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恪听说这件事后,不禁在心里把长孙无忌的十八代祖宗都问候了一遍。恨归恨,可李恪一点办法也没有。因为在贞观后期,长孙无忌确实具有很强的政治能量,甚至足以左右天子的意志。
就这样,吴王李恪和长孙无忌结下了梁子。每逢李恪回京朝谒的时候,长孙无忌总能看见李恪像刀子一样的目光,从他的脸上狠狠划过。
毫无疑问,长孙无忌讨厌这种目光。
一旦有机会,他当然要让这种目光从世界上消失。
高宗李治即位后,表面上政治清明、天下太平,可长孙无忌很清楚,朝野上下有一股政治戾气在悄然涌动,这股戾气既来自残余的魏王党,也来自像吴王李恪这种“名望素高,为物情所向”(《资治通鉴》卷一九九)的宗室亲王。像李恪这种人,万一哪天振臂一呼,其结果就有可能是应者云集。
所以,长孙无忌必须防患于未然。无论在公在私,他都必须把吴王李恪除掉!
除了吴王李恪,遭长孙无忌陷害的其他三个当然也都是他不喜欢的人。
不喜欢的原因各有不同。
宇文节虽然身为宰相,和长孙无忌同朝秉政,但却是房遗爱的好友,所以长孙无忌一直想把他搞掉。此外,房遗爱被捕入狱后,宇文节又本着为朋友两肋插刀的精神,为他多方奔走,极力营护,这无疑是主动往长孙无忌的刀口上撞。长孙无忌索性把宇文节一块抓了,扔进大牢给房遗爱作伴,让他们在狱中畅叙友情。
江夏王李道宗是高祖李渊的族侄,从十七岁起就跟随秦王李世民南征北战,灭刘武周、平窦建德、破王世充,在大唐的开国战争中“屡有殊效”,立下了汗马功劳。武德中期,李道宗负责镇守帝国的北部边境,不但屡屡击退东突厥与梁师都联军的入侵,并且“振耀武威,开拓疆界,斥地千余里”,因而“边人悦服”(《旧唐书·江夏王道宗传》),深受高祖赞赏。
贞观年间,李道宗又与李靖等人先后平定了东突厥和吐谷浑,在大唐帝国开疆拓土的过程中建立了赫赫功勋。所以到了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太宗李世民才会把他与李世勣、薛万彻放在一起,并誉为当世的三大名将。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战功卓著的宗室亲王和开国元勋,却同样逃脱不了无所不在的政治迫害。
在这起案件中,李道宗也许算得上是最无辜的一个。
从个人品质来看,由于他早年曾因贪赃受贿而一度下狱,遭到罢职免官和削除封邑的严厉惩罚,所以李道宗深刻汲取了教训,越到后来就越是谦恭自持。史称他“晚年颇好学,敬慕贤士,不以地势凌人”,因而深受时人称誉,“为当代所重”。此外,从政治表现来看,李道宗既不像薛万彻那样隶属于房遗爱的小圈子,也不像吴王李恪那样被视为政治上的不安定因素,而且平日里既无反动言论,更无谋反形迹,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韬光养晦、淡泊自守的人物。但是即便如此,李道宗同样逃不开长孙无忌的陷害。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很不幸,唯一的原因仅仅是——“长孙无忌、禇遂良素与道宗不协”(《旧唐书·江夏王道宗传》)。
所谓不协,也就是双方的关系不太和谐。在当权者长孙无忌的眼中,无论是“当世名将”的金字招牌,还是“为当代所重”的社会名望,都是苍白无物、不值一文的,只要你胆敢和他不和谐,你的末日就到了。
永徽年间,长孙无忌的政治哲学基本可以概括为这么一句话——不是我的朋友,就是我的敌人!
除了李道宗,遭长孙无忌陷害的驸马都尉执失思力也是贞观朝的一员勇将。他是东突厥人,本是颉利可汗的心腹重臣,东突厥覆灭后归降唐朝,任左骁卫大将军,娶了高祖的女儿九江公主。贞观年间,执失思力在平定吐谷浑、北伐薛延陀的战争中也曾立下战功。这个人究竟是哪里得罪了长孙无忌,史书没有记载,但估计也是和李道宗一样,与长孙无忌不太和谐,所以被一并清洗了。
永徽四年(公元653年)二月,审理了三个多月的房遗爱谋反案终于尘埃落定。
在长孙无忌的压力下,高宗李治无奈地颁下一道诏书:将房遗爱、薛万彻、柴令武斩首;赐李元景、李恪、高阳公主、巴陵公主自尽;将宇文节、李道宗、执失思力流放岭南;废李恪的同母弟蜀王李愔为庶人,流放巴州(今四川巴中市);贬房遗直为春州铜陵(今广东阳春市)县尉;将薛万彻的弟弟薛万备流放交州(今越南河内市);罢停房玄龄在宗庙中的配飨(以功臣身份配享于太宗别庙中的祭祀牌位)。
这个结果不仅令朝野极度震惊,而且大大出乎高宗李治的意料。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一个小小的性骚扰案居然牵出了一个这么严重的政治案件,还把一帮元勋重臣和皇亲国戚一举打入了万劫不复之地。
李治深感困惑,他不相信这些人全都参与了房遗爱的谋反,可是在长孙无忌威严的目光下,李治也只能怀着无比沉重的心情,在长孙无忌早已拟定的诏书上缓缓地盖下天子玉玺。
诏书颁布之前,李治决定以他微弱的力量进行最后的努力,恳求长孙无忌留下其中两个人的性命:荆王李元景和吴王李恪。
面对以长孙无忌为首的一帮宰执重臣,年轻的天子流下了无声的泪水,他用一种哀伤而无力的声音说:“荆王,朕之叔父,吴王,朕兄,欲匄其死,可乎?”(《资治通鉴》卷一九九)
“匄”(gài),同“丐”,乞求的意思。此时此刻,早已大权旁落的李治唯一能做的事情,也只有低声下气地乞求了。
然而,天子的乞求却遭遇了死一般的沉默。
长孙无忌面无表情、一言不发。他不开口,其他大臣更不敢吱声。
大臣们都不说话,天子则泪流满面,现场气氛极为尴尬。许久,长孙无忌向兵部尚书崔敦礼使了一个眼色,崔敦礼随即出列,用一种中气十足的声音回应了天子的乞求。
两个字——不可。
那一刻,李治感觉自己的天子颜面荡然无存。
一切都已无可挽回。
长孙无忌要做的事情,整个大唐天下无人可以阻拦。
该砍头的砍头,该赐死的赐死,该贬谪的贬谪,该流放的流放……
一个都不饶恕!
行刑的那一天,薛万彻面无惧色地站在刑场上,对着那些奉旨监斩的昔日同僚大叫:“薛万彻大健儿,留为国家效死力固好,岂得坐房遗爱杀之乎?”
临刑前,薛万彻从容脱下上衣,光着膀子叫监斩官快点动手。据说刽子手慑于薛万彻的气势,手脚不停打战,以至于连砍两次都砍不断薛万彻的脖子,薛万彻厉声叱骂:“干吗不用力?”刽子手鼓足勇气砍下第三刀,薛万彻的头颅才应声落地。(《旧唐书·薛万彻传》:“遂解衣谓监刑者疾斫,执刀者斩之不殊,万彻叱之曰:‘何不加力!’三斫乃绝。”)
而吴王李恪在接到赐死的诏书后,则面朝苍天,发出一句可怕的诅咒:“长孙无忌窃弄威权,构害良善,宗社有灵,当族灭不久!”(《资治通鉴》卷一九九)
许多年以后,当长孙无忌也同样遭遇了家破人亡的命运,在偏僻荒凉的流放地黔州(今重庆彭水县)被逼自缢的时候,不知道他的耳旁会不会响起李恪的这句诅咒。
至此,这起震惊朝野的房遗爱谋反案终于画上了一个句号。
一个血淋淋的句号。
永徽四年(公元653年)的春天,高宗李治看见自己像一只羸弱不堪的飞蛾,被缠在一张铺天盖地的黑网中无望地挣扎。而长孙无忌则牢牢盘踞在这张由权力、野心和阴谋编织而成的巨网中央,看上去就像一只硕大无朋的黑色蜘蛛。
李治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才能挣脱这张网。
第六章武则天的皇后之路
【李勣的仕途沉浮】
永徽四年(公元653年),紧继房遗爱谋反案之后,大唐朝廷的最高决策层也发生了重大的人事变动。在此案之前,宰相班子的成员是:
〖太尉、同中书门下三品长孙无忌;
开府仪同三司、同中书门下三品李勣(因避太宗讳,去掉“世”字);
中书令柳奭;
侍中高季辅、宇文节;
左仆射于志宁;
右仆射张行成;
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禇遂良;
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韩瑷;
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来济。〗
而截至永徽四年十二月,其人员构成和相应职位已经变成:
〖太尉、同中书门下三品长孙无忌;
司空、同中书门下三品李勣;
中书令柳奭;
侍中崔敦礼;
左仆射于志宁;
右仆射、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禇遂良;
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韩瑷;
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来济。〗
从这两张名单的变化上,我们可以发现长孙无忌的权势已经达至巅峰,基本上完全掌控了朝政。因为在前一张名单中,九个宰相中起码还有四个(李勣、高季辅、宇文节、张行成)不是他的亲信;可在第二张名单中,形势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除了李勣之外,其他六个宰相都是唯长孙无忌马首是瞻的人。
变化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在新名单上,高季辅、宇文节、张行成这三个人消失了。其中,宇文节因房遗爱案被流放,张行成于这一年九月病逝,高季辅十二月病逝。在此,上天似乎也在刻意成全长孙无忌,凡是他看不顺眼的人,要么被迫出局,要么自己病死,真是令他满心欢畅。
其次,有一个新人赫然出现在了新名单上,他就是崔敦礼。我们都还记得,此人曾代表长孙无忌出面,强硬地拒绝了高宗赦免二王的请求。鉴于他有如此“优异”的表现,其光荣升迁也就是顺理成章之事了。
最后,在整个宰相团的人事变动中,基本上所有变化都是由长孙无忌的意志所决定的,可还是有一个小小的变化,显然并不符合长孙无忌的利益。那就是李勣的职位变动——从原本的开府仪同三司,擢升为三公之一的司空。
促成这一变化的人当然就是高宗李治。这点小小的变化虽然看上去毫不起眼,但是对高宗李治而言实属意义重大。
要看清这层意义,还得从李勣在贞观末年的仕途沉浮说起。
众所周知,早在高宗李治还是晋王的时候,李勣就是他的旧部。当时李治遥领并州大都督,李勣任都督府长史,由于李治并不到任,所以实际政务都是由李勣负责,可见李勣与李治的关系本来就非同一般。
就是因为这层关系,所以在贞观十七年的夺嫡之争中,李勣才会成为力挺李治的三大干将之一。也是因为这层关系,所以李治被册立为太子后,太宗李世民就马上任命李勣为太子詹事兼左卫率,并且对他说:“我儿新登储贰,卿旧长史,今以宫事相委,故有此授。虽屈阶资,可勿怪也。”其对李勣的信任之情溢于言表。不久以后,在一次宴会上,太宗又以一种郑重其事的口吻告诉李勣:“朕将属以幼孤,思之无越卿者。公往不遗于李密,今岂负于朕哉!”(《旧唐书·李勣传》)
这显然就是在托孤了。面对天子的信任和器重,李勣感激涕零,当场表示绝不辜负天子重托,并咬指出血,以示坚贞不渝之意。稍后李勣因醉酒睡去,太宗还脱下龙袍亲自披在李勣身上。
贞观二十三年,太宗临终之前,特意作出了一个重大的政治安排——先将李勣贬为叠州都督,然后让李治在即位之后将他擢为宰相,以示新君之恩,借此强化李勣的忠心。李治依照太宗的吩咐,在登基当月就擢升李勣为洛州(今河南洛阳市)刺史,旋即又加同中书门下三品,让他进入了宰相班子;几个月后,又正式拜李勣为尚书左仆射。
回顾李勣在贞观末年的政治际遇,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从李勣自身的资历和能力而论,还是从太宗对他的信任和器重来看,李勣都是后贞观时代当之无愧的第二号重臣。也就是说,在永徽一朝的满朝文武中,李勣既是屈指可数的托孤重臣之一,也是唯一一个可以和长孙无忌相提并论并且相互制衡的人物。
考察太宗生前的政治安排,虽然不一定有让李勣与长孙无忌相互制衡之意,但也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以太宗之英明睿智,他或许也会料到,他身后的政局不可能永远是铁板一块。所以,物色一个像李勣这种绝对忠于李治,又能在一定程度上制衡长孙无忌的托孤大臣,就是他所能作的最妥善的安排。
然而,出乎太宗意料的是,他在临终之前苦心孤诣布置好的这枚棋子,却在高宗即位不久就忽然选择主动出局,自行淡出了永徽朝廷的权力核心。
永徽元年十月,也就是禇遂良抑买土地案爆发的几天前,李勣就频频向高宗提交辞呈。在李勣“固求解职”的情况下,李治不得不解除了他的左仆射之职,仍保留同中书门下三品的职务,并另行授予“开府仪同三司”的荣誉衔。
对于李勣的主动隐退,李治实在是百思不得其解,可是为了尊重他本人的意愿,李治也只好这么做。
虽然李勣还挂着一个“同中书门下三品”的宰相衔,名义上仍然可以参与朝廷的最高决策,但实际上已经成为所有宰相里面最没有发言权的一个。因为一旦没有在三省六部里担任实职,参与决策时就不可能拿出切合实际的有分量的意见,充其量也就是列席而已。另外,就那个“开府仪同三司”的头衔来说,熟悉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这纯粹是一个虚衔,基本上是给那些过了气的功臣元勋养老用的。谁要是挂上这个头衔,谁在政治上就彻底靠边站了。而以李勣的年龄和能力而论,他实在不应该这么早就靠边站。
可问题在于,这是李勣自己的选择,并非高宗的意愿。
那么,李勣为什么会作出这样的选择呢?
答案很简单——迫于长孙无忌的压力。
永徽元年,长孙无忌的个人权势虽然还没有发展到后期那种一手遮天的地步,但是由于他的多重身份——天子舅父、开国元勋、顾命大臣、首席宰相,从而决定了他在高宗朝廷中独一无二的权威和影响力。要与长孙无忌同朝为相,你要么主动向他靠拢,要么迟早被他搞掉,二者必居其一。
这一切,李勣看得比谁都清楚。
所以他宁愿选择隐忍和退让。
但是,隐忍不等于怯懦,退让也不代表无能。
这是策略,是战术,是避敌锋芒、保存实力!
事后来看,李勣的做法无疑是高明的。假如他不是在永徽元年急流勇退,远离权力斗争的漩涡,那么很难保证他不会在随后的房遗爱谋反案中受到陷害和株连。
或许也只有到了永徽四年,当高宗李治意识到长孙无忌的权势正在极速膨胀,而自己却日渐陷入大权旁落、任人摆布的困境中时,他才会突然间明白李勣当初主动隐退的苦衷,也才能深刻领悟李勣保存实力的政治智慧。与此同时,李治当然也会回想起太宗当年给他安排这个辅弼大臣的深意。
就是在这样的情境之下,李治毅然决定让李勣复出,把他擢升为三公之一的司空,显然是希望他对长孙无忌形成制衡。诚然,司空也仍旧是个没有实际职权的荣誉衔,但是鉴于其阶位仅次于身为太尉的长孙无忌,并且李勣本人也是定策功臣和托孤重臣,所以此次任命就相当于恢复了李勣朝廷二号重臣的身份。
同时,李勣的这个职位变动也未尝不是一个政治信号,它意味着——在长孙无忌高歌猛进、节节胜利的权力扩张中,高宗李治终于借助李勣的复出,对长孙无忌实施了一次反击。
虽然此次反击是李治有生以来的第一次,而且力量极其微弱(甚至微弱到引不起长孙无忌的警觉),但是,假如李治连这一点微弱的反击都做不到的话,那么帝国的整个最高决策层就会变成清一色的长孙班底了。
因此,李勣的复出对于高宗李治而言,实在是具有生死攸关的重大意义。
有了李勣这样一个可以信任和依托的力量(尽管是整个宰相班子中唯一可以借助的力量),天子李治就可以慢慢酝酿自己的突围行动——从大权旁落、任人摆布的困境中,从长孙无忌编织的那张黑色巨网中一步一步地突围!
后来的事实证明,在天子的突围行动中,尤其是在李治准备册立武媚为皇后的关键时刻,李勣果然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中,长孙无忌名列第一,李勣位列倒数第二。这个差别显然是巨大的,因为它并不是学校班级的座位号,而是政治交椅的座次,象征着一个从政者的资历、威望和地位。
似乎是为了弥补这个差距,同时也为了提高李勣的政治威望,高宗李治特意在永徽四年的上半年,也就是擢升李勣为司空的不久以后,命人重新绘制了李勣的画像,并且亲自提笔作序。
在画像的序赞中,李治说:“朕以绮纨之岁,先朝特以委公,故知则哲之明,所寄斯重!自平台肇建……茂德旧臣,惟公而已,用旌厥美,永饰丹青!”(《李勣墓志铭》)
李治这段话显然是一个非常强烈的政治信号。因为长孙无忌、禇遂良与李勣同为顾命大臣,可高宗却独独对李勣说“所寄斯重”“惟公而已”,这样的表述当然是意味深长的。
对此,李勣自然也是心领神会。
那么,面对天子如此“偏心”的态度和话语,长孙无忌又作何感想呢?
很遗憾,他没有任何感想。
因为他毫无警觉。
此时此刻,长孙无忌正扬扬自得地品尝着独揽朝纲、权倾天下的美妙滋味。他不相信李治敢突围。就算他相信,他也不认为李治有能力突围!
陶醉在成功中的长孙无忌没有意识到,李治的身后不但已经出现了一个李勣,而且还出现了一个女人——一个即将在不久的将来爆发出无穷能量的女人。
有了这两股力量的强势加盟,高宗李治就注定要突破长孙无忌精心构筑的政治包围圈。
【天子的政治突围】
永徽五年(公元654年),天子李治的突围行动逐渐展开。
这一年发生了几件事情,乍一看似乎无关大局,可事实上都具有一个共同特征,那就是——李治正在尝试着独立行使天子职权。
这一年六月,中书令柳奭意识到王皇后已经彻底丧失了天子恩宠,迟早会被废掉,所以“内不自安”,主动提出辞去宰相职务。高宗二话不说,当即把他降职为吏部尚书。就在两年前,柳奭才刚刚与长孙无忌等一帮宰相联手,迫使天子将陈王李忠立为太子,企图借此巩固权位、长保富贵,而今却灰溜溜地主动离开相位,这对于天子李治而言,不能不说是一个鼓舞人心的胜利。
紧接着在这一年九月,高宗李治召集朝廷五品以上官员进行了一次训话,他说:“朕从前陪侍在先帝左右,发现五品以上官员都忠直敢言,要么当廷评论朝政,要么过后呈上密奏,可谓终日不绝;可如今却一片沉默,难道天下已经太平无事了吗?诸位为何都不说话?”
从高宗即位以来,如此严肃地批评五品以上高官,似乎还是大姑娘上轿头一遭。大臣们都分明感受到了天子强烈的不满情绪,而且他们也知道天子所言确是实情。与进谏成风的贞观政治比起来,永徽朝廷实在是太不正常了,简直可以说是万马齐喑。
可大臣们是有苦衷的。在贞观时代直言朝政得失,通常都能得到太宗皇帝的嘉奖;可在如今的永徽朝廷上,谁要敢议论朝政,谁就等于是对首席宰相长孙无忌指手画脚,也就等于是在与他为敌!试问,谁愿意当这根出头的椽子呢?
况且房遗爱案刚刚过去,与长孙无忌为敌的下场赫然摆在所有人面前。因此,在这场杀一儆百的政治清洗之后,就算满朝文武不会全都去抱长孙无忌的大腿,至少也没人胆敢和他公然作对。
所以,面对天子李治的批评和不满,所有大臣都保持沉默,朝堂上仍旧是鸦雀无声。
李治感觉自己使出了浑身力气,却一拳打在了棉花上。不,是一拳打在了虚空中,连声回响都没有!
高宗大为失望。
可让他感到欣慰的是,一个月后,终于有人勇敢地发出了声音。
这个人叫薛景宣,时任雍州参军,是一个区区的七品小吏。大臣们都不出声,只好轮到小吏来发言了。
这个小吏都说了些什么?
他呈上了一道封事,也就是密封的奏疏,在奏疏中对朝廷刚刚竣工的一项工程进行了尖锐的指责。当时,朝廷动用了雍州(京畿地区)的四万一千名民工,历时三十天修建了长安的外郭城,薛景宣可能是觉得天子在滥用民力,于是在奏疏中说:“从前,西汉的惠帝修筑长安城,没多久就晏驾了;现在也来搞这一套,必定没什么好下场。”
李治看到这道密奏的时候,顿时哭笑不得。
这哪是什么进谏,这分明是诅咒嘛!
不过,在满朝文武人人三缄其口的情况下,这个七品小吏的诅咒在李治听来却十分悦耳,毕竟天子的要求总算有人正式回应了。不管薛景宣多么人微言轻,也不管他说得有没有道理,至少敢说话就是好同志。
可是,就在李治大感欣慰的时候,宰相于志宁等人却跳出来替天子打抱不平。他们异口同声地说:“薛景宣出言不逊,应该诛杀!”
李治看着宰相们义愤填膺的表情,淡淡地说了一句:“景宣虽狂妄,若因上封事得罪,恐绝言路。”(《资治通鉴》卷一九九)当即宣布赦免薛景宣出言不逊之罪。
谁都知道,杀薛景宣是长孙无忌的主意。他不仅要钳制文武百官的言论,而且还想堵住下级官员的嘴,让朝野上下都不敢发出和他不一样的声音,让天下人都不敢越过他与天子李治直接对话。
可这一次,李治毅然反抗了长孙无忌的意志。
通过永徽五年发生的这几件事,李治的信心和勇气正在逐步增强,他的姿态也正在变得强硬。接下来,只需要一个适当的时机和突破口,李治就能够拨开阴霾,重见天日!
时机很快就来了。
这就是发生在永徽六年的皇后废立事件。
永徽六年(公元655年)是一个极不寻常的年份。
这一年,长安的后宫掀起了一场可怕的风暴,这场风暴不仅令高宗的后宫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对帝国政坛也造成了强烈的冲击,导致长孙无忌强力构建的单边政治格局开始瓦解,使得永徽朝廷首次出现了君权与相权势均力敌的博弈局面。
继“女婴猝死案”,武昭仪又对王皇后发动了一次致命的打击——控告王皇后和她母亲柳氏在暗中施行巫术。
事后来看,风暴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刮起来的。
武昭仪所控告的这种巫术称为“厌胜”,方法是因厌憎某人而制作其形象——或泥塑木雕,或画在纸上——然后刺心钉眼,系手缚足,以此诅咒对方早日死于非命。
这是一种很歹毒的巫术,论罪也相当严重。按照《唐律》,敢玩这种“厌胜”之术的人可以按谋杀罪减二等论处,倘若诅咒的对象是至亲长辈,则不可减罪,依律当斩。
没有人知道武昭仪的控告是否属实,总之天子未经调查就迫不及待地颁下了诏书,将皇后的母亲柳氏驱逐出宫,并严禁她再踏进皇宫一步。次月,天子又将皇后的母舅吏部尚书柳奭逐出朝廷,贬为遂州(今四川遂宁市)刺史。柳奭刚刚走到扶风(今陕西扶风县),天子又暗中授意地方官员指控他“漏泄禁中语”,于是再度把他贬到更为偏远的荣州(今四川荣县)。
至此,王皇后彻底陷入了势单力孤的境地。紧接着,天子李治为了让武昭仪能够向皇后之位再靠近一步,又挖空心思地发明了一个宸妃的名号,准备以此册封武媚。
此举立刻遭到宰相们的强烈抵制。唐依隋制,后宫的一品妃历来只有贵、淑、德、贤四名,如今为了一个武昭仪而特设一个宸妃之号,显然不合旧制,无据可依。侍中韩瑷与中书令来济以此为由,在朝会上与天子面折廷争,坚持认为“妃嫔有数,今别立号,不可”(《新唐书·则天武皇后传》),硬是把皇帝的旨意生生顶了回去。
谁都知道,韩瑷与来济之所以敢和天子针尖对麦芒地大干一场,无非是因为他们背后站着长孙无忌;而看上去已经彻底变成孤家寡人的王皇后,之所以还能牢牢占据皇后的宝座,也是因为她背后站着长孙无忌!
此时此刻,高宗李治强烈地意识到,如果不能利用这场后宫之战向长孙无忌的超级权威发出挑战,夺回本该属于自己的权力和尊严,那他就只能永远充当一个有名无实的傀儡天子!
永徽六年已经是李治君临天下的第七个年头。这一年,他已经二十八岁。
对此时的李治而言,如果连给自己心爱的女人一个实至名归的身份都办不到,如果连选择谁来当皇后的权力都没有,那他还算什么皇帝?如果不能通过这件事情让长孙无忌认识到他李治在政治上已经成熟,完全具备了独立掌控朝政的能力,那么李治还要继续夹着尾巴做人做到什么时候?
所以,李治决定向长孙无忌宣战,无论如何也要把武昭仪扶上皇后之位,无论如何也要夺回他的天子权威!
至此,这场后宫之战的熊熊战火终于从内宫蔓延到了外朝。表面上看,这是王皇后与武昭仪围绕着皇后之位展开的一场废立之争,而实际上,这是天子李治与长孙无忌(及其背后的宰相团)围绕帝国的最高权力进行的一场政治博弈。
永徽年间这场旷日持久、愈演愈烈的后宫之战进行到这里,其性质已经悄然蜕变,从女人们的战争演变成了男人们的战争;而且战争的规模也已经扩大升级,其后果不仅将决定这几个女人后半生的命运,并且将决定整个帝国未来的政治走向。
【向长孙集团宣战】
高宗李治准备向长孙无忌宣战,决心固然是很大,可当下的政治现实又不免让他有些心虚。因为满朝文武当中,除了一个司空李勣,几乎没有一个是他的亲信;反观长孙无忌,不但牢牢掌控着整个宰相团,而且通过房遗爱案大肆清除异己、杀戮立威,使得文武百官人人俯首帖耳、个个噤若寒蝉。
在双方实力如此悬殊的情况下,高宗又如何打赢这场仗呢?
这不仅是天子李治的忧虑,同时也是昭仪武媚的忧虑。
他们不约而同地意识到,要战胜长孙无忌,唯一的办法只能是——尽快在朝中打造一支自己的政治势力。
有需求就有供给。
这个简单的经济学规律不仅适用于经济领域,也同样适用于政治领域。
就在高宗李治因势单力薄而万分焦虑的时候,朝中已经有一批素怀野心的政客,敏锐地觉察出了天子的需求。他们是:中书舍人李义府、卫尉卿许敬宗、御史大夫崔义玄、中书舍人王德俭、大理丞袁公瑜等。
李义府,出身于寒门庶族,据说长相俊美,能写一手漂亮诗文。他于贞观中期登第入仕,不久就因刘洎、马周的推荐出任监察御史。也许是因为人和文章都太漂亮了,所以当时有人风传他和刘洎、马周搞同性恋,说他以“容貌为刘洎、马周所幸,由此得进”(《旧唐书·李义府传》)。
由于李义府才华横溢,而且外表温良谦恭,和人说话的时候必和颜悦色、面带微笑,所以很多人被他的外表所迷惑,以为他是一个厚道人。直到许多年后他当权得势,整起人来心狠手辣、毫不留情,人们才知道他是一个多么可怕的人物,因此给了他四个字的评语——“笑中有刀”,还赠给他一个外号——“李猫”。
这就是成语“笑里藏刀”的出处。李义府的这个性格特征跟后来玄宗时代的权相李林甫颇为神似。李林甫也是因为表面上总是笑语温存,可背地里却拼命给人捅刀子,所以人们给他的赠语是“口蜜腹剑”。李义府和李林甫,这一前一后的两个唐朝宰相,不仅名字的读音类似,所处的时代相近、职位相同、为人处世的性格类似,而且连他们给后世贡献的两个成语都如出一辙,以致经常被人张冠李戴、弄错出处,说起来也是一个有趣的现象。
贞观年间,刚刚出道的李义府由于担心家世贫寒,难以飞黄腾达,所以曾赋诗一首,自抒心志。此诗名为《咏乌》:“日里扬朝彩,琴中伴夜啼。上林如许树,不借一枝栖?”
太宗李世民听说后,当即表态:“吾将全树借汝,岂惟一枝!”(《隋唐嘉话》)
李义府受宠若惊,从此牢记太宗勉励,相信自己总有一天会攀上帝国政坛的最高枝,在上面纵览“全树”风光,俯瞰芸芸众生。
晋王李治被册立为太子后,李义府得到重用,进入东宫担任了太子舍人,加崇贤馆直学士,与当时同侍太子左右的来济“俱以文翰见知,时称来李”(《旧唐书·李义府传》)。
可李义府没有料到造化会如此弄人。李治当上皇帝后,他只是从太子舍人变成了中书舍人,并没有得到预想中的大步升迁。几年后,当初和李义府齐名的来济因为攀上长孙无忌这根高枝,很快就青云直上,位登宰辅,可李义府却一直原地踏步,始终在中书舍人这根老枝上不咸不淡地晃悠。
更让李义府感到悲哀的是,到了永徽六年,不知道他哪里得罪了长孙无忌,朝廷忽然下了一纸敕令,要把他贬到偏僻荒凉的壁州(今四川通江县)去当司马。太宗当年的勉励言犹在耳,可对如今的李义府来讲不啻于莫大的讽刺。连这赖以栖身的唯一一根枝丫都快断了,还奢谈什么“全树”呢?
李义府由于职务的便利,在贬谪令下达门下省之前便已获悉,于是惶惶不可终日,连忙问计于同僚王德俭。
王德俭是许敬宗的外甥,为人工于心计,且因脖子上长了一个肉瘤,因此被人称为“智囊”。智囊看着李义府一脸惶悚的表情,不禁拈须微笑,半晌才说:“皇上想立武昭仪为皇后,可一直犹豫不决,原因就是一帮宰相从中阻挠。李君若能襄助皇上和武昭仪达成这个心愿,必定可以转祸为福。”
李义府闻言,当即茅塞顿开,转忧为喜。当天,李义府顶替王德俭在中书省值夜班,然后向高宗呈上了一道奏章,请高宗废黜王皇后,改立武昭仪,以满足朝野上下的共同愿望云云。高宗阅后,顿时喜出望外,连夜召见李义府,和他进行了一番密谈,随后赏赐珍珠一斗,并让他留任原职。
武昭仪听说朝臣中终于有人站出来帮她说话了,更是喜上眉梢,随即暗中派人前去和李义府接触,自然又是一番优厚的赏赐,不久又让高宗把李义府破格提拔为中书侍郎。
在中书舍人的位置上呆了整整六年,李义府终于时来运转,迎来了仕途的春天。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李义府、许敬宗、崔义玄、王德俭、袁公瑜等人迅速团结在了天子和武昭仪周围,一个个摩拳擦掌、斗志昂扬,随时准备与长孙无忌及其宰相团一决雌雄。许多年后,大周女皇武曌仍然念念不忘这批人当年的“翊赞之功”,特地下诏追赠了官爵,并给他们的儿子们一一赏赐了封邑。
眼见天子用最短的时间就纠集了一帮政治打手,并且摆出一副决一死战的架势,长孙无忌、禇遂良等人意识到事态严重,连忙召集他们的人,秘密举行了一个碰头会,谈论当前的政治形势。在会上,长安令裴行俭一脸义愤,声称如果让武昭仪当上皇后,“国家之祸必由此始!”(《资治通鉴》卷一九九)
就是这句忧患之言,为裴行俭惹来了祸端。
因为他们的一举一动早已在武昭仪的掌控之中。
秘密会议刚一开完,一直在暗中侦察的大理丞袁公瑜就把会议详情一五一十地通报给了武昭仪的母亲杨氏。
武媚听到这个消息后,嘴角掠过了一抹冷笑。
几天后,裴行俭就被贬出了朝廷,并且一下就被踢到了帝国最辽远的西北边陲,担任西州(今新疆吐鲁番市东)都督府长史。
这一贬谪形同流放。如果换成一个意志不坚的人,也许只能在条件艰苦的大漠西域抑郁而终了,可裴行俭不是一般人,他非但没有怨天尤人,反而以巨大的热情和勇气投入了经略西域的事业中。此后十年间,裴行俭在西域边陲多有建树,终于在麟德二年(公元665年)被朝廷任命为安西大都护。在此任内,裴行俭统驭有方,政声卓著,使得“西域诸国多慕义归降”(《旧唐书·裴行俭传》)。
在多年的军旅生涯中,裴行俭先后提拔并重用了程务挺、王方翼、黑齿常之、郭待封、李多祚等一大批军事人才,这些人后来都成为英勇善战、独当一面的将领。此外,在裴行俭的培养下成长起来的刺史、将军还有数十人之多。而裴行俭本人,也当之无愧地成为初唐历史上最杰出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之一。
裴行俭的被贬是一个强烈的政治信号,意味着高宗和武昭仪已经向长孙集团发出了挑战。而就在贬谪裴行俭的几天后,也就是这一年的九月初一,高宗又忽然把许敬宗擢升为礼部尚书。众所周知,礼部主管朝廷的册封事宜,高宗让许敬宗担任礼部的一把手,其用意不言自明,就是冲着皇后废立去的,同时也等于是在向长孙集团示威。
说起来,这个许敬宗也是一个老资格的政客了。早在隋朝末年,他就与魏徵同在李密帐下任职;归唐后,许敬宗又以文才见重于李世民,成为朝野倾慕的秦王府十八学士之一,在当时可谓是风光十足。可到了贞观年间,许敬宗却一直官运不畅——早年的同僚们都已纷纷拜相,甚至连许多年轻后进也已经身居高位,可他却几起几落、屡遭贬谪,始终进不了帝国的权力中枢。这始终是早年得志的许敬宗最大的一块心病。
高宗即位之初,许敬宗以东宫旧臣身份,一度升任礼部尚书,眼看距离宰相之位已经不远,可他时运不济,不久又因事被贬,外放为郑州刺史,到了永徽三年才又回朝担任卫尉卿。
而复拜礼部尚书的这一年,许敬宗已是一个六十四岁的花甲老人。
此时此刻,他那双浑浊的老眼依然死死盯着宰相之位。
许敬宗知道,自己实在是没有时间再蹉跎了。所以,他现在最迫切想做的一件事,就是豁出这条老命和长孙无忌死磕,然后不惜一切代价拥立武昭仪为皇后。
只有这样,他才能实现拜相的梦想,抵达仕途的巅峰!
【越演越烈的政君臣博弈】
永徽六年九月的一天,高宗李治在散朝之后,忽然点了几个宰相的名字,让他们到内殿,说有要事相商。
被点到名字的人是:长孙无忌、李勣、于志宁、禇遂良。
而其他三个宰相韩瑷、来济、崔敦礼则不在被召之列。
对于天子召见的目的,四个宰相都心知肚明——皇上要摊牌了。
进内殿面圣之前,他们在政事堂小聚了片刻,准备商量一个对策。
面对即将到来的这个重大事件,四个宰相表情各异。
长孙无忌眉头紧锁,始终一言不发。
李勣则是一会儿闭目养神,一会儿抬头望天。
于志宁表情暧昧,目光闪烁。
只剩下一个禇遂良带着忧愤不安的表情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最后终于无奈地意识到——和天子死磕的光荣使命,已经责无旁贷地落到自己的肩上了!
他知道,在即将与天子展开的这场对决中,长孙无忌是己方的大佬、是主帅、是最后一张王牌,不到万不得已是不能上场的;而李勣呢,看他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样子,无疑是和天子一个鼻孔出气的;至于这个老滑头于志宁,从头到尾都在躲避他的目光,八成也是指望不上了。
禇遂良最后用一种慷慨赴义的口吻打破了沉默:“皇上今日之召,大半是为了皇后废立之事,皇上既然心意已决,触逆龙鳞只有死路一条。太尉是天子舅父,司空是开国功臣,所以你们不宜进谏,不能让皇上有杀元舅和功臣之名。只有遂良起于草茅,对帝国并无汗马功劳,而今又忝居宰辅之位、身受顾命之责,若今日不以死相争,有何面目去见先帝!”
禇遂良这番话说得大义凛然,表面上好像是要同时保护长孙无忌和李勣,怕他们被皇帝怪罪,其实他保护长孙是真的,保护李勣则纯属扯淡!说白了,他无非是想堵住李勣的嘴,希望他不要开口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