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听说李林甫死了,安禄山欣喜若狂。他忙不迭地与杨国忠联手,迫使阿布思的手下到朝廷作伪证,同时还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段,胁迫李林甫的女婿杨齐宣作假证出卖了他老丈人。
面对这么多来势汹汹的指控,老迈昏聩的玄宗也懒得去求证一个死人的清白了,随即颁下一道诏书,将李林甫生前的所有官爵全部削除,子孙中在朝为官的也全部罢免、流放边地,所有财产全部充公。更有甚者,玄宗还命人剖开了李林甫的棺椁,夺去御赐珍珠、紫衣、金鱼袋等物,最后还把他塞进了一口小棺,跟普通百姓一样随便埋在了长安郊外的乱葬岗上。
李林甫一辈子机关算尽,却算不到自己身后会是一个如此凄凉的结局。不过,从某种意义上说,李林甫是幸运的。
因为他死得非常及时。
短短三年后,不管是唐玄宗和杨国忠,还是满朝文武和天下百姓,都将共同遭遇一场难以想象的浩劫,整个歌舞升平的盛世帝国也将陷入一场万劫不复的历史性灾难……
而这一切,李林甫都已经感知不到了。
【最后的博弈:狼来了吗?】
当然,对于即将到来的一切,杨国忠也是感知不到的。
杨国忠如今已经是帝国宰相兼吏部尚书,此外还兼任了四十多个特使之职,可谓权倾天下、贵宠无匹。有道是小人得志便猖狂,这位昔日的小混混自从当上宰相,在朝堂上走路都是横的,“居朝廷,攘袂扼腕,公卿以下,颐指气使,莫不震慑。”(《资治通鉴》卷二一六)
杨国忠当政后,台省六部官员中,凡是稍具才干和名望的,只要不为他所用,立马就被踢出朝廷;而那些无才无行、多年不得升迁的庸碌之辈,则纷纷凭借入仕多年的资历、以及对杨国忠的巴结谄媚而升上高位。对于杨国忠的用人政策,有人深表鄙视,但却有更多的人极力赞同。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庸人和马屁精历来占大多数。
据说杨国忠为相不到一年,他们家的门槛就快被那些逢迎谄媚的人挤破了,因此收受的各种贿赂数不胜数,其中仅绸缎就多达三千万匹,简直比国库还壮观。
杨国忠有个儿子叫杨暄,和他一样不学无术。天宝十二年,杨暄参加了“明经”科考试,由于学业荒陋,成绩自然是一塌糊涂。当时的主考官是礼部侍郎达奚珣,这位老兄捧着杨公子的不及格试卷左看右看,真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
喜的是他终于碰上了一个巴结杨国忠的良机,只要动动手脚让杨公子登第,自己在仕途上至少可以少奋斗十年;忧的是要怎么做才能让杨国忠领他这份情呢?如果杨国忠不知道是他达奚珣做了手脚,还以为儿子是凭能耐考上的,那他的人情岂不是白做了?
达奚珣决定,还是要先把杨暄的真实成绩告诉杨国忠,然后再让杨暄登第,这样就能把人情做在明处了。随后,达奚珣就命儿子达奚抚去找杨国忠。
次日,达奚抚一大早就等在了杨国忠的家门口。杨国忠出门要去上朝时,远远看见达奚抚,不禁心头暗喜,以为肯定是自己的儿子名列前茅,所以达奚珣才派他儿子报喜来了。可他没有想到,达奚抚屁颠屁颠地跑到他面前,竟然说了这么一句:“我奉父亲大人之命,前来转告相爷,令郎的考试成绩不太理想,不过请相爷放心,我父亲一定不会让他落榜。”
杨国忠一听,脸上一下子挂不住,顿时勃然作色:“我儿子何患不富贵,还需要你们这帮小人来卖人情?!”说完鞭子一挥,策马绝尘而去,把吓得不知所措的达奚抚扔在了原地。
达奚珣万万没料到,本想好好地拍一回马屁,居然一不留神就拍到了马腿上。儿子达奚抚劝他说:“杨国忠依仗权势,根本没把咱放在眼里,咱还是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吧,跟这种人哪里有道理好讲?”
过后,达奚珣还是无奈地修改了试卷,让杨暄顺利登第了,而且还让他名列榜首。但是人情算是白做了,因为杨国忠父子压根就没领他的情。不过话说回来,这事要怪也不能怪杨国忠,只能怪达奚珣自己。
怪他的马屁功没练到家。
如今的大唐天下,争着要拍杨国忠马屁的人多了去了,如何才能拍得上、拍得好、拍得妙呢?最关键的,就是要讲究所拍的方式和角度,既要拍得恰到好处,又要拍得不露痕迹,如此方为上乘之马屁功,如此才能让杨国忠觉得爽。至于说达奚珣这种不上道的马屁,杨国忠压根就不稀罕。
天宝末年,杨国忠的恃宠弄权和飞扬跋扈,于此可见一斑。
然而,不管天下有多少人忌惮杨国忠,可至少有一个人是对他极度鄙视、相当不屑的。
没错,这个人就是安禄山。
自从天宝十年安禄山兼领平卢、范阳、河东三镇以来,他在广袤的河北大地上俨然就成了一个无人制约的土皇帝,“赏刑己出,日益骄恣”,“见(唐朝)武备堕弛,有轻中国之心。”(《资治通鉴》卷二一六)
但是,随着势力的急剧膨胀,安禄山内心的忧惧也不免日渐加深。
因为,玄宗的年纪一年比一年大,随时有可能翘辫子,一旦驾崩,太子李亨即位,那安禄山还能如此逍遥自在地坐拥河北三镇吗?
很难。
因为安禄山当初为了讨好玄宗,连太子都不拜,等于是把太子往死里得罪了。那太子一旦御极登基,岂能有安禄山的好果子吃?!
所以,安禄山必须未雨绸缪,居安思危。
这几年来,安禄山已经有意识地招揽了一大批文武将吏作为心腹爪牙:文有严庄、高尚、张通儒等人,武有史思明、安守忠、蔡希德、崔乾祐、田承嗣、阿史那承庆等。将来一旦起事,这些人就是安禄山倾覆天下的骨干力量。
此外,安禄山还从奚、契丹等部落的降将中遴选了八千名勇士,平时作为近卫亲兵,战时就充当敢死队,然后又从这些人中精选出一百多人,作为贴身侍卫。按照《资治通鉴》的说法,这些人都是“骁勇善战、一可当百”。
在积极招募人才的同时,安禄山也一直在大力扩充军备。他不但蓄养了数万匹战马,囤积了大量的兵器铠甲,而且还分道派遣了许多商队与诸胡进行贸易,从中每年获取数百万利润作为军费。除此之外,安禄山还命人暗中制造了数以百万件的三品官袍和金鱼袋……
所有这一切,只为了一个目的——造反当皇帝!
当初李林甫在的时候,安禄山心中还存有忌惮。如今李林甫一死,安禄山就再也没有任何顾忌了。至于那个“为人强辩而轻躁,无威仪”的杨国忠,根本就没被安禄山放在眼里。
安禄山对他的态度只有五个字——“视之蔑如也”。(《资治通鉴》卷二一六)
安禄山想造反,其实很多人都有所察觉,可就是没人敢跟玄宗讲。
最早向玄宗发出警告,而且警告过不止一次的人,就是杨国忠。
不过,杨国忠之所以这么做,并不是出于什么忧国忧民之心,而纯粹是出于固权保位之计。他怕的是安禄山的权势不断膨胀,总有一天会入朝拜相,威胁他的地位,所以才会一次又一次在玄宗的耳边喊——狼来了,狼来了,狼来了!
可是,狼真的会来吗?
玄宗对此总是持保留态度。
像安禄山这么忠诚乖巧的人,玄宗根本不相信、或者不愿意相信他会造反。
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正月,为了向玄宗证明安禄山确实怀有狼子野心,杨国忠就跟玄宗打赌,说:“陛下可以下诏召见安禄山,看他敢不敢来,臣敢保证,他一定不敢来!”
安禄山来了吗?
来了。
一接到玄宗的诏书,他就风驰电掣、马不停蹄、日夜兼程、披星戴月地从范阳赶来了。
一见到玄宗,安禄山就声泪俱下地说:“臣本是胡人,承蒙陛下宠爱,擢升到今天这样尊贵的地位,因而遭到杨国忠的嫉恨,臣真不知道哪天会死在他的手里!”
看到干儿子哭得如此楚楚可怜,玄宗大起恻隐之心,马上赏赐给他一千万钱。
从此,玄宗对这个干儿子更加宠信。而杨国忠不断发出的“狼来了”的警告,则被玄宗当成了耳旁风。
很显然,杨国忠根本不是安禄山的对手。
过去李林甫和安禄山过招时,几乎可以把安禄山当成面团来捏,要他圆他就圆,要他扁他就扁。可如今,在杨国忠与安禄山展开的这场最后的博弈中,双方的位置已经完全颠倒过来了,杨国忠频频出手,却未能伤及安禄山一根毫毛,而安禄山不动声色,却能把大唐的天子和宰相玩弄于股掌……
安禄山入朝的几天后,玄宗又觉得干儿子受的委屈太大了,光赏赐金钱好像还不足以弥补,于是又准备擢升安禄山为宰相,命太常卿、翰林学士张垍草诏。杨国忠吓坏了,当即力谏:“安禄山虽有军功,但目不知书,岂能当宰相?!臣担心诏书一下,四夷将轻我大唐无人!”
玄宗想想也有道理,于是悻悻作罢,但还是加封安禄山左仆射之职,并赐他一子为三品官,一子为四品官。
紧接着,安禄山又得寸进尺,要求兼任御马总监和全国牧马总管。我们说过,在冷兵器时代,战马的作用不亚于今天的坦克,所以,这两个职位具有怎样的军事价值和战略意义是不言自明的。
既然如此,玄宗会给他吗?
几乎没有经过任何考虑和犹豫,玄宗就答应了安禄山的要求。
随后,安禄山派遣了几名亲信,命他们在御马监中挑选了数千匹最强健的战马,悄悄转移到了别的地方饲养。
又过了几天,安禄山又奏:“臣所部将士,在与奚、契丹、铁勒九部、同罗等部落的作战中,立下了很多功勋,臣请求破格提拔他们,希望朝廷提供一些空白的委任状,臣可带回军中,直接授予他们。”
如果是一个智力正常的皇帝,在听到这样的请求时肯定会生出极大的警觉,可玄宗却丝毫不起疑心,一下就给了他几千张空白的委任状。后来安禄山回到范阳时,一口气就任命了五百多个将军,两千多个中郎将,彻底收买了全军将士的心,也把他麾下的这十几万帝国军队彻底变成了自己的私人武装。
没有人知道玄宗为何会对安禄山纵容到这个地步。
唯一的解释只能是他脑子进水了,或者是他鬼迷了心窍。
在朝廷捞了个钵满盆满之后,安禄山准备开溜了。
该表的忠心已经表了,该捞的实惠也都捞了,再待下去已经毫无意义,只会夜长梦多。
天宝十三年三月,安禄山向玄宗奏请回范阳,玄宗依依不舍,亲自脱下身上的御袍赐给了安禄山。曾几何时,安禄山披上李林甫的袍子时,心底感到的是一种莫名的恐惧;而今,当安禄山披上皇帝钦赐的御袍时,心里却在发出一阵仰天狂笑……
其实,从某种程度上说,安禄山是很感激大唐天子李隆基的。
因为这个慈祥而慷慨的老人不仅曾经挽救了他的生命,而且给了他人臣所能拥有的一切。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安禄山打心眼里,其实是非常尊敬,甚至喜爱这位老人的。
然而,感情从来只是一个男人生命中极小的一部分。尤其是像安禄山这种以打仗为业、以政治为生命、以权力为人生目标的男人,感情就更是一种虚无缥缈的东西,或者说是一种很不实用的奢侈品。安禄山从来不会让感情这种东西影响自己的意志,更不会让它左右自己的决定。
所以,尽管他尊敬甚至爱戴李隆基,但这并不妨碍他悍然起兵,夺取李隆基的江山和臣民,夺取本属于李隆基的一切!
是的,这并不矛盾。
因为这就是人性。
安禄山回范阳的时候,比他来长安时走得更快。
由于担心杨国忠又在玄宗面前叽叽歪歪,以致玄宗生出疑心,安禄山恨不得插上翅膀立刻飞回范阳。
安禄山疾驰出关以后,改走水路,乘船沿黄河东下,命纤夫十五里换一班,昼夜兼程,片刻不息,日行三四百里,所过郡县概不停留,一口气跑回了老巢。
安禄山临走时,玄宗曾派高力士为他送行。高力士回宫后,玄宗问他:“此次回朝,安禄山应该感到满意吧?”
高力士答:“看他的样子,似乎有些怏怏不乐,定是知道本来命他当宰相,可又中途变卦了,所以感到不快。”
杨国忠一听,马上说:“这件事没人知道,肯定是负责草诏的张垍把消息走漏了。”
玄宗勃然大怒,立刻把张垍贬为远地司马,同时把他哥哥刑部尚书张均贬为地方太守。
由于出了这件事,玄宗更加感觉对不起安禄山。所以从此以后,凡是有人控告安禄山谋反的,玄宗就直接把人绑了,送到范阳给安禄山处理。自此,天下人人皆知安禄山将反,可人人只能保持缄默。
天宝十三年六月,剑南道与南诏的战争已经持续数年,唐军屡战屡败,前后战死的士兵多达二十万,可身兼剑南节度使的杨国忠却隐瞒了所有战败的消息,还向玄宗谎称大捷。满朝文武纷纷摇头叹息,可没人敢说出事实。
有一天,玄宗和高力士在闲聊。玄宗说:“朕今老矣,朝事付之宰相,边事付之诸将,夫复何忧!”(《资治通鉴》卷二一七)
高力士却答道:“臣听说,云南屡屡战败丧师,此外,诸道边将又拥兵太盛,陛下将如何防范他们?臣担心,一旦出现祸乱,将难以挽救,怎么谈得上无忧?”
玄宗面露不悦,说:“你不用再说了,朕自有分寸。”
天宝末年,满朝文武、宫廷内外,还敢说真话的人也许就只剩下高力士一个了。
高力士虽然是个权倾内外的大宦官,连太子也要称呼他为“兄”,王公大臣也要称呼他为“翁”,驸马一辈则全都称他为“爷”,可谓尊贵已极,但是,和中唐以后那些弄权乱政的宦官比起来,他的品质实在要好得多。而且,高力士一贯小心谨慎,除了关键时刻向玄宗进几句忠言外,从不敢肆意揽权干政,因而满朝士大夫对他并无恶感,而玄宗也始终信任他。正因为此,当百官在杨国忠的专权之下噤若寒蝉的时候,就只有高力士敢秉公直言了。
然而,即便高力士能说真话,此时的玄宗也未必听得进去。就算听得进去,也未必会采取什么有益的行动。
天宝十三年七月,杨国忠为了进一步扩大权力,又迫使资格比他老的陈希烈主动辞位,然后引荐了性格温和、较易控制的兵部尚书韦见素入相,从此把朝政完全控制在了手中。
当时,京畿地区已连续一年多遭受严重的洪涝灾害,导致关中大饥,玄宗甚为忧虑,杨国忠不思赈灾,却找来了一株颗粒饱满的稻穗献给玄宗,说:“雨水虽多,但还不至于伤害庄稼。”玄宗一看那株长势喜人的稻穗,顿时转忧为喜。
后来,扶风(今陕西凤翔县)太守房琯报告辖区内灾情严重,杨国忠立刻把房琯抓到御史台控制了起来。
随后,各地再也无人敢上报灾情。
这一年秋天的一个午后,玄宗站在寝宫中,仰望从铅灰色的穹苍中不停落下的雨水,心中的某个地方忽然动了一下,然后不无伤感地对身边的高力士说:“淫雨不已,卿可尽言。”
很显然,玄宗已经意识到——自己被杨国忠忽悠了。
所以他现在想听真话。
高力士看了看淫雨霏霏的天空,又看了看日渐苍老的皇帝,轻轻地说了一句:“自陛下以权假宰相,赏罚无章,阴阳失度,臣何敢言!”(《资治通鉴》卷二一七)
高力士谦称他不敢言,其实这寥寥数语,已经把该说的话都说了。
如果是一个彻底昏庸的皇帝,听到如此逆耳之言,一定会暴跳如雷。而如果是一个勇于反省的皇帝,听到如此忠直之言,也必定会有所行动。
然而,此时的唐玄宗李隆基既非彻底昏庸的皇帝,也不是能够反躬自省的皇帝,而是一个既糊涂又清醒、既骄傲又伤感、既强大又脆弱的皇帝。
所以,对于高力士的忠言,他唯一的反应只有两个字——默然。
此时的唐玄宗,似乎对一切都心知肚明,又似乎对一切都懵懂不知。因为他知道——自己老了,已经无力改变任何事物了。
所以,他只能做一天皇帝享一天乐,让一切顺其自然。
所以,他只能劝自己不要怀疑安禄山,以免自寻烦恼。
所以,他只能深深沉浸在盛世迷梦中,任由历史的惯性,把自己和帝国一步一步地推向某个充满宿命意味的终点……
与此同时,杨国忠正在乐此不疲地巩固权力、铲除异己。这年七月,他刚刚把陈希烈赶下了台;八月,他又把看上去很不顺眼的京兆尹李岘贬出了长安;十一月,他又担心河东太守兼采访使韦陟有可能会拜相,赶紧找了个罪名把他送进了监狱……
此时,距离“安史之乱”爆发还有一年。
可在杨国忠眼里,太平盛世无疑还会延续很久很久。就算现在有人告诉他乱世马上就要来临,恐怕也改变不了他那快乐无比的心境。
作为小混混出身的杨国忠,他的人生宗旨就是四个字——及时行乐。不管处在什么样的位子上,这一点从来没有改变过。杨国忠自己就曾经对人坦言:“吾本寒家,一旦缘椒房至此,未知税驾之所,然念终不能致令名,不若且极乐耳。”(《资治通鉴》卷二一七)
我出身贫寒,只因凭借贵妃的关系才有了今天,管他未来到底怎么样呢,反正我知道自己终究不能以美名传世,还不如抛开一切,尽享眼前极乐。
让这样的人来把持朝政,无疑是玄宗和所有臣民的不幸。
让这样的人来控制帝国前进的方向,无疑是历史的悲哀。
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春天跟往年一样照常降临。
冰雪消融,江河奔流,百花盛开,万物复苏。
一切看上去都很美。
一切都与往日并无不同。
在生命的第七十一个春天里,李隆基并不知道,一匹北方之狼正傲然屹立在燕赵大地上,时而伸长脖颈仰天长嚎,时而呲牙咧嘴向西眺望。它亢奋的身体内躁动着不安的灵魂。它血红的眼睛里闪烁着死亡的火焰。它向天挥舞的利爪中,潜藏着攫取天下、撕碎一切的欲望……
【第七十一个春天】
没有人会否认,在唐玄宗李隆基在位的四十多年间,大唐帝国确实是一个政治清明、经济繁荣、社会稳定、文化昌盛的太平之世。自从李隆基用雷霆手段终结了“后武则天时代”动荡不安的政治局面后,煌煌盛世的斑斓画卷就在玄宗君臣的励精图治下迅速展开了……
开元年间,由于玄宗朝廷强力推行括户政策,并在“增殖户口”的同时积极“劝课农桑”,使人口数量获得了极大增长,并使得全国范围内的耕地面积显著增加。据诗人元结所言,当时四海之内,高山绝壑,到处可见繁忙的耕作景象。随着劳动力与耕地面积的大量增长,农业经济迅猛发展,“累岁丰稔”、“年谷屡登”,百姓安居乐业,国家财政收入大幅提高,大唐的国力从此蒸蒸日上!
唐代大诗人杜甫,就曾在那首脍炙人口的《忆昔》中,对这个盛况空前的黄金时代作出了一番形象的描绘: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
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
农业的大发展又迅速带动了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当时的手工业包括纺织、印染、矿冶、金工、造船、金银铜器、陶器、木器、瓷器、玉雕、制糖、制茶、造纸、印刷、皮革等行业。在许多行业中,都涌现出了精湛的工艺和巧夺天工的艺术品。如闻名于世的“唐三彩”,就是在开元、天宝年间发展到了高峰。唐三彩是一种低温釉陶器,在色釉中加入不同的金属氧化物,经过焙烧,形成浅黄、赭黄、浅绿、深绿、天蓝、褐红、茄紫等多种色彩,但多以黄、褐、绿三色为主,故名“唐三彩”。唐三彩的色釉有浓淡变化、互相浸润、斑驳淋漓的效果,在色彩的相互辉映中,展现出了堂皇富丽的艺术魅力。
社会经济的高度发展自然促进了文化与科技的繁荣。
玄宗时代,唐朝在诗歌、绘画、书法、音乐、歌舞等文化艺术的各个领域,都涌现出了一大批杰出的人才,创造了令人叹为观止的不朽作品,也达到了后世难以逾越的高度。
唐诗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公认的巅峰,而开元、天宝年间的盛世诗坛上,更是大家辈出,群星璀璨。其中,“诗仙”李白与“诗圣”杜甫在文学史上的典范意义自不待言,除了这两位大师之外,张九龄、王维、孟浩然、王昌龄、贺知章、王之涣、崔颢、岑参、高适等人,也都是风格独具、光芒四射的人物。
在绘画方面,也涌现了众多名师巨匠:有善画仕女图的张萱、周昉,其代表作《虢国夫人游春图》《簪花仕女图》等,以端庄华丽,雍容典雅著称,展示了“回眸一笑百媚生”的唐代美女众生像;有善画鞍马的曹霸、韩幹,曾获杜甫赠诗歌咏;有善画山水画的王维,被苏轼称为“画中有诗”;又有被后世尊为“画圣”的吴道子,兼擅人物、山水,尤擅佛道画,其画中人物栩栩如生、衣袂飘飘,故有“吴带当风”之说。
在书法方面,有性情豪放、嗜酒如命的张旭,相传其酩酊大醉之际便会呼叫狂走,然后落笔疾书,甚至以头发蘸墨书写,故有“张颠”雅称,后人尊其为“草圣”;在他之后,僧人怀素继承其笔法,亦以狂草惊世,史称其“运笔迅速,如骤雨旋风,飞动圆转,随手万变,而法度具备”,后人将张旭、怀素并誉为“颠张醉素”;此外,又有将篆、隶等笔法揉进楷书、独创“颜体”的颜真卿,他与初唐欧阳询、晚唐柳公权、元人赵孟頫被后世并誉为“楷书四大家”,和柳公权并称“颜筋柳骨”。
在音乐和歌舞方面,唐玄宗本人就是一个造诣精深的艺术家。大明宫太液池东边有一座梨花盛开的庭园,称为“梨园”,唐玄宗就在这里创建了皇家艺术中心,亲自遴选数百名具有艺术禀赋的乐工和宫人,共同进行教学、创作和演出,称为“梨园弟子”,其中以李龟年最为知名,后人称其为“歌圣”。玄宗本人精晓音律,善击羯鼓,尤其擅长作曲,中国艺术史上的经典之作《霓裳羽衣曲》,就是由李隆基亲手谱写,由杨贵妃编舞并演出的。
除了文化艺术以外,尤其值得一提的,就是在科技方面作出了卓越贡献的僧一行。
一行俗名张遂,自幼博览经史,精通天文历法,唐玄宗时受命主持历法修订,编成了《大衍历》,其体例结构一直为后代沿用。他是世界上第一个发现了恒星移动现象的人,比英国人哈雷发现恒星移动早了一千年。同时,他又倡议测量子午线的长度,虽然测量结果并不很准确,但却是世界上第一次实测子午线的记录。此外,他还与另一位科学家梁令瓒合作,制成了观察日月运动的“黄道游仪”,以及观察天象的“浑天铜仪”。后者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用机械转动的天文钟。
……
这就是盛唐。
这就是锦天绣地、流光溢彩的盛唐。
这就是令无数后人心驰神往、魂牵梦绕的盛唐。
然而,到了公元八世纪中叶(天宝末年),当大唐帝国走过一百三十多年的辉煌与沧桑,在企及鼎盛与巅峰的同时,也无可挽回地走向了浮华、堕落与衰乱。
从一千多年后回头去看,透过岁月的尘烟与时光的帷幔,人们能否看清,哪一刻才是大唐帝国由盛而衰的转折点?
是不是从开元十三年泰山封禅的那一刻起,当玄宗李隆基以千古一帝的姿态伫立在人间绝顶的时候,一种器满则盈、盛极而衰的历史宿命就已经悄然埋下了伏笔?
是不是从开元末年李林甫独揽朝纲的那一刻起,当玄宗李隆基越来越耽于享乐、怠于朝政的时候,大唐帝国的马车就已经开始了盲目的奔驰、并日渐暴露出倾覆的危险?
又或者是从天宝初年安禄山强势崛起的那一刻起,当玄宗李隆基毫无原则地给予他越来越大的权力和荣宠时,一场极具颠覆性和毁灭性的历史悲剧就已经拉开了序幕?
再或者是从天宝末年杨国忠擅权乱政的那一刻起,当玄宗李隆基宁愿把自己埋在盛世迷梦中不愿醒转的时候,曾经繁荣强大的帝国就已经滑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也许,上述每个时刻都是决定历史走向的关键节点,只要唐玄宗李隆基能够在当时的每个节点上保持清醒,在“向左走还是向右走”的问题面前正确选择,那么他到最后就不会被迫面临“生存还是毁灭”的极端命题,更不会在马嵬驿陷入那个“要江山还是要美人”的人生困境……
不过,对于天宝十四年春天的李隆基来说,上面这些问题都是不存在的。
因为在他看来,“安禄山造反”是个不值一哂的伪命题。他绝不愿为此花费脑筋,让自己徒增烦恼。此时此刻,他正怀着跟年轻人一样的激情,在热烈拥抱自己生命中的第七十一个春天。
人生七十古来稀。既然上苍如此慷慨,赐给了他太平江山,赐给了他绝代佳人,又赐给了他享受这一切的长寿人生,那他有什么理由不好好享受呢?!
〖云鬓花颜金步摇,芙蓉帐暖度春宵。
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
(白居易《长恨歌》)〗
这样的春天,只宜享受纯净的艺术和无暇的爱情;这样的春天,只适合在恍如天籁的《霓裳羽衣曲》中,让一个灵魂与另一个灵魂比翼双飞、翩跹共舞,不能让世间一切俗务来搅扰,更不能让政治来插足、大臣来聒噪。
简言之,李隆基生命中的第七十一个春天,只属于他的爱人杨玉环,不属于他的帝国和臣民……
然而,让李隆基感到无奈的是——他毕竟是一国之君,而一国之君就不可能真正地摆脱政治。比如早春二月的某个早晨,朝廷又接到了安禄山的奏请,要求用三十二名蕃将替代汉人将领。李隆基懒得去操那份心,立刻下诏让有关部门颁发任命状。诏书一下,杨国忠和新任宰相韦见素立刻入宫,极言安禄山反迹已露,绝不可同意他的奏请。
李隆基大为不悦。
安禄山有什么不好,为什么你们这些人总是放不下对他的嫉恨和猜疑呢?
狼来了,狼来了……就会说这一句!你们就不能来点新鲜的?
李隆基不顾宰相的劝阻,仍旧把三十二份任命状颁给了安禄山。杨国忠和韦见素深感不安,最后只好想了一个明升暗降的办法,建议玄宗让安禄山入朝为相,然后将范阳、平卢、河东三个节度副使升任正使,借此解除安禄山的兵权,从根本上削弱他的势力。
李隆基拗不过两个宰相的力谏,只好勉强同意。可诏书草拟好后,玄宗却留着不发,而是悄悄派了心腹宦官辅璆琳去范阳,让他刺探安禄山的虚实。辅璆琳去范阳走了一趟,收受了安禄山的重金贿赂,回来后就极力向玄宗鼓吹,说安禄山“竭忠奉国,无有二心”。
李隆基笑了。他对杨国忠和韦见素说:“禄山,朕推心待之,必无异志。东北二虏,籍其镇遏。朕自保之,卿等勿忧也!”(《资治通鉴》卷二一七)
朕对安禄山推心置腹,料他必不会心生异志。东北的奚和契丹,全是靠他镇守遏制的。朕可以当他的保人,你们无须担忧!
天子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杨国忠和韦见素还有什么好说的?
于是,征召安禄山入朝的计划就此不了了之。
在李隆基看来,安禄山势力再大,也是自己的赤胆忠臣;安禄山能量再强,也是帮自己镇守国门的一条看门狗。所以,安禄山绝不会是杨国忠臆想中的那头狼!
朕自保之,卿等勿忧!
这是多么掷地有声的话语、多么乐观自信的态度啊!
然而,事实很快就将证明——李隆基错了。
这个严重的错误不仅将彻底葬送锦天绣地、歌舞升平的盛唐,而且将开启一个长达一百四十二年的乱 世——一个充满了流血、杀戮、黑暗、纷争和死亡的乱世。
第五章安史之乱爆发
【狼真的来了!】
从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的夏天起,安禄山对朝廷的态度就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
本来安禄山还想再摆一下迷魂阵,没打算这么早动手,因为他觉得玄宗待他不薄,想等玄宗死后再起兵,可如今杨国忠天天喊说他要造反,终于把安禄山给彻底惹毛了。
这一年四月,玄宗派给事中裴士淹去“宣慰”河北,主要目的是去安抚安禄山,同时当然也想再摸摸安禄山的底牌。裴士淹抵达范阳后,安禄山声称身体不适,不但不出面迎接,还把这位钦差大臣晾在了宾馆里,而且一晾就是二十多天。
后来,安禄山虽然接见了裴士淹,但却故意把所有亲兵都召集起来,让他们全副武装进行警戒,摆出了一副如临大敌的架势。
一见这阵仗,裴士淹吓得魂都没了。
这是在接见天子使臣吗?这分明是在向朝廷示威啊!
裴士淹匆匆宣完圣旨,赶紧一溜烟跑回长安,向玄宗禀报了事情的经过,说安禄山包藏祸心,“无复人臣礼”。(《资治通鉴》卷二一七)
对于裴士淹的汇报,玄宗却不以为意。因为前不久心腹宦官辅璆琳刚从范阳回来,还信誓旦旦地说安禄山“竭忠奉国,无有二心”,时隔不过两个月,安禄山怎么可能就包藏祸心了呢?
在玄宗看来,裴士淹纯粹是夸大其词,危言耸听。
玄宗不把裴士淹的汇报当一回事,可有个人却如获至宝。
他就是杨国忠。
这些日子以来,杨国忠正“日夜求禄山反状”,如今听说安禄山怠慢朝廷使臣,总算抓住了把柄,立刻下令京兆尹出兵包围了安禄山在京师的宅邸,逮捕了安禄山的门客李超等人,并把他们扔进御史台监狱,连夜突击审讯。
可御史台审来审去,也没审出个子丑寅卯,杨国忠大怒,便命御史台把李超等人全部秘密处死。
如此一来,朝廷与安禄山的矛盾便进一步激化了。
当时,安禄山的长子安庆宗和宗室的荣义郡主订了婚,住在京师。他眼见杨国忠动了杀机,大为恐惧,赶紧派人密报安禄山。
得知门客被杀的消息,安禄山又惊又怒,遂下定起兵的决心。
六月,安庆宗与荣义郡主的婚礼举行在即,玄宗亲自下诏,召安禄山入朝参加婚礼,可安禄山却推说生病,拒不入朝。
实际上,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安禄山的狼子野心已经昭然若揭了。
玄宗当然不至于看不出这一点。然而,他还是抱着最后一丝侥幸心理,不愿意相信安禄山真的会造反。
七月,安禄山向朝廷上表,说要献上北地良马三千匹,每匹马配备两名马夫,并由二十二名蕃将率部护送马匹入京。
在这个节骨眼上献马,还兴师动众地派军队护送,安禄山的心思不言自明。河南尹达奚珣赶紧上奏玄宗,说:“请皇上诏令安禄山,若要献马,可由沿途各地官府供应差役,无须另派军队护送。”
安禄山这马献得实在是蹊跷,玄宗心里不禁犯起了嘀咕。恰在此时,宦官辅璆琳受安禄山贿赂之事又突然被人告发(很可能是杨国忠所为),玄宗才猛然有所醒悟,觉得自己是被辅璆琳和安禄山给结结实实地忽悠了一把。他勃然大怒,马上找了个借口杀了辅璆琳,然后又派另一个心腹宦官冯神威前往范阳,给安禄山带去了一道手诏,告诉他说献马可以,但没必要派军队护送;同时,玄宗还在手诏中情深意切地对安禄山说:“朕最近专门命人为你新凿了一个温泉池,十月份在华清宫等你。”(《资治通鉴》卷二一七:“朕新为卿作一汤,十月于华清宫待卿。”)
如果说玄宗此前对安禄山的宠幸确实是出于真心的话,那么这一次,玄宗显然是在给安禄山灌迷魂汤了。
可是,安禄山会上钩吗?到了这个时候,他还会稀罕玄宗给他新作的这一“汤”吗?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冯神威抵达范阳后,得到的待遇并不比裴士淹好到哪里去。他在宣读玄宗圣旨的时候,安禄山居然不跪拜接旨,而是一脸傲慢地踞坐床榻,只微微欠了欠身,淡淡地说了一句:“圣人安好。”等冯神威宣完圣旨,安禄山又意味深长地加了一句:“马不献也可以;你回去转告圣上,到了十月,我会昂首挺胸、精神抖擞地到京师去见他。”(“马不献亦可;十月灼然诣京师。”)
话说到这份上,已经是赤裸裸的威胁了。
安禄山随即安排冯神威住进了宾馆,之后就再也没有露面。心惊胆战的冯神威在宾馆里寝食难安,度日如年。几天后,冯神威终于接到了安禄山的逐客令,却没有接到照例应该呈上的谢恩表。
可此时的冯神威也顾不上什么谢恩表了,一接到逐客令便马不停蹄地跑回长安,一见到玄宗就哭哭啼啼地说:“臣差一点就见不着皇上了!”
从冯神威离开范阳的那一天起,亦即天宝十四年八月开始,安禄山就把起兵计划提上了议事日程。为了防止泄密,安禄山只和心腹幕僚严庄、高尚和将军阿史那承庆加紧密谋,其他文武将吏一概被蒙在鼓里。
众人只是觉得奇怪,自从入秋以来,安禄山便频频犒赏士卒,并且三天两头搞军事演练,不知道他到底想干什么。直到这一年冬天,当有奏事的官员从长安返回范阳,安禄山才借机伪造了一道天子密诏,然后召集众将说:“有密旨,命我举兵入朝讨伐杨国忠,诸君应全部随我出征。”
众将官相顾愕然。直到此刻,他们才终于明白——原来这几个月的好酒好肉都不是白吃的,比平时多好几倍的饷银也不是白给的,是通通要让他们拿命去抵的!
说白了,这世上本来就没有免费的午餐。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上阵杀敌也是他们分内的事情,这本来没什么好说的,可让他们感到郁闷的是——这一次并不是跟敌人拼命,而是掉转枪口跟朝廷拼命!
然而,不管众将佐中有多少是仍旧忠于李唐、不愿追随安禄山造反的,现在都已经是身不由己了。除了硬着头皮跟安禄山登上贼船,他们没有别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