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写了一首离合诗。
所谓离合诗,就是从诗歌的表面文字上看不出真实内容,必须按一定的方式重新排列组合,才能知悉隐藏在文字背后的含义。
可是,当这首诗送到李勣手中的时候,老将李勣却破口大骂:“军情紧急,郭待封这小子居然还有心思写诗,老子非宰了他不可!”
李勣手下的文书元万顷觉得事有蹊跷,便拿过去看了看,很快就把郭待封真正想表达的意思念了出来。李勣大为诧异,经元万顷一番解释后才恍然大悟,连忙派人给郭待封运送粮草和装备。
郭待封此举,可以被看做是中国历史上比较早的以密码形式发送的情报。
总章元年(公元668年)春天,高宗李治派遣了侍御史贾言忠前往辽东前线,负责视察战况并慰问官兵。
贾言忠回朝复命时,高宗问他对高丽局势的看法,贾言忠胸有成竹地回答了四个字——高丽必灭。
高宗问:“你凭什么这么说?”
贾言忠侃侃而谈:“隋炀帝之所以东征不克,是因为国内人心怨离;先帝之所以东征不克,是因为高丽内部精诚团结。而现在,高藏(高丽国王)昏庸懦弱,权臣独揽朝纲,渊盖苏文一朝身死,三个儿子旋即内讧。渊男生诚心归顺,为我军之向导,高丽的各种情况,我军洞若观火。以陛下之圣明,国家之富强,加上将士尽力,乘乱取之,高丽之亡翘首可待!”
毫无疑问,贾言忠所列举的诸多理由,确实都是高丽即将覆灭的征兆。高宗听在耳中,喜在心头。他接着又问:“辽东前线的几大将领,哪个最能干?”
这个问题就不太好回答了,因为不管贾言忠说谁最能干,都难免得罪其他人。贾言忠略加沉吟,就给了天子一个非常满意的答复。他说:“薛仁贵勇冠三军;庞同善虽不善战,但治军严整;高侃勤俭自处,忠勇有谋;契苾何力沉毅能断,虽不适合充当前锋,却有统御之才;然而,要论到夙夜小心、忘身忧国者,还是非李勣莫属!”
贾言忠这个回答虽说有些八面玲珑,但确实也道出了实情。
此次出征的这些将领,实在是无可挑剔的。比如其中的薛仁贵,的确当得起勇冠三军这个至高的评价。当年太宗李世民亲征高丽,薛仁贵以普通一兵的身份随军东征,就是凭借其过人的胆识和高超的武艺,故意不穿铠甲而披白袍,在战场上纵横驰骋,如入无人之境,从而一战成名。太宗对他极为赏识,亲自提拔他为游击将军,并且高兴地说:“朕不喜得辽东,喜得卿也!”(《资治通鉴》卷一九八)薛仁贵从此名扬天下。龙朔二年(公元662年),薛仁贵率部平定铁勒九姓的叛乱,他亲临阵前,三箭射杀三个铁勒武士,令对手闻风丧胆,进而一战平定了叛乱,缔造了一个“三箭定天山”的千古传奇。此次东征高丽,薛仁贵更将以一系列辉煌的战绩,再次向天下人展现出他勇冠三军的名将风采。
尽管高宗本人对此次东征的将帅阵容也颇有信心,但是为了确保此战能够彻底平定高丽,他最后还是给李勣又增派了一个副大总管。
这个人就是刘仁轨。
其时刘仁轨已经回朝,并且高居右相(中书令)之职。高宗此刻再一次郑重其事地把他派往朝鲜半岛,足见对他的信任和倚重之情。
二月,李勣挥师继续向高丽纵深挺进。猛将薛仁贵在金山大捷之后,又担任前锋直逼辽东的另一座军事重镇——扶余城(今吉林四平市)。
薛仁贵出发前,只挑选了三千名士兵。诸将都说兵力太少,让他多带一些人去。薛仁贵却笑着说:“兵不必多,关键是看如何指挥罢了。”
薛仁贵随后率兵直扑扶余城。高丽守军侦知唐军兵少,遂倾巢而出,在一马平川的扶余平原摆开阵势,主动迎战唐军。
此举正中薛仁贵下怀。因为高丽军队向来长于守城,短于野战,所以薛仁贵要的就是引蛇出洞,诱使高丽军队出城跟他决战。
当敌军漫山遍野地冲过来时,薛仁贵一马当先杀入敌阵,唐军将士紧随其后,个个奋勇拼杀。虽然高丽军队在兵力上占据了优势,可是碰到拼命三郎薛仁贵,他们也只有挨砍的份儿。此战薛仁贵再次以少胜多,砍杀并俘虏了一万多人,随后又乘胜而进,一举攻克了扶余城。
一听说重镇扶余城被薛仁贵一战而下,扶余平原上四十余城的守将顿时胆破,没过多久就全部望风而降。
薛仁贵以三千骑兵大破高丽军队,不仅斩获一万多人、轻而易举地拿下了扶余城,并且兵不血刃地逼降四十余城,如此辉煌之战果,令人击节称叹!
【平定高丽:李勣老而弥坚(下)】
扶余城及其附近诸城全盘沦陷,令渊男建大为恐慌。他意识到,以唐军这种犁庭扫穴、雷霆万钧的势头,不消多久就可以直逼平壤、攻克高丽全境。所以,渊男建决定不惜一切代价夺回扶余城,无论如何也不能让唐军主力越过鸭绿江。
高丽随即集结了五万大军,火速向扶余城逼近。李勣料定,这差不多是高丽所能调动的最后一支预备队了。如果把这支部队歼灭,高丽势必再也无力组织有效的反扑。
唐军的高级将领们经过讨论,一致同意主帅李勣的上述判断。随后,李勣与多位副总管一同率领唐军主力,在薛贺水(流经辽宁凤城市境)严阵以待,准备与这支高丽大军决战。
总章元年二月底,两军在薛贺水展开大规模会战。
这场大战的结果同样是毫无悬念的——战斗以高丽军队阵亡三万余人而告终。
高丽又一次遭致惨败。
其实,从渊男建决定夺回扶余城的那一刻起,高丽军队的失败就已经注定了。因为在当时的亚洲战场上,唐军无疑是最擅长野战的一支军队,而高丽军队最显著的优势则是守城战。只要渊男建仔细研究过隋唐两朝多次东征的战例,他就应该采取避敌锋芒、坚壁清野的战略,尽量避免与唐军野战,更要避免战略性的决战。他应该像历史上的每一次高丽战争一样,不断地诱敌深入,拉长对方的战线和补给线,最终拖垮对手。
假如渊盖苏文在世,唐军绝对不可能通过野战一次又一次吃掉高丽的有生力量。可渊男建毕竟是初生牛犊,太缺乏军事经验和战略智慧了。他基本上自始至终都被唐军牵着鼻子走,根本没有自己的通盘战略,只会纠缠于一城一地之得失,并且一再以己之所短去对抗敌之所长。于是,高丽军队每一次与唐军展开野战,都不啻于以卵击石、羊入虎口!金山会战、扶余川之战、薛贺水会战,莫不如此。
高丽军队在这样一个最高统帅的指挥下,又岂能不败?
主动把脖子一次次伸到对手的刀下,高丽又岂能不亡?
薛贺水大捷后,李勣又乘胜东进,攻克了鸭绿江西岸的军事重镇——大行城(今辽宁丹东市)。拿下该城,意味着广袤的辽东土地已经全部落入唐军手中,平壤的门户已经轰然洞开。
总章元年夏天,各路唐军会师于大行城,经过数月休整和养精蓄锐之后,唐军于八月对鸭绿江的高丽守军发起强攻。此时,屡战屡败的高丽军队的士气已经落到了低谷,而唐军挟数次大捷之威,士气正空前高涨。高丽军队当然抵挡不住唐军的强大攻势,很快就全线崩溃。
唐军越过鸭绿江,进入朝鲜半岛,一鼓作气向东追击了两百余里,并顺势攻下了半岛北部的要塞辱夷城(平壤城西北)。
至此,高丽大势已去。其他各城的守将闻风丧胆,要么弃城而逃,要么举城归降,唐军如入无人之境。勇将契苾何力担任前锋率先杀到平壤城下,紧接着,李勣的主力也进抵平壤,随即将其团团围困。
平壤作为高丽的都城,经过多代人的苦心经营,其防御体系固若金汤。此前苏定方曾经对它围攻了八个月,最后也不得不黯然收兵,可见平壤的确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坚城。
然而,世界上最坚固的东西并不是城墙,而是人心。
隋唐两朝的多位帝王之所以屡屡在高丽这个东夷小国折戟沉沙,并不仅仅是因为高丽的城墙特别坚固,而主要是因为高丽君臣能够团结一致,举国上下同仇敌忾。而今日,平壤虽然依旧拥有坚固的城墙,但是此刻的高丽君臣显然已经失去了拒敌的勇气和抗战到底的决心。所以,这样一座貌似坚固的堡垒,到头来也就避免不了从内部被攻破的命运。
当唐帝国的东征大军围攻平壤一个月后,有一个人的意志就彻底垮了。
他就是现任的高丽国王高藏。
作为一个长期大权旁落的君主,高藏捍卫国土的信念和责任感显然比较匮乏,起码比权臣渊男建匮乏得多,所以他的意志率先垮掉,说起来也是情理中事。他携渊男建的弟弟渊男产以及高丽朝廷的各级文武官员共九十八人,趁渊男建不备,偷偷缒下城墙,手举白幡归降了唐军。
国王亲自带着文武百官投降唐军,这对平壤守军的士气无疑是一个沉重打击。渊男建暴跳如雷,但他仍然闭门坚守,准备顽抗到底。
随后的日子,困兽犹斗的渊男建屡次出兵反攻唐军,可这不过是垂死挣扎罢了。
高丽军队的反击屡屡被唐军挫败,平壤的陷落只是时间问题。
在此危急的时刻,又有一个人背叛了渊男建,从而敲响了高丽的丧钟。
这是一个武僧,名叫信诚,是渊男建的心腹,手中握有平壤守军的指挥权。他意识到高丽大势已去,再负隅顽抗也无法挽回败局,于是秘密派人与李勣接洽,表示愿意充当内应,投降唐军。
总章元年九月十二日,信诚忽然打开城门,唐军随即蜂拥而入。李勣命士兵攀上城墙,插上唐军旗帜,擂鼓呐喊,并且焚烧城墙四周的各个城楼,平壤城顿时陷入一片混乱。
听着惊天动地的喊杀声,看着到处燃烧的熊熊火焰,渊男建彻底绝望了。
他拔出佩剑,狠狠刺进了自己的胸膛。
这一天,平壤陷落,立国长达七百零五年的高丽王国宣告灭亡。
城破的这一刻,渊男建不愧是一个武士,把最后一剑勇敢地刺向了自己。
可他下手还不够狠,所以没有死,结果还是成了唐军的俘虏。与他同时被俘的,还有流亡高丽的百济国王扶余丰。
十二月,李勣押着高丽的这些高级战俘班师回国,朝廷为远征军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凯旋仪式,高宗李治在大明宫含元殿接受李勣献俘。同时,上至主帅李勣,下至普通将士,全部依照功劳大小给予相应的封赏。
对待高丽的这些战俘,唐朝采取了一贯的宽大原则,除了将首恶渊男建流放黔州、将百济国王扶余丰流放岭南之外,其他人全部赦免,并且授予了他们相应官职。高藏被封为司平太常伯,渊男产被封为司宰少卿,信诚被封为银青光禄大夫。此外,最早归附唐朝的渊男生也被封为右卫大将军。
随后,唐朝将高丽划分为九个都督府、四十二个州、一百个县,同时在平壤设立安东都护府,统一管辖。各都督、刺史、县令的职位由一部分有功的高丽旧将出任,另外也配备了一部分中国官员协同治理。薛仁贵由于在此次东征中战功卓著,被擢升为右威卫大将军,并出任安东都护,率两万人马镇守。
高丽战争的胜利是来之不易的。
隋唐两朝、四代帝王都曾经为了征服高丽而倾注了大量心血——隋文帝杨坚于开皇十八年(公元598年)发动三十万大军征讨高丽,结果未及踏上高丽国土就遭遇天灾和疾病,导致士兵死亡十之八九;隋炀帝杨广更是因为三征高丽而耗尽国力,引发了国内风起云涌的全面叛乱,最终葬送了隋朝江山;天纵神武的唐太宗李世民一生中最大的失败,也是因为在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亲征高丽,此次失败的亲征不但拖垮了他的身体,而且沉重打击了他的精神,使他在短短几年后就抱憾而终、赍志而殁;直到唐高宗李治的时代,即便他继承了贞观时代强大的国力和丰厚的人才资本,可还是在龙朔二年第一次东征高丽时遭遇了失败,并因此几乎放弃对整个朝鲜半岛的经略。如此种种,足以证明高丽人确实具有一种超乎寻常的坚韧与顽强。
作为朝鲜半岛上的蕞尔小国,高丽屡屡横挑强邻,频频遭到大军征伐,却一次又一次以弱[Tm txt456电子书电子书]胜强,在当时周边国家无不被唐帝国一一征服的情况下,唯独它始终屹立不倒,诚可谓绝无仅有,亦足以令人刮目相看。
如果不是渊盖苏文之死以及后来他三个儿子为了争夺权力而爆发内讧,唐帝国征服高丽的时间表,也许还要被大大推迟。
然而,无论如何,立国长达七百余年的高丽王国还是在大唐帝国的强力打击之下彻底覆灭了。
平定高丽,标志着唐王朝的军事扩张达到了一个巅峰,大唐的版图也至此臻于极盛。
然而,月圆则亏、水满则溢,盛极而衰往往是世间万物的常理。
自从征服高丽之后,唐初的军事制度府兵制就开始逐渐瓦解,国人和士兵的厌战情绪日益滋长蔓延,同时由于元勋名将的相继凋零以及周边各个被征服国家此起彼伏的反叛浪潮和复国运动,大唐的军事力量开始走向衰弱,唐军无敌于天下的神话宣告破灭,王朝初期生机勃勃的扩张史也随之戛然而止。
高丽覆灭的次年,即唐高宗总章二年(公元669年)十二月,战功赫赫、威震四夷的一代名将李勣也终于走完了他波澜壮阔的一生,终年七十六岁。
临终前,李勣对自己戎马倥偬的一生作出了这样的评价:“我年十二三时为‘亡赖贼’,逢人则杀。十四五为‘难当贼’,有所不惬则杀人。十七八为‘佳贼’,临阵乃杀之。二十为大将,用兵以救人死。”(《资治通鉴》卷二○一)
从一个“逢人则杀”的亡命之徒变成“用兵以救人死”的一代名将,李勣在血火与刀剑的洗礼中完成了生命的成长与蜕变,也铸就了他光耀史册、彪炳千古的辉煌人生。
盖棺论定之时,《资治通鉴》对李勣的名将风范作出了这样的概括:“勣为将,有谋善断;与人议事,从善如流。战胜则归功于下,所得金帛,悉散之将士,故人思致死,所向克捷。”而在《旧唐书》中,史臣也把李勣与李靖并列,作出了很高的评价:“近代称为名将者,英、卫二公(英公指李勣,卫公指李靖),诚烟阁之最。英公振彭、黥之迹,自拔草莽,常能以义籓身,与物无忤,遂得功名始终。贤哉,垂命之诫!”(《旧唐书·李勣传》)
李勣去世后,高宗李治为之举哀,辍朝七日,赠太尉、扬州大都督,谥号贞武,陪葬昭陵,并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命皇太子李弘与文武百官送葬。此外,高宗还参照西汉名将卫青、霍去病的故事,为李勣修建了形状像阴山、铁山、乌德鞬山一样的陵墓,以表彰他平定东突厥、薛延陀的不朽功绩。
作为大唐开国元勋中最后辞世的一位,李勣的去世,意味着一个轰轰烈烈的奠基时代就此落下了帷幕。大唐王朝的历史,开始进入一个承前启后的守成时代。
而人到中年又病魔缠身的唐高宗李治,能够好好守住高祖和太宗留下的这座锦绣江山吗?在皇后武媚强势干政的情况下,高宗李治在未来的日子里,能够平稳地把帝国的最高权力过渡给太子李弘吗?
一切都还是未知数。
第九章天后临朝
【从皇后到天后】
咸亨元年(公元670年)是一个不幸的年份。
无论对于大唐帝国还是对于武后个人而言,莫不如此。
首先是帝国在对外军事上,遭到了来自西陲吐蕃王朝的严峻挑战。
吐蕃王国是差不多与唐帝国同时崛起的一个国家。正当唐帝国在太宗李世民手中建立起具有国际联盟性质的天可汗体系时,吐蕃王国也在一代雄主松赞干布的治下臻于强盛。太宗时代,唐朝与吐蕃建立了睦邻友好的外交关系,先有文成公主入藏的千古佳话,后有吐蕃出兵帮助唐使王玄策征服中天竺的事迹。但是随着松赞干布的去世,吐蕃国相禄东赞大权独揽,开始走上对外扩张的道路,首先把战争的矛头指向了唐帝国的属国吐谷浑。
吐蕃与吐谷浑同位于青藏高原,两国历来存在边境争端,时常爆发军事冲突。唐高宗龙朔三年(公元663年),由于吐蕃的蓄意入侵,两国的军事冲突迅速升级,吐谷浑屡屡遣使向唐朝告急,而吐蕃也装腔作势地遣使向唐求援。由于当时唐帝国东征百济的战争还处于胶着状态,而且唐朝对吐蕃的扩张野心也估计不足,所以高宗对两国的争端采取了不闻不问的态度。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一个错误的政策。
唐王朝的失策进一步刺激了吐蕃的野心。当年五月,吐蕃悍然出动大军,一举吞并了吐谷浑,并进而窥视西域,准备与唐朝争夺西域的控制权。
几年后,吐蕃国相禄东赞去世,但是吐蕃对外扩张的进程并未中止,而是越发猖獗。因为禄东赞虽死,可他的儿子论钦陵又继承了相位。正所谓虎父无犬子,这个论钦陵比他的父亲更具有传奇色彩,是吐蕃历史上最富于雄才大略的一代名相。
就在咸亨元年四月,吐蕃王国出兵攻陷了大唐在西域的十八个州,进而占据安西四镇——龟兹、于阗、焉耆、疏勒。战报传来,大唐朝野一片震惊。高宗不得不下诏撤销了安西四镇,随后任命名将薛仁贵为主帅,以郭待封等人为副帅,率十余万大军西进青海湖地区,准备在讨伐吐蕃的同时协助吐谷浑复国。
然而高宗绝不会料到,他这次指定的副帅人选,最终将被证明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当西征军进抵大非川(今青海共和县西南切吉平原)时,按照薛仁贵原来的战略部署,是让郭待封率两万人在大非岭上筑营固守,保护大军的辎重和粮草,然后由他本人亲率主力进击乌海(今苦海)方向的吐蕃军队。如果郭待封按此计划行动,或许就能避免后来那个可怕的失败。
只可惜事实并非如此。
当薛仁贵率部在河口大破吐蕃前锋时,郭待封却放弃了大非岭,擅自带领辎重部队继续前进,终于遭到吐蕃二十万大军的伏击,辎重和军粮丧失殆尽。薛仁贵闻讯,连忙退守大非川。然而就在此时,吐蕃国相论钦陵亲自率领的四十万大军已经把唐军团团包围了。经过一场空前惨烈的厮杀之后,唐军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几乎全军覆没。薛仁贵、郭待封等将领被迫与吐蕃议和,才得以保住性命。随后,朝廷派出特使将他们押解回京。虽然高宗念在他们以往的功勋,赦免了他们的死罪,但均将他们革职除名,可惜薛仁贵的一世英名就这样毁于一旦!
大非川之败,一举破除了唐军天下无敌的神话,成为唐朝对外战争史上由盛而衰的一大转捩点。究其失败的原因,首先是因为副帅郭待封自恃为名将之后,根本不服平民出身的薛仁贵的统辖,致使两人在战略战术上产生了严重分歧。其次,唐军士兵在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青海湖地区产生了强烈的高原反应,致使军队的战斗力严重下降。
从后面这点来看,此时唐军士兵的身体素质显然远远不如贞观时代。当年李靖、侯君集等人平定吐谷浑时,同样也是在青藏高原上转战数千里,大小数十战,最后仍然取得了全面胜利。由此可见,唐朝的军事实力之所以在高宗执政的中后期由盛而衰,其内在原因之一,就是兵员素质已经一代不如一代了。
正当唐帝国在西线遭遇吐蕃严峻挑战的时候,东方的局势也出现了逆转。
由于高宗朝廷在帝国疆域急速扩张的同时,对各羁縻州府缺乏同步的强有效的治理,并且在各占领区驻扎的军队数量也很少,从而导致本已臣服的这些周边地区迅速掀起了一股叛乱和复国的浪潮。
最先死灰复燃的是两年前刚刚被李勣平定的高丽。
咸亨元年(公元670年),高丽贵族剑牟岑拥立原高丽国王高藏的外孙安舜为首领,起兵反叛。唐朝随即派遣高侃出兵镇压。不久高丽内部爆发内讧,安舜不满于傀儡地位,刺杀了剑牟岑。由于严重的内部分裂导致了高丽反抗军元气大伤,于是在后来的几年里,高侃先后在安市城、白水山大败高丽反抗军。然而,就在唐军即将平定叛乱的节骨眼上,历来臣属于唐帝国的新罗突然与唐朝反目,不仅收留了逃亡新罗的安舜,公然支持高丽的反叛势力,而且陆续出兵占领了原属百济的一部分土地,其称霸朝鲜半岛的野心昭然若揭。
除了国际形势风云突变之外,国内形势也令人担忧。从咸亨元年三月开始,一些地方就出现了旱情,到了八月,关中又遭遇严重的干旱,导致京畿地区出现饥荒,朝廷不得不让百姓前往各州逐食,同时也准备把朝廷暂时迁往洛阳,以解决皇室和文武百官的吃饭问题。
国家如此,武后个人也同样面临危机。
首先是她在外朝的心腹都相继离去。如李义府早在几年前就被流放远地、死于贬所,而袁公瑜也是被一贬再贬,早就远离了权力中心,其他的几个“翊赞功臣”也都已病故,剩下最后一个死党许敬宗,又在这一年三月因年老体衰而不得不致仕。这些人都是武后在朝中的利益代言人,没有了他们,武后自然就陷入了势单力孤的境地。
其次,武后的母亲荣国夫人也在这一年九月病逝。这位长年诵经礼佛的老太太活了九十二岁,虽说如此高寿已属人间稀有,但是她的亡故还是让武后感到了极大的悲伤。因为这么多年来,母亲杨氏始终是她政治上最坚定的支持者。尤其是在她争夺皇后之位的关键时刻,母亲不仅在背后为她出谋划策,而且还不顾年迈亲自出面奔走,这一切都让武后一直深怀感激。此外,在武后走向权力巅峰的道路上,几乎每一步都沾着亲人的鲜血,如长女安定公主,姐姐韩国夫人,外甥女贺兰氏,同父兄武元庆、武元爽,堂兄弟武惟良、武怀运,无不是死在武后的手中。当亲情在政治的碾压下近乎完全泯灭的时候,母亲杨氏无疑是武后唯一的情感慰藉和亲情寄托。
如今母亲终于驾鹤西去,而国家忧患又与个人危机同时袭来,顿时让武后陷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孤独和茫然之中。
古代中国人普遍相信天人感应之说,他们笃定地认为,凡是出现重大天灾,必是人事出了问题。所以当这一年国家突然遭遇内忧外患时,朝中许多对武后心怀不满的大臣便借机发难,纷纷把矛头指向武后,宣称天下大旱必然与皇后专权有关。
面对骤然来临的各种压力,武后忽然作出了一个出乎所有人意料的决定。
咸亨元年闰九月,她以天下久旱为由,正式向高宗提出避位的请求。所谓避位,也就是因天灾而引咎,要求辞去皇后之位。
朝野舆论顿时哗然。
武后居然提出避位?这不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吗?这个视权力如生命的女人,这个从来不向任何困难屈服的武后,居然甘心放弃她为之拼搏了半生的皇后之位,从此向命运缴械投降吗?
人们几乎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在这个微妙的时刻,朝野上下顿时把目光全部聚焦到了天子李治的身上,都睁大了眼睛看他到底会怎么做。
高宗很快就作出了回答。
两个字——不许。
他当然不许。因为这几年来,他的身体已是每况愈下,长年的疾病缠身使他不得不对武后产生了越来越严重的依赖。一旦没有武后,高宗根本就无法独自处理政务。
此外,让高宗不同意武后避位的另一个原因是——他心里很清楚,武后这么做并不是真的想放弃权力,而是在以退为进!
她的目的有二:
一,故作高姿态,平息朝野上下对她的不利舆论。
你们不是都说我专权吗?那我干脆辞职不干了,看你们还能说些什么!
二,用这种主动承担责任的方式向天下人强调,她才是大唐帝国真正的主宰者。
因为权力和责任是成正比的,所以,谁承担最大责任,谁当然就是拥有最高权力的人!
试问,武后这么做,不是明摆着把天子李治置于尴尬之地吗?古往今来,只听说出了天灾由皇帝下诏罪己的,哪里有皇后自请避位的?
如果高宗真的答应了她的请求,那无异于把自己摆在了一个从属的地位,更无异于扇自己一个响亮的耳光。
高宗当然不会这么傻,所以他必然要驳回武后的避位请求。
咸亨元年的避位事件,显然是武后化被动为主动的一着妙棋。如此一来,她不但巧妙地堵住了朝野上下的悠悠众口,而且进一步提升了自己的威望,在天下人面前树立起了“心系天下、不徇己私”的高大形象。
武后既然表现得如此高姿态,高宗当然也不能不有所表示。
随后,高宗宣布辍朝三日,为武后的母亲杨氏举办了无比风光的高规格葬礼——命司刑太常伯(刑部尚书)卢承庆主持丧葬事宜,特令宰相戴至德持节吊唁,又命在京九品以上文武官员及外朝诰命夫人,都必须前去吊丧哭拜,并送葬至渭桥;葬礼规格等同亲王,墓碑由高宗亲笔书写。稍后,又追赠武士彟为太尉、太原王,封杨氏为太原王妃,谥号忠烈。
至此,武后又一次以她那绝顶高明的政治手腕化解了危机,并且强化了“二圣临朝”的政治格局,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权力和地位。
其实,平心而论,武后在掌控朝政的这些年里,大多数时候确实是在帮高宗打理政务的,基本上没有打什么个人的小算盘。
要是从显庆五年高宗患上风疾算起,武后参于朝政已经整整十年;就算从麟德元年的“二圣临朝”算起,武后垂帘听政也已经六年。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武后既没有在外朝培植新的政治势力,也没有引进任何强势干政的外戚。单凭这一点,武媚这个辅政的皇后也算当得尽职尽责,并没有多少值得诟病和指摘的地方。也许正因如此,高宗才会越来越倚重她。
当然,武后表现得如此谨慎和内敛,一方面固然是为了博取高宗的信任,另一方面,其实也是因为她的外戚力量先天不足——那几个同父兄和堂兄弟老早就被她搞掉了,他们的儿子也均遭流放;如今唯一一个在朝中任职的外戚,就是她姐姐韩国夫人的儿子贺兰敏之。
说起这个贺兰敏之,武后本来也是要用心培养的,不承想这小子纯粹是烂泥扶不上墙,让武后伤透了心。
贺兰敏之据说是长安有口皆碑的美少年,长得明眸皓齿、玉树临风,而且腹有诗书、才华横溢。史称他“不杂风尘,鸾章凤姿”,“风情外朗,神采内融”,“飞文染翰,为伯为雄”。(《全唐文补遗》第二辑《大唐故贺兰都督墓志》)古代的墓志大多都有溢美吹捧之嫌,贺兰敏之这一篇也不例外,但是综合两《唐书》、《资治通鉴》等各种史料来看,说他是才貌双全的美男子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武后确实有心栽培贺兰敏之。早在武后当年除掉武元庆等人之后,就奏请高宗以贺兰敏之为武士彟的继嗣,改姓武,袭爵周国公,并擢升他为弘文馆学士、左散骑常侍。
然而,贺兰敏之却根本没有理会武后的一片苦心。
首先,他在政治上就没有和武后站在一边。这一点武后是在乾封元年看出来的。当时魏国夫人贺兰氏因武氏兄弟献食而暴亡,贺兰敏之参加妹妹的葬礼时,高宗哭着对他说:“我上朝时她还好好的,怎么一退朝就中毒不治了呢?事情为何发生得如此仓促?”
如果贺兰敏之够聪明的话,不管他当时心里想什么,都应该立刻把责任推到武氏兄弟身上,请高宗主持公道,说一些依法严惩武氏兄弟、替妹妹报仇之类的话。
可是他没有。
他自始至终只是陪着高宗伤心落泪,什么话都没说。
这说明什么?
这至少表明——他知道杀死妹妹的凶手不是武氏兄弟。
当武后得知贺兰敏之对这件事的反应之后,她只淡淡地说了四个字:“此儿疑我。”(《资治通鉴》卷二○二)
心机缜密的武后知道,贺兰敏之已经猜出谁才是幕后真凶了。
就是从这个时候起,武后意识到,这个贺兰敏之绝对成不了自己政治上的帮手。
除了政治上让武后觉得靠不住之外,贺兰敏之的个人秉性和所作所为也让武后深感厌恶。
因为这小子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花花公子,基本上什么样的女人都敢搞。
最让武后吐血的就是,和贺兰敏之私通的女人,有一个居然是他的外祖母,也就是武后的母亲——杨氏!
八九十岁的外祖母居然与自己年方弱冠的亲外孙通奸?
如此耸人听闻、匪夷所思的乱伦故事,即便是今天最恶心的八卦记者恐怕也杜撰不出来,可这在当时的长安却几乎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各种有关的史料也对此言之凿凿。如《旧唐书·武承嗣传》称:“敏之既年少色美,烝于荣国夫人,恃宠多愆犯,则天颇不悦之。”《资治通鉴·卷二○二》也称:“敏之貌美,烝于太原王妃(杨氏)。”
武后感觉自己的脸真是被这祖孙俩给丢尽了!
而更让武后无语的是——花花公子贺兰敏之恶心人的事情还远不止此。
当时太子李弘已经长大成人,高宗和武后准备为太子纳妃,于是从众多的名门闺秀中挑选了司卫少卿杨思俭的女儿。这个女孩据说长得天姿国色,所以高宗和武后都很满意。可没人会料到,就在太子即将举行大婚之前,这个该死的贺兰敏之竟然冒天下之大不韪,丧心病狂地把这个准太子妃逼奸了!
武后又惊又怒,被迫取消了太子与杨氏的婚约。
贺兰敏之之所以敢如此肆无忌惮,就是因为他自认为有他的外祖母兼老情人杨氏撑腰。武后虽然气得浑身发抖,但是碍于母亲的面子,也只好忍了。
贺兰敏之有恃无恐,没过多久,居然又把魔爪伸到了太平公主身边。众所周知,武后的长女多年前就已夭折,所以武后一直将这个小女儿视同掌上明珠,捧在手里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可武后做梦也不会想到,这个色胆包天的贺兰敏之竟然趁着太平公主出宫去看望荣国夫人的机会,又一次淫心大发,逼奸了小公主身边的侍女。
既然连公主身边的侍女都敢下手,那谁敢保证他不会对公主下手呢?!
这一回,得寸进尺的贺兰敏之终于突破了武后的底线。
武后忍无可忍,决定除掉贺兰敏之。
就在这个时候,杨氏恰好病故,于是武后再无顾忌,在咸亨二年(公元671年)四月向高宗上表,详细列举了贺兰敏之的五大罪状,随即将其流放雷州(今广东雷州市)。
贺兰敏之刚走到半道,就被武后派来的杀手用马缰勒死。随后,朝中一大批与贺兰敏之交好的大臣也均遭株连,全部被流放岭南。
贺兰敏之死后,武后不得不开始考虑她在朝中的处境。
自从参与朝政以来,她过去的心腹许敬宗、李义府等人贬死的贬死、退休的退休,一个都没有剩下。而唯一用心扶植的外戚竟然又是这么一个死有余辜的货色!如今的武后,已经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光杆司令。
尽管她目前拥有的权力和地位看上去似乎还很稳固,可武后却不能不居安思危。
因为现在的一切都是高宗给的。万一哪天高宗又受了哪个宰相的蛊惑,再来上演一出废后事件,那武后该怎么办?既没有宰相支持,又没有外戚襄助,武后要靠什么跟高宗和大臣们博弈?
所以,从现在开始,武后意识到自己必须在朝中培养一批新的势力,同时扶植一些可靠的外戚,让他们逐步进入帝国的政治中枢,成为她的左膀右臂。
只有这样,她才能确保自己的权力和地位不再受到任何威胁!
上元元年(公元674年)春天,有一个流放岭南的政治犯家属突然被一道诏书召回了长安。
这个人就是武元爽的儿子——武承嗣。
虽然他父亲生前曾经和武后发生过很多不愉快,可现在,武后却不得不捐弃前嫌、既往不咎。因为除了武承嗣、武三思这几个被流放在外的侄子,武后实在没有其他可以利用的外戚了。再者说,上一辈人的恩怨早已成为如烟往事,武后该发泄的仇恨也早已发泄完了。如今,武后的这些侄子已经和她成了政治上相互需要的利益共同体。也就是说,武后需要侄子们成为她的左膀右臂,以便在将来的政治博弈中替她冲锋陷阵;而武承嗣等人也需要武后给予他们梦寐以求的权力和富贵,从而彻底改变他们的命运。
武承嗣一回朝,马上承袭了周国公的爵位,并被任命为尚衣奉御(正五品下)。而仅仅一个月后,武承嗣就连跳数级,以火箭速度当上了宗正卿(从三品)。所谓宗正卿,就是皇族事务部长,虽然不是什么要害职位,但是官秩很高。而最重要的是——在这个位子上,自然就会对所有李唐皇室成员的一举一动了如指掌。换言之,这是武后合法监控李唐皇族的开始。许多年后,当高祖和太宗的龙子龙孙们有如覆巢之卵一一暴死在武后的铁掌之下时,人们一定会想起武承嗣从遥远的岭南飘然回朝的那一天。
不久,武元庆的儿子武三思也回朝担任了右卫将军。
随着武后的这些侄子们相继登上帝国的政治舞台,一个外戚当权的时代就悄然拉开了帷幕。
在积极扶植外戚的同时,武后又在这一年八月,撺掇高宗颁布了一道诏书。
这是一道“追尊祖宗”的诏书。
具体而言,就是从高祖的爷爷奶奶开始,给李唐的历代祖宗都加上一些尊贵的字号。如尊高祖李渊为神尧皇帝,尊太穆皇后为太穆神皇后;尊太宗李世民为文武圣皇帝,尊文德皇后为文德圣皇后,等等。
乍一看,这好像又是武后习惯玩的那种文字游戏。
可实际上,“追尊祖宗”只是个幌子而已,武后的真正目的是想借此改换自己的名号。
把祖宗封了个遍后,武后紧接着提出——为了避先帝、先后的称讳,从此以后,皇帝李治应该改称“天皇”;皇后武媚也不再称皇后了,而要改称“天后”。
就这样,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天皇”“天后”诞生了。
武后从此就由皇后变成了天后。
这真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政治举措。一字之差,就让武后从古往今来的众多皇后中脱颖而出,成了独一无二的“天字头”皇后,只此一家,别无分店!
说是为了避讳,貌似很谦虚,其实谁都看得出来,“天后”绝对要比“皇后”尊贵得多。因为“后为坤德”,皇后再怎么尊贵也绝不能和“乾”“天”扯上关系,可如今武后居然自称“天后”,这显然已经突破了宗法礼教的限制,把自己与至高无上的天子完全并列了!
变身天后的这一年,武后五十岁。
这是继麟德元年(公元664年)“二圣临朝”之后,武后在通往女皇的道路上迈出的又一大步。也许要到若干年后,当武曌把自己头上那顶天后桂冠的“后”字轻轻剥落,让它仅剩下一个“天”字时,人们才会恍然大悟——原来早在她自称天后的那一年,一切都已经埋下深远的伏笔了。
在扶植外戚并晋位天后之后,武后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着手培植自己的政治势力了。
这是刻不容缓的事情。
可是,武后却面临一个难题。
因为如今的宰相刘仁轨、戴至德、李敬玄、郝处俊等,都是高宗一手提拔的,武后既不可能把他们拉下来,也不可能一下子就把自己人弄上去;而拉拢中下级官员又意义不大,且远水救不了近火。既然如此,那武后该怎么办?
富有政治智慧的武后当然有她的办法——既然不能从宰相那里夺权,那就从他们那里分权!
如何分权?
建立私人内阁。
如何建立私人内阁?
参照太宗皇帝当年开弘文馆的做法——延揽学士。
随后的日子,武后便以编撰著作为名,亲自选拔了刘祎之、元万顷、范履冰、苗神客、周思茂、韩楚宾等一批才华出众的学士,特许他们进入禁中,开始大张旗鼓地编撰《臣轨》《百僚新戒》《乐书》《列女传》等,洋洋洒洒一千余卷,署名都是“大圣天后亲撰”。表面上,武后率领这帮学士著书立说,好像无关朝政,可实际上,武后却暗中把“朝廷奏议及百司表疏”悄悄拿到了学士们的案头,“密令参决,以分宰相之权”(《资治通鉴》卷二○二)。
由于普通朝臣上朝都是从南门入宫,而武后这个私人内阁的成员都被特准从北门直接进入禁中,所以时人都称之为“北门学士”。这些北门学士就这样成了武后的心腹和智囊团,从此平步青云、官运亨通。
然而,尽管他们都是武后一手栽培的,可对于武后的跋扈和专权,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买账。比如刘祎之,十几年后官至宰相,可他却不甘心充当武后篡唐的鹰犬,曾要求武后还政于李唐,“以安天下之心”,因而触怒武后,终遭杀身之祸。
其他的北门学士,由于参与武后的私密太多,结局也都颇为不堪。大约在武周革命前夕,他们都被武后假酷吏之手一一诛杀,落了个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下场。
上元二年(公元675年),随着高宗身体的日渐衰弱,更随着武后在政治上的日益强势,一个异常敏感而微妙的问题,就突出地摆在了李唐朝廷的面前。
那就是——万一重病缠身的高宗驾鹤西去,大唐帝国的最高权力将落入谁的手中?是天后武媚,还是太子李弘?
此时的李弘已经二十四岁,早已成年,而且是法定的皇位继承人。在正常情况下,高宗一旦宾天,当然应该由他入继大统。这本来是毫无疑问的。可它之所以变成一个问题,是因为武后早把李弘当成了政治上的对手。
原因很简单,一旦李弘登基为帝,武后就要从天后变成太后,虽说她仍然可以用太后身份对李弘施加影响,可毕竟名不正言不顺。现在她作为高宗的妻子,还可以堂而皇之地帮患病的夫皇料理政务,但是高宗一旦退位为太上皇,武后唯一的职责就是悉心照料老病交侵的丈夫了。到时候如果过多地对新君指手画脚,肯定会遭到大臣们的非议和反对。而且,让武后一直深感忧虑的是,李弘虽然是她的亲生儿子,但在政治上从来和她不是一条心。到时候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掌控李弘,武后根本没有把握。
此外,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是——在高宗的特意安排下,如今的宰相几乎都是清一色的反武派,而且基本上都兼任东宫属官,所以他们的政治立场和政治利益都是与太子保持高度一致的。如果李弘即位,他们势必会更加紧密地团结在新君周围,形成一个实力强大的政治集团。到那时,只要他们认为武后的存在对他们和新君构成威胁,那就随时有可能把武后从帝国的权力舞台上驱逐出去。届时,不要说武后已经不可能控制李弘或继续干预朝政,就算武后仅仅想保住后半生的荣华富贵,兴许都不可得。即便生性仁孝的李弘会对她手下留情,可那几个一向反对妇人干政的宰相也不可能轻易放过她。
简言之,一旦李弘登基,武后的未来绝对不会美妙!
这对于一生都在为权力奋斗,并且已经非常接近最高权力的武后来说,当然是无法接受的。她绝不可能心甘情愿退出帝国的政治舞台,更不可能放弃目前拥有的一切!
不仅不会放弃,她甚至早已不再满足。从九年前参与泰山封禅的那一天起,一种既模糊又清晰、既隐约又强烈的梦想就一直萦绕在她的心头,并且逐渐支配着她的全部生命和所有行动。这个梦想就是——有朝一日从幕后走到台前,成为这个帝国名副其实的最高主宰者!
为了实现这个梦想,她会不惜一切代价。
谁成为她的阻碍,她就把谁铲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