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澣道:“公可谓‘救时宰相’。”
姚崇大笑,把手中毛笔一掷,说:“救时宰相,也殊为难得了!”
姚崇理政,善于权变,因事制宜,从不墨守陈规,且办事雷厉风行,注重实效,所以“救时宰相”之誉,亦可谓恰如其分,实至名归。姚崇的上述执政风格,在随后展开的灭蝗斗争中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
开元三四年间,黄河中下游地区连续爆发了大规模蝗灾。蝗虫过处,千里赤地,颗粒无收。在古代农业社会,蝗灾所造成的损失无疑是各种自然灾害中最为严重的,如果对治不当,不仅国家的粮食储备会出现问题,还会造成大量的灾民和流民,从而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甚至动摇统治根基。
所以,如何对付这场前所未有的蝗灾,就成了姚崇最后一任宰相生涯中最严峻的挑战。
蝗灾始发于开元三年(公元715年)夏。古代人笃信天人感应之说,认为蝗灾是一种天谴,人力不可违抗,因而面对铺天盖地、漫山遍野的蝗虫,各地的官员和百姓都不敢捕杀,而是一味焚香祭拜,修德禳灾,希望以此感动上苍,使蝗灾自灭。
结果当然是可想而知的。人们拜得越虔诚,蝗虫就繁殖得越厉害,最后大家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田中的农作物被蝗群吞噬殆尽。对此,各地官员心急如焚,却又束手无策。
姚崇闻报后,立即上奏玄宗,强烈建议派遣御史分赴各地,组织当地的官员和百姓捕杀蝗虫。可朝臣们多以为蝗虫数量太多,难以除尽,玄宗对此也是满怀疑虑。
姚崇坚持说:“如今蝗满山东(崤山以东),且繁殖速度极快,为历来所罕见。河南、河北百姓,储粮不多,倘若农田无收,必定流离失所,事关百姓存亡,社稷安危,切不可犹疑拖延。纵使除之不尽,犹胜养以成灾!臣知陛下有好生恶杀之德,故此事无须陛下颁布诏书,只须臣下发牒文,督促各地灭蝗。若仍除之不尽,请陛下将臣的官职爵位全部削除!”
这就叫“有功归于上,有过归于己”。
这是一种为官的智慧,也是一种做人的勇气和担当。
既然姚崇都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玄宗当然没有理由再表示反对。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平日里唯唯诺诺,对姚崇惟命是从的宰相卢怀慎却站了出来,再次反驳说:“蝗是天灾,岂能以人事对治?外间舆论均以为此法不妥,况且杀虫太多,有伤天地和气。此事尚可商榷,请公三思。”
姚崇厉声应道:“奈何不忍于蝗而忍人之饥死乎?若使杀蝗有祸,崇请当之!”(《资治通鉴》卷二一一)此言一出,卢怀慎哑口无言,满朝文武也顿时噤声,于是此议遂定。
随后,姚崇立即行动起来,一边发文,一边派遣御史分赴各地。他还在牒文中提出了灭蝗的具体办法:根据蝗虫夜间趋火的特点,“夜中设火,火边掘坑,且焚且瘗(yì,掩埋),除之可尽”。(《旧唐书·姚崇传》)
为了提高百姓灭蝗的积极性,姚崇还采取了特殊的赈灾办法,将赈粮数量与灭蝗数量挂钩,“采一石者,与一石粟;一斗,粟亦如之”。(《朝野佥载》)
采取了上述措施后,一度肆虐的蝗灾得到了较为有力的控制。“是岁,田收有获,民不甚饥”。(《旧唐书·玄宗本纪》)
开元四年(公元716年)春夏之交,蝗灾再次爆发。姚崇按照去年的经验,任命一批御史为“驱蝗使”,分赴各地组织灭蝗。不料,前往汴州(今河南开封市)的御史却遭到了当地刺史倪若水的强烈抵制。即便已经有了去年收效甚著的灭蝗事实,可倪若水还是死抱着旧观念不放,一再声称:“蝗乃天灾,非人力所及,宜修德以禳之。”(《资治通鉴》卷二一一)拒不执行朝廷的命令。
姚崇勃然大怒,当即发文予以驳斥:“古之良守,蝗虫避境。若其修德可免,彼岂无德致然?”这句话的大意是:古代有德的地方长官,蝗虫不入其境,如果说他是靠修德才免灾的,那你倪若水岂不是因无德才导致蝗灾?
姚崇此言,可谓典型的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倪若水接到牒文后,目瞪口呆,半晌无语,最后只好老老实实地按照姚崇的“焚瘗之法”组织力量灭蝗,结果很快就“获蝗一十四万石,投汴渠流下者不可胜纪”。(《旧唐书·姚崇传》)
与此同时,玄宗还颁布诏书,命各地“驱蝗使”严格审查州县官吏在捕蝗方面的成绩,并予以公布,以此作为政绩考核的主要标准之一。
有了姚崇极力推行的灭蝗举措,加上玄宗的支持,灾情总算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缓解,“由是连岁蝗灾,不至大饥”。(《资治通鉴》卷二一一)
【姚崇:为盛世奠基(下)】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开元盛世”几乎就是繁荣和富庶的代名词。
而事实也的确如此。
其他朝代暂且不论,仅以唐朝自身来看,开元、天宝时期的繁荣和富庶程度,在本朝三百年历史上就是属于空前绝后,登峰造极的。
那么,是什么造就了开元、天宝的富庶呢?
答案有二,一是开源,二是节流。换言之,就是勤奋和节俭。
要想致富,舍此别无他途。小到个人,大到国家,莫不如此。也就是说,倘若没有开元初期自上而下的抑奢求俭,就绝对没有开元中后期和天宝年间的繁荣富庶。
其实,早在姚崇复相之初所提的“十事”中,“施政以仁义为先”“对百姓除租赋之外不得苛取”“停止建造佛寺道观”等主张,就都包含了“抑奢求俭”的思想。
开元二年七月,为了改变自中宗以来“风俗奢靡”的社会现状,玄宗就从自身入手,率先垂范,开始了一场“抑奢求俭”的改革运动。他下诏宣布:“凡是宫中多余的车辆、服饰以及各种金银珠宝器具,都应交由有关部门销毁,以供军国之用;珠宝璧玉、锦绣绸缎,焚于殿前;后妃以下,一律不准穿戴珠玉锦绣。”
三天后,改革对象指向了文武百官:“朝中百官的衣服上、腰带上以及饮酒器具、马勒马镫上,三品以上官员可镶嵌璧玉,四品官员可镶嵌黄金,五品官员可镶嵌白银,余下官员一律禁止;妇人服饰以其夫、其子为准。旧有的锦绣绸缎,全部染为黑色。自今以后,全国范围内一律不准开采珠玉,纺织锦绣,违者杖打一百,工匠杖打八十。”同日,撤销了西京和东都的织锦坊。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当年中宗李显喜好享乐,就有了安乐公主价值上亿的“百鸟羽毛裙”,并引发了一场捕杀珍稀鸟类的生态灾难;如今,玄宗李隆基以身作则,力行节俭,朝野上下当然就不敢奢靡了。
在俭朴持身,清廉为政方面,宰相卢怀慎最为世人称道,也最堪为百官表率。
史称其“清谨俭素,不营资产,虽贵为卿相,所得俸赐,随散亲旧。妻子不免饥寒,所居不蔽风雨”。开元四年十一月,卢怀慎病逝,家中毫无积蓄,穷得连买棺材的钱都没有。他家唯一的一个老仆人只好把自己卖掉,用所得的钱替主人办丧事。(《资治通鉴》卷二一一)
堂堂帝国宰相竟然困窘若此,委实令人不可思议。
如果史书记载没有夸大其辞的话,那么只能有两种解释:一、开元初年的官员俸禄菲薄,加之卢怀慎为人又慷慨好施,“所得俸赐,随散亲旧”,所以才会穷到这个地步;二、玄宗为了树立清廉政风,故意塑造了这么一个典型,以此作为教育官员和百姓的活教材。
但是,无论我们作何理解,卢怀慎生前的清廉和俭朴都是可以想见的。因为仔细想想,若非他本人确实为官清廉,只要利用手中职权适当搞一点灰色收入,无论他如何乐善好施,总还会留下一点家底,绝不至于买不起棺材;此外,若非他本人确实是穷,就算玄宗想塑造典型,恐怕也是无从下手,总不能故意扣卢怀慎的工资吧?
总之,即便我们仅仅把卢怀慎当成一个特例,但是仅此一例也足以表明——开元初年的官场风气和社会风尚,确实要比中宗时代健康和淳朴得多。
除了卢怀慎,作为首席宰相的姚崇,在个人生活方面似乎也是不讲排场,因陋就简的。史称他在担任中书令期间,在京城竟然连一座宅邸都没有,只好长期寓居在长安大宁坊的一座寺院中。(《资治通鉴》卷二一一)
和卢怀慎穷得买不起棺材一样,姚崇寓居寺庙之事,同样也让人难以理解。难道玄宗真的“节俭”到舍不得赐给宰相一座房子?就算天子不赏赐,难道姚崇自己为官数十年,三次出任宰相,又有好几个儿子在朝为官(并且颇有些灰色收入),这样还凑不起钱买一座像样的房子?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稍后我们就将看到,就是因为姚崇那两个宝贝儿子,还有他的一个心腹下属贪赃受贿被揭发,姚崇才被迫引咎辞职的。除此之外,据《旧唐书·姚崇传》记载,姚崇临终前曾“分其田园,令诸子侄各守其分”,可见姚崇生前并不缺财产,自然也就不可能买不起房子。所以他寓居寺院一事,基本上可以认定是在作秀,是为了配合“抑奢求俭”的改革运动而不得不这么做的。
说白了,就是出于一种政治需要。
然而,就算这只是玄宗和姚崇为了教育官民而安排的一场政治秀,可一个堂堂的宰辅重臣,能够长期摒弃个人享受,置首席宰相的体面于不顾,在三年多的任期内始终住在条件简陋的寺院里头,这样的表现,不也是难能可贵的吗?如此用心良苦的“秀”,不也恰好能从侧面反映出玄宗君臣的自律、谨严和刻苦吗?
无论姚崇身后留下了多少财产,也无论玄宗中年以后变得如何奢侈纵欲,总之,日后的大唐臣民应该都不会忘记,在开元初年,有一个励精图治的年轻天子,主动放弃了许多帝王应有的享受;有一个“清贫宰相”,穷得死后连棺材都买不起;还有一个“蜗居宰相”,你在偌大的长安城里找不到一座属于他的宰相府邸……
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假如没有开元初年玄宗君臣携手同心奠定的基业,也就没有后来那一页歌舞升平的盛世华章,也就没有那一个锦天绣地的巍巍盛唐。
卢怀慎病逝后,玄宗又提拔尚书左丞源乾曜入相,充当姚崇的副手。和卢怀慎差不多,源乾曜拜相之后,也是一切以姚崇的意志为转移,基本上没什么个人主张。每当他上殿奏事符合玄宗心愿的时候,玄宗就说:“这肯定是姚崇的意见。”而凡是玄宗觉得不满意的时候,就会说:“你干嘛不和姚崇多商量商量?”
源乾曜真是晕死,碰上如此“偏心武断”的皇帝,他也只能夹着尾巴甘当卢怀慎第二了。所以,无论皇帝对他所奏之事满不满意,源乾曜每次都是老老实实地向玄宗表示歉意,承认事实就是皇帝所说的这样。故而每当朝廷有什么重要事务,玄宗总是催促源乾曜去罔极寺找姚崇。
卢怀慎去世不久,姚崇患上疟疾,便向玄宗告假。玄宗急得不知如何是好,天天派宦官去罔极寺慰问,最多的时候一天派出好几十个,往往是前面一拨宦官还没走,后面一拨宦官就到了。源乾曜觉得大家天天往罔极寺跑也不是办法,就向玄宗建议,让姚崇从罔极寺迁入皇城内的“四方馆”(皇家礼宾馆)居住,这样既可方便皇帝问讯,又能让姚崇有一个较好的环境养病。
玄宗欣然同意。
可姚崇却不干。
他的理由是,四方馆存放着许多重要的典籍和文件,如果让一个病人住进去,于礼不合,所以坚决推辞。玄宗一听就急了:“设立四方馆,是方便各国的朝贡使节;让你住进去,是有利于社稷。朕恨不得让你住到宫城大内来,区区四方馆,有什么好推辞的?”
史书没有记载姚崇后来是否住进了四方馆,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算他住进去了,没过几天就得再搬出来。
因为他的仕途到头了。
导致姚崇下台的表面原因,出在他的两个儿子和一个下属身上。
姚崇长子名姚彝,官任光禄少卿(主管宫廷膳食的副部长);次子名姚异,官任宗正少卿(主管皇族事务的副部长)。姚崇为官,对自己还是比较高标准严要求的,只可惜对儿子管教不严。这俩小子仗着父亲是皇帝最倚重的首席宰相,长期“广通宾客,颇受馈遗”,几年前就曾因请托魏知古而差点惹出祸端,幸赖姚崇机警,才没出事。但他们却没有因此收敛,而是照旧我行我素,招权纳贿,因而颇受当时舆论谴责。
除了对儿子缺乏管束,姚崇对自己的亲信下属也过于纵容。他有个秘书(主书,从七品)名叫赵诲,收受胡人的贿赂,不料没多久就被人告发了。玄宗对此案极为重视,亲自审问,结果发现案情属实,遂将赵诲逮捕下狱,并判处了死刑。
本来此案与姚崇并没有直接关系,充其量也就是负一些间接的领导责任而已。怎奈姚崇聪明一世糊涂一时,竟然出面营救,由此令玄宗大为不悦。不久,朝廷恰好要大赦,玄宗看在姚崇的面子上,特别在大赦诏书中标出赵诲的名字,下令免其死罪,杖打一百,流放岭南。
尽管皇帝给足了面子,可姚崇还是不无痛苦地意识到——经过这件事之后,自己在玄宗心目中的形象已经大打折扣了。倘若不在这个时候急流勇退,万一两个儿子贪赃纳贿的事实再被揭发,那后果真的是不堪设想。
思虑及此,忧惧不安的姚崇不得不向玄宗提出了辞职请求,而且提出了不止一次。
同时,姚崇还向玄宗郑重推荐了一个人,作为自己的继任者。
他就是时任广州都督的宋璟。
开元四年闰十二月,玄宗接受了姚崇的辞职请求,免除了他的宰相之职,改任开府仪同三司;同时将源乾曜罢为京兆尹、西京留守。
姚崇被罢相一事,乍一看似乎有些不可理喻——就因为一个七品小文书受贿,便罢免了一个兢兢业业、精明强干、对帝国政治有着突出贡献的宰相,是不是有些小题大做了?
其实,无论是赵诲的枉法求财,还是姚崇两个儿子的招权纳贿,都不是导致姚崇下台的真正原因。道理很简单,打狗也要看主人。倘若玄宗仍然倚重姚崇,仍然寄望于他在宰相任上多做一些贡献,那么就算赵诲和姚氏兄弟杀人放火,奸淫掳掠,只要他们不是阴谋造反,玄宗都大可以睁一眼闭一眼,又何必非把姚崇的宰相乌纱摘掉不可呢?
所以,真正的原因其实是——玄宗本来就已经有了罢免姚崇之意,赵诲受贿的事情,只是恰好让玄宗拿来当一个借口罢了。
在赵诲一案中,有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足以让我们窥见玄宗的真实意图。那就是,当赵诲东窗事发时,玄宗居然以天子之尊亲自审问他,这显然是不合常理的。如果不是玄宗存心要抓姚崇的小辫子,一个小小七品文书的受贿案,又何须劳驾他皇帝大人亲自出马?
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玄宗这么做,目的就是要敲山震虎。
换言之,就是故意抓一条狗来打,让主人瞧瞧颜色。
可是,姚崇一直在宰相任上干得好好的,玄宗为什么忽然要把他撸了呢?
这就要涉及到玄宗的用人之术了。
玄宗任用宰相的原则,基本上可以用六个字概括:专任而不久任。
所谓专任,就是一改大唐立国以来的集体宰相制,把宰相名额控制为两个,并且一个为主,一个为辅。比如玄宗先后为姚崇配备的两个副手,前面的卢怀慎就被称为伴食宰相,后来的源乾曜同样也是唯唯诺诺;姚崇卸任后,宋璟继任首席宰相,他的搭档苏颋照旧是陪衬人物。这种绿叶配红花的用人原则,正是玄宗刻意为之的。他的目的,就是要把朝政大权全部集中到首席宰相一个人手上。
之所以要实行这种专任制,是因为玄宗亲政后,所面临的是一个“百废待举”的政治局面,所承担的主要历史任务就是“拨乱反正”,因此,只有让一个能力突出的宰相独揽朝纲,才能集中力量办大事,避免集体宰相制下常见的掣肘、推诿、扯皮等低效现象。
但是专任制也有两大副作用:一是宰相大权独揽,最终必然导致皇权受到威胁;二是一人执政必然导致整个政治运作过多地带上个人烙印,从而日久生弊。而要消除这两个副作用,最简单也是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不要让这个手握大权的宰相干太久。
从这个意义上说,姚崇被罢相绝不是偶然事件,而是玄宗深思熟虑的结果。
姚崇虽然离开了帝国的政治中枢,但是在后来的几年里,玄宗对他依旧礼遇甚隆,仍令其“五日一朝,入阁供奉”(《资治通鉴》卷二一一),在许多大政方针上还是要征求他的意见。
开元九年(公元721年),姚崇病逝,享年七十二岁,死后赠扬州大都督,谥号“文献”。
姚崇在任三年多,时间虽然不长,但却与玄宗君臣同心,密切配合,共同开启了清明、高效、务实、俭朴的新政风,终结了自神龙政变以来混乱不堪的政治局面,把帝国引上了一条健全的发展轨道,为盛世的来临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宋璟:贤臣的典范(上)】
宋璟于开元四年底被玄宗征召入朝,初授刑部尚书,次月擢任侍中(时称黄门监)兼吏部尚书,正式入相;玄宗给他配备的副手是中书侍郎(时称紫微侍郎)苏颋。
和姚崇一样,宋璟也是三朝元老,素以“耿介有大节”“当官正色”(《旧唐书·宋璟传》)著称,武周时期曾为了弹劾二张而与武皇面折廷争,以致铁腕无情的武曌虽“内不容之”,也不免要“惮其公正”。(《大唐新语》卷二)
从宋璟回朝之初发生的一件小事,就足以见出他刚直不阿的性情。
当时,宋璟从广州回长安,临近京师时,玄宗特意派遣心腹宦官杨思勖出城迎接。宋璟一路上竟然不与杨思勖攀谈半句。杨思勖回宫后悻悻地向玄宗禀报,玄宗听完,感叹良久。他知道,宋璟这是在恪守“外臣不与内官交通”的准则,于是内心对他愈发敬重。
作为姚崇的继任者,宋璟在国家大政方面大致继承了姚崇的路线方针,基本上可以说是“萧规曹随”,但是在具体的执政风格上,他却与姚崇有着根本的不同。
史称“崇善应变,故能成天下之务;璟善守文,故能持天下之正”。(《新唐书·姚崇、宋璟传》)对于姚崇来讲,只要大方向是对的,他可以不择手段,所以他身上颇有些权谋色彩;而对于宋璟来说,只有原则才是最重要的,什么事情都要讲究一个规矩法度,是非曲直,无论是皇亲国戚还是天子本人,在这一点上一概不能例外。
其实,宋璟与姚崇的不同并不是偶然的。
玄宗李隆基正是发现姚崇执政过于“权变”,担心日久生弊,才会起用善于“守正”的宋璟,以此弥补姚崇的缺失,矫正朝廷的风气。
宋璟拜相后的第一个重要举措,就是恢复了废弛已久的“谏官议政制度”。
大唐的谏官议政制度始创于太宗贞观初年。当时的制度规定,凡中书、门下两省长官及三品以上官员上朝奏事时,谏官、史官必须随同宰相们上殿,“有失则匡正,美恶必记之”;朝廷各部长官在朝会上向皇帝奏事时,御史有权当面弹劾,并当众宣读弹劾奏章。有了这样的谏议制度,高级官员就无法蒙蔽皇帝,低级官员也不能暗进谗言。所以太宗才能听到各种不同意见,最后择善而从,在兼听博采的基础上作出正确决策。
这就是贞观时代进谏成风,吏治清明的主要原因之一。
然而,到了高宗时代,许敬宗、李义府等人恃宠用事,这项制度就逐渐废弛了。史称当时“政多私僻”,奏事官员往往等到朝会结束后,才在御前呈上密奏,谏官、史官皆随文武百官退出,自然不可能了解奏事官员到底呈上了什么奏议,更不可能发表什么意见。
及至武周时期,女皇武曌以严刑峻法控制臣下,于是事情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谏官、御史们虽然又有了当廷谏议之权,但是往往捏造事实,无中生有,滥用手中职权陷害朝臣,打压异己。所以上至御史大夫,下至监察御史,莫不以相互倾轧为能事。整个帝国政治被搞得乌烟瘴气,人人自危。
到了开元初年,谏官议政制度已经废弛了半个世纪之久。“及宋璟为相,欲复贞观之政”(《资治通鉴》卷二一一)。开元五年(公元717年)九月,在宋璟的一再建议下,玄宗终于下诏恢复了谏官议政制度:“自今以后,除非情况特殊或事关机密,否则一切奏事,均应在朝会上公开报告,谏官、史官议政,皆依贞观故事。”
谏议制度的恢复极大地促进了玄宗朝廷的进谏、纳谏之风,为帝国政治的良性化和有序化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玄宗李隆基虽然做不到像太宗李世民那样“从谏如流”,但至少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做到“虚怀纳诲”。于是在开元前期的二十年间,出现了继贞观之后谏诤风行的第二次高潮。上至宰相、百官和地方刺史,下至文人、隐士和普通百姓,上书直谏者络绎不绝,公开议论朝政蔚为一时风尚。
当然,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有了制度,还要有人去贯彻推行,才有可能形成一种习惯和风气,否则再好的制度也只能沦为摆设。
在坚持原则,犯颜直谏方面,作为百官之首的宋璟,就是头一个身体力行的。
对于外戚,他敢于不讲情面;对于宗室,他敢于秉公办事;甚至对于玄宗本人,他也敢于“触逆龙麟”。
这就是一代贤相的傲骨和风范。
如果说,“善应变”的姚崇可以称为能臣的话,那么“善守文”的宋璟就堪称贤臣的典范。下面有几件事情,足以让我们领略宋璟的贤相之风。
第一件事发生在开元七年(公元719年)四月,玄宗的岳父王仁皎去世。王仁皎是王皇后的父亲,封祁公,官任开府仪同三司(一级文散官,从一品)。既然是当朝国丈,身份显赫,爵高位尊,身后事的规格自然是不能低的,尤其是坟墓,更要修得巍峨高大。这不仅是顾及王皇后的面子,更涉及皇家的尊严。所以,王仁皎的儿子、驸马都尉王守一就出面向玄宗要求,比照窦太后之父(李隆基外祖父)的丧葬规格,修筑一座高五丈一尺的大坟。
这个王守一不仅是玄宗的大舅子、皇室的驸马,而且是李隆基在当临淄王时的好友,本身又是先天政变的功臣,在李隆基诛灭太平一党的过程中出力甚多。因此,无论是出于皇家尊严、个人亲情,还是出于旧友兼功臣的情面,玄宗都不能不答应。于是玄宗很快就下了一道手诏,命有关部门按照王守一的要求办理。
然而,王守一万万没有料到,天子这一关他是过了,可宰相那一关他却死活也过不了。
宋璟得知这件事后,立刻拉上副手苏颋,当面向玄宗进谏,说:“按照朝廷的有关制度规定,一品官的坟墓高度是一丈九尺,即使是陪葬皇陵,最高也不过三丈。所以,王守一的要求于礼不合,不能同意。”
玄宗闻言,赶紧把外祖父搬了出来,说既然有成例可依,那王守一的要求也不算过分。
宋璟说:“窦太后的父亲逾越礼制,当时朝野都议论纷纷,只是没人敢出面指出错误罢了,现在既然已经知道错了,怎么还能明知故犯?”
玄宗表情尴尬,可还是不想松口。
宋璟寸步不让,接着给皇帝上课:“从前太宗皇帝嫁女儿,嫁妆的价值超过了长公主(太宗这一辈的公主),魏徵进谏,太宗欣然接受,长孙皇后也甚为嘉许;可不像后来的韦庶人(韦后)那样,为了抬高其父的身价,竟然把坟墓称为‘酆陵’,结果也只能加速败亡,为天下笑!如今,以皇后的父亲身份之尊贵,要修筑大坟又有何难?可臣等之所以再三进言,只不过是想成全皇后的俭德,维护皇上您的尊礼守法之形象罢了。何况今日所为,正可以传之无穷,永为后法,岂可不慎重!”
玄宗是聪明人,既然宋璟一点商量的余地都没有,他再坚持下去也没什么意义,还显得自己太没水平。于是玄宗赶紧换了一副愉快的表情,变被动为主动地说:“朕经常想修养品德,做群臣的表率,对自己的妻小又岂敢徇私!但此事是一般人不愿说也不敢说的,如今贤卿能固守典章礼仪,以成就朕的美德,并垂法将来,这样很好,正是朕所期望的。”
就这样,王国丈修筑大坟的事情彻底黄了,玄宗还特意赏赐给宋璟和苏颋每人四百匹彩帛,以资鼓励。不知道当皇帝的大舅子王守一,看到两个宰相搅了他的好事还赚了好几大车的彩帛时,心里会作何感想?
宋璟反对修筑大坟,针对的是外戚。接下来的这件事,针对的则是宗室。
此事发生在同年十一月,宁王李宪(就是李隆基的长兄宋王李成器,于开元四年更名)有一个亲戚叫薛嗣先,曾经在皇家宗庙当过一段时间的“斋郎”(负责宗庙祭祀洒扫的小吏)。李宪上奏玄宗,请求让薛嗣先在朝中任职。玄宗把奏章转给了中书、门下省,虽然没有明说给他当什么官,可意思还是明摆着,让宰相酌情授予他一个官职。
宋璟接手这件事后,马上就向玄宗启奏,说:“薛嗣先当过斋郎,虽然没什么优越的表现可堪留用,但毕竟是皇亲国戚,按理说总该给个小官做。可不知陛下是否还记得,景龙年间,常有天子授官不经中书、门下,而是直接下敕,称为‘斜封官’,在当时可以说是泛滥成灾。自从陛下登基以来,这种事已经完全杜绝,无论是发给赏赐还是任命官吏,必定都要经过中书、门下两省的考核评议。正所谓天下至公之道,唯有圣人能行。薛嗣先虽是皇家姻亲,陛下却不因他而废法,将此事交由臣等议决,臣很感动,但是臣还是想把此事交给吏部,让他们照章办理,希望陛下不要另行颁布敕令。”
宋璟这番话,百分之百是公事公办的意思,而且还特别举了斜封官的例子,摆明了就是把薛嗣先当官的事给否决了,只不过一副官腔打得滴水不漏,十分含蓄委婉,没有让皇帝和宁王太难堪而已。此外,他还给皇帝戴了一顶“至公之道,圣人能行”的高帽,玄宗若要当这个“圣人”,想必也不敢再搞一个斜封官出来。
毫无疑问,薛嗣先的官没当成,宁王的面子也给驳了。
在宋璟面前,一是一二是二,什么事都要秉公而行,照章办理,不要说宁王,就算是天子李隆基本人的事情,该驳的时候他也照驳不误。
宋璟就任宰相期间,有几次都是直接驳了皇帝的面子。
第一次是在他拜相不久的开元五年年底,玄宗命宋璟和苏颋给自己的皇子、公主起名字和封号,总共起三十对备用,还特别交代他们,除了这三十对外,一定要另想一对最漂亮的名字和封号呈上,显然是想赐给他最心爱的某个皇子或公主。
按说这是一件很小的事情,只不过举手之劳,又能讨天子欢心,何乐而不为呢?
可宋璟偏偏不认为这是小事,而是关乎皇室和社稷稳定的大事。
为什么这么说呢?
道理很简单,玄宗既然有某个特别宠爱的皇子或公主,那就意味着他有某个特别宠爱的嫔妃,正所谓“母宠子爱”“母以子贵”。如果在这件事上迁就天子,那就等于助长了后宫的争权夺宠之风,而在宋璟看来,后宫的女人战争,最后往往会波及到外朝,导致社稷不宁,政局动荡。自古以来,这种事情可谓不胜枚举。远的不说,单说高宗永徽年间武昭仪和王皇后之间的后宫大战,最终就酿成了高宗与宰相集团的君臣对决,彻底改写了大唐王朝的历史。所以,此风断不可长,必须把天子的这点偏私之念扼杀在萌芽状态。
职是之故,宋璟一点面子也不给玄宗,当场就把事情挑明了,说:“天子之爱,犹如天地覆载苍生。陛下对子女的爱,也应无袒无偏,一视同仁。如今命臣等另撰一对佳名美号,显然已有所偏私。所以臣还是想将三十对名号混同以进,以彰显陛下覆载无偏之德。”
玄宗闻言,尽管心里非常不爽,表面上还是把宋璟赞许了一番。
还有一次,是在开元七年五月初一,这一天发生了日食。古人通常把日食看成是皇帝德行有亏的象征,于是玄宗慌忙下了一大堆诏书,今天宣布自己要改穿素色衣服,要撤除宫廷伎乐,减免膳食;明天又命令中书、门下省要重审监狱中的囚犯,查看有没有冤情;后天又要求有关部门要赈济贫民,劝课农桑等等,真是忙得不亦乐乎。
玄宗这么做,一方面固然是怕遭天谴,但是最主要的,恐怕还是要作秀给百官看。宋璟对这套形式主义的东西超级反感,所以立刻进谏:“陛下体恤民情,诚然是苍生之福。不过臣听说,遇到日食应该砥砺自己的品德,但关键还是在于诚心。所谓亲君子,远小人,杜绝妇人干政,排斥谗言奸佞,这才是真正的修德。对于君子来说,言大于行,光说不练是一种羞耻,若能以至诚之心去实践,也就不用下那么多诏书了。”
宋璟这番谏言,可以说是毫不避讳地揭穿了玄宗的作秀心态,一下子把皇帝搞得很下不来台。
史书没有记载玄宗对此作何反应,但是不难想象,李隆基心里八成是又羞又恼的。估计跟太宗李世民当初被魏徵弄得很不爽,回宫后只好对老婆嚷嚷,说总有一天要杀了魏徵这个乡巴佬一样,李隆基很可能当面不便发怒,可转过身也会拼命问候宋璟的十八代祖宗。
不过,无论李隆基对宋璟一而再、再而三地“触逆龙麟”是否心存怨恨,但至少他在表面上还是“虚怀纳诲”的。
因为,他要当一个像太宗李世民一样的治世明君。
所以,他只能忍。
即便宋璟的谏言让他有如骨鲠在喉,芒刺在背,他也只能一忍再忍。就像佛教所说的“修大忍辱,得大福报”一样,从某种意义上说,日后那个繁荣富庶的盛唐,又何尝不是这么忍出来的?
司马光有一句话总结玄宗和宋璟的君臣关系,说得非常到位。他说,宋璟“刑赏无私,敢犯颜直谏”,所以玄宗“甚敬惮之,虽不合意,亦屈从之”。(《资治通鉴》卷二一一)
最后这“虽不合意,亦屈从之”八个字,道破了玄宗的真实心境。
【宋璟:贤臣的典范(下)】
当然,宋璟之所以敢于处处坚持原则,违背玄宗意志,而且对宗室和外戚都不讲情面,关键就在于他对自己也一直是高标准严要求,正所谓欲正人者,必先正己。
有两个例子可以充分说明宋璟的严以律己。
宋璟回朝拜相之前的职务是广州都督。当时的广州地处岭南一隅,文化相对落后,老百姓住的都是竹子和茅草搭盖的简易房子,平时也没觉得有何不妥,就是每逢干燥的季节便容易失火,而且一旦失火,往往一烧就是一条街。老百姓深受其弊,却又没有能力改变。宋璟到任之后,马上教当地百姓烧制砖瓦,同时大力实施旧城改造。没多久,广州百姓就住上了砖瓦结构的房子,“自是无复延烧之患”(《资治通鉴》卷二一二)。老百姓感念宋璟的恩德,就在开元六年初为他立了一块“遗爱碑”,以此称颂他在广州的惠民之政。
当时宋璟已经回朝担任宰相,听说这件事后,当即对玄宗说:“臣在广州并没有特殊的政绩,只因今日蒙受陛下恩宠,才会有这种阿谀谄媚的事情发生。如果要革除这种风气,希望从臣开始,请陛下下诏禁止。”玄宗很满意,遂依言而行,于是天下各州从此再也不敢随便为官员树碑立传。
这件事是宋璟自我约束的典型例子。
在这方面,宋璟和姚崇可以说有着天壤之别。姚崇长期纵容儿子和属下照权纳贿,可宋璟不仅自律甚谨,对亲戚的要求也非常严格。
开元七年底,吏部开始了一年一度的官员选拔工作,众多的候补官员云集京师。由于候选者多,职务缺额少,所以这些候补官儿就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靠山的找靠山,没靠山的包红包,一个个上下奔走,四处请托,忙得不可开交。在这些人中,有一个叫宋元超的候补官,却显得超级自信。别人忙得脚后跟打后脑勺,惟独他显得气定神闲,不慌不忙。
很快,人们就发现了他如此自信的原因。
有一天,他大摇大摆地走进吏部,直接找到主管官员,报上自己的候补官身份,然后告诉对方,自己有个堂侄在朝中任职。
你侄子是谁呀?看把你牛的!
宋元超不紧不慢地报出了官职和名字——侍中兼吏部尚书宋璟。
主管官员吓坏了,这可是首席宰相的堂叔啊,怪不得一副牛皮哄哄的样子!于是吏部赶紧一边给他物色肥缺,一边上报宋璟。
宋璟闻报,马上给吏部下了一道牒文,说:“宋元超是我的堂叔,长期住在洛阳,我和他很少打交道。他确实是我的长辈,这一点我不想隐瞒,但是我更不想因为这层关系而以私害公。本来他如果不自曝身份的话,你们还可以公事公办,现在他既然说了,那就没别的选择了,一句话——请解除宋元超的候补官资格。”
宋元超打死也不会想到,宋璟居然会如此六亲不认!本来如果走正常程序,他还有被选上的机会,如今倒好,恰恰因为他是宰相的堂叔,反而鸡飞蛋打,连候补官的资格都没了。
这件事传开后,宋璟的廉政之名自然是朝野皆知。
宰相身为“百僚之长”,不仅本身要率先垂范,具备严明高洁的操守,而且更需要有知人善任的眼光和智慧,才有资格和能力领导整个庞大的文官集团。
宋璟在这方面的表现也是可圈可点的。
开元六年(公元718年)冬,他给玄宗呈上了一道任免官吏的奏疏,疏中称:“括州员外司马李邕、仪州司马郑勉,都有才干和文采,然性喜异端,好生是非,若加重用,必有后患,但全然不用,又可惜了他们的才干,故可分别授予渝州、硖州刺史;大理卿元行冲素称才行兼备,初用之时,能孚众望,时间一长却颇不称职,请转任左散骑常侍(没有实际政务的散官),以执法严正的李朝隐代之;陆象先有丰富的行政经验,为人宽厚,又能做到是非分明,可授河南尹一职。”
这就叫扬长避短,量才录用。有这样一双火眼金睛替皇帝严把人才关,玄宗就既不用担心官员队伍中有人滥竽充数,也不用担心有人怀才不遇了。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称,“璟为相,务在择人,随材授任,使百官各称其职”。此言可谓确论。
唐代有不少隐士,其中固然有“视富贵如浮云”的真隐士,但也不乏以归隐山林作为升官捷径的投机者。有人就曾经向宋璟推荐过一个叫范知睿的隐士,称他富有文学才华,并献上其所著的《良宰论》。宋璟阅毕,在书上写下了这样的批语:“观其《良宰论》,颇多阿谀之辞。隐士理应直言朝政得失,岂能如此谄媚取容?若自以为文章作得好,可走科举应试之途,不应私下请托。”可想而知,在如此刚直不阿、明察秋毫的宰相面前,任何人想抱着侥幸心理走一条“终南捷径”,结果都只能是痴心妄想。
尽管宋璟有严明高洁的操守,有知人善任的能力,但是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宋璟在为相期间也犯了两大错误,从而导致了自己的下台。
第一个错误是在治理经济方面,具体而言就是货币政策的失败。
唐朝的货币流通领域从立国之初就一直存在一个严重问题,就是政府的货币供应量始终不足。由于当时的货币以铜铸为主,不像我们今天的纸币想印多少就有多少,而铜矿的开采量毕竟是有限的,所以铜钱长期无法满足市场和贸易的需要。
唐朝的货币发行始于高祖武德四年,称为“开元通宝”,规定每个铜钱的直径为0.8寸,重二铢四分(约5克)。在官铸货币发行的同时,政府明文规定:民间不得盗铸,违者处以死刑,家属籍没为奴。
然而,随着唐朝立国日久,经济逐渐繁荣,市场对货币的需求量越来越大,政府发行的货币完全不能满足民间的需求,于是开始出现私人的盗铸,当时称为“恶钱”,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假币。既然是民间私铸的假币,在成色和份量上当然与官铸货币不可同日而语,但它却可以极大地缓解市场需求,因而禁止盗铸的法令变成形同虚设。到了高宗显庆、乾封年间,恶钱已经在市场上广泛流通,严重扰乱了经济秩序,政府在屡禁不止的情况下,不得不采取温和的干预手段,下令用官铸一钱兑换五恶钱,再将恶钱回收销毁。
但是,这个措施却没有得到有效的实行。道理很简单,官府以一抵五,意味着老百姓手头的钱就要贬值80%,哪个傻瓜愿意乖乖地把钱拿去兑换呢?于是民间大多把恶钱藏起来,等禁令松弛了,再把钱拿出来花。不仅持有者不换,铸造者更是加大了盗铸的规模。为了躲避官府追查,很多盗铸者甚至把铸币工场设在了船上,然后把船划到江心,让你鞭长莫及。所以高宗政府虽一度想要推行新货币“乾封泉宝”(其尺寸和重量都比“开元通宝”略大),到最后还是归于失败。用现代经济学的话说,这就叫“劣币驱逐良币”。
到了武周时期,恶钱的成色和质量越来越差,连铁和锡都掺进了铜钱里。也就是说,盗铸的成本越来越低,利润越来越高,于是恶钱更是泛滥成灾。江淮一带的百姓纷纷以铸钱为业,假币制造商们要么把工场隐藏在崇山峻岭之中,要么设在船上,直接划船出海,让官府的缉捕人员要么高山仰止,要么望洋兴叹。
及至开元初年,作为政治和经济中心的长安和洛阳两京,恶钱已经满天飞了。有的假币制造商干脆不用铜,而全部用价值低,熔点也更低的锡来铸造,片刻工夫就能铸造数十上百个锡钱,在市场上也同样大行其道。
恶钱的大量制造和普遍流通固然弥补了政府货币供应的不足,但是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它会导致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其次,致使百姓“皆弃农而竞利”,破坏农业生产;最后,利入私门,使国家财政受到私铸货币的左右,严重扰乱正常的经济秩序。
这种现象当然引起了宋璟极大的关注和忧虑。开元六年春,在宋璟的主持下,唐朝廷再度下令禁止恶钱,规定只有重二铢四分的标准铜钱才能继续流通。此次禁令在两京得到了比较严格的执行,长安和洛阳市面上的恶钱迅速被大量回收销毁。
然而问题却接踵而至,民间的货币流通量骤减,直接造成了贸易萎缩和市场萧条,于是两京舆情哗然,百姓怨声载道。宋璟当即采取补救措施,在征得玄宗的同意后,动用国库存款二万缗,以市场价格购入百姓手中滞销而官府可用的商品,同时让两京的各级政府官员预支薪俸,以便让官铸货币迅速占领流通领域。
开元七年二月,宋璟又采取了一项强力措施,将国家粮食储备库(太府)和州县储备的十万石粟米出售给百姓,借此吸收民间恶钱,然后全部予以销毁。稍后,宋璟又派遣监察御史萧隐之前往私铸恶钱的重灾区——江淮流域,负责恶钱的禁止和收缴。
应该说,宋璟的上述举措都是对的,于国家也是有利的。可问题是,对的不见得是好的,于国家有利的也不见得是于百姓有利的。尤其是萧隐之前往江淮以后,为了急于搞出政绩,动用了极为严厉的司法和行政手段,不仅挨家挨户收缴恶钱,而且“捕责甚峻”。(《新唐书·食货志》)如此一来,不但为数众多的假币制造商破产、坐牢,并且普通的商人和百姓在经济上也蒙受了巨大损失,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市场的萧条乃至瘫痪。
到了开元八年(公元720年)春,整个江淮地区已经被萧隐之搞得民怨沸腾,百业凋零,原本甚为合理的经济政策到头来变成了彻底的扰民之政。有鉴于此,玄宗不得不罢免了萧隐之的官职,随后禁令取消,恶钱复行。而宋璟作为这项政策的制订者和负责人,当然也被玄宗记了一大过。
就在禁止恶钱的政策遭到挫败的同时,宋璟在司法领域又犯了一个错误。
这个错误可以称为“旱魃(bá)事件”。
由于宋璟性格刚正,嫉恶如仇,所以对于犯罪的人极其痛恨,尤其是对那些不服判决而不断上诉的在押犯更是深恶痛绝。于是他便交代负责审理上诉案件的御史:“凡是服从判决,诚心悔过的,可以酌情减刑甚至释放;而那些上诉不已的冥顽之徒,就一直把他们关着,让他们把牢底坐穿!”
此令一下,那些有冤情的犯人可就惨了。本来蒙冤入狱还有上诉的机会,如今宰相大人一句话,就把他们申冤昭雪的希望彻底粉碎了,一时间群情汹涌,喊冤的呼声比平日更高。
当时又正巧碰上关中大旱,有人便借题发挥,搞出了一个旱魃事件。所谓旱魃,意思是制造旱灾的妖魅。古时候每逢天旱,人们总是认为旱魃作祟,所以就要举行仪式驱魅。由于很多人对宋璟这项政令不满,包括一些宫中优伶,也对那些有冤无处申的犯人非常同情,于是就专门编了一出讽刺小品,准备在宫中举行驱魅仪式的时候向皇帝献演,借此发泄对宋璟的不满。
当玄宗来观看演出时,一个优伶扮演旱魃,另一个就问他:“你为何出来作祟?”旱魃答:“奉宰相大人之命。”另一人作困惑状,问他何故。旱魃说:“如今含冤入狱的人足足有三百余个,可宰相大人却不让人申冤,这些人怨气冲天,我就不得不出来了。”
玄宗听着这几句台词,脸上顿时阴霾密布。
而宋璟的宰相生涯就在这一刻走到了终点。
开元八年正月二十八日,玄宗罢免了宋璟的宰相之职,改任开府仪同三司,将另一个宰相苏颋也罢为礼部尚书;同日,征召京兆尹源乾曜、并州长史张嘉贞入朝为相。
和姚崇一样,宋璟担任宰相的时间也只有三年多。
毫无疑问,尽管宋璟罢相的表面原因是在经济政策上遇到挫败,并且在司法领域犯了错误,但真正的原因其实也和姚崇如出一辙,同样是出自玄宗的用人原则——专任而不久任。
在离开相位后的好几年里,玄宗仍然对宋璟甚为倚重,曾当面对他说:“卿国之元老,为朕股肱耳目。”而宋璟也依然保持着“犯言直谏”的刚正风范,对朝政得失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玄宗曾亲下一道手诏,称:“所进之言,书之座右,出入观省,以诫终身。”(《旧唐书·宋璟传》)
姚崇、宋璟为相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却对帝国政治的拨乱反正作出了卓越贡献,从而拉开了“开元盛世”的历史大幕。唐朝人郑綮在《开天传信记》中说:“开元初,上(玄宗)励精治道,铲革讹弊,不六、七年,天下大治。”郑綮所谓的“六、七年”,正是姚崇和宋璟担任宰相的时期。由此可见,说姚、宋二人是开元之治的奠基人,应该是不为过的。
对于姚崇和宋璟的历史功绩,司马光曾经在《资治通鉴》中作出了很高的评价:“崇善应变成务,璟善守法持正;二人志操不同,然协心辅佐,使赋役宽平,刑罚清省,百姓富庶。唐世贤相,前称房、杜,后称姚、宋,他人莫得比焉!”
【张说:一个全能型宰相】
开元八年(公元720年),源乾曜和张嘉贞继任宰相。就像前面两届宰相班子都是一正一辅、一刚一柔一样,这次唱主角的人是张嘉贞;而源乾曜虽说是二次拜相,资格比张嘉贞老得多,但由于为人宽厚,所以还是像从前那样甘当配角,凡事皆推让之,不敢与其争权。
张嘉贞为人精明强干,早在武周时期就在政坛上崭露头角,历任中书舍人、秦州都督、并州长史等职,在地方上颇有善政,史称其“为政严肃,甚为人吏所畏”。(《旧唐书·张嘉贞传》)。如果单纯从治理政务的能力来看,张嘉贞可以说是一个能臣,与姚崇有几分相似之处。然而,他却没有姚崇善变圆滑的一面,而是极为刚愎自用。拜相没多久,他就毫不避讳地提拔了几个朝臣作为心腹,组成了一个小圈子。尽管时人对此颇有微词,他却不以为意,依然故我。
假如在他的宰相任内,始终只有一个源乾曜给他当绿叶的话,那张嘉贞的宰相生涯肯定是顺风顺水的。
只可惜,事实并非如此。
就在他拜相的第二年,有个注定要和他死磕的人,就从地方上飘然回朝,旋即入相,成了这一届领导班子中的第三号人物。
让张嘉贞颇有些懊恼的是——这个人的资历比源乾曜还要老,与前两任宰相姚崇和宋璟也不相上下。并且更要命的是,这个人的性格绝不像源乾曜那样温良敦厚,唯唯诺诺,而是跟他张嘉贞一样精明自负,不肯让人。
这个人是谁?
他就是张说。
开元九年(公元721年)九月,张说从并州长史、天兵节度大使任上回朝,擢任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
作为数年前被玄宗罢黜的功臣,张说能够有机会回朝,并且还能官复宰相,委实有些出人意料。因为在当初那么多被罢黜的功臣中,他是唯一一个东山再起,梅开二度的。
那么,张说凭什么能梅开二度呢?
其实,只要细究玄宗此时的心态,张说的复相也就不难理解了。
首先,此一时彼一时也。玄宗亲政之初,最大的担心是皇权受到功臣的威胁,所以必须把功臣们逐出权力核心,他才能心安。而现在,经过姚崇、宋璟两任宰相的治理,政治早已步入正轨,国力也是蒸蒸日上,玄宗的皇权更是稳如泰山,再也不用担心有人篡位夺权了。在这个时候,如果玄宗觉得某个昔日功臣的身上还有可资利用的价值,他有什么理由不加以利用呢?
其次,随着开元初期玄宗君臣的励精图治,时至开元九年,一个太平治世已经初具规模。如果说前面的八年,玄宗需要姚崇和宋璟这样的能臣贤相来奠定治世基业的话,那么此刻,玄宗最迫切需要的,则是有一个文学宰相来替他粉饰太平,铺排盛世风光。
而张说,恰恰是这方面独一无二的最佳人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