆设宴席,邀请一些亲贵和近臣赴宴,其中当然也包括鱼朝恩。为了预防万一,元载没有出席这一天的宴会,而是坐镇中书省,以便随时调兵遣将。
宴会结束后,代宗把鱼朝恩留了下来,说有要事跟他谈。
鱼朝恩刚刚走进内殿,代宗就一改平日的和颜悦色,厉声斥责他恃宠而骄、心怀异图。鱼朝恩虽然察觉势头不妙,但还是坚信天子不敢拿他怎么样,所以仍旧一脸倨傲,极力抗辩,并口出悖逆之言。
代宗李豫盯着鱼朝恩看了很长时间,最后冷然一笑,轻轻地挥了一个手势。
周皓随即带着一帮禁军冲了进来。
然后,一条绳索就死死勒住了鱼朝恩的脖颈……
缢杀鱼朝恩当天,代宗就下诏罢免了他的观军容使、神策军使、左监门卫大将军等职,仅保留内侍监一职,然后对外宣称——鱼朝恩受诏当日便自缢身亡了。
代宗如此处理,当然是希望稳住鱼朝恩手下的那帮禁军将领。数日后,代宗又加授刘希暹、王驾鹤为御史中丞,紧接着又宣布对鱼朝恩的所有党羽(有一部分已经被逮捕入狱)实行大赦,并说:“禁军将士,都是朕的子弟兵,从今往后,朕亲自统领禁军,所有人的官爵待遇一仍其旧,都不要有什么担忧和疑虑。”
经过这样一番明智而审慎的善后处理,代宗终于成功地安抚了禁军。尽管相当一部分禁军将领对鱼朝恩的暴亡真相心知肚明,对天子李豫也不免有一些怨恨,但事已至此,他们也只能用“识时务者为俊杰”这句话来安慰自己,老老实实地夹起尾巴做人了。
唯一没有把尾巴夹紧的人,就是神策军都虞侯刘希暹。
他是鱼朝恩的头号心腹,也是第一个察觉到天子有可能对鱼朝恩动手的人。如今事实果然被他料中,刘希暹自然比任何人都更为恐惧。事后,他心里一直在担心天子会秋后算账,所以惶惶不可终日,经常在私底下跟王驾鹤诉说心中的疑惧,并发泄对天子的不满。
刘希暹万万没想到,他的哥们王驾鹤居然把这些话一五一十都记在了心里,然后又无一遗漏地报告给了天子。
代宗本来是没打算秋后算账的,可刘希暹如此不识时务,代宗也就没必要跟他客气了。
大历五年九月,亦即鱼朝恩被诛半年后,代宗便下令赐死了刘希暹。从此,有关鱼朝恩之死的话题就在禁军将士中成了一种禁忌。
除非你活得不耐烦了,否则就必须把“鱼朝恩”这三个字从记忆中抹去,彻底抹去!
在诛杀鱼朝恩的行动中,宰相元载表现得实在是很出色,可谓足智多谋,胆大心细。代宗极为满意,从此对他“宠任益厚”。
然而,诛杀鱼朝恩固然解决了宦官乱政的问题,可同时却难以避免一个新的问题。
什么问题?
宰相专权的问题。
随着鱼朝恩之死,原本那个相对平衡的三角政局被打破了,因而朝政大权势必会过多地集中到锄奸功成的元载手上。也就是说,在代宗培植起新的制衡力量之前,李唐朝廷就会面临宰相专权的危险。
那么,元载会专权吗?
答案是肯定的。
因为元载本来就不是什么好鸟。一旦没有了制约,他不仅会专权,还会弄权!
【元载:弄权者的下场】
从成功翦除鱼朝恩的那一天起,元载就开始得意忘形了。他经常在大庭广众中口出狂言,称自己文可安邦,武可定国,腹有经纶,胸怀韬略,古往今来,无人可及!
每当这种时候,听众就会阵阵反胃、恶心不已,可元载却总是洋洋得意、乐此不疲。
没有人会否认,元载这个人确实有才;可与此同时,满朝文武也没有人不知道——元载这家伙无德!帝国朝政一旦被这样一个有才无德的人把持,其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史称鱼朝恩死后,元载“弄权舞智,政以贿成,僭侈无度”,其小人得志的丑恶嘴脸比鱼朝恩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这种人的手底下干活,正直的人肯定没什么好果子吃。当时,有个叫杨绾的吏部侍郎,为人正直,性情耿介,从不依附元载,而且在遴选官员时总是坚持公平公正的原则,这对“政以贿成”、卖官鬻爵的元载自然是一大阻碍。元载视其为眼中钉肉中刺,总想找机会把他拿掉。
大历五年三月底,一个叫徐浩的岭南节度使盯上了吏部侍郎这个肥缺,遂“倾尽南方珍货”贿赂元载。据说这个徐浩在地方上声名极臭,以“贪而佞”著称,可元载才不管他臭不臭,他唯独关心的就是一车一车拉到他府上的那些“南方珍货”。几天后,元载就把杨绾调到了清水衙门国子监,让他担任国子祭酒,同时把徐浩调入朝中,取代杨绾成为新的吏部侍郎。
毫无疑问,这种只会花钱买官的烂人一旦掌握了中央的人事大权,以后想要升职或补缺的所有帝国官员肯定都要被“雁过拔毛”了;而被“拔毛”的官员到了任上,也肯定要千方百计从老百姓身上加倍搜刮回来。所以,无论什么时代,“买官卖官”与“官员腐败”必定是一对孪生子,有其一必有其二!
对于元载的所作所为,代宗李豫当然不会不知道。可元载毕竟当了好几年的宰相了,经验丰富,能力突出,而且又有诛除鱼朝恩之功,所以代宗还是不舍得拿掉他。
大历五年年底,代宗找了个机会单独召见元载,对他进行了一番深刻的批评教育,希望他能有所收敛,不要重蹈鱼朝恩之覆辙。
然而,元载却把代宗苦口婆心的劝导当成了耳旁风,仍旧我行我素,毫无半点悔悟的迹象。
通过大半年的等待和观察,代宗终于失去耐心、彻底失望了。
没想到这家伙跟鱼朝恩完全是一个德性、一路货色!
随后,代宗不得不开始考虑收回元载手中的权柄。
然而,代宗也很清楚,这个事情急不得,只能一步一步来。因为元载久任宰相,朝中党羽众多,比如宰相王缙、京兆尹杜济、吏部侍郎徐浩、薛邕等人都是他的死党,其他还有很多公卿大臣也惟其马首是瞻。在此情况下,要想从朝廷的文武百官中找到一个真正忠于朝廷、而且有能力对付元载的人,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
大历六年(公元771年)八月,代宗经过一番谨慎的考察,终于把目光锁定在一个地方官员身上。
此人名叫李栖筠,时任浙西观察使。
为了避免元载等人的阻挠,代宗索性绕开中书省,直接颁布了一道诏令,召李栖筠回朝担任御史大夫。
代宗交给李栖筠的主要任务就是——寻找元载等人贪赃枉法、营私舞弊的证据,然后发起弹劾。
大历八年(公元773年)三月,李栖筠不负代宗所望,果然找到了一个突破口。
这个突破口就是从那个花钱买官的吏部侍郎徐浩身上找到的。
徐浩有一个小舅子,姓侯莫陈(三字姓),原任美原(今陕西富平县)县尉。徐浩想把他搞到京师来,就让京兆尹杜济捏造了一份政绩,声称侯莫陈在主管驿站驿马的工作中表现优异,成绩突出,特此向朝廷推荐。然后,徐浩又让他的同僚、吏部侍郎薛邕出面,将侯莫陈调任长安县尉。
依照规定,长安县尉赴任前必须先到御史台报到。结果侯莫陈一到御史台,李栖筠就不由分说地把他扣下了。
本来这也算不上多大的事,但是李栖筠自从到任之后,就一直睁大眼睛在找元载一党的毛病,如今侯莫陈自己撞上门来,李栖筠当然不会轻易放过。他稍微一调查,侯莫陈伪造政绩的行迹就败露了。李栖筠当即发起弹劾,把奏章递到了代宗手上。
代宗即命礼部侍郎于邵负责审理此案。
这个于邵也是元载的党羽,他压根没有意识到代宗就是想利用侯莫陈的案子引蛇出洞的,于是还傻乎乎地替侯莫陈辩解,声称此人虽然政绩造假,但他造假的时间却是在去年的大赦之前(大历七年五月,代宗朝廷曾有过一次大赦),既然“罪在赦前”,自然不该受到处罚。
代宗一听,顿时勃然大怒。
好你个于邵,如此牵强的借口你也想得出来?也好,既然你们都是一伙的,那朕就把你们这帮狐朋狗党一锅端了!
是年五月,代宗断然下诏,将徐浩贬为明州别驾,薛邕贬为歙州刺史,杜济贬为杭州刺史,于邵贬为桂州长史,一下子把元载一党的四个核心成员逐出了朝廷。
自此,元载的势力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削弱,朝廷的风气也终于有所好转。
但是,这只是代宗收拾元载的第一步而已。
他真正想要的,是元载的命!
大历九年(公元774年),河北爆发了田承嗣之乱,代宗忙于平叛,无暇顾及朝廷内部斗争。一直到大历十二年(公元777年),河北好不容易尘埃落定,代宗才终于得以腾出手来对付元载。
这几年来,元载、王缙一党不仅没有因“侯莫陈案”而有所醒悟,反而在结党营私、贪赃枉法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连他们的家人、幕僚、手下低级官吏,甚至是出入他们家中的尼姑,也全部加入了招权纳贿的行列。史称,“载妻王氏及子伯和、仲武,缙弟、妹及尼出入者,争纳贿赂。又以政事委群吏,士之求进者,不结其子弟及主书(幕僚)卓英倩等,无由自达……”(《资治通鉴》卷二二五)
是可忍,孰不可忍!
是到采取行动的时候了。
当然,代宗是一贯小心谨慎的。由于不知道自己身边是否安插了元载的耳目,所以代宗从来不敢跟左右提起诛除元载的计划。满朝文武中,他也唯独只敢跟自己的母舅、时任左金吾大将军的吴凑商议。
这年三月末的一天,元载和王缙在夜晚设坛,请了一帮道士斋醮做法,具体在干些什么没人知道。可第二天一早,马上有人向代宗密报,说元载和王缙设坛斋醮,图谋不轨。虽然史书没有明载告密者的身份,但是我们不难推测——这个人很可能是代宗安插在元载身边的钉子。所以,不管元载和王缙设坛做法想干什么,他们这一回是在劫难逃了。
代宗立刻下令吴凑带兵进入中书省,逮捕了正在政事堂办公的元载和王缙,随后又逮捕了元载的儿子元仲武、幕僚卓英倩等人,最后命吏部尚书刘晏和御史大夫李涵组成合议庭,共同审理此案。
代宗虽然把案子交给了刘晏和李涵,但实际上“问端皆出禁中”,亦即调查重点和调查方向都是由皇帝钦定的。换句话说,这个案子的主审官其实就是代宗李豫本人。
既然天子亲自上阵,元载和王缙自然是浑身长嘴也讲不清了,更何况本来就劣迹斑斑。所以,开审没多久,元载和王缙就认罪伏法了。
但是,代宗的目标绝不仅仅是元、王二人。他要乘胜追击,挖出他们在朝中的所有党羽,将其一网打尽!
当天,左卫将军兼宦官总管董秀就被查出与元载有牵连,随即被乱棍打死。此外,吏部侍郎杨炎、谏议大夫韩洄、起居舍人韩会等十几个朝元党成员也先后被捕。
直到一切水落石出,代宗才下令将元载赐死于狱中。
接到赐死令后,元载万般绝望地对狱吏说:“求你快点让我死吧!”狱吏阴阴地答:“宰相大人,死很简单,不过在你死之前,多少总要让你受点委屈,请别见怪!”
说完,狱吏就脱下脚上的臭袜子,一把塞进了元载的嘴里。
直到怒目圆睁的元载尝够了臭袜子的滋味,狱吏才挥起一刀,砍下了元载的脑袋。
古人经常说,士可杀不可辱。对古代的知识分子而言,最可怕的并不是死亡,而是受辱。在帝国政坛上跋扈多年的堂堂宰相元载,或许也曾意料到自己总有败落的一天,但他绝不会想到,自己竟然会以吃臭袜子的屈辱方式死去。
元载死后,他的妻子王氏,儿子元伯和、元仲武、元季能也同日被杀,家产全部抄没。幕僚卓英倩等人被关数月后,于狱中杖杀。
王缙本来也已被下令赐死,但主审官刘晏替他求情,说王缙只是从犯,宜网开一面。代宗才留了他一条命,把他贬为括州刺史。
代宗本来也想把杨炎、韩洄等人全部诛杀,所幸吴凑力谏,才改为贬谪。
如果不是吴凑这一谏,杨炎就不可能在几年后东山再起,赫然登上德宗朝廷的宰相之位,并且创立那个著名的“两税法”了。
诛除元载次月,代宗任命了两位新宰相,一个就是曾遭元载排挤的杨绾,另一个是礼部侍郎常衮。
杨绾向来以“清简俭素”著称,如今代宗让他取代骄奢无度的元载,其用意不言自明。
据说,代宗的任命诏书下达这天,满朝文武便纷纷作出了反应——郭子仪晚年很会享受生活,此日恰好在大宴宾客,府上一派笙歌艳舞,一听到消息,赶紧撤除了五分之四的乐队和歌姬;京兆尹黎幹原本拥有一个阵容十分豪华的仪仗队,当天便大力裁减,只留下十名骑兵;御史中丞崔宽,其府邸壮观豪奢、冠盖京华,也不得不忍痛将豪宅拆毁。
总而言之,没有人希望自己被天子和朝廷视为元载第二!
杨绾上任后,代宗对他抱有非常大的期望。因为这几年来,整个朝廷已经被元载一党搞得乌烟瘴气,代宗相信假以时日,杨绾必定能够革除弊政,重振朝纲!
然而,代宗再一次失望了。
因为老天爷只给了杨绾三个月的时间,所以杨绾几乎什么事都来不及做。
大历十二年七月,正准备大刀阔斧进行改革的杨绾忽然患病,短短几天后就与世长辞了。代宗李豫悲痛欲绝,面对群臣大声哀叹:“天不欲朕致太平,何夺朕杨绾之速!”(《资治通鉴》卷二二五)
老天爷不想让朕缔造太平啊,否则为何这么快就夺走了朕的杨绾!
是的,代宗李豫确实有理由质问上苍。
不仅是因为杨绾之死,还因为这十几年来发生的一切……
这十几年来,内有宦官乱政,宰相弄权;外有藩镇叛乱,吐蕃入寇。帝国深陷内忧外患之境,大唐天下几乎永无宁日。而在所有这些乱象中,最让代宗焦头烂额、心力交瘁的,就是此起彼伏的藩镇叛乱。
回首这十几年来的一幕幕藩镇之乱,代宗李豫充满了一种无力感和挫折感。
——永泰元年(公元765年),剑南骁将崔旰发动兵变,逼杀朝廷任命的节度使郭英乂,致使蜀中大乱;大历元年(公元766年),朝廷出兵讨伐,竟为崔旰所败,无奈之下只好任命崔旰为西川节度使,并赐名“宁”,才得以息事宁人。
——大历二年(公元767年),同华(治所在华州)节度使周智光擅杀监军宦官张志斌,公然叫嚣要“踏破长安城”,并“挟天子令诸侯”;稍后,周智光又被自己的部将所杀;淮西节度使李忠臣旋即“以收华州为名”,率部入关,大肆劫掠,把潼关方圆二百里内的官民财富洗劫一空,致使当地官吏大多衣不蔽体、食不果腹,老百姓就更是饿殍遍野、苦不堪言了。
——大历三年(公元768年),幽州兵马使朱希彩杀幽州、卢龙节度使李怀仙,自立为“留后”(相当于代理、候补节度使);朝廷出兵讨伐,竟被朱希彩击败,只好任命其为幽州节度使。
——大历七年(公元772年),幽州军队又发动兵变,杀了节度使朱希彩,共同拥立经略副使朱泚为留后;朝廷也麻木了,照例任命朱泚为幽州、卢龙节度使。
……
事实上,代宗在位的这十几年中,各地爆发的兵变和骚乱可谓不胜枚举,远不止上面这些。换言之,大唐帝国自从经历一场安史之乱后,“目无法纪、犯上作乱、篡位夺权、自立自代”的恶劣风气就已经像瘟疫一样传遍了帝国的每个角落。四方藩镇中,士卒杀部将、部将杀主帅、主帅杀藩镇的事情屡见不鲜,若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层层太阿倒持,遍地骄兵悍将!
面对这一切,代宗朝廷为了维护表面的稳定,多数时候也只能采取绥靖政策,尽量姑息,一再容忍。
代宗当然不想这样子,可他没有办法。
这些年来,最让代宗感到无奈、也是最典型的一幕藩镇叛乱,就是河北的田承嗣之乱。
【田承嗣之乱】
田承嗣,原为安禄山麾下骁将,每次征战皆充当前锋,悍勇过人。安史之乱平定后,田承嗣与李怀仙、张忠志(后赐名李宝臣)等人暗中投靠了仆固怀恩,摇身一变就成了唐朝的河北诸藩。田承嗣被任命为魏博(治所在魏州,今河北大名县)节度使,下辖魏、博、德、沧、瀛五个州。
田承嗣名义上虽然归顺了朝廷,但骨子里仍旧是一个拥兵割地的军阀。这些年来,他“虽外受朝旨,而阴图自固”,在其辖境内“重加税率,修缮兵甲”,以“老弱事耕稼,丁壮从征役”,故短短几年间就建立了一支十万人的常备军。此外,魏博境内的所有州县官吏,田承嗣全都自己任命,而且多年来从未向朝廷上缴一分一毫的赋税。
对于田承嗣的所作所为,史书的评价就八个字——“虽曰藩臣,实无臣节”。(《旧唐书·田承嗣传》)
大历八年(公元773年),田承嗣又干了一件令人瞠目结舌的事情——公开为安禄山父子和史思明父子建立了一座祠堂,并尊其为“四圣”。
田承嗣是不是脑子进水了,竟然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做出如此悖逆之事?
不,田承嗣的脑子没有进水。
他之所以这么干,是想以此要挟朝廷,让他遥领宰相之职。(所谓“遥领宰相”,就是在原有官爵上加授“同平章事”之衔。虽然这个头衔并无实权,但却是身份、地位和荣誉的象征)
田承嗣的要求很简单——要想让我拆掉这座祠堂也可以,但必须拿一顶宰相乌纱来交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