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元超是初唐的著名文人,文品甚佳,但人品不怎么样,曾先后依附李义府和上官仪,但两次遭贬,属于比较典型的墙头草,如今得到武后的信任和器重,自然是感恩戴德、决意报效。还有裴炎,在拜相之前官秩仅为四品,能够青云直上也全拜武后所赐,这次主审太子案,正是他扬名立万、捞取政治资本的良机,所以他必然也要全力以赴。
由武后这两个一心想创造政绩的亲信来审案,李贤当然是在劫难逃了。
薛元超和裴炎首先从李贤的情人赵道生身上打开了突破口。有司把赵道生逮捕归案后,还没有动用大刑,赵道生就一五一十全招了,声称太子李贤唆使他刺杀了明崇俨。赵道生一招供,案件的性质突然就严重了,从毫不起眼的“风化案”变成了富有政治色彩的“教唆杀人案”。但是据此还不足以彻底整垮太子,于是主审官们再接再厉,又从东宫的马坊中搜出了几百副崭新锃亮的盔甲。至此,案件再度升级,从教唆杀人案又变成了谋反案。武后非常满意,马上为此案定调,宣称太子谋逆,其罪当诛!
武后已经把绞索套上了李贤的脖子,长年躲在深宫中养病的高宗才如梦初醒。他慌忙要求武后手下留情,宽宥太子的过失。然而一切已经来不及了。武后严词拒绝了天子的请求,说:“为人子怀逆谋,天地所不容;大义灭亲,何可赦也!”(《资治通鉴》卷二○二)
武后声色俱厉,一副得理不饶人的样子;而高宗则只能低声下气,苦苦请求。最后的处理结果相对折中:太子贤免于一死,但废为庶人,押往长安幽禁;那几百副惹来滔天大祸的盔甲在洛水桥当众焚毁。一年后,李贤又被流放到了离京师两千多里的巴州(今四川巴中市),在那个边瘴之地度过了生命中的最后几个春秋。
李贤被废后,武后趁机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政治清洗。几位支持太子的宰相先后被罢黜,其他一些与太子友善的宗室亲王和朝臣也遭受株连,或贬谪或流放,被驱逐殆尽。而在此案中立下大功的两位主审官则在一年后再次荣升:裴炎升为侍中,薛元超升为中书令。
至此,一度与武后分庭抗礼、激烈争锋的太子贤被彻底打入了万劫不复之地,他在朝中的势力也被全部肃清。武后以她的心机和铁腕,又一次铲除了权力之路上的障碍,在天下人面前牢不可破地树立起了她的无上权威!
调露二年八月二十三日,亦即李贤被废的第二天,高宗和武后的第三子——英王李哲(原名李显)被立为太子,朝廷改元永隆,大赦天下。
有唐一朝,民间长期流传着一首政治歌谣,名为《黄瓜台辞》,相传为李贤所作:
〖种瓜黄台下,瓜熟子离离。
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
三摘犹自可,摘绝抱蔓归!〗
如今,武后这个种瓜人已经亲手摘下了两条黄瓜,显然已是“再摘使瓜稀”了。
接下来,她还会“三摘”吗?
【内忧外患的帝国】
据说李贤在被废的不久之前,曾经谱写了一首曲子,名为《宝庆之曲》。有一天,李贤命乐工在太清观演奏此曲,被一个叫李嗣贞的始平县令偶然听见。李嗣贞是善解音律之人,当他静静地听完曲子后,脸上忽然浮出一层浓重的忧虑之色。他对身边的那些道士说:“此乐宫商不和,君臣相阻之征也;角徵失位,父子不协之兆也。杀声既多,哀调又苦,若国家无事,太子受其咎矣!”
数月之后,太子李贤果然被废为庶人。
没有人会想到,李嗣贞的几句感叹竟然成了如此准确的预言。后来高宗听说此事,感念李嗣贞的忧国之心,就将他擢升为太常丞。
不久后,李嗣贞又发出了一番感叹。
也可以说,他又作出了一个预言。
当然,这一次他不敢在大庭广众之下说了,而是在私下里对密友作了透露。因为这则预言实在是太大了——它不但涉及天皇、天后、李唐皇室,而且涉及整个帝国的未来!
李嗣贞说:“祸犹未已!主不亲庶务,事无巨细,决于中宫,将权与人,收之不易。宗室虽众,皆在散位;居中制外,其势不敌。我恐诸王藩翰,皆为中宫所蹂践矣……我见患难之作,不复久矣!”(《唐会要·论乐》)
祸乱尚未结束!皇上不理政务,事无巨细皆决于中宫,把权力交付给别人,要收回来又谈何容易。李唐的宗室亲王虽多,但都分散在外;中宫居中制外,其势无人能敌。我担心李唐诸王,都不免被中宫所蹂躏啊!……我预感到帝国的危难,不久就会来临!
不管李嗣贞是否曾作过如此可怕的预言,如今大唐帝国的政治局面确实令人忧虑:大唐天子重病缠身,大权旁落;帝国储君一再罹祸,死的死,废的废;而中宫的主人——天后,则一手掌握了恩威刑赏、生杀予夺的大权!如此阴阳颠倒、上下违和,又怎么能不让有识之士忧心忡忡呢?
无独有偶。就在李哲继任太子的第二年,亦即开耀元年(公元681年)三月,高宗李治让老臣刘仁轨陪他到一座新建的宫殿参观。此殿名为镜殿。顾名思义,就是相关的负责官员为了讨天子欢心,别出心裁地在宫殿四壁装饰了许多光可鉴人的铜镜。
可想而知,这样一座宫殿必定是富丽堂皇、美轮美奂的。
然而,就在高宗带着大臣们刚刚进入殿中的时候,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
只见宰相刘仁轨忽然吓得面无人色,拔腿就往外跑。高宗被他搞得莫名其妙,赶紧叫住他,问他怎么回事。
刘仁轨当场作出了回答,可他的回答却更让人感到意外。他说:“天无二日,国无二主。臣适才发现,四壁有数位天子,这是非常可怕的不祥之兆!”
很显然,刘仁轨纯粹是在借题发挥。
他老人家出将入相,在官场和沙场上摸爬滚打了大半辈子,什么场面没见过?又岂能让区区几面镜子吓倒?假如不是心中郁结了太多的困惑和忧虑,他绝不会如此故作惊人之语。
对此,高宗李治当然也是心领神会。
他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刘仁轨的良苦用心,也比任何人都更能听懂刘仁轨的弦外之音。
可是,听懂了又能怎么样?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武后当权的政治现实,是事出有因、由来已久的,又岂是高宗想改变就能改变的?如果高宗不是一直被病魔所困扰,如果他的病情能够好转,那一切自然就另当别论了。只可惜,历史没有如果,这个世界从来就没有如果。
参观镜殿的当天,高宗立刻命主管官员拆掉了那些充满“不祥之兆”的镜子。
镜子当然是可以说拆就拆的,可帝国政治中潜伏的危机和隐患,又岂是这么容易就可以消除的?
这些年来,除了帝国的内政让人异常担忧之外,在国际政治,尤其是对外军事方面,大唐帝国也遭遇了自开国以来最惨重的失败和最严重的挫折。
对帝国最具有威胁性的挑战首先来自日益强大的吐蕃王朝。自从咸亨元年(公元670年)薛仁贵惨败于大非川之后,帝国与吐蕃的交锋就败多胜少了。仪凤三年(公元678年),李敬玄的十八万唐军又被吐蕃国相论钦陵大败于青海湖,工部尚书兼左卫大将军刘审礼被俘;眼看唐军又将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所幸勇将黑齿常之率敢死队夜袭敌营,迫使吐蕃军队败退,李敬玄才得以带领残部逃回鄯州。
此后,虽有新近成长起来的优秀将领黑齿常之、娄师德等人守御边境,使吐蕃有所顾忌,数年不敢犯边,但唐军也始终只能采取守势,根本没有力量对吐蕃发动反攻。
吐蕃的悍然崛起本来就已经让高宗君臣感到焦头烂额了,而朝鲜半岛的形势同样不让人省心。从咸亨年间(公元670~674年)起,高丽的旧势力发动了一波又一波的叛乱,虽然屡屡被唐将高侃击败,但由于新罗一直在全力支持高丽的反叛势力,所以唐军始终无法将高丽彻底荡平。此后新罗又出兵占领了百济故地,大有称霸朝鲜半岛之势。
上元元年(公元674年)正月,高宗终于忍无可忍,命老将刘仁轨再度挂帅,以卫尉卿李弼、靺鞨族将领李谨行为副帅,发兵征讨新罗;与此同时,高宗又下诏削除了新罗国王金法敏的封号和官爵,封他的弟弟,其时正在唐朝任职的金仁问为新罗的新国王,让他即日归国赴任。
上元二年(公元675年)二月,刘仁轨亲率主力在七重城大破新罗军队,同时又命李谨行率靺鞨部众在新罗南部海岸登陆,横扫驻扎在这一带的新罗守军,斩获甚众。稍后,高宗考虑到刘仁轨年事已高,不宜长久在外征战,遂召他回国,然后任命靺鞨勇将李谨行为安东镇抚大使,让他进驻新罗的买肖城,摆出与新罗打持久战的架势。
新罗国王金法敏不甘心失败,一连对李谨行发动了三次反攻,试图夺回买肖城,拔掉唐军插在他心窝上的这枚钉子。不料,新罗军队的三次进攻皆被李谨行挫败。金法敏发现自己在军事上已经无牌可打,只好转而打起了政治牌,当即遣使向唐朝入贡,并口口声声向高宗谢罪。
由于唐帝国这些年一直疲于应付吐蕃,本来就不希望两线作战,所以高宗马上趁这个机会就坡下驴,赦免了金法敏,并恢复了他的封号和官爵。此时金仁问刚刚走到半道,朝廷忙不迭地将他召了回去,并把他原来的爵位“临海郡公”还给了他。可惜金仁问才做了几天国王梦,就稀里糊涂地被打回了原形。
新罗既然已经谢罪,唐军便主动撤出了朝鲜半岛。可高宗君臣断然没有想到,唐军一走,金法敏便故态复萌,马上又开始了对高丽和百济的蚕食,成心要跟大唐打一场“敌进我退、敌退我扰”的疲劳战。
面对朝鲜半岛如此风云变幻、反复无常的形势,高宗君臣到最后确实也有些疲惫和无奈之感。仪凤二年(公元677年)二月,高宗不得不改变战略:一方面收缩战线,把安东都护府从朝鲜半岛的平壤撤至辽东的新城(今辽宁抚顺市北);另一方面,任命原高丽国王高藏为辽东都督,封爵朝鲜王,任命原百济太子扶余隆为熊津都督,封爵带方王,让他们回国安抚旧众。
高宗此举,名义上是让他们复国,实际目的是要在朝鲜半岛建立亲唐政权,以此遏制新罗。这与当年太宗让阿史那思摩返回漠南重建东突厥以遏制薛延陀的战略,可以说是如出一辙。
然而,太宗当年的计划失败了,如今高宗的这个举措会成功吗?
很遗憾,结果也是失败。
问题首先出在高藏身上。
九年前,高藏作为一个屈辱的亡国之君来到唐朝,虽然备受优待,甚至被高宗授予工部尚书的要职,但是亡国之痛一天也没有从他的心头消失。就算现在高宗给了他“朝鲜王”的封号,并在名义上让他复国,可高藏很清楚,在大唐的扶植下重建起来的高丽当然不可能是原来的高丽,充其量只能算是一个傀儡政权。而高藏在亡国之前已经做了太长时间的傀儡,所以这一次,他无论如何也不愿意再做傀儡!
一回到辽东,高藏便暗中与靺鞨人联络,企图与他们联手反叛大唐。可是高藏刚开始筹划,安插在他身边的朝廷耳目便察觉了他的阴谋,当即向朝廷密报。于是高藏很快就被召回,随即流放邛州,最后死于贬所。
随着高藏的贬死,高丽的复国行动随之搁浅。新罗趁势向北扩张,出兵占据了高丽的旧都平壤。由于当时百济荒残,扶余隆暂时寓居在辽东,一见新罗势强,当然不敢回国,所谓的重建就更是无从谈起了。
至此,高丽、百济的复国计划彻底泡汤,高宗的新战略宣告失败。
没有人会料到,大唐帝国在朝鲜半岛上的多年经略,到头来只是为别人做了嫁衣裳;而当初一直在扮演弱势群体的那个可怜兮兮的新罗,却成了笑到最后的唯一赢家!
新罗占据了百济故地和原高丽部分领土后,继而统一了朝鲜半岛大同江以南的所有地区,从此国势蒸蒸日上,进入了其历史上最鼎盛的一个时期。
新罗的背信弃义和以怨报德让高宗李治怒不可遏。
仪凤三年(公元678年),高宗宣布,准备再度发兵征讨新罗。当时正卧病在家的宰相张文瓘闻讯,连忙抱病入宫进行劝谏:“今吐蕃为寇,方发兵西讨;新罗虽云不顺,未尝犯边,若又东征,臣恐公私不堪其弊。”(《资治通鉴》卷二○二)
张文瓘的谏言正反映了当时朝野上下的普遍忧虑——多年征战的唐帝国已经没有那份雄厚的国力,可以在东、西两线同时打赢战争了!
这样的担忧高宗又何尝没有?
只是新罗实在是太操蛋了,不煞一煞它的嚣张气焰,高宗绝对吞不下这口恶气!
然而,来自吐蕃的巨大威胁又让人不敢忽视。
怎么办?
就在高宗万分踌躇、左右为难的时候,西部边境传来了李敬玄十八万唐军惨败的消息,高宗的一颗心顿时跌入了谷底,东征新罗的计划就此搁浅。
紧接着在第二年,即调露元年(公元679年),北方边境又爆发了严重的危机。这个危机不仅迫使高宗彻底放弃了东征高丽的计划,而且在今后的几年里,令原本已经不堪重负的大唐帝国陷入了更深的战争泥潭之中。
这个来自北方的危机就是东突厥的复国运动。
【平定突厥叛乱】
在历史上,东突厥一直是中原王朝最强劲的对手。在贞观四年(公元630年)李靖平定东突厥之前,它也是唐帝国最大的心腹之患。自从其覆灭之后,大唐帝国的北疆基本上就平静了,除了突厥余部车鼻可汗在贞观末年发动过一次小小的叛乱之外,东突厥的降众大多数时候都还算老实。但是这些年来,眼见唐帝国在吐蕃的打击下连遭惨败,国力大不如前,沉寂了将近半个世纪的突厥人终于坐不住了。
调露元年十月,单于大都护府辖下的阿史德家族率先揭起了反旗。
阿史德家族分为两部:一部由阿史德温傅统领,一部由阿史德奉职统领。两部同时起兵,拥立阿史那泥熟匐为可汗。随后,原东突厥境内的二十四州酋长也纷纷起兵响应,一时间,叛乱部众多达数十万人。
消息传来,朝廷大为震惊,高宗急命单于大都护府长史萧嗣业率部平叛。一开始,平叛战役进展顺利,所以萧嗣业就起了轻敌之心。其时正逢天降大雪,唐军更无戒备,突厥叛军遂对唐军发动夜袭。萧嗣业猝不及防,狼狈拔营而走,唐军大溃,被俘和阵亡者不计其数。随后,萧嗣业因战败之罪被流放桂州,两名副帅也均被革职。
此次惨败令高宗又惊又怒。他意识到,如果不慎重选择一位真正具有才干的统帅,势必无法扑灭东突厥的叛乱。
十一月,高宗经过慎重考虑,终于锁定了一个最合适的人选。
他,就是初唐历史上最杰出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之一——裴行俭。
裴行俭是绛州闻喜县人,父亲裴仁基是隋朝将领,曾任河南讨捕使,后来归附李密、王世充,武德初年曾密谋归唐,因事泄被王世充所杀,武德中期被追赠为原州都督。裴行俭幼年时以父荫入弘文馆就读,于贞观中期参加科举考试,考中明经科,开始进入仕途,任左屯卫仓曹参军。当时,他的顶头上司恰好是左屯卫中郎将苏定方。苏定方对他颇有好感,于是“尽以用兵奇术授行俭”(《旧唐书·裴行俭传》)。
永徽年间,裴行俭经过六次升迁,当上了长安令一职,但紧接着就遭遇了他仕途上最大的一次挫折。永徽六年(公元655年),裴行俭因反对高宗立武昭仪为皇后,被逐出长安,贬至西域,任西州都督府长史。可是,仕途挫折并没有磨掉裴行俭的锐气,反而磨炼了他的意志,激发了他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此后十年间,裴行俭在西域边陲多有建树,遂于麟德二年(公元665年)升任安西大都护。
几年后,政绩卓著的裴行俭又被调回朝中担任吏部侍郎。在此任上,裴行俭再次展现出非凡的政治才华,创造了著名的诠注法,作为官吏选拔和升降的标准。所谓诠注法,就是在选拔官吏的时候从身、言、书、判四个方面进行考察:身,要求体貌丰伟;言,要求言辞辩正;书,要求楷法遒美;判,要求文理优长。先观其书、判,再察以身、言,最后再注明其有何特长,以此标准来任命官吏。
由于此法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和可量化性,在当时算是比较先进的制度,所以一经颁行,就在唐朝成为定制。
除了在军事上和政治上具有过人的才华之外,裴行俭也是初唐历史上著名的书法家,尤工草书,与当时的禇遂良、虞世南等大家齐名。裴行俭曾不无得意地对人说:“褚遂良写字时,一定要用上好的笔墨;不择笔墨而能写出一手好字的,大约就只有我和虞世南了。”
调露元年五月,也就是在东突厥的阿史德家族发动叛乱的半年之前,西突厥的贵族阿史那都支就已暗中联合吐蕃,侵逼安西,并密谋重建西突厥。情报传回长安后,朝臣们纷纷建议出兵讨伐。由于当时李敬玄、刘审礼刚刚败于吐蕃,帝国元气未复,不宜再出动大军西征,所以裴行俭力排众议,向高宗提出了一个智取西突厥之策。
在取得高宗的同意后,裴行俭率副将王方翼,以护送波斯王子泥涅师归国为名,向西突厥进发,在途经阿史那都支的驻地时,趁其不备将其生擒,从而兵不血刃地平定了西突厥的叛乱。
裴行俭的智慧和胆识顿时赢得了朝野上下的交口赞誉,同时也让高宗大为叹服。
正因为裴行俭在政治、军事等多方面的能力都相当突出,并且拥有极为丰富的经验,所以高宗此次才会亲自点名,让他担任北征军的统帅。
这一年,裴行俭已经年逾六旬。
出征之前,高宗专门设宴为裴行俭饯行,对他说:“卿有文武兼资,今授卿二职。”(《资治通鉴》卷二○二)随即任命裴行俭为礼部尚书兼检校右卫大将军。由于当时的左卫大将军由英王李哲挂名,所以裴行俭实际上就成了京师宿卫部队和出征野战部队的最高军事统帅。于此足见高宗对他的倚重和信任,也足以表明此时的裴行俭已经成为大唐帝国数一数二的名将。
调露元年年底,帝国的北征军集结完毕,由主帅裴行俭亲率十八万主力,另以丰州都督程务挺为西路军,以幽州都督李文暕为东路军,两路皆受裴行俭节制,兵分三路直取东突厥。
为了一举平定东突厥的叛乱,唐帝国此次一共出动了三十多万大军,其动员兵力之多,为高宗登基以来所仅见。
永隆元年(公元680年)春,北征军进抵朔川(今山西朔州市境内),与东突厥的前锋部队已经近在咫尺。由于在此次北征之前,东突厥叛军曾成功偷袭萧嗣业的运粮队,所以裴行俭料定,此次突厥人一定还会故伎重施。于是他将计就计,挑选了一些老弱残兵伪装成运粮部队,负责押送三百辆粮车,同时在每辆车中隐藏五名勇士,一律装备劲弓和长柄大刀,专等突厥人上钩。
果不其然,唐军的“运粮队”刚出发不久,东突厥的偷袭部队便呼啸而至。按原定计划,那些押送粮草的老弱残兵立刻一哄而散。突厥人抢了粮车后,毫无戒备,纷纷下马饮水。就在此时,埋伏在粮秣车中的唐军勇士突然冲杀出来,东突厥军猝不及防,顷刻间便都成了唐军的刀下之鬼。
首战告捷之后,唐军主力迅速北上,于三月进抵黑山(今内蒙古包头市北),在此与东突厥叛军的主力展开决战,一战便将其击败,生擒叛军首脑之一阿史德奉职。
经此一役,东突厥叛军元气大伤,军心开始动摇,当初参加叛乱的二十四个部落个个心怀鬼胎,都想要自我保全。可汗麾下的几个部落酋长经过密商,最后干脆刺杀了新立可汗阿史那泥熟匐,砍下他的首级投降了唐军。
其余部众不敢再与唐军交锋,随后便在阿史德温傅的率领下仓皇退守狼山(阴山)。
北征军的东、西两路尚未出击,裴行俭的中路主力就已基本平定了叛乱。捷报传至长安,高宗大喜过望,即命户部尚书崔知悌到前线去慰劳官兵,并处理善后事宜,同时命裴行俭班师回朝。
高宗之所以急着把大军调回,目的是要应付日趋紧张的吐蕃战事。
这一年,吐蕃攻陷大唐西南的军事重镇安戎城(今四川理县西),致使西洱诸胡(今云南洱海湖一带)全部投降吐蕃。随后,吐蕃完全占据了羊同(今西藏西北部)、党项(今四川西北部)以及诸羌的地盘,向东威胁大唐西部的凉州(今甘肃武威市)、松州(今四川松潘县)、茂州(今四川茂县)、巂州(今四川西昌市),南部边境与天竺接壤,西陷安西四镇,北抵东突厥,疆域纵横万余里,其势力空前强大,如日中天。
裴行俭班师时,无论是高宗本人,还是朝中的大臣们,几乎都认定东突厥的叛乱已经平息。
然而,他们万万没有料到——东突厥残部并未放弃复国的念头。
很快,他们就将卷土重来。
斩草而不除根的结果,就是给对手以喘息之机,并且让对手变得比原来更加强大!
永隆二年(公元681年)正月,东突厥的一个酋长阿史那伏念又在部众的拥戴下自立为可汗,随后又与叛乱首谋阿史德温傅联手,重新纠集了叛乱各部,于是声势复振。
裴行俭再度临危受命,率右武卫将军曹怀舜、幽州都督李文暕,第二次踏上了北征之路。
三月,唐军前锋曹怀舜部刚刚越过边界,就得到一个来源不明的情报,说阿史那伏念和阿史德温傅正在阴山北面的黑沙巡视,随从骑兵不足二十人。曹怀舜为了抢一个头功,当即亲率一支精锐骑兵直扑黑沙。可到了目的地后,不要说突厥可汗,连一个鬼影都没见着。曹怀舜大为沮丧,只好往回撤。
当人困马乏的曹怀舜部撤至长城北面时,突遇阿史德温傅。双方进行了一次小规模的遭遇战,随即各自引兵而去。此时,唐军的第二梯队李文暕、副将刘敬同也已率部越过长城,与曹怀舜会师于横水。就在这时候,阿史那伏念的主力突然出现,而阿史德温傅也迅速折返,与阿史那伏念合兵一处,将唐军团团包围。
由于曹怀舜此前误信假情报,导致部队长途奔袭,消耗了大量体力,此刻又是仓促迎战,战斗力明显不如突厥人。所以曹怀舜不敢恋战,只好和李文暕部一起结成方阵,且战且退。
突厥人紧紧咬住唐军,整整追击了一天一夜。第二天,趁着一次刮顺风的机会,阿史那伏念命令部队发起总攻。唐军的方阵被冲乱,曹怀舜等人一见大事不妙,赶紧扔下部队,拍马便逃。指挥官一跑,士兵们更是争相逃窜,大军当即崩溃,被杀者不计其数。
后来曹怀舜又担心跑不出突厥人的包围圈,为了保住性命,只好收拾金帛前去贿赂阿史那伏念,请求议和。阿史那伏念也是一个见钱眼开的主,他见金帛的数量不少,便欣然与曹怀舜议和,杀牛盟誓,然后引兵北还。
曹怀舜虽保住一命,但是回国之后,还是遭到了革职流放的处罚。
横水之战的失败,显然是因为唐军中了突厥人的圈套。
首先,突厥人抛出假情报,目的就是要诱使曹怀舜长途奔袭,消耗体力;其次,阿史德温傅与曹怀舜略微交手便主动撤离战场,明显是为了试探唐军的战斗力;最后,唐军二部刚一会师,突厥主力就突然出现,更加说明阿史那伏念实际上一直在盯着曹怀舜,之所以按兵不动,就是想等李文暕过来,然后把这两支部队一块吃掉。
总之,突厥人事先已设计好了一切,然后才把唐军一步一步引上了歧途。
要命的是,唐军的前锋指挥官曹怀舜偏偏又是一个既贪功又怕死的草包,所以才会自始至终被对方牵着鼻子走,最终让突厥人的阴谋得逞。
那么,当北征军的前锋被突厥人玩弄于股掌并围歼于横水的时候,主帅裴行俭在干什么呢?
值得庆幸的是,裴行俭毕竟不是等闲之辈。他并没有把胜利的赌注全部押在前锋曹怀舜和李文暕身上,而是暗中打出了一张绝妙的好牌:就在前锋二部刚刚出发时,裴行俭便已派遣裨将何迦密、右领军中郎将程务挺,各率一支精锐骑兵分路出击,目标直指阿史那伏念的老巢——金牙山。
由于阿史那伏念为了一举吃掉唐军的前锋二部,早已把主力全都拉了出去,所以留守金牙山的兵力十分薄弱,根本不是唐军的对手,很快便被击垮。阿史那伏念的妻儿皆被唐军俘虏,辎重粮草也尽数落入唐军之手。
阿史那伏念绝对没有料到——就在他自以为得计地斩断唐军手臂的同时,裴行俭却已经神不知鬼不觉地端掉了他的老巢。
一来一去,阿史那伏念显然是亏大了!
老巢被洗劫一空,后勤补给出现了严重困难,阿史那伏念只好率部撤进了大漠深处。
虽然裴行俭策划的奇袭行动大获全胜,但横水之败毕竟也给唐军造成了重创,所以裴行俭不得不把军队暂时拉回代州(今山西代县)休整。
然而,休整期间的裴行俭并不是无所事事,而是在酝酿一个新的更大的计划。
他的目标是——不战而屈人之兵。
接下来的日子,裴行俭频频派出间谍,对突厥人实施了一系列的反间计。渐渐地,阿史那伏念和阿史德温傅开始互相猜疑。由于此前阿史那伏念因贪图金帛与唐军议和,放走了曹怀舜等人,阿史德温傅就已经对他非常不满,背后大骂他“竖子不可与谋”,所以阿史那伏念时刻担心阿史德温傅会对他下黑手。此外,他的妻子儿女现在都在唐军手里,阿史那伏念自然也要考虑她们的安危。
在多种不安的折磨下,阿史那伏念最后终于动了降唐的念头,于是派秘使去晋见裴行俭,表示可以逮捕阿史德温傅,然后归降唐军。唯一的条件是——必须保证他和妻儿的生命安全。
这个条件并不过分,裴行俭当即满口答应。
尽管与裴行俭暗中达成了协议,可阿史那伏念还是有些举棋不定。毕竟裴行俭的唐军主力现在与他远隔千里,短时间内根本就打不过来。所以阿史那伏念还是心存一丝侥幸,不想轻易放弃可汗的位子。
对于阿史那伏念这点花花肠子,裴行俭其实心知肚明。
他知道,不使出杀手锏,阿史那伏念绝不会轻易就范。
可是,如何使用杀手锏呢?阿史那伏念不是早已退至大漠深处了吗?此刻裴行俭的主力又驻扎在代州,双方远隔千里大漠,岂不是鞭长莫及?
其实,这个问题根本不存在。
因为,早在阿史那伏念率部北撤的时候,裴行俭就已派遣程务挺和张虔勖,就近调集单于都护府的府兵,从背后悄悄跟上了他。所以,此刻唐军并非与阿史那伏念远隔千里,而是隐藏在他的大营附近,随时等待着裴行俭的下一步指令。
这一招,阿史那伏念当然是打死也想不到的。
而裴行俭之所以没有命令这支追兵发动进攻,就是想通过实施反间计,加上手中的人质筹码,迫使阿史那伏念投降,以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
随后,刘敬同和程务挺接到了裴行俭的指令,随即逼近阿史那伏念的牙帐。阿史那伏念一直以为唐军不会这么快越过大漠,所以根本没什么戒备。直到唐军突然出现,阿史那伏念才如梦初醒。他万般无奈,只好设计逮捕了阿史德温傅,然后带着各部酋长及其部众,前往裴行俭的大营投降。
至此,东突厥的第二次叛乱宣告平定。
在这个世界上,凭借勇悍和武力取胜的名将常有,而善于用智慧和谋略克敌的名将则不常有。
裴行俭显然属于后者。
通过这场平叛战争,裴行俭再次向世人展现了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杰出军事才华,同时也用生动的战例诠释了孙子的那句名言:“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永隆二年九月末,裴行俭班师凯旋,向朝廷献俘。三天后,朝廷为庆祝此次大捷,改元开耀。
然而,就在改元的次日,一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高宗忽然下令,将阿史那伏念、阿史德温傅等五十四名东突厥战俘全部押赴长安闹市斩首。
听到这个消息时,裴行俭目瞪口呆。
裴行俭此前曾答应过阿史那伏念,一旦归降就保住他的性命。如今朝廷却背信弃义、公然杀降,这不是令天下人齿冷心寒吗?
更何况,自从贞观初年以来,唐军几乎每一次出征都会带回来一大批高级战俘,而这些人基本上都会被朝廷赦免,并且被授予官爵。最典型的当属贞观四年平定东突厥那一次,自颉利可汗以下,东突厥的所有战俘和降将一律受到了大唐的优待,在朝中官居五品以上者共有一百余人,占到朝廷高阶官员的一半。
贞观时代,唐帝国之所以能够在对外战争中所向披靡、百战百胜,并且赢得周边四夷的尊敬和拥戴,主要就是归功于唐太宗李世民所制定的这种怀柔政策。高宗执政前期,朝廷也一直在奉行这种深得人心的宽大政策,所以才能维持帝国在外交和军事上的强势地位。可为什么这一次,高宗竟然会一反常态、大开杀戒呢?
裴行俭真是百思不得其解。
后来他才知道,高宗之所以一反常态,原因是宰相裴炎对他进了谗言。
裴炎是这么对高宗说的:“此次大捷并不是裴行俭的功劳,而是副将程务挺和张虔勖北上进逼阿史那伏念,加上漠北的回纥人向南压迫,阿史那伏念走投无路,这才投降,并不是裴行俭真有什么了不得的本事。”
就在裴炎的这几句话中,裴行俭平定东突厥的功劳被一笔勾销。
那么,裴炎为什么要跟裴行俭过不去呢?
原因很简单——此时的裴炎并不是代表他自己,而是代表另外一个人。
谁?
武后。
众所周知,从咸亨年间开始,武后就一直试图与宰相分权,并且处心积虑地向宰相班子渗透自己的势力,像裴炎、薛元超等人就是她一手提拔的。可这些年来,武后的老政敌裴行俭却成了满朝文武中风头最健的人,无论是经略西域、整顿边务、改革吏治还是出征突厥,每一次出手都令人刮目,每一回表现都可圈可点,论其资历、功勋和声望,已经完全具备了拜相的资格,随时有可能入相。
对此,武后当然不能无动于衷。一旦裴行俭拜相,肯定会成为她权力之路上的最大障碍。所以她必须未雨绸缪,尽一切可能对他进行打压!
裴炎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面的。而高宗未经调查,便听信了裴炎的一面之词,认为阿史那伏念并非真心归降,于是断然下达杀降的命令。可怜阿史那伏念这五十多人,就这样阴差阳错地成了大唐高层权力斗争的牺牲品。
他们被斩的那一天,裴行俭仰天长叹:“浑、浚争功(王浑,西晋大将,因在平吴战争中被部将王浚夺得头功,便愤然与其争功,故而备受后世讥讽),古今所耻。但恐杀降,无复来者。”(《资治通鉴》卷二○二)
裴行俭的意思是:他不会像小肚鸡肠的王浑那样与自己的部下争功,所以,无论此次大捷的功劳算在谁的头上,他都不会在乎。他唯一担心的只是——大唐如果开了杀降的先例,日后恐怕就无人敢来归附了。
经过这件事,裴行俭颇有些心灰意冷,从此称疾不出,主动淡出了政坛。
就像裴行俭所担心的那样,杀降必然会导致严重的后果。第二年,亦即永淳元年(公元682年)春,这种恶果就初步显现出来了——西突厥的一个酋长阿史那车薄率十姓部落发动了叛乱。
危急时刻,高宗再次想起了裴行俭,慌忙任命他为西征军统帅,准备让他率领右金吾将军阎怀旦等人,分兵征讨西突厥。
然而,就在大军即将出征的前夕,一代名将裴行俭就因病去世了,终年六十四岁。
裴行俭的去世,对战事方殷、外患频仍的大唐帝国来说,无疑是一个莫大的损失。平定西突厥的重任,就此落到了裴行俭先前培养起来的一位重要将领、时任安西都护的王方翼身上。
阿史那车薄起兵之后,首先进攻弓月城(今新疆霍城县),王方翼立刻率部驰援,在伊丽水(伊犁河)大破西突厥叛军,斩首千余级。稍后,西突厥的三姓咽面部落(位于今哈萨克斯坦巴尔喀什湖东)又与阿史那车薄联手,叛军的势力顿时更加强大。
不久,王方翼率部与西突厥联军在热海(今吉尔吉斯斯坦伊塞克湖)展开了一场大型会战。在激烈的交战中,一支流箭射穿了王方翼的手臂,王方翼用佩刀砍下箭杆,继续与敌人激战,连左右亲兵都不知道他已负伤。
经过热海会战,阿史那车薄充分领教了王方翼的厉害,知道自己远远不是他的对手,于是想出一计。由于当时王方翼麾下有一部分外族士兵,所以阿史那车薄就暗中派人与他们联络,唆使他们发动兵变,生擒王方翼。
可是,阿史那车薄的小动作并没有瞒过王方翼的眼睛。他随后便以召开军事会议为名,把企图发动兵变的那些头目都召集起来,然后又谎称要赏赐财物,让念到名字的人到帐外去领赏。这些人根本没意识到其中有诈,当即兴高采烈地排队出去领赏。而王方翼早已命刀斧手准备在帐外,出来一个就干掉一个,一共杀了七十余人。在动手的过程中,王方翼还命人在一旁敲锣打鼓,以防参与叛乱的士兵听见动静。所以,直到所有头目都被送进了鬼门关,这些士兵还是毫无察觉。等他们最后明白过来时,已经全部成了俘虏。
肃清内部之敌后,王方翼随即兵分数路,对阿史那车薄和咽面部落发起了总攻。此时阿史那车薄正在信心满满地等待着王方翼被俘的消息,所以完全放松了警惕,被唐军打了个措手不及,军队迅速崩溃。这最后一战,唐军基本上将西突厥联军悉数歼灭,仅生擒的叛军酋长就多达三百余人。
这场来势汹涌的叛乱就这么被王方翼平定了。
当时因为裴行俭病逝,朝廷重新任命阎怀旦为主帅,准备让他率领西征军去平定叛乱。可阎怀旦尚未出发,王方翼的捷报便已传回了长安。
高宗大喜过望,旋即征召王方翼入朝。许多人都认为,王方翼此次入朝,肯定是去接受嘉奖和封赏的。
可令人遗憾的是,事实并非如此。
接见王方翼的时候,高宗发现他的衣服上渗出了血迹,连忙问他原因。王方翼解开衣襟,露出手臂上的箭伤,据实禀告了热海苦战的经过。
高宗看着那个流血的伤口,不住地叹息。
然而,高宗也只能叹息而已。
因为王方翼是被废的王皇后的族兄,一直深受武后嫉恨。碍着这层关系,高宗当然不敢为王方翼论功行赏,更不敢予以重用。
就这样,为帝国立下赫赫战功的王方翼千里迢迢地回到长安,除了听到天子的几声叹息之外,什么都没有得到。
王方翼的故事告诉我们——在最注重裙带关系的中国社会,决定一个人是否能够飞黄腾达的最首要因素,往往是他的社会关系和家庭出身,其次才是能力和业绩。换句话说,“又红又专”这种人才评定标准,并不仅仅是二十世纪极左时代的产物,而是几千年中国社会一直就有的东西。
当然,“红”的具体内容是因时而异的,在古代是要看你的家世背景,在革命年代是要论你的革命资历,而在今天,则要看你上头是不是有人。可无论“红”的具体内容如何演变,有一点是万变不离其宗的,那就是——总有一种让你很无奈又很无力的东西,会始终凌驾于你的“专业能力”之上!
永淳元年四月,西突厥的二次叛乱刚刚平息;十月,东突厥的第三次叛乱旋即爆发。
这就叫此起彼伏、前仆后继,这就叫按下了葫芦又起了瓢。
这次叛乱是由东突厥残部的一个酋长阿史那骨咄禄和阿史德元珍发动的,他们召集残部,占据了黑沙城(阴山北麓);随后一边进攻北面的铁勒九姓,抄掠了大量牛羊,一边向南入寇并州、岚州等地,砍杀了岚州(今山西岚县)刺史王德茂。随着叛军势力的逐渐强盛,各部落纷纷归附,阿史那骨咄禄遂自立为可汗。
面对一波比一波更为凶猛的反叛浪潮,唐高宗肯定会思考这么一个问题——突厥人为什么会对叛乱如此情有独钟呢?
论主观原因,这固然是出于他们的复国信念和那些叛乱头目的权力野心,可要论客观原因,却显然与高宗上次的杀降密切相关。
不知道在这样的时刻,高宗会不会为当初草率而错误的行为感到后悔呢?
不过就算后悔也没有用了,因为一切已经成为事实。眼下的当务之急,就是要赶紧物色一位合格的将领,北上抵御东突厥。
可是,突厥人的克星裴行俭(西突厥的首次叛乱与东突厥的前两次叛乱,皆为裴行俭所平定)已经不在了,如今要派谁去,才能镇得住穷凶极恶的突厥人呢?
高宗思前想后,最后终于决定起用一位老将。
薛仁贵。
自从大非川惨败之后,名将薛仁贵就落入了他人生的低谷。虽说后来曾经被短暂地起用过一次,去征讨高丽叛乱,但是回朝后不知因为犯了什么事,就再度被罢职免官,流放象州。几年后他遇赦回京,不过已经是一个无官无职的庶民。
现在薛仁贵终于二次复出,被高宗任命为右领军卫将军兼检校代州都督。
可是,这一年薛仁贵已经七十高龄了。
当年雄姿英发、勇冠三军的青壮派,如今已是两鬓斑白、名副其实的老将军了。古稀之年的薛仁贵,还能挑起捍卫帝国边塞的重任吗?还能创造出“三箭定天山”那样辉煌的业绩吗?
薛仁贵就任代州(今山西代县)都督后,很快就接到一则战报,说叛军的二号人物阿史德元珍正在云州(今山西大同市)一带出没。薛仁贵随即率部出发,很快就在云州附近与东突厥军队正面遭遇。
听说大唐名将薛仁贵来了,阿史德元珍不禁将信将疑。为了弄清真相,他便亲自跑到阵前向唐军喊话,问对方大将是谁。薛仁贵报上自己的名号。阿史德元珍还是不信,大声说:“听说薛仁贵被流放象州,已经死了好久了,你少拿他的名号来唬人!”
薛仁贵哈哈大笑,当即摘下头盔,让对方看个清楚。阿史德元珍定睛一看,脸色顿时变得煞白。
没错,眼前这个须发皆白却依然威风凛凛的老将军,正是名震天下的传奇英雄薛仁贵!
阿史德元珍来不及多想,赶紧和他的随从们一起下马,毕恭毕敬地向薛仁贵行礼。随后,可能是出于内心的敬畏,阿史德元珍率部稍稍后撤了一段距离。
双方还没有开打,突厥人在气势上就已经输了。
薛仁贵则抓住战机,果断下令军队出击。突厥人无心恋战,当即四散奔逃。唐军就此大破东突厥军队,斩首万余级,俘获了两万余人,还有驼马牛羊三万余头。
经此一战,老将薛仁贵的威名再度远播塞北,令突厥人闻风丧胆。史称突厥人“闻仁贵复起为将,素惮其名,皆奔散,不敢当之”(《旧唐书·薛仁贵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