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战官军完胜,迅速打出了李渊父子的声威。虽然这一战的主要指挥者是李渊,但是李世民在这场战斗中表现出来的机智、果敢和勇猛,已足以让世人眼前一亮。
雀鼠谷一战,可以说是李世民军事生涯的一个辉煌开端,也是他正式登上隋末历史大舞台的亮相之作。
伟大的人物和伟大的时代总是彼此孕育、相互创造的。
大业末年,未及弱冠的李世民当然意识不到会有一个怎样辉煌的时代在不远的将来等待着他。他也不可能预料到自己在这个时代中的位置,但是,这并不妨碍他清醒地看见一度繁荣强大的隋王朝已经彻底濒临崩溃的边缘。
同时也并不妨碍十八岁的李世民目光炯炯地凝视着眼前这个行将就木的庞然大物,和他的父亲李渊一起相视而笑。此刻他们仍然蛰伏在历史的水面下,但他们手里已经悄悄搭上了一支箭。
没有人知道这历史性的一箭马上会从太原射出,然后直接命中旧王朝的心脏——长安。当然也没人知道,一个生机勃勃的新王朝就将从这里开始茁壮成长。
【晋阳起兵的历史真相(上)】
公元617年,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事件莫过于李渊父子的晋阳起兵。
它就像一道劈裂天空的绚丽闪电,一举刺破隋帝国的茫茫黑夜;又像是一束穿越浓云的熠熠曙光,瞬间照亮了大唐王朝的早晨。
这个令天地为之变色、令历史为之改辙的大事件有诸多人物参与,这些人后来都成为大唐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开国功臣。他们是裴寂、刘文静、长孙顺德、刘弘基、唐俭、柴绍、殷开山、刘政会、温大雅、武士彠(huò,武则天的父亲)……
这些人是晋阳起兵最重要的一批骨干力量,正是有了他们的推动、策划并参与实施,这次起义才能获得成功,大唐王朝最终才得以横空出世。可不管怎么说,他们终究只是这个大事件的配角。
而晋阳起兵的主角,当然非李渊父子莫属。可问题是,在李渊父子当中,谁才是这次起兵的首谋?谁才是这个大事件真正的灵魂人物?谁才是开创大唐三百年基业的第一人?
对此,历代官方正史都异口同声地回答说——李世民。
后晋刘昫修撰的《旧唐书》声称:“太宗与晋阳令刘文静首谋,劝举义兵”。北宋欧阳修等人编撰的《新唐书》也断言:“高祖起太原,非其本意,而事出太宗。”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更是斩钉截铁地说:“起兵晋阳也,皆秦王李世民之谋。”“高祖所以有天下,皆太宗之功!”
然而,历史的真相果真如此吗?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按照官方正史两《唐书》和《资治通鉴》的记载,李世民和李渊在晋阳起兵前夕都做了些什么。
李世民跟随李渊来到太原后,结交了一批江湖义士。《旧唐书·太宗本纪》称其“潜图义举,每折节下士,推财养客,群盗大侠莫不愿效死力”。《资治通鉴·隋纪七》说:“世民聪明勇决,识量过人,见隋室方乱,阴有安天下之志,倾身下士,散财结客,咸得其欢心。”
长孙顺德与刘弘基就是在这个时候与李世民结成了生死之交。长孙顺德是长孙晟的族弟,与刘弘基原本都是隋宫廷的宿卫军官,因逃避辽东兵役,亡命太原投靠了李渊,因此与李世民相结纳。这两个人后来在募集义兵时都发挥了关键作用。
此外,刘文静和裴寂也先后加入了李世民“潜图义举”的行列。
刘文静时任晋阳令,裴寂时任晋阳宫监,二人因职务交往而成为好友。他们目睹天下大乱,而自身前途未卜,时常相对而叹。有一次裴寂说:“贫贱如此,又逢离乱,将何以自存?”当时刘文静还未参与李世民之谋,但是暗中已经对他极为倾慕,所以趁机游说裴寂道:“李世民非寻常之人,其胸襟豁达类似汉高祖,天纵神武如同魏武帝,虽然年少,却是命世之才!”言下之意是让裴寂和他一起依附李世民,可裴寂对此却不以为然。
不久,刘文静因与李密有姻亲关系而坐罪,被关进郡狱。正当他对前途感到茫然之际,李世民忽然亲自来狱中探望他。刘文静大喜过望,马上向李世民发出试探,说:“天下大乱,非汉高祖、光武帝之才华者,不可平定四海!”
李世民笑着说:“先生怎么知道没有?只是常人不知道罢了。我之所以来看你,并不是像小儿女那样注重个人感情,而是来和先生图谋天下大事,不知先生有何见教?”
刘文静知道自己没有看错人,于是将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如今主上南巡江淮,李密围逼东都,天下群盗多如牛毛。值此之际,若有真命之主应天顺人、振臂一呼,取天下则易如反掌。今太原百姓为避战乱,皆入晋阳,文静为晋阳令数年,知其中豪杰之士众多,一朝啸聚,可得十万人;尊公所领之兵亦有数万,一声令下,谁敢不从?进而乘虚入关,号令天下,不出半年,帝业可成!”
李世民听完朗声大笑:“君言正合我意。”
从此李世民与刘文静开始积极部署,准备起事。
而这个时候,李渊在做什么呢?
按照正史的说法:“渊不之知也。”而李世民则是:“恐渊不从,犹豫久之,不敢言。”(《资治通鉴》卷一八三)
李渊真的是这样浑浑噩噩,对李世民的起兵密谋一无所知吗?
这个问题我们留待后面探讨,现在接着来看在官方正史中,李世民是如何软硬兼施地“说服”李渊起兵,而李渊又是如何举棋不定、出尔反尔的。
由于裴寂与李渊的私交很好,所以李世民决定从裴寂的身上突破。他天天与裴寂交游,同时拿出私人的钱数百万,让人与裴寂赌博,每一次都诈输,把裴寂乐坏了。等到那些钱输得差不多的时候,李世民也顺理成章地和裴寂变成好友了。最后李世民把自己的密谋告诉了裴寂,同时让他想办法说服李渊。
吃人的嘴短,拿人的手短。此刻裴寂已经很清楚他那些钱是怎么到手的了,只好点头同意。
李世民和裴寂很快就想了一计。随后的日子里,裴寂天天去找李渊喝酒,喝完酒又顺便送上几位美女。一连数日,把李渊伺候得舒舒服服。几天之后,裴寂找了个四下无人的机会,不慌不忙地对李渊说:“二郎暗中蓄养兵马,欲举义旗,恐大事泄露被诛,所以让我以晋阳宫女奉公,此乃情急之下迫不得已之计。如今众人心意已决,不知公意下如何?”
李渊一听,当场爆出冷汗。
原来这几天与他合欢的竟然全都是晋阳行宫的宫女——皇帝杨广的女人!这可是灭门之罪啊!没想到自己的儿子和老友居然使了这么一招把他绑上了“贼船”。这一招可真损哪!
李渊愣了很长时间,最后无可奈何地说:“吾儿既有此谋,事已至此,为之奈何?只好从他了。”
李渊虽然一只脚踏上了“贼船”,可毕竟是被逼无奈,所以犹豫了几天后又把脚缩了回去。
不久后又发生了一件让他差点掉脑袋的事,再次把他逼入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那就是东突厥的入侵。
从大业十二年底到次年正月之间,东突厥屡次出兵进犯马邑(今山西朔县),李渊派遣副留守高君雅会同马邑太守王仁恭出兵抵御,结果却吃了一场败仗。人在江都的隋炀帝杨广闻讯大怒,以“不时捕虏,纵为边患”为由,遣使赴太原将李渊就地拘押,并准备将王仁恭斩首。
李世民一见时机成熟,终于当面对李渊说:“今主上无道,百姓困穷,晋阳城外皆为战场;父亲若再拘守小节,下有盗寇、上有严刑,危亡无日啊!不如顺民心举义兵,转祸为福,此天授之时也。”
李渊大惊失色:“你怎能说出如此大逆不道之言?我现在就告发你。”然后找出纸笔,做出一副马上要奋笔疾书之状。
李世民一脸沉着,缓缓地说:“世民观天时人事如此,所以敢说;倘若父亲一定要告发我,不敢辞死!”
李渊气得把笔一扔,说:“我怎么忍心告发你呢?你要慎重,别再说这种话了。”
不料第二天一早,李世民又来了。李渊听见他锲而不舍地说:“今盗贼日繁,遍布天下,父亲受诏讨贼,贼能讨得完吗?到最后还要承担讨贼不力的罪名。而且世人纷传李氏当应图谶,所以李金才无罪,却一朝族灭。退一步说,即便父亲能将盗贼尽皆剿灭,自古功高不赏,届时危险更大!只有昨日之言,可以救祸,此乃万全之策,愿父亲勿疑!”
李渊仰天长叹:“我昨天一整夜都在想你说的话,其实还是很有道理的。今日不管是家破人亡由你,化家为国也由你,一切都由你了。”
此时的李渊真是一副万般无奈、听天由命之状!
几天后,隋炀帝的使者又到了,准备把李渊和王仁恭一起押赴江都问罪。李渊顿时惊慌失措。于是,李世民和裴寂等人再次向李渊进言:“今主昏国乱,尽忠无益。偏将副手战场失利,竟然也要归罪明公。危亡已经迫在眉睫,宜早定计。况且晋阳兵强马壮,行宫中又蓄积金钱、布帛巨万,以此举事,何患不成?今留守长安的代王幼弱,明公若击鼓向西,据有长安如同探囊取物,何必被区区一个朝廷使者囚禁、坐以待毙呢?”
至此,李渊终于下定决心,开始暗中部署。可没过几天,江都的天子使臣又到了,宣诏赦免了李渊和王仁恭的战败之罪,并且让他们官复原职。赦令一下,李渊立刻反悔,矢口不提举义之事。
接下来的日子,越来越多的人都在催促李渊起兵。如鹰扬府司马许世绪、行军司铠武士彠、前太子左勋卫唐宪、其弟唐俭等等。
然而,大伙把嘴皮子都磨破了,该说的话翻来覆去都讲烂了,李渊还是迟迟不动。
刘文静忍无可忍,只好向裴寂施压:“先发制人,后发者制于人。你为何不快点劝唐公起兵,怎能一再借故拖延呢?再说了,你身为宫监,却以宫女私侍他人,你一个人死就算了,何必拖累唐公?”
裴寂被触到痛处了。是啊,假如李渊迟迟不起事,万一晋阳宫女陪侍之事泄露,那他裴寂就算有八颗脑袋也不够砍啊!
此后裴寂只好天天追着李渊,死缠烂打、软磨硬泡,终于把李渊彻底说服了。李渊随后让刘文静假造敕书,以朝廷准备四征高丽为名,命令太原、西河、雁门、马邑四郡凡二十岁以上、五十岁以下者全部要应征入伍,借此扩大武装力量,准备起兵。
这就是历代正史所记载的关于晋阳起兵的起因和内幕。在这里,李渊被描绘成一个平庸、怯懦、胸无大志、多疑反复的傀儡型人物;而年未二十的李世民则被塑造成一个目光远大、足智多谋、意志坚定的领袖,表现出了一种远远超越他年龄的成熟和稳重。在此,李世民毋庸置疑地成了晋阳起兵的“首谋之人”,而李渊一开始就被蒙在鼓里,后来迫不得已卷入了这个事件,几乎是被人用绑架的手段弄上了这条起兵叛隋的“贼船”,自始至终都表现得碌碌无能而且万般无奈。
难道,这就是历史的真相?
【晋阳起兵的历史真相(下)】
通过近年来诸多中外学者对这一事件相关史料的重新研究,晋阳起兵的真相已经得到了澄清。海外的研究人员普遍认为:“有些重要情况可能是在唐太宗统治时期因太宗本人的坚持而编造出来的……根据从前被忽视的唐代初年的史料《大唐创业起居注》,历史学家已经能对唐朝创立史的传统说法中某些偏见和歪曲之处作出订正。”(英·崔瑞德《剑桥中国隋唐史》)
国内的一些学者也认为:“由于官修史籍的不真实,晋阳起兵的内幕几乎被掩盖了。突出地颂扬李世民,而其他人则黯然失色,或者被埋没,或者被歪曲……同时,旧史籍里还塞进了一些虚构的情节,渲染李渊的荒淫无能,以衬托李世民的功德兼隆。”(赵克尧、许道勋《唐太宗传》)
新的研究结论指出,李世民在晋阳首义和唐朝创建的过程中并不像旧史籍所塑造的那么英明神武和居功至伟,而李渊也并不像旧史籍所描述的那么猥琐不堪。相反,“李渊此人雄才大略,读太原起兵时记室参军温大雅所记《大唐创业起居注》可知。从隋大业十三年太原起兵到武德九年玄武门之变以前,李渊一直是最高决策者和全局指挥者……只因玄武门之变后李渊的政权为李世民所夺取……贞观朝纂修《高祖实录》就把太原起兵说成李世民所主谋,统一天下也几乎全是李世民的功劳,李渊被诬为坐享其成”(黄永年《唐史十二讲》)。
事实表明,李世民很可能在贞观年间对相关“实录”的修纂工作进行了干预,从而篡改了某些重大的历史事实。而后来编修的国史以及承用国史的两《唐书》,包括更后出的《资治通鉴》皆因袭而不改,致使晋阳起兵和唐朝创立史的部分真相从此湮没不彰。
在众多学者的研究中,基本上都提到了初唐的一份重要史料——《大唐创业起居注》。
该书的作者温大雅是太原人,史称其“少好学,以才辩知名”;曾任隋东宫学士、长安县尉,后因父忧去职,回晋阳闲居,见天下大乱而不求仕进。李渊到太原后,和他成为朋友,并慕其文名而“甚礼之”。李渊起兵后,温大雅被任命为大将军府记室参军,“专掌文翰”。(《旧唐书·温大雅传》)
很显然,由这样一位晋阳起兵的亲历者所撰写的史料,其真实性肯定要远远大于唐朝建国后的那些官修正史。所以《剑桥中国隋唐史》称他为“唐朝建立的目击者”。
那么,这位历史现场的目击者到底都目击了一些什么呢?
前文说过,其实早在大业九年,李渊就已经有了起兵叛隋、建立帝业的念头,所以才会在涿郡与杨广近臣宇文士及进行密谋,只是后来因时机尚未成熟而暂时隐忍。所以根据温大雅的记载,大业十二年,当李渊以安抚大使的身份进驻太原时,他才会“私喜此行,以为天授”。
大业十三年正月,李渊因兵败遭到免职处分并就地拘押。其实这个时候李渊就已经下定起兵的决心了。之所以没有发动,只是因为李建成和李元吉尚在河东,李渊投鼠忌器而已。按《起居注》记载,其实当时并不是李世民苦口婆心劝说李渊,反而是李渊主动对李世民说:“隋历将尽,吾家继膺符命,不早起兵者,顾尔兄弟未集耳。今遭羑(yǒu)里(古地名,今河南汤阴县北,为殷纣王囚周文王处)之厄,尔昆季须会盟津之师,不得同受孥戮、家破身亡,为英雄所笑。”
很显然,此时的李渊头脑非常清醒,他本来是想等三个儿子齐集太原后再起事,不料却突然遭到囚禁,所以他告诫李世民——如果情况没有好转,那么他们三兄弟就必须迅速集结、立刻起兵,不能坐以待毙,遭天下英雄耻笑。
所以当后来隋炀帝又赦免他时,李渊便对李世民说:“当见机而作!”随后立即行动起来,命李建成“于河东潜结英俊”,命李世民“于晋阳密招豪友”,积极建立起义的核心力量。
但是直到此刻,李渊还是没有动手。
因为他身边安插着两颗钉子。
副留守王威和高君雅。
他们是隋炀帝杨广特意安插在李渊身边的两名亲信,目的就是监视和制约他。
李渊虽然是封疆大吏,但是日常能够调动的兵力也极为有限。按照隋制,原则上只有皇帝本人才有招募和调遣军队的权力,地方官吏如果擅自发兵千人以上,就要被处以死罪。所以李渊要想拥有足够的兵力起事,就必须获得王威和高君雅的支持,且必须有充足的理由征兵。但是,王威和高君雅都是对隋室忠心耿耿的人,要拉他们入伙几乎是不可能的,弄不好就会功亏一篑、引火烧身,所以李渊绝不能冒这个险。
如何才能获得充足的理由征兵并取得王威和高君雅的支持呢?
李渊一直在焦灼地等待机会。
大业十三年二月,马邑军官刘武周突然发动兵变,杀了太守王仁恭,占据郡城,自立为定杨天子。李渊笑了。
这真是天赐良机。他私下对王威和高君雅说:“武周虽无所能,却敢僭(jiàn)称尊号。万一他占据汾阳行宫,而我等又不能将其剪除,此乃灭族之罪啊!”王、高二人也觉得此事非同小可。汾阳行宫所在的楼烦郡(今山西静乐县)与马邑郡相邻,里面不但储积了无数钱帛,而且住着很多宫女,很可能成为刘武周的下一个攻击目标。所以他们极力要求李渊赶紧征兵,以讨伐刘武周。
李渊心中暗笑。他知道王威和高君雅急了,可他不急。他慢条斯理地说:“再观察看看吧,通知楼烦稍作防备就可以了,我们要以静制动,以免自扰军心。”三月中旬,刘武周果然攻破楼烦,并袭取汾阳行宫,将其中的宫女悉数俘获,献给了东突厥的始毕可汗。王威和高君雅大为震恐。下一步,刘武周的兵锋绝对是直指太原了。
可李渊依旧气定神闲。他召集众文武将官说:“命士兵戒严,加强城池布防,拨粮赈济流民。这三件事如今废一不可,其他的事情,就看诸位的了。”
早已急不可耐的王威和高君雅立刻拜请说:“今日太原士庶之命,悬在明公。公若推辞,谁能担此大任?”
李渊知道,现在招募和调遣军队的理由已经非常充分了,而且王、高等人的心情都比他更为迫切,只等着他一声令下了。可李渊仍旧面露难色,说:“朝廷有令,将帅出征,一举一动都要向朝廷禀报,接受朝廷节制。眼下贼兵在几百里内,江都却在三千里外,加上道路险阻,一路上又有其他贼兵据守,一来一往,不知要到什么时候。率领这支事事要听从遥控指挥的军队,抵御狡黠诡诈、来势凶猛的贼兵,就像是叫书生去扑火,能扑得灭吗?诸公皆为国之藩篱,应当同心协力,以除国难。大家都是为了报效朝廷,最好不要相互猜疑。我今天之所以召集诸位,是想商议一个最妥善的办法,并不是消极怯战、推卸责任。”
王威等人连忙说:“公之文韬武略,远近皆知,并且兼具国亲和贤臣的身份,应当与国家休戚与共。如果事事奏报,如何应付突发事变?只要是为了讨伐叛贼,专擅行事亦无不可!”
要的就是这句话。李渊心头掠过一阵狂喜。可他脸上却装出一副无奈之状,勉强同意了王、高等人的请求,下令征兵。
命令一下,旬日之间便募集了近万人。这支队伍很快就将成为晋阳起兵的主力军。李渊命他们驻扎在兴国寺,私下对李世民说:“纪纲三千,足成霸业!处之‘兴国’,可谓嘉名。”同时分别遣使至河东和长安,催促李建成兄弟和女婿柴绍迅速前来太原集结。
万事俱备。
接下来的事情就是如何收拾王威和高君雅了。
然而,王威和高君雅也不是等闲之辈——能成为皇帝亲信并接受特别任务的人绝不会是笨蛋。
李渊的举动已经引起了他们的强烈怀疑。
因为李渊把招募来的军队分派给了三个人——李世民、长孙顺德和刘弘基。李世民是李渊的儿子,没什么好说的。问题出在后面这两个人身上。他们是什么人?他们都是逃避兵役的罪犯啊!早就应该处决了。本来没有告发他们就算是很给李渊面子了,现在李渊居然把军队交到这种逃犯手上,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李渊到底想干什么?
王、高二人打算逮捕长孙顺德和刘弘基,以防生变。可他们的想法马上被一个人劝阻了。
他就是武士彠。
武士彠说:“这两个人都是唐公的座上宾,如果你们一定要动手,恐怕会激起事变。”王、高二人想想也有道理。如今刘武周和突厥人虎视眈眈,倘若这时候引发内讧,对谁都没有好处。于是他们只好暂时按捺下来。几天后,又有一个叫田德平的军官准备建议王威和高君雅调查李渊募兵的内情,武士彠知道后,又制止他说:“剿匪的军队全部隶属于唐公,王威和高君雅虽然挂着副留守的头衔,手中却没有实权,有什么能力调查!”田德平只好作罢。
可是随着局势的发展,王威和高君雅越来越觉得不对劲了。李渊的一举一动都让他们满腹狐疑并且心惊胆战。他们觉得李渊很可能要发动叛乱!王威和高君雅最后横下一条心,决定先下手为强。
由于当时的太原多日不雨,王、高二人就提出要在晋阳城南五十里处的晋祠举行祈雨大会,请李渊主持,准备在会上伺机将李渊干掉。
与此同时,李渊也一直在想办法解决王威和高君雅。双方都在暗中磨刀霍霍,是你死还是我亡,就看谁的出手更快了。
千钧一发之际,一个名叫刘世龙的当地乡长秘密来到李渊府上,把王威和高君雅准备在晋祠祈雨时动手的消息告诉了李渊。
刘世龙平日与高君雅颇有往来,所以他的消息应该是可靠的。李渊当即与李世民、刘文静等人紧急制订了一个行动方案。
大业十三年五月十四日夜,李渊命李世民和长孙顺德率领五百名士兵埋伏在晋阳宫城的东门。十五日晨,李渊召集王威和高君雅在宫城中的办公厅议事。众人刚刚坐定,刘文静就领着开阳府(禁军征兵府)司马刘政会来到厅前。刘政会的手里拿着一道诉状,大声禀报有事要奏。李渊示意王威和高君雅去接诉状,刘政会却说:“我要告的人正是两位副留守,只有唐公可以看!”
王威和高君雅猝不及防,顿时大惊失色。
李渊也装出一脸的惊诧,说:“怎么会有这种事?”接过诉状一看,立刻高声宣布:“王威与高君雅暗中勾结突厥,准备里应外合进攻太原。”
直到这一刻,王威和高君雅才意识到发生了什么。高君雅一下就跳了起来,卷起袖子破口大骂:“这是有人要造反,故意陷害我们!”
可是,一切都由不得他们了。此刻李世民的士兵早已控制了宫城外的所有重要路口,王威和高君雅已经毋庸置疑地成了瓮中之鳖。刘文静、长孙顺德、刘弘基等人迅速冲上来,将王、高二人当场逮捕,关进了监狱。
至此,所有准备工作全部就绪。与此同时,李建成、李元吉、柴绍等人也正在马不停蹄地向太原赶来。李渊再也没有顾虑了,只要李建成等人一到,晋阳起兵的历史大幕就会轰然拉开。
这就是晋阳起兵的动因和真相。
根据温大雅的记载,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李渊绝非胸无大志、庸庸碌碌之人,而是“素怀济世之略,有经纶天下之心”(《大唐创业起居注》);并且是一位“勇敢的领袖、刚烈的对手和足智多谋的战略家”(《剑桥中国隋唐史》)。
也就是说,晋阳起兵的首谋之人,包括整个过程的组织者和全局总指挥,正是李渊本人。
但是在肯定李渊的同时,我们却不能轻易抹杀李世民在这次起义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虽然贞观史臣出于人所共知的原因美化了李世民,夸大了他的功绩,可我们在还原历史真相的时候却不宜矫枉过正。应该说,从“密招豪友”建立核心力量,到募集义兵组建军队,再到“伏兵晋阳宫”控制王威和高君雅,李世民在整个起兵过程中的表现都是可圈可点的。起码相对于来不及参加晋阳起兵的李建成和李元吉来说,李世民的首义之功就是他们无法比拟的。此外,李世民所表现出的年轻人特有的锐气和进取精神,也恰与李渊老成持重、顾全大局的性格形成一种微妙的互补。
按照王夫之的说法,李世民的表现是“勇于有为”,而李渊的表现则是“坚忍自持”。(《读〈通鉴〉论》卷二十)
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正是由于李渊父子在起兵叛隋、缔造大业的进程中既能保持战略思想上的一致,又有性格和行为方式上的互补,才能确保起兵的成功,并迅速崛起于群雄之间,最终开创大唐王朝。
【在钢丝上跳舞:李渊的崛起】
李渊虽然以“勾结突厥”的指控逮捕了王威和高君雅,但是,任何指控都是需要证据的。李渊的证据在哪里呢?
李建成等人还在路上,所以李渊还不敢正式起兵。在此情况下,如果李渊始终拿不出证据,很可能会引起人们的怀疑,导致兴师举义之事节外生枝。
让李渊料想不到的是,在这个紧张而微妙的时刻,老天爷居然帮了他一个大忙。
准确地说,是突厥人帮了他大忙。
大业十三年五月十七日,也就是李渊逮捕王、高二人的两天之后,数万突厥骑兵突然呼啸南下,以闪电速度对晋阳城发动了一场奇袭。
由于晋阳守兵猝不及防,致使突厥人迅速突破外城,在北门与东门之间纵横驱驰,如入无人之境。面对来势汹汹的突厥骑兵,李渊喜忧参半。喜的是自己随口栽在王威和高君雅头上的罪名居然出人意料地坐实了,而今铁证如山,王、高二人就算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忧的是自己尚未举事便有强敌来犯,如果与他们开战,自己刚刚募集的这支军队就会被消耗掉,万一把老本赔光,还拿什么起兵?
情急之下,李渊决定唱一出空城计。
他一边命裴寂、刘文静等人在宫城(内城)各门暗中布防,一边下令将所有城门全部打开,将城头上的旗帜全部撤下来,同时严禁城墙上的士兵探头外看,严禁发出半点声响。
正在来回驱驰、耀武扬威的突厥人一瞬间全都静了下来。
因为他们看见晋阳宫的城门居然朝他们完全洞开,而且城头上看不见一名隋军士兵,整座宫城悄无声息,寂静得让人头皮发麻。
突厥人不敢贸然进攻内城,也不甘心就此离去,于是一边在外城继续劫掠,一边仍旧对内城虎视眈眈。
李渊登上东南城楼,发现突厥兵虽然人多势众,但是往来驰骋、人员分散,于是命部将王康达等人率一千余人潜行至外城北门处设伏,准备袭击突厥散兵,一方面劫掠一些马匹,一方面做一些战略试探。
但是王康达的行动失败了。他们刚一动手就被突厥兵团团包围,一千多人大部分战死,王康达阵亡,只有一百多人逃了回来。军民顿时大为恐惧,于是把怨气全都集中到“勾结突厥”的王威和高君雅身上。李渊顺势将王、高二人当众斩首,既平息众怒,又彻底根除了这两个心腹之患。
城中的军队本来就不多,现在又损失了一千人,看来硬打是不行了,而且这出空城计也唱不了多久。李渊随即又设下一个疑兵计,命部队在夜色掩护下潜出城外,然后第二天凌晨再旌旗招展、钲鼓齐鸣地从另一个方向进城。
突厥人一看就慌神了,看上去这是一支援兵,而且人数还不少!满腹狐疑的突厥人又逗留了两天,却一直不敢进攻,最终在外城饱掠一番后引兵北去。
晋阳虽然暂时解围了,但是对即将起兵的李渊来说,北方的突厥人始终是他背后的一个巨大威胁。万一他挥师长安,突厥人趁势进犯太原,那无疑会使他陷入腹背受敌、进退失据的困境。所以,必须暂时向突厥人低头,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办法。
李渊亲自给始毕可汗写了一封辞意谦恭的信,说:“当今隋国丧乱,苍生困穷,若不救济,终为上天所责。我今大举义兵,欲安定天下,远迎君上还都,恢复与突厥和亲,就像开皇时代一样。如果能与我一同出兵南下,希望不要侵害百姓,金钱玉帛,皆为可汗所有;如果因为路途遥远不能南下,只愿和亲,也可坐享丰厚的财物。该怎么做,任凭可汗选择。”
写完后,李渊在信封上用了“某某启”的字样,以示谦卑。负责送信的官员看了那个“启”字觉得很不舒服,建议多给突厥人送一些财物,然后把“启”改为“书”。
李渊听了,大笑说:“这事你就不懂了,古人云:‘屈于一人之下,伸于万人之上!’况且‘启’字又不值钱,你连钱都舍得多给,还舍不得这一个字吗?”
东突厥的始毕可汗见信大喜。对他来讲,马邑的刘武周、朔方的梁师都、蒲城的郭子和都已经归附他了,如今太原留守李渊再来投靠,这就意味着隋帝国北部边境的军事重镇都已经向他豁然洞开了。日后一旦举兵南下,岂不是一路畅通无阻、如入无人之境了吗?
始毕可汗立刻给李渊回了一封信,表示全力支持他,可以给他提供士兵和战马,但条件是让他像刘武周等人那样自称天子,公开反隋。其实也就是让李渊向突厥称臣,成为突厥人的附庸。收到回信后,李渊的左右都很高兴,唯独李渊不以为然。他并不是不想获得突厥的支持,而是不想这么早就即位称尊、公然与隋朝决裂。
他的政治智慧告诉他——现在打着“尊隋”的旗号要远比“反隋”的旗号更安全,也更有利。
因为在胜败未卜、天下大势尚不明朗的情况下,“尊隋”要比“反隋”能获得更多闪转腾挪的余地和空间,而过早僭位称尊就会背负乱臣贼子的骂名,更会成为众矢之的。此外,李渊也不愿意像刘武周他们那样接受突厥的所谓“天子”册封,公开成为突厥人的附庸。道理很简单,与突厥人的合作本来就是迫于时势、不得已而为之的,或者说是只能一夕不能长久的,说白了,这是各取所需的政治一夜情。既然是一夜情,又怎么能大张旗鼓、广而告之呢?再说了,最起码在名义上、在现阶段,李渊仍旧倾向于把自己定位在隋朝的国戚和重臣的角色上,这样既不会过度伤害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道义感,又能为自己的叛隋起兵抹上一层“匡扶社稷、安定天下”的政治保护色,并且为壮大自身的实力赢得更多宝贵的时间。
有鉴于此,李渊认为自己目前最恰当的姿态应该是在隋朝与突厥之间取得某种微妙的平衡,既不与隋朝决裂,也不与突厥为敌。
换句话说,他必须在隋王朝与突厥人之间走钢丝。
而且还要在钢丝上跳舞。
裴寂和刘文静等人看见李渊迟迟不答复突厥人,万分焦急地说:“而今士众已全部集结,最缺的就是战马。胡人的士兵我们不一定需要,但是胡人的马却不能不要。您如果迟迟不接受他们的条件,恐怕他们会反悔。”
李渊依旧不同意,说:“你们再想一个折中的办法。”
六月初,李建成、李元吉和柴绍终于抵达太原。裴寂与李建成、李世民等人商议之后,一起向李渊提出了一个在钢丝上跳舞的办法:“废皇帝而立代王;兴义兵以檄郡县;改旗帜以示突厥。”如此则“师出有名,以辑夷夏”。(《大唐创业起居注》)
李渊笑了。
首先,宣布废黜杨广,拥立长安留守、年幼的代王杨侑,这样既能顺应天意人心,还能抢占政治制高点,挟天子以令诸侯,为造反披上一件正义与合法性的外衣。其次,有了这件美丽的外衣,就能堂而皇之地传檄天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缔结一个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争取不战而屈人之兵,用最小的代价换取最佳的结果。最后,为了获得突厥人在政治和军事上的支持,不妨在军队的旗帜上改用突厥人所用的白色,以此向突厥示好。
很显然,这是一套既务实又灵活,既不偏不倚又左右逢源的师出有名的起兵方案。李渊几乎原封不动地接受了。
他只修改了其中一个小小的细节。在军旗的颜色上,李渊既没有使用隋朝的红色,也没有使用突厥的白色,而是使用红白相间的双色。
在钢丝上跳舞!
李渊决定将这个政治理念贯彻到底。
大业十三年六月初五,在经历了一连串惊险和曲折之后,以李渊为首的这个政治军事集团终于在太原正式起兵。
隋亡唐兴的历史大幕就此拉开。李渊的战略目标非常明确,就是隋帝国的政治心脏——西京长安。要进军长安,首先必须攻克西河郡。
李渊把这个首战的重任交给了李建成和李世民兄弟,他说:“你们年轻,未经历练,先以此郡看你们的表现和作为,现在所有人的眼睛都看着你们,自己努力吧!”说完李渊又下了一道命令:除了往返路程之外,只给你们三天军粮。
这就是说——如果李建成和李世民在三天内拿不下西河,就意味着失败。
对初出茅庐的李氏兄弟来说,这绝对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而且更要命的是,他们率领的是一群根本没有经过训练的新兵。
然而,李建成和李世民还是信心百倍地上路了。一路上,他们与士卒同甘共苦,一发现敌情立刻挺身在前;士兵凡有盗窃乡民菜蔬瓜果的,他们就找到主人,给予赔偿,而且并不责罚偷盗的士兵;沿途凡是有父老贡献食物,他们一律与部众分享,从不独自享用;要是有人特别殷勤地送上牛酒等物,他们则婉拒说:“此隋法也,吾不敢。”
凭着这种廉洁自律和宽仁待众的作风,年轻的李氏兄弟迅速赢得了部众的拥戴,并赢得了远近百姓的心。
“义师”的风范和声誉立即传播开来,并且传播的速度比他们行军的速度还快,马上就落进西河官民的耳中,所以守城的隋军官兵毫无斗志,唯独郡丞高德儒企图据城顽抗。六月初十,义军兵临西河城下,云梯刚刚架上城头,士气高涨的士兵就蜂拥而上,不费吹灰之力就攻克了城池,逮捕了郡丞高德儒。
李氏兄弟当即将高德儒斩首,此外不杀一人,对西河官民秋毫无犯,让百姓各安其业。
初出茅庐的李氏兄弟不负众望,几乎是兵不血刃地拿下了西河郡,轻而易举地完成了他们军事生涯的处女作,同时也在开创李唐江山的征程上迈出了漂亮的第一步。
军队凯旋后,屈指一算,前后仅历时九天。李渊大喜过望地说:“如此用兵,足以横行天下了!”
首战告捷。李渊更加坚定了“南下关中、西取长安”的决心。
西河平定后,李渊随即开仓赈粮,远近各地的青壮年纷纷来附,每天有数以千计的人加入义军,很快部众便增至数万人。随后裴寂又打开晋阳宫的府库,献上米九万斛、彩帛五万匹、甲四十万领,以供军用。
人马、物资、粮饷都已齐备,李渊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给自己一个恰当的名分,同时也给所有追随他的人一个合适的名分。
对于现在李渊集团的每一个人来说,名分太重要了。有一个新名分,就意味着他们将与过去的人生彻底告别、与旧王朝一刀两断,从此拥有一个崭新起点,并且在即将来临的新王朝中拥有属于自己的位置。
大业十三年六月十四日,唐国公李渊自立为大将军,并开设大将军府,以裴寂为长史,刘文静为司马,唐俭和温大雅为记室,武士彟为铠曹,殷开山为户曹,长孙顺德、刘弘基等人为左右统军;同时以李建成为陇西公、左领军大都督,统率左三军;以李世民为敦煌公、右领军大都督,统率右三军;以柴绍为右领军府长史……
这就是李渊开创大唐王朝最初的政治和军事班底。
一群来自五湖四海的人就在这一刻选择了相同的历史使命。
并且攒成了一个铁拳。
它能顺利地挥向长安,对旧王朝的心脏实施致命一击吗?
【天才政治家:李渊的慷慨】
大业十三年六月十八日,突厥大臣康鞘利奉始毕可汗之命来到了太原。除了带来可汗的慰问信外,他还带来了一千匹战马。
太原官兵顿时兴奋得两眼放光。
不过他们很快就兴奋不起来了。
因为这些马不是白送的,它们是康鞘利专程拉来卖的。
这情形跟我们今天的国际事务有些类似。世界上每一个战火纷飞的热点地区通常都有一些政治大国在台前幕后积极活动,表面上它们都宣称是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地区稳定,时不时还会敦促联合国粮食计划署给战争中的难民发放点粮食什么的,可它们热心掺和的目的无非是两个:一、扩大本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谋求政治利益;二、暗中兜售军火,牟取经济利益。
因为政治大国通常也是武器大国,所以每一个热点地区都是他们求之不得的军火市场。
现在康鞘利就是来兜售军火的。在冷兵器时代,突厥的战马无疑就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F-22战斗机。
看着这些身形彪悍的战斗机,李渊的双眼也不能不放光。
但是这批货的价格实在高昂,要全部买下需要一笔巨款。
这笔钱李渊当然有,要全部买下不是问题。
可李渊不干。
因为以后花钱的地方还很多,李渊不想让自己的钱都变成突厥人的利润。
为此他想了一个办法——赊欠。
这在我们今天就叫分期付款、信贷消费。李渊只挑了其中最健硕的五百匹,把钱付了,然后对康鞘利做出一副囊中羞涩之状。他手下的官兵见状,以为唐公缺军费,纷纷要求自掏腰包把剩下的五百匹马也买下来。李渊笑着冲他们摆摆手,私下说:“胡人的马很多,而且贪得无厌,我们买完一批,他们还会拉来一批,你们买得完吗?我之所以只要一半,一方面是向他们表明手头紧,再一个是不让他们觉得我们的需求很迫切。你们放心好了,那五百匹我也要,只不过不付现钱,而是用赊欠的办法,不用你们花钱。”官兵们恍然大悟。
营业额只完成了50%,康鞘利犯难了。难道还要把这剩下的五百匹马千里迢迢地拉回去不成?那不仅麻烦死了,而且回去还会遭人耻笑。康鞘利犹豫了好几天,最后只好让李渊用首付五成、尾款赊欠的办法把一千匹马全都留了下来。
李渊心中暗笑,说是先付一半、尾款赊欠,其实尾款最后肯定是不了了之的。这真是一笔好买卖!
这一年六月底,李渊的麾下已经兵强马壮,随时可以举兵南下了。
可在南下之前,李渊必须确保大后方的安全,也就是防止突厥人和刘武周乘虚进攻太原。为此,李渊特意派遣刘文静出使突厥,表面上的目的是请求突厥给予军事上的支持,实际上是观察突厥人的态度和动向,同时防范和牵制刘武周。刘文静行前,李渊特意叮嘱他说:“胡骑进入中国,对百姓是一大祸患。我之所以要向突厥借兵,用意就是防止刘武周为患边境。所以你要记住,与突厥联兵只是虚张声势而已,只要几百人就足够了,多了没用。”
刘文静心领神会——与突厥联合只是为了稳住他们,而不是真要倚重他们!
为了达到稳住突厥人的目的,刘文静抵达突厥王庭后,就给始毕可汗开出了非常有利的合作条件,他说:“一旦贵军协助我军进入长安,民众土地归唐公,金银玉帛归突厥。”
始毕可汗大喜。
这真是一笔好买卖啊!只要给李渊区区几百人就能换取长安的大量财富,突厥人何乐而不为呢?
始毕可汗当即遣使告诉李渊:这交易成了!他的兵已经上路了!很显然,李渊和刘文静是在“慷他人之慨”。因为长安的财富并不属于李渊,而是属于杨广。
但是这并不妨碍李渊把它当成一张空头支票开出去。
能不能兑现不知道,反正先开了再说。
后顾之忧都已解除,李渊终于可以全力南下了。
大业十三年七月初四,李渊任命李元吉为镇北将军、太原留守,把军政大权全部交给这个小儿子,让他镇守后方根据地。初五,李渊在晋阳誓师,发布了声讨隋炀帝杨广的檄文,同时传檄四方郡县。李渊在檄文中痛斥杨广,说他“饰非好佞,拒谏信谗”“巡幸无度,穷兵极武”,才落入“亲离众叛”的境地,并且导致“十分天下,九为盗贼”的可怕局面。最后李渊宣布,自己身为“典骁卫之禁兵、守封唐之大宇”的社稷重臣,目睹“四海波振而冰泮(pàn),五岳尘飞而土崩”的危亡之局,不得不“举勤王之师”,“废昏立明”,拥立杨广的孙子、时年十三岁的代王杨侑为帝,然后“放后主(杨广)于江都,复先帝(杨坚)之鸿绩”。(《大唐创业起居注》)
同日,李渊亲率三万精兵从晋阳出发,正式踏上帝业的征程。
李渊于初八抵达西河郡。一到西河,李渊马上就做了一件他认为最重要的事情。
那就是——收拾人心。
他一边慰劳百姓,一边给老百姓大举封官。据史书记载,李渊这天总共封了一千多个官。这也许是他一生中封官最多的一天,直到他后来当上皇帝,直接任命的官员全部加起来恐怕也没这天多。
这一天,李渊首先给当地所有七十岁以上的老人都封了散官,亦即有官称无官权的荣誉官职。接下来,李渊又不辞辛劳地给所有蜂拥而来的青年才俊一一封官。
凭什么知道他们是青年才俊,不是鸡鸣狗盗之徒呢?
据说李渊的办法是口询,也就是亲自面试。他一边询问对方有什么能力,一边大笔一挥,就在一张纸上写下与他能力相应的官职名称,然后这个人就算当官了。换句话说,只要你不是弱智或哑巴,能够随口说出你有什么才干,你就能获得相应的官职。所以一天下来,这座小小的西河城就有了一千多个大大小小的官员。
